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政策论文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宏观经济政策论文，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2009年上半年中国GDP同比增长7.1％，投资同比增长33.5％，消费同比增长15％，进出口同比下降23.5％。从统计数字看，中国经济确实回升，但基础尚不稳定。针对2009年前8个月经济回暖的宏观经济形势，现在有人开始讨论经济到底呈“V”型、“W”型还是其他型探底回升。研究经济回暖轨迹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在正确研判当前经济形势的基础上，研讨下一阶段经济政策。按照经济发展周期波动规律，宏观经济总会见底反弹，因此我们更要前瞻今后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考虑经济企稳后的经济政策，甚至“十二五”规划的中长期政策制定。笔者认为未来的政策重点应是：(1)实现战略转型，培育新竞争力；(2)推行产权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3)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增收节支，科学、精细理财；(4)培育资本市场，加强国际金融合作；(5)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和工具更好相互协调。

一、国际宏观经济基本走势

(一)全球经济失衡，全球化进程放缓

全球经济失衡主要体现在一些国家出现大量贸易赤字，与之相对应的是一些国家大量贸易盈余。之后，全球经济失衡的范围扩大到整个经济领域。当今世界，全球经济失衡的表现是以美国为代表的主要发达国家经济增长速度放缓，持续出现贸易逆差和资本逆差，而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和主要产油国家经济增长却保持较快速度，持有巨额外汇储备。随着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演变，主要发达国家需求还在下降，尤其是消费需求低迷，经济失衡仍将持续，全球化进程减缓。

(二)全球增长模式转型，凸显新增长点

人类文明起源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开始吃熟食，前提是人类掌握了取火技术。人类取火始于钻木取火，实际上取的是碳基能源。从木材到煤炭、石油和天然气，都是碳基燃料。在既定的技术约束下，碳基燃料对人类社会进步和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碳基燃料增加了空气中的二氧化碳，使全球气候变暖。为了应对气候变暖，一些专家建议未来能源开发的重点应该转向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以美国、英国为代表的一些大国正在新能源领域开展大量研究，力图实现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发展绿色经济和低碳经济。这些国家在引领世界经济发展的同时，将占领新能源标准的制高点。客观上，这些探索促进了经济增长模式转型，一些专家认为这也是未来世界经济的新增长点。

(三)国际金融体系改革，重现金融新秩序

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在此次金融危机中未能发挥应有作用，尽到应有的责任。国际社会开始通过对话建立一个新型的国际金融体系。无论是超货币体系，还是其他金融秩序，都将对美元主导格局形成挑战。在此背景下，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话语权正逐步得到增强。中国本着负责任的立场，在国际金融危机中起到了稳定器作用。

(四)金融与实业并重，构建新的宏观监管体系

此次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是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失衡。金融创新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在启动国内消费需求替代、弥补国外消费需求不足的同时，根据本国比较优势发展一些制造业，带动国内就业，把金融发展落到实业上。也有专家认为，错误的宏观政策是本次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在危机来临时，美国过度扩大消费信用以及过度相信市场都是金融危机的重要根源。因此，世界各国将会重新审视过去的宏观政策决策程序和机制，构建新的决策程序和机制，通过建立新的监管机制加强宏观政策管理和微观领域监督。

二、中国经济宏观形势基本判断

据世界银行《中国经济季报》(2009年6月)报告，工业化国家金融市场开始出现趋稳迹象，全球经济初步呈现回升趋稳态势，但是仍然面临诸多不确定性，复苏速度不可能太快①。该报告还指出，目前断言中国经济快速稳健复苏尚早。另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中国经济出现回暖迹象，有望率先实现经济复苏。但是，中国经济仍然面临诸多亟待解决的结构不平衡问题。

(一)GDP小幅增加，财政收入回升

2009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13.99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7.1％，比第一季度加快了1.0个百分点。第一季度全国GDP总量6.5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6.1％，第二季度7.41万亿元，同比增长7.9％。6、7、8月份，全国财政收入分别为6867.47亿元、6695.91亿元、5237.47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9.6％、10.2％、36.1％。国内生产总值和财政收入增长显现出经济回暖迹象，但是中国经济复苏的根基仍然不牢。

(二)城乡居民收入持续增长，消费增长潜力凸显

1～6月，城乡居民收入继续增长，转移性收入增幅较大。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总收入9667元，人均可支配收入8856元，同比增长9.8％，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1.2％。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2733元，增长8.1％，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8.1％。居民消费价格继续下降，生产价格同比降幅较大。上半年，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下降1.1％(6月份同比下降1.7％，环比下降0.5％)。8月，工业品出厂价格环比上涨0.8％，已连续5个月上涨。前8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7.88万亿元，同比增长15.1％，比前7个月加快0.1个百分点。城乡居民消费需求提升，消费能力提高，凸显消费潜力。

