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学理论论文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财政学理论论文，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与这种经济学观相反，西方财政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开始出现了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观。道尔顿（Dalton，H.）1922年的《公共财政学原理》一书，第一句就指出，“财政学是介于经济学与政治学之间的一门学科。”（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3.）不过，由于英美早期财政思想传统的影响，直至本世纪50年代末为止，认为财政学是经济学分支的看法在西方财政学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这种主张随着社会抉择理论从60年代开始逐步被纳入西方财政学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为社会抉择论从威克塞尔开始，就是主张政治程序进入财政分析视野的。为此，作为社会抉择学派代表人物的布坎南，在1960年《公共财政学：教科书导论》一书“前言”中就指出，财政学是涉及经济学与政治学两个方面的学科。（注：Buchanan，J.M.ThePublicFinances：AnIntroductoryTextbook.Homewood：RichardD.Irwin，Inc.，1960，pvii.）此后尽管许多财政学著作不再指出财政属于何种学科，但由于它们所包含的有关社会抉择论的内容，总或多或少涉及到政治学的分析。所以，现代西方财政学尽管从根本上看属于经济学，但又具有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性质，将其视为纯经济学科的看法，显然是缺乏说服力的。

财政学仅属于微观经济学还是微观经济学与宏观学兼有？

宏观经济学是本世纪30年代凯恩斯主义出现之后的产物，在此之前西方财政学是谈不上以宏观经济学为基础的。财政政策是宏观经济学的重要内容之一，随着财政政策的成功运用，它逐步进入西方财政学中而成为其重要内容，就很自然了。这样，西方财政学除了原有的微观经济分析之外，同时出现了宏观经济分析的内容，威廉斯（Williams，A.）1963年的《公共财政与预算政策》一书，就鲜明地体现了这点。该书体系分为两大部分，即“A编：微观经济学”和“B编：宏观经济学”，前者分析的内容包括税收、政府支出和预算范围等问题，后者则分析了经济结构、经济稳定与增长、预算与经济政策等问题。（注：Williams，A.PublicFinanceandBudgetPolicy.NewYork：PrederickA.Praeger，Publisher，1963.）纽曼（Newman，H.E.）1968年的《公共财政学引论》指出，公共财政学所分析的政府三大任务，即穆斯格雷夫所指出的效率、公平和稳定，前二者属于微观经济学，而后者即稳定任务则属于宏观经济学。（注：Newman，H.E.AnIntroductiontoPublicFinance.NewYork：JohnWiley&Sons，Inc.，1968，P223.）温弗雷（Winfrey，J.C.）1973年的《公共财政学：公共抉择与公共经济》，也将财政的微观与宏观问题分开论述，即该书第三篇为“微观经济学与公共部门”，分析税收与公共支出；第四篇为“宏观经济学与公共部门”，分析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等的财政政策。（注：Winfrey，J.C.PublicFinance：PublicChoicesandthePublicEconomy.NewYork：Harper&Row，Publishers，1973.）此外，其后还有许多西方财政学也包括了财政政策的内容，表明传统地只局限于微观经济分析的西方财政学，已开始接纳宏观经济内容了。

但与此同时，许多西方财政论著仍坚持了原有的微观经济分析传统。这点，只要看一看许多西方财政学仍然不包括财政政策的内容就可明了。布朗（Brown，C.V.）和杰克逊（Jackson，P.M.）1978年的《公共部门经济学》就明确指出：“……公共部门经济学的发展，是限制在微观经济学理论的知识范围内的。微观经济学理论，尤其是一般均衡分析的发展，在20世纪50年代使公共部门经济学发生了质的飞跃。目前公共部门经济学的理论发展，应直接归功于微观经济理论。”（注：Brown，C.V.&P.M.Jackson.PublicSectorEconomics.Oxford：MartinRober-taon，1978，P7.）瓦格纳（Wagner，R.E.）1983年的《公共财政学：民主社会中的收支》一书，也将财政学研究对象归入微观经济学中。他指出：“公共财政学的研究有两个主要分支：公共抉择和运用微观经济学。……运用微观经济学，检验的是公民个人对公共抉择的反映。”（注：Wagner，R.E.PublicFinance：RevenuesandExpendituresinaDemocraticSociety.LittleBrown&Co.，1983，P4.）罗森（Rosen，H.S.）的《公共财政学》在1995年的第四版中，仍未将财政政策内容包括在内，并且也如同其他许多主张财政学仅属微观经济学的财政学论著一样，设有专门的微观经济学基本内容的篇章，作为全书的理论基础。（注：Rosen，H.S.PublicFinance.4thed，Homewood：Irwin，1995.）这些，都清楚地表明了作者的财政学属于微观经济学的主张。

进一步看，就是并不反对财政学也包括宏观经济分析内容的许多学者，也仍将财政学的分析基点和重点放在微观经济分析上。在西方财政学界有着很大影响的阿特金森（Atkinson，A.B.）和斯蒂格里兹（Stiglitz，J.E.），在其1980年的《公共经济学教程》引言中指出，“最认真地说，（本书）不打算包括稳定和宏观经济政策内容。……在穆斯格雷夫时代，他可以在其《公共财政学理论》（1959）中包括210页的有关稳定政策的内容。然而，自那时以来，经济学出版状况变了，人们在文献中对该问题作了大量的精彩描述。所以，我们的重点仅放在（政府）目标而不是稳定政策上。”（注：Atkinson，A.B.&J.E.Stig-litz.LecturesonPublicEconomics.NewYork：McGraw—Hill，1980，pxv&P4.）尽管这段话表明了作者并不反对财政学也包含有宏观经济学的内容，但至少表明了作者仍是将财政学重点和基点放在微观经济学上的。对此，米尔利斯（Mirrlees，J.A.）在奎格里（Quigley，J.M.）和斯莫琳斯基（Smolensky，E.）1994年主编的《现代公共财政学》中总结性地指出：“在穆斯格雷夫的《公共财政学理论》中，他以三个政策目标：配置、分配和稳定等术语，概括了他的主题，……。该书以超过200页的篇幅研究了稳定问题，即我们现在称之为宏观经济政策的问题。在较后的教科书即阿金森与斯蒂格里兹的《公共经济学教程》（1980）中，宏观经济政策问题被排除了。……公共经济学，甚至公共财政学，被认为仅涉及配置和分配问题。而稳定问题则被留给宏观经济学及其教科书。”（注：Quigley，J.M.&E.Smolensky，ed：ModernPublicFinance.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4，P213.）

然而，西方经济学关于微观和宏观的划分，本身就存在许多问题而争论不休，这造成了西方财政学的争论和困惑。也是在奎格里与斯莫琳斯基主编的《现代公共财政学》中，由戴门德（Diamond，P.）撰写的第八章名为“配置与稳定混一的预算”，资源的配置属于微观经济学问题，而经济的稳定属于宏观经济学问题，因而该标题清楚表明了作者将宏观经济分析和微观经济分析两大内容统一于财政的意图。（注：Quigley，J.M.&E.Smolensky，ed：ModernPublicFinance.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4，P213.）

附带应指出的是，即使在主张财政也应包括宏观经济学内容的西方财政学著作中，其体系内容的大部分以及基础部分仍然是微观经济分析。因此，西方财政学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不在于有没有包括微观经济学基础，而在于有没有包括宏观经济分析的内容。

总之，尽管现代西方财政学已或多或少地加入了宏观经济学的内容，但从根本上看，它沿袭的仍然是微观经济学的传统。此外，西方财政学在其上百年的发展过程中，还随着微观经济学的变化而变化。早期西方财政学专著已包含了福利经济学思想，这在道尔顿《公共财政学原理》第二章“社会利益最大化原则”中就有反映。作者在该章中批判了萨伊的“金律”，即“最好的政府是支出最少的政府，最佳的税收是数额最低的税收”的观点，反对了传统的“税收邪恶论”，提出了财政和税收的社会利益最大化原则。（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P7—15.）此后，作为微观经济学分支的福利经济成为西方财政学的理论基础，关于公共产品最佳供应问题的分析，最终落实到社会福利函数所确定的最大效用点上。这使得西方经济学关于公共经济学的效率分析，与私人经济学的效率分析一样，都统一到福利经济学基础上来了。这是西方财政学完全建立于市场经济基础之上的理论表现。

西方财政学的价值理论基础

不管是主张财政学具有何种学科性质，西方财政论著都必须对财政问题进行大量经济分析，因而必然要受到当时流行的经济学价值理论和概念影响，必然或迟或早地按照已变化了的经济学价值理论和概念来修正与重构自身的理论体系。

在英语财政学专著出现之前，西方经济学上的“边际革命”已经发生，边际效用价值论很自然地成为西方财政学的价值论基础。道尔顿的《公共财政学原理》鲜明地体现了这点。他在该书第三章第二节提出，私人分配支出所应遵循的边际效用相等原则也应运用到公共支出的使用分配上来，指出：“除了法律上的意义以外，公共当局并不是一个人，难以象一个人那样预计各种支出的边际效用。但政治家们据以开展行动的总原则仍是相同的。对于公共当局来说，各种公共支出的边际效用应该相等。从理论上看，既定支出总量在不同项目之间分配就是这样决定的”（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P17—18.）

在1928年的《公共财政学研究》一书中，皮古也有相同的表述：“就如一个私人应当通过在不同支出类别之间保持平衡，从而以其收入获得更大的满足一样，作为一个共同体通过其政府的活动也应如此。”（注：Pigou，A.C.AStudyin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Ltd.，1928，P50.）皮古接着还运用这些原则，去解决公共部门如何决定哪些公共服务应予提供的难题，指出“支出应当用于战舰还是用于济贫，应按此种明智的方式，即由它们各自所提供的最后一先令所产生的相同的真实报酬来决定。”（注：Pigou，A.C.AStudyin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Ltd.，1928，P50.）按皮古的看法，这一方式可用来得出某一精确的社会平衡点，即如果共同体是一个统一的存在体，“支出就应在各方面逐步增加到这一点，此时花费的最后一先令所获得的满足，应等于由于政府服务而相应要求的最后一先令所损失的满足。”（注：Pigou，A.C.AStudyin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Ltd.，1928，P50.）皮古所建立的这一模型被称为皮古模型，是现代西方财政学关于公共产品最佳供应若干著名模型中的一个。这样，皮古就从边际效用价值论出发，在理论上界定了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资源配置的最佳点。

