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研究论文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学术研究论文，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关键词：死刑制度死刑复核存废之争

一、引言

死刑属于我国刑法明文规定的刑罚种类——主刑与附加刑两类之一的主刑之中，是所有刑罚中最严厉的一种，它剥夺人的生命，而生命一旦被剥夺，人就消失了，以人为载体的一切就不复存在，因而历来受刑法学家的重视。在当前世界上人权运动方兴未艾的社会历史背景下，死刑更是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之一。

二、笔者认为应当限制和减少死刑，但对情节严重的犯罪保留死刑

人民网上关于废除死刑问题投票中有9.7%的人赞成立即全面废除死刑，尊重生存权；6.9%赞同废除死刑，但要循序渐进，先限制、再废除；24.8%认为限制和减少死刑，但要对情节严重的犯罪保留死刑；58.7%反对废除死刑，要加大刑罚力度。笔者赞同限制和减少死刑，但要对情节严重的犯罪保留死刑。有如下几点原因：

首先，笔者认为立即在我国废除死刑是不现实的。第一，我国现在是世界上规定死刑罪名最多的国家，我国刑法在42个条文中规定了69个死刑罪名，使我国成为世界上规定死刑最多的国家。并且也是执行死刑最多的国家，每年被执行死刑人数是全球其他国家执行人数之和。任何事情都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如果立即在全社会废止死刑，全国范围内的各层人民和司法机关必定会有所不适应。并且从人民网的民众投票来看，有90%以上的人不支持立即全面废除。第二，我国现在仍需要死刑来对犯罪进行威吓。尽管意大利学者贝卡里亚和我国部分学者认为死刑并不能对罪犯起到威吓作用。但笔者认为，人毕竟是怕死的。在一定的范围和程度上，死刑对于一些犯罪分子还是具有一定的威吓力。使他们在实施犯罪行为时，有所顾忌。

其次，笔者认为加大死刑执行力度也是不可取的。因为太严厉不仅不能够遏制犯罪反而会让犯罪行为更加猖獗，更加残酷；且会让人们对被执行死刑者产生怜悯之心。

第一，从犯罪产生的根源来看，犯罪是一定社会中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家庭关系等社会因素与犯罪者个体所互相作用的产物。死刑不可能根除产生犯罪的复杂根源，自然也不可能从根本上遏制犯罪的产生。中国清末伟大的法学家和法律改革家沈家本就曾指出：“苟不能化其心，而专任刑罚，民失义方，动罹刑纲，求世休和，焉可得哉？”“化民之道，固在政教，不在刑威也。”从潜在的犯罪人对死刑的态度来看。死刑对激情犯、情境犯、亡命徒有明显的威慑力。如某些杀人、伤害、等，犯罪人多是由于某种矛盾激化或情境刺激，以致丧失理智，感情冲动而一时控制不住实施了犯罪行为。这种情况下，犯罪人往往不能准确地去酌量其犯罪可能造成的法律后果和权衡犯罪所得与因此而承受的刑罚之苦之间的得失比例。对这些人来说，死刑的威慑力无法发挥。而对“亡命徒”的犯罪人来说，虽然明知自己的行为严重性并且确信犯罪后必然被判处死刑，却仍然要孤注一掷实施犯罪。对这类犯罪人来说，死刑的威慑力是明显没有意义的。20世纪20年代以来，国外许多学者就死刑与凶杀犯罪案发率之间的关系进行过大量的研究。使用的方法有两种：第一种是在实行死刑的国家与废除死刑的国家之间，或实行死刑的州与废除死刑的州之间就凶杀发案率进行比较，这是一种横向比较。第二种是在同一个国家或同一个州之内对废除死刑或恢复死刑前后的凶杀案发案率进行比较，这是一种纵向比较。大多数研究者的报告，都否认死刑的存废与凶杀犯罪率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也就是说，研究结果并不能证明死刑对犯罪有遏制力。还有人研究过使用死刑的频繁程度与凶杀发案率之间的关系，结果认为二者相互关系不大。

第二，死刑的执行过多反而会不利于遏制犯罪甚至会引发更多的犯罪。比方说，一个抢劫别人钱的人如果也被判死刑，就有可能引发抢劫对象被杀死，这样做的目的可以使司法部门无法有效地侦破犯罪，因为抢劫是死，杀人也是死，索性抢劫的时候把人杀了。“杀一个够本，杀两个赚一个……”。同样，如果女人的人被判死刑，也会引发女人被杀死，这样反而不利于保护社会上的群众和公安部门对案件的侦破。

三、对我国死刑执行现状的一点看法

在部分地区，死刑在群众聚集的地方执行，如我国古代就经常将罪犯游街示众再拖到菜市口处以死刑。因此，在部分人眼里，死刑变成一场表演，死刑执行时被执行者的痛苦表情使某些人对它怀有一种忿忿不平的怜悯感。占据观众思想的主要是这两种感情，而不是法律所希望唤起的那种健康的畏惧感。刑场与其说是为罪犯开设的，不如说是为观众开设，当怜悯感开始在观众心中超越了其他情感时，立法者似乎就应当对刑罚的强度做出限制。贝卡里亚认为用终身苦役来代替死刑，如果把苦役的受苦时间加在一起，痛苦程度与死刑比起来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并且苦役有一个好处，它使旁观者比受刑者更感到畏惧，因为，前者考虑的是受苦时间的总和，后者则分心于眼前的不幸而看不到将来。在前者的想象中，刑法的恶果变得昭彰了；而后者却从他那麻木不仁的心灵中汲取旁观者所无法体验和理解的安慰。再从我国的执行程序来看，我国法律规定在执行刑罚中的变更措施很多，有减刑、假释、保外就医等，被判无期徒刑的犯罪人有的被关15、20年就放出去了。再加上有关程序不公开、不透明，一些罪行严重的犯罪分子借助关系逃脱处罚的情况时有发生。前几年，媒体披露的因故意杀人罪而被判处死刑后改死缓，绰号“虎豹”的大连黑社会老大邹显卫，在投监后买通监狱领导，将死缓改为有期徒刑，还在高墙内住高级套间，专人伺候，召妓，乘豪华轿车随意出入，最终又在社会上滥施，杀死一人。而在西方一些国家，刑罚执行中也有变更程序，但执行比较到位，透明度高，程序严格，因此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轻易出狱的事极少发生。

最后，笔者认为要减少和限制死刑的适用，对于非人身暴力犯罪或情节不严重、过失犯罪增设长期刑或者终身刑。借鉴国外的制度，有期徒刑最长30年以上，一些国家甚至上不封顶可判几百年。无期徒刑完全可能终生不放。而罪行极为严重，人身危险性极大的犯罪分子，再次回到社会会造成社会危害的处以死刑。另外，笔者还认为要做好被处有期徒刑的人回到社会后的一系列工作。例如：指导就业，给予一定就业指导和安排等。因为，被判20、30年的人，回到社会后大多已经50、60岁。如果不对他们进行就业指导或心理疏导，这些人没有工作，没有经济来源生活无保障，受到歧视很有可能再次犯罪。因此，这类人出狱后的情况，我们不得不考虑。

现在且不论废除死刑是不是历史的必然趋势，因为目前很难做出绝对肯定的答案，人类社会的发展，包括社会制度和法律制度发展变化，总有自身的规律性。死刑作为应对犯罪的一种极端手段，也有其合理存在的理由。理论和现实还是有很大的差异，现实社会中的一系列问题以及如何改革是复杂和曲折的，这还需要学者和政治家们的共同努力。

