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象研究生论文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气象研究生论文，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一、问题的提出

著名的营销专家MariaSicola[1]认为由于房地产开发、销售及产品固有的一些特点，使房地产业更需要市场营销。然而不少房地产企业的营销观念落后，忽视营销管理，轻视营销人员形象等，结果使企业形象受损，造成了重大的损失。这些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在于房地产企业缺乏正确的营销理论和营销形象理念的指导。随着房地产市场发展水平的提高，房地产企业的营销形象日益受到重视，其好坏直接关系到企业的成败。[2]如何面向市场、面向公众塑造房地产企业的营销形象，获得公众的认同和顾客的忠诚是赢得营销竞争胜利的关键。本研究旨在根据房地产企业营销形象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探讨提升策略。

二、房地产企业营销形象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本文通过自编的《房地产企业营销形象》问卷调查了600名公众，收回有效问卷442份，对数据用SPSS11.0社会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发现目前房地产企业营销形象总体上是正面的，但仍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具体表现如下：

1、营销观念相对落后。调查显示有有44.1%的内部公众（118人）认为本公司目前采取的营销观念主要是市场营销观念，其次是产品观念；外部公众的评价较为一般（平均数为3.61分，5分为最高评价），这说明一些房地产企业无视市场、企业自身或顾客的要求，从开发商利益出发，片面追求利润，降低消费者价值和满足程度的观点。

2、营销管理科学性不强。根据调查，公众对房地产企业管理形象的评价平均为3.5分，说明在对待消费者的营销理念中，有时企业为了自身利益而损害顾客利益，在楼盘的建造上偷工减料；有的堆砌太多的承诺而失信于人。

3、营销资产价值不高。房地产企业营销资产主要包括企业信誉、环境、产品品牌等。在对营销资产的评价上，内外部公众有较大大的差别（相差0.3分），表明部分房地产企业在营销过程中，违反市场规则和营运规范，使外部公众丧失信任感；营销环境脏乱等不文明现象。

4、营销人员的形象有待于提高。在调查中发现外部公众对营销人员的评价偏低，平均为3.5分，这说明营销人员在知识结构、礼节、服务等多方面都存在问题，如服务态度不好；仪容仪态需改善；知识需要扩充；沟通能力尚需提高。

5、房地产产品的质量需要提高。“产品质量”是指住宅的整体质量，包括功能质量和建筑质量。

在调查中，我们发现一些公众对房产品的质量持怀疑态度（20.1%），有些房地产企业的楼群间空间排列关系、绿化、污染、基础配套设施等不能给使客户有一种放心感、满意感。

三、房地产企业营销形象的提升策略

1、树立合适的市场营销观念

从市场营销理论出发，结合房地产产品的特殊性，企业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确立房地产营销观念：开发企业肩负着改善人居环境，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任；承担着实现城市规划，塑造城市形象，改变城市面貌的责任；在拉动经济，促进经济繁荣中扮演重要角色；树立“以人为本”的思想，克服一切从开发商利益出发，片面追求利润，降低消费者价值和满足程度的观点。

2、加强对营销管理形象各因素的剖析，提升营销管理形象

（1）明确营销形象的定位

房地产公司营销形象的定位关键在于占据消费者心灵，对消费者的心灵把握得越准，定位策略就越有效。成功的定位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将定位信息有效地传达到消费者头脑中；二是定位信息是否与消费者的需要相吻合。

（2）协调组合各种营销手段

开发商对媒体的选择和组合是根据地域环境、人文资源和项目情况而定的。在较小城区，居民比较集中，对楼盘的宣传采用路牌广告的效果最好。如在报刊、电台、电视台上做出售广告；公开张贴广告；借助展示会推销；亦或向邻近地区的居民打电话或上门推销。如果房地产需求特别大，房地产商只需在其所要出售的房地产产品上挂一个“专供出售”的招牌即可。此外，销售商也可以开展形式多样的促销活动，增强包装意识，也可以把文化体育活动引入楼盘销售。

3、提高营销资产价值

（1）提高房地产企业营销守法形象。它主要是商品住宅销售合同、预售的合法性等方面的综合体现。商品住宅销售合同应体现买卖双方平等原则，不能因为客户不懂“专业”或疏忽而把一些不平等条款强加给客户。开发商在整个销售过程中的规范操作、遵纪守法，将使客户产生一种信任感。

（2）改善营销环境形象。环境形象主要包括房地产开发企业工作环境、住宅小区项目施工现场环境和售楼处环境三个方面。它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出一个企业的整体管理水平、经济实力和精神面貌。

（3）加强房地产企业品牌或产品品牌的建设与管理。

房地产品牌与其他领域的品牌创建内容基本是一致的，[3]但基于房地产品牌的特殊性，房地产品牌在创建时应该特别注重设计房地产品牌的识别系统、塑造房地产企业的品牌形象和打造房地产企业的品牌关系等。

4、提高营销人员的素质和能力

首先，对于销售人员的管理，笔者建议采取“竞争制”的销售模式。这种模式能集中销售人员在工作时的注意力，时刻关注现场动态；同时可以提高销售人员的竞争意识，由以前的等待客户变成迎接客户。

其次，加强房地产企业营销人员素质的训练。提高礼仪修养，包括个人形象如整洁的仪表、亲和力较强的仪容等，电话礼仪，接待顾客时的礼仪等。

最后，提高销售人员的综合能力。通过多种渠道来锻炼销售人员的创造能力，判断及察言观色的能力，自我驱动能力，人际沟通的能力，从业技术能力，说服顾客的能力等。

5、提升房地产企业营销产品形象

对于房地产企业来说，要提高产品形象，笔者认为：一是建立顾客回声系统(ECHO)[4]。顾客回声系统用来倾听消费者心声，包括疑问、抱怨、建议等，而后根据这些意见和建议对楼盘进行改进。二是制定具体的楼盘品质控制标准。毁掉不合格的楼房，且保证楼盘品质和消费者的期望相一致，甚至超出。最后要建立楼盘品质管理的激励机制。如建立相应的组织品管会，设立品质奖金、品质勋章，对优秀的执行者予以奖励，在企业内部创造一种重视品质的良好氛围。

参考文献：

[1]Anonymous.NoDrasticDipforRealEstate,ExpertsPredict.BuildingOperatingManagement,2001,48(3):16.

篇2

从国内外关于元认知理论的整体研究来看，包括有多方面的综合因素，尤其是认知发展心理学与社会心理学等方面的发展。在声乐教学中，国内外关于声乐教学中的元认知理论有着一定的发展阶段。从国外关于声乐教学元认知理论的研究来看，其中，著名的理论研究家皮亚杰做出了相应的解释，他认为，社会相互作用的经历产生了认知上的冲突，在这种冲突作用下，就形成一定的不平衡的驱动力。因此，在社会认知能力上，就可能出现相应的误差，会产生对社会认知与个体行为中的一些调节作用。

从这些综合性的理论研究来看，皮亚杰的观点为国内在元认知理论的研究上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与方法借鉴等方面的有力条件。在国内声乐教学过程中，对元认知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人的知觉、角色知觉、群体知觉等方面的内容，这些内容在整个发展过程中结合声乐教学的发展过程中，没有更多的融入一些创新性的发展，因此，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从自我研究的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来看，在自我发展突出的声乐教学理论中，为进一步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提供更好的舞台。

二、关于元认知理论的整体简介

从目前国内外关于元认知理论的概念分析来看，尤其是结合声乐教学的整体特点，突出在文化差异、知识差异、个性差异等方面的不足，这样，可以结合声乐教学的整体需要，在发展之中更好的推动元认知理论的发展。

从国内外关于声乐教学中元认知理论的整体概念来看，对元认知理论的定义上，不同的学者从不同角度产生了相应的研究价值取向，因此，出现各种不同的信息定义方式。从信息加工心理学的发展研究来看，对于元认知理论在所有影响个体对信息的获得表征与提取的因素来看，对这些过程与知觉者的判断之间的关系形成相应的思考。在社会心理学的发展上来看，国外研究者认为声乐教学中的元认知能力是一种特有的观点，主要是对认知过程的理解，形成认识人的复杂的社会行为的关键。有外国学者提出，元认知的主要对象是人以及人类的相关事件，主要是突出在具体事件中的行为知识的认知能力，尤其是在对他人的心理状态、行为动机等方面做出的准确推测与判断的实现过程。

