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危机论文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货币危机论文，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最初银行危机的第一个信号经常决定是否会产生更加系统性的银行危机。然而更重要的是,国家要不断改进其整体激励框架,以使私人部门的金融机构及企业有意愿也有能力合理地管理其金融风险。这需要良好的宏观经济管理水平,包括适度的汇率管理,并确保实现金融部门和公司部门稳健的所有支柱都到位。国家应该预期到未来的金融危机,并为此做好准备。为了限制金融危机的风险和实际危机的冲击效应,需要对脆弱性和金融风险进行实时监测。这可以通过运用设计良好的分析和预测框架——早期预警系统经常对金融稳定进行评估来实现。一定的危机应急计划也很有用,特别是如何应对早期银行危机的第一个信号的计划。因为

一、货币危机和银行危机理论:文献回顾

(一)货币危机理论。对于过去30年来发生在拉丁美洲、欧洲和亚洲的货币危机和银行危机的起因,目前已经有了大量的文献。研究货币危机的文献通常在一开始就介绍有关模型用来解释一些拉丁美洲国家在20世纪七十年代末所经历的危机。这些模型把货币危机看作是脆弱经济基础的结果。第一代模型开始于Krugman(1979)、Flood和Garber(1984)的创造性研究,重点关注广义的宏观政策的不一致性,这些宏观不一致性可能包括过度的国内信贷增长、脆弱的财政状况和疲软的经济表现。这些研究的贡献不在于指出不一致性会导致货币调整,因为这一点我们都能很好的理解,而是在于它预言:当有远见的市场参与者意识到目前的汇率不能再维持下去的时候,外汇储备可能会急剧突然流失。

Obstfeld开创了第二代货币危机模型。Obstfeld强调在一个国家追求的各种政策目标之间可能存在相互抵消的关系。由于银行体系崩溃预期,财政出于救助而导致的财政赤字也可能触发货币危机——这种政府不得不救助银行体系的预期可能会导致债权人抽离资金,从而引起货币崩溃并产生危机。这意味着一个国家可能会遭受自我实现式的货币危机。也就是说,因为一些时间或行动(例如由一个投机者所发起的时间或行动),这种均衡可能会从固定汇率体制转换到浮动汇率体制,或从一个固定汇率水平转换到另外一个贬值了的固定汇率水平。

自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货币危机的理论研究已经深入了许多。所谓的第三代模型将货币危机看作是一国的资金外逃或者金融恐慌。第三代模型更关注对一国债权的结构,因为它会影响金融危机的风险。债权人,特别是那些短期债权人,能够突然撤回债权,从而导致该国外汇和流动性的急剧短缺,从而触发货币或金融崩溃。

广而言之,第三代模型已经注意到资产负债表效应对货币目标可持续性的重要影响。这方面的文章认为,资产负债表的不匹配会迫使银行或公司快速产生外汇需求。当很大一部分金融部门或者公司部门都有外汇需求时,汇率就会面临压力。但汇率贬值时,会有更多的金融机构或企业为了应对无止境的头寸需要而寻找外汇,进一步加剧资本流出,引发货币危机。

(二)银行危机理论。银行业的困境有两个:一是单个银行困境;二是系统性银行困境。有关第一种类型银行困境的原因,理论上更多地是从微观角度展开研究。一些主要发达国家使用的实证模型广泛运用这一理论来预测金融困境。单个银行困境可以导致系统性银行困境。Chari和Jagannathan(1988)的模型假定银行危机是这样的误解造成的:没有信息来源的存款人错误地认为,其他提取存款是因为一些有关银行资产的不利信息而行动的。

危机的另一个传播机制是通过银行间存款进行传导。单个银行困境的溢出效应通过同业拆借可以影响整个银行体系。金融机构的规模、银行间市场和其他金融市场的功能等因素将决定传染的可能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型市场中的银行风险更大。

决定银行体系困境的重要微观因素是一国整体制度框架的质量。由于道德风险、信息披露有限、公司治理框架薄弱、存款保险过度或者监管水平低所导致的市场纪律差,是决定信息不对称的程度、银行管理的质量以及脆弱性积累的关键因素,这些都会引发系统性银行危机。在系统层面上,宏观经济因素——对利率的冲击、汇率贬值、商品价格的冲击、经济增长减速和资本外流——也是危机的重要决定因素。

二、预测金融危机

(一)开发早期预警模型的原因

第一,发生银行危机和货币危机的国家损失惨重——由危机溢出效应而影响的其他国家受损也特别严重。自从20世纪七十年代后期以来,已有93个国家发生了100多次系统性银行危机事件(Caprio和Honohan,2001)。从公共部门解决危机的成本来看,其中约有18次危机(均发生在发展中国家)的成本达到了危机发生国GDP的10%或更多。根据货币基金组织1998年的一项研究报告,一国在银行业危机爆发后需要约3年时间才能使产出恢复到正常趋势,平均累积产出达GDP的12%。

危机还有“传染”的特征。即使是在一个相对较小的经济体中发生的金融行业严重问题也会有广泛的溢出效应。若世界某地发生了货币危机,其他国家(经济体)遭到投机性冲击的概率上升7%,即使相关国家对其政治经济基本因素采取了控制措施。

第二,简单观察货币风险及违约风险的传统市场指标往往不能获得多少关于即将发生危机的预警信号。目前的证据表明,在亚洲金融危机的发展过程中,利差和信用评级等指标的表现令人失望。研究表明,3个月期限的离岸证券利差这一指标没能对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的困境发出预警。也就是说,这类指标不是平坦就是下降,只是对泰国给出了断断续续的信号。

在新兴经济体中,预测单个银行困境和破产也存在一些问题。最近一项研究分析了一些国家的银行困境,结果表明,传统的银行脆弱性指标,如资本资产比率、净边际利润率、营运成本与资产的比率、流动比率等,在找出有问题银行方面的作用十分有限。也就是说,传统的CAMIL类型的比率——资本充足率、资产质量、管理稳健程度、收益、流动性——将不能预测单个银行是否要陷入困境。总而言之,仅仅集中精力于一个或者两个“包治百病式”指标的“廉价做法”不太可能得到一个良好的早期预警系统。若投资于一个综合的早期预警系统,则更可能获得成功。

(二)早期预警实验的一般规则。第一,在金融危机起源中寻找系统性模式意味着不能局限于最近的一次危机(或者一系列危机),而是要研究一个更大的样本。否则,在重要因素与不太重要因素之间进行区分就可能会有太多解释,或者所得出的最后结果经不起更多实际经验的检验;第二,要像关注货币危机一样关注银行危机。关于金融危机先行指标的文献大都涉及货币危机。然而,发展中国家银行危机的成本比货币危机成本更大。银行危机似乎是引致货币危机的一个更重要的原因;第三,尽量使用比较广泛的早期预警指标集合。因为在新兴经济体中,金融危机的根源很多,因此需要大量指标来反映潜在风险源;第四,采用样本外检验来判断先行指标的有用性。一个模型的样本内表现会使人们乐观地误以为模型在样本外也能表现良好。

(三)早期预警实验中有意义的发现。通过实际数据的运用,Goldstein、Kaminsky和Reinhart(2000)从早期预警模型中获得了一些实证结果。下面介绍一些有代表性的发现:(1)新兴市场中,银行危机和货币危机在爆发前都有征兆,有些现象有重复发生的行为特征;(2)对于新兴经济体而言,利用月度数据对银行危机进行准确预测的难度要大于货币危机。在样本内,银行危机的平均噪音信号比货币危机的要高;同样,在样本外,该模型对货币危机的预测表现也比对银行危机的预测表现要好很多;(3)对于货币危机来说最好的月度指标是实际汇率(相对于趋势)的升值,而对于银行危机来说最好的月度指标是证券价格的下跌、出口的下降、M2与国际储备比率的偏高以及经济衰退;(4)银行危机和货币危机的最优先行指标之间既有很多共同之处也存在很大的区别,因此应单独考虑这两种危机;(5)在预测新兴经济体的货币危机和银行危机方面,信用评级变化的表现比经济基本因素中较好的先行指标的表现要差很多;(6)先行指标的样本外检验结果一直是令人鼓舞的——至少在货币危机方面是这样;(7)国家间危机传染效应表明,在理解新型市场发生货币危机的脆弱性时,要更加关注国家特有的经济基本因素。

篇2

一、第一代货币危机理论

70年代后期的拉美货币危机开启了学术界对于货币危机理论的研究，Paul Krugman是其中的先驱者，早在1979年他在发表的文章中构造了货币危机的最早的理论模型。他提出的货币危机的理论模型主要受Salant等（1978）对于商品价格稳定机制研究的启发。随后，Flood和Garber及其他学者基于Krugman的研究成果，从不同的方面对货币危机模型进行完善、修正，最终形成了第一代货币危机模型。

在Krugman模型中，一国政府的财政货币政策与固定汇率制度之间不协调导致危机的爆发。当政府实施的扩张的货币政策和具有赤字化的特征的财政政策，本国货币的供应量会因此增加，外币的影子价格上升，即本币贬值，理性的投资者会抛售本币，持有外币，保证自己的资产不缩水；与此同时，为了维护本国的固定汇率制度，央行会以固定的汇率卖出外币。在这一过程中，央行的外汇储备会随着赤字的货币化的加深不断减少，直至外汇储备消耗殆尽，固定汇率机制就会崩溃。而事实上，市场上的投机者的存在加速了这一过程，他们在外汇储备减少到一定程度时，就会开始理性的投机冲击，不管外汇储备有多少，都会将其消耗殆尽。货币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源于宏观经济政策不能与稳定汇率政策协调一致。在Krugman模型提出之后，诸多学者继续改进、完善Krugman的工作成果。Flood和Garber（1984）放弃了Krugman模型中市场上完全预见信贷过程的特征，将随机因素引入，认为投机攻击的时间的不确定性，构建了简单的线性模型。Connolly和Taylor（1984）着重突出一国商品在汇率崩溃前出现的相对价格行为，通过对蠕动盯住汇率体制的研究，指出汇率崩溃前存在的实际汇率升值和经常项目恶化的现象。

Krugman模型及其他学者的扩展一起构成了第一代货币危机模型，又称为理性攻击模型，认为宏观经济基础变量的恶化是危机发生的根本原因。它较好地解释了“拉美型”货币危机，如1973～1982年的墨西哥危机、1978～1981年的阿根廷危机。针对危机发生的基本面恶化的条件，政策制定者必须保证经济政策间的协调一致，维护加强宏观经济基础变量，保证基本经济面的良好。

二、第二代货币危机理论

第一代模型在20世纪80年代达到全盛，然而第一代模型中，认为政府的政策是外生性的变量，并没有考虑政府行为的影响。但是，事实上很多发生危机的国家并不是因为没有足够的外汇储备才放弃了固定汇率制度，政府的行为在危机中也是有影响的。Obstfeld等人针对欧洲货币危机的研究，提出了货币危机的第二代模型。

在第二代模型中，Obstfeld等人将政府作为一个重要的因素放入模型中，是一个主动的行为主体，会权衡利弊得失，既会维持固定汇率制度也会放弃固定汇率制度。同时，他们提出了自促成的概念，即在外汇市场上的投资者和央行之间会存在相互之间根据对方的行为修正自己的行为的现象。如果公众对于央行维持汇率的目标的能力失去信心，或存在预期上的偏差，中央银行相应认为维持固定汇率的成本大大增加，由此放弃固定汇率制度。这个模型虽然强调危机的自我促成，但仍然重视经济基本面的情况。同期的另一些第二代货币危机模型则认为危机的发生不一定建立经济基本面恶化的情况下，即使不存在恶化的经济基本面，危机也可能发生。在投机者的恶意攻击下，市场上其他的投资者的预期发生变化，在“传染效应”和“羊群效应”的作用下进一步推动危机的发生。

第二代模型和第一代模型的共同点是都认为危机发生的原因是政府政策的不一致性，不相同的地方是，第一代模型认为过多的国内信贷创造促成了中央银行的货币贬值或汇率浮动，而第二代模型认为在货币危机发生以前并不存在政府政策上的不一致，是危机本身导致了政策的变化。第二代模型较好地解释了所谓的“欧洲型”货币危机，如欧洲1992～1993年的货币危机和墨西哥1994～1995年的比索危机。对于政策指导来说，固定汇率制度的“先天不足”需要辅以相应的资本管制政策。

三、新一代货币危机理论

上个世纪末的东南亚金融危机暴露出第一、二代模型的缺陷，理论界开始寻找新的模型解释新的货币危机。这次危机主要是银行业的资本充足率低，缺乏谨慎监管导致信用扩张造成，由此，许多主流理论分析逐渐开始将目光转向金融中介、资产价格变化等方面，跳出汇率机制、公共政策等宏观经济分析范围，由此提出一系列基于金融中介的金融危机模型。下面对这些模型作简单介绍：