不过，皮古等人引入西方财政学的，是当时通行的可测度的、可比较的、同一的基数效用函数。这一效用函数在本世纪30年代，随着帕累托新福利经济学取代了皮古的旧福利经济学而被否定，取而代之的是主观的个人评价的序数效用函数，等效用曲线等帕累托概念也被运用到财政学上来。其后西方财政学对于公共产品最佳供应模型问题的分析，对于税收以及其他各种财政效率问题的分析等，也都建立在效用无差异曲线上了。

这样，私人经济分析所能适用的价值理论和其他基本概念，都被运用到公共经济分析上来了，公共财政学不再是与经济学的其他分支相抵触的一门学说了。与西方经济学在价值论上的统一，无疑为西方财政学在本世纪60年代及其以后的大发展，提供了最基本的理论条件。

西方财政学理论基础分析的借鉴意义

第一，财政学从根本上看是一门经济学，但又具有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性质

关于财政学仅是经济学分支，还是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问题，我国财政理论界也曾有过类似争议，即关于“财政是上层建筑还是经济基础”问题的争议，这是本世纪60年代初由于财政本质问题争议而引发的。此后，在后的80年代初，我国财政理论界结合着新的历史背景旧话重提，又一次以财政本质问题为中心形成了对此问题的争论。这些争议大致形成了三大类不同的观点：（1）主张财政属于经济基础，仅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认为只能从经济的角度去分析财政问题；（2）主张财政属于经济基础，但又兼有上层建筑的性质，或者主张财政既是经济基础又是上层建筑。这就不能仅从经济角度来看待财政问题；（3）主张财政属于上层建筑。在我国财政理论界，持第三种观点的人数很少，大部分持第一、二种观点，并且第一种观点还有逐步占据优势的趋势。但如同财政本质问题一样，这一争议在当时被视为是一种纯学术的探讨，经过那两次争议之后，至今已极少有人问津，除了在高校教学中作为一种理论问题介绍外，似乎已被人们遗忘了。在实践中，人们则是将财政作为经济工作来对待的。

然而，财政作为政府的分配活动，它采用的不是市场自愿等价交换的方式，而是由政府以强制形式完成的；它不是以市场为媒介和通过市场渠道来完成的，而是由政府在国家预算的形式下，通过政治程序的安排与运作来展开的。这样，财政的运作过程就直接表现为是对市场的否定，具有强烈的政治内容和因素。对于计划经济来说，由于其本身就否定着市场，本身就政企不分，因而财政这种非市场性与计划经济本质上是相通的，只提财政的经济性而不提政治性，并不影响问题的实质，即不影响人们实际上从经济和政治两重角度去考虑财政问题。

但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不同。由于此时政企必须分开，这样财政所包含的两重属性合一的问题就凸显出来了：财政作为一种分配，它是经济活动的一部分；但作为通过政治程序直接安排和操作的活动，它又与政府的具体政治制度和规则密不可分。此时如果只谈论财政的经济性，其结果只能是忽略政治程序在财政活动中的作用，忽略政治权力凭籍财政分配介入和干预企业正常市场活动的可能性，这显然是不利于根据财政的特性去指导财政实践的。

我国财政理论否定政治程序是财政活动的内容之一，在实践上导致了忽视乃至否定建立科学规范合理的财政制度与程序的结果，使得我国实际财政工作缺乏必要的制度和程序的规范、制衡与监督。随着市场取向改革的进展，由于缺乏自我约束能力的政治权力本身的不规范行为，导致了我国财政新老问题和弊端的急剧膨胀与扩大，是目前我国财政经济工作分配秩序严重混乱，腐败浪费低效猖獗的关键原因所在。因此，承认基本上是一门经济学的财政学，具有一定的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性质，正视财政活动中所具有的政治性质与内容，在实际的财政工作中相应地从整顿规范与财政相关的政治程序和规则入手，使之从原有的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基点转到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基点上来，才是对症下药之举。为此，在以经济学为基础理论的同时，也有必要从政治学角度来开展我国的财政研究。

第二，财政学以微观经济学为理论基础，也包括着宏观经济学的内容

关于财政学以微观经济学还是宏观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问题。我国财政学从未讨论过这一问题，但由于我国财政理论强调财政是国家作为社会中心组织进行的一种分配，是从整个社会角度进行的活动，因而人们理所当然地视财政为一种宏观经济活动，而否定从微观经济的角度来看待财政问题。在最近的政府机构改革中，财政部被列入宏观部门之内，就充分地说明了这点。对此，在过去的计划经济下是无关紧要的，因为当时正是以否定企业的独立自主性和以国家从整个社会的角度直接安排国民经济活动为体制特征的，并且此时的财政是国家从整个社会角度安排经济建设资金的主要和基本手段。但在市场经济下则不同。此时社会的经济单位已不再是国家而是企业了，此时财政从宏观上调控经济尽管是其极为重要的内容，但尊重企业的独立市场运营主体地位，确保国家不干预企业正常的市场活动，则是我国政府和财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学会的崭新内容。

西方财政学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看待财政问题，对我国是具有重要借鉴作用的：

1.西方财政学从微观角度分析财政问题，是隐含着这么一种涵义的，即此时的政府参与社会资源配置，其地位如同企业和个人一样，都是身份相等的市场活动主体，即企业和个人是处于市场有效运行领域的活动主体，而政府则是处于市场失效领域的活动主体，它们进行的都是同等的资源配置活动。这样，它们之间除了依法正常交往如照章征税纳税之外，只能是互相尊重，互不侵犯和干预，而不能是国家凌驾于企业和个人之上，可以随心所欲地干预它们的市场正常活动。

2.财政活动除了作用于宏观经济的内容之外，仅就其本身对于社会资源的配置来看，则应视为是一种微观行为。只有这样，才能正确界定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否则的话，将财政活动等同于宏观调控，而财政干预企业市场活动也就等于政府的宏观调控活动，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政府的宏观调控又是必要的，其结果实际上是为政府和财政随心所欲地干预企业的微观活动，提供了理论依据。这些年来，人们在财政经济工作中总会情不自禁地干预和插手企业的正常市场活动，其理论根源就在于此。这点，在防止政府和财政随意干预企业问题上，是可资借鉴的。

3.在财政仅是一种宏观经济行为的思想指导下，我国迄今为止在税收和财政支出的具体分析上，即如何按效率原则来取得和配置归政府支配的资源方面，其研究是相当薄弱的。这也是我国现实财政工作缺乏效率和严重浪费的关键原因之一。这与西方财政学所进行的大量卓有成效的微观经济分析，是形成鲜明对比的。为此，借鉴西方财政学的微观分析方法去研究我国的财政问题，也是我国财政研究亟须开展和加强的领域。

摘要：自1892年巴斯塔布尔（Bastable，C.F.）出版《公共财政学》以来，百余年间西方财政学有了很大的发展，但在其理论基础问题上则始终存在分歧。本文认为，财政学从根本上看属于经济学，但又包含有一定的政治学内容，是经济学与政治学的交叉学科；财政活动主要的和基本的是微观经济活动，但也包含着派生的宏观经济内容。

篇2

分配活动是与人类的生产活动相伴随的。从原始社会末期开始，便出现了剩余产品的分配问题，也同时产生了财政活动以及支配财政活动的财政思想。这样，生产关系中的一部分变成了财政关系。

财政关系在出现了货币、国家之后，逐渐发展成为各种财政范畴、财政政策与财政理论。

西方最早对财政问题作专题研究的人当数奴隶社会古希腊的思想家色诺分（公元前430—354或355年）。他在《论希腊雅典联盟的收入》专论中，第一次提出了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的概念，详细研究了国家财政收入来源和财政支出项目，并对收入和支出进行了分类，还有创见地提出了增加财政收入的政策主张。古希腊的另一位思想家与科学家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322年），对财政问题的研究也很深入。他认为国家机关、法官、军队等开支，都是靠行使国家权力从各盟邦中以缴纳和贡赋而征收来的，战争是获得财富的来源之一。亚里士多德还提出了财务的概念，并对财务进行了分类研究。

由此可见，财政活动和财政思想早已广泛存在。进入封建社会后，财政活动已被国家拓展为众多的财政范畴，税收、公债、货币发行、关税等手段被广泛应用。思想家们也把注意力集中在财政经济问题上，提出了许多有关国家财政活动的观点和主张。如意大利的托马斯。阿奎那（1225？—1274年）、弗拉契斯科。彼得拉尔卡（1304—1374年）、法国的波丁（1530—1596年）等人，都在税收制度、公债性质、关税作用等方面，确立了自己的理论成就。

然而，由于社会生产力和经济活动在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的社会经济形态中尚未达到建立专门经济学的发展水平，国家财政与王室收入没有分开，生产力落后，产业单一，商品货币关系没有扩展到主要生产和消费领域，财政学不可能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财政学的诞生，只能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以后的事情。

二、现代财政学的诞生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物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从奠定基础的15世纪最后30多年的资本主义萌芽算起，到19世纪初欧美各国先后完成产业革命为止，经历了350年左右的时间。在历史长河的这一阶段，伴随着资本原始积累、封建制度灭亡、资产阶级政权建立、产业革命等一系列社会经济的变革，经济思想和经济理论得到了空前的繁荣和发展。财政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已经具备了理论积累及实践积累等条件，财政学的诞生，已是水到渠成。

