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博士论文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文学博士论文，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礼学研究可分为四类：以礼经以及其它儒家经典中记载的礼为对象的礼经学，主干是三礼学，涉及对其它儒家经典(“十三经”)中记载的礼的研究;以仪制的撰作和仪制的研究为对象的礼仪学;对礼的本质、价值、功能和历史作用等问题进行理论性的论证和阐发的礼论;由礼在中国的泛化现象滋生的泛礼学。礼学研究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一直是显学。孙诒让《周礼正义》是中国传统礼学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也宣告了传统礼学时代的终结。经过三四十年的沉寂后，礼学研究在我国学界逐渐得到复苏和重振，推出了一些相当分量的成果。特别是曹元弼、沈文倬、陈戍国师生三代，前后相续，成为20世纪以后礼学传承中引人注目的一脉。复旦大学杨志刚教授认为，现代礼学研究有以下特点：一是从比较早的时候起，就注意到从文化的角度审视中国古礼。“文化”概念的导入，给礼学研究这门传统学问注入了新的研究意识，二是形成了一种多学科、多方位的研究态势，拓展了现代礼学的研究领域，三是注重古代文献资料与新发现的考古资料、古文字资料以及民族学资料的互相印证，四是以沈文倬、杨宽等为代表，初步建立起新的研究范式。

二、选题背景及其意义

《说文解字》不单单是一部学术著作，该书对中国古代政治社会发展的影响也十分深远。XX年11月在河南漯河召开了首届许慎文化国际研讨会，学者对《说文》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近代以来，戴震提倡以训诂明义理，学者多受其影响，致力于小学，但研究者多偏重于文字、音韵、训诂之学，将其当作经学附庸。实际上，《说文》“天地鬼神山川草木鸟兽 虫杂物王制礼仪世间人事莫不毕载”，几乎是许慎时代社会生活的实录，有关当时社会生活的典章制度、名物、思想等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反映。对于这样一个宝贵的文献资源，历代研究者虽用力颇勤，但鲜有学者从社会学方面来研究，更没有从礼学的眼光来研究《说文解字》的。利用文献典籍及考古出土资料并参之于民族学资料来研究古礼已成共识，但利用《说文解字》以及相关古文字资料来从事礼学的研究还是一片空白。

社会生活一方面由语言文字所反映，另一方面也在语言文字的发展中发挥着能动的作用。在中国古代，礼几乎是无所不包的社会生活的总规范，影响、浸至制度、器物、行为、观念形态各个层面。以儒家经典“六经”言，皮锡瑞《经学通论·三礼》就说，“六经之文，皆有礼在其中。六经之义，亦以礼为尤重”，曹元弼先生说：“六经同归，其指在礼。《易》之象，《书》之政，皆礼也”。许慎生活的时代，今古文争论激烈，“五经无双”的他不可能不在其著作《说文》时烙下礼的痕迹，反映自己的礼治思想。包括三礼在内的先秦典籍以及当时的礼既是许慎撰作《说文》的资料来源，也为其提供了编写撰作的指导思想，还提供了一种据礼释字的研究方法。研究《说文解字》，领悟作者的微言大义，可以更本真地认识中国古礼。

因此，把《说文》研究同中国古礼研究结合起来，运用礼学来研究语言学和运用语言学来研究礼学，准确地揭示其内在关联，既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把握语言文字的发展规律，又为我们准确地认识古礼开辟了另一条途径，丰富扩充礼学研究的视野。

三、研究内容

《说文》引称的礼书。许慎在《说文》叙目里说，“其称易孟氏，书孔氏，诗毛氏，礼周官，春秋左氏，论语、孝经皆古文也，其与所不知，盖阙如也”，引用的礼书是《周礼》，此外许慎还引用《礼记》等先秦礼类典籍。对《说文》引用的礼书进行系统的整理，并对相应内容与今本进行比较，研究许慎引称礼书的依据和规律。

《说文》记载的古礼。《说文》保存了有关上古礼方面大量的重要信息，反映出先民们用礼行礼的痕迹，成为今之学者探索古礼的渊薮。许多精蕴的解说，资料性甚强，有助于考史和印证古礼。如：《说文》卷一上玉部：“瑁，诸侯执桓圭朝天子，天子执玉以冒之似犁冠。《周礼》曰：‘天子执瑁四寸’”;十三下土部：“圭，瑞玉也，上圆下方。公执桓圭九寸，侯执信圭，伯执躬圭，皆七寸;于执蒲璧，男执谷璧，皆五寸，以封诸侯。从重土。楚爵有执圭。”这是由瑞信礼仪说明等级制度。这一部分的研究将依据古礼的五分法进行分类梳理。

《说文》表述的汉礼。《说文》一书，大量记载当时的社会生活，尤其是礼教、礼制、礼论等，某种程度上是一部反映当时礼制礼俗的文献，可以看作是研究汉礼的一个可靠的资料来源。如第三部示部释祜和十二部释庄皆曰“上讳”，反映当时的避讳之礼。

《说文》涉礼小篆的追源。许慎博综篆籀古文之体，发明六书之指，因形见义，分别部居，可以上溯造字之原，下辨分隶行草递变之迹。清代学者孙星衍说：“说文不作，几于不识六义，六义不通，唐虞三代文字不可复识，五经不得其本解。”将结合古文字演变和当代语言学研究成果对涉礼小篆进行词源学上的研究。

《说文》古礼名物制度铨释。经礼为三代制作精意所存，有非可仅执义理以求之者，固必释训诂，铨名物，征制度，而后义理乃现。《说文》分类别目、以类相牵，具有百科全书式的广博性，古礼许多名物赖《说文》而存之。本部分将按礼仪、礼器以及礼物等进行研究。

经礼与《说文》释字体例。许慎在叙中说：“《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一曰指事，二曰象形，三曰形声，四曰会意，五曰转注，六曰假借”，细考经礼，其中训诂之语多为许慎所用，其行文体例、风格亦多受礼经影响。本部分将考证经礼对《说文》成书的影响。

文字演变与古礼变迁。 三代之时，礼乐大行，“郁郁乎文哉”，学出于官，文字受官方绝对控制，看起来比较统一。战国之际，礼崩乐坏，私学昌盛，文字形体急剧变化。始皇隆法黜儒，有仪而无礼，虽欲“书同文”，但秦书实有八体。汉初，礼久不行，古今文字交接过渡，文字写法纷呈不一，点画出入随便。至汉武废黜百家，独尊儒术，文字虽稍稍统一，但数百年之流毒，非竟日可除，《说文》成书前后的碑刻文字，也是别体繁出。这一部分研究礼之变迁与文字演变的内在关联。

经礼今古文之争。两汉之际，礼经学特别是《周礼》之学，在东汉经学的发展过程中，处于枢纽的地位。极力推崇古文经学的许慎是古文经学大家，在撰写《说文解字》时吸收了大量古文经学的成果，但也有极少部分吸收了今文经学的优秀成果。这一部分结合许氏所著的《五经异义》，参之以同时之贾马何郑，研究两汉经礼今古文之争。

《说文》礼治思想。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对同一社会文化现象的解释是不同的。许慎虽没有专门的礼学专著，但他的礼学思想在《说文》的注释及编排、所用资料的引称等方面得到体现。如在释玉有“五德”，提出“仁、义、智、勇、洁”之说：“玉，石之美有五德，润泽以温仁之方也，(角思)理自外可以知中义之方也，其声舒扬尃以远闻智之方也，不橈而折勇之方也，锐廉而不技絜之方也。象三玉之连丨其贯也，凡玉之属，皆从玉。”研究《说文》包含的礼治思想，可进而推衍出许慎的礼学思想。

四、研究工作的重点与难点，拟采取的解决方案

研究重点：许慎的礼学思想。许慎“五经无双”，《说文》出后，同时代郑玄注经，晋灼写史已多加引用，许氏对我国古代文字的发展自然功不待言，其礼学思想也意义非浅，上升、提炼其礼学思想，可以发现当时的思想发展轨迹。研究许慎的礼学思想必须放在当时的社会大背景之中，通过与许慎同时代的经学家的活动考察中，发现与之相关的信息，确保其思想研究的真实、完整性。

难点之一：礼古文字知识。《说文》里集中整理保存了上古汉语的语音、词汇资料。在研究礼类文字的词源时，必须把握古代文字的演变规律和轨迹。古文字的研究涉及文字、音韵、训诂三个方面，而三者往往又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例如，从文字上考察， “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 但同时，“声在文之先，意在声之先”，即声音是用来表达意思的，而文字是用来记录声音的，“故凡发音部位相同的字，其义多相同或相近”，由此可见文字与读音关系也非常密切，要求研究者必须有扎实的古文字研究功底，这种素质就是相当艰巨的挑战。

难点之二：礼今古文之争。根据许慎的《五经异义》，两汉的群经各家学说，存在今文、古文两派的基本界限;两派的区分标准，又在礼制。晚清的廖平发挥许慎的观点，进一步指出：“今学博士之礼制出于《王制》，古文专用《周礼》，故定为今学主《王制》、孔子，古学主《周礼》，然后二家所以异同之故灿若列眉，千谷百壑得所归宿”。经学今、古文分派问题十分复杂，虽然研究者虽众，但聚讼千载的学术问题还须探讨。

对于上述难点和重点，拟在熟悉掌握典籍和综合分析文献训诂材料的基础上，充分发掘和吸收前人研究成果，从中稽核出符合历史面貌的结论来。

五、论文工作量及进度

论文涉及《说文》学及古礼两大艰深学术领域，工作量浩大，体现在：

艰深的文献阅读：研究者必须对《说文》及三礼有充分的阅读和准确的理解，这些文献内容艰深、专业性强。另外须对前辈礼学与《说文》学的研究成果很好利用，对许慎时代的历史面貌有准确把握，需要古文字学方面的坚实基础，这些都需要大量的前期准备工作，也就是说要有大量坚实的文献阅读作为基础。

繁重的文献梳理。 作为交叉领域的开创性工作，只有在大量的资料占有、整理后并进行仔细认真和富有发散性的分析、归纳后，才能发现二者之间可能存在的内在联系，材料梳理的过程也是一种创造的过程，哪些有用，哪些会产生误导等，研究者应当正确处理。

严密的论证推理。许慎本身流传下来的资料并不多，前人的研究成果也大都集中于文字学研究方面，这项研究提出的许多新观点新结论必须有缜密的论证，运用严密的推理方法对观点进行支撑。

