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音乐赏析论文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中国音乐赏析论文，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原来普通高校开设的《中国音乐史》课程，其教学不外乎按照历史分期，分为古代音乐史、近现代音乐史、当代音乐史三部分来教学，或是依据各个时期的音乐形态，即“乐舞时代”、“歌舞伎乐时代”、“民间音乐时代”、“专业音乐创作时代”四部分来教学。在大的历史框架下，根据音乐发展的时代性、地域性、民族性、阶级性、宗教性的特点，再分别以乐器、乐制、乐人、乐种、乐律、乐理、乐谱、音乐教育模式等为线索，结合出土文物、乐器、遗存的壁画乐谱等图像安排教学，纵向与横向结合使中国音乐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各个不同阶段的音乐文化及其主要艺术成就和文化背景更加清晰明了，易于学生接受。《中国音乐名作赏析》课程一般是在中国音乐历史的框架下，结合具体音乐作品，完成音乐审美体验。它把抽象的音乐理论形象化、音乐作品视觉化，利用直观图像、音响弥补中国音乐史缺乏形象性、趣味性的缺憾，以乐器形制演变、各个乐种的发展融合及兴衰没落、器乐流派等为线索安排音像资料进行教学，从音乐作品的创作、演奏、欣赏(表现和理解)、内容与形式、样式等音乐现象中探讨审美价值。将上述两门课程整合为《中国音乐史与名作赏析》，如果既能体现两门课程各自的特点，又能提高教育教学质量，那就是真正达到教学目的了。但《中国音乐史》与《中国音乐名作赏析》课程的整合并不是单纯地把欣赏课和音乐史课简单合并在一起，它针对的是全国普通高等学校音乐学(教师教育)本科专业的学生，是以培养基础教育教师为目的的，规定的授课时间仅有72个课时。这就意味着要对博大精深、与很多学科交叉、涉及知识面很广的中国音乐史内容做很大的删减，要在大量脍炙人口、经久不衰的优秀音乐作品里做出艰难筛选。受教育部艺术教育委员会委托，田可文为普通高校音乐学(教师教育)专业编著了《中国音乐史与名作赏析》教材。全书共分析了75首作品(都附有谱例)，插有87幅图片表格，很好地体现了中国音乐史的历史风貌。为了适合教育对象，这本教材对很多中国音乐史的细节与文献依据一笔带过，对一些较困难的理论问题有意简略，只对学生必须掌握的音乐史实内容进行了叙述。这就给了授课教师很大的自由空间，但同时也有很多随之而来的难题需要授课教师解决。

二、教学实践中存在的矛盾及解决原则

1　学时少和教学内容多的整体矛盾

以往，《中国音乐史》课程的总学时是72学时，笔者在教学中已经感觉到很难较好地完成教学内容。因为，古代史的知识学生大都不熟悉，需要细致全面地讲解；近现代、当代音乐史中又要安排大量欣赏的内容。原《中国音乐名作赏析》课程的总学时是36学时，也不能很充裕地完成教学任务。

除了学时少的问题，学生的知识储备情况也是需要特别关注的问题。教师在备课之前，很有必要深入到学生中了解情况，并据此安排教学内容和授课方法，适时做出调整。

2　古与今教学内容的具体矛盾

中国古代音乐史的内容，是让音乐专业学生了解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如果给这部分内容安排的时间太，少I那么，这门课设置的初衷就无法完全实现；如果在古代音乐部分所用学时太多，近现代、当代史中大量的作品又很难有时间欣赏。

为此，我们需要合理分配教学时间，利用课下时间，充分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三、本课程教学的具体方法

不论是中国音乐史的教学还是名作赏析课的教学，其内容都十分庞杂。要想使二者充分地融合起来，需要进行系统化的整合。教师首先要吃透教材，明确每单元、每节课的教学目标，查阅和学量相关资料，融会贯通地变成自己的知识信息传授给学生。其中最为关键的是教学方法，要精心设计教学流程，制定出巧妙且卓有成效、灵活多变、适应学生心理特点、以人为本的教法，和学生一起精心实施。

关于本课程教学的具体教学方法，笔者认为，谭勇在其《论高师(音乐名作欣赏)课程的教学最优化》(刊于《黄钟》1999年第3期)一文中提出的观点很值得借鉴：首先，应明确优选教学方法的标准。标准一：教学方法应与教学目的相适应。就每节课的教学目标而言，一般都包含三方面的内容，分别是知识信息方面的、认知技能方面的和情感态度方面的。这些目标的实现，都需要有与该目标相适应的教学方法来予以保证。标准二：教学方法应与教学内容相适应。名作欣赏与中国音乐史课程结合的教学内容十分丰富，由此也决定了必须采取多样化的教学方法。标准三：教学方法应与教学对象相适应。教学方法不仅为教学目的和教学内容所制约，而且也受学生的身心发展水平和知识基础所制约。在兼顾整体的前提下，应采取不同的教学方法，有的放矢地进行教学。

但是，由于本课程要突出在中国音乐史背景下进行作品欣赏，所以，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要注意以下几点：

1　以中国音乐史脉络为经线，以在历史背景中常析不同形式和人物的音乐作品为纬线。在相关音乐史知识的讲述后，引导学生在聆听代表性作品中认知中国音乐史和明确音乐欣赏的方法，达到既拓宽视野又提高音乐审美和认知能力的基本要求。

2　充分利用现代化教学手段和资源。《中国音乐史与名作赏析》的教学应充分利用多媒体等设备和网络资源，以进一步提升教学效果。这就需要教师在电脑普及软件运用上做足功课，例如，在powerpoint课件使用时，理论文字中间穿插影音视频，把理论内容和影音内容完美结合，充分挖掘教学潜能。

3　课内课外结合。中国音乐史与名作赏析结合后，其教学内容是相当丰富的。单纯依靠课内时间，是难以很好地完成教学任务的。因此，强调课内外结合、重视课外的学习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教师可在每节课后给学生推荐自主学习内容，这样做可以充分弥补课堂教学内容的不足。学校应该尽可能提供场地、设备和相关辅导条件。也可以将这种课外学习活动情况纳入考核中。

篇2

赋格:用音乐逻辑思维阐述的论文 廖宝生

早期学习和游戏理论与早期音乐经验的信仰--对婴幼儿潜能和音乐教育年龄下移的再认识 刘沛

爵士长笛演奏初探 章滨

双钢琴演奏技术研究 苏斌，蒋立平

视唱练耳教学中的读谱技能训练 范建明

肖邦钢琴作品抒情性旋律的艺术特征 刘进清

听觉在声乐艺术活动中的作用 邓小英

民歌研究的新收获--评《中国同宗民歌》 唐晋渝

中国音乐史教材撰述的新思路与新成果--《中国音乐的历史与审美》评介 方建军

西方现代音乐的可听性与美感问题研究 夏滟洲

1998年中国音乐考古资料与研究成果综述 邵晓洁

谢功成合唱曲《诺恩吉亚》结构探析 尹小艺

二胡发音中的情感音色 吴晓勇

《皇家音乐学会会志》 徐康荣

管窥杨荫浏先生学术思想中的科学精神 郭树群

重论"中国音乐宜采用(已采用了)‘为调名制'系统" 孙新财

西方传统记谱法的变迁 蔡觉民

欧洲浪漫主义音乐风格的变异 凌宪初

引文、注释和参考文献目录应该进一步规范化--关于音乐论文写作的通信之三 周勤如

音乐学术期刊办刊特色探微 李宝杰

"民族音乐"及其几个相关的概念--编稿琐记之一 蔡际洲

关于音乐文献学学科体系的初步构想 郭小林

西方现代音乐中体现音乐语言陈述功能的特殊过程 姚恒璐

高师音乐教育与终身教育断想 胡健

考前视唱练耳训练的几种方法 梁红

谈钢琴集体课教学的思路和做法 崔鸿源

音乐院校研究生教育管理的认识与实践 陈锦华

论歌唱语言与生活语言之差异 刘大巍，夏美君

关于《意大利歌曲集》(第一部分作品)的钢琴伴奏处理 计世欢

叙事歌曲《木兰从军》的演唱处理与艺术表现 侯莲娜

歌唱艺术的三度创造 朱善梅

简论荀子的礼乐教化思想 余皓

中国钢琴作品织体的民族风格六议 匡昉

《国际音乐人》 徐康荣

九件弦乐器的信天游 张大龙

民族管弦乐发展问题杂谈 李凌

西亚的音乐文化 柘植元一，周耘

梅山民歌考源--梅山民歌系列研究之一 袁征

从《老残游记》看古代音乐的遗存 徐晋山

音乐社会学(续二) 卡登，金经言

控制演化作曲教学法 黄汛舫

内蒙民歌《四季》和声编配的理论基础与技术特征 王小玲

现实文化视野中音乐理论期刊的缺失 李宝杰

略论数字图书馆及其在音乐院校的发展 孙俊

现代帕萨卡里亚对位与和声形态(二) 徐孟东

我对"同宗民歌"的认识--与冯光钰教授商榷 徐元勇

科学的态度需要清醒的头脑--评周勤如《研究中国音乐基本理论需要科学的态度》一文 秦德祥

舒伯特《冬之旅》钢琴声部的艺术特色及其演奏处理 沈茜

《莲花》音乐赏析与歌唱艺术处理 殷梅

"善歌者,必先调其气" 余惠承

海南黎族民歌的演唱特点初探 刘长瑜

双排键电子琴演奏与声学乐器音色的模拟 曾立毅

歌唱发声中力量的平衡 李庚

试析波姆改革的特点与局限 章滨

现代音乐视唱教学中音程感的建立 李金华

美国的《钢琴与键盘》 徐康荣

"戏转歌"现象评析 乔新建

江文也早期钢琴音乐创作的现代技法 王文俐

钢琴曲的乐队改编 周雪石

空间立体化调思维--巴托克《小宇宙》调性呈示方式梳理 张志海

从文献计量统计看《黄钟》之作者及论题 邢素华

音乐学术论文中的"重复"现象--编稿琐记之二 蔡际洲

善教者使人继其志--黄翔鹏《乐问》读后谈 曹柯平

声乐"音色库"的合理运用 俞子正

声乐演唱中的喉部器官状态 付鸿敏

琵琶艺术教学模式的若干问题 赵娴

拉威尔钢琴曲《水的嬉戏》的演奏教学 梅晓萍

贝尔格《钢琴奏鸣曲》(Op.1)中的半音、全音音列技法 唐勇

格里格音乐中的民间自然调式 骆岭

英国的《斯特拉迪》 徐康荣

楚天祭祀魂(编钟与鼓吹乐) 谭军

新世纪的中西之辩--对当代中国一个音乐文化问题的思考 李晓东

黄门鼓吹考 孙尚勇

汉代食举乐考 尚丽新

从辽金元三史的编纂其乐志的史料来源 王福利

黎英海《移宫变奏曲》的独特性及其创作手法分析 郭和初

现代技法与民族民间音乐的化合--论钢琴曲《多耶》的创作特征 杨凌云

谢德林现代复调音乐思维及其演奏风格--钢琴套曲《24首前奏曲与赋格》探讨 郑方

舒曼早期标题钢琴组曲的"聚合原则"分析 张炜

关于和弦名称的确定原则 朱玉璋

[日]传燕乐六调五式琵琶定弦法研究--兼与孙新财先生探讨 庄永平

音级概念与音结构逻辑的内在联系 蒲亨建

论土家族的音乐风格 田世高

论京剧"样板戏"的音乐改革(下) 戴嘉枋

乐器学的研究对象及研究课题 刘莎

关于乐谱在计算机编目中的统一题名问题 张丽蓉

歌唱语言情感的夸张表达 夏美君，刘大巍

解决唢呐吹奏中的"憋气"问题 张宁

肖邦钢琴作品抒情性旋律的演奏技能 刘进清

谈高师钢琴教学中理性素质的培养 梁丽红

美国的《大声唱!》杂志 徐康荣

"调式交替"理论之比较研究 刘永福，LIU Yong-fu

大曲的原生态遗存论纲 项阳，张欢，XIANG Yang，ZHANG Huan

流存于日本的我国古代俗曲乐谱 徐元勇，XU Yuan-yong

中国大陆高山族音乐研究50年 蓝雪霏，LAN Xue-fe

从听韩中杰同志指挥的《时代的颤音》谈起 李凌，LI Lin

欧洲军乐队建制之发展 章滨，ZHANG Bin

北宋大晟律初探 李幼平，LI You-ping

分律法比较与比较分律法 陈家鑫，阎萍，CHEN Jia-Xin，YAN Ping

钟律的理论与实践--学习黄翔鹏先生相关论述的心得之四 李成渝，LI Cheng-yu

关于音乐传播学的五点看法 汪森，Wang Sen

互联网汉语流行音乐网站的编辑管窥及音乐网站编辑的应有视野(上) 刘夜，LIU Ye

四部和声听觉训练的意义与方法 张燕，ZHANG Yan

"分离"与和声音程听辨五法 莫祥章，MO Xiang-zhang

《乐记》"心物"关系论的美学思想 王志成，WANG Zhi-cheng

论两首歌剧咏叹调演唱的呼吸应用 张蓉，ZHANG Rong

钢琴音乐和声起伏与力度设计的关联 李雪梅，LI Xue-mei

小提琴演奏与脑智力开发的几个问题 李果，臧艺兵，LI Guo，ZANG Yi-bing

美国的科际音乐理论杂志 徐康荣，XU Kang-rong

论中国戏曲文化的传承 姚艺君

现代京剧《杜鹃山》中的柯湘音乐主题 刘聪明

为他(她)佩戴金色的花环--对杰出民间音乐家价值的再认识 周耘，杨贵香

从"信天游"透视陕北民间文化艺术的特征 姚莉莉

论江南丝竹的"再生性"特征 杨凌

《华严字母》的结构及其唱颂 梁冬梅

山西绛州鼓乐初探 张平

对音乐表演若干心理问题的研究 冯效刚

内心音乐听觉的三种形态 石蔚

关于音乐产业与音乐权益保障问题的若干思考 王少明，郑敏

从通俗音乐的审美价值取向看我国的通俗音乐创作 毛凯，杨传红

在美的创造中,让音乐再生!--析广东音乐名家余其伟的表演美学观 罗小平

草原音乐传播形态与特征研究 好必斯

论巴赫三套世俗性钢琴组曲的风格特征及演奏技巧 蒋立平

《塞维里亚的理发师》和《费加罗的婚礼》中两个萝西娜的角色类型比较 林弥忠

音乐传播的符号学原理 薛艺兵

武汉音乐学院大众音乐传播学的教学与研究 宋祥瑞

从三所院校的教学计划看我国音乐传播的学科建设 谢涛

互联网汉语流行音乐网站的编辑管窥及音乐网站编辑的应有视野(下) 刘夜

世俗音乐的道教化--关于全真道经韵音乐与世俗音乐关系的探讨 孙凡

论中国传统仪式音乐中的回旋体结构原则 杨民康

论戏曲音乐发展的五个时期 刘正维

论皮黄腔在戏曲声腔发展史中的贡献 徐烨

"易",中国传统音乐的哲学之本--北辛庄"音乐会"的启示 杜亚雄

兴山的围鼓 毛宛平

算法作曲及分层结构控制 刘健

里姆斯基-科萨科夫交响组曲《舍赫拉查达》的管弦乐持续音技法 李刚

克里格里奥诺《小提琴与钢琴奏鸣曲》第一乐章音乐分析 陈声钢

论"语录歌"现象(下) 梁茂春

歌剧定义之重塑 杨旭，王凯歌

琴:中国历史文化精神的显现 朱坚坚

试论香港专业音乐教育的定位 刘靖之

篇3

开幕式上，国际音乐教育学会主席哈肯（Hakan Lundstrom）、德国波斯坦大学音乐教育系主任扬克（Brigit Jank）、德国布莱梅大学教授克莱南（Gunter Kleinen）分别作了主题发言。

哈肯发言的主题是《歌唱的听觉传播：一个音乐人类学和音乐教育的共同话题》。他说，音乐人类学和音乐教育是可以相互合作、相互促进的。对于音乐教育而言，学校教育之外的音乐教育传播往往被形容为非正规教育，但是正规音乐教育同样包括非正规的音乐传播。在音乐人类学看来，学习音乐有不同的因素、不同的环境，音乐传播是音乐教育中一个重要的部分。他报告了他于1965年在德国南部的一个研究结果，就习得方式而言，当地的方式总是听觉的，即口耳相传。他进一步比较了学校音乐学习和听觉的音乐习得之间的差异之处：学校音乐学习注重音乐的完美、正确地再现曲目以及学习的有效性。而听觉的音乐习得注重变奏，注重听和整体性地感受音乐。他强调口耳相传的习得行为和学校音乐学习之间的连续性，指出了口耳相传的音乐习得方式置于音乐教育的重要意义。