在经济思想发展史上第一次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理论探讨的是重商主义者。重商主义于15世纪末最初出现在贸易量较大的意大利和英国，16—17世纪流行于欧洲大多数国家。15—16世纪的英国，在资本主义生长过程中，对积累货币和扩大市场有着强烈的要求。要满足这种要求，当时最现实的办法就是扩大出口，以贸易顺差达到货币积累和扩大海外市场的目的。如何才能做到扩大出口？国家干预是一种较好的政策选择。英国的斯泰福（1554—1612年）、托马斯。曼（1571—1641年）等人主张通过国家财政对出口的奖励政策来实现。这便是重商主义的代表观点——贸易差额理论与国家干预主张。这种理论和主张虽然强调了国家财政对经济的干预和调节作用，突出了财政的地位，但它考察的重点只在于流通领域。到了17世纪中叶，当工业资本的发展超过商业资本的时候，这种理论便失去了对经济的指导意义，特别是国家干预的主张不合时宜，财政的作用和地位不被人们所重视。虽然如此，重商主义的贸易差额论与国家干预主张，连同它在财政支出、税收原则、国家公债等问题上的研究成果一起，为现代财政学的诞生作了充分的理论积累，也为国家财政实践活动的发展拓宽了道路。

为现代财政学奠定科学基础的第一人，当是英国学者威廉。配第（1623—1687年）。威廉。配第的财政理论贡献是多方面的。他针对当时英国财政经济的混乱局面，提出了全局性的理财观点，认为要从国家的人口、产业、财富等基本情况出发，推算出财政收入总量，再据以确定财政支出项目和数额，主张缩减非生产性支出，增加生产性支出。他还对税收原则、具体的税收制度设计等多方面提出了政策主张。他对商品的价值量作了正确的分析，认为商品的自然价格决定于生产该商品所耗费的劳动时间，认为劳动和土地是一切财富的根源，初步建立了劳动价值理论。配第认为，不管课征到哪种所得或收入上的税收，其税负最终都要落到土地和劳动上面，这就在实质上已经触及到了剩余价值问题，找到了税收和剩余价值的本质联系，为财政的分配理论奠定了科学基础。

继英国学者的研究之后探讨财政收入源泉的经济学派应数德国的重农学派。布阿吉尔贝尔（1646—1714年）、魁奈（1694—1774年）等人对财政与经济的关系有着较深刻的认识。布阿吉尔贝尔认为，流通领域并不创造财富，只有农业生产才是财富的源泉。农业和畜牧业是国家的两个“”，它们完全可以代替秘鲁的银矿。只有农业发展了，才有商业的发展，才有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才有国家财政和国民收入的增加。魁奈认为，只有农业才能创造出总产量超过生产费用的“纯产品”，即剩余价值，而土地所有者是唯一占有纯产品的阶级。如果国家财政收入短缺，便只能提高地租税的税率，对土地所有者课以重税。

无论是威廉。配第，还是重农学派，他们虽然探究了财政分配的实质和财政收入的源泉，但由于他们理论自身的缺陷，更由于他们对财政地位与作用的认识局限与矛盾，建立现代财政学理论体系的客观过程并没有完成。威廉。配第没有完全摆脱重商主义理论的影响，错误地把苛重的税收与不公平的税负归罪于统治者的“无知”，认为只要减轻和公平税负，国家财政状况就可以好转。重农学派对财政与经济两者关系的认识也仅仅局限于农业生产，不能说明工业生产、流通领域里的财政分配关系。在经济学中全面研究和阐述财政分配关系以及财政诸范畴，完成现代财政学理论体系建立过程的是英国学者亚当。斯密（1723—1790年）和他1776年出版的代表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

18世纪的英国，已出现从手工生产过渡到机器大生产的趋势，英国资本主义进入了工业革命时期。作为新兴资产阶级在理论上的代言人，亚当。斯密强烈地反对国家对经济的干预，要求资本主义的发展不受任何阻碍和干扰。他认为，政府的活动不创造物质财富，属于非生产性劳动。从而，国家的财政支出是社会财富的一种虚费，它严重妨碍资本的积累和国民财富的增长。为了从根本上说明国家财政对资本积累的影响，斯密研究了国民经济各方面的活动和联系，探讨了财政收支规模，阐述了国家职能，比较正确地说明了财富的本质和成因，论证了财政是对社会财富的分配，并认定了生产对分配、经济对财政的决定作用。斯密还指出了财政分配与国家的本质联系，把财政看成是国家或政府的活动，把财政支出看作是社会的一种消费，从而把财政确认为是一个与国家相联系的经济范畴。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第五篇“论君主或国家的收入”中，亚当。斯密比较系统地论述了财政收入、财政支出、税收、公债等财政范畴，提出了税收原则，规范了税收分类，讨论了税收转嫁，批判了国家公债，分析了财政收入来源和财政支出用途，使第五篇实际上成了财政学理论的专篇。

由此可见，亚当。斯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不但完成了财政本质、财富源泉、国家、生产、经济、分配、贸易、消费之间的相互联系与制约关系这些财政学基本理论体系的构建工作，而且还完成了收入、支出、税收、公债等财政范畴的确认工作。同时，斯密还通过他提出的一系列税收政策、公债政策、关税政策、支出政策等操作性主张将理论和实践统一了起来，使得财政学在事实上成为了一门独立的学科。至此，现代财政学的诞生，万事俱备，只等一声呼唤。

三、财政学名称的独立使用

财政学这个新生儿呱呱堕地，即财政学名称的首先提出或命名，由德国学者抢了头功。德国旧历史学派学者卡尔。劳（1792—1870年）在其1826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第一版中，明确提出了财政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存在的条件已经成熟，应该给这门独立的经济学科新分枝冠以财政学名称。以后在其1828年出版的《国民经济政策原则》一书中，卡尔。劳再次论及财政学独立的问题，他把政治经济学划分为三个部分，并主张将第三部分命名为财政学。此后他身体力行，于1832年出版了书名为《财政学基本原理》的专著。在这本著作中，卡尔。劳确定了财政学的研究对象，定义了财政学的概念，强调财政学的应用科学性，论述了财政学与政治经济学、国家经济政策等范畴之间的联系和区别。卡尔。劳的许多观点虽然偏离了亚当。斯密的理论论述，但他毕竟使财政学脱离了政治经济学母体，并成为一门自成体系的独立学科。这里要说明的是，在卡尔。劳之前，也有不少学者论述过要把财政学独立出来的问题，如格莱弗。苏登、褚苏甫、曼斯科、肖恩等人。特别是曼斯科和肖恩，前者在1830年出版了《财政学教科书》，后者于1832年出版了《财政学原理》，但他们都没有系统完备的理论体系，在学术界的影响也远不如卡尔。劳，因此没有引起理论界的重视和认可。卡尔。劳的《财政学基本原理》出版以后，财政学首先在德国，随后在欧洲其它各国被确认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并在经济理论界迅速掀起了一股研究财政学的热潮。这股热潮在19世纪80年代达到了顶峰，1883年出版了瓦格纳（1835—1917年）四卷本《财政学》巨著，1888年出版了第一本财政论文集，即列鲁阿的《财政科学论文集》。斯泰因（1815—1890年）、谢夫勒（1831—1903年）和瓦格纳被誉为19世纪后半叶创建德国财政学黄金时代的三大巨星。

为什么现代财政学的诸多理论范畴和政策实践在英法等国研究深广、发展久远，而作为独立学科体现的财政学专著却在相对落后的德国首先出现？这是我们需要回答的问题。

前面的分析已经说明，现代财政学诞生的条件有两个。一个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逐步建立，商品货币关系的不断发展，要求国民收入、国家收入、生产经营单位收入以及个人收入彻底分离，并以某种规则来规范各收入主体之间的分配关系，处理各收入主体之间的分配矛盾，以利于社会生产和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这些规则的不断完善使国家经济政策和财政政策不断发展，财政实践活动也不断丰富和拓展。这是现代财政学产生的经济实践条件。另一个是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萌芽以来，几代学人在经济理论方面的不断积累和探新，使政治经济学理论、国家学说理论、收入分配理论、产业发展理论等达到了既能联系统一，又能自成体系的学术高度。这是现代财政学产生的经济理论条件。

具备了经济实践条件和经济理论条件，并不能产生现代财政学。现代财政学的诞生，还必须具备第三个条件。这第三个条件是什么？让我们再深入一步分析。

从15世纪资本原始积累到19世纪末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形成为止的大约400年时间里，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大多数欧洲国家一直处于自由竞争的主流状态，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的理论观点和政策只存在了一个较短的时期。当资产阶级夺取政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之后，经济自由主义思想便成为主宰。这种情况，使得国家财政的职能与作用受到很大限制。因此，经济理论界不刻意强调财政的重要性是必然的。在“廉价政府”的背景下，财政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建立，显然缺乏制度的牵引力。德国却不同。德国在17—19世纪中叶，仍处于邦国的封建割据状态在各邦国之内，专制集权是其特征，王室财务与国家财政合二为一，具有典型的封建财政特色。德国早期学者引进英法的重商主义观点和主张，建立了适合自己国情（经济落后，政治封闭割据）的官房学派经济理论，强调的是集中统一。19世纪70年代初，德意志帝国的成立标志着封建邦国向资本主义制度的转折。当德国刚刚跨入资本主义门槛的时候，西方先进国家早已凭借自己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将世界瓜分完毕。怎么办？俾斯麦政府只能依靠国家的力量，即集中财力来扶持资本主义的发展，迅速挤进列强的行列。这样，从封建的集中统一转换到资本主义的集中统一，中间并没有经过欧洲其它国家经历过的自由发展时期。这一特殊历史条件使得德国的财政理论具有了独特的发展动力。无论是斯泰因的再生产财政学，还是谢夫勒的社会有机体财政学，还是瓦格纳的社会政策财政学，都强调了国家在经济发展和社会分配中的主导作用，突出了财政的重要地位，强化了财政的职能。

上述分析表明，财政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只能在要求突出财政的重要地位和加强财政职能与作用的国度里诞生。这就是现代财政学产生的第三个条件，即经济制度条件。这也同时回答了财政学专著首先在德国出现的原因。