三、元认知理论在声乐教学中的研究综述

在关于自我中心的研究方面，主要是强调在主客体的实现过程中，通过多元化的研究模式，尤其是在在自我中心主义的研究中，在认知结构的不断完善中，要逐渐从自我中心中解脱出来。从国外关于这一方面的论述来看，最主要的就是要形成一种发展变化的心理状态模式，尤其是在儿童发展阶段，要结合不同年龄阶段的特点，形成一种相应的自我实现价值。尤其是在声乐教学过程中，侧重于在形象塑造、素质提升等方面的综合素质培养，加强学生在声乐学习中的个性化模式，并从教学手段的创新中，采用开放式的教学手段，结合学生的自我中心特点，可以更加全面的促进学生整体能力的提升。

在国内关于元认知能力的研究中，主要是强调自我中心意识的不断完善，尤其是在声乐教学过程中，要注重将声乐理论知识与实践锻炼相融合，注重在整体知识的培养中，形成心理学发展与个性特点的融合，形成一种“从他人的眼中看世界”或者是“站在他人的角度看问题”的主题观点。因此，在声乐教学中，这种观点采择与自我中心的对立，就是突出在判断的歌城中，能从多角度方面去思考学生的综合能力，尤其是在元认知的核心地位中，追求声乐教学与儿童心理学的兼容性，这样可以更加全面的形成整体知识的进步。

四、社会认知研究的基本趋向

篇3

中图分类号：G64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6）21-0154-02

高校研究生教育担负着培养高素质高质量人才和接班人的重任。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是研究生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培养社会主义优秀人才的基石。随着社会的日益开放以及新媒体时代的到来，多元社会思潮在我国高校的存在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加强和改进高校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尤为重要。当前研究生思想政治状况总体呈现出积极、健康、向上的良好发展态势，但也存在着研究生政治信仰缺失、价值观念模糊、理想信念淡薄，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僵化、方法落后、学用脱节等问题。针对这一情况，学习和研究关于思想政治教育方面讲话精神，并以此指导高校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探究提高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对策，从而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优秀后备军。

一、新时期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新时期对研究生思想政治方面的要求越来越高，国家需要的是有着坚定的政治信仰和崇高理想追求的新时代青年，是有着较高的专业化水平和高尚的思想道德的全面人才。如今，我国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时效性不高，没有达到良好的教育效果，在研究生、教师队伍以及思想政治教育体制等方面反映出许多问题。

（一）研究生群体自身存在的问题

1.价值观念模糊。研究生价值观念模糊是思想政治教育中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全球化浪潮中，文化与思想的交流和融合，使我国的主流价值观念受到强烈的冲击。“西方的价值观、人生观、道德观会不断渗透进来，对于思想不成熟、‘免疫力’较差的一些研究生来说，很容易受到其负面影响。”[1]当前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不足，主流价值观教育不到位，导致研究生的价值观极易受到各种价值观念的左右而发生摇摆，对我国提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缺乏认同感，而把西方社会的一些价值观念奉为自己的行为准则。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定位不明确，价值取向多元，价值观念不清晰等问题，使得研究生很容易驶向错误的轨道，严重危害着研究生的健康发展和未来社会建设。

2.政治信仰缺失。研究生政治信仰缺失是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一个重要挑战。西方社会各种思潮流入我国，直接影响着研究生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信心。他们对西方的普世价值过于推崇，对社会主义制度认同略显不足，有些甚至持怀疑态度，不能全身心投入到祖国的建设中，阻碍着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顺利进行。当今社会矛盾凸显，许多研究生在面临就业、结婚、住房的压力时，因思想过于偏激，缺乏坚定的政治信仰，对国家体制、政策等信心不足，极易出现扰乱社会秩序的过激行为，甚至导致犯罪，影响着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因此，不仅要有效抵制不良思想的入侵，还要加强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坚定政治信仰，增强其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认同和信心，努力形成建设社会主义的强大合力。

（二）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队伍的问题

1.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不足，工作落实不到位。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师承载着全校师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许多高校对其重视程度不够，师资投入不足，教师引进速度迟缓，于是出现了“生多师少”的局面。他们常常超负荷工作，疲惫的授课降低了课堂质量。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工作落实不到位也是思想政治教育效果不佳的重要原因。如今大多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是一批年轻的队伍，他们有着较高的理论功底和科研能力，但是缺乏实践经验，单纯传授理论知识，所讲内容空洞乏味，缺乏感染力，难以起到思想引导的效果。而那些富有经验的教师或者退休，或者调到行政职能部门，这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的一大损失。

2.没有充分发挥导师在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当前研究生教育中，导师的积极作用没有充分发挥，尤其忽视了对学生思想政治方面的教育。教书和育人是导师的两大基本职责，导师对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首要的责任。受研究生扩招的影响，导师带的学生数量增多，很难兼顾到学生的各个方面，在思想政治教育中难免会有疏漏。有的导师只看重学生的学习成绩，把大部分精力放在了学生学术科研上。还有一部分导师，他们在乎的是自己的科研成果，不舍得把时间花在学生身上，没有担负起应尽的职责。因此，充分调动研究生导师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任务。

（三）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体制的问题

1.对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重视不够，工作体制不完善。在我国研究生教育中，许多高校把分数、科研作为衡量研究生的主要标准，对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不够重视。在当今社会这个大染缸里，各种思潮混杂，青年的价值观还不稳定，受各种不良思想的误导，容易走入歧途。部分高校对学生的生活现状、思想状况、感情问题关心极少，导致了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缺乏。随着研究生人数和规模不断扩大，过去授课模式及运作方式很难跟上新时期研究生发展的步伐。课程授课模式、师资力量分配、课堂管理方式、教育资金投入等方面还存在很大的问题。这就直接导致了思想政治理论课授课质量不高，教师工作的积极性下降，从而降低了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引发了研究生思想政治方面的各种问题。

2.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内容陈旧，形式单一，缺乏创新。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伴随着高校的创立而产生，并一直延续着传统的教育内容和模式，缺乏创新，直接降低了授课效果和研究生听课的积极性。研究生是新时代的青年，更需要一些新鲜空气的注入。陈旧的教育内容会禁锢学生们的头脑，使学生丧失活力，达不到良好的思想政治教育效果。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形式较为单一，缺乏活力和创造力。高校一直以一种“灌输式”的授课方式向学生灌输理论知识，“一刀切”“一锅端”是最常见的现象。研究生会、党支部的一些活动打着思想政治教育的旗号举办，而活动大多出于形式，很难达到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因此，在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中，要更新的不仅仅是教育内容，教育形式更需要创新。

二、新时期加强和改进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对策与建议

（一）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导向，坚定学生的理想信念

党的十提出了“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以及“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对国家、社会和公民提出的新的价值要求，也为研究生树立了新的价值观念。研究生是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的优秀人才，正如所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终将在广大青年的接力奋斗中变为现实。”[2]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价值导向，加强核心价值观教育。广大研究生要做到“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为道德修养，外化为实际行动，坚定理想信念，严守崇高的政治信仰。同时，研究生有着较为成熟的思想和独特的想法，希望教育可以以一颗宽广的心胸包容多样，尊重差异，保持研究生独特的个性，实现多元发展。帮助其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

（二）充分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和研究生导师的育人作用

教书育人是每一位教师的天职，学生在教师们的教育、熏陶下成长。因此，高校首先要增加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数量，保证师资充足。其次，理论课教师在专业知识和授课态度方面也要严格要求，教师要做到言传身教，以身作则，以自身良好的品行、高尚的道德，无形中起到教化作用。最后，要注意教学方法，时常做到理论和实践结合，教会学生怎样以高尚的道德感染更多的人。

“育人为本，德育为先，立德树人是教育的根本任务。”[3]研究生导师不仅是研究生学习的导师，更是生活和人生的指路明灯。“导师不仅要着重加强学术道德教育，还应当主动发现研究生思想状况中存在的问题，并及时加以解决。”[4]导师要做好学生人生道路的引路人，促进学生各方面全面发展，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充分合作，共同承担起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职责，将研究生培养成学术规范、道德高尚、行为严谨的全方面发展的人才。

