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收益率论文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投资收益率论文，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1997年7月16日《国务院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中规定：“基本养老保险实现收支两条线管理，要保证专款专用，全部用于职工养者保险，严禁挤占挪用和铺张浪费。基金结余额，除预留相当于2个月的支付费用外，应全部购买国家债券和存入专户，严格禁止投入其他金融和经营性事业。”

由以上可以看出，根据规定养老保险基金只能存入银行或购买国债以保值增值。然而，这两种方式都无力达到保值增值的目的。首先从银行存款来看，在1985—1995年的11年间，银行存款一年期定期整存整取加权利率低于当年通货膨胀率的就有7年(1985，1987，1988，1989，1993，1994，1995，详见表1)，保值都谈不上，更无法增值。然后再看国债，由于国家债券品种较少，收益率虽一般高于同期银行存款利率约一个百分点，但因缺乏完善的二级市场反而不如银行存款有吸引力。养老保险基金的运用现状也说明了这一点。如1994年养老与失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额为376．99亿元，其中购买国债仅81．98亿元，占结余额的21．74％；1995年我国国债年末余额3300．3亿元，而当年购买国债仅90．5亿元，仅占当年基金结余额的16．58％。国债品种偏少，收益偏低是其主要原因。而且相对通货膨胀，国债的保值能力令人怀疑。以国库券为例，在1985—1995年的11年间，国库券收益率超过当年零售商品价格指数的只有5年，其他6年(1985，1988，1989，1993，1994，1995)国库券的收益率均低于物价上涨率(详见表1)，可见养老保险基金用于购买国债也难以保值增值。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有关数据整理得出；银行存款利率数据来自(1)周忠明，戴文桂．实用利率知识．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2)中国人民银行计划资金司．利率实用手册。中国金融出版社，1997．P41—42。

注：①为消除复利与单利对计算结果的影响，本文取一年期数据，而不是看上去更高的较长期限的以单利计的数据(一年期利率复利计算后实际收益率不低于相同期限的较大数据的单利的实际收益率)。

②1990年1月1日至4月15日，年利率为11．34％，4月16日至8月21日，年利率为10.08％，8月22日至12月31日，年利率为8．64％，9．99％为其加权(以天数为其权效)平均年利率，本表括号内数据均为加权平均年利率。

②一年期利率按复利计算得出，其中1979年取3．96％，1981年为5．04％，1982年为5．58％，1983，1984年均为5．76％。

总体分析，目前由于我国养老保险基金投资运用的途径所限，基金的收益率偏低，这一方面使基金呈逐渐贬值的趋势，另一方面使得目标替代率(我国目标替代率的确定以养老基金收益率等于工资增长率为假设前提)无法实现，从而动摇我国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从表1可以看出，养老保险基金的收益率远低于工资增长率，个人账户实际积累额达不到目标积累额，如不及时调整养者保险基金的投资组合，提高收益率，我国的养老保险在不久后将陷入“被迫提高缴费率——企业不堪重负，个人无力投保——养老保险制度崩溃”的危机之中。

二、调整机构：提高我国养老保险基金投资收益率的前提

1．调整机构的总体构想

从我国养老保险基金运用现状可知，其运用途径仅限于存入银行和购买国债，收益率低而且由基金所有者直接运用养老保险基金，在生产关系高度发达、生产分工日益精细的今天已经力不从心。故基金所有者委托基金运营者基金投资运营业务显得十分迫切和必要。为此我们有必要引入委托一关系来分忻提高养老保险基金收益的切实途径。

以前我国养老保险基金的运用仅限于购买国债和存入银行，根本不需要专门的投资机构。而将委托一关系引入养老保险基金投资，首先应从调整机构入手。

鉴于我国尚不具备专门的养老保险基金的投资机构，而且资本市场合适的投资工具的数量有限，养老保险基金营运增值的渠道亦受到限制。调整机构不应是局部的修补，而应是全局性的变革(参见图1)”

首先我们对我国城镇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作一简要历史回顾。我国是从1984年国有企业推行退休费社会统筹开始的。近年来这千变革取得了三次重大进展。一是1991年6月国务院了《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明确实行养老保险社会统筹，费用由国家、企业、职工个人三方负担，基金实行部分积累。二是1995年3月国务院了《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通知》，明确基年养老保险费用由企业和个人共同负担，实行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制度，并逐步形成包括基本保险、企业补充保险、个人储蓄性保险的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三是1997年7月国务院的《国务院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有效地解决了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不统一和管理的分散化等问题，适应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适应了社会保险走向法制化相加强宏观调控的需要。

1997年的这次统一改变了养老保险群龙治水的混乱局面，有效地解决了政了多门、管理费用高等问题。新成立的劳动与社会保障部(以下简称劳社部)作为全国性的社会保险管理机构，行使着养老保险基金所有人的职能，亦即担负着基金法人主体的角色。劳社部作为社会保障的最高权力机关，肩负着养老保险的行政管理和事业管理的双重责任。前已述及，劳社部缺少投资专家和系统的投资学知识，直接投资必然要成立自己的投资机构，加大基金的管理成本。而直接利用资本市场中的专门投资机构，既能有效地转移风险，也有别于节省成本。委托专门机构投资可以增加服务的竞争性，增加管理的透明度。

这样，养老保险基金投资所面临的基本问题之一是如何选择适当的投资人。可供养老保险基金法人选择的投资机构主要是资本市场的金融中介机构，如银行，保险公司，信托投资公司，证券经纪公司等。而在我国，由于金融市场尚不发达，为有效降低养老保险基金的投资风险，宜运用大的银行，保险公司等合资入股的方式组建股份制非银行金融机构——社会保障基金管理局(AdministrationBureauofSocialSecurityFunds／ABSSF)(以下简称为社基局)作为养老保险基金的专门投资者，该局可作为国务院直属的与光大、中信集团并列的单位，属于有限责任公司，完全实行企业化运作，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独立核算。社基局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并可以根据各地的养老保险基金的规模，在全国经济活跃、养老保险基金结余较多的省设立分支机构，直接协调该省养老保险基金的运作。经济欠活跃、养老保险基金规模较小的西部地区，可以考虑在西安、成都等经济中心城市设立分文机构，负责几个省的基金运作，以节省不必要的设立新机构的开支。同时，在社基局内设立监事会。作为社基局的监督机构，监督资金使用状况和资金经营状况，但不干涉社基局的具体业务。当然因社基局的股东系大的银行及保险公司等，经济实力雄厚，投资经验丰富，一般不会有因营运不善而破产之虞。

此外，为确保养老保险基金投资及养老保险各项管理工作顺利进行，可以考虑成立社会保障行政监督委员会(以下简称行监会)和社会保障社会监督委员会(以下简称社监会)。行监会由政府审计、监察部门牵头，有财政、银行、劳社部等机构的人员参加，挂靠于审计部门。社监会由人大、工会牵头，吸收企业代表、职工代表、民主人士和专家参加，挂靠于各级人大常委会。两大监督机构的职责都是负责监督包括养老保险在内的社会保障政策制定、执行和基金的运营。两个监督委员会与社基局的监事会从内外监督社基局，确保养老保险基金保值增值和社会保障事业顺利进行。

养老保险基金事关全国企业职工衣食住行，国家政策理当扶植，可以考虑效仿农业发展银行的操作，成为社会保险银行(BankofSocialSecurity／BOSS)(以下简称社保行)，作为支撑全国社会保障事业的专门性政策银行，并按照人民银行的机构设置在上海、广州、西安、南京、天津、成都、武汉、济南、沈阳等地设立分行。养老保险基金用于存款的部分可存入该银行，并给予养老保险基金较优惠的利率，并按复利计息，对养老保险基金存款给予保值贴补，社保行在无力支付贴补额时可由财政弥补亏损。养者保险基金收益率较高时，可从其超过当年通货膨胀率的部分中按一定比例提取养老保险投资风险准备金，该准备金存入社保行并享有优惠利率。中国人民银行对社保行运用养老保险基金存款发放贷款的利息收入，应该减免营业税，为社保行给予养老保险基金优惠利率提供实际支持。用养老保险基金购买国债，虽然其回报率一般高于银行存款，但在通货膨胀盛行的今天，至少应对这一部分国债给予保值贴补。可以考虑由社保行发行特种国债，专门由社基局用养老保险基金认购，并给予较高收益率。出现意料之外的高通货膨胀时，给予保值贴补，确保养老保险基金保值。社保行的利润可用于支持与养老保险密切相关的事业，如社基局的办公设备的添置等。

2．委托一的博弈分析

基金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保证这些投资机构能够按照基金所有人的投资意愿或策略行事，这里牵涉到委托一关系中的几个基本问题。一般认为，存在信息不对称的委托人和人之间要达成对双方有约束力且有效的合同，需满足以下三个基本条件：(1)人以行动效用最大化原则选择具体的操作行动，即所谓激励相容条件；(2)在具有“自然”干涉的情况下，人履行合同责任后所获收益不能低于某个预定收益额，是为参与条件；(3)在人执行这个合同后，委托人所获收益最大化，采用其他合同都不能使委托人的收益超过或等于执行该合同所取得的效用，是为收益最大化条件。

但是，在委托一合同不完善时，有四个难以克服的困难，使劳社部与社基局的委托一存在潜在的风险。一是利益不相同。社基局为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有时会采取短期行为或过于冒险的行为。二是责任不对等。人掌握着养老保险基金的经营权，但只承担有限盈亏责任，作为委托人的劳社部失去了基金的经营权，却最终承担盈亏责任。这种责任的不对等，使得人可能不负责任地决策。第三是信息不对称。由于人的信息优势，以及获取信息的边际成本是递增的，掌握基金经营权的社基局既有动机又有可能欺骗委托人(劳社部)，而且委托人还很难监督和约束人。第四是契约不完全。在不完全的合同下，人总有空子可钻。强化委托人对人的激励机制，将使人经过收益成本比较后，自觉地按照委托人的意愿行事。假设委托人的目标函数为Y＝Y(x)；人的目标函数为：X=X(a，W)，a为人的决策变量，可代表他的努力程度。W为不受委托人、人控制的外生随机变量。这意味着人的经营好坏由其努力程度和外界不确定因素共同决定。199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莫里斯(Mirrless)指出：如果W具有一定的边界，即W对x的影响是在一个可观测的区间里，即便信息不对称，委托人可以通过事前的警告或鼓励，使人不会选择较低的努力水平，并且使委托人、人均获得满意的收益水平。

资本市场不发达时，市场上可供选择的投资工具少，而且风险不易分散和转移，此时政府多采取严格的控制措施，对养老保险基金的运用规定途径及比例。如果资本市场是发达的，人主要将养老保险基金采取三种投资方式：一是通过某些形式的延期年金政策向保险合同支付保险费，即将养老保险基金用于购买寿险保单。二是把基金会成员的缴费转移进某种资产的组合，这叫做“分离基金”。三是与其他的基金结合投资于一个单独的资产组合，这叫作“共同基金”。事实上，成功的人会寻求以上三种投资形式的一定比例的组合。