四、现代财政学诞生的不同理论观点讨论

关于现代财政学的诞生问题，学术界研究并不深入，但有一些不同观点需要加以讨论和说明。

第一个问题是现代财政学内涵指什么？一种观点认为现代财政学就是资本主义财政学，只有资本主义财政的存在，才有资本主义财政学的存在。而资本主义财政是以资产阶级夺取政权为标志的，因为财政是以国家为主体的分配关系，有什么样的国家，就有什么样的财政。按照这种观点，现代财政学的诞生是以资产阶级的第一个政权即1640年建立的英国资产阶级政权为标志的。另一种观点认为现代财政学是指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将相当大一部分国民收入进行集中分配而形成的财政分配关系，理由也是因为财政是以国家为主体的分配关系，国家垄断时期的财政才体现现代意义。按照这种观点，现代财政学的诞生是以瓦格纳的四卷本《财政学》为标志的。第三种观点认为，现代财政学就是指财政学，因为资产阶级的财政学理论都是庸俗的再生产理论，只有理论才是科学的真理。按照这种观点，现代财政学的诞生应以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为标志，《哥达纲领批判》指出了初次分配之前的社会六项扣除，这是财政分配理论的科学基础。

上述三种观点和认识都有值得商讨的地方。第一种观点混淆了财政和财政学的界限。不同社会形态有不同性质的财政，这是毫无疑问的，不同的阶级也有不同性质的财政学说，这也是肯定的。但我们讨论现代财政学的诞生问题，是要回答财政学是什么时候，以什么为标志，才从政治经济学中分设独立出来，而不是讨论其性质。显然，用第一本以财政学命名的经济著作出现作为诞生标志是合适的。第二种观点混淆了财政学诞生与财政学发展的界限。作为诞生，只有一次，而作为发展，是有许多阶段的，可以说财政学在某个阶段的发展达到了成熟阶段，或更具现代意义，但无论如何不能以成熟阶段代替出生日。第三种观点混淆了财政的共性和个性，以阶级性代替学术性，其错误是显而易见的。此外，第三种观点还同时混淆了财政学诞生与财政学发展的界限。

第二个问题是要不要研究财政学的诞生问题。这一研究的学术价值何在？有人认为，能不能只讲发展，不讲诞生，因为任何一门学科的发展都是源远流长的，很难以什么标志来划分其存在与不存在。我们认为，这种观点多少带有一点学术虚无主义的意味。实际上，讲发展就要讲诞生，诞生本身也是一个发展阶段。诞生讲不清楚，发展也自然讲不清楚。不能因为其研究的困难性而放弃某种研究。新晨

也有人认为，研究财政学的诞生问题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也许，这种纯学术性的研究对现实经济发展没什么帮助。但我们认为，其一，任何一门学科的发展都建立在其基础理论之上，基础理论研究的价值是不以现实经济效益为衡量标准的。其二，财政学的诞生对于财政理论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事实上，财政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之后，使财政理论的研究领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拓宽。德国财政理论就极大地丰富了现代财政学的内容。它们最早探索了财政理论与宪法、财政业务活动与财政实质、国家财政与企业财务、财政中体现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税收自身的再生产与社会再生产、财政结构与经济结构、财政政策与社会政策、财政与经济运行机制、财政与收入的合理分配、财政活动原则、财政支出规律、财政的生产性等等众多的理论问题，开创和深化了财政理论研究领域，拓宽了财政实践活动范围。所有这些，都是在财政学独立之前所无法做到的。可以说，现代财政学的诞生是财政理论发展的一次飞跃。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2.王传纶：《资本主义财政》，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

篇3

1．相关理论支持不够完善自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管理会计进入我国被应用到很多学科和行业，因此管理会计领域被不断拓宽，其中一些不合理的观点和假设也被修正。但是在实际应用中，企业对管理会计学的引用并不全面，缺乏系统性，很多内容也一直处于分析阶段，没有落实到实际应用中，很多实践出现的问题无法在理论中找到相应的解决方法，甚至有的理论和实践是不想符合的，因此管理会计理论对于实际的应用而言没有很高的价值。

2．实际运用不够全面管理会计学起初的理论是建立在一定的经济环境基础上的，随着时代的发展，其中有的理论已经不能完全适应当今的时代，尤其是我国的经济社会和西方国家大不相同，因此其中的假设或模型不能再被运用。除此之外，应用地区的不全面应用也是问题之一，还有很多企业没有很好的运用管理会计学，或者没有运用一整套管理会计学，因此应用效果不佳。

3．实务界对管理会计不够重视根据国内外以及港台学者的调查研究表明，财政管理会计学在我国还没有得到广泛的运用，甚至对企业对管理会计学很不重视，认为管理会计学对企业运营管理没有作用。在经济较为发达的沿海地区，管理会计学的应用较为广泛，但在经济滞后的内陆西部地区，很多企业无法清楚的知道管理会计学对企业经营能够产生经济效益，因此也不愿应用管理会计学。

4．实际应用的经验不够丰富近年来，我国教育界对管理会计学的重视程度不断加深，该门学科成为很多高等院校学生的必修课程。我国有些企业能够较为良好的运用管理会计学，从而提升企业的经济效益，并为财务的管理提供便利，7O年代大庆油田开展的内部核算就是一个典型的成功范例。但站在长期发展的角度来看，我国会计行业并没有从中总结出有效的结论和观点，因此在管理会计学在我国一直没有能够得到很好的普及。缺乏优秀范例也使得高等院校的教学成为纸上谈兵，实践性大大降低。

5．管理队伍不够专业化在大多数企业中，没有专门设置管理会计部门，其职责大多由财务人员担任，因此在处理管理会计事务上无法得到很好的保证，其专业程度较低将直接影响到管理会计的应用质量。在我国，目前还没有财政管理会计相关的技术资格考试，因此缺乏衡量标准，也无法组建专业的管理会计团队。很多企业在日常管理中大多将重点放在会计循环上，一味遵循传统会计管理的方法，而不重视如何才能让企业长期高效的发展。如果没有专业的管理队伍，就无法从根本上落实到实践中，从而影响财政管理会计学在实际中的应用。

二、财政管理会计学在应用中的解决对策

要想改变当前财政管理会计学的应用现状，就必须要认识到上述问题的严重性，并且制定科学有效的解决对策。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要建立符合我国经济大环境的理论体系，并且科学有效的落实到实践中去，除此之外大力发展战略管理会计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只有在多个方面完善才能保证财政管理会计学在实际应用中获得成功。

1．加强基本理论研究到目前为止，我国目前的管理会计理论只是对西方管理会计知识的介绍，而没有落实到实际的管理会计工作中。西方形成的管理会计理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被我国市场所应用，但由于我国在社会经济环境、市场机制、文化观念等多方面与西方国家不同，因此西方管理会计在中国的应用实践效果并不乐观。对于财政管理会计学而言，强化基本理论知识是完善管理会计的基础。管理会计基本理论能够分析其他理论问题的规律性和本质。在研究理论时不能就理论而研究理论，而应该根据实际并结合我国的经济大环境进行分析研究，没有针对性的研究只是泛泛而谈，不具任何代表性和实际操作性。在强化基本理论时，要吸收运用相关学科的有用内容，借助研究的成果来完善管理会计理论体系。

2．强化理论与实践的联系一些发达国家有成立管理会计师协会，专门研究管理会计学，参加该协会的分别有学术界的和实务界的人才，他们能够互相交流融合，将理论与实践结合，完善管理会计学。对于国外的这种成功的做法，我国也应该借鉴，从而形成具有针对性的完备的管理会计理论体系。在实践应用中，应该根据理论设计一些具备行业特点并且较为可行的方案，以便实践能够顺利进行。实践一旦成功，就能够为日后的应用提供很大参照，作为行业企业管理会计的样板，实现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结合。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还能够为专业人才的培训提供直观的依据，有利于培训工作的进行，让专业人才能够更好的应对管理会计应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强化理论与实践的联系。

3．拓展财政管理会计内容管理会计学除了原来就有的内容以外还可以融人一些其他的内容，来拓展其内容的覆盖面。将财务管理、成本会计等的内容相互融合，将其独有的内容总结到一起，使得财政管理会计学能够更加全面。作业成本法具有较强的应用性，将该部分内容融合入管理会计学，则能够增强其应用性，强化实践性的同时拓展财政管理会计的内容。以前管理会计的成本管理重心主要是制造成本，但在当今时代下需要改变成新的重心即战略总成本，在具体实践中不能仅仅控制成本，而需要对成本进行有效的规划，使成本的控制权完全掌握在企业自己手中。在业绩的一120-评估上要兼顾企业整体业绩与员工个人业绩，并且保证短期和长期都能够有序稳定的实现既定的目标。

篇4

2护理

2.1采血前护理献血环境尽可能做到使无偿捐献者感到安全、舒适、方便。工作人员要衣帽整洁，态度和蔼，并做好相关知识的宣传，认真回答献血者提出的问题。仔细核对体检表，根据其献血经历、体重、身高、血比积、血小板计数等决定能否捐献血小板及捐献量。对害怕捐献者要关心他们的感受，做好解释工作，消除他们的紧张情绪。并询问是否休息好，有无服用阿司匹林等抗血小板凝集药品的情况。同时告之不能空腹献血，对女性献血者主要询问是否在月经期、妊娠期、哺乳期，嘱咐其要避开这些特殊时期。

做好采集前的一切物品准备工作，认真检查耗材，查看其有效期，有无渗漏；生理盐水、抗凝剂有无浑浊。进行耗材安装，做到准确到位。

2.2采集中护理再次核对献血体检表，根据献血者的体质及血小板计算、血比积、身高体重等情况，征得本人同意，决定采集一个或两个单位。在采集前常规给献血者服用10%葡萄糖酸钙溶液20毫升。做好静脉的选择，要选择粗大饱满有弹性的静脉进行穿刺。严格无菌操作。穿刺成功后，按采血键采集。对第一次捐献血小板者，我们采血护士要多关心他们的心理感受，介绍我们整个机采血小板的工作流程。随时观察献血者的面部表情，同时和他们谈论开心的话题，营造良好的献血氛围。使献血者的心理放松，轻松愉快完成捐献。在采集过程中，如遇机器报警，要及时妥善处理。并向献血者解释清楚对身体无任何影响。解除他们的疑虑，消除他们紧张情绪。

