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工类职称论文模板(1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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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中图分类号] G644.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3437（2013）19-0026-03

一、问题的提出

钱学森老先生关于人才培养的世纪之问由来已久，而我们现在的教育似乎并不能给钱老交一份满意的答卷。为什么我们现在的高校培养不出大师呢？笔者结合盛产大师的西南联大，并比照当下教师的评价制度，对原因略析一二。

尽管处在内忧外患的环境中，但西南联大能够在短短的八年时间，为社会培养造就了一大批在各个领域都有建树的人才，这和当时联大的师生们秉承着将自己的命运和国家的前途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学术精神分不开的。在联大的校园，这种浓烈的爱国情感使得联大的知识分子深刻意识到，只要文化不灭亡，那么我们的民族就是有希望的。他们以文化的创造和传播来维系中华民族的血脉，坚定地投入用学术救国的行列中，以自己的知识和才华报效祖国。然而，这种纯粹的学术精神恰恰是当下高等教育所缺乏的，尽管现在环境远远好过抗战时期，但我们的教育成就却无法超越西南联大。

广东在全国的经济地位与京沪是可以分庭抗礼的，但是在文化和学术上却没有这种抗衡的资本。学界有京派和海派之说，但学界并没有岭南学派，倘若广东要在学术风气和治学风格上形成自己独特的个性，打造学术界独树一帜的岭南学派，那么广东的高等教育改革应该重点考虑如何重新构建健全的制度来保障学术的纯粹性。

二、西南联大的学术概况

（一）宽松的晋升制度

联大的教师职称评定并不注重所发表的论文或出版物的数量，其规定：“国内大学毕业助教。助教三年，可升教员。国内研究院毕业得有硕士学位者，为教员。教员三年得升专任讲师。讲师三年得升副教授。副教授三年升得教授”。[1]同时，教师职称升任一级所需的三年也包括不在同一所学校的教龄。这表明教师的学术评价和职称评定方面，主要偏重于职业操守和授课能力。联大的助教和教员在评讲师职称时必须开出两门以上的课程，且授课受到学生的欢迎，效果良好，这是主要的条件。同时还要具有能够独立进行科研的能力，发表过著作或多篇论文，但这只是次要的条件。讲师，在教学中取得突出成绩，被全院或全系师生公认，并在科研方面有学术专著或创造发明，都可提升为副教授。同等道理，副教授可提升为教授，且手续简便公开，准备好所需的材料，上报校常务委员会，经教师聘任委员会审议通过即可。[2]教授或副教授的评审，没有名额限制，为一切优秀的人才敞开大门。

可见，联大教师的晋升制度主要以任教的时间长短和授课效果为参考标准，不会因为教师在规定的时间内没有达到数量上的硬性指标而对其职称和待遇做相应的调整。众所周知，学术并非一蹴而就，很多学科都需要十年、二十年，甚至是几十年坚持不懈的努力。

（二）官员兼任制

联大纯粹学术氛围的形成，除了在聘任和晋升制度上赋予教师极大的自由外，其学科官员兼任制的实行也是重要原因。学校官员不会有特权，更不会因此增加薪资，而使教师获得额外的收益。（见表1）

表1：西南联大改定教职员俸给标准（1944年8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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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四）第485页

以上是联大规定的不同职位最低薪资和最高薪资，行政职务的工作人员和教师之间的差距非常大。不同层次的教师又有差别，教授最高可以拿到每月600元，但普通教员最高也只有240元。全校薪资最高的是三位常委：梅贻琦、蒋梦麟和张伯苓均，他们的薪资为每月710元。[3]而联大的其他行政官员都属于兼职，虽然有官职在，但并不增加薪酬。如算学系教授兼主任杨武之的薪额是590元，而教授姜立夫是600元，教授江泽涵是590元。从统计数据来看，600元是最高的薪酬，做官不一定拿得到，不做官能拿最高薪酬的大有人在。

1942年10月，联大的教授们集体拒绝了一笔特别办公费，这放在今天，等同于行政津贴，理应得到，但他们却拒绝了。“……盖同人等献身教育，原以研究学术，启迪后进为天职，于教课之外兼负一部分行政责任，亦视为当然之义务，并不希冀任何权利……”[4]这封拒绝信后附上了冯友兰、张奚若、陈岱孙等25位兼职行政教师的签名。实际上，在抗战后期，由于通货膨胀，很多教授的生活举步维艰，他们典当衣物及书籍，卖稿卖文，停止子女教育，实属不易，很多老师都要申请其他补助，但是他们却拒绝了理所当然的行政费补贴。可见当时的教授将学术研究和学生教育视为教师的天职，并不追逐行政职务，反而将其作为一种义务。