假定社基局通过权衡比较，能够选择其中最为有利的一种投资方式，又假设养老保险基金仅存入银行和购买国馈会贬值，净收益为-10，设自然的状态有好与不好两种，由于我国宏观经济定势良好，好的状态出现的概率为0．8；设社基局在经营养老保险基金以外，无论如何努力工作所能获得的最大收益为40、而努力工作需要支付20的成本，其净收益为20。在委托一关系中，基金所有人与运营人有比例分成(为分析方便，本文暂以五五分成为例)和固定收益两种利益分配方式。其支付矩阵如图2：

比例(五五)分成

注：①运营人的收益分布是努力程度与自然的函数。为分析方便，本文忽赂了努力程度一般的情形，假设运营人只有努力和不努力两种策略，努力指运营人殚思竭虑，并总能实现最优投资组合策赂；不努力指运营人仍将基金存入银行和购买国债。两种情况下，运营人付出的劳动分别为20和5。为简化问题，设基金收益在“好，努力”的搭配下为100，“不好，不努力”时为-50，其他两种情形(好，不努力；不好，努力)时均为0。并假设所有人将养老保险基金委托给人后，不从事盈利性的活动，基金收益来自于运营人投资所得。运营人不努力时因合同约束，无暇从事其他盈利活动。

②30＝50-20，20为运营人努力工作的成本。

③-15＝(-10)+(-5)，其中-10表示养老保险基金仅用于银行存款和购买国债时的实际收益，因本文主要研究委托的情形，故在基金不委托专门机构投资而仅用于银行存款和购买国债时，省略了“自然”好与不好的差异。5表示运用养老保险基金于以上两种方式时所进行管理等付出的劳动。

④40＝60-20，经济环境好时努力工作收益为100，运营人支付给所有人40以外的60扣除努力工作的成本20即得到40。

⑤-60=0-40-20，40为运营人支付给所有人的固定额，20为运营人努力工作的成本。

可以看出，在图2中的比例分成或固定收益的利益分配方式下，无论自然出现好或不好的情形，只要运营人接受了委托一合同，运营人努力总是好于不努力，即不努力战略相对于努力而言是可剔除的严格劣战略。在固定收益方式下，所有人的收益40大于-15，故“委托，努力”是精练贝叶斯纳什均衡点。在比例分成方式下，由于运营人会选择努力工作，所有人的预期收益＝0．8*50+O．2*0＝40。而且50，0也都大于-15，我们可以做以下结论：无论采取何冲利益分配方式，“委托，努力”是所有人和运营人的必然选择。我们进一步研究可以发现，在以上两钟情形下，运营人的预期收益(指净收益)均为20。然而运营人从事养老保险基金运营以外的工作最多也能获得20的净收益，理性的运营人不一定会接受委托一合同。而且越是风险厌恶的运营人更可能拒绝这一合同。

明智的所有人可以将五五比例分成改为四六比例分成，以提高运营人的预期收益，而所有人仍将获得远远高于自己经营(不委托)时的收益。可以考虑将所有人的固定收益下调为35，使运营人预期收益增加为25。理论上可以进行—九比例分成或将所有人固定收益下调为5或更低，也可以五五比例分成或将所有人固定收益定为40。

篇2

中图分类号：F83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265（2015）06-0003-07

一、引言

在过去的100年里，人类的平均寿命每10年提高2.5岁，呈现出显著的人口死亡率降低趋势。人口寿命延长体现了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但也带来了长寿风险，即人口死亡率的超预期降低所带来的风险。长寿风险对社会不同层面都产生一定影响。举例来说，人口寿命增加给社会保障体系带来巨大压力，政府必须为未来的预期寿命延长建立足够的战略储备资金；同样，对于持有诸多生存保险保单的保险公司来说，也面临着预期寿命延长所带来的年金给付增加的压力。对于许多金融机构来说，人口预期寿命的延长也带来了构建新型衍生品和创新金融产品的机会。近些年，国际上关于长寿风险的研究沿着定量化的视角逐步深入，许多死亡率模型不断被提出，这些模型可以有取舍地借鉴到我国的长寿风险研究中。

和世界其他国家一样，我国养老体系也因长寿风险而面临巨大压力：人口死亡率的下降和预期寿命的延长使得老龄人口增加、预期余命延长，这一长寿风险加大了基本养老保险统筹部分的给付压力，特别是使得个人账户的支付年限延长。根据现行支付安排，个人账户的收支缺口由统筹部分承担。故在现行政策下，收不抵支的个人账户数量将增加，且个人收支缺口呈扩大趋势。为了应对老龄化冲击和日益加大的养老金给付压力，我国政府不得不将改变多年的“个人账户空账运行”逐步做实。

很显然，长寿风险将对该个人账户的“做实”带来重大影响。在人口死亡率超预期降低的条件下，个人账户按照现在人口情况进行“做实”将产生“亏空”，导致个人账户“财务”不平衡。为了弥补这种亏空，使个人账户达到平衡，学者们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提出了不同建议。如王积全（2005）利用兰州市抽样数据，对国家、企业和个人的养老负担比例进行了深入分析，并首次在模型中引入了收缴率和工资比率等参数，基于此给出了相应的缩减缺口的政策措施。 罗良清（2005）总结并完善了我国个人账户支付模型，使其更适合于现行养老制度的月度缴纳和实际支付方式。潘春雷（2007）评估了在退休年龄、就业比例、工资水平等方面的性别差异对养老基金精算收支平衡的影响。顾文（2010）预测了未来几十年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下在职人员和退休人员的人口数据，对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平衡、隐性债务规模等问题进行了测算。黄顺林、王晓军（2010）利用基于出生年效应的Lee-carter模型对中国男性人口死亡率进行了拟合，并将其预测结果对养老年金系数进行估计，发现中国现行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年金系数被严重低估，这将给未来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带来很大的偿付压力。张宁（2015）利用非线性时间序列分析中的希尔伯特-黄变换对死亡率进行了不同风险层次的划分，并基于此提出了“长寿风险分级基金”来应对个人账户和统筹账户的“老龄化”压力。

本文借鉴现有国内外研究成果，尝试运用国外研究中应用较为广泛的Lee-Carter模型的改进版――泊松对数双线性模型和随机模拟方法，在对未来人口死亡率曲线进行预测的基础上，分析不同退休年龄和投资收益率的最佳组合。泊松对数双线性模型的优点是能够预测出在一定概率下未来人口死亡率的区间估计，从而可以更好地评估个人账户收支在未来面临的不确定性，并且量化不同政策或假定对于账户缺口的影响程度，给出特定缺口水平下的参数设定水平。

二、长寿风险模型与数据来源

1992年提出的Lee-Carter模型是长寿风险模型的重要开端，该模型通过时间和年龄两个角度来拟合中心死亡率的对数：

[μx（t）=exp（αx+βxkt）] （1）

在上述模型（1）中，[αx]代表不同年龄在所有时间的对数死亡率平均，反映了年龄对死亡率的影响；[kt]代表了时间对死亡率的影响；[βx]描述了不同年龄的人群对时间影响的敏感程度，即斜率。

该模型对美国以及加拿大的死亡率拟合较好，但也存在许多问题，例如高龄拟合以及共线性等问题。对此也有一些相应的改进模型，例如引入世代效应的APC模型，利用非线性序列分析方式，或者利用长寿风险指数进行测度。其中有一种改进方法被普遍使用，即通过引入泊松假设，假设死亡人口服从泊松分布，可以基于Lee-Carter模型建立泊松双线性模型（Possion log-bilinear）：

[Dxt～Poisson（Extux（t））]，[μx（t）=exp（αx+βxkt）] （2）

该模型和Lee-Carter模型有同样的参数限制，以确定唯一的参数。

[tkt=0]，[xβx=1] （3）

同时，由于引入了泊松分布，我们用最大似然估计来代替Lee-Carter模型的SVD求解方法。

[L（α，β，k）=（x，t）[Dxt（αx+βxkt）-Extexp（αx+βxkt）]+constant]

（4）

在模型（4）中，constant表示常数，[kt] 反映了每个年龄的中心死亡率随时间变化的趋势。未来的死亡率可以通过如下方式进行估计，同时可以用Bootstrap方法来进行区间估计：

[Mx（tn+s）=exp（αx+βxktn+s）] （5）

本文使用的数据是1994―2010年的人口死亡率数据，数据来源是中国人口统计年鉴。分组方式是每个年龄一组，同时设定最高年龄组为90+。由于1996年、2005年和2010年的数据一直延伸到100+，为了保持一致，将90岁以上的数据合并，形成90+的年龄组数据。

分组后，我们首先获得不同年龄和性别的死亡人数以及年中人口数据 ，这些数据形成了两个矩阵。同时我们还获得死亡率数据 。这里，男性年龄x范围为60，61，…，90+；女性年龄x范围为55，56，…，90+；而时间t为1994，1996，…，2010。由于1995年数据缺失且1994年抽样时间较晚，故时间维度没有考虑1995年。

本文所使用的软件是R软件，该软件是奥克兰大学两位学者开发的免费开源软件，提供了跨平台的数学计算环境，世界各地的开发者为它开发了多种免费软件包；正是由于其免费开源特征，R软件已经成为学术界和数据处理领域最广泛使用的软件之一。

三、未来中国人口死亡率预测

下面，我们基于泊松双线性模型（2），用最大似然估计（4）来拟合中国人口死亡率数据（1994―2010），可以得到对应的[α]、[β]、[k]三个参数，其结果如图1所示。其中左侧为男性拟合后的参数计算结果，右侧为女性拟合后的参数计算结果。

从拟合后计算的参数结果来看，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 参数[k]在16年里整体上呈现下降的趋势。由于其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人口整体的平均死亡率，因此可以说人口死亡率呈现下降趋势，中国社会存在长寿风险，其下降的斜率代表了长寿风险的严重程度。同时，由于参数[β]表示了年龄范围对长寿风险的作用，从图1中（第二行两张图）可以看出，人口死亡率的降低主要体现在80岁以上的人口中，这说明我国超老龄人口的健康状况改善程度要超过普通老龄人口。除了趋势之外，我们可以在图中看到结果的波动，这是由于人口抽样所带来的干扰：我国人口死亡率数据一般采取百分之一人口抽样，而不是100%的人口普查。

图2给出了拟合后的死亡率数据情况，其中左列为男性，右列为女性。第一行是对数据曲面的拟合情况（R2=0.92），第二行是时间维度不同年龄的死亡率情况（R2=0.97），第三行是年龄维度不同时间的死亡率（ R2=0.95）。

从R2看，拟合结果整体较好。特别地，对于不同年龄的时间维度拟合效果相对较弱，这是受数据集的影响，因为2010年和2000年为普查数据，而其他时间样本为抽样数据，抽样数据获得的模型参数对普查数据的拟合有一定偏差 ，曲面拟合也受到此原因影响，这是本文需要进一步改进的地方。

从图2中可以看到，随着时间的增加，各年龄段的死亡率整体上呈现下降趋势（第二行图），同时随着年龄的增加，死亡率上升，同时死亡率最高的年代时间是1994年和1996年（第三行图）。

为了更好地度量长寿风险并对未来死亡率进行预测，我们需要对死亡率[kt]进行时间序列建模并预测，这里我们采用的时间序列模型是ARIMA（0，1，0）。具体的区间预测结果如图3所示。