（三）更新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创新工作形式

对青年人的思想政治教育提出了新要求。指出，中国梦是包括广大青年在内的每个中国人的梦。“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是中国青年运动的时代主题。”[2]思想政治教育要以“中国梦”为主题，引导研究生将个人青融入到“中国梦”之中，将个人理想与国家理想相结合，主动承担社会责任。要求注重价值观方面的培育和养成，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自己思想和行为的基本遵循。要求以党史国史为教材，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激发爱国主义情感和民族认同感。要求汲取传统文化的精髓，切身感悟传统文化的影响力。同时，高校要创新思想政治教育形式，采用丰富多样的教育方式，不要把教育局限于课堂上，以专家讲座、学术研讨、社会实践等形式，多方面开展教育学习活动，形成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新局面。

参考文献：

[1] 白清平，陈巧玲.我国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问题及对策[J].研究生教育研究，2012，（1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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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TM7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712 (2012) 12-0035-01

一、负荷预测概述

负荷预测主要是指通过观察负荷本身的变化情况以及经济气象等因素的影响,对有效的历史数据进行精密的分析与研究,从中寻找出一定的规律,掌握其间存在的内在联系,逐渐的熟悉其发展变化的规律,这样我们就可以很好的掌握电力的需求量,并根据此做出事先的预测估计,减少用电恐慌。经过充分的、慎重的考虑,这些重要的电力系统的运行特点、增加用电容量的决策以及存在的一些的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的前提下,能够完美的研究出并加以利用的一套方法,使其能够很好的系统地处理过去与未来负荷的问题。

二、重庆地区负荷现状

近几年来,重庆市的电网用电量以及用电负荷持续的快速增长,其主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高温干旱造成的全网重点水库缺水,加上上游来水量偏少、汛末蓄水不足等种种原因,于此同时,还有火电厂的电煤供应量逐渐的日趋紧张,再加上这个区域内的六省(市)以及相邻华北、西北的电网中均存在着严重的电力供应不足的缺口,跨省区的电量调剂的电力资源是非常的有限。2011年在确保用电网内机组满发的前提下,重庆市电力公司投入大笔资金增加临时的外购电力。在外购计划中,外购电在达到306万kw这一基础上的同时,又临时的从江西增加了购买电量35万kw,这才保证了当日最大可调集电量勉强达到1133万kW。在全国其他的省市逐渐的陆续出现了用电负荷高涨这一情况之后,重庆市电力公司从湖北购得20万kW,这才解决了用电的燃眉之急。重庆市的电网最高用电量负荷打破了历年来的历史纪录——主电网负荷高达到900万kW。这一新纪录比去年最高负荷886万kw高出14万kw,增长15.7%。

三、重庆市电网负荷预测的主要方法

(一)单耗法

我们在进行具体的预测时,我们依据重庆市自身的经济发展状况,切实的制定符合重庆市本身的规划目标,经过对规划期内每年的工、农业的综合产值的综合指标进行分析,主要针对工业的用电规划指标以及统计往年的国民经济产品在生产过程中所产生的单位耗电量、亿元产值耗电量等等相关的条件,结合产业结构调整的节本规律,最终分析出每种产品以及产值的综合单耗;接下来再根据国民经济相关部门所编制的产量指标、经济指标预测出单耗。

(二)电力弹性系数法、平均增长率法

电力弹性系数E是指重庆市总用电量的平均年增长率以及工、农业总产值平均年增长率之比。平均增长率法是以时间T(年)为自变量,用电量A(kWh或万kwh)为因变量,根据历史规律和国民经济发展规划,估算出今后电量的平均增长率K,若计算选用基准年实际用电量为A0(kWh或万kwh)则n年后用电量为:A=A0(1+K)?。

(三)负荷密度法

负荷密度法主要是指对负荷密度的确定,通过数据的统计分析找出重庆市的各分区以及小区目前所存在的用电负荷密度,然后根据重庆市的电网的用电总体规划和分区规划的相关的部分,依据这些现有的条件确定出各区的负荷密度的现有预测值。各区负荷总值是将各区的负荷密度预测值乘以各区面积。将各区负荷总值乘以同时系数(或除以分散系数)就可以计算出总的用电负荷量。即 ,式中Pi是各区计算负荷;KT是同时系数;P2为总计算负荷。

(四)回归分析法

按照重庆市现有的历史资料,从而建立起的与用电负荷相关的数学模型,再对该模型作数学分析。我们主要采用的手段就是利用统计学中回归分析法分析变量、观测数据,最终预测出未来的负荷值。在进行预测中期负荷的时候一般采用线性回归法,再这一时期采用这一方法主要是由于预测的精度而言是相对较高的,但不可否定它也存在一定的不足。

四、结语

传统规划负荷预测的软件只是一个桌面形式的负荷预测工具,他是单一的,甚至于是无效的,它完全没有整个供电公司以及整个工作电压序列电网负荷的采集、整理和管理维护基本的能力,其预测的原始数据还仅仅是人工输入,不能满足用电负荷规划的日常需要。我国城市电网建设需求正在与日俱增的不断扩大,重庆市依据自身的电网负荷特点以及负荷预测的现有条件,研究符合重庆市发展方向的城市电网负荷预测方法十分必要的。

参考文献:

[1]侯磊.城市电网规划总量负荷预测系统的开发与应用[D].天津大学电气与自动化工程学院研究生论文,20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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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现代商业建筑具有综合性的特点，未来的发展趋势将是结合各种功能的综合体，集餐饮、艺术等消费功能于一体，成为城市景观的新气象。随着经济的发展，建筑面积也开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建筑面积越来越大，甚至达到了几十万平方米，是一个面积庞大，人口众多的现代化商业建筑。由于现代商业建筑的复杂性的特点，因此，大型商业建筑在防火和消防方面也和其他建筑有明显的区别。由于我国目前存在的相关规定还不完善，相关体系还不健全，因此，不同的地方也出台了相应的标准，但是同时，这也给大型商业建筑的防火设计带来很大的挑战。

1.大型商业建筑防火设计中存在的不足

以前的防火设计已经不能适应现代商业建筑的发展，迫切需要与时俱进的防火设计出现。从近年来大型商业建筑消防设计情况来看，在进行消防设计时要进行分隔防火分区、实施人员疏散、灭火救援活动、设置商业空间等问题设计，以下就这些问题进行详细分析：

1.1分隔防火分区问题

从以往的经验来看，大型商业建筑中的水幕水量的供应和排放都是难以解决的工程问题。大面积防火卷帘的使用常出现很多问题，卷帘箱的缝隙、导轨及卷帘下部常常因受热而变形，防火卷帘受火焰作用向受火面凸出，失去阻火隔烟作用。上述问题都对防火卷帘功能的发挥起到了很大的阻碍作用，在大型商业建筑中最好不要使用防火卷帘，以保证消防安全。

1.2实施人员疏散问题

由于大型商业建筑人员密集，一旦发生火灾，人的情绪难以控制，由于受到身体状态等综合因素的影响，疏散问题更加难以控制，这对消防安全的保证造成很大威胁。如果原来通畅的公共走道和开阔的中庭空间被众多的卷帘分隔，也会给人员的疏散造成困难，给人们的心理上带来不安全感。

1.3有效开展灭火救援行动问题

对于大型商业建筑火灾时（如表1为不同建筑位置火灾热释放量表），火际蔓延非常快，火灾热释放量大，消防人员深入扑救火灾的难度很大。

1.4有效设置商业空间问题

大型商业建筑的商业功能是其主要功能，由于大型商业建筑是一个多功能的综合体，因此，商家的种类也比较多。不同的商家对于商铺的要求也不同，有些艺术性比较强的商品对于空间的要求比较特殊，如果仅仅按照一般的防火要求进行防火设计，则无法保证大型商业商业功能的发挥。一般情况下，人员安全疏散是通过楼梯进行，但是按商业消防疏散宽度的规范要求，消防疏散宽度很大，即疏散楼梯间的宽度也相应很大，这将大大减少商业空间，采购流线组织流畅也受到一定的影响。

2.大型商业建筑的规模及火灾特点

大型商业建筑是应经济发展的要求而产生的，它是城市商业的集中地。在我国，此类商业中心也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大型商业建筑的特点有很多：功能复杂，疏散路线曲折，导向性差。内部可燃物品多；人员多，疏散困难。因此，商业建筑会有一些不可避免的弱点：可燃物多，而且由于大型商业建筑是城市的经济集中地，如果出现火灾情况，那么损失也是巨大的。