参考文献：

篇2

九十年代中期以来，艺术研究领域出现一些新的趋向，改革开放之初非常之盛行的、在“方法热”和“文化热”时期都曾经颇受关注的宏观研究，渐渐失去了至高无上的学术地位，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则日益受到学界重视。其重要标志之一，就是一批针对个案的田野考察成果问世并且得到学界广泛认同，在某种意义上说，它可以视为艺术学研究的社会学和人类学转向。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介入艺术学研究领域，使得相当一部分学者开始尝试着运用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领域极受重视的田野研究方法考察艺术现象，这一方法层面的变化对于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

二战以来，文化批评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是令人瞩目的学术热点，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诸多重要的跨文化研究成果的出版，更令此前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视角受到普遍质疑。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对中国艺术学研究的影响，也必然导致艺术学研究出现学术与文化视角的转换。这个可能出现的最有理论价值的变化，我将在下一部分论述，这里首先想讨论的是，现代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的介入，其意义不止于文化层面上研究视角的转换，它还可能给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带来另外两个方面可能形成的变化乃至冲击。

其一，是有可能导致目前的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研究重点和研究成果价值评价体系的根本改变。

学术研究的价值取向受到教育制度和由教育体系决定的研究者知识谱系的影响。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现代形态的艺术研究一直比较重视理论层面的探讨。经由苏俄引入的、从德国古典哲学这一思想路径衍生发展产生的，以及作为其知识和思维方法背景的德国古典哲学本身，长期在包括艺术研究在内的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占据特殊的主导位置，因而，和这一理论背景相吻合的艺术本体论研究，以概念和范畴为核心的抽象的理论探讨与分析，长期以来都是艺术学研究领域最受关注的研究方法。英美经验主义传统一直受到排斥甚至批判，对具体对象的个案的、经验的研究被置于次要的地位。这样的研究取向，不仅仅是出于对西方学术发展不同趋势的选择，同时也蕴含了中国传统思维方法对当代艺术研究的影响，在中国学术传统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整体性的、玄学研究路向，恰与德国古典哲学形成有趣的呼应——所谓“小学”在中国的学术传统中，显然一直受遏制，清代成就卓著的“朴学”也被后世的学术史家解读成是由明入清的汉代知识分子对严酷现实的逃避，以及对清代统治者的消极抵抗。

改革开放以来，苏俄引进的僵化理论教条渐渐丧失了独断地位。但是整个教育体系以及学术研究群体的知识体系的转变并不能同时完成，因而学术研究基本趋势的转变，会表现出明显的滞后现象；更重要的是，正由于改革开放之初理论界需要新的思想资源用以突破旧的苏俄教条的禁锢，观念和理论层面的创新显得特别重要，因之出现一大批偏重于观念与理论探讨的研究文献，也是时代的要求。可惜新的艺术观念与理论缺乏实证研究的支撑，也就不能真正完成观念与理论拓展的历史任务，整个国家的艺术科学研究水平，并不会仅仅因为观念与理论的更新而有明显的提高。

以1999至今这三年里的戏剧学研究为例，按照我的不完全统计，最近三年戏剧学研究文献里，基础理论与范畴、规律的研究不可思议地占据了相当大的份量，它在所有公开发表的研究性论文里占到1/3左右。对戏剧基本特征、基础理论和普遍规律的探讨并不是不重要，但是学术界将如此大的精力用于这类纯粹理论性的探讨，却不能算是正常现象；其中更耐人寻味的现象是，从事这类基础研究的学者，多数身处并不拥有掌握研究资料与信息方面优势的中小城市或非专门研究单位。诚然，戏剧研究领域史的研究以及具体的作家作品研究并不缺少，但是，撇开史的考证，这类研究也主要是对戏剧整体时代特征或艺术特征的讨论，当然也包括一些群体研究或类型研究，其中“论”的部分比“述”的部分受到更多的关注。在戏剧史研究领域，元杂剧尤其是关汉卿研究较受重视，中国现代戏剧和外国戏剧研究领域，最主要的个案研究是对和莎士比亚的研究，对这两位剧作家及其作品的研究几乎是其它同一领域剧作家及其作品研究的总和，然而对这些重要剧作家的研究，包括关汉卿研究在内，有关剧作主题、作品性质、人物形象和作品风格的辨析与讨论占有最大的份量。有关这些重要剧作家的研究，并不排除包含一定程度上的个人独特见解的优秀论文论?欢桓鑫薹ɑ乇艿氖率凳牵渲兄辽?0%以上的论文和论著并不能提供任何新的材料，尤其是不能提供现有文献以外的材料，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样的研究从“知识的增长”这一学术发展角度上看，贡献几乎等于零。通过提交给国际性学术会议的论文的分析，也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国内学者的论文选题与境外学者之间的巨大差异，清晰可见。

我不敢断定戏剧学研究领域存在的这种现象可以毫无保留地推之于整个艺术学研究领域，但是我相信从整体上看，要说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仍然流行重视抽象、宏观的理论研究，轻视经验的、个案的实证研究的学风，恐怕并非妄言。如果事实确实如此，那么社会学与人类学研究方法在近代的兴起，就给我们一个重要启示，那就是个案的、经验性的实证研究，应该得到更多的重视，应该成为艺术学研究的主体。只有戏剧学乃至整个艺术学研究的重心转向实证的、个案的研究，理论与观念上的突破才有真正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说，现代社会学和人类学方法对田野方法的重视，完全可能使国内艺术学研究转向更注重个案研究和经验性研究，同时给予这一类研究成果更公允的评价。这样的转变无疑将逐渐引导整个研究风气的转换。

其次，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的引入，对于强化国内艺术学研究的学术规范，将有可能产生直接影响。

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强调个案研究与研究者直接经验的价值，但同时更强调研究过程的规范、成果表述的规范，其中也包括经验描述的规范。这种规范不仅仅是学术积累的需要，也是使学术成果更可信，因而更具科学价值的需要。换言之，在某种意义上说，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是在通过规范自身而使自己更接近于自然科学。这样的研究取向对于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的重要性是不容忽视的。

中国的艺术学研究分为两个重要群体，除了一批身居高等院校的学者以外，还有更大的一个群体身居文化部门所属的艺术研究机构。以戏剧学研究为例，后一个群体的规模显然要超过前一个群体，而且由于与戏剧创作演出的实际接触较多，在经验性的实证研究方面具有明显优势。然而无可讳言，这个被习称为“前海学派”的学术群体长期以来偏重于戏剧艺术实践，虽然相对而言具有比较注重经验研究的优势，也拥有许多第一手的珍贵的学术资源，重视艺术的当下性，但是由于不够注重学术规范，因此很难得到学术界应有的承认。多年来，境外数以百计的人类学和社会学领域知名的或尚未知名的学者相继来到国内，他们在与这个群体的接触交流过程中获益匪浅，文化部门所属的许多学者多年的研究心得，反而要通过境外学者的转述，才为外部世界和主流学术界所知，究其原因，正缘于“前海学派”在研究的以及成果表述的规范化方面存在明显的缺陷。换言之，经验性的研究以及对经验的感性描述本身，只有通过规范化的、理性的方法呈现出来，才拥有足够的学术意义，才会得到主流学术界的认可，才可能充分显现其学术价值。

因此，借鉴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田野方法，尤其是借鉴和汲取人类学和社会学家从事田野研究时遵循的学术规范，将会有效地弥补“前海学派”学者们在学术研究方面的弱项，使这个学术研究群体掌握的大量感性资料与经验性材料，通过更多途径进入当代主流学术界的视域，藉此改变艺术学的研究重心。因此，对于中国艺术学研究而言，进一步注重学术规范，使被称之为“前海学派”的这个研究群体迅速提高研究成果水平，将给中国的艺术学研究带来深远影响。

