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17 18:1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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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我国发展循环经济所面临的国际现实
我国作为对全球经济影响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过程中自身的发展方式对世界产生影响的同时也面临着来自国际环境中的各种压力.从我国目前经济发展的状况来看,我国在经济发展中面临的主要国际压力包括制度压力、生态压力以及消费压力.
2.1制度压力
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得到了初步的建立,然而,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仍然有待完善.对照世界贸易组织对经济体制运作机制的要求来看,我国在经济管理体制方面还存在着诸多与之不符合的地方,较为突出的问题是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到的基础性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地发挥,在各地区之间、行业之间甚至各部门之间还是存在互相封锁、割离的情况,同时市场运作的规则还不够健全,还有许多法律法规有待补充和完善,现存的法律法规中有一部分不符合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在实际的经济运行和管理中存在有法不依和执法不严的情况.这些都是是市场体系的不够完善的一个方面.另外,国有企业的改革相对滞后,企业市场主体地位还未得到完全确立.同时,由于当前政府在职能定位方面不准确,导致缺位、越位的现象,出现有法不依、执法不严以及机构重叠臃肿等与市场经济发展要求极度不相适应问题.最后,在对外经济方面,我国目前的对外经济管理体制与世界贸易组织运行机制的要求之间还存在着一定的距离.
2.2生态压力
我国的国土面积和美国的不相上下,而人口总量却是其数倍之多,要想在二十一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意味着我国要在更复杂的国际环境中用五十年的时间完成西方发达国家两百多年的发展,任务不可谓不艰巨.所以说我国特殊的国情要求必须重新探索绿色发展道路成,要改变现有的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经济的增长方式,从依靠增加投入扩大生产的高能耗、环境代价大、竞争力弱的经济发展模式向科技含量高、环境友好、经济效益高的新模式转变.
2.3消费压力
就我国目前的情况而言,倾斜性消费的问题非常突出,主要表现为过于注重物质消费而轻视精神消费.虽然我国目前以闲暇和文化消费为主要内容的精神消费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增长,但仍然存在很多不足.例如我国精神消费在整个消费体系中所占比例仍然不高,在消费形式上,精神消费的形式过于单调,大部分人明显倾向娱乐性消费,忽略发展性消费,喜爱寻求感官刺激,轻视精神进步,从而造成通俗娱乐场所人满为患而高雅文化备受冷落的现象.总之,在全球化的国际背景下,我国在经济发展中还面临着很大的消费压力.
3我国在循环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困境
3.1公众认同度较低
目前,在我国针对公众环保意识加强的活动中,产生了两大公众面临的矛盾:一个是公众的环保意识与参与环保的行动力之间的矛盾;另一个是公众在依赖政府时,政府的环保工作力度却是相对薄弱.这就直接让公众在对待具体环保事件上的环保意识产生非常大的差异性.家庭里,公众的环保意识还是显得比较高的,在用水用电的节约、垃圾的分类、绿化带及其它植被的爱护都有明显的表现.但这些公众性的高环保意识的环保行为的范围过于狭窄,在社会参与方面就显得很力不从心.另外,公众反映问题对象大多局限于居委会和街道办事处,这些发生在生活中的环境问题基本不会投诉给有关政府部门受理,全国统一的环境问题免费举报电话———12369也少有人知,这对民众环保意识的培养以及环保行动过程中依赖对象建立帮助不大.
3.2技术支持还显薄弱
由于我国在循环经济技术支撑方面的投入不足,直接导致循环经济在技术上过于薄弱.根据十一五期间的有关数据显示:我国在环境方面的支出比例第一次超出了GDP,但仅仅为1%-2%.尽管后期其比例有所增加,但涨幅均较小,这就造成我国和发达国家在经济技术方面长期存在较大的差距.根据发达国家在环境投资方面积累的经验,其投资额不能少于当年本国GDP的1.5%-2.5%,才能在经济发展的同时遏制环境的恶化,改善整体环境状况.可是我国的评估机制在循环经济方面显得效果不足,科技创新的投入也十分有限,这直接削弱了原本有限的资金所应该发挥的作用.同时,新的科技项目的奖励政策得不到有效落实,让科技创新的后劲一直萎靡.因此,从我国当前的基本国情以及目前的循环经济发展状况出发,为循环经济选择一套适用的技术,并以先进科技为支撑的循环经济模式势在必行.
3.3法律体系不够完善
我国现行的综合环境基本法在层面上还没有对循环经济有关立法作出十分明确的规定,仅仅将循环经济的有关规定作一些附带说明,并没有提升循环经济的立法在环境立法中的比重,在整个国家立法系统中更显颓势.当前全面促进和发展循环经济的措施在我国并没有专门的立法,也缺乏系统性,直接导致实际操作中循环经济发展行为难以得到充分认可.上述问题也较多地反映在我国现有的众多与环境相关的法律法规中,这也我国相关法律法规亟需解决的重要问题.
4.1增加公众参与率,提升公众意识
人在经济活动中作为主体的存在,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无疑具有决定性.经济活动的最终成果往往受到活动主体的思想认识的差异而有所不同.在我国,公众良好的环保意识、积极的参与行为是循环经济发展过程中循环经济得以发展的重要前提.使循环经济的公众参与得以实现,必须从根本上转变人对自然的认识.马克思提出,“人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因此,把自身和自然联系在一起,经济活动中才能明确地考虑自身行为对自然的影响.在发展循环经济的过程中,进行宣传教育、开展公众性的活动,并提升活动氛围,提高公众热情均可加强公众参与意识.当然,公众参与平台的建立和完善也是公众参与实现的一大前提;最后,提倡绿色消费,将循环经济的理念带入公众生活也是提升公众参与度的一大措施.
4.2提高对科技的重视
“科学是第一发展力”继承和发扬了马克思思想.发展循环经济不仅要以充分的技术条件为前提,也要以物质的循环利用为核心,因此,重视科技的作用是马克思的循环经济思想对我国发展循环经济的又一启示.根据我国当前国情,在资源和环境现状上,针对可再生能源开发应加大重视力度,并对节能减排的技术创新予以扶持奖励.
4.3政府的主导地位必须坚持
经济发展的方式有很多种,循环经济的本质是其中一种.生态性是其主要特点,但和其他经济发展方式一样,它最终也以获得经济利益为根本目的.具有逐利性的企业作为循环经济实践过程中的主体,追求经济效益、提升自身竞争力也是企业发展循环经济的目的.但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发展与生态问题常会产生冲突,由于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具有显著的自发性特点,容易引导发展过程向经济利益方面倾斜.因此,政府的主导作用必须在发展循环经济的过程中保持一致.第一,应建立和完善现有的相关法律、法规以弥补当前市场的不足;第二,要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协调经济的发展;第三,应灵活运用多种经济发展途径为发展和引导循环经济提供充分、有效的环境;最后,应建立和完善综合、全面的环境政绩考核体系,为循环经济的发展提供有效保障.