1.道德风险模型

道德风险是金融市场中借贷者的不道德行为而导致贷款方式损失的风险。Krugman的模型中主要指金融中介的不道德行为，尤其是金融中介有免费的担保而且监管不严时，这时经纪人会比较冒进，很少考虑投资项目的贷款风险，整个经济很容易出现过度投资的现象。在开放的经济体系的角度来看，如果国内的金融机构无法从国际金融市场融资时，国内投资需求的过度会促成利率的上升。国内的金融机构转而向国际市场融资，政府在其中为国内的金融机构做免费的担保，就会导致经济的过度投资。如果国外的债权人停止为国内的金融机构提供资金，政府为防止经济危机的发生，不得不通过发行货币来弥补其中的资金空缺，由此在投资者预期中的通货膨胀就可能引发货币危机。

通过回顾货币危机中韩国等的表现，Burnside等认为政府为金融部门提供大量的贷款担保是危机发生的主要原因。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亲缘政治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银行、企业等借贷部门与政府机关的密切关系，使得相互之间存在担保关系，道德风险加大。

2.金融恐慌危机模型

金融恐慌危机模型又称为“D-D”模型，最初是由Diamond和Diybvig（1983）在分析银行挤提现象时提出的。金融中介尤其是银行的基本功能就是以短贷长、期限转换，将不具流动性的资产变得具有流动性。该模型认为在这一特性下，存款大量存放银行时，银行的贷款能够支持长期经济投资，存款人得到合理的存款利息。然而一旦发生经济恐慌，大量的存款人提现，银行面临挤兑风险，

银行的资金流动性不足，只能停止支持长期经济发展的项目贷款，由此造成银行的损失，银行也失去全额支付所有存款人本金和利息的能力，导致所有人都受到较大的损失，这种现象被称为“金融恐慌”。这种情况之下，企业也会陷入资金困境，央行作为最后贷款人也发生挤兑现象，货币危机爆发。

3.资产负债表危机模型

在用前两个模型——道德风险模型和金融恐慌模型解释东南亚危机后，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发展使Krugman意识到传递、传染的重要性，因此他加入了另外两个因素：公司的资产负债表在决定其在投资方面的作用，资本流动在影响实际汇率方面的作用。对于这两个方面，他与Aghion作出了新的解释，在他们看来，如果本国的企业部门外债的水平与外币的风险头寸是同向关系，在“资产负债表效应”下，经济危机出现的可能性也会加大。他们认为在亚洲国家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和信用风险偏大，银行为企业提供贷款时要求足额的担保。从这个角度来说，一个国家的国内企业的财富水平就决定了一个国家的总投资水平，因此，当一个国家国内的企业持有大量外债时，国外的债权人不会乐观地看待该国的经济，减少对该国的贷款，由此导致本国的货币贬值，国内企业的财富下降，整个社会的投资规模下降，经济逐渐萧条。整个过程是一种自我实现的过程。虽然这个资产负债表危机模型提出了对资产负债表效应的考量，但是关于企业的外债累积的程度，还有对危机的影响程度，都需要进一步探讨。

4.货币危机的羊群行为理论

在个体根据其他行为主体的行为而选择采取相近或相似的行为时，羊群行为就会产生。一般认为，羊群行为主要发生在投资者信息不完备或信息不对称环境下的预期形式模式下。当市场上的投资者根据对方的行为来获取对方的投资信息时，模仿他人会被认为是一种理智的行为。Krugman（1998）分析金融市场上发生这种行为的原因是委托的问题。在开放的经济环境中，跨国投资的资金一般交由人代为管理的，在资金涌入某个新型市场化得国家利用利差赚取差价获益时，即使人认为这样的投资存在较大的风险，他也会倾向于跟进，因为如同“法不责众”的道理，如果所有的投资者都获益时，自己因为担心风险没有跟进，会被指责无能；相反，若是亏损，损失可以所有的投资者一起承担。

5.金融过度危机模型

针对1997年下半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Krugman 提出了新的想法，在他看来，货币危机一种原因是一个国家本币的实际贬值，或者是经常帐户的出现逆差和国际资本流动发生逆转。在这个理论中，Krugman 介绍了金融过度的概念。金融过度是指在开放的经济环境下，国内的金融机构可以自由进入国际资本市场无障碍，金融机构会成为风险偏好者，将资金大量投向证券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引发金融泡沫，诱发一国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引发银行体系的系统性风险。许多人将金融过度作为金融深化的表现，反对过度的金融监管，由此导致政府对于金融危机的插手太晚，危机发展深化。（作者单位：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参考文献

[1] 刘明兴，罗俊伟.金融危机理论综述[J].经济科学，2000年04期.

[2] 金洪飞.货币危机理论综述[J].当代经济科学，2001年05期.

[3] 陈雨露.国际金融理论前沿问题评述[J].国际金融研究，2002年07期.

[4] 傅小斌.金融危机的最新理论及评述[J].经济师，2003年04期.

篇3

随着网络技术在国内的普及，虚拟货币因其便利性和时尚性得到大量应用，逐步成为虚拟产品和网络增值服务提供者实现利润的重要工具。当前我国网络上存在的较有影响力的品种主要有Q币、POPO币和狐币等。

金融危机中的虚拟货币消费

国家统计局宣布的数据显示，受由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性经济危机影响，2008年我国GDP增速呈逐季回落态势，四个季度的同比增长分别为10.6%，10.1%，9.0%和6.8%，尤其是在第四季度，由于金融海啸已深入我国有关行业，国民经济增速明显放缓。而按照腾讯、搜狐和网易三家的财报披露，其虚拟货币收入的同比增长率却远远高于各期的GDP增速（见表1、2、3）。

但综合2008年全年走势，虚拟货币消费量与2007年相比有了显著提高。与整体经济水平的下滑程度相比，虚拟货币还是表现出了较强的抗御性，表现在以下方面：

业务的效用具有一定的不可替代性。互联网增值业务收入主要来自在线游戏收入和其它服务性收入，如QQ会员、QQ秀等。因为这些网络服务给消费者带来的效用不是其它活动可以轻易取代的，即一般情况下消费者不会轻易放弃这些服务，所以这两部分收入水平受宏观经济水平的影响较小或者说影响传导得较慢。只要网络公司能够适时推出新款网络游戏或者及时优化服务水平，提高“享受特权”，就可以牢牢抓住消费者，维持并增加此部分的营业收入。

消费者构成特定。由于网络虚拟产品和服务可以满足年轻人“自我认同”和“追逐时尚”的心理需求，所以25岁以下的青年人就成为其消费主力。这些消费主力的生活费用全部或大部分由其监护人提供，排除一些不可抗因素，在其生活水平维持不变的条件下，用于网络消费的部分也将维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水平，因而网络虚拟产品和服务的需求量总是存在。

此外，虚拟货币购买具有“单向性”，使用范围具有“锁定性”。单向性决定了虚拟货币的消费者不能通过虚拟币发行方将虚拟币换回人民币，即虚拟币“一经购买概不退还”；锁定性指虚拟货币只能在发行者允许的范围内使用，即某种虚拟币只能应用于发行者提供的产品池。当产品池中的产品足够丰富时，虚拟币的购买能力就得到展现，从而形成一种网络范围。发行者通过这种网络范围逐步建立了自身的市场份额和网络品牌，随着品牌深入人心，发行者的有关业务对危机就会产生一定的抗御能力。

业务所需的平均支出较低。虚拟货币消费一般情况下为小额消费，所以大多数网络消费者不会太过于缩减这部分支出。因此互联网增值业务虽然不能完全抵住全球性经济萎缩带来的冲击，但相对于网络广告业务等大额交易来说，它对金融危机有更强的抵御力。

金融危机对虚拟货币风险防范的启示

加强发行过程的管制，遏制信用危机于萌芽。降低信用标准，鼓励房地产金融机构向低信用等级的借款者放款；同时放松金融管制，允许金融机构以低成本借贷投资于高风险资产，允许投资银行不断设计结构复杂的高杠杆衍生品用于出售为次贷危机埋下了祸根。而虚拟货币的发行人为网络公司，其发行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中央银行货币发行的垄断地位。由于虚拟货币发行量由公司利润最大化决定，所以它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甚至出现通货膨胀，不仅会给消费者带来“贬值风险”，也会给货币市场带来强烈的信用冲击。因此国家应对虚拟货币的发行实施严格的管理，如设立一个专门的虚拟币发行机构，这样一来虚拟币的发行量虽然还是由公司经营者决定，但国家可以在其数量上加以控制，能够有效地避免“通货膨胀”的产生。

加强“二级交易市场”的信息披露，抑制风险的传导。次贷危机的传导根源是成熟金融市场条件下的资产证券化。因为缺乏可靠的价格信息参照，所以美国监管部门允许对冲基金按照内部的数学模型计算结果作为资产评估标准，吸引大量不知情的投资者购买。但基于次级房屋贷款的衍生品都高度个性化，流动性很差，当基础资产面临信用风险时，危机会沿传导机制产生连锁反应。同时由于对冲基金的信息不透明，危机产生后，市场无法清楚判断对冲基金在冲击中的受损程度，由于对风险的自然规避而产生赎回风波。

虚拟货币的二级交易市场即虚拟货币交易平台，如国内的我有网、和美国的GameUSD、等，消费者通过这些平台将多余的虚拟货币进行交换或出售。一般情况下，虚拟货币不能被全额交换，这样就出现了虚拟货币与法定货币之间所谓的“汇率”，普通的虚拟货币消费者就要承担全部的流动性风险。但是，由于虚拟币交易双方的信息量严重不均衡，信息量占优势者倒卖虚拟币从中获取价差而牟利的现象层出不穷。虽然国家已开征虚拟货币交易税，将个人“通过网络收购玩家的虚拟货币并加价出售”所获得的收入列入个人所得税纳税范围，然而虚拟币及其交易形式的不可见性加大了监管难度，也不能从本质上分担虚拟币普通消费者的流动性风险。

健全赎回体制，及时消除已然风险。次贷危机产生后，为了避免在当前市场环境下变现相关资产导致更大的损失，个别基金甚至停止对基金净值估值并拒绝了投资者的赎回申请。投资者对未来预期不乐观，投资信心低落，产生了空前高涨的市场风险规避倾向，从而由次级按揭问题引发了市场信贷危机直至发展为整体的经济危机。

建立虚拟货币的赎回体制，统一规定其赎回价格和赎回单位（网络公司）不但能完成虚拟货币“发行——流通——赎回”的标准生命周期，使其运行过程更科学化，也可以规范二级交易市场的交易行为，有效地消除挤兑风险，降低虚拟货币的发行使用对法定货币流通体制的不利影响。

参考文献：

1.吴怀琴.网络虚拟货币的电子商务分析[J].商业时代，2007（10）

2.范俏燕.当前国际性金融危机的生成和传导[J].财经科学，20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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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4）45-0131-03

一、引言

毕业设计作为高等学校本科教育的重要教学环节，是人才培养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学生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分析解决实际问题和培养初步科学研究能力的重要阶段，又是学生对所学专业知识综合运用能力、综合素质与工程实践能力的全面检验。因此，如何改进和加强这一环节，切实提高培养质量，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1999年以来的扩招，使招生人数增加，师资和教学资源相对不足，为了保证毕业设计的质量，部分学校明文规定副教授以上职称的教师最多指导8个学生，讲师最多指导4个学生，并且要求一人一题，3年不得重复，这足以让很多老师为难。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目前毕业课题的现状不容乐观，毕业设计题目结合科研和工程实际的少，虚拟、模拟和陈旧性课题多，体现不出工科学生的“创新能力”与“工程能力”较强的特色，结果毕业设计成果没有多少参考（或应用）价值。

德国这方面做得比较好，其应用科学大学以实践为导向，学生的毕业设计主要以校企合作的方式为主，其中一些成熟的运作方式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由政府提供经费并制定法规和优惠企业的政策，支持高校学生到企业去做毕业设计。学生可从企业的网站或报纸杂志和校内相关部门企业课题信息，找到适合的毕业设计课题。

国内也有这方面的先例，如，2005年北京联合大学与北京吉普汽车有限公司校企联合，配备双导师指导本科毕业设计，其题目均来自于北京吉普的生产一线，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但受企业的管理理念及信息滞后等原因，使校企合作毕业设计而受惠的学生人数很少，如何构建课题信息平台，以使更多的学生受惠，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三、毕业设计教学改革目标

改变长年不变的既定题目与毕业设计的管理模式，教师将指导书、任务书发给学生，布置任务，老师定期指导，学生闭门造车，让学生在限定的时间内完成毕业设计任务，接着就是毕业答辩，结果出来的毕业设计成果没有多少参考价值。以问题为导向的毕业设计，要求从生产中发现问题，运用所学去解决问题，更具有针对性、实践性，学生从中可以学到很多在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这样促进与加强指导教师的责任心和毕业生学习的自觉性，密切了毕业设计与生产的联系。明显提高了毕业设计的质量。“真枪实弹”的毕业设计要求指导教师不仅具有指导假拟题目的能力，而且还要具有实实在在地作项目的实际业务能力。以达到教学相长、相互促进的作用。