二研究视角的转变

当然，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对中国当代艺术研究最具学术意义的影响，还是要首推它可能带来的文化层面上的研究视角的改变。

中国现代形态的艺术学研究大致始于20世纪初，就像其它人文科学研究一样，它之受到西方学术的刺激与影响是无可讳言的。在这一影响过程中，西方学术思想不可避免地在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打下了鲜明的烙印，其中西方人的研究视角，就是一个重要的方面。简言之，由于西方人文科学主要是在欧洲的文化传统和解决欧洲社会遇到的问题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且随着西方在世界各地的迅速扩展，自觉不自觉地呈现出欧洲中心的世界观，这种具有鲜明西方色彩的欧洲中心的人文科学思想，也就不能不在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留下它的痕迹。在研究与品评中国本土艺术时，人们往往只是照搬西方人习惯运用的艺术标准，比如说以西方音乐体系评价中国本土音乐，以西方戏剧理论解释中国戏剧并且试图以之改造“落后”的中国本土戏剧，把油画的教学体系搬用到中国画的教学中，等等。这样的现象存在于艺术学的多个领域，换言之，西方比较成熟的人文社会科学体系的整体植入，确实在中国艺术学研究的现代转型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但是这种整体植入的结果与中国本土艺术以及中国人的情感经验之间的距离，始终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症结。

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引进，却给我们一条走出这一症结的路径。

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给我们带来的不仅仅是单纯的田野方法，而且还包含了至关重要的文化多元观念。虽然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起源都带有强烈的欧洲中心主义色彩，但是二战以后，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文化多元观逐渐成为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主导思想，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两个原来受到欧洲中心主义文化观影响最深的研究领域，现在则相反成了对欧洲中心文化观形成最猛烈冲击的领域，成为最坚决地推动文化多元观和消解欧洲中心论的学术领域。这一思想方法的变化对田野研究的影响非常之深远，而这种非常之符合当代世界潮流的学术方法的引进，对于后发达国家尤其重要，因为越是后发达国家越是需要通过文化多元观念以消除文化自卑感，正视本土文化传统的价值。因此，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领域，田野研究工作者不再像摩尔根时代的学者那样，抱着了解人类童年的文化优越感，把非西方社会视为人类文明发展的早期阶段，因而能够更客观地认识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圈的传统与现实的差异，在解释它们的历史与现实时，也能有更多的互相理解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互相尊重。而这样的研究方法，在跨文化研究中的重要性自不待言。

除了西方中心视角以外，多年来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还存在一个尚未得到学术界重视的研究视角，那就是一种过于贵族化的艺术观仍然占据着核心位置。

文化多元观念不仅仅意味着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圈的艺术活动不能以同一种标准来衡量和评价，同时也暗含了另一种更平民化的文化思想，即不能以研究者们的个人兴趣，以及他们所接受的教育作为衡量所有文化行为的唯一标准。

当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们将他们的考察对象，从长期以来拥有文化特权的上流社会转向更广阔的草根阶层时，还伴随着思维模式的改变。事实使人们更清晰地意识到，不同地域的人们在长期共同生活中形成的价值观念体系虽然会有很大的差异，却各有其合理性；他们各具特色的生活方式，只有通过其自身的价值系统，才有可能获得真正有意义的解释。在艺术领域更是如此，艺术在本质上意味着人们用以情感交流与表达的特殊方式，不同民族和不同阶层的人们各自的情感交流与表达方式，在这一生活与文化圈内部往往是最有效的。所以，对民间草根阶层的艺术、趣味与审美活动的歧视和改造，强行推行一小部分精神贵族自以为是的艺术观与审美趣味，正是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的禁忌。

在中国艺术学领域，这种文化贵族心态随处可见，比如我们完全有理由对人们长期以来习焉不察的“采风”这样的辞汇产生强烈的质疑。确实，如果说最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的艺术学创作与研究对于那些地域色彩鲜明的民间艺术活动并不是毫不关心，那么很难否认，创作与研究者们经常是以“采风”的态度去关注和研究民间艺术活动的。人们惯于使用“采风”这样的辞汇而，它本身就清晰地透露出两个方面的信息。从历史上看，“采风”的制度早在秦汉时代就已经基本形成，它隐含了官方与民间二元且以官方为主导的文化价值观；从现实的情况看，“采风”意味着艺术家和艺术研究只关注民间艺术活动作为创作素材的价值。因此，“采风”的实质，正是站在官方或文化贵族的立场上对民间艺术活动非常功利化的利用，事实也正是如此，尤其是近几十年里，地域色彩鲜明的和非主流的艺术样式和优秀艺术作品，经常被主流艺术用以为创作的材料，回顾近几十年的艺术史，我们会发现许多有世界影响的优秀作品都是用西化和文人化的手法处理本土民间艺术元素的产品。然而，在民间艺术活动被大量地用以为创作材料而遭到掠夺性开采的同时，它们本身却仍然被视为落后的、原始的、粗糙的，被视为必须以精英文化的模式加以改造才能拥有艺术价值的对象。

以“采风”的心态从事本土与民间艺术研究的学者，自觉不自觉地忽视了对象自身的独立存在以及内在文化价值。因此，研究者变成了专事猎奇的旅游者，对于民间艺术对象的关注只限于与“我们的”艺术活动的差异，而并不真正关心这样的艺术对于生活于其中的创造了它们的人们究竟具有何种价值和意义。从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角度看，我们应该更多地致力于探究多种艺术样式、多种生活方式以及各地各具差异的伦理道德和习俗对于它们的主体自身的价值与意义，致力于在这些独特的艺术与生活的原生环境中，还原它们的内涵。这样的研究才能超越“采风”式的官方和贵族文化心态，才能获得对民间艺术真正具有文化价值的研究成果。

因此，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亟需借鉴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田野方法，摒弃西方中心与贵族趣味对民间话语空间的挤压。

三一个实例：路头戏

如果我们的艺术学研究能够更多地注重对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方法的借鉴与引进，尤其是彻底改变欧洲中心主义与贵族主义文化观，那么对诸多艺术现象的研究与评价，都有可能出现根本性的改变。在我的研究领域，有一个极具代表性的例子，完全可以用以说明研究视角的改变所产生的影响，那就是对台州戏班大量演出的路头戏（或曰提纲戏、幕表戏）的研究与评价。

近几十年戏剧研究领域几乎完全没有对路头戏的研究，然而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路头戏却可以说是中国戏剧最主要的演出形式，它的历史，也许可以追溯到戏剧起源的年代。路头戏之所以长期被戏剧研究人员们忽视，是由于它在20世纪50年代初就遭到批判，成为从上而下的“戏改”的主要对象之一。而对路头戏的批判，其理论背景很值得今人深思。

对路头戏的批判与其说出自艺术的原因，还不如说出自趣味的原因。它一直被看成是粗糙、原始和简单的演剧方法，然而它并没有像同时代其它那些更为粗糙、原始与简单的民间艺术那样获得尊重，它从一开始就被看成是创作的素材以及改造对象，直到现在，在多数当代戏剧史家们的眼里，路头戏之受到批判乃至遗弃，仍然被看成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然而，当我们通过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思路重新探讨路头戏的存在以及它的意义，就会清楚地看到，像路头戏这样一种有着千百年悠久传统的演剧方法，它之所以会受到众口一辞的批判以及遭致普遍遗弃，正由于长期以来西化的和贵族的文化视角在艺术学领域占据着统治地位。

