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木工程认识论文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土木工程认识论文，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中图分类号] G6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3437（2013）24-0062-02

近年来，国家及社会均对土木工程专业课程的设置、人才培养方式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以适应技术不断革新的现状。目前，由国务院批准，并由教育部、财政部全面启动并实施的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主要是对这一现状进行的积极革新。教育部副部长吴启迪对“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的具体解释是：“质量工程”是以提高高校的本科教学质量为目标，提高优质资源共享为手段，按照“分类指导、鼓励特色、重在改革”的原则，在专业、课程教材、实践教学与人才培养模式等 6 个方面进行改革与建设，支持和鼓励高校在人才培养模式方面的深入改革和大胆创新，引导高校的本科教学方向，带动教学的全方位改革和创新。所以，对于高校创新型人才的培养是配合我国高校教学改革以及适应土木专业发展的趋势而进行的高校人才培养模式。

一、国内外工程类人才培养的不同模式

（一）国外人才培养的模式

国外工程教育领域，具有代表性的两种模式主要有美国模式和欧洲大陆模式。美国模式主要是由社会和学校两部分组成，高校学生在校期间先进行工科基础教育，学生毕业后则由社会提供具体化、职业化的专门教育，并且有各专业的工程师考试和职业资格认证的要求，在完成所有项目以后才能成为工程师；欧洲大陆教育主要以法国和德国为代表，其培养过程主要在学校完成，大学生在学校要先完成与工程师相关的基本教育和基础训练，获得职业资格认证，则在毕业时可以取得工程师学位。国外工程类的人才培养模式，均对学生的基础教育和实践有着同等重要的要求。

（二）中国工程教育人才培养模式

中国工程教育则较为倾向于知识，其教育的主要目的和出发点在于传承和创新人类的知识和文化，这种观念也被称为学科本位论。因此，也造成了中国土木工程教育的主要模式为：高校学生在校期间接受的是土木工程专业基础知识的培养和学习，毕业进入专门企业以后，通过在企业具体工作的过程中来完成工程师的职业教育，自此才可以成为一名合格的土木工程师。

综上所述，中国的工程教育人才培养模式以及与之相关的课程设置都是沿革了国外的相关模式，但因为中国教育界和高校对于大学生培养的认知是在于知识的引导与学习，因此也造成了大学生土木工程师职业化培养的滞后，不能与其毕业后的职业生涯进行有力的结合，土木工程企业在招聘人才时皆希望大学毕业生已具备与工程师相关的基本能力，土木工程企业无需再进行其基本能力的培养，特别是对于工程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有着较高的要求。所以，土木工程企业的用人观念也要求我们高校在土木工程人才培养方面进行变革。

二、土木工程专业人才培养现状分析

如上所述，中国工程教育人才较为偏向于知识的传承和创造，因此，我国土木工程教育的现状存在有多种矛盾体：第一，国家、社会、企业均需要工程师人才，而高等学校却不培养工程师。第二，学校教学主体缺乏工程实践经历，而学生却需要接受工程实践能力的培养。

在第九届（2008 ）全国高校土木工程学院院长工作研讨会中，总结了国内土木工程专业人才培养过程中出现的两个明显的特点：

第一，类型不同的学校有不同的定位。根据高等学校土木工程专业指导委员会专家最新的调研统计，我国目前共有362所高等院校开办了土木工程专业的本科教育，其中研究型大学（985、211学校）共有65所，主要是培养创新型人才，教学型学校297所，主要培养技术应用型人才。 第二，不同类型土木工程专业人才的社会需求在单位规模（大型、中型、小型）、单位性质（设计、施工、管理）、岗位层次（ 总工程师、主任工程师、专业工程师） 等方面有所不同。

目前，较多高等学校对于实践性教学和创新型能力培养不够重视以及没有充分合理的认识，部分高校只是简单地复制研究型大学的办学模式，使得高校毕业生一方面在从事科学研究时对于基础知识的掌握不够，另一方面从事施工技术时又缺乏相关的工程职业素养，从而导致了社会对于高等学校工程教育教学质量认同程度的不断降低。

三、土木工程专业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构建的意义

（一）从宏观角度讲，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变革，是建设创新型国家，实现科学发展的基础

党的十七大、十报告中均提出要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精辟论述。建设创新型国家，培养创新型人才是关键和基础。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变革，是针对建设创新型国家和科学发展观所实施的具体做法。

（二）从中观角度讲，培养具有良好创新型的高素质创新型人才，是土木工程行业的发展的现实要求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土木工程材料的更新，土木工程建设市场的开放，使得这一行业的垄断逐渐破冰，与土木工程施工和监理相关的企业也逐渐改变了过去的单一经营模式，并试图向横向全面发展。但是，现今的山区高速公路、大型桥梁隧道工程、超高层建筑工程、特大型水利水电工程和港口航道工程等各项技术的难度不断提高，项目的管理与国际接轨，使社会对专业人才的要求越来越高。与此同时，高校中对土木工程师的培养模式日益陷于“学术化”和“通才化”，毕业生对于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缺失已然与社会对土木工程师的实际要求脱节，土木工程行业所需要的技术、管理、创新等全方位高素质人才，在高校中未能如愿以偿地培养出来，因此，要求开办有土木工程专业的各类高等院校，必须转换人才培养的思路，改革创新人才培养的模式，探索培养土木工程专业创新型人才的途径和方法。

（三）从微观角度讲，探索和实践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是保证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的根本

目前，我国高等学校毕业生都存在着找工作难的问题，这一方面与高校人数逐年增多有关，但也与高校工科教育严重的产学脱节有关，高校教育只重学术性和与当代最新技术的脱节，使得学生对于实践有着眼高手低之惑。要解决“就业难”这种现状，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树立培养创新型人才的观念，并逐步改革创新型人才培养的模式，不断强化本科生工程技能方面的培养，加强工程类毕业生的实践操作能力。

四、土木工程专业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构建的几点建议

综上几点，我们通过对国内外工程教育的比较以及对土木工程专业创新型人才培养意义的认知，可以发现工程教育必须紧紧跟随当今社会的高速发展，同时必须以社会、企业的需求为导向，以工程实践操作能力为要求，更好地培养社会所需求的工程师人才。在土木工程专业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构建上，笔者主要有以下几点建议：

首先，在具体的教学中，第一，要加强实践教学的环节，逐步深化地为学生创造创新实践平台，改善实践环境，推动学生自主创新活动；第二，在设置培养方案的环节上，要不断地完善工程教育中的工程设计和实践类课程体系，使得这两方面的课程能够贯穿高校学生整个大学教育过程，争取使得学生的创新设计能力有较大的突破；第三，不断深入和摸索高校的产学研结合模式。高校应当努力争取校企共建、技术研发中心等实践基地的建设，在行业专家的指导之下，培养学生动手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其次，在教育观念上，第一，做到大众化教育和技术教育的平衡发展，培养学生基础知识和实践能力并重。第二，建立校内外双导师制，以校内老师培养学生的基础知识，校外企业技术老师则进行实践能力的培养。这样，学生才能在综合素质方面得到提高，将具有更好的社会适应能力，学生将更为主动地学习和具有更高的工程设计创新能力。第三，要有国际化教育的思路，高等学校可以通过网络教学和双语教学，使学生能够接触到所学专业领域中最高精尖的技术和知识，也使学生能够有高度的国际视野和娴熟的技术沟通能力。

[ 参 考 文 献 ]

[1] 姜秀英，俞亚南，陈仁朋.土木工程创新设计实验班的架构与实施[J].高等建筑教育，2009，17（6）：109-112.

[2] 朱炯.土木工程专业创新人才的能力培养途径探讨[J].徐州工程学院学报，2006，21（5）：93-96.