上图2中给出死亡率逐渐降低的过程，并根据其结果，重新利用双线性模型，能够得到未来人口在2011―2020年的死亡率预测，该结果如图4所示。

需要特别提到的是，在我们使用的数据中，2000年和2010年的数据是通过人口普查得到的，其他年份的数据是通过百分之一人口抽样调查获得的，很显然普查数据比抽样数据更可靠，这也表现在数据拟合时，结果会有一定的波动。如何利用普查数据进行抽样数据调整，这是本文需要进一步完善的地方。

从预测结果看，各年龄段的人口死亡率都呈现了逐步降低的过程，而且这种降低的趋势并没有减缓，这也预示着长寿风险将长期存在。具体到各年龄段可以发现，死亡率降低水平在不同年龄人群之间存在差别，例如青少年人群（10―19岁）死亡率改善情况相对老年人（50―60岁）要低一些，而高龄老人（80岁以上）的死亡率改善则呈现很大波动性。

四、退休年龄与投资收益率分析

为了对个人账户平衡进行计算，我们用泊松Bootstrap方法来产生1000个未来死亡率样本并利用这些样本来模拟未来死亡率，该模拟包括所有年龄（男性是60―90岁，女性是55―90岁），时间是2011―2050年。泊松Bootstrap是一种随机再抽样方法。表1给出了60岁的人口未来预期余命的变化。

从表1可以看到，在2011年60岁男性的余命为24.18岁，但是到了2020年，余命变为25.74岁，该结果比历史数据总结出来的要快，这正是长寿风险中风险的含义。同样对于女性来说，60岁人口在2011年的平均余命为26.05岁，但到了2020年为27.18岁，从中还可以看到男女预期余命的差距在缩小。

在确定收益模式（DB）下，个人账户的平衡公式由（6）给出。

[PVactual=DB?splanωb-1t=0∞tpbvt=k=0b-a-1cω（1+g）k（1+i）b-a-kkpa]

（6）

在这里，a为进入养老年金系统的年龄；b为退休年龄；[splan]为退休后个人账户的替代率；[ωb-1]为在年龄b-1时候的工资；c为贡献率；g为工资增长率；i为投资收益率。根据当前的中国养老金现状，我们设定的参数为：c=8%，g=10%，i=4%，a=25， b=60（男性），b=55（女性）。

这样，通过Bootstrap方式得到的1000个死亡率抽样样本，我们可以计算出不同退休年龄下的替代率的点估计和区间估计（95%置信度），结果如表2所示。

从表2可以看到，在当前的状态下（当前参数设定下），个人账户在退休时候的替代率仅仅8%左右。为了进一步计算最佳退休年龄，我们设定特定的替代率，并由此计算对应的退休年龄。

同时，我们还注意到，如果个人账户替代率达到预定的10%，那么退休年龄至少要66岁，也就是说，在2015年如果男性退休年龄为66岁的话，个人账户的替代率满足10%左右的要求。

在考虑退休年龄的同时，我们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分析，即研究公式中表示投资收益率的i，如果投资收益率上升的话，其退休后领取的年金增加，也可以提高替代率，因此投资收益率和退休年龄密切相关。下面我们将根据上述计算，设定替代率为10%左右，用Bootstrap方式模拟，来得到对应的关系。

首先设定投资收益率i为5%，来看一下男性在不同时间（年代）的退休年龄。结果如表3所示，此时个人账户替代率将保持在10%左右。

接下来设定投资收益率i为6%，计算结果如表4所示。可以看到，到2020年前，男性退休年龄无须提高，也能保持替代率为10%。

表5和表6分别给出了女性当投资收益率在5%和6%时的退休路径。

从表5、表6可以看到，如果在投资收益率为5%的情况下，女性的退休年龄大幅度增加，比目前的55岁提升了10岁多，只有这样才能保持个人账户的10%替代率。而即使在投资收益率变为6%的时候，退休年龄也需要从2013年开始调整，并从61岁开始。

如果要维持当前的女性退休年龄，我们可以计算出投资收益率大约为7%，表7给出了此时的女性退休年龄情况以及个人账户替代率。

由此可以看到，长寿风险给个人账户带来的压力方面，女性要比男性大得多。

当前我们实行的是男女统筹，在这种情况下，通过进行不同的退休年龄匹配，并考虑当前的政策环境，我们得到了比较合理的投资收益率是6.1%，其退休年龄和投资收益率的关系如表8所示。

综合计算和模拟结果，可以得出如下结果：

（1）当我们保持个人账户替代率为10%的目标的时候，男性可以在5%的投资收益率下，提升退休年龄到63岁（2020年）。该投资收益率与当前市场情况符合，可以认为此退休路径是可行的。

（2）女性的个人账户压力较大。当我们维持5%的投资收益率的时候，女性的退休年龄已经达到了65岁。如此快速的提升是不可行的。对此，只有提升投资收益率来进行弥补，计算表明投资收益率达到7%的时候，女性退休年龄可以逐步提升到56岁 。尽管这个结果与现在情况衔接较好（女性工人50岁退休，女性干部55岁退休），但该投资收益率已经超过市场险资的平均投资收益率（2015年，5%左右），综合考虑目前的货币政策，会有一定的实现难度。

（3）为了减少女性个人账户的压力，可以考虑男女统筹计算，我们进一步的计算表明，此时需要维持投资收益率在6.1%左右。与此相配合，男性退休年龄逐步过渡到62岁，而女性逐步过渡到60岁。

五、结论

本文利用泊松双线性模型来度量中国长寿风险，该方法比较好地避免了Lee-Carter模型所带来的共线性等问题；利用该模型，我们基于Bootstrap方法模拟未来的死亡率曲线，从而对个人账户平衡进行了计算，由此分析了不同退休年龄与投资收益率的组合。

从组合情况看，当我们维持5%的投资收益率，男性可以逐步延迟退休到63岁（到2020年）；而对女性来说，5%的收益率不足以抵消死亡率改善的效果，即使投资收益率达到7%，女性退休年龄仍然需要在2020年提升到56岁。

如果将男女统一起来解决女性个人账户压力，则需要维持的投资收益率为6.1%。如果考虑养老金未来入市，投资收益率达到6%以上，那么这个方案是可行的。

参考文献：

[1]Lee R D，and Carter L R.1992.Modeling and Forecasting US Mortality.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87（419）.

[2]Wilmoth J.R. putational methods for fitting and extrapolating the Lee-Carter model of mortality change. Berkeley：Technical 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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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房地产投资经济效益的静态评价是不考虑资金时间价值的评价方法，因其计算简单、方便，在房地产投资机会研究阶段有广泛的应用。一般地，投资收益率是房地产投资经济效益的静态评价的主要指标之一。它通过房地产投资估算得来的，主要参照了投资所在区域目前同类型房地产的收益水平、当地的基础设施条件、区域的房地产市场状况以及当地的房地产价格水平。

2 房地产市场的细分

由于房地产市场的特殊性和复杂性，投资者只能将房地产市场划分为具有某种明显特征的细分市场。市场细分一般从消费者的需求差异性出发，并从差异性中寻找具有共同消费需求的消费群，然后划分为若干个子市场的行为。市场细分是投资者选择目标市场的前提和基础，通过市场细分可以分析每一个细分市场中消费者的需求和偏好，市场中房地产满足消费者需求的程度。论文参考，房地产市场。凡是消费需求尚未满足的市场，或者满足消费者需求的程度很低的市场，都可以形成有利的投资机会。房地产市场细分的标准可以如下表2.1[1]

表2.1 房地产市场细分

 

细分标准 细分市场 地理 因素 城市规模 区位地段 特大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 市中心、次中心、城郊、卫星城区 产 品 用 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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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房地产估价还原率复合调整法

房地产估价是一项复杂的经济活动，要想使评估活动高效、准确、公正，必须注重活动过程的严谨性与科学性。房地产估价收益法，是目前国际上流行的资产评估方法之一，该法是利用资金时间价值原理,将房地产未来收益折现求其现在市值的一种评估方法。但在实际操作中，收益法有一定的难度，集中难点是未来纯收益和资本化率的确定，特别是资本化率的准确与否，将极大地影响到采用该方法所得出评估结论的真实性和客观性。因此在运用收益还原法评估房地产的价值时，还原率确定的准确与否对估价结果的准确性具有重要影响。

还原率实质

由于房地产具有位置固定性、不可再生性、个别性、永续性等特性，且具有投资和消费的双重属性，使得使用者在占有某房地产时，房地产不仅能为其提供现时的纯收益，而且还能期待在未来年间源源不断的继续取得。因此可以把购买房地产作为一种投资，房地产价格作为购买若干年房地产收益而投入的资本，房地产价格高低取决于可以获取的预期收益高低，由此产生了房地产估价收益法。收益还原法的基本公式为：

收益价格=年纯收益/还原率(年纯收益相等，且为无限年期的情形)

还原率是一种资本投资收益率，或被称为获利率、报酬率、利润率、盈利率和利率等，是用以将房地产纯收益还原成为房地产价格的比率。还原利率的实质体现为以下几方面：

还原率会随着所投资房地产的地段、用途的不同而不同，随时间的变化而发生变化。

还原利率其值必须为正值。如果还原利率小于零，则表示该宗房地产投资收益亏损，不能取得年纯收益，那么收益还原法的应用将丧失其基础，计算是无意义的。

还原利率其最小值必须高于银行同期定期储蓄利率或国债利率，否则投资收益将不高于将资金存入银行或购买国债，因此不合算。

还原率与投资风险的大小成正比。若预期未来会产生高通货膨胀率，或该收益性房地产未来的年收入存在较大风险，且更具有投机性时，则资本化率就较高，房价就低。反之亦然，即房地产未来收入更具有确定性，或没有明显的通货膨胀率，则资本化率就较低，房价就高。

在采用收益还原法评估房地产价格时估价结果的准确性，取决于估价师对纯收益和还原率的确定，尤其是还原率，它的微小变化都将产生很大的影响。选择一个适当的还原率对估价人员来说更为重要。确定合理的还原率是准确计算房地产价格的关键问题。

还原率求取的常用方法

对确定还原利率有许多观点，例如：市场提取、平均银行利息率、借贷利率、资本投资在有息证券上的利息率、安全利率加风险调整率、资本增值率（机会成本率）、抵押与自由资金组合法得到的利率地方的一般利率、租售比率，等等。以上观点各有其特点，其利率的求取各有所侧重。从理论上看，房地产估价人员根据不同的估价项目合理选择，即可以得到满意的结果，但在实际运用中它是建立在估价人员对市场的充分了解基础之上，因此真正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

在还原率的确定过程中，影响因素颇多，主要有自有资本所占比率、外来资本利息、因折旧或功能下降等产生的贬值和收益降低、因通货膨胀带来的房地产增值和收益增加、还贷后自有资金的增加。另外，风险的补偿、免税政策以及房地产类型、位置、年代、租约、结构等也影响还原率，因此房地产还原率的影响因素是很复杂且难以确定的，不能简单的用银行利率代替，这就更加要求估价人员充分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智慧确定一个与房地产市场价格最接近的还原率。