路头戏之所以在1950年代初受到大范围的批判，首先是由于主持“戏改”工作的政府官员，主要是一批西化程度比较高的、经常接触甚至直接参与话剧创作与研究的知识分子，排除意识形态的因素，在某种意义上，“戏改”简直可以说就是在用西方的、话剧的戏剧观，居高临下地改造中国本土戏剧。像路头戏这种本土色彩浓厚的传统演剧方法，与这些知识分子所接受的戏剧学模式完全不相吻合，它之受到排斥也就是可想而知的。其次，路头戏的演剧方法被后来的国办或准国办的戏剧表演团体遗弃，还有另一层因素，那就是长期以来衡量艺术的标准是由传统诗学基础上培养的文人决定的，虽然传统文人最终接受了元杂剧和明清传奇，却始终未能充分受容昆曲以外的各种“花部”戏剧剧种，同时也难于充分认同民间极富创造性的口传文学的价值。文人趣味在中国戏剧领域占据统治地位的现象，并没有因为1950年代的社会急剧变动而真正有所变化，反而因为剧团国家化而在制度层面得到普遍肯定，因此，在文学性和音乐性方面很难以完全符合文人趣味的路头戏，也就不能不受到排斥。

由此我们看到，如果说晚近一个世纪的艺术学研究受到欧化的和贵族的这两种文化偏见的左右，那么路头戏的遭遇具有作为样本的罕见的深刻性，路头戏之所以遭受自上而下的批判与遗弃，正是由于同时受到这两个方面的夹击。更值得思考的是，如同我在《草根的力量》书中所叙述的那样，路头戏至今仍然是台州戏班最主要的演剧方式，但这种承继了本土文化传统的演剧方式它之所以能延续至今，并不是因为路头戏演出过程中大量的即兴创造在戏剧学层面上所可能提供的非凡活力，给定情境与表演者个人创造之间巧妙和平衡，以及潜藏在它的即兴表演模式之中的演员之间、演员与乐队之间的互动与内在张力，而竟然是因为在本土的戏剧市场里，戏班最适合以这样的演剧方式营业；并且，由于在晚近几十年里路头戏一直受到抑制，在那些受主流意识形态影响较为明显的民间戏班，路头戏的演剧方式也正在被弃用。

有关路头戏的艺术魅力，我已经在书中做了初步的探讨，将来还会做进一步的研究。这里我只想通过它的遭遇说明，摆脱欧洲中心的和文化贵族的偏见对于中国当前的艺术发展以及艺术学研究有多么重要。只有彻底转变研究视角，路头戏的艺术价值才能得到公正的评价；进而，也许还有更多的艺术现象，需要以多元文化的视角加以重新审视，给予重新评价。

四需要注意的问题

田野研究只是一种方法，虽然在田野研究的背后，包含了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特有的研究路径，但是方法并不能完全替代研究。按照我个人的研究体会，即使接受了田野研究方法，艺术学领域的田野研究，也仍然存在诸多需要注意的问题。

艺术学研究的田野方法的研究目标之一，就是考察艺术活动在特定文化环境中自然生成、发展的性状。当然，对象的性状总是会在与外界的不断互动过程中经常变化，然而这样的变化，仍然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然的演化，它与受巨大的、不可抗拒的外力影响而发生的变化，有质的区别。仍然以戏剧在晚近五十年的变化为例，虽然历史上中国的本土戏剧始终在民众审美趣味变化的背景下持续发生着各种各样的变化，但是正由于这样的变化是在戏剧创作表演的主体与观众的互动之中缓慢而自然地发生的，因此无论如何变化都不足以出现背离它所生成的文化土壤的结果；然而1950年代戏改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在令本土戏剧经历了剧烈变化的这一改造过程中，观众甚至是剧团内部的创作和表演者本身，都没有话语的权力。因此，中国戏剧的自然状态之必然受到破坏，就是可想而知的。在这里我们看到一种外来的文化价值观是如何被强行植入的，以及它最终会产生臬的结果。它不仅给我们留下了值得好好记取的教训，同时还给从事艺术学田野研究工作者留下了特殊的困难。

这就是我们今天从事艺术学的田野研究时面临的特定境遇，就像一个多世纪以来在几乎所有艺术领域那样，本土艺术在外来的文化价值观面前出可怕的自卑。而这一文化现实，使得从事艺术学田野研究的研究者必须非常小心翼翼。艺术学的田野研究面对的研究对象不

是无感觉的作品而是具体的人的行为，研究者与被研究者在社会身份、知识背景与生活环境等多方面的差异、尤其是趣味的差异，很容易被处于弱势地位的民间艺人理解为知识与艺术见解的优劣，研究者在从事田野工作时，很容易被研究对象视为强势文化的代表，因此，研究者的言行和趣味，很容易对被研究者产生不可预计的影响，而这样的影响，足以改变研究对象的原生态。

需要指出的是，在艺术学的田野研究过程中，研究者在很大程度上是个入侵者，极易对脆弱的、缺乏自信的民间艺术本体造成损害。现代人类学家喜欢说“我们的身体就是人类学研究的工具”，强调田野考察过程中研究者应该融入研究对象，在与对象的互动中体察对象及其可能发生的变化，但是在中国艺术学研究这个特殊的领域，我认为研究者应该尽可能做一个客观和外在的观察者，尽可能克制影响对象的冲动，因为保持本土艺术的原生态的意义，可能比改变它要重要一百倍。当然，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影响是无可避免的，只不过清醒地意识到这种影响可能导致的负面效果，自觉地将自己的影响尽可能减少到最低限度，无疑是从事艺术学的田野研究时必须遵守的职业操守。

其次，我希望强调艺术学的田野研究作为一项艺术学研究的价值，尽管我们可以借鉴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研究方法，但是这样的研究指向应该是艺术学的而不能仅仅是人类学或社会学的。更直接地说，用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从事艺术学研究，应该是研究的重点。

每门学科都有特定的研究范围和研究目标，不同学科的关注重点并不相同，因此，当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方法被引进到艺术学研究领域时，人类学与社会学所关注的那些问题，也很容易同时被带入艺术研究过程中；或者说，研究者的关注重点可能会发生偏移，也许那些从艺术学角度看非常之重要的问题反而被忽视了，这样一来，研究很容易演变成对于艺术、艺术活动的人类学或社会学研究，而不再是艺术学研究。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当然仍有其价值与意义，然而它的价值与意义是人类学与社会学的，坦率地说，这类研究即使再有价值和意义，也不是艺术学研究。它不能代替艺术学研究，也不能帮助我们解决艺术领域最值得关心的问题。

篇3

九十年代中期以来，艺术研究领域出现一些新的趋向，改革开放之初非常之盛行的、在“方法热”和“文化热”时期都曾经颇受关注的宏观研究，渐渐失去了至高无上的学术地位，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则日益受到学界重视。其重要标志之一，就是一批针对个案的田野考察成果问世并且得到学界广泛认同，在某种意义上说，它可以视为艺术学研究的社会学和人类学转向。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介入艺术学研究领域，使得相当一部分学者开始尝试着运用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领域极受重视的田野研究方法考察艺术现象，这一方法层面的变化对于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