(三)发电量和用电量双回升，人民币存贷双增长

6月，全社会发电量同比增长4.7％，用电量增长4.3％。发电量和用电量上升既有经济回升的因素，也有气温上升的因素。2009年8月末，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为57.67万亿元，同比增长了28.53％。2009年8月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38.52万亿元，同比增长34.11％，环比增长了0.16％；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为57.37万亿元，同比增长27.43％，环比下降1.13％。货币供应量增长28.53％。

(四)固定资产投资快速增长，房地产价格小幅上涨

2009年1～8月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11.3万亿元，同比增长33.O％。固定资产投资资金主要来源于银行贷款，2009年前8个月累计新增信贷规模8.15万亿元，同比多增5.04万亿元，比中国所有银行过去两年的贷款总额多，其中7、8月份分别为1650亿元、4104亿元，受央行政策影响，增速减缓。2009年5月、6月、7月、8月，七十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环比分别上涨0.6％、0.8％、O.9％、0.9％。从200个主产县8月20～31日主要农产品价格变动情况看，包括肥猪在内的5种肉产品均上涨。房地产价格上升和主要农产品小幅上涨表明，过度的、甚至投机性的恶性货币投放，可能对未来形成温和的通胀压力。

(五)经济结构不平衡仍然存在，潜在隐患不容忽视。

在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城乡不平衡，消费、投资与储蓄不平衡仍然存在，“短板”要素制约经济平衡增长。以城乡居民收入之比为例，1978年城乡收入之比为2.57:1，2007年提高到3.33:1，不平衡进一步扩大。经济结构不平衡是一个比较突出的矛盾。这种不平衡不断积累，将会降低经济社会发展系统的整体协调性，一旦超过临界点就会形成失衡状态，激化潜在矛盾，甚至可能造成系统性风险和危机。

三、科学研判经济形势，及早规划前瞻政策

“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医治好重病后，调养很关键。近期，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目标从“两防”到“一保一控”，再到“保增长”，与之相对应，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由稳健的和从紧的转向积极的和适度宽松的。经济危机总会过去，那么，下一步中国应该思考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将“十二五”规划与“十一五”规划稳步对接。

(一)实现战略转型，培育新竞争力

一是产业政策方面，以新能源、环保汽车、生物工程等为突破口，占领新兴产业制高点，发展低碳经济。重点开发可再生生物质能源和风力、水力、太阳能等新型能源。二是区域发展战略方面，加快制定城市群发展战略，提升城市竞争力。随着经济全球化加深，中国的城市群参与国际分工越来越广泛。研究表明，国外资本对中国投资将主要依据现代城市群的经济结构和竞争力进行战略布局。今后，应提高中国城市群发展速度和质量，配套制定相关的法律制度、空间规划和管理制度，在城市群内，培育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产业、企业和产品。三是决策机制方面，构建科学、民主决策机制，降低决策风险，提高政府行政管理竞争力。现代社会的公共风险需要政府及时、有效、低成本地化解，对政府科学决策机制提出了挑战。政府应科学论证、合理规划，提高决策效率、降低决策成本，并致力于提高行政管理效率。

(二)推行产权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中，中国逐步建立和完善了多种所有制市场结构。但是，仍然有部分垄断行业和公共服务部门产权结构单一，进入门槛高，民间资本进入空间窄。除行业外，无论是自然垄断行业，还是行政垄断行业，提高市场化程度，推行产权多元化改革，是实现产权结构调整的必然趋势，比如铁路、电信、电力等；另一方面，今后，政府应打破行业垄断，推行公共事业单位改革。政府应主要通过制定市场规制，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一些社会事业部门，比如体育、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也应允许更多民间资本进入。

作为工业化中期的国家，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在第二、三产业。在美国，到工业化晚期第三产业产值占GDP比重超过80％。2008年，中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40.1％，低于第二产业比重。2009年上半年，中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41.3％，低于第二产业比重。中国离工业化国家的产业结构尚有距离。

(三)培育资本市场，加强国际金融合作

继续加大推进资本市场培育力度，开展多种形式的资本市场创新。推进创业板市场建设力度，扩大三板市场试点范围，解决创业投资和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一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关键是健康的金融体系。在生产全球化、贸易一体化和金融全球化背景下，任何国家的金融市场都很难独善其身。加强金融监管、促进金融合作以及增强金融抗风险能力是一国金融立足国际金融市场的关键。一是完善金融监管机构和体系，建立有效的金融创新监管体系，防止过度套利行为发生。二是加强国际金融合作。进一步建立双边货币互换、多边外汇储备库建设等多种形式的区域金融合作，并适度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三是增强金融机构和体系风险防范能力。一方面，充分利用危机后的恢复时机增强中国金融机构和体系的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实现外汇资产保值增值。

