近代科学论文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近代科学论文，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1951年8月，熊毅从美国绕道日本回国。

他先后任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研究员、中科院土壤研究所研究员、中科院土壤调查队队长、中科院土壤及水土保持研究社社长、中科院南京土壤研究社社长、中科院南京分院院长、中科阮农业现代化研究委员会委员、中科院环境科学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土壤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农业学会常务理事、江苏省土壤学会理事长等职。1981年当选为中科院生物学部委员。他长期担任我国土壤界最有权威的《土壤学报》杂志的主编，1958年又创办《土壤》专业刊物，并兼主编。晚年还担任《生态学杂志》副主编和《环境科学》主编。

篇2

中图分类号： G633.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8631（2013）03-0040-02

一、行业特色高校及读者文献需求

行业特色高校大多源于上世纪50年代院系调整时出现的，主要根据国民经济建设的需要整合了全国高校有关专业组建的单科性院校发展起来的。行业特色高校原来由行业管理，后因管理体制的变化，从行业中分离出来，但仍然具有显著行业办学特色与突出的学科优势。[1]行业特色高校读者主要指此类高校教学科研师生。南理工从哈军工炮兵系分建而来，历经国防科委、兵器工业部、机械电子工业部、兵器工业总公司、国防科工委等部委管理，现直属工业和信息化部，具有兵器科学与技术等特色学科和专业，是一所典型的具有行业背景的特色型高校。

行业特色高校在行业科技和学科特色化办学过程中、专业设置等因素影响下，出于自身发展需要，高校依旧保持行业办学的鲜明特色，继续承担着行业技术创新和产业技术升级改造的任务，其教学、人才培养及科研课题、技术研发的重点依然主要围绕和服务于行业发展需要。因此行业特色高校教学科研师生对文献需求主要围绕本校优势学科进行，对文献资源需求也具有鲜明的行业特色。[2]

二、南理工图书馆馆藏资源情况

1.基本馆藏资源

南理工图书馆馆藏资源包括馆藏书刊、中文数据库、外文数据库、多媒体资料、本校学位论文、非书资料平台、CALIS外文期刊网、机构知识库、本馆特色资源等，以教学参考书、科研用书为主体，基本覆盖了学校各个学科专业，如机械工程、化学化工、通信工程、自动化、材料科学与工程、经管与人文、法学等。截止2012年底，馆藏纸质文献中外文图书、中外文期刊213余万册（件），中外文报纸100余种。电子文献资源有100多个中英文电子文献数据库，中外文电子文献（含电子图书、期刊、科技报告、会议录、标准、学位论文等）600余万种。

2.馆藏资源特点

南理工图书馆馆藏资源建设相对集中于兵器行业核心。学校兵器科学与技术学科排名全国第一，作为学校特色学科，馆藏资源的特点集中表现在对兵器类文献资源的采集和收藏，在兵器学科领域积累大量特有的文献全文资源，形成了丰富的兵器类文献资源，其种类和册数的拥有量以及文献收藏的时间跨度都位居前列，这是学校在多年行业办学过程中积累的优势文献资源，为学校创新发展和人才培养提供了重要的支撑基础。

3.特色馆藏资源

南理工图书馆通过长期的建设与发展，构建了集多种文献类型、多种载体为一体、纸质及电子资源相互补充、自建资源与共建资源共同发展、相关学科资源协调发展的军工文献信息保障体系。目前，收藏有中外文纸本型军工文献共6200余种，1.5万余册，相关电子数据库资源50余个，主要涉及兵器、航空、航天、军工电子、核能及船舶六大领域，包括国家军用标准数据库以及自建国防科技文献特色数据库等数字化文献资源系统。作为中国兵工学会全国唯一一所文献定点收藏单位，实现了中国兵工学会及其分支机构产生的纸质及电子文献资源的全套完整收藏。特藏中国兵工学会主办和出版的十几种科技或科普期刊，及其下属40余个专业委员会所主办学术会议的会议论文集。

三、文献原文获取途径分析

通过对行业特色高校师生对文献需求分析，可以看出，此类读者需要具有自身行业特色的文献。为满足行业特色高校教学科研师生对文献的需求，不仅需要基本的常规途径和方法，而且需要建立新的途径。

1.本馆资源使用

（1）查阅图书馆的纸质文献

尽管数字图书馆迅速发展，数字资源比例不断加大，但纸质文献仍会长期存在。读者可根据书名、期刊名称、论文名称或掌握的其它相关信息，通过南理工图书馆主页上的馆藏目录检索系统进行查询。还可通过“南京城东高校图书馆联合体”进行查阅，可实现馆际间的纸质图书通借通还。

（2）利用图书馆的数字资源获取原文

高校图书馆数字资源的建设与高校的学科类型密切相关，因此各所高校的数字资源各有特色。南理工的数据库资源能兼顾各学科需要。进行外文文献检索时，读者可先通过SwetsWise外文电子资源整合平台中的篇名查找功能可以检索到相关匹配文章并直接链接到全文（若学校已购买此全文）。

（3）馆际互借及文献传递

信息量的无限增长，读者自身需求的变化以及经费因素的制约，任何图书馆都无法依靠自身的资源来完全满足读者的需求，借助于资源共享馆际互借系统，可弥补单一图书馆数字资源的不足，很多需求就可以得到解决。[3]

南理工的读者可通过下列途径获取本校未购买文献原文。1）国家图书馆。2）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简称CALIS）。3）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文献中心（简称CASHL）。4）读秀知识库。由海量全文数据及资料基本信息组成的超大型数据库。

（4）网络免费资源

在信息高速发达的今天，网络免费资源也是读者获取文献的重要途径。以下为笔者在日常工作中经常使用的几种方法：一是利用Google 等搜索引擎来获取文献全文。二是利用电子论坛获取原文。综合性学术论坛如博研联盟等；专业学科性的论坛如中国科学论文在线系统等。三是利用国内外专利网站。如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美国专利、欧洲专利局等。四是E-mail作者。EI、SCI 等文摘型数据库均提供作者的E-mail地址，这为向作者索取原文提供了方便。

2.其它途径

行业特色高校的特点就是与行业联系紧密，行业高校或研究所等都注重自身特色馆藏资源建设，因此行业特色高校图书馆应加强与同类高校或行业研究所等馆藏机构合作，通过建立行业性图书馆联盟建立良好沟通合作机制，促进馆藏资源利用和共享，以满足本校师生对文献资源的获取需求，促进学校教学和科研发展。[4]

在兵器行业领域，如北理工、中北大学、北方科技信息研究所，西安近代化学研究所（兵器工业204所）等，都积累了具有行业自身特色文献资源。中北大学自建数据库，如兵器科技视频、机构、专家、图片、专著、学术论文等数据库。北方科技信息研究所，隶属于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是兵器行业唯一从事科技信息和图书出版的研究所，文献资源建设突出兵器和国防特色，馆藏资源100万册（件），兵器科技出版刊物包括专业核心期刊《情报理论与实践》和《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以及《现代兵器》、《机器人技术与应用》、《电脑自做》等科技读物。西安近代化学研究所（兵器工业204所）技术图书馆经过多年积累，收集以化学化工、火炸药领域的为主，兼有其它各类专业书籍及国内外各类专业会议论文集。与火炸药专业有关的其它各类技术报告、专利等2万余册。历史悠久、馆藏系统文献资料参考价值极高。对兵器火炸药行业科研生产起到重要作用。

这些单位资源丰富，可以“服务国防、资源互补”为目标，依托成熟的系统平台，充分利用各成员馆藏资源和便捷的网络环境，建立原文传递、馆际互借、资源协调中心，帮助读者方便、快捷地获取更多优质文献资源，为教学科研师生服务。

四、结束语

随着信息时代的发展，行业特色高校读者对文献资源需求和利用将更加广泛和深入，将不再满足于图书馆提供的一般性文献获取服务，图书馆应建立高效的机制，提供问题解决的核心内容方案，及多途径便利获取文献原文的途径。因此行业特色高校图书馆，不仅要加强特色资源的建设，更要建立广泛获取同行业机构文献资源的有利途径和方法，做到服务个性化、机制便利化、途径多样化，满足不同层次需求，适应行业特色高校发展的需要，为行业特色高校读者提供比较专门、系统、完整的服务。

参考文献：

[1] 李爱民.行业特色型高校研究现状评述[J].中国高校科技，2012，（10）：54-57.

篇3

以儒家教育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教育有天人合一、政教合一、文道结合、师道尊严等基本特征，其培养目标是造就一批“学而优则仕”的、具有理想人格的“君子”。传统教育的价值观以伦理道德教育为核心，注重对“人”的教育而轻视对“物”的教育。在这种教育背景下，“中国虽不乏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但此类知识仅限于私人授受却没有进入课堂的机会，亦未获得‘形式化’的发展。因而，‘科学’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始终停留在直觉层面和经验主义的水平上未得独立和弘扬”[1]。这种伦理型教育的畸形发展是以科学教育的萎靡为代价的。中国科学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发育，然而由于重农轻商等思想观念的影响，致使科学教育发展缓慢，多停留在实用的经验的层面而没有发展成一种系统的科学教育学说。传统教育只注重伦理道德的教化，发达了伦理文化而忽略了科学文化的发展，造成了中国教育中科学知识和科学精神的失落。

总体而言，我国传统教育对于封闭的、非机械化的农业文明有很多合理性，但是从人类社会文明的发展来看，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两大因素，缺失了科学内涵的以伦理教化为主的传统教育在近代西方文明面前，必然会产生危机感。尤其是的爆发，惊醒了晚清朝野的上下，也惊醒了中国的传统教育和文化。作为传播封建思想、伦理道德的工具——传统语文教育理所当然受到新思想、新观念的批判。传统语文教育在科学主义的影响下，加速了变革的趋势，主要体现在科学的话语对白话的技术化洗礼，使得以文言为学习载体的一统天下的局面被打破，白话逐步发展成为语文学习的重要载体。从表现方式来看，科学论文的公式和图表无法用竖排及无标点符号的方式表现，所以必须采用横排和新式标点；从语文知识来看，过去的内容与现代科学精神不合，必然会产生新的语法修辞知识来适应社会生活的需要；从语文学科目标设置来看，由于科学观的介入，使得目标设置由片面到具体，由笼统到详细，更加符合现代社会人才培养的规格要求。从语文学习内容来看，一些反映自然和科学常识的文章被吸收到语文教材中来，成为学生了解现代科学的一个窗口；从语文教学方法来看，严密的、高效的科学方法的产生，必然会促使只重“背诵”、“领悟”、“揣摩”、“抄书”的传统方法发生重大变革；从考试技术上看，科学的测验、实验方法的运用，使得传统的考试方法得以改造和发展。

二、现代教育的深入发展促成了传统语文教育的变革

清朝末年，在西方“船坚炮利”的威胁下，民族危机日益严重，传统教育已无法适应社会大转型时期的需要。为了维护和巩固统治地位，晚清政府采取了“废科举，兴新学”的举措。期间，全国各省大力兴办新式中小学堂，并把各省、府、县的大小书院一律改为高等、中等、初等学堂，还鼓励华侨兴办学堂。以学习西方科学为主体的新式学堂发展得十分迅猛，据统计仅在“1895~1899年，全国共兴办学堂约154所，其中1895年3所，1896年14所，1897年17所，1898年5月以前14所，期间106所，估计全盛时期学生总数达到万人”[2]。科举制度的废除之后，各新式中小学堂大都开设了语文科，然而普遍存在着奖励出身、忠君、尊孔等腐朽的做法，在新旧教育体制的交互碰撞下，兴办实业和办实学的矛盾始终未能得到有效解决。可以说，“制度的改变总比思想的改变要容易得多。我国科举制度作为一种制度清朝末年就消亡了，但是科举制度相伴随的教育思想作为一种传统的教育思想，仍有可能在人们的头脑中残存下来”[3]，影响着现代教育制度的发展。因此，转变观念，完备教育体制，改善教育结构和布局，已成为民国初年接受西方科学观念的学者（如、黄炎培等）孜孜以求的目标。他们在积极介绍西方教育理论、观念、制度和方法的同时，提出了改革传统教育实行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教育主张，得到了社会的广泛响应和支持。

然而，就传统语文教育而言，早已沦为封建科举制度的附庸，重书面语轻口语，重文言轻白话，严重脱离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生活的需要，阻碍着科学知识和科学精神的传播，与科举制度一样成为“空疏无用、禁锢人才”的批判对象。在批判和声讨之中，传统语文教育发生了重大变革。比如，1912~1913年，民国政府颁布了各级各类学校令，以及“壬子”学制的补充和修订文件，逐步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学制系统，即“壬子——癸丑学制”。该学制废除了“读经讲经”科，把“中国文字”、“中国文学”两科统称为“国文”，这是语文独立设科以来第一个正式的语文名称。该学制使中国教育现代化又有了新的进展。教育性质的改变，教育观念的更新，推动着语文教育稳步向前发展，开始确立具有现代意义的教育目标，并建立起自己的学科体系。这标志着现代教育的巨大胜利，语文学科由此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

三、现代语文改革运动促成了传统语文教育的变革

我国传统语文教育最大的特点就是说的是白话，写的、读的却是文言。由于文言难学，所以文化教育长期被统治阶级所垄断，成为少数人的“专利”，广大劳动人民也只能处于不会读、不会写、没有文化的愚昧状态。近代以来，随着西方科学技术和科学观念在中国的传播，许多进步的革新家为了宣传自己的思想和主张，都希望拥有最有利于表达和交流的语言工具，而文言文所表现的内容大多是面向过去的，远离现实生活的，是不利于学习和掌握的，因此，成了被严重抨击的对象。人们希望自己所学所用的语言文字应该是易读、易记、易写，其内容也应该是实用、高效的，而这些要求都不是古奥死板的文言文所具备的，所以使用以口语为基础发展起来的白话文就成了人们的追求。经过时期发起的语文改革运动对“俗语”的提倡及爱国志士对文言文的“空疏无用”的批判之后，19世纪末一场现代白话文运动首先在资产阶级改革派中掀起，“五四”时期白话文运动达到。

随着白话文运动的深入开展，以文言文为标志的传统语文教育受到严峻的挑战。白话文很快为广大民众所接受，1920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宣布小学率先实行国语和白话文教学。小学国语教科书逐步全部使用白话文编写；初中国文教科书在实践中不断进展，与文言文所占比例相比，白话文最终占据了大半“江山”；在一些版本的高中国文教科书中，白话文约占五分之一左右。现代汉语修辞、语法及各种语文知识开始在语文教学中穿插学习，白话文阅读和写作日益受到重视，文言文的学习难度大大降低，即便是高中也仅要求能读平易的古书即可，高中作文有专作文言文而改为文白兼作或文体不限。尤为值得强调的是口头语言的学习从无到有，听说能力训练开始在语文教育中占有一席之地，从而打破了传统语文教育只重书面读写而轻视口头表达、只重文言而轻视白话的局面。学习普通语言文字，提高阅读理解和写作能力，以应付社会和生活的需要，已经成为语文教育的一个主要发展方向，语文教育的实用性和工具性得到加强。总之，在现代语文改革运动的冲击下，20世纪早期的语文教育在革新传统语文教育基础上，日渐走上现代化、实用化的发展道路。

参考文献

篇4

关于科学知识的生成过程，近代哲学家与教育学者们争论不休.逻辑实证主义试图把一切经验科学还原为物理科学，实现科学的统一在逻辑实证主义者眼中，科学知识应当是独立统一的，一切经验科学都可以被证实和检验，即科学知识应当是永恒不变的.科学哲学企图摆脱历史主义而用逻辑分析方法达到像我们今天的科学结果那样精确、完备、可靠的结论。正是这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对基础教育只重视知识教育产生了持久而深刻的影响.然而这种观点是不符合人类科学知识的发展历程，并且有悖于经验科学的发现规律.

相较于逻辑实证主义孤立、静态的科学发展思想，波普尔以动态的眼光和发展的思想提出了更为世人所接受的批判理性主义.他认为，一切定律和理论本质上都是试探性、猜测性或假说性的，都是一种对自然界的普遍性的猜测，而猜测总是从问题开始的.所以他明确指出，科学只能从问题开始，并且应当把科学设想为从问题到问题的不断进步从问题到愈来愈深刻的问题.一种科学理论只不过是解决一个科学问题的一种尝试，每当理论陷入了这些困难或矛盾之中便又产生了问题.正是由于问题才激励我们去学习，去发展我们的知识，去实验，去观察.从他的整个思想来看，波普尔所强调的是，要我们从错误中学习，不应当抱着对绝对真理的占有态度来看待科学，不要为我们的知识而沾沾自喜或自命不凡，而应当永远保持着对真理的渴求和探索.