二战以来，文化批评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是令人瞩目的学术热点，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诸多重要的跨文化研究成果的出版，更令此前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视角受到普遍质疑。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对中国艺术学研究的影响，也必然导致艺术学研究出现学术与文化视角的转换。这个可能出现的最有理论价值的变化，我将在下一部分论述，这里首先想讨论的是，现代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的介入，其意义不止于文化层面上研究视角的转换，它还可能给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带来另外两个方面可能形成的变化乃至冲击。

其一，是有可能导致目前的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研究重点和研究成果价值评价体系的根本改变。

学术研究的价值取向受到教育制度和由教育体系决定的研究者知识谱系的影响。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现代形态的艺术研究一直比较重视理论层面的探讨。经由苏俄引入的、从德国古典哲学这一思想路径衍生发展产生的，以及作为其知识和思维方法背景的德国古典哲学本身，长期在包括艺术研究在内的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占据特殊的主导位置，因而，和这一理论背景相吻合的艺术本体论研究，以概念和范畴为核心的抽象的理论探讨与分析，长期以来都是艺术学研究领域最受关注的研究方法。英美经验主义传统一直受到排斥甚至批判，对具体对象的个案的、经验的研究被置于次要的地位。这样的研究取向，不仅仅是出于对西方学术发展不同趋势的选择，同时也蕴含了中国传统思维方法对当代艺术研究的影响，在中国学术传统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整体性的、玄学研究路向，恰与德国古典哲学形成有趣的呼应——所谓“小学”在中国的学术传统中，显然一直受遏制，清代成就卓著的“朴学”也被后世的学术史家解读成是由明入清的汉代知识分子对严酷现实的逃避，以及对清代统治者的消极抵抗。

改革开放以来，苏俄引进的僵化理论教条渐渐丧失了独断地位。但是整个教育体系以及学术研究群体的知识体系的转变并不能同时完成，因而学术研究基本趋势的转变，会表现出明显的滞后现象；更重要的是，正由于改革开放之初理论界需要新的思想资源用以突破旧的苏俄教条的禁锢，观念和理论层面的创新显得特别重要，因之出现一大批偏重于观念与理论探讨的研究文献，也是时代的要求。可惜新的艺术观念与理论缺乏实证研究的支撑，也就不能真正完成观念与理论拓展的历史任务，整个国家的艺术科学研究水平，并不会仅仅因为观念与理论的更新而有明显的提高。

以1999至今这三年里的戏剧学研究为例，按照我的不完全统计，最近三年戏剧学研究文献里，基础理论与范畴、规律的研究不可思议地占据了相当大的份量，它在所有公开发表的研究性论文里占到1/3左右。对戏剧基本特征、基础理论和普遍规律的探讨并不是不重要，但是学术界将如此大的精力用于这类纯粹理论性的探讨，却不能算是正常现象；其中更耐人寻味的现象是，从事这类基础研究的学者，多数身处并不拥有掌握研究资料与信息方面优势的中小城市或非专门研究单位。诚然，戏剧研究领域史的研究以及具体的作家作品研究并不缺少，但是，撇开史的考证，这类研究也主要是对戏剧整体时代特征或艺术特征的讨论，当然也包括一些群体研究或类型研究，其中“论”的部分比“述”的部分受到更多的关注。在戏剧史研究领域，元杂剧尤其是关汉卿研究较受重视，中国现代戏剧和外国戏剧研究领域，最主要的个案研究是对和莎士比亚的研究，对这两位剧作家及其作品的研究几乎是其它同一领域剧作家及其作品研究的总和，然而对这些重要剧作家的研究，包括关汉卿研究在内，有关剧作主题、作品性质、人物形象和作品风格的辨析与讨论占有最大的份量。有关这些重要剧作家的研究，并不排除包含一定程度上的个人独特见解的优秀论文论?欢桓鑫薹ɑ乇艿氖率凳牵渲兄辽?0%以上的论文和论著并不能提供任何新的材料，尤其是不能提供现有文献以外的材料，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样的研究从“知识的增长”这一学术发展角度上看，贡献几乎等于零。通过提交给国际性学术会议的论文的分析，也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国内学者的论文选题与境外学者之间的巨大差异，清晰可见。

我不敢断定戏剧学研究领域存在的这种现象可以毫无保留地推之于整个艺术学研究领域，但是我相信从整体上看，要说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仍然流行重视抽象、宏观的理论研究，轻视经验的、个案的实证研究的学风，恐怕并非妄言。如果事实确实如此，那么社会学与人类学研究方法在近代的兴起，就给我们一个重要启示，那就是个案的、经验性的实证研究，应该得到更多的重视，应该成为艺术学研究的主体。只有戏剧学乃至整个艺术学研究的重心转向实证的、个案的研究，理论与观念上的突破才有真正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说，现代社会学和人类学方法对田野方法的重视，完全可能使国内艺术学研究转向更注重个案研究和经验性研究，同时给予这一类研究成果更公允的评价。这样的转变无疑将逐渐引导整个研究风气的转换。

其次，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的引入，对于强化国内艺术学研究的学术规范，将有可能产生直接影响。

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强调个案研究与研究者直接经验的价值，但同时更强调研究过程的规范、成果表述的规范，其中也包括经验描述的规范。这种规范不仅仅是学术积累的需要，也是使学术成果更可信，因而更具科学价值的需要。换言之，在某种意义上说，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是在通过规范自身而使自己更接近于自然科学。这样的研究取向对于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的重要性是不容忽视的。

中国的艺术学研究分为两个重要群体，除了一批身居高等院校的学者以外，还有更大的一个群体身居文化部门所属的艺术研究机构。以戏剧学研究为例，后一个群体的规模显然要超过前一个群体，而且由于与戏剧创作演出的实际接触较多，在经验性的实证研究方面具有明显优势。然而无可讳言，这个被习称为“前海学派”的学术群体长期以来偏重于戏剧艺术实践，虽然相对而言具有比较注重经验研究的优势，也拥有许多第一手的珍贵的学术资源，重视艺术的当下性，但是由于不够注重学术规范，因此很难得到学术界应有的承认。多年来，境外数以百计的人类学和社会学领域知名的或尚未知名的学者相继来到国内，他们在与这个群体的接触交流过程中获益匪浅，文化部门所属的许多学者多年的研究心得，反而要通过境外学者的转述，才为外部世界和主流学术界所知，究其原因，正缘于“前海学派”在研究的以及成果表述的规范化方面存在明显的缺陷。换言之，经验性的研究以及对经验的感性描述本身，只有通过规范化的、理性的方法呈现出来，才拥有足够的学术意义，才会得到主流学术界的认可，才可能充分显现其学术价值。

因此，借鉴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田野方法，尤其是借鉴和汲取人类学和社会学家从事田野研究时遵循的学术规范，将会有效地弥补“前海学派”学者们在学术研究方面的弱项，使这个学术研究群体掌握的大量感性资料与经验性材料，通过更多途径进入当代主流学术界的视域，藉此改变艺术学的研究重心。因此，对于中国艺术学研究而言，进一步注重学术规范，使被称之为“前海学派”的这个研究群体迅速提高研究成果水平，将给中国的艺术学研究带来深远影响。

二研究视角的转变

当然，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对中国当代艺术研究最具学术意义的影响，还是要首推它可能带来的文化层面上的研究视角的改变。

