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17 18:12:31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湖湘文化论文,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中图分类号:R715.2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14-0194-03
一、生育文化的内涵与特征
(一)生育文化的内涵
所谓生育文化就是建立在一定经济、社会条件下的生育观念文化与建立在一定科技发展水平之上的生育科学文化的合称[1]。显然,生育文化包括:(1)属于社会文化范畴,建立在生育主体价值判断基础上的生育观念;(2)属于生育科学范畴,含与生育相关的知识、技术、工具、设备、手段等,其内容包括避孕节育、优生优育、生殖健康、人工生殖等。
生育观念包括三方面的认识:一是对生育目的和意义的看法,也就是对孩子效用的认识;二是生育意愿,指生育的性别取向、对生育子女数量的期望、对子女素质的期望;三是生育时间和方式的选择。生育观念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主要有:(1)特定的物质生产方式是对生育观念的形成起决定作用的因素,生产方式的变迁是生育观念转变的终极原因;(2)制度与组织因素,包括对生育起影响或控制作用的社会、经济、婚姻家庭、政治法律等制度,宗族、家庭、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组织。其中,婚姻家庭制度、宗族和家庭组织与生育的关系最为密切;(3)精神文化因素,包括影响生育意愿与行为的信仰、心理、价值观念、风俗习惯、道德规范、舆论评价等;(4)生育科学因素,与生育观念共同构成生育文化总体的生育科学本身是影响生育观念的重要因素,例如,避孕节育技术所带来的对受孕的随意控制,生殖保健水平提高所带来的婴儿死亡率的下降都曾极大地影响了人们的生育观念和行为;人工生殖技术的发展更是影响人们婚姻家庭生育观念的潜在的巨大因素。
(二)生育文化的特征
由于生育文化受到社会和经济条件的制约,它是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自然形成的。因此,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社会环境,其生育文化的特征也是不尽相同的。
1.我国传统生育文化的特征
我国传统生育文化是指形成并存续于以小农经济为主的我国传统农耕社会的生育文化类型。其特征表现为:(1)生育认识上,由于生育具有社会、经济、精神等多方面的显著效用,生儿育女,尤其是生育男孩被视为人生第一位的重大使命;意愿上,早婚早育,追求多、男,重男轻女,其中,追求多、男是传统生育观念的根本特征;方式上,抚养、教育局限在宗教内部,极少的婚外生育。(2)生育科学方面,对生殖规律一无所知,生育知识贫乏,怀孕、分娩、母婴健康皆顺其自然,主要取决于自然的机遇,这是由传统社会生育科学的极端落后决定的。
2.现代生育文化的特征
现代生育文化是与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现代工业社会相适应的生育文化类型。现代社会的经济、社会因素对劳动者素质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对人口数量,则需要由社会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从宏观上进行调控,实行合适的人口政策,力求达到符合可持续发展要求的最优人口规模。数量调控、无性别偏好、优生优育应成为现代生育文化的根本特征。传统生育文化重点在于生,而现代生育文化关键在于育。
现今西方生育文化的特征体现为:获取心理和感情上的满足是生育的主要目的;接力模式,即父母抚养子女,子女对父母没有抚养责任的模式;数量上的少育与相当数量的自愿不育;发达的托幼组织、较多的单亲抚育;基本无性别偏好;避孕节育普及,生育健康水平很高。
我国20世纪70年代推行的计划生育大大加速了我国传统生育文化向现代生育文化的转变过程,生育数量已降到很低的水平,1992年全国平均TFR为2.0,已低于更替水平。随着经济、生育科学的发展,避孕节育知识的普及,优生优育、生殖保健水平也在不断提高,初步形成了适应发展的数量调控、优生优育的现代生育文化特征。
二、湖湘文化特征及其对生育文化的影响
湖湘文化和齐鲁文化、燕赵文化、吴越文化等一样是中华民族绚丽多彩的地域文化中的一种,指广泛存在于湖南各族人民中具有地域特色的民俗、民风、社会心理、社会意识、科学文化等的总和。湖南独特的地理环境孕育了湖南人认同天道变化无常的道理和不屈的奋斗与抗争精神。湖南的地形东西南三面环山,对北敞开。冬季,凛冽的西伯利亚寒潮滚滚南下,长驱直入湖南全境,达南岭脚下郴州永州一线,被阻于南岭。夏季,南方的阳光烈日加上湘北洞庭湖大水面的蒸发,使三湘大地热气郁积而不得散发,致使盛夏酷暑可达41℃,夜晚气温仍高达33℃。春秋两季,三湘大地时而受西北的冷锋控制,时而受西南暖湿气流的影响,故气候多变,时晴时雨,骤冷骤热。因此,号称鱼米之乡的湖南,自古却属于居住条件恶劣的荒蛮之地。汉代以后,湖南逐步开发,虽然成了鱼米之乡和粮仓,但三湘人民祖祖辈辈所感受到的气候的恶劣与变化无常,培养了湖南人对天道无常变化的疑问、适应和反抗精神。曾指出,中国传统的生育伦理观念是小农经济的产物。生育观念中的“养儿防老”是小农经济中极为重要的部分,男婚女嫁则体现了小农经济中的劳动力转让。在小农经济基础上,人口多,特别是男性人口多,意味着劳动力资源丰富。传统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是一种薄型平面垦殖,产量的增加主要依靠不断追加劳动力投入。因此,客观上,小农经济对劳动力,从而对生育行为有着源源不断的需求。从家庭本身来说,在代际交换中,父母有培养子女长大成人的义务,而子女则有赡养年老父母的义务;父母有维持和保护家庭财产并分配给儿子的义务,而儿子则有继承家庭财产的义务;等等,所有子辈所需担负的责任只有儿子才能承担,女儿则因外嫁而不负责任或负很少的责任。因此,父辈倾向于生育儿子。一个儿子在死亡率很高的古代社会是不保险的,一旦夭折,就可能意味着没人养老送终、没有人继承遗产等,因而多生育儿子是必要的,而多生育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或途径。湖南古时恶劣和变化无常的气候,使人们易于产生对天道的疑问、适应和反抗精神,在这样的湖湘文化背景下,以“多、男生育”为特征的传统生育价值观念得到了强化。即便是现在,这种反抗精神对计划生育政策的实行无疑产生一定的阻力。
古时移民对湖湘文化有着深刻的影响。湖南自古为南北兵家首征之地,元代初年及明末清初,湖湘大地遭受战火多次蹂躏,土著族十室九空。元代和清代有两次在中央政府鼓励和安排下的大规模移民,移民主要来自江浙、江西和四川等地,湖南省境内有多达45种方言,如湘乡新化、常德湘西、衡阳、平浏、澧陵等方言。移民的进入给湖湘文化提供了厚实多元的基础。近代有人论说,湖南之所以名人辈出,盖因湖南是移民省的缘故。这种移民文化也体现在湖湘文化特性中的包容并蓄方面,其经世致用的核心决定了它是一个能够不断自我更新的文化,因而具有显著的开放性特征。湖南既是南北交通的要冲,又是东西往来的枢纽,在这种交往比较便利的地方生长起来的湖湘文化必然带有开放性特征。尤其是两晋以后,南方经济不断发展,加上中原地区战火不断,迫使中原人纷纷南迁,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加速南移,湖南的地理位置在全国的地理格局中日益重要,近代以来更加明显。伴随着近代中国三次留学的出现,湖南一批又一批有识之士走出湖南,走出中国,走向世界,到日本、欧美等资本主义先进国家,学习、译介和传播西方文化;同时,西方文化大量地涌入湖南,与湖湘文化碰撞、融合。湖南人士一直所倡导的“经世致用”原则,实际上已经成为湖湘文化具有开放性特征的理论基础。从一般意义上来讲,坚持经世致用原则的学者或文化流派是易于接纳异域或外来先进文化的,也会采取相当主动的态度与其沟通、交流与合作,以修正和完善自我,即具有一定的开放精神。湖湘文化自形成之日起,就以经世致用为最高准则。湖湘学派的创始人胡宏、张不仅以其学术思想精湛称于世人,更以坚持经世致用原则而卓然孓立。胡宏在运用体用、致知力行等范畴对通经与致用的关系进行科学论证的基础上,特别强调“致用”必须从关心现实的实际政治、经济、生产活动出发。张在岳麓书院办学时,曾明确宣称办学宗旨就是为“造就人才,以传道而济斯民也”。进入清代,湖湘文化的经世致用原则得到了进一步发扬和光大[2]。湖湘文化中的开放性,使人们易于接受新事物、转变旧观念。生育文化由传统向现代转变,最关键的是观念的转变。中国传统的生育文化在建国以后即已开始发生转变,其表现是小农经济基础的摧毁、家族制度和宗法组织的废除。但生育观念没有明显转变,生育行为表现为一种自发的状态,这种自发生育在舆论导向和政策倾向的作用下演化为50、60年代的高生育率和快速的人口增长。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开放性的湖湘文化有利于现代生育观念的转变和现代生育文化的建立。
三、新型湖湘生育文化建设途径选择
湖南的人口控制虽已取得很大成效,但仍未实现生育文化的变迁,其难点就在于,由于农村特殊的社区环境给没有男孩的家庭带来了巨大的社会压力,广大农村地区还盛行强烈的性别偏好。另外,新型生育文化的一些内容与传统价值观和价值体系存在矛盾,使文化认同难以实现,进而阻碍着生育文化的变迁。作为湖湘文化的一部分,湖湘生育文化的建设应发挥湖湘文化的优势,通过以下途径进行建设。
(一)大力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城市化水平,改变社区环境
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导致的,其生产方式是自然经济的,与传统社会的小农经济之间没有重大差别。在这样的家庭经营条件下,作为生产力要素的劳动力,其数量较质量而言仍更为重要,从而促使农民们为发家致富而追求多育。农民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自然下降只有在生产方式发生质的变化,包括农村生产力发展到相当水平、市场化取得长足进步和劳动力素质普遍提高后才会实现,因此,需要大力发展农村经济。
社区环境对生育文化的影响是相当大的,社区环境建设的内容和形式也是多姿多彩的,特别是乡村和城市,其社区环境的差别就更大了[3]。城市化的发展以及由此而导致的乡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有利于消除来自农村社区的文化压力,从而可以促进生育文化变迁的实现。因此,要加快城镇建设步伐,提高城市化水平,实现社区环境的改变。
(二)充分发挥湖南教育的优势,提高人口文化素质
人的文化素质高低对先进生育文化的接受程度是有影响的。人口文化素质高的群体易接受先进的、科学的生育文化。在北京、上海等人口文化素质较高地区,妇女总和生育率不到1%,而在贫困山区、边远地区,妇女总和生育率超过2%。因此,要实现生育观念的根本转变和进行新型生育文化建设,必须从提高人口文化素质这个根本问题抓起。而提高人口文化素质的主要途径是教育。通过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成人教育、终身教育等手段,可使受教育者具备一定程度的文化水平,提高文化素养,在学习知识的过程中开阔视野。湖南的基础教育乃至高等教育在全国具有一定的地位,应充分发挥这一优势,提高区域内人口文化素质。人口素质的提高,为我们通过教育改造生育文化提供了可能性。生育文化的变迁是在内外因共同作用下实现的,其中内部因素处于主导地位,而教育的目的就是要改变这种内部因素的作用方向。例如,通过教育可以使人们充分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认识人类对自然环境的依赖性,认识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从而从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角度认识生育问题,这种认知的提高必然会直接影响到生育文化的变迁。
(三)强化宣传教育,引导生育主体对人口政策的理解与支持
政府在贯彻计划生育政策时,不仅要依靠行政强制力,还要靠大量的宣传、教育、引导工作,引导生育主体对当前人口生育政策的理解和支持。要通过各种丰富多彩、务实有效的活动,搞好政策宣传。若政策宣传引导不到位,就不会得到生育主体及家庭对生育控制政策的理解、支持与采纳,相反会引起生育主体对生育控制政策的抵触,即使靠强硬的行政控制,工作效果也不会长久的保持,甚至导致生育主体无视生育政策的存在,做出违背政策的生育选择。所以,要重新审视计划生育工作,探索建设与时俱进的新型生育文化,充分运用生育文化的内控作用机制,引导生育主体从根本上理解支持计划生育政策,主动摈弃传统落后的生育观念,树立新型婚育观念,使生育意愿自觉与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相一致,为人口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
(四) 从培养社会公德入手,营造新型湖湘生育文化的氛围
社会公德是全体公民在社会交往和公共生活中应该遵循的行为准则,涵盖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在对公民社会公德培养的过程中,注意把新型生育文化建设融合进去,提倡遵循国家现行的生育政策,提倡夫妻和睦、敬老爱幼等社会公德和家庭美德,形成男女平等、少生快富、晚婚晚育的科学文明的现代婚育观、家庭观、养老观,增强全民人口控制意识和生育道德修养,使公民清楚地认识到,遵守现行计划生育政策不仅有利于自己还有利于国家,是富民强国的重要一环,从而真正能从思想意识上自觉地接受新型生育文化的规范,自觉追求新道德,自觉地履行自己对社会的责任和义务。这样,新型生育文化建设传播普遍化、大众化所构成的浓厚氛围,就会影响生育主体根据价值标准和行为取向调整决定自己的生育行为。
参考文献:
[1] 赵文琛.论生育文化[J].人口研究,2001,(6):70-72.