(一)坚持科学发展观
马克思生态思想表明,自然和人、社会是辩证统一的。这在社会实践中就要求社会发展坚持以人为本,同时合乎自然、合乎规律,坚持统筹人、社会与自然和谐共存,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这样的发展就是科学发展。可见,马克思生态思想是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基础。实际上,科学发展观坚持马克思的人与自然辩证统一、在劳动中实现人与自然的统一的生态思想,主张采用统筹兼顾的方法运用自然规律,努力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最大化,保证生态文明的顺利进行。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只有时刻坚持以马克思生态思想作指导,以马克思生态思想为基础处理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的问题,始终坚持自然和人类社会的辩证统一,才能保证科学发展观的真正落实,推动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建设,促进我国社会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反之,则会受到自然发展规律的惩罚,社会经济发展将会遭到严重的影响。
(二)真正确立自然、人和社会辩证统一的生态理念
正确生态理念的确立有利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顺利进行。为了保证自然、人和社会辩证统一生态理念的形成,必须从思想上破除人类中心主义,转变社会发展观念,正确认识物质经济利益及其追求和社会及人的发展的关系,克服物质经济利益至上、社会实践唯物质经济利益是从的错误思想,自觉坚持以马克思生态思想作指导,自觉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不断增强生态环保意识,树立解决生态问题和建设生态文明的信心,为建设生态文明准备思想前提。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从表面上看是解决生态问题的现实道路、必然要求和结果,从根本上看则是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辩证统一的生态思想的内在要求和意蕴。换言之,正是马克思生态思想为我国解决生态问题、建设生态文明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二、为我国生态文明实践指明了重要路径
生态文明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前提是尊重和保护护自然,目标是引导人们走向和谐、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宗旨是保证自然、人与社会和谐共生,从而建立可持续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马克思生态思想为达到此目标指明了实践路径。实践沟通、连接了人与自然,是人和自然联系的基础,人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实现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只有通过实践劳动自然界才能成为人类及其社会生存发展的现实基础,才能“为人所用”。马克思认为:“劳动这种生命活动、这种生产活动本身对人说来不过是满足他的需要即维持肉体生存的需要的手段”。人类的生存离不开劳动,劳动是其生存的手段。只有在具有社会性的劳动中自在的自然才能被创造成为人化自然,从而才能与人类统一起来。同时,“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所以,在实践劳动中也只有在实践劳动中人、社会和自然才能达到和谐统一。
(一)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加强生态法治建设
落实和践行马克思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生态思想是我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目标,把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贯穿到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建设和法治建设中,将生态文明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方面的制度建设相统一。一方面为生态文明建设立法,完善社会主义法治。以社会制度和法治为基础,推动政府职能转变,建设生态责任政府,建立自上而下的生态文明建设监督系统,从社会制度层面落实和贯彻科学发展观,运用更加完善的社会主义制度和法治不断调节社会发展进程中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中有序进行。另一方面,建立全民参与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大力宣传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意义,确保每个公民都树立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从自身做起、从小事做起,用实际行动来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同时建立自下而上的生态监督体系,保证每个公民都可以行使自己保护生态环境的权利,监督各级政府机关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成效,督促他们更加透明、高效的解决各种生态问题。只有政府和人们两个方面共同努力,才能保证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古希腊以来,人们对于主体性问题的理解和思考从来没有终止过。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开始关注自身的问题,人本身成了人们探索和研究的对象。人开始关注自身的需要、使命、本性、能力等,关注对自身行为的调控及其行为后果的预见,关注对自然和社会的把握,这一系列关注都是以对人的主体性的充分的认识和发挥为基础的。主体和主体性问题是西方哲学的核心问题,它们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在这过程中也暴露主体与主体性思想的一些矛盾和问题。马克思在批判继承前人思想的基础上,赋予了主体和人的主体性以生成性的内涵,科学地揭示了主体性的本质,实现了主体与主体性思想的根本变革。
一、对马克思之前西方主体性理论的历史考察
(一)古希腊哲学中以本体论为基础的实体主体论
从哲学上说,主体和客体是对人与世界本质关系的普遍概括。一般都认为主体是人,客体是人的实践和认识的对象。在这种观念下人似乎天然就是主体,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将主体、主体性与人联系起来则是近代哲学的事。在西方的古代哲学中,人与主体是相分离的,无所谓人的主体地位和主体性。
在古希腊哲学中,第一个使用“主体”这一范畴的是亚里士多德。在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中,主体并不是一个专属于人的哲学范畴,而是一种同属性相对应的东西。亚里士多德是在本体论的意义上来理解主体的,他认为主体是一个贯穿在事物和变化之中的对事物起着支撑作用的不变的“存在者”,是万事万物的终极原因和本体。所以,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本体、实体、主体在本质上并没有区别,甚至可以互相替代。因此,对亚里士多德来说,不仅人是一个“主体”,一只小狗、一块石头对亚里士多德来说也可以成为一个“主体”。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古希腊并无真正意义上的主体概念,也没有突出人的创造性的主体性思想。
古希腊哲学大体上只是处于人类思想发展的幼年时期,这时的哲学思维还未将人类的主体与客体、对象与自我加以区分,主体与客体、人与世界处于原始的统一状态之中。古希腊哲学家们对“人是什么”以及人在世界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哲学探讨,也只是局限于从本体论的角度对世界本原作不懈的追问。当处在追求终极根源本体论思维方式之中时,主体作为一个表达中心的概念,必然不涉及人,本体论的思维方式是造成主体与人相分离的理论原因。
(二)近代西方哲学中以认识论为基础的认知主体论
随着近代工业文明的发展,人在对自然和社会的关系上也发生了变化,人逐渐成为了世界的主体,主体概念开始同人统一起来,人也成为哲学研究的中心。但是近代哲学将人的主体性归于理性,认为只有理性才能使人成为主体,人只有作为理性的人才能认识自然的规律,发展科学,获得自身的幸福。于是近代哲学就发生了从本体论向认识论的转向,将对主体性的理解囿于认识论范畴。
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这一哲学命题开创了认知主体哲学的先河,开创了对主体、主体性的研究。在这一命题中,“我思”是思想的第一原则,它具有不容置疑的可靠性。因为在笛卡儿看来,一切都是可以怀疑的,唯独“我思”是不能怀疑的,它是其他一切确实可靠的知识来源,具有不容置疑的可靠性。在笛卡儿这里,“我”即“思”,“思”即“我”,思维的主体和主体的思维被当作是一回事,这样,先验的逻辑理性就成为人类主体性的化身,形成了绝对的权威。尽管笛卡儿突出了主体的自由、能动的特点,但是他是以认识的形式来表达人的主体性特征,因此,这种主体性是经验的,而这种自我意识的主体哲学也必然导致主客二分。