论文进度：

XX年6月前 完成本项研究的资料收集与文献阅读

8月前 《说文》引称礼书的整理

10月前 《说文》记载的古礼疏证

12月前 《说文》记载的汉礼考订

XX年2月前 《说文》涉礼小篆的词源学研究

4月前 《说文》记载的古礼名物制度考证

6月前 三礼与《说文》行文风格特点研究

8月前 经礼今古文之争的历史考察

10月前 《说文》礼学思想研究

12月前 文字演变与古礼变迁关系

XX年4月前 学位论文的润饰

6月前 论文答辩

六、论文预期成果及创新点

论文预期成果：专著及系列论文。

创新点：

1、开辟《说文》学研究的新领域，从历史文化的角度研究《说文解字》，特别是从礼学的角度系统地进行研究，本研究尚属首创，并为今后与其他儒家经典的结合研究奠定基础，形成《说文》说经系列。

2、研究许慎的礼学思想。研究说文者虽众，但尚无对许氏学术思想尤其是礼学思想进行探讨。研究许慎的学术思想可对经学的今古文之争提供材料学上的支持。

3、开创古礼研究新思路，也就是说，对礼学的研究可以从古代文献、地下出土、民族学资料“三重推理”法扩充包含古文字资料的“四重推理”法。

七、完成本课题拟阅读的主要文献

1、《殷墟甲骨刻辞摹释总集》 姚孝遂主编 中华书局

2、《金文编》 容庚先生编著，张振林马国权摹补 中华书局

3、《积微居小学述林》 杨遇夫先生著 中华书局

4、《说文解字注》 段玉裁撰 巴蜀书社

5、《说文通训定声》 朱骏声撰

6、《说文句读》义筠撰

7、《说文解字义证》 桂馥撰 中华书局

8、《古文字类编》 高明编 中华书局

9、《经典释文》 陆德明著 中华书局

10、《史记》(附三家注)司马迁著 中华书局

11、《汉书》 班固著 中华书局

12、《后汉书》 范晔撰 中华书局

13、《三礼汉志疏证》 刘善泽撰 岳麓书社

14、《十三经注疏》阮刻影印本，中华书局

15、《周礼正义》 孙诒让撰 中华书局

16、《仪礼正义》胡培翚撰 清经解续编本

17、《礼记集解》孙希旦撰 商务印书馆

18、《仪礼图》张惠言著 清同治九年楚北崇文书局重雕本

篇2

中国传统文化里的“中”并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还是一个历史概念和文化概念。中国古人对时空的把握和体认，源于对自然及其变化的观察。我们的先人认为，大地是一个正方形的平面，中国处于大地的中心，中国之外有四夷，四夷之外有四海。而大地的绝对中心就在中原地区。在中国人独特的宇宙观念下，郑州登封成为中国早期王朝建都之地和文化荟萃的中心，中国几大主流文明———儒、佛、道都在这里建立了弘扬传播本流派文化的核心基地，这里也成为人们测天量地的中心，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正是“中”文化的物质体现。“镇服四海、夸示外国”的礼制文化，“传道济世、兼容并蓄”的书院文化，“慈航普度、仙真仪范”的宗教文化，“经世致用、求真求理”的科技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之精华多辐辏在此，并成为中国文化生命力和创造力的源泉，辐射四方。

2010年8月1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列为世界文化遗产，这表明了国际视野对中原文化“中”之特性的普遍体认，也昭示了对内包容、对外开放的中原人文精神已经成为世界人民的宝贵财富。

中原人文精神之“中”，更体现在它对异质文化的巨大包容性和改造功能，以及它的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包容精神上。“中原文化通过经济、战争、宗教、人口迁徙等众多渠道，吸纳了周边多种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实现了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思想观念的全面融合与不断升华。……如中原地区的大汶口文化就是东夷集团的海岱民族和中原民族交往、融合的结果；郑州大河村遗址中出土的一些富有山东大汶口文化特征的陶器，说明中原文化在那时就开始吸收周边文化成果，熔铸自己的文化。胡服、胡乐、胡舞、胡人食品在汉唐间传入中原，都融入中原文化之中。世界其他地区的宗教基本都具有排他性，但是作为外来宗教的佛教传入中原，却被本土的儒道文化所接纳，成为中原文化和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农”文化传统

“农业最早是在中原地区兴起来的。中原农耕文化包含了众多特色耕作技术、科学发明。裴李岗文化有关遗存中出土了不少农业生产工具，为早期农耕文化的发达提供了实物证据，尤其是琢磨精制的石磨盘棒，成为我国所发现的最早的粮食加工工具。……三皇之首的伏羲教人们‘作网’，开启了渔猎经济时代；炎帝号称‘神农氏’，教人们播种收获，开创了农业时代；大禹采用疏导的办法治水，推进了我国水利事业的发展，也促进了数学、测绘、交通等相关技术的进步”。

历史悠久的农耕文化，丰富了中原人文精神的内涵。中原文化的基本价值观可以归纳为八点，即：和谐共存的自然观念，和谐共处的社会观念，反分重合的国家观念，以人为本的人学观念，知行并重的求知观念，有所作为的人生观念，重德守信的伦理观念，尚俭节用的经济观念。这八点今天已作为普遍价值被中国人接受，并成为中国文化秉持的基本原则，但在其根源处，这些价值观却是中原农业文明的孕育和滋生的结果。其中，像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它的前提就是因农业劳动而形成的人对土地的依附关系；人与他人的和谐共处，则是乡居者围绕土地形成固定社群后，协调利益关系必须持守的原则。同时，中原地区形成的国家形态，具有典型的家国同构、家国一体的特征。国家观念上的反分重合，是农业民族重视家族血缘、社群和谐的自然延伸。而所谓的以人为本、有所作为，其前提也是因为土地首先为人的生存提供了一个不可更移的衡量，然后才有了人不断扩张其实践力的变量。

“商”文化传统

中国商人、商业和商业文化的起源在中原，是考古学界、史学界的共识。郑州商城遗址是中国商代都城的遗址，1955年发现并开始发掘，1961年被国务院列为中国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商朝人擅长贸易，“商人”称呼即来源于此。由此可见，郑州正是商业文明的起源地，也因此留下了商业文明的诸多佳话，如“新郑人弦高，在经商途中遇到了秦师入侵，以自己的十五头牛为代价智退秦军。……第一个由政府颁布的保护商人利益的法规《质誓》就诞生于春秋时期的新郑……最早的商家诉讼条例也发生在春秋时的郑国即今郑州……清代巩义的康百万家族，更是写下了‘富过十二代、历经四百年而不败’的商业神话。由此可见，中原商业文化在中华文化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中原文化传播工程的顶层设计

中原文化源远流长、内容丰富，要对中原文化进行有效的传播，必须把握好中原文化传播的指导方针、基本内容和实现路径，具体来讲，主要应把握好以下几点。

（一）提炼关联文化元素

中原文化博大精深、涵盖面广，因此需要对丰富的中原文化加以分析、梳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从中提炼出那些有助于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体现当地文化整体风貌的优秀文化。因此，应按照地缘相连、文化特质相同、历史阶段相近、外在形象相似等原则进行顶层设计，对中原文化资源进行梳理分类，通过提炼关联的文化元素，聚焦品牌的核心元素，彰显中原文化的整体魅力。

（二）确定中原文化传播主题

根据上文对中原文化传统的提炼，可归纳出四大中原文化传播主题：第一，依托新郑黄帝故里、始祖山、拜祖大典、炎黄文化节等核心元素，体现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和自强不息的指向，策划“叩祖寻根”文化主题，弘扬源远流长、团结统一的爱国精神；第二，依托“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嵩山自然人文景观等核心元素，体现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指向，策划“天地探中”文化主题，弘扬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包容和创新精神；第三，依托裴李岗遗址、大河村遗址等核心元素，体现自然和谐，内敛自足、低碳环保的指向，策划“重农兴邦”文化主题，弘扬顺应自然、和谐共处的和谐精神；第四，依托商城遗址、康百万庄园、现代城市商业等核心元素，策划“商道在豫”文化主题，体现诚、信、义、恕、让的指向，弘扬艰苦创业、开放进取的创业精神。

（三）选择有效的传播路径

文化传播要取得良好的传播效果，就要发挥文化的渗透力，使文化具备更广泛的大众基础和更强的影响力，使之具有持续性。纵观文化发展和传播的历史，可以发现，文化传播主要通过商贸活动、人口迁徙、教育等途径进行，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大众传媒逐渐成为现代文化传播的主要手段。中原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正根”“正道”“正宗”“正统”，对其进行弘扬传播就要切实使其成为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为经济建设、社会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中原文化传播要综合运用多种手段，通过多种途径，不断扩大中原文化的影响力和辐射力。

中原文化的弘扬与传播

按照以上中原文化传播工程的总体设计，中原文化传播主要通过以下途径进行。

（一）开展系列宣传活动，加大宣传推介力度

以文化宣传部门为主体，统一部署，开展系列宣传活动，宣传中原文化的魅力和神韵。首先，通过举办全国乃至国际性的规模较大、层次较高的推介宣传活动，利用全国各地的文化场所和国内主流媒体充分展示中原文化，提升中原文化的影响力和辐射力。如继续在北京、上海、深圳等大城市举办“中原文化周”“中原文化行”等大型活动。其次，在河南省境内举行全国或国际性质的展览和演艺活动，如大型文艺晚会、戏剧戏曲演出、图书节、书画摄影展等，吸引人们的注意力，为河南作为中原文化核心区域的形象造势，形成一个关注中原文化、学习中原文化、研讨中原文化的热潮。

再次，各级文化宣传部门要为中原文化的宣传与推广提供强有力的政策和组织保障，把中原文化宣传工作“作为一项有组织、有系统、有计划的长期工程，每年都应当确定一个面向国际、国内市场的推广主题，有系统地推广中原文化。要围绕推介活动主题，以新的思路、新的国际视野、新的科技能力、新的文化传播载体，以开放的姿态与心胸，充分发挥自己的历史和资源优势，设计丰富多彩的推广活动，搭建交流的平台和对外文化营销的渠道，使民众能够系统地了解中原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精髓内容”。

（二）充分利用媒体媒介，扩大宣传范围

动用一切可利用的各种媒体，实现跨媒体联动宣传。借助出版传媒，出版中原文化系列丛书，以中原文化为主题参加各类书博会和图书展。借助新闻传媒进行中原文化同一主题的文字版、音频版、视频版同步报道。借助影视媒体，推出以中原文化为内容的影视作品和动漫作品。借助新兴媒体，在门户网站上开设“文化中原网上巡礼”大型专题，不断更新有关栏目之下的音视频、图片、文字等。通过专业机构设计研发“中原文化”智能手机终端应用软件，实现“中原文化尽在掌中”。拍摄中原文化系列电视纪录片，在电视台、电台网站同步播出，同时通过网站提供下载，通过报纸刊登解说词、编创人员创作体会和观众的观后感，全方位宣传中原文化。