(四)转变政府职能，增收节支，科学、精细理财

经济复苏后，过渡时期应逐步转向实施适度积极的财政政策，进而转向稳健的财政政策。未来财政工作的重点不仅仅是切好蛋糕，更应该注重做大、做强蛋糕，在财政收入方面做好文章。树立大财政思想，既要有财，更要有政。既要保证财政收入稳定增长，又要不与民争利。正确处理政府收入与居民收入关系，做到国民收入分配比例合理化。从税收收入看，今后工作的重点是扩大税源，保证税收增量渐进发展。一是扩大资源税征收范围。为了改变长期以来实行的资源低价政策，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保护资源，资源税改革应在经济复苏后扩大征收范围。二是试行个人所得税转型，探索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有中国特色的个人所得税制。当前的个人所得税征收主要是以分类征收为主，没有达到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需要。个人所得税改革应着力减轻中低收入阶层的税负。三是试点物业税。在继续物业税试点评估“空转”的基础上，进行分层价值评估，适时推出物业税。四是继续做好增值税转型工作。增值税转型有利于改变重复征税，减轻企业税负，提升企业竞争力。

篇2

信息经济学的产生是对传统经济学的否定。传统经济学的共同点是以物质产品及服务的生产、流通、分配及相关活动为主要对象，因而被称之为物质的经济学。[1]在传统经济学中，信息如同空气、阳光一样是充分的，有用而不需要经济成本。同样，厂商、消费者、投资者和政府等经济行为者具有“完全信息”，且具有完善的信息接收和信息处理能力，所以经济行为者的选择是确定的，信息被排斥在经济学之外。然而，在现实生活中，经济行为者不仅不具备完全信息，而且处理信息的能力十分有限，这与传统经济学的完全信息假设发生了矛盾与冲突。信息经济学正是在否定传统经济学的完全信息假定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斯蒂格勒在《信息经济学评论》一文中，批判了传统经济学的完全信息假定理论，提出了信息搜寻的概念。斯蒂格勒认为，经济行为主体掌握的初始经济信息是有限的，是不完全信息，这就决定了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经济主体要做出最优决策，必须对相关信息进行搜寻，而信息搜寻是需要成本的。把信息与成本、产出联系起来，提出搜寻概念及其理论方法，是斯蒂格勒对微观信息经济学的主要贡献。继斯蒂格勒之后，著名经济学家K·阿罗(K·Arrow)对不确定性条件下的经济行为进行了开拓性研究。他认为，信息经济学是不确定性存在情况下的经济学。在他看来，不确定性具有经济成本，因而不确定性的减少就是一项收益，所以，可以把信息作为一种经济物品来加以分析。阿罗十分简洁而深刻地揭示了信息经济的作用。M·勒姆特(M.Nermuth)对不完全信息进行了精确的数学描述，用“信息结构”一词来描述经济决策利用信息的复杂分布及其与决策的对应关系，等等。搜寻理论后来经过萨洛普(S·Sulop)、截维德和马肯南等人的研究得到系统地发展，成为微观信息经济学基础理论之一。众多著名经济学家在不完全信息经济分析领域的创造性成果，诸如不完全信息条件下的决策、对策理论、非对称信息概念以及价格分散理论等，使得不完全信息条件下的经济分析成为一个独具特色的、有巨大影响的经济学领域。

随着人们对信息经济的关注，研究的视野逐渐从微观领域转向宏观领域。1962年，弗里兹·马克卢普《美国的知识生产和分配》的出版，标志着西方宏观信息经济学的产生。1977年，马克·波拉特《信息经济》（九卷本）提出信息经济测度的波拉特范式，极大地丰富了西方宏观信息经济学理论。20世纪80年代后，在美国、日本、法国、澳大利亚、英国和新西兰等国学者的共同努力下，西方宏观信息经济学理论体系日趋成熟。

经济学者将信息要素纳入发展经济学分析框架中，使宏观信息经济学获得了与传统理论截然不同的结论。罗伯特·索洛在20世纪50年代创立的生产函数理论，试图说明经济发展取决于投入的资本和劳力数量。但是，过去20年世界经济发展的事实并非如此，例如，发达国家增加投资快于增加人数，投资收益并没有递减。针对这种现象，西方宏观信息经济学理论认为，影响经济长期增长的基本要素不仅仅是资本和劳力，而应该是四个基本要素，即资本、非技术劳力、人力资本和新思想（信息）。由于知识构成生产要素之一，它像资本那样必须以放弃当前消费为代价才能获得，知识（教育）滞后将严重影响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和长期性。因此，国家必须像对待基础设施投资那样对知识及传播知识的教育机构进行投资。由于知识投资长期效用的干预，经济长期发展中可能出现良性循环趋势，即投资促进知识生产与传播，而知识生产与传播获得的效用又促进投资。这意味着投资的持续增长可以长期提高某个国家的增长率，这个结论正是传统理论所否定的。目前，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最大差别已经不在于资本与设备，而在于知识与信息。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依附正在由资本依附转向资本与信息的双重依附。