英国著名的化学家和思想家波兰尼提出个体知识和缄默知识等概念，他指出人类有两种知识.通常所说的知识是用书面文字或地图数学公式来表述的，这只是知识的一种形式.还有一种知识是不能系统表述的，例如我们有关自己行为的某种知识.它强调的是主体在科学知识形成过程中的积极的、主动的、内在的、个性的因素.与波普尔一样，波兰尼认为科学活动的起点是问题，只有当一个问题是真正的问题时，科学研究才能取得成功.笔者认为科学知识教育应当是动态的发展过程，人们在不断地探索中完善科学知识体系.这个过程并不像逻辑实证主义提出的那样是静止的，而应当是波普尔和波兰尼倡导的那样，科学知识永远是前进的，我们应当用动态的、发展的眼光来对待.在发展的视域中我们才能够看到科学知识的未来.

2科学方法教育:超越逻辑方法的多维方法体验

一般来说逻辑思维包括，比较、分类，归纳、演绎以及分析与综合等.在基础教育科学教学中，较之形象思维能力、抽象思维能力以及创造性思维能力，逻辑思维能力我们强调得最多，因为学生的科学概念源自教师和编者，他们是按照逻辑上的安排，而很少是根据实际获得知识的方式来阐述的.这种方式的优点在于，让学生在较短时间内掌握比较系统的科学知识.然而这里出现了一个我们很容易忽视却非常严重的问题:逻辑推理不能导致新发现.因为逻辑推理在研究工作中的作用不是做出事实性或者理论性的发现，而是证实、解释并发展它们，并形成一个具有普遍性的理论体系.如此学生科学研究方法方面的训练就成了纸上谈兵.

培根曾说人类主要凭借机遇或其它，而不是逻辑，创造了艺术和科,现存的逻辑方法仅有助于证实并确立那些建立在庸俗观念基础上的谬误，而于探求真理无补，因而弊多利少.现代哲学家席勒对于逻辑在科学中的运用有过精辟的论述，对科学行动步骤进行逻辑分析，实在是科学发展的一大障碍逻辑分析没有去描述科学实际发展所凭借的方法，并且没有得出可用以调整科学发展的规则，而是任意按照自己的偏见，重新安排了实际的行动步骤，用求证的过程代替发现的过程.科学论文的写作以及教科书的编排所普遍采用的方法，助长了人们对逻辑学家观点的信赖.通常采用的那种逻辑上必然的提出结果的方法，既不是按照时间先后，又不是详尽地说明实际进行研究的经过.

笔者首先强调逻辑思维的弊端并不是表明逻辑不重要，相反逻辑思维能力对学生扎实的基础知识掌握来说，意义确实非同寻常的.这里我们是希冀教师们要知道对于科学发现、学生的创造性来说，仅仅只有逻辑思维能力是远远不够的.达尔文曾说他的经验告诉他:在科学研究中只是演绎推理是不能信赖的.我必须从大量事实出发，而不是从原理出发，我总怀疑原理中有谬误.

我们可以看出，除了逻辑思考之外，有很多非逻辑的因素在科学理论创建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首先是好奇心，好奇心不过是一种追求知识的欲求，因此应该给予鼓励.给予鼓励，不仅因为它是一种良好的现象，而且因为它是自然赋予他们的一种绝好的工具，可以祛除他们生来的无知.然而这种神圣的好奇心，往往被教育得销声匿迹了.其次是形象思维，形象思维是反映和认识世界的重要思维形式，钱学森就曾建议把形象思维研究作为思维科学的突破口.再次是基于逻辑和形象的创造性思维，如赖尔地质学理论及马尔萨斯人口学说为进化论的创造提供了灵感.正如费耶阿本德所说一切方法论，甚至最明显不过的方法论都有局限性.认为任何单一的方法论规则都是约束科学家创造性的紧箍咒和抑制科学发展的桎梏。科学的发展不是依靠某一种科学研究方法，在科学教学中为学生提供综合性的科学研究方法的训练是教育应有之义.如果教师采用多元的教学方法，培养学生对周边事物进行观察，大胆作出假设，并充分进行联想与分析，那么学生获得的才会是生动的，可以在生活中运用自如的知识

3科学思想、文化教育:由隐性走向显性

科学教育的最终目的是要让学生生成科学的思想和正确的观念，知识教育如果想上升到思想的高度，那么中间就不得不经历文化教育的过程.强调文化教育，并不意味着要排斥知识教育，相反在文化教育中知识依然是重点.只不过这里所说的知识教育己经不再是那种切断其文化命脉的机械、教条、刻板的知识教育，而是一种极富文化内涵、充满文化精神而生气勃勃的知识教育.

自然科学的进步就是人们不断地探秘世界的历程，具有丰富的文化性.它不仅取得了丰硕的实践成果，同时还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方法、思维范式等.以化学为例，化学是创造的科学，更是和谐的科学.化学的旨向不应只是创造人们需要的新物质，而更应该是为人类生命质量的提升做出贡献.相应地，化学教育不应仅仅局限于让学生学习和掌握己有的知识，而应致力于让学生受到包括知识在内的整个文化的全面熏陶，从而不仅成为旧知识的占有者，更成为新知识的创造者、学科文化的传播者.正如怀特海指出，我们需要造就既有文化又掌握专门知识的人才，专业知识为他们奠定起步的基础，而文化则像哲学和艺术一样将他们引向深奥高远之境一。

4科学教育的未来走向:生态化的教育教学观

篇5

中图分类号：G807.3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6-1487.2015.06.012

1 研究目的

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的来临，大学教育已从以往社会生活的边缘走向了当今社会生活的中心。深刻地影响着高校教学的改革和发展，尤其是高校学科教学活动已从同样化、单一化走向个性化和多样化。同样，高校武术教学应以培养具有积极运动个性、富有创新精神和武术运动实践能力的人才为目标。但长期以来，在高校武术教学中，教与学的过程中存在着许多问题，无法充分发挥师生的主体性，体现师生个体主体性与主体间性的统一，真正展现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融合。本文从高校武术教学中师生个体主体性与主体间性的问题为出发点，力图解决其统一性问题，提高武术教育教学质量。

2 研究方法

2.1 文献资料法

本文搜集整理了近、现代对个体主体性和主体间性的研究资料以及在教学活动中的师生个体主体性和主体间性的研究成果。

2.2 逻辑分析法

根据近、现代对个体主体性和主体间性的研究资料以及在教学活动中的师生个体主体性和主体间性的研究成果，分析研究高校武术教学中师生个体主体性和主体间性的统一性问题。

3 结果与分析

3.1 个体主体性与主体间性

3.1.1 近、现代对个体主体性和主体间性的研究

由近代主体性哲学的先驱笛卡尔提出的“我思故我在”的命题认为：人通过其独特的思维方式而成为主体，当人被确立为主体后，被思之物就成为客体。这种主客二分的主体性，经过洛克、贝克莱和休谟而到康德等哲学大师的探讨，人的主体性不断地得以张扬。

从20世纪中叶开始，主体性哲学出现了从“主体性”向“主体际性”的转向。例如胡塞尔以认识论为基础，提出的“交互主体性哲学”[1]、海德格尔的“此在的共在”的主体际性理论、马丁・布伯基以“对话主义”为核心的主体际性理论、哈贝马斯提出的“交往理性”和“交往行动理论”等[2]。主体间性以个人主体性为基础，并不否认和排斥主、客体关系中的个体主体性，而是表明了人们对主体性认识的深化，人不成为主体，不具有主体性，人与人之间就不会有主体间性[3]。

而认为，实践活动本质上是一种“主体―客体―主体”的关系结构，主、客之间具有内在的相关性和统一性。“任何单一主体对客体的改造，即‘主体―客体’关系，都不过是‘主体―客体―主体’结构的一个片断和环节;主体在作用客体的同时就载负着、实现着‘主体―主体’交往关系，并受其牵引和制约”[4]。在“主体”和“客体”的关系中展现的是个体的主体性，在“主体”和“主体”的关系中展现的是主体间性。

3.1.2 教学活动中的师生个体主体性和主体间性

教学活动是社会实践活动之一，教学活动的主体是教师和学生，都具有各自的自主性、创造性、能动性和实践能力。教学活动的客体主要是指师生所上的课程和采用的教材等。一方面，教学主体与主体之间是一种平等的交往关系;另一方面，教学主体与客体之间是一种认识关系。因此，教学活动是教师和学生各自发挥其自主性和创造性并进行交往和合作的实践活动。

“在教学过程中的学生的个体主体性主要表现为对教学内容选择和加工的自主性、选择性、能动性和创造性。学生的主体间性表现在：与教师和同学的合作交往的交互性、平等性、宽容性、合作性等等”[5]。教师的个体主体性是表现在教师自我发展和教育实践的过程中的，对教学内容的选择，对学生身心的关注，对教学的反思和创新等。教师的主体间性表现在：与学生和同事的合作交往中的的交互性、平等性、宽容性、合作性等等。

在武术教学活动中，师生以语言、动作等符号为媒介，通过教学实践活动而进行的武术知识与技术的传授与学习，以及情感、信息的交流而形成的对教学目标的理解与共识，师生都是教学活动的主体。在武术教学活动中，只有确立师生的双主体地位，才能实现师生个体主体性与主体间性在教学活动中的统一。

3.2 高校武术教学中师生个体主体性与主体间性的缺失

3.2.1 武术教学中师生自主活动的缺失

一方面，在武术教学过程中，教师是“局外人”编写、强加实施的教学计划、教材的“忠实执行者”。教师因此被排斥于所授课程之外，只能考虑“如何教”学生的问题，忠实地扮演着“教书匠”的角色，从而被剥夺了自主的、创造性教学的权力。长此以往，教师的主观能动性和主体创造性意识被磨灭得一干二净，因而在课程实施过程中缺乏个性，难有创新。

另一方面，教师是武术教育教学活动中的主宰，对学生进行“填鸭式教育”或“储蓄式教育”，它把学生变成了武术知识和技能的“容器”或“存储器”，把武术教育、教学活动简化为简单的技术学习、训练和控制过程。学生对教师俯首听从，为教师所传授的知识和技能所支配，压抑了学生学习的灵活性、创造性和自主发展。在武术教学活动中师生自主活动的缺失，使教师成为单纯的传授者，学生成为被动接受者，难以激发武术教师和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因而教师不能创造性教学，学生也不能主动性学习，教学效果不如人意。

3.2.2 武术教学过程中出现的主客两极模式

3.2.2.1 单一的主体观

在“主体―客体”之间的对象化活动观念的影响下，传统的武术教学过程中出现了单一的主体观理念。其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以赫尔巴特、赞可夫为代表的“教师中心论”，其观点是将学生的可塑性作为教育预设，在武术教育教学活动教师是权威和主宰，把学生看做是被动接受知识和技能的容器，是教师实现其教学目标和完成其教学任务的手段和工具;另一方面，以杜威为代表的“儿童中心说”，它以实用主义哲学思想为基础，指出学生是教学活动的中心，是主体，教师应围绕着学生转，把教师看做是学生掌握知识和完成学习任务的手段和工具，这种观点实际上取消了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主体地位。

3.2.2.2 片面的教育关系

由于“主体――客体”之间的关系是一种认识关系，是“主体”对“客体”的把握，因此，武术教育教学活动就成了或主要成了对武术知识掌握的活动。在这种活动中，教师是武术基本理论、基本技术和技能方面的权威，学生是这方面的需要者和接受者，武术教育教学关系就成了武术知识的授受关系，其中的武德教育、审美教育、礼仪教育和学生的社会性发展也简单套用了这种教育方法，造成了武术教育教学活动中严重的唯理性色彩，缺少了师生因精神碰撞而产生的非理性活动。因而教师无法了解学生的内心世界，也无法追求师生在武术教育教学活动中的人性价值追求，只能停留在高校人才培养目标的外在价值层面上，这种片面的教育关系，使学生沦为武术知识和技能的奴隶，教师仅仅是知识和技能传递的工具。

3.2.2.3 师生关系的异化

3.2.2.3.1 师生关系客体化

师生关系客体化是指在师生交往中，一方不把另一方看作是与自己处于同等地位的主体，使其失去独立性而被控制和支配。师生关系客体化在武术教学中表现为：教师把学生看做是教师实现教学目标和教学任务的手段和工具;学生把教师看做是学生掌握知识和完成学习任务的手段和工具。

3.2.2.3.2 师生交往的片面化

在武术教学中师生交往的片面化表现为：一方面是师生的交往蜕变成了武术知识信息的交流，片面的围绕着武术知识和技能而交往，失去了师生人格魅力的吸引和碰撞;另一方面是武术教师所扮演角色的专门化，使教师只对学生武术方面的发展负责，从而消解了人与人之间真正的交往所具有的自由和本性。

3.2.2.3.3 师生关系的疏离和抽象化

现行武术教学的授课形式主要采用班级授课制，教师是以学生班集体为教育教学对象，在课堂教学中，师生面对的是整体学生集体，而非具体的某个学生。“个――群”关系交往成为师生课堂交往的主要形式，使得师生关系产生疏离和抽象化。

3.2.2.4 学生与学生之间的合作交往匮乏

在大学学习期间，学生主要的交往场所是课堂。在武术课堂中，他们除了和自己的教师有限的交往外，更多的应该是同学与同学之间的交往与协作，这是他们在学习集体中促进其自身进步的重要途径。然而受到课堂规则的控制、有效的学习小组没有形成等因素造成学生之间教育交往的匮乏。

3.3 实现武术教学中师生个体主体性与主体间性相统一的措施

3.3.1 师生有效地参与教学活动

师生是教学活动的主体，教学活动开展的前提是主体参与。武术教学活动应该是以师生作为共同主体参与教学活动，以师生积极互动为教学过程，通过师生协作来完成教学任务，实现师生共同发展与进步。有学者对北京某高校19种课堂教学行为的频率分布进行分析，研究当前大学课堂教学的现状[6]。研究结果表明，在一般的本科课堂中教学基本上仍未摆脱讲授式教学一统课堂的状态，教师不注重与学生之间的交流，学生也很少主动参与课堂，即使参与也仅仅是被动参与、形式参与、阶段参与与无效参与。虽然有的教师在整个课堂教学中讲解和示范的频率很高，也不能说明教师的参与是主动的、全程的、有效的，因为武术教学的过程是师生主动交流的过程，只有师生主动的相互交流和探讨，才能真正地实现师生主动参与、全程参与、有效参与。

在武术教学中，既要有教师的讲授，也要有学生的提问和师生之间的讨论、评价;既要有教师的动作讲解，也要有师生间的交流探讨、学生自主尝试和创新。只有真正的实现师生主动地、全程地、有效地参与教学活动，才能实现武术教学过程中师生个体主体性和主体间性的统一。

3.3.2 师生协作交流

协作交流是教学活动的本质属性。教学是教师与学生的统一，这种统一的实质是协作交流。协作交流的实质是交往，交往的主体是师生，因此师生之间、生生之间的交往应该是平等的，有平等才有协作。在协作交流中，武术师生建立起特殊的“主体―客体―主体”关系，围绕着教学内容主动性参与，相互影响，从而推进武术教学活动的整个过程。因此，这种互动是个体主体性与主体间性的统一。

在传统的武术教学中，教师是知识和技能的权威，重视教师的讲解、示范，学生只是倾听者和被动的回答者和模仿者，师生之间、学生之间都缺乏思想上的交流和碰撞。然而，师生在武术教学中的协作交流是至关重要的。一方面，师生是教学中平等的主体，师生关系是以平等基础的，这有利于师生主体性的培养和发展。另一方面，学生与学生之间的良性互动，其互相提问、相互讨论，对教师和同伴的观点、看法进行批判、超越和拓展，有助于提高学生的主动积极性思维能力和拓展学生视野，也有利于教师的发展与进步。

3.3.3 师生探索创新

探究创新是教学活动的基本形式。师生是教学活动的主体，师生应自主地探索和创新知识、学习方法、教学方法等。

3.3.3.1 探索创新应成为教师教学改革中的主题

在教育教学过程中，教师除了传授知识外，还要研究探索教学技术和方法，创新学科知识，推动学科的发展。“最好的研究者才是最优良的教师，只有这样的研究者才能带领人们接触真正的求知过程”[7]，“教学没有科研做底子，就是一个没有观点的精神，没有灵魂的教育”[8]。在武术教学活动中，教师应摆脱对他人意志的盲从，根据社会、工作岗位需求、学生自身的需要和兴趣，以及本人的能力、教学方式、思维方式来安排、从事教学活动。教师应在教学工作中不断总结和反思，积极、主动地参与武术教学科研，形成自己独特的教学智慧、实践操作能力和教学思想体系等。

3.3.3.2 学生应在探索创新的学习中进步

在武术教学过程中，学生应善于针对武术技战术问题与老师或同学讨论，并进行实践性研究，创新武术专业知识和动作完成技巧。传统的武术教学中教师按照教科书规定的动作套路，一招一式地教给学生，学生对教师所授动作进行机械地模仿和复制，教师认为自己所教的知识是绝对正确的，同样学生也是这样认为的，即使对教师所教的知识产生质疑，也囿于教师知识权威而不敢于从心理、生理、物理学等学科进行实验和论证。长此以往，学生的学习主动性、质疑精神、创新精神、实践操作能力等都会受到抑制。因此，在武术教学中师生应积极进行探索创新。师生只有在探索创新的过程中才能真正地实现师生个体主体性和主体间性的统一。

4 结论与建议

高校武术教学中由教师传授武术知识、技术，学生被动接受的传统教学模式，以及师生之间关系的异化现象，使教师教学的主动性、创造性受到抑制，学生也难以主动地、创造性地学习。只有在武术教学活动中，真正实现师生间的个体主体性和主体间性的高度统一，实现教学活动中主体――客体――主体之间的高度融合，才能一改过去武术教学中存在各种问题，全面提升武术教育教学效果，实现高校武术教学的真正价值。

（获奖论文：广东省第九届大学生运动会科学论文报告会三等奖）

参考文献：

[1] [2] 江怡.走向新世纪的西方哲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110、490.