本文将对实践中常用的几种还原率的求取方法及其比较进行系统阐述。

（一）市场提取法

此法适用于房地产市场发育成熟且交易比较活跃、市场租金和交易价格比较容易收集的情况下，该法直观容易理解和被人接受，准确度比较高，一般计算分为有限年期还原率和无限年限还原率。有限年期还原率计算较为复杂，可用逐渐趋近迭代法求取。值得注意的是，运用市场租金（收益）／价格比法求取还原利率时，所选取的市场实例必须是要与待估房地产相类似的实例，即要求是同一供需圈近期发生的，在用途、结构、功能、权益等方面是相同或相似的实例。另外，为了避免偶然性所带来的误差，需要抽取多宗类似的房地产，并求其纯收益与价格之比的算术平均值或加权平均值作为待估房地产的还原率。

这种方法的缺陷是要求市场资料丰富，可比实例众多，并且还需要估价人员对某些特殊交易情况等做出修正后才能应用，计算比较繁琐。而且每个可比实例的建筑条件、经营时期都可能不同。此外，市场上出售的房地产的未来收益年限不可能完全一致，而还原利率又和未来收益年限相关。假如估价对象和可比实例的未来收益年限不相同，则所得到的还原利率实用性不大。而且对于该法，我国许多估价师都认为，既然有市场可比实例，倒不如用市场比较法，毋需用收益法。

（二）累加法

累加法又称安全利率加风险调整值法，是评估实务中采用较多的一种方法。其理论基础是投资者为了投资，须获得相应的补偿；其出发点是选择一种近于无风险的投资的收益率，称为安全利率。如国外认为美国国债的利率是接近无风险的，我国则经常使用一年定期银行的存款利率为安全利率。在安全利率之上加各种劣于产生安全利率的调整额，一般加总的因素有额外投资风险、缺乏流动性、管理负担三项，求得投资者要求的回报率再减去预期的收益增长率，便可得出房地产的还原率。

安全利率加风险调整值法的不足之处是：其一，安全利率的选择缺乏一定的准则；其二，在我国存、贷款的利率经常发生变化，这给房地产的价格带来一定的影响；其三，影响投资因素的加数大小的确定带有一定的主观成分，并且房地产市场的实际风险水平大小通常是很难确定的，加上不同地区、不同类型、同一个房地产的不同权益，实际得到的风险利率是有所不同的，因而结果也就存在着差别。

（三）投资收益率排序插入法

投资收益率排序插入法即找出相关投资类型及其收益率，按风险程度进行比较、判断，依据经验判断风险性的高低将各种利率排序分析后获取收益率。如银行一年期存款利率为2.52%，一年期国债的利率为2.72%，企业债券收益为5%，一年期贷款利率为5.85%，投资股票的收益率为12%，考虑投资房地产的风险大于银行一年期贷款而低于投资股票，其收益率应高于一年期贷款利率而低于投资股票的收益率，故可以确定还原率在5.85%－12%之间。

该法从宏观层面来把握房地产与其他投资资产（银行存款、贷款、政府债券、保险、企业债券、股票及有关领域的投资收益率）的收益与风险关系，其前提须确定其他投资资产的收益率，笔者将其归结到各种投资资产的收益与风险问题。在竞争有序的投资市场环境下，投资收益率排序插入法是种可取的方法，但当房地产投机因素增加，出现房地产泡沫的时候应该谨慎地把握还原利率在各类投资收益率中的排序。另外，如上所述，5.85%－12%之间数据的范围还是比较宽的，对估价结果的影响很大，所以此法对估价人员的经验依赖性较大，对于估价人员的素质要求较高，并且对其最终取值也难以作出科学的解释。

（四）收益风险倍数法

收益风险倍数法是在参照投资收益率排序插入法的基础上，对安全利率加调整值法加以改进的方法，即把安全利率加风险调整值法中要求取的风险调整值改变为确定房地产投资与安全投资年回收额的多出倍数。因房地产投资的风险高于国债，在投资收益率排序上，房地产投资收益率应高于同期国债年利率。其的具体思路是：假设以房地产投资方式购买收益性房地产的总价额为V，尚可使用年限为n，资本化率为r，年纯收益为a。同时以安全投资方式（购买国债）投资金额为P，期限也为n，年利率为i，连本带息年回收额为A，则有：

V=a/r×[1-1/(1+r)n]

P=A×(1+i)n-1/i×(1+i)n

由于房地产投资的风险、收益均要比国债投资大，如果两种投资额相等，收益期相同，那么房地产投资的年回报额（纯收益）要比国债投资的本息回收额要大。假定房地产投资的年回收额比国债投资的本息回收额高出的倍数为b，则有：

a=(1+b)×A

因V=P，故有：

(1+i)n-1/i×(1+i)n=(1+b)/r×[1-1/(1+r)n]

该公式就是收益风险倍数法确定资本化率的基本公式，式中的b称为收益风险倍数。利用此公式，只要事先知道i、n，就可根据收益风险倍数，确定资本化率r。此法的关键是要确定一个合理的倍数，而倍数的确定则取决于估价人员的经验判断。

（五）复合投资收益率法

此方法是将购买不动产的抵押贷款收益率与自有资本收益率的加权平均数作为还原率，按以下公式计算：

R＝M•RM＋（1－M）RE

式中：R—还原率（％）；M—贷款价值比率（％），抵押贷款额占不动产价值的比率；RM—抵押贷款还原率（％），第一年还本息额与抵押贷款额的比率；RE—自有资本要求的正常收益率。

其使用的前提是需要确定房地产融资的抵押贷款利率、自有资金投资收益率以及它们所占总价值的比例。要使投资收益最大化，抵押贷款占总价值的比例有一个合理值，我国一般在60%～70%之间。这个值不是越高越好，太高会带来债务风险。一旦各个参数都能合理确定，便得到一个客观合理的资本化率。但正如难以确定风险补偿一样，自有资金投资（产权投资）收益率是较难确定的。另外，按此公式若假想贷款价值比例为0，则还原利率将等于自有资本的要求收益率，而这显然不符合实际。

（六）行业基准收益率加物价指数调整法

以这种方法确定房地产的资本化率前提是把房地产作为一种投资来看待。假设以P价格（资金净流出量）投资一房地产，每年可得纯收益（年资金净流入量）为a，并假设每年a不变，可收益年限为n则：

FNPV=a/（1+R）[1-1/(1+R)n]-P

式中，FNPV为财务净现值，R为折现率。

令FNPV=0，则：

R=FIRR（财务内部收益率）

当FIRR>RC(行业基准收益率)时，FNPV>0，投资房地产可获得超额利润；当FIRRC时，FNPV<0，投资房地产会出现亏本；当FIRR=RC时，FNPV=0，这是市场竞争最可能的结果，这时房地产的价格P=a/（1+RC）[1-1/(1+RC)n]，由此可看出RC即是房地产的资本化率，然后再对RC作物价指数的调整，得出经过物价指数调整后的资本化率R=(1+RC)/(1+f)-1（f：物价指数变动率）。

此方法简单易行，且有一定的理论依据，比较准确，目前被较多地采用。但该法的缺点是仅求出房地产的一般还原利率，将这种一般的还原利率调整为待估房地产的具体还原利率还需要借助其他的方法。

还原率求取方法的优化

以上六种还原利率的确定方法均是目前较为通行的方法，但有些自身存在一些不合理的缺陷，有些不能完全充分地反映还原利率的实质，有些则过分依赖于估价人员的经验。笔者总结还原率在实践的确定过程，依据对于还原利率实质的分析，将几种对还原利率有较大影响的因素综合起来，彼此进行必要的复合与修正得出所需要的还原率。具体如下：

（一）第一步，确定基准还原率

选取一年期国债利率作为还原利率的基准，以明确还原利率的收益性；选取行业的平均利润率作为还原利率的一个修正值,体现房地产的投资属性；把国债利率和行业平均利润率两者相加后取其平均值，确定出某一时点(基准点)的还原利率，并将其作为基准还原利率确定下来，公式如下：

基准还原率=（一年期国债利率+行业平均利润率）/2

例：一年期国债利率为2.72%，房地产行业的利润率为12.2%，则基准还原率=（2.72%+12.2%）/2=7.46%

由于这两项都有官方认可或行业统计的现成数据支持，所以估价人员一般比较容易确定基准还原率的值。

（二）第二步，进行价格指数修正

查询该房产所在地估价时点的房地产价格指数，与基准点的价格指数相比较，得到估价时点与基准点之间的物价变动情况(以百分数表示)，以其值作为价格调整系数，得到估价时点的还原利率修正值。

例：基准点与估价时点的房地产价格指数分别为，103.6和126.7，则由第一步结果可得估价时点还原率修正值=7.36%×（116.7/103.6）=8.29%

这项数据也不依赖于估价人员的经验，可根据权威的房屋销售价格指数与土地交易价格指数的计算获得。

（三）第三步，进行风险调整

估价人员依据土地风险较小、房产风险较大，住宅风险较小、商业用房较大的原则对于待估对象房地产的风险作出判断，从而得出其风险调整值，并确定最终的还原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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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关于养老保障现收现付制和基金积累制两种筹资模式优劣的争论日渐平息，但由于现收现付制度和基金积累制度的比较研究对科学构建多支柱养老保障体系具有重要意义，我国下一步养老保障体系改革中，仍将面临两种筹资模式的混合使用，因此，对这个问题的深入研究至关重要。

一、我国养老保障体系筹资模式

我国养老保障体系筹资模式经历了从完全现收现付向现收现付与基金积累相结合模式的转变。在养老保障制度建立之初，基本上采用现收现付的筹资模式。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

(一)决定我国养老保障筹资模式的关键因素

养老保障不同筹资模式在收益率、分散风险等方面各有优劣，我国养老保障应建立一个多支柱的体系，也就是说将现收现付制度与基金积累制度进行有效地结合。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应该怎样在这个多支柱体系中，确立现收现付和基金积累的相对重要性。即我国的养老保障体系是应该向智利那样完全基金积累制呢，还是应该像德国，基金积累仅仅是养老金中一个比较小的支柱。要科学地决定不同筹资模式在我国养老保障体系中的作用，必须考虑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

1．现收现付和基金积累制度的收益率高低。萨缪尔森的生物收益率包括工资增长率和劳动力增长率两个部分。世界各国普遍预测，我国将在很长一段时间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也就是说在一个较长的视野内，我国的工资增长率将保持在较高水平。从我国的人口金字塔结构来看，如果保持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不变，未来5～10年。我国的劳动力总量还将继续增加，随后劳动力总量趋于稳定并逐步减少。初步估计，未来十年，我国生物收益率应该保持在7％～10％这样一个较高的水平。

从我国的市场收益率来看，至少在可以预见的几年内。很难做出过高的估计。人民币将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保持升值的压力，与20世纪日元快速升值类似，大量投机资本的涌入将迫使人民币利率水平停留在较低的水平，长期债券的收益率也将长期低迷。虽然资本市场2006年出现了大幅上升。但是股票市场反复无常的特性和养老基金的本质，决定了养老金的收益率不应该过度依靠股票市场。因此，在可预见的5～10年内．我国的现收现付制度收益率将会明显高于基金积累制度收益率。

2．城市化进程。城市化快速推进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我国现收现付制度的竞争力。未来20年是我国城市化快速推进时期，据预测城市人口将年均增长1％～1．5％。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将导致社会养老保障覆盖面的快速扩大。在城市化进程中。大部分新进入社会保障体系范围的是年青劳动力，他们的加入给缓解现收现付制度支付压力带来了巨大的机遇。按照