（一）教师要有问题意识

教师的问题意识首先要求教师们善于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善于进行自我反思，只有找到问题，才能促进教学不断地改进，也会促进教师们去思考，带着问题去思考、研究设计教案和投入到校企合作的研修中去，这样能更好地指导学生的论文。问题意识会强化教师的主动发展意识。针对毕业论文的设计，提出问题可以让指导老师带着思考和问题对学生的毕业论文进行指导，对自己的教学行为做出理性的判断和分析。此外，教师无论是指导毕业论文还是平时的授课，都要事先做好准备，积极查寻资料，正确认知自己的教学行为，带着思考去研究、指导，并且增加与学生的交流，达到教学相长的目的。

教师们在“研修―实践―研修”的循环体验中，产生解决问题的成就感。同时，在研讨中，教师之间的差距也显现出来，同时可以增加教师的危机意识，促进自己提升和改进。学校方面也要积极配合，提供相应的设备和技术支持，增加校企合作，让论文和实际结合起来，让老师们和企业专家进行交流，开阔指导教师的眼界，从而可以使危机意识越发强烈，而危机意识正是形成问题意识的催化剂。要实现超越获得更大的成就感，就必须发现并解决问题。

（二）教学或指导后要反思

个人反思在教学改革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它是校本研究的前提，是教师与自身开展的对话，是校本研究中最基本和普通的活动形式，也是教师在专业发展和自我成长阶段的核心因素。在以问题为导向的毕业设计教学改革中，教学反思要抓住其四点基本特点：（1）抓住妙点进行反思；（2）抓住疑点进行反思；（3）抓住失败点进行反思；（4）抓住常点进行反思。通过以往的实践证明，教师可以在以问题为导向的毕业设计教学反思改革中找回自己，重新拾取研究的权杖，通过处理自身出现的教学问题来走上专家的道路。强调毕业设计教学反思改革，可以促进教师自身的专业发展，引导教师在教学的实践过程中，以回顾、观察、诊断和自我监控等方式，来针对自身的教学概念、行为、艺术等进行思考和改正，将教与学密切结合起来，实现以问题为导向的毕业设计教学改革反思的合理性，从而提高教学的效率。

但是单纯的教学反思不单单只依靠自律，还要求学校采用多种教学手段，有目的、有规律、有计划地促进反思。常用的方法是“事后回顾”，主要分为以下三种：原来打算做什么？实际上发生了什么？已发生的情况的原因和具体采取的措施。

四、实施方法与措施

需求是推动科学和一切创新的动力，它推动着科学技术与社会向前发展。问题导向是指人们在认知活动中，意识到一些令人疑惑难解的实际问题或理论问题，驱使人们积极思维，不断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是以问题为中心的思维活动。以优化毕业设计（或论文）课题来源、实施、管理与评价方法为内涵，深入企业走访、座谈、比较、经验总结等方法进行研究，完善应用型工科专业毕业设计（或论文）阶段的教学工作。

由印刷企业提出（或由学生到企业生产一线去发现）课题，学校组织人力收集、分类，并甄选出符合本科毕业设计要求的课题，并归于相应研究方向的教师名下，在校园网上课题及指导教师信息，根据师生“双向选择”的原则，确定课题后，在校内教师与企业工程师（双师）的指导下（由学校或企业提供场地、设备、经费等支持）按计划、按要求完成毕业课题，课题成果，（包括阶段性成果）及时反馈给相关企业应用于产生，经受生产实践的检验。从而确保毕业设计达到“培养学生综合运用所学基础理论、专业知识和基本技能，发现、分析、解决与本专业相关的实际问题的能力”的目标。

（一）课题信息收集与

借助校园网，建立校企合作课题信息平台，为印刷工程专业教师与学生提供毕业设计的实战课题，解决教师出题难。为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工程实践能力和科学研究提供平台。①收集500个以上的课题信息，甄选出300个以上适合作本科毕业设计要求的课题。②建立课题信息库。③建立课题跟踪信息平台，及时向企业反馈学生的研究进展与取得的研究成果，为企业的生产活动提供实时的技术支持。④每年更新20%左右课题信息。

（二）成绩评定方式改革

毕业设计成绩评定由学校老师根据本科毕业设计的要求给出相应的成绩（为主），企业对毕业设计成果的应用效果做出评价并给出相应成绩（为辅）。从而彻底打破理论与实际脱节，缺少相应的工程环境，致使学生实践能力、创新力薄弱的现状，从而培养出符合社会需求，有较强创新能力和工程实践能力的应用型人才。

五、毕业设计教学改革成效

1.拓展了毕业设计课题选择范围和来源。改变了毕业设计来源于教师科研、虚拟及模拟性课题，缺乏真实性与实用性的现状。

2.开拓了校企产学合作的新模式。传统的校企合作是以教师为主体，着力在科研与实习基地的合作，而课题是以学生为主体，培养具有创新能力与工程实践能力的应用人才，服务企业产生需求为目的的合作。

3.创新了校企“互利”与“三赢”的新机制。企业获得了学校技术与理论的支持；学校得到了解企业需求、了解新设备与新技术的机会，也会相应地提高教师的解决工程问题的能力；学生得到了参与企业技术改造与创新的工程实践的机会。

4.创新了学生毕业设计（或论文）的评价体系，引入了企业对毕业设计成果应用效果的评价指标。

总之，我们要认真贯彻《第四次讲话精神：“着力提高学生服务国家，服务人民的社会责任感，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善于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

六、结语

通过本研究课题信息平台的建立，高校可以了解企业和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完善人才培养方案，提高人才培养质量，还可促进科研成果的转化。学生选企业的实际问题做毕业设计课题，可参与企业的技术革新、技术改造和工程建设服务，为企业分忧；企业也可从中选聘优秀人才作为自己的员工，提高企业的技术力量和市场竞争力，从而促进企业的发展。通过参加工程实践，学生不仅可向现场工程技术人员学习专业知识和生产技能，逐步树立起工程意识，为今后的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缩短其工作适应期，也为学生就业提供了可能的机会。

参考文献：

[1]郝继升.毕业设计的特点及提高毕业设计质量的途径[J].教育与职业，2007.

[2]韩丽萍.毕业设计的变革与创新[J].教育与职业，2003.

[3]崔正昀，蓝欣，马晓蕾.毕业设计改革的研究与实践[J].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02.

[4]杨飒，王超.中德技术应用性本科毕业设计问题比较研究[J].北京联合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6.

[5]张宁生，张建华，等.毕业设计质量保障与评估体系的研究和实践[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02.

[6]陈木其.毕业设计中的选题[J].宝鸡文理学院学报，1995，（1）.

[7]夏鲁惠.高等学校毕业设计（论文）教学情况调研报告[J].高等理科教育，2004.

[8]史增喜.高校本科毕业设计的改革与实践[J].北京邮电大学学报（社科版），2002.

[9]李海标，等.新形势下提高毕业设计质量的措施与实践[J].广西轻工业，2009.

[10]宋爱军.大学生毕业设计与就业互融性的探讨[J].技术监督教育学刊，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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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货币危机和银行危机理论:文献回顾

(一)货币危机理论。对于过去30年来发生在拉丁美洲、欧洲和亚洲的货币危机和银行危机的起因,目前已经有了大量的文献。研究货币危机的文献通常在一开始就介绍有关模型用来解释一些拉丁美洲国家在20世纪七十年代末所经历的危机。这些模型把货币危机看作是脆弱经济基础的结果。第一代模型开始于Krugman(1979)、Flood和Garber(1984)的创造性研究,重点关注广义的宏观政策的不一致性,这些宏观不一致性可能包括过度的国内信贷增长、脆弱的财政状况和疲软的经济表现。这些研究的贡献不在于指出不一致性会导致货币调整,因为这一点我们都能很好的理解,而是在于它预言:当有远见的市场参与者意识到目前的汇率不能再维持下去的时候,外汇储备可能会急剧突然流失。

Obstfeld开创了第二代货币危机模型。Obstfeld强调在一个国家追求的各种政策目标之间可能存在相互抵消的关系。由于银行体系崩溃预期,财政出于救助而导致的财政赤字也可能触发货币危机——这种政府不得不救助银行体系的预期可能会导致债权人抽离资金,从而引起货币崩溃并产生危机。这意味着一个国家可能会遭受自我实现式的货币危机。也就是说,因为一些时间或行动(例如由一个投机者所发起的时间或行动),这种均衡可能会从固定汇率体制转换到浮动汇率体制,或从一个固定汇率水平转换到另外一个贬值了的固定汇率水平。

自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货币危机的理论研究已经深入了许多。所谓的第三代模型将货币危机看作是一国的资金外逃或者金融恐慌。第三代模型更关注对一国债权的结构,因为它会影响金融危机的风险。债权人,特别是那些短期债权人,能够突然撤回债权,从而导致该国外汇和流动性的急剧短缺,从而触发货币或金融崩溃。

广而言之,第三代模型已经注意到资产负债表效应对货币目标可持续性的重要影响。这方面的文章认为,资产负债表的不匹配会迫使银行或公司快速产生外汇需求。当很大一部分金融部门或者公司部门都有外汇需求时,汇率就会面临压力。但汇率贬值时,会有更多的金融机构或企业为了应对无止境的头寸需要而寻找外汇,进一步加剧资本流出,引发货币危机。

(二)银行危机理论。银行业的困境有两个:一是单个银行困境;二是系统性银行困境。有关第一种类型银行困境的原因,理论上更多地是从微观角度展开研究。一些主要发达国家使用的实证模型广泛运用这一理论来预测金融困境。单个银行困境可以导致系统性银行困境。Chari和Jagannathan(1988)的模型假定银行危机是这样的误解造成的:没有信息来源的存款人错误地认为,其他提取存款是因为一些有关银行资产的不利信息而行动的。

危机的另一个传播机制是通过银行间存款进行传导。单个银行困境的溢出效应通过同业拆借可以影响整个银行体系。金融机构的规模、银行间市场和其他金融市场的功能等因素将决定传染的可能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型市场中的银行风险更大。

决定银行体系困境的重要微观因素

是一国整体制度框架的质量。由于道德风险、信息披露有限、公司治理框架薄弱、存款保险过度或者监管水平低所导致的市场纪律差,是决定信息不对称的程度、银行管理的质量以及脆弱性积累的关键因素,这些都会引发系统性银行危机。在系统层面上,宏观经济因素——对利率的冲击、汇率贬值、商品价格的冲击、经济增长减速和资本外流——也是危机的重要决定因素。

二、预测金融危机

(一)开发早期预警模型的原因

第一,发生银行危机和货币危机的国家损失惨重——由危机溢出效应而影响的其他国家受损也特别严重。自从20世纪七十年代后期以来,已有93个国家发生了100多次系统性银行危机事件(Caprio和Honohan,2001)。从公共部门解决危机的成本来看,其中约有18次危机(均发生在发展中国家)的成本达到了危机发生国GDP的10%或更多。根据货币基金组织1998年的一项研究报告,一国在银行业危机爆发后需要约3年时间才能使产出恢复到正常趋势,平均累积产出达GDP的12%。

危机还有“传染”的特征。即使是在一个相对较小的经济体中发生的金融行业严重问题也会有广泛的溢出效应。若世界某地发生了货币危机,其他国家(经济体)遭到投机性冲击的概率上升7%,即使相关国家对其政治经济基本因素采取了控制措施。

第二,简单观察货币风险及违约风险的传统市场指标往往不能获得多少关于即将发生危机的预警信号。目前的证据表明,在亚洲金融危机的发展过程中,利差和信用评级等指标的表现令人失望。研究表明,3个月期限的离岸证券利差这一指标没能对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的困境发出预警。也就是说,这类指标不是平坦就是下降,只是对泰国给出了断断续续的信号。

在新兴经济体中,预测单个银行困境和破产也存在一些问题。最近一项研究分析了一些国家的银行困境,结果表明,传统的银行脆弱性指标,如资本资产比率、净边际利润率、营运成本与资产的比率、流动比率等,在找出有问题银行方面的作用十分有限。也就是说,传统的CAMIL类型的比率——资本充足率、资产质量、管理稳健程度、收益、流动性——将不能预测单个银行是否要陷入困境。总而言之,仅仅集中精力于一个或者两个“包治百病式”指标的“廉价做法”不太可能得到一个良好的早期预警系统。若投资于一个综合的早期预警系统,则更可能获得成功。

(二)早期预警实验的一般规则。第一,在金融危机起源中寻找系统性模式意味着不能局限于最近的一次危机(或者一系列危机),而是要研究一个更大的样本。否则,在重要因素与不太重要因素之间进行区分就可能会有太多解释,或者所得出的最后结果经不起更多实际经验的检验;第二,要像关注货币危机一样关注银行危机。关于金融危机先行指标的文献大都涉及货币危机。然而,发展中国家银行危机的成本比货币危机成本更大。银行危机似乎是引致货币危机的一个更重要的原因;第三,尽量使用比较广泛的早期预警指标集合。因为在新兴经济体中,金融危机的根源很多,因此需要大量指标来反映潜在风险源;第四,采用样本外检验来判断先行指标的有用性。一个模型的样本内表现会使人们乐观地误以为模型在样本外也能表现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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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货币危机和银行危机理论:文献回顾