[3] 冯建军.主体间性与教育交往[J].高等教育研究，2001（6）.

[4] 任平.走向交往实践的唯物主义[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57.

[5] 曾新.主体性教育中的主体间性[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1，（5）.

[6] 周作宇等.大学教学传统与变革[J].现代大学教育，2002（1）：16.

篇6

中图分类号：DF5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681（2013）03-0167-03

一、问题的提出

署名有什么意义呢？首先，发表著述或各种文字作品必须有署名，无论出现在文头或文尾，署名表示作者对所阐述的内容和观点的确定，以及要背负起因文字内容传播而产生的责任和义务。其次，从文献发展历史来看，署名的出现稍后于书籍、文献的产生，它受到社会制度、文化权利和生产力发展的制约。再次，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文化大繁荣、文化权利越来越表现在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信息传播的广度和深度。署名的地位越来越受到重视。频频出现的剽窃事件已经让人们深刻认识到，文责自负之余，署名权和署名利应该必须得到尊重和保护。署名牵涉到责、权、利和社会伦理等方方面面，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根本，就是尊重作者的劳动成果和知识产权的不可侵犯。

二、署名发展历史与现状

（一）署名发展史略述

汉代以前的书籍都没有署名。春秋战国前，都是“官有其器，而民无其器”，文献只服务于统治阶级的需要。在史官文化的主宰下，“古未尝有著述之事也，官师守其典章，史臣录其职载，文字之道，百官以之治而万民以之察，而其用已备矣。是故圣王书同文以平天下，未有不用之于政教典章，而以文字为一人之著述者也。”“学在官府”、“王命作册”“官守其书”是文献产生和存在的主要方式。奴隶制的宗法制度，使“有官斯有法，故法具于官；有法斯有书，故官守其书；有书斯有学，故师传其学。有学斯有业，故弟子习其业。官守学业皆出于一，而天下以同文为治，故私门无著述文字。私门无著述文字，则官守之分职，群书之部次，不复别有著录之法也。”翻勿庸讳言，书出于官府，藏于官府，民众是没有可能接触到的。孔子的伟大就在于他利用自己能够接触到官书的便利，修《春秋》、定《礼》《乐》、删诗书、序易传，将知识和思想向下传播。虽然孔子自认为“述而不作”，《汉书·艺文志》中也说：“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但他的所作所为所述，被其弟子理顺出一套儒家的哲学思想，作为一种精神财富，为后人作述和统治阶级束民提供了理论依据。因此，后世奉为六经的《易》、《书》、《诗》、《礼》、《乐》、《春秋》虽然没有孔子的署名，但其中的哲学思想精髓已经被深深地烙上了孔子的印记。

“从战国起，学问开始向今日所谓求知识、求真理的方向发展。”史官文化被逐步打破，以百家争鸣为文化特色的“士”阶层知识分子“将学问视为天下公理，而不是争名夺利的工具，这样自然也没有在作品上标明作者姓名的诉求。”“诸子百家”是春秋战国时期学术领域内各思想流派的代表。虽然各门派都有自己鲜明的思想理念和著述，但“盖古人著书，不自署姓名，惟师师相传，知其学出于某氏，隧书以题之，其或时代过久，或学未名家，则传者失其姓名矣。即其称为某氏者，或出自其人手著，或门弟子始著竹帛，或后师有所附益，但能不失家法，即为某之学。”《老子》、《孟子》、《庄子》、《墨子》、《韩非子》等著作都概莫能外，都没有署名。徐嘉锡先生认为：“自《诗》分为四，《春秋》分为五，乃题姓氏于传之上以为识别。其后一传之中，又多别自名家，各为章句故训，于是复题其姓氏。盖其初由后人追题者，久而变为著名自署矣。其初只称氏者，久而并署姓名矣。今虽不能考其所自始，要是汉、晋以后之事。”对于古书不具署名还有一种看法，“陈启源《毛诗稽古篇》云‘盖古世质朴，人惟情动于中，始发于诗歌，以自明真意。非若后世能文之士，欲暴其才，其所作辙系以名氏也。及传播人口，采风者因而得之，但欲识作诗之意，不必问其何人作也。’陈氏的话虽然是就《诗经》而言的，但可推之于先秦古书。大概最初作家进行创作，是为了表达一种思想、一种感情。署名与否，无关紧要；人们传诵它，采风者收集它，看重的都是它的内容、思想，至于作者何人，并不重要。这是古书不题撰人的原因之一。其二，有很多古书成于众人之手，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因书不成于一时一人之手，所以不题撰著人。”此观点认为，先秦诸子书，撰非一人，成非一时，实际是各个学派的集体创作。

对于汉代以前著述不署名的原因，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观点认为“作为书籍领域后起之秀的经籍与子书，无法摆脱官书及其悠久传统的制约，只能继承官书传统在此基础上逐步加以变革。因此，官书之特征（不准公众传播、作者不署名、书无定本）不仅是官书的基本特征，也是汉以前经籍与子书的基本特征。”因此，多重原因造成了汉以前书籍虽以著作为主，却没有署名。

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造就了史官修史的古老传统同时，还有私人修史的传统。从汉朝到隋朝的几百年间，编著以传注、义疏、史书为主要出版书籍，不仅著述出现署名，而且署名的形式各有不同，很多书籍可以从书名了解到作者的署名。参看《汉志·诸子略》中的很多文献名可见一斑。署名的出现不是出于偶然，“晋代以后著作署名的盛行及逐渐规范，说明著作署名权问题已引起人们普遍的关注，作品与作者的归属关系在人们的意识中得到了强化。”唐代雕版印刷术以后，图书出版事业蓬勃发展，书籍文献传播的范围空前，作者署名所附带的信息更加详细。“汉以后，文献多署作者名姓，但标法不一。有的先标籍贯（郡望）再写姓名或字号，有些署名将时代、籍贯、官职、封号、爵位、姓名、著作方式等十几项连写，宋及明清著作书名多采用这种方式。有些著作除署撰者姓名外，还署“主修”、“协理”、“鉴定”、“校阅”等。有些著作不署真实姓名，而属字号。古人名号情况复杂，加上职官就更难以理解。因此，为了理解古人署名，有必要掌握一定的职官制度及名号知识。”很显然，署名现象已经受权利、名利所累，通过明确的分工细做，成为一种文化权力的符号。

总之，古代图书作者署名从无到有，署名前的修饰附加成分由简到繁，不仅反映出古代作者在逐步重视通过著书立说来阐述个人立场、主张、思想，标记自己的著述，而且，署名受到“官本位”影响，学而优则仕之风盛行，著述立说只围绕经典，论经明道，以适应统治阶级的需要，署名成为一种地位的象征。周予同先生认为：“经是中国封建专制政府‘法定’的古代儒家书籍，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和统治阶级的需要，经的领域在逐渐扩张……”试想，如果没有受到统治阶级专制思想的制约，中国古代“独尊儒术”的局面会大大改变。比如西方具有较早文明史的古希腊就是如此。“古希腊时期宗教的势力尚未强大，这就为历史、哲学、医学、诗歌和戏剧等非宗教类著作的创作和发展提供了条件。当时学术和文艺创作比较自由公开，不少文人和学者纷纷通过自己的著作署名来扩大影响或创立学派。这就导致署名的非宗教著作日益增加。如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以其哲学著作奠定了希腊古典哲学的基础。”因此，著书立说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个人行为，它受社会制度、文化权利影响。著述作者阐述观点时，必须站在一定的阶级立场，为阶级阶层服务。

古人能够著书立说的一定有不一般的背景，不仅包括他必须有较广博的学识，还要有一定的社会地位。通常是史官、诸侯、博学之士或藏书家。从文献发展历史脉络来看，他们中间最早能够触及公藏典籍的是史官，只有这些人能够接触到王室或皇亲国戚家的藏书，后来有由于政治原因能够得到赏赐书籍的王爷和官员，以及在皇家整理书籍中形成的书院或由于宗教发展而形成的寺观收藏，最少也是有私家收藏的富人。所以，一些著述的作者署名，带有时代、官职、爵位、封号，采用何种体裁等就不足为奇了。

到了近代，人们明显地认识到署名已经牵涉到了个人利益、权利和名誉。比如，“清代有不少“主持风雅”的贵官，如毕沅、阮元……，幕中罗致了不少学人名士，由他们帮助编书刻书，往往用的就是座主的名字。有钱而好名的出版家为人刻书，自己也挤进去挂个“同撰”名字的也不少，至于列名刊校的就更多了，其中多半是醵资刻书者。阮元的《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书中的考证，大多出自阮元的学生朱为弼之手。在杭世骏的《三国志补注》和赵一清的《三国志补注》的双胞案的大辩论中，明确地反应了学术界对著作权的重视与对不道德的剽窃行为的深恶痛绝。”1910年，由清政府颁布了我国历史上的第一部著作权法《大清著作权律》。官方第一次从法律上确立了署名的尊严、权利和义务，以及受到国家机器保护的不可侵犯性。

（二）现代社会署名多样化现状分析

历史进入现代社会阶段，署名无论从形式、内涵和权力都发生了变化。拿纸本书为例：一本书的问世，不仅包含有作者的署名，还有出版单位署名，策划编辑署名、责任编辑署名，封面设计等也要署名，更多呈现的是分工责任的明确和市场化反作用于著述而体现出的利益均分。同样，如果这本书的出版引发了不好的结局或反响，不仅作者有责任，连带著作上相应署名都要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包括经济、政治、伦理道德、文化反响等等方面。

随着各类学科，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不同体裁的文章、著述的面世，现代署名方式与古代大有不同。“中国古人并不曾把文学、史学、宗教、哲学各别分类独立起来，毋宁是看重其相互关系，及其可相通合一处。因此中国人看学问，常认为其是一整体，多主张会通各方面而作为一种综合性的研究。”古代中国，做学问其实都是围绕经、史、子、集的研究，而其中经是一切学问的本源，正所谓“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就是指天下学问源于经，尊于经，不可背道而驰。古人历来有鄙视“小说家”的风气，认为小说家之流出于裨官，所述皆为街谈巷议，道听途说，不能与正统学术思想相提并论。也就是因此，文学创作因不人流而缺少作为文献所具有的署名要求。也有人认为，“文学署名之所以落后于历史、哲学著作的署名其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其中应有文学意识不强、文学没有独立性的原因，当然也还有文学不及历史、哲学那么受重视的原因”。所以，署名在文学作品中的真正作用不能体现出来。

而自然科学研究成果一旦成为著作出版，俨然带有科学研究的品性。“科研著作的署名即标注出该著作的作者姓名。作者应为科研课题的负责人和全体参加人员。署名的方式可有多种，视具体情况而定。著作若为一人独立完成，则在题目下直接单独署名；若为几人合作完成，则为几人共同署名，名次先后应按贡献大小依次排列，不应‘论资排辈’；若作者较多，则可在题目下写出若干个主要作者的姓名，其余作者可在后记中逐一列出。”“在论著上署名，一方面是表明其在研究工作中做出的贡献，另一方面已说明其对论著应负有的责任。”科技著述相对于文学作品更加具有严谨性和严肃性，署名的顺序表明个人在某项研究中的贡献大小。

随着网络普及化发展，一个新的文学现象——网络文学催生出新的署名方式——网名。网名更与真实姓名相去甚远。此外，微博、博客等也是人们以网络为媒介表达自己对社会热点、民生问题等观点的一种写作方式。用真实姓名作为网名的不多，通常是名人名家用真实姓名较多，他们的言论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力。以网络为背景的文学创作、微博或博客，作为文字信息的可信度和稳定性不高，但它们涉及的范围、内容较广，可以作为信息检索的线索。

三、多重文化背景下的署名利用

在图书馆出现之前，利用名人导读书目获取图书信息。比如，龙启瑞编撰的《经籍举要》，张之洞编撰的《书目答问》，梁启超的《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要籍解题及其读法》等名人撰述。张之洞在《书目答问中·略例》中有这样一段话：“读书不知要领，劳而无功；知某书宜读而不得精校精注本，事倍功半。”因此，择名师名人之撰著，是研读古籍之捷径。

对于现代人来讲，图书馆和网络是获取知识和信息主要途径。在计算机出现之前，图书馆使用过很多种文献目录，其中有一种责任者目录就与署名有关。“它是按照文献责任者（包括个人、机关团体或会议等）的名称字顺组织而成的目录。其主要作用有：1、以责任者名称提供文献检索途径。2、揭示图书馆入藏某一责任者的全部著作。责任者通常包括著者、编者、辑者、校订者、注释者、绘图者等。对于某些知名责任者的笔名及其他别名，必须采用参照法引导读者找到他的全部文献；对于刊载在某些文集、期刊中的有关著者的重要著作，也给予适当反映。”嗍

当机读目录成为图书馆查阅书籍的主要手段时，署名是不可或缺的检索条件。数据库的建设和利用更成为许多高校和公共图书馆信息存储和利用的重要手段。打开任何电子资源数据库，利用作者署名检索相较于主题词检索和关键词检索而言，命中速度快，效率高。在数据库建设方面，对于高校而言，在某一学科领域内，“经过审核的优秀论文可以作为经典论文进入数据库，以供作者写作时进行阅读、吸收、参考：其参考文献又会形成新一轮的引用认同文献与作者合集。一定程度上，如果引用认同的是高质量论著与杰出作者，说明其研究是站在高起点上进行的；如果引用认同的大多是陈旧过时的劣质论著，说明作者的研究视野狭窄，成果质量也不会太高。”因此，越是具有名人或杰出作者署名的论著或文章，被引用的次数越多。在某种程度上，署名成为衡量文献质量的标准。

通过网络博文获取信息也成为当代读者在除图书和数据库之外获得信息的重要途径。在各学科领域的学术界领军人物。他们通过博客这种便捷的方式。从各自的学术研究角度，对社会热点的经济问题、法律问题、政治问题提出自己的观点和思想。比如邹新明等在《“北大博文”的思路、做法及思考》一文中举例了北大名师如张颐武、林毅夫等人的博文，指出“从北大学者博客的内容看，这些博文相当于书写时代的日记、札记、随笔等，这些资料不仅是他们个人的学术史和传记的重要资料，也是北大学术史，乃至中国思想文化史的重要资料，这些博客成为历史学家研究我们这个时代的重要参考。由于博客的自由随意的特点，很多博文更能反映北大学者的真性情，这些文字是在正式出版的著作、论文中难得一见的，因此更显珍贵。”

相反，署名问题也会给资料搜集工作带来困扰。我们在搜集网络信息时，不能判断信息的真假原因，主要是缘于署名问题。网络署名常常是五花八门，网络作者根据自己的爱好、习惯、引人关注程度等起网名，来表达自己的想法和观点。网名的随意性和不确定性使得有一定价值的信息搜集起来很麻烦。有些信息只能起提供线索的作用，是否采用，只有深入挖掘才能找到信息的源头进行判断。比如，我们在做民俗图片搜集时，经常会遇到没有时间、地点和详细描述，又有资料价值的图片或视频，必须咨询学者专家的意见，对资料做简单的描述，以便录入数据库。还有一些网友会将自己家乡发生的民俗活动视频或图片发到网上，只有网名和上传时间，其它我们想知道的内容一概没有，但是这种记录民俗的资料很稀有，我们只能用自己的方式将它著录并保留下来，遗留问题就是知识产权问题。

篇7

Abstract: Although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ave close connection and similarities， but after all they are two different concept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ir differences from the pursuing aim，researchable object，activity's direction，process of questing，concerned problems，adoptive methods，thought modes，constitutive elements，language expressions，final results，evaluative standards，contains of values，norm of following，occupational constitution，social influences，historical origin and development，development and progress.

Key Words: science， technology， comparison of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clarifyving concepts.