3．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构建和谐社会已经成为当前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之一。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9个目标．其中一个目标就是，到2020年。社会就业比较充分，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建立。因此，在设计养老保障体系的筹资模式组合时，应该充分考虑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的一个基本功能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基本保障功能，另一个是再分配功能。基本保障功能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保障养老保障体系范围内人口的基本生活需要，再分配支柱的主要作用是体现社会公平的要求。特别是在我国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和经济快速增长的大背景下，现收现付支柱可以在再分配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在我国现行体制下，通过社会统筹账户为制度覆盖人口提供相当于上一年度地区人均收入水平20％的养老金，可以在同一代人中的不同收入阶层进行再分配。同时在现收现付制度下，退休人口也可以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促进代际和谐相处。

因此，从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状来看，在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的建设中，应该更加重视现收现付支柱的作用。

4．资本市场发育程度和养老保障基金管理水平。

根据现收现付制度和基金积累制度的特性，资本市场发育水平越高，基金积累制度的优势更加容易发挥，养老保障基金管理水平越低，现收现付制度就更有优势。从现状看，我国资本市场整体发育水平还比较低，还无法适应社会养老基金保值增值的需要，但正处在快速发展过程中。从养老保障基金管理水平来看，我国国家级社保基金投资收益率一直在3％左右徘徊．在2006年股市全面上升的情况下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从地方各级社会保障基金管理水平来看，很多地区基本的管理制度尚不完善，因此，我国资本市场发育水平和养老保障基金管理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过于庞大的基金积累制度。但可以预见，在5—10年后，我国资本市场发展水平将大幅提高。公共管理水平也将不断提升，为强化基金积累制度的作用奠定了基础。

(二)现行筹资模式的替代率

现收现付支柱支付的养老金应该能够满足退休职工的基本生活需要，从生活角度来衡量，其占城镇职工平均工资的比例应该不低于城镇生活的恩格尔系数。按照国家统计公报．20o5年我国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为36．7％，说明在现阶段现收现付支柱支付的养老金占城镇职工平均工资的比重不应该低于35％。考虑到社会生产力进步的因素．该比重应该保持在30％以上。国发[2005]38号文件对养老金替代率有了比较明确的规定，即缴费年限每增加1年，基础养老金提高l％。按照这个规定，缴费35年的职工．其现收现付支柱的养老金占城镇职工平均工资的比重应该是35％。也就是说现收现付的基础养老金能够保障人的基本生活。

对于强制性储蓄支柱的替代率，则需要一系列假设。主要是未来强制性储蓄投资收益率的假设、未来平均工资增长率的假设以及退休后投资收益率的假设。在一个较长的时间跨度内，强制性储蓄支柱能够提供的养老金替代率与这三个因素关系十分密切。假设一个工人收入始终保持社会平均水平。缴费35年。起始缴费年限工资为W，缴费比率为x，为简化起见，缴费期间和养老金领取期间投资收益率保持在R．35年间社会平均工资增长率为A，退休时积累的养老金被转化为等额年金。其养老金替代率衡量标准以退休时社会平均工资为准，如果该工人在退休后能够继续存活Y年，那么，养老金替代率SR计算公式为：

可以看到，当X=8％，R=4％，Y=15，A=4％时，SR=0．141，即由强制性储蓄支柱提供的养老金替代率为14．1％。表l是在Y=15，R和A分别取不同数值时强制储蓄支柱的替代率。

由表1可知。强制储蓄支柱替代率对投资收益率和工资增长率相当敏感。投资收益率越高，替代率越高，工资增长率越低，替代率越高。在我国长期保持较高储蓄率的情况下。投资收益率很难大幅提高。特别是我国还面临着人民币长期升值的压力，我国利率水平很难出现大幅上升。与此同时，我国经济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将保持高速增长态势，按照“十一五”规划，“十一五”时期人均国民收入增幅将保持在7．4％左右，从2010年到2020年经济也将保持较高增长速度。因此，社会平均工资增长率也将保持较高水平。在投资收益率较低和工资增长率较高的情况下，强制储蓄支柱所能产生的替代率并不理想。在表1中．比较理想的情况下替代率可以达到22．2％，比较不利的情况下替代率仅能达到10％左右。

笔者认为，在经济保持高速增长，投资收益率很难提高的情况下．应该将强制储蓄养老支柱的规模限制在比较小的范围。因此，国发[2005]38号文件将计入个人账户规模的缴费比例从1l％降低到8％，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缓解个人账户空账规模不断扩大的应对手段，在本质上也符合我国国情，因此是科学的。

二、构建面向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3+2”支柱养老保障体系

根据对现收现付和基金积累制度的对比研究，结合我国国情认为。我国的养老保障体系应该从现行的“三支柱”向“3+2”支柱转变。

(一)基本框架

“3+2”支柱是三个基本支柱加上两个补充支柱。其中三个基本支柱对每一个城市职工都是平等的，他们都有权利加入或使用这三个基本支柱，使用两个补充支柱则需要满足一定的资格条件。

三个基本支柱的第一支柱是社会统筹养老保险支柱，用现收现付的方法，提供一定水平待遇确定的养老金，并保证养老金水平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变化而调整。该支柱能够保证城镇居民的基本生活。第二支柱是政府强制储蓄计划，该计划采取缴费确定的方式，积累资金采取市场化方式运作。该支柱强调在国家统一监控下个人承担对自己的养老责任，将缴费与养老金领取紧密联系起来，并通过投资实现养老基金的增值。第三支柱是个人储蓄、商业保险以及家庭赡养。该支柱主要强调政府和社会以外的力量。

两个补充支柱的第一支柱是社会救济支柱，与失业保险等措施一起，共同保障城镇居民的生存需要。补充支柱的第二支柱是企业补充养老保险，通过一定的优惠措施，鼓励企业为其员工建立的养老保障计划。该支柱的建立，能够为部分企业员工提供比较丰厚的养老金，并在一定程度上协调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利益关系。

值得指出的是，两个补充支柱针对的对象是有所区别的，补充支柱的第一支柱针对的是城镇居民的低收入阶层，体现社会对弱势群体进行救济的需要，补充支柱的第二支柱针对的是在有一定条件的企业中工作的职工，目的是为了改善这部分职工的退休生活。对大多数人而言，三个基本支柱将发挥主要作用。图二是“3+2”支柱养老保障体系的基本图示。

(二)“3+2”支柱与我国传统三支柱养老保障体系构想的异同之处

“3+2”支柱与我国传统的三支柱相比．存在一定的相似之处。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都强调国家、企业和个人合理分担责任，二是都包括社会统筹、政府强制储蓄、企业补充养老及个人储蓄等几个要素。三是都强调建立多支柱的养老保障体系。

与此同时。“3+2”支柱与我国传统的三支柱提法存在较大的差异：

第一，“3+2”支柱中，社会统筹养老保险和国家强制性储蓄计划是两个不同的支柱。社会统筹和国家强制性储蓄从本质上存在截然的区别。从表面上看，在现阶段，无论是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都是由国家出面主办，都是为了保障人民的基本生活，但是，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无论在性质上还是所发挥的作用上．都存在显著的区别。同时。将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两种不同性质的养老支柱加以混淆。一是理论上可能为社会统筹透支个人账户提供了一定的空间。二是将两个养老支柱视为同一个支柱不利于改善对个人账户的管理。从长远看，社会养老保险个人账户要走向市场化管理。但是社会统筹账户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依靠政府来管理，把两个养老支柱视为一个支柱，在理论上增加了对其进行差异化管理的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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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关于养老保障现收现付制和基金积累制两种筹资模式优劣的争论日渐平息，但由于现收现付制度和基金积累制度的比较研究对科学构建多支柱养老保障体系具有重要意义，我国下一步养老保障体系改革中，仍将面临两种筹资模式的混合使用，因此，对这个问题的深入研究至关重要。

一、我国养老保障体系筹资模式

我国养老保障体系筹资模式经历了从完全现收现付向现收现付与基金积累相结合模式的转变。在养老保障制度建立之初，基本上采用现收现付的筹资模式。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

(一)决定我国养老保障筹资模式的关键因素

养老保障不同筹资模式在收益率、分散风险等方面各有优劣，我国养老保障应建立一个多支柱的体系，也就是说将现收现付制度与基金积累制度进行有效地结合。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应该怎样在这个多支柱体系中，确立现收现付和基金积累的相对重要性。即我国的养老保障体系是应该向智利那样完全基金积累制呢，还是应该像德国，基金积累仅仅是养老金中一个比较小的支柱。要科学地决定不同筹资模式在我国养老保障体系中的作用，必须考虑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

1．现收现付和基金积累制度的收益率高低。萨缪尔森的生物收益率包括工资增长率和劳动力增长率两个部分。世界各国普遍预测，我国将在很长一段时间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也就是说在一个较长的视野内，我国的工资增长率将保持在较高水平。从我国的人口金字塔结构来看，如果保持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不变，未来5～10年。我国的劳动力总量还将继续增加，随后劳动力总量趋于稳定并逐步减少。初步估计，未来十年，我国生物收益率应该保持在7％～10％这样一个较高的水平。

从我国的市场收益率来看，至少在可以预见的几年内。很难做出过高的估计。人民币将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保持升值的压力，与20世纪日元快速升值类似，大量投机资本的涌入将迫使人民币利率水平停留在较低的水平，长期债券的收益率也将长期低迷。虽然资本市场2006年出现了大幅上升。但是股票市场反复无常的特性和养老基金的本质，决定了养老金的收益率不应该过度依靠股票市场。因此，在可预见的5～10年内．我国的现收现付制度收益率将会明显高于基金积累制度收益率。

2．城市化进程。城市化快速推进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我国现收现付制度的竞争力。未来20年是我国城市化快速推进时期，据预测城市人口将年均增长1％～1．5％。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将导致社会养老保障覆盖面的快速扩大。在城市化进程中。大部分新进入社会保障体系范围的是年青劳动力，他们的加入给缓解现收现付制度支付压力带来了巨大的机遇。按照

3．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构建和谐社会已经成为当前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之一。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9个目标．其中一个目标就是，到2020年。社会就业比较充分，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建立。因此，在设计养老保障体系的筹资模式组合时，应该充分考虑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的一个基本功能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基本保障功能，另一个是再分配功能。基本保障功能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保障养老保障体系范围内人口的基本生活需要，再分配支柱的主要作用是体现社会公平的要求。特别是在我国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和经济快速增长的大背景下，现收现付支柱可以在再分配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在我国现行体制下，通过社会统筹账户为制度覆盖人口提供相当于上一年度地区人均收入水平20％的养老金，可以在同一代人中的不同收入阶层进行再分配。同时在现收现付制度下，退休人口也可以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促进代际和谐相处。

因此，从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状来看，在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的建设中，应该更加重视现收现付支柱的作用。

4．资本市场发育程度和养老保障基金管理水平。

根据现收现付制度和基金积累制度的特性，资本市场发育水平越高，基金积累制度的优势更加容易发挥，养老保障基金管理水平越低，现收现付制度就更有优势。从现状看，我国资本市场整体发育水平还比较低，还无法适应社会养老基金保值增值的需要，但正处在快速发展过程中。从养老保障基金管理水平来看，我国国家级社保基金投资收益率一直在3％左右徘徊．在2006年股市全面上升的情况下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从地方各级社会保障基金管理水平来看，很多地区基本的管理制度尚不完善，因此，我国资本市场发育水平和养老保障基金管理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过于庞大的基金积累制度。但可以预见，在5—10年后，我国资本市场发展水平将大幅提高。公共管理水平也将不断提升，为强化基金积累制度的作用奠定了基础。