[2] 王耀中,李金龙.论湖湘文化的开放性及其现实意义[J].湖南社会科学,2002,(4):105-107.
一、乡村文化的内涵与现状
(一)乡村文化的内涵
所谓乡村文化,是源于乡土并依存于乡土的文化,具有很强的在地性和乡土性,具体而言是存活于乡村田间地头,以活态形式存在于乡村民众日常生活之中,体现村民生活方式和精神意识的文化。
(二)乡村文化的现状
随着城镇化的进一步加快,一些农村地区大拆大建,照搬照抄城市小区的模式建设新农村,导致乡土特色和乡土文化的流失。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同样使得乡村文化以惊人的速度衰落,当代媒体的渗透和经济二元结构的变化,使得原本以乡村文化为载体,以淳朴、善良、亲情和伦常为核心的生存价值理念以及乡土意识和传统的价值观念等优秀的传统文化思想、道德观念和价值取向都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因此,保护乡村文化刻不容缓。
二、乡村文化衰落的原因分析
(一)城乡差距大,农村公共服务水平较低
导致乡村文化流失严重的一个根本原因就是农村公共服务水平较低。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国的人口就被分为城市人口与农村人口,城乡分割,城镇人口居民在医疗、卫生、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务方面就比农村人口拥有更多的权利,城镇居民比起农村人口有着更加优越的基本生活条件,精神文化也相对丰富。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相对滞后,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还相差甚远,与农民群众的精神文化要求还不适应.在新农村建设、乡一体化建设、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乡村进一步发生了巨变,乡村文化进一步受到了冲击。
(二)地方政府对乡村文化的重视不够
1、政策制度制定中对乡村文化的安排不足。《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中体现了高度的传统文化自觉,但是这些描述只是倡导在城乡建设中要加入乡土特色和民俗文化,并没有在保护乡村文化,乃至农村文化建设上提出一些实质性的措施,没有制定一些规划性的政策。
2、决策咨询中缺少人文学科学者的参与。从中央层面到地方各级政府召集的有关新型城镇化的决策咨询、规划设计或者研讨会议上,能够进入决策者视野的大多是经济学领域的学者,很少看到人文学科学者的身影。
3、政府对乡村文化的财政投入较少。资金是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基础,只有建立一个可靠的资金保障体系,才能提供稳定的高质量的公共服务。没有资金的支持,乡村文化就难以得到保护与传承。
(三)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乡村村民的社会价值观改变
1、农村基层文化队伍薄弱,人员短缺,素质偏低。农村基层文化队伍工作人员中拥有高级、中级职称的人少之又少,绝大部分只有初级职称。基层文化干部的专业理论素质偏低,懂乡村文化,民俗音乐知识的公务人员也较少,导致在乡村文化保护过程中难以提出实质性的意见和建议,乡村文化活动也难以展开,使乡村村民更是对乡村文化失去兴趣。
2、乡村村民保护当地乡村文化的意识淡薄。随着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推进,村民的生活方式发生了重要变化。人际交往中的情感性原则被利益性原则取代,进一步加深了农村传统风俗的危机,许多民俗仪式,如各类手工制作(脸谱,木版年画,剪纸等)乡间技艺绝活,山曲民歌等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再也找不到传承的对象那些在老一辈村民眼中视为珍宝的文化遗址,民间风俗,手工技艺,被新一代年轻人看成对封建愚昧的附庸。乡村世俗化动摇了传统乡村共同体的价值基础,传统乡村文化的保护在价值观念上面临着巨大威胁。
三、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保护乡村文化的路径选择
(一)提高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水平
乡村文化流失的一个其中原因就是农村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较低,导致乡村村民进城务工。各级政府要通过一定的产权保护和制度激励,保护乡村文化,为市场,社会力量提供乡村文化创造良好的环境。政府可以提供资助补贴、减免税收优惠等方式,引导各种非盈利组织提供基本公共服务。使更多的乡村精英能留在乡村,为乡村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出谋划策。
(二)建立和健全政府保护乡村文化的措施
1、多领域学者参与到城镇化建设中,保护乡村文化。首先,政府应加快城镇化进程的进度,规划者要改变政绩观,不能一味追求农村城镇化的速度,而忽视乡村文化的保护。其次,要制定好新型城镇化的规划,在制定的过程中要加大人文科学学者的参与程度。最后,加快进行乡村建筑遗产的全面调查和评估“乡村建筑是当地居民生产生活经验的真实写照”,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在进行城镇建设拆迁前及时做好调查,测绘,评估和保护规划工作,对具有较高价值的村落应实行紧急保护,并给予政策和资金上的支持。
2、地方政府要引导农民就地市民化,留住乡村文化的根基。首先,改善农民的居住环境是农民市民化的重要内容,在农村居住环境改造中不仅要坚持“规划先行,突出特色”的原则,也要立足区域文化特点,使农耕文化底脉的传承与现代生活方式之间现实合理衔接。其次,农民市民化的另一重要内容是农民文化素养的提高“真正的市民化农民应该具备相对比较高的科学文化知识,思想道德和民主法制观念等”。提升农民素质不能靠简单地压制传统农耕文化的发展,而应该在保留地方特色的基础上进行适度的改造。
3、建立支持乡村文化健康发展的财政税收及金融政策体系。首先,政府应当通过财政政策,加大对乡村文化产品产业链的支持力度。其次,完善针对乡村文化的税收机制,促进乡村文化发展,传承传统文化。最后,政府还应积极采取措施,通过贴息等金融手段,促进金融资金支持乡村文化的发展,开发各类优势文化资源,传承有意义有价值的乡村文化。
4、重塑乡村村民的社会价值体系,提升村民与村干部的文化自觉。重塑村民的社会价值观,政府要做好宣传教育工作,加强乡村文化宣传与发展的资金投入。当地政府要多方吸引人才,大力培养构建乡村文化方面的人才,逐步提高队伍的政体素质。在全社会形成关心支持乡村文化建设的良好氛围。
要提升村民的文化自觉,首先,要加强村民对乡村文化的认同感。再次,注重创新乡村文化繁荣。最后,以城乡互动为重要途径,积极建立城乡文化互补机制。乡村文化要在能够保持自身特色的基础上,积极吸纳城市文化中的合理因素。同时,在乡村和城市文化的互动过程中,乡村文化也能汲取乡村文化的民俗气质,削减自身文化的糟粕。
结语: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Joseph E.Stiglitz)曾说过:“世纪影响世界进程和改善世界面貌的有两件事,其中就有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在乡村文化建设中要大力发展乡村文化产业,按照市场运行机制搞好文化产业化的发展规划,培养文化产业新的增长点,从而实现乡村文化的深度产业化发展,同时,提升城镇化建设与乡村文化资源的关联度,用乡村文化产业发展引领新型城镇化建设,随着城镇化和乡村建设的深度发展,乡村文化重构已经是中国社会转型期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作者单位:云南民族大学)
参考文献:
【关键词】 乡土小说 文本互涉 对话关系
文本互涉,主要是指“不同文本之间结构、故事等相互模仿(包括具有反讽意味的滑稽模仿或正面的艺术模仿)、主题的相互关联或暗合等情况。当然也包括一个文本对另一文本的直接引用”①。这种现象,不但在同一文本之间体现,而且也在同一作家的不同文本之间体现。因为作家笔下描述的对象,总是处于三维共时状态下的立体化对象,由于语言表述的一维性,使得作者不可能在有限的段落或篇幅,塑造他心目中完美的艺术形象,有些作者甚至在所有的作品中也未必能完整地表现他全部的思想观念,所以作者必然会在潜意识里多次修补他的作品,从而导致文本之间的对话。鲁迅的乡土小说更是如此。
一
文本内部的互涉现象,通俗一点说,就是文本内部的一种对话关系。即文本内部的上下文关系,文本显义与隐义的承接关系,文本题与主题间的照应等。这种关系必须落实到文本的物化形式上才能较好地说明。
《祝福》的开头渲染了旧历年底大年三十的盛大景象,天空中“灰白色的沉重的晚云中间时时发出闪光”,到处都能听到“钝响”的“送灶的爆竹”声,“空气里已经散满了幽微的火药香”。在这样的气氛烘托下,“家中却一律忙,都在准备着‘祝福’”。这景象虽隆重但也压抑,和结尾的“只觉得天地圣众歆享了牲醴和香烟,都醉醺醺的在空中蹒跚,豫备给鲁镇的人们以无限的幸福”形成了一种互补关系,即互相以对方为依托,又都反过来呈现出对方的微妙的对话效果。这一对话,不是以一方来说另一方,而是双方互相加以言说,并也对相互的言说予以反应。进言之,这种对话与其说是作为作家的鲁迅头脑中拟构的,毋宁说是语言规则本身的规定,也毋宁说是人们的接受心理上具有的“格式塔”的惯性,人们在感知外物时往往是将它们看成一个联系着的整体。
在《药》中,华老栓一家与夏瑜一家的悲剧故事,由两家姓氏的组合可以概括为“华夏悲剧”,即由具体的人物和故事写出了中国社会的悲剧,而用小说末尾的坟上“分明有一圈红白的花”,暗示出悲剧之后可能有的新的希望。在这里,小说的具体生动性与整体象征性,语义与象征义之间就有了一种对话关系,象征意蕴要由具体描写衬托才有血肉,具体描写又得靠象征意蕴才有深度。《狂人日记》《长明灯》莫不如此。