（三）不断推出精品力作

品牌经济时代的品牌效应反映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但在文化产品和文化产业中表现得最为突出。一个文艺巨星、一部精品佳作的市场号召力和现实影响力，是一般的数量叠加所难以企及的。所以，中原文化的有效传播离不开名人名作的精品化。

首先，整合资源，有计划地宣传河南名人，可以利用系列丛书、电视系列片等打造河南名片，通过他们的成就扩大中原文化的影响。其次，加大人才培养，特别是培养大量民间文化艺人、非物质遗产文化传承人、文化专业人士，抓紧培养、推介具有全国影响的名作家、艺术家、学者、教授、编辑、记者、主持人、出版家、创意家、文化经纪人等，通过他们的创造加工，不断把各种优秀的文化资源加工整合成具有较高附加值、较高艺术含量的文化产品，在文化产品的推销和推广中传播中原文化。

再次，借助优秀人才的聚合和综合优势的发挥，推出更多代表中原形象、风貌和精神的各类文化精品，创作出值得人们永久记忆的文化力作。加强对文化品牌精品力作的宣传推广，运用各种媒体、公共文化场所等传播渠道，开辟专门频道、版面、场地，展演、展映、展播、展览中原文化的精品力作。组织文化学专家在电视台推出系列讲座，通过讲故事的方式全面、系统、生动地讲解中原文化。重视把传播中原文化和人民现代文化生活密切结合，用底蕴深厚的中原文化引领百姓的文化消费，如旅游、度假、健身等。

篇3

博士生教育是当代国际上公认的正规高等教育的最高层次。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和数量是衡量一个国家高等教育发达程度和文化科学发展水平及其潜力的一个重要标志;它不仅关涉一个国家人才培养的整体质量,而且影响到一个国家科学创新能力的储备与民族文化的传承,以及与之相关的学术声誉与民族形象。

我国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生教育始于1985年。该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开始招收第一批新闻学博士生。直到上个世纪末,我国先后有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武汉大学等四所高校和中国社科院拥有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共设置了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5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3个。在这15年间,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一直在稳步发展,培养了一批活跃在新闻传播学术界的出色人才,产生了一批优秀的学术成果,同时也积累了一定的新闻传播顶尖人才的培养经验。进入新世纪后,在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快速发展、且重点建设研究型新闻传播学教育体系的要求在许多高校日益高涨的形势下,经过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传播学科评议组的两次评审,又先后有清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北京大学、四川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暨南大学、浙江大学、上海大学、厦门大学和政治学院等十所高校获得了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新增设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6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7个。应该说,经过这两次评审,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有了一次整体规模的推进,打造了一个更宽广的高层次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平台,形成了竞争与合作的整体态势;对于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来说,这可谓是一次大的“跃进”。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量的增长、规模的扩大并不必然带来新闻传播博士生教育质的提升。尤其是在今天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整体规模迅速扩张的背景下,更应该冷静地对其最高阶段博士生教育进行审慎规划、科学布局和系统建构,将其作为一个关系新闻传播学长远发展的大计,进行具有战略性和基于科学发展观的探讨。

一、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20来年历史与其他学科相比时间并不长,因此,一直是处于摸索和尝试阶段;加之近些年来,随着教育环境的急剧变化以及教育目标及体系的不断调整,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发展的同时,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首先,对博士生教育的目标定位不够明确。如前所述,博士生教育是正规高校教育的最高层次。这一层次的教育是将一个学科的知识体系与学科方法进行综合性地传授和深入地积淀,并培养学生站在学科前沿和尖端,通过具有创新性和开拓性的研究以产生具有学术性和实践性的成果的过程。这一具有普遍性的指导原则,应用于不同学科,就需要针对本学科发展的要求和现状,对自身的目标定位作出准确而清晰的界定。众所周知,相对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新闻传播学科有着自身的“独特性”;它深深植根于人类对新闻传播业的需要和理解之中[1];它既融合其他学科的知识和理论,又与实践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也正因为这一“独特性”,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开创时,还曾一度被认为没有必要,也被质疑到底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这正说明了中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面临的定位问题。传统上认为,博士学位是精英性、研究性学位,是为从事学术工作或一些领域的应用研究工作做准备的。然而多年来,有为数不少的新闻传播学博士实际上主要从事一般的教学工作和新闻传播实务工作,而在自己的专业方面做的研究工作并不多。特别是近些年来,随着众多业界人士纷纷攻读博士学位,博士学位的传统目的(为研究进行训练)和实际用途日渐分离,已是不争的事实。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究竟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专业化究竟如何体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社会美誉度怎样?如何将博士生教育与新闻传播界的整体发展相联系?对这些问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理应作出系统的、建制化的回答。

第二,博士生教育模式尚不够清晰和稳定。与博士生培养目标定位的不确定相应的是,新闻传播学的博士生的培养模式还缺乏科学和深入的界定。目前一些新闻传播院校的博士生培养方案基本上沿袭其他学科的模式,缺少对新闻传播学科特点,以及学科需要掌握的知识及方法的全面探讨,因此难以制定出针对自己学科特点的人才培养方案。如博士生的入学门槛应该如何设定,是重在考察其学识和科研能力,还是重在考察其一般专业知识和外语水准?博士生学习期间应该掌握什么样的知识体系和方法论,应该开设哪些必需的课程?博士生的课程学习与学位论文怎样衔接?博士生教育应该采取欧洲式的教授与学生一对一式的传授方式,还是采取像美国博士生培养中的集体培养方式,或者采取其他科学有效的方式?博士生要不要实行淘汰制,如何淘汰?在明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时,对这些问题必须作出科学的回应。但遗憾的是,由于经验的不足,认识上的错位,加之我国教育制度安排上的原因,致使一些高校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随意性和不规范的现象。比如,一些很有科研素养和潜质的考生,仅仅因为“英语差分”便被拒之博士候选人门外。再如,有的院校对博士生教育规定课程的学习重视不够,课程如何设置、教师如何教、学生如何学,都无“一定之规”,结果课程学习往往未能达到帮助学生获得从事研究工作、准备学位论文所必需的宽广深厚的学科知识基础的效果。还有,博士学位论文开题之前的资格考试或综合性考试应该如何“把好关”,有的院校也无明确的要求和规则,结果造成在培养过程中对博士生的学习效果和质量缺乏“刚性”的制约和监督机制,博士生只要进了“门”一般都能拿到博士学位。

第三,一定程度的浮躁之风对博士生教育造成不良影响。这一方面表现在近些年随着招生规模急剧扩张,师生比例失调,师少生多,导师投入到每个学生身上的时间和精力减少,学术互动和交流受到影响,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呈现出下滑之趋。另一方面表现在培养目标上,不是注重鼓励博士生具有扎实深厚的理论功底、宽广的学术视野和熟练到位的研究方法,而是以数量等硬指标为指针,使得学生在学习期间将凑足文章的发表数当作主要学习内容。再一方面还表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把关上不严,由于每年毕业生数量增加,在开题、答辩等环节,对博士学位论文的要求有所下降;加之学风不正,道德失范,致使弄虚作假,剽窃等现象在博士学位论文中也时有发生。

第四,博士生教育缺乏学术创新性和创造性。博士生教育的价值在于培养具有创造性的人才,产生具有创造性的智力成果。因此,检验博士生教育成效的主要标准,应该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水平上。学位论文是博士生教育计划的核心要素,必须是进行创造性的研究,以对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有独特的贡献。然而,实事求是地说,目前有些高校对此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和高度的重视。其具体表现是:一些博士论文的选题或过于陈旧,或过于空泛,或流于琐碎,或流于炒作,而不能把握当前学术前沿,参与学术对话;一些博士论文的前期资料积累不够扎实,因此不能针对最具价值的切入点进行广泛而深入地探讨,论述流于粗放;一些博士生对所需了解的相关领域的知识涉猎不广,基础不牢,因此在论文撰写过程中常常捉襟见肘,理论和方法运用不能做到娴熟有秩;一些博士生在批判性、创造性等方面的训练不够,造成思想的力度和对相关问题的挖掘和解决不力。这些都造成了一些论文成为资料的简单梳理,即使有的选题具有新意,但由于研究功力不足,无法创造出具有创新性和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

二、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几点建议

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上述问题,有的是由于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历史较短,对学科规律和博士生教育规律相结合的一些根本性问题缺乏系统深入地全面整合和思考所致,有的是教育制度设计上的欠缺造成的,也有的是由于社会和教育所面临的大环境的冲击所导致。因此,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要使得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得以可持续发展,为社会输送真正优秀的高层次人才,新闻传播学教育自身应积极借鉴国内外博士生教育的经验,针对新闻传播学的学科特点和中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的特殊规律,结合人才需求与社会实际,整合教育资源,走出一条真正合乎科学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之路。

第一,科学界定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内涵。大学的“教育理念是人们对大学精神、性质、功能和使命的基本认识,是对大学与外部世界诸元素之间关系的规定;它是大学内容管理及运转的理性认识基础”。[2]大学的新闻传播教育作为一项专业性的教育,理应如台湾著名新闻传播教育家郑贞铭所言,“在技术学习之外,更要探讨理论、从事研究,以期建立一套严谨的理论体系,才能在高等学术殿堂中树立起应有的地位”。[3]为此,对于新闻传播学科高层次人才的培养,既要注重对其学术视野宽广度的拓展,又要使其具有较强的专业性;既要使其具有较深厚的学养造诣,又要让其关注学科前沿和现实的新闻传播实践,注意研究解决理论与实践问题,具有很强的科学研究能力。这种人才应是其他学科培养不出来的,在学术素养和科研上有自己的特色和专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目标与方向,理应琐定在培养这样的专业人才上,即着力为高校和科研机构造就优秀学者。

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必须科学规划博士生的课程学习,并加强对其在阅读、读书笔记、专题讨论、研究方法等方面的训练和提高。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教育上,十分注重专业基础课程的学习。该院的博士生课程一般分为两类,即知识类课程与研究类课程。前者以专业知识的系统掌握和融会贯通为目的,既有广度,又有深度,并有相关研究成果的最新信息;课上还提供详细的阅读书目,要求博士生写读书报告,培养其欣赏和批判专业学术著作的能力。后者的目的是通过边学边做(研究),以培养和训练博士生从事研究和写作的综合能力;在课上,博士生们围绕一个专题进行思考、讨论、做研究。这样,不仅训练、提高博士生的研究和写作能力,更重要的是营造了一个现实的专业研究者的工作环境,教会博士生如何进行批判性的思考,如何遵循学术规范,如何使用各种研究资源,如何设计研究题目,如何解读原始资料,如何回应他人的批评和建议。这种训练实际上是一个铸造学术文化或学术习性的过程。