扬克在发言中首先以波斯坦大学为例介绍了德国音乐教师的培养机制，她说，对于一个专业的音乐教师而言，音乐学与音乐教育有着同样重要的地位，因此，波斯坦大学设立了一些如何接通理论和实践的研究课题。扬克还介绍了德国跨文化的音乐教育研究，她说，在德国，有些学生对外来音乐很感兴趣，而有些学生是采取排斥态度的，因此，他们往往邀请一些不同国家的音乐家走进学校，来讨论这方面的问题。扬克最后介绍了她主持的一项有关中国音乐在德国学生中的知晓度和德国音乐在中国学生中的知晓度的问卷调查的研究结果：中国学生对德国音乐有较高的知晓度，德国学生知道很少的中国作曲家、表演艺术家、音乐教育家。

克莱南演讲的题目是《音乐教育中我们熟悉的陌生感：不同文化间音乐理解的问题》，他说，文化的发展有必要对未知文化进行了解，但是不同文化之间往往会感觉到陌生感，彼此之间难以接受，这种体验不仅表现在外来文化中，在自身文化中也同样存在。

二

音乐教育的决策和行动目标离不开哲学的指引，20世纪下半叶，西方哲学研究逐渐由系统论、认识论哲学转向到解释学哲学，并深刻地影响到当下我国音乐教育的学理思考，亦成为本次论坛的重要专题之一。针对“当代音乐教育哲学”这一论题，共有近20篇论文参与讨论。

谢嘉幸以《从“教”到“学”：E－learning改变了音乐教育的重心》一文拉开了这一论题的讨论，着重介绍了在多媒体教学技术冲击下当代中国音乐教育改革所发生的变化，提出多媒体教学技术极大地促进了音乐教育观念、方法以及教学内容的变革，将音乐教育传统以“教”为中心的模式，转变成了以“学”为中心的模式。李劲松关注在西方自然科学“简单性”思维影响下，非西方音乐理解中的关键因素――意境、歧义被遮蔽的现象，对音乐教育的简单性理解展开了批评。范晓峰在论文宣读中提出，音乐的理解是音乐的存在方式之一，理解依据两个条件，一是理解自己的母语文化，二是理解自身文化之外的他文化，理解必须建立在不同的文化属性上。于晓晶介绍了罗蒂的后哲学文化观，提出了后哲学文化音乐教育的建构立场。任超平认为音乐教育应该在对审美音乐教育哲学和实践音乐教育哲学展开批判中吸取合理内核，并提出了“创美音乐教育”的设想。管建华介绍了埃利奥特撰写的《追忆国际音乐教育学会四位名誉会长及对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些反思》一文的要点，并对文章中包括音乐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五个方面的反思做了文化和学术背景的分析，认为埃利奥特在文中提出的音乐教育后现代转向，为我们音乐教育的研究及理论的建构提出了新的视角和一种音乐教育理论学术转型的思考。陈培刚提出了“音乐教育亟须加强人文思辨能力的培养”的命题，提出了音乐教育中培养人文思辨能力的四条路径。覃江梅介绍了当代音乐教育哲学研究的新进展，认为当代音乐教育哲学的研究已经初步显示出行动、多元、批判、共享的格局。朱玉江对“作为审美的音乐教育和作为素质培养的音乐教育”做了哲学分析，认为作为美育的音乐教育对确立20世纪以来音乐教育在学校教育中的地位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带来了人文知识的遮蔽和对话的缺失等问题。尚建科对韦恩・D．鲍曼的《音乐的哲学视野》一书进行了述评，认为鲍曼音乐教育哲学思想建立在对“音乐意义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审美音乐教育哲学确定性话语的解构”以及“实现音乐教育哲学‘从审美到实践的跨越’”的认识和反思上。董云从“生态观”的教育解析音乐教育，提出生态观视野下的音乐教育应实现三个转向，即回归生活世界的意义、音乐能力与人文素质整合发展、走向体验的音乐教育。

三

随着世界文化多元化发展，多元文化音乐教育已成为当代音乐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重要领域之一，在这一行动策略中，音乐人类学是其重要的理论源泉。本次论坛上，“音乐人类学与世界多元文化音乐教育”成了近三十位来自海内外学者的共同话题。

来自芬兰的尤卡（Jukka louhivari）认为：多元文化的音乐教育主要目的就是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理解和容忍，促进人们进一步了解本民族文化。在中国音乐学院教授作曲、来自加拿大的马丁（Jeffrey Martin）则提出，当代音乐教育哲学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创造性，音乐教育的价值不仅体现在现时的学习过程中，更重要的是对学生往后的生活是否有作用。来自巴西的丽娜（Liane）报告了四个有关正规与非正规环境下学习音乐的案例，认为在非正规场所学习的人对学校音乐教育缺乏兴趣，这与学习的价值观取向有一定的联系。新加坡教育部的徐志刚报告了一项“新加坡青少年学习音乐以及其他学科动机之比较”的研究，这个研究报告凸显了新加坡青少年学习音乐的消极态度，比起其他学科，一般学生不太重视校内音乐课。台湾南华大学的周纯一介绍了南华大学民族音乐学系的办学情况，重点报告了该系的课程设置和策略，以及“中国雅乐团”的建设情况和“重建礼乐文明”的教学理想。香港中文大学的于少华和蔡灿煌分别就“中国音乐研究的‘话语权’”和“应用民族音乐学”作了较为详尽的阐释。于少华认为，在中国音乐研究领域，大量优秀的研究成果仅流传于国内，真正的跨国对话、交流与互动仍有待推动及发展。蔡灿煌分析了应用民族音乐学形成的背景、目的和本质，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厘清应用民族音乐学在当今学界、华人社会与普世价值上所面临的不同挑战与定位。洛秦介绍了上海音乐学院“世界音乐概论”的课程标准，他认为，世界音乐不仅是社会文化知识的接受和赏析，更是对音乐文化概念的重新评价和认识。刘勇在报告中提出，音乐教育实际上有不同的领域，首先应该分清这些领域，而后再去研究不同领域的具体问题和具体策略。张玉臻、雷达的报告以印度音乐为视角。张玉臻介绍了印度传统音乐教育中的师徒传承，她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印度传统音乐文化的传承模式。雷达研究了英国作曲家霍尔斯特・特奥多尔（Gustav Holst Theodor）音乐创作的印度文化观，评价了印度文化对英国及欧洲大陆产生的影响。杨曦帆提出培养多元文化的音乐视野需要“现场体验的实践”的问题，尽管今天的课堂也在提出文化多元化，但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未能脱离窠臼。刘咏莲介绍和引述了约翰・布莱金在有关舞蹈人类学方面研究的基本观点与主要内容，并评述了对英国舞蹈人类学研究的推动作用和开创性的意义。王晓俊认为近百年中国民族乐器演奏教学存在深度隐忧，如技术对文化传统的遗弃等。张巨斌分析了中西音乐织体结构相异的社会学原因，提出音乐教师教育应加强社会学内容。周钟提出宗教学认知在世界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的重要作用，在世界音乐的教学中必须重视宗教学认知。杨殿斛通过个案调查，指出了当下音乐教师培养过剩与录用有限之间的矛盾。苗金海以内蒙古少数民族音乐学校教育作为个案，探索了艺术院校传承音乐文化遗产的新模式。张应华报告了我国少数民族音乐教育传承调查与研究的课题，重点对我国当代少数民族音乐教育传承的课程策略进行了评述与反思。

篇4

中图分类号：j60 文献标识码：a

当今时代，是世界文化频繁交流并亟需对话的时代。自20世纪以来，西方音乐教育模式以及文化思想传遍全球，作为具有悠久历史文化与教育传统的中国，在近现代就已经比较成功的引进了西方音乐教育的课程体系，我国音乐教育与文化深受其影响。至今仍未形成立足本土、放眼世界文化历史传统的完整的音乐教育课程体系。在人类历史经历了三次知识转型之后，以西方传统哲学为基础、突出技术工具理性的现代音乐教育模式也正处于一种转换与交替的历史时期。随着人们对知识客观性、普遍性和价值中立性的批判，现代知识型影响下的中国音乐教育应该如何从根深蒂固的开发课程转向音乐的理解课程范式，这是我国音乐教育所面临的教育课程改革的历史性的挑战。

一、现代知识型影响下的高师音乐教育

知识与教育一直有着长远的历史渊源，并成为每个时代的主题。所谓知识型“是一个时期所有知识生产、辩护、传播与应用的标准”，“是那个时期所有知识分子都共同分享的知识问题、范畴、性质、结构、制度与信念的整体”。石中英先生在他的《知识转型与教育改革》中对人类的知识型的转变、更迭做了详尽的描述：即古代知识转型与第一次知识转型、现代知识型与第二次知识转型以及第三次知识转型与后现代知识型等三次历史时期。知识类型的转变反映与影响在音乐教育领域的是课程观念变化与改革。

现代（科学）知识是将“认识者反映客观事物本质。观察、实验或推理是获得知识的主要途径”，现代科学知识认为“世界是客观的。知识是对客观事物本质的揭示。真正的知识是实证的知识，与客观事物的本质相符合。”知识的“客观性”、“中立性”、“普遍性”从三个不同的侧面阐述了现代科学知识的基本特征，勾画了现代科学知识的形象。其中，“客观性”是其最基本的特性。由此，在现代知识型影响下的现代音乐教育将知识看成是价值中立、文化无涉与非意识形态的。“从近百年中国音乐教育（包括专业音乐与公共音乐教育）来看，其教学目标、课程设置、认识水平大都局限于技术控制或工艺层面或技巧层面上。”诸如其他与音乐相关的哲学、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美学等文化课程在当今国内的大多音乐艺术院校的课程设置中都没受到足够的重视或被忽略。这种“技术理性”的极端化会使课程开发过程沦为单一的技术操作程序，课程工作者会蜕变为“课程技师”。“这种利弊关系清楚地体现在当今的音乐课程之中，即体现在高师音乐的主干课程、音乐基础课程（基本乐理、视唱练耳、和声、复调、曲式、配器等）和专业（如钢琴、声乐及器乐表演及作曲等技能）等课程中。”传统的音乐课程教育范式虽然对音乐课程的开发与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但一直难以摆脱“技术理性”的束缚。也如管建华先生所言：“中国高师的音乐教育专业是以音乐技术学习来划分具体专业的，如每个学生都是以声乐或器乐或作曲为主的技术学习来定位其主科的。”目前现代音乐教育的教育体系与教育模式的形成是受中国近现代音乐教育历史文化背景的制约，同时也反映与体现了在20世纪“西方中心主义”在中国音乐教育中的影响。“20世纪中国学习西方音乐的实用主义或功利主义倾向，企图从西方文化有机体身上割裂下音乐的技法，去实现中国音乐走向‘世界第一’的梦想。”

音乐课程的状况是一个国家在政治、经济、科技、教育及文化上的反映，在西方文化霸权主义影响下的中国音乐课程和知识体系下教育、培养的中国学生，其音乐的观念自然被格式化，他们用“高级”、“科学”与“落后”、“不科学”等标准来看待中、西方的音乐文化。中国本土的音乐文化在他们眼中是落后的、不科学的，于是中国传统音乐教育在现代音乐教育体系中至今仍处于一种“民族附加”的模式，也没有形成独立的系统与立足于本土的音乐教育体系。随着人类社会变迁速度日益加快，人类知识转型的速度也越来越快，同

现代音乐教育开始面临着危机与挑战。当今时代正处于人类社会从现代知识至后现代知识的转型时期，这将影响并推动着中国音乐教育的课程领域发生一系列的变化与改革。

二、高师音乐课程改革的指导方案解读

2006年教育部制定并试行《全国普通高等学校音乐学（音乐教育）本科专业课程指导方案》（以下简称“方案”）及《全国普通高等学校音乐学（音乐教育）本科专业必修课程教学指导纲要》（以下简称“纲要”），这是教育部在我国师范院校音乐教育专业发展的基础上结合当前“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思想，从战略高度上制定的新时期下高师音乐教育专业课程改革的重要文件，也是今后一个时期内指导我国高等师范类音乐教育专业人才培养的纲要性文件。“方案”与“纲要”从教育观念、课程体系、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与手段等全面涉及教育教学工作的各个主要方面与环节，对我国当前高等师范音乐教育规范化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1.培养目标与教育观念。“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掌握音乐教育基础理论、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具有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和一定教育教学研究能力的高素质的音乐教育工作者。”“指导方案”培养目标下的高师音乐教育旨在培养“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较强的艺术表现能力和综合实践能力，能够胜任学校音乐课堂教学、指导课外艺术活动、参与校园文化环境建设”的音乐教师，这种培养的规格与目标将为音乐教师的终身学习打下坚实基础。

2.课程设置与教学内容。高师音乐学课程指导方案将专业课程分为必修课、选修课及地方和学校课程等组成。其课程结构及学时、学分分配为：各类课程的课内总学时为2600-2800学时，其中公共课程约720学时（按教育部有关规定执行）；专业课程为1900-2100学时，按110-115学分安排。其中必修课（约1000-1200学时，55-60学分），课程内容为乐理与视唱练耳、多声部音乐分析与习作、声乐、钢琴（含歌曲伴奏）、乐器演奏（中外乐器各一种）、中国音乐史与名作赏析、外国音乐史与名作赏析、中国民族音乐、外国民族音乐、合唱与指挥、学校音乐教育导论与教材教法等。选修课（约810学时，45学分）又分为限选课与任选课两类，限选课分为三组，每组须选修一门，如歌曲写作与改编//小型乐队编配、合奏与指挥/形体训练与舞蹈编导基础、艺术概论/音乐美学基础等；任选课（约648学时，36学分）包括专业任选课、美育、教育和文史哲、文理渗透类课程。另外，还须根据地方资源开设地方和学校课程（约180学时，10学分）主要是指民族音乐历史与文化，区域音乐历史与文化，少数民族乐器，民间音乐采风，民族音乐教学研究，民族语言的音乐教育实践等。

3.实践环节。实践环节有：社会实践（入学教育、军训、劳动教育、社会调查、毕业教育、就业指导）、教育实践、艺术实践、科研实践（论文写作及答辩）。

三、高师音乐课程改革的后现代转向

基于上文高师音乐课程改革的指导方案，后现代主义知识观认为：现代知识的“普遍性”、“中立性”、“客观性”将被消除与解构，从而转向人们对文化知识的“境域性”、“价值性”、“文化性”理解。“知识并非是对客观事物本质的揭示。知识是对人们所选择的认识对象特征及其联系的一种猜测、假设或一种暂时的认识策略。所有的证据都是不充分的。”知识具有文化性、相对性和多样性，所有的概念、符号与范畴都是一定文化的产物，不反映事物的本质。在“知识/实践、知识/权利、知识/性别、知识/利益等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没有价值中立和文化无涉的知识，也没有一种普遍有效的知识。”

课程是教育的核心，教育的改革必然要从课程设置的建构开始，人类的文化知识从现代科学知识类型到后现代的知识类型的转变在现代音乐教育领域中已经有所体现和影响，比如管建华先生的《后现代音乐教育学》一书就是站在当代学术理论的前沿，运用多学科和跨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对中国现代的音乐教育课程体系、教育理论、教育体制等方面进行全面而深入的审视与反思，是中国后现代音乐教育理论领域的一部具有开创性、奠基性的著作。由此可以看出，中国音乐教育的实践与改革也正从现代音乐教育的模式向后现代音乐教育的模式转型，现代音乐教育教学模式以及其课程体系面临着危机与挑战。21世纪，人类社会开始走向信息产业时代，随着新的全球性的

国际化时代的到来，我们也应该开始以全球性的思维框架的视野来看待当今中国的高师音乐教育。

石中英先生在《知识转型与教育改革》中关于从现代知识型向后现代知识型转变的过程中所涉列的现代教育改革层面主要包括四个维度，即教育的目的、课程知识的选择、教学过程的组织以及教育学或教育理论的研究等四个方面。由此泛化而引申到当代音乐教育领域的音乐教育改革不乏也从其上所述的四个方面而考虑，无疑对当前中国高师音乐教育教学模式的转型与变革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参考模式。

1.高师音乐教育的目标。从后现代知识的性质来看，所有的知识都是具有文化性、境域性、价值性的，那么教授和学习知识的过程中必须要批判性地学习和接受，即在音乐教育教学的过程中培养学生创新思维和能力；同时，尊重音乐文化的“本土性”和“地方性”以及“多样性”，树立多元的音乐教育文化观念。

2.高师音乐课程知识的选择。高师音乐教育什么知识最具有价值型，不排除以往对学生音乐技能与音乐技术理论的学习，提倡技术与文化并重的课程设置，进行改革科学（音乐技能与技术理论）课程，学习与掌握作为中小学音乐教师所必备的音乐技能、技巧的同时开发本土传统音乐课程的建设，并加强人文课程，提高高师学生社会人文文化的意识和水平，为培养新的知识类型观念的音乐教师打好基础。

3.高师音乐教育的教学过程。教学过程是组织学生学习课程知识以实现课程目标的过程，教学改革的重要任务就是重新设计和组织课程知识的学习以完成新的课程目标。中国古代音乐教育家孔子所倡导的“因材施教”的教育思想给我们当前音乐教育的教学方法的变化与教育教学理念的更新有着新的价值和意义，改变以往灌输式的学习方法与一般积累性的学习理念。