面对这种困境,康德认识到自我主体不可能通过经验或有限的个体理性来保证,于是康德用无限的先验意识取代了笛卡儿的有限的自我意识,用共同性的普遍理性取代了个体理性,大大地弘扬了人的主体性。康德把人的本质即理性归于主体的先验构造,通过先验统觉来说明自我意识,完成了自我意识向先验意识的转化,使认知主体哲学得到真正的确立。
人的主体性原则到后来的黑格尔那里则被推到了极端,黑格尔通过“实体即主体”这一命题,把主体性提升到本体论的层面,从而把人的主体性“绝对化、本体化为绝对精神的自我运动”[1]。这样“绝对理念”就成为了创造宇宙万物的主体,而自我作为一种执行认识功能的先验的理性精神也就获得了绝对性和至上性。尽管黑格尔通过在本体论上把世界精神化,解决了主客二元分裂的矛盾,但是他把主体完全绝对化了,这也就意味着理性主义面临着危机。
(三)现代西方人本主义哲学中以人的生存为基础的生命主体论
近代哲学家们将“人的理性”变为“理性的人”,将人唯一化、单向度化为抽象的观念人,这引起了以叔本华为首的现代西方人本主义哲学家们的猛烈攻击。他们以体验的非理性主义的新维度去重新诠释人的主体性,重新恢复人的现实存在,使哲学回归于人的生存的价值领域。叔本华首先提出“世界是我的表象”,“世界是我的意志”[2]。在叔本华看来,生存比认知更根本,生存才是人的本真存在,而理性认知只不过是生存的手段。他提出了“生存意志”这一概念,用以说明人的存在、活动、认知的内在目的和原因,使哲学对主体和人的研究从认知层面转向了生存的价值、目的层面,开创了现代人本主义生命主体性研究的先河。
尼采批判理性对生命的压抑,弘扬主体的创造性和生命力,赋予主体以激情、冲动、永不停息的扩张的生命品格。尼采用“上帝已死”的呐喊和“重估一切价值”的主张,展开了对理性哲学的批判。在尼采看来,生命的本质不是生存,而是生命力的发挥,即权力意志。权力意志指的是人的充盈的生命力,是原始本能的释放,是充满激情的永不停息的创造,是人的自主、自觉的自我实现。现代主体哲学理解的主体都是过程和历史发展,而并非固定不变的实体,从这个角度说,尼采哲学奠定了现代主体哲学的根基。人是历史的产物,因此在不同的历史境遇中,哲学家赋予了人的主体性不同的内涵。无论是古代哲学中对主体性的超验的理解、近代哲学将人的主体性抽象的发展,还是现代哲学仍以意识为基础从生命的活动来理解人的主体性,都将主体性理论陷入了理论困境。马克思正是在扬弃前人思想的基础上,以实践为基础对主体性理论进行了生成性的变革,科学地阐明了主体性的内涵。
二、马克思的实践主体性思想——对西方主体性理论的扬弃与变革
主体性原则作为西方传统哲学的一个基本原则,在哲学理论上的杰出贡献在于高扬了人能动的本质,认识到人具有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能力。最大的缺陷在于对主体范畴作了抽象的规定和理解。使得主体性原则、人的能动性在唯心主义的基础上被抽象地发展了。马克思在批判继承西方传统主体性理论的基础上,以实践为基础的生成性对主体性理论进行了变革。
首先,马克思以实践为基础对主体进行了科学的规定。主体性问题的关键在于回答主体是什么。随着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虽然主体与人统一起来,但是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对主体作出了先验的、抽象的理解,对人的主体性的认识和理解也仅仅局限在认识论领域。马克思批判了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唯心主义把人归结或等同于“自我意识”的神秘主义观点,在科学实践观的基础上建立了科学的主体人的理论。马克思指出:“主体是人,客体是物。”[3]同时马克思认为,人首先无疑“直接的是自然存在物”,是“有意识的存在物”,但又不仅仅是如此,更重要的是人还是“对象性的存在物”。人是对象性的存在物,意味着人是实际活动和实践创造着的现实主体。正是在对象性的活动和关系中,才能现实地确立人与周围世界的统一性,才能现实地确立人对感性世界的主体地位,才能揭示人作为自然存在物、有意识的存在物、类——社会存在物在对象性的实践活动中的有机统一。所以,人的主体性正是在从事对象性的实践活动的历史过程中确立和发展起来的。由此可见,马克思所理解的作为主体的人不是口头说的、思考出来的、设想出来的人,而是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客观存在的、能动的人。这样,作为主体的人是有生命的、自然的、具有物质的本质力量的存在物。
其次,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体性学说的基石,也是人的主体性生成的现实依据。马克思认为主体性作为人的特性,其根源、实质应到人的本质中去寻找。劳动、实践是人的类特征、类本质,因此劳动、实践造就了人的主体性。人的主体性并非“天赋之物”,它是在实践中生成的。以劳动实践概念为核心的唯物史观表明,随着劳动实践的发展,人的自我意识形成并不断发展和提高,从而使人的主体性得以辩证发展。主体性的存在是以主体的存在作为前提的,如果离开了主客体关系也就无所谓人的主体性,而实践是主客体关系形成的前提,因此,实践就成了主体性存在的依据。实践不仅是主客体分化的标志,也是其统一的基础。马克思指出:“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过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4]人与自然界原本是浑然一体的,正是由于以生产劳动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实践活动才使人从与周围环境的原本统一中分化出来,提升成为现实的、自为的主体;与此相对应,自然物也就成了现实的客体。因此,有了实践,才有主体,主体性才有了依托和载体。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实践是主体性生成的现实根据是十分贴切的。
最后,马克思将“历史”维度引入主体性思想之中,强调了主体性的社会性和历史性。马克思在批判费尔巴哈的直观性时说:“他周围的感性世界绝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已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5]马克思认为人是一种历史性存在,人的实践活动虽然表面上看来是逗留于“现在”,但它必定要源于“过去”并着眼于“未来”。换言之,“现在”、“过去”、“未来”同时并存而把实践活动迎面带给人,由此彰显人生存的历史性维度,因此必须把人的主体性置于历史的发展中来加以考察。主体性的生成以历史为载体,得以世代延续,不断创新,不断地“成为其所是”。同时在历史条件的制约下,由于各种因素的全面影响,主体性的生成也获得了历史的相对确定性和保障,从而在能动与受动、继承与创造、确定性与非确定性的统一中实现和发展。
三、结语
就马克思的主体性思想来看,由于他把实践作为考察人的主体性的前提和基础,使自己的主体性思想具有下述特征:他的主体是感性的个人主体,关心的是现实人的生活世界,强调的是主体的社会性和历史性;他既把人看作自然、社会的主体,又把人看作自己的主体;既注重人类的主体性,又注重个体的主体性;既强调主客二分意义上的主体性,又注重主体实际意义上的主体性。马克思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高扬了主体的能动性,从对象性的实践活动出发去把握作为哲学研究对象的感性世界和现实的人以及人与世界的关系,建立了一种以主体人的实践为内在灵魂和本质特征的实践唯物主义哲学,不仅实现了主体性理论的根本性变革,而且在唯物主义思想发展史上实现了一场思维方式的变革。因此,马克思的实践主体性思想实际上开启和引导了当代西方哲学的发展方向。
参考文献:
[1]张志伟,欧阳谦.西方哲学智慧[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87.
[2]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27.
“循环经济”一词是美国经济学家波尔丁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自20世纪80—90年代起,发达国家为提高综合经济效益、避免环境污染,以生态经济理念为基础,重新规划产业发展,提出一种新型的循环经济发展思路。20世纪90年代末,循环经济理念开始引入我国。2004年9月29日,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召开全国循环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用循环经济理念指导“十一五”规划的编制。
虽说“循环经济”是一个新理念,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尤其是在论述“不变资本使用上的节约”问题时,就曾经明确提出过与“循环经济”原则类似的思想、观点。马克思的这些见解给我们以深刻地启迪,可以说是“循环经济”理念的理论先声。马克思循环经济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马克思看来,应用科学技术是减少工业和生活废物的有效手段。这种思路与当今人们处理生产与生活垃圾的思路是一致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讨论“生产排泄物的利用”问题时明确指出:“我们所说的生产排泄物,是指工业和农业的废料;消费排泄物则部分地指人的自然的新陈代谢所产生的排泄物,部分地指消费品消费以后残留下来的东西。”那么靠什么手段来处理这些排泄物呢?当然要依靠科学技术手段,因为“科学的进步,特别是化学的进步,发现了那些废物的有用性质”。马克思特别强调,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改造过的工业,可以充分利用工业废料,变废为宝,减少工业废料对环境的污染。“化学工业提供了废物利用的最显著的例子,它不仅发现新的方法来利用本工业的废料,而且还利用其他工业的各种各样的废料,例如,把以前几乎毫无用处的煤焦油,变为苯胺染料,茜红染料(茜素),近来甚至把它变成药品。”马克思指出:“化学的每一个进步不仅增加有用物质的数量和已知物质的用途,从而随着资本的增长扩大投资领域。同时,它还教人们把生产过程和消费过程中的废料投回到再生产过程的循环中去,从而无需预先支出资本,就能创造新的资本材料。”在这里,马克思实际上已经涉及到了利用科学技术的手段建立完整的循环经济体系的问题、废物资源化问题和产业生态化问题。马克思的上述思想与我们今天大力提倡的“利用可持续的科学技术来支持和支撑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见解是一致的。