在现代，科学和技术关系密切，之所以如此，除了二者相互依赖和相互促进——科学要借助技术更新设备、启示问题、激励灵感，技术要借助科学提高理论水准、扩展发明视野、开拓新奇领地——之外，也在于科学和技术确实有诸多相通或相近之处。正如考尔丁所说，科学和技术二者都处理物理世界，使用相同种类的物质世界的知识。二者在研究中使用经验方法，雇用在科学中受训练的人，使用类似的词汇表。技术因它所应用的知识依赖科学，有时也为科学进展提供未加工的材料，即新观察或其他的激励研究的东西。

考尔丁只是笼统论之。其实，条分缕析一下科学和技术的各个要素，问题就更清楚了。例如，在建制方面，科学与技术都是高度创造性的行当，它们都给予那些能够以有意思的方法合成完全不会在其他人那里发生的思想的人们以一种奖励。 在规范方面，科学和技术都具有非本地化和世界主义的特征。科学不是由于定义才是普适的，而是通过许多努力消解本地发现的与境的。技术不是自动地可用于其他境况的，它要求技术和境况两方面适应，以创造起作用的技术。这个消解与境过程的社会方面也是深入科学和技术之域消解与境，它在于在实践、流通和网络创造之间的交流。 在结构方面，一切科学都有理论、观察、实验这三个部分，技术同样如此。因此，把技术和科学对立起来的做法是毫无意义的。 科学和技术都进行观察和实验，提出理论，提出关于（通过实验）造成一定条件的方式的陈述。在基础研究问题上二者也有一定的重合。 在方法方面，技术研究与科学研究没有什么区别。其研究周期图式都是一样的：确定问题；用现行的理论知识和经验知识解决问题；倘若尝试失败，就找出某些可能的解决问题的假设以至整个假设-演绎系统；借助新概念系统寻求问题的解决；检验解决问题与结果；对假设或初始问题的表达方式做出必要的修正。 在评价方面，

任何特定技术的发展是否值得的裁决必须永远是暂定的，对借助新证据重新评价是开放的。以这种方式，对于科学使用的问题不能给出永恒的答案，正如科学理论本身的真理问题不能给出永恒的答案一样。

特别使我们感兴趣的是，在哲学底蕴方面，科学和技术都体现了操纵或摆布的思想。西方科学是作为实验科学发展起来的，而为了进行实验，它必须发展精确和可靠的操纵能力，也就是说进行检验的技术，人们操纵摆弄是为了检验。技术也操纵自然界的对象，同时也引起新的人操纵人的过程，或者说社会实体操纵人类个人的过程。随着技术的发展发明了新的和十分微妙的操纵方式，在这种方式中，对事物的操纵同时需要人类接受操纵技术的奴役。

也许正是由于这些相通或相近之处，不少人认为，科学和技术没有本质上的不同，或者没有原则性的区别，在二者之间是无法划界的。譬如，克罗斯和巴克坚持，在20世纪，科学和技术就形式而言似乎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在不把二者蛮横地弄得支离破碎的情况下，不可能把科学和技术作为分离的实体与整体分开。 雷斯蒂沃则一言以蔽之，纯粹科学的神话是近代科学作为礼拜堂的基石。近代科学的意识形态使我们之中的许多人相信，在科学和技术之间可以划界，并因我们社会和环境的疾病而责备技术。

诚然，在科学和技术之间“存在边界起初不可能十分尖锐地显示出来的领域，正如在遗传工程和基因治疗的情况中那样” 。诚然，“许多现代建制的探究形式把科学的知识进展的兴趣与特定技术的较大效率的目标融合在一起，一致在二者之间不存在建制上的划线。科学和技术在医学科学没有简单的可维持的区分，虽然在极端的对照中是清楚的。” 诚然，在科学和技术之间的任何区分实际上都可能强烈地受到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如规划的制定和资金的提供就涉及区分问题。科学和技术的区分还缺乏明晰的和毫不含糊的划界标准，在一种与境中是所谓“科学”和“科学的”东西，在另一种与境中往往被称为“技术”和“技术的”东西，反之亦然。 然而，

不管怎样，从学理上讲，科学和技术毕竟不是一回事，二者的区别众多而明显。从实践上讲，把二者混同起来，也会在实际工作造成不应有的危害——我国科学政策和科研管理方面的诸多偏差，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混淆了科学和技术的概念和辖域 。为此，我们必须尽可能把科学和技术区分开来，以便于澄清概念上的混乱和纠正管理上的不当。

邦格曾经以表格的形式，列举了科学和技术之间的某些相似点和和相异点 。陈昌曙教授也从十个方面揭示了科学与技术之间原则上的、本质性的不同：基本的性质和功能，解决问题的结构和组成，研究的过程和方法，相邻领域和相关知识，实现的目标和结果，衡量的标准，研究过程和劳动特点，人才的素质和成长，发展的进展和水平，社会价值 、意义和影响。 在我的心目中，科学和技术一直是两个有别的概念和范畴。在混乱日盛且大有蔓延之势的情况下，我接连写了数篇强调科学和技术有别的文章 ，力图予以匡正。当时我没有研读多少资料，主要是凭直观和经验发议论的。在这里，我准备把原来简略的框架和十分有限的文字予以扩充，比较详尽地厘清一下科学和技术的差异。

（1）从追求目的上看，科学以致知求真为鹄的，其目标在于探索和认识自然；技术以应用厚生为归宿，其意图在于利用和改造自然。科学着眼于理论知识的不断进展，技术追求生产目标的有效实现。尽管技术也涉及知识——应用零散的经验知识和系统的科学知识，也创造一些实用性知识——但是它把知识工具化。也就是说，科学把知识始终视为目的，而技术仅仅把知识当作手段。

尽管在某些现实的研究课题或项目中，致知求真和应用厚生这两个目的是相伴出现的，即便研究者只涉及一个方面；尽管每一个正确的科学理论都可能潜在地导致技术应用，而每一项技术研究项目也可能促进科学知识的进展；但是，这并不能掩盖科学和技术在目的上的鸿沟之分。考尔丁对此洞若观火：科学和技术的基本区分还是在于目的。科学的目的是获取知识，技术的目的是应用知识控制物质。技术人员的问题是分派给他的，希望他提供答案；而科学中某种研究自由是基本的。于是，科学的发展遵从它自己固有的需要，即对真理的追求；而技术的发展遵循公众的物质需要。 桜井邦朋也一语中的：

科学和技术本来是有差别的东西，科学被认为是就隐藏在我们周围扩展的自然中所看到的各种现象的奥秘中的真理，换言之，是就各种事实和在它们之间存在的法则研究的学问；与之相对，技术是立足于把科学的成果作为在我们的生活中有用的东西熟练使用的目的而加以研究、而组成的东西，是实用性极强的东西。

不用说，纯粹科学，如果它是实验性的，也控制和改造世界，但只是为了认识实在在很小的规模上这样做，而不是以此为目的。科学是为了认识而去变革，而技术却是为了变革而去认识。 希尔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科学可以可以发明、改进和推广仪器工具，但是这不是它的首要关心。它的首要任务是认识，并通过认识扩大我们的知识。技术并不这么多地关心认识，它关心为最佳的利益而生产和使用。”

（2）从研究对象上看，科学以自在的自然实在为研究对象，不管这些对象是实体实在还是关系实在，不管它们是以物质形态存在还是以能量或信息形态存在，也不管它们是有生命的还是无生命的。总而言之，它们是自在的自然的。当然，为了获取自在的自然实在的知识，实验科学家也在受控实验中对其进行某些干预，但是这种干预是小规模的、不成气候的。更重要的是，如此干预只是作为获取自然奥秘的手段，而决不是为干预而干预，决不是把干预自然作为目的。相反地，技术的对象则是现实的或拟想的人造物，也就是说，它要设计或制造出某个自然界中没有的人工东西来。当然，技术也针对自在的自然对象做研究和试验，例如研究和利用天然石头作为建筑材料，但是无论从研究的出发点讲，还是从试验的结局上讲，都聚焦于实用和使用，其结果，已经使自在的自然存在变成为人的非纯粹的自然存在了，如砌墙基的方形花岗岩石料、抛光和切割的大理石平板。

（3）从活动取向上看，科学活动是好奇取向的（curiosity-oriented），与社会与境和社会需要关系疏远；技术是任务取向的（mission-oriented），与社会现实和社会需求关系密切。科学本来就是在有闲暇的条件下，由人的好奇天性触发的。科学爱好的激起，科学问题的提出，研究冲动的萌生，在很大程度上无一不是由好奇心驱使的。一个没有好奇心和惊奇感的人，是不会成为天才的科学家的。科学的好奇既表现在对自然现象的好奇（如爱因斯坦对指南针的好奇）上，又表现在对科学理论的好奇（如爱因斯坦对欧几里得几何学的好奇，对空间和时间问题的好奇，对经典力学和电动力学关于运动相对性解释的不协调的好奇）上，这些都可能成为新发现的导火线或助产士。爱因斯坦说得好：

重要的是不停地追问。好奇心有它自己存在的理由。一个人当他看到永恒之谜、生命之谜、实在的奇妙的结构之谜时，他不能不从心理感到敬畏。如果人们能够每天设法理解这个秘密的一点点，那就足够了。永远不要失去神圣的好奇心。

他还这样讲过：“如果要使科学服务于实用的目的，那么科学就会停滞不前。”

另外，技术像现代社会的许多建制一样，其取向往往是短视的，科学则不是如此、也不能如此。多尔比认为，短视的观点可能在技术的语境中被捍卫，但是却会使科学研究遭难。因为集中关于可预见的眼前利益，会使科学完全转向应用的和任务取向的科学，会减少产生未曾料到的新知识的能力，从而也会使未来技术的源泉枯竭。 因为技术常常是为了满足眼前的需求而研制、应对市场当下的急需而生产的，所以不得不采取急功近利的态度和做法。科学一般不会如此短视，因为科学与人的物质欲求和市场的急需没有多少联系。假若出现短视的科学，也只能欲速则不达，美国攻克癌症计划的失败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因为科学的发现是无法预见和计划的，只有在科学内部的各种条件具备和时机成熟之时（如旧有理论的完备，相关学科的发展，实验资料的积累，天才科学家的关注等）才有可能取得理论突破。正是由于取向的不同，科学研究的自由度要大得多，而技术的进展则要受到社会与境多方面的约束和限制。

（4）从探索过程上看，科学发现的目标常常不甚明了，摸索性极强，偶然性很多，失败远多于成功。因此，科学家在探究过程中随时掉转方向、动辄改换门庭是常有的事。诚如俗语所说：你本来要进这一个房间，却步入另一个屋子。在这种情势下，你根本无法计划和组织科学研究；即使硬着头皮做出计划，也不过是镜花水月而已，你根本无法在实践中实施。大凡头脑机敏的科学家对这一点都心知肚明。一般来说，他们只有一个大致的研究范围，至多只有一个飘忽不定、若隐若现的靶子，但是他们却具有审时度势、随机应变的本领——这是他们成功的秘诀之一。

相比之下，技术发明对准的靶子往往事先就很明确，可以做出比较详细、比较周密的组织和规划，然后或按图索骥，或有的放矢，偶然性较少，成功率较高。美国的曼哈顿计划和登月计划，中国的两弹一星工程，就是技术项目计划周到、组织严密、完成出色的绝佳表演，而刚才提及的美国攻癌计划则是计划科学失败的典型例证。正如我先前所写的：学术科学或基础研究是不可计划和组织的！组织和计划的学术科学不利于科学发展！ 在这里，爱因斯坦的告诫值得我们认真汲取：“人们能够把已经做出的发现的应用组织起来，但是不能把发现本身组织起来。只有自由的个人才能做出发现。” 他还说：

科学史表明，伟大的科学成就并不是通过组织和计划取得的；新思想发源于某一个人的心中。因此，学者个人的研究自由是科学进步的首要条件。除了在某些有意识的领域，如天文学、气象学、地球物理学、植物地理学中，一个组织对于科学工作来说只是一种蹩脚的工具。

（5）从关注问题上看，科学需要了解“是什么”（what）和“为什么”（why），而技术面对的问题则是“做什么”（do what）和“如何做”（how do）。邦格用一句话点明：技术的中心问题是设计而非发现。正因为如此，技术虽然以应用科学为基础，但是并非机械地追随应用科学。 尽管实际情况远比想象的复杂——大量的、很好的甚至是很出色的科学工作，是在有着明确技术目的的研究过程中完成的，而且科学家自己在“科学”与“技术”职业之间来更而不改变自己实际从事的工作——然而“这些构成科学的问题是认识论意义上的问题，而技术研究的本质却是一件经济的和社会的工作。”

更为值得注意的是，科学发现的原创性和技术发明的原创性是不同的。“这两者的原创性都受人欣赏，但是在科学中，原创性在于比别人更深入地看到事物的本质的能力，而在技术中，原创性则在于发明家把已知的事实转化为惊人的利益的创造力。”因此，技师的启发性热情是以他自己迥异的焦点为中心的。他遵循的不是自然秩序的前兆，而是能使事物以一种新的方式运作以便达到某一可接受的目的，并能便宜地得到利润的可能性的前兆。在向新的问题摸索着前进时，技术专家所考虑的必定是科学家所忽视的利益与危害的整个全景图。他必定对人的需求特别敏感，并有能力评估他们准备满足这些需求时所付出的代价。科学家的眼光则全神贯注在大自然的内部法则上。

（6）从采用方法上看，科学主要运用实验推理、归纳演绎诸方法，而技术多用调查设计、试验修正等方法。考尔丁承认，技术研究的方法与科学方法有类似之处，如在实验中控制可变因素，使用矫正的参数，但是作为一个整体的方法根本不同于科学方法。科学的实验指向理解研究中的系统，本质上与科学方法的其他部分即说明的假设形成关联。没有导致新理解的实验是失败，实验通常借助一些假设设计，以便证实它或否证它。另一方面，技术的实验除了部分利用科学已经赢得的知识外，仅利用试错法，它不导致对自然的任何新的理解。技术通常满足于列举的观察资料，以方便的形式达到某种特定的目的，而不追求理解观察资料之间的关系。技术以科学的理解为先决条件，但它通常不为理解做贡献。广泛而精确的定量资料表并不构成知识，尽管它们可以是科学家的未加工的材料。

（7）从思维方式上看，科学思维除了在科学发现的突破时刻以形象思维为主外，在大多数场合下是以抽象思维和概念思维见长的，而技术思维是具象思维和形象思维统治着技术设计和工业设计。由于科学理论具有非自然的特征，科学思维必须摆脱与常识相联系的自然思维强加的模式，以理性批判和概念分析开路。技术思维在早期是直接与常识和经验密切相关，尔后出现的以科学理论为基础的技术，还带有常识思维和自然思维的胎记和烙印，它直接沿着现成的科学知识下行，化形而上的抽象为形而下的具体，注重可行性和成本效益分析。沃尔珀特径直指明，技术的许多方面是看和非词语的，这完全不同于科学思维。这并不是说，科学家不使他们建构的概念和机制形象化，不过对科学来说，说明是基本的，必须把图像翻译为语言和符号，尤其是数学。由于未受词语化的理论的牵累，技术设计者在他们的心智中把不同的要素会聚在新组合中。与科学相对照，从文艺复兴直到19世纪的技术知识刊载在图示占统治地位的书中——信息主要以绘图的形式刊载。

尤其值得指出的是，技术思维是由技术理性或曰主观理性、工具理性主导的，科学思维则在很大程度上体现的是科学理性或曰客观理性、纯粹理性。所谓客观理性，按照霍克海默等人的观点，是指客观结构是个体思想和行为的量尺，而非人和他的目标。在这里，关键是目的而不是手段。也就是说，客观理性关心的是事物之“自在”而不是事物之“为我”，它要说明的是那些无条件的、绝对的规则而不是假设性的规则。所谓技术理性，关心的是手段和目标，追求效率和行动方案的正确，而很少关心目的是否合理的问题。它是围绕技术实践形成的一套基本的文化价值。它预设了笛卡儿式的主体-客体、精神-自然的二元对立，也预示了一种人对自然的新的体验方式：人作为主体，雄居于所有客体之上，把世界看成是一个可以纵和统治的集合体。它包括这样一整套基本文化旨趣：人类征服自然，自然的定量化，有效性思维，社会组织生活的理性化，人类物质需求的先决性。

（8）从构成要素上看，科学的构成要素可以说是非物的——科学知识体系纯粹是非物的；研究过程虽然离不开实验设备的支撑和物资的消耗，但是这些物本身并不进入科学的结果即科学理论之中。尤其是，基础研究或学术科学对物的依赖是很少的，甚至可以忽略不计，一支笔加几张纸足矣——难怪有人把相对论和量子力学革命称为“纸上的革命” 。即便非要把科学与物扯在一起，科学也只是“抽象物”的科学或“物之共相”的科学。相反地，技术则是实实在在的物的技术，时时处处与具体物打交道，起码或多或少是离不开物的。尽管在学术层面，学人对技术构成要素的理解还有“技术非物”和“技术是物”的歧见，但是技术恐怕很难完全与物脱离干系。只是“对于不同的技术，物的因素所占的份额和所起的作用是有所区别的。或者说，在人工自然的创造或技术活动中，人们可以让物质实物扮演各种角色，如载体角色、对立体角色、匹配体角色和包容体角色（这当然是不确切的划分）。”