如何在当前音乐教育教学的过程中针对不同的教育对象进行必要的音乐教学手段、教学内容，这是当前音乐教育工作者需要思考的问题。知识创新所需要的各种基本素质和能力正是在这种对所谓“客观的”、“普遍的”、“中立的”知识的怀疑和批判基础上培养起来的。同样，教育教学模式的创新也是对原来教育教学模式怀疑和批判的基础上创立起来的。因此，“在教学基本任务或基本目标方面，应该通过课程知识的传递而培养学生的怀疑意识、批判意识和探究意识，从而使他们从小懂得知识是永远进步的，没有哪一种知识是不需要质疑和发展的，新的观点、新的方法、新的技术永远是值得尊重和赞赏的。”

4.高师音乐教育学与教育理论研究。教育教学理论研究是一个合格的音乐教师必备的基本能力，教学实践的过程是在音乐教育教学理论的指导下顺利进行的，因此，关于高师的音乐教育学及教育理论的研究在当前知识转型的语境下也面临着转型的一个过程和危机。后现代知识型要求下的音乐教育学研究，“必须放弃客观主义的教育知识和教育认识路线，必须意识到自己的研究与自己所处的社会文化立场及意识形态之间的密切关系，必须敏锐地把握新的社会文化需要和意识形态斗争的形势，必须以一种理性的对话的态度来处理自己与教育实践工作者包括教育决策者之间的关系，必须以一种宽容的心态接纳不同的教育观点，彼此之间开展真诚的学术交流和对话，必须对来自国外的教育思想和主张进行价值的和意识形态的批判，正确地理解它们的所谓‘世界意义’”。

四、结语

高等师范院校作为教师教育的专门机构，是人类文化传承的重要基地，高等师范教育的发展水平对一个民族或国家的知识发展水平和知识观念有着深远的影响。音乐教育改革的成败是关系民族文化艺术存亡的大事，将直接影响一代甚至几代人文化知识学习的指向及我国当前音乐教育发展速度与水平；同时也会因区域性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而导致地方音乐教育发展的步调不一致。因此，在当前人类社会文化转型的语境下，如何快速有效的转变音乐教育教学的观念、课程内容设置以及教育教学模式，如何培养时代适用型音乐教育人才等诸多问题，是高师音乐教育改革的过程中需要重点关注的。音乐教育的改革非一日之功，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大一统式的教育改革将抹杀及抑制音乐教育的地方性以及音乐教育的可持续发展的可能性，这将需要更多的音乐教育工作者共同参与并作以深入的探究。

（责任编辑：陈娟娟）

参考文献：

[1]石中英，知识转型与教育改革[m]，北京：

育科学出版社，2005.

篇5

艺术类选修课课程几个方面，对高师音乐教育专业专业课程进行了重新设置。

关键词：技巧课 理论课和技能课 实践类课程 姊妹艺术类选修课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要求：各级师范院校要积极配合我国基础教育改

革，根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目标与内容，及时调整培养目标、专业设置、课程结构、

教学观念，争取尽早培养出适合新课程教学工作需要的音乐师资。响应这一要求笔者

从课程结构方面谈了一些自己的想法。

篇6

中图分类号：J6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2172（2007）04-0014-08

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出土9000年(发轫期逾万年)的骨龠(有人称骨笛，误！)引起中外音乐学者极大的关注，并纷纷命笔疾书：或探讨其源流；或测试其律制；或辨其音阶；或对其演奏法给予以特别的关注。更有人从人类学、人文学以及宗教学等不同的角度探讨了骨龠在“史前音乐的历史价值与文化价值”。①一时间它“像一股狂飙般地冲击波”，“震撼着中外音乐界”，②是“一件令世界音乐史学界瞩目的大事”。③它是一件“极为珍贵、研究价值重大”④的课题。它是“竖吹管乐器的祖制”，⑤“是中国音乐文明之源”,⑥“将中国古代乐器及其宫调构成的历史提早了几千年。”⑦鉴于此，我们毫无愧色地说：“在距今1万年左右的新石器初期，就音乐文化领域而言，居住在中国中原地区的先民们，在全人类中率先进入了音乐文化的文明时期。”⑧并且“我们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向世界宣告：现在是由我们自己进一步改写中国音乐史中某些重大结论的时候了。”⑨……等等，等等。无论用什么样的溢美之词赞誉出土之骨龠，都不为之过，因为出土骨龠毕竟有9000年的高龄，它是目前所知世界范围内最古老、真真切切而完完整整的吹管乐器，岂有可伦比者。

本文拟就骨龠之匀孔制式及其承传探讨一二，不揣荒疏，试作如下阐述，愿求共识大方。

一、匀孔制的承传

我手里有几支管乐器：

1.2005年5月，从云南来天津游街出售乐器者(以出售葫芦箫为主)，自称“自产自销”。见有六匀孔竹笛，即以5元购得1支。

2.2005年6月，一位从小习竹笛者赠予六匀孔竹笛。其称，“此笛购于建国初期,其后不用，弃之不忍，留存至今，约50年之久”。相信年逾60而习笛者，均曾演奏过六匀孔笛，或许也收藏此制式之竹笛。

3.2005年4月，一位来自河南的游街艺人，手持一管非常陈旧的六匀孔竹笛，据称系家传父之父辈，约百年历史，经商讨以120元购得(其称有两支)。

4.觅得一铜质标称“玉笛”，铭文为“顺治年制”(公元1644年――1661年)，系不太均匀的六孔铜笛(3―4孔较宽，与马王堆出土之汉笛相近)，制作精美，饰以梅花，但真赝不辨。

5.朋友送我一管日本“尺八”，五匀孔(前4后1)，称原属日本人,是日寇侵略中国时带入中国。

6.对贾湖出土骨龠颇有研究的笛龠演奏家刘正国教授送我一支以白塑料管仿制贾湖遗址出土之编号为M282：20骨龠的斜吹管乐器。仿制之器除略长(M282：20为22.2厘米，仿制者为26.6厘米),其余制式、数据相同，均为七匀孔。

这种六(五、七)匀孔制式，建国前后(至今)仍广泛流传于民间。见于《中国音乐辞典》及《中国乐器图志》的即有(以下所列乐器其后的数字，前为《中国乐器辞典》之页码，后为《中国乐器图志》之页码)：

三匀孔：塔吉克族“那艺”(277、288)

ね良易濉斑诉肃”(84、329)

四匀孔：佤族“小独笛”(429、无)

す萨克族“斯布斯额”(364、289)

六匀孔：傣族“”（26、无）

ざ弊濉岸钡选(86、327)

ぐ⒉等族“葫芦箫”(166、322)

だ枳濉翱隗铩(211、302)

げ家雷濉袄沼取(211、302)

ひ妥濉懊频选(267、301)

の伯族“苇笛”(404、324)

で甲濉扒嫉选(304、326)

ひ妥濉奥聿埂(257、331)

っ缱宓取鞍臀凇(6、332)

ず鹤濉爸竦选(75、280)

じ＝南音“洞箫”(尺八)(75、280)

七匀孔：黎族“v达”(25、326)

へ糇濉拔笛”(404、无)

つ晌髯濉瓣尾肌(244、299)

の吾尔族“木唢呐”(247、297)

だ枳濉啊(14、299)

ず鹤濉昂砉堋(156、252)

八匀孔：维吾尔族“皮皮”(294、294)

げ刈濉斑锬拧(298、无)

ず鹤濉斑锬拧(380、296)

这种匀孔的制式，其源可谓久远矣。就目前所知乃贾湖遗址出土的9000年前的骨质匀孔的骨龠，也就是说，这种匀孔制式在中华已承传了万年左右。可谓天下之最、之奇！

这种匀孔制式绝非个别、偶然现象，除大量流存在管乐器外，还涉及到有相品的拨弹乐器上。

唐代(敦煌)“琵琶”四弦四匀柱(无，99)

唐代“阮咸”四弦十二匀柱(326，102)

清代“双清”四弦十三匀柱(326，125)

清代“阮”四弦八匀柱(无，127)

传统四相十二品琵琶属不完全匀律，其小三度音程间取中立柱。使用匀柱的拨弹乐器还有彝族“月琴”、布朗族“琴”、维吾尔族“独它尔”、蒙古族“胡拨四”等等，以及早期的广东、四川等地流行的扬琴，均采用七平均律调音。

总之，建国前，在民间流传的管乐器，设品乐器大多采用匀律制式。正如陈其翔先生所说：“广泛流传于民间”。⑩

当然，所谓“匀孔”(匀柱)并非一丝不差地均匀。在乐器制造工艺上，不能以今日之科技水平去要求前人，达到“绝对”的境地。但从“目测”(直观)上看，人们的初衷是依均匀制排列的。如图：

二、匀孔制的理道

音乐是民族心理的反映。有什么样的民族文化就有什么样的音乐，而文化结构中主要的是指哲学体系框架――自然观、宇宙观、哲学方法等。哲学在文化结构中起着主导作用，是民族文化的核心与思想基础。对中华影响最大的主要有《周易》、《道德经》，以及对音乐产生深远影响的《乐记》等。《周易》――“一阴一阳之谓道”，《道德经》――“大音希声”以及“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中有真”等等；《乐记》则以人为本――“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等。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中华音乐之特质、之理、之道。理念是形成独特“律制”的重要因素。

“七声六律以奉五声”。(11)“五声”为阳，其余为阴，“五声”为“真”（稳定)，其余为“惚”(不稳定)，而“阴阳相荡”方为音乐之道，“和”也!(《老子》有“音声相合”之说，杜亚雄先生认为：“‘声’可理解为正声，而‘音’则可理解为‘偏音’，是相辅相成，也是相反相成”。(12)与上“阴阳”之说相当）。古代乐理之“十二律”即有“阴阳”之说：阳律――六律，阴吕――六吕。音乐艺术中各要素：音的高低、长短、强弱；音的明暗、虚实；音的律动(节拍)的快慢、疏密等，皆系“一阴一阳之谓道”在音乐的体现。

“由人心生也”。中华音乐以人为本。早在春秋时有乐官州鸠在论律时就有以人耳“听之不和，比之不律”(13)的说法，强调了人的作用和人的听觉。“数乃死物，一定而不易；音乃活法，园转而无穷”。(14)说明律是为人所用，而不要以数而拘泥。明・朱载也引用蔡邕的话说：“古之为钟律者，以耳齐其声”。(15)而“耳”不同民族对音（律）的感觉不尽相同。我国西南地区不少民族歌曲(芦笙)中出现许多(西方音乐理论认为不协和)的二度音程，在他们听来是很自然，是“和”的。应该承认：自然科学有它的主观性，澳洲物理学家海森堡就提出了“测不准的原则”。(16)说明了“数”与人的关系。而民族的文化、民族的心理，以及他们的生存环境、美学原则、艺术趣味等等，使他们形成了不同他民族的“耳朵”和欣赏习惯，“它融汇了一个民族的精神”。(17)

“音阶的选择是慎而又慎之举”。(18)

中华人在9000年前制乐而定律，从目前所知的资料来看，并非随意之举，而是经过精心测算且经“刻度”后再行钻孔制龠。这已为出土文物之实况和众多学者考证予以确认：

“先划上等分、符号，然后在符号上钻孔”。(19)“在笛体上刻好等分、符号，然后钻孔”。(20)

中华人在9000年之前就以固定音高而制律：

“在主音孔旁还有调音用的小孔”(21)，第七孔旁之小孔“我以为应系钻孔过低，再打小孔进行校正”。(22)

至于形成贾湖骨龠(笛?)之制式：

“用等距分割的方法得到”。(23)“其笛体总长与按孔位置仍然是按特定的计算方法设计出来的”。(24)“各邻孔的间距大体相等”，“存在着大体近似的等长关系”。(25)“在开管上两个相差八度的音孔间，等分成六段钻出音孔，所形成的可称为六等距离，”“六声音阶属六等距离”，“属独立的乐律体系”。(26)――不太平均的六(七)平均律。

这种音孔等距离的匀律，在“古代广泛流传于民间”。(27)而“一种文化行为千百年来一直在反复，一定有它的理论”。(28)天道循环，自有常规。即有物有则也。

《国语。周语》：“律，所以立均出度也。……纪之以三平之以六，成于十二，天之道也”。

曹魏・王粲《蕤宾钟铭》：“纪之以三，平之以六”。

宋・陈D《乐书・论编钟》：“纪之以三，平之以六，归于十二，天之道也”。

……

所谓“纪之以三”即指“连续纯律大三度音列：宫―角―清徵”。(29)此生律之法，实出于钟律。黄翔鹏先生对曾侯乙编钟之铭文考证、解读之后认为：“在律学与乐学方面，都给我们揭开了先秦乐律史学中光辉夺目的一页”。铭文中“‘―曾’体系，客观上反映了我国民族音乐在律制上的特点”，“‘’字来源于钟上大三度的鼓旁音”，“曾”是“低音方向的下方大三度”，这种钟律是“在我国古钟纯律三度关系的基础上作了大胆的创造，形成了一种折衷律制”，这反映在“角()――B偏低，而商曾―bB却偏高”，“曾――F有时也偏高，而商角（）――#F却偏低”。(30)列表如下：

这种律制所形成的音乐，可以说至今仍在中华大地流传。

福建“南曲”是一种古老的乐种，被称作“音乐活化石”。王耀华先生在《南曲唱腔旋法中的多重宫角并置》一文中(31)，把“南音”音乐中出现的特质音(#4、#1)也与钟律之此二音联系起来论述。其称：“福建南曲五空管旋法中的这种以大三度框架为特征……可以看成是已知的以曾侯乙钟铭文乐学体系为代表的、重视三度关系的乐律学理论”，并把特质音与钟铭所称而对照。

同样的特质音(#4)还存在于古老的“昆曲”和伏羲所在地，出土9000年前骨龠的河南“豫剧”以及“潮州音乐”中。

另一种特质音(b7)的音乐则多见于“秦腔”、“碗碗腔”、“眉户”和“潮州音乐”、维吾尔族的“十二木卡姆”歌曲、器乐曲，以及黔剧中“苦丙”中的7音，实则，此音处于小三度音程中的“中立音”，并常常处于游离状态。

中华的吹管乐器，拨弹乐器承袭了9000年前骨龠(不太平均)的匀律，至战国曾侯乙编钟的出现人们才认识总结出大三度升律的“、曾”说，从而确立了“我国民族音乐在律制上的特点”(黄翔鹏)。

三、匀孔制的失落

西乐东渐，在中华大地(音乐界)掀起了不小的波澜。初始只是在一些音乐教育机构推行西方教育模式和与此相关的西方十二平均律，尚未波及到中华固有的音乐形式：诸如戏曲、曲艺、民间器乐演奏等。民族乐器也大多承袭传统的“匀律”。但，当20世纪50年代一些民间艺人(如冯子存、赵春亭、陆春龄、赵松庭等)进入音乐教育系统或演出团体后，第一件事，即是改革乐器(把匀孔乐器改为2―3孔的半音)；又有1958年左右全国民乐界大张旗鼓地改革乐器，几乎使所有的中华乐器都规范到了西方十二平均律的律制中。是耶?非耶?有谁说的清，谁愿去找这个“麻烦”?

中华音乐传统的、有特点的律制在消失，中华音乐的某些特质在消失。不能不说在吸收、借鉴西方音乐理论、教学法等获得某些知识的同时，却也付出了不小的代价。“我们得到一些东西，但却失掉了特质的东西”。(32)“在全新的传承关系中，是否已经孕育着某种丢弃本源的危机”?(33)

“传统的管乐器多已改革为定调乐器。青年们已不习惯吹奏匀孔的乐器。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的一笛或一管上可翻七调的技术则将随之而产生失传的危险”。(34)笛、龠演奏家刘正国先生用出土原物――匀孔骨龠演奏昆曲曲牌《柳青娘》，从筒音作6音(尺子调)开始翻转七调，转调自然，曲调流畅且不失原貌，最后又回到尺子调。(35)

“青年学生们已经习惯于弹奏二十三品、二十五品全按平均律定柱位的琵琶，不再知道老七品和十二品特殊柱位的W秘”。(36)

吴脑凇洞统琵琶的特殊品位对乐曲的影响》(37)一文中认为传统的“四相十二品”，“音律属于平均律但不是完全的十二平均律”，“其第七品与第十一品，在小工调上，它们发出的音是中立音，4和7”，“特殊品位的存在，对传统琵琶曲的音阶、调和调式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而十二平均律则使一些(4、7)乐曲的韵味受到某些影响。如含有4、7的《十面埋伏》、《平沙波浪》、《阳春古曲・东臬鹤鸣》等；涉及到4音的如《轮京》、《瀛州古调》等；涉及到7的如《平沙落雁》、《霸王卸甲》、《将军令》等等,原有的韵味消失了。更有的为了把琵琶这种特有的律人为地规范到(西方)十二平均律，把4改为#4，把7改为b7，不仅使原有的韵味受到影响，使乐曲的调性观念产生混乱。

扬琴，早年也大多使用如上的律制，如“四川扬琴”、“广东扬琴”、“潮州扬琴”皆如此。以“四川扬琴”为例：李成渝先生对“四川扬琴”现象作过实地考察并发表了多篇研究成果。(38)其在“编辑《中国曲艺集成・四川卷・四川扬琴》过程中，笔者采访了两位老艺人，将他们事前调好的小扬琴录了音，并请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声学实验室顾伯宝工程师用频率闪光测音仪测出数据”，结论“正是黄翔鹏先生论述的m、徵、商、羽为经，以、曾三大度为律的钟律”，但这种“小扬琴在四川曲艺舞台上被淘汰”，其中一位老艺人因为坚持传统的调弦法，早在20世纪“50年代曾有过一段与‘新音乐工作者’争论四川扬琴的故事，当然是以他的彻底‘败诉’而告终”。在大(西方十二平均律)环境下岂容一个老艺人固守传统而不被淹没。

同样的故事还发生在民间演唱里。罗复常先生在《听‘洗菜心’所想到的》(39)一文里叙述了他前后三次听湖南花鼓小调《洗菜心》的过程与心情：一、老艺人杨福生所唱的《洗菜心》，“无疑是地道的民间音乐”，“其特性音的‘微升Sol’（）的原始性是不容置疑的”。二、湖南艺术学院视唱练耳教师胡投“用钢琴弹唱的湖南民歌小调，那旋律中时时出现了升sol”(#5)。三、在电视中听到毕业于湖南戏曲学校花鼓科的刘兆黔(女)所唱《洗菜心》，则“以La(6)音而替代微升sol()和升sol(#5)”。这大概或许能反映出我国具有特质的音调(律)变迁的脉络吧!