鲁迅以非凡的洞察力和广博的知识,在狂人与疯子作为“精神界之战士”之间,“在形象与语意义之间发见到某些类似点”。笼罩社会的传统势力从来就把“精神界之战士”及觉醒的叛逆者和改革者,当做是狂人与疯子的胡思乱想;而叛逆者和改革者在对待压迫的敏感和抗争上,在对待旧生活常规的惊人的怀疑和破坏上,在执著地追求自己的目标上,或许与狂人与疯子有着某些表面上的相似。狂人和疯子的随意联想和杂乱无章的语言也便于寄托作者的真实意图,这正是利用和发挥了形象和意义之间的“一种内在联系”,它在完全不违背生活逻辑和人物真实性和统一性的情况下,巧妙地将象征意义融于具体的描写之中,通过狂人的许多疯话和疯子的一些超常举动,来寄托作者对几千年来封建制度和封建传统的深广忧愤与哲理思考。
对此,我们当然也还可以说这是鲁迅在构思、写作该小说时就有的思想,因为他一直反对在艺术表现上的浅、直、露,认为“锋芒太露,能将‘诗美’杀掉”。鲁迅的所谓“诗美”,也即是诗的情景交融的境界,诗的含蓄和韵味。鲁迅不仅在他的散文诗里显示“诗美”,而且在他的乡土小说中同样追求“诗美”。即便如此,我们也应该考虑到这种追溯作者“原意”的思路在有些场合下是行不通的,譬如《红楼梦》的主题探讨,就可以从政治到宣,从影响国家大事的“反清复明”思想到作者的个人情感遭际等方面做很大跨度的跃动,我们最好还是将“原意”这一几乎无法稽考的问题搁置起来,将其看做是文本内部的一种意义上的对话关系,它可以有一经写出就独立于作者控制的能力,这样才能给各种对文本的释读敞开一道大门,使对文本的阅读有更多意趣。
二
文本之间的互涉现象,是指文本作为一种话语来显示它的存在时,各个文本之间也就有了对话关系,其中一个文本的状况对另一个文本的状况就会有直接或间接影响,相互都以对方作为文本,自己则成为描述的话语。
鲁迅的乡土小说,虽然大多属于短篇,最长的《阿Q正传》也只能勉强称为中篇。但是从文本结构上看,我们可以把鲁迅创作的全部小说视为一个互涉的整体,也就是说,把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场景和话语都看做是互相关联、互相补充的,就像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那样。虽然鲁迅并没有运用“人物再现法”和“分类整理法”把他的全部小说组织起来,但只要稍加留意就会发现,鲁迅时不时地通过小说人物之口或叙述人物语言,或明或暗地提醒着读者,他的小说中的人物和环境是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结构互补性的。
谈到环境,这就不得不谈到“鲁镇”。李欧梵通过分析概括为:“从一种现实基础开始,在他二十五篇小说的十四篇中,我们仿佛进入了一个以S城(显然是绍兴)和鲁镇(她母亲的故乡)为中心的城镇世界。”②张定璜说得更为明白:“鲁镇只是中国乡间,随便我们走到哪里都遇到的一个镇,镇上的生活也是我们从乡间来的人儿时所习见的生活。”③王瑶、刘绶松、张毕来等老一辈学者他们也认为,鲁镇就是指中国的农村,鲁镇和未庄上的人主要就是地主和农民,人物的冲突或主人公的悲剧就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阶级压迫关系的表现④。20世纪80年代以来,严家炎、钱理群、温儒敏、杨义等学者也都注意到了鲁镇和其他乡土小说作家作品中的其他市镇。因此,他们在概括这一场域时,都在把这一场域界定为农村的同时,加上括号注明:“或小城镇。”⑤鲁迅虽然无意去描画鲁镇,铺叙开“乡土小说”作者笔下那样的“风俗画”“风情画”“风景画”的乡土色彩⑥,但是,鲁镇却是鲁迅建构乡土小说的一个重要形式,主题、思想、人物行动的逻辑和方式、人物关系结构等这些营造作品“基调”和氛围的要素都统一在这个场所中。
我们仔细咀嚼鲁迅的乡土小说就会发现:在鲁镇这个环境中,人物和环境是相互勾连的。《 孔乙己 》中咸亨酒店的隔壁就是《 明天 》中单四嫂子的家;《 风波 》中发生的事就在未庄附近的一个村子里;当七斤上城被剪掉辫子的时候,阿Q正在做着他的造反发财梦……顺此思路,我们似乎可以做出进一步的推断:《 阿Q正传 》中的赵太爷,《 风波 》中的赵七爷,《 祝福 》中的鲁四老爷等,说中间经常往来甚至还密谋过什么事情。还有未庄的男女和城里围观阿Q杀头的“许多张着嘴的看客”,吉光屯那些怕自己变成泥鳅的老小,鲁镇上又冷又尖的人们,《 示众 》中爱看热闹的小市民等这些看客简直是一个面孔。
按照巴赫金的看法,“小说不是建筑在抽象的思想分歧上,也不是建筑在纯粹的情节纠葛上,而是在具体的社会杂语上。”⑦他进一步指出:“长篇小说是用艺术方法组织起来的社会性的杂语现象,偶尔还是多语种现象,又是个人独特的多声现象。”⑧在这里,巴赫金所强调的是长篇小说的“杂语”现象和特质,而鲁迅的两个短篇小说集是否也具有同样的“杂语”现象和特质呢?
鲁镇是《 呐喊 》《 彷徨 》中的主要人物、场景和话语的连接中心,各个不同层次的话语社团就在鲁镇这个背景中存在、展开,并相互抗衡着,形成一个丰富庞杂的话语系统。下面我们就借用巴赫金的话语系统,试着把鲁迅小说中的各个不同层次的人物化分为六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代表封建势力的绅士老爷们,如《 阿Q正传 》中的赵太爷,《 离婚 》中的七大人,《 祝福 》中的鲁四老爷,《 高老夫子 》中的高老夫子等,他们拥有土地,具有绝对的权威,是封建统治的维护者,而且是话语权力的拥有者;第二个层次,是代表社会最底层的人们,《 阿Q正传 》中的阿Q,《 明天 》中的单四嫂子,《 祝福 》中的祥林嫂等,他们受压迫、受损伤、受歧视,常常受制于第一层次的人物,他们丧失了自己的话语,只能以他人的话语来作为自己的话语;第三个层次,是代表鲁镇和未庄的看客,《 阿Q正传 》中围观阿Q杀头的“许多张着嘴的看客”,《 长明灯 》中吉光屯那些怕自己变成泥鳅的老小,《 祝福 》中鲁镇上又冷又尖的人们,《 示众 》中爱看热闹的小市民等,他们多数没有名姓,麻木不仁,得过且过,稀里糊涂地混日子,他们往往又取笑、调侃甚至欺侮第二个层次的人物。他们是以传播他人的话语,扩散他人的话语为己任的话语集团。第四个层次,是代表知识分子阶层的,《 孔乙己 》中的孔乙己,《 祝福 》中的“我”等,他们虽然拥有知识,拥有自己的话语,但常常授人以柄,出于无奈和尴尬的境地;第五个层次,《 狂人日记 》中的假洋鬼子、长衫党人等,他们代表新旧混杂的话语集团。由于时代的变迁,他们从第一层次中分离出来,有机会接受“新学”,掌握了一种新的话语权,但他们还摆脱不了传统话语对他们的影响;第六个层次,是代表已觉醒的人,《 狂人日记 》中的狂人,《 长明灯 》中的疯子,《 孤独者 》中的魏连殳等,他们是新生的力量,属于启蒙者阶层但往往为社会所不容,被视为真的“狂人”或“疯子”,他们是新生的话语力量,将在中国社会的变革中起到重要的作用。
这样看来,《 呐喊 》《 彷徨 》中的人物是能够分类的,并且是成系统的。如果把这些小说联结起来,将这六个层次的人物像巴尔扎克的《 人间喜剧 》那样,运用“人物再现法”和“分类整理法”,让人物依次上下场,不断地交换场景,那么鲁迅小说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将是更加清晰的思路和线索。那些赵太爷一类的“爷字辈”,祥林嫂一类的“嫂字辈”等,完全可以作为一个人或一类人在小说中出现。纵观《 呐喊 》《 彷徨 》,“它们无论在其思想性还是在其艺术性上,都更多地具有内在的统一性。”⑨因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把鲁迅的《 呐喊 》《 彷徨 》视为一个统一而完整的长篇小说。
鲁迅在《 中国小说史略 》里评析《 儒林外史 》的结构特征时,说其“虽云长篇,颇同短制”,而鲁迅先生的小说集《 呐喊 》和《 彷徨 》,在笔者看来,却系“虽云短篇,颇同长制”。我们的确可以把他的中短篇小说应该视为一个完整的长篇小说,当做一个共同的文本世界。鲁迅先生正是以一种“散点透视”的笔法让各种人物登场、下场,表现其思想观念。而这些人物,却又往往在文本对话中“互涉”,可以在互照互证的对读中领悟到更为深刻的理解。
三
鲁迅小说文本对话还存在于独特的观念和意象之中,这是有别于其他作家的小说很独到的地方,它体现了鲁迅小说文本之间的内在气韵,是形成鲁迅小说文本互涉不可或缺的一个方面。
钱理群说过:“第一个有独创性的思想家和文学家,总是有自己惯用的、几乎已经成为不自觉的心理习惯的、反复出现的观念(包括范畴)、意象;正是在这些观念、意象里,凝聚着作家独特的精神世界和艺术世界。”⑩钱理群的《 心灵的探寻 》就是从《 野草 》中捕捉观念和意象进行深入开掘和探寻的。鲁迅小说中出现的观念和意象虽然没有《 野草 》中那么集中,那么饱含着诗意,然而我们在对鲁迅小说细细的咀嚼中,同样也能感受到鲁迅所惯用的熔铸着鲁迅深刻思考和浓烈情感的观念和意象,这些观念和意象与小说中所描述的故事和情节融为一体,形成了小说中内在的对话关系。
鲁迅小说中出现最多的人物是看客。鲁迅在《 复仇 》中把看客比作“爬在墙壁上的槐蚕”,并说他们“拼命地希求偎倚,接吻,拥抱,以得生命的沉酣的大欢喜”。“槐蚕”散出温热,使人讨厌,“偎倚,接吻,拥抱”令人想起拥挤、烦躁、不安。鲁迅正是看到了看客的郁闷和麻木,才会几乎篇篇都让看客出现,使看客之间形成了较为广泛的对话关系。《 阿Q正传 》中围观阿Q杀头的“许多张着嘴的看客”,像“蚂蚁似的”左右跟着,并且还伴随着“豺狼”似的喝彩声,这和《 祝福 》中那些无聊的鲁镇人为了在祥林嫂身上寻找“新的趣味”,许多人“都又来逗她说话了”,这又和《 孔乙己 》中,“所有喝酒的人便都看着他笑,有的叫道,‘孔乙己,你脸上又添上新伤疤了!’引得众人都哄笑起来:店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这些看客真是如出一辙,他们不是鲁镇的,就是未庄的,好像商量过似的,一样的在取笑他人,揭他人的“伤疤”。鲁迅还专为这些看客写了《 示众 》这篇小说,似乎在做总结发言。这篇小说没有情节,没有名姓,只是为了“看”。钱理群在分析这篇小说时说:“小说中所有只有一个动作:‘看’;他们之间只有一个关系:一面‘看别人’,一面‘被别人看’,由此而形成一个‘看被看’的模式。”进而说这是“中国人的基本生存方式”,也是“人与人的基本关系”{11}。
鲁迅在《 狂人日记 》中首先提到了黑屋子。这个黑屋子鲁迅在《 呐喊·自序 》中有较为详细的阐述,这是一个“绝无窗户”的铁屋子,并且“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而且“不久要闷死了”,这是一个后国民麻木而昏睡的生命状态,是对当时黑暗现实的真实写照,同时也反映了为民族的苦难和未来而忧患的一位现代启蒙者对历史和现实的清醒而深刻的认识。可以说这个黑屋子和《 狂人日记 》中的黑屋子给人的感觉是一样的,所不同的是,狂人已被月光惊醒,受着“临终的苦楚”,想“挣脱出来”,但“出了一身汗”,虽如此,但“你不能说没有摧毁这铁屋子的希望”。《长明灯》中也描绘了一个觉醒的疯子,他一心想吹熄吉光屯中从梁武帝时传下来的长明灯,但他的举动遭到了传统势力的强烈不满,因此也被关进庙里一间有粗木直栅的只有一小方窗的黑屋子里。这种黑屋子与狂人的黑屋子是何等的相似。1925年,鲁迅在《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中,也描绘了一个“晦气冲着鼻子,四面又没有一个窗”的黑屋子。从狂人在黑屋子里发出“救救孩子”的呐喊,到疯子的“吹熄它”、“我放火”的举动,到傻子的义愤填膺的破屋开窗,体现了层递式的对话关系,显示了鲁迅思想的发展和变化。