3.大型商业建筑疏散设计要点

3.1总平面布置

大型商业建筑在进行选址和总平面设计时，应符合城市规划要求。大型商业建筑沿街道部分的长度大于150m或总长度大于220m时，应设置穿过大型商业建筑的消防车道；当确有困难时，应设置环形消防车道。大型商业建筑与周边建筑之间、建筑内的各幢单体之间应满足规范的防火间距要求。

3.2划分防火分区

划分防火分区是建筑防火设计的重要环节，其面积大小主要是根据建筑性质、类型以及建筑耐火等级、防火分隔构造等，按《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06）及《高层民用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45-95）的规定执行。

3.3安全出口与疏散楼梯

每个防火分区安全出口的数量应经计算确定，且不应少于2个；商业营业厅的出入口、安全门净宽度不应小于1.4m：确定楼梯数量和楼梯总宽度是建筑防火设计的关键，也是当前设计中的主要难点。疏散楼梯的合理设置很重要，尽可能利用自然通风采光；确实因疏散距离不够而需在商场中部设置疏散楼梯的，可将楼梯成组布置。梯段宽度不应小于1.4m。充分利用商业建筑层高一般大于5m的特点。若设置成2跑剪刀梯，则一个梯间位置可设置两部楼梯，梯间节省面积更为可观。室外楼梯因防烟性能好，还不占商场的内部空间。

3.4疏散宽度计算

每层疏散走道、安全出口、疏散楼梯以及房间疏散门各自总宽度，应按《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06）第5.3.17条的有关规定经计算确定（见表2）。

商店的疏散人数应按每层营业厅建筑面积乘以面积折算值和疏散人数换算系数计算。地上商店的面积折算值宜为50-70%，地下商店的面积折算值不应小70%。疏散人数的换算系数可按表3确定。

由上述规范规定的要求我们得到下式：

W=S×A×B×C/100

式中：W——商业营业厅的疏散总宽度（m）；

S——商业营业厅面积（m2）；

A——面积折算值（50～70%）；

B——疏散人数换算系数（人/m2）；

C——疏散宽度指标（m/100人）。

3.5疏散距离

疏散距离是保证人员安全到达安全地段的主要途径。相关规范对民用建筑的安全疏散距离有明确规定，对营业厅等大空间的疏散距离，如果是多层建筑，按《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06）表5.3.13的注1：其室内任何一点至最近安全出口的直线距离不宜大于30m（当建筑物内全部设置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时，其安全距离为30×25%=37.5m：如果是高层建筑，按《高层民用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45-95）第6.1.7条规范：其室内任何一点至最近安全出口的直线距离不宜大于30m。

3.6地下防火隔离区与屋顶避难空间

屋顶避难空间：《商店建筑设计规范》（JGJ48-88）第4.2.4条，对于大型商业建筑做出了相应的指示，在发生火灾时要保证室内人员能够及时到达屋顶避难空间，对疏散楼梯间做出了明确的规定，消防设计人员要严格按照规定设计，减轻火灾事故的发生给人们带来的伤害。

3.7防火救援窗

防火救援窗主要是使工作人员可以通过“非常出入口”进行灭火或救援。即外墙每层均应设置可供消防救援人员进入的窗口，窗口的净尺寸不得小于0.8m×1.0m，窗口下沿距室内地面不宜大于1.2m，该窗口间距不应大于20m，窗口的玻璃应易于破碎，并应设置可在室外识别的明显标志。

3.8疏散指示

由于大型商业建筑的人员密集，而且人员素质水平不同，因此，标明疏散指示时要考虑到不同人员的接受程度和辨识能力，尽量使疏散指示简单明了，而且要醒目，保证所有人员都能看懂而且能明显看到。考虑到火灾发生时有浓雾，因此，疏散指示灯需要有特殊材料的使用，确保人员能够在烟雾中正确辨认方向。

4.结束语

设计人员在进行商业建筑的防火设计时需要考虑到大型商业建筑复杂性，需要实地考察后，结合相关大型建筑的使用要求，在遵循国家法律法规的前提下进行防火设计，同时还要保证大型商业建筑的实用性和美观。即在进行大型商业建筑设计时，切实地按相关的消防规范进行设计，满足消防规范的要求，为日后避免许多安全的隐患，也为和谐社会和节能社会的体现创造了深远的影响。鉴于大型商业建筑对于我国的建设和发展的重要性，因此，探讨其防火设计相关问题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王璐.对大型商业建筑防火设计问题的探讨[J].山西师大体育学院学报研究生论文专刊，2009.

[2]《商店建筑设计规范》（JGJ4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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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史是在战后现代环保运动推动下所产生的历史学的一个新的次分支学科，其研究对象是历史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以及以自然为中介的各种社会关系。由于研究对象非常复杂，环境史的兴起，就为从事跨学科研究提供了重要契机。传统上，人文社会科学以人和社会为研究对象，而自然科学则以自然为研究对象。环境史的出现，则为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的融合，也为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合作搭建了桥梁。跨学科研究方法，也就成为环境史最重要的研究方法。

一、复杂的研究对象

对环境史这一领域而言，跨学科研究不是一种奢侈，而是一种必需。其所以如此，主要是由于人与自然本身及其相互关系的复杂性，以及环境问题本身的复杂性。

环境史学之所以要采用跨学科研究方法，首先是由于环境史学研究对象的两大组成部分——人与自然——都非常复杂。

环境史学中的人，在特定时空背景下生活，具有自然和社会的双重属性。作为自然进化的产物，人的自然属性决定了他一刻也不能离开自然而生活。但人又具有社会属性，他可以通过自身的活动对自然进行改造，使自然更加符合人的需要。人对自然的干预和改造，必须遵循自然规律，而决不能恣意妄为，否则只会适得其反。既然人对自然的利用和改造，人对自然的态度，人围绕利用自然所产生的各种社会关系是环境史研究的重要内容，那么，环境史研究必然就要大量借鉴地理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考古学、政治学、法学等研究领域的成果。免费论文

环境史学所谓的自然，并非是指整个宇宙和银河系，也不是指包括地核和地壳在内的整个地球，而只是指对人类有意义、与人类直接发生关系的地球表面。按照詹姆斯的定义，“地球表面是指从地面向下人类能够穿透，和从地面向上人类通常能够达到的一个圈带”（注：普雷斯顿·詹姆斯：《地理学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页。）。地球表面通常被人们划分为岩石圈、大气圈、水圈、生物圈。这几个圈层相互交接，彼此之间不断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物质、能量的交换并不是简单的转移，在这一过程中，又会复合出大量新的物质。既然环境史学家要把自然重新写入历史，那么，他们要认识和了解自然，就应该涉猎地质学、生物学、生态学、气象科学、水文学、物理学和化学等学科的一些基本知识，尽管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自然的复杂性就在于它是一个相互作用的有机整体，对局部的人为干预往往会牵一动百，其后果人类根本无法预料。在对待野生动物方面，美国就留下过惨痛的教训。在1870年前后，白人的猎杀使野牛在大平原基本灭绝，而狼则开始以牛羊等家畜为捕食对象，人们则采用投毒的方式毒杀狼群，甚至在国家公园里也没有了狼的踪影。只有在失去之后，人们才懂得珍惜，人们渐渐发现了狼的存在对于保持自然界生态平衡的可贵。狼只有依靠群体的力量，才能捕杀比它们大得多的草食动物，而且捕杀的往往是老幼病残的动物。对公园的研究表明，“冬季遭狼伤害的鹿中，有58％是6岁或年龄更大的鹿，而这个年龄组的鹿只占鹿的总数10％。这个事实说明了，狼所要消灭的正是应该消灭的部分。这些鹿大都已经老了，病残了，丧失繁殖能力了，它们的作用只是消耗更多的植物资源。消灭它们在客观上就是强壮了鹿的种群和保护了鹿的食物资源，对其他的草食动物也是如此”。此外，狼在食取猎物时，总会剩下骨头等残渣剩屑。而这些也都不会浪费，会成为狐狸、秃鹫、鹰、乌鸦等的食物。没有狼以后，这些动物就很难度过冬天。所以在动物学家的眼里，狼是一种智商很高，富有人情味，在整个草原和森林生态系统中不可缺少的动物。正如美国狼基金会主席阿斯金所说：“黄石公园若没有重要的肉食动物，就像一个钟表没有发条一样。”除此以外，狼的灭绝也导致野牛大量繁殖，“目前在黄石公园内的野牛，数目就约有3500头，数量已经有点过剩”，它们“经常跑出公园骚扰私人牧场，不仅破坏牧场的围篱，牧场主人更担心野牛身上带有的‘布鲁斯杆菌’影响牲畜的生长”。在这种情况下，公园管理部门于20世纪90年代以每只20多万美元的价格从加拿大引进了一批灰狼，通过自然的食物链，来达到控制野牛数量的目的（注：理查德·福特斯：《美国国家公园》，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3年版，第77页。）。