此外,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还应制定相应的培养模式,对思想道德教育、课程设置、综合考试内容和方式、论文开题时间和形式、博士论文的学术规范等,制定出切实可行的、符合自身特点的方案,并严格实施。

第二,控制规模,严进严出,打造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品牌效应。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平台随着多家高校新闻传播院系的加入而变得更加宽广了,这同时也意味着博士生的数量和规模必将比以前有较大的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更应该注重维护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共同为提高教育成效、培养顶尖人才而努力。针对目前社会上对新闻传播学博士生还缺乏广泛的认可和美誉,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整体效应发挥尚未达到理想的程度,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的招生、培养、资格考核、学位论文答辩以及学位授予上,比较注意通过制度建设,严把质量关。一是控制招生规模。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现有博士生导师15人,每年报考博士生人数达到三四百人之多,但招生人数一直控制在30人左右,平均每位博导招收2人。二是提高博士候选人门槛。这主要是借助资格考核(综合考试)和学位论文的开题报告两个环节,实施筛选、淘汰,以保证德才兼备的合格人才进入到博士候选人行列。三是严格规范学位论文的答辩和学位授予。

这主要通过学位论文双盲评审、校内外专家的集体评审以及学位公示等举措,保证每个博士学位获得者都是符合标准的优秀人才。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每年只有不到十位博士生获得博士学位,占当年招生人数的三分之一左右。

第三,重视博士生导师及指导团队的综合素质要求和能力考核,确保博士生教育师资队伍的素质及其指导教育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博士生导师及其指导团队在招生、培养学生及博士论文答辩等方面较其他层次的教育具有更大的权限,因此要重视博士生导师人选的遴选,重视其“人格”塑造和“师德垂范”;同时要引导、促进博士生导师在博士生课程教学、科学研究、论文把关等方面加大指导力度,鼓励导师与学生经常交流、沟通。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对博士生导师所进行的遴选和考核,就包括着学术水平、道德素养、敬业态度、组织能力以及待人处事等方面的内容。与此同时,还十分注重将学生的成才与导师的责任感、信誉、综合素养联系起来,注重维护导师职责的神圣性和荣誉感。

第四,实行差异化竞争与合作,实现博士生教育的多元化。在博大精深且具备批判精神、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整体素质要求下,各院校新闻传播学博士学位授权点应彰显自己的特色,根据自己的学科优势和特色侧重培养博士生,使其成为该领域和方向的顶尖人才,从而促进人才与学科前沿接轨。这不仅要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和创新性上,而且应系统地体现在博士生培养的各个环节上。目前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相比,新闻传播学的整体发展水平并不高,高质量学术研究成果、学养深厚的优秀人才并不充裕,因此博士生教育更应成为促进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和高层次专业化人才辈出的舞台。

第五,确保博士生教育的经费投入,开拓多元化经费筹措渠道。要发展就要有投入,博士生教育要加大经费投入,尤其是在学术研究上以及优秀人才与成果的奖励上,更应有足够的经费支撑。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实现,高等教育的资助渠道必将越来越多样化,对此,我们要注意积极争取,大力开拓、吸纳。近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除了通过课题申报,争取政府和学校拨款外,还十分注意与相关传媒、产业合作,拓展经费来源。目前,全院博导的科研经费年均人平在8万元以上。

总之,在今天新的人文社会科学革命和大众化高等教育的时代,为了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发展成为一种培养有创造力的优秀学者的有效途径,应着力注重完善其基本结构,扩展其必需的学科知识,力求教学质量优秀和研究设施、成果先进,从而便于其在规模增加的基础上尽快建立并完善有自身特色的多样化、高质量的学术体系。

参考文献:

[1]单波.反思新闻教育[J].新闻与传播研究,1998(4).

篇4

博士生教育是当代国际上公认的正规高等教育的最高层次。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和数量是衡量一个国家高等教育发达程度和文化科学发展水平及其潜力的一个重要标志;它不仅关涉一个国家人才培养的整体质量,而且影响到一个国家科学创新能力的储备与民族文化的传承,以及与之相关的学术声誉与民族形象。

我国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生教育始于1985年。该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开始招收第一批新闻学博士生。直到上个世纪末,我国先后有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武汉大学等四所高校和中国社科院拥有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共设置了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5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3个。在这15年间,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一直在稳步发展,培养了一批活跃在新闻传播学术界的出色人才,产生了一批优秀的学术成果,同时也积累了一定的新闻传播顶尖人才的培养经验。进入新世纪后,在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快速发展、且重点建设研究型新闻传播学教育体系的要求在许多高校日益高涨的形势下,经过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传播学科评议组的两次评审,又先后有清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北京大学、四川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暨南大学、浙江大学、上海大学、厦门大学和政治学院等十所高校获得了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新增设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6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7个。应该说,经过这两次评审,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有了一次整体规模的推进,打造了一个更宽广的高层次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平台,形成了竞争与合作的整体态势;对于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来说,这可谓是一次大的“跃进”。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量的增长、规模的扩大并不必然带来新闻传播博士生教育质的提升。尤其是在今天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整体规模迅速扩张的背景下,更应该冷静地对其最高阶段博士生教育进行审慎规划、科学布局和系统建构,将其作为一个关系新闻传播学长远发展的大计,进行具有战略性和基于科学发展观的探讨。

一、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20来年历史与其他学科相比时间并不长,因此,一直是处于摸索和尝试阶段;加之近些年来,随着教育环境的急剧变化以及教育目标及体系的不断调整,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发展的同时,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首先,对博士生教育的目标定位不够明确。如前所述,博士生教育是正规高校教育的最高层次。这一层次的教育是将一个学科的知识体系与学科方法进行综合性地传授和深入地积淀,并培养学生站在学科前沿和尖端,通过具有创新性和开拓性的研究以产生具有学术性和实践性的成果的过程。这一具有普遍性的指导原则,应用于不同学科,就需要针对本学科发展的要求和现状,对自身的目标定位作出准确而清晰的界定。众所周知,相对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新闻传播学科有着自身的“独特性”;它深深植根于人类对新闻传播业的需要和理解之中[1];它既融合其他学科的知识和理论,又与实践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也正因为这一“独特性”,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开创时,还曾一度被认为没有必要,也被质疑到底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这正说明了中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面临的定位问题。传统上认为,博士学位是精英性、研究性学位,是为从事学术工作或一些领域的应用研究工作做准备的。然而多年来,有为数不少的新闻传播学博士实际上主要从事一般的教学工作和新闻传播实务工作,而在自己的专业方面做的研究工作并不多。特别是近些年来,随着众多业界人士纷纷攻读博士学位,博士学位的传统目的(为研究进行训练)和实际用途日渐分离,已是不争的事实。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究竟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专业化究竟如何体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社会美誉度怎样?如何将博士生教育与新闻传播界的整体发展相联系?对这些问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理应作出系统的、建制化的回答。

第二,博士生教育模式尚不够清晰和稳定。与博士生培养目标定位的不确定相应的是,新闻传播学的博士生的培养模式还缺乏科学和深入的界定。目前一些新闻传播院校的博士生培养方案基本上沿袭其他学科的模式,缺少对新闻传播学科特点,以及学科需要掌握的知识及方法的全面探讨,因此难以制定出针对自己学科特点的人才培养方案。如博士生的入学门槛应该如何设定,是重在考察其学识和科研能力,还是重在考察其一般专业知识和外语水准?博士生学习期间应该掌握什么样的知识体系和方法论,应该开设哪些必需的课程?博士生的课程学习与学位论文怎样衔接?博士生教育应该采取欧洲式的教授与学生一对一式的传授方式,还是采取像美国博士生培养中的集体培养方式,或者采取其他科学有效的方式?博士生要不要实行淘汰制,如何淘汰?在明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时,对这些问题必须作出科学的回应。但遗憾的是,由于经验的不足,认识上的错位,加之我国教育制度安排上的原因,致使一些高校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随意性和不规范的现象。比如,一些很有科研素养和潜质的考生,仅仅因为“英语差分”便被拒之博士候选人门外。再如,有的院校对博士生教育规定课程的学习重视不够,课程如何设置、教师如何教、学生如何学,都无“一定之规”,结果课程学习往往未能达到帮助学生获得从事研究工作、准备学位论文所必需的宽广深厚的学科知识基础的效果。还有,博士学位论文开题之前的资格考试或综合性考试应该如何“把好关”,有的院校也无明确的要求和规则,结果造成在培养过程中对博士生的学习效果和质量缺乏“刚性”的制约和监督机制,博士生只要进了“门”一般都能拿到博士学位。

第三,一定程度的浮躁之风对博士生教育造成不良影响。这一方面表现在近些年随着招生规模急剧扩张,师生比例失调,师少生多,导师投入到每个学生身上的时间和精力减少,学术互动和交流受到影响,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呈现出下滑之趋。另一方面表现在培养目标上,不是注重鼓励博士生具有扎实深厚的理论功底、宽广的学术视野和熟练到位的研究方法,而是以数量等硬指标为指针,使得学生在学习期间将凑足文章的发表数当作主要学习内容。再一方面还表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把关上不严,由于每年毕业生数量增加,在开题、答辩等环节,对博士学位论文的要求有所下降;加之学风不正,道德失范,致使弄虚作假,剽窃等现象在博士学位论文中也时有发生。

第四,博士生教育缺乏学术创新性和创造性。博士生教育的价值在于培养具有创造性的人才,产生具有创造性的智力成果。因此,检验博士生教育成效的主要标准,应该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水平上。学位论文是博士生教育计划的核心要素,必须是进行创造性的研究,以对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有独特的贡献。然而,实事求是地说,目前有些高校对此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和高度的重视。其具体表现是:一些博士论文的选题或过于陈旧,或过于空泛,或流于琐碎,或流于炒作,而不能把握当前学术前沿,参与学术对话;一些博士论文的前期资料积累不够扎实,因此不能针对最具价值的切入点进行广泛而深入地探讨,论述流于粗放;一些博士生对所需了解的相关领域的知识涉猎不广,基础不牢,因此在论文撰写过程中常常捉襟见肘,理论和方法运用不能做到娴熟有秩;一些博士生在批判性、创造性等方面的训练不够,造成思想的力度和对相关问题的挖掘和解决不力。这些都造成了一些论文成为资料的简单梳理,即使有的选题具有新意,但由于研究功力不足,无法创造出具有创新性和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

二、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几点建议

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上述问题,有的是由于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历史较短,对学科规律和博士生教育规律相结合的一些根本性问题缺乏系统深入地全面整合和思考所致,有的是教育制度设计上的欠缺造成的,也有的是由于社会和教育所面临的大环境的冲击所导致。因此,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要使得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得以可持续发展,为社会输送真正优秀的高层次人才,新闻传播学教育自身应积极借鉴国内外博士生教育的经验,针对新闻传播学的学科特点和中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的特殊规律,结合人才需求与社会实际,整合教育资源,走出一条真正合乎科学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之路。