其次,马克思认为,利用科学技术改进生产工艺可以提高生产资料的使用率,减少废弃物的排放,减轻对生态环境的压力。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列举了大量的生产实例,对生产工艺的提高在充分利用工业废物,减少排泄物方面的作用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伴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的生产工艺水平也日益提高。工艺的进步,改变了对生产原料的利用途径和方式,使那些在原有形式上本来不能利用的、生产中的各种废料,获得了一种在新的生产工艺中可以再利用的形式,废料成为了新工艺的原料。现在,循环经济学家常说的一句话是:“垃圾是放错了位置的原料”。其实,马克思早在100多年前就明确地说过类似的话:“所谓的废料,几乎在每一个产业中都起着重要作用。”马克思用实例说明,当时由于生产工艺水平的低下,在英格兰和爱尔兰许多地方的农场主不愿种植和很少种植亚麻,一个主要理由是:在靠水力推动的小型梳麻工厂里,粗糙落后的生产工艺导致了在加工亚麻时产生了很多废料,损失高达28%到30%,工人们经常把这些废麻拿回家当柴烧,可是这些废麻是很有价值的。后来,人们采用了先进的生产工艺,用水渍法和机械梳理法对亚麻进行精细处理,使亚麻的损耗大大减少。再次,马克思还看到,科学技术的发展导致了大批新型生产工具的问世,而生产工具的革新同样可以提高工业废物的利用率,变废为宝,减少资源的浪费。马克思多次指出:“机器的改良,使那些在原有形式上本来不能利用的物质,获得一种在新的生产中可以利用的形式。”“废料的减少,部分地要取决于所使用的机器的质量。”马克思列举了意大利和法国在磨谷技术上的差异说明这个问题。在罗马,当时的磨还很不完善,因此,不仅同量谷物的面粉产量低,而且磨粉费用相当大,客观上造成了极大的浪费。而巴黎人使用的磨,是按照30年来获得显著进步的力学的原理实行改造的精致的磨,大大提高了同等谷物的面粉产量。马克思还提到,处理纺织工业产生的废丝时“人们使用经过改良的机器,能够把这种本来几乎毫无价值的材料,制成有多种用途的纺织品”。在马克思看来,“在生产过程中究竟有多大一部分原料变为废料,这要取决于所使用的机器和工具的质量。而这一点是最为重要的。”我们都知道,生产工具是“物化”了的科学技术,用科学技术手段改造我们的生产机器和工具,的确可以提高自然资源的使用率,从而节约自然资源,减少生产过程中的废物,减轻生产废物对生态环境的污染。
关键词:马克思;自然观;生态文明
Key words: Marx;conception of nature;ecological civilization
中图分类号:A8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0)36-0246-01
1马克思自然观在本体论方面蕴涵的生态文明思想
马克思自然观在本体论意义上明确自然界的先在性和人对自然的从属性。世界的存在是“人-社会-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的整体。马克思指出自然界先于人类历史而存在,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和前提。马克思自然观在明确自然的先在性的同时,也指出人对自然的从属性,即人类本身就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没有自然界就没有人本身。“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人首先依赖于自然,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他们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一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即使人类意识的能动性再巨大,也都不能摆脱对自然环境的依赖性和被制约性。因此,人类必须尊重和爱护自然,这与当代生态文明思想不谋而合,进一步说明了马克思自然观对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导意义。
马克思自然观认为,自然界一方面为人类的生活提供生活资料,另一方面又为人类的生产提供生活资料。自然界是人类生存和发展所必不可缺的自然物质前提。自然界同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息息相关,既是人类生产的基础,也是人类生活的基础;既是人类物质生活的基础,也是人类精神生活的基础。如果没有这个基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都是不可能的。人类存在于自然界“之内”,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是休戚相关、生死与共、互利共生、和谐共存的有机整体,而不是征服与被征服、纯消费与被消费的关系,所以不能把人类摆在自然界“之外”,更不能凌驾于自然界“之上”。因此,人类要尊重和保护自然。马克思自然观说明生态文明是一个人性与生态性全面统一的社会形态。
2马克思自然观在辩证法方面蕴涵的生态文明思想
马克思在对人与自然关系问题的思考上,充满了辩证的思维方法。马克思自然观有力地批判了形而上学的、机械的自然观――这种自然观孤立了人与自然的联系,把自然界视为静态的“固体”,将动态的人类演进与静态的自然界相分离。用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去把握人与自然的关系,没有看到“自然的历史”和“历史的自然”及其辩证统一关系,这只能引导人们毫无顾忌地迫害自然,破坏生态环境。马克思提出了全新的以实践为基础的辩证的思维方式。马克思自然观表明,人们应该以辩证的思维方式去把握人与自然的关系、去分析和处理生态问题。“辩证法的规律就是从自然界以及人类社会的历史中概括出来的。”“在自然里,同样的辩证的运动规律在无数错综复杂的变化中发生作用,正像在历史上这些规律支配着似乎是偶然的一样。”马克思自然观认为人与自然应该是和谐共处的关系,自然界不仅提供了生活资料,而且为人类从事物质生产提供了劳动对象,同时自然界为人类从事物质生产活动提供了劳动资料和劳动场所。马克思不仅仅单纯阐述了人依赖于自然,更重要的是人可以利用自然、改变自然界,同时也深刻地提出了人是自然界的有机组成部分。自然界是一个普遍联系和运动发展的有机整体,人类存在及其活动既是自然界永恒运动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又构成一个特殊的部分。
马克思自然观从辩证法的角度为人类把握人与自然的关系提供了全新的哲学依据,为当代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它是人类建设生态文明社会和构建科学生态文明理论的基本思想原则。
3马克思自然观在认识论方面蕴涵的生态文明思想
实践是贯穿哲学认识论部分的核心,实践的观点也是贯穿马克思自然观的核心。因此,马克思的自然观与认识论的结合可谓天衣无缝。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劳动实践是人所特有的活动,是人类的生存方式,人类一直是通过劳动同自然界发生作用。劳动实践反映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样态和取向。本质地看,实践观具有深刻的生态文明内涵。劳动实践是自然系统长期演进的产物,人连同人的劳动实践是属于大自然系统的,劳动实践是大自然系统中物质变换过程中的一个基本环节。马克思从实践论的角度看待自然界,所有的自然和环境的变化,都是人的实践活动的结果,都在人的社会生活之中。马克思指出:“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懂得按照任何一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内在尺度和外在尺度的统一,这其中蕴涵着深刻的自然生态文明思想,是实践观应有的价值规范,体现了自我与万物、人性与物性、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文明理念。
马克思指出,劳动实践“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这就是说,劳动实践不仅是人从自然系统中获取物质能量的方式,而且是人与整个自然系统实现生态平衡和稳定的运行机制。通过调控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来实现自然系统的良性循环,并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马克思自然观揭示了世界生成的本性,揭示了世界由自然界成为“人化世界”的生成过程,强调了人类实践活动对自然界的作用,包含着深刻的生态思想。它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和把握人在自然界中的地位、人在生态优化中的作用和人类生存范式等重大问题都具有重要意义。在我国当代生态文明建设中,要以马克思自然观为指导,采取科学的可持续发展模式,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从而达到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
参考文献:
这种充满敌意的环境对1968年5月革命后所繁荣起来的学术文化的破坏,与暗地里它对学术文化的推进作用相比,程度上显然要小得多了。本赛德仍然保持着公开的反对派形象,同时也是一位学院哲学家、托洛茨基派的政治激进主义者。眼下所评论的这本书的法语题目是《不合时宜的马克思》(MarxL''''Intempestif),它强调的是本赛德在思考和写作这本书时正处于四面楚歌的境地。