(二)现行筹资模式的替代率

现收现付支柱支付的养老金应该能够满足退休职工的基本生活需要，从生活角度来衡量，其占城镇职工平均工资的比例应该不低于城镇生活的恩格尔系数。按照国家统计公报．20o5年我国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为36．7％，说明在现阶段现收现付支柱支付的养老金占城镇职工平均工资的比重不应该低于35％。考虑到社会生产力进步的因素．该比重应该保持在30％以上。国发[2005]38号文件对养老金替代率有了比较明确的规定，即缴费年限每增加1年，基础养老金提高l％。按照这个规定，缴费35年的职工．其现收现付支柱的养老金占城镇职工平均工资的比重应该是35％。也就是说现收现付的基础养老金能够保障人的基本生活。

对于强制性储蓄支柱的替代率，则需要一系列假设。主要是未来强制性储蓄投资收益率的假设、未来平均工资增长率的假设以及退休后投资收益率的假设。在一个较长的时间跨度内，强制性储蓄支柱能够提供的养老金替代率与这三个因素关系十分密切。假设一个工人收入始终保持社会平均水平。缴费35年。起始缴费年限工资为W，缴费比率为x，为简化起见，缴费期间和养老金领取期间投资收益率保持在R．35年间社会平均工资增长率为A，退休时积累的养老金被转化为等额年金。其养老金替代率衡量标准以退休时社会平均工资为准，如果该工人在退休后能够继续存活Y年，那么，养老金替代率SR计算公式为：

转贴于

可以看到，当X=8％，R=4％，Y=15，A=4％时，SR=0．141，即由强制性储蓄支柱提供的养老金替代率为14．1％。表l是在Y=15，R和A分别取不同数值时强制储蓄支柱的替代率。

由表1可知。强制储蓄支柱替代率对投资收益率和工资增长率相当敏感。投资收益率越高，替代率越高，工资增长率越低，替代率越高。在我国长期保持较高储蓄率的情况下。投资收益率很难大幅提高。特别是我国还面临着人民币长期升值的压力，我国利率水平很难出现大幅上升。与此同时，我国经济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将保持高速增长态势，按照“十一五”规划，“十一五”时期人均国民收入增幅将保持在7．4％左右，从2010年到2020年经济也将保持较高增长速度。因此，社会平均工资增长率也将保持较高水平。在投资收益率较低和工资增长率较高的情况下，强制储蓄支柱所能产生的替代率并不理想。在表1中．比较理想的情况下替代率可以达到22．2％，比较不利的情况下替代率仅能达到10％左右。

笔者认为，在经济保持高速增长，投资收益率很难提高的情况下．应该将强制储蓄养老支柱的规模限制在比较小的范围。因此，国发[2005]38号文件将计入个人账户规模的缴费比例从1l％降低到8％，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缓解个人账户空账规模不断扩大的应对手段，在本质上也符合我国国情，因此是科学的。

二、构建面向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3+2”支柱养老保障体系

根据对现收现付和基金积累制度的对比研究，结合我国国情认为。我国的养老保障体系应该从现行的“三支柱”向“3+2”支柱转变。

(一)基本框架

“3+2”支柱是三个基本支柱加上两个补充支柱。其中三个基本支柱对每一个城市职工都是平等的，他们都有权利加入或使用这三个基本支柱，使用两个补充支柱则需要满足一定的资格条件。

三个基本支柱的第一支柱是社会统筹养老保险支柱，用现收现付的方法，提供一定水平待遇确定的养老金，并保证养老金水平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变化而调整。该支柱能够保证城镇居民的基本生活。第二支柱是政府强制储蓄计划，该计划采取缴费确定的方式，积累资金采取市场化方式运作。该支柱强调在国家统一监控下个人承担对自己的养老责任，将缴费与养老金领取紧密联系起来，并通过投资实现养老基金的增值。第三支柱是个人储蓄、商业保险以及家庭赡养。该支柱主要强调政府和社会以外的力量。

两个补充支柱的第一支柱是社会救济支柱，与失业保险等措施一起，共同保障城镇居民的生存需要。补充支柱的第二支柱是企业补充养老保险，通过一定的优惠措施，鼓励企业为其员工建立的养老保障计划。该支柱的建立，能够为部分企业员工提供比较丰厚的养老金，并在一定程度上协调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利益关系。

值得指出的是，两个补充支柱针对的对象是有所区别的，补充支柱的第一支柱针对的是城镇居民的低收入阶层，体现社会对弱势群体进行救济的需要，补充支柱的第二支柱针对的是在有一定条件的企业中工作的职工，目的是为了改善这部分职工的退休生活。对大多数人而言，三个基本支柱将发挥主要作用。图二是“3+2”支柱养老保障体系的基本图示。

(二)“3+2”支柱与我国传统三支柱养老保障体系构想的异同之处

“3+2”支柱与我国传统的三支柱相比．存在一定的相似之处。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都强调国家、企业和个人合理分担责任，二是都包括社会统筹、政府强制储蓄、企业补充养老及个人储蓄等几个要素。三是都强调建立多支柱的养老保障体系。

与此同时。“3+2”支柱与我国传统的三支柱提法存在较大的差异：

第一，“3+2”支柱中，社会统筹养老保险和国家强制性储蓄计划是两个不同的支柱。社会统筹和国家强制性储蓄从本质上存在截然的区别。从表面上看，在现阶段，无论是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都是由国家出面主办，都是为了保障人民的基本生活，但是，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无论在性质上还是所发挥的作用上．都存在显着的区别。同时。将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两种不同性质的养老支柱加以混淆。一是理论上可能为社会统筹透支个人账户提供了一定的空间。二是将两个养老支柱视为同一个支柱不利于改善对个人账户的管理。从长远看，社会养老保险个人账户要走向市场化管理。但是社会统筹账户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依靠政府来管理，把两个养老支柱视为一个支柱，在理论上增加了对其进行差异化管理的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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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税收筹划论文税收筹划的含义与特点

税收筹划论文阐述了税收筹划是指在遵守税法和符合立法精神的前提下，利用税收法规所赋予的税收优惠或选择机会，通过对企业投资、经营和理财等活动的事先安排和筹划，尽可能地节约税款，达到税负最轻或最佳，以实现利润最大化的行为。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日趋完善，税收筹划必将成为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税收筹划论文提到它具有以下几个显着的特点：

（1）合法性。税收筹划不仅符合税法的规定，而且符合税法立法的意图，这是税收筹划区别于偷税避税的根本点。在合法的前提下进行税收筹划，是对税法立法宗旨的有效贯彻，也体现了税收政策导向的合理有效性。国家在制定税法及有关制度时，对税收筹划行为早有预期，并希望通过税收筹划行为引导全社会的资源有效配置与税收的合理分配，以实现国家宏观政策。因此，提到税收筹划不仅不违法，而且作为纳税人的权利受到国家的保护。

（2）超前性。税收筹划是企业对生产经营、投资活动等的设计和安排。在现实的经济活动中，纳税义务的发生具有滞后性，即由于特定经济事项的发生才使企业负有纳税义务。一旦经营活动实际发生，应纳税款就已确定，再进行筹划已失去现实意义。税收筹划就是要将税收作为影响纳税人最终收益的重要因素，对投资、理财、经营活动做出事先的规划、设计、安排。

（3）整体性。税收筹划的整体性，一方面指税收筹划不能只注重于某一个纳税环节中的个别税种的税负高低，而要着眼于整体税负的轻重；另一方面指总体税负的轻重并不是选择纳税方案的最重要依据，应衡量“节税”与“增税”的综合效果。税收筹划不仅要考虑纳税人现在的财务利益，还要考虑纳税人的长期利益；不仅要考虑纳税人的所得增加，还要考虑纳税人的资本增值；不仅要考虑纳税人的税后财务利益最大化，而且还要使纳税人因此承担的各种风险降到最低。总之，税收筹划只有从纳税人财务计划、企业计划这些整体利益出发，趋利避害、综合决策，才能真正达到目的。

（4）积极性。从宏观经济调节看，税收是调节经营者、消费者行为的一种有效经济杠杆，国家往往根据经营者和消费者的“节约税款，谋取最大利润”的心态，有意通过税收优惠政策，引导和鼓励投资者和消费者采取政策导向行为，借以实现某种特定的经济或社会目的。

（5）目的性。税收筹划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减轻企业的税收负担。减轻税收负担一般有两种形式：一是在多种纳税方案中选择税负最低的方案；二在纳税总额大致相同的各方案中，选择纳税时间滞后的方案，这就意味着企业得到一笔无息贷款，通过税负减轻而达到收益最大化的目的。

（6）普遍性。从世界各国的税收体制看，国家为达到某种目的或意图，总要牺牲一定的税收利益，对纳税者施以一定的税收优惠，引导和规范纳税人的经济行为，这就为企业提供了进行税收筹划、寻找低税负、降低税收成本的机会，这种机会是普遍存在的。

二、税收筹划论文阐述了税收筹划的主要方法

1.税收筹划论文阐述了筹资过程中的税收筹划

不论是新设立企业还是企业扩大经营规模，都需要一定量的资金。可以说，筹资是企业进行一系列经济活动的前提和基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可以通过多种渠道进行筹资，如企业内部积累、企业职工入股、向银行借款、企业间相互拆借、向社会发行债券和股票等，而不同筹资渠道的税收负担也不一样。因此，税收筹划论文表明企业在进行筹资决策时，应对不同的筹资组合进行比较、分析，在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确定一个能达到减少税收目的的筹资组合。

（1）债务资本和权益资本的选择。就举债筹资而言，要考虑举债筹资费用，如发行债券要支付手续费和工本费等，而借款虽不需支付手续费和工本费，但要按借款合同金额的一定比例缴纳印花税，因此税款的缴纳作为筹资费用因素必须考虑。但是利用债务筹资，纳税人不仅可以获得利益收益额，而且负债利息可以在所得税前扣除，与不能作为费用支出只能以税后利润中分配的股利支付相比，负债筹资可以少缴所得税，获得节税收益。这样，企业在确定资本结构时必须考虑对债务筹资的利用。一般而言，如果企业息税前的投资收益率高于负债成本率，负债比重的增加可提高权益资本的收益水平。然而，负债利息必须固定支付的特点又导致了债务筹资可能产生的负效应，如果负债的成本率超过了息税前的投资收益率，权益资本收益会随着负债比例的提高而下降。因此也不是负债越多越好，随着负债比例的提高，企业的财务风险也就随之增大了。

（2）融资租赁的利用。租赁也是企业用以减轻税负的重要筹划方法。通过融资租赁，纳税人不仅可以迅速获得所需的资本，保存举债能力，更主要的是租入的固定资产可以计提折旧，折旧作为成本费用，减少了所得税的征税基数，少纳所得税，而且支付的租金利息还可在所得税前扣除，进一步减少了纳税基数。因此融资租赁的税收抵免作用极其明显。