篇2

一级学科；学术评价按照教育部印发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12年）》，属于会计学科的本科专业至少有会计学、财务管理和审计学三个专业，归属于工商管理专业类。其中，会计学专业设置最早，20世纪50年代初我国部分高校就设置了会计学本科专业，其后不久，少数高校还一度招收了会计学专业的研究生；财务管理和审计学专业可以说是从原会计学专业中衍生、独立出来的新专业。财务管理专业于1998年进入教育部本科专业目录，审计学专业则于1998年作为试点专业进入该目录，到2012年才正式进入该目录。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联合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年）》中，会计学是“工商管理”一级学科之下的一个二级学科；尽管财务管理学和审计学在该目录中尚不是独立的二级学科（专业），但许多高校已经在国家允许的范围内自行设置了财务管理学（有的高校命名为“财务学”）二级学科（专业），并招收普通硕士或博士研究生（审计学也可以独立设置为二级学科，但目前尚不多见）。此外，在该目录中，会计和审计研究生均被设置为专业硕士学位。会计学术研究、会计学科和会计教育三者是紧密联系、相互影响的关系。会计学术研究和会计学科的设置直接服务于会计教育；会计学术研究的成果、水平、质量、风气、活跃程度，以及会计学科设置的合理性，也会直接影响到会计教育的水平。反过来说，由于会计教育中的教师和学生是会计学术研究的主体，所以提高会计教育的质量理应成为会计学术研究最主要的动力；会计学科设置也会成为会计学术研究的制约因素。会计教育的规模、在社会经济中的地位以及会计学术研究的水准，都是会计学科设置中最重要的考量因素。本文重点从我国当前会计学术研究的导向以及会计学科设置的角度，论述了会计学科面临的发展瓶颈，以及对会计教育造成的不良影响。

一、会计学术研究的不良导向及其危害

（一）会计学术研究的不良导向

近年来，我国普通高等学校所从事的会计学术研究形成了一种非常奇特的现象：将会计研究划分为实证研究和规范研究两种类型，而且基本上将实证研究等同于会计学术研究，同时对会计实证研究的理解和实际操作往往又非常狭隘。当前会计实证研究的基本做法是：利用一些公开的文献数据，参考一些英美国家的外文期刊，运用统计学和计量经济学工具，通过相关分析或回归分析来检验事先提出的假设。但是这些假设的理论依据及演绎推理过程常常十分薄弱，而且工具运用得并不娴熟。也就是说，时下流行的会计实证研究已经形成了比较固定的模式，从形式上看具有数理化、数量化、模型化、科学化、多学科交叉性等明显特征，比较符合目前高等学校为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积极推进高校国际化的潮流。在这种背景下，具有前述特征的会计实证研究几乎变成了会计学术研究的代名词。而除这类会计实证研究以外的会计研究类型往往被笼统地称为规范研究。实证研究和规范研究的分类一度在经济学中非常流行。20世纪50年代，经济学界兴起经济解释思潮，试图将经济学改造成像物理学一样的实证科学，其研究类型当然首先是采用研究“是什么”及“为什么”的实证研究；“应该是什么”及“如何做”的研究被称为规范研究，并因其不符合经济学所追求的实证科学目标要求而受到排斥。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美国会计学界追随经济学的这种发展趋势，将这一分类应用于会计学，并将实证研究作为正宗研究类型和研究方法，规范研究也受到相当程度的排斥和抑制。事实上，实证研究和规范研究的分类并不符合会计学作为一门技术性很强的应用性社会科学的学科特征，因为作为一门工程性质的社会科学，规范研究必然是其最重要的研究类型。进入21世纪之后，我国会计学界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提升高校国际化的进程中受到了美英会计实证研究模式的深刻影响，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将会计实证研究搞得更加模式化、更加极端了。目前，我国普通高校的会计学博士生及学术型研究生所做的研究几乎都是实证研究，这些论文往往局限于资本市场等比较狭窄的领域，对于政府会计、管理会计、会计信息化等不太适合实证研究的专题则很少涉及。高校为了使得博士生和学术型研究生尽快掌握会计实证研究的技巧和方法，不但成倍增加“计量”课程、削减会计类课程，而且举办的校内外会计学术讲座也几乎都是“实证”风格的。学术型研究生对于大量来自于会计理论及实践的会计问题视而不见，因为其难以写成实证研究样式的论文而不再感兴趣，或者由于知识结构所限只能去写实证研究类论文。在这种氛围之下，会计实证研究的课题设计也更容易申请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师对于写非实证研究类的会计论文没有积极性，因为写了也难以在被认可的杂志上发表。

（二）会计学术研究不良导向的危害

不可否认，开展一定程度的严谨的实证研究对于会计学科的发展是有益的，它有利于会计学与经济学等解释性学科的交叉联系，从而开拓会计研究的新视野。但是，盲目推崇会计实证研究，不理性地任意拔高实证研究的地位、作用和意义，甚至将其视为会计学术研究的“正宗”或全部，则是很有害的。首先，尽管会计实证研究也进行一定程度的经验研究，但由于受其总体研究目的所限，更由于其形成的模式化状态，此类研究往往缺乏通过运用调查研究、案例研究、试验研究等多种手段对会计实践进行全方位的考察，从而无法满足解决会计实践问题、健全会计（包括管理会计和审计）制度及发展会计理论的需要。其次，由于受到研究目的及定量研究方法的限制，会计实证研究热衷聚焦于资本市场等比较狭窄的领域，对会计学的许多分支学科和边缘学科（如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会计、管理会计、会计史及会计思想史、法务会计、国民经济核算等）缺乏应有的关注。再次，会计理论通常表现为用于指导、评价会计实践及其结果的建设性理论，在会计理论指导下形成的会计准则、制度、方案、对策，通常表现为定性假设而非定量假设，而这种理论和假设往往难以纳入以定量研究为特征的实证研究模式。因此，该类研究通常表现为与会计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相脱节。最后，由于社会科学概念操作化本身固有的局限性，更由于会计研究工作者自身统计技术以及严谨性的欠缺，大量会计实证研究的研究假设缺乏比较成功的操作化过程（如对有关概念未经严格的定义、武断地以某一单一指标代表内涵丰富的抽象概念、相同概念或指标采用不可比的计量方法等）。因此，会计实证研究往往在经验层面上就缺乏可比性，也难以取得共识，而且相当多的此类研究中的研究假设缺乏明确的理论检验对象，其理论意义也就变得含糊不清。