事实上,在此书的初版和英文本出版之间的这段时间里,学术和政治环境对本赛德这本不妥协的革命著作都变得更加有利了。正如他在新序言中所说的那样:“历史……已经回到了它的本色”。在政治上,法国公共部门1995年11-12月的罢工促使了“左派的左派”的诞生。这个“左派的左派”反对法国社会党总理利奥内尔·若斯潘与新自由主义的妥协,并参与了国际反全球化运动的发展。在学术上,法国者恢复了信心,他们的著作也有了新的支持者;这些都可以得到证明,例如在巴黎举行了三次国际马克思大会,对当代研究有重大贡献的《马克思批评词典》也在法国大学出版社出版。
本赛德的这本书促进了的复苏过程。法国人反对的重要方式就是反应迟钝。当哈耶克与波普尔的争论——冷战早期最著名的争论——成为英语世界的经典时,法国人才慢吞吞地作出反应。本赛德的主要对话者是英语学界中的分析学派,这个学派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试图以社会科学的主流理论、尤其是“理性选择”理论来重构马克思理论的实质。在本书题为“阶级斗争不是游戏”的一章中就表明了本赛德对分析计划的否定态度。
然而,本赛德的计划并不仅仅是对已有传统的肯定。由于不满马克思的多元性,他提出了自己对马克思的解读。这种解读暗示了一种激进的与非决定论版本的历史唯物主义。社会主义革命并不是历史目的发展不可避免的结果,而是取决于“政治和战略的危机时刻”,取决于人类行动者对他们既不能完全理解也不能控制的斗争环境的预测和干预。本赛德把重点放在战略上是这一版本的的魅力之所在,但又是尚需探讨的方面。
在这本很长而复杂的书中,有两个主题非常突出。第一个就是历史概念的系统化,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德里达在《马克思的幽灵》中所提出的“不幸”思想。对本赛德的马克思而言,时代总是在脱节,历史就是“时代的不一致”,就是在偶然性不能消除和结果不能预定的过程中相互不兼容的趋势的交汇。第二个也是最初的主题则是本赛德所提出的被马克思称之为“德意志科学”的思想,对马克思的理论计划的影响。本赛德认为,在马克思《资本论》的概念结构中可以发现谢林和黑格尔提出的“反牛顿”的自然概念和19世纪中期流行于德国的自然唯物主义的影响。青年马克思信奉“激进的一元论”,渴望一种关于人类和自然的本质的单一科学。当代自然科学如混沌理论则支持了青年马克思的这种信念。《资本论》所描绘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运转的方式类似于那些复杂的自然系统的运转方式。在这些复杂的自然系统中,由于对初始条件的敏感性,所以系统的行为是非线性的。除了为马克思的资本批判提供认识论上的保证之外,这种类似性也为与生态学之间的交融奠定了基础。《适合我们时代的马克思》仍然是一种异端思想活跃的标志。与此同时,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再次受到挑战。(资料来源:AMarxforourtimes:adventuresandmisadventuresofaCritique;DanielBensaid,NewYork:Verso,2002;reviewedbyAlexCallinicos;PerspectivesOnPolitics;Vol.1,No.32003)
段妍智 云南玉溪师范学院
摘要:当前,人们已经越来越觉察到环境污染问题的严重性。人类不合理的生活方式影响着人类生活在其中的自然环境。环境问
题也已经影响到了人类的生活。如果人类还不采取行动来保护环境,任由环境问题日益恶化下去,那在不久的将来,人类将失去生存
的最基本的条件,将无法生存。所以,在自然环境还可以为人类提供生存条件的时候,人类应该选择正确的生存方式。马克思恩格斯
生态文明思想蕴含着深刻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其思想对于现代人类选择正确的生活方式有着很大的启示作用。
关键词:生活方式;合理消费;生态文明
现代生活中,社会的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
有了很大的提高,很多有钱人便有了大手大脚消费的坏习惯,很
多人将物质需求得到满足视为其发展的唯一目标。而现代生活,
每个人也正在感受到日益恶略的空气环境,很多人出门戴起了防
雾霾口罩,很多人选择在雾霾天不出门,但这仅仅是非常自私的
应对方式,要想起到“治本”的功效,确立新的符合生态文明的
生活方式非常重要。而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文明思想给了我们现代
人很大的启示。
一、改变人们的消费观念,提倡合理的、适度的消费
适度消费是一种抑制人们的贪欲,从而避免物质资源浪费的
消费方式。传统的经济增长需要不断地刺激人们进行消费,甚至
有时通过制造“虚假需求”来带动消费。现代社会随着我国生产
力的发展,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人类认识、利用自然的能力不
断提高,各种各样的物质产品源源不断地涌现。随着人们物质生
活水平的提高,在人们错误的价值观念的引导下,人们对生活的
质量要求越来越高,这样就刺激着人们不断地购买满足人们进行
物质享受的产品,形成了人们进行大量消费的生活方式。尤其是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营者利用广告来进行宣传,刺激人们进行
消费;利用买赠、打折等促销方式来促使人们为了眼前的便宜来
进行不必要的消费,使消费量不断地扩大,这就造成了人们对自
然资源的占有不断扩大,这种不必要的扩大最终必将破坏自然系
统的良性循环。
我们提倡合理、适度的消费也绝不是抑制消费,而是要使消
费更加的科学,更有益于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适度消费的目
的就是使物质和能量的循环保持在能够维持人类基本生存的水
平上。如果人们的消费在满足了人们的日常生活需求后,还一味
的、无休止地追求过多的物质享受,这就是不合理的消费。这种
贪欲将造成物质能量的大量浪费,而且也不利于人们的身体健
康。所以,人类要认识到“消费必然带来幸福”这种说法的错误
性,认清自然界对人的重要作用,树立正确的价值观,转变消费
无限、贪欲无度等理念,确立适度的消费观念。
合理消费是一种健康、理性、有节制、有利于生态系统平衡
的消费。合理的消费反对人们对物质消费的过度追求,反对奢侈、
浪费。它认为人们的消费活动应该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它在强
调合理的物质消费的同时更多地提倡以知识等智力资源为主要
依托的满足人们的精神文化需要的精神消费。
合理的消费也是一种绿色消费。绿色消费是一种热爱自然、
降低消耗、杜绝浪费的全新的消费方式。它不仅指对符合环保要
求、有利于资源的再生、回收的绿色产品的消费,也包括一切对
资源环境的无害的消费。绿色消费既可以满足人的消费需求,有
益于人类自身和社会的发展;又有益于资源的节约和环境的保
护,是一种追求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双赢”的消费方式。所以,
我们应该大力提倡这种消费方式,努力将绿色消费成为社会消费
的新时尚。
二、确立新的符合生态文明的生活方式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
水平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人们越来越多地效仿资本主义社会的
生活方式,认为人生活的全部意在于获得多大限度的物质享受,
也就是人对物占有多少。因此,人们为了占有更多的物质资源而
不惜花费自己劳动所赚取的报酬来换取物质上的无尽的满足。人
们对物的占有也就是对自然资源的占有,自然资源是有限的,而
人们的这种对物的占有欲是无限的,这种无限度的占有欲势必会
导致有限的自然资源的缺乏。如果人们任由这种占有欲无限的增
长下去,必将有一天自然资源会枯竭,人类将无法生存下去。
生态文明提倡的是一种合理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摒弃
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这种把占有更多的物质资源看成是更好的生
活这一庸俗,不利于环境保护的观念,而是提倡“更好”与“更
少”相结合,意思是指生产出更多的耐用品、更多的不破坏环境
的好产品。即使是人们占有的更少,但也是可以实现更好的生活
的。“更少的生产、更好的生活”这一提法是生态学
者高兹提出来的。他认为:“当人们认识到并不是所有的价值都
可以量化,认识到金钱并不能购买到一切东西,认识到不能用金
钱购买到的东西恰恰正是最重要的东西,或者甚至可以说是最必
不可少的东西之时,‘以市场为根基的秩序’也就从根本上动摇
了。”
1在这里,高兹实际上是表达了劳动不再是生活的全部,人
的满足感也不应该全部来自于对物的占有,而是供人们自由支配
的时间这一寻求满足人类精神生活需要的东西在一定意义上的
重要性远远超过满足人们物质生活需要的物质。相反,如果人类
无限地向自然界索取,无度地占有自然资源,当人类的索取、破
坏的程度超出自然的承受力时,自然界就将向人类进行报复。严
重到一定程度,人类将失去其赖以生存的自然界,到那时,人类
与自然都将不再存在,就更谈不上人类的劳动换来的物质满足和
人类的自由时间追求的精神满足了。
面对我国当前严重的生态危机,确立新的符合生态文明的生
活方式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如果我国的每一位公民都从我
做起,树立正确的价值观,认清自己生存的意义,放弃对物的无
限占有欲望,关心和关爱他人和物种的生命以及子孙后代的生活
环境,相信,我国的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将会协调发展,我们每
个人将会在轻松、舒适的环境中生活的更加美好!