环境史学所以要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也是由环境问题本身的复杂性所决定的。所谓环境问题，是指主要由于人类活动导致环境质量下降，从而反过来对人类的生产、生活和健康产生不利影响的那些问题。环境问题的产生，与人类对自然的了解支离破碎，对人类行为的后果缺乏整体认识有直接关系。人类在处理环境问题时，往往一叶障目，顾此失彼。美国著名环境问题专家埃克霍姆就提到，“在阅读经济学家、林学家、工程师、农学家和生态学家的分析报告时，有时很难相信他们所谈的竟是同一个国家。专家们的行动往往都体现出缺乏相互了解和一致的看法。工程师们接二连三地修建水坝，但却很少注意上游地区的耕作习惯和滥伐林木的情况，而这些会影响河流的含沙量并决定水坝的寿命。农业经济学家利用精细的计算机化的模式去设计远期的地区性粮食生产方案，却没有注意到作为根基的土壤质量的不断恶化和被毁从而频频发生水灾等问题。水源专家在沙漠边缘开凿水井而没有作出安排去控制附近的畜群规模，造成过度放牧，并产生一片片新的沙漠。那些必须在农村的家畜和打柴人中植树护林的林业管理员，只受过植物学和造林学方面的训练，而没有在农村社会学方面受到良好的训练；种上才几个星期的树苗便被牛、山羊和打柴人所破坏。”（注：E. P. 埃克霍姆：《土地在丧失——环境压力和世界粮食前景》，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5—6页。）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对自然、社会本身及其相互关系的复杂性，对环境问题的复杂性往往缺乏认识，这与条块分割的学术体系有很大关系。恩格斯指出：“把自然界分解为各个部分，把各种自然过程和自然对象分成一定的门类，对有机体的内部按其多种多样的解剖形态进行研究，这是最近400年来在认识自然界方面获得巨大进展的基本条件。但是，这种做法也给我们留下了一种习惯：把自然界中的各种事物和各种过程孤立起来，撇开宏大的总的联系去进行观察，因此，就不是从运动的状态，而是从静止的状态去考察；不是把它们看作本质上变化的东西，而是看作永恒不变的东西；不是从活的状态，而是从死的状态去考察。”（注：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59—360页。）而100年以后，英国学者斯诺则提到，西方存在着两种对立的文化，它们分别以人文学者和自然科学家为代表，这两种文化的分裂和对立将人类置于危险的境地，社会在飞速前进，但不知会将人类带往何方。人类内心的困惑、迷茫与紧张就恰如狄更斯在《双城记》开头的一段话所言：“那是最好的年月，那是最坏的年月；那是智慧的时代，那是愚蠢的时代；那是信仰的新纪元，那是怀疑的新纪元；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绝望的冬天。我们将拥有一切，我们将一无所有。我们直接上天堂，我们直接下地狱。”（注：狄更斯：《双城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页。）

人类在战后遭遇的一大困境就是日趋严重的环境危机。环境问题“主要是由自然系统、经济系统和社会系统相互作用而产生的，具有多重性和多层性的特征”（注：金玲、肖平：《关于资源与环境问题的跨学科研究》，《科技导报》1994年第3期，第40页。）。环境危机的整体性和复杂性，使任何单一的传统学科在危机面前都捉襟见肘，力不从心，这就使跨学科研究成为必需。恰如有学者指出，“环境问题显然不属于社会科学任何学科独有的研究领域，没有哪一门学科足以为探讨人和自然的全面接触交往提供一种恰当的、独一无二的认识论；也没有哪一门学科可以宣称它专以环境问题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事实是，存在着一个无形的学院，它超出和包括多门传统的社会科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法学、行政学和地理学。其中每一门都能为某些特点的课题提供线索，此外更有许多广泛的范围，需要跨学科和多学科的研究和对话。”（注：萨利·M. 麦吉尔：《环境问题与人文地理》，《国际社会科学杂志》第4卷，1987年第3期，第27页。）

自战后以来，对环境问题的跨学科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这集中体现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机构发起的一系列跨学科、跨国界的环境研究与教育计划。国际生物学规划(IBP， International Bio Program)于1964年开始执行，它重在研究各类生物群落的结构功能与开发利用。人与生物圈计划(MAP， Man and the Biosphere Programme)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自1971年起在世界范围内开展的一项大型国际科学合作项目。它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结合起来，着重研究人类活动对自然生态系统及生物圈的影响，为改善人与环境的相互关系提供科学依据。其目的在于通过全球性的科学研究、培训及信息交流，为生物圈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与保护提供科学依据，同时为各国自然资源的管理培养合格的专门人才。此外，大型的环境跨学科合作项目还包括国际地圈与生物圈计划(IGBP， International Geosphere-Biosphere Programme)和“全球环境变迁中的人文因素研究计划”(HDGEC， Human Dimensions of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前者由国际科学联盟委员会(ICSU)于1984年正式提出，1991年开始执行，旨在探明全球环境变迁的物理和生化方面的原因及其后果，后者则力求了解全球环境变迁的人文原因及人文后果。

二、相关学科的影响

环境史既然以历史上人与自然的关系为研究对象，跨学科研究方法就不可或缺。但这也并不意味着，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对环境史的影响就可以等量齐观。相对而言，生态学、地理学、人类学、经济学、社会学、环境科学对环境史的影响就更深刻明显。

生态学作为环境史学的理论基础之一，其影响自不待言。而在美国以外，环境史多脱胎于地理学，尤其是人文地理学。至于环境科学对环境史的影响，则散见于一些著作和文章之中。环境史与生态学、地理学、环境科学的联系，可以参阅梅雪芹等学者的文章。梅雪芹曾经撰文指出，地理学、生态学、环境科学和环境史虽然都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但侧重点及研究角度则存在差异，这几个学科的关键要素分别是“空间地域”、“生态适应”、“环境质量”和“人类文明”，这种区分“可以使人们更好地把握各自所应承担的学科任务”（注：梅雪芹：《环境史学论纲》，《阿·德芒戎的人文地理学思想与环境史学》，载梅雪芹：《环境史学与环境问题》，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侯文蕙：《环境史和环境史研究的生态学意识》，《世界历史》2004年第3期；高国荣：《什么是环境史？》，《郑州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笔者也比较认同上述见解。考虑到学界已有的成果，这里仅简单介绍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和政治学对环境史的影响。

环境史之所以要借鉴经济学的成果，主要是因为“经济学研究的是社会如何利用稀缺的资源以生产有价值的商品，并将它们分配给不同的个人”，“经济学的双重命题就是稀缺和效率”（注：韩德强：《经济学是什么？》，《读书》2001年第2期，第34—35页。）。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主要是通过生产、交换及消费同自然发生联系，并以生产和分配为基础形成种种社会关系。围绕经济活动所形成的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恰恰是环境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层面。这就使环境史和经济学联系起来。

环境史和经济学之间的联系，还在于经济学和生态学有相通之处。这主要表现在：从词源上看，经济学和生态学具有共同的希腊语词根oikos，该词根都与“家”有关系，所以二者都是研究家园的科学，生态学侧重于家园内部生物之间、生物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而经济学则处理“家庭中的家务及其日常的活动和管理”（注：唐纳德·沃斯特：《自然的经济体系：生态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234页。）。从历史上看，经济学，尤其是古典经济学，一贯强调资源的稀缺和总量有限，这与生态学家的主张不谋而合。在18世纪法国的重农学派那里，“农业是财富唯一可靠的来源”（注：麦克迈克尔：《危险的地球》，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35页。），而马尔萨斯强调人口对食品供应的无情压力；李嘉图提到土地和地租吸收剩余价值而导致的“停止状态”；杰文斯则担忧燃料耗尽，“在那个时代，经济学曾经有一个绰号，叫‘阴郁科学’”（注：戴维·S. 兰德斯：《国富国穷》，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731页。）。从经济学发展的新动向来看，形成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环境经济学，已经受到了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环境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赫尔曼·戴利认为，人类经济系统是自然经济的一个子系统，所以经济的规模必定要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以内。恰如自然系统演化不断趋于稳定，经济的稳定状态不仅是合理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注：赫尔曼·E. 戴利和肯尼思·N. 汤森：《珍惜地球：经济学、生态学、伦理学》，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页。）。