鲁迅在《呐喊·自序》中还谈到了横跨在人们中间的一堵“高墙”:“我有四年多,曾经常常,——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年纪可是忘却了,总之是药店的柜台正和我一样高,质铺的是比我高一倍,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在侮蔑里接了钱,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12}少年鲁迅在质铺和药房所面对的高高的柜台,显然是鲁迅乡土小说中反复出现的高墙的原版。鲁迅少年时代在高高的柜台前所感受到的社会不公、世态炎凉都深深地烙入他的心底,因此,他乡土小说中的“高墙”意象,应该是过去生活的感受和经验。
《故乡》中闰土和“老爷”之间,《孔乙己》中穿着长衫坐着喝酒和穿着短衣站着喝酒的人们,《药》中的革命者夏瑜和华老栓之间,《祝福》中祥林嫂和鲁镇那些幸灾乐祸的人们,都可以看到有一堵高墙森然可怖地矗立着。鲁迅在《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中再次谈到这堵高墙:“别人我不得而知,在我自己,总仿佛觉得我们人人之间各有一道高墙,将各各分离,使大家的心无从相印。”{13}鲁迅将其视为是“古训所筑成的高墙”。深切地期望拆毁这堵高墙,因此在《故乡》的尾声中,“我”真诚地期望下一代的宏儿和水生“他们不再像我,又大家隔膜起来”。
另外,鲁迅乡土小说中还存在着许多观念和意象。如民俗、黑夜、月光、荒原、呐喊等,这些观念和意象在小说中都形成了相互照应和补充的对话关系,这些关系大大加深鲁迅小说创作的独特与深刻的思想内涵。
在文学史上,任何新的巨著的问世都可能追溯到一个古老的源头,从而影响到整个文学史的局部甚至是根本性的改写,这也都是文本间“互涉”关系的体现。罗兰·巴特曾说:“所有写作都表现出一种与口语不同的封闭的特性。写作根本不是一种交流的手段,也不是一条仅仅为语言意向的通行而敞开的大路……它根植于语言的永恒的土壤之中,如同胚芽的生长,而不是横线条的延伸。它从隐秘处显现出一种本质和威慑的力量,它是一种反向交流,显示出一种咄咄逼人的势态。”{14}小说文本一方面确实可以用于交流,另一方面又如巴特所说是“反向交流”,即文本不断地接纳诠释者,并围绕诠释者再作诠释,这就形成了循环式的对话关系。西方结构主义批评理论也强调事物之间关系的研究,认为任何一个系统的个体单位只有靠它们彼此间的联系才有意义,这被他们也称之为“文本互涉关系”。现代意象批评家也常常吸收结构主义的批评的“文本互涉”的观点和方法,认为“文本中的某一意象的隐喻——象征涵义只是在它与构成整个庞大文学、乃至文化传统的诸文本的相互关系上才有意义”{15}。文本的这种在显示自己对话意义的同时又不断形成新的对话意义的这一特性,从文本互涉以外的角度是无法窥见的,鲁迅小说就是最好的见证。
① 王耀辉.文学文本解读[M].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167.
② 罗钢、刘象愚.文化研究读本[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128-129.
③ 张定璜.鲁迅先生[J].现代评论. 1925,(7)、(8).
④ 范伯群.论都市乡土小说[J].文学评论.2002 (1).
⑤ (英)汤因比.艺术的未来[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92.
⑥ 李欧梵.铁屋中的呐喊[M].岳麓书社,1999,66.
⑦⑧ 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三卷)[M].白春仁等译,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203,40-41.
⑨ 丁帆.朱晓进.中国现当代文学[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10.
⑩ 钱理群.心灵的探寻[M].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19-20.
{11} 钱理群.鲁迅作品十讲[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39.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49X(2009)一06-0001-03
湖湘文化是一种区域性的历史文化形态,它有着自己稳定的文化特质,也有自己的时空范围。从空间上说,它是指湖南省区域范围内的文化形态,从时间上说,它是两宋以后建构起睐并延续到现代的一种剥区域文化形态。
湖湘文化源远流长,底蕴深厚,博大精深,湖湘文化的精华可以概括为八个方面:心怀天下,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精神:追求理想信念,认准奋斗目标而坚忍执着,百折不挠的进取精神:思变求新,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经世致用,躬行实践的务实精神;融合百家,兼收并蓄的开放精神;敢作敢为、不怕牺牲的斗争精神;倔犟勇武、舍身取义的大无畏精神;艰若奋斗、吃苦耐劳的创业精神。
一、政治上经世致用的务实精神的发展与创新
湖湘文化传统中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是重“经世致用”、重“躬行实践”即不尚空谈,而求务实,湖湘历代学者都十分重视实践的需要。但是其也存在自身的缺陷和不足。湖湘文化的求实精神从湖湘学派开始,由经世派进行发扬,但湖南地处内陆,经济相对落后,湖湘文化具有开拓性和开放性严重不足,因此,湖湘文化具备务实与创新相辅相成、先进与保守兼备的特征。到维新运动时,便在湖湘大地上发出一股强劲的重实学的风气,并促使了一大批新式学堂的诞生,其直接的结果近代的湖潞文化开始与社会实际紧密联系。当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大门时,首先喊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口号的是湘人魏源,而最早接受这个口号付诸实践的是湘人、左宗棠。然而,近代湖湘文化表现出通变、求新的开放精神;并在近代史上大放光彩删是具有创新意识的是谭嗣同。谭嗣同是资产阶级维新派的代表,与地主阶级的经世派、洋务派相比,他们主张在更高的层次上和更广阔的范围内阿西方学习,在继续强调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的同时,更多地关注西方的政治体制。
经世致用之学强调对现实政治的参与,关注的是治国救民之道。同时,近代中国又面临强国御侮、变革政治制度的任务。经世之学的价值取向和近代中国社会现实的迫切需要。影响和造就了谭嗣同的政治上的创新思想。从到时期,具有经世学风的湖湘文化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扬。正是的面世态度和参与意识,促使他们直视严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投身改革和革命。他们继承了前辈学者的学术传统,并把它发扬光大,丰富了经世之学的内涵,从传统的学问转向近代西方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从本质上说,经世致用属于传统学术的范畴,但是它倡导的积极面世的态度,又使它成为连接传统学术和近代学术的桥梁。反映了湖湘文化经世传统自我完善、与时俱进的适应能力和强大生命力。
进入近代以后,湖湘文化的这种开放胸襟和融合精神突出表现在向西方学习上。而中国近代史上第―个喊出“冲决一切罗网”,并且为了维新变法而流血的人是谭嗣同。发生后,不少人劝他出逃,他满怀豪情地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谭嗣同所代表的实际上也是湖湘文化的一种奋斗精神和创新精神。
1、我国投资大环境尚不完善我国投资大环境尚不完善,我国处理投资业务的经验不足和实操技巧不完善是导致公募基金投资散户化的重要原因之一。按照我国投资业的现状而言,投资者以个人投资为主,个人投资者无论数量,还是资金量均大大的高于规模性的机构投资者,这将导致投资者结构的失衡。更何况,个人投资者的投资比较机动化,其缺乏相关的理论知识为投资依据,市场信息收集不够迅速,也缺乏分析信息的能力和技巧,只能一味的靠“小道消息”随波逐流,或者一味的靠运气和投机取巧。这种状况将大大的增添了我国投资市场的不确定性。再加上,我国投资业发展时间短,经验不足,其法律法规也相当不完善,没有一个较为健全全面的市场信息披露机制和投资者利益保障机制,在这样的投资环境中进行投资将大大的提高了投资风险。
2、公募基金的内在原因公募基金开发时间晚、发展时间短,各种投资的具体操作尚不完善,其自身的内在原因是导致公募基金投资散户化的直接原因。公募基金投资处于高速发展的状态,其仍然缺乏一定的投资专业人才,然而新培育的投资人才虽然知道一定的金融投资理论,但缺乏一定的投资经验,其投资目光较为短浅,较多为中短期投资。从基金经理的角度上而言,许多的基金公司均由每年的公司排名作为基金经理的业绩考核内容,因此许多基金经理为了自身业绩而不得不放弃长期的投资,而转向中短期投资,这样的投资结构失衡,反而会导致公司利益的流失。更何况,基金经理的收入由工资和奖金组成,与投资业绩没有直接的联系,没有一个较为完善的激励机制,这样将会导致基金经理失去工作的积极性和热情。再加上,基金公司通过公司业绩来选择基金经理,时常更换基金经理,这样不但让公司无法获取长期投资的利益,还会使公司的投资风格发生变动,无形中加大了投资风险。在行政部门中,公募基金机构普遍缺乏一个较为完善的监管机制,对公募基金投资的过程缺乏一个较为全面的监管,这样将导致许多违法行为的发生。