(一)货币危机理论。对于过去30年来发生在拉丁美洲、欧洲和亚洲的货币危机和银行危机的起因，目前已经有了大量的文献。研究货币危机的文献通常在一开始就介绍有关模型用来解释一些拉丁美洲国家在20世纪七十年代末所经历的危机。这些模型把货币危机看作是脆弱经济基础的结果。第一代模型开始于Krugman(1979)、Flood和Garber(1984)的创造性研究，重点关注广义的宏观政策的不一致性，这些宏观不一致性可能包括过度的国内信贷增长、脆弱的财政状况和疲软的经济表现。这些研究的贡献不在于指出不一致性会导致货币调整，因为这一点我们都能很好的理解，而是在于它预言:当有远见的市场参与者意识到目前的汇率不能再维持下去的时候，外汇储备可能会急剧突然流失。

Obstfeld开创了第二代货币危机模型。Obstfeld强调在一个国家追求的各种政策目标之间可能存在相互抵消的关系。由于银行体系崩溃预期，财政出于救助而导致的财政赤字也可能触发货币危机——这种政府不得不救助银行体系的预期可能会导致债权人抽离资金，从而引起货币崩溃并产生危机。这意味着一个国家可能会遭受自我实现式的货币危机。也就是说，因为一些时间或行动(例如由一个投机者所发起的时间或行动)，这种均衡可能会从固定汇率体制转换到浮动汇率体制，或从一个固定汇率水平转换到另外一个贬值了的固定汇率水平。

自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货币危机的理论研究已经深入了许多。所谓的第三代模型将货币危机看作是一国的资金外逃或者金融恐慌。第三代模型更关注对一国债权的结构，因为它会影响金融危机的风险。债权人，特别是那些短期债权人，能够突然撤回债权，从而导致该国外汇和流动性的急剧短缺，从而触发货币或金融崩溃。

广而言之，第三代模型已经注意到资产负债表效应对货币目标可持续性的重要影响。这方面的文章认为，资产负债表的不匹配会迫使银行或公司快速产生外汇需求。当很大一部分金融部门或者公司部门都有外汇需求时，汇率就会面临压力。但汇率贬值时，会有更多的金融机构或企业为了应对无止境的头寸需要而寻找外汇，进一步加剧资本流出，引发货币危机。

(二)银行危机理论。银行业的困境有两个:一是单个银行困境;二是系统性银行困境。有关第一种类型银行困境的原因，理论上更多地是从微观角度展开研究。一些主要发达国家使用的实证模型广泛运用这一理论来预测金融困境。单个银行困境可以导致系统性银行困境。Chari和Jagannathan(1988)的模型假定银行危机是这样的误解造成的:没有信息来源的存款人错误地认为，其他提取存款是因为一些有关银行资产的不利信息而行动的。

危机的另一个传播机制是通过银行间存款进行传导。单个银行困境的溢出效应通过同业拆借可以影响整个银行体系。金融机构的规模、银行间市场和其他金融市场的功能等因素将决定传染的可能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型市场中的银行风险更大。

决定银行体系困境的重要微观因素是一国整体制度框架的质量。由于道德风险、信息披露有限、公司治理框架薄弱、存款保险过度或者监管水平低所导致的市场纪律差，是决定信息不对称的程度、银行管理的质量以及脆弱性积累的关键因素，这些都会引发系统性银行危机。在系统层面上，宏观经济因素——对利率的冲击、汇率贬值、商品价格的冲击、经济增长减速和资本外流——也是危机的重要决定因素。

二、预测金融危机

(一)开发早期预警模型的原因

第一，发生银行危机和货币危机的国家损失惨重——由危机溢出效应而影响的其他国家受损也特别严重。自从20世纪七十年代后期以来，已有93个国家发生了100多次系统性银行危机事件(Caprio和Honohan，2001)。从公共部门解决危机的成本来看，其中约有18次危机(均发生在发展中国家)的成本达到了危机发生国GDP的10%或更多。根据货币基金组织1998年的一项研究报告，一国在银行业危机爆发后需要约3年时间才能使产出恢复到正常趋势，平均累积产出达GDP的12%。

危机还有“传染”的特征。即使是在一个相对较小的经济体中发生的金融行业严重问题也会有广泛的溢出效应。若世界某地发生了货币危机，其他国家(经济体)遭到投机性冲击的概率上升7%，即使相关国家对其政治经济基本因素采取了控制措施。

第二，简单观察货币风险及违约风险的传统市场指标往往不能获得多少关于即将发生危机的预警信号。目前的证据表明，在亚洲金融危机的发展过程中，利差和信用评级等指标的表现令人失望。研究表明，3个月期限的离岸证券利差这一指标没能对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的困境发出预警。也就是说，这类指标不是平坦就是下降，只是对泰国给出了断断续续的信号。

在新兴经济体中，预测单个银行困境和破产也存在一些问题。最近一项研究分析了一些国家的银行困境，结果表明，传统的银行脆弱性指标，如资本资产比率、净边际利润率、营运成本与资产的比率、流动比率等，在找出有问题银行方面的作用十分有限。也就是说，传统的CAMIL类型的比率——资本充足率、资产质量、管理稳健程度、收益、流动性——将不能预测单个银行是否要陷入困境。总而言之，仅仅集中精力于一个或者两个“包治百病式”指标的“廉价做法”不太可能得到一个良好的早期预警系统。若投资于一个综合的早期预警系统，则更可能获得成功。

(二)早期预警实验的一般规则。第一，在金融危机起源中寻找系统性模式意味着不能局限于最近的一次危机(或者一系列危机)，而是要研究一个更大的样本。否则，在重要因素与不太重要因素之间进行区分就可能会有太多解释，或者所得出的最后结果经不起更多实际经验的检验;第二，要像关注货币危机一样关注银行危机。关于金融危机先行指标的文献大都涉及货币危机。然而，发展中国家银行危机的成本比货币危机成本更大。银行危机似乎是引致货币危机的一个更重要的原因;第三，尽量使用比较广泛的早期预警指标集合。因为在新兴经济体中，金融危机的根源很多，因此需要大量指标来反映潜在风险源;第四，采用样本外检验来判断先行指标的有用性。一个模型的样本内表现会使人们乐观地误以为模型在样本外也能表现良好。

(三)早期预警实验中有意义的发现。通过实际数据的运用，Goldstein、Kaminsky和Reinhart(2000)从早期预警模型中获得了一些实证结果。下面介绍一些有代表性的发现:(1)新兴市场中，银行危机和货币危机在爆发前都有征兆，有些现象有重复发生的行为特征;(2)对于新兴经济体而言，利用月度数据对银行危机进行准确预测的难度要大于货币危机。在样本内，银行危机的平均噪音信号比货币危机的要高;同样，在样本外，该模型对货币危机的预测表现也比对银行危机的预测表现要好很多;(3)对于货币危机来说最好的月度指标是实际汇率(相对于趋势)的升值，而对于银行危机来说最好的月度指标是证券价格的下跌、出口的下降、M2与国际储备比率的偏高以及经济衰退;(4)银行危机和货币危机的最优先行指标之间既有很多共同之处也存在很大的区别，因此应单独考虑这两种危机;(5)在预测新兴经济体的货币危机和银行危机方面，主权信用评级变化的表现比经济基本因素中较好的先行指标的表现要差很多;(6)先行指标的样本外检验结果一直是令人鼓舞的——至少在货币危机方面是这样;(7)国家间危机传染效应表明，在理解新型市场发生货币危机的脆弱性时，要更加关注国家特有的经济基本因素。

三、总结

国家应该预期到未来的金融危机，并为此做好准备。为了限制金融危机的风险和实际危机的冲击效应，需要对脆弱性和金融风险进行实时监测。这可以通过运用设计良好的分析和预测框架——早期预警系统经常对金融稳定进行评估来实现。一定的危机应急计划也很有用，特别是如何应对早期银行危机的第一个信号的计划。因为最初银行危机的第一个信号经常决定是否会产生更加系统性的银行危机。然而更重要的是，国家要不断改进其整体激励框架，以使私人部门的金融机构及企业有意愿也有能力合理地管理其金融风险。这需要良好的宏观经济管理水平，包括适度的汇率管理，并确保实现金融部门和公司部门稳健的所有支柱都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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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83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176X（2007）07005307

随着全球经济的一体化，贸易自由化带来经常账户开放，使得资本账户开放成为开放经济体的必然选择。虽然对于资本账户开放能否最终促进经济增长，理论界还存在着众多争议，但是资本账户开放的确在资本流动、资源配置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与此同时，资本账户开放也带来了一定的风险，如何在规避风险的同时，实现资本账户的有效开放，就成为学者和政策制定者普遍关注的问题。对于处在经济转型期的发展中国家来讲，研究采用何种形式开放本国的资本账户，更具有理论和现实的双重意义。本文试图从亚洲货币危机的视角，选取1985―1999年期间泰国、马来西亚、印度、韩国、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六国的季度数据，运用面板数据的方法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资本账户开放程度与货币危机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及不同国家之间经济基础条件的差异对这种内在联系的影响。

一、资本账户开放、资本流动与货币危机

1货币危机及其指标体系

对于如何衡量和预警货币危机，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运用不同的研究方法，提出了一系列指标。关于货币危机指标的实证研究，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关注单个国家危机期间的指标变化，另一类同时关注多个国家的指标变化。

大部分对单个国家的研究是为了解释特定国家货币危机的成因。这些研究包括Blanco和Garber对1976―1982年墨西哥危机的研究［1］；Cumby和VanWijnbergen对阿根廷危机的研究［2］；Goldberg对80年代墨西哥危机的研究［3］；Pazarasioglu和Otker对1994―1997年墨西哥危机的研究等等。［4］这些研究通常都以国内宏观经济指标来解释货币危机，如低的外汇储备、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以及较高的利差等。

对多国货币危机的研究运用了不同国家的不同信息。例如，Edwards（1989）运用1962―1982年间17个发展中国家作为样本，研究发现实际汇率升值和较弱的外国资产增加了危机发生的可能性；Frankel和Rose（1996）运用1971―1992年间105个发展中国家的面板数据进行研究，发现较低的外国直接投资水平、较低的外汇储备、高的国内增长率、高的国外利率以及实际汇率的高估增加了货币危机爆发的几率；Sachs等（1995）检验了1994―1995年间20个新兴经济体，发现M2/外汇储备、实际汇率的升值、私人部门银行信用的扩张对货币危机有显著的影响。下面简要介绍几种比较有影响的货币危机预警指标体系。

刘遵义（1995）以墨西哥为参照国，观察了1985―1995年东亚9个经济体的经济发展和金融情况，分析该地区发生货币危机的可能性。在他的主观概率法中，选用了10项经济和金融指标：实际汇率、实际GDP增长率、相对通货膨胀率、国际国内利率差、国际国内利率差变化、实际利率、国内储蓄率、国际贸易平衡、经常账户平衡以及外国证券投资和外国直接投资的比例。

Sachs，Tornell和Velasco（1995）利用20个新兴市场经济体的横截面数据，运用线形回归法建立了考察货币危机的STV横截面回归模型。在该模型中，货币危机指数被定义为储备减少的百分比与汇率贬值百分比的加权和。

Frankel和Rose（1996）在假设金融事件是离散且有限的前提下，提出了投机性冲击引发的货币危机是有多个因素综合引起的FR概率模型。在该模型中，10多个变量都得到考察，其中包括国内信贷增长率、政府预算/GDP、国际储备/进口、GDP增长率、经常账户/GDP、实际汇率高估程度等。

Kaminsky，Lizondo和Reinhart（1997）对货币危机的理论进行了全面的回顾，建立了预警货币危机的KLR信号法，成为当今预测货币危机最受重视的理论。其核心思想是：选择一系列指标并根据其历史数据确定其阀值（使干扰信号比率最小化的取值），当某个指标的阀值在某个时点或某段时间被突破，就意味着该指标发出了一个危机信号，危机信号越多，表示某一个国家在未来24个月内爆发危机的几率越大。具体指标包括：国际储备、进口、出口、贸易条件、实际汇率对一般趋势的偏离、国际国内实际存款利率差、过剩的实际M1差额、M2乘数、国内信贷对GDP的比率、实际存款利率、名义借款利率和存款利率之比、商业银行存款、广义货币与国际储备的比率、产出指数和股票指数等15个指标。

付江涛和王方华（2004）在国外研究的基础上，本着全面性、针对性、优越性、互补性和操作性的原则，构建了一套货币危机预警指标体系，并对东南亚和墨西哥货币危机进行了实证分析。这些指标包括：经常账户/GDP、短期外债/外债、外债/GDP、短期外债/外汇储备、相对通货膨胀率、资本充足率、不良贷款/总贷款、国内信贷增长率/GDP、国际国内利率差、实际汇率上升率。

随着研究的深入，衡量和预警货币危机的指标越来越多，体系也越来越庞大，无疑增加了测度和预警货币危机的难度，但是无论是哪种方法，都非常重视汇率和外汇储备的变动情况，因此，我们可以将汇率变动率和外汇储备变动率看作衡量和预警货币危机最重要的指标。