信息经济学中的不对称信息理论(asymmetric  information)是英国剑桥大学教授詹姆斯·莫里斯(James  Mirleees)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威廉·维克瑞(William  Vickery)提出的重要理论。他们分别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揭示了不对称信息对交易所带来的影响，并提出了相应对策。此后30多年来，不对称信息理论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越来越大，由此而产生的对策理论为经济活动提供了强有力的工具。也正是因为如此，这两位经济学家于1996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2001年，三位美国经济学家又一次因为在“走进现实生活的信息经济学”研究方面作出的卓越贡献，分享了这一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2]他们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乔治·阿克洛夫、斯坦福大学的麦克尔·斯澎斯和哥伦比亚大学的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这三位经济学家在交易双方信息不对称的假设之上，建立了一整套经济学理论，解释厂商、工人和消费者的行为，奠定了信息经济学的基础。其中，阿克洛夫和斯蒂格利茨教授同时也是新凯恩斯主义学派的泰斗。

  二

目前，理论界对信息经济学的理论体系研究存在着两种不同的主张。[3]一种主张是按照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从市场不确定性角度构建信息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另一种主张是按照信息产品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来构建信息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从研究的整体情况看，前一理论体系似乎更多地为人们所接受。但是即便是按照这一主张来构建信息经济学的整体框架，也还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思路。

思路一为信息经济学“三分法”，即从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传统框架出发，将信息经济学划分为三个部分：微观信息经济学、宏观信息经济学和产业信息经济学。微观信息经济学主要以个别市场主体为基本分析单位，考证信息对市场均衡、劳动市场供给、消费者行为以及市场机制等一系列微观经济问题的影响，分析信息资源配置和微观信息市场的效率问题。宏观信息经济学则从国家和世界经济的层面出发，论证信息对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影响，研究信息与财政政策、金融制度之间的关系，探讨信息在宏观经济政策制定中的作用等等。信息产业经济学着眼于对信息产业的分析，主要包括信息技术产业化、信息产业基础与结构、信息产业国际化、信息资源与经济增长等方面的内容。按照这一思路，信息经济学理论体系能够较好地与传统经济学中的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体系相衔接，不仅能够清晰地勾画出微观信息经济学与宏观信息经济学之间的界限，合理地安排其理论体系与内容，而且还能较好地构筑信息产业经济学的体系。在这一思路下，微观信息经济学与宏观信息经济学结合在一起构成理论信息经济学，而信息产业经济学则构成应用信息经济学。

思路二为信息经济学“二分法”，即按照市场不确定性原理，将信息经济学分为微观信息经济学和宏观信息经济学两个部分。与此相适应，将微观信息经济学作为理论信息经济学，而把宏观信息经济学作为应用信息经济学。根据这一思路构建的信息经济学理论体系，是将思路一中的微观信息经济学和宏观信息经济学两部分内容归到一块为微观信息经济学，将厂商行为的不确定性和政府行为的不确定性等问题放到一起来分析。宏观信息经济学则由信息产业经济学和信息社会的各种经济理论组成，以信息技术的不确定性为基础，分析信息技术的各种经济影响和福利效果。这一思路的主张者认为，按照这一思路构建信息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可以将信息经济学与传统的微观与宏观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加以区分，并且能够较好地体现信息产业在信息经济学学科研究中的重要地位。

  三

信息经济学中的许多理论，[4]比如委托一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等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现代企业建立以及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首先，信息经济学中的委托—理论，对我国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具有借鉴意义。委托—理论是信息经济学的核心内容，国有企业改革要建立起产权明晰的现代企业制度，这一制度正是以合理有效的委托—合同为基础的。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对国有企业改革所作出的一系列战略部署，比如资产重组、企业破产与兼并、股份制改造等，都需要有一定的市场经济“游戏”规则来约束和规范市场行为，这个规则就是市场经济主体共同遵守和不断创新的委托—合同。

其次，信息经济学中的信息不对称理论，对市场主体的经济决策和加强政府宏观经济调控，正确处理好企业与市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提供了理论支持。信息经济学较为深刻地探讨了不完全信息和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市场经济行为的两个主要现象，即不利选择和道德风险。无论是生产者、经营者还是消费者，都面临着不同形式的不利选择和道德风险。生产者面临着消费者的大量的、复杂的道德风险行为，而消费者也同样面临着由于信息不对称带来的不利选择和生产者转移的道德风险。在这种情况下，信息经济学所揭示的信息不对称理论，无论对生产者还是消费者，都有助于其作出各自相应的选择与对策。

再次，信息经济学中关于信息资源最优配置对经济发展的直接影响的思想，将有助于我们在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进一步关注信息经济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努力创造信息资源合理流动的外部环境，提高信息技术对提高产业竞争力的认识，协调信息网络的发展，加大信息基础设施的投入力度，强化信息产业在经济结构调整中的带动功能，以信息产业的高速发展带动国民经济信息化进程。