四、匀孔制的挽救

中华地域广袤，纵横千里，各地区都有自己风格独特的音乐；中华又是56个民族组成的大家庭，各民族也都有自己风格浓郁的音乐。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时地披露着各具特质的音乐(民歌)在民众中流传；楚汉战争，十面埋伏之“四面楚歌”，音乐家终未破解出此歌出自何处，但它是一首颇具特质的歌，似无疑问。否则，不仅楚霸王闻之动情，楚军听到也纷纷逃离而溃散；郑、楚战争，楚国琴师钟仪被俘，后转赠晋国，晋侯命其抚琴，其含泪“操南音”，想来此曲亦颇具特质。否则，不仅晋国满朝文武皆识此曲为楚音而为钟仪捏了一把汗，晋侯也识此曲而称其“乐操土风，不忘归也”，(40)即释其归楚等等。这种具特质的音乐可以说在不少地区、民族中，由于使用具中华特点的律制，而流传久远且广博。

“中国音乐，在过去，在今天，都一直是人类文明的瑰宝。……代表了中国人民对世界文化所作的伟大贡献”。(41)这是中华人认识中华音乐所持的基本观念与出发点。岂止华人，一些不持偏见的有识洋人，也站在客观的立场上评论中华文化(音乐)：前西德总理科尔：“如果没有中国文化，世界文化就黯然失色了”。(42)墨西哥壁画家大卫・艾尔法罗・西格罗斯，1955年10月访问我国，在云岗石窟看到高大巍峨、千姿百态的菩萨像时，他被震慑了，徐徐地跪下去，发出了由衷的惊叹：“面对体现中国文化伟大成就的杰作，我无法站着不动”。(43)法国指挥家皮里松说：“中国音乐历史悠久，是宝贵的文化财富。”柏林音乐学院伊尹桑说：“中国音乐有几千年的历史，有自己的体系，自己的风格特点，内容和形式上都是很完美的”(44)等等。此类赞誉不时见诸报端，而相左的词句则很少看到。倒是有些华人对母语(音乐)文化发出了令人不解的斥责。什么“落后”呀，“不科学”呀，“沉重的包袱”呀，等等。鉴于这种观念，有人就直截了当地提出：中国音乐《出路在于“向西方乞灵”》。(45)有的以洋为标准改造中国音乐、乐器(如律制)；有的“用德国式的和声和俄国式的配器手法肢解了维吾尔族木卡姆的旋律及其十分严谨的艺术形式。”(46)有的则把“旋律切成一段一段”(47)等。“在这个后殖民时期，某些人依然要把人家古老的东西拿来，以此发展中国的交响乐……这种结构在西方是以一种‘过时’的方式定位的……是一个单一文化中心传播论的后殖民现象。”(48)这是在“毁灭自身得以立足的基地。”(49)一些欧美人士“在听了(台湾)中国交响化的民族乐团”后，“常常告诉我们：‘奇怪，你们原来的东西很不了得嘛!你们为什么要演奏这些东西’”，台湾音乐家吴丁连则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台湾国乐团）在扼杀自己文化特质时，比起别人是显得那么不遗余力。”(50)更为严重的是一些音乐家、教授对自己观念中的“欧洲音乐中心论”、“单一进化论”和“后殖民思想”浑然不知，却仍在推行旧的西方音乐教育体制及观念。“国内几所顶尖的音乐学院把大部分资源都放在了西洋音乐上，而大部分学生也都学西洋音乐，把他们父母及祖辈的音乐弃之不理，这是多么的可悲。”(51)“音乐界的专家们在不辨真伪的情况下接受了(中国音乐是建立在西方的观念上)这种不合理的批评，而对自己的音乐文化产生了自卑心理。更糟糕的是这些专家把这种自卑心理放进了教育体制中而传给了下一代。”(52)

观念的转变是根本的转变，首先要正确地认识自己。前文已引述了不少有关中华(音乐)文化的特质及其在世界(音乐)文化中的地位。简言之：1.中华是有万年左右音乐史的国家；2.中华是进入音乐文明最早的国家，确立了固定音高和音阶形式；3.中华是音乐理念(乐理)发展最早且最精大博深的国家；4.中华是各种音乐形式发展最充分的国家――从先秦钟磬的乐舞，到唐宋的歌舞大曲，到元明的戏剧艺术，以及各地、各民族的丰富多彩的艺术形式等等。没有这个最基本的认识，就会“身在福中不知福”，就会使“优秀的音乐传统被抹杀”,(53)就要“自己否定自己，跟着洋人跑”。(54)

其次，要正确地认识世界。世界经济一体化，信息网络化，为世界文化艺术(音乐)的交流带来了较大的空间。人们批判了“欧洲文化中心论”，“批判性地反映了欧洲文化中心论的问题……再次证明，不存在一种包罗万象的音乐语言”，(55)“世界上没有绝对的音乐共性”，(56)“如果迅猛的变化，一下子把传统全部涤荡掉，人类的文化将变得单一。单一不利于选择，单一将使人类毁灭”(玛格丽特・米德)。“如果有一天人类的历史聚合为一种单一的文化和文明，那将预示着我们的灭亡”(波尼亚托斯基）。(57)世界(音乐)文化发展的“大趋势”是批判“单一进化论”，确立“多元化”的观念。倡导每个国家、民族都依自己独特的文化艺术、音乐等参与“世界大平台”并进行“对话”，它是在“不同而并立”的整合价值观前提下的“多元共融”的新型社会结构，不是各主体的消融，是迫使各主体文化向更高层次的升华。只有这样，才能进入“多元共融”的平台与他人进行“对话”。而这个层面对话的前提是你要“说”出别人说不出来的、高质量的、独特的话语，也只有这样，你才有资格在这个“平台”上确立自己的地位并获得尊重和存在。巍巍古国之中华，悠悠万年之音乐文明，依何种姿态，拿什么东西进入“世界大平台”并与他人“对话”，恐怕不是交响音乐，不是钢琴音乐，更不会是爵士乐、摇滚音乐、蓝调音乐和所谓的“流行音乐”等等，而是历史悠久、内涵丰富、哲理深邃、色彩丰富、曲调优美、音韵陆离、用音简练且表现手法独特，祖先血脉传承下来，极具特质的华乐。这是“世界大平台”对话的需要，也是中华承传弘扬母语(音乐)文化、确立中华形象、凝聚民族心理的需要，“在当前现实条件下，我们必须把传统的本来面貌、原始面貌直接教给学生。”(58)“让每一个学生都会唱自己家乡的歌”，“民族(音乐)文化作为培养学生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越来越引起各国教育领域的高度重视。”(59)“中国学生也需要分享你们中国文化中音乐所赋予的灵魂，”“唯有中国这一特殊文化中音乐才能够触动你们的灵魂，”而“对自己的传统都不了解，那是一种悲哀。”(60)事实上，在中国“欧洲文化中心论”仍然有市场。“有些人还处在麻木、无知的境地，还在捍卫人家的过去”。(61)“在中国，他看到一些中国知识分子正在为把欧洲音乐置于其他民族之上而努力。也看到了一种向西方看齐的完整音乐教育体系。”(62)“亚洲一些国家的作曲家的作品，他们大多在追求一种‘世界语言’，从他们的作品中很难听出与西方作品的区别来，几乎是一个样子，我想中国作曲家不应像他们一样”。(63)周文中先生毫不客气地指出，“近几十年来，某些亚洲国家(当然包括中国――笔者注)的音乐发展有极大的进步，可惜大部分就只能看作是殖民文化的结果。”(64)“是一个外国音乐的推销员。”(65)其结果是“失掉了特点”，“古老的传统丢失尽了”(黄翔鹏)，“特质不见了”（林谷芳），“扼杀了自己文化特质”（吴丁连），“灵魂（精神)丧失了”（雷默），“中国人正在失去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中国性(CHINESEIVESS)”(66)等等，是“毁灭了自身得以立足的基地”(黄翔鹏)。难怪一些真诚的外国朋友，他们在听了一些中国作曲家的音乐作品的音乐会后说：“音乐会使我感到失望”，(67)“我们尤其希望听到中国传统的、而且是纯粹传统的，没有经过现代人改编的音乐”，(68)“国外的听众更喜欢地道的木卡姆”，(69)“中国有那么丰富的民间音乐，而我在(交响乐)这些作品中却听不出中国传统音乐的风格”。(70)一些旅台的欧美人士在听了(台湾)“中国交响化的民族乐团”后就当面指出：“这些东西我们并不想听”。(71)失去了“特质”，丢掉了“灵魂”的音乐，有谁(除了本人和本国一小撮人)会对它感兴趣呢?在“旧金山、洛杉矶或巴黎等地，凡是像样的唱片行，有两种唱片存在，一是印度音乐，一是日本音乐，反正不是中国音乐，为什么?因为你的音乐与西方的相比，其实也没有多大差别了，他为什么要你的东西?”(72)历史悠久，哲理深邃、内涵博大精深且丰富多彩的音乐大国，竟落得如此地步，岂不是最大的讽刺且令人汗颜。

百年形成的观念――“欧洲文化中心论”、“工艺学习模式”、“单线进行论”等等，已深深地植根在我国音乐教育以及某些音乐界人士的头脑中，虽不说“根深蒂固”，却也有些“积重难返”。所以“首要任务是去掉心灵上的殖民状态”，(73)“在中国面临的各种危机中，核心的危机是自性的危机”，这个“自性”的危机，“在音乐领域是什么呢?我想应该是中国传统音乐的哲学基础、思维方式、美学、形态学(乐律学、乐器学、语言音乐学、曲式学等)价值观念等。它们是中国音乐的根(‘本’和‘灵魂’)，是音乐的‘中国性’之所在”，(74)“非西方社会应停止捕捉西方脚步的殖民思想”，(75)“地地道道的中国人”要“走自己的路”(杨荫浏)。(76)这不仅是世界音乐文化发展的“大趋势”――“语言和文化的复兴即将来临。简言之，瑞典人更瑞典化，中国人会更中国化，而法国人会更加法国化”(77)的需要，也是华乐确立“自主性”的需要，“西方真正的艺术大师，并不看重你对他们的文化的表面的模仿和追随，他们看重的是你不同于他们的东西――属于你自己的文化和语言”，“只有你自己的语言，别人愿意才可能与你平等的对话”。(78)季羡林先生就此种现象发表了精辟的见解：“我们中国文艺理论并不是没有‘语’，我们之所以在国际上失语，一部分原因是欧洲中心论主义还在作祟，一部分是我们自己的腰板挺不直，被国外一些五花八门的‘理论’弄昏头脑……只要我们多一点自信，少一点自卑，我们是大有可为的”。(79)

常言道“哀莫大于心死”。以上所引，并非笔者危言耸听，请看：

第一，本文引用了国内外著名学者有关华乐的论述，充其量不过是挂一漏万而已，范围之广，囊括了古今中外；时间跨度甚为可观，仅新音乐的论述即从20世纪50年代到21世纪初，逾半个世纪。有不少于百余位学者发表了千篇以上有关华乐的论述。其中不少精彩妙章，立意新颖，真知灼见，重于继承与弘扬华乐的肺腑之言。但一经发表，又有谁(包括有关部门与机构)再去过问或采纳、实施，少！

第二，1982年时任文化部长的周巍峙先生在济南召开的“全国民族器乐观摩大会”上的总结发言中指出：“今后作曲系学生的毕业创作，必须有一首民族器乐作品。”(80)时过20多载，各音乐院校的领导换了四、五届，这么多音乐界的精英们，有几位把文化部长的话当作一回事去执行而是不屑一顾，何也?观念所然!虽然周部长的讲话不是“红头文件”，但他毕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文化主管部门的首长。作曲系学生在校4（5）年，只“毕业创作”，“必须”“一首民族器乐作品”，哪所音乐学院采纳、实施了，少!

第三，金湘等音乐家，经过多年的思考，提出构建“中华乐派”，大胆而英明，且是必行之路的倡议。此事绝非个人行为，乃关系到整个国家的音乐发展的主流，岂是几位音乐家议论一番，发几篇文章即能奏效，而是从上到下，从教育到传媒，从教材至教学等一系列的系统工程。这样一个伟大、造就中华“音乐大国”的形象，且以乐凝聚(全球)中华人民族情、民族心的举措，有关部门、机构给予了多少实在的支持，少!

第四，全国音乐院校，至今有几所改变了以欧美―苏联的音乐教育模式，少!大多仍在不知疲倦地重复着几十年形成的观念，“还处在麻木的、无知的境地”(管建华)，“当外国音乐的推销员”(李凌)，这也非危言耸听。管建华先生在《中国音乐》2002年第2期中的《全球殖民时代与后殖民文化批评时代中西音乐文化交流与定位》一文中，披露了中国国家卫星电视教材《交响乐赏析》中的某些观念：“有哪一种(音乐)最能启发人们的思想，最能够反映人们的精神世界，同时，又是最能够震撼人们心灵的典范呢(笔者注：连续用了三个汉语表述‘顶尖’的‘最’，可谓‘最中之最’且‘典范’）？是‘交响乐’”。管文认为：“仍鲜明地重复着音乐后殖民的话语”，“确立了欧洲音乐世界中心或主导地位”，“教授们无法摆脱他们全球多元化知识的缺陷与旧的学术观念的局限，以及殖民时代音乐教育的影响”。50多年了，西方都批判“欧洲文化中心论”也已数十年，但中国的音乐家、教授们仍然是这样。故“哀莫大于心死”。

虽然“面临着严酷的现实”，“古老音乐传统丢失尽”(黄翔鹏)，且有些“传不下去了”(张振涛），但具有历史的使命感、社会的责任感和强烈的中华民族“自主性”与自尊的中华乐人，仍在力所能及地辛勤工作和担起重任。而要抢救则是一项艰辛而系统的工程：其与政府的政策与作为有关；与音乐专家、教授的观念和行为有关；与音乐教育的课程设置有关；与音乐教师授课内容和教学方法有关；更与媒体的导向与鼓吹有关……凡此种种，谁能左右一二，谁又能统筹挈领发挥作用呢?