2资本账户开放、资本流动与货币危机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兴市场发生了多次货币危机。1994年的墨西哥危机，1997年的亚洲危机，1998年的俄罗斯危机，1999年的巴西危机。与这些危机相伴的是新兴市场的资本账户开放和国际资本流动的加剧。对于90年代以来货币危机频繁发生的原因，有很多不同的解释，其中，以资本账户开放为特征的金融自由化及其进程中的资本流动的理论备受瞩目。

世界银行（1997）以及Calvo提出了资本流动导致货币危机的模型。这些模型分析了大规模资本流动对一国宏观经济状况、银行业的影响，指出大规模的资本流动使得经济稳定性变弱，出现经济过热、实际汇率升值、经常账户恶化、资产泡沫化等问题，导致银行业过度贷款，不良贷款比例增加，在外部投机冲击作用下，容易引发货币危机。［5］Stiglitz也认为，发展中国家资本流动的增加，也增加了发生危机的可能性。［6］

Mckinnon认为，亚洲危机中所体现的道德风险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对国际收支中资本账户缺乏管制。［7］而且，受部分金融自由化以及隐含的汇率稳定保证的驱使，大量资本流向亚洲，加剧了流动性风险、市场风险和信用风险。［8］

Mishkin从信息不对称的角度探讨了资本流动与货币危机的问题：由于政府对银行机构的监管不力，导致资本过度流入，造成借贷，而借贷恰恰是危机的前兆。［9］

姜波克在讨论人民币自由兑换时提出，如果资本账户结构中短期资本的数额很大，当基本因素或预期因素发生大的变化引起短期资本大量流出时，一国的国际收支就会变得不可维持，在固定汇率制度下，这种不可维持性会直接表现为货币危机。［10］

Sarno和Taylor运用时间序列的研究方法，得出亚洲货币危机是由强大的资金流入所造成的资产价格膨胀引起的，并且被道德风险、资产价格紧缩和实际资本外逃所加强和放大的结论。［11］

由此可见，大量的理论和经验研究表明，大规模的资本流动与90年代以来的货币危机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本文正是以此为理论基础，选取亚洲六国1985―1999年的季度数据，运用面板数据的方法，研究资本账户开放度与货币危机之间的关系，以及不同国家之间经济基础条件的差异对这种内在联系的影响。

二、指标选择

1外汇市场压力指数

Girton和Roper提出了外汇市场压力的概念，将其定义为外汇市场对本国货币的超额需求，这种超额需求迫使汇率和外汇储备做出调整，只有通过汇率的价格调整，或者外汇储备的数量调整，才能消除外汇市场中的超额需求。［12］

Eichengreen，Andrew和Wyplos在Girton和Roper研究的基础上，认为国内国际的利差会导致国际投机资本的流动，进而影响各国汇率变动。因此，他们将利率视为内生变量，将外汇市场压力指数看作汇率变动、外汇储备变动和利率变动的加权平均，作为衡量货币危机的指标。［13］

Sachs等认为，许多发展中国家利率资料不完整，所以将其纳入外汇市场压力指标无法适用，因此，他们将外汇市场压力指数修改为汇率变动与外汇储备变动之和，以样本期间的汇率变动与外汇储备变动值的标准差为倒数，避免短期汇率和外汇储备变动过于激烈，从而避免极端值影响实证结果。［14］Kaminsky，Lizondo和Reinhart认为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利率水平受到政府干预，而不由市场所决定，因此应该用汇率变动率和外汇储备变动率作为衡量外汇市场压力的指标，权数是两个变量的标准差的倒数。［15］Giancarlo，Pesenti和Roubini也认为不应该将利率纳入外汇市场压力指标之内，因为当一国因货币危机而遭受攻击时，该国会立刻面临货币贬值和外汇储备减少的问题，但是利率上升导致外汇储备减少和货币贬值，这两者之间相关性很大，在一个模型中不需要有两个相关性很高的变量。［16］

Kaminsky等用外汇市场压力指数来对货币危机进行事后确认，EMPI是汇率变动率与外汇储备变动率的加权平均，EMPI随着货币的贬值和外汇储备的损失而增加，EMPI的大幅增加反映了本币的强大卖出压力，当EMPI高于平均值的三个标准差时，就认为处于货币危机时期。［15］

本文的研究就是选取外汇市场压力指数作为衡量和测度货币的指标，具体如下：

其中，EMPI表示外汇市场压力指数；ΔE表示汇率的变动率；ΔR表示外汇储备的变动率；σE表示样本期间汇率变动率的标准差；σR表示样本期间外汇储备变动率的标准差。这里的汇率用本币/美元表示，当本币贬值时ΔE为正值，而外汇储备减少时ΔR为负值，所以此处用“-”表示ΔE与的ΔR加权和，共同构造外汇市场压力指数。

2资本账户开放度

资本账户开放度的测算，是指通过构建一套有效的指标体系对某一国家在一定时期资本账户开放状况的综合估计。如何测算一国资本账户开放的程度，学术界有不同的算法，归纳起来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约束式测度方法，另一类是开放式测度方法。考虑到数据获得的难易程度，以及本文的研究重点是资本账户开放所引起的资本流动规模对货币危机的影响，所以选取了作为开放式测度方法之一的Volume法作为测度资本账户开放度的方法，具体为：

其中，OPENt表示第t期的资本账户开放度；FDIt表示第t期的直接投资的发生额；FPIt表示第t期的证券投资的发生额；GDPt表示第t期的国民生产总值。

3其他指标

资本账户开放度和外汇市场压力指数这两个指标的确定，可以用来分析资本账户开放所引起的资本流动规模对货币危机的影响程度。为了进一步分析这种影响在不同国家之间的差异，本文还选取了其他一些指标，用来说明一国经济基础条件的差异是如何影响资本账户开放与货币危机之间的关系的。

（1）经常账户余额/GDP（CA）。本文采用样本期间一国经常账户余额占GDP比重的季度数据来反映该国经济的外部均衡状况。一国外部均衡的目标是国际收支平衡，尤其是经常账户的平衡，因此，用该指标可以比较有效地衡量一国的外部均衡状况。

（2）国际国内利率差（RD）。本文选用样本期间一国每季度末国际国内的利率差，用来反映该国金融改革的深化程度，随着金融改革和利率市场化的进行，国际国内的利率差应该呈不断缩小的态势。本文所采用的国际利率为3个月期限的美元市场利率，国内利率为3个月期限的本币市场利率。

（3）通货膨胀率（CPI）。本文选择通货膨胀率指标用来衡量一国经济的内部均衡状况。一国实现内部均衡的目标是币值稳定，以及保持经济增长，若一国存在高的通货膨胀率，意味着该国的内部经济情况不容乐观，反之，则表示该国的内部经济情况较好。因此，通货膨胀率指标可以较好地衡量一国内部均衡的状况。文中的通货膨胀率用样本期间一国季度末的消费价格指数（CPI）表示。

（4）数据来源与转换。本文所采用的数据除3个月期限的美元市场利率外，均来自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国际金融统计数据库（InternationalFinancialStatistics，IFS）。1985年的3个月期限的美元利率季度数据来自美联储网站，1986―1999年的3个月期限的美元利率季度数据来自英国银行家协会（BritishBankersAssociation，BBA）公布的LIBOR利率。

本文的研究对象均为发展中国家，由于数据来源有限，少部分季度数据未能获得，只获得了年度数据。为了将这些年度数据转化为季度数据，本文根据沈中华、李纪珠和李建兴提出的模糊距离权数法（fuzzydistanceweightingmethod）［17］来推算估计季度数据，其主要转换原则为：以最接近的两个年度数据来推算欲计算的季度数据；以加权平均直线距离模糊归属函数（hamminglinearfizzymembershipfunction）来决定权数，即时间距离较近的给予较大的权数，但权数和为1；由于是从年度数据推算季度数据，故所推算的数据需除以4。计算公式如下：

三、模型设定、检验与实证分析

1模型设定与检验

本文采用面板数据的方法，以外汇市场压力指数为被解释变量，以资本账户开放度、经常账户余额/GDP、国际国内利率差、通货膨胀率为解释变量，建立模型，考察样本期间各国资本账户开放对货币危机的影响，以及各国不同的经济基础条件下这种影响是如何变化的。

面板数据模型的基本形式为：

其中，N表示个体截面成员的个数；T表示每个截面成员的观测时期总数；参数αit表示模型的常数项；参数 表示对应于解释变量向量 的系数向量；随机误差项 相互独立，且满足零均值、等方差为σ2u的假设。

建立面板数据模型的第一步就是检验被解释变量yit的参数αi和βi是否对所有个体样本点和时间都是常数，即检验样本数据究竟符合哪种面板数据模型形式，从而避免模型设定的偏差，改进参数估计的有效性。经常使用的检验是协方差检验，主要检验如下两个假设：

如果接受假设H2，则可以认为样本数据符合不变系数模型，无需进行进一步的检验；如果拒绝假设H2，则需要检验假设H1。如果拒绝假设H1，则认为样本数据符合变系数模型，反之，则认为样本数据符合变截距模型。

经计算，本文采用的样本数据在两个假设条件下的F统计量分别为：

查F分布表，在给定5%的显著性水平下，得到相应的临界值为：

由于F2>153，所以拒绝H2；又由于F1

其中，α为样本国家发生货币危机的平均水平；α*i为i国发生货币危机的自发水平对平均水平的偏离，用来反映各国之间发生货币危机的差异；γt反映时期影响的时期个体恒量，反映资本账户开放程度的时期变化带来的发生货币危机的水平变化。模型（1）用来考察资本账户开放对货币危机的影响，模型（2）用来考察在考虑一国经济基础条件之后，这种影响会发生何种变化。

2实证分析

由于各国发生货币危机在结构上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所以使用GLS法（crosssectionweights）对模型进行估

由估计结果可以看出，资本账户开放度与外汇压力指数呈正相关关系，在一定条件下，资本账户开放度每增加一个单位，发生货币危机的概率就增加009。图1给出了各国在样本期间资本账户开放度与外汇市场压力指数的关系，可以看出，从总体趋势来看，大部分国家在样本期间随着资本账户开放度的提高，外汇市场压力指数也随之提高，表明发生货币危机的可能性越大，这在1997年爆发亚洲货币危机前后表现的尤为明显。

其中，反映样本期间各时期资本账户开放对货币危机影响程度的的估计结果由表1给出。

从表1的结果可以看出，在样本期间，资本账户开放引发货币危机平均水平最高的时期是1997年第4季度，其次是1997年第3季度，而平均水平最低的时期是1985年第2季度，其次是1985年第3季度。这与图1的显示结果基本吻合，样本国家在1985年前后刚刚开始资本账户开放的进程，那时候各国爆发货币危机的几率也是最低的，随着资本账户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引发货币危机的可能也越来越大，到1997年，各国资本账户开放程度达到最高，货币危机的压力也相应最大，这时从泰国开始的货币危机蔓延到其他国家，危机之后，各国资本账户的开放程度有所下降，相应地发生货币危机的几率也随之下降。

下面再来考察资本账户开放对货币危机的影响在国家之间的差异，本文分别对模型（1）和模型（2）进行估计，通过对比分析各国经济基础条件的不同是如何影响资本账户开放对货币危机的作用的。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

从表2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在模型（1）中，发生货币危机的自发水平最高的是印度和泰国，其次是印度尼西亚，自发水平最低的是马来西亚，其次是菲律宾和韩国。在考虑经济内外部均衡情况和国内金融基础条件后，从模型（2）的估计结果看到，泰国和马来西亚发生货币危机的自发水平明显提高，菲律宾略有提高，印度没有变化，印度尼西亚的情况略有好转，而韩国发生货币危机的自发水平大大降低，这充分说明在不同的经济基础条件的影响下，各国资本账户开放对货币危机的影响是不同的，也就是说，具有稳固的经济基础条件，实现内外部均衡，并且具备健康有效的金融体系的国家，可以大大避免因资本账户开放引发货币危机的可能，这可以从图2、图3和图4给出的样本国家经济基础条件的对比中反映出来。

从图2、图3和图4给出的样本国家经济基础条件的对比可以看出，韩国的经济基础条件要好于其他国家，这样就有效地缓解了由于资本账户开放对货币危机产生的压力，而经济基础条件欠佳的泰国和马来西亚，则放大了资本账户开放引发货币危机的几率。这与亚洲货币危机的实际情况基本符合，在1997年爆发的亚洲货币危机当中，受影响最大的就是泰国，而韩国相对遭受的影响则比较小。在考察的样本国家中，印度是一个例外，90年代初印度的资本账户开放的程度非常低，但其外汇市场压力指数经历了几次大的动荡，这应该是其他因素影响的原因，随后随着印度资本账户开放的程度提高，其外汇市场压力指数也随之升高，但在亚洲货币危机当中，由于印度的经济基础条件较好，而且非常注重资本账户开放前提条件的建设以及资本账户的有序开放，因此没有受到什么大的影响。

正如前文提到的一样，货币危机的衡量有着十分庞大的指标体系，本文所采用的外汇压力指数只是一个简化了的衡量货币危机的指标，另外，对于各国经济基础条件的考察，本文也是选择了一些重要的指标加以量化，这其中也存在有些数据获得比较困难的原因，因此在实践当中，还要有许多其他因素需要考虑。即便如此，本文通过对几个代表性指标的模型分析，可以看出：发展中国家的资本账户开放在一定程度上会带来发生货币危机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的大小与各国实行资本账户开放时的经济基础条件有关，良好的经济基础可以有效地避免和化解发生货币危机的可能，反之，则会扩大资本账户开放引发货币危机的几率。