二、会计学科未能实现有效整合且学科设置层次有待提升

（一）会计学科未能实现有效整合

会计学术研究之所以走上与自身的学科性质并不相匹配、进行会计理论与实践比较脱节的会计实证研究的道路，与会计学科未能实现有效整合且受到强势学科的挤压有密切的关系。自卢卡∙帕乔利于1494年发表《簿记论》起，会计学已经有500多年的历史了。20世纪50年代，会计学正式分化为财务会计学和管理会计学两大分支。众多的会计分支学科（如成本会计学、税务会计学、国际会计学、环境会计学、人力资源会计学、银行会计学等）也在此后陆续形成，但这些分支学科却被人们有意无意地纳入财务会计学或管理会计学两个分支。更令人遗憾的是，会计学分化为财务会计学和管理会计学两大分支后，放弃了会计学长期以来的形成的原则和理论框架，从而使会计学失去了共同的理论基础和学科基础。财务会计学主要采用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及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的概念框架，放弃了传统会计学的原则和理论架构，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然而其概念框架却陷入了难以克服的理论困境之中；而管理会计学虽然是一个多学科形成的交叉学科，却与理论框架独立的财务会计学并列为会计学的两大分支。由于缺乏共同的理论基础和学科基础，将其他已经有所发展的会计分支学科硬性纳入财务会计学或管理会计学框架的做法，在相当程度上阻碍了这些学科的发展。另外，从会计学中分化、衍生出来的财务管理、审计学，以及法务会计学、国民经济核算等会计边缘学科，长期以来也未能在理论上实现与狭义会计学的有效整合（曹伟，2015）。因此可以说，整个会计学科体系处于支离破碎的状态。20世纪50年代，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经济学界兴起经济解释和实证研究的思潮，试图将经济学改造成像物理学一样的经验科学。196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设立，可以认为这是对于经济学科学化努力的一种肯定。在这种背景之下，经济学无疑成为社会科学中的显性强势学科。20世纪50年代以前，会计学尚未受到经济学实证思潮的影响，长期以来会计研究者从会计实务和会计实践出发，探索会计自身的发展规律，归纳总结出会计学的基本理论架构，并将会计学与相关学科交叉融合，不断开拓会计学发展的新局面。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以芝加哥大学为代表的美国会计学术界，追随经济学的新的发展趋势，将会计研究纳入经济学的研究体系中，逐步将实证研究作为自己的重要研究类型和研究方法，此外的研究方式一般被认为属于规范研究，进而受到排斥和抑制。20世纪七八十年代会计实证研究在美国迎来全盛时期，进入20世纪90年代，会计学术界开始对实证研究进行反思。但是，实证研究范式目前仍然在美国、英国、加拿大等西方国家的会计学术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可以合理地推断，在美国的普通高校中，会计学这种实用性学科，受到经济学这种强势的基础性学科的强烈挑战。高校会计学的研究人员为了争取更好的发展空间，主动将会计学纳入经济学的羽翼之下，使会计研究更多地成了经济学研究的附属品。但是美国是一个价值多元的国家，其高校也是高度自治和价值多元的，因此，实证研究以外的会计研究仍然存在较大的发展空间。

（二）会计学科设置层次有待提升

我国普通高等学校几乎全部是公立大学，由国家教育主管部门统一管理，在学科设置方面执行国家教育部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的规定，高校自行设置学科的自微乎其微。在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与原国家教育委员会《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之前，会计学属于经济学门类之下的一个专业，从学士、硕士到博士学位及博士后制度均设置齐全，当时还没有设置财务管理及审计学专业，会计学、财务管理及审计学的人才培养均通过会计学专业进行，并授予经济学学位。1997年的学科、专业目录中增设了管理学学科门类，会计学成为管理学门类工商管理一级学科之下的一个二级学科。2009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设置与管理办法》规定：学科门类和一级学科是国家进行学位授权审核与学科管理、学位授予单位开展学位授予与人才培养工作的基本依据，二级学科是学位授予单位实施人才培养的参考依据（第三条）。从此国家教育管理部门开始突出一级学科的作用，并按照一级学科对普通高校进行学科评估（此前是更突出二级学科的作用，并按照二级学科进行学科评估）。应当看到，会计学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具有很强的基础性特征，属于社会科学中的一个基础性学科，其发挥的作用已经远远超出了工商管理的范畴；另外，只要有受托责任关系及其相应的会计活动，就需要相应的审计活动作为保障，因此审计的意义也早已超出了工商管理，财务管理也是如此。尽管这三个专业具有分立的必要性，但是三者相互依存、密切联系，有共同服务于相同目标的一面，若不以宏观综合的视角看待和管理这三个专业，很容易画地为牢、人为割断联系，从而难以实现三者共同的目标。在国家教育主管部门对学科的评价和管理开始采取突出一级学科、淡化二级学科的背景下，各普通高校也开始按照学科门类及一级学科划定自己的核心期刊范围，并对核心期刊进行分级，以此作为对论文科研成果质量评价的依据。普通高校拟定的人文社科类核心期刊大多以SSCI以及教育部与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联合推出的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为依据。CSSCI收录的期刊主要由中国社科院及省级地方社科院、各高校学报、国家级专业学会主办的期刊组成。该期刊目录很难照顾到技术性和专业性较强的学科，会计学和审计学各自只有一本期刊入围就是例证。高校会计学、审计学、财务管理等专业的教师和研究生为了能够在学校认可的更高层次期刊上，纷纷转向与会计理论、实践、教学比较脱节的、与经济学联系更紧密的、逐步模式化的实证研究。这种局面的形成固然存在多方面原因，然而会计类学科设置层次低、自身缺乏话语权，则是其中不容忽视的两个重要因素。

三、会计教育面临严峻挑战

由于社会和市场需求旺盛，就业门路宽广，会计学、财务管理、审计学都是很热门的专业，办学高校多、学生多、生源好、教师多是这三个专业的重要特点。会计类专业办学层次齐全，本、硕、博都有，其中，硕士层次又分为学术型硕士和专业硕士两种类型，有条件的高校学术型硕士开始采取硕博连读的方式，目的在于提高研究生的学术水平和培养质量；专业硕士不被鼓励攻读博士学位，毕业后直接到实务部门就业。普通高校师资主要有两个来源渠道：一是国内外博士毕业生（也有少数优秀的学术型硕士毕业生）；二是从国外高校教师中引进（会计类师资主要来自美英国家或擅长在美英国家期刊的英语系国家或地区）。近年来，会计学术界本来就存在对于实证研究和规范研究的片面认识，而在按照期刊大类进行分级评价论文质量的制度背景之下，经过有关利益主体的博弈，最后在会计学术圈形成了一种比较稳固的均衡状态，即会计学术研究只有做“会计实证研究”才能更好地生存。在这种学术评价制度和学术氛围之下培养的博士生和学术型硕士生，由于将大量时间用于“计量”课程，满足于依据一些现成数据及外文资料制作实证研究样式的，对于会计、财务管理及审计的专业知识缺乏系统的学习和深入的研究。这些学生又成为将来国家最重要的会计学术力量和师资来源，他们作为教师又将同样的学习和研究方式传递给未来的学生。当今社会，经济全球化势不可挡，金融创新、技术创新、制度创新日新月异，由此产生的会计、财务管理及审计方面的问题异常复杂、难解，不管是在政府监管层面，还是在社会和组织的管理层面，都对善于解决复杂问题的高端财、会、审人才有着强烈的需求。随着我国经济的转型升级，我国将由制造型大国转型为创新型和金融型大国，不管是宏观的经济管理还是微观的企业管理，难度都将成倍增加。财务管理作为金融管理和企业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必将被提高到更重要的位置。从目前我国普通高校的师资状况、教学状况和博士生的论文状况来看，会计教育不容乐观。先不说财务管理、成本管理、管理会计方面的人才能否满足企业管理和经济管理的需要，就拿具有基础性、规范性、法规性的财务会计来说，我国会计准则的制定采取了与国际会计准则持续趋同的政策，而后者不仅不断公布新准则、修改旧准则，而且越来越复杂化。而研究生由于热衷于实证研究，对实证研究以外包括会计准则在内的其他领域缺乏足够的关注和研究，因此对于国际会计准则中的一些关键概念（如资产负债观、公允价值、资本保全、决策有用性等）存在似是而非的理解，对于会计准则与社会经济环境的关系缺乏清晰的认识。这样势必影响国际会计准则在我国的正确运用，而会计准则则是资本市场健康运行和企业财务评价的重要基础。