2.税收筹划论文阐述了投资过程中的税收筹划

税收筹划论文阐述了企业在进行投资预测和决策时，首先要考虑投资预期获得的效益，其次要考虑收益中属于本企业的有多少。对投资者来说，税款是投资收益的抵减项目，应纳税款的多少直接影响到投资收益率，尤其是所得税对投资收益的影响更需决策者的重视。

（1）组织形式的选择。企业在设立时都会涉及组织形式的选择问题，而在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可供企业选择的企业组织形式很多，不同的组织形式税收负担不同。企业可以通过税收筹划，选择税收负担较轻的组织形式。

（2）投资地区的选择。企业需要对投资地税收待遇进行充分考虑，有时国家为了支持某些区域的发展，一定时期内对其实行政策倾斜，如现行对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西部地区等的税收优惠政策。在这些地区投资，有些税种可以少交或不交，这完全符合政府的政策导向和税法的立法意图。

（3）投资行业的选择。为了优化产业结构，国家在税收立法时，也做了相应的规定，以鼓励或限制某些行业的发展。因此，企业投资时选择投资何种行业也可以进行税收筹划，要结合实际情况，予以充分的考虑。

3.税收筹划论文阐述了经营过程中的税收筹划

企业以不同的方式筹集资金，并按照科学的方法投入企业后，其经营活动进入营运周转阶段，这一阶段集中了企业的主要经济活动，筹资、投资的效益通过这个阶段得以实现，而且自始至终包含着税收筹划。企业可以通过合理安排生产经营活动来进行税收筹划。例如，对于享受限期减免所得税优惠的新办企业，获利年度的确定也应作为企业税收筹划的一项内容。由于新办企业产品初创，市场占有率相对较低，获利初期的利润水平也较低，因此，减免所得税给企业带来的利益也相对较小。为了充分享受所得税限期减免的优惠，企业可通过适当控制投产初期产量及增大广告费用等方式，一方面推迟获利年度，另一方面通过提高产品知名度，充分挖掘其潜在的市场占有率，提高获利初期的利润水平，从而获得更大的节税利益。

三、税收筹划论文阐述了进行税收筹划应注意的问题

（1）遵守税法，依“法”筹划。税收筹划的一个显着特点在于合法性。不合法，就没有税收筹划。具体包括3方面的内容：一是以依法纳税为前提。二是以合法节税方式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进行安排，作为税收筹划的基本实现形式。三是以贯彻立法精神为宗旨，使税收筹划成为实现政府利用税收杠杆进行宏观调控的必要环节。

（2）税收筹划活动要充分考虑实际税负水平。影响税负实际水平的因素有货币时间价值和通货膨胀。货币时间价值对企业投资绩效及税负水平的最深刻影响，表现在现金流量的内在价值的差异方面。在税收筹划中，企业应提高应收现金的收现速度和有效比重，在不损害企业市场信誉的前提下，尽可能延缓税收支出的时间和速度，控制现金支付的比重。考虑通货膨胀因素会形成应税收益的高估，同时还应注意到通货膨胀也使得企业延缓支付税金，会达到抑减税负的效应。

（3）税收筹划要考虑边际税率。对税收筹划影响较大的税率不是某项税负的平均税率，而是其边际税率。边际税率是对任何税基下一个单位适用税率，也即对每一新增应税所得额适用的税率。在实践中，往往会出现“边际税率越低，税收收入越高，边际税率提高，税收收入反而降低”的怪现象，这反映了边际税率变化对纳税人心理的影响及对经济行为的影响。企业应通过对边际税率的考察，核算税收筹划的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合理开展税收筹划活动。新晨

（4）税收筹划要有全局观。税收筹划要从企业微观经济系统甚至国家宏观经济系统角度全面考虑，细致分析一切影响和制约税收的条件和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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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企业资源计划（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简称ERP）是20世纪90年代初由美国著名咨询公司Garner Group Inc。总结MRPⅡ的发展趋势而提出的一种全面企业管理模式，主要特点有：在MRPⅡ基础上，融合JIT、OPT、AM、全面质量管理(TQM)等先进管理思想，功能覆盖企业全面业务，并扩展到供销链上的有关合作方。ERP是建立在信息技术基础上，利用现代企业的先进管理思想全面地继承企业所有资源信息，为企业提供决策、计划、控制与经营业绩评估的全方位和系统化的管理平台。就企业内部而言，ERP系统连接各个管理环节，使其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企业的资源最大程度地发挥作用。它预测并平衡供需，是企业范围内进行预测、计划及指标的一套工具。它能够将客户与供应商完整地连接在一条供应链上，应用已证明的决策程序协调销售、市场、生产、采购、财务、新产品开发和人力资源等部门的运作。近年来实证研究，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很多企业单纯的认为实施ERP就是企业走向了信息化之路，就能提高企业的效率，降低企业的成本。因此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借助ERP来提高企业绩效，提高企业竞争力。但ERP的实施是一个艰巨复杂的工程，是一项高风险高成本的投资，它的实施会给企业带来各方面的影响，本文主要从企业绩效方面考虑。

本文接下来的研究框架如下：第二部分关于相关文献回顾;第三部分提出研究假设；第四部分为研究内容，包括数据收集，数据分析，研究方法和研究结果；第五部分研究局限和对未来的研究展望。

2 相关文献回顾

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信息技术的投资与企业绩效的关系产生了两种不同的观念，也就是所谓的IT生产率悖论。一种观念认为：IT投资与公司业绩（loveman, 1980; roach, 1987）只有很少,甚至没有关系（如Barua等人，1995；BRynjolf son, 1993; weil, 1992）。另一种观念认为：利用信息技术能较好的提高公司的财务业绩（Bharadwaj2000;demons and Row1991;Konsynski and Mc-Farlan 1990; Mata et al. 1995 ; McFarlan1984; Porter and Millar 1985)。ERP系统的实施能使企业快速的得到回报（SAP,2003a,b; Oracle, 2003a, b; Peoplesoft, 2003). Hunton等（2003）研究了ERP系统的实施对公司绩效的影响，通过比较实施ERP的公司和未实施ERP的公司的投资收益率，资产收益率，资产周转率，证实了ERP的实施对公司绩效的正相关关系。Poston andGrabski (2001),在ERP实施前后利用单变量测试法分析了四个财务指标，结果表明：ERP的实施提高了效率，雇员数量和雇员收入的比例减少了。国内也有一些学者如王立彦，通过实证分析了ERP系统的实施与公司业绩增长之关系。研究发现,实施了ERP系统的公司在整个财务业绩上要好于未实施ERP系统的公司。本文主要通过实证探讨ERP的实施是否能够提高企业的绩效论文格式范文。

3 研究假设

据美国生产与库存控制学会（APICS）统计，使用一个MRPⅡ(ManufacturingResources Planning,制造资源计划)∕ERP系统，平均说来可以为企业带来如下经济效益。

（1）库存下降30％~50％。这是人们说得最多的效益，因为它可使一般企业用户的库存投资减少40％~50％，库存周转率提高约50％。

（2）延期交货现象减少80％。当库存减少且很稳定的时候实证研究，企业用户的服务水平提高了。使用MRPⅡ∕ERP的企业的准时交货率平均提高55％，误期率平均降低35％，从而大大提高了企业信誉。

（3）采购提前期缩短50％。采购人员有了及时准确的生产计划信息，能够集中精力进行价值分析、货源选择，研究谈判策略并了解生产问题，从而缩短了采购时间，节省了采购费用。

（4）停工待料现象减少60％。由于零件需求的透明度提高，计划也做了改进，零件输送能够做到及时与准确，大大减少了生产线上的停工待料现象。

（5）制造成本降低12％。由于库存费用的下降，劳力的节约，人员和采购费用节省，支出减少等一系列人、财、物的正向效应，必然会引起生产成本的降低。

（6）管理水平提高。管理人员减少10％，生产能力提高10％~15％

尽管ERP的实施带来很大的经济效益，但也会遇到重重阻碍，首先人们担心ERP的实施会打破自己的饭碗，所以不愿接受，但实际上ERP系统在取消许多工作岗位的同时，又提供了许多的附带更多责任和价值的工作岗位，企业必须使全体员工清楚的认识到这一点。第二，ERP系统费用庞大。除了一些显性成本如软件成本，还有一些隐性成本，例如培训费用，ERP项目的咨询服务费用等。而且实证研究，ERP 作为一项投资,往往伴随着漫长的投资回报,在业绩提升方面的潜在利益不能在短期内实现(Nicolaou 2004)。此前,国外学者指出企业会因为ERP 的实施而持续一段时间的混乱状态,企业的业绩也会较实施前差(Deloitte Consulting ,1999) ,企业不会在ERP 实施后当即产生效益,必须等到员工熟练系统或企业流程顺畅后,效果才会逐步显现( Koch et al. ,1999 ;Ross ,1999) ,ERP 大约需要2 至5 年甚至更久才会对企业业绩产生正面影响(Deloitte Consulting ,1999 ;Daveport ,2000)。综上，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0: ERP实施后的公司业绩明显好于实施前的公司业绩。本文主要通过资产周转率（ATO）,资产收益率（ROA）和投资收益率（ROI）三个指标来衡量公司业绩。

4 研究内容

（1）数据收集

本文选取了截至2008年5月安徽辖区实施了ERP的上市公司，通过搜索引擎，上市公司网站，巨潮资讯提供的年报，软件提供商网站获悉了这些公司实施ERP的一些具体情况。通过比较ERP实施的前后两年公司的业绩指标衡量ERP的实施对公司的影响。在样本选取过程中，由于一些公司还未实施ERP,还有些公司在最近一两年才实施ERP，由于ERP实施周期长，目前为止还无法看出效果，所以选取了20个有效样本，大部分属于制造类公司。

（2）数据分析

对公司业绩衡量主要用三个指标ROA,ROI,ATO。ROA 作为衡量公司业绩的指标主要是因为它是公司的盈利能力和经营效率的综合体现( Skousen et al.,1998) , 经常被用公司整体业绩的指标。这里之所以使用ROA指标是因为ERP系统的实施本身就是提高公司的盈利能力和经营效率（Brackely,1999;Schaeffer,1996）。企业实施ERP就是为了获得更多的回报，因此用投资收益率（ROI）作为衡量业绩指标。资产周转率（ATO）是衡量企业资产管理效率的重要财务指标，在财务分析指标体系中具有重要的作用。总资产周转率是综合评价企业全部资产经营质量和利用效率的重要指标。本文采用ERP实施前后共四年的数据，其中A1表示实施一年后，A2表示实施两年后，F1表示实施一年前，F2表示实施两年前。表1是ERP实施前后各个指标的平均值，表2是实施前后各指标的最大，最小值。

表1 ERP实施前后指标均值对比统计

 

时间

指标

F2

F1

A1

A2

ROA

0.0478

0.0409

0.0365

0.0247

ROI

0.0061

0.0244

0.0522

0.0348

ATO

1.0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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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市公司的众多财务指标中，资本结构反映地是上市公司的资金来源问题，合理的资本结构是上市公司资金链顺畅的重要保证，也是公司正常经营运转的重要保证。顺畅的资金链可以提高上市公司的风险抵抗力，稳定股票价格。投资者可以从上市公司年报中获取上市公司相关的财务信息来分析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合理性，据此进行的判断、分析该股票未来的表现，从而指导投资者采取比较理性的投资取向。本文立足于普通投资者的角度，以股票价值分析作为投资的出发点，探讨资本结构与股票价值的相关性，以资本结构作为自变量，股票价值作为因变量，在研究过程中采用现金流折现法，通过建立数学模型，进一步尝试计算出在股票价值最大化的情况下，资本结构所处的区间或者数值，以便投资者在选取股票时进行比对和参照。