中国现代形态的艺术学研究大致始于20世纪初，就像其它人文科学研究一样，它之受到西方学术的刺激与影响是无可讳言的。在这一影响过程中，西方学术思想不可避免地在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打下了鲜明的烙印，其中西方人的研究视角，就是一个重要的方面。简言之，由于西方人文科学主要是在欧洲的文化传统和解决欧洲社会遇到的问题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且随着西方在世界各地的迅速扩展，自觉不自觉地呈现出欧洲中心的世界观，这种具有鲜明西方色彩的欧洲中心的人文科学思想，也就不能不在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留下它的痕迹。在研究与品评中国本土艺术时，人们往往只是照搬西方人习惯运用的艺术标准，比如说以西方音乐体系评价中国本土音乐，以西方戏剧理论解释中国戏剧并且试图以之改造“落后”的中国本土戏剧，把油画的教学体系搬用到中国画的教学中，等等。这样的现象存在于艺术学的多个领域，换言之，西方比较成熟的人文社会科学体系的整体植入，确实在中国艺术学研究的现代转型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但是这种整体植入的结果与中国本土艺术以及中国人的情感经验之间的距离，始终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症结。

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引进，却给我们一条走出这一症结的路径。

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给我们带来的不仅仅是单纯的田野方法，而且还包含了至关重要的文化多元观念。虽然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起源都带有强烈的欧洲中心主义色彩，但是二战以后，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文化多元观逐渐成为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主导思想，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两个原来受到欧洲中心主义文化观影响最深的研究领域，现在则相反成了对欧洲中心文化观形成最猛烈冲击的领域，成为最坚决地推动文化多元观和消解欧洲中心论的学术领域。这一思想方法的变化对田野研究的影响非常之深远，而这种非常之符合当代世界潮流的学术方法的引进，对于后发达国家尤其重要，因为越是后发达国家越是需要通过文化多元观念以消除文化自卑感，正视本土文化传统的价值。因此，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领域，田野研究工作者不再像摩尔根时代的学者那样，抱着了解人类童年的文化优越感，把非西方社会视为人类文明发展的早期阶段，因而能够更客观地认识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圈的传统与现实的差异，在解释它们的历史与现实时，也能有更多的互相理解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互相尊重。而这样的研究方法，在跨文化研究中的重要性自不待言。

除了西方中心视角以外，多年来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还存在一个尚未得到学术界重视的研究视角，那就是一种过于贵族化的艺术观仍然占据着核心位置。

文化多元观念不仅仅意味着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圈的艺术活动不能以同一种标准来衡量和评价，同时也暗含了另一种更平民化的文化思想，即不能以研究者们的个人兴趣，以及他们所接受的教育作为衡量所有文化行为的唯一标准。

当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们将他们的考察对象，从长期以来拥有文化特权的上流社会转向更广阔的草根阶层时，还伴随着思维模式的改变。事实使人们更清晰地意识到，不同地域的人们在长期共同生活中形成的价值观念体系虽然会有很大的差异，却各有其合理性；他们各具特色的生活方式，只有通过其自身的价值系统，才有可能获得真正有意义的解释。在艺术领域更是如此，艺术在本质上意味着人们用以情感交流与表达的特殊方式，不同民族和不同阶层的人们各自的情感交流与表达方式，在这一生活与文化圈内部往往是最有效的。所以，对民间草根阶层的艺术、趣味与审美活动的歧视和改造，强行推行一小部分精神贵族自以为是的艺术观与审美趣味，正是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的禁忌。

在中国艺术学领域，这种文化贵族心态随处可见，比如我们完全有理由对人们长期以来习焉不察的“采风”这样的辞汇产生强烈的质疑。确实，如果说最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的艺术学创作与研究对于那些地域色彩鲜明的民间艺术活动并不是毫不关心，那么很难否认，创作与研究者们经常是以“采风”的态度去关注和研究民间艺术活动的。人们惯于使用“采风”这样的辞汇而，它本身就清晰地透露出两个方面的信息。从历史上看，“采风”的制度早在秦汉时代就已经基本形成，它隐含了官方与民间二元且以官方为主导的文化价值观；从现实的情况看，“采风”意味着艺术家和艺术研究只关注民间艺术活动作为创作素材的价值。因此，“采风”的实质，正是站在官方或文化贵族的立场上对民间艺术活动非常功利化的利用，事实也正是如此，尤其是近几十年里，地域色彩鲜明的和非主流的艺术样式和优秀艺术作品，经常被主流艺术用以为创作的材料，回顾近几十年的艺术史，我们会发现许多有世界影响的优秀作品都是用西化和文人化的手法处理本土民间艺术元素的产品。然而，在民间艺术活动被大量地用以为创作材料而遭到掠夺性开采的同时，它们本身却仍然被视为落后的、原始的、粗糙的，被视为必须以精英文化的模式加以改造才能拥有艺术价值的对象。

以“采风”的心态从事本土与民间艺术研究的学者，自觉不自觉地忽视了对象自身的独立存在以及内在文化价值。因此，研究者变成了专事猎奇的旅游者，对于民间艺术对象的关注只限于与“我们的”艺术活动的差异，而并不真正关心这样的艺术对于生活于其中的创造了它们的人们究竟具有何种价值和意义。从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角度看，我们应该更多地致力于探究多种艺术样式、多种生活方式以及各地各具差异的伦理道德和习俗对于它们的主体自身的价值与意义，致力于在这些独特的艺术与生活的原生环境中，还原它们的内涵。这样的研究才能超越“采风”式的官方和贵族文化心态，才能获得对民间艺术真正具有文化价值的研究成果。

因此，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亟需借鉴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田野方法，摒弃西方中心与贵族趣味对民间话语空间的挤压。

三一个实例：路头戏

如果我们的艺术学研究能够更多地注重对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方法的借鉴与引进，尤其是彻底改变欧洲中心主义与贵族主义文化观，那么对诸多艺术现象的研究与评价，都有可能出现根本性的改变。在我的研究领域，有一个极具代表性的例子，完全可以用以说明研究视角的改变所产生的影响，那就是对台州戏班大量演出的路头戏（或曰提纲戏、幕表戏）的研究与评价。

近几十年戏剧研究领域几乎完全没有对路头戏的研究，然而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路头戏却可以说是中国戏剧最主要的演出形式，它的历史，也许可以追溯到戏剧起源的年代。路头戏之所以长期被戏剧研究人员们忽视，是由于它在20世纪50年代初就遭到批判，成为从上而下的“戏改”的主要对象之一。而对路头戏的批判，其理论背景很值得今人深思。

对路头戏的批判与其说出自艺术的原因，还不如说出自趣味的原因。它一直被看成是粗糙、原始和简单的演剧方法，然而它并没有像同时代其它那些更为粗糙、原始与简单的民间艺术那样获得尊重，它从一开始就被看成是创作的素材以及改造对象，直到现在，在多数当代戏剧史家们的眼里，路头戏之受到批判乃至遗弃，仍然被看成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然而，当我们通过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思路重新探讨路头戏的存在以及它的意义，就会清楚地看到，像路头戏这样一种有着千百年悠久传统的演剧方法，它之所以会受到众口一辞的批判以及遭致普遍遗弃，正由于长期以来西化的和贵族的文化视角在艺术学领域占据着统治地位。

路头戏之所以在1950年代初受到大范围的批判，首先是由于主持“戏改”工作的政府官员，主要是一批西化程度比较高的、经常接触甚至直接参与话剧创作与研究的知识分子，排除意识形态的因素，在某种意义上，“戏改”简直可以说就是在用西方的、话剧的戏剧观，居高临下地改造中国本土戏剧。像路头戏这种本土色彩浓厚的传统演剧方法，与这些知识分子所接受的戏剧学模式完全不相吻合，它之受到排斥也就是可想而知的。其次，路头戏的演剧方法被后来的国办或准国办的戏剧表演团体遗弃，还有另一层因素，那就是长期以来衡量艺术的标准是由传统诗学基础上培养的文人决定的，虽然传统文人最终接受了元杂剧和明清传奇，却始终未能充分受容昆曲以外的各种“花部”戏剧剧种，同时也难于充分认同民间极富创造性的口传文学的价值。文人趣味在中国戏剧领域占据统治地位的现象，并没有因为1950年代的社会急剧变动而真正有所变化，反而因为剧团国家化而在制度层面得到普遍肯定，因此，在文学性和音乐性方面很难以完全符合文人趣味的路头戏，也就不能不受到排斥。