最后，信息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对我们研究现实经济社会问题开拓了新的视野。实事求是地讲，信息经济学在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中占据重要地位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信息经济学所使用的方法为经济学提供了新的分析工具和思想方法。比如信息经济学不确定条件下的选择理论和对策论，把现代决策理论的分析方法引入经济决策分析之中，使得经济分析不断贴近现实经济生活。实际上，在我国目前经济理论界的经济分析中，很多学者都引入了信息经济学的分析方法。相信随着信息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其分析方法将在经济学、管理学等其他领域的应用中产生重要影响。

  

【参考文献】

[1]  马费成等：《信息经济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

篇3

中图分类号：G80-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007-3612(2011)03-0005-04

Research on the Taxation Incentive Policy of Sports Industry Dev elopment in China

YANG Jing zhong1，LV Qing hua2，YI Jian dong3

(1.Economic and Trade Department of Liming University，Quanzhou 362000，Fujian China；

2. Business Management Institute of Hua qiao University， Quanzhou 362021，Fujian China；

3. JiangxiFinance an d Economics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13，Jiangxi China)

Abstract: To study the incentive role of tax policy on the sports industry in China， thepaper adopts the method of comparative analysis and charts to make a qualitativeresearch on the current tax laws and incentive policies to support the developm ent of sports industry and make a comparison on the active role of current tax p referential policies in support of the sports industry to achieve a positive rol e in its development and its problems and deficiencie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 at， on the one hand，tax incentives policy have close correlation with the spo rts industry. On the other hand，tax policy can play an instrument of economicleverage to encourag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hina's sports industry，and then facilitate the building of the tax incentive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 teristics for sports industry.

Key words: sports industry； tax policy； tax revenue preferential；ince ntives

体育产业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体育社会化、产业化是体育发展的必由之路。改革开 发以来，我国以体育健身服务、体育竞赛表演、体育用品市场等为主要内容的体育产业体系 初步形成,体育产业已经构成了一个独具特色的产业门类。［1］随着我国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的消费意 识从生 存向休闲娱乐转变，这给中国体育产业带来了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和极大的发展潜力。鉴于 此，从现行税收政策的视角来研究中国体育产业的大发展，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和现实意义 。

1 体育产业与税收激励政策的关联度

体育产业是当今全球经济中发展最快的产业之一，是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我国最具活力 的新兴产业之一。体育产业市场潜力大，启动速度快，产业关联度广，提供就业机会多，具 有明显的综合效益。同时，体育产业具有污染小，产值高，具有关联效应和正外部性，能为 社会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等特征。［2］作为国民经济中极具关联效应和巨大发展潜 力的新兴 产业，由于是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潜力巨大。目前，国内从事健身娱乐业、 竞赛表演业、技术培训业的体育企业、体育产业经营性机构2万多家,总投资额已超过2 000 亿 元人民币,年营业额超过600亿人民币。［3］另据北京奥组委统计，2008北京奥运会 直接带动 体育产业的收入约在30亿美元,而间接收入在54亿美元左右，促进国民生产总值增长0.5个 百 分点。［4］由此可见，体育产业由于科技含量高，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附加 值高，发展潜力大，因而是具有广阔发展情景、永不衰落的“朝阳产业”。