在21世纪世界文化的大平台，只有那些坚定自己传统(音乐)文化特质的民族，对未来充满信心而抱着坚定信念并适应新时代与构建新(音乐)文化形态的民族，只有那些具有充分民族自信且树立“自主性”的民族，只有那些在困难和挑战面前仍然能够进行理性思考的民族，才可能在历史的发展中显示自身的主动性、创造性和价值而迈入现代的行列。

感谢众多学者、专家为本文提供了众多而精辟的理念，并启迪了本文笔者的思谋。引用如有不达原意者，敬请鉴谅，并望各方时贤，不吝珠玉，赐予教正。

注释：

①修海林《全新世中国古人类音乐的物态遗存》，载《音乐学习与研究》1995年第1期。

②⑦⑨(24)童忠良《舞阳贾湖骨笛的音孔设计与宫调特点》，载《中国音乐学》1992年第3期。

③刘正国《笛乎 筹乎 龠乎――为贾湖遗址出土的骨质斜吹乐管考名》，载《音乐研究》1996年第3期。

④⑤(21)黄翔鹏《舞阳贾湖骨笛的测音研究》，载《文物》，1989年第1期。

⑥(20)(23)吴剑《中国音乐文明之源》，载《艺术家》1991年第5期。

⑧萧兴华《中国音乐文化文明九千年》，载《音乐研究》2000年第1期。

⑩(22)(25)(26)(27)陈其翔《舞阳贾湖骨笛研究》，载《音乐艺术》1999年第4期。

(11)《左传・昭公二五年》。

(12)杜亚雄《中国乐理常识》，北岳文艺出版社，1999年8月版。

(13)《国语》。

(14)朱载帧堵裳新说》。

(15)转引自黄翔鹏《溯流探源》。

(16)(28)(32)(72)林谷芳《从传统文化的特质看民乐创作的困境》，载《人民音乐》1997年第2期。

(17)(18)西格茫德・莱瓦里，厄恩斯特・莱维《音乐型态学》，1983。

(19)张居中《考古新发现一贾湖骨笛》，载《音乐研究》1988年第4期。

(29)牛龙菲《古乐发隐》，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3月版。

(30)黄翔鹏《溯流探源》，人民音乐出版社，1993年2月版。

(31)载《福建民间音乐研究》(三)。

(33)(34)(36)(49)(54)(58)(96)黄翔鹏《传统是一条河流》，人民音出版社1990年10月版。

(35)刘正国《贾湖遗址二批出土的骨龠测音吹奏报告》，载《国际传统音乐学会（CTM）第37届年会》论文集。

(37)吴摹洞统琵琶的特殊品位对乐曲影响》，载《中国音乐》1986年第2期。

(38)李成渝《钟律的实证》载《中国音乐》1991年第4期；《四川扬琴宫调研究》，载《中国音乐学》1992年第1期。

(39)(66)(74)见《中国音乐》1997年第1期。

(40)见《左传》。

(41)(52)(53)沈星扬《中国音乐界对人类负的责任》，(香港)《联合音乐》1982年2月号。

(42)见《文汇报》1985年6月12曰。

(43)见《文汇报》1992年4月3曰。

(44)(48)李景侠《西柏林音乐家谈中国音乐》，载《中国音乐》1982年第1期。

(46)(67)(69)美・伊莎贝拉・霍乐瓦特《听木卡姆和木卡姆交响乐》，载《中国音乐》1993年第1期。

(47)(63)(70)美国音乐家诺尔曼听音乐会后谈话，见《音乐周报》。

(48)(61)管建华《文化研究与音乐人类学》，载《中国音乐》2001年第2期。

(50)(71)(83)林谷芳《人类学与音乐学》，载《中国音乐》1994年第2期。

(51)荣鸿曾《音乐研究与大学教育》，载《中国音乐》2001年第3期。

(55)马克斯・彼得・鲍曼《国际传统音乐学院关于世界范围的音乐对话》，载《中国音乐》1997年第1期。

(56)夏尔・布莱斯《从分类学角度看“音乐性”行为的共性》，载《中国音乐》1995年增刊。

(57)见《中国青年报》1989年10月28日。

(59)谢嘉辛《让每个学生都会唱自己家乡的歌》，载《中国音乐》2000年第1期。

(60)本耐特・雷默《21世纪音乐教育面临的挑战》，载《中国音乐》1998年第4期。

(62)君特《德国音乐教育的历史与现状》，载云南艺术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

(64)(75)(78)周凯模《关于跨世纪的音乐讨论――周文中教授的忧虑与期待》，载《中国音乐》1998年第2期。

(65)(82)李凌《又是“土洋之争”不可以“休矣”》，载《中国音乐》1986年第2期。

(73)管建华《全球殖民时代与后殖民文化批评时代中西音乐文化交流的定位》，载《中国音乐》2002年第2期。

(77)约翰・奈斯比特《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方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2月版。

(79)转引自栾桂娟《二十世纪末的反思》，载《中国音乐学》2000年第1期。

(80)见《中国音乐》1983年第1期。

Research on Chinese Traditional Even-rule

Tang Pulin

Abstract:

篇7

高校音乐欣赏教育的主要目的是有针对性地对大学生进行审美观与情感层次的教育，有助于提高大学生的精神档次、综合素质以及人文素养。高校音乐欣赏教学内容的更新改进思考，是以高校音乐欣赏的教学内容构建探究作为切入点的，并且对高校音乐欣赏教学内容的更新改进提出科学的设想，有助于进一步解放教师的教学思路，有助于进行相应的教学内容改革，有助于大学生根据自身情况进行针对性的音乐欣赏学习，有助于高校音乐欣赏教学取得更大的进步。

一、当前，我国高校音乐欣赏教学内容存在的问题

一是中西音乐欣赏内容的比重失衡。我国高校的音乐欣赏教学内容，从整体以及单门的欣赏课程看，欧洲音乐为基础的西方音乐占据了其中的较大比例。

二是缺乏课堂外的实践内容。音乐欣赏教学内容以课堂为媒介进行传递，倘若没有开展与音乐欣赏教学内

容相关联的实践活动，教学将呈直线形状的发展。可在实际上，音乐教学最佳模式并非为直线形状的过程，而是呈发散性的形状存在。课堂实践的补充学习将弥补音乐课堂教学中的缺陷，使得学生能够从多个角度接触和理解音乐知识。

三是音乐欣赏教学的内容因教师而选定。高校教师多为专业音乐学院毕业，他们有的专注钢琴演奏、有的擅长于音乐历史知识、有的则偏好声乐的表演，等等。由于教师的自身特长，导致其在课堂的设置多是根据本身的情况而定。但是，音乐教学的主体是学生，最终目的应当是学生的音乐素养的发展，因师而定的音乐教材忽略了学生这个最主要的主体，无法起到促进教学质量发展的作用。

四是音乐教学内容存在滞后性。高校音乐欣赏教材内容已经有着三十多年的历史，可基本内容的框架一直没有实质性的突破，仍旧是中国音乐和西方音乐两部分，而且多为至今延续几千年、几百年的音乐知识。

二、高校音乐欣赏教学内容的更新改进

1.注重中国文化，加强民族特色的高校音乐欣赏教学内容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孕育了光辉灿烂的、具有民族特色的民间音乐，成为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之一，同时也是东方古老音乐的主要代表之一。我国有56个民族，每个民族由于其文化、语言、历史以及风俗等不同，导致各个民族的音乐具有各自的异彩。目前，我国高校的音乐欣赏教学仍然受到西方音乐教育的较大影响。因此，开辟有中国文化特征的高校音乐欣赏教学之路，构建具有民族特色的音乐欣赏教学内容显得极其重要。

2.编写科学、合适的，具有民族特色的高校音乐欣赏教材

教材是教学的基础，是实现教学目标的有力保证，是教师实施有效教学的根据，是学生获取理论知识和使用技能的途径。构建具有中国文化和民族特色的音乐欣赏教学内容，就应当编写出一整套内容具有整体性、科学性与结构性等特点的高校音乐欣赏教材，它是音乐欣赏教学质量的有力保证，是发展和完善高校音乐欣赏教学的基础。编写适用于高校具有中国文化、民族特色的音乐欣赏教材，应当具备以下几点特征：

（1）音乐欣赏内容具有时代性。我国是一个拥有数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拥有辉煌、多样化的音乐戏剧文化与民间音乐文化，高校音乐教育应当对其进行珍惜并且善加利用。但是，对于我国优秀的民族音乐、戏曲与乐器的介绍、赏析和传播时，应当更加注重音乐教学教材的时代性，注重融入当代的流行和时尚，更加密切结合现实的生活经历。高校音乐欣赏内容的选择与编写应当处理好传统和现代两者之间的关系，既要弘扬优秀的传统音乐文化，又必须渗透入现代流行、经典的音乐作品，从而开拓学生的眼界与思路；

（2）音乐欣赏内容具有开放性。高校音乐欣赏具有民族特色的内容，决定了编写应当具备一定的开放性。因为教材编写的时间因素，使其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因此，它只能是教师在教学过程当中需加以延伸的课程资源，不应按部就班地利用教材进行教学。教师在教学过程当中应当超越教材，依据实际情况的差异，对教材进行适当的更改、添加，才能够收到卓越的教学效果。因此，应当根据各个地区情况与要求的不同，在教材编写过程当中保留一定的余地，允许、鼓励教师在教材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研究情况进行调整和改善；

（3）音乐欣赏内容的载体具有多样性。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教材已经不再拘泥于单纯的纸张形式，教材应拥有更多的变现载体。高校编写具有中国文化和民族特色的音乐教材时，也应当对现代化的载体进行充分的利用，发展多样化的教材变现形式。把文字教材（教科书、参考书、以及学生的指导书和补充书本等）、音像教材（幻灯片、录像磁带和音像光盘、电影片等）、视听教材（教材影片、投影片等）以及计算机信息教材（音乐图像资料以及电子书籍等）有机结合起来。

3.加强高校音乐欣赏教材当中的隐形内容传播

在构建具有中国文化、民族音乐特色的教学内容时，除了确立以民族音乐为核心之外，还应当加强音乐欣赏教材中的隐形内容传播。

（1）培养学生注重民族音乐的价值。我国民族音乐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不断地更新、发展。逐渐在音乐创作、表演、体裁、形式以及理论知识等方面形成了鲜明的民族特征，这些特征均是我国民族的心理素质审美观和文化传统的反映。高校音乐教学不但药传授给学生一定的音乐知识，还应当成为音乐文化的传播渠道；

（2）纠正学生在音乐学习中的错误思想。在长期的音乐教学过程中，由于多以西方音乐为主，导致在学生的认识往往以西方音乐为主流，从而忽略了我国优秀的民族音乐，甚至有可能导致我国民族音乐的衰退、灭亡。因此，在高校音乐教学中，教师应当以传播我国民族音乐文化为己任，在学生的心中树立以本土音乐为主体的意向。

三、总结

高校音乐欣赏教学是教育活动中的门类之一，也有自身的规律。本文对我国当前高校音乐教学内容中的缺陷进行了阐述与研究，并且提出有针对性的音乐教学内容的更新改进思考。从加强中国文化元素、民族音乐特色的教学内容；强调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音乐教学内容应当具备时代性、开放性和传播载体的多样性特征，以及注重音乐教学中的隐形传播等方面，进行内容的更新改进。使得我国的高校音乐教材内容更加合理、科学，使得学生学有所得，同时充实将继承、传播和发展我国优秀音乐融为一体的、更加符合时代要求的音乐教材内容。

参考文献：

篇8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3-0265-05

我国音乐教育学学科的划分既包括以培养专业音乐人才为目的的“专业音乐教育”，又包括侧重音乐能力培养为目的和归宿的“普通音乐教育”两种主要类目。仅就普通音乐教育而言，除去“社会音乐教育”存而不论，普通学校音乐教育尚且分为在基础教育阶段以及大学阶段的音乐教育。本文仅以普通高校音乐教育为研究对象，围绕中国传统音乐的课程内容设置问题，以普通高校音乐教育的优势特征为依据，在充分分析中国传统音乐发展、演变、传承等问题的基础上，结合中国传统音乐发展的共时性与历时性特征，探讨普通高校音乐课堂教学中其内容及形式意义的拓延，目的在于以普通高校音乐课堂教学为阵地，在充分厘清中国传统音乐内涵、外延及发展脉络的前提下，洞悉其特殊传播形态下的文化实质，以拓展其传承方式与途径，发掘其文化内涵。

一、普通高校音乐教育及《中国传统音乐》课程设置概谈

（一）普通高校音乐教育概谈

“普通高等学校音乐教育”简称“普通高校音乐教育”，其学科称谓早在1986年即已确立。1878年美国传教士狄考文夫妇在今山东蓬莱设办的“登州文会馆”[1]，因其受教育对象的知识层次及教学内容同普通高校音乐教育有着极大的相似性，故而被视为我国普通高校音乐教育的发端。后历经百余年的探索及诸如王国维、等著名教育家的致力贡献，于上世纪90年代后步入繁荣发展期。特别是1996年教育部下发了《关于加强全国普通高等学校艺术教育的意见》（教体[1996]5号），“进一步明确了高等学校艺术教育的基本任务和目的，完善了艺术教育的管理体制，使其从规范化、制度化的管理入手，抓好艺术课程的开设等工作”[2]，国家政策上的扶持与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促使普通高校音乐教育在进入21世纪之后作为一个新学科迅速崛起。著名普通高校音乐教育家、理论家冯兰芳先生将普通高校音乐教育学科的定位和教学宗旨归结为：“普通高校音乐教育是音乐学与哲学、美学等学科交叉的一门复杂的学科。它的宗旨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研究艺术与人、艺术与科学之间的关系，培养艺术与科学相结合的高素质的创新型人才。”[3]可见普通高校音乐教育是以非音乐专业的大学生为教育对象，通过音乐为手段和方法，帮助大学生学习、了解和掌握音乐的本质特征；通过音乐教育的施行，培养当代大学生“树立正确的审美观，传承优秀的文化与科学创新精神”；通过音乐教育的方式“进一步开拓音乐学专业中音乐与科技、音乐与人文等音乐与多交叉学科的研究领域，分析和揭示人与音乐的关系”[4]。普通高校音乐教育是以音乐教育的方式，帮助大学生完善知识结构、拓宽知识面、提升艺术修养、陶冶性情、培养创造力的重要途径。

（二）普通高校音乐教育的优势特征

实施素质教育的关键在于美育教育，美育教育的核心在于艺术教育。艺术教育对塑造和健全大学生完美的人格有着重要意义，而音乐教育又是其中最不可或缺的一环，不仅能帮助大学生调整和深化音乐的素养和水平，还能通过对音乐文化的溯本探源，体味其中深刻的文化意义，这或许也是自上世纪90年代起，普通高校音乐教育发展加速崛起的原因之一。

普通高校音乐教育的教育对象是非音乐专业的大学生，生源地属于不同的地域范围，且世界观、人生观都已基本形成，知识水平都达到了一定的层次，认知问题、分析问题、理解问题的能力相对较好，因而普通高校音乐教育迅速突显了其优势特征，也赋予了普通高校音乐教育以特殊的意义，具体概括如下：

1.地域范围的优势：社会学研究中关于地缘的概念，强调地理环境因素影响下对人所产生的影响。梁启超在《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一文中就曾以气候山川之特征差异，对住民性质、习惯及思想产生的影响展开论述[5]，可见地域性特征的差异对人的影响，尤其是思想行为上的差异性的影响巨大。而今天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普通高校在校大学生的乡籍差异已成常态，由此可见，普通高校音乐教育受教育对象也会在意识形态上由于地缘的差异而产生相互的差别。散分于各地的音乐形式既是传统音乐课程教学内容组成，倘若在课程教学的思路上将地缘差异上的特征转变为教学设计上的优势，针对性的借助这一优势资源发掘地域文化的内涵意义，普通高校音乐教育无疑具有先天的优势。

2.知识结构的优势：因为公共选修课的课程特性使然，来自各地的大学生聚首在普通高校音乐教育的课堂上。虽然除了地缘关系形成的差异外，专业方向、学识结构、思维方式的相异，也导致了他们在知识结构上差异的客观存在，但他们的知识结构和水平都达到一定层次，对问题的认知、理解和分析的能力较好，故而有能力在音乐本体的背后，通过深入发掘传统音乐产生的社会、文化、历史、哲学、美学等背景，探究传统音乐深厚的文化内涵。同时还可以发挥不同专业间的学科知识构建，以学科的多样化为研究团队组建的优势，实现学科知识的互补，以利于综合研究的开展与深入。

3.研究与创新优势：“普通高校音乐教育应培养大学生思辨、评价和批判各种文艺思潮的能力。”[6]普通高校音乐教育除以施行素质教育的本初目的之外，在全球化和各类思潮频频涌动的时代，更重要的是引导大学生以知识为基奠，充分地发挥能动性和创新性，培养独立思考、分析与评价的研究能力。大学生均处风华年少之时，思维的敏捷与精力的充沛是人生其他生理年龄阶段无可比拟的，如此时加之精神食粮的给养及有意识的方向引导，不仅能够丰富他们的学识修养，而且为自主性学习能力的培养和终身学习的理念培养打下坚实基础。

当然，我们在乐观的同时，也需明确事物的两面性同样适用于到普通高校音乐教育，公共选修课中音乐课程虽为必选课，但学生在专业上、知识结构、音乐素养等方面存在的差异同样不容小觑，如不妥善引导亦会成为教学设计的羁绊。因此从事公共艺术教育的教师要开动脑筋，“变问题为优势”，充分发挥各个专业学生的能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化问题为手段”，激发大学生学习的兴趣，提升普通高校音乐教育的实施效果，为普通高校音乐教育的发展凝聚智慧和力量。

（三）普通高校《中国传统音乐》课程设置情况

普通高校音乐教育从无到有，从萌芽到崛起的历程中，用大量的实践证明了艺术教育在提高大学生艺术能力与修养、提升想象力、激发创造性方面不可估量的作用。“传承先进的文化，理解多元文化并保护传统文化，使大学生的审美价值取向对社会文化起到引领的作用，并对推动社会的进步产生重要的影响。”[7]因此中国传统音乐教学在课程的设置上，也不断地根据教学实际，从最初过于专业化的倾向，调整为依据教育对象知识背景的多元，强调综合性课程的开拓。