3、基金排名制度不科学基金排名对于基金机构的投资方向和基金经理的选择有着重大的影响作用,因此基金排名对基金机构和基金经理而言都十分重要。然而,按照目前的状况而言,我国的基金机构排名的审查时间较短,根本无法考虑长期的投资因素,该排名大部分是针对中短期投资的投资收益而言的,忽视了长期投资的利益,这样的基金排名缺乏一定的真实性。更何况,国内的公募基金机构会为了争夺基金排名而出现频繁换股、参与绩差股等行为出现。
4、投资者缺乏相对应的投资理念公募基金的投资者是由个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组成,且以个人投资者居多,而个人投资者的投资状况容易受到个人的投资情绪和投资理念影响,且容易影响其他个人投资者的投资情绪。一旦市场处于过度乐观或者过度悲观的状况时,投资市场将会出现羊群效应,市场将会出现大量的申购或者赎回,这样将会导致投资市场出现经济泡沫或者陷入低迷。
二、如何解决我国公募基金投资散户化的状况
1、培养专业的投资人才,建立起科学高效的人力资源管理机制必须要在公募基金机构内及时的补充投资人才,培养更多的优秀投资人才,设立一个由投资人才和基金经理所组成的投资小组,尽可能提高基金经理的投资能力和技巧,尽可能减少更换基金经理带来的影响,使投资风格更为稳定,投资理念更为成熟。与此同时,还必须要建立起科学高效的人力资源管理机制,设立一个较为完善的激励机制,把基金经理的收入与基金机构的业绩相挂钩,提高基金经理工作的积极性和热情。
2、建设健全完善的公募基金内部管理机制证券监管部门应该要根据现状出台一系列的基金投资规章制度,严打“帮忙资金”等违法违规行为,让公募基金机构进行投资时有法可依。“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还必须要发挥其带领和监管作用,与业内的各大公募基金机构达成共识,共同遵守相关的法律法规,在业内形成一种自律的风气,共同维护基金投资秩序。与此同时,还必须要及时的定期的公布换手率等市场信息,坚决抵制“散户化”现状的出现。
3、健全和完善基金排名制必须要对旧式的基金排名制进行合理的完善和更改,延长其审查时间,加长基金排名公布的相隔时间,鼓励公募基金机构进行长期投资,在基金排名内加入长期投资的因素,保证基金排名的真实性。这样不但能够鼓励长期投资,在某种程度上降低投资的风险,还能对基金经理做一个较为全面的观察,使投资风格更为稳定。
4、向投资者灌输专业的投资理念应该就投资的基础理论知识、风险意识和风险规避、投资的注意事项等方面对投资者进行一个较为全面的专业知识的灌输,让投资者有一定的专业投资理念,在投资前对基金有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提高投资者投资基金的耐性和信心,尽可能的减低“羊群效应”状况的出现。
环境与人本就是和谐统一的,我们人类作为大自然的一部分,更应该对环境的保护倍加用心,才能让人类的生活更美好,在建筑设计中人与自然环境的相互影响住到了设计的整个过程,但是要怎么样才能实现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真正达到和谐统一呢?这就需要对环境与人之间的关系有一个系统的了解,环境与人之间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相互依存的,只有认识这一点才能让建筑设计在满足人们使用功能的同时,更注重对环境的保护和与环境和谐统一。建筑设计通俗来讲就是要解决室内空间的使用功能以及满足人们对美观的要求,在这一观点的促进下城市文化和城市规划才能朝着更健康的方向发展。
一、空间的概念
什么是空间的概念?著名建筑学者教授冯纪忠在讲座提到——建筑空间,好比一把茶壶,壶体的空间大,壶嘴是一个小小的空间。空间一词用于建筑是近百年前的事情了,后来城市设计,城市空间的植入,成为城市空间……一直以来,建筑被西方人视为实体,是塑造主体,建筑师雕塑像雕像描绘的建筑物本身。在上世纪末,建筑行业是经历了一场革命,人们看到以前看不到的“空间”,建筑师以往的哲学大厦倒塌,一切似乎是“颠倒过来”一般。中国长期以来还没有把建筑单体作为主体去描绘。中国建筑工匠的关注的是建筑之间的院落,李云珠已在“中国模式”说:“中国的建筑是在平面上展开的”中国建筑工匠,被认为是“庭院建筑与建筑之间”的缔造者。中国古代建筑,以“家”为中心组织架构,“家”是指作为一个基本组织单元,由几个四合院建筑构成,所谓“没有院就构不成群”,而院和院的空间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所以产生了丰富多彩的建筑空间效果。西方建筑师更注重建筑单体,花很大精力在建筑单体的形状。因此,西方建筑形式对于中国古代建筑形式而言显得更加复杂。另一方面,在城市空间设计上,中国的城市发展比较早,中国很早就致力于建立城市空间。西方建筑师告诉我们什么是空间:这是一种图地关系。房子作为实体,周边环境为基础,我们只看房子;如果房子作为基地,房子周边的形状出现了,这就是空间。
二、生态环境艺术
除了建筑本身的设计是要符合美学特质,其设施也要满足生态环境基本要求,城市绿色空间系统是唯一的生活的城市基础设施,在维护城市生态平衡和改善城市面貌方面,其他设备没办法来替代建筑在这方面的作用。在建筑设计的过程中这一重要支撑条件让我们我们正在创造一个更和谐的生态环境。只有搞好城市绿化,创造美丽,清洁,健康,舒适的生活环境,才能更好地满足人民的生活需要。目前全球环保人士呼吁保护我们的家园,地球是我们唯一的家园。作为一个设计师,尤其是建筑设计师,创造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营造舒适生活空间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三、建筑设计与环境艺术的关系
绿色植物的季节性变化和易修剪的特点使其在营造建筑外部空间环境中成为必不可少的要素之一。独特的地域景观建筑的外部空间环境不仅同建筑形象有关,而且同建筑室外绿化景观密切相关,空间环境的特定性是建筑不同于其他艺术门类的重要特征。生长环境和民族文化喜好的不同使各地域的自然植物景观呈现出巨大的差异,而建筑与周围自然环境的结合,不仅反映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而且造就了丰富多彩的地域景观。虽然现代资讯共享带来人们生活方式、审美取向的日渐趋同,使建筑风格的同化现象不可避免,但迥异的建筑室内外绿化景观却为城市面貌带来迥然不同的人文视觉景观,这种不易消融的特点使其成为一幢建筑或一座城市最不易磨灭的印记。从城市区域规划出发设想建筑与大环境的结合:建筑的整体轮廓上,与周围的现有建筑呼应,立面上虚实对比、色彩处理与环境格调相协调,流线上,符合环境的肌理;从人的感觉出发想象建筑局部小环境的处理:通过人的生理和心理的感受塑造空间,“环境是指与人类密切相关的、影响人类生活和生产活动的各种自然(包括人工干预下形成的第二自然)力量(物质和能量)或作用的总和。”环境问题是一个复合而复杂的问题,环境问题的可变性也就决定了“环境问题实质是发展问题”认为自然界“是我们人类即自然界的产物本身赖以生存的基础”人的存在和生命的延续都依赖于自然界所馈赠的给养;同时,自然界也只有被纳入到人的生活轨迹中,才能成为人的现实生活要素。人类的建筑活动作为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一种创造性劳动,毫无疑问具有明显的实用功利目的,但同时又必须兼具审美意识和精神情趣。
四、节能生态型建筑的塑造
【作者简介】王 军, 河北师范大学法政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法社会学教学与研究。
文化是人的人格及其生态的状况反映。它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人们长期创造的产物;同时又是一种历史现象,是社会历史的积淀物。广义的文化指的是人类所创造的物质的和精神的所有成果,是人类为了求得生存所创造出来的生活环境、生活方式以及生活习俗的总和。狭义的文化就是人类所创造的精神成果,它是人类生活的象征物,包括指示性象征物,如语言、文学、文物、文献等等以及抒情性象征物,如宗教、美术、音乐、舞蹈等等。文化无所不在,只要有人的地方就会有文化。文化分为三个层级:一是表层文化(又称为物质文化);二是中层文化(又称为制度文化),包括风俗、礼仪、制度、法律、宗教、艺术等;三是底层文化(又称为哲学文化),就是人们个体和群体的伦理观、人生观、世界观、审美观。第一个层次主张文化是涵盖人类所有文明成果的大文化观。文化的出现和发展,“意味着人类第一次能够根据自己的有利条件来改变环境,他们还能够改变自己的行为来适应改变了的环境条件”[1]。文化为人类提供了适应各种自然环境变化的能力,同时,文化本身也就成为人类环境中的一种力量,这种文化环境无论从范围上还是从影响力上都变得和自然环境一样重要,作用于我们的社会以及社会中的个人。
人格,源于拉丁文的Persona,是面具的意思,它是个性心理结构要素的总和。每个成年人都有自己的人格特征,尽管不同学者对人格有不同的理解,但都是从社会生活对个人的影响以及个人对外部世界的反应方面来解释人格的。所以,可以说:人格是一个人的信仰、情操、价值观、态度、兴趣、习惯和气质的总和,是个人所具有的稳定的综合的心理特征,是一个人的基本的心理状态和精神面貌。它可以用一系列稳定的行为模式来表现。
个体人格尽管与生理活动密切相关,但它并不是与生俱来的天性或本质,个体人格的形成总是与一定的文化模式相联系,特定人格往往是特定文化模式的必然结果。而个体人格在不断吸纳社会文化的同时,又不断外化和再现社会文化,从而又推动了社会文化的发展。
一、特定文化塑造特定人格
人生存在文化环境中,特定文化必然造就出特定的个体人格。这个是动态的,包括为人们提供一个完整的价值观、意义体系和行为规范,影响人们对自身身份和角色的认同,塑造人们的心理、气质和态度等。文化的变迁决定着人们的价值取向,影响其价值观、人生观的形成,影响其生活方式与习惯,使人们不断认识自己,并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形成稳定的人格,反过来选择、吸纳和传承并创造文化。