然而，我国体育产业的发展尚处于初期阶段，规模小、产业结构不合理、产业社会化、 产业化程度不高，体育市场零星单一、发育缓慢，面对市场经济环境的适应能力不强，运用 市场机制推进体育产业发展的竞争能力也不强。基于此，其建立、运行和发展迫切需要国家 制定相应的激励政策予以扶持和促进。体育业是产业和事业的结合，并不排斥政府公共财政 对体育的大力支持，这是因为体育产业的许多内容是公益性、社会性的事业，很多不完全是 商业盈利，体育产业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的是国家财政和体育业的相互关系。在目前我国 体育业仍然是“举国体制”的国情下，体育事业和体育产业的发展离不开国家政策的强有力 支持。我们知道，税收政策是国家重要的经济调控政策之一，对资源配置发挥着基础性作用 ，在对体育产业资源的配置方式上起着宏观调控的主导作用。国家在税收政策上给予税收优 惠支持，这是税收杠杆的经济调节手段。特别是在体育产业的发展进程中，税收政策的激励 目标主要体现了国家对这一绿色朝阳产业和仅处于起步阶段和初步增长阶段的弱势产业的支 持与激励，以及对体育产业税收负担的减轻和产业利益的保护。国家通过采取税收优惠政策 措施来促进体育产业结构升级和优化,促进区域体育产业的协调发展，降低体育产业发展成 本、降低体育产业的经营风险，促进就业，鼓励出口，增加产业收益等发挥着主导作用。同 时强调对体育产业的税收公平，而在现行企业所得税的税收优惠政策中，对诸如高新技术产 业、软件产业、集 成电路产业和小型微利企业、创投企业、非居民企业等均制定有完善的税收优惠政策，极大 地支持这些产业（企业）的发展，而对体育产业、文化产业等具有国民经济新增长点的新兴 产业却没有制定优惠政策来专门加以扶持和激励。因此，不管从体育产业是绿 色朝阳产业且具有新经济增长点的长远角度讲，还是从产业周期理论中我国体育产业是幼稚 产业的角度而言，体育产业都应得到国家税收政策的大力扶持与长期激励。国家要立足我国 体育产业的发展的现实国情，依据受益原则和能力原则使体育产业承担的税收负担与其发展 能力相适应，并使纳税人之间的负担水平保持平衡。从税收激励传导机制而言，运用税收宏 观调控手段来实现支持体育产业发展的税收政策目标。主要通过诸如减免税、税前扣除、宽 限期、加速折旧、投资抵免等税收优惠措施对体育产业资源实施优化配置，降低企业的税收 负担，促使其投入与产出效率的最大化，进而影响、调节体育产业中的产品和服务的总需求 和总供给，最终调整和优化体育产业结构，实现充分就业，保持体育产业经济的快速增长。 据国家体育总局资料显示，我国财政对体育产业的扶持每年以12％～13％的增幅增长。［5］可 见，凭借税收扶持激励政策给予相关的体育产业税收优惠政策，为体育产业的做强做大创造 有利条件，获得良好的体育投资效益。而且税收激励政策产生一种良性示范效应，引导更多 的资金流向体育产业，从而带动体育产业的发展。同时，体育产业必须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 和社会利益，承担包括增加国家税收、增强就业，促进经济发展和经济结构调整等社会责任 。体育产业越大，为社会所做的贡献就越多。这种税收与体育产业的关联性必将有助于促进 我国体育产业的大发展大繁荣，成为现代服务业新的经济增长点。基于此，我国体育产业的 发展离不开政府的积极引导，税收政策作为支持体育产业发展的宏观政策调控工具，激励体 育产业可持续发展，有其客观必然性，必将大有作为。

2 现行体育税收激励政策存在的问题与制约因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体育产业已经形成了“体育竞赛表演业、体育健身娱乐业、体育用 品业”比较成熟的三大产业板块。［6］现行在促进体育产业发展的税收激励政策措 施在相关 税种的税收优惠措施中加以体现，主要反映在流转课税、所得课税、资源课税和财产课税中 （表1）。

我国对于扶持体育产业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比较零散、没有形成完整、规范、统一的税 收政策激励体系，而且激励体育产业的税收政策不稳定，特别是临时性的体育税收政策扶持 多，持久性的税收激励政策少，但总体上税收支持力度不大，激励不足，存在诸多的问题和 制约因素。

2.1 现行税收政策对体育产业的激励手段单一、内容不完整，税收负担沉重主要表现在：一是扶持体育产业发展的税收政策激励手段单一，以直接优惠政策为主， 其他方式较少。［7］即从产业（行业）税收优惠的角度促进体育产业发展的税收政 策极少。 二是没有建立一套长久、有效执行的税收激励政策体系。缺乏通过投资抵免、减税、免税、 退税（出口退税和再投资退税）、加速扣除、税项扣除、亏损弥补等直接和间接税收手段来 全面、完整激励我国体育产业发展的税收政策体系。三是现行扶持体育产业发展的税收政策 内容不完善。如对我国未来发展前景广阔的体育创意产业、体育休闲旅游业、体育用品业、 体育竞赛表演业、全民健身服务业、体育广告业、体育会展业等新兴体育产业，以及重点培 育大型体育企业集团和对龙头体育企业的资产重组、创业投资等的税收优惠激励政策几乎没 有，致使扶持我国体育产业的税收政策激励内容不全面、不完善。四是目前体育产业的税收 负担沉重。现行对体育产业征税的税种主要分布在流转课税和所得课税中，其中营业税和个 人所得税是对体育产业征税最多的税种（表2）。如体育健身娱乐经营企业缴纳营业税平 均超过10％，体育休闲娱乐业实行20％的高税率。体育赞助、体育广告等创收收入均要征收 25％的企业所得税等，［8］且体育赞助在企业所得税税前不得列支扣除，还应按照 《中华人 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54条的规定进行纳税调整，并入体育企业收入总额中全 额缴纳企业所得税。由此可见其税收负担的沉重。