就目前普通高校音乐教育课程设置中与传统音乐相关的课程而言，据笔者在北京、安徽、山东、江苏4省抽样调查的32所高校初步统计的结果显示，普通高校音乐教育的开课率近97%，较之2006-2007年笔者完成硕士论文之时所做的调查数据有了极大的提升，有名无实的现象基本杜绝；已开设相关课程的名称包括：《中国传统音乐导学》《民族民间音乐赏析》《民歌演唱与欣赏》《中国传统音乐概论》《民间歌曲赏析》《中国传统音乐》几种；课程名称虽然不尽相同，但教学内容都在学界界定的中国传统音乐的类目之中，区别在于教师于课堂教学内容设计上的侧重，多数院校侧重民歌和民间器乐的赏析教学。调查结果显示，普通高校音乐教育经历90年代后的稳步发展，已成为各高等学校公共选修课的重要组成，发展的形势喜人。不足在于：该课程的教学内容仅限于冯兰芳先生分层次逐层深入总结的普通高校音乐教育研究方法中相关音乐本体的教学，未能深入至文化层面、音乐美学与心理学层面、哲学与史学层面、社会学层面的相关理论[8]。缺失在于：就中国传统音乐课程教学内容的设计而言，目前几乎所有高校都是通过审美的方式引入音乐本体及其基本形态，只讲了传统音乐典型的基本样态而未将传统的流变、发展、遗存等问题深入探究，仅关注了音乐的“表象”，未能发掘“表象”背后还蕴含着中国传统文化深厚的文化传统，这无异于忽视了普通高校音乐教育的潜在优势，白白地浪费了优越的教学资源。扼腕叹惜之余，对普通高校音乐教育中传统音乐课程教学方式方法和内容的思辨则显得更为必要。

二、中国传统音乐在共时性与历时性双重体认基础上的文化认知

“任何一门科学或者学科，都必须界定其研究领域，明确内涵，还应寻求有秩序的框架对它进行科学的、有逻辑的分类，弄清其外延。明确内涵的方法是定义，弄清外延的方法是进行划分。”[9]“中国传统音乐是在我国漫长的农业社会中成形、积淀；在历代各民族音乐文化的传承以及和外来音乐文化的交融中创新发展；是数千年华夏文明的结晶。”[10]“中国传统音乐是指在中华民族大地上历代产生并大多（或少部分）流传至今，和在古代历史长河中由外族（包括属于我国的少数民族和国外民族）传入并在我国生根发展的一切音乐品种。”[11]从上述不尽相同的概念界定上我们可以大致归纳出中国传统音乐的总体特征：1.产生于农耕文化的大背景之下；2.成形于各民族音乐文化长期的积淀中；3.丰富于各民族音乐文化以及外族音乐文化的（我国的少数民族和国外民族）交融中；4.流淌于民族的血脉中且具有随势而变的特性。“学者们的已有成果显示了传统音乐是在由文化意识与制度体系构成的既定框架下为适应时代变迁而动态存在的象征符号。”[12]从这几个层面上来讲传统音乐自产生之时即在发展之中不断地变化，会随其文化土壤之变而变，会随多方交融的环境而变，会随积淀中与外界共生关系的相互调适而变。

对传统音乐的概念做了概略性的总括，对外延的认知同样需要厘清。学术界对中国传统音乐类分的归纳有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研究所编著的《民族音乐概论》（1964年）中总结的五类论（即民歌和古代歌曲、歌舞与舞蹈音乐、说唱音乐、戏曲音乐、民族器乐）；1990年王耀华先生在《中国传统音乐概论》中提出的四类论（即民间音乐、文人音乐、宫廷音乐、宗教音乐）；袁静芳先生在五类论的基础上增添了佛教音乐、道教音乐、祭祀音乐而形成的八类论[13]。从上述几种主要的分类法中五类论及八类论的关系一脉相承，区别在于八类论中融含了宗教和祭祀音乐，四类论中以民间音乐囊括了五类论的5个部分，加上部分民间音乐形式兼具歌舞乐三位一体的特征而补充进了综合性乐种，6个部分将其统称为民间音乐归于一大类目，据此也帮助我们理解普通高校传统音乐课程名称的纷杂性的根源所在。

几种不同的分类方法分别是以传统音乐产生和使用的场合、创作和欣赏群体、音乐的功能性意义的差异等为依据。就传统音乐的功能性而言，其伴随着劳动人民的生产、生活的过程而产生，随着社会的演化而产生、消解、变异着某些功能。如原始状态下的作狩猎、交流、鼓舞的呼喊状的实用，衍生作表达悲喜、陶冶性情的审美，还有早期以礼的形式存留在宫廷，后又流转到民间作祭祀音乐的社会。“虽然在社会的演化过程中，某些功能可能减退，某些功能得以凸显，但是功能性的一直存在是毋庸置疑的。……在延续了数千年的祭祀文化、礼乐文化中，音乐的功能性意义显而易见，它已经成为一种文化的符号。”[14]

三、普通高校传承传统音乐文化的使命感与紧迫感

全球化的不断深化，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的交融愈加深入。自20世纪20、30年代后西方音乐文化以强势的姿态植入于学校音乐教育之中，虽然那是当时社会形势环境下国人的主动选择，但回观传统音乐文化生存和发展的土壤，“西方音乐文化在历来最容易产生文化变异的城市中占据了主导地位是一个不争的事实”[15]。当西方的观念与西方视角大举“侵犯”我们看待传统的眼光时，“当西方音乐文化进入的时候，强调的就是‘为人’的、作为审美功能的音乐”[16]对音乐的审美功能性的关注逐渐消解了我们对音乐社会意义的思考。

随着封建制度的解体，传统以“礼”的形式转移到了民间，中国传统音乐的“大传统”由至20世纪初止“在农耕文化的大背景下，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其音乐文化有着相当程度的一致性”的特征逐渐消解[17]，在几千年来中国音乐“大传统”的社会意义逐渐消退、审美意识渐次增加的现实环境下，其发展开始转向当下民间的仪式用乐之中。在功能性意义的背景下延续着几千年来的遗存，显现于今天具有逐渐消解之势的礼俗仪式用乐之中。因此我们不得不说在意识形态领域，特别是“精神层面”全面科学化的背景下，传统音乐无法再继续生存于现代语境之下，虽传统究竟是将部分变形发展还是消亡于其中我们不得而知，可我们应该清楚的意识到传统未来的命运堪忧。在所谓先进文化理念中以审美为先导的意识观念支配着传统音乐教学的现实面前，我们应该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历史上的主流传统、现在以非主流的形式存在于乡村社会的音乐文化，一直是多重功能性并存的，这种多重功能性的存在恰恰是中国音乐文化的大传统”[18]。

因而从这个层面分析，“礼失而求诸野”的命题并非空穴来风，“诸野寻乐”亦是历史赋予高校音乐教育的重要使命。普通高校中国传统音乐课堂教学的内容，必须要突出和强调普通高校传统音乐教育的文化意义，引导大学生在认知传统音乐本体层面“表象”的基础上，深挖“表象”背后的意义。作为文化传统的生成、发展、变异、演变的内驱力和原动力，从共时性和历史性双重认知的前提下全面的认识和把握中国传统音乐发展的脉络，认知传统音乐社会的消解、关注传统依存环境的变迁、洞悉现代语境下传统消解无力感的原因、承担起传承中国音乐传统的责任，增强大学生对中国传统音乐及其文化的深度体认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认同感与自豪感，这方是在普通高校实施传统音乐教育的真正意义和价值所在。

四、普通高校音乐教育视域下传统音乐课程教学内容的延伸及实施途径

（一）传统音乐课程教学理念的延伸

中国传统音乐的发展犹如一条数千年绵延不息的河流，在漫长的历史积淀中不断丰富着自身的发展形态与内容。“作为一个民族的文化创造，总是连贯古今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民族文化形成的历史长河中，都伴随着音乐文化的产生、发展、演变、衰亡的过程。传承性的运动规律是音乐文化延续、生存的根本条件与特征。”[19]因而传统音乐的文化属性中既有艺术形式所共有的实用功用和审美功用，又兼具重要的社会功能性特征。

1987年邵光琛先生即提出“传统音乐并非音乐传统”，学界对此多较为认同。“传统音乐是指历史上存在过的或是历史上产生而又流传至今的具体乐种和乐曲；音乐传统则是一个不断变化、发展的开放系统，既源自远古，又指向未来。”[20]既然音乐传统的涌动是推进传统音乐之河汇流发展的动力源，那么作为教育行为的实施者，教学理念假如仅仅局限于对音乐本体的表层的鉴赏与教授，则有舍本逐末之嫌，割裂了音乐本体、音乐现象与音乐文化间的联系，也忽视了传统音乐与音乐传统的互通共融性。“长期以来，我们的音乐教育被限制在音乐理论知识性传授和形式的抽象分析方面，使音乐教育成为悬浮在表层的纯技术操作，……在普及教育中，它只能使人们获得有关音乐的种种知识和技巧，而很难得到对音乐深层的鉴赏能力与美感趣味，造成这一状况的关键在于将音乐与文化分离。”[21]普通高校传统音乐教育同样需要引导大学生结合自身的地域优势、学识优势、精力优势、创新优势，“把握中国历史和当下‘民间态’客观存在的关联相通，理念调整很有必要，如不能做到这一点，学界提供给学子的就是不完整的传统音乐文化样态，难以对音乐文化传统产生认同。”[22]此处“学子”置于普通高校音乐教育的语境下的意义性更加凸显，当代大学生施以传统音乐教育目的之一就是“立足于音乐的本体，向相关文化拓展，使大学生认识音乐艺术形式在历史进程中的演变、沿革和发展过程，音乐对时代和社会所产生出的深刻影响，理解音乐中广阔的精神内涵”[23]，引导更广泛的大学生群体，以多元化的知识结构研习和思辨中国音乐文化的传统，让更多的学习者通过对中国传统音乐及其文化的感知，体认其深厚的文化内涵。

（二）传统音乐课程教学内容与形式的延伸

不可否认，在普通高校音乐教学中，对中国传统音乐经典作品的学习的确不失为让大学生尽快了解中国传统音乐，增强大学生对优秀的传统音乐文化的认同感的好方法，然而，倘若在普通高校音乐课堂中仅仅将中国传统音乐的教学局限于此，则未免太过保守，亦有悖于普通高等学校音乐教育对象知识能力水平提升发展的规律。故而普通高校传统音乐教育既要关注传统音乐中多类分的经典曲目的教学，又要关注音乐本体所蕴涵的文化传统，还要关注中国传统音乐发展与演变的脉络，关注在西方强势文化的倾轧与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环境的演变中传统音乐的消解、演化、嬗变的过程与规律，关注“失于诸野”之传统的前世与今生，以文化的自觉关注传统之未来。

1.品评：普通高校音乐教育的核心目的在于通过音乐的方式塑造更加美善的“人”，提升大学生的艺术修养是其要务之一，学会对艺术价值的品评乃是要领所在。“中国的传统音乐实在并不是一切都好，许多传统音乐出现危机，甚至濒临淘汰的边缘，那是它们不能适应今天中国人的需要，是无可奈何的事，当然我们今天完全有可能将这些祖传的宝贝都原封不动的保存起来……只要对今天的中国人的文明发展有利，该淘汰的由他淘汰，该继承的认真继承，该吸收的努力吸收，该借鉴的大胆借鉴。”[24]与封建社会制度有着密切共生关系的传统音乐，在内容与形式上必定有在制度的缺陷和弊端下衍生的“糟粕”，其现实样态必定有良莠杂陈之态的呈现，因而普通高校在传统音乐教学内容的选择上必须以谨慎鉴别和挑选。课堂教学内容上对经典作品的介绍与教学安排无疑秉承了去粗取精的要旨，倘若能在教学内容设计上加入对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发展与演变的现实与分析，借助对这一问题的引入和分析，为大学生更加全面的了解传统音乐与传统音乐文化的全貌与发展大有裨益，通过这种方式使大学生学会正确认识和对待传统音乐文化的发展与演变，学会用发展的眼光对待传统音乐在形态上的变化与融流，学会甄别与品评传统音乐中的精华与糟粕。

2.辨析：环视中国传统音乐发展的文化土壤，其本初样态是与中国的农耕文化和封建制度长期并存的，但随着封建社会的解体、时代的进步、现代化进程的推进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与其有着共生关系的中国传统音乐在内涵和外延上也有了较大的拓展。传统不仅存在于广义上被赋予的音乐形式之内，也以仪式等形式存在于广袤的田野之间，对于中国传统音乐而言，其样态的呈现一定是同传统音乐生存与发展的文化生态环境密切相连，随其文化生态环境的变化而不断衍生与嬗变，故而对中国传统音乐在概念上的理解应该是变动和发展的。对传统音乐本体的关注固然是基点，但却不可固步自封，止于基点，而要以基点为中心发散辐射至传统音乐的“前世”“今生”与“未来”。学会分析，就是要通过普通高校传统音乐课堂教学理念与内容的延伸，使大学生能够以清醒的头脑认识到传统音乐形态的蜿蜒与嬗变，清晰明了的洞悉我们的传统究竟是怎样的，我们的传统文化究竟是怎样的，我们的传统音乐究竟又是怎样的，清楚而自觉的探寻保护传统音乐的方法。

3.创新：创新是教学形式上的创新，重视学生主动性的提升。当然上述对传统音乐教学内容与教学形式的延伸会给教学本身带来一定的困难，尤其是在教学实践过程中对教学目标的设定、教学内容与形式的安排、教学的准备工作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师准备教学的工作量会无形增大数倍，而且对传统音乐本身前世今生的清醒认知也成为普通高校传统音乐课程教师的必备知识。但作为普通音乐教育的实施者通过这种方式“授之以渔”对普通高校传统音乐的教学效果意义巨大。普通高校传统音乐课程除了关注学生知识能力水平的培养之外，更重要的是要通过教学活动引导大学生的求知欲、探索欲、创新欲，通过激发大学生的多重潜能而促其自发、自觉地实现自我修养的提升与完善。通过对普通高校传统音乐课程教学手段的拓展和延伸，帮助大学生利用地域优势以及自身知识结构等有利条件，自觉地将传统音乐与文化联系起来，与民俗联系起来，提升自身学习的主动性与创造性，调动学生学习的自主性与积极性。传统音乐教师不妨突出课程内容的主题性引发学生思考，使大学生通过自主学习活动为介质围绕教师预设的传统音乐相关主题展开深入的研究，通过对数据的搜集、整理、分析、归类获得阶段性心得，通过课堂讨论、成果展示与教师方向性的引导，锻炼大学生的思维能力、研究能力、自主学习能力、表达能力、思辨能力、创新能力等多种潜能的开发，通过实施传统音乐教学的过程实现传统音乐文化的传承与大学生创新精神的双赢目标。

如果说高校教育是育人、树人的重要手段，那么普通高校音乐教育则是完善人的重要途径；如果说传统音乐的本体样态是陶冶大学生艺术情操的有力工具，那么传统音乐随其文化生态环境嬗变的样态则是帮助提升大学生文化自觉的有效手段；如果说普通高校传统音乐课程在内容上对音乐本体的关注是教学的根基之上繁茂的大树，那么对普通高校传统音乐课程教学内容与形式的延伸则是枝繁叶茂之中累累的果实。通过对普通高校传统音乐课程教学内容与形式的反思，意在以普通高校传统音乐课堂为阵地，充分利用普通高校教育对象所具的地域等优势，在明晰中国传统音乐“前世”与“今生”的基础上“诸野寻乐”，使大学生在学习了解的同时，以文化的视角深入对其的认知，在历史和文化的双重考量下，达到传承之目的，探寻中国传统音乐发展的“未来”之路。

参考文献：

〔1〕刘再生.近现代音乐史简述[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9.7，23.

〔2〕冯兰芳.对普通高等学校音乐欣赏课程的探讨[J].中国音乐教育，2005，（10）：31-32.

〔3〕〔4〕〔6〕〔7〕〔8〕〔23〕冯兰芳，孟维平.普通高校音乐教育――一个新学科的崛起[J].人民音乐，2007，（12）：76-77.

〔5〕梁启超.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J].清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24，（01）：2-37.

〔9〕〔17〕〔18〕杜亚雄.中国传统音乐的分类和教学 [J].中国音乐学，2006，（01）：3.

〔10〕黄允箴，王璨，郭树荟.中国传统音乐导学[M].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6.10，4.

〔11〕董维松.关于中国传统音乐及其分类问题[J].中国音乐，1987，（07）：45-46.

〔12〕〔19〕袁静芳.中国传统音乐概论[M].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00，（10）：6-7.

〔13〕〔15〕〔16〕项阳.中国音乐文化的大传统与小传统[J].天籁，2006，（03）：4.

〔14〕齐琨.论传统音乐的两种时态――以徽州礼俗仪式音乐为例[J].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11，（02）：30.

〔20〕李西安.对音乐传统传承、变异与创新的再认识[J].人民音乐，2003，（12）：19-23+63.