但经济学与生态学对待人类—环境系统的态度有非常明显的差异：经济学总是倾向于把“物质财富当作人类活动所要达到的目标，那么人类征服自然就是实现了人类的使命”，而生态学强调“极限而不是不断增长，强调稳定而不是不断开发”；在时间尺度上，经济学“注重资本的周转，而生态学则要考虑生态系统和有机体的演化”（注：陈静生、蔡运龙、王学军：《人类—环境系统及其可持续性》，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314页。）；从世界观来说，经济学家往往比较乐观，而生态学家则往往比较悲观。经济学家乐观的理由就在于他们相信市场和科技的力量，他们相信市场会自主调节资源分配，而科技能够不断发现新的可以利用的替代资源，因此增长没有极限。这方面的典型代表是美国经济学家西蒙，他曾经写过一本题为《没有极限的增长》的著作。而生态学家则立足于自然提供资源的生产能力和化解污染的自净能力的有限性，认为增长不可能无限持续下去。

在有关科技作用的现实争论中，经济学家和生态学家的观点往往针锋相对。在《自然不可改良》一书中，“巴西环保运动之父”卢岑贝格就大量介绍了他所耳闻目睹的一些争论。他的一位朋友(物理学专家)曾在和一位经济学家谈话时说到：“如果我们科学家必须告诉你们，我们不能简单地发明出你们所要的技术时，您会怎样？”他的言下之意是指，人的能力总是有限度的，与发明并生的还可能有负面问题。但这位经济学家却认为金钱和市场万能，他说：“我会付给您双薪。”还有一次，卢岑贝格在参加有关能源危机的会议时，一位工程师批评环保主义者“对于市场巨大威力一无所知”，这位工程师同时声称，“如果可以卖得好价钱，石油是可以从我们的烟囱和汽车排气管中排出的二氧化碳中生产出来的。”（注：何塞·卢岑贝格：《自然不可改良》，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74页。）

迄今为止，经济学家往往在和生态学家的争论中胜出，尽管政府和公众接受了生态学家的一些建议，但前提是不能在经济上付出太大代价。经济增长依然被作为判断政府政绩的主要标准。经济学家受到更多拥护的理由还在于，“经济增长带来的利益是眼前的，而它所强加的代价则主要是未来的”（注：小约翰·B. 科布：《论经济学和生态学之间的张力》，《国外社会科学》2002年第4期。）。环保工作在未来是否能够顺利推进，与公众环境意识的有无与强弱有直接关系。在传播和弘扬环境意识方面，在说服公众自觉按照环境保护的要求来规范言行方面，环境史学能够发挥一定的积极作用。

环境史受社会学的影响也很明显。这首先是由于历史学和社会学之间的密切联系。它们“都涉及整个社会和一切人类行为，从这一点看它们必然是知识的伙伴。我们可以视社会学为研究整个社会的科学，着重概括社会结构；历史学是研究不同时期人类社会的科学，着重探讨其间的差异以及各个时期社会的变迁。两种方法相辅相成，变迁寓于结构；结构包含变迁”（注：彼特·勃克：《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的渊源》，《国外社会科学情况》(南京)1990年第5期，第26页。）。社会学注重社会调查，较多地依靠社会调查这种手段获取大量的、第一手的研究信息，在此基础上，探寻一般规律，提出理论分析模式。这恰恰可以为历史学取长补短。

其次，环境史与社会学的联系，还在于社会学对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视。一般地讲，“社会学的目的是要通过对现实进行宏观(结构的)及微观(社会心理学的)相互作用的研究，对社会的一切体制作出综合性分析。为了对社会诸关系进行整体考察，社会学家必然要对人类取得生活资料的方式，以及社会及其赖以生存的资源之间相互关系提出许多问题”。但社会学的人类中心倾向，又使社会学家往往相信人与自然之间具有良好的调节和适应机制。社会学对这一传统观点的突破，部分体现在社会学内部衍生出的一个新分支，即环境社会学。在环境社会学家看来，至少在当前，人类与环境的关系已经趋向于失衡，经济扩张引起的生态破坏还在加剧，解决环境危机，需要人们改变对环境的传统观点（注：弗雷德里克·H. 巴特尔：《社会学与环境问题：人类生态学发展的曲折道路》，《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1987年第3期，第5、18页。）。

再次，社会学对环境史的影响，还表现在城市环境问题、环境正义问题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成为美国环境史的主要内容。社会学家更加关注现实生活中的环境问题，撰写了有关这方面的大量社会调查报告，比如“理科逊在1974年曾对100多家工厂进行抽样调查，了解已经实施污水控制法的企业对环境问题的态度；莫洛奇曾详细考察过巴巴拉纳地区官员和居民对当地石油溢出事件的反应，重点研究许多居民由此产生的‘激进化’倾向”（注：《环境社会学研究纵横谈》，《中国环境报》1988年9月15日。）。而且许多研究报告显示，“种族、民族以及经济地位总是与社区的环境质量密切相关，与白人相比，有色人种、少数族群和低收入者承受着不成比例的环境风险”（注：洪大用：《环境公平：环境问题的社会学观点》，《浙江学刊》2001年第4期，第67页。）。可以说，这些调查报告的公布与发表，对环境正义运动的兴起，起过推波助澜的作用。当城市环境、环境正义进入环境史学家的视野之后，阶级、种族、性别等分析方法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环境史学中得到了越来越多的采用，并带来了环境史和社会史的融合。

环境史与文化人类学的关系也异常密切。这一点已经为沃斯特、怀特等许多环境史学者所指出（注：唐纳德·沃斯特：《作为自然史的历史：理论与方法》(Donald Worster， " History as Natural History: An Essay on Theory and Method" )，《太平洋历史评论》(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第53卷，第1期(1984年2月)；理查德·怀特：《土著印第安人与环境》(Richard White， " Native Americans and the Environment" )，载W. R. 斯瓦格蒂：《学者与印第安人的经历》(W. R. Swagerty， ed. ， Scholars and the Indian Experience)，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理查德·怀特：《环境保护主义和印第安人》(Richard White， " Environmentalism and Indian Peoples" )，载康韦、凯尼斯顿、马克斯：《土地、空气、火和水：对环境的人文研究》(Jill Ker Conway， Kenneth Keniston， and Leo Marx， eds. ， Earth， Air， Fire， and Water: Humanistic Studies of the Environment)，马萨诸塞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克雷希、麦克尼尔、麦茜特：《世界环境史百科全书》(Shepard Krech Ⅲ， J. R. McNeill， Carolyn Merchant， eds. ， Encyclopedia of World Environmental History)，纽约2003年版，引言，第xiv页。）。人类学是一门研究“人类自身的起源和发展，以及人类所创造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起源和发展规律的科学”（注：梁钊韬：《人类学的研究内容与作用》，中国人类学学会编：《人类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1页。），依照这两部分研究内容，它又可以分为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两支。其中，文化人类学又衍生出考古学、民族学、生态人类学等次分支学科。“人类学从其形成到现在，经历了以研究进化为主到以研究行为及习俗为主的重心转移”（注：周大鸣：《现代人类学》，重庆出版社1991年版，第7页。）。在19世纪人类学的形成时期，许多人类学家特别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尤其是地理、环境和气候对人类社会和文化的决定性和限制性的作用。受进化论的影响，人类学长期研究人对不同环境的适应，其研究主要集中在原始社会。到20世纪40年代以后，“人类学逐渐对较复杂的乡民社会产生兴趣”，到20世纪60年代以后，“人类学的视野也开始转向对都市的研究”（注：周大鸣：《我们从历史走来》，周大鸣编：《二十一世纪人类学》，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第17页。）。在人类学发展的过程中，环境决定论逐渐被或然论所取代，后者强调人类与环境的稳定的或动态的关系。这一观点被斯图尔特表达得最为充分。在他看来，环境和文化不是分离的，而是包含着“辩证的相互作用……或谓反馈或互为因果性”，“环境和文化皆非‘既定的’，而是互相界定的”，“环境在人类事物中的作用是积极的，而不仅仅是限制或选择”，同时，“在反馈关系中环境和文化的相对影响是不同等的”，“有时文化起着积极的作用，有时环境又占上风”（注：唐纳德·L. 哈迪斯蒂：《生态人类学》，文物出版社2002年版，第8页。）。对环境和文化关系的一贯重视，及其或然论主张，使人类学与环境史结下了不解之缘。