四、结论

通过以上对泰国、马来西亚、印度、韩国、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6个发展中国家的实证分析可以看出，随着资本账户开放程度的提高，资本流动的规模不断扩大，会对外汇市场产生越来越大的压力，有可能引发货币危机，尤其是在一国的经济基础条件不稳固的情况下，资本账户开放引发货币危机的可能会被放大。那是不是为了避免货币危机，要实行资本管制呢？Friedman认为，实行资本管制可能是最坏的选择，因为新兴经济体需要利用外部资本来发展经济。Mishkin也认为，如果用传统的、以外汇控制的方式实现资本控制，会阻止生产性投资资金流动，将会造成实际扭曲和资源的不适当配置，而且在当前贸易自由化和金融工具很容易绕过资本控制的大环境下，能否奏效还值得商榷。［9］

另一方面，资本账户开放对货币危机的影响，因国而异，在考察的样本国家中，如果一国的内部和外部经济状况比较好，而且有着比较健康有效的金融体系，资本账户开放诱发货币危机的可能性会大大降低。因此，要取得资本账户开放带来的收益，就需要在开放之初，具备良好的内外部条件，并且深化国内的金融改革，否则，会扩大资本账户开放诱发货币危机的可能。其中，最重要的是具备高效率的金融体系，应当通过改进银行规制和监管来使资本流入不产生借贷和银行机构的过度风险，这可以集中治理金融脆弱性的本源，可以提高金融体系的效率。［9］

由此可见，对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讲，资本账户开放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具备一系列的前提条件。高海红提出，可持续的和可带来收益的资本账户开放，需要有一些必要的前提，在缺乏相应的前提条件下，以激进的方式实现资本账户开放是导致危机的直接原因。李剑峰和蓝发钦通过对一些国家的比较研究也发现，资本账户开放要配以更有力的国内政策和金融体系、汇率与宏观政策的协调，才能取得预期的效果。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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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中图分类号:F8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07)04-0049-06

一、引言

货币错配是指在开放经济条件下，经济主体（包括国家、企业和家庭等）在参与国际分工与交换过程中所存在的资产与负债或收入与支出计值货币不同的一种状况（夏建伟等，2006）。[1]显然，汇率的波动会导致存在货币错配状况的经济主体的净值或净收入发生变化，从而影响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并导致有关经济变量（如产出、投资等）发生变化，进而影响宏观经济稳定和金融安全。

随着经济全球化程度的日益加深，在现行以美元和欧元作为“关键货币”的国际货币体系中，一国要参与国际分工与交换，货币错配问题就不可避免，尤其是在本币尚未实现自由兑换和国内金融市场欠发展的新兴市场中。研究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型货币危机的学者（施建淮，2001；Bunda, 2003）发现，这些经历过危机的新兴市场具有如下一些基本事实：实行事实上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进行了迅速的金融自由化和资本项目开放、大量国际资本经由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中介流入国内、金融机构资产负债中存在着严重的期限错配和货币错配、这些国家的政府都明确地或隐含地对金融机构的债务进行担保等。[2-3]据此，一些学者们认为大规模的货币错配会对一国宏观经济的稳健运行造成巨大的不利影响，而且可能是引发货币乃至金融危机的重要因素之一(Mishkin, 1996; Krugman, 1999; Allen et al., 2002; Mulder et al., 2002)。[4-7]

进入21世纪后，新兴市场在经历了艰难的发展初期后，经济普遍保持了较快的增长，贸易项目上的逆差已经缩小或转为顺差，货币当局的外汇储备和金融机构的净对外资产开始不断增加，但经济总体的净对外头寸和净国际投资头寸仍然为负值并在增加（少数新兴市场除外）。因此，在新兴市场中，存在着货币当局和金融机构的外汇储备和净对外资产不断增加与经济总体负的净对外头寸和净国际投资头寸（净对外负债）呈扩大趋势的两种不同方向的货币错配。新兴市场货币当局和金融机构的外汇储备和净对外资产的不断增加，直接对本币形成升值压力；而经济总体的净对外头寸和净国际投资头寸为负，则可能对本币价值造成潜在的不利影响，进而可能影响新兴市场的金融安全和经济稳定。

根据新兴市场的经济特征，研究不同形式的货币错配对其金融安全的影响，并积极采取针对性措施控制货币错配积累，对于新兴市场来说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剩余部分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文献回顾；第三部分是理论模型；第四部分是货币错配条件下银行危机与货币危机的发生机制；最后是结论与政策含义。

二、文献回顾

在对过去银行危机和货币危机的研究中，形成了两类不同的银行挤兑模型：一类是纯粹恐慌的（或自我实现的）银行挤兑模型(Diamond and Dybvig, 1983; Waldo, 1985; Wallace, 1988)，[8-10]另一类是基于信息的银行挤兑模型(Bryant, 1980; Gorton, 1985; Chari and Jagannathan, 1988; Jacklin and Bhattacharya, 1988)。[11-14]前者认为，银行在为存款人的偏好冲击提供保险的同时，导致了本身资产负债表上的期限错配，从而形成了内在的脆弱性，因此银行和银行挤兑就像孪生兄弟一般。挤兑使银行失去偿付能力，但在不出现挤兑的情况下，银行具备履行偿付责任的能力。因此，挤兑是一种自我实现的低效率的均衡。这类银行挤兑模型没有考虑经济基本面的因素，尤其是银行的不良业绩，因而得不到实证的检验。而后者通过引入双向信息不对称问题，发现当一部分存款人获得关于银行风险资产回报的中期不利信息（而不是担心其他存款人的行动）时，银行挤兑会成为惟一的均衡而发生。①也就是说，基于信息的银行挤兑模型认为挤兑的根源是银行的不良业绩。此外，这两类银行挤兑模型的共同特点是基于封闭经济条件而构建的。

关于货币错配与银行危机的关系，近年来得到了较多的研究。Mishkin(1996)首先提出，正是由于企业和银行收入与债务的币种结构不同，引发了墨西哥的银行危机。[4]同样，Krugman(1999)也指出，随着货币危机的爆发，企业资产负债表上的货币错配加重了亚洲银行危机。[5]Chang and Velasco(2000)在关于银行危机与一个国家总货币头寸和固定汇率制度之间关系的文献中，形成了一个分枝。他们认为，如果一个国家实行的是固定汇率制度而不是浮动汇率制度，并且这个国家的外汇储备有限，那么更可能发生银行恐慌。其原因在于，在固定汇率制度下，每个存款人为维持其存款的外币价值，都有激励成为对银行进行挤兑的第一人；而一旦外币流动性耗竭，本币就会贬值。[15]Petrova(2003)指出，如果银行没有对其资产和负债的币种结构进行匹配，那么它们面临着汇率风险；如果银行资产和负债的币种结构是相同的，那么银行将货币风险转移给了它们的客户。银行挤兑取决于银行部门和实际部门的货币错配、汇率贬值和存款人对未来贬值的预期，但只要存款美元化和贷款美元化造成银行或企业资产负债表上存在货币错配，都可能引发银行危机。[16]施建淮（2001，2005）通过将基于信息的银行挤兑模型扩展到开放经济条件下，分别构建了一个双重危机模型以研究银行和企业经营业绩等微观经济指标恶化，或本国货币未来价值的中期不利信息而导致银行危机和货币危机的发生机制。[2][17]陈晓莉（2005）则研究了开放经济条件下及信息不对称情况下，本币升值冲击可能导致银行危机的发生机制。[18]由于货币错配具有净外币负债和净外币资产两种表现形式，而这些文献主要研究了净外币负债形式的货币错配与银行危机的关系，只有陈晓莉（2005）的研究是例外。

根据新兴市场的上述特征，本文在Jacklin and Bhattacharya(1988)、施建淮（2001，2005）和陈晓莉（2005）模型的基础上进行了扩展，即从货币错配的角度出发，在同一个分析框架中研究银行体系中不同形式的货币错配，导致信息不对称情况下由于汇率波动而引发新兴市场银行危机和货币危机的形成机制。这里，不对称信息主要表现在两方面：（1）存款人的偏好是私人信息，只有他本人了解，别人无法知道；（2）只有部分存款人能够获得关于银行资产的未来收益或本币汇率的中期不利信息。研究表明，在新兴市场中，只要其银行体系存在大规模的货币错配，不管表现为哪一种形式，都会增加其金融体系的脆弱性；而且在宏观或微观经济基本面恶化的情况下，可能引发银行危机甚至是货币危机。此外，当出现不利冲击时，银行体系中存在货币错配将会导致其资产和负债的期限错配进一步恶化。

三、理论模型

考虑一个小型开放经济体，其中有三类经济主体：投资者（要么为外国存款人，要么为国内存款人）；一个代表性的国内金融中介部门（将国内银行模型化为一个代表性的商业银行）；国内中央银行。时间分为3个时期，分别表示为T=0，1，2。假设每个投资者在T=0期有初始禀赋1，接下来各期的禀赋为0，并且只在T=1和T=2期进行消费以获得效用。

（一）偏好

根据Jacklin and Bhattacharya(1988)和施建淮（2001）的研究，假定投资者的效用是平滑的，并且在T=1和T=2期的效用都严格为正。②假定T=1和T=2期的偏好事前（T=0）是不确定的，它们服从相同的随机分布。到了T=1期，每位投资者都受到偏好冲击，从而知道了自己的偏好，并构成他的私人信息。偏好冲击是一个随机变量 ，服从贝努利分布：

因此，投资者在T={1,2}期对消费向量{c1,c2}的条件偏好可由如下效用函数表示：

（二）技术

对于外国投资者来说，有两种投资技术：一种为短期的无风险的国际资产，它使得投资者在T=0期1美元的投入到T=1期可获得1美元的收益；另一种为长期的（即投资期限从T=0到T=2期）有风险的国内投资，它有一个以本币计值的随机收益。对于国内投资者来说，也有两种投资技术：一种是短期的无风险的国内资产，它使得投资者在T=0期的本币投入到T=1期获得同等数额的本币收益；另一种是长期的有风险的国际资产，其收益是一个以外币计值的随机收益。这里为了考察货币错配的影响，我们假定长期投资本身的收益（假设为R*）是稳定的，即不存在投资收益风险。③但是，由于汇率的波动会导致汇兑损失，使得长期投资的实际收益（假设为 ）会发生变化，因而是一个随机变量。

（三）银行和银行事前最优存款合同

（四）中央银行

根据新兴市场的经济特征，在模型中假定中央银行执行钉住汇率制度，允许资本自由流动，并且明确地或隐含地对商业银行负债进行担保。因此，如果在T=1期发生外国存款人对商业银行进行挤兑，中央银行便动用外汇储备救助商业银行；而对于国内存款人的本币挤兑，中央银行通过增加货币供给救助商业银行。⑨假定中央银行受到信用约束，即不能以将来的外汇储备换取今天的借款，原因在于其信誉风险或者国际市场存在的信贷配给；另一方面，中央银行也不能无限度地扩充外汇储备，因为一国政府受到通货膨胀和财政赤字的约束。再假定对于正常的资本外流，中央银行有足够的外汇储备维持汇率稳定；但当受到非正常的投机攻击时，它无法维持钉住汇率制。因此，当发生大量外国投资者提款导致银行挤兑时，中央银行被迫动用外汇储备来解救商业银行，直到耗尽所有外汇储备。这时，本币不得不贬值――货币危机也就发生了。而对于商业银行存在净外币资产的货币错配情况，当发生大规模本币提款导致银行挤兑时，中央银行由于受通货膨胀和政府财政赤字的约束，不能无限制地对商业银行提供救助，因而银行危机不可避免。

四、货币错配条件下银行危机与货币危机的发生机制

式(13)同时也是货币错配条件下汇率变化时银行挤兑的条件。由于假定在T=1期，银行只允许t比例的投资者进行类型1的提款和1-t比例的投资者进行类型2的提款，因此，在获得不利信号的类型2的投资者更偏好类型1的投资者提款流的情况下，银行在T=1期将缺乏足够的资金来满足类型1的提款要求，从而出现银行挤兑，即发生银行危机。

这表明，如果一个经济体的银行体系中存在货币错配（不管其形式如何），那么在T=1期，仅是关于汇率的不利预期就可能引发银行挤兑，尽管银行长期投资本身的收益处于良好状态。同时，模型本身也意味着长期投资本身的收益状况不良会导致银行挤兑，因为根据上述分析，长期投资本身收益状况不良同样会导致获得这种信号的类型2的投资者更偏好类型1的提款流。而且，

这说明，在给定长期投资收益风险状况的情况下，汇率波动幅度越大，银行挤兑的临界概率越小，因此发生银行挤兑的可能性也就越大。这些分析表明，一国银行体系中如果存在大规模的货币错配，汇率的不利波动或长期投资收益状况的恶化将会导致其脆弱性大大增加。