篇9

关键词：

普通高校音乐教育；传统音乐；传统音乐课程；教学内容；延伸

我国音乐教育学学科的划分既包括以培养专业音乐人才为目的的“专业音乐教育”，又包括侧重音乐能力培养为目的和归宿的“普通音乐教育”两种主要类目。仅就普通音乐教育而言，除去“社会音乐教育”存而不论，普通学校音乐教育尚且分为在基础教育阶段以及大学阶段的音乐教育。本文仅以普通高校音乐教育为研究对象，围绕中国传统音乐的课程内容设置问题，以普通高校音乐教育的优势特征为依据，在充分分析中国传统音乐发展、演变、传承等问题的基础上，结合中国传统音乐发展的共时性与历时性特征，探讨普通高校音乐课堂教学中其内容及形式意义的拓延，目的在于以普通高校音乐课堂教学为阵地，在充分厘清中国传统音乐内涵、外延及发展脉络的前提下，洞悉其特殊传播形态下的文化实质，以拓展其传承方式与途径，发掘其文化内涵。

一、普通高校音乐教育及《中国传统音乐》课程设置概谈

（一）普通高校音乐教育概谈

“普通高等学校音乐教育”简称“普通高校音乐教育”，其学科称谓早在1986年即已确立。1878年美国传教士狄考文夫妇在今山东蓬莱设办的“登州文会馆”[1]，因其受教育对象的知识层次及教学内容同普通高校音乐教育有着极大的相似性，故而被视为我国普通高校音乐教育的发端。后历经百余年的探索及诸如王国维、等著名教育家的致力贡献，于上世纪90年代后步入繁荣发展期。特别是1996年教育部下发了《关于加强全国普通高等学校艺术教育的意见》（教体[1996]5号），“进一步明确了高等学校艺术教育的基本任务和目的，完善了艺术教育的管理体制，使其从规范化、制度化的管理入手，抓好艺术课程的开设等工作”[2]，国家政策上的扶持与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促使普通高校音乐教育在进入21世纪之后作为一个新学科迅速崛起。著名普通高校音乐教育家、理论家冯兰芳先生将普通高校音乐教育学科的定位和教学宗旨归结为：“普通高校音乐教育是音乐学与哲学、美学等学科交叉的一门复杂的学科。它的宗旨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研究艺术与人、艺术与科学之间的关系，培养艺术与科学相结合的高素质的创新型人才。”[3]可见普通高校音乐教育是以非音乐专业的大学生为教育对象，通过音乐为手段和方法，帮助大学生学习、了解和掌握音乐的本质特征；通过音乐教育的施行，培养当代大学生“树立正确的审美观，传承优秀的文化与科学创新精神”；通过音乐教育的方式“进一步开拓音乐学专业中音乐与科技、音乐与人文等音乐与多交叉学科的研究领域，分析和揭示人与音乐的关系”[4]。普通高校音乐教育是以音乐教育的方式，帮助大学生完善知识结构、拓宽知识面、提升艺术修养、陶冶性情、培养创造力的重要途径。

（二）普通高校音乐教育的优势特征

实施素质教育的关键在于美育教育，美育教育的核心在于艺术教育。艺术教育对塑造和健全大学生完美的人格有着重要意义，而音乐教育又是其中最不可或缺的一环，不仅能帮助大学生调整和深化音乐的素养和水平，还能通过对音乐文化的溯本探源，体味其中深刻的文化意义，这或许也是自上世纪90年代起，普通高校音乐教育发展加速崛起的原因之一。普通高校音乐教育的教育对象是非音乐专业的大学生，生源地属于不同的地域范围，且世界观、人生观都已基本形成，知识水平都达到了一定的层次，认知问题、分析问题、理解问题的能力相对较好，因而普通高校音乐教育迅速突显了其优势特征，也赋予了普通高校音乐教育以特殊的意义，具体概括如下：

1.地域范围的优势：社会学研究中关于地缘的概念，强调地理环境因素影响下对人所产生的影响。梁启超在《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一文中就曾以气候山川之特征差异，对住民性质、习惯及思想产生的影响展开论述[5]，可见地域性特征的差异对人的影响，尤其是思想行为上的差异性的影响巨大。而今天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普通高校在校大学生的乡籍差异已成常态，由此可见，普通高校音乐教育受教育对象也会在意识形态上由于地缘的差异而产生相互的差别。散分于各地的音乐形式既是传统音乐课程教学内容组成，倘若在课程教学的思路上将地缘差异上的特征转变为教学设计上的优势，针对性的借助这一优势资源发掘地域文化的内涵意义，普通高校音乐教育无疑具有先天的优势。

2.知识结构的优势：因为公共选修课的课程特性使然，来自各地的大学生聚首在普通高校音乐教育的课堂上。虽然除了地缘关系形成的差异外，专业方向、学识结构、思维方式的相异，也导致了他们在知识结构上差异的客观存在，但他们的知识结构和水平都达到一定层次，对问题的认知、理解和分析的能力较好，故而有能力在音乐本体的背后，通过深入发掘传统音乐产生的社会、文化、历史、哲学、美学等背景，探究传统音乐深厚的文化内涵。同时还可以发挥不同专业间的学科知识构建，以学科的多样化为研究团队组建的优势，实现学科知识的互补，以利于综合研究的开展与深入。

3.研究与创新优势：“普通高校音乐教育应培养大学生思辨、评价和批判各种文艺思潮的能力。”[6]普通高校音乐教育除以施行素质教育的本初目的之外，在全球化和各类思潮频频涌动的时代，更重要的是引导大学生以知识为基奠，充分地发挥能动性和创新性，培养独立思考、分析与评价的研究能力。大学生均处风华年少之时，思维的敏捷与精力的充沛是人生其他生理年龄阶段无可比拟的，如此时加之精神食粮的给养及有意识的方向引导，不仅能够丰富他们的学识修养，而且为自主性学习能力的培养和终身学习的理念培养打下坚实基础。当然，我们在乐观的同时，也需明确事物的两面性同样适用于到普通高校音乐教育，公共选修课中音乐课程虽为必选课，但学生在专业上、知识结构、音乐素养等方面存在的差异同样不容小觑，如不妥善引导亦会成为教学设计的羁绊。因此从事公共艺术教育的教师要开动脑筋，“变问题为优势”，充分发挥各个专业学生的能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化问题为手段”，激发大学生学习的兴趣，提升普通高校音乐教育的实施效果，为普通高校音乐教育的发展凝聚智慧和力量。

（三）普通高校《中国传统音乐》课程设置情况

普通高校音乐教育从无到有，从萌芽到崛起的历程中，用大量的实践证明了艺术教育在提高大学生艺术能力与修养、提升想象力、激发创造性方面不可估量的作用。“传承先进的文化，理解多元文化并保护传统文化，使大学生的审美价值取向对社会文化起到引领的作用，并对推动社会的进步产生重要的影响。”[7]因此中国传统音乐教学在课程的设置上，也不断地根据教学实际，从最初过于专业化的倾向，调整为依据教育对象知识背景的多元，强调综合性课程的开拓。就目前普通高校音乐教育课程设置中与传统音乐相关的课程而言，据笔者在北京、安徽、山东、江苏4省抽样调查的32所高校初步统计的结果显示，普通高校音乐教育的开课率近97%，较之2006-2007年笔者完成硕士论文之时所做的调查数据有了极大的提升，有名无实的现象基本杜绝；已开设相关课程的名称包括：《中国传统音乐导学》《民族民间音乐赏析》《民歌演唱与欣赏》《中国传统音乐概论》《民间歌曲赏析》《中国传统音乐》几种；课程名称虽然不尽相同，但教学内容都在学界界定的中国传统音乐的类目之中，区别在于教师于课堂教学内容设计上的侧重，多数院校侧重民歌和民间器乐的赏析教学。调查结果显示，普通高校音乐教育经历90年代后的稳步发展，已成为各高等学校公共选修课的重要组成，发展的形势喜人。不足在于：该课程的教学内容仅限于冯兰芳先生分层次逐层深入总结的普通高校音乐教育研究方法中相关音乐本体的教学，未能深入至文化层面、音乐美学与心理学层面、哲学与史学层面、社会学层面的相关理论[8]。缺失在于：就中国传统音乐课程教学内容的设计而言，目前几乎所有高校都是通过审美的方式引入音乐本体及其基本形态，只讲了传统音乐典型的基本样态而未将传统的流变、发展、遗存等问题深入探究，仅关注了音乐的“表象”，未能发掘“表象”背后还蕴含着中国传统文化深厚的文化传统，这无异于忽视了普通高校音乐教育的潜在优势，白白地浪费了优越的教学资源。扼腕叹惜之余，对普通高校音乐教育中传统音乐课程教学方式方法和内容的思辨则显得更为必要。

二、中国传统音乐在共时性与历时性双重体认

基础上的文化认知“任何一门科学或者学科，都必须界定其研究领域，明确内涵，还应寻求有秩序的框架对它进行科学的、有逻辑的分类，弄清其外延。明确内涵的方法是定义，弄清外延的方法是进行划分。”[9]“中国传统音乐是在我国漫长的农业社会中成形、积淀；在历代各民族音乐文化的传承以及和外来音乐文化的交融中创新发展；是数千年华夏文明的结晶。”[10]“中国传统音乐是指在中华民族大地上历代产生并大多（或少部分）流传至今，和在古代历史长河中由外族（包括属于我国的少数民族和国外民族）传入并在我国生根发展的一切音乐品种。”[11]从上述不尽相同的概念界定上我们可以大致归纳出中国传统音乐的总体特征：1.产生于农耕文化的大背景之下；2.成形于各民族音乐文化长期的积淀中；3.丰富于各民族音乐文化以及外族音乐文化的（我国的少数民族和国外民族）交融中；4.流淌于民族的血脉中且具有随势而变的特性。“学者们的已有成果显示了传统音乐是在由文化意识与制度体系构成的既定框架下为适应时代变迁而动态存在的象征符号。”[12]从这几个层面上来讲传统音乐自产生之时即在发展之中不断地变化，会随其文化土壤之变而变，会随多方交融的环境而变，会随积淀中与外界共生关系的相互调适而变。对传统音乐的概念做了概略性的总括，对外延的认知同样需要厘清。学术界对中国传统音乐类分的归纳有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研究所编著的《民族音乐概论》（1964年）中总结的五类论（即民歌和古代歌曲、歌舞与舞蹈音乐、说唱音乐、戏曲音乐、民族器乐）；1990年王耀华先生在《中国传统音乐概论》中提出的四类论（即民间音乐、文人音乐、宫廷音乐、宗教音乐）；袁静芳先生在五类论的基础上增添了佛教音乐、道教音乐、祭祀音乐而形成的八类论[13]。从上述几种主要的分类法中五类论及八类论的关系一脉相承，区别在于八类论中融含了宗教和祭祀音乐，四类论中以民间音乐囊括了五类论的5个部分，加上部分民间音乐形式兼具歌舞乐三位一体的特征而补充进了综合性乐种，6个部分将其统称为民间音乐归于一大类目，据此也帮助我们理解普通高校传统音乐课程名称的纷杂性的根源所在。几种不同的分类方法分别是以传统音乐产生和使用的场合、创作和欣赏群体、音乐的功能性意义的差异等为依据。就传统音乐的功能性而言，其伴随着劳动人民的生产、生活的过程而产生，随着社会的演化而产生、消解、变异着某些功能。如原始状态下的作狩猎、交流、鼓舞的呼喊状的实用，衍生作表达悲喜、陶冶性情的审美，还有早期以礼的形式存留在宫廷，后又流转到民间作祭祀音乐的社会。“虽然在社会的演化过程中，某些功能可能减退，某些功能得以凸显，但是功能性的一直存在是毋庸置疑的。……在延续了数千年的祭祀文化、礼乐文化中，音乐的功能性意义显而易见，它已经成为一种文化的符号。”[14]

三、普通高校传承传统音乐文化的使命感与紧迫感

全球化的不断深化，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的交融愈加深入。自20世纪20、30年代后西方音乐文化以强势的姿态植入于学校音乐教育之中，虽然那是当时社会形势环境下国人的主动选择，但回观传统音乐文化生存和发展的土壤，“西方音乐文化在历来最容易产生文化变异的城市中占据了主导地位是一个不争的事实”[15]。当西方的观念与西方视角大举“侵犯”我们看待传统的眼光时，“当西方音乐文化进入的时候，强调的就是‘为人’的、作为审美功能的音乐”[16]对音乐的审美功能性的关注逐渐消解了我们对音乐社会意义的思考。随着封建制度的解体，传统以“礼”的形式转移到了民间，中国传统音乐的“大传统”由至20世纪初止“在农耕文化的大背景下，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其音乐文化有着相当程度的一致性”的特征逐渐消解[17]，在几千年来中国音乐“大传统”的社会意义逐渐消退、审美意识渐次增加的现实环境下，其发展开始转向当下民间的仪式用乐之中。在功能性意义的背景下延续着几千年来的遗存，显现于今天具有逐渐消解之势的礼俗仪式用乐之中。因此我们不得不说在意识形态领域，特别是“精神层面”全面科学化的背景下，传统音乐无法再继续生存于现代语境之下，虽传统究竟是将部分变形发展还是消亡于其中我们不得而知，可我们应该清楚的意识到传统未来的命运堪忧。在所谓先进文化理念中以审美为先导的意识观念支配着传统音乐教学的现实面前，我们应该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历史上的主流传统、现在以非主流的形式存在于乡村社会的音乐文化，一直是多重功能性并存的，这种多重功能性的存在恰恰是中国音乐文化的大传统”[18]。因而从这个层面分析，“礼失而求诸野”的命题并非空穴来风，“诸野寻乐”亦是历史赋予高校音乐教育的重要使命。普通高校中国传统音乐课堂教学的内容，必须要突出和强调普通高校传统音乐教育的文化意义，引导大学生在认知传统音乐本体层面“表象”的基础上，深挖“表象”背后的意义。作为文化传统的生成、发展、变异、演变的内驱力和原动力，从共时性和历史性双重认知的前提下全面的认识和把握中国传统音乐发展的脉络，认知传统音乐社会的消解、关注传统依存环境的变迁、洞悉现代语境下传统消解无力感的原因、承担起传承中国音乐传统的责任，增强大学生对中国传统音乐及其文化的深度体认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认同感与自豪感，这方是在普通高校实施传统音乐教育的真正意义和价值所在。

四、普通高校音乐教育视域下传统音乐课程教学内容的延伸及实施途径

（一）传统音乐课程教学理念的延伸

中国传统音乐的发展犹如一条数千年绵延不息的河流，在漫长的历史积淀中不断丰富着自身的发展形态与内容。“作为一个民族的文化创造，总是连贯古今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民族文化形成的历史长河中，都伴随着音乐文化的产生、发展、演变、衰亡的过程。传承性的运动规律是音乐文化延续、生存的根本条件与特征。”[19]因而传统音乐的文化属性中既有艺术形式所共有的实用功用和审美功用，又兼具重要的社会功能性特征。1987年邵光琛先生即提出“传统音乐并非音乐传统”，学界对此多较为认同。“传统音乐是指历史上存在过的或是历史上产生而又流传至今的具体乐种和乐曲；音乐传统则是一个不断变化、发展的开放系统，既源自远古，又指向未来。”[20]既然音乐传统的涌动是推进传统音乐之河汇流发展的动力源，那么作为教育行为的实施者，教学理念假如仅仅局限于对音乐本体的表层的鉴赏与教授，则有舍本逐末之嫌，割裂了音乐本体、音乐现象与音乐文化间的联系，也忽视了传统音乐与音乐传统的互通共融性。“长期以来，我们的音乐教育被限制在音乐理论知识性传授和形式的抽象分析方面，使音乐教育成为悬浮在表层的纯技术操作，……在普及教育中，它只能使人们获得有关音乐的种种知识和技巧，而很难得到对音乐深层的鉴赏能力与美感趣味，造成这一状况的关键在于将音乐与文化分离。”[21]普通高校传统音乐教育同样需要引导大学生结合自身的地域优势、学识优势、精力优势、创新优势，“把握中国历史和当下‘民间态’客观存在的关联相通，理念调整很有必要，如不能做到这一点，学界提供给学子的就是不完整的传统音乐文化样态，难以对音乐文化传统产生认同。”[22]此处“学子”置于普通高校音乐教育的语境下的意义性更加凸显，当代大学生施以传统音乐教育目的之一就是“立足于音乐的本体，向相关文化拓展，使大学生认识音乐艺术形式在历史进程中的演变、沿革和发展过程，音乐对时代和社会所产生出的深刻影响，理解音乐中广阔的精神内涵”[23]，引导更广泛的大学生群体，以多元化的知识结构研习和思辨中国音乐文化的传统，让更多的学习者通过对中国传统音乐及其文化的感知，体认其深厚的文化内涵。

（二）传统音乐课程教学内容与形式的延伸

不可否认，在普通高校音乐教学中，对中国传统音乐经典作品的学习的确不失为让大学生尽快了解中国传统音乐，增强大学生对优秀的传统音乐文化的认同感的好方法，然而，倘若在普通高校音乐课堂中仅仅将中国传统音乐的教学局限于此，则未免太过保守，亦有悖于普通高等学校音乐教育对象知识能力水平提升发展的规律。故而普通高校传统音乐教育既要关注传统音乐中多类分的经典曲目的教学，又要关注音乐本体所蕴涵的文化传统，还要关注中国传统音乐发展与演变的脉络，关注在西方强势文化的倾轧与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环境的演变中传统音乐的消解、演化、嬗变的过程与规律，关注“失于诸野”之传统的前世与今生，以文化的自觉关注传统之未来。