2.3采血后护理血小板采集完成后，指导献血者用三手指并压针眼的准确位置，力度适宜，时间不少于十分钟，嘱其稍作休息，并注意观察捐献者的面色和情绪，询问是否口渴饥饿，若需要，及时送上牛奶、饼干等食品。待其休息半小时后再离开，以避免性晕厥及献血迟缓反应的发生。

2.4献血反应的处理

2.4.1轻度反应处理在采集过程中，如出现轻微心慌、头晕症状时应采取平卧位，双腿屈曲，嘱咐献血者做深而慢的呼吸并全身放松，闭目休息10分钟后症状即可消失。如出现面色苍白、冷汗、恶心、呕吐等症状时立即终止采血，按回输键回输。平卧位，双腿屈曲，并按压人中、内关穴位，症状缓解后给予饮料。

2.4.2中、重度反应的处理若出现晕厥、抽搐、大小便失禁等反应，立即停止采血，给予回输，采取头低脚高位，双腿屈曲，协助医师进行急救，密切观察生命体征，防止舌咬伤，待其清醒恢复后才能在同事或家人的陪同下回家休息。并做好解释工作。

2.4.3低钙反应的处理低钙反应的原因是在血小板采集过程中，每个循环回输血液中混入了8.33%—12.50%的ACD—B血液保存液，回输速度为80至90ml/min。由于回输速度快，进入体内的枸橼酸、枸橼酸钠来不及经肝脏解毒[1]，使血液中的钙离子快速降低，当血钙降至正常值以下时就会发生低钙反应。有效的预防措施是在采血前给捐献血小板者口服10%的葡萄糖酸钙溶液20毫升。在采集过程中再次口服10%葡萄糖酸钙溶液20毫升，同时饮用牛奶250毫升。并随时观察口唇发麻症状，若出现口唇发麻症状，则适当降低回输速度，一般不会出现严重的低钙抽搐现象；但若出现严重的低钙反应，则应停止回输，保护好献血者，防止舌咬伤和肢体受伤；从另外静脉推注10%葡萄糖酸钙溶液10毫升，切不要在采集血小板的管路中推注10%葡萄糖酸钙溶液，以免管路中出现凝血块，给献血者身体造成危害。经过上述处理，献血者很快就恢复正常，视其情况，并征求其意见是否继续或者终止献血。

3献血后的相关注意事项

3.1告知献血者献血后，当天避免做剧烈活动，穿刺部位针眼24小时内避免被水浸湿，保护好针眼处，避免感染。若针眼处有血肿发生，则在24小时内采取冷敷，24小时后采取热敷，手臂不要负重等措施即可。

3.2告诉献血者捐献当天适当休息，多饮水，不饮酒，避免重体力劳动，有利于血容量恢复。

3.3宣传无偿献血的好处，鼓励他们积极参与到固定无偿献血者队伍中来，并带动身边的人，为需要帮助的人献出自己的爱心和勇气。

参考文献

篇5

[中图分类号]F27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432（2013）22-0115-02

财政学是研究财政在政府配置资源中的特殊作用及其运行规律，财政学课程在实现高校应用型人才培养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本文将结合日常教学经验来探讨《财政学》课程设计与教学方式方法的改进。

1细心诱导，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应用型本科院校学生对理论性知识掌握有一定欠缺，针对财政学理论性较强，教师要善于激发学生兴趣，比如适当结合内容放映并讲解与理论相关联的时政知识。比如，在讲解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配合使用时，要依据经济环境选择合适的政策，可以先放映次贷危机的记录短片以及我国出台各项政策措施的新闻短片，吸引学生兴趣，再深入财政学的基本原理，分析国家出台的各种经济调控政策是如果把财政与货币政策相互配合，使学生对在什么经济背景下采用什么样的政策组合模式更加容易理解。这样，通过最新的新闻素材将国内外形势融入学习中，激发学生主动学习的热情，这也是财政学理论结合当前经济具体情况的运用。

2精心设计，合理安排教学内容

财政学课程包含公共经济基本理论、税收税制以及财政政策等多项内容，要合理安排教学内容，在有限的时间内传授给学生更多的知识，掌握财政学的基本分析方法以及应用能力。特别针对应用型本科财政学课程学时少、时间紧的特点，对课程内容设计作出适当的差别安排：对理论性过强并且与财政学主干知识并不太紧密相关的一部分内容，包括公共选择理论，财政收入与支出的经济效应分析等内容，适当调整到课外作为优秀学生的选读内容，指导学生自学，不纳入正式课堂教学；对于与后续经济学主干课程有明显关联性以及政策实用性强的课程作为重点，让学生对财政学课程的核心内容扎实掌握，包括公共品基本理论、财政收支以及财政政策；对于与后续经济学课程有明显重复的部分，仅介绍基本原理，不展开，包括税收理论、税收工具等内容。如果学生很感兴趣，建议继续深入学习税法等专业课程。这样力争在有限的授课时间内，让学生了解和掌握尽可能多的核心知识，为以后的专业课程学习打下良好基础。

3潜心研究，不断优化课堂结构

课堂教学结构是教师顺利进行课堂教学的环节和程序的框架，合理的课堂教学结构是学生形成良好认知的手段和媒介。财政学是一门兼具理论、实证以及政策的课程，需要不断优化教学结构以适应课程要求，这样才能有效地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培养学生经济学分析能力。

首先，主动采用多媒体教学，提高课堂效率。多媒体教学与传统的教学手段相比，在声像、动画等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能把枯燥、难懂，并相对静止的书本内容，变成易于接受、一目了然，并处于动态的屏幕画面，对学生感官的综合刺激较强，学生课堂的积极反映程度明显加强。这样通过引入多媒体教学，改变教学模式和方法，激发了学生兴趣，让学生有更多的机会直接参与课堂，另外，财政学多媒体教学也能减少板书时间，增加课程信息量，有效提高课堂效率。

其次，积极推广问题式教学，引导学生积极参与课堂。在每个专题开始之前，应结合现实提出需要思考的问题，每堂课都让学生带着疑问来学习，带着解决问题的目的来学习，让学生自己先动脑筋思考，不要急于回答学生提出的问题，学生在课堂中进入迫不及待想解决问题的情境；在学习完一个专题后，要给学生出一些新的练习题，温故而知新，这些练了复习到旧知识以外，还存在一些利用以前学习内容不能解决或解决起来比较麻烦的问题，以此引出新内容，采用这样的教学手段，让学生带着疑问，带着期待来听课，教学的效果肯定事半功倍。

再次，引入案例教学，组织学生课堂讨论。案例教学要选择与学生现实生活紧密相关的，比如财政学中的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这一问题，市场与政府的边界在哪里，市场失灵后政府财政该如何介入，可以围绕中国公共服务与公共品提供存在的问题，让学生主动搜集相关资料，对案例展开讨论，让学生去寻求解决问题的答案，突出了学生在学习中的主体地位，充分调动学生探究问题的积极性。当然对于学生的发言，授课教师要认真引导，避免学生讨论变成辩论会，把学生拉回财政学理论基础，以得出正确的认识，这样学生对所学理论知识才有全面而又深刻的理解。

最后，合理安排课堂学术讨论与论文写作安排。比如，在学习财政收入规模这一部分内容，针对财政收入决定理论在不同国家，甚至不同的发展阶段都存在差异，组织学生讨论中国财政收入的比重与变动规律，安排课堂讨论，特别是引导学生分析重大税制改革前后的中国财政收入的变动，并鼓励学生撰写相关学术论文，培养学生学术研究的兴趣与能力。

4耐心指导，尝试分层次教学

在教学中传统的大班授课，满堂灌式的教学方法不太可取，这样往往学生跟着老师掌握一些理论机械式记忆，自己仍然很难独立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因此要对不同层次的学生循序渐进，培养学生掌握财政学基本原理和实际应用能力。其主要手段就是针对应用型本科院校学生层次差别大的特点，尝试采用分组分层教学，让不同层次的学生都得到提高。分层次教学法是指在教学中考虑到学生智力因素或非智力因素的影响，导致其在学习兴趣、学习态度、理解能力等方面存在差异，从而针对学生的个性特点，提出差异化教学目标的教学方法尝试：对于经济学与数学基础较好的学生，可以鼓励其加强课外学习，主动提交相关科研论文；对于中等层次的学生，要认真吸收理解教室课堂教学内容，积极参与讨论；对于基础薄弱的学生，要给予他们更多的关注，对于他们还没能接受的问题，要耐心讲解，多鼓励，并且告诉他们应该如何打好基础，该从哪方面努力，增强对财政学学习的信心。

财政学既是一门经济类专业的基础课程，又具有与时展紧密相关的实践性，任课教师要切实改进教学手段和教学方法，以培养学生的经济学应用能力为导向构建教学内容，摒弃过去过分强调书本、以教师为中心的模式，强化课程的学生参与性，特别强调培养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筛选出教学的重点、难点，选择恰当的多媒体教学方式，使理论寓于现实性中，针对学生不同层次采取差异化教学安排，使学生通过一门课程的学习，掌握一种逻辑思维方法，学会一种思考的形式，毕竟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学习是终生的事业。

篇6

要做到

“五个注重”：

一要注重循序渐进。

小学阶段的教育，

在人的一生中起着重要的启蒙作用。

小学生的思想既存在单纯、可塑性强的特点，又存在注意力难以集中、

心理承受能力较差的弱点。所以，对小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要注重内外部因素相结合，