由此我们看到，如果说晚近一个世纪的艺术学研究受到欧化的和贵族的这两种文化偏见的左右，那么路头戏的遭遇具有作为样本的罕见的深刻性，路头戏之所以遭受自上而下的批判与遗弃，正是由于同时受到这两个方面的夹击。更值得思考的是，如同我在《草根的力量》书中所叙述的那样，路头戏至今仍然是台州戏班最主要的演剧方式，但这种承继了本土文化传统的演剧方式它之所以能延续至今，并不是因为路头戏演出过程中大量的即兴创造在戏剧学层面上所可能提供的非凡活力，给定情境与表演者个人创造之间巧妙和平衡，以及潜藏在它的即兴表演模式之中的演员之间、演员与乐队之间的互动与内在张力，而竟然是因为在本土的戏剧市场里，戏班最适合以这样的演剧方式营业；并且，由于在晚近几十年里路头戏一直受到抑制，在那些受主流意识形态影响较为明显的民间戏班，路头戏的演剧方式也正在被弃用。

有关路头戏的艺术魅力，我已经在书中做了初步的探讨，将来还会做进一步的研究。这里我只想通过它的遭遇说明，摆脱欧洲中心的和文化贵族的偏见对于中国当前的艺术发展以及艺术学研究有多么重要。只有彻底转变研究视角，路头戏的艺术价值才能得到公正的评价；进而，也许还有更多的艺术现象，需要以多元文化的视角加以重新审视，给予重新评价。

四需要注意的问题

田野研究只是一种方法，虽然在田野研究的背后，包含了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特有的研究路径，但是方法并不能完全替代研究。按照我个人的研究体会，即使接受了田野研究方法，艺术学领域的田野研究，也仍然存在诸多需要注意的问题。

艺术学研究的田野方法的研究目标之一，就是考察艺术活动在特定文化环境中自然生成、发展的性状。当然，对象的性状总是会在与外界的不断互动过程中经常变化，然而这样的变化，仍然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然的演化，它与受巨大的、不可抗拒的外力影响而发生的变化，有质的区别。仍然以戏剧在晚近五十年的变化为例，虽然历史上中国的本土戏剧始终在民众审美趣味变化的背景下持续发生着各种各样的变化，但是正由于这样的变化是在戏剧创作表演的主体与观众的互动之中缓慢而自然地发生的，因此无论如何变化都不足以出现背离它所生成的文化土壤的结果；然而1950年代戏改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在令本土戏剧经历了剧烈变化的这一改造过程中，观众甚至是剧团内部的创作和表演者本身，都没有话语的权力。因此，中国戏剧的自然状态之必然受到破坏，就是可想而知的。在这里我们看到一种外来的文化价值观是如何被强行植入的，以及它最终会产生臬的结果。它不仅给我们留下了值得好好记取的教训，同时还给从事艺术学田野研究工作者留下了特殊的困难。

这就是我们今天从事艺术学的田野研究时面临的特定境遇，就像一个多世纪以来在几乎所有艺术领域那样，本土艺术在外来的文化价值观面前出可怕的自卑。而这一文化现实，使得从事艺术学田野研究的研究者必须非常小心翼翼。艺术学的田野研究面对的研究对象不是无感觉的作品而是具体的人的行为，研究者与被研究者在社会身份、知识背景与生活环境等多方面的差异、尤其是趣味的差异，很容易被处于弱势地位的民间艺人理解为知识与艺术见解的优劣，研究者在从事田野工作时，很容易被研究对象视为强势文化的代表，因此，研究者的言行和趣味，很容易对被研究者产生不可预计的影响，而这样的影响，足以改变研究对象的原生态。

需要指出的是，在艺术学的田野研究过程中，研究者在很大程度上是个入侵者，极易对脆弱的、缺乏自信的民间艺术本体造成损害。现代人类学家喜欢说“我们的身体就是人类学研究的工具”，强调田野考察过程中研究者应该融入研究对象，在与对象的互动中体察对象及其可能发生的变化，但是在中国艺术学研究这个特殊的领域，我认为研究者应该尽可能做一个客观和外在的观察者，尽可能克制影响对象的冲动，因为保持本土艺术的原生态的意义，可能比改变它要重要一百倍。当然，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影响是无可避免的，只不过清醒地意识到这种影响可能导致的负面效果，自觉地将自己的影响尽可能减少到最低限度，无疑是从事艺术学的田野研究时必须遵守的职业操守。

其次，我希望强调艺术学的田野研究作为一项艺术学研究的价值，尽管我们可以借鉴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研究方法，但是这样的研究指向应该是艺术学的而不能仅仅是人类学或社会学的。更直接地说，用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从事艺术学研究，应该是研究的重点。

每门学科都有特定的研究范围和研究目标，不同学科的关注重点并不相同，因此，当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方法被引进到艺术学研究领域时，人类学与社会学所关注的那些问题，也很容易同时被带入艺术研究过程中；或者说，研究者的关注重点可能会发生偏移，也许那些从艺术学角度看非常之重要的问题反而被忽视了，这样一来，研究很容易演变成对于艺术、艺术活动的人类学或社会学研究，而不再是艺术学研究。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当然仍有其价值与意义，然而它的价值与意义是人类学与社会学的，坦率地说，这类研究即使再有价值和意义，也不是艺术学研究。它不能代替艺术学研究，也不能帮助我们解决艺术领域最值得关心的问题。

篇4

入学考试有许多理论和方法，在研究生入学考试环节，由于报考学生专业来源较杂，必须统一标准。报考第四军医大学图书馆学专业的考生，主要专业来源包括图书馆学、医学、计算机应用、外语等。这些不同专业背景来源的考生，其专业背景知识均有与医学图书馆工作相契合的部分，因而也均是我们所需要的生源。面对这样的生源情况，对信息管理综合、图书馆学基础两门课程，在制定考题方面制定了如下的设计思路：“信息管理综合”课程所要考核的是最基本的学科知识，经过反复比较，最终选定马费成的《信息管理学基础》为基本考试内容；专业基础的要求与专业综合类似，最终选定吴慰慈的《图书馆学基础》作为专业基础课的主要用书。入学考试基本教材的选定，体现的是教材权威性、实用性与可操作性的统一。在考试出题思路上，既不将考试范围划得过宽过大，又要涵盖学科最核心的内容，体现的是学生来源较杂、学科背景不同的一种应对策略。

2专业相关课程的选定环节在入学后，积极引导学生选定专业相关课程，主要针对如下几类课程采取不同的对策。

2.1公共必修课

我校公共必修课包括5门课程：英语、医学统计学、临床流行病学与循证医学、自然辩证法概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等。在如何学习公共必修课方面，要求学生在全面完成课程学习的基础上，特别强调对直接应用性内容的重视。如英语的专业英语部分、医学统计学的Meta分析部分、循证医学的文献检索部分等。