（9）从表达语言上看，科学语言也使用日常语言进行事实的描绘和实验的叙述，但是其中无论如何缺少不了科学概念或术语。在科学理论中，更偏重抽象的概念说明和的繁难的数学推演，这一点在科学的典型代表物理科学中表现得淋漓尽致。特别是要严密、精确地陈述科学理论，非数学语言和数学公式莫属。相形之下，技术语言多是具体的、平实的描述，缺乏复杂的概念分析和数学演绎。在技术中也运用数学工具，但大都是具体的数值罗列和一般的数字计算，技术结果也不要求绝对精确，只要满足实用需要，在某一误差范围内得出具体的数值即可。尤其是，表达科学知识和理论的科学语言的是可传达的、可交流的、可用文字和数学符号书写和记载的，科学共同体实际上是科学语言共同体，这个共同体使用相同的词汇表或词典。可是，在技术方面，情况就不同了：有些技术事项是无法用语言、文字或数学符号表达清楚的，因此得借助图示、模型、样品等来说明。更为歧异的是，不少属于技术的技艺、诀窍之类的东西根本无法用语言解释和传达，也无法从书本学到手，只能像师傅带徒弟那样，边干边学，边观察边体味，才能逐渐达到心领神会、游刃有余的境界。此类知识就是波兰尼所谓的“私人知识”（personal knowledge）或不可言传的知识（tacit knowledge）——后者也可译为“意会知识”或“默会知识”——技术知识的某些分野就归属这样的知识。

（10）从最终结果上看，科学研究所得到的最终结果是某种关于自然的理论或知识体系，技术活动所得到的最终结果是某种程序或人工器物。科学成果是人类精神的非物质成就，而不是设计和生产的物质成品。史蒂文森断定，科学不是技术，它不在于器械的发明。科学的中心关注和最终结果是knowing what即真理的知识，与knowing how即如何做的技术知识相对。当然，这两类知识是相互关联的，尤其是在现代。 沃尔珀特断言，科学的最终产物是观念和信息，也许是在科学论文中；技术的最终产物是人工制品，比如说钟表和电机。与科学不同，技术的产物不是针对自然实在衡量的，而是借助于新奇性和特定的文化加于其上的价值衡量的。 巴萨拉（Basalla）道同志合：“虽然科学和技术二者包含认知过程，但是它们的终极结果是不同的。创新的科学活动的最后产物最可能是写成的陈述、科学论文、公布的实验发现或新的理论见解。相对比，创新的技术活动的最后结果典型地是对人工制造的世界的添加物：石锤、钟表、电动机。”

（11）从评价标准上看，对科学的评价以是非正误为主，以优劣美丑为辅，真理和审美是其准绳；对技术的评价是利弊得失、好坏善恶，以功利和价值为尺度。沃尔珀特一言蔽之：“技术的成功与欲求和需要有关，而科学的成功依赖于与实在符合。” 对此，多尔比论述说，就作为知识形式的科学和技术而言，二者之间的关键区分是，技术借助于实用标准“它奏效吗？”评价，而科学知识则借助于“它为真吗？”评价。他继而指出：

对技术和科学而言，成功的标准依然是不同的。在技术中，成功与起作用的产品、尤其是与在目前市场条件下在商业上的产品俱来。相对照，在科学中，成功的标准不是它起作用，而是它被接受为真。

（12）从价值蕴涵上看，作为知识体系的科学大体上是价值中立（value-neutrality）的，或者说其本身仅蕴涵为数不多的价值成分；而技术处处渗透价值，时时体现价值，与价值有不解之缘。莫尔就是这样看问题的。他说，真正的科学知识在伦理的意义上是善的，而在技术中，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每一项技术成就，必然使人又爱又恨（有矛盾心理）：它能够或善或恶，技术必然是双刃工具。尽管把已知的技术成就分类为善或恶从来也不是确定的，但是任何一项给定的技术总是在伦理上能够分为善或恶，这取决于人心中的目的，取决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边界条件。 邦格详细地陈述了他的观点：对科学家来说，所有具体对象都是同样值得研究的，而不涉及价值问题。技术专家却不是这样：他把实在分为原料、产品和其他部分（即一堆无用之物），他最珍视产品，其次是原料，最轻视其他部分。技术知识和技术活动的价值准则是与纯粹科学的价值中性相对立。技术专家凡事都要衡量其价值，而科学家只衡量自己的活动和成果的价值。科学家甚至以摆脱价值观念的方式去处理价值问题。 虽然基础研究作为心理过程的评价，它也做出价值判断，但是这完全是内在的：它们涉及科学研究的要素，诸如资料、假设和方法，而不涉及科学研究的对象。另一方面，工程技术专家不仅做出内在的价值判断，而且也做出外在的价值判断：他评价他能得手的每一事物。基础研究就其自身目的而言，是寻求新知识，是不涉及价值的，在道德上是中性的。当可以做某些有利于或不利于他人的幸福或生活的事情时，才涉及道德，工程技术专家恰恰在这里有份儿。他们应该遵守可以称之为技术命令（technological imperative）的东西：

转贴于 你应该只设计或帮助完成不会危害公众幸福的工程，应该警告公众反对任何不能满足这种条件的工程。

（13）从遵循规范上看，科学遵循的规范是美国科学社会学家默顿所谓的普遍性（universalism）、公有性（communism）、无功利性（disinterestedness）、有组织的怀疑主义（organized scepticism）；技术的规范与此大相径庭，它以获取经济效益和物质利益为旨归，其特质是事前多保密，事后有专利。波兰尼看到这种天壤之别：“科学知识与技术操作原则之间的不同被专利法认识到了。专利法对发现和发明做了鲜明的区分。发现增加我们关于大自然的知识，而发明则建立一个服务于某一得到承认的利益的新的操作原则。” 普赖斯也十分清楚：

存在着科学和技术之间最为重要和最有意思的一种对照。大家都明白，在科学上只要你第一个发表了，你就打败了其他人。通过发表来表明你对知识产权的私有要求。非常不可思议的是，你的发表越公开，你的产权要求就越安全地为你所独占。在技术上则是另一回事。当你做出发明时，你必须为其取得专利，你必须防止工业间谍的窃取，你必须看见它远在能够被竞争者复制或取代之前就被制造出来并销售出去。在技术上你得用通常的保护方法来确保你的私有权。

他进而揭橥，这种差异的原因在于，从哲学意义上看，即使科学是对规律的一种概括和发明过程，自然却非常强烈地表现出似乎只有一个世界可以被发现，如果波义耳没有发现波义耳定律，那么必然会有其他人去发现。但是，技术中的大部分竞争比在科学中有更多的回旋余地。技术是一种文明所获得的，而科学则让人感到更像是自然的规定而不是人的大脑所拥有的。

（14）从职业建制上看，科学和技术无疑是相互渗透的，并且经常看上去好戴着同一顶帽子或穿着同样的实验服装。但是将两者混淆起来的做法是把表面的东西——例如机构联合——当成了深层的东西 。在科学共同体中，其主要成员是以思想型、理论型、动脑能力见长的研究员和教授；而在技术共同体中，其主要成员则是以实践型、经验型、动手能力见长的发明家和工程师。前者的建制实体是国家科学院、科学各学科研究所、科学学会、综合大学的科学研究机构等，后者则是国家工程院、工科院校的研究机构、工程学会、工业部门的研究所、工业实验室、高技术开发区的企事业单位等。不同的职业建制也体现在人才培养模式的差异上。科学人才的培养主要在综合大学的理科院系和科学研究所进行，注重理论知识、概念辨析、数学基础、逻辑推理的训练；技术人才主要在工科院校、工业研究所和实验室培养，偏重专门技能知识、数值计算、实际操作的训练。尽管这两种角色可以转换，也有可能一身二任，但是转化总得有一个学习和适应过程，而且“双肩挑”的人毕竟是稀少的，即便兼而有之，此类人物也是有所侧重的。

（15）从社会影响上看，科学和技术对社会的影响都是巨大而深远的，而且各自作为子文化，都是文化进化的重要推动力，显示出很强的文化渗透性 。但是，二者的社会影响无论如何是有相当大的差别的。科学主要是观念形态的东西，它的社会影响基本上是思想上的和精神上的，尤其是科学思想、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直接作用于人的心灵，促使人更新观念、提升素质、完善人性，而它对政治、经济、军事、环境和生态基本上没有直接的影响。技术则不然：技术往往是以器物的形态出现的，它对人的思想和精神的影响是间接的，但是却直接作用于社会的其他各个方面，其影响是巨大的，而且具有两重性。反过来，由于科学自身的本性，社会对科学的影响较小、约束力弱，但是对技术影响很大、约束力也强烈得多。

（16）从历史沿革上看，技术的历史是古老而漫长的，可以说从原始人打制第一块石器时就开始了，而科学的历史沿革是相当短暂的，至今不过三百余年的历程，即使把科学的萌芽时期计算在内，也仅仅有两千多年。与技术的历史相比，科学的历史短得简直可以忽略不计。此外，技术依赖于科学的时间，就更为短暂了 。沃尔珀特对此印象深刻，他进而还洞察到科学和技术在历史上相互影响的不对等性，以及科学起源与技术起源在特点上的差异。他说，在确立科学的非自然本性（反常识的和反直觉的）时，必然要在科学和技术之间做出区分。区分的证据主要来自历史。技术比科学要古老得多，它的大多数成就——从原始农业、陶器的烧制、金属的冶炼制造、大教堂的建筑乃至蒸汽机的发明——无论如何是独立于科学的，直至19世纪科学才对技术产生影响（合成染料和电气工业）。这些技术基于常识和经验的实践手艺，而实践取向无助于纯粹知识。技术的历史大都是无名的历史，这再次不同于科学。就观念和器械而言，历史上的科学严重地依赖可以得到的技术，技术对科学有深刻的影响，反过来，科学对技术的影响是相当晚近的事情。一旦承认科学和技术之间的区别，科学在希腊的起源就呈现出特殊的意义。科学的特殊本性对科学仅仅一次出现负责。往往被认为是科学家的中国人实际上是熟练的工程师，对科学做出的贡献微不足道。他们的哲学是神秘主义的。容许科学在西方得以发展的，也许是理性和支配自然的定律的概念。 史蒂文森也明确地意识到，与科学不同，技术在某种程度上对一直存在的每一种人类文化是共同的。与技术不同，科学并不是在人类历史的每一个阶段都存在或在每一个文化传统中都存在。

（17）从发展进步上看，科学和技术都具有发展进步的性质，在这一点它们与文学、艺术、哲学不尽相同。但是，它们二者在发展进步的特点上判若黑白。列维特揭示，科学发展与技术进步，科学与作为在社会、经济、历史中展开的技术的逻辑，是很不相同的，尽管这两个建制看起来并肩前进。关键的差别在于，科学——仍然是指对惟一的物理世界的探索——的确是逻辑的，无论是作为一个过程还是作为已经完成的提炼过的理论结构。科学的发展结构基本上是树枝状的，即新的知识分支不断从老的枝干上生长出来，尽管在更深的层次上是一体的。与之相比，技术展开的机制完全不同。那些在生长点和结点工作的人是混合的集群，很难以一种简单的方式加以概括。关键人物可以是科学家或工程师，但也可能是行政领导、官僚、银行家、军官或政治家。技术的进步、后退、停滞或分叉看起来并不遵循任何可以概括的逻辑。 沃尔珀特指出驱使科学和技术发展的动力大相径庭：对技术来说，它是市场的需求或进展中的技术“造成”的需要。情况似乎是，发明活动是受发明的预期的价值支配的，在投入高峰时即是发明高峰——科学往往不是这样的。 斯科利莫夫斯基（H. Skolimowski）认为，二者进步在目标上各行其是：与科学进步的目标在于接近真理相对应，技术进步的内在目标在于提高有效性。这种有效性在具体的技术实践中表现为精确性、耐久性和低成本（或称效率性）。 还有一点必须提及：尽管科学知识单元在进化过程可能出现复杂和多样的局面，但这只是暂时的、过渡的现象，它最终必将趋向简单性和惟一性。可是，技术物品的单元在进化中趋向复杂性和多样性，各种用途的锤子，各种大小和型号的扳手、螺丝，各种面料和花色品种的纺织品，各种配方和商标的牙膏、香皂等等。

科学和技术在历史上的绝大多数时间是分离的，科学大规模地转化为技术的高峰时期也寥寥可数 ，可是在现代，科学趋于技术化和技术趋于科学化也是不争的事实。为此，斯平纳提出认知-技术合成体（cognitive-technical complex）和现实化的科学（realized science）的概念 ，拉图尔甚至和盘托出了“技科学”或“技术科学”（technoscience）的生硬概念 。这种科学技术一体化的思想是后现代主义的主题思想之一，诚如福曼（P. Forman）所言，技术取向的科学（technologically oriented science）以及科学取向的技术（scientifically oriented technology）其范围之广和力量之大是众所周知的。这是后现代性之结果。 为了说明科学和技术之间的密切关系，人们提出了诸多说明模型，例如“线性模型”、“舞伴模型”、“杂交模型”等。这些模型都有可取之处，也道出了部分真理。但是，线性模型似乎简单化了一些，把科学和技术复杂、多变的关系描绘得过于径直，而且易于引起技术神话。舞伴模型亦有把科学和技术互动过程简单化之嫌，同时它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科学和技术不仅可以跳双人舞，而且有时也独舞。杂交模型把科学和技术视为一个新的综合体，这实际上已经使二者一体化了——这是我们绝对不能同意的——尽管这种一体化是部分的一体化而非整体的一体化。我觉得，可以接受的比较周全的观点也许是：

科学和技术是有联系的，但并非一体化；科学和技术是有区别的，但并非决然对立；科学和技术有时是互动的，但互动的形式多种多样，互动的过程错综复杂，而不是线性的和一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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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Wolpert， The Unnatural Nature of Science， p. 31.

A. Rip，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s Dancing Partners.

L. Wolpert， The Unnatural Nature of Science， p. 32.

R. G. A. Dolby， Uncertain Knowledge， pp. 169~170， 183.

H. Mohr， Structure & Significance of Science， New York: Springe-Verlay， 1977， Lecture 12.

邦格：技术的哲学输入和哲学输出。

邦格：科学技术的价值判断与道德判断。

波兰尼：《个人知识——迈向后批判哲学》第271页。

普赖斯：《巴比伦以来的科学》，第161~163页。

列维特：《被困的普罗米修斯》，第171页。

邦格厘清了一种误解：“经常有人认为，技术与文化是格格不入的，甚至是彼此对立的。这是一种错误的观点，是对技术过程尤其是对革新性技术过程的理论丰富性完全无知的表现。……事实上，技术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组成部分，它与整个文化的其他各个分支有很大的相互作用。而且在现代文化中，只有技术和人文学科（特别是哲学）与其他文化分支有很大的相互作用。具体地说，技术与系统的哲学的几个分支（逻辑、认识论、形而上学、价值论和伦理学）都有很强的相互作用。”参见邦格：技术的哲学输入和哲学输出。

海森伯对此有具体的说明：从18世纪和19世纪初起，形成了一门以发展机械操作过程为基础的技术，这起初只是旧手工工艺的发展和扩充，其基本原理人人都能掌握。甚至在蒸汽机得到应用以后，技术的这一特性并未得到根本改变。但是，19世纪后半叶出现的电工技术，使得技术与旧手工工艺的联系已经不复存在，电力这种自然力的开发不是来自人们的直接经验，而是基于科学理论。参见海森伯：《物理学家的自然观》，吴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1版，第6~7页。

L. Wolpert， The Unnatural Nature of Science， pp. vii， 24~30.

L. Stevenson and H. Byerly， The Many Faces of Science， p. 5.

列维特：《被困的普罗米修斯》，第171~173页。

L. Wolpert， The Unnatural Nature of Science， p. 31.

刘文海：《技术的政治价值》，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版，第19页。

普赖斯的说法有一定的道理：科学的正常成长更多地来自科学，而技术的正常成长更多地来自技术。技术专家用的科学大多数是他们在学校学习和大众知识中的科学，而科学家用的技术大多数是伴随他们成长起来的那些技术。两者之间的强有力的相互作用只出现在很少的时候，因而引人注目地形成历史山脉的高峰。在17世纪的科学革命中，有一种从工匠技艺状态向新型科学仪器的有力转换，它使科学从古代状态突破而获得爆炸性的增长，并带来现代的实验传统，带来望远镜、显微镜、气压计、温度计、抽气机和各种静电机械。在我们这一代，工业革命已经达到一个新水平，主要通过物理学——特别是爱迪生的电学——科学找到了它回报技术的方法。在大多数情况下，科学并没有给技术许多帮助，但偶尔你会遇到像晶体管和青霉素这样完全相反的反常事件。同样必须注意的是，这里存在的引人注目的例外而不是规律。高峰不是典型。不能以牛顿和爱因斯坦的标准去判断科学家。不能以晶体管的特例去判断科学对技术的影响。承认科学和技术大体上是只有松散联系的系统，人们的动机目的甚至训练都非常不同，属于完全不同的类型，这在理智上是没有什么困难的。普赖斯：《巴比伦以来的科学》，第170~171页。