四、关于会计学科发展的几点建议

（一）对会计学科进行理论整合，充分认识会计学作为社会科学基础学科的地位20世纪50年代以后会计学分为财务会计学和管理会计学两大分支，并衍生出财务管理、审计学、法务会计、国民经济核算等众多的分支学科。可以看出，会计学科与其他学科一样，遵循着不断分化的总体趋势。在对这些会计分支学科进行理论整合时发现，会计学科体系其实应当分为如下几个层次：基础会计学、狭义会计学（会计信息系统）、边缘会计学科、广义会计学。基础会计学反映了长期以来支撑会计学发展的最基础的理论结构，用来实现最基本的会计目标——分期核算企业投入产出的经济效果。通过基础会计学可以形成企业基本会计报表：综合收益及利润表、资产负债表、现金流量表、所有者权益变动表。狭义会计学是建立在基础会计学之上的会计信息系统，可以分为对外报告会计和对内报告会计两个子系统。有人将财务会计等同于对外报告会计，将管理会计等同于对内报告会计，这种认识其实并不科学。因为如果是这样，税务会计、政府会计、社会责任会计等对外报告会计系统就无法整合进入会计信息系统，财务会计则容易被误解为不具有内部管理职能。另外，财务会计和管理会计两大分支学科缺乏共同的学科基础和理论基础，二者各自发展其概念框架且共同称之为会计学，在理论上难以自圆其说。而且，目前由FASB及IASB所主导的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其自身也陷入了理论困境。因此，有必要对现有的会计学科重新进行理论整合。理论整合的基本思路是：首先，构建会计学的基础理论结构并以此为基础建立基础会计学；其次，以基础会计学为基础，根据具体会计目标，建立对外报告会计和对内报告会计两个子系统（狭义会计学）。狭义会计学依然符合会计学的四大基本假设。从基础会计学（实质就是传统会计学）到狭义会计学，既是学科分化的过程，也是学科交叉发展的过程。如对内报告会计可以看作是基础会计学与管理学的交叉学科，税务会计可以看作是基础会计学与税务管理的交叉学科等。典型的会计边缘学科目前主要有国民经济核算和法务会计学，它们属于狭义会计学与有关学科形成的交叉学科，前者可以看作是会计学（主要是基础会计学）与经济学、国民经济管理等学科形成的交叉学科，后者可以看作是会计学与审计学、法学、检查学等学科形成的交叉学科。这两个学科虽然也是以提供货币信息为主，但由于它们不符合会计学的四大基本假设（主要是不符合会计主体假设），因此不将其纳入狭义会计学下。目前，国民经济核算通常设置在统计学科范畴，法务会计学则主要由法学学者在研究。会计学者可以发挥自身优势，重点从会计学角度来研究国民经济核算和法务会计学。广义会计学则是对（狭义）会计学、财务管理学、审计学等学科所做的又一次整合。财务管理是从会计学延伸而来，可以看作是管理学与会计学的交叉学科；会计侧重于资金信息的提供，财务管理则是对资金运动的直接管理，所以二者联系紧密。审计是对会计和财务管理活动的鉴证和监督，所以审计学依存于会计学和财务管理。由于会计、财务管理和审计之间具有非常密切的联系，三者同属于会计主体价值管理（资金运动管理）的组成部分，因此有必要从价值管理的角度，将会计学、审计学和财务管理（包括成本管理）等学科整合为广义的会计学。从已有会计学科的基本发展脉络可以看出，会计学科是在满足经济和社会管理要求的过程中，通过会计学与相关学科的交叉，以不断分化的形态向前发展的。显然，这种学科分化扩大了会计学的视野和研究领域，提升了会计的功能和作用。学科的交叉和分化对于学科发展无疑是一种重要的方式，但是还需要经常性地对学科进行理论整合。通过学科的理论整合，可以进一步发现学科之间的理论关联，从而对有关学科进行调整，形成学科体系或学科群。比如，通过整合现有会计学科发现，有必要恢复和建立会计学的最基础的学科——基础会计学；将会计学分为财务会计学和管理会计学并不十分恰当；狭义会计学符合会计学的四大基本假设；一些会计学科之所以被称为边缘学科的理由；有必要按照价值管理将会计学、审计学、财务管理、价值评估等学科整合为广义会计学；可以按照价值管理将广义会计学、金融学、财政学、税务学进一步整合为一个以价值管理为特点的学科群。另外，会计学界应当有会计学属于基础学科的意识，将会计学同时作为社会科学的一门基础性学科来进行建设，认识到会计学在社会和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已经远远超出工商管理的范畴。会计最基础的功能是会计主体的货币计量和信息提供。会计主体不仅包括工商企业，还包括其他类型的企业以及政府和非营利组织。会计信息不仅服务于企业内部的各种职能管理，而且服务于资本市场管理、金融管理、税收管理、国民经济管理，以及法务管理、社会责任管理等。作为企业或组织综合性财务信息的提供者，会计已经渗透到经济和社会管理的方方面面，并成为财政、金融、资本市场运行的不可分离的基础。会计还是市场经济得以建立和有效运行的前提条件。因为市场经济建立在产权界定明晰的基础之上，会计通过复式记账法清楚地核算了法人财产权、所有者权益、债权人权益，以及所有者权益的重要来源——利润，因此如果没有会计，市场经济和法治社会都是难以想象的。从会计学中分化出来的审计学和财务管理学也已经远远超出了工商管理的范畴。只要有受托责任关系及其相应的会计活动，就需要有相应的审计活动作为保障。审计是国家财政资金运行的保障，是资本市场和金融运行的必要制度安排。这些都足以说明审计的意义早已远远超出了工商管理。另外，不仅工商企业需要财务管理，任何企业及有资金运行的组织都离不开财务管理，所以工商管理也难以涵盖财务管理。

（二）提升会计学科的层次，增加学科建设和评价的话语权

在目前按照一级学科进行学科管理和评价的情况下，原会计学科被分割成几个二级学科，各自为政，在政府和学校层面进行学科建设和评价的话语权很薄弱。因此，有必要在会计学科整合的基础上谋求建设会计学一级学科。在国家没有批准会计一级学科之前，会计界也应当有会计一级学科的意识，为会计学科的发展和评价出谋划策。事实上，成立会计学一级学科的条件已经具备，笔者对此也做了专门论述（曹伟，2015），概括起来有如下几个方面：①会计学有悠久的历史和完善的基础理论结构；②会计学拥有众多的分支学科并已形成体系；③从会计分支学科中已经分化出财务管理、审计学等独立的专业；④会计学科在社会和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已经远远超出工商管理的范畴；⑤会计学、财务管理、审计学三个专业既有分立的必要性，又有整合的必要性；⑥会计学科各专业具备很强的社会需求和较高的招生规模。最近一次政府公布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目录（2011年）》，并没有将会计学列为一级学科。会计学界、教育界、实务部门，以及会计主管部门、有关团体，都应为此积极努力。尽管客观条件已经具备，如果主观上努力不足，准备不充分，可能下一次还是不能成功提升会计学科的层次。要做的准备工作至少有：①对有关会计数据进行统计，以示会计在社会和经济生活中影响之巨大；②对会计学科史进行系统的梳理和研究，以示会计学科和会计教育有着长期的渊源和共同的知识积淀；③呈现会计学独特的方法和理论，以示会计学是一门社会科学的基础学科；④从理论上梳理和构建会计学的学科体系，以示会计学科逻辑严谨、根深叶茂；⑤整合属于一级会计学科的二级学科，论证这些二级学科的有机联系以及共同的目标；⑥论证会计一级学科独立的必要性，以及与工商管理、应用经济学等二级学科的关系。