第一,科学界定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内涵。大学的“教育理念是人们对大学精神、性质、功能和使命的基本认识,是对大学与外部世界诸元素之间关系的规定;它是大学内容管理及运转的理性认识基础”。[2]大学的新闻传播教育作为一项专业性的教育,理应如台湾著名新闻传播教育家郑贞铭所言,“在技术学习之外,更要探讨理论、从事研究,以期建立一套严谨的理论体系,才能在高等学术殿堂中树立起应有的地位”。[3]为此,对于新闻传播学科高层次人才的培养,既要注重对其学术视野宽广度的拓展,又要使其具有较强的专业性;既要使其具有较深厚的学养造诣,又要让其关注学科前沿和现实的新闻传播实践,注意研究解决理论与实践问题,具有很强的科学研究能力。这种人才应是其他学科培养不出来的,在学术素养和科研上有自己的特色和专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目标与方向,理应琐定在培养这样的专业人才上,即着力为高校和科研机构造就优秀学者。

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必须科学规划博士生的课程学习,并加强对其在阅读、读书笔记、专题讨论、研究方法等方面的训练和提高。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教育上,十分注重专业基础课程的学习。该院的博士生课程一般分为两类,即知识类课程与研究类课程。前者以专业知识的系统掌握和融会贯通为目的,既有广度,又有深度,并有相关研究成果的最新信息;课上还提供详细的阅读书目,要求博士生写读书报告,培养其欣赏和批判专业学术著作的能力。后者的目的是通过边学边做(研究),以培养和训练博士生从事研究和写作的综合能力;在课上,博士生们围绕一个专题进行思考、讨论、做研究。这样,不仅训练、提高博士生的研究和写作能力,更重要的是营造了一个现实的专业研究者的工作环境,教会博士生如何进行批判性的思考,如何遵循学术规范,如何使用各种研究资源,如何设计研究题目,如何解读原始资料,如何回应他人的批评和建议。这种训练实际上是一个铸造学术文化或学术习性的过程。

此外,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还应制定相应的培养模式,对思想道德教育、课程设置、综合考试内容和方式、论文开题时间和形式、博士论文的学术规范等,制定出切实可行的、符合自身特点的方案,并严格实施。

第二,控制规模,严进严出,打造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品牌效应。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平台随着多家高校新闻传播院系的加入而变得更加宽广了,这同时也意味着博士生的数量和规模必将比以前有较大的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更应该注重维护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共同为提高教育成效、培养顶尖人才而努力。针对目前社会上对新闻传播学博士生还缺乏广泛的认可和美誉,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整体效应发挥尚未达到理想的程度,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的招生、培养、资格考核、学位论文答辩以及学位授予上,比较注意通过制度建设,严把质量关。一是控制招生规模。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现有博士生导师15人,每年报考博士生人数达到三四百人之多,但招生人数一直控制在30人左右,平均每位博导招收2人。二是提高博士候选人门槛。这主要是借助资格考核(综合考试)和学位论文的开题报告两个环节,实施筛选、淘汰,以保证德才兼备的合格人才进入到博士候选人行列。三是严格规范学位论文的答辩和学位授予。

这主要通过学位论文双盲评审、校内外专家的集体评审以及学位公示等举措,保证每个博士学位获得者都是符合标准的优秀人才。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每年只有不到十位博士生获得博士学位,占当年招生人数的三分之一左右。

第三,重视博士生导师及指导团队的综合素质要求和能力考核,确保博士生教育师资队伍的素质及其指导教育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博士生导师及其指导团队在招生、培养学生及博士论文答辩等方面较其他层次的教育具有更大的权限,因此要重视博士生导师人选的遴选,重视其“人格”塑造和“师德垂范”;同时要引导、促进博士生导师在博士生课程教学、科学研究、论文把关等方面加大指导力度,鼓励导师与学生经常交流、沟通。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对博士生导师所进行的遴选和考核,就包括着学术水平、道德素养、敬业态度、组织能力以及待人处事等方面的内容。与此同时,还十分注重将学生的成才与导师的责任感、信誉、综合素养联系起来,注重维护导师职责的神圣性和荣誉感。

第四,实行差异化竞争与合作,实现博士生教育的多元化。在博大精深且具备批判精神、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整体素质要求下,各院校新闻传播学博士学位授权点应彰显自己的特色,根据自己的学科优势和特色侧重培养博士生,使其成为该领域和方向的顶尖人才,从而促进人才与学科前沿接轨。这不仅要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和创新性上,而且应系统地体现在博士生培养的各个环节上。目前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相比,新闻传播学的整体发展水平并不高,高质量学术研究成果、学养深厚的优秀人才并不充裕,因此博士生教育更应成为促进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和高层次专业化人才辈出的舞台。

第五,确保博士生教育的经费投入,开拓多元化经费筹措渠道。要发展就要有投入,博士生教育要加大经费投入,尤其是在学术研究上以及优秀人才与成果的奖励上,更应有足够的经费支撑。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实现,高等教育的资助渠道必将越来越多样化,对此,我们要注意积极争取,大力开拓、吸纳。近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除了通过课题申报,争取政府和学校拨款外,还十分注意与相关传媒、产业合作,拓展经费来源。目前,全院博导的科研经费年均人平在8万元以上。

总之,在今天新的人文社会科学革命和大众化高等教育的时代,为了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发展成为一种培养有创造力的优秀学者的有效途径,应着力注重完善其基本结构,扩展其必需的学科知识,力求教学质量优秀和研究设施、成果先进,从而便于其在规模增加的基础上尽快建立并完善有自身特色的多样化、高质量的学术体系。

参考文献:

篇5

中图分类号：G64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4）23-0076-02

一、新闻传播理论教学目标

新闻是一种媒介，这个媒介是党和国家的舆论阵地，是政府与人民沟通的桥梁。因此，新闻不仅要有必要的亲民心态，还要有其远见的卓识和宽大的气度胸怀。在大学新闻理论教学中，教师肩负着重大的责任和使命，不仅要全面提升学生的理论素养，还要培养学生的个性思维，让学生成为深度理论知识和创新见解的新闻人才，这也是新闻理论教学的人才培养目标。怎样才能培养学生的创意思维，让学生成为有思想的人，这是我们教师应该重点关注的。笔者以为，新闻传播理论教学可以从以下三方面入手：

1.学会发现：问题意识培养。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首先就要具备丰富的生活实际经验，要广见闻，善思考。在观察生活中，擅于发现问题，并且解决问题。新闻工作者的基本功就是发现，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就是培养学生对生活的渴望和对新闻工作的追求。在大学新闻传播理论教学中，教师不再只是一个知识的“灌输者”，而是一个引导者，帮助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主动发现问题，并且逐渐地形成一种自主分析能力。基于此，我们可以将新闻传播理论课程教学内容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为实习前的教学，主要讲解基本原理，教导学生在实习的过程中注重观察和分析，发现问题，然后在实习过程中自我解决，如果遇到无法解决的问题，可以在实习结束后将问题带回到课堂上，由全体师生共同讨论探究，通过归纳和提炼，总结出这一学期的主要教学内容。

2.学会思考：逻辑能力培养。作为一名未来的“新闻人”，还必须具备一定的逻辑思维能力，我们的学生不一定非要成为专业的社会学家，但是一定得具备丰富的社会经验，成为一名真正的社会工作者。目前的大学教育中，教师仍然将教学重点放在理论知识传授上，严重忽视了培养学生严谨科学的思想力，使得学生缺乏一定的逻辑思考能力，缺乏对社会现实问题的关注。众所周知，一名合格的新闻工作者，必须要有对生活的渴望，对社会时事思考的热情，因此，在我们的实际教学中，要针对这方面教学的缺失，予以重视和弥补，在课堂教学中，注重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充分利用近期发生的社会新闻事件，让学生参与到思考中来，提高学生的分析和研究能力。

3.学会创造：行动能力培养。在新闻传播理论教学中，教师要留给学生一定的创造空间和时间，让学生去创作，去思考，去研究。学生创造力的培养和发挥，需要有一个良好的学习氛围，在这种自由、轻松、和谐的环境下，学生才能够做到大胆创新、畅所欲言。我们要鼓励学生提出自己独特的见解，充分发挥创新精神。教师不能再坚持“灌输式”的教学模式了，要以学生为主体，积极地引导学生去学习、去探索，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提高她们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让她们在探索的过程中充分地开动脑筋、发散思维。在实际教学中，教师还要注重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原则，做到理论才非空谈，行动才有灵魂。

二、新闻传播理论教学模式探索

大学新闻传播理论教学模式的探索，可以围绕如何创新教学手段和教学方式来进行，可以利用多种有效的教学手段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教学效果。比如，研究型教学、讨论式教学、案例教学等等，非常适合大学生的学习需求和教学需要。

1.研究型教学模式。提高大学新闻传播理论教学质量的首要前提就是要营造出一个有浓郁学术研究的学习氛围，如果理论没有生机，没有生命力了，那么其学术发展也就终止了，所以我们要挖掘出理论的灵魂，采用研究型教学模式。这一教学模式的具体步骤是问题―研究―交流―互动―结论，在教学中，我们一定要做到与时俱进，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研究内容要与时俱进，我们要引入国内外最新的新闻动态和教学课题，以供学生进行创新性研究；第二，教学理念要与时俱进，增加新媒体和新闻传播业界的新理念、新技术、新机制等相关内容；第三，教材改变要与时俱进，教材编写要充分地结合新媒体产业的发展和要求。

互动研究是一种高效的教学和学习模式，学生与学生之间通过互动，可以帮助他们互相整合信息与资源，增进他们之间的相互了解，加深他们的友谊。而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互动，又能够帮助学生解决学习上的难题，让学生和学生共同交流，做到教学相长。多年的教学实践证明，大学生并不是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肤浅和懈怠，他们对很多事情都有独到的看法，也有自己的思维，他们渴望自己的想法得到他人的肯定，他们急切地希望和教师之间进行精神层面的交流，而教师若只把他们当成还没长大的孩子，没有为他们提供想象和研究的空间，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学生研究能力的提高。

2.案例教学模式。新闻传播理论课程是一门比较枯燥生涩的课程，就其课程本身而言，难以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所以我们需要运用案例教学模式，以此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案例教学模式的步骤是典型案例―课堂研究―互相交流―归纳总结，通过对案例的分析和讲解，引发学生展开丰富的联想，并且将所学知识运用于现实问题的解释中。在实际教学中，我们可以以教材为蓝本，节选出每章节中的重点和难点，利用案例教学法针对这些重难点进行重点讲解，比如说在本体理论中，教师就可以选取一些重大的新闻事件的相关视频，利用多媒体向学生播放，学生在观看视频的过程中，会了解到其中的理论知识。又如，在传播主体理论―新闻记者研究中，可以找出那些涉及到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的相关案例，再比如，在教学真实是新闻的生命一章中，可以选择不同类型的“虚假新闻”作为案例。学生通过案例联想学习内容，大致可以总结出新闻工作的基本特点和传播规律。

在进行案例教学时，我们应注意几点，案例的选择必须是和教学内容紧密相连的，而且还要贴近于生活实际，这样的案例才能够引起学生的共鸣，发挥其强大的教学效果。怎样才能使理论教学课堂走进生活化呢？一方面我们要让学生去媒介锻炼，在实习的过程中，注意发现新闻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带回课堂进行研讨，这也为后面的新闻学原理和新闻法规等课程打下基础，充分发挥本课程对其他课程的延伸影响力；另一方面专业教师也定期到新闻单位一线学习、调研，这样教师的教学也实现了理论联系实际，教师的教授不再是空谈理论，而是结合真实的案例，进行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教学。此外，我们还邀请新闻单位记者、编辑定期为学生授课，讲解新闻活动中存在的问题，启发学生分析与讨论。

新闻传播理论教学与哲学、政治学、社会学、文化学等学科息息相关，在教学中，我们还要注重实现多学科的融合和渗透，让新闻传播理论教学走向多元化，进一步推动新闻传播理论教学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刘天际.从新闻学教学谈高校实践教学方法[J].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学科版），2010，（09）.