文化对人格的塑造是从三个方面进行的。首先,是对人格中生存与发展功能的塑造。人降临到这个世界第一要务就是谋得生存,这是人类的第一需要,但人毕竟不同于动物,在生存需要满足后,他还会有享受和发展的需要。这种需要有四种:其一是娱乐的需要。我们生活在社会中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要承担不同的社会角色。每一种社会角色都要承载一定的生活和工作压力。所以,角色卸载之后,难免会有身心疲惫、劳累紧张的感觉,于是便有了娱乐的需求。其二是审美的需要。爱美之心人皆有之,爱美,喜欢美的事物,是人的天性。观赏或欣赏美的事物,可以陶冶性情、愉悦身心、净化精神。其三是认知的需要。对周围世界的探求、认识,是我们改造世界的前提,我们生存的世界需要我们去了解、认知,探寻未知之谜是人类心灵王国永远的冲动。其四是创造的需要。这是最高层次的精神需要。人的精神境界一旦达到一定高度,就不会仅仅满足于在这个世界上做一个只会享受的过客,给这个世界留下自己的印迹,通过自己的创造活动来影响世界甚至改变世界会成为他的追求。要满足这些需要,学习、消化既有的文化资料是必然的途径。人对特定文化资料的学习、消化过程,就是特定文化对特定个体人格的塑造过程。其次,社会化塑造。永不磨损的机器和永不衰老的人都是不存在的,一个社会要生存和发展下去,就必须要不断地预备新人来接替上一代人由于死亡或退伍所产生的缺位,这个过程无论如何不能缺少文化的作用。原因很简单,任何人刚刚出生时,都只是一个无知无识的自然人,没有技能、没有人格、没有社会性、没有自己的精神心理世界,这些全部要靠其后长期的社会化过程才能慢慢掌握或形成。社会运用特定的文化,通过对自然人进行一系列必要的教育、训练、培养,使其掌握了必要的知识、技能和社会规范,具备了完整的人格,具备了社会性,这样人们才能够在社会生活中承担一定的角色。要培养这样的新人,对其实施社会化教育,无论如何都离不开文化的作用,文化是个人社会化最有力的工具和杠杆。人的社会性及其精神世界如何,与他们所受的文化影响甚大。不同的文化乳汁哺育了不同的人格,特定人格总是由特定文化塑成。文化的这种影响人格形成和变异的作用便是文化的社会化功能。第三,社会控制塑造。社会控制是由美国社会学家爱德华.A.罗斯最早提出的一个概念,是指社会组织体系通过社会规范以及与之相应的方式和手段,对社会成员或群体行为进行指导和约束,从而协调社会关系的各个部分,维持社会秩序,推动社会发展的过程。社会控制的具体方式包括法律、道德、舆论、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教育、个人理想、礼仪、艺术、人格、启蒙、社会价值观、伦理法则等等控制工具。不难看出其控制工具无一不蕴含着社会的主流文化,文化是贯穿所有控制工具的主线。正如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F.莫菲所言:“文化是一个人类生存的机制系统,但同时又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现实定义。我们生在文化之中,自身和命运均受到文化的制约。”[2]
文化的控制功能首先表现为它对个体行为的导向作用。人和动物的一个重要区别就在于人的行为的目标性特征,具体而言,人行为的目标包括两个不同的层次,一个是具体行为指向的具体目标;另一个是整体行为指向的整体目标。具体行为实施的具体目标取决于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而整体目标则是由文化主要是价值文化直接决定或引导的。其次,文化的控制功能还表现在对个体行为的指挥作用。文化为人类提供了各种各样的知识,帮助人们设计行为的具体步骤、方式和程序,准备各种条件,预测、评估行为的结果,考量行为的影响。这就是它对行为的指挥作用。据此,人们可以尽量减少行为的盲目性,增加其科学性和可行性。这是文化对个体行为的积极控制。再次,文化对人们的行为还具有一种整合作用。社会是由千千万万不同个体组成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欲望和要求,他们不仅相互区别,还相互摩擦,甚至冲突,但整个人类生活却能一直保持着一定的秩序,这正是文化尤其是规范文化对人们的行为整合作用的结果。文化为人们提供了各种行为规则与模式,也设置了不能涉足的,不仅如此,它还通过奖励与规范相符的行为,惩罚与规范不符的行为来保证人们对规范的遵从和执行,使人们相互之间在行为上保持某种统一性,适从社会秩序的要求。这是文化对个体行为的消极控制。另外,文化的控制功能还表现在,它对人们的行为具有或摩擦作用。文化赋予人们的审美观、审美意识,一方面可以帮助人们消除精神上的疲劳与饥渴,改善人们的心境,鼓舞人们的士气,调动人们的激情,减少乃至消除行为的精神阻力,从而使人们以良好的精神状态投入生活,这便是它的作用。反之,文化也可以加重人们的精神心理负担,窒息人们行为的激情和意志,增加人们行为的精神心理阻力,使之不能顺利进行,这就是它的摩擦作用。
特定文化都有一整套社会规范与行为准则,它们建构起了特殊的文化模式,就其对人格的影响、塑造而言,构成了人格发展的阈限。宏观上,不同民族在不同时代都有自己的性格,这种性格的差异性正是特殊文化阈限塑造的结果。微观上,一个群体或一个家庭等等,由于文化氛围不同,同样可以塑造出迥异的人格。一个鲜活的人格正是在这种特定文化模式的宏观浇铸与微观雕饰下,兼有了隶属民族、群体的共性特征与个性特征,从而形成现实的、社会化了的个体人格。
二、文化对人格的再塑造
文化塑造了人格,然而,人格不是一经形成就不可改变,随着成年人继续社会化的延展,人格也在不断的悄然改变之中。究其原因,当然离不开文化的作用。文化一边塑造人格,同时也对一个人的人格进行价值衡量与评判,判定个体人格的社会价值,由此也就构成了鉴定人格和再塑人格的文化反馈系统。
文化对于人格再塑造的反馈系统是由两个部分组成的。一是文化的区别功能系统。不同个体与群体是不一样的,区别的标志多种多样,而文化是其最显著的标志之一。文化反馈系统是由一系列标志性规范组成的,对于个体人格许多方面的特点诸如职业、社会地位、文化水平、个人修养等等都能显示,并且按标识规范归类、分层,进行区别。任何社会都有一系列人格,什么是正常人格?什么是反常人格?在不同社会文化中是没有统一标准的,“对于任何文化来说,界定正常行为的标准都是由那个文化本身决定的”[3]。例如,满族最突出的饮食禁忌即为禁食狗肉,据传是因为一义犬曾救助过满族祖先。而同处东北地区的朝鲜族却喜食狗肉,与满族截然相反。这说明不同文化规范对同一种行为的界定是不同的。所谓精神障碍或变态行为等反常人格的判断标准也是与特定的文化标准联系在一起的。例如,在崇尚“巫术”的社会里,人们不会对“巫师”身上表现出来的异常行为感到奇怪,反而认为这是“巫师”与神灵的互动沟通,而发生在其他人身上,则普遍会认为是反常行为。可见,文化对正常人格与反常人格是有界定和区别功能的。界定或区别的结果必然是有上有下、有高有低。这样,被社会文化界定为低下的以及反常的人格就有可能被社会文化进行再塑造。二是文化的群体功能系统,它包括一系列的角色规范和职业规范,构成了人格评判的环境因素。个体与群体的组合是否和谐是评判个体人格的重要标尺。社会群体是社会的基本单位,任何个体的活动都不是孤立的,而是在与他人的联系中进行的。群体使个体与社会发生联系,它也是个体实施其活动的场所,个体通过归属群体而归属社会,通过参与群体的活动而参与社会生活。人的一切活动都是在各种不同的群体中展开的。不同群体根据社会给定的不同任务、规范,结合其在社会体系中的地位、特殊利益,对其成员提出一定的权利和义务要求,每个成员总是按照自己的角色岗位,自觉不自觉地履行和遵守群体的正式规范和非正式规范,尤其是作为群体亚文化的非正式规范,并培养和发展参与这些群体活动的能力,从而帮助实现所属群体的目标与任务。那么说明个体与群体的组合是和谐的,否则,个体必然会受到群体的挤压、排斥,他(她)将难以融入群体,这样的个体人格要想融入群体、融入社会,社会文化对其进行再塑造是必须的,也是唯一的途径。
作用于人格的文化反馈系统,它的主要作用实际上就是对个体人格进行遴选。把符合要求、达到标准的个体,提交社会;把不符合要求、未达到标准的个体重新交给社会文化再行塑造。这个过程与人格的塑造过程结合起来,形成一个相互联结的完整机制,通过对人格的塑造――反馈――再塑造――再反馈……如此循环往复的雕塑过程,最终造就出能够得到社会主文化肯定的、符合社会要求的完整的、正常的人格。
三、人格再现社会文化,并促进了
社会文化的发展
社会文化的最终体现要通过一系列的物质或精神载体,个体人格便是其中之一。个体人格既是文化的产物,同时又是文化的创造者;文化影响了个体人格的形成与发展,人格也会影响文化的变迁与发展。
个体人格的形成和发展当然有赖于社会文化的塑造,然而在文化面前个体人格绝不总是消极被动的,人们在个体人格的形成过程中,通过自身的创造活动能够改变环境,能够创造和发展社会文化。虽然人格的形成过程直观表现为对既有文化的吸纳和内化,但是我们也不能忽略个体对社会文化的主观能动作用。在人格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一方面不同个体的气质和人格能够限制文化影响个体的程度,即文化对个体人格的影响、塑造,会因个体人格气质的不同而异,相同的文化氛围对不同的个体人格会有不同的作用。同时,不同人格的个体,对于内化何种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主动选择的并非永远都是被动地接受,其已经形成或尚未完全形成的价值观念决定了他对吸纳何种文化的选择与取舍。另一方面个体人格在形成发展过程中也会不断地外现其已经吸纳、内化的文化,使相应的文化接受社会的检验、评判,影响或改变既存的社会文化,进而影响社会生活。
一般而言,人格的形成过程从形式上看就是社会文化对个体的塑造过程,而客观上通过这一过程社会又实现了其文化的传播、延展和积累。前者表现为接受社会文化,使之内化为个体的价值观、理想和信念的过程,这个过程的顺利完成,只是为人类个体提供实现社会人的一种可能性,还不能把它看作现实性。在其现实性上,必须要通过人的社会交往、人的实践活动,把已内化的社会文化外化、表现、发挥出来。即文化的延展、积累和丰富必须依赖于已经内化了文化的个体的社会实践活动,他们通过社会交往、社会互动能够给文化注入新的血液,把文化推进到一个新的水平。人格对文化不是简单的再现,而是创造性再现,它为社会提供了新的、复杂的认识客体,人类运用社会文化对这些新的认识客体所进行的每一次肯定或否定评判,都会进一步丰富固有的社会文化,为社会文化添加新的内容。
总之,文化与人格的关系,是相依相存、相互作用并相互促进的。人格的形成依赖于文化的塑造;而人格又是文化传播、延展的载体,可以使既有的社会文化内涵进一步丰富。因此,我们在探讨文化与人格的关系问题时,应当注意克服片面强调文化对人格主导作用的倾向,应当从总体上把握文化与人格交互作用的机制,充分认识作为社会文化聚合物的个体人格对既有文化的影响和推展作用。以科学的态度,客观看待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
注释:
[1]戴维・波普诺:《社会学》第100页,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7年版。
[2]罗伯特.F.莫菲:《文化和社会人类学》第12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2008年版。
[3]威廉.A.哈维兰:《文化人类学》第53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2年版。
参考文献:
1.蒋京川、何汉江:《文化与人格研究述评》,载《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5期。
2.罗伯特.F.莫菲:《文化和社会人类学》,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2008年版。
3.B.R.赫根法:《现代人格心理学历史导引》,河北人民出版社 1988年版。
4.E.T.霍尔:《超越文化》,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
5.易法建、倪泰一、杨丹燕:《心理医生》, 重庆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在干旱少雨的西北地区,水资源不仅是维持其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供水水源,而且是稳定生态环境系统的重要因素。人类对水资源的不合理开发和利用,不仅会造成资源的大量浪费,而且会引起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例如,对地下水的过量超采,会引起地下水位的大幅度持续下降,造成表层土壤水分含量的降低,引起植物凋萎,植被退化以至自然死亡,从而进一步加剧土地荒漠化和沙漠化的发展;而对地表水过量引用(大水漫灌等),则会导致地下水位不断上升,引起土壤次生盐渍(碱)化、甚至沼泽化的发生或发展。这两种情况在西北地区是普遍存在的。在我国西北各流域的中上游地区目前大多仍采用大水漫灌等传统的灌溉方式,过量引水灌溉,造成用水浪费、地下水位偏高、土壤次生盐渍(碱)化、甚至沼泽化等现象;而在下游地区则存在断流、河湖萎缩甚至消失,以及大量超采地下水的现象,导致地下水位持续下降、土地沙化和荒漠化等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如石羊河流域、塔里木河流域、黑河流域等。
西北地区分内陆河区和外流域区,其中内陆河区面积为250.5万km2(扣除奇普恰普、额尔齐斯河外流区),占西北地区总面积的3/4。这里以内陆河区为重点,内陆河区中山区面积为98.0万km2,占其面积的39.1%;平原区(盆地)面积为152.5万km2,占其面积的60.9%。内陆河全区多年平均降水量为3569.5亿m3,其中山区降水量为2972.3亿m3,占全区总降水量的83.3%,平原(盆地)降水量597.22亿m3,占全区总降水量的16.7%。
2水循环规律与相巨转化关系
西北内陆河流域从高山河流源头到下游地区可划分为:高山冰雪冻土带、山区植被带、山前绿洲带和下游荒漠带。降水主要集中在高山冰雪冻土带和山区植被带;山前绿洲带和下游荒漠带降水稀少,基本上不产生径流。因此,在出山口以上的高山冰雪冻土带和山区植被带形成的出山口径流基本代表了流域的水资源量。
山区径流出山口后,在天然情况下,部分洪水通过漫溢渗漏补给地下水,其余的通过河道渗漏补给河道两侧的地下水,最终消失于荒漠或终端湖泊中。在大规模开发利用的情况下,人类活动增加了中下游河道两侧径流的侧支循环,通过引地表径流和开采地下水进行农田灌溉,多次垂向水量交换,最终使河流水量趋于衰减,甚至干枯。随着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水资源的开发利用规模扩大和方式变化,已导致了水资源数量、质量及其时空分布和内部分配关系等发生了变化,并引起了一系列的生态环境问题。
由山区到流域下游,不同区段地下水与地表水的相互转化关系以及地下水的径流模式亦不相同。山区地下水绝大部分以基流形式排泄,形成地表径流进入盆地,只有占水资源总量3%的山区地下水通过侧向径流补给盆地的地下水。西北地区一般河流的基径比在20%~45%之间,如玛纳斯河出山口为45.6%,黑河出山口为34.6%。出山口后由冲洪积扇的中上部河水(地表水)补给地下水,在西北内陆盆地年径流量小于0.5亿m3的河水将全部渗漏,较大的河流也有30%~40%的渗漏,如玛纳斯河年平均渗漏量为1.38亿m3,渗漏补给系数为0.4;黑河年平均渗漏量为5.27亿m3,渗漏补给系数为0.26。目前大部分河流在山前出山口处建有引水渠,用于盆地的农业灌溉,在水利程度较高的地区,渠道引水量所占比例很大,如玛纳斯河渠首引水量占河流量的3/4左右。渠道引水使天然河道流量减少,相应减少了河流入渗补给量。
地下水在水力梯度作用下由冲洪积扇向冲积平原运移,在冲积扇前缘地带,由于含水层颗粒变细,导水性变弱,形成地下水溢出带。地下水沿沟壑以泉水形式溢出地表,汇集流入或形成河流而转化为地表水。在西北地区泉水溢出量是下游地表水的主要补给源之一,也是维系冲洪积扇前缘绿洲带和冲积平原下游绿色走廊的重要水源。泉域范围内地表水的补给量减少和地下水开采量的增加,是导致泉水流量减少的根本原因。在冲洪积扇前缘以下的冲积平原,潜水含水层颗粒变细,地下水埋藏较浅,其水平径流速度缓慢,地下水是以垂向水量交替为主。该区为大面积农垦区,引用大量地表水灌溉,由渠系、平原水库的渗漏和田间灌溉入渗,使该区地下水补给量较自然状态下大得多。冲积平原地形平坦,自然河网不发育,地下水径流排泄困难,使地下水位上升,甚至接近地表,潜水蒸发量增加,使地下水矿化度升高和产生土壤次生盐渍化、甚至沼泽化。
在天然条件下,冲积平原下游直到尾闾湖,除洪水季节外,河流量很小,甚至没有。在洪水季节河流泄洪通过河道补给地下水,余水流入尾闾湖。正是水量不大的河水及其所转化所形成的地下水,维系着该带沿河两岸的植物生存,保护着该地带十分脆弱的生态环境。
在天然条件下,内陆山区水资源通过河川径流进入盆地后,经多次转化而形成地下水资源,并使盆地间地下水资源分布达到自然平衡,并维系盆地内的生态环境平衡。水资源开发利用,打破了原来的水循环规律和相互转化平衡关系。如山前冲洪积平原或河西走廊的南盆地,由于靠近水资源的补给源,大量开发利用水资源,甚至无计划、高消耗浪费水资源,致使进入下游平原或北盆地的水资源量大幅度的减少,无法满足下游平原或北盆地对水资源的需求,直接威胁下游平原或盆地的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典型的例子是石洋河是以牺牲民勤来发展武威;由于上游武威的大量消耗水资源,流入下游民勤的河水流量逐年减少,以致河流尾闾湖泊干枯,地下水位急剧下降,水质恶化,绿洲萎缩,弃耕面积达20多万亩。还有黑河流域下游的额济纳旗绿洲,由于中上游经济规模的扩大和水资源利用技术水平较低,也出现同样的情况,入境水量由8亿~10亿m3/年下降到现在的3亿m3/年,河流经常持续断流,居延海干枯,导致地下水资源的补给量也相应减少,地下水位持续下降,植被大片死亡,草场退化,沙化土地面积新增3500km2。大规模开发利用水资源,特别是渠道引水灌溉改变了地下水补、径、排关系和时空间分布,使冲洪积扇中上部地带地下水的补给量明显减少,造成泉水溢出量衰减,冲洪积扇地下水可开采资源量的锐减,而中游冲积平原地下水补给明显增加,造成潜水位持续上升,蒸发量加大,发生土壤次生盐渍化。流域下游由于来水量减少,地下水补给量减小,导致植物消亡,土壤沙化等。
3水资源量核算与分析
根据“九五”国家科技攻关的有关研究成果,西北地区水资源总量为2304.4亿m3,其中地表水资源量为2164.8亿m3,地下水资源量为1034.6亿m3,地表水与地下水的重复量为895.0亿m3。分省和流域的具体评价结果,列于表1中。
从表1中可以看出,西北地区地表水与地下水资源之间的重复量是比较大的,分别占地表水和地下水资源量的41%、87%。其中宁夏地表水与地下水资源的重复量分别占地表水和地下水资源量的287%、93%;而内蒙古西部地表水与地下水资源的重复量分别占地表水和地下水资源量的48%、17%。从流域角度分析可看出,西南诸河片地表水与地下水资源的重复量占地下水资源量的百分比最大,为100%;长江片次之,为99%;内陆片最小,为83%。综上分析表明,西北地区的地下水资源绝大部分是由地表水资源转化形成的,尤其是广大的平原区域,由于当地降水量极其稀少,地下水资源量几乎全部来自地表水的人渗补给。
表1西北地区水资源评价成果(单位:亿m3)
4结论与建议
前面的分析结果清楚地表明,在西北地区地表水与地下水之间联系密切、相互转化频繁,地下水资源绝大多数是由地表水转化形成的;水资源开发利用格局或方式的,将深刻地影响着地下水的补给、径流和排泄关系,以及补给量和排泄量的大小。地下水补、径、排关系及其补排量的改变,则直接导致地下水可开采量的变化。因此,在西北地区单纯地就地下水而论地下水是不行的、也是不科学的,应该将地表水与地下水资源进行统一考虑,进行地表水与地下水资源的统一评价和规划,在查清水资源数量、质量及其时空分布规律的基础上,对地表水与地下水资源进行综合规划,以科学地指导水资源的合理开发和高效利用。
二、项目化课程实施实施
项目化课程,“教师为主体”转变为“学生为主体”,教师由“讲授者”变为“指导者”,学生由“灌输知识的接受者”变为“教学活动的主体者”。学生活动成为主要学习形式,将学生进行分组,每组3~5人。学生活动包括布置工作任务、分组讨论任务、小组人员分工协作查阅文献、实施工作任务等四个过程,目的是加强学生之间的团队意识和协作精神及沟通能力,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掌握急救护理知识与技能所有的教学场所均在一体化教室进行。
1.任务主线,驱动研究。项目化教学的任务要体现五大特点:一是真实性。所有教学项目均来源于实际工作过程,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二是整体性。分解工作任务时,任务不要过于琐碎,要保持任务的完整性,从而给学生较大的探索和创新空间。三是开放性。为保证学生自我表现的空间,在制定任务目标时,方式可较灵活,次序可颠倒。四是可操作性和适当性。可操作性指任务目标是具体的、能够实现的目标;适当性是任务难易程度适中,因为难度很高会影响学生的学习兴趣,过分简单则不能调动学生完成任务的积极性。五是协作性。完成任务均以小组形式,完成任务离不开协作和团队的合作。如急救护理进行“项目导向、任务驱动”实施教学,其中院外急救设计时,要求达到:在院外能够对灾难事故、意外伤害等突发事件进行应急处理,对伤员采取及时正确的救护措施,向全社会普及紧急救助知识,增强自救互救能力。院内急诊科救护设计时,要求达到:在医院内对急危重症病人进行及时有效的抢救和处理,能够配合医生完成高难度的抢救工作,各种急救技术的应用符合我国对高素质、高技能职业人才培养的目标要求。院内重症监护病房救护设计时,要求达到:在医院内利用先进的医疗仪器设备和救治手段为危重症患者及时提供系统的、高质量的生命支持技术和医学监护,提高危重症患者的救治成功率,降低伤残率和死亡率。