把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的要求渗透于日常教学之中，

逐步提高学生的品德修养，

培养他们的良好个性和健全人格。

二要注重班风建设。班级是小学生的主要活动场所，营造一个健康向上的班集体，有利于培养学生积极进取的思想意识。

要注重因人施教，营造温馨班级，

充分发挥学生各自长处，

为班集体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要引导学生自觉投身于思想政治的学习当中，促动孩子们在积累个人学识的同时，积极投身集体活动和社会实践，培树自觉主动为大家、为班集体、为社会服务意识。

三要注重言传身教。“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坚持传播正能量，

做学生的榜样，

这是师者的天职，更是教师的毕生追求。教师要增强责任意识，

以良好的师德影响学生，要把管理与育人、教书与育人有机结合，沟通师生之间的感情，使学生在愉快的情绪体验中接受教育，以收到“亲其师、信其道”的效果。

四要注重正面教育。

教育好下一代任重而道远，

需要体现于日常润物细无声的教学工作之中。

教师要坚持以正面教育为主，

使小学生坚定爱党爱国的信念，

树立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

从小培养孩子们开放、创新、竞争意识。

工作中要“偏爱”后进生、严爱优等生、博爱中等生，

引导学生一起成长进步。

五要注重实践活动。

学生优良品德的培养，离不开广泛的实践活动。通过适时组织学生开展各种课堂内外系列实践教育活动，

为学生提供充足的“互动机缘”，让学生汲取更多的“优良养分”。

诸如开展文明服务、敬老爱幼、助人为乐等活动，可以最大限度地提升学生的兴趣爱好，

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淬炼学生的品格情操，从而促其不断自我成长，培养出新一代

“四有”新人。

总之，

篇7

    近些年来,国内某些学者对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的关系进行了广泛的讨论,而以“财政学”(Public Finance)和“公共经济学”(Public Economics)“公共部门经济学”(Public Sectors Economics)等名称命名的译着和着作很多。国内的一些学者,如陈共、平新乔、张馨、高培勇、郭庆旺、杨志勇、华民等都对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等学科之间的关系有比较深刻的分析。从国际上看,关于两者关系及其发展趋势的论述比较详细的主要有《公共经济学手册》第一卷,由《国际税收和财政》杂志在 1994年发起的一次关于公共经济学的未来发展趋势的特刊及由《公共经济学杂志》在2002年的一次纪念其创刊而由一些顶尖级的经济学家关于公共经济学发展的总结分析。此外,由于引进的西方文献越来越多,对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之间的关系及其发展前景的认识也逐渐深入。

    二、问卷的评介与分析

    本人于2005年元旦前后向全球部分大学的从事财政学或公共经济学研究和教学的经济学家就“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的关系及其发展趋势”为主题进行了全球性网络调查。我的问题是:“您如何看待财政学(Public Finance)和公共经济学(Public Economics)之间的关系及其发展前景?”。本次调查受到来自这些经济学家的数十份电子邮件。这些邮件反映了他们对我所做的调查课题的认识。本文就是选取了部分代表性的经济学家的回信(见附录①)和一些经济学家发表的论文对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的关系和发展趋势进行了简要的评介。

    詹姆斯?波特巴教授认为,财政学主要是与税收及其相关问题等筹集收入方面的问题,主要是在税收方面,而公共经济学则包括了大量的与支出政策相关的问题。他认为,医疗保健和医疗援助以及残疾人保险和失业保险都是属于公共经济学的研究领域,也是他感兴趣的问题,但这些问题不属于财政学的领域。

    他附件的文章中研究了公共经济学30年(20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末)的发展演变、取得的成就和未来的发展方向。他在这篇文章中提出,公共经济学是研究政府经济角色的一门学问。因为这一角色在不断地变化着,所以公共经济学也成为一个持续演变的领域。一些核心问题被持续关注,例如对不同商品的税率结构应该如何设置;而还有一些问题,例如对发达国家老龄人口社会保障体系如何进行改革才是最优等等,最近才成为研究的中心。经济学其他一些分支领域的理论与实证进展为公共经济学提供了新的视野,推动了对其中一些长期存在问题的研究。反之,这一领域出现的问题又推动了新的理论与应用研究。

    近30年是公共经济学迅速发展的一个时期。理论和经验上的重要新成果大大提高了我们对诸如各个税种的效率和归宿这样的核心问题的理解,以及对社会保障项目的经济效应以及最优的制度安排的认识。在公共经济学相关经济理论以及支持复杂政策评价的实证分析等两个方面也都取得了重大的进展。

    在过去的30年间,公共经济学的各个不同部分的进展有快有慢。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主要的研究进展是经济理论在次优税制设计问题上的应用。在70年代晚期以及80年代,家庭和企业数据库的出现促成了人们对税收激励以及其他因素如何影响经济人行为问题的探索。继而公共经济学的经验研究进入了一个飞速发展的时期,很多应用计量经济学家也把他们的研究兴趣转向公共财政问题。90年代,实证政治经济学和相关领域的迅速扩张尤为显着。

    公共经济学中的很多应用研究越来越深入,这促使了这一领域里几个二级专门学科的兴起,诸如老年经济学以及教育经济学。这些领域中正在进行的研究工作不仅关注那些广布于公共经济学范围内的问题,而且也利用其他分支领域发展起来的真知灼见和方法技巧,例如医疗经济学、人口学以及劳动经济学等。

    波特巴认为,过去30年发展变化的重大成果有以下几个方面:所得课税对家庭行为的影响;社会保险项目的激励效应;资本所得税的效率和归宿;赤字和跨期财政政策;财政支出的实证政治经济学;最优所得税和税种的设计以及转移支付等。未来有前途的发展领域则包括了:环境经济学和最适次优政策;老龄经济学;私有化和政府的范围;开放经济中的税收和支出政策;最适社会保险项目的设计;征税与家庭和企业的行为;在生命周期视角中的税收和支出项目以及国防经济学等。

    罗宾?鲍德威认为,“公共经济学”这个词语是在20世纪70年代被采纳来取代财政学的,这是因为财政学这个词语似乎是太狭窄了。特别是,许多学者认为财政学太多地集中在筹集收入(税收),而公共经济学则是一个范围更加广泛的词语。公共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包括了政府在税收、支出、社会保险和管制等所有的制定政策问题。人们认为财政学这个词语太狭窄了而不能代表本领域的更广范围的研究对象。然而,这两个词语现在都被使用着。他猜测这大概是英语的一般常见问题,有很多词语都有大致相同的意思。

    拉本德拉?扎哈认为,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有相当大的部分是重叠的。但是,财政学的研究范围是太狭窄了。财政学几乎是完全研究政府预算的操作(尤其是税收和支出),而公共经济学涉及的更多的是公共部门对经济的干预,它包括了诸如管制和稳定等方面的问题。

    财政学权威理查德?马斯格雷夫的《财政理论与实践》是全球各个大学本科生普遍使用的教材,是财政学的经典着作。马斯格雷夫1959年出版的《财政学原理》提出的财政“稳定宏观经济、收入分配和资源配置”的三职能说成为后凯恩斯经济学政府干预经济的代表观点,是现代财政学的奠基之作。他在回信中指出,他写的《财政理论与实践》是30年前完成的着作,他尽管已经94岁高龄,仍然关注财政学的发展变化。他称,他非常后悔看到了财政体制所发生的显着转变。他那一代人还认为财政的建设性和积极作用是对市场的必要补充,应该尽可能少的干预市场。但是,马斯格雷夫一直坚持不懈地认为,公共物品、公正和有效的税制以及财政政策在宏观经济稳定和增长中的经济作用是在财政学中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基本观点。他认为,“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显然是有着明显差异的。财政学仅涉及到公共政策的财政工具;而公共经济学则包括了贸易政策、反托拉斯政策和各种形式的管制等所有的工具。他也注意到,许多问题可能是需要许多工具才能解决的,所以,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可能不存在显着的差异。同时,还有通过共同的预算政策将一串财政工具合并起来的情况。   马丁?费尔德斯坦称公共经济学的研究出现了转型。他认为自己当初入门学习的理查德?马斯格雷夫的《财政学原理》(1959)开启了财政学的新纪元,但是,计量经济学研究方面论述的不足反映了当时该领域的研究状况。同样,马斯格雷夫只是讨论了政府支出的一般原则,其经典着作没有论及政府支出的具体方面,而这也就成为以往30年中公共经济学研究的课题。在论文中,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是交替使用的。

    他认为,20世纪60年代和20世纪70年代财政学理论方面的这些发展其重要性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它们在许多重要的财政学问题上,对庞大的专业思想体系进行了分类。尽管它们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但是表明了一些早期观点的各种错误,提供了基本的分析见解。第二,他们吸引了一代优秀的大学生转向公共经济学领域;其中大部分学生并没有继续理论研究,而是完善了财政学理论基础,这种新理论的严谨性对他们的实证研究是有益的。   

    公共经济学方面实证研究的发展将过去30年的研究与以往所有研究区别开来。20世纪60年.代后期与20世纪70年代早期出现了高速计算机、可以依赖的经济计量软件和可读大量数据的机器。这些发展,复杂的经济计量技术和标准装备的大学生对公共经济学实证研究的革命都是关键性的。对税收的计量分析研究成果等实证研究深化了我们关于税收对个人风险影响、税收对公司融资政策的影响以及在经济增长背景下分析税收问题的意义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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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4年3月7日

一、高校财政学课程特点分析

财政学是经济类专业和管理类专业必修课程之一，其以西方经济理论为基础，围绕政府收入和支出进行研究，是一门侧重于宏观分析的理论课程。财政学的主要任务就是探索政府行为对整个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影响。