[2]金石.新闻理论教材解析与规范的思考――以新闻学概论与新闻理论为例[J].东南传播，20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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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微信传播劣势

微信在信息的传播过程中并不是毫无缺点的，依然在传播内容、传播制度、传播伦理上存在一些劣势的。首先，微信的传播内容具有“不可控性”。同样都是用户生产内容的微博在辟谣上可以很轻松，但是微信则不然，笔者在传播者的分析中已经提到为什么会难以公开辟谣。再者就是微信逐步开放第三方平台接口，用户隐私存在着极大地威胁。其次，传播制度的不合理。这主要体现在公号频发推送内容，朋友圈营销泛滥。淘宝、代购信息陈杂，而用户不主动上传内容，这对微信来说将是致命性的打击。微信运营者也意识到这一点，比如现在公号不能私自给24小时内没有互动过得用户擅自推送消息，严禁朋友圈的恶意营销，等等的措施。另外，微信传播伦理约束力量不够。随着微信的发展给广大的用户提供了极大的通讯、消遣娱乐的便利，但是由于缺乏监管、用户使用微信心态等媒介素养缺乏培养的问题用户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例如：近几年的利用微信的犯罪的案件也呈现逐步上升的趋势，犯罪主体是年轻人，他们利用微信的匿名性来从事犯罪行为。最后，微信传播受众覆盖问题。当前，微信营销客户端主要是针对行货手机，对于山寨机是不支持的。而我国的山寨的使用率是最高的。而且，对于互联网以外的PC机也不支持。同微博这类传播方式相比，微信传播的覆盖率是较低的，而且在获取受众上也难于微博，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微信实现的是一对一的互动，是私密去中心化的，在微信上是找不到入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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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30-0062-01

纳博科夫是二十世纪杰出的小说家、诗人、科学家亦是卓越的文学批评家。他的文学批评着力于发现纯粹的艺术世界，似乎文学作品的语言、结构、文体等创作要素比具体的思想更为重要，文学在他眼中都是是童话，最优秀的小说家是魔法师而魔法师的主要特点就是“欺骗”或者说虚构，有的学者据此认为他的文学批评是一种纯艺术批评或者是一种形式批评，事实上纳博科夫的文学批评并不止于此，他的文学批评是他观看宇宙人生的眼睛也是通向生命活动的诗意存在的表现形式。

纳博科夫认为日常生活中的“现实”对人们披上了欺骗的面具，不仅伟大的作家是大骗子，而且大自然也是大骗子。作家在艺术创作中应当将整个世界视作潜在的小说来观察。大自然本身就是善于伪装的大骗子，讲故事的高手更是将“真实”改头换面的好手，因此作家们虚构出来的独创性艺术世界跟读者的世界相一致是不可能的。日常生活中的真理以普遍性特征为基础，放之四海而皆准，而杰出的艺术作品以作家的独有天才取胜，就作品本身而言，不同作家的天才之作各有各的个性所在，就读者对同一部杰作的审美感受而言，可以人言言殊，况且艺术虚构想象的运用越是逼真、新鲜、细腻也就离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普遍性认知越远，可见批评家在艺术的世界中不可能找到令人信服的现实生活。

在纳博科夫看来，文学作品中的现实是想象中的的现实，艺术家的独创性足以通过艺术作品开创出一个“新天地”，而艺术家所创作出来的崭新世界只是一个带有艺术家自身印记的幻影。艺术作品的梦幻品质决定了它不可以跟人类真实的生活比较，因为想象世界具有非理性的特征。文本中的现实跟我们所熟知的日常生活中的“一般现实”不同，它是想象的创造力在文本中的注入，所以在纳博科夫看来那些被称为“现实主义”作家的人，比如：巴尔扎克、萨默赛特·毛姆、D·H·劳伦斯等作家都是些“平庸的表演者”。

“大作家总归是大魔法师。从这点出发，我们才能努力领悟他的天才之作的神妙魅力，研究他诗文、小说的风格、意象、体裁，也就能深入接触到作品最有兴味的部分了。”这些对文学的总体性描述是他经常挂在嘴边的口头禅，因而最能代表他对文学的稳固看法。毫无疑问上述文学批评的诸元素中意象和体裁都停留在文本的内部世界，而“风格”指的是什么呢？

纳博科夫所认为的文学作品的形式具有两个组成部分：一面是结构，结构包括了故事情节的发展线索、作者笔下人物的选择、不同主题线索交织演变产生的效果和印象；另一面是风格，风格指的是作者使用的各种文学技巧，比如一旦读者觉得作者的风格是吸引我们阅读兴趣的原因，可以试着分析作者使用了哪些比喻手法，当有人试着感受作者如何将明喻、暗喻这些修辞手法运用到写作中使文学的画面蒙上一层生动的色彩时，聪明的读者就找到了文学的风格。纳博科夫对文学的内容和形式的关系持有的是“一元论”，他反对将内容和形式的生硬割裂，“形式（结构+风格）=题材：为什么写+怎样写=写了什么。”“风格的功效是通向文学的关键，是叩开狄更斯、果戈理、福楼拜、托尔斯泰和一切大师的作品之门的万能钥匙。”文学批评的重要任务就是在了解一部作品的结构的基础上打开其艺术风格的大门。

由此可见，纳博科夫的文学批评遵循着自己内心的法则。第一，文学批评不关注文学跟社会现实的联系，文学批评不需要成为社会生活的附庸，真实生活在作家的想象中已经找不到和“现实”一一对应的轨迹，文学批评将读者的目光带离具体的生活而回到艺术本身。韦勒克说：“除非有人认定文学基本上是对生活的如实‘模仿’，特别是对社会生活的如实‘模仿’。但是，文学并不能代替社会学或政治学。文学有他自己的存在理由和目的。”纳博科夫的文学批评恰恰是想要去寻找文学自己的存在理由和目的。第二，文学批评需要排除盲目的在文学文本中查找伟大思想的路径，文学既非言志亦非明道，艺术的美学效果中加入空乏的观念毫无意义，批评之剑对道德说教、信仰问题、心理学起源或者其他诸多古今思想史上的争论做出裁决都有可能导致“庸俗”。第三，文学批评的重要命题是找到文学文本的精华也即结构和风格，批评的重中之重是观察文学风格的韵味，风格虽然不能代表文学的全部，但我们通过风格与结构之间复杂而缠绵的关系网络便感受到了文学的美，批评的眼睛看清了风格的精妙也就把握到了艺术的骨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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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知识沟”(Knowledge-gap)(有的文章也称为“信息沟”)就是指在一定的社会系统中,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不同的群体或个人之间所形成的知识差距。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传统大众媒介的发展使信息流的迅速增长成为可能,但这并未使社会中的每一个人如预期般地等同受益。相反,一些研究者指出:“信息流的增长往往产生负效果,即在某些群体知识的增长远远超过其他群体;‘信息沟’将会出现并扩大一个社会群体与另一个社会群体之间在某一特定问题上的知识距离。”①最早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对这个问题进行系统分析的是美国传播学者蒂奇纳(Tichenor)、多诺霍(Donohue)和奥利恩(Olien),他们指出,“当一个社会体系中的信息流量增长时,那些受过较好教育,具有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的人们比教育较少、地位较低的人们更好地吸收信息。这样,信息增长导致了‘知识沟’的扩大而不是缩斜。②

网络的出现曾使传统大众传播时代长期处于信息匮乏,信息接受不均,形成严重知识差距的人们充满了憧憬:传播技术的改进将会缩减传播成本与费用,节省资源,实现信息与知识的均化;传播速度的加快与信息流量的增大使受众面临着一个更易接受与丰富的界面,从而提高个人的知识与信息总量;国外一些学者甚至勾画出“网络大学”、“虚拟教育”、“知识超文档”、“模拟系统”、“自动学徒系统”等设想,并称之为“没有围墙的学校”。

然而,令人遣憾的是,现实并未如人们想象的那般理想。也许在某些特定知识方面,网络确实缩小了人们的知识差距;但从知识总量来看,不得不悲哀地承认网络以其快速、高效、便捷的媒介优势进一步加剧了传统大众媒介下业已形成的知识分布的不均衡。

进入网络的经济和文化壁垒

当一种新的传播技术产生并试图普及时,面临最严峻也是最现实的问题就是经济水平的制约。报业如此,广播如此,电视如此,网络更不会例外。信息与知识传播的民主与自由常常只是针对那些能挣脱经济束缚的进入者而言。这样,在媒介可进入者与不可进入者之间便形成了和媒介接触程度及几率的差距,这种差距不可避免地导致“知识沟”的形成。显然,与传统大众媒介相比,网络所面临的经济壁垒要坚固厚实得多,这在一定程度上使网络成为有经济能力者享有的特权。据了解,目前网络的普及率仅约为1%,现实的社会经济状况成为网络普及的瓶颈:70%以上的农村人口造成了中国大量文盲、半文盲的存在,他们甚至不知电脑为何物;东西部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导致地区性网络接触程度的差异;即使在经济较为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由于上网费用仍较高,用户也不得不考虑其有限的经济支付能力。正如美国旧金山一位咨询专家所言:“我们很难想象不花很高代价就能普遍访问计算机服务。对于计算机行业的人来说,每月支付17美元的服务费不算一回事,但对于收入较低的人来说,可能成为负担。”据2002年1月《第九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统计报告》显示,在中国,网络用户主要集中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广东、北京、上海等地,分别为10.4%、9.8%、9.2%,而在经济落后的、青海、宁夏等地分布极少,分别为0.1%、0.2%、0.3%。③特别是在某些贫困山区,教育经费的投入量与实际需要还有相当一段差距,计算机普及难以提上教学日程。因而,这种媒介分布率与接触度的强烈反差,引起知识、信息接近程度的差别,从而形成地区间的“知识沟”扩散。