2.2 体育业捐赠税收政策存在诸多限制性矛盾，极大制约了体育业筹融资的积极性 一方面，2008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9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 业所得税实施条例》第53条均规定，对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社会力量通过非营利性的公 益组织对体育业公益性捐赠可按年度利润总额12％的标准扣除的规定，超过此标准的部分要 调整缴纳企业所得税。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10条明确规定，企业赞助 支出不得在税前扣除，也不允许企业将其计入成本,这意味着企业对各类体育竞赛和体育产 业的赞助支出不能扣除，增大了体育产业的纳税成本和体育企业的税收负担，极大制约了体 育产业的筹融资，［9］极大地影响了社会对体育业（包括体育事业和体育产业）赞 助捐赠的 主动性和积极性。另一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 得税法实施条例》第24条规定，个人将其所得向非营利性的社会团体和其它社会公益事业的 捐赠未超过个人应纳税所得额30％的部分准予扣除。

然而，两部税法中的捐赠税收政策存在矛盾和限制性规定。具体体现在：个人向非营利 性的社会团体和体育组织的捐赠超过个人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30％的部分不准扣除，而且还 需纳税调整缴纳个人所得税。尽管2008年颁布的《企业所得税法》第9条规定，企业发生的 公益性捐赠支出，在年度利润总额12％的部分准予在税前扣除，但对企业捐赠给国内合法的 其它民间体育公益性团体等非营利性组织，仍然没有享受到捐赠扣除比例的税收优惠政策， 对它们没有一视同仁。另外，新企业所得税法对体育产业税前捐赠扣除比例12％依然偏低， 国际上一些发达国家，如西班牙对体育产业捐赠扣除比例高达100％，免征企业所得税；英 国对体育产业的赞助实施“体育配对”计划和“一英镑对一英镑”政策，［10］鼓励 社会进行 捐赠，以发展体育产业服务于社会。因此，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现行对体育产业的捐赠比 例仍然偏低。

2.3 现行体育业税收政策大多是临时性的，缺乏连续性和持久性 从现行税收政策看，我国体育业税收政策更多的是具有临时性和非持续性，一般是针对 国际（国家）某一大型比赛专门特殊制定而颁布实施的，大都具有一定的针对性和临时性， 其政策缺乏连续性和持久性 。如为支持2008年第29届奥运会和第13届残奥会，我国政府从2003年开始，先后制定和颁布 了一系列专门针对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税收优惠政策。如：1）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 海关总署《关于第29届奥运会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03］10号），对第29届奥运会组 委会实行了13项税收优惠政策。2）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奥运会场馆建设占用耕地 免征耕地占用税的批复》（财税［2004］38号），明确对北京和青岛的奥运场馆免征耕地占 用税。3）2008年，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第29届奥运会第13届残奥会和好运北京体 育赛事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补充通知》（财税［2008］128号），明确了对北京第13届残疾 人奥运会实行的税收优惠政策。4）针对国际奥委会和奥运会参与者实行6项税收优惠政策。 至此，国家对涉及奥运会的营业税、增值税、消费税、关税、土地增值税、印花税、企业所 得税、个人所得税、车船使用税和新购车辆应缴纳的车辆购置税等11个税种给予了免税待遇 ，这无疑对奥运会在我国的成功举办发挥了巨大的支持和促进作用。然而，上述税收政策均 具有一次性，临时性的特征，2008年奥运会结束，这些税收优惠政策也就随之弱化或消失。

3 完善具有中国国情和中国特色体育产业的税收政策建议

与发达国家体育产业GDP平均贡献率3％的水平相比，我国体育产业对GDP的贡献率尚不 足0.5％,［11］这说明我国体育产业化水平仍然十分落后，这与我国竞技体育在国 际上的地 位极不相称。纵观西方各国体育产业发展,政府都在税收政策方面给予优先扶持。基于此， 以国务院的《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的指导意见》（〔2010〕22号）为指南和契 机，适时构建一套完善、持久性的具有中国国情和中国特色的体育产业税收政策激励体系， 显得尤为必要。

3.1 丰富现行体育业税收政策，构建规范统一的体育产业税收激励政策一是扩大体育业税收激励政策范围，将扶持体育产业发展的的税收激励范围扩大到现行 的流转课税、所得课税、财产课税、资源课税和行为课税等所有税种中，构建完善、规范的 体育业税收政策激励体系。二是丰富体育税收政策内容，通过联营、合资（作）、特许经营 和参股等方式，鼓励境内外企业参与体育基础设施建设，在出口退税、期限（税率）减免、 投资抵免等方面给予税收政策优惠。三是凭借税收政策的调节机制，政府应设置“体育产业 风险投资基金”来引导民间资本投资体育产业发展，［12］通过再投资退税、税收抵 免、加速 折旧、税利返还等不同的税收政策，激励境内外企业不断增加对体育产业的投资比例，扩大 其产业投资规模和效益。四是实施差异化的税率政策。由于体育产业中的体育产品（服务） 具有不同的特性和特质，可采取差异化的比例税率形式。［13］如对政府提倡的大众 体育休闲 、全民健身娱乐活动、体育场馆开放免征营业税；对属于高档奢侈体育消费的高尔夫球等高 利润体育项目，应在征收20％营业税的基础上加征五成或十成的特别附加征税；对属于体育 核心层的体育文化推广业、体育会展业、体育新闻传播业，体育出版发行和版权服务业，体 育影视业、体育品牌服务业等体育高端服务产业可从低适用税率，采用2％的优惠营业税率 符合激励体育产业发展的税收政策目标。五是鼓励中小体育企业的发展，对新成立的中小体 育企业给予其企业所得税小型微利企业的优惠政策待遇，同时给予其免征3年的营业税优惠 措施等。