（三）精心打造会计类学术期刊，发挥会计类期

刊及同行评议在会计学术评价中的推动作用我国会计类学术期刊其实并非很少，只是在按照学科大类进行学术评价的背景下会计期刊被边缘化了。会计学、审计学、财务管理学目前归属在教育部学科目录“工商管理类”之下。工商管理中的二级学科很庞杂，强势二级学科是企业管理等；而且工商管理一级学科和管理科学与工程两个一级学科的学术成果往往难以区分。因此，在进行学术评价时，这两个一级学科通常是捆绑在一起选择和确定核心期刊目录的，导致属于管理科学与工程以及企业管理方面的期刊几乎垄断了这两个一级学科的核心期刊目录。进入CSSCI目录的会计类期刊只有《会计研究》和《审计研究》；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最近公布的“工商管理”及“管理科学与工程”两个一级学科通用的A类期刊目录，也只有《会计研究》属于会计类期刊。但是，设置会计学、审计学、财务管理三个专业的高校数量、硕博研究生人数、教师数量等指标，与管理科学与工程及工商管理类的其他专业相比，其相对数量要占绝对优势。在这种矛盾非常突出的情况下，会计研究的论文成果自然纷纷转向管理学和经济学期刊，这也是会计学术界不愿意触及会计问题、热衷于所谓会计实证研究的根源之一。要扭转这种被动局面，会计学术团体及会计学界的有识之士必须呼吁增加会计类期刊在学术评价核心期刊目录中的数量。提高会计类期刊在学术评价中的地位，也是这些会计类期刊提升办刊质量的必要条件之一。另外，还应当鼓励有条件的高校创办会计期刊以及会计学与有关学科相交叉的期刊，从而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目前，除了北大、清华等极少数高校分别创办了以实证研究风格为主的会计期刊，绝大多数高校，尤其是一些老牌会计传统高校都还没有创办或形成有影响力且风格鲜明的会计学术期刊。会计学术评价最终还是要靠内容评价，因此必须建立同行学术评议制度。

（四）反思会计研究方法论，避免学术研究模式

化和单一化会计学、财务管理、审计学等专业，一方面表现出“很热”的一面；另一方面，在目前的高校环境和评价体制之下，会计学术界人士（主要包括普通高校的教师和学术型研究生）尽管身在会计队伍中，但又有意无意地极力回避会计中的问题，“一窝蜂”式地热衷于比较模式化的会计实证研究。虽不能说这些会计实证研究与会计理论和实践无关联，实则是会计研究视野中的一个并非很大的领域；如此的“以偏概全”且追求形式化，又表现出会计学术研究“极冷”的一面。这一现象值得思考和研究。一位长期在国外任教、后来回国的著名会计学教授表示，在美国同样存在这种现象。他说：“一个头衔为‘会计教授’的学者，大概代表他是教会计的，他的学术专长很可能是信息经济学、计量经济学、心理学。会计只是应用技术，经济学与心理学才是学术。”这段话的前一句，可能意在说明存在于美国的一个事实：教会计的会计教授研究专长不是会计，而是经济学、心理学等其他学科，充其量在其专长的学科中加入些会计的“佐料”。而后一句话，则意在说明产生这一现象的主观原因：会计只是应用技术，无须多加研究；经济学和心理学是学术，所以教会计的老师要研究学术就要研究经济学或心理学。无论是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都分为基础学科与应用学科；自然科学中的工程技术学科更是包含庞大的体系，难道从事临床医学的，为了做学术研究就一定要从事生理或病理研究吗？从事土木工程的，为了做学术研究就只能研究数学或物理吗？从事建筑学的，为了所谓的学术研究和多发表SCI论文，就都要研究建筑科技吗？显然，这是不可思议的。会计现在难道还只是500年前的复式记账法吗？上述观点反映出对学科的片面理解和对应用性社会科学的歧视。存在这种教学专长与研究专长相分离的现象是不合理的，是需要扭转的，而不应当是被鼓励的。会计研究走上模式化的“实证研究”之路，就是这种教学专长与研究专长相分离的表现。现在重要的是研究如何摆脱这种局面。深刻认识人文社会科学的方法论，并且端正对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的认识，端正对于实证研究和规范研究的认识，无疑都是必要的。笔者认为，产生这一现象尽管与认识论有关，但最直接的原因还在于目前按照大类期刊等级评价人文社会科学科研成果质量的制度背景下，会计学科作为一个二级学科，在制定评价规则方面缺乏足够的话语权。可以想象，在科研队伍十分庞大，拥有会计学、财务管理、审计学等热门专业的会计学科，在一些高校的科研评价中只认可《会计研究》和《审计研究》两本国内期刊，会形成什么样的学术生态和结果！

（五）在会计学术研究中重视“跨行业”和“跨学科”研究，拓宽会计学的研究视野

“经济越发展，会计越重要”这已经是被实践反复证明了的事实。但会计学科的学术研究却不尽人意。高校会计研究的高端人才不愿意关注会计的核心问题，研究内容与会计理论和实践越来越脱节，研究成果也不太被社会所重视，表现出“空心化”和“边缘化”的趋势。这一现象形成的总体原因比较复杂，笔者认为，其主要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会计学科在20世纪经过学科分化以后，缺乏有效的理论整合，自身存在理论困境，从而未能形成严谨的学科体系；二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处于世界会计学领导地位的美国会计学术界，在会计学科面临自身理论困境及强势学科的压力之下，将服务于经济学等学科的会计实证研究作为会计学术研究的正宗，从而使会计学术研究陷于狭隘的境地，并逐步偏离以解决会计问题为导向的正确道路。进入21世纪之后，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目标的引导下，我国高校为了尽快提升国际化程度和高校世界排名，通过制定有关学术评价制度，使美国高校学术界的会计实证研究方式迅速被我国会计学术界广泛接受，而且其在国内的应用比美国更为模式化和形式化。应当说，最早在美国会计学术界开展的实证研究，是经济学、心理学等学科与会计学相交叉的一种跨学科研究，不失为会计学术研究的一个发展方向。但遗憾的是，过分夸大了这种实证研究在会计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会计学术研究应当在夯实会计学科自身理论的基础上，继续走跨学科发展的道路，以扩大会计学科在社会和经济管理中的作用，同时也为庞大的会计学术研究队伍提供广阔的研究视野和学术空间。传统的会计实证研究应作为会计学跨学科研究的一个领域来看待，而绝非会计学术研究的全部。会计学跨学科研究的范围是非常广阔的。首先，会计学研究应注重与不同行业的结合。我国自从实行市场经济、按照西方国家财务会计和管理会计设置会计学科体系以来，一直很注重一般工商企业会计的研究，但是由于矫枉过正，严重忽视了行业会计的研究，而一些特殊行业的会计问题却非常具有特殊性和挑战性，如金融、保险、农业、互联网经济等。其次，会计学术研究除传统的纳入解释性学科研究循环的实证研究以外，应当大力开展与税务管理、金融管理、财政管理、企业管理、国民经济管理、法务管理、网络和计算机科学等学科的交叉研究，提升会计学科服务社会和经济管理的能力，扩大会计学科的影响力和话语权。另外，在研究方法方面，逐步淡化实证研究和规范研究分类，突出经验研究与理论研究和制度研究的结合；在开展经验研究时，提倡调查研究和实地研究，鼓励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并举。在进行学术评价时，应突出会计专业期刊，并注重研究成果的会计学意义。

主要参考文献：

陈孟贤．当代会计研究方法：检讨和反思［J］．会计研究，2007（4）．

曹伟．论会计学科的理论整合及会计学的边界［J］．当代财经，2015（1）．

曹伟．会计学一级学科设置探讨［J］．财会通讯，2015（1）．

曹伟．应用型社会科学研究逻辑重构与会计研究方法反思［J］．财会通讯，2014（10）．

曹伟．论会计研究的研究类型和研究取向［J］．甘肃社会科学，2015（2）．

葛家澍，占美松．关于会计实证研究的思考［J］．财会通讯，2007（12）．

篇3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13）01-0023-07

收稿日期：2012-10-26

基金项目：湖南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2012年度省级一般资助课题“知识类型及相关教学研究”（ XJK012BGD049）；2012年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教学改革研究项目“以TOC为导向的人力资源管理课程教学模式研究”（湘教通[2012]401号文486）。

作者简介：彭道林（1969 - ），男，湖北天门人，湖南涉外经济学院讲师，教育学博士，主要从事高等教育基础理论研究。

应用型人才和应用型本科教育，是中国高等教育目前流行的两个概念，应用型人才的培养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了热门话题。然而，对于这个问题的研究，是否具有足够的理论依据？是否具有概念本应具有的明晰性？新建应用型本科对于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有多大意义？这些问题都是值得再思考的。