三、广东高等教育存在问题

（一）过于量化的学术评价标准

广东省高等学校教授、研究员职称评审条件，除了达到基本的学历要求、外语要求，专业技术工作条件、业绩成果条件和论文、著作条件都已经量化。教授或研究员的评审，其论文或著作应该达到以下条件之一：（1）年均授课240计划学时以上者，论文、著作要求：理工类5篇（部），文科类6篇（部）；（2）年均授课120-239计划学时以上者，论文、著作要求：理工类6篇（部），文科类7篇（部）；（3）年均授课60-119计划学时以上者，论文、著作要求：理工类7篇（部），文科类8篇（部）；（4）年均授课59计划学时以上者，论文、著作要求：理工类9篇（部），文科类10篇（部）。[2]从以上的规定中可以得出，教授的评定主要看课时量和论文的完成，并且没有详细的分类，而是笼统规定理工类和文科类。但实际情况是，学科之间的差别很大，这种一刀切的做法并不适用于所有的科目，单纯的论文数量并不足以说明学者们学术功底的深厚。高校的教师本来是学术自由的主体，现在他们不仅要授课，还要进行科研，因而教师们是十分疲惫的。短期内，为了达到所规定论文的数量，可能会导致大量的文字垃圾出现，从而造成虚假的学术繁荣。

（二）“以刊论文”负面影响加剧

广东高校在教师职称论文的评定中，除了上述的授课量和论文数量给出了具体的规定，同时也对所发表的论文刊物作出了限定。“论文”是指在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学术刊物上发表的学术论文（独立完成或第一作者），其中应有二分之一在国内外权威学术刊物上发表。[3]

以刊论文，其目的是促使高校教师们努力提高自己的科研水平。实际情况是，大部分的期刊，并不是某一学科的专业平台，而是多种学科交杂在一起，学科边界并不清晰，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类期刊。在CSSCI1998-2006年的600余种来源期刊中，刊登单一学科论文的期刊只有4种，刊登1到3个学科论文的期刊只有29种，刊登10个或10个以上学科论文的期刊占总数的72.3%。[5]这些数据表明，大多数学术期刊不是专业期刊而是综合期刊，在审核投稿者的论文时，可能无法区分学者的真正研究水平。此外，为了评价方便，在高校教师的绩效考核、职称评定和项目申报等方面，行政部门常常依据学者们所发表的论文进行评定，这直接导致了恶性循环。实际上，广东各高校都对核心期刊和非核心期刊实施不同的奖励，如广东商学院规定核心刊物的科研计分为4-5分，非核心的一般期刊则为2分，然而深圳大学则只奖励核心期刊，对于非核心期刊的论文无奖励。[6]如此造成的直接后果是高校教师为了在核心期刊上，量体裁衣，只注重发表在哪里，而忽视了他们真正应该写什么。

（三）官本位现象愈演愈烈

现在的高校，越来越多的学者热衷于做官，因为做官带来的效益显而易见。不同级别的官员在学校的地位、待遇和话语权不尽相同。在项目申报、评奖评优方面，有行政级别的教师比普通教授更具有优势。行政级别将高校教师分成三六九等，在某些学校，行政工作人员的工资比一线教职员工要高很多。更何况，教师成为官员后，要忙于事务性工作，忙于上级领导的考核，忙于各种应酬，他们哪有时间去做研究？而现实的情况下，高校的官员不仅仅是官员，他们还要继续当教授，做科研，带研究生，其结果可想而知。人的精力毕竟有限，但科研成果含金量少却不会给他们的职位晋升带来不利。高校的校长一般都是任命制，很少进行公开选拔，31所副部级大学校长职务由中央直接任命，这也是因为行政级别的存在而导致的直接结果。并且，不同学校的校长的行政级别不同，中山大学是985高校，校长的行政级别为副部级。普通本科一般为正厅级，与地级市的书记、市长级别相当。试想，当高校的教师都热衷于做官时，又有多少人可以在这种风气中保持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的学术精神？有多少可以拒绝成为行政的附庸呢？又有多少教员可以几十年如一日地坚守自己的一片净土，以期若干年后将自己打造成大师呢？