篇8

（一）核算工具论

在人类会计发展的早期阶段，会计环境中的经济发展要素成为人们认识“簿记”职能的主要依据，它在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内对人们的“簿记思想”产生着重要影响，而这一历史时期又集中体现在经济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的经济结构中占支配地位的是使用价值，而非交换价值；生产的目的主要是自给自足，而非积累价值、故在此阶段经济关系较为简单：这时作为国家仅需要通过簿记核算其财政收支状况及其结果，为考察“量入为出”的财政原则服务；而民间商业与手也只需要通过单式簿记核算其收支。以便在收支相抵中求得收大于支这一所企望的结果。古代数学家正是从记帐、算帐、报帐、用帐与服务相结合的角度，作出了“零星算之为计，总合算之为会”的结论。这一定义仅仅表现了簿记的核算职能，无论在形式上，还是方面均未涉及到会计的监督职能，所以它所体现出来的是这一历史时期，在世界上具有代表性的“核算工具论”思想，是人们最早关于单式簿记本质的认识。

（二）管理工具论

随着14—15世纪地中海沿岸城市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萌芽，复式簿记在早期的业、商业等行业的中渐自成长起来，并最终在核算中取代了单式簿记的地位。这时，人们对簿记职能的认识逐渐发生变化。1494年卢卡。帕乔利的《簿记论》问世，改写了人类会计发展的历史，它标志着由古代会计进入近代会计发展。16世纪的尼德兰资产阶级革命、17世纪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以及18世纪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使世界进入到资本主义统治时代。而从18世纪60-80年代开始的产业革命，及至到19世纪这场由科学技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革命在世界范围内展开。人类又进入到机器大工业时代。在此几百年间，一则，学者们通过复式簿记在公司经济管理中所显示出来的功能作用，将家计与公司簿记分离开来，并使公司的经营管理者自此得以独立；二则。在市场经济体制支配下的各类股份公司逐步实现了经营权与所有权的分离，此时，在权益成为管理所关注目标的同时，人们已进一步认识到簿记对于公司管理的作用；三则，由于价值决定机制、供求机制及竞争机制协同在市场经济运行中发挥作用，在公司内部管理中，逐步把加强成本核算作为加强管理的一个主要方面。也正是由于成本核算问题而引发，使学者们不仅明确认识到簿记在公司管理中的作用，而且成本问题也逐步成为人们由簿记思想认识阶段向会计思想认识阶段演进之导因，进而为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会计界完成由簿记发展阶段向会计发展阶段转变创造了最基本的条件；此外，由于会计师事业的兴起及其社会性功能作用的展现，也相关地向社会显示了簿记工作在社会经济及公司经济管理中的重要作用。正是由于上述原因，导致人类的会计思想与理论由“核算工具论”转变为“管理工具论”。使“管理工具论”成为在早期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阶段占支配地位的思想与理论。

把簿记看作管理的工具，认为它是为公司经营管理工作服务的观点，最初可以从卢卡。帕乔利的《簿记论》一书中看到。他认为簿记是商业经营顺利进行的一个重要条件，它在管理资产及所有权中有着重要的作用，故商人欲求经营之顺利便离不开复式簿记。在十九世纪上半叶，英国学者克朗赫尔穆（F.W.Cronhelm）在《簿记新法》一书中曾作出这样的结论：“簿记，乃是通过记录财产，随时反映所有者的资本全部价值及其组成部分的技法。”这里尽管作者依旧看中簿记之技法，并仅仅强调簿记的反映作用，然而，他却明确指出簿记与体现所有者权益相关联，从这方面已体现出簿记的管理功能。此后，又有美国学者本杰明。富兰克林。福斯特（B.F.Foster）在《复式簿记解说》一书中所作的类似结论：“簿记，乃是反映全体价值及其各组成部分的价值方法，是记录财产的技术。”这类观点对其后出现的“技术（）论”有着直接的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管理工具论”这一在复式薄记时代占支配地位的簿记思想，其影响极为深远，在20世纪现代会计发展中，西方会计界关于会计定义的几种主要派别，与其均存在历史渊源关系。其在前苏联及东欧国家中的影响更为深刻。那里的教科书中明确写道：“核算是一种工具。”“会计核算是对国民经济统一体系的各个环节的活动进行监督和领导的最重要的工具。”50年代，这一理论被引入我国，成为直至70年代在我国占支配地位的一种思想及理论。究其原因，“管理工具论”之所以在上述国度复兴，其根源在于这些国家所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在这种体制下，会计实体是国家而非独立核算的，故在客观上，无论政府会计还是企业会计均是实行计划管理的工具。

（三）技术论与信息系统论

历经18世纪至19世纪上半叶一百多年旷日持久的探索与在渐进的历史过程中进行革新，如前文述及，终于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完成了会计发展史上的一次划时代的转变——由簿记时代进入会计时代。到20世纪30—40年代，世界又进入到以新技术革命为基本特征的信息时代，从40年代开始，“三大”（即大科学、大工程、大企业）发展态势的出现，从此“使科学研究和生产规模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开始了科学社会化、技术社会化、管理社会化、社会化，以及生产社会化的新阶段。”信息化经济成为历史发展的潮流。在这一背景变化及“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和“决策论”影响之下，以及在经济管理界酝酿、设计与构建“管理信息系统”的基础上，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会计界产生了旨在揭示新历史时期会计本质的“两论”——技术论与信息系统论。现就“两论”出台的情形及其内容分述如下：

1、会计技术论

对“会计技术（Art）论”，我国不少学者将“Art”译为艺术，并依此将这一学派称为“会计艺术论”学派。从本质上考察，会计不能列入艺术之列，只能讲它在帐目、汇总帐目、求取平衡，以及表现在会计报表中对各科目的组合方面显示出具有一定“艺术”形态的技巧或技艺。因此，部分学者将“Art”译为“技术”为妥。194l年美国会计师协会（AIA）所属会计名词委员会的《会计名词公报》第1号《复查与提要》（RevieW andResume）指出：“会计是一种技术（Art），是关于诚实有效和以货币形式记录、分类、汇总具有财务性质的经济业务和会计事项，以及说明其经营成果的技术。”其后该委员会又于1953年了第43号《会计研究公报》（ARRs）重申会计是一种技术。可见技术论仅强调会计的反映职能，并据此强调它的服务性作用，认为会计工作重点在于分析或说明财务成果。正如前文中所讲，现代“技术论”与历史上的“簿记技术论”在思想与理论上有着一定的联系，而又结合现代技术的应用扩展与充实了新的内容，最终在对会计本质问题揭示上自成一派。在80年代出版的《美国百科全书》中亦明确写道：“会计是分析和说明经济数据的技术（Art）。”同期出版的《大英百科全书》第三卷中也写道：“会计是记录、分类和汇总企业交易与说明其成果的技术（Art）。”刘炳炎教授曾指出：把会计仅仅看作是纯技术的工作是一种偏见，因为在一些美国人当中只承认纯理科学和自然科学，从而把会计只作为一种技术。从性质上考察，“会计技术论”是以往“管理工具论”思想的变态，它依旧把会计的本质认定为管理的工具，仅以反映的职能作用为管理服务，在思想和理论上并没有质的变化。《美国百科全书》在阐述前文所引会计定义的同时，又作出这样的具体解释：“在企业，会计贯穿于每一活动之中，并且作为一种必不可少的管理工具而提供服务。”这便足以说明“会计技术论”学派在思想上与立论方面的本质所在。

2、会计信息系统论

为阐明“会计信息系统论”的成因，首先必须揭示其产生的历史导因，这将使我们明显地看到以往对这一学派的研究存在的片面性。

“会计信息系统论”的产生，大体上受三方面的影响。首先是计算机应用之启示。最初，在部分公司中计算机部门“相当于会计部门的一个延伸机构，它每天的工作就是处理工薪帐单、财务报表和总帐。”其后，人们便渐自“把计算机看作公司严密管理资产的一种信息工具。”这种电子计算机实践对“会计信息系统论”的产生具有直接影响；其次，是公司管理部门与管者、科技工作者在研究建立“管理信息系统”过程中的直接影响。现代经济关系的复杂化，促使科技工作者与管理工作者考虑到实现管理过程中的人机结合问题，其中必然涉及到实现财务会计信息取得中的人机结合问题。正如美国商用机器公司的特德。加维伊所讲：“为了管理复杂事件的需要，我们强调建立一种信息系统计划，它也是企业计划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在这计划中公司会计部门被吸收参与这一工作，从而使人们逐步认识到会计信息系统是管理信息系统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此外，“会计信息系统论”的产生还受到管理会计发展的影响，1950年4至6月英国会计管理考察团赴美国对五十多家大中型企业和哈佛等著名大学，以及几个主要会计团体进行了调查研究，并于当年10月写出了《管理会计》的调查报告，报告指出：“管理会计是以帮助管理当局制订政策和控制日常企业经营活动的方式来提供信息服务的。”1965年1月，英国还将1931年创立的《成本会计师》期刊改名《管理会计》；著名会计学者莱昂德。R.艾米曾在刊物上指出：“向管理当局提供信息并指导其行动，至少同外部报告同样重要，而且，这个职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得日益重要。”他还强调指出：在当时“为决策提供信息方面是会计师最薄弱的环节，但从战略上说，这是最重要的任务。管理会计着重阐述会计人员必须向管理当局提供有助于计划、决策和控制的信息。”可见，从管理会计角度所提出的会计信息问题对于引发“会计信息系统论”学说具有何等重要之影响。

上述表明，“会计信息系统论”的缘起有主观和客观两方面的历史导因。只有把握这一点，才能在研究中不致于曲解它的本意，才能从会计本质内容的内在规定性方面洞察这一论断的历史局限性。

美国会计学家利特尔顿（A.C.Littleton）关于会计信息方面的论述较之上述英国考察团所写报告要晚几年，他在1953年才指出：“会计是一种特殊门类的信息服务。”又讲：“会计的显著目的在于对一个企业的经济活动，提供某种有意义的信息。”1966年在美国会计学会的《会计基本理论说明书》中指出：“从本质上讲，会计是一个信息系统。会计既是一个经营实体一般信息系统的一部分，又是信息概念范畴中的一部分。”这一提法在70年代己为相当一部分学者所认同，并为大多数会计工作者所接受。1970年，美国公共会计师协会（AICPA，1957年由AIA改为此名）也改变了它在40年代“会计的性质是技术”的提法，而在公报中指出：“会计是一种服务活动，它的职能是提供有关经济事项的定量信息。该信息主要是财务性质的，而且是对经济决策有用的。”这份公报强调信息服务，并在信息服务与经济决策之间建立了必然之关系。至70年代，由美国学者西德尼。戴维森（SidnyDavidson）主编的（现代会计手册》在序言中指出：“会计是个信息系统——一种用来将一个企业或其他实体的有意义经济信息传达给有关部门的信息系统。”这种观点历经80—90年代，已成为在世界会计界占主要地位的一种论说，其影响之大是史无前例的。

从总的方面考察，“会计信息系统论”较之“管理工具论”、“技术论”的进步在于：一则，它迎合了时代潮流，引入“信息系统”这一科学概念，从人机结合方面突出了会计反映这一功能性作用；二则，它明确并强调了财务会计信息对于公司经营决策的有用性与必要性，并从服务方面突出了财务会计信息在公司经营决策中的作用；此外，这一学派从建立科学的会计信息系统的方面来认定会计方法改革的方位，使现代会计方法体系与电子计算机有机结合起来。然而，必须指出，从根本上讲“会计信息系统论”所强调的依旧是会计的反映职能，所肯定的也依旧是会计的服务性功能作用，即使在确定财务会计信息与决策的关系方面也依旧是从被动方面认定的，而未能体现会计的能动作用，所以，说到底它与“技术论”一样均未跳出“管理工具论”的圈子，仅仅体现为对以往“管理工具论”的进一步发展。美国会计学家利特尔顿在阐明“会计是一种特殊门类的信息服务”这一基本观点的同时，又直言不讳地把现代会计说成是由过去简单的工具发展成为一种复杂的工具“，这一事实便是反映”会计信息系统论“依然囿于”管理工具论“圈子之内的最典型的例证。

纵观以上从古至今人们对会计职能认识的演进史，以及人们在认定会计职能的同时对会计本质问题的揭示，使人不得不作出这样一个惊人的结论：在众多会计名家及著名会计团体的笔下，会计从来都未曾摆脱过作为“工具”的命运，无论会计环境发生着多么重大的变化，会计都始终被看作是纯粹服务性的工作，是处于被动状态的行为，从始至终处于作为“工具”的这个社会位置之上。面对这一令人深思，甚至被人熟视无睹的奇怪现象，使人不能不产生一系列的思索：产生这一怪异现象的根本性原因究竟何在造成这一怪诞现象体现在人们思想认识与理论研究方面的误差究竟又出自何处在会计界是否有一部分人一直处在一种自惭形秽的状态之中，还是生在山中无甲子，不知世上己千年这些正是下文将试图探索的问题。

二、经济管理学家眼中的会计“庐山真面目”

检索大量有关经济管理的，可以同样惊人的发现，那些著名的经济管理学家们从来就不从“工具”的角度来评价会计，他们的观点甚至完全与一些会计学家相背离，以其所论、所云相较量，会计界中“工具论”者便陡然显得黯然失色。

美国著名学者克劳德。小乔治（ClaudeS.George）在评述考古发现的史前“帐单”时指出：在五千年以前的苏美尔人文化中所发现的世界上某些最早的书面文件，是管理控制实践的证明。同时，他认为那些祭司向所谓的“神”提交的财物保管帐目其本身便是“一种管理控制实践。”据此他还断定当时苏美尔人已认识到“进行管理控制的必要。”在这方面他与英国著名史前考古学家柴尔德（V.G.Childe）所作结论相同，而柴尔德又进一步强调那些史前“帐单”所体现出来的意义还表现为人类知识上的一次革命，而制作“帐单”的人本身便处在管理的位置之上，他们为“管理日益增长的收入的任务……必须设计出更好的办法来。”在经济管理学划期中，经济学家们把第一阶段古代史（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1600年）划期的首要标志确定为“通过薄记来掌握和计量个别的社会关系。”并明确指出：对于经济管理学来说必须充分评价复式簿记的意义。他们认为：复式簿记与帕乔利关于复式簿记的著作“把商人的私人家政（计）与商人的经济管理分离开来，依据复式簿记使商人的经营管理独立起来。资本主义企业就是这个进程的结果。”由此可见，经济管理学家与考古学家们一开始便从管理的方位上来评价原始计量记录法与单式簿记，并对复式簿记在管理中的地位与作用予以高度评价。事实上，他们已把簿记工作作为管理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来看待。

19世纪下半叶，在人类努力创造条件实现由簿记向会计转化的前期，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1885年版）中，以高瞻远瞩之伟大气魄对“簿记”之重要性、本质及其发展作出了科学的论断：“过程越是按社会的规模进行，越是失去纯粹个人的性质，作为对过程的控制和观念的簿记就越是必要。”马克思是把会计的发展与经济发展这个历史动因紧紧联系在一起加以分析并作出这一科学论断的。一方面，表明社会经济越是向更高阶段发展，生产与市场的关联关系越是紧密，公司内外所体现出来的经济关系越是复杂，会计的地位与作用便越是显得重要；另一方面，则表明会计具有“过程的控制和观念总结”之职能，既反映企业的整个生产经营过程及其结果，将客观经济现象如实显示出来，并作出相应的结论，而又对整个生产经营活动过程发挥控制性功能作用。可见，马克思的这一科学“论断与”管理工具论“毫无相涉之处。

从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在一些跨世纪经济学家的著作中，又可以进一步看出他们对会计社会地位与工作地位更切实、更具有针对性的评价。德国著名经济学家马克斯。韦伯（MaxWeber）指出：“一个合理的资本主义企业，就是一个附有资本会计制度的企业，也就是根据现代薄记和结算方法来确定它的收益能力的一个机构。”他还指出：“资本主义存在最起码的先决条件，就是把合理的资本会计制度作为一切供应日常需要的大工业的标准。韦伯讲的”现代簿记“即现代会计。他既强调簿记的技术，又强调规定技术操作的标准——会计制度，既说明簿记在确定企业收益中的作用，但又指出这种作用并非仅仅是技术的、服务性的，而是具有重要管理意义的。显然，这是一种公正的评价，是具有时代意义的观点。