人类学对美国环境史的发展功不可没。首先，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之后，环境与文化的研究，主要是由人类学家推动的。尽管美国西部史学家韦布和马林已经开始从环境、生态角度分析历史问题，但这一传统没有能够在美国历史学家中继续下去。沃斯特曾著文指出，美国人类学家克拉克·维塞勒(Clark Wissler)、朱利安·斯图尔特(Julian Steward)、罗伊·拉帕波特(Roy Rappaport)和马文·哈里斯(Marvin Harris)在发展和完善从生态角度解释文化进化的理论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认为环境史学家应该向人类学家学习。其次，人类学流派众多，其宽广的研究视野对环境史学也有较多的启发。文化生态学强调环境与技术的相互作用，着重研究技术、人口、能源和社会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生态人类学家则将生态系统、生境、栖息地、适应等生态学概念应用于人类社会的分析。历史生态学则通过景观变化来重建过去的生态。而人类考古学则非常有益于了解世界范围内人对古代环境的影响，对火的使用、动植物的驯化、城市化、集约化生产、传染病、气候波动和火山爆发的影响等许多问题都进行了有益的探索。而社会和文化生态学对环境史的贡献则在于人种学和历史分析，它研究的问题包括土著的自然观、自然的文化建构、人类影响的第二自然、长期适应和持续发展的可能性，环境政治和环境正义等许多方面（注：克雷希、麦克尼尔、麦茜特：《世界环境史百科全书》，引言，第xiii-xiv页。）。最后，人类学对扩展美国环境史的研究领域也很有帮助。尽管环境史以历史上人与自然之间的互动关系为研究对象，但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美国环境史一直局限于对资源保护和荒野保护的研究，这与真正的环境史还距离遥远。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学著作，对环境史学家开阔思路而言，应该有很多帮助。另外，在印第安人与环境这一研究领域，尤以人类学家的贡献最多。

政治学与环境史也有比较密切的联系，它们二者之间的联系可以通过环境政治史得以充分体现。美国几乎所有的环境史学家都认为，环境政治史是美国环境史最重要的研究层面之一。在美国环境史发展的过程中，环境政治史、环境思想史、自然生态史一直是环境史研究的重要内容。环境政治史之所以受到特别的关注，首先是由于，环境史是在现代环保运动的推动下直接产生的，所以环保运动本身，以及环保运动的前身，包括自然保护和资源保护运动，一直是美国环境史研究的重要内容。环保运动对环境史的影响，还表现在环境保护主义使环境史具有比较强烈的政治与伦理诉求，使环境史具有比较明显的文化批判意识。其次，环境政治史受到重视，还在于自然环境与政治之间存在密切联系。一个政权要得以稳定，就必须依赖一定的环境基础。如果一个国家自然资源长期急剧恶化，人民衣食无着，那么就很难维系政局的稳定。在这种情况下，公众的民主自由也恐怕很难实现。在历史上，因为自然环境急剧恶化而导致政权和文明毁灭的事例，是屡见不鲜的。环境关乎一个国家的安危，对国际局势的稳定也能够产生一定的影响。所以，在近年来，环境安全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再次，环境政治史受到重视，还因为国家在环境保护方面发挥的重大作用。自19世纪后半叶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逐渐不再固守自由放任政策，国家职能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其中一个方面就是国家服务职能的强化。在环境保护领域，国家通过颁布各种政策法令，协调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冲突，以缓解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在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国际暴力冲突新根源的形势面前，在环境外交领域，民族国家在捍卫自身环境权益方面将发挥主要作用。因此，环境运动、环境政策、环境法令、环境外交都特别容易受到环境史学家的关注。

在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相对于其他学科而言，环境史具有独特的优势，这种优势一方面是由于历史学的包容性，另一方面就是因为历史学是一种历时性研究。环境史研究历史上的人类生态系统，这一系统内部因素或主要部分的变化，“可能进行得极其缓慢，甚至难以察觉，但有时又相当突然，会在几年、几个月、几小时或几分钟内发生”。这种突然变化往往很少出自单个的事件，在更多的情况下它是长期累积的结果。因此，环境问题研究如果不借助于历史，就不可能深入。正如有学者指出：“求助历史研究才可能作出贡献……因为各个系统都处于演变之中，人们对它们的观察便不能只从时间的某一点上着眼，哪怕关于某一系统的演变的大量数据只能在某一特定时刻收集到。只有联系过去的情况，才能对变化进行研究；对于缓慢的演变过程，或其生态系统中的后果要在几个月到几个世纪以后才能充分显示出来，要想认识到其影响，就必须从历史着手……研究人与生物圈的关系，可能是一个全新的科学领域，但是如果要获得成果，就不能不用最古老的方法之一，即研究历史。”（注：哈罗德·布鲁克菲尔德：《论人与生态系统》，《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1984年第4期，第12—13页。）

三、史料利用范围

环境史的跨学科研究特点也可以从它所利用的各种各样的史料反映出来。所谓史料，是指“人类在自己的社会实践活动中残留或保存下来的各种痕迹、实物和文字资料”（注：李良玉：《史料学片论》，《福建论坛》2000年第5期，第55页。）。依据其表现形式，史料主要可以分为文字与实物两大类。此外，口传史料也是史料的组成部分，它主要是指在民间流传的口头传说和史诗。在美国环境史研究中，利用较多的是文字与实物两类史料。这些史料大大拓宽了传统史料的范畴，反映了环境史跨学科研究的特点。

美国环境史学家纳什在20世纪70年代率先讲授环境史时，他就认为，景观是一部历史文献，它包含了大量的历史信息。所以他鼓励学生到野外进行考察（注：纳什：《环境史概况》(Roderick Nash， " The State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 )，载赫伯特·巴斯：《美国史研究概况》(Herbert Bass， ed. ， The State of American History)，芝加哥1970年版，第249页。）。沃斯特提到：要理解“在历史上发挥最根本作用的那些力量”，“我们必须经常走出议院、育婴室和工厂，出门在田野、森林和开阔地带漫步”（注：唐纳德·沃斯特：《研究环境史》(Donald Worster， " Doing Environmental History" )，载唐纳德·沃斯特：《地球的终结：关于现代环境史的一些看法》(Donald Worster， ed. ， The Ends of the Earth: Perspectives on Modern Environmental History)，剑桥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89页。）。沃斯特最近还提到：“我总是告诉我的研究生去选择一块地方……然后发掘它的环境历史……去认识它的地质、植被、土壤、气候的类型以及人类到来后的影响。”（注：沃斯特：《为什么我们需要环境史？》，《世界历史》2004年第3期，第11页。）这两位权威学者都意识到，田野调查、实地考察对环境史研究的重要性，中国有一句谚语，所谓“行万里路，破万卷书”，讲的也是这个道理。

每一个地方，每一处景观，都或多或少地保留着过去的信息，这些信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该地的环境变迁史。在环境变迁研究中，“断代是十分重要的，对于各种环境变化过程和环境事件，只有将其置于时间标尺之上才有确切意义，也才能从中找到规律性的东西”（注：黄春长：《环境变迁》，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1页。）。在实际工作中，树木年轮、孢子花粉是环境史学家从事断代分析最常用的一些史料。

树木年轮学创立于20世纪上半叶，通过树木年轮的宽窄来观察较长时期内影响树木生长的外界因子的变化。年轮是树木生长的“年谱”，“它不只记录了树木自身的年龄，还记载下环境和气候等综合外界因子对树木生长的影响，如光照、水分、温度、土壤条件及生物之间的作用等。现在研究还表明，树木年轮可记录环境污染及大气成分变化、地震、火山爆发等”（注：刘宏颀：《树木年轮——环境气候的档案》，《植物杂志》1993年第4期，第38页。）。因此，树木年轮通常被人们称为过去环境变化的“记录器”（注：马利荣、卜春林：《树木的历史“档案”——年轮》，《科学世界》1994年第7期，第23页。）。