国内财政学的课程体系和结构大致可以分为五个部分，对学生有如下基本要求：第一部分即基础理论部分，要求学生了解财政学的基本理论，掌握财政的含义和财政职能，理解“公共财政”的含义；第二部分即财政支出部分，重点围绕政府支出规模、结构和效率进行学习，学生应该会分析经常性支出、资本性支出和转移性支出的内容；第三部分即财政收入部分，重点要求学生掌握税收方面的内容，包括计算以及评价我国税收制度；了解我国国债内容；第四部分即国家预算和预算管理体制。学生应该了解我国政府预算的基本内容，掌握分税制的预算管理体制；第五部分即财政政策部分，重点在于要求学生会应用财政工具分析实际经济问题。国内大多数教材都是围绕这五个大方面展开分析。学习财政学对于本科学生的知识结构以及专业综合素质的提高，对于学生经济思维模式的扩散和现实社会问题的认识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二、财政学教学当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财政学教材上存在的问题。首先，财政学没有权威、科学和规范的教材，各高校、各出版社都有不同的财政学教材，种类繁多。各高校使用较多的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陈共主编的《财政学》，但是这本教材从适用范围上标明既适合于财政学专业学生也适用于各财经类专业以及工商管理类专业，由于其适合不同的专业学习，所以其内容体系相对全面，通俗易懂；但是，也存在一定的不足，相对来讲重点不突出，且专业性不强；这就要求教师针对不同专业学生有区别有选择的进行教学。有些新教师由于对财政体系掌握不透彻，在教学过程中没有针对本专业的特点，只能所有专业同一标准，同一内容，同样的教学方式，导致教学重点不突出，不同专业的学生也不能有重点的学习；其次，财政学的很多内容不符合财经类专业学生的实际需要。随着经济学的发展，西方财政学理论融合了制度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等多种经济学理论。特别是公共选择理论的发展，拓展了财政学的研究范围。改革开放以来，新情况和新问题的出现，要求政府职能也进行一定的调整，更多侧重于“公共财政”分析。但是，国内大多财政学教材内容变化不大，没有反映出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变化和政府职能的调整。有些教材上适用的数据还停留在1995年，显然已经无法反映任何经济现象，更谈不上对实际的指导意义。有些教材在再版的过程中，也未能对不符合现实的内容进行调整。如，如何利用公共选择理论约束政府行为，减少一系列寻租行为，也应该列入教材，体现理论的实际指导性。

（二）教学内容和教学组织方式上的问题。从教学内容来看，目前财政学在教学过程当中重理论、轻实践。很多教师照本宣科，没有和实际的任何联系，也很少利用财政理论去分析现实问题，忽视了财政和实际政府工作的联系性。事实上，政府的重要工作会议内容就存在很多和财政理论的契合点，类似每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以及每年召开的两会，财政预算、“三农”等问题都有涉及，也是我们应该去关注的焦点；关注这些问题对于我们理解为何我国行政管理费居高不下，为何政府要加大“三农”投入，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所以，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要利用书本知识从财政角度分析实际问题，这样才能够吸引学生的关注，提高其学习兴趣。

从教学组织形式上看，一般是教师满堂灌，学生记，考试考笔记，在一次课100分钟的时间内，很难保证学生的学习效率。采用多媒体教学的老师，也没有很好地发挥多媒体的教学手段，仍然是以“自我”为中心，采用填鸭式的教学方式。老师将教学内容一版版的输出，不考虑学生的接受能力，也没有任何形象化的教学手段，唯一的变化就是将板书变为播放幻灯片；有些老师幻灯片播放速度过快，信息量又较大，学生在课题上根本来不及消化和吸收，整个教学忽视了学生的参与性。这种教学方式的结果就是，学生感觉课程枯燥乏味，越来越提不起学习的兴趣，对理论知识的理解深度也不够，经常是一知半解，只能在最后考试时死记硬背应付考试；而且，有可能会出现学生逃课，以及上课睡觉等我们不愿意看到的现象。学生上课不听，出勤率低，也会直接影响教师授课的心情，进而影响到教学效果，这是一种恶性循环的现象。所以，要提高教学效果，需要从教学内容和教学组织方式上同时更新。

三、解决财政学教学问题的途径

（一）规范教材。作为一门重要的理论基础课，无论教师教学还是学生学习都离不开一本规范、统一的财政学教材，教材的好坏也直接关系到财政学的教学效果；所以，有必要结合公共财政理论，考虑各专业学科特点，体现不同专业差异化的需求，有重点的制定教材。

教材内容设置上要体现中国国情，考虑到我国政治体制的调整对政府职能的影响，我国政府职能除了有传统的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活动外，还应该增加国有财产管理这一重要内容。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特别是“十”以来，牵涉土地占用的问题比较多，如何有效管理国有财产成为国家重要的职能。同时要与国际接轨，在教材内容上体现福利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等重要经济理论的发展，利用公共选择理论的相关内容分析财政问题，充实现代财政学的理论内容。

（二）探索财政学多样化教学方式

1、西方经济学分析方法。西方经济学理论是财政学的基础，财政学在教学过程中离不开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比如，在公共物品定价方式中，除了有二部定价法、负荷定价法等，还有一些重要的经济分析工具，如平均成本定价法、边际成本定价法，这些定价方式在讲解过程中离不开微观经济学的基本价格理论。再比如公共选择理论，也是将经济理论应用于政治程序和活动的例子，以经济学最基本的“经济人”假定用于研究选民、政治人物以及政府官员们的行为，在承认其“经济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借助行政和法律手段约束政府工作人员的行为。另外，在税收当中讲述税收的经济效益时，也是借助于消费理论中的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政府征税会引起商品价格的变动以及消费者收入的变动，自然会产生所谓的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掌握经济学基本理论是教授财政学的基础。

2、案例教学法。财政学是一门偏重理论的宏观基础课程，在教学的过程中如果单独讲理论，很难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而案例教学法是一种能够让学生融入课堂，参与讨论的重要方式。案例教学法起源于20世纪初期，有哈佛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首次应用于课堂教学中。在理论教学过程中，如果能够合理应用案例，则教学效果会有很大提升，学生也能将理论和实际联系起来。案例教学可以采取不同的形式，如案例讨论、专题辩论、穿插案例教学等；对于一些有争议的问题，如一国所得税率如何制定，到底是直线上升还是抛物线型更好一些，可以采用学生分组讨论的方式，学生可以在课前查阅资料，在讨论的过程中掌握基本理论。对于一些加深了解和记忆的内容，可以采用一般展示案例教学，借助多媒体教学的便利，放一些有代表性的视频，帮助学生加深了解。当然，选取案例要有时代性，如在讲到一国国债发行规模和限度问题上，让学生首先了解基本的国债理论；其次，结合欧洲债务危机情况，选取有代表性的国家希腊，重点讲述其发生债务危机的原因，分析对整个欧洲经济的影响。老师可以引导学生查资料了解我国目前债务负担率以及赤字率等基本指标，分析我国债务状况。案例教学法的目的是让学生能够结合案例分析实际经济问题，达到掌握知识的目的。

3、针对不同专业“差异化”教学。财政学作为一门专业基础课程，在教学过程当中应该针对不同专业的教学特点，有重点、有区别的进行教学。对高校非财政专业的学生在教学过程中，应该针对各个专业选择重点内容，如对于国际贸易专业，应该重点讲解国内税收理论知识，关于商品税、所得税具体知识，以及如何评价我国现行税收制度；而对于国际税收则不作为重点，因为该专业要系统学习国际贸易以及海关实务等牵涉到国际税收的课程，而其他专业课程又不涉及国内税收内容。对于财税专业的学生，后续还有很多专业的财政课程要进行学习，在进行讲解的过程中重点放在财政基本理论，围绕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讲解，要求学生具备一定的财政分析能力，能够将理论和实际联系起来，加强理论知识的掌握。所以，根据不同专业的特点和需要有区别地进行教学，才能够提高学生的财政知识。

4、计量经济学在财政学教学中的应用。计量经济工具的发展，直接促进了财政学实证研究的发展。自20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以及计量经济学软件的开发和应用，推动了财政学的发展，并广泛应用于财政收入规模、财政支出规模以及财政分权、财政政策等领域。现实经济问题纷繁复杂，各因素之间相互影响，要借助计量经济模型检验对模型具有显著影响的因子。财政学权威期刊“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宗旨就在于鼓励应用计量工具的原创性论文。在现代财政学研究领域，实证计量分析方法被大量使用。比如，在分析影响一国财政收入规模大小的因素中，很重要的就是一国经济发展水平，现实证明一般情况下，发达国家财政收入规模都要高于发展中国家，而发展中国家财政收入规模又会高于落后国家。要证明经济发展水平和一国财政收入规模大小之间的关系，就可以借助最简单的计量经济学分析方法。简单的量化分析方法能够丰富财政学教学内容，又能加深学生对理论的认识水平。

（三）改变财政学成绩考核方式。在财政学考核中要避免以期末一次卷面考试作为学生最终分数的考核方式，根据各专业学科特点设计更加合理化的考核方式，注重将平时学习以及参与程度也考虑进去。作为宏观理论课程，考核时要尽量减少客观试题，增加能够发散学生思维，联系学生学习内容的扩散性思考题；要围绕财政学所涉及知识的系统性、综合性等能力培养展开。设计出更加公平合理的评分标准，在布置作业时也要尽量能够将财政理论和实际问题结合起来，调动学生课下查找资料的积极性，这样的作业也可以作为考核的参考依据。做到既能让学生学到知识，又能够对学生的专业综合能力给予客观、公正评价。

总之，财政学作为一门重要的理论基础课程，其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结合教材、教学组织方式以及考核方式等多方面改进。只有这样，才能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实现财政学教学改革的突破。

主要参考文献：

[1]张馨.当代财政与财政学主流[M].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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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些年来，国内某些学者对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的关系进行了广泛的讨论，而以“财政学”(public finance)和“公共经济学”(public economics)“公共部门经济学”(public sectors economics)等名称命名的译著和著作很多。国内的一些学者，如陈共、平新乔、张馨、高培勇、郭庆旺、杨志勇、华民等都对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等学科之间的关系有比较深刻的分析。从国际上看，关于两者关系及其发展趋势的论述比较详细的主要有《公共经济学手册》第一卷，由《国际税收和财政》杂志在 1994年发起的一次关于公共经济学的未来发展趋势的特刊及由《公共经济学杂志》在2002年的一次纪念其创刊而由一些顶尖级的经济学家关于公共经济学发展的总结分析。此外，由于引进的西方文献越来越多，对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之间的关系及其发展前景的认识也逐渐深入。