相对人口过剩理论是马克思失业理论的核心,马克思在《资本论》当中对相对过剩人口理论做了详细的解释,认为相对过剩人口是资本主义的资本不断积累的过程,是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必然产物。然而,在我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程当中出现了大量的失业人口,这种现象的发生对我们重新认识马克思相对过剩人口理论提出了新的思考。
一、马克思相对过剩人口理论的基本内容
(一)相对过剩人口理论的基本内容
马克思认为,相对过剩人口是积累或资本主义基础上的财富发展的必然产物,最大限度的追求剩余价值和面对外在的激烈竞争压力,资本家们必须不断的积累再积累,增加自己的社会财富。并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特有的人口规律也迫使工人们在生产出产品或资本的同时,日益扩大规模,生产出迫使他们自己成为相对过剩人口的生产资料。马克思认为,相对过剩人口是社会发展不可避免的一个经济现象。
(二)相对过剩人口形成的原因
1.根本原因: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相对过剩人口是相对于资本对劳动力需求而表现为过剩的劳动人口,相对过剩人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的必要条件。这主要是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一个周期循环的过程,过剩人口的存在可以随时使劳动力满足生产的需要。比如,在产生经济危机的时候,一大批工人被解雇,从而处于失业的状态,但是当生产发展的时候又回到工作岗位,这时候剩余劳动力就满足了当时生产发展的需要。相对过剩人口起到劳动力“储蓄”的作用。而且大量失业人口的存在也为资本家进行剥削提供了很好的条件,资本家就利用这一情况的存在,压低工人的工资,提高工人的劳动强度,从而加大对劳动者的剥削程度,获得更多的利润。因此,相对过剩人口即大量失业人口的存在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存在的。
2.直接原因: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资本积累最初以资本量的扩大为衡量标准,但是后来,是通过资本构成的不断发生变化,通过减少资本的可变部分增加资本的不变部分来实现资本的积累的过程的,也就是大机器的使用和技术的改进。这样,在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同时必然会产生相对人口过剩,因为所需要人去完成的部分工序已经都可以由机器来完成,所以人就失去了人存在在这个岗位上的意义,资本家为了节省成本,就会进行裁员,这样就导致失业的不断扩大。在农村中也是一样,将先进的机器投入到农业生产中去,必然会导致大批农民失业的现象,产生的过剩人口又会向城市涌入,这又会增加城市的就业压力,从而使工资下降,成全了资本家的剥削阴谋。
(三)相对过剩人口的存在形式
在一个国家中,相对过剩人口存在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相对过剩人口一般分为三种形式:一是流动式的相对过剩人口,是指有时候有工作有时候没有工作,没有稳定工作的劳动者;二是潜在形式的过剩人口,主要是指农民,伴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不断提高,农业对于劳动者的需求也越来越少,这样农村就会出现很多剩余人口,这就是潜在的过剩人口;三是停滞的过剩人口,是指没有固定工作,对未来工作也没有规划的一部分劳动者。
二、从马克思相对过剩人口理论看当前我国的失业问题
(一)我国失业问题现状
1.劳动力资源丰富,供给大于需求,就业形式比较严峻。我国劳动力资源极其丰富,尤其是在农村,据最新调查统计,目前农村人口有八亿,占全国总人口的57%,伴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不断提高,农村富余的劳动力会越来越多,而且这些农民大部分会选择去城市谋求职业,在现在这样的高新技术条件下,城市的劳动力已经趋于饱和,加上进城务工的农民,就造成就业的严重压力,从2008年下半年以来,全球性经济危机引发了周期性失业冲击,给中国社会到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有超过2000万的农民失业返乡,中国农村有数以亿计的剩余劳动力,且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给当前就业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2.城镇失业率绝对数在持续攀升。目前我国城镇失业率虽被控制在5.3%之内,但是失业人口的绝对数的不断上升,特别是进入2000年以后,失业人数更为明显增多,但这只是显性失业人口,大量存在隐形失业风险的人群并没有计算在其内,虽然政府加大再就业保障力度,解决了部分下岗人员的再就业问题,但这部分人员数量依然较大,据调查,2009年9月底,中国城镇登记失业人员为930万人。
3.大学毕业生成为新的失业群体。随着高等院校扩大招生进程的加快,大学毕业生的规模不断扩大,大学毕业生和社会需求量之间发生了严重的分歧,2007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人数达到483万人,比2006年增加了75万人,“十一五”期间全国将有2500万以上的普通高校毕业生需要就业,就业形式十分严峻。大学毕业生就业难,失业是一种虚假的饱和状态。造成大学生就业难或失业的原因有很多,但主要还是培养理念,个人期望和市场需求错位造成的结构性矛盾。我们面临一个尴尬场面,就是很多基层的单位或民营企业需要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去充实,而大学生却总挤在大城市或外资企业之中,这样就形成了一个结构性的矛盾。
(二)我国失业问题存在的原因
1.劳动力总量增长过快。中国人口总数较大,而且每年还在不断增加,劳动力的供给远远大于需求,这就造成了供给和需求之间的严重不平衡如果以18岁作为劳动力开始参加工作的话,那么从1998年开始劳动力供给继1982年和1987年之后的另一个高峰,并且这种状态要延续到2020年左右。
2.体制转型的深化,高校扩招带来的结果。一方面,为适应社会国家的需要,对政治经济体制的转型在不断深化,大量体制性冗员不断释放,在过去计划经济时代,我们实行工资低,就业率高的政策,许多单位出现冗员过多,结构臃肿,生产和工作效率明显低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不断推进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大量冗员被释放,所以出现了大批失业人员。另一方面,高校扩招导致毕业生的大幅度增加,城镇所提供的工作岗位远远不能满足毕业生的需求。另外,大学生所学的专业与市场需求之间也存在着或多或少的矛盾,由于受到专业的限制,往往出现“僧多粥少”现象。
3.劳动者自身的原因。劳动者的质量取决于劳动者本身的素质,尤其是劳动者的文化素质。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市场对于劳动者的专业技能和文化水平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许多岗位,如生物工程、金融、外贸等行业对劳动者专业技能要求较高,许多劳动者因为技能和劳动水平偏低不能胜任这些工作,这就造成了大量低素质的劳动者失业的现象。
(三)完善我国失业问题的对策建议
1.加快经济建设,努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和第三产业,扩大就业岗位,增加就业机会。首先要积极发展经济和调整结构,坚持发展经济与促进就业同步进行;其次,鼓励支持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有利于增加更多新的岗位,满足不同层次劳动者的需要;第三,鼓励支持第三产业和服务业的发展,服务业由于提供的是无形产品,受原材料限制较小,同时对劳动者素质要求层次交广,因而提供的就业机会容易被劳动者接受。
2.鼓励劳动者自主创业自谋职业。劳动者自谋职业可以以创业带动就业,是解决失业问题的一个重要的解决办法,创业不仅仅使劳动者本人实现就业,而且还能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带动更多的人就业。同时,我们要运用好财税,金融政策,增加融资渠道,放宽市场的准入限制,加强自身的素质培训,积极培育创业主体,使更多劳动者成为创业者,推动创业型社会的形成,增加更多的就业岗位。
3.大力发展文化教育事业,提高劳动者素质,控制人口增长。经济发展历史证明了,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速度越来越依赖于资本中的技术存量和人力资本的作用,因此,教育和经济增长及就业之间形成了密不可分的联系。而且劳动者素质是解决失业问题考虑的必要因素,所以,发展教育事业,提高劳动者素质,加强劳动者职业技能培训,是促进个人、社会、国家发展势在必行的策略。另一方面,控制人口增长,尤其是农村人口的增长。我国人口基数较大,增长快是造成失业问题的最主要原因,推行计划生育政策,提倡优生优育,有利于控制人口的增长,提高劳动者素质,是解决我国劳动力供求不平衡的有效途径。
4.对于失业较严重的地区实行政府倾斜政策。在我国,失业较严重的地区主要是一些经济不发达、老工业基地、自然环境恶劣的地区,如陕西、甘肃、青海、东北三省等地区,对这些地区应实行地区倾斜政策,如减免税收,进行一些政策性的补助来改善这些地区的失业情况。
5.建立和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保障失业人口的最低生活标准。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它与相对过剩人口之间存在的社会现象是不可避免的,失业也就意味着收入的中断,一些失业的人员会使自己及家人陷入极度贫困的状态,这样就会造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从而引发各种社会问题,为了保证失业者及其家庭的基本生活和社会的长治久安,必须建立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解决失业人口的生活问题。