四、广东高等教育改革的对策

高等教育培养不出大师，不在于硬件条件。想当年，联大的师生们，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外部环境是何等恶劣。现在各方面硬件要比过去好很多，而教师们都忙于，评职称，上课念课件，内容人云亦云，少有创新。行政化现象愈演愈烈，高校官本位主义导致许多学者无法安心教学，却争着竞争各种行政岗位，以寻求相关利益的实现。这些现象的出现，归根结底还在于我们的评价考核标准不恰当，直接导致了学术纯粹性的缺失。主要应在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改革。

（一）尊重学科差异，合理设置考核标准

高校教师的主要职责是授课和科研，因此应该分为两个部分分别考核。授课部分，应该积极推动学生评价。在教学中，学生是主体，教师授课的好坏，理应由学生进行打分，促使教师努力提高授课水平。对于不同年龄的和不同职称的教师设定相应的授课量，如青年学者主要是完成授课任务，应把更多的精力投入科研中；而中年学者由于其拥有长期的教学经验，则可以重点进行授课，传播知识，减少科研任务。科研考核方面，由于学科之间的巨大差异，各个学科应该采用适合本学科评价的标准，分二级学科甚至三级学科，重点是学科内的比较，不同的学科应该有符合其学科特性的指标体系和评价重点。对于人文学科，由于其研究成果的现实价值存在潜在性，更应该采用和自然科学不同的方法，例如可以采用论著代表制度。如果该学者的论著是其学科内最具有代表性的成果，那在一定的时期内可以免除量化考核，也许在这一时期没有发表其他论文，但他相应的待遇不应该有变动。应依据不同学校的学科特色，制订更加详细和更具可行性的考核标准，逐步降低对论文数量的要求。

（二）推动同行评审，营造宽松学术氛围

同行评审是利用同行专家在其擅长的学科，对某一成果的价值做出判断。由于专业的类似性，使得同行的专家们对相似的问题，在评审过程中更客观，能够提出更有针对性的建议，因此同行评审的效果是直接的。对于高校的教师来说，同行评审形成的舆论压力对其工作更具有约束力。同行评审的质量主要取决于评审委员会的成员，因此，选择合适的评审员非常关键。而成为评审员的首要标准是在其研究领域内具有十足的公信力，选择的成员也可以包括国外的同行，以增加评审的宽度。评审员的选取和评审规则应该透明化，对外界公布评审的流程和结果。此外，应当采用双向匿名制，对于利益相关者，要进行回避，采取不记名投票制，定期更换专家库，建立专家信誉档案等。

（三）学术回归原点，去除行政化

为了让高校的教师单纯地追求学术，行政化现象势必要得以纠正。去行政化，并不是单纯地去行政，行政是必要的，对于日益庞大的高校来说，行政工作人员不仅是为学生服务，也应该是为忙于授课和科研的教师们服务的。去行政化只是去除行政权力在教育氛围内的过度作用，有能力的教授可以成为学校的行政官员，但不能将各种利益和官职挂钩。因此，不仅仅要淡化学校的官本位色彩，而更要加强学校在科研和教学方面的管理。要加强大学内部建设，保障教师的地位和权益，强调学术的价值要高于行政权力，让学术主导高校的运转。应从实行校长遴选制度开始，取消行政级别，改变以往的政府任命制，真正由教授选出职业化的校长。如此程序产生的校长能够首先实现高校的独立，让校长根据学校的特色，组建行政工作团队，在校长的带领下营造一个宽松的环境，使得教师们真正有时间和精力去做纯粹的学问。

五、结束语

在大学做学问的教师们，不缺乏对其学科真正有兴趣者，但由于现行的各种考核制度，扭曲了他们的本意，疲于奔波各种不恰当的考核，浪费了很多时间。一个国家的强大，需要一批真正做学问的人淡泊名利，潜心治学，这样才会培养出独立精神的人才来为社会服务。广东省应改革当下不合适的评价制度，维护学术的纯粹性，赋予教师学术自由的权利，让教师醉心于授课和研究，还校园一片宁静。

[ 参 考 文 献 ]

[1] 西南联大改定教职员俸给标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四）[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485.

[2] 黄晓通.大学贵在有大师——回望西南联大教师聘任[J].文化学刊，2010（2）：48-53.

[3]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三十四年四月份俸薪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四）[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4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