与韦伯同时代的法国著名经济学家亨利。法约尔（HenriFayol）不仅明确把企业的财务与会计区别开来，而且相关联地确定了它们在企业经营管理中的地位与作用。法约尔认为，公司的经营与管理活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经营是由技术活动、营业活动、财务活动、安全活动、会计活动与管理活动六大部分有机组合而成，而其中的管理活动又包括计划、组织、指挥、协调、控制这五大要素。他还指出：财务活动的基本目标在于资本的筹措与应用，而会计除具有核算功能之外，还直接与管理相关，诸如会计组织、制度，以及成本控制等，它既体现了经营与管理之密切关系，也体现了在公司经营活动中的能动作用。在公司的经营管理工作中，财务及会计与其他活动结合为一体，成为不可分割的部分，是公司的管理行为之一。而这一点却正好在一些会计学者眼里出现了视觉上的误差。

与以上两位学者齐名的是美国经济学家弗雷德里克。泰罗（FrederickTaylor），被誉为“科学管理”的创始人。这位跨世纪的优秀人物在现代公司管理中确立了：“现代成本制度”。并在这一制度中充分体现了“标准成本”、“差异分析”与实行“预算控制”的精神，以及具体进行计量、考核的基本方法。泰罗不仅从工程技术与管理相结合的方位观察管理方面的问题，而且在实践中认定了进行“预算控制”与“成本控制”的重要性。他将会计纳入公司的管理活动，并开辟了由财务会计扩展到管理会计的通道。在泰罗之后，又有很多工程师在“管理会计”建设方面作出了贡献。1937年出版的由美国管理学家卢瑟。古利克（Luther Gulick）与英国管理学权威林德尔。厄威克（LyndallfUrwick）合编的《管理科学论文集》，将自法约尔以来的有关管理职能方面的论说加以系统化，提出了著名的“管理七职能论”，即计划、组织、人事、指挥、协调、报告、预算七大职能，在论及“预算”职能时，他们认为，在这一职能中应包括财务计划与会计控制等重要内容，并将会计纳入整个管理活动之中，从管理的角度认定了会计的职能。

最后，本文还要提到的是德国经济学家古藤伯格（E.Guten berg）在《管理经济学原理》一书中对于财务与会计地位之认定与作用之评价。古氏之作分为三论，第三卷为《财务论》（1969年版）。论说中把筹资、投资、生产、成本、销售、会计等关键性管理环节有机结合在一起，突出了财务与会计，尤其是成本控制在管理中的地位与作用。他的理论对其后财务与会计理论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如此等等，经济管理学家们笔下的会计，在经济世界里显示出一种重要管理能动力，无论它在理论上的位置，还是在实践中的位置都始终与经济管理关联在一起。无论是从那荒远时代去探索会计的历史起点，还是在当今信息经济发展时代考察现代会计的状况及其发展态势，他们都把会计的发展看作是一个完整的历史演进过程，并在此过程中确认会计的发展与经济的发展、管理的发展始终相辅而行的关系，并且随着经济之演进使会计与管理渐自融为一体。可谓识得“庐山真面目”。相比之下，为何在会计职能作用认识与会计本质揭示方面，经济管理学家与一些会计学家之间的差异如此之大，为何在研究结论方面存在天壤之别在此，试从以下几方面考究其原因：

（一）“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1886年，美国科学管理的先躯亨利。汤（HenryTowne）发表了题为《作为经济学家的工程师》的著名论文，作者指出经济管理与工程管理具有同等的重要性。他认为工程师具有的知识应当扩大到经济管理范围。这一思想认识影响了包括泰罗在内的许多工程师，促使他们把工程技术问题与企业管理问题，乃至会计问题结合起来加以研究，并将研究成果用于解决企业经营管理中的问题，这既是20世纪初工程师们得以在“管理会计”方面作出突出贡献的主要原因，也是他们能站在全面管理的高度来观察会计，并最终确定会计在公司的管理工作中完全可以发挥能动作用的重要原因。然而，会计学者与会计工作者则往往局限于会计范围之内来认识会计、研究会计与评价会计。这样，他们更多地看到的或体验到的是会计的服务性作用，从服务方面所认识到的则只是会计的反映职能，从而忽视了会计在公司管理中的能动作用。他们中的很多人不能站在会计与经济管理、科技管理的结合点上居高临下的看待公司管理中的会计问题，自然也不能从全局上来确定会计在公司管理中的地位。同时，至现代社会，在文理渗透。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互融合、相互长入之际，他们中的一些人知识面日益狭窄，观察会计问题的视野已处于近视状态，也就依然沿着传统之路走下去，大体上是就会计而研究会计，以致最终导致不识现代会计“庐山真面目”之结果。

（二）单纯从“会计”词意上或将“会计”作为一种纯技术工作，来认识、研究会计基本职能与揭示会计本质上的失误。

会计是具有一定知识结构与职业道德素质人的工作，尤其是进入近代社会后，在文化素质、专业素质、道德素质，以及在智能方面有着更高要求的管理者的工作。从本质上讲，会计人员本身便是管理者，他们所从事的是管理者的工作。同时，无论在企业中还是在政府部门，会计管理者又归属于一定会计组织部门，并以一定的、制度作为他们工作的依据与行使管理权之保障。他们的会计思想受着经济环境、科技环境，以及环境的影响，他们的学历、资历与理论、技能又决定着他们的管理能力及其在管理组织中的地位。以上便是考察、研究会计职能，揭示会计本质的依据或出发点。如果忽视其中任何一个方面，把“会计”作为一个名词或一项技术工作来看待，便必然在结论上产生误差。经济管理学家们之所以能识其“庐山真面目”，其重要原因便在于他们总是从经营管理的全过程中，从会计工作与会计组织部门、会计法制、会计理论、会计方法。会计技巧与手段相结合的一体化方位上来认识会计；而会计学者们却总是从会计的核算技术与服务性作用方面，或是从会计工作的方式、方法方面，或是从“会计”词意方面来认识与评价会计，由此便在结论上产生了很大的差异。这种体现在所作结论方面的差异，是全面看问题与片面看问题的区别造成的，在很大程度上是后者只看到了现象，而前者看到了本质。

（三）经济管理学家从会计与科学管理关系的一致性方面看到了会计的特殊性；而会计界的不少人只从形式上看到了会计的技术特性。

从前文所引史实中可见，经济管理学家们从会计的反映职能方面看到了作为技术的会计，而同时又从控制或管理职能方面看到了作为一门科学的会计。会计是科学与技术的结合体，至现代社会及至未来，作为科学的属性方面，它融合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相关内容，日益显示出作为一门边缘科学或交叉科学的特征，而作为技术它又将历史上形成的方法、技术本体系与现代信息技术密切结合在一起，形成为科学的会计信息系统。同时，它又在理论上包容了政治的、经济的、法律的，及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决策论等管理理论，以及自然科学中的相关理论，使它又将具有综合性科学的特征。那些会计学者们却一直是从会计的反映职能方面确认其技术性，然后仅仅从技术性方面看到其服务作用，最终在服务方面走到尽头，在终点的地方便产生了无法摆脱的“工具”之结论。

1980年，学家史蒂夫。洛尔（Steve Lohr）发出感叹：“会计过去从本没有受人尊敬的形象。”过去的一些同行与他有着一样感觉，在电影、戏剧及不少小说里所见有关会计的人物大都是些不幸的形象。这种看法虽然有失偏颇，但与近年来中国人对会计的看法已大不相称。然而，记忆犹新、阴影犹在，“会计工具论”依然在全世界泛滥成灾，洛尔之哀叹正是他的那些同行们造成的。可以讲，正是这支庞大队伍里的一些人，在不知不觉中有损自己的形象，降低了本职业的威望。当今，在会计环境这面巨大的镜子面前，该是我们认清自己形象的时候了。

我们认为，用任何方式表现出来的“工具论”都是不能成立的，“会计工具论”应当在世界上退出舞台。同时，应当看到，只有消除“工具论”在世界上所造成的不良，方能为现代会计正名，方能为现代计奔向二十一世纪从思想上、理论上扫除障碍。

三、会计本质与职能在中国的

世界会计界在会计职能研究与定义的阐述方面，有其杰出代表者。如英国的劳伦斯。狄克西（Lawrence Dieksee）、弗朗西斯。皮克斯利（F.W.Pixley）等人在完成由簿记向会计的历史性转变过程中发挥了显著作用，并在会计理论建设的最初阶段作出了突出贡献。也许由于他们通常是站在公共会计师的位置上来审视会计，并且由于他们对与会计存在血缘关系的审计有着精深研究的缘故，所以他们一开始对会计地位的评价便是客观公正的。正如迈克尔。查特菲尔德（Michael Chatfield）指出的：狄克西、皮克斯利等对现代会计思想的影响远比现在活着的任何人都大，他们正是在由会计实践发展到会计理论之时出现的人物，并且把握住了未来的会计师建立公认会计准则的历史时机。此外，在德国也可看到一些与狄克西等同的、齐名的会计学家，如雪尔（J.F.Schar）、伯利纳（M.Berliner）、霍格利（Fridrich，他们在会计学建设，明确会计在管理中的地位方面做出了同样突出的贡献。

从揭示人类会计思想演进方面来考察会计中的问题，查特菲尔德指出：“古代世界所遇到记帐、控制和检查之类的问题，在许多方面与现代有共同之处。……私人财富的积累导致了受托责任会计的产生……调查受托者的诚实性和可靠性的需要，使内部控制成为所有古代簿记制度的主要特征。”这是从史学的研究方位考察会计问题所作的结论。

在中国，70年代末期以来，会计界对会计职能的研究与对会计本质的揭示也取得了明显的进展，中国学者即使在引进诸如会计信息系统论之类的理论时，也是从再认识、再研究的角度出发的，并且在研究中取得了实质性进展，这是值得加以肯定的。

（一）“会计信息系统论”在中国的发展

“会计信息系统论”的基本观点自80年代引入中国，并经过一些著名会计学家的研究，在以往的基础上作出了新的论断，从而克服了以往研究中的片面性，使这一论说得到发展。其基本贡献在于：

第一，从管理的角度阐明了会计是一个以提供财务信息为主的信息系统。如葛家澍教授等人所下定义：“会计是旨在提高和各单位活动的经济效益，加强经济管理而建立的一个以提供财务信息为主的经济信息系统。”

第二，在通过对会计所下定义揭示会计本质的同时，又相关联地强调了会计具有“反映”与“控制”两大基本职能。葛家澍教授等人认为会计“在企业和各单位范围内，主要用于处理价值运动所形成的数据并产生与此有关的信息，起反映职能，上述数据与信息的进一步利用，又能起监督、预测、规划和评价等控制职能。会计的上述两项职能，都有助于进行正确的经济决策和财务决策。”事实上这一论断已将“会计信息系统论”同“管理工具论”、“技术论”区别开来。

第三，从宏观经济调控与宏观经济控制总体系研究方面相关联地研究会计信息系统建设及其作用问题。如裘宗舜教授等人指出：“现代会计是一个财务、成本信息系统。”而这个系统却是“为宏观调控服务的经济信息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故它与宏观经济决策密切相关。由此，便改变了以往将会计的作用仅仅局限于公司方面的观点，从而将其作用扩大到公司以外，并最终与“国民经济总控制系统”建立起必然的关系。这是很值得肯定的进步。

（二）“会计管理活动论”的历史贡献

1912年，围绕“管理经济学”的建立，德国经济学界展开了一场论战，其结果宣告了持传统技术观的私家经济学的结束，取而代之的是管理经济学的建立。从导致这一转变的理论建设原因方面讲，人们不仅认为当归功于德国经济学家“施马连巴赫（E.Schmalenbach）在动态资产负债表论、成本核算论、公司（财务）论等方面所进行的实证研究。”而且应归功于在簿记、会计、财务研究方面所取得的重大进展，这些进展是“管理经济学”得以建立的重要依据。此后，日本学者铃木英寿又进一步研究了“管理经济学”的历史划期，在他划分的六个历史发展阶段中，与簿记、会计发展相关联者为两个阶段，即第一阶段“簿记理论时期”（1900年前后）；第二阶段“资产负债表理论、成本理论、核算制时期（1920年前后）”。因此，成本理论、财务理论、核算制，以及有关企业经营成果形成方面的理论最终便“成为管理经济学的一个主要领域。”如果再联系同一历史时期“管理会计”的命名，并作为会计的一个分支学科的产生，便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围绕会计与管理的关系问题，家、工程师，经济学家及部分会计学家们的认识开始出现趋同之处。至40年代中期，西方学者在管理经济学研究方面开始由经济实证转入理论化时期，这时企业财务不仅成为这一领域里的研究重点，而且通常把财务与会计问题联系在一起认定会计在经济管理中的地位与作用。受管理经济学理论的影响，50年代在美国产生了“管理经济会计学派”（Managerial Economics and Accounting），其基本理论明确地揭示了会计与管理之间所存在的必然联系。就中国出现的“会计管理活动论”学派而言，无论该学派是否在立论方面受到国外相关学派的影响，其影响程度如何，我们都认为该学派从实质上揭示了会计与管理的关系，其理论的立足点是正确的。

1979年12月，在中国会计学会成立大会上，学者们首次提出了“会计管理”概念，1981年2月，在财政部印发的《全国会计工作会议纪要》中最早使用了“会计管理”名称。1982年8月，杨纪琬、阎达五教授在《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杂志上发表了题为《论“会计管理”》的文章，正式提出“会计这一现象属于管理范畴，是人的一种管理活动”这一论断，并指出：“会计的职能总是通过会计工作者从事的多种形式的管理活动实现的。他们提倡在中国使用”会计管理“概念。1983年2月，阎达五教授撰文指出：”会计管理的是价值运动，会计管理的目的是提高经济效益，会计管理的基本职能是计划和控制。1983年6月，成圣树教授等撰文指出：会计“是经营管理的核心，是反映和控制经济活动并使之达到一定目的的一种能动行为，是有组织，具有管理职能的一种管理活动。”

“会计管理活动论”的基本观点反映了对“会计工具论”的否定，它是我国进行会计改革以来，体现在会计基本理论问题研究中的一个历史性的进步。这是因为：其一，这个学派认定了现代会计是经济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明确了它在国家经济管理与企业经营管理中的地位与作用，这一点奠定了中国会计改革的思想基础；其二，这个学派把对会计本质的揭示与对现代会计基本职能的认定结合起来加以表述，明确了会计的反映与监督（控制）职能；其三，这个学派明确了会计在管理中所起的作用是能动的，从而从根本上与“工具论”、“技术论”区别开来；此外，他们认为会计的本质性含义与职能是处于变化之中的，强调对会计的认识与研究应破除“终极论”的观点。

（三）会计控制系统论

杨时展教授指出：“现代会计是一个以认定受托责任（Accountability）为目的，以决策为手段对一个实体的经济事项按货币计量及公认原则与标准，进行分类、记录、汇总、传达的控制系统。这一定义从外延与内涵两方面揭示了现代会计的本质。首先，定义阐明了会计基本目标在于认定受托责任履行情况这一内在的，并带有规律性的问题；其次，又在确认受托责任目标的基础上，揭示了现代会计是个控制系统这一关键性问题，使人明确地认识到受托责任这一目标与会计控制系统的结合，便是现代会计内涵中显示其本质的问题，而现代会计的主导性职能是控制；此外，又明确了受托责任与决策的关系。应当注意，以上三个方面所揭示的问题并不仅仅是概念上的，而且是从会计工作的基本内容及基本程序上体现出来的。杨时展教授在会计本质问题上的研究成果，体现了现代会计发展的历史方向，在会计基本理论建设上将占有重要历史地位。

可见，中国十多年来的会计改革，在会计理论研究与实务革新中已见显著成效，它产生了已具有世界性意义的创造性研究成果。就会计本质问题研究而言，它已步入世界先进行列，体现了中国会计发展对于世界的贡献。

四、论现代会计的基本职能

在第一个问题的阐述中，笔者强调了会计环境的变化决定着会计职能变化这一基本观点，并表明随着会计环境的变化，在会计的内涵与外延两方面都同时发生着相应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又直接影响到会计的本质性内容发生变化，并最终影响着一代会计学者的思想，使他们在新的思想支配之下就会计的定义作出新的结论。在现代会计发展阶段，当如何认定会计的基本职能，明确会计工作的基本目标，以及应当如何从定义上科学地揭示现代会计的本质，这是本文在最后一部分中所要集中探讨的问题。

（一）关于会计历史演进中管与算的关系

在史前时代便可发现，原始人所作的刻画符号，一开始便与管理生产、生活联系在一起，即使那些栩栩如生的动物画图也“并不是一种神秘的‘冲动’的表现。……也不是专门的寻求那种乐趣，而实是为的一个严肃的经济目的。”尽管人们在这个阶段对生产关心的程度不同，然而，事实却表明，人们一开始所进行的计量与记录便出自对经济进行管理的动机。进入文明社会后，在经济发展阶段，单式簿记的体系逐步构建起来，它体现了官厅会计的历史贡献。除簿记方法之外，为贯彻“量人为出”之制，统治者组建了财计组织，颁行了财计制度，最终形成了簿记组织、簿记制度与簿记方法相结合的簿记工作格局。故在此阶段，人们所关注的或认识到的只是簿记的核算职能，认为簿记是为维护国家财政收支服务的工具。然而，这时客观上与簿记核算职能并存的还有簿记的监督职能，簿记工作还起着监督国家财政收支实现的作用，只不过在此期间，簿记的核算职能处于主导地位而已。