一、现有的关于应用型人才及应用型本科的论述

关于应用型人才，比较普遍的看法是“具有相关的知识、能力、综合素质，德、智、体、美全面发展，面向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第一线的高级技术或专业人才，其知识和能力特征强调明显的应用性和实践性”，并且其知识应该由“基础知识、学科专业知识和社会知识”三大要素组成，具有“基础实、能力强、素质高”[1]的特点。

关于应用型本科，也有比较权威的说法。中国的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被分为三种基本类型：第一种是综合性研究型大学；第三种类型是多科性或单科性职业技术型学院（高职高专）；而介于其中的则被称为“应用型本科院校”，并指出它有四个特点：第一，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主；第二，以培养本科生为主；第三，应用型本科应该以教学为主；第四，应用型大学应该以面向地方为主。

有关应用型人才培养和应用型本科教育的研究也是围绕这两种基本的界定而展开的。那么，这两种界定是否能够作为研究的基础呢？

应用型人才的上述定义，不仅冗长，就说“基础实、能力强、素质高”这三个特点，即便是北大、清华这样的国内顶尖大学培养的学生，也很难是完全具有这些特点的。那么，这对于应用型本科院校还有什么实际的指导意义呢？

更为基本的问题是，我们凭什么把人划分为“XX型”？雅斯贝尔斯有句名言，“人能够达到的境界，这在本质上是不可计划的”[2]（P36）。他还说，“每一种教育的作用也并非事先能预料的”[2]（P65）。大学可以对学生提供侧重于应用知识的传授、应用能力的培养，但是，最终每一个个人到底是走向理论研究还是从事应用开发仍有不确定性，这取决于个人而非被他人“塑造成型”。即使有某种特定的目标，也不是为了框定或是像翻砂那样造型。教育是提供，而不是塑造；教育是培养，而不是框定；教育是期盼，而不是造型。真正的大学应该秉承着让学生成为他自己想成为的人的理念，把学生自己培养成为自己，更高大的自己，更有鲜明个性的自己。在类似哈佛、斯坦福、MIT这样的大学里，对于学生的培养完全不必有一个预设的模型。即便是职业技术学院也只是基础理论知识比重较小，技术、技能知识偏多，但这种人才培养也有其多样性特点。学生发展前景也是多种多样的，职业转化的发生也是极为正常的。这与定“型”也不是一回事。

有学者将应用型高校人才培养的原则概括为五个方面，即“全面教育与个性发展相结合、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相结合、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知识传授与能力培养相结合、人才培养与学科建设相结合”[3]（其中，第五条原则和其他四条是不相协调的），而将应用型本科教育的特征归纳为“价值取向体现行业性、设置目标体现应用性、课程设置体现复合性、培养过程体现实践性、人才评价体现多元化”[4]（P34-37）。事实上，这些概括的原则和归纳的特征很难让人看出“应用型人才”与“非应用型人才”及其培养有什么明显的区别。

至于普通高等院校定位和分类的问题，是由教育行政管理部门钦定，某些高等教育学者对这种做法持支持的观点，其依据是教育的发展必须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相适应；高等教育结构，必须主动适应现代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人才结构。但这种划分和定位来自教育的外部，而非教育内部的逻辑。这里就牵涉到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与经济、政治、文化的关系问题。

教育本身就属于文化的范畴，它基于人，又为着人自身。从逻辑上说，它具有独立性，它的基本使命首先不是适应的问题。

关于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与经济的关系，是否“必须主动适应”，就值得商榷了。

大学产生之后才具有了现代意义的高等教育，至今它还不到一千年的历史。大学最初产生在11世纪末的欧洲，当时欧洲的经济是相对落后的，11世纪正值中国北宋的鼎盛时期，其生产力水平在全球是无可争议的第一位。然而，大学却在经济落后的欧洲出现了，可见大学的产生与经济并无直接的联系。在随后的几百年的时间里，随着人类知识的迅猛增加，大学由传统的经典四学院（即神学院、法学院、医学院和哲学院或文学院）发展出了许多的学科和专业（相应地产生了更多的学院）。然而，不论社会制度如何更替、经济如何发展、社会需要如何变化，大学在产生之初最根本的一些东西一直保留着，那就是“心智的培养；以事实和逻辑证据为基础的客观性；说理的法则而不是权力的法则；广阔的个人自由幅度”[5]（P10）。难怪布鲁贝克说，“大学的存在时间超过了任何形式的政府，任何传统、法律的变革和科学思想，因为它们满足了人们的永恒需要。在人类种种的创造中，没有任何东西比大学更经受得住漫长的吞没一切的时间历程的考验。”[5]（P30）

大学是人类智慧的产物，它并不为适应而生；大学既因智慧而生，又为发展人类智慧而在。这是谈论大学的其他特性与职能的前提和基础。大学绝不是一个消极的适应者，真正的大学既向着遥远的未来，又守望着悠远的过去。它在人类文明史中生，又在人类文明史中长，并为人类文明史添上浓墨重彩。

美国大学的办学层次是由大学根据自己的师资力量、科研层次自然形成而非人为地预先划定的，更不是外部机构拿来框定和管理大学的。芝加哥大学几乎是与北京大学同时成立的学校，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便成为了世界一流大学，这既不单纯是经济因素，也不是可以预设的。而我们的北大至今也仍只在亚洲一流大学的边沿徘徊，这也不纯粹是经济问题或人为分类和定位的结果。

关于大学与经济、政治之间的关系，在《高等教育学导论》一书中有专门的篇幅论述。它以诸多的论据、从多个方面进行了严谨的探求，指出“在大学与经济的关系问题上，将两者关系作形式化、简单化、线性化（即作直接的、直线式）的理解是最大的缺憾，以至于由此难以真正理解大学”[6]（P52），同时也提出了“经济越来越依赖于大学”[6]（P39）的观点。而相对地，那种口号式的“教育的发展必须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相适应”的观点则多少有点显得苍白无力。基于这种观点而得出的关于大学的分类以及应用型本科院校的特点的结论也就值得怀疑了。

二、基础理论的意义与地位

以上的分析并不是对于应用研究的否定，相反，我们希望在更加清晰界定相关概念的前提下进行探讨。这种探讨也许更具理论和现实的意义。有学者提出，“应用型本科教育……是相对于理论型本科教育、实用技术型教育而言的”[4]（P34），这种说法相对前面的观点似乎更具合理性。

对于应用的理解，有必要从知识的分类入手进一步讨论。知识的分类属于科学学的范畴。由于分类标准的不同，知识的类别也就被划分得不一样。一种比较普遍的划分标准是根据知识的对象确定的。从大的方面来说，知识的对象有三：一是自然，二是社会，三是人本身，相应地也就有自然知识、社会知识和人文知识。

还有一种分类是根据知识的层次来划分的，相应地也就有基础理论性知识、应用性知识和开发性知识（或工艺性知识），这三类知识之间是有一定的逻辑关系的。基础理论性知识是有普遍的指导意义的，乃至具有某种形而上的特征；而开发性知识（或称工艺性知识）是偏向实用的，可以说是具有形而下的特点；应用性知识则介乎两者之间，它兼具形而上和形而下的特点，不妨以“形而中”来描述它。