参 考 文 献
[1]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1975
[2]丛松日.马克思的失业理论及现实思考[J].青海师专学报(社会科学)
[3]齐爱兰.马克思相对过剩人口理论与中国失业问题[J].当代经济研究.2003(8)
[4]郭永中.当前我国失业人口问题的现状、分析与对策[J].教学与研究.2002(2)
[5]彭人哲.中国失业问题现状及对策[J].经济研究导刊.2008(15)
《大纲》向我们证明了马克思解释当代世界的持久能力。
――加拿大约克大学马塞罗•墨斯托
马克思的《大纲》即马克思写作于19世纪50年代、由一系列未发表的手稿构成的著述文献。1939-1941年,苏联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经过编辑整理后以《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Grundrisse de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为名出版。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马克思的《大纲》(Grundrisse,亦称“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
从马克思写作《大纲》的时间,到《大纲》最后以全文的形式公开出版,中间间隔差不多快100年的时间了,而且,直到20世纪60年代以后,《大纲》才真正开始在德文、英文、法文、意大利文、中文以及日文等语境中成为学术探讨的热点。可以说,马克思的《大纲》真正经历了一场“百年孤独”,但20世纪60至80年代,以及其后再次掀起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关于《大纲》的国际学界探讨热潮,却让我们看到了一场非常有倾向性的理论努力,那就是通过对《大纲》的文本解读,并立足于当代思考,力图呈现出“《大纲》中的马克思”形象,其基本旨趣或许就在于意大利马克思思想研究者内格里所说的,在文本解读中回到马克思,同时又在当代思考中重新激活马克思的理论努力。
对于任何一个严肃的学者和研究者来说,我们都有必要了解与“马克思的《大纲》”有关的故事,以及关于“《大纲》中的马克思”的故事。今天,我们有了详细了解这一故事的“路线图”了,这就是近期(2011年4月)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在其“研究”系列中推出的一本新译著:《马克思的〈大纲〉:〈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150年》(以下简称《马克思的〈大纲〉》)。
《马克思的〈大纲〉》一书的编者是意大利裔加拿大学者马塞罗•墨斯托,其主要论文贡献者则囊括了当今活跃于国际马克思思想研究界的诸位名家。正如英国文化者斯图亚特•霍尔所指出的,马赛罗主编的这本书有利于我们重新认识马克思《大纲》的重要性及其影响力;而美国后现代者弗雷德里克•詹姆逊也认为该书勾画出了一幅理论的世界地图;同样来自英语世界的马克思思想研究者戴维•麦克莱伦评价说该书很好地体现了近20年来国际学界关于马克思《大纲》的热烈讨论的最新成果。伴随着这场讨论热潮的是《大纲》的传播与接受的“全球化”进程。甚至有学者认为它是“马克思的著作在近20年中出版数量最大的作品”,是马克思最有吸引力的著作之一。《大纲》全文本已被翻译成了22种语言,32个版本。不包括节选版本,它已经被刊印了50多万册。
从整体内容框架来看,《马克思的〈大纲〉》将所收入的论文分为三个部分,即学界对马克思《大纲》的考证性研究(参见该书第一部分);《大纲》写作时马克思的生活与时代背景(参见该书第二部分);150年后《大纲》在全球的传播与接受。其中所涉及的具体内容则包括:其一,基本概念:价值(以及剩余价值)、商品、生产、异化和劳动(以及劳动价值论)概念等;其二,基本问题:历史唯物主义、资本主义和社会发展问题(特别是前资本主义社会诸形态的划分和关系问题、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问题,以及资本主义本身的结构性演变问题等)、生态和人的解放问题,以及《大纲》所展现出来的马克思的研究方法等问题;其三,马克思思想的文本和文献学基础研究:《大纲》被发现的过程、其内部的编排体例和结构关系(如“资本章”和“货币章”的关系等)、《大纲》与《资本论》的关系问题、《大纲》写作时期马克思的传记研究(包括生平介绍、时代背景以及同时期“关于危机的笔记”和给《纽约论坛报》的文稿等)、《大纲》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几十个国家和地区的传播与接受史研究。
从其主要学术观点贡献来看,正如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在前言中所指出的,作为马克思“成熟时期”的一部作品,特别“是为《资本论》所做的理论努力的一部分”,《大纲》在马克思的著述中具有独特的地位和意义,所以完全有理由将《大纲》视为处于“最丰硕期的马克思的思想”。作为编者的马塞罗在该书中也是论文的作者之一,力图梳理马克思一生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历程,指出《大纲》“尽管没有完成,但它仍然标志着马克思思想发展过程中一个决定性的阶段”,它“向我们展示了一个许多方面都不同于20世纪主流解释者所呈现的那个马克思”。英国学者卡弗则指出,《大纲》更像《经济学哲学手稿》而不是《资本论》第一卷,因为在手稿中,马克思的工作方式是随意可亲的,而在正式出版的著作中,其工作方式则更讲究技巧。但是,将这种风格、语气和表述上的差别,与任何更为复杂和基础性的变化相联系,则是过分奢望和不必要的。伍德认为,只是在《大纲》中,历史才通过历史唯物主义的方式开始真正被人们所认识。福斯特则说,《大纲》成为将马克思的总体分析统一起来的必不可少的手段。它不仅从写作年代上处于马克思的早期著作和《资本论》之间,而且还构成了两者之间在概念上的桥梁。特别是马克思的生态唯物主义的特点,这在他对马尔萨斯的批判中是非常明显的,这种批判在《大纲》中表现得最为锋利、最为透彻。
当前理论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前所未有”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时代和实践需要的指导,也为其创新提供了新的问题和新鲜经验。二是学术研究格局确立,开启了文本解读和阐发的研究路向。三是西方研究成果的译介,提供了研究的新视角。如何理解及实现三种路径的统一,关系到当代中国理论发展的前景。
一
理论发展的路径之一,是回归文本。
对文本的学术化阐释,是发展的理论和历史依据。以往对的理解,总是强调唯一性,定于一尊,不允许有其他的解释。从实现意识形态功能来说,这一做法不无理由,但同时也造成了相关研究中的单一性甚至僵化,似乎理论只能有一种形态,其他的皆为谬误甚至异端邪说。事实上,任何理论都是多方面、多层次的,可以给予不同视角或层面的阐释和发挥,理论亦不例外。内容的博大精深、新文本的陆续发现以及时代的变迁,决定了无论从逻辑还是历史看,对的理解都不应只有一种理路。多样性的理念,使研究的学术取向成为可能和必要,而学术取向的重要表现,是回归文本,即通常说的“回到马克思”。
回归文本是研究的历史起点。回归文本当然要做出深入的版本考证,明确相关的语境,厘清字句的原意,分析语句的逻辑关联,以及探究某一观点在理论体系中的地位等。但回归之要义并非拘泥于文字,而在于阐发真精神,或如德里达所说的马克思的“某种精神”,这就是它的理论内核、基本原理和方法。库恩认为,任何科学理论都有其基本规范(范式),规范是在科学活动中被公认的范例。“这些着作的成就足以空前地把一批坚定的拥护者吸引过来,使他们不再去进行科学活动中各种形式的竞争。同时,这种成就又足以毫无限制地为一批重新组合起来的科学工作者留下各种有待解决的问题。凡是具备这两个特点的科学成就,此后我就称之为‘规范”’。拉卡托斯认为,科学理论(研究纲领)有外围和核心之分,“研究纲领有一个根据约定而接受的(因而根据暂时的决定是‘不可反驳的’)‘硬核’。”“硬核”就是理论的核心,它是整个研究纲领的基础理论部分,是理论大厦的基石。的核心内容显然属于“规范”和“硬核”之列。的理论内核主要包括两个部分:一是价值取向上的,如追求人的解放和发展;二是科学认识上的,如实事求是原则、实践批判精神,以及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等。在最深层的本意上,马克思思想的特质在于其坚不可摧的批判性和对人的发展的价值追求。有的学者主张当代发展应“坚守内核,放宽外围”,这无疑是回归马克思应当采取的态度。而“坚守”的前提,是对内核的挖掘、梳理和厘定。为达至回归真精神、拓展新视域之目的,要特别注意“马克思思想”与“理论”之间的历史和逻辑关联,辨析且合理界定两种表述之间的关系。
以哲学论域为例。近几年学界在重新解读马克思哲学文本时使用的“马克思哲学”一词,在内涵上不同于以往常用的“哲学”。前者专指马克思本人的哲学思想,后者则既包括马克思本人的思想,也包括后人对它的解释和发挥,还包括将要建构的当代形态。这两种称谓的区分是有意义的:从诠释的角度看,二者存在诸多区别,因为由于时间间距、时代境遇以及立场和任务的差异,在马克思以后,人们对他思想的各种梳理、解释与阐发,不仅存在着“意义”的遗漏,也存在着“意义”的添加。一方面,后人在理解马克思本人的思想时,存在着诸多歧义,在一些问题上见仁见智,各执一词;另一方面,后人在发挥、发展马克思思想的同时,往往会不同程度地离开甚至违背了他的本意。由此,马克思之后,以其名字命名的思想和理论已朝着几个独立甚至于相互矛盾的方向发展。既然存在歧义和误读,建构哲学的当代形态理应以清理马克思的思想基础为前提。有鉴于此,为了清晰地厘定文本原意,首先将哲学的研究论域限定于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并以“马克思哲学”表述,是合理的,也是必要的。这一道理,可以推及到对“马克思思想”与“理论”关系的理解。
上述分析,是就“马克思思想”与“理论”历经的时代差异而言的。从内在联系和继承发展的角度看,二者则具有根本上的一致性:“马克思思想”是“理论”的特定(初始的、原生的)形态,“理论”是“马克思思想”的展开和发挥。