下面分析不同形式的货币错配条件下，汇率变化导致银行危机与货币危机的关系。一个经济体如果存在大规模的货币错配，将导致本币汇率出现贬值或升值预期。汇率预期具有自我强化的内在机制，并且预期可能自我实现（克鲁格曼、奥伯斯法尔德，2002；李天栋等，2005）。[19-20]对于本币贬值与本币升值的情况，其最主要的区别在于：本币贬值预期导致资本流出，从而外汇储备不断减少，因而可能产生进一步贬值的预期；而本币升值预期导致资本持续流入，从而外汇储备不断累积，并可能产生进一步升值的预期。因此，贬值预期会与净外币负债形式的货币错配相互促进，而升值预期则与净外币资产形式的货币错配相互促进（夏建伟、史安娜，2006）。[21]一国金融体系中如果存在净外币负债形式的货币错配，则所引起的本币贬值预期可能导致银行危机；而外国投资者的突然挤兑迫使中央银行救助商业银行，导致对外汇储备需求的非正常上升，直到耗尽全部外汇储备，最终导致固定汇率制度的崩溃而爆发货币危机。这时，银行危机是由于长期投资的实际收益下降所引起的，然后导致货币危机，形成所谓的“双重危机”。如果一国已经爆发了货币危机，那么在货币错配条件下，汇率的大幅贬值将导致银行净值大幅下降，从而引发银行危机，并进一步恶化货币危机。正如施建淮（2005）所指出的，在新兴市场国内经济的基本事实下，银行危机和货币危机是共生的和互为因果的。[17]相反，如果一国银行体系中存在净外币资产形式的货币错配，则所造成的本币升值预期也可能导致银行危机。而且，本币升值预期会吸引国际资本大量流入，导致经济过热和脆弱性上升，使得经济总体风险不断积累；到一定的时候，外资流入会发生逆转，从而可能引发危机（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2005）。[22]

五、结论及政策含义

本文在新兴市场基本经济特征的基础上，在同一个分析框架下研究了银行体系存在不同形式的货币错配导致银行危机和货币危机的形成机制，得出主要结论如下：（1）一国银行体系中如果存在大规模的货币错配，不管货币错配是表现为净外币负债的形式还是净外币资产的形式，都将增加银行体系的脆弱性，并将导致仅仅存在关于汇率的不利预期就可能引发的银行危机和货币危机；（2）在金融体系存在货币错配的条件下，由于其整体脆弱性上升，使得宏观经济基本面恶化（如经常账户赤字或财政赤字等）或微观经济基本面恶化（如银行和企业经营业绩不良等），将更有可能引发银行危机，甚至是货币危机；⑩（3）在货币错配条件下，当出现不利冲击时，投资者将改变提款策略，从而导致银行资产和负债的期限错配进一步恶化，加剧了银行体系的内在脆弱性。因此，银行资产和负债的货币错配和期限错配如果同时存在或只有其中之一存在，都有可能引发银行危机，进而可能导致货币危机。

鉴于大规模货币错配对新兴市场金融安全的不利影响，积极采取措施以控制各个层面货币错配风险的不断积累，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首先，应加强对各层面经济主体（尤其是银行体系）货币错配状况的审慎性监管，以控制各经济主体货币错配规模的过快积累。其次，促进资本市场发展，特别是优先发展国内债券市场。发达的债券市场可以为企业投资提供稳定的长期资金来源，改变企业长期投资依靠银行间接融资的状况，有利于解决银行和企业资产负债中期限错配和货币错配问题。第三，发展外汇远期交易市场和金融衍生品市场，为银行和企业提供汇率风险的对冲保值工具，避免货币风险敞口不断积累。第四，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更为灵活的汇率制度可以消除政府隐含的汇率风险，促使银行和企业将汇率风险内在化，从而将货币错配风险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最后，加强区域货币与金融合作，促进本地货币在区域内贸易、投资和金融交易中的使用，从而减少对国际货币的依赖，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有效降低新兴市场的货币错配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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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 双向信息不对称是指银行不能观察到存款者的真实流动性需要，而存款者也不了解银行的资产质量(Jacklin and Bhattacharya, 1988)。

② 准确地说，这里假定效用函数是关于消费的严格递增、二阶连续可导和严格凹性的函数，即满足u′(c)>0；u″(c)

③ 对于新兴市场来说，其国内投资者的外币资产一般都是投资于发达国家的政府债券，收益相对比较稳定。

④ 根据前面的假设，投资者在事前并不知道在T=1期能否得到关于长期投资实际收益的不利信号。在这里，信号s是指关于汇率变化对银行投资实际收益的影响。虽然汇率变化是所有投资者的共同知识，但是汇率变化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投资实际收益的信息在所有投资者之间是不对称的，因为投资者对银行资产质量的了解是不对称的。

⑤ 投资者在T=2期的提款流 21、 22为随机变量，与T=2期银行的实际收益有关。另外，规定投资者以某种货币存入银行，则在提款时也是提取该种货币。

⑥ 为了使模型中公式的表达形式一致，以下对于净外币负债形式的货币错配情况，汇率采用直接标价法，以美元作为合同计值货币；而对于净外币资产形式的货币错配情况，汇率采用间接标价法，以本币作为合同计值货币。

⑦ 在新兴市场中，对于净外币负债形式的货币错配，其货币面临着贬值预期；相反，对于净外币资产形式的货币错配，其货币则面临着升值预期。因此，根据银行合同计值货币和汇率标价的规定，对长期投资实际收益不利的汇率变化，在不同形式的货币错配条件下都表现为e2>1，因而这两种情况的表达形式相同。

⑧ 解的具体形式参见Jacklin and Bhattacharya(1988)。

⑨ 由于银行业本身的特殊性和危机的传染性，中央银行一般会对发生挤兑的银行进行救助，因为这样就可能避免一场大范围的银行业危机甚至是金融业危机，从而可以避免更大的损失。当然，救助是否成功取决于许多因素，如外汇储备的规模、银行的货币错配程度、金融体系的健全程度等等。

⑩ 陈晓莉（2005）的模型中同时考虑了直接的和间接的货币错配，得出结论：即使是银行本身不存在货币错配（直接的货币错配），如果其客户存在货币错配（间接的货币错配），那么也可能引发同样的银行危机发生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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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安全始终是世界所有国家都十分关注的话题。在传统意义上，国家安全主要指国家独立、以及现存的基本制度和基本价值观不受破坏（高鸿桢，2005）。从现代意义上看，经济安全也包括其中，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安全也是整个国家经济安全的核心。由美国次贷引发的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席卷全球，由于这场危机发生之突然、传播之快速、传播面之广泛、影响程度之深远完全出乎人们的意料，人们纷纷质疑，为什么对金融危机及其预警已做了长期研究的欧美发达国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都没有能够事前对这场金融危机作出有效的预测和预警呢？为什么那些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对这场金融危机也没有能够预先加以防备而束手无策呢？这一方面说明了金融危机预警的确还是一个尚未很好解决的世界难题，另一方面也更加突显出建立完备的金融安全预警系统是多么迫切的重要任务。

一、国外对金融安全预警及风险控制的研究

金融安全预警系统（financial security early-warning system）在国外的研究中又称为金融危机预警系统或早期预警系统，即early-warning system，简称EWS。伴随着各种金融危机的频繁爆发以及危机影响的日益扩大，对金融安全预警系统的研究已成为各国政府、学术界以及各个国际经济组织均十分关注的焦点。尽管各国的研究者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对金融危机的成因与机理已经进行了很多有益的尝试，也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但是由于金融安全的相关研究几乎涵盖了整个金融体系的方方面面，而且各个国家背景不同，所研究的时期又有差异，以及各国宏观经济与金融环境存在差别，各种影响金融安全因素的作用机制又在不断变化，因此至今在金融安全影响因素的判断、金融危机的预警机制以及金融安全预警方法等方面还难以形成共识。

对于危机问题最早的论述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甚至更早的文献，其后的马歇尔、马克思、凯恩斯等经济学大师也对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有过详细论述。

马克思将货币危机划分为伴随经济危机发生的危机和独立的货币危机两种类型，并将危机的成因解释为：货币出现时的商品买卖在实践和空间上的分离，导致货币与商品转化过程出现不确定性，从而为货币支付危机的出现提供了可能。

凯恩斯在其《通论》中则以“不确定性”来说明和理解金融危机的出现。他在宏观经济模型的基础上认为，危机的形成机制在于人们一旦意识到存在“过度乐观引致抢购风潮的市场”，觉醒的力量将势不可挡，资本的边际效率如果受到冲击，则可能使经济出现大规模的倒退。

在此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伴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经济危机的表现形式日趋复杂，金融危机的危害日益扩大，金融危机预警模型得到建立和发展。然而对各种金融危机预警模型加以统一梳理较为困难。由于金融安全预警本身存在方法悖论，在应用样本上差别较大，使得金融安全预警模型的研究更千差万别。在此可以主要按照事件发展的脉络，对各类金融危机预警模型的演进作初步的归纳：

以Kaminsky等（1997）的经典论文为界线，金融危机预警模型的研究大体上可以分为1997年以前和1997年以后两个主要时期。

（一）1997年以前的金融危机预警模型

归纳起来，1997年以前金融危机预警模型的发展主要有两种结构类型：第一种结构的危机预警模型实际上是一种危机识别模型，这种模型主要是通过分析各种预警指标在危机发生前后的数量特征，检验其是否存在着被我们捕捉到的异常来事先预警的，其中的预警指标基本来源于相应的理论模型对危机的解释。第二种结构的预警模型则将金融危机事实以潜在的金融危机作为被预警的直接对象，如以货币压力指数EMPI为标准识别的金融危机，通过判断指数波动是否超出相应临界水平进行金融危机识别（贾彦东和张红星，2006a）。此类模型将研究的重点放在利用新的计量分析工具对安全因素进行更准确的分析方面。

（二）1997年以后的金融危机预警模型

1997年以后的金融危机预警研究，主要是对影响因素分析式模型的改进和拓展。与以前的研究相比，在危机界定方面和指标覆盖范围方面有新的发展，预警模型选用的计量经济工具和统计技术也有了明显的飞跃。较具代表性的研究有：Burkart和Coudert（2000）运用专家评判法进行的危机界定与原有界定的比较研究；Ghosh（2002）引入货币危机深度测评的危机识别方法，对货币危机的界定研究；Zhang（2001）的研究采用了单一指标判断再综合判断的识别方式，即选用汇率、外汇储备、国内利率等变量，认为只要有一个变量超出临界水平则表明发生了危机。

二、国内学者对金融安全预警及风险控制的研究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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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article， based on the summarization of the financial crisis conduction mechanism， analyzed the crisis conduction channel from two perspectives: Domestic and foreign. It includes: the crisis conducted from real estate markets to credit markets， from credit markets to capital markets， from financial markets to the real economy and how the crisis affected the global economy. Furthermore， the paper made a brief conclusion.

Key Words：financial crisis，conduction mechanism，channel

中图分类号：F831.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2265（2009）04-0016-04

2007年2月爆发的美国金融危机，至今已经有两年多的时间。这场金融危机最初爆发于房地产市场，之后迅速蔓延，波及信贷市场、资本市场，继而冲击全球的金融机构与金融市场。如今，金融危机已经扩展到实体经济，演化为经济危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金融危机的传导也表现出不一样的特征，研究其传导机制，对于有效防范金融风险具有重大意义。

一、金融危机传导过程分析

从金融系统出现紊乱到实体经济全面衰退存在一系列的过程与环节，所有这些过程和环节的集合即为金融危机的传导机制。金融危机的传导，实际上是一个金融风险形成、积累、转化和扩散的过程，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这个转变过程，也就是相关的经济状态从均衡转向失衡，然后进一步扩散的过程。

金融危机的传导过程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个是危机在不同市场或不同领域之间的传导与扩散过程；另一个是危机在不同地理空间上的传导与扩散过程。

（一）金融危机在不同市场或不同领域之间的传导与扩散过程

从危机的内容来看，金融危机可以分为四种类型：货币危机、外债危机、银行业危机与资本市场危机。随着金融危机的发展与传导，这些危机是相互交叉的，并不是独立的。

1.以货币危机为先导的金融危机的传导与扩散。货币危机源于汇率扭曲。由于国内出现严重的货币供求失衡、资金信贷失衡、资本市场失衡或者是国际收支失衡，国内出现严重的货币汇率高估，从而引发投机性攻击、资本外逃和投资者信心崩溃，这又加剧了国际收支的失衡和本国货币汇率的狂跌，引发了货币危机。货币危机通过传导与扩散机制，特别是信心危机的传导，造成货币供求、资金借贷和资本市场失衡的加剧，引发股市危机和银行业危机，从而形成全面的金融危机。

2. 以外债危机为先导的金融危机的传递与扩散。债务危机的爆发，源于资金信贷和国际收支的失衡。过度地利用外资，导致支付能力的不足和国际收支的严重失衡。过度利用外资也可能是由于国际收支失衡、通货膨胀和资本市场失衡造成。支付能力不足削弱了投资人的信心，造成资金外逃，引发外债危机。外债危机通过传导与扩散机制，可以引发货币危机、资本市场危机和银行业危机，从而形成全面的金融危机。