无论是自然知识、社会知识还是人文知识都可分为理论、应用和开发（或工艺）三个层次。基础理论的普遍指导意义，在科学技术发展中越来越充分地显现出来。

有学者总结了人类历史上的四次科技革命①（见下表），并注明了发明者的学历和职业。我们就此表稍作分析。

从个案上来说，不排除个别应用研究先于理论发现的（例如瓦特发明的改良蒸汽机就先于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的发现，后者的精确表述产生于1853年）。然而，在普遍意义上，科技革命是依赖于基础理论的。第一次科技革命引发的欧洲工业革命，其原动力乃是牛顿的经典力学；发电机、内燃机、汽油内燃机、柴油机以及汽车的发明，离不开能量守恒与转换定律的发现；原子弹的发明离不开核物理理论；载人航天技术则仍是牛顿力学与宇宙科学的应用成果；核磁共振技术缺少了核磁共振理论的发现便无从谈起；克隆技术则源自于DNA双螺旋体的发现……这些事实都能说明基础理论是应用研究的原动力。

对于发明者个人的学历、职业的分析也能说明问题。第一次科技革命的三位技术发明人尚与大学没有直接关系；第二次的八位中有五位接受过大学教育；第三次技术革命的九位代表人物不仅全部接受过大学教育，并且其中的7位具有博士学位，4人是大学教授；第四次所涉及的三位则全部具有博士学位并且本身都是大学教授。这些事实说明，随着科学的发展，重大科技成果的取得与所接受的教育关联度越来越大，博士和教授本身就需具备很高的理论水平。

我们还可以从发明者的国籍来分析。第一次科技革命的三位发明者中有两位来自英国，这与牛顿的经典力学发现于英国不无关系；第二次科技革命八位发明者中的五位来自德国，而那个时候的德国恰好站在了世界科学（包括基础理论科学）的最顶峰；二战以后，美国取代了德国的地位而引领着世界科学的发展，因而第三、第四次科技革命共计十二位发明者，九位来自美国也就不难理解了。

我们另外再分析一个案例。众所周知，德国是拥有世界上最发达职业教育的国家之一，其应用科学大学也相当发达。因而，有人以为，职业教育是德国的秘密武器。其实，一个更为基本的事实却被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即德国拥有极为雄厚的基础理论研究能力，拥有众多的基础理论研究成果，德国的许多学者都有极高的理论兴趣和哲学兴趣。这使德国发达的职业教育拥有了雄厚的基础。

康德是德国历史上极具影响力的一位人物。若要说德国有什么秘密武器的话，那就是它哲学的发达及其深远的影响。康德就是德国古典哲学的创始人，他被认为是对现代欧洲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也是启蒙运动最后一位主要哲学家。海涅曾盛赞康德，“德国被康德引入了哲学的道路，因而哲学变成了一件民族的事业，一群出色的大思想家突然出现在德国的国土上”[7]。的确，康德之后，德国出现了如黑格尔、费尔巴哈、马克思、叔本华、胡塞尔、雅斯贝斯、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等等一大批哲学家，哲学的繁荣理所应当地引领了科学的发展。

德国柏林大学的成立是近代大学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创办者是洪堡。他本人曾说，“若真要说我拥有什么别人没有的，那就是在柏林成立了新的大学”。洪堡对于大学的论述于柏林大学有极为重要的影响。洪堡认为，大学兼有双重任务，其中之一就是对于科学的探求。洪堡所说的科学即所谓的纯科学，“纯科学是不追求任何自身之外的目标”[8]（P37）。纯科学完全不考虑应用和其他功利目的，这是为科学而科学、为真理而真理的典型观念。

洪堡还认为，“寂寞和自由……为支配性原则”[8]（P39），值得关注的是“寂寞”这一原则有三层含义：其一是大学应“独立于一切国家的组织形式”；其二是大学应独立于社会生活；其三是大学的教师和学生应甘于寂寞，不为任何俗务所干扰，完全沉潜于科学。关于德国古典大学，陈洪捷作过非常严谨的研究，提炼出了德国古典大学的四个核心概念——修养、科学、自由、寂寞①。这对于中国大学是很有借鉴意义的。

哲学的繁荣、柏林大学的成立，使得德国的科学事业在19世纪取得了空前的成就，遥遥领先于世界，德国在19世纪站在了世界科学的顶峰。据统计，“在1820～1919年中，40%的医学发明是由德国人完成的；1820～1914年，生理学中65%的有创见的论文出自德国人，德国人在1820～1900年中在物理学（热、光、电子和磁）方面的发明超过英法两国的总和。”[8]（P1）（英法为当时科学发达的少数几个国家中的两个）。被恩格斯称为19世纪最伟大的三项发现：细胞学说、生物进化论、能量守恒及转化定律，其中细胞学说由德国人施莱登和施旺提出，能量守恒及转化定律也是最先由德国人迈尔发现，后由英国人焦耳和威尔逊证实，并于1853年精确表述出来。20世纪最伟大的三个发现（相对论、量子论和DNA的双螺旋体结构），其中提出相对论的爱因斯坦和量子论的普朗克均为德国人。德国大学在19世纪末深深影响了美国的大学，从而造成对世界的影响。

德国发达的职业教育无疑受益于其高度发达的基础理论研究。同样，美国、加拿大、日本、英国、俄罗斯等国家也有发达的职业教育，但他们同时也具有雄厚的基础理论作为支撑。强大的基础理论知识是发达职业教育的必要条件，世界主要国家无一例外。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地区的职业教育也相当发达，正好说明了同一个问题。

基础理论是应用研究、职业教育的坚实基础和走向繁荣的源泉，缺少了它，应用也就成了“无根之木无源之水”，很可能只会停留在模仿的层面上。

三、中国基础理论的状况

中国的基础理论存在明显的缺陷，主要表现在：

1.中国自古以来就缺乏基础理论研究的传统。中国古代，无论是在天文、地理、数学还是技术、工艺等方面，都为世界科技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中国的贡献是明显侧重于技术的，基础理论式的贡献极其稀少。英国学者李约瑟对中国的科技史进行了长期的研究，他指出：“在中国古代数学思想史中，最大的缺点是缺乏严格求证的思想”[9]。的确，中国古代的数学是偏于计算而缺少论证的。不仅如此，由于古代中国的相对封闭，中国未能受惠于类似《几何原本》这样严格求证的著作。《几何原本》正式翻译成中文已经是17世纪的时候了，而完整的译出则晚至1857年。爱因斯坦也说道，“西方科学的发展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以及发现通过系统的实验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10]，其中的“形式逻辑体系”就主要体现在《几何原本》之中。

中国古代技术性的成果在勤劳智慧的中华民族的手中高速地转化为生产力。受惠于此，中国曾经在长达一千多年的时间内，是这个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国家，即便是到了晚清时期（之前的1820年），中国的GDP仍然位居全球第一（超过当时的美国15倍以上）。可是，也正由于实用技术曾给中国经济带来的巨大成功，对于基础理论研究的兴趣相对淡薄也产生了影响，实用的思想则逐渐根深蒂固，“学以致用”是几乎所有人都认同的天经地义的观点。然而，在之前至随后的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欧美诸强以及日本等国经济迅速崛起，中国则由经济最发达国家沦为经济落后的国家之一，其间的原因是发人深省的。文艺复兴之后，欧洲的知识爆炸性地增长，而中国对此茫然不知。缺乏理论知识支撑的中国，经济虽仍在发展但明显缺乏后劲，其发展速度远低于欧美国家。之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从而步入了落后国家的行列。

直到19世纪末，中国才意识到科学的落后导致国家的落后。中国是世界上主要国家中大学出现得最晚的。中国的第一所大学于1895年由清政府创办。和欧洲古典大学不同，中国大学从一开始注重的就是实用学科。1895年清政府创办的北洋学堂（天津大学前身）设“土木工程、机械工程、采矿冶金、法科四科”[11]（P1544），1896年创办的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前身）设“商务专科、铁路工程班”，后“增设电机、航海专科”[11]（P1322）。可以说，中国大学是根据实业发展的需要来创建的。1898年创建的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所设之专科虽有所不同，但其宗旨仍是“讲求时务”。“学术自由”并潜心于学术研究的局面，也只在执掌的北京大学、梅贻琦执掌的清华大学以及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短暂地出现过，其中北京大学是中国保持这种学术精神做得最好的大学。从整个过程来说，自中国第一所大学的出现至今，中国大学里重实用轻理论的局面几乎没有根本的改变。