3.2 完善激励体育产业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 1) 在体育捐赠方面，借鉴发达国家鼓励体育产业发展的成熟做法，建议在企业所得税中 ，社会捐赠给各类体育产业的税前扣除标准由目前的12％扩大到30％或50％的扣除比例， ［1 4］进而鼓励或培育社会大众捐赠体育产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同时，对社会捐赠给其他 合法 的体育业非营利性、公益性组织的捐赠款项，按照税收全面优惠原则也应平等地享受国家规 定的捐赠扣除标准的优惠政策待遇；2)在体育产业科技研发方面，对体育企业自主研发（如 体育科技器械、体育装备研发、体育医疗技术等）形成的技术开发费用，允许按当年实际发 生额的200％加计扣除。［15］体育科技企业科技开发前期试验费用，按10％的比例 在企业所 得税税前列支。准予企业按收入总额的5％计提技术开发风险准备金和呆帐准备金，以降低 体育企业的研发风险和研发成本；［16］3)在体育产业的赞助方面，调整现行体育赞 助支出不 得扣除的税收政策，允许企业和个人赞助体育赛事和体育活动的，其出资部分可计入生产成 本或在广告费用中列支， 以鼓励体育产业的筹资融资。4)在体育产业投资方面，对于境内 外企业或个人在我国境内开办新的体育产业项目，或新建（改建、扩建）体育训练、竞赛、 科研设施工程投资建设的，或增加体育企业注册资本的，且经营期在5年以上的，给与其60 ％或100％比例的再投资退税。［17］5)在进口体育器材方面，运动队训练使用的进 口器材的 进口税，采用先征后退的税收优惠给予支持。6)在体育彩票征管方面，鉴于体育彩票的筹资 成本低，开拓体育融资渠道，极大减轻国家财政负担，发展体育事业和体育产业的特殊优越 性等特点，笔者建议国家应取消体育彩票中奖缴纳个人所得税的规定，以吸收更多的社会闲 散资金发展体育产（事）业。7)在新兴体育产业方面，借鉴国外做法，对体育赛事经纪、体 育健身等产业，自开办之日起，免征3年企业所得税；经营性体育事业单位转制为大型体育 产业集团的，三年内免征企业所得税。

3.3 开征体育税，构建中国特色的体育事业和体育产业税收政策体系 发展体育产业是体育业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纵观美国、 俄 罗斯、韩国、西班牙等国家在体育产业发展进程中,各国政府都在税收政策上给予优先扶持 和激励。［18］基于此，国家应建立与规范、持久的体育事业与体育产业相互协调发 展的税收 政策体系。笔者认为，体育产业是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建议国家实行“费改税”，将 从1997年1月开始附加征收的“文化事业建设费”改革为具有中国国情和中国特色的“体育 税”。其征收的税收收入专门用于公益性、非营利性的社会体育事业，以及符合国家产业政 策导向的弱势体育产业的发展，专款专用。具体讲：1）体育税可以设计为独立的税种， 有自己完整的一套科学、合理、有效征管的课税要素和税收政策体系，由国家税务局单独征 收管理；2）体育税也可设计为附加税种，像现行的“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那样， 对缴纳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的单位和个人征收，以其缴纳的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税 额为计税依据，按照3％的征收比例分别与现行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同时附加征收，专 款专用，从而构建具有中国国情和中国特色的体育事业和体育产业协调发展的税收政策激励 体系。

4 结 论

我国的体育产业尚处于产业发展的初级阶段，受其产业规模、产业结构、产业化程度、 产业发展阶段、市场经济环境，市场竞争力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极大地阻碍了我国体 育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其良性运行和长足发展迫切需要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大力支持 。而税收政策作为国家重要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对体育产业的资源配置发挥着基础性调节 作用，能够通过税收优惠激励政策，有效引导调节更多的资本流向体育产业。同时，减轻或 消除现行对体育产业税收政策的制约因素，与时俱进，扬长补短，适时构建和完善一套规范 化、常规性的且具有中国国情和中国特色的体育产业税收政策激励体系。为我国体育产业的 做大做强提供强有力的税收政策支持，进而获得良好的体育产业投资效益，最终达到社会效 益和经济效益“双赢”的体育产业良性发展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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