1.品评：普通高校音乐教育的核心目的在于通过音乐的方式塑造更加美善的“人”，提升大学生的艺术修养是其要务之一，学会对艺术价值的品评乃是要领所在。“中国的传统音乐实在并不是一切都好，许多传统音乐出现危机，甚至濒临淘汰的边缘，那是它们不能适应今天中国人的需要，是无可奈何的事，当然我们今天完全有可能将这些祖传的宝贝都原封不动的保存起来……只要对今天的中国人的文明发展有利，该淘汰的由他淘汰，该继承的认真继承，该吸收的努力吸收，该借鉴的大胆借鉴。”[24]与封建社会制度有着密切共生关系的传统音乐，在内容与形式上必定有在制度的缺陷和弊端下衍生的“糟粕”，其现实样态必定有良莠杂陈之态的呈现，因而普通高校在传统音乐教学内容的选择上必须以谨慎鉴别和挑选。课堂教学内容上对经典作品的介绍与教学安排无疑秉承了去粗取精的要旨，倘若能在教学内容设计上加入对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发展与演变的现实与分析，借助对这一问题的引入和分析，为大学生更加全面的了解传统音乐与传统音乐文化的全貌与发展大有裨益，通过这种方式使大学生学会正确认识和对待传统音乐文化的发展与演变，学会用发展的眼光对待传统音乐在形态上的变化与融流，学会甄别与品评传统音乐中的精华与糟粕。

2.辨析：环视中国传统音乐发展的文化土壤，其本初样态是与中国的农耕文化和封建制度长期并存的，但随着封建社会的解体、时代的进步、现代化进程的推进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与其有着共生关系的中国传统音乐在内涵和外延上也有了较大的拓展。传统不仅存在于广义上被赋予的音乐形式之内，也以仪式等形式存在于广袤的田野之间，对于中国传统音乐而言，其样态的呈现一定是同传统音乐生存与发展的文化生态环境密切相连，随其文化生态环境的变化而不断衍生与嬗变，故而对中国传统音乐在概念上的理解应该是变动和发展的。对传统音乐本体的关注固然是基点，但却不可固步自封，止于基点，而要以基点为中心发散辐射至传统音乐的“前世”“今生”与“未来”。学会分析，就是要通过普通高校传统音乐课堂教学理念与内容的延伸，使大学生能够以清醒的头脑认识到传统音乐形态的蜿蜒与嬗变，清晰明了的洞悉我们的传统究竟是怎样的，我们的传统文化究竟是怎样的，我们的传统音乐究竟又是怎样的，清楚而自觉的探寻保护传统音乐的方法。

3.创新：创新是教学形式上的创新，重视学生主动性的提升。当然上述对传统音乐教学内容与教学形式的延伸会给教学本身带来一定的困难，尤其是在教学实践过程中对教学目标的设定、教学内容与形式的安排、教学的准备工作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师准备教学的工作量会无形增大数倍，而且对传统音乐本身前世今生的清醒认知也成为普通高校传统音乐课程教师的必备知识。但作为普通音乐教育的实施者通过这种方式“授之以渔”对普通高校传统音乐的教学效果意义巨大。普通高校传统音乐课程除了关注学生知识能力水平的培养之外，更重要的是要通过教学活动引导大学生的求知欲、探索欲、创新欲，通过激发大学生的多重潜能而促其自发、自觉地实现自我修养的提升与完善。通过对普通高校传统音乐课程教学手段的拓展和延伸，帮助大学生利用地域优势以及自身知识结构等有利条件，自觉地将传统音乐与文化联系起来，与民俗联系起来，提升自身学习的主动性与创造性，调动学生学习的自主性与积极性。传统音乐教师不妨突出课程内容的主题性引发学生思考，使大学生通过自主学习活动为介质围绕教师预设的传统音乐相关主题展开深入的研究，通过对数据的搜集、整理、分析、归类获得阶段性心得，通过课堂讨论、成果展示与教师方向性的引导，锻炼大学生的思维能力、研究能力、自主学习能力、表达能力、思辨能力、创新能力等多种潜能的开发，通过实施传统音乐教学的过程实现传统音乐文化的传承与大学生创新精神的双赢目标。如果说高校教育是育人、树人的重要手段，那么普通高校音乐教育则是完善人的重要途径；如果说传统音乐的本体样态是陶冶大学生艺术情操的有力工具，那么传统音乐随其文化生态环境嬗变的样态则是帮助提升大学生文化自觉的有效手段；如果说普通高校传统音乐课程在内容上对音乐本体的关注是教学的根基之上繁茂的大树，那么对普通高校传统音乐课程教学内容与形式的延伸则是枝繁叶茂之中累累的果实。通过对普通高校传统音乐课程教学内容与形式的反思，意在以普通高校传统音乐课堂为阵地，充分利用普通高校教育对象所具的地域等优势，在明晰中国传统音乐“前世”与“今生”的基础上“诸野寻乐”，使大学生在学习了解的同时，以文化的视角深入对其的认知，在历史和文化的双重考量下，达到传承之目的，探寻中国传统音乐发展的“未来”之路。

作者：党兆曌 单位：宿州学院 音乐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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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李西安.对音乐传统传承、变异与创新的再认识[J].人民音乐，2003，（12):19-23+63.

篇10

关于高等师范音乐教育改革的问题是常谈的老话题。声乐教学作为主要专业学科也随着改革进入一个新的台阶。新形势下对高师教育人才培养的要求，在知识储备与应教能力上都有所提高。从高师声乐教育教学内容设置上看，基本沿袭着传统的音乐学院声乐专业教学模式，缺乏声乐技巧、歌唱理论相关学科的横向联系，师范与非师范教学内容划分不明显，存在重技能轻文化、重单项轻综合、重单一轻多元的弊端。

一、新形势下高等师范音乐教育

（一）我国高等师范音乐教育的现状

在全国的高等师范院校中，音乐教师教育专业出现得比较早，有完善的教学大纲和成熟的教学模式，但伴随着基础教育积极改革的步伐，以此自足、不求创新、因果循环造成音乐教育理念陈旧、模式僵化。我们要认真思考研究，不断推进高等师范音乐教育的新理念、新要求、新目标、新方法。目前有很多高等院校还是按照老的教学观念模式，已经出现与基础教育的要求脱节的现象，直接影响了音乐教育的发展进程。高等音乐教育中出现的问题日渐突出，已无法适应社会需求的专业能力与实践能力并存的良好发展，因此高等师范音乐教育的发展应该与基础音乐教育的发展有机地成为一体，既有共性也不失特性。

（二）高等师范音乐教育的特色与培养方式

高等师范音乐教育是面向中专、中小学培养音乐教师队伍，其教学特色在于培养音乐教学师资，具有师范性的功能。从广义上讲，音乐教育的教学，是从感性上感悟体验，从理论上去认识把握音乐的本质。高等师范音乐教育与非师范性音乐教育不同的是让学生真正意义上做到传承，即学到手、用得好、传下去，是实践与理论并重的一项学习。

（三）高等师范音乐教育对社会的影响

高等师范音乐教育每年向社会输出大量的音乐教育工作者，是影响国家文化事业发展的重要血脉，也是从根本上改变本民族的国民音乐教育、学校音乐教育和儿童音乐教育的重要力量。音乐教育改革以来，众多高等师范院校为弘扬民族文化，地方师范院校引入本土音乐资源是目前高校音乐教育专业的要求，从而突出强调国民音乐教育、业余音乐教育和学校音乐教育。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音乐艺术对城市文化的发展促进作用日渐突出，促进群众文化繁荣，推动文化产业良性发展。现阶段群众声乐文化已成为人民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呈现文化多元、艺术多样的发展趋势。群众文化的发展与繁荣归根结底要靠音乐文化人的队伍建设，依靠大众喜爱的、有影响力的、有高素质文化艺术修养的文艺工作者来组织建设，这就给高师声乐培养人才的要求带来更大的挑战。就业形势的严峻也给高师声乐人才培养和教学内容的发展带来了考验，高素质的声乐教育工作者既要懂得声乐专业技术，又能进行声乐艺术实践操作，毕业生专业素质的高低将直接影响市场岗位的竞争。

二、高等师范音乐教育的声乐教学

（一）我国声乐教学的发展

我国声乐艺术在古代就有很高的成就，如韩娥的“余音绕梁，三日不绝”。《礼记·月记》中关于歌唱气息的运用、行腔、吐字以及情感抒发的记载；《诗经》将民歌汇集；屈原的《楚辞》；中国说唱音乐鼻祖《荀子·成相篇》等。高等师范声乐教育在不断改革，声乐教学不仅停留上个世纪20年代受欧洲文化影响，以美声方法演唱风格占据主要院校优势，洋为中用。声乐教学更好地借鉴了西方融合多元素的民族唱法，更多地融入中国特色的民族音乐，成多元共生的状态。声乐教学以独特的个性跟国际接轨，声乐教学研究的不断发展，使之更科学化、系统化、理论化。

声乐艺术虽不能通过具体的概念言语来形容，但可以结合听觉，是用声音与语言来表现音乐的形式。音乐教育是感性透过理性的认识，有意义且科学地传递给他人，从而得到体会的学习过程。声乐教学也是一种审美的体验。

（二）高等师范音乐教育声乐教学课程设置的思考

音乐教育相关课程设置包括公共必修课、专业必修课、选修课、实践课四部分。其中公共必修课包括基本原理概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形势与政策、大学外语、计算机基础及应用、体育、教育学、心理学、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法规等课程，约占总课时的33%；专业必修课包括14门课程，其中师范必修声乐、师范必修钢琴、师范选修主科、学校音乐教学论与教材教法、合唱与指挥、钢琴即兴伴奏、中国音乐史与名作赏析、外国音乐史名作赏析、和声、曲式等10门课程为核心课程（或称为学位课程），课时约占总课时的44%；选修课包括专业选修课和公共选修课，课时约占总课时的17%；公共选修课分为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教育科学、艺术素养类四个系列。要求学生至少选修10学分的公共选修课，约占总课时的5%，文科学生至少应选修2学分自然科学系列的课程，其他学分可以任选课程修读，如意大利语、歌曲写作、音乐课件制作、教师技能、形体、论文写作等，课时约占总课时的11%；实践环节构成主要包括教育实习、社会实践、军事课（含军事理论教学和军事技能训练）、学年论文、毕业论文等实践活动，为必修学分，课时约占总课时的6%。其一，公共课门类多，缺乏弹性、开放性，学生觉得枯燥，很难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修感兴趣的课程。其二，占据了学生自主学习专业技能的时间。专业必修的设置虽然丰富，但是由于课程独立性强，学生很难将学科与学科之间纵向贯通，比如曲式、和声、复调的学习为歌曲分析、声乐演唱打下坚实基础，但是对于学生来讲，很难去将这些学科之间进行横向联系。其三，音乐教育的理论课程更多的是对教育学、心理学和音乐教学法的导论，提出的是教育的共性问题，并没有对声乐艺术的个性问题进行理论教育，如声乐教学法、声乐艺术史、声乐作品分析、声乐心理学、声乐美学的开设，理论基础课程的缺乏，学生毕业后只会弹、唱，却不懂如何教。高师音乐教育应该打破学科分割状态，注重学科之间的纵向、横向联系，相互交叉、相互渗透。

高师声乐教学不单单是教唱，更注重歌唱技巧的理论性指导，声乐教学的任务不仅是培养学生能够范唱中小学音乐教材歌曲的能力，还要有声乐教学的能力以及根据音乐教育的发展能够为社会娱乐实践发挥特性的能力。必须掌握大量的声乐理论知识与教学方法，还要具备一定的舞台表演实力。

（三）高等师范音乐教育声乐教学课堂上的几点思考

1.课堂发声的重要性

声乐教学课堂大都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发声，二是歌曲演唱。声乐是一门长期积累、不断练习的一个过程，考验培养学习者的耐心与毅力。发声对于初学声乐非常重要，有助于训练巩固发声肌体。由于现在高校低年级都是小组课，学生多，课堂练声时间匆忙，忽略了学生的发声时间，更侧重的是学生歌唱作品的完成，这完全是一个误区，好的歌唱习惯来源于基础，通过练声可以使发声的各个器官不断调节使之协调，更好地为歌唱奠定基础。

2.培养良好的歌唱习惯的重要性

树立正确的声音观念是十分必要的，良好的歌唱气息可以调节喉头的稳定，以更好地打开喉咙建立良好的声音位置。初学者更多的是靠教师的听觉感受及经验，巩固自己的声音位置，通过长期的学习可以自我总结科学正确的发声方法。

3.教师审美能力培养的重要性

歌唱是对演唱作品的二度创作。声乐艺术的魅力在于有很强的表现力，一种情感的抒发，体现人类精神、文化、情感的丰富世界。这就要求声乐教师在课堂上不仅要具备范唱能力，而且要具备对歌曲乐谱的演奏能力。目前很多高校音乐教育声乐专业的钢琴伴奏没有专业的指导教师，考试或参加比赛时大都为学生相互伴奏，有利的是学生可以加强钢琴伴奏能力，但毕竟学生的弹奏能力参差不齐，对歌曲的理解能力、演唱技法程度也不如专业声乐教师，所以课堂上教师的演奏可以带动学生歌唱的情绪，因此音乐教育系声乐教师培养钢琴伴奏能力是非常重要的。

4.运用高科技手段的重要性

随着网络科技的发展，社会对声乐人才的需求越来越高，要适应科技化发展，运用数字化手段辅助声乐教学，数字化就是把电脑、投影、录像机、摄影机投入到教学课堂中，使原本抽象的声乐教学变得更加科学，不仅能够使学生清楚地认识歌唱原理的本质，还能运用软件对歌唱作品分析数据，对完整的歌曲演唱进行数据分析，能够使歌唱完美化，加强学生审美体验，提高声乐教学质量。

5.培养适应实践的重要性

制定一系列的考核检测方式，注重理论技能实践。在原有声乐考核的基础上增设小组唱、二重唱、表演唱、小型四声部合唱歌曲的能力考核标准，完善教育实习的规划体系，增加实习量，有针对性地建立自我实习档案。

（四）高等师范音乐教师所具备的能力

在当今高师教育改革的新形势下，对高校声乐教师有新的要求，不仅要具备扎实的专业理论知识、相关学科基础技能、自身专业修养、良好的师风师德并具备一定的科研能力。在勤于参加社会实践跟上国家整体文化发展的同时，不断更新教育观念，同时还要具备较强的教学能力和科研能力。做到以教师为主导作用，学生为主体的教育。作为一名新时期的高等师范乐声乐教师更要树立终身学习观念，根据声乐艺术的不断发展，不断丰富自身专业知识储备，掌握声乐相关领域的发展变化，以及国际国内前沿问题，加强自身艺术修养，与时俱进，以适应高师声乐艺术教育改革和培养新时期艺术教学人才的需求。

三、对高等师范音乐教育声乐教学改革的建议

（一）声乐教学的发展要突出学科知识、技能技巧、相关文化的整合与融合

目前，我国大多数高等师范音乐教育专业的学生都是以器乐、声音为在校主修必修科目之一，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都很重视专业课的学习，但是有个师范特色问题，师范类的声乐教学除发声，演唱训练外，还需有一定的声乐教学理论知识，如声乐发声基础原理或者歌曲的音乐分析等，这样才具备科学的教育教学性。

（二）声乐教学的题材要丰富，内容要具有全面性，侧重体现本土音乐文化

学生在接触演唱曲目上，不要像非师范声乐专业那样有严格的声部划分、音色划分，着重演唱某种风格的歌曲。要多听、多唱、多积累声乐作品，增强范唱能力。同时，作为教师，要为学生提供广泛的学习素材，接触各种风格的音乐，激发学生学习热情。

（三）在声乐课程教学过程中各有侧重、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相互促进

学生不仅在独唱中唱好，合唱中也要唱好。加强合唱、合奏课的教学，让学生感受到作为合唱中的一员，要如何组织进行训练，如何带动整体，同时学到指挥技巧、排练方法等，开拓思维，有创造力，更好地运用于社会及毕业后工作岗位的自我发挥。

21世纪，高等师范声乐教育培养的目标由精英化走向大众化，单一的培养目标已不再适应社会的需求，多元的声乐文化蕴涵哲学、美学、社会学、艺术史学、人文科学等，使人们对声乐的审美有更深刻的认识。高等师范声乐教育声乐人才培养课程设置将以就业为导向迎合社会需求，使学生毕业以后能够运用自己的知识储备适应行业领域需求，提高组织能力与创造能力。高师声乐教学研究的发展是要紧跟大方向，特别是音乐教育专业的声乐教学，因为这是一个特殊的专业，其掌握着国家基础音乐教育的发展方向的命脉，是培养音乐教师的源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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