除去上网费用,地区性经济差别因素之外,额外服务费用的支付对于一般用户而言也是一个难以攻破的经济壁垒。随着技术革新的日益发展,新的网络技术和基础设施的价值将逐渐为受众所接受。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建立在这些基础设施上的软件内容、服务成本使人望而却步,某些网站在接纳新用户时以高昂的进入费用作为条件,从而设置了又一道经济关卡。为此,美国传播学者马克·利维如此悲叹:“我常常为传播与技术正日益冷酷无情地把世界隔离成两个营垒而深感忧虑。一座营垒由那些受到良好教育而且极具经济实力的信息贵族把持据守,他们是计算机系统的经营者,控制着传播工具与条件。另一座营垒则属于传播圈的‘下层阶级’,这里成员文化水平有限,他们在巨大的传播机器的摆布下过着物质与精神双重贫困的生活。”④

从文化水平和教育程度的角度来看,网络传播中“知识沟”扩散的趋势也在所难免。前文已述,中国农村仍存在大量的文盲半文盲,高等教育的普及率仍相当低,而网络作为一种新技术,较之于传统大众媒介,在使用与操作方面,对用户的要求更高,主要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1)阅读能力。网络虽然具备丰富多样的表现形式,如文字、声音、画面、图像、音乐等,但总的说来,文字是基础,其他手段是辅助,很难想象一个大字不识的人仅从画面中能领悟出某些东西,更何况文字往往又是搜索网站、资料的必然途径。2)语言能力。网络90%的信息使用的是英语,虽然在中国,英语被作为一个重点科目加以普及,然而由于教学方式的不到位和学习目的偏差等多种因素,到底有多少人能通畅流利、毫不费力地阅读英文网站并获取信息还得打上一个巨大的问号;即使一部分大学生在进入英文网站时也会显得手足无措,更何况尚未接触过英语的人不计其数。3)专业技术操作能力。简单地打开机器,阅读新闻,收发邮件,这是每一个接触过网络的人都能轻而易举做到的事,然而如何高效、快速、准确地从网上获取特定资料就不会显得那么轻松,势必要求使用者具备熟练的操作技能和对网络的充分认识。同时,文化水平高的人一般接受新技术也较快,且他们有一种主动获取知识的欲望和积极性;而文化水平低者囿于自身能力所限,无法充分利用或有效利用网络来获取资源。然而,文化水平的高低与网络使用有效与否并不是一个全然正比的关系,实证经验告诉我们,由于年龄、学习状况等原因,最善于使用网络的是高中、大专与

本科生,而具有博士学历的用户仅为0.4%。⑤在这里,知识的专业化成为知识总量增长的阻碍。 进入者的错识与迷途

正如一位传播学者所说:网络可以提供平等机会和民主传播,但仅限于那些可进入者。那是否意味着所有的进入者在相同的硬件设备、社会条件下获取同质同量的信息与知识呢?当然不是。这里的平等、民主仅是指可能性意义上的平等、民主,而不是必然的平等、民主。也就是说,即使在进入者中,由于对网络不同的态度、观念及使用方式同样会形成知识与信息摄取的不均衡,这时,“知识沟”就会产生或在原有的基础上进一步扩散。

众所周知,传统大众媒介具有信息供应、娱乐休闲、文化教育、舆论监督等多项功能,但网络的出现将媒介功能的形式多样性发挥到极致,并扩展出许多新内容。这种功能选择空间的扩大为用户接触媒介的兴趣、动机的多样化创造了条件,用户的注意力不再局限于知识的学习或信息的获取,而是被分散到其他诸如时尚流行、娱乐等更具吸引力的功能上去。据了解,在中国相当一部分拥有电脑的家庭,其主要用途不是用来帮助学习,获取信息或处理文件,而是用来玩电脑游戏和看影碟。台湾学者在网络个案研究中发现大学生有相当一部分人是“网虫”,他们连续20个小时在线而乐此不疲,然而并非在阅读或查询资料,而是昼夜不分地玩游戏或网上聊天。与此对照,那些非“网虫”的学生则主要通过信息检索系统和万维网来获得有价值的信息和资料。不仅如此,研究还发现这种在线时间的过度和网络使用方式的后果是严重影响了正常的学习。⑥于是一条横亘在“网虫”与“非网虫”,“非理性者”与“理性者”之间的“知识沟”便形成了。前者非但未能获取有效的知识或信息,而且放弃了通过其他途径或媒介获得信息以缩邪知识沟”的机会。而能正确使用网络并充分发挥其功能的正是那部分理性而有节制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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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诗三百”诞生起，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它都被作为教材使用。儒家鼻祖孔子的众多言说也很好地印证了这一点。基于这种文化背景，春秋战国时期就出现了一个以诗为主体的阶段。诗的形成和发展不仅对当时的社会有影射作用，对后世文学的形成和创新也有很大的启发作用。还有后来出现的《文选》、《乐府诗集》等作品也逐渐变为基本的教材。他们在教育方面发挥的作用非常巨大。与此同时，文学在教育人的同时，也在发挥着教化的作用。孔子在以诗教人的同时，也逐渐提出全新的教化观念，主要表现为“宏教化、厚风俗、正人伦”，以至于后来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价值观都在不知不觉中得以发扬，同时也在约束着人们。

（二）抒怀和抱负

作为抒怀和抱负的文学载体主要有诗歌、赋和小说等。很久以前，古人的文学作品中就表现出一种不平、渴望作为和个人情怀等。汉代的司马迁就层做出类似的见解。后来作为唐宋家之一的韩愈之处，当人们在遭遇不公时，往往会引起愤懑和不满，但是人作为情绪的主体不会无动于衷。作为主体，人总是会通过特有的方式将产生的情绪发泄出来，以达到内心的平衡和稳定。追溯到明清时期，小说就逐渐变为文人表达情感的载体。形成了“风情丽逸”的独特性格，加上特殊的命运遭遇激发出他们独有的激荡情怀。而这份情怀在当时理学氛围充斥的时代也只能借助小说的形式来表达。

（三）政治目的

统治阶级派专人或者特殊机构将民间是个加以整理并演奏，可以达到考察社会情况的目的。以诗为证，在周朝众多的民歌中，就有很多描述国家盛衰和人民生活情况的作品。汉代以后，这份职责由“乐府”这一特殊机构承担。不仅如此，从周朝开始很多统治者就开始鼓励公卿、士人、大夫等“赋诗言志”，借由这种方式对时政进行赞扬或批评或献策。

二、中国古代文学的传播方式

（一）语言传播

口头传播的方式最为普遍、便捷。上古时期应文字还没有文字，所以早期文学都是通过集体口头创作产生的，并经过口耳相传得以传播。后来，伴随着文字的诞生，文学的传播方式逐渐多样化。在口耳相传的同时，唱和也渐渐兴起。这种传播方式因为韵律的加入，创作了一种特殊的语境，因此唱和的传播方式有时比口头传播更有效果。当唱和的形式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以唱和作为职业的乐妓就应运而生。而乐妓参与文学活动室从魏晋开始的，到唐宋时期，乐妓的数量日益壮大，活动范围也逐渐扩展，歌妓向词人索要词赋的情况也日益普遍。乐妓可以通过词赋大家的名望提升自己的身价，而此人则通过乐妓的弹唱将自己的作品传播开来。

（二）抄写方式传播

抄写传播可能在殷商之前就已产生，到了秦汉时期，已经得到长足的进步。汉代自惠文帝废除挟书令后，整理文学名著大兴，大规模的抄录得以实现，文学才真正进入到抄写传播的时代。但是，由于秦汉时期的传抄介质多为简牍和绢帛，受到便利性和经济性的限制，文学无法实现大范围传播。知道后来纸张的出现，给传抄传播带来了翻天覆地变化，纸张凭借携带便利、方便书写和成本低廉等有点，迅速取代其他书写介质，大大加快了文学作品的流通速度。后来出现的专职抄书的“佣书”，更是使得文学作品得到了迅速发展。由于传播介质的进步，文学传播活动对于文学产生了更加深刻的影响。纸张的出现，在打破了贵族文化垄断的同时，大大他读懂而来中国文学的自觉性，也极大程度提高了文人的文化水平。

（三）雕版印刷传播

在纸张经历了规模和质量的大幅提高之后，国家对于书籍也进行了系统整理，并出现了定本的经典之作，再加上科举制度的普及使得书籍的传抄规模更加庞大。种种原因刺激了雕版印刷的产生，雕版印刷对于古代文学的传播具有革命性的意义。大量书籍的产生带动了社会上的藏书风气，继而是佣书业的兴旺，这也为文学文本的大规模复制奠定而来坚实的基础。值得一提的是唐朝出现的中外交流现象。由于唐朝文化的极度兴旺、昌明，唐朝与周边国家如朝鲜、印度等多的交流逐渐频繁起来，同时，唐文化的巨大辐射作用也深刻影响着周边国家的文学发展。经过唐朝之前长期的发展，雕版印刷和发达的文化形态是唐朝的文学传播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和广度。根据史料记载，唐朝中后期在民间已经形成了一定规模和数量的印书作坊。可见，雕版印刷在唐朝以后得到更深度的发展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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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新一轮人才培养方案的修订2010年11月启动，经历了相关文件精神的学习讨论、媒体单位实地调研、校内外专家反复分析论证等过程，于2014年6月完成。与该专业2006版的教学计划相比，2014版的教学计划在课程体系设置方面突出了应用型专业的特点，适当压缩了理论课学时。专业必修课中新增了电视专题片创作、视听语言训练2门实验课，专业必修课中实验课程合计25学分，占专业必修课程总学分（57学分）的43.8%。任意选修课中新增灯光技术与艺术、录音技术与艺术、影视片头制作、网页设计与制作、广告设计与制作5门应用性较强的实验课程。其他实践类课程含专业实习8周8学分，毕业论文（设计）8学分（学生可以自主选择进行毕业论文的写作或毕业设计的创作），社会实践2学分，军训2学分，新增课外创作2学分，合计18学分。实验课程与其他实践类课程合计4分，占该专业总学分（168学分）的29.1%。不仅实践教学环节在教学计划中的比重有明显增加，而且实践类课程的手段，如实验教学、实习实训、课外创作、毕业设计等也日渐丰富。