回归马克思面临的一个问题是,文本阐释是否允许主题先行或先入为主,是否应带着问题(时代和实践)去解读?我们认为,主题先行是必然的。科学哲学家汉森曾提出“观察渗透思考”,否定了“中性观察”的可能性,解释学则肯定了“先见”的合理性。对马克思思想的解读亦当如此。
回到马克思,当然是回到19世纪的马克思,但问题在于,虽然我们可以回到19世纪的文本,却不能回到19世纪的情景,更无从获得19世纪的体验,而文本的解读是有场景的、当下的。因此,任何文本阐释,都必然会渗透先入之见。先入之见的形成和确定,与其自发,不如自觉。主题先行又是必要的。回溯是为着前行,从时代性看,当今的研究,应深度反映现实的变化,重在其当代性和当代价值的阐发。从理论建构的目标看,我们所欲建构的是理论的“当代形态”。基于此,正像儒学渊源于孔子的思想、保持着其内核和精髓而又不能还原或等同于孔子的思想一样,当今时代和语境中的,无论作为一个流派还是学科,已不应该也不可能还原为马克思个人的思想,而必须是一种说明和发挥,即应定位为广义的“理论”。从“马克思思想”转换到“理论”,是现实发展的需要,也是理论演变之必然。
着眼于理论当代形态的建构,“回归文本”既要认真回到当年的马克思,注重文本的依据及历史语境的体认,或至少应有文本分析、引申意义上的根据;又要着眼于发展当代的马克思,不拘泥于文本的具体内容和表述,根据马克思的基本思想和方法,在马克思与当代实践的对话中呈现其当代性,在文本解读与时代“解读”的结合上阐释现实生活,拓展和深化理论视域。
二
理论发展的路径之二,是借鉴西方学者的研究方法和成果。
如上所述,马克思之后的已朝着几个独立甚至于相互矛盾的方向发展,其中重要的一支,便是西方。由于历史境遇和理论视角等原因,西马(西方)解马(马克思)存在着诸种误读,但同样不容否认的是,这种身处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和生活境域中的视角,自有其独到之处,可以洞察到一些他境域和视角难以察觉和体认的东西。
研究和借鉴西方所以必要,是因为这种研究和借鉴有助于认识当代资本主义,有助于确立新的研究范式和方法,有助于反观中国的现代化问题。
西方对马克思解读一个显着的特点,是秉持强烈的批判意识,深植于当代语境,直接关联现实的社会问题及日常生活,可谓西方社会现实问题的一面镜子。透过这面镜子,可以深度地透视当代资本主义的现状及本质。西方解读马克思的另一特点,是方法自觉和创新,确立了不同于传统解读的新的方法和理路,对于以多样化的方式阅读马克思提供了启示和借鉴。对此二者,学界已有深入的探讨。
借鉴西方研究最为显着的意义,是以之反观中国的现代化问题,在现代性批判中建构理论的当代形态。
从社会现代化进程来看,我们正在经历西方国家业已经历的过程,可以说,西方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问题,许多都已在中国重现。现代化是共性与个性的统一,其共性体现在社会影响上,既有正面的,如促进经济、社会、科技和文化快速发展,也有负面的。就人的发展和社会进步而言,负面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价值缺失,重占有甚于重生存,拜金主义、消费主义盛行,信仰危机,道德失范,资源浪费,环境恶化。二是过分重视手段的正确性而忽视目的合理性,功利原则和工具理性被推崇至极端,人的发展片面化。人在生产体系中成为机器的附属物,缺乏活动自由,丧失工作兴趣和创造欲望,生存的目的被手段遮蔽。三是科技的负面效应趋显。科技在军事等领域的不当运用直接威胁着人类的生命安全,高新科技来了“克隆人”等一系列社会、伦理的问题。
一些学者将现代化的负面影响称为“现代化问题”或“现代化通病”。“通病”一词,表明了其普遍性,即凡现代化进程都会产生的与其内在关联的问题。全球化背景下,现代化通病已成为一切国家现代化进程必然的“衍生物”。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固然有自身的特点,如体现在资源环境方面、生产力发展水平方面、社会制度方面、文化和意识形态方面,等等,同时,又符合现代化的一般特征。这意味着我们不仅可以取得并享受现代化的成果,也会遭遇到现代化问题。
西方学者对现代化的反思和现代性批判,往往是通过对马克思思想的阐释进行的,他们的马克思思想研究,具有鲜明的现代或后现代背景。例如对于马克思思想的精神价值和意义,西方学者就早有体悟并深度的时代性解读。他们结合现代性问题,深入挖掘和阐发了马克思社会历史理论的精神解放和文化批判意义。一些西方学者,鉴于西方“文明社会”对金钱、商品的崇拜和对人的价值的漠视,试图为之提供“解毒剂”,以“恢复对人的信念”。为此,他们对尤其是其哲学作出了“人学的”阐释,认为,马克思哲学来源于西方人道主义的哲学传统,这是人类尊严和友爱的传统,这个传统的本质就是对人的关怀。在他们看来,马克思的哲学代表一种抗议,抗议人的异化,抗议人失去他自身,这种抗议是反对西方工业化过程中人失去人性而变成机器的现象,它充满着对人的信念;马克思哲学的核心问题是现实的个人的存在问题,他主要关心的事情是使人作为个人得到解放;马克思的目标,是使人从经济需要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在精神上恢复完整的人性,使人的个性得到解放,与他人及自然处于统一而和谐的关系中。
这种对马克思思想的“人学”阐释,特别是对其精神解放意义的阐发,固然难免视角上的偏颇,例如将马克思哲学批判的意义主要归结于追求精神解放或许淡化、回避了主要的东西。但同时更应该看到,这一阐释开启了社会批判意蕴的转换,凸显了其精神、文化批判的价值,展开和发挥了以往马克思思想解读中未曾注意到的“人文意义”。更一般地看,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背景,西方学者的马克思研究无疑具有时代的前沿性。考虑到我们当下和未来的经历和问题,着眼于马克思思想与时代的对话,上述(对我们来说是)前瞻性的研究,无疑具有前车之鉴的价值。
西马解马,是时下研究中流行的做法,可谓用“第三只眼睛”看。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如上述,一方面,从来就具有世界历史意义,且在全球化背景下这一点日趋凸显。西马的研究作为对当代西方社会现实的一种解读和阐释,对于我们透视西方社会、认识和间接地感悟当代资本主义,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另一方面,现代化进程的原发性,决定了这种“他者”的研究对于反观中国的社会现实,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概言之,西方开阔我们的研究视野,拓展了研究空间,开启了理论研究的新路向。
三
理论发展的根本路径,是面向实践和时代,即实践阐发的路径。
作为当代实践和社会生活之理论指导的,既不能停留于原始文本,也不能满足于以往的解释和发挥——无论是我们自己的还是西方学者的解释和发挥,而是要反映时代特征和现实生活,总结实践发展的新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在实践中发展、建构的当代形态,也提出了一系列有待解答的新问题,创造了许多有待阐释和提升的新经验。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他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又指出,“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这两段论述表明了改造世界的使命及其存在的意义,揭示了其根本特征:面向现实、指导实践,这是理论生存和发展的根基。
当前发展亟需解决的问题之一,是实现上述三种路径的互补。毋庸讳言,在当前的研究中,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三种路径相互隔绝甚至排斥的状况。不同路径的研究往往各说各话,缺乏深度的对话、交流与融合。从方法论上分析,研究路径之间相互隔绝的原因之一,是过分的路径依赖:视路径为圭臬,一叶障目、画地为牢,为路径所累,过分强调某种研究路径的优越性、至上性和唯一性。
路径自觉本是理论研究成熟的表现,但过分的路径依赖,则会有意无意地导致路径排斥,使研究态度和方法陷入某种片面性。如文本研究中的解释保护和解释垄断,为回归文本而回归文本,以“考古”的眼光看待马克思,视文本为“文物”,限定马克思思想的研究论域和范围,只能照着讲,不能接着讲,拒绝发挥和重建、拒斥当代性和当代价值的阐释;又如借鉴西马研究中的主体性缺位,言必称西马,止于代他人言,甚至以西马作为学术研究合法性的尺度;还如传统研究中囿于解释的唯一性及仅强调其意识形态功能,拒斥研究中的学术化取向等。这些倾向都不同程度地造成了研究中的唯我独尊、互相疏离、相互轻视的心态,不利于理论的综合创新。
基于开放性和多样性理念,不同的研究路径显然各有侧重而不能相互替代,更不能非此即彼地相互排斥。由于差异和特色,三种路径之间应保持一种必要的张力,并行发展。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三者互不相关。正相反,差异和特色表明,不同的研究路径有优势亦有局限,从而应当相互借鉴、补充与融合。互补是事物的基本特性,是认识的基本方法,当然也为研究所必需。因此,应确立三种路径相互补充、分中有合、合中有分、殊途同归的格局。
研究路径是多样的,但各路径的作用和地位又是不同的。研究路径的作用和地位,取决于对的定位,即“为何”(是什么),而“为何”又决定于“何为”(做什么)。这里的关键在于:是“过去时”、“完成时”的,还是“现在时”或“进行时”的?答案显然是后者,即是动态的、正在生长的活的文本,而不是静态的、既成的“标本”。作为一种活的思想,的定位决定于它的使命。任何承载实践价值的理论(而不仅仅是学术研究的对象)都直接或间接地指向实践和生活,这一点对以“改变世界”、“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为旨归的而言尤为明显。循此逻辑,在三种路径中,回到文本是前提,借鉴西方是参照,面向实践是根本。也就是说,就理论建构的宗旨而言,面对现实和实践是目的,回到文本和借鉴西方,则是更有效达到目的的手段。质言之,实践路径是理论发展的主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