树木年轮分析的成果在环境史研究中得到了大量的利用。比如，美国学者通过对巨松的年轮进行分析，发现了美国大平原地区干旱周期和雨季周期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循环交替，每隔35.7年，这里就会出现持续时间不少于5年的干旱；大约每隔55.6年，就会再次发生持续时间不少于10年的大旱（注：道格拉斯·赫特：《尘暴：农业和社会史》(Douglas Hurt， The Dust Bowl: An Agricultural and Social History)，芝加哥1984年版，第3页。）。又比如通过分析树木的年轮和过火后树木上疤痕的位置，就有可能知晓历史上该地发生林火的具体年份。另外，树木的形态也能反映一些很有价值的信息，树冠特别巨大的古树，它所在之处以前应该是草原或比较开阔的地方；而分布在林区的树木，一般树冠较小，而且集中在树的顶部；那些长出丛丛新枝的树木，就表明它周期性地被人采伐（注：戈登·惠特尼：《1500年以来北美中部的环境变迁史》(Gordon G. Whitney， From Coastal Wilderness to Fruited Plain: A History of Environmental Change in Temperate North America from 1500 to the Present)，剑桥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3页。）。

孢粉分析是研究保存在地层中的化石孢粉。孢粉与植物的繁殖有关，每一种植物的孢粉都不一样。由于孢粉外壁坚固，能耐高温高压和强酸强碱，因而孢粉在地层中能完好地保存亿万年之久。同时它体轻量大，在几乎所有地层中都有保存，因此，通过孢粉分析，就可能恢复各个地质历史时期的古气候、古地理和古生态（注：王宪曾：《孢粉学的应用纵横谈》，《地球》1985年第6期，第16页。），重现自然的沧桑巨变。孢粉分析已经在考古学中被广泛应用，用于“确定考古遗址各文化层及地层的年代；了解古人类生活的自然环境及其变迁历史，人类社会发展与其周围自然环境的关系；了解古代社会的文化发展状况，如农作物起源及其扩散”（注：姜钦华：《花粉分析与植硅石分析的结合在考古学中的应用》，《考古》1994年第4期，第372页。）。

迄今为止，运用孢粉分析已经取得许多成果。孢粉学为板块构造学说提供了新的证据，并表明“在侏罗纪以前美洲大陆和非洲大陆仍然一体相连……两大陆块自侏罗纪以后才开始开裂和漂移”，“而印度和欧亚大陆在地质历史上长期分离，直到早第三纪印度板块才与欧亚板块相碰在一起”（注：王宪曾：《孢粉学的应用纵横谈》，《地球》1985年第6期，第17页。）。此外，在发掘美国贝科斯河(Pecos)新墨西哥萨勒堡垒南约24公里处遗址时，考古学家通过花粉分析，断定该遗址的“年代是公元900—1250年。花粉分析结果发现，以藜科和苋属花粉占优势，禾本科花粉在文化层上部显著增加，并在几个层位中发现很多玉米花粉，证明在公元1200年后当地居民由原来的狩猎生活逐步转变为栽培种植的经济”（注：周昆叔、严富华、叶永英：《花粉分析法及其在考古学中的运用》，《考古》1975年第1期，第67页。）。

除实物史料外，环境史学家利用更多的还是文字史料。文字史料之卷帙浩繁，足令研究者望洋兴叹。美国学者惠特尼将历史生态学的史料分为文献资料、图表资料、统计数据系列、手稿四大类，他列举的资料对环境史学者说来也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注：戈登·惠特尼：《1500年以来北美中部的环境变迁史》，第10页。）。

关于美国自然、地理、生态环境的记载大量散见于有关的探险日记、移民自述、移民指南、地区手册等文献资料。由于这些资料比较分散，不容易收集，利用起来有一定的困难。从战后以来，美国学者开始对这些资料进行整理和编目（注：罗伯特·唐斯：《美国印象：新大陆的海外来客》(Robert B. Downs， Images of America: Travelers from Abroad in the New World)，伊利洛伊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加罗德·科尔：《美国漫游：从航海发现到现在，报刊游记文章汇编》(Garold Cole， Travels in America: From the Voyages of Discovery to the Present， 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of Travel Articles in Periodicals)，俄克拉何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约翰·杰克勒：《俄亥俄山谷观感：1740—1860》(John A. Jakle， Images of the Ohio Valley: A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Travel， 1740 to 1860)，牛津大学出版社1977年版；弗兰克·弗赖德尔：《哈佛美国历史指南》(Frank Freidel， Harvard Guide to American History)，哈佛大学出版社1974年版；奥拉尔·科德：《游记里的新泽西：1524—1971》(Oral Summer Coad， New Jersey in Travelers' Accounts， 1524-1971， A Descriptive Bibliography)，新泽西州梅塔钦1972年版；罗伯特·休巴赫：《早期游客叙说美国中西部》(Robert Hubach， Early Midwestern Travel Narratives， 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1634-1850)，底特律1961年版；R. 韦尔：《来自旧边疆的声音》(R. W. G. Vail， The Voice of the Old Frontier)，费城1949年版。），为使用者提供了按图索骥的便利。

探险日记、旅行自述非常有益于我们了解过去的景观，但在利用时，却不能不仔细甄别。因为这些文献有一些缺点：许多叙述相互矛盾，掺杂着大量对自然的偏见。许多新大陆的宣传手册渲染北美大陆的富饶，以吸引移民前来开发北美大陆。许多西去的移民是沿着已经开辟的路线前进，他们沿途所写并不能准确地反映途经地区的全貌。一些来自欧洲开阔地带的移民则夸大了森林的面积。另外，一些人提到草原野火和森林飓风，但他们究竟是有感于难得一见或是触目皆是，现在则不得而知。

在美国开发西部的过程中，博物学者和生态学家留下了许多科学考察报告。早期的博物学者如德雷克(Daniel Drake)、希尔德雷斯(Samuel Hildreth)、柯特兰(Jared Kirtland)、拉帕姆(Increase Lapham)已经意识并记录了拓殖带来的生态变化。在19世纪末生态学出现以后，许多生态学家力争在开发之前将保存尚好的景观记录下来。这些资料对从事美国环境史研究的学者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注：要了解早期的科学考察报告，可以参阅马克斯·迈泽尔：《美国自然史书目：开拓世纪，1769—1865》(Max Meisel， Bibliography of American Natural History: The Pioneer Century， 1769-1865)，纽约1967年版。有关美国各区域和部分州的早期生态，则可参考埃玛·布朗：《美国东部的落叶林》(Emma L. Braun， Deciduous Forests of Eastern North America)，费城1950年版；埃塞尔·米勒：《俄亥俄湾植物生态学书目指南》(Ethel M. Miller， Bibliography of Ohio Botany)，俄亥俄州立大学出版社1932年版；霍默·豪斯：《纽约州植物生态学书目指南》(Homer D. House， Bibliography of the Botany of New York State， 1751-1940)，奥尔巴尼1941-1942年版；C. 达林顿：《栽培植物染色体图册》(C. D. Darlington， Chromosome Atlas of Cultivated Plants)，伦敦1945年版；H. 格林、J. 柯蒂斯：《威斯康星植被：书目指南》(H. C. Greene and J. T. Curtis， Bibliography of Wisconsin Vegetation)，纽约1955年版；保罗·里泽：《伊利洛伊植被：书目指南》(Paul G. Risser， Bibliography of Illinois Vegetation)，伊利洛伊州尚佩恩1984年版；马文·罗伯特、罗纳德·斯塔基：《俄亥俄高校有关该州植被的研究生论文题录》(Marvin L. Roberts and Ronald L. Stuckey， Bibliography of Theses and Dissertations on Ohio Floristic and Vegetation in Ohio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俄亥俄州立大学出版社1974年版。）。

在统计数据系列中，《美国联邦人口统计》是美国环境史研究常用的资料。美国人口普查始于1790年，此后每隔10年进行一次。1840年美国第6次人口普查还对各地方县的农林产品输出进行了统计。而从1850年起，人口普查表格还统计了单个农场的熟田、荒地、庄稼和家畜的数量。这些资料大都由各州图书馆、档案馆和历史协会保存。从1925年开始，人口普查的间隔由10年缩减至5年，由此就能够提供更加详细丰富的信息。此外，从1928年开始，美国林业局周期性地对美国林业资源进行统计，并不断更新。这些数据已经被用来绘制以县为基础的全国树种分布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