（二）实验室及实习基地建设

1.实验室建设实验室建设对应用型专业人才培养的质量有着直接的影响。为保证该专业实验课程的正常开设，2003年10月，人文学院筹建了器材室，为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学生购置了少量摄像机、功放、组合音响等急需的设备。2006年6月，学院正式成立了广播电视实验室。当年人文学院和学院各出资11万元，购买联想开天计算机31台，筹建了非线性编辑实验室。2007年5月，迎接教育部本科教学水平评估前夕，学院采取应急措施，购买专业摄像机10台，约30万元设备。2008年11月，日元贷款项目索贝编辑机等价值66万元的专业设备到位。至此，前期投入该专业实践教学的专业设备总值已经超过120万元。2011年8月，由该专业申报的采编技术实验室成功获批2011年中央财政支持地方高校实验室建设项目，获得中央财政支持下拨的专项资金300万元。2013年12月，项目完成，共新建专业实验室5间。其中，新闻编辑与播控实验室购置了索贝节目编辑工作站、节目上下载及播出控制工作站、节目播出服务器、数据库服务器等设备，能够完成新闻采集、素材下载、剪辑制作、节目审核、节目上载、节目播出等一整套的新闻节目制作流程；影视后期制作实验室拥有苹果影视后期工作站、数据采集工作站、服务器等设备，既可以对虚拟演播室后期生成的视音频信号进行录制和编辑，也能够完成电视节目及广告作品的剪辑、特效处理、包装、渲染等；虚拟演播室主要由主控室和演播大厅构成，主要设备由图形渲染工作站、主控工作站、抠像合成色键器、演播室摄像机、蓝箱、存储设备、监视监听设备和灯光系统构成，并有虚拟演播和实景演播两个功能区，能够满足新闻、文艺、专题等各种电视栏目录制实验和电视节目主持实验的需要；配音实验室有两间，主要设备有录音工作站、配音工作站、调音台、高保真录音话筒等设备，它能够满足所有实验室在节目制作过程中的录音与配音需要，能够提供兼容性高和数字化的高保真声音文件，也可以用于广播节目的录制实验。可以说，中央财政支持地方高校实验室建设项目的顺利实施使学院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实验平台的建设在硬件和软件上有了质的飞跃，不仅极大地改善了我院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新闻采编制作专业的办学条件，而且为相关专业进行媒体仿真训练、学生综合素质训练，以及课外创作活动提供了极为便利的条件。2.实习基地建设为拓展实践教学的空间，学院加大了实习基地建设的力度。2006年11月至2011年7月，学院分别与伊犁州、伊宁市、兵团四师、塔城、阿勒泰、克拉玛依、兵团七师、奎屯、博乐等地的媒体合作，建立了22家专业实习基地。目前，该专业是学院拥有专业实习基地最多的非师范类专业。通过专业实习基地建设，不仅为该专业学生见习、实习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也为进一步加强该专业与地方媒体的沟通与合作搭建了平台。

（三）实践教学体系的建构

作为一所边远的地方高校，尽管该专业的办学历史只有短短的十余年，对于该专业实践教学改革的探索也还处在“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但宏观上主要的实践教学环节设置已经相对稳定，并能结合本校实际形成自己的特点。就笔者观察，我院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实践教学体系主要包括以下六个方面：1.专业课教学中的实践环节即在专业课教学中，将理论讲授与实践操作环节结合起来。对于广播电视概论、新闻采访与写作、节目策划等课程，该专业教学计划中明确规定了一定比例的实践课学时，要求教师将课堂上的理论讲授与课上、课下的实践实训操作环节紧密结合起来。理论课堂融入了实践课的内容，一方面有助于加深学生对基础理论的理解和认识，另一方面学生的动手能力、独立思考能力得到了培养和锻炼。2.实验课程中的实践教学即围绕该专业核心技能的培养，以强化学生某项实践操作技能为目标，开设独立的实验课程。如摄影技术与艺术、摄像技术与艺术、播音、主持艺术、非线性编辑、电视节目制作技术、视听语言训练、纪录片创作等。3.专业见习即低年级阶段的短期认知实习，分为校内和校外专业见习。校内专业见习通常是指学生在任课教师的指导下，学生通过自主参与校园广播站、校报、校园新闻网等校内传播媒介的实践活动，对记者、编辑、播音员等工作进行初步的见习。校外专业见习主要指学生利用寒暑假就近在家庭所在地的电台、电视台或其他新闻媒体对媒体工作流程进行观摩、体验和学习。专业见习是专业实习的热身和准备阶段，由学生根据自身情况自行决定，学院不作统一安排和硬性要求。4.专业实习即高年级阶段的媒体综合实习。专业实习既是对学生四年所学的理论知识和所获得的实践能力的全面检验，也是对学生即将“上岗”就业的一次实战演练。专业实习列入该专业教学计划，安排在第四学年的第二学期，时间为8周。在专业实习的准备阶段，一般由院系作实习动员，明确该专业实习的具体内容和要求。实习单位原则上由学生自己联系，找不到实习单位的学生由院系负责联系安排实习单位。院系按实习生地域分布情况把学生编成若干个实习小组，分别选派教师或委托媒体单位进行具体指导。5.毕业论文毕业论文旨在提高本科生的科学研究能力和学术素养，是实现人才培养目标的重要教学环节。近年来，针对一些学生单纯以毕业和完成学位为功利目的，拼凑、粘贴内容空泛的论文现象，该专业要求集体开题，严把论文选题关。引导学生尽可能结合媒体尤其是新疆传媒业的实际进行调查分析与研究，以培养学生独立发现问题、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对毕业论文环节进行改革，学生可以自主选择进行毕业论文的写作或毕业设计的创作，将毕业设计作为改革的主要内容进行大胆地尝试。尽管毕业设计的相关要求、评价标准还存在一些缺陷，尚不成熟，但此项举措无疑将对强化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产生积极的影响。6.课外创作即以兴趣为导向组织学生进行课外实践和创作活动。该专业曾经组织学生成立过摄影、摄像兴趣小组，参与学院校庆、运动会、文艺晚会等大型活动的拍摄；也曾经依托学生社团，成立主持艺术协会，举办过多届校园主持人大赛；2008年以来，更是连续6年承办了学院大学生校园DV展；这些活动极大地激发了学生专业学习的兴趣和独立创作的欲望。近年来，先后有6名学生在自治区主办的各类主持人大赛中崭露头角；2011年10月，该专业2007级学生刘毅龙拍摄的纪录片《锡伯文化的传承》荣获第二届全国校园摄影作品展示活动DV赛项大学组二等奖；2014年5月，该专业2011级学生迪力亚尔创作的反映新疆塔城地区哈萨克族游牧民原生态生活的人文纪录片《游牧人家》一举夺得第九届“科讯杯”国际大学生影视作品大赛国际分组赛西部组纪录片类金奖及“科讯杯”第九届国际大学生影视作品大赛总决赛“最佳音效大奖”，为学院争得了荣誉。整体观之，以上六个方面的内容既相互区别，各有侧重，又互为联系，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共同构成了该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的主要内容。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如前文所述，该专业自办学以来，在教学计划及实践教学方案的调整与修订、实验室和实习基地建设、实践教学体系构建等方面进行了多方探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是，由于受相关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进一步深化该专业实践教学改革也面临着复杂的矛盾和问题。

（一）缺乏真正能够胜任实践教学的专职教师

从2001年开办之初没有1名专任教师，发展到今天拥有8名专职教师，该专业师资紧缺的情况有所好转，且80%的专职教师拥有硕士研究生学历和讲师以上职称，专职教师的学历、职称水平也有较大提升。但8名专任教师中，有实际操作能力，能够承担实验课程教学任务的教师仅有3名。可以说绝大多数专职教师都是从学校到学校，从学生到老师，虽然掌握了一定的理论知识，但实践经验严重缺乏。为避免照本宣科，纯理论背景的教师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往往会采用案例分析、课堂讨论等方法加以弥补，但因为其自身缺乏新闻从业经历和实践经验，所以他们对案例的解读与分析往往加上自己想当然的理解，也因此往往与媒体实际并不相符。这样一来，课堂教学内容与媒体实践的脱节也就不可避免。即便是有一定操作能力，能够承担实验课程教学任务的教师，他们所开设的实验课程，也往往是依托实验课教程，一般是由教师先讲，学生按照教师的布置或实验教材指导书上的步骤，按部就班地完成实验操作。在这种模式下，虽然也有实验能力的培养，但这种实验能力是被当作技能并以“知识”的形式加以传授的，教师自身缺乏对知识的迁移能力和创造能力，必然导致学生“创造性”应用能力培养的缺失。由此观之，缺乏真正能够胜任实践教学的专职教师，是目前直接影响该专业实践教学质量和效果最为关键和最为突出的问题。近年来，该专业也曾经倡导专职教师去媒体观摩、见习或进行专题调研，但因为目前学院教师工作量考核体系只承认学时，即课堂教学工作量或其他能折算成教学工作量的工作（毕业论文指导、专业实习指导等），教师因而缺乏主动参与媒体实践的积极性。

（二）实践教学的主体单一，缺乏与媒体行业的深层次合作

尽管经过十余年的摸索，我院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实践教学体系，但受传统教育理念的影响，实践教学的主体比较单一。高校与媒体行业的交流还停留在依托专业实习基地，为学生提供实习机会的层面，缺乏较深层次的合作。与媒体对接、合作办学等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与创新尚未展开，人才培养脱离媒体实际的矛盾比较突出。

三、相关对策

（一）培养“双师型”教师

国际新闻传播教育界的通则和共识是新闻传播教育一定要学用结合。在国外，新闻学专业教师通常要有较长时间的媒体从业经历，很多人甚至认为，新闻从业经验而非博士学位，才是聘任一位新闻学专业教师的先决条件。但在我国，大部分高校新闻院系的教师普遍缺乏新闻从业经历和实践经验，高校专业教师学历要求越来越高，一般都是硕士、博士。实际上，教师的学历层次越高，实践经验往往也越少。目前，内地高校新闻院系为解决此问题一般要求从事新闻业务课程教学的教师到新闻单位实习或在新闻单位兼职。我院也可以借鉴此类做法，有计划地选派部分专职教师到媒体见习或在本地媒体做一些兼职工作。当然，为调动教师主动参与媒体实践的积极性，学院教学管理部门应考虑将教师去企业（含媒体）观摩、见习、兼职工作等与毕业论文指导、专业实习指导一样，折算成一定的教学工作量。总之，采取可行的措施，下大力气培养既熟悉媒体工作，具备一定的实践经验，又有较扎实的理论功底的“双师型”教师，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该专业教师理论与媒体实践严重脱节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