由单式簿记阶段演进至复式簿记发展阶段，与资本主义性质的商品货币经济萌芽、演进密切相关。正如韦伯所指出的：当“合理商业终于在整个经济生活范围内成为占支配地位的一个领域，在这领域内便首先出现了数量的。他还认为：”在贸易由群体进行时，为了清算帐目就必须有精确的簿记。“而在单式簿记时代的簿记错误很多，即使从最近的由”佛罗伦萨留传下来的那些用文字记数的演算，竟错误到四分之三至五分之四的程度。“所以，韦伯把复式簿记称之为”真正的簿记“，是进行管理的重要手段。在考察簿记与资本主义性质商业的关系时，韦伯认为：”簿记（复式簿记）是在贸易组合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在早期出现的一批家族性质的公司里，由于公司簿记与家计混为一体，故这类公司的帐目最初是”一笔糊涂帐“。直到帕乔利的《簿记论》问世后，这种情形才大为改观，家计与公司簿记逐步严格划分开来，理论与实务统一起来，簿记在公司经济管理中的作用也突出起来，人们开始认识到管与算结合的意义，进而认识到薄记的反映职能与监督职能同等重要。经历产业革命，在20世纪进入信息经济发展时代后，人们在管算结合这一认识的基础上，又逐步认识到在管理与核算之间，算是基础，是手段；管则是目的，管处于主导地位。

总起来考察，在会计发展史上，自从有了会计的算，同时便有了会计的管。会计的管不可以脱离会计的算，而会计的算又始终是围绕会计的管理目标进行的。在任何一个历史时期，既不存在脱离管理而独立存在的算，也不存在脱离核算而独立存在的管。由会计环境的变化及人们的认识水平所决定，相对而言，在古代社会里，通常认为簿记以算为主，以管为辅；至近代社会，人们将管与算并重对待，提倡管算结合；而进入现代社会发展阶段之后，人们又逐渐从会计对于管理的能动作用方面认识到，在会计的基本职能方面，当以管理作为主导方面，而核算仅起辅作用了。

（二）论会计的基本职能——反映与控制

管理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而会计的发展不仅与管理发展的历史动因相同，而且它们在发展中又是同步的。人们也是从揭示管理的实质出发对管理下定义，一般认为经济管理是针对人力和资源的结合，通过计划、组织和控制来实现一定经济目标的过程。这一定义所包含的内容，与会计存在的意义至为密切相关。一方面，这一定义明确了会计控制的对象——人力资源与物质资源，并对会计控制提出了要求，要求会计应充分利用信息，参与对一个经济单位的人力、物力、财力的管理；另一方面，管理所追求实现的目标又集中体现在经济效益方面，自然这也是会计控制所追求实现的目标。从总体上讲，以上两方面包含着某一单位的经营管理向会计工作者所提出的根本性要求，即要求作为管理人员的会计工作者必须承担他的岗位责任——受托会计责任。

当簿记还作为一种附带工作之时，其会计责任体现于整个经济责任之中，尚未成为一种专职责任。当会计专职出现乃至会计组织部门产生后，便出现了受托责任；井在官方形成了受托责任制度，在民间则出现了体现受托责任的“人簿记”。至近代，当股份公司从家族公司形态中摆脱出来后，所有权和经营权发生分离，科学意义的受托责任才得以明确、普遍地体现出来。泰罗强调公司中的“岗位责任”，而法约尔则把责任与权力统一起来，他指出：“对责任的畏惧，恰如对权力的喜爱”，而有其权便当负其责。韦伯则把责任、权力体现在组织部门建设之中，从组织上明确了包括会计部门在内的作为一个管理组织的责任。至现代会计发展阶段，正如杨时展教授所指出的：“受托责伍‘已成为现代会计控制中的核心问题了，在对会计本质问题的研究中，人们必须正视这一问题。现代会计的目标在于认定管理中的受托责任，现代会计工作者的使命在于履行受托责任。在市场经济下，认定经营者的责权利，维护所有者权益，以及实行科学、严格的会计控制，是履行受托责任的集中体现。

正是从现代会计所处的环境出发，从现代经济管理对会计所提出的要求出发，以及从市场经济下会计所担负的重大经济责任出发，笔者认为，现代会计的基本职能应当归纳为反映和控制，而为了达到反映与控制的目的，现代会计在发展中逐步构建了它的两大工作系统，即会计的信息系统和控制系统。

1.会计的反映职能与系统

会计的反映职能是通过一定的会计方法，遵照公认财务会计准则的要求，正确地、全面地、及时地、系统地将一个会计实体单位所发生的财务会计事项表现出来，并通过科学的分类方法，将不同性质的会计事项分门别类的、集中的表现出来，以达到揭示会计事项本质之目的；会计的反映职能在客观上体现为通过会计信息系统对财务会计信息进行优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又具体体现为两个基本工作阶段：一是信息确认阶段，通过这个过程进行信息筛选，去伪存真，将虚伪假冒及失准的信息揭示出来，清除出去，为整个优化信息的过程奠定基础，确保财务会计信息的真实、可靠，为决策提供有用的、能确保决策正确无误的信息。二是核算工作阶段，核算过程包括制证、计量、记录、归类、组合、测试、编表等环节，这个过程体现为对若干会计方法的具体，诸如以货币为统一的计量标准、设置帐簿，会计科目在分类中的应用，以及在编报前应用平衡公式进行测试等。可见，以往把会计的反映职能与会计核算等同起来对待有失片面，应当注意，在会计信息系统工作过程中，为防止会计信息失真，应当把财务会计信息确认放在重要位置上。

在信息经济发展时代，计算机在经济管理工作中的应用，最终形成了科学的“管理信息系统”，而这个系统理所当然地将财务会计系统包括其中。把电子计算机处理技术与财务会计方法体系有机结合起来，便形成了科学的会计信息系统，而这个系统又自然而然成为“管理信息系统”中的一个重要分支系统。除上述环节外，在会计信息系统中还应包括信息储存与信息输出两个环节。这样，便把确认、核算、信息应用三个阶段结合起来，而后通过电子计算机技术处理，既在“会计信息系统”建设方面实现了人机结合，而又使所取得的财务会计信息成为可分解、可传递、可交换，以及可供管理者、决策者选择使用的信息。由此，通过这个系统便可达到行使会计反映职能之目的。

现代会计的反映职能是现代会计工作的基础，它通过会计信息系统所提供的信息，既服务于企业内部的决策者，又是会计部门参与决策的依据；它既服务于企业内部管理，又服务于投资者，以及与企业工作相关的财税、金融及审计部门；此外，财务会计信息的另外一个突出作用是为会计部门的会计控制工作服务的。故可以看到，如果从这些方面来理解会计的服务作用，这种服务作用也决不是被动的，而是具有能动性的。此外，应当明确，无论从人机结合的角度，还是仅仅从会计工作者在信息确认环节所体现出来的作用考察，都可以看到会计的反映职能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会计在企业管理中的作用。

2.会计的控制职能与系统

就现代会计的反映与控制两大职能的关联关系而言，反映职能是会计发挥控制职能作用的基础，是为进行会计控制服务的，而会计控制则是现代会计部门适应市场竞争环境变化，强化企业内部管理，增强企业竞争能力，以及参与企业经营决策的首要职能。

追溯历史，人类会计控制思想的产生与从会计控制方面认定会计的职能，起始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萌芽阶段。其主要历史原因，是在此期间社会生产由家庭手向工场手工业发展阶段的演进，具体表现集中在“成本控制”思想、方法及其理论的萌芽方面。1436年在威尼斯建成了为制造兵舰服务的造船厂，史称威尼斯兵工厂。该厂成立之初便采用了复式簿记、到15世纪中叶就已经有了“早期形式的成本会计。”在16世纪，该厂已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兵工厂，由于它开始采用控制与分权管理的办法，在工厂生产控制中已形成了由人事管理、部件标准化管理，以及“会计控制”、“存货控制”与“成本控制”组合而成的基本内容。从成本控制方面讲，当时已经把成本范围界定为“固定费用、可变费用和非常费用”三种，其控制细致程度已达到对于进入和离开造船厂的每件财物都要进行详细记录的地步。

历经产业革命阵痛之后，以成本控制为中心的“会计控制”成为“工厂制度”建立的一大支柱，这时工程师与管理者都认识到“动力传动的机器极大地提高了生产率，但也提高了对资本的要求和资本成本。”他们还认识到必须通过最大程度地利用资本来控制资本成本。“这样，到18世纪与成本控制问题乃至整个会计控制问题相关联，人们开始把财务控制作为管理的一个重点，正如小乔治所讲：在英国的那些工厂主心目中”财务是他们的王国。“正是从财务控制出发，人们充分认识到”新的簿记制度在控制方面的价值。“同时，在18世纪，人们也已认识到预算在经济控制中的重要作用。进入19世纪后，英国博尔顿—瓦特父子公司索霍铸造厂便在管理中”制定生产标准、编制生产计划、部件标准化、成本控制应用、成本会计……“，其中以计划与成本控制作为管理中最重要的环节。其后，成本控制也在美国制造业中播下了种子，并出现了由管者惠特尼所制定的”成本会计制度。“至19世纪末，人们在经济控制中又把注意力集中到建立管理控制组织，实现科学的组织控制方面。20世纪初在美国企业中建立科学管理制度的同时，在大中型企业中出现了由”会计控制长“（Controller）主持的会计组织部门及由”财务控制长“（Treasurer）主持的财务组织部门，从而这种组织格局又将计划（预算）控制、成本控制、会计制度控制等内容统一起来，最终形成了会计控制的实质性内容。进入市场经济中的信息经济发展时代后，人们便在研究”管理控制系统“建设的过程中，一方面在从事管理工作的人与电子计算机结合方面考虑到管理信息系统的建设与应用问题，其中尤其是着重研究解决了”会计信息系统“的建设与应用问题；而另一方面在相应考虑”会计控制系统“建设与应用的同时，又进一步考虑到现代会计的这两大系统之间的协同关系处理问题。美国学者安托尼（Anthony）把公司中的控制划分为”业务控制、管理控制和战略控制“三种，其中又将会计控制纳入管理控制之列。同时，以上三种不同的控制，需要三种相应的不同信息，其中进行会计控制所需要的信息自然来自于会计信息系统。这方面我国学者也有同样的认识，并且作出了进一步的研究。在涉及会计信息系统为会计控制提供信息依据方面，会计学者莫德姆。拉曼（Mawdudm Rahman）与莫里斯。海拉第（Maurice Halladay）明确指出：”会计信息的支持确定了企业中会计控制所能达到的范围：当企业需要控制系统，并明确所进行的控制要达到的目标后，他们便要在会计信息系统上投资。“

由此可见，人们对会计控制职能的认识取决于会计环境变化中的四大要素：一是市场经济的产生与发展；二是科学技术革命的推动；三是经济体制的变革，以及企业内部管理组织与管理系统的革新；四是现代会计文化的发展，电子计算机与会计的结合应用等。事实表明，由以往“反映—监督”（或核算、监督）职能向“反映—控制”职能的演变是客观环境变化的产物，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同时，在现代会计发展阶段，会计通过两大并存的系统——“会计信息系统”与“会计控制系统”显示其职能作用，通过前者体现其反映职能，而通过后者行使其控制职能。反映是实行控制的基础，控制则是现代会计的目的或“落脚点”，故在两者之间会计控制职能处于主导地位，它体现着现代会计发展的历史性进步，显示着现代会计的本质。以下围绕现代会计控制职能方面的问题，试作进一步分析：

（1）会计控制职能的涵义

首先，应当明确的问题是现代会计控制的对象与目标。从控制对象方面讲，它表现为对一个法定的会计实体进行控制。如果这个实体是指一个独立核算的企业，由于这种企业是由处于经营管理系统中的若干岗位或环节组合而成的，因此，为行使会计对企业经营活动过程及其结果的控制权力，并履行其受托责任，便自然而然要按这一专职岗位设置会计组织部门，由其具体组织会计控制工作。这样便把会计的岗位职责与权力统一在一起。从现代会计控制工作所立定的管理目标方面讲，它集中体现为这个会计实体的经济效益的不断提高，并且是这个实体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统一。这里，如果再把会计控制的对象与所确定的管理目标统一起来加以认识，便可作出这样的结论：现代会计组织部门为实现其既定控制目标，以法制为依据，以科学理论为指导，通过一定科学的程序，采用科学的方法与现代化手段，充分履行自己的受托责任与行使管理权力，使企业的经济活动过程与财务活动过程遵循经济活动规律及其经济活动规范运行，这一工作过程及体现在这一工作过程之中的能动管理作用便是“会计控制”。

其次，从现代会计控制的基本内容方面考察，它应当包括以下六个基本方面：一是财务会计控制与管理会计控制；二是提供财务会计信息，参与经济决策；三是会计部门利用财务会计信息在工作过程中直接进行控制，诸如在执行财务计划中体现出来的计划控制，以及进行成本控制等；四是对会计信息系统的控制，即通过对优化财务会计信息的过程控制，防止信息失真；五是就现代会计而言，已由侧重利用内部信息施行控制转向从管理战略目标出发，充分利用市场信息、信息，以及来自外部的财务会计信息进行全面控制。同时，现代管理会计亦由以往固守传统的财务成本控制转向作业成本控制；六是现代会计控制还应包括内部审计控制等内容。

再次，现代会计控制的基本依据与指导思想。现代会计控制所持依据已超出财务会计理论与管理会计理论的范围，它实行控制的依据已扩展到现代经济控制理论方面，如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决策论等。围绕经营管理与决策问题，在充分发挥会计控制作用中还应当明确：“有效的控制必须是科学的系统的控制：系统的控制必须是把握优化信息的控制；优化的信息必须通过科学的系统方法取得。”同时，现代会计控制的指导思想又应是实行全面控制，即这种控制应在时空关系上把过去、现在与未来结合在一起，把事前、事中与事后结合在一起；同时，应把微观、中观与宏观控制结合在一起。

（2）现代会计控制系统的构成

现代会计控制系统包括经营循环控制与决策过程控制两个分支系统，这两个系统与电子计算机控制系统的结合，便成为处于自动控制状态，并与会计信息系统相结合的科学的控制系统；经营循环控制系统包括市场、计划、过程控制、成本、库存、价格、行销、内部审计八个控制部分，其中过程控制又包括设计、采购、投入、产出、质量、储存、计价、运输、销售及盈亏等环节。而决策过程控制则围绕参与决策和本部门自身的决策进行，由以下九个运行环节构成，即预测、分析、决策。计划、建制、审核、检查、监督及追踪决策等。

以上两大分支系统不仅体现了全面而系统的控制，而且突出了成本控制这个核心；不仅从参与决策方面体现了会计的能动作用，而且突出了现代会计在强化企业内部控制中的能动作用；不仅体现了以市场作为控制起点，以计划作为指导的“市场第一、计划第二”的思想，而且体现了对全作业过程的控制。同时，从决策过程控制这个系统的建立中可见，会计的监督作用当涵容于会计控制之中，它只是实行会计控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故不能在对现代会计职能的表述中，以监督取代控制，把会计控制职能局限在监视、考察与督促方面。倘若如此概括现代会计的职能，便会在现代会计本质揭示方面出现片面性，并影响到一系列会计理论问题的研究。

当然，在会计控制系统建设方面，还远远不如会计信息系统建设成熟，其中也还有许多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

3.关于揭示现代会计本质的定义

通过上述研究，可以把问题集中在以下这个重要观点之上：进入现代会计发展阶段后，现代会计在其工作的组织运行过程中，显示出两大基本职能，一是反映职能，是通过会计信息系统加以体现的；一是控制职能，是通过会计控制系统加以体现的。这两大工作系统都体现了与现代信息技术的结合。如前所述，在这两大职能中，前者起控制基础作用，后者起主导性控制作用，后者是现代会计工作的落脚点；在两大系统中，前者不仅通过技术性功能作用为企业的决策者及企业内外部的相关部门提供信息服务，而且还直接为会计部门进行会计控制工作服务，而后者则通过充分利用前者所提供的财务会计信息；以及其他相关经济信息，对企业的经济活动过程进行全面、系统的控制，并最终在经营决策方面体现现代会计的地位与作用。事实上，体现于现代会计两大职能、两大系统中的具体问题已涵容于上述内容之中，如经济效益目标揭示问题，货币计量手段应用问题、财务会计信息通过一定程序的优化问题、资金运动问题，以及受托责任关系问题等等。故依我之见，在揭示现代会计本质，为现代会计下定义时，便勿需在内容中一一加以表述。基于此，试对现代会计定义作如下概括：

现代会计一是会计管理者通过会计信息系统与会计控制系统的协同性运作，实现对市场经济中的产权关系、价值运动过程及其结果系统控制的一种具有社会性意义的控制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