一、研究假设及变量选取

基于前人的研究，本文作出两个假设，一是我国上市公司的行业资本结构的均值逼近最优资本结构。二是资本结构由债务和普通股构成。

本论文主要研究资本结构和股票价值之间的相关性，选择现金流量有关的财务指标作为控制变量，同时将现金流、资本成本和预测期纳入其中，自变量采用以账面价值计量的资产负债率。由于很难得到关于上市公司估计债务价值的财务信息，故本文实证研究的因变量选用了公司整体价值作为反映股票内在价值的财务指标，因为股票投资重点的是股票的内在价值，只有股票的内在价值高于投资者的购买价，投资者才能够真正的获利。根据我国经济规划政策一般保持五年不变的宏观经济环境，和即将开始的“十二五”规划 ，实证研究时预测期选取5年。

二、模型的建立及样本的选取

(一)模型的建立

根据公司现金流量折现公式，以表示资产负债率，Y表示股票价值，建立模型：

其中，

DC为税后债务成本，SC为股权成本，RV为营业收入，NOPM为营业利润率，T为所得税占营业收入的比率，NR为净投资率，YR为营运资本率。

为了使测定的自由现金流量F更贴切公司的真实情况，论文在计算时均选用各指标三年的平均数，根据各财务指标之间的内在联系，预测未来五年的自由现金流量。

债务成本采用国家规定的银行贷款利率作为上市公司的税前债务成本相对来说比较有说服力。故论文将采用2010年12月26日调整后的平均年利率，即债务成本取值为5.926%。

股权成本根据投资收益率=无风险收益率+风险投资收益率的公式，分别确定各因子的数值。无风险收益率参照国家当前已发行的中长期国库券利率的平均水平近似取值3.83%，市场预期报酬取电力行业近五年国内上市公司在剔除异常值后的平均净资产收益率10.94%，值则参照雅虎网站和和讯网站的价值评估模块公布的上市公司的近似取值。

(二)样本的选取

由于不同行业之间的资本结构会因为行业的经营方式、行业产品的生命周期、行业产品的竞争格局等因素的不同而存在较大的差异，论文选取选用2007年――2009年沪深两市A股市场的电力行业作为实证研究的样本，并进行了如下的处理：（1）剔除ST和*ST的上市公司；（2）剔除了IPO当年及以前年度的数据；（3）为了反映行业的整体情况，剔除了变量中的最大值和最小值。经过筛选后，本文最终获得的样本数是50个。

论文原始数据来源于上市公司2007年至2009年公开披露的中期报告和年度报告、电力行业网站和金融界等网站。

三、样本分析

(一)相关分析

为了检验各因子对股票价值的影响情况以及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利用excel的数据分析功能求得的相关系数如表1。

论文主要研究的是资本结构对股票价值的影响，从相关系数表看，资产负债率与股票价值的相关系数为-0.79732，约等于-0.8，则资产负债率与股票价值存在很高的相关性；股权成本与股票价值的相关系数为0.959912，属于高度相关，再不探讨股权成本的影响因素，依据股权成本与资产负债率的相关系数判断，二者属于中度相关；其他因素对股票价值的相关系数绝对值较小，与股票价值的相关度不显著。

(二)回归分析

对股票价值和资产负债率进行回归分析，得到的拟合直线图，见图1。

由拟合直线图分析股票价值和资产负债率二者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具有很显著的非线性关系，由此设定股票价值和资产负债率之间的回归方程为：

Y=β1 *X2+β2*X+α 式（*）

令X1= X2，X2= X，从而将多项式方程式（*）转化为多元线性方程：

Y=β1*X1+β2*X2+α

对Y、X1、X2利用excel进行回归分析，分析的结果如表2、表3。

回归分析中R2（ R Square）是衡量回归线的拟合优度，由于R2越大则表示拟合优度越高，由回归分析结果看，R2=0.627934249说明回归分析的拟合优度不错。

Significance F和P-value也是检验拟合优度的重要的衡量标准，有F（0.01）=5.718，分析的结果是F=28.67448较大，说明拟合优度很好，而且还通过了F显著性水平的验证；回归分析中Significance F等于0.011083505趋近于0，具有较强的拟合显著性。P-value以0.05为分界点，小于0.05说明变量通过了T检验，X1 、X2的P-value值分别是0.011805和0.021623均小于0.05，说明我们的回归分析拟合优度很好。由此则可以得到拟合方程的系数分别为：β1=-1158725829200.42，β2=1154139404729.60，α=281795198.40，那么该拟合方程为：Y=-1158725829200.42*X1+1154139404729.60*X2+281795198.40

又由于前面假设X1= X2，X2= X，最终求得回归方程式为：

Y=-1158725829200.42*X2+1154139404729.60*X+281795198.40 式（**）

由式（**）的形式可以知，Y是关于X的开口向下的抛物线，又因为X2 和X前面的的系数符号相反，该抛物线的对称轴-b/2a>0, Y(0)= 281795198.40>0,则可以判断Y存在关于自变量X的最大值。

Y取得最大值时，

X=-b/2a=-1154139404729.60/（2*-1158725829200.42）

=0.498020919

≈0.4980

也就是说当股票价值最大时，电力行业的资产负债率0.4980。

四、结论

通过对我国电力行业上市公司样本的统计分析可以看出，我国电力行业上市公司资产负债率与股票价值是相关的，并且存在较高的相关度。在此基础上，利用回归分析模型得出的回归方程最终验证了资产负债率与股票价值二者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得出资产负债率为0.4980时股票价值最大。

参考文献：

[1]胡援成.企业资本结构与效益及效率关系的实证研究.[J]管理世界，2002,(10)

篇10

一、我国高额外汇储备的负面影响

（一）引起高额机会成本

外汇储备的持有是要付出相应的成本的。外汇储备资产必须具有足够的“流动性”，以确保其日常功能的正常发挥。然而，足够的流动性往往是要以较低的盈利性要求为代价的。外汇储备是一种实际资源的象征，持有外汇储备的机会成本是国内资本生产率减去持有外汇储备的收益率。世界各国的外汇储备既不能存款于国内的银行，也不能投资于国内的有价证券，而只能存款于外国银行或购买外国的国债等有价证券。由于国债等有价证券流动性强、收益性高，所以，世界各国的外汇储备大都投资于外国政府发行的国债等有价证券。所以持有外汇储备，实际上就相当于向储备货币发行国提供低利率的贷款。

（二）造成内资挤出效应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全方位地对外开放，这种经济发展模式以出口导向为主，其核心是依靠国际市场。其实像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在经济发展的某个特定时期或某些特定的区域，采取这种发展模式效果应该是显著的，但是如果将其作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长期发展战略，恐怕是不可取的。这种发展模式的一个弊端就是，为求得眼前的经济增长，把出口放在战略高度，结果必然导致巨额贸易顺差，并积累成超额外汇储备，其实质是本国的资源大规模地净输出；另一方面，外汇储备大增，导致外汇占款过多，而引起基础货币投放过多，在实行信贷规模控制的条件下，这势必会减少商业银行的信贷放款。

（三）给人民币带来继续升值压力

外汇储备规模的迅速增长，加大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外汇储备越多，国内外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越高；人民币升值的预期提高，又加大了外资流入，使外汇储备进一步增加，更增加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可见，外汇储备快速增长给央行汇率政策的实施带来严重麻烦。另外，从结构上看，我国外汇储备大部分是美元和美国国债，蕴藏着巨大的汇率风险。美元每下跌10%，中国就将蒙受几百亿美元的损失，2004年美元的狂跌至今让人心有余悸。虽然近时期伴随着美元的升值，我国外汇储备的美元和美元资产在升值，但从长远看，美国的“双逆差”难以支撑美元强势，美元仍有下跌趋势，因此大量储备美元还是具有一定风险。

二、我国外汇储备持续增长的主要原因

（一）国民经济发展

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是我国外汇储备激增的最根本原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1994年一2007年GDP平均增长率为9.24%，这种高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外贸拉动”和“外资拉动”，而经济的快速发展又推动了我国外贸的发展。

（二）我国相关制度的影响

较严格的外汇管理体制和相对平稳的汇率。我国的外汇管理措施较为严格，对进出口商实行的是强制结售汇制度，企业外汇通过国有商业银行的渠道进入了央行，使得本应由企业或银行持有的外汇资产转移到了政府手中。因此，我国外汇储备中包含大量的企业外汇，这与西方国家外汇储备仅含官方储备是不同的。在前述因素导致外汇供大于求的压力下，为了稳定汇率，人民银行不得不将多余的外汇买进，结果导致外汇储备快速增加。

（三）投机性资本的大量涌入

对人民币未来必然升值的预期导致大量投机性资本流入中国，尤其是2001年以后投机性资本流入中国增长非常快。投机性资本流入，也是近期外汇储备高速增长的重要原因。投资者出于套利的目的会投入更多的投机资本，从而导致投机性资本大量流入我国，导致外汇储备的“虚高”。

四、消化我国高额外汇储备的主要对策

（一）提高外汇储备的运营效率

按照Fitch Ratings （惠誉国际评级） 的测算，2006年中国外部资产收益率仅为3.6%，其中外汇储备的比重高达69%，由此推算外储的投资收益率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而此次通过发行特别国债置换出一部分外汇储备交由SIC来进行商业化经营，无疑会提高外储的投资收益率。如果按照SIC年收益率10%来推算，外储的投资收益率将提高至5.35%左右。

（二）“藏汇于民”政策的落实

改革我国的外汇管理体制，割断外汇储备与货币供给之间的内在联系，变“藏汇于国”为“藏汇于民”。我国房地产投资过热和房价上涨在很大程度上是资金拉动，而这部分资金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外汇占款，如果我们改革外汇管理体制，变“结售汇制”为“企业留存制”，就能使中国人民银行从外汇市场“做市商”角色中解放出来，成为外汇市场上独立的第三方和监控方，进而割断了外汇储备与货币供给之间的内在关系，变“藏汇于国”为“藏汇于民”。

（三）维护股市的健康发展

对于储备货币，最大的风险就是利率风险和汇率风险，只有建立合理的币种结构，有效避免风险，才能保证储备资产的安全稳定，从而在安全的基础上盈利。为了将外汇储备的利率风险和汇率风险降到最低，我国应根据各个币种的利率和汇率变动情况选择时机调整和优化外汇储备的结构。

（四）实现外汇储备多元化可以带来一系列的好处

首先，可以摆脱对单一货币的过分依赖，减少或避免了因美元汇率剧烈波动而导致的外汇储备价值不稳定的风险，并促进各储备货币发行国加强国际金融的合作与协调；其次，使各国选择储备货币的余地扩大，增加了各国调整储备币种的灵活性、进行国际支付的便利性以及实施本国货币政策的自由度，从而避免因采取强制性紧缩政策纠正国际收支不平衡而对本国经济产生不利影响因此，积极的外汇储备管理显得特别重要。

参考文献：

[1]苏多永，张祖国.高额外汇储备对我国房地产市场的影响.200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