2.学生主体,自主探究。为了把课堂真正还给学生,项目化教学必须使学生独立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使学生根据所学的知识检测自己的实际操作流程,鼓励学生对所学内容与操作过程进行反思。首先,为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和学习的创新性,在学习过程中,体现学生的首创精神。其次,在课堂教学中,应根据实际工作岗位的工作任务,设立各种情景进行教学,使学生将更多所学的知识在实际工作中进行应用,使知识“外化”。最后,在实际工作任务中,让学生能够根据临床真实案例中出现的问题制订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案。
3.开放环境,自由表现。为了给予学生一个展示自我的空间,在师生之间要建立平等的关系,使学生敢于说话、敢表现、敢尝试,让学生自主表现、探究、质疑、反思和评价。在新知识教学前,让学生展示通过预习获得的学习心得和设想;在学习过程中,提供机会让学生独立解决或协作解决问题,让学生去思考、去讨论、去尝试,获得成功的喜悦;在自主学习后,鼓励学生用自己喜欢的形式去展示,大胆创作,发挥同学间的相互评价,使学生相互协作、互相帮助,提高团队协作能力。教师要以肯定的、发展的眼光评价学生的表现,并且根据学生的实际水平,注意多层面的教学设计,目的是在思考、讨论和尝试中锤炼学生,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和团队精神,提高学习的积极性和自觉性。急救护理项目化教学中,以学生为主体,以案例为导向,以救护流程为主线,进行“明确任务(评估)任务准备(计划)任务实施(实施)任务评价(评价)”的任务式教学设计,通过小组讨论、教师点评、情境演练、相互评价这些环节完成学习任务,学生全面参与任务解决的过程。
4.多元整合,全面发展。在教学过程中,开展以学生为主体的项目化教学模式,将能力培养渗透整合至教学的全过程。如院内急诊救护单元中有机磷农药中毒救护的教学,充分利用院内急救实训室的教学模型和教学环境,运用声音、录像、文字等媒体,将工作任务和学习任务进行有机整合,使学生有一种“身临其境”之感。学生从病例中获取信息、分析问题、制订方案、模拟演练、效果评价都以小组为单位进行,完全模拟实际工作流程进行施教,从而提高学生知识的应用能力。
5.构建网站,丰富手段。为使项目化教学立体化,方便师生交流学习,构建了急救护理课程的精品课程网站,提供教学资源,展示师生心得,组织网上调查,开辟互动空间等,并置网站于校园网服务器,方便师生随时访问,使项目化研究和师生交流学习开展得更及时、丰富、先进、科学。
三、考核评价
随着职业教育的迅猛发展,职业教育发生了由单一评价转变为多元评价,即“重能力、过程和质量”三方面的综合评价措施,因此,在考核评价的过程中,充分发挥学生在考核评价中的主体作用,要求学生积极主动参与全过程,彻底改变以卷面考试为主的考核形式,使学生完全从被动应付考核的状态中解脱出来。评价方除我校的老师外,还邀请附属医院的急救护理人员参与其中。急救护理的考核评价,目的是考核学生的职业综合能力,即基本知识、基本技能、基本技术、学习态度和团队协作能力、解决分析问题能力等。考核分为过程考核、单元考核和终结性考核。过程考核是在课堂教学前,课程组成员进行集体备课,共同商定该急救项目任务的各环节考核评价表,在教学过程中对每一环节进行过程考核。整个急救护理单元考核是按照工作任务设计2~3个“任务考核”内容,学生进行工作任务的实践考核。终结性考核由理论和实践两部分组成。理论是考核学生对患者信息获取、分析、加工、利用、评价能力,实践是考核学生的知识应用能力。院外救护、院内急诊救护、院内重症监护三个单元在课程考核中的权重分别为30%、40%和30%。过程考核中同一小组成员成绩相同,根据小组完成任务时的合作程度给予一定的分值,从而增强学生的团队协作能力,激发同学间的竞争意识和集体主义荣誉。这样,把教与学、学与考有机地联系起来,使考试真正利于学生的发展、教师的发展、课程的发展,成为客观评价教学的有力杠杆。
四、教学设计的注意事项
1.教学目标设定恰当。在进行项目化教学前,首先对本课程——急救护理按工作任务进行分解项目,然后确定各个单元的整体目标,再把单元的整体目标进一步细化,分解为基础知识目标和项目目标,同时,确定项目及子项目内每一任务的教学目标。
2.教学时间合理分配。教学时间的配备以项目为单位,统一思考、统一规划、统一安排,统筹考虑项目整体、(子)项目主题和任务课时三者之间的关系。急救护理的课时在我校护理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仅36学时,所以在进行任务分解过程中,不能将三个单元中的课时进行平均瓜分,况且每届学生甚至班级之间的学生能力有所差异,因此要根据学生的能力以及教学中的重点和难点分配课时,根据实际情况灵活机动地安排教学时间,给予学生足够的时间进行讨论、评价、协作和活动,使学生在活动、讨论、评价中实现培养目标。
每个企业的文化都是不同的,它主要体现在企业的价值、使命、 信仰和行为规范。事实证明了企业的成败关键是文化,可以说文化是企业的重中之重。企业文化和企业的每个职能都是紧密相连的,他也体现了一个企业的能力的强弱,决定着企业的发展方向,当管理理论和员工的需求发生变化,企业管理也会随着文化管理发展,因而为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应在财务管理上采取更多措施。
一、创建优秀文化对企业的重要性
随着企业发展理念的不断更新,企业文化的重要性以被大多数人认可,但目前管理者对企业文化的认识上还存在一些缺点,如执行措施不配套、目光不长远等问题,因而制定正确的企业文化发展计划非常重要。
一个企业文化的好坏在企业竞争中往往起决定性作用。第一,优秀的企业文化给企业提供正确向导,使员工的奋斗目标与企业发展方向相一致,把高层领导决策引向科学的方向。第二,优秀的企业文化可以约束员工。企业文化对于每个员工的斗志、人际关及企业内部风气都有影响。制度规范能够约束员工的行为,在这种约束之下, 企业的团队精神得到建立。第三, 一个好的企业文化更利于凝聚员工的战斗力。使员工有着共同奋斗目标和信念, 这种信念也让员工紧紧凝聚在一起, 这样企业就能更好的发展进步。最后,优秀的企业文化起到激励的作用,企业文化能让员工之间相互关心和支持, 员工感觉自身价值得到体现 , 在这种情况之下提高了员工的工作积极性, 有利于树立企业的良好形象。
二、财务管理建设和企业文化建设两者之间的关系
财务管理和企业文化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企业的核心是企业文化的建立,在整个企业发展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一)财务管理最核心的内容就是企业文化并且对财务管理制度的建立有重要的决定作用
企业文化指导财务管理制度的制定, 是企业的核心,同时企业文化的体现需要财务管理做为一种介质。企业能否正常经营并得到高效的回报, 取决于正确的准则和精神指导, 这样才能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和自觉性,加强员工之间的交流合作,为企业创造更多的经济效益。
企业文化里面最关注的是它是否追求和企业财务管理制度一致性,这不仅能够让企业获得很大收益,更重要的是让每个员工都能够从中收益。财务管理制度的制定需要以企业文化为基石, 唯有合适的企业文化,方可更好的建立财务制度。总之财务管理建设和企业文化建设两者之间不可分开的。
(二)企业文化的实施以财务管理作为平台,加强财务管理有利于企业文化的实施
企业文化能否有效实施需要决定于财务管理的好坏。因为财务管理制度是建立企业文化的基础之上,所以企业可以通过企业的财务管理制度这一平台来推动企业文化的传播。可以说, 企业财务管理制度落到实处是企业文化的一种表现, 它能够将企业文化有形体现出来, 使得文化这一无形的内容落实到企业职能中。
三、如何加强财务管理来有效促进企业文化建设
建立合适的财务文化、完善财务组织结构化以及加强人性化管理模式的建设都有利于加强财务管理。
(一)树立强化风险的理念,创建注重风险管理和效益管理的财务文化
企业文化在企业的财务管理中占据了重要的作用,不仅能够正确的指导公司的未来财务发展方向,更能够通过文化的魅力来感染更多的企业员工,能够给企业的财务人员树立一个非常好的榜样。随着企业的竞争日益激烈, 企业需要更为高效的利用自身的财务资源, 来提高企业财务资源的配置效率。在这种大环境影响下,企业财务应财务管理的风险应对能力, 提高财务管理的效率。 同时能够准确把握市场的需求,为企业决策提供有力依据, 使企业科学化,高速化运作,使企业文化能够有效的贯彻。
(二)考虑多方面的利益,创建多元化的财务目标
在多元化的社会中,只有多方面的考虑利益相关,提高自身多方面的收入,建立起多元化的财务目标才能使企业立于不败之地,在激烈的竞争之中打败自己的对手。因此企业在设立财务目标时应考虑到利益相关者的自身需求,通过将这些利益相关者的利益结合在一起, 多种方式去发放配置资源, 体现出高效利用资源的理念。
(三)优化管理模式,有步骤地进行人本化财务管理
在企业文化重点强调的一点是要尊重其他人,这也是人们为之奋斗的一个目标,能够不断促使人们的行为能够迎合当前财务管理的一些需求,这也是一种新的发展模式,对未来起了一个重要的指导作用,更能推动企业的发展。财务管理需采取多样化措施来实施企业的创新建设,加大对产品设计的投资力度。所谓的财务管理即资金上的管理,人本化的财务管理主要体现在资金上筹集、使用以及分配等环节上。领导者在把握市场需求的基础上正确灵活的调整投资的结构框架,制定正确的企业的资金战略。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企业财务管理与企业文化建设两者之间相辅相成,企业文化是财务管理制度的基石,财务管理制度能否高效有效实施决定于企业文化的支持力度,两者目标一致,联系紧密。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