    

    二、问卷的评介与分析

    

    本人于2005年元旦前后向全球部分大学的从事财政学或公共经济学研究和教学的经济学家就“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的关系及其发展趋势”为主题进行了全球性网络调查。我的问题是：“您如何看待财政学(public finance)和公共经济学(public economics)之间的关系及其发展前景?”。本次调查受到来自这些经济学家的数十份电子邮件。这些邮件反映了他们对我所做的调查课题的认识。本文就是选取了部分代表性的经济学家的回信(见附录①)和一些经济学家发表的论文对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的关系和发展趋势进行了简要的评介。

    

    詹姆斯•波特巴教授认为，财政学主要是与税收及其相关问题等筹集收入方面的问题，主要是在税收方面，而公共经济学则包括了大量的与支出政策相关的问题。他认为，医疗保健和医疗援助以及残疾人保险和失业保险都是属于公共经济学的研究领域，也是他感兴趣的问题，但这些问题不属于财政学的领域。

   

    他附件的文章中研究了公共经济学30年(20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末)的发展演变、取得的成就和未来的发展方向。他在这篇文章中提出，公共经济学是研究政府经济角色的一门学问。因为这一角色在不断地变化着，所以公共经济学也成为一个持续演变的领域。一些核心问题被持续关注，例如对不同商品的税率结构应该如何设置；而还有一些问题，例如对发达国家老龄人口社会保障体系如何进行改革才是最优等等，最近才成为研究的中心。经济学其他一些分支领域的理论与实证进展为公共经济学提供了新的视野，推动了对其中一些长期存在问题的研究。反之，这一领域出现的问题又推动了新的理论与应用研究。

    

    近30年是公共经济学迅速发展的一个时期。理论和经验上的重要新成果大大提高了我们对诸如各个税种的效率和归宿这样的核心问题的理解，以及对社会保障项目的经济效应以及最优的制度安排的认识。在公共经济学相关经济理论以及支持复杂政策评价的实证分析等两个方面也都取得了重大的进展。

  

    在过去的30年间，公共经济学的各个不同部分的进展有快有慢。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主要的研究进展是经济理论在次优税制设计问题上的应用。在70年代晚期以及80年代，家庭和企业数据库的出现促成了人们对税收激励以及其他因素如何影响经济人行为问题的探索。继而公共经济学的经验研究进入了一个飞速发展的时期，很多应用计量经济学家也把他们的研究兴趣转向公共财政问题。90年代，实证政治经济学和相关领域的迅速扩张尤为显著。

   

    公共经济学中的很多应用研究越来越深入，这促使了这一领域里几个二级专门学科的兴起，诸如老年经济学以及教育经济学。这些领域中正在进行的研究工作不仅关注那些广布于公共经济学范围内的问题，而且也利用其他分支领域发展起来的真知灼见和方法技巧，例如医疗经济学、人口学以及劳动经济学等。

   

    波特巴认为，过去30年发展变化的重大成果有以下几个方面：所得课税对家庭行为的影响；社会保险项目的激励效应；资本所得税的效率和归宿；赤字和跨期财政政策；财政支出的实证政治经济学；最优所得税和税种的设计以及转移支付等。未来有前途的发展领域则包括了：环境经济学和最适次优政策；老龄经济学；私有化和政府的范围；开放经济中的税收和支出政策；最适社会保险项目的设计；征税与家庭和企业的行为；在生命周期视角中的税收和支出项目以及国防经济学等。

    

    罗宾•鲍德威认为，“公共经济学”这个词语是在20世纪70年代被采纳来取代财政学的，这是因为财政学这个词语似乎是太狭窄了。特别是，许多学者认为财政学太多地集中在筹集收入(税收)，而公共经济学则是一个范围更加广泛的词语。公共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包括了政府在税收、支出、社会保险和管制等所有的制定政策问题。人们认为财政学这个词语太狭窄了而不能代表本领域的更广范围的研究对象。然而，这两个词语现在都被使用着。他猜测这大概是英语的一般常见问题，有很多词语都有大致相同的意思。

    

    拉本德拉•扎哈认为，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有相当大的部分是重叠的。但是，财政学的研究范围是太狭窄了。财政学几乎是完全研究政府预算的操作(尤其是税收和支出)，而公共经济学涉及的更多的是公共部门对经济的干预，它包括了诸如管制和稳定等方面的问题。

 财政学权威理查德•马斯格雷夫的《财政理论与实践》是全球各个大学本科生普遍使用的教材，是财政学的经典著作。马斯格雷夫1959年出版的《财政学原理》提出的财政“稳定宏观经济、收入分配和资源配置”的三职能说成为后凯恩斯经济学政府干预经济的代表观点，是现代财政学的奠基之作。他在回信中指出，他写的《财政理论与实践》是30年前完成的著作，他尽管已经94岁高龄，仍然关注财政学的发展变化。他称，他非常后悔看到了财政体制所发生的显著转变。他那一代人还认为财政的建设性和积极作用是对市场的必要补充，应该尽可能少的干预市场。但是，马斯格雷夫一直坚持不懈地认为，公共物品、公正和有效的税制以及财政政策在宏观经济稳定和增长中的经济作用是在财政学中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基本观点。他认为，“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显然是有着明显差异的。财政学仅涉及到公共政策的财政工具；而公共经济学则包括了贸易政策、反托拉斯政策和各种形式的管制等所有的工具。他也注意到，许多问题可能是需要许多工具才能解决的，所以，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可能不存在显著的差异。同时，还有通过共同的预算政策将一串财政工具合并起来的情况。   马丁•费尔德斯坦称公共经济学的研究出现了转型。他认为自己当初入门学习的理查德•马斯格雷夫的《财政学原理》(1959)开启了财政学的新纪元，但是，计量经济学研究方面论述的不足反映了当时该领域的研究状况。同样，马斯格雷夫只是讨论了政府支出的一般原则，其经典著作没有论及政府支出的具体方面，而这也就成为以往30年中公共经济学研究的课题。在论文中，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是交替使用的。

    他认为，20世纪60年代和20世纪70年代财政学理论方面的这些发展其重要性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它们在许多重要的财政学问题上，对庞大的专业思想体系进行了分类。尽管它们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但是表明了一些早期观点的各种错误，提供了基本的分析见解。第二，他们吸引了一代优秀的大学生转向公共经济学领域；其中大部分学生并没有继续理论研究，而是完善了财政学理论基础，这种新理论的严谨性对他们的实证研究是有益的。   

 

   公共经济学方面实证研究的发展将过去30年的研究与以往所有研究区别开来。20世纪60年.代后期与20世纪70年代早期出现了高速计算机、可以依赖的经济计量软件和可读大量数据的机器。这些发展，复杂的经济计量技术和标准装备的大学生对公共经济学实证研究的革命都是关键性的。对税收的计量分析研究成果等实证研究深化了我们关于税收对个人风险影响、税收对公司融资政策的影响以及在经济增长背景下分析税收问题的意义的理解。

   

    财政学研究这种演变的第二个主要方面，一直就是扩大研究主题的范围，它涵盖了政府支出和税收。研究焦点的转移无疑是因为受到政府支出大量增加的刺激。财政学领域因此从研究为基本的政府服务融资的税收转变到公共经济学领域，看到了更宽范围内政府支出的效果。政府支出增加的大部分是为了社会保险项目，公共经济学方面的研究正好与之呼应。社会保障养老金、事业保险、工人的补偿金、老年保健医疗和穷人医疗补助计划的增加给理论和实证研究增添了新的内容，成为研究的主要对象。20世纪70年代，对稳定政策的分析已主要转向宏观领域，更加强调金融政策，而不仅仅研究通过改变预算赤字和盈余的财政刺激的各种变量。然而，财政学研究如何利用税收规定(如投资税收抵免和折旧扣除)以反周期的方式来刺激企业投资。财政联邦主义也成为了公共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即分析这些政府如何选择它们的税收政策和支出政策，更高一级的政府政策(包括地区财政补贴和匹配财政补贴)如何影响这些选择，以及税收和支出方面形成的地区间差异如何影响私人部门的为政府计划的效果。

   

    对于未来的发展方向，马丁教授认为征税和支出问题将继续对公共经济学研究提出挑战。

    

    哈威•罗森的《财政学》目前是全球最受欢迎的教材之一。作为马斯格雷夫和费尔德斯坦的学生，他在其《财政学》教材①的前言中写到：“财政学领域已经与上一代有很大不同了。在理论方面，财政学的主要成就之一就是将对政府开支和政府的分析用基本的经济理论更加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了。一个主要的例子就是最适税收(optimal taxation)的文献。最适税收就是试图使用标准的经济工具而不是根据一套特别的税制设计原则为政府的财政行为获得解决问题的方法。在实证方面，最为激动人心的发展就是为了理解支出和税收政策如何影响个人行为和政府本身如何制定政策而广泛应用了计量经济学的工具”。他认为“财政学的发展都是充满着歧义的”。但是他坚定地认为，财政学就是公共经济学或公共部门经济学，是分析政府征税和支出政策的一门经济学学科。

   

    河野正道教授认为，日本的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公共经济学的父母是金融(父亲)和福利经济学 (母亲)。公共经济学研究的是次优、公共物品定价、最适税收、最适补贴和外部性等问题。公共经济学涉及的是效率和微观经济特征的问题。而财政学(日本语)则在某种意义上涉及的是宏观经济问题。按照他的理解，财政学是金融(融资)学的一部分，是日本语中很传统的财政学(日语)。现在，金融(融资)不仅仅是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的财政学，也是私人企业的财政学。这就是为什么它们使用这些词语的原因。他认为，财政学专门研究政府(公共部门)的融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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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独立院校“财政学”课程传统教学模式存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