2.哲学的落后与哲学兴趣的微弱。德国的崛起得益于其哲学的繁荣，而中国的哲学相对来说是比较落后的。早在春秋时期，中国就曾出现过“百家争鸣”，可惜这种局面未能维持下来。中国古代有非常丰富的哲学思想，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德克·博德曾用二十年的时间将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翻译成英文，他称赞“在25个漫长的世纪里，凡西方哲学家所曾涉及的主要问题，中国的思想家们无不思考过”[12]。可叹的是，中国古代的贤哲对于哲学的探求仅仅停留在思考的层面，而未加以系统的、科学的论证，因而也不利于传承、延续和发展。史宁中指出了中国古代哲学未能得到西方重视、也未得到国人发扬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中国人从古代起就比较务实，对形而上学和认识论不感兴趣，另一方面，我们的先哲们过于言简意赅，常常简单到没有定义，没有推理，只有结论，使人难于理解”[13]。严格说来，中国古代有哲学思想却并无具有系统理论特征的哲学。

3.近代以来基础理论成果极度匮乏。鉴于以上两点，其结果亦必如此。对人类产生长远影响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哲学和自然科学的基础理论成果，诸如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亚里士多德以及黑格尔所研究的辩证法，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培根的实证逻辑，康德的古典哲学，黎曼、罗巴切夫斯基所发现的非欧几何，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以及细胞学说，能量守恒及转换定律，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普朗克的量子论等等，没有一样是出自中国人，中国人对于这类成果的贡献令我们汗颜！

四、基本的结论

我们对于“应用型人才”、“应用型本科”这两个概念，基于史实、相关文献和一些案例进行了分析，应可得出如下几个基本的结论：

1.由于人的发展的难以预期，把人的培养归于某种类型，例如“应用型人才”的提法是缺少学术依据的，基于这种分类的实践也没有太大的意义。我们可以在大学里对学生侧重于某种类型知识的传授，某种能力的培养，但是，教育的结果有很多是未知的。中南大学的理论数学教学与科研并非全国最强，却出了个本科生解决了“西塔潘猜想”，这又一次证明了雅斯贝尔斯的论述是成立的。

2.大学的办学层次应该更多地交给大学自己根据本身的师资力量、科研力量来决策，并且这样的层次也并非一成不变的。力量增强了，办学的层次自然可以提高。机械地把大学分为几种类型，并由此归纳出某种类型大学的特点，既没有充分的理论依据，也没有多大的意义，并且，掩盖了问题的根结所在，对于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教育强国，甚至建立发达的应用科学教育和职业教育都是无益的。有人说，如果全国的高校办学都是这样，都挤上同一条道路，都奔清华、北大的方向发展，这显然是错误的。全国大学“都奔清华、北大的方向去”的说法本身就是一个虚拟的假设，对这一假设的正误再加以评判就更没有必要了。

有必要向全国的大学发一条指令“你们不要奔北大、清华的方向去”吗？全国的大学有可能都办成北大、清华那样吗？中国的北大、清华多了吗？如果有数十所、百余所大学能够办到北大、清华的层次，中国不就成了教育强国了吗？未必这也错了，还显然错了吗？更何况，北大、清华也并不见得就是中国大学的终极目标，北大、清华至今还不是世界一流大学，它们本身就还有一段艰难的路要走。新建的大学就不能成为一流大学吗？和北大几乎同时期建校的加州理工大学、芝加哥大学、斯坦福大学已经分别拥有了几十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早已是世界一流大学，谁能预测中国的第一个诺贝尔奖一定会出现在北大、清华？谁又能保证中国第一个进入世界一流大学行列的一定是北大、清华而不是别的大学？全球排名前一百位的大学，美国占了一半左右，美国嫌多了吗？美国大学有极高的办学自，联邦政府从不干预。美国大学也无所谓定位，而是自由地发展。越是这样，越能出现更多的世界一流大学。

3.尊重基础理论研究、培养基础理论研究的兴趣是中国建设教育强国的必经之路。唯有雄厚的基础理论作为支撑，才有可能出现高水平的应用科技、发达的职业教育。教育管理机构如果要发挥作用的话，在这个方面可以有所作为，而中国的高等教育学者则责无旁贷地需要为此努力。恩格斯的一句众所熟知的话十分经典地阐明了我们所关心的问题，他说：“一个民族要想登上科学的高峰，究竟是不能离开理论思维的。”[14]

陈洪捷对于德国古典大学四个核心概念的提炼是值得中国大学借鉴的，相应的成果早在十年前就出现了，为何我们的大学没有给予注意呢？对于基础理论的重视是需要长远眼光和广阔胸怀的，马克思是一位典型的代表。恩格斯在赞扬马克思时说道，“任何一门理论科学中的每一个新发现——它的实际应用也许还根本无法预见——都使马克思感到衷心喜悦”[15]。如果我们拥有马克思那样高瞻远瞩的眼光，将是中国大学之大幸，中国教育之大幸，也是中国之大幸。

随着社会的发展，功利的东西、实用的东西不可避免地进入了大学，大学在保持其基本操守的同时也作出了妥协。然而，真正的大学仍然是排斥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的。美国著名的教育理论家弗莱克斯纳就此曾论述，“大学不是风向标，不能什么流行就去迎合什么。大学应不断满足社会的需求，而不是它的欲望。”[16]博克校长在哈佛大学350周年校庆时的演讲也是值得人们反复思考的。他说，“……如果说350年来哈佛有一个贯穿始终的特点的话，那就是我们总在心神不定地担忧，即使在从外界形势看来没有任何理由这样时也是如此。当我们为取得的成就而高兴时，会突然感到一种异样的阵痛……”，他进一步分析“为了寻找我们忧虑的根源，我们最好从观察学校的外部环境着手……各种集团……希望利用学校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由此他得出的结论是“你将会发现他们都在强调哈佛的成就——在社会上的影响，基金的数量，在高级职位的毕业生的数量......但我们不应该忘记他们描绘的，只是一幅对哈佛和其他大学真正贡献歪曲的图画……”[17]。而一位国内知名的高等教育学者却说很高兴地听到一些“211”工程大学，甚至是“985”大学都说要根据市场需求来培养人才。与博克和弗莱克斯纳不同的是，这种说法就带有明显的功利主义色彩。这种功利主义对于中国大学的伤害是毋庸置疑的，相比马克思的眼光、弗莱克斯纳的论述以及博克代表哈佛对于功利主义表示出的忧虑，这样的观点不可谓不值得警觉。真正的学者，最高的境界是为真理而真理、为学术而学术，而不是强调某种功利目标。真正的大学不是一个数字，也不是一个符号。

1852年恩格斯在评价奥地利的大学时说道，“大学都办成这个样子：只容许它们造就充其量在某种专门知识部门可能有比较高深造诣的专家，但无论如何不允许进行在别的大学里可望进行的那种全面的自由的教育”[18]。整整160年过去了，恩格斯当年的批评对于当今中国的大学仍然是一针见血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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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岳爱臣.论应用型高校人才培养原则[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08（5）：101－103.

[4] 史秋衡，王爱萍.应用型本科教育的基本特征[J].教育发展研究，200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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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苗力田，李毓章.西方哲学史新编[M].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0：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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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史宁中.关于教育的哲学[J].教育研究，1998（10）：10-14.

[14] [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85.

[15] [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77.

[16] [美]弗莱克斯纳.现代大学论——美英德大学研究[M].徐辉，等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3.

[17] [美]博克.哈佛350周年（1636－1986）校庆的讲话[J].转引自眭依凡.学术之魂[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298-308.

[18] [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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