3. 以银行业危机为先导的金融危机的传导与扩散。银行业危机源于金融机构的内在脆弱性以及由此发生的各种风险――特别是由于过度信贷导致的大量的不良资产。当经济衰退或资金借贷严重失衡时，就出现了信心危机和挤兑，引发了银行业危机。银行业危机爆发后，通过传导和扩散机制，即无力支付存款人存款，导致个人和企业的破产，引发资本市场危机和货币危机。

4.以资本市场危机为先导的金融危机的传导与扩散。资本市场的失衡，除了市场内部原因之外还可能是因为实体经济和产业结构的失衡、经济增长速度的放慢或即将放慢、货币政策的调整、银行业危机、外汇市场危机和债务危机及它们所带来的信心危机而导致。当人们对于金融资产价格、整体经济的信心急剧丧失时，人们会在短时期内采取一致的行动，抛售各种资产特别是有价证券，导致资本市场危机的爆发。资本市场危机的爆发，使企业和个人遭受巨大损失，资金借贷和货币需求出现严重失衡。资本市场危机通过传导和扩散机制，引发银行业危机和货币危机。

（二）金融危机在不同地理空间上的传导与扩散过程

一般来说，金融危机在不同地理空间上的传导与扩散主要有两个载体：一是投资者信心的相互影响；二是资本的流动。货币危机与外债危机主要依靠这两者实现传导。资本市场危机，在各国资本市场相对独立的情况下，主要依靠投资者信心的丧失来传导。

由于各个市场对外联系的密切程度不同，如果起始爆发危机的市场不同，危机在空间上的传导能力是不同的。一般而言，银行业危机在国内不同地区之间的传导能力很高，而跨国度空间的传导能力较小；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的跨国度传导能力最高。当然，金融危机在空间上的传导能力，还和影响到的国家或地区的对外开放程度、自身金融体系的稳健程度、外汇储备水平、国际收支情况等因素有关。

可见，金融危机在不同空间和市场之间的传导过程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同步进行的，时间上相互交叉、传导上相互感染、空间上连锁反应，形成极为复杂的传导与扩散机制。

二、美国金融危机成因分析

美国金融危机是金融风险长期积累瞬间爆发的结果。美国金融产品体系像个倒置金字塔，底层是基础资产，如住房贷款、信用卡贷款、工商企业贷款、消费贷款、教育贷款等等，在此基础上构造出金融衍生产品的大厦。伴随着近10年来的金融创新浪潮，以住房贷款等为基础资产，美国的金融衍生产品市场发展迅猛，产品设计得越来越复杂，这些产品的真实价值和风险等方面信息的透明度也随之下降。当风险积累到一定程度，危机就爆发了。

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1）美联储的加息与房地产市场的降温。长期的低利率政策刺激了美国经济的增长，同时也带来了房地产市场的过度繁荣，在利益的刺激下，衍生金融产品泛滥。美联储的加息为这一切划上了句号，房地产市场迅速降温，违约现象频频出现，由此直接造成了金融机构的流动性不足，点燃了美国金融危机的导火索。（2）金融衍生产品的催化作用。资产证券化的过度使用成了金融危机的催化剂。资产证券化的产生，使资金链得到延长，同时风险也在整体上被扩大了。危机爆发时，迅速波及整个资金链条，激发了系统风险的释放。（3）信息披露不充分。如前所述，美国金融衍生工具迅猛发展，其透明度不断降低，信息不对称现象也因此越发严重，不确定性因素大大增加。（4）政府监管不力。长期以来，美国当局一直注重经济的增长，忽视了信贷风险的控制，金融衍生品的发展也超越了金融监管的范畴。

美国金融危机实际上是金融杠杆的放大效应过度导致了金融泡沫，泡沫破灭必将引发危机。美元的全球流动机制为美国境内金融创新提供了充足的美元货币，这使得华尔街可以将美国境内的收入流最大限度资本化，长年累月下来造成了经济的虚拟化。更重要的是，在此过程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流一再被杠杆化，形成了杠杆链，这一方面延长了风险源头到最终持有者之间的风险传导路径，另一方面也使得各类金融杠杆的作用交织在一起，使得经济中的风险不断放大，将金融业的脆弱性传导给了整个美国经济。

三、金融危机在美国内部传导的路径分析

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不是偶然的，有其内在原因与机理。长期以来美国以过度消费支撑和刺激经济，在创造繁荣的同时，积聚了财政赤字、贸易逆差、资产价格飙升、过度借贷、投机资金泛滥等大量金融风险和经济泡沫，最终促使风险爆发和泡沫破灭。其主要原因就是通过信用创造出了超出自身支付能力的需求，或者说消费未来。这场危机从房地产市场到信贷市场、再到资本市场，从虚拟经济到实体经济，从美国金融市场到全球金融市场，从美国实体经济到全球实体经济，迅速蔓延，给全球经济造成严重的损害。

（一）金融危机在金融市场内部的传导

1. 危机由房地产市场传导至信贷市场。美国金融危机由房地产市场传导至信贷市场是缘自抵押贷款标准放松和抵押贷款产品创新，在这一过程中，贷款金融机构就将房地产市场的风险扩散了，当美联储提高利率、房地产市场大幅下滑、贷款人无力偿还贷款时，导致信贷市场流动性短缺，直接陷入支付危机。

在美国房地产市场一派繁荣景象之时，由于优质按揭市场已经趋于饱和，过热的房地产市场刺激贷款金融机构，向信用并不好的贷款人发放贷款，即发放次级抵押贷款。为了使次级按揭贷款更加具有吸引力，发放次级抵押贷款的金融机构普遍采用2/28或3/27的优惠固定期或浮动期利息结构，也就是在最初的2―3年内给予非常优惠的按揭利率，而后则按市场利率加上一定息差的浮动率来计息。很多对房价上涨或自身收入、信用等级有着良好预期的贷款申请人，都申请到了未来可变利息超过自身接受能力的次级按揭贷款，随即金融机构对于发放次级贷款的条件限制越来越松，其中有两项政策最为冒险：一是购房无需提供首付，全部资金皆可从银行贷款，前几年还可只付利息而不用偿还本金。二是对借款人不做任何信用审核。信贷金融导致了房价非理性的上涨，直至美国住房需求市场很快饱和。这样，当美国进入加息通道以后，购房者还款负担加重，房地产价格下跌，购房者难以将房屋出售或抵押融资，随之出现大量违约，金融机构因此而出现资金链断裂，面临倒闭的风险。金融危机由此从房地产市场传递至信贷市场。

2. 危机在信贷市场与资本市场之间的传导。美国金融危机从信贷市场传导至资本市场是缘自金融衍生工具――资产证券化的助推作用。

资产证券化的核心内容是，只要某项非流动性资产在未来能够产生稳定的现金流，那么该非流动性资产的所有者就能够以未来现金流为基础，将该资产打包成某种形式的债券，通过向资本市场出售债券而收回流动性资金。为了迅速回笼资金以提供更多抵押贷款，它们在投资银行的帮助下，将一部分住房抵押贷款债权从自己的资产负债表中剥离出来，以这部分债权为基础发行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CDO），从而将与该部分抵押贷款债权相关的信用风险转移到持有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的机构投资者的资产负债表上。这个证券化过程由一个长长的链条来完成：信贷公司和银行、债权打包服务公司、投资银行、信用评级等中介公司、投资基金、投资基金的投资人。债权打包服务公司将信贷公司和银行的次级抵押贷款打包制成债券“标准件”，由信用评级等中介公司进行信用评级，再由投资银行和投资基金持有或者卖给其他的商业银行、对冲基金等金融机构。从表面上来看，经过证券化后贷款金融机构的风险似乎得到了有效的分散与转移，实际上却扩大了整个金融市场的系统风险。这样次级房地产抵押贷款的信用风险便由制造次级房地产抵押贷款的商业银行转移到资本市场。一旦次级抵押贷款的整体违约率上升，机构投资者持有的次级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的市场价值就会大幅缩水，由于上述机构均实施了以市定价（Market to Market）的会计记账方法，因此即使没有出售贬值的债券发生实际亏损，也要在资产负债表上相应期间进行减记，在利润表上就会表现出相应的亏损，当入不敷出时，连锁反应就会导致整个资本市场发生危机。

反之，资本市场发生危机更加剧了信贷市场的资金紧缩局面。由于自身的资产价值缩水，到资本市场融资亦发生困难，为了满足巴塞尔新资本协议提出的自有资本充足率的规定，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不得不降低风险资产在资产组合中的比重，从而导致商业银行的“惜贷”行为。也就是说，资产价格的下跌导致信贷市场出现持续紧缩，危机从资本市场再度传导至信贷市场。

（二）金融危机从金融市场传导至实体经济

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以后，投资者开始担心信贷问题是否会演变成为整体经济危机，纷纷出售股票转而持有现金，导致美国股市出现剧烈波动，这一方面通过财富效应影响了居民消费，另一方面通过托宾q效应和金融加速器理论影响了企业投资。

由于储蓄偏低，美国居民的消费模式一直是借贷消费，然而金融危机的爆发打破了此种消费模式长期以来的兴旺周期，受沉重的信贷损失和坏账拖累，金融机构已经不再视消费信贷为无风险业务，信贷紧缩正在向消费紧缩转变。此外，美国经济下滑导致其对能源、金属和农产品等原材料的需求下降，从长期看，需求下降必然导致价格下跌，商品市场也会因此而大幅波动。

金融危机爆发导致的另一个直接结果就是失业率上升。大量的金融机构倒闭使很多人瞬间失业，例如雷曼兄弟的破产就导致2万员工失业，此外还有由于企业无法维持经营而进行的裁员等等，据美国劳工部就业报告数据，美国非农业部门失业人数已达15.9万人，创五年来失业率最高点。因此，金融危机已不可避免地传导到美国实体经

济。

四、金融危机由美国向全球传导的路径分析

（一）贸易渠道的传导

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国，长期以来保持对外贸易逆差，主要依靠进口来维持国内消费。金融危机发生以后，美国国民财富大幅缩水，信用规模急剧收缩，居民消费支出因此而减少，通过收入效应作用于有直接贸易关系的国家，进口需求直接减少，由此造成出口国企业利润下降，经济受到冲击。例如，除去价格影响，我国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显示，2008年1至7月份出口额同比增长由2007年的超过20%放缓至12%，这种外需的减少短期内是无法由国内需求弥补的，一些出口企业因此而遭受亏损。

（二）金融渠道的传导

美国是世界上金融系统最完善的国家，被认为是最为安全的投资市场，其商业银行、投资银行、对冲基金等金融机构非常发达，美国股市多年以来也一直保持相对稳定的增长，这不但为投资者带来相对丰厚的收入，而且直接导致投资者金融财富的增加，良好的示范效应进一步鼓励了投资者持股的积极性。世界许多国家均持有美国债券、股票及其他金融资产，机构投资者也将大部分资金投入了美国金融市场。

在美国进行资产证券化的过程中，全球很多国家的机构投资者同时参与到了风险扩散的链条中。美国CDO市场的崩溃，导致国内的金融机构倒闭，持有这些金融机构资产的跨国金融机构也遭受了巨额损失。在这一方面，欧洲的银行受到很大的打击，因为欧洲的银行和美国的银行做着同样的操作。如今，欧洲的银行间交易基本上已经无法正常运转，银行与银行之间互相不信任，导致拆借市场处于瘫痪状态。为了达到最低资本充足率和保证金要求，或出于调整资产负债表的需要，亏损的金融机构大幅收缩对另一国家的贷款，将危机传导至下一个国家。危机发生后，全球股市与美国股市同步下跌，很大程度上是由跨国金融机构在全球范围内降低风险资产比重的调整行为所致。在金融危机蔓延的同时美国也在做着投资组合的调整，由于国内资本市场流动性严重不足，美国将部分海外资本撤回，加剧全球短期资本波动。

（三）心理渠道传导

在金融危机爆发以前，投资者对美国经济抱有很高的期望，信心盲目高涨，不顾危机发出的种种征兆及预警信号，不断投入资金，增持美国资产。危机爆发后，投资者又表现极度悲观，从资本市场上仓皇而逃，不再相信政府的政策，这种“羊群效应”进一步恶化了金融危机，甚至一些经济状况良好的边缘国家和地区由于资金流的问题而陷入危机。

五、结论

美国金融危机并没有表现出剧烈的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它更多是隐性的，而不是显性的。实际上，金融危机的真正实质是，美国金融市场滥用信用衍生品的创新、预支市场和社会信用，从而造成信用风险逐渐累积，进而酿成信用危机。这场以银行业危机为先导的金融危机提醒美国，经济发展要更注重于实体经济的发展，而非虚拟经济的虚高。虚拟经济的运行脱离了实体经济的基础，变得更加不稳定，这种不稳定性就造成了经济中的泡沫，一旦泡沫被刺破，将严重损害实体经济。另外，金融监管要跟得上金融工具的创新步伐。任何金融创新都应该立足于战略高度来规划，仅仅满足于技术性的、工程性层面的创新必然会忽视社会性的整体风险。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