2.2专业必修课与选修课

专业必修课与选修课包括：医学文献检索、计算机综合应用技术、管理学基础、健康知识等。在专业必修课与选修课方面，要求在知识体系上比较全面，包括医学图书情报、计算机、管理、医学等各大门类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课程。

2.3图书馆专业课

开设2门专业课程：信息咨询和情报检索语言，是在学校规定的范围内选定的两个应用面较宽的专业课程。

3图书馆实践环节研究生

在第一学年基本课程学习完成后，按照学校的统一安排到图书馆参加实践。在这个环节上，核心的指导思想是让学生的实践工作与图书馆日常工作结合起来，在完成实践任务的同时，深入钻研业务知识，提高自己的专业水平。

4开展课题研究的关键环节

4.1开题报告

研究生在第二学年的第三学期，要面对专家组正式作开题报告，阐述进行课题研究的框架、预期的研究结果等。开题是研究生开展课题研究的第一个重要环节，有一些学者专门论述过研究生开题问题。开题草率是许多研究生存在的问题，包括文献检索、阅读不充分、研究没有数据支持、技术路线不明确、预期结果不清晰等，均是常见的问题。开题过于繁琐是另一种倾向。有些研究生开题涉及的研究内容过于繁杂，主客观条件不具备，使得课题研究也难以完成。在开题过程中应该避免上述的两种倾向，应在科学性和实用性上下大功夫。开题应该解决的主要问题包括：准备研究什么课题、4要素（目的、方法、结果、结论）设想是什么、研究的创新性如何、研究工作量是否适当、实用性如何等。在时间轴上要制定研究进度表，包括确定研究主题、设计研究方案、分阶段开展研究、形成研究成果等主要环节的时间节点。

4.2课题研究第1阶段

在开题后一直到中期检查，大约相隔1年左右，为课题研究第1阶段。在第1阶段中，主要是技术路线的探索。多数情况下技术路线都不是唯一的，如建设一个数据库就有多种软件可选择，数据库结构可以设计成多种样子。确定出正确的技术路线，就可以在这一阶段得到初步的研究结果。

4.3中期检查

在研究生的第三学年开始阶段，要进行中期检查。中期检查的内容主要是：开题以来的研究进展是否顺利，原定的研究目标是否能顺利地完成。在第一阶段的研究中，研究的技术路线是否正确；得到的初步研究结果是否符合预期；整个研究的节奏是否平顺；原定的研究内容是否需要调整。对于研究进展缓慢或根本没有进展的学生，要明确提出需要延期毕业或不能毕业的处理意见。

4.4课题研究

第2阶段从中期检查到毕业论文撰写的这一期间为课题研究第2阶段，时间大约为10个月。在第2阶段，不能在研究技术路线上左右不定，要在第1阶段研究的基础上，制作精细的研究计划，形成最终的研究结果。对于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要区别对待。回答“为什么”这样的理论问题，要有坚实的、公认的理论基础，争取有所突破，但不能是空中楼阁。对于“有什么用”、“怎么做”的实践问题，要充分展示其实用的价值。

4.5完成毕业论文

课题研究全部完成后，要对检索到的文献进行回顾，对研究形成的数据资料进行系统化精炼，形成最终的毕业论文。研究生课题的形成是一个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过程，在前期研究中积累了大量的研究资料，需要在完成毕业论文过程中概括、提炼、转化，最终形成确定的研究结果，并围绕关键问题、主要结果展开讨论。要在论文中形成明确的研究结果，不能让论文变成虚拟化论文、老生常谈式论文。

5在完成学位

论文的过程中，要对其中的主要研究结果撰写成数千字的期刊论文正式发表。在方面，导师组需加强指导，严格把关，使学生能够顺利完成这项硬指标。我们培养的每个研究生均发表了科技统计源期刊论文或核心期刊论文1～3篇。

6教师与教学环节

导师组是研究生培养过程中的核心与关键。图书馆的导师组由3～5名专家组成，专家素质与责任心在引导学生的过程中起着核心作用。图书馆的导师组始终坚持以最新的教育科学成果武装自己，在教育、教学、管理等各个方面的教学实践中，发挥引导作用，促进学生发挥主观能动性，将培养富有独创见解的能力作为重要的任务，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和成就动机。在教学风格方面，建设学科网站，制作精良课件，重视上机实习，调动各种教学手段，不拘泥于原定的程序，进行交互式教学，增强教学效果。导师的责任非常重大，除了对研究生思想政治、身心健康等一般情况的了解与引导外，核心的任务是保证学生学业的完成。首要强调的核心环节是创新，创新是科学研究的灵魂。硕士研究生属于高层次学生的培养，不能等同于一般性科学研究，要督促学生在创新这个环节花大力气，见到成效。导师必须定期和研究生见面，不能任其自由生长。在本文上面论述到的开题等一系列的环节中，导师均是不可或缺的角色。指导学生的科研活动既宏观又微观，指导学术论文写作更要抱有极大的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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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学术诚信教育内容的缺失

2009年3月，《教育部关于严肃处理高等学校学术不端行为的通知》提出将“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作为必修内容纳入研究生教育教学。2010年2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在《关于在学位授予工作中加强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建设的意见》中要求，在学位申请者的整个培养过程中，都要安排必修环节进行学术道德教育和学术规范训练［7］。由此，笔者调查了全国39所“985高校”开设研究生学术诚信教育课程的情况。主要通过两种方式获取数据：一是访问39所“985高校”研究生院网站，查看研究生课程设置、文件、通知等信息；二是使用百度搜索引擎，搜索各高校的研究生课程表，从课程表中查找学术诚信教育课程信息。　39所“985高校”的调查结果显示：a）各高校都为硕士研究生开设《自然辩证法》课程，为博士研究生开设《思想政治理论》课程；b）各高校遵从中国科协和教育部的倡议和规定，积极开展《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宣讲系列报告》；c）大部分高校在新生入学教育或开学第一课的讲座中，发放中国科协制作的《科学道德规范手册》或学校编制的《学术诚信读本》；d）除以上课程和讲座外，在39所高校中有10所高校开设了研究生学术诚信教育必修课程，必修课程内容主要涉及学术道德、学术规范、写作指导和研究方法等。可以看出，当前的学术诚信教育内容主要集中于学术道德教育和学术规范教育。学术道德教育主要针对学术失信中的“无德”教育，学术规范教育主要针对学术失信中的“无知”教育，而这两方面的教育内容对于“无畏、无才”教育涉及甚少，学术诚信教育内容存在严重偏颇和缺失。

三、学术诚信教育内容体系的构建原则

学术诚信教育过程应贯穿研究生培养全过程，学术诚信教育内容应针对“四无”学术失信原因，学术诚信教育方式应融入现行研究生培养模式，学术诚信教育效果应做到短期效果与长期效果相结合。为此，提出构建学术诚信教育内容体系过程中应遵循的以下三项原则。

（一）教育与惩罚相结合原则

以学术失信行为是否发生为界，可将学术诚信教育分为预防性教育和惩罚性教育。预防性教育帮助研究生践行“不做”、“不能做”、“不敢做”的学术诚信，最大程度预防研究生学术失信行为的发生，“无知、无德、无才”教育大多属于这一类。惩罚性教育让研究生了解学术法规、处罚机制、处罚措施、应承担的后果等内容，比如“无畏”教育，重点解决“不敢再做”的问题，防止学术失信行为再次发生，同时对其他研究生起到警示作用。在学术诚信教育内容上，以预防性教育内容为主，以惩罚性教育内容为辅，实现诚信教育内容中的教育与惩罚相结合，可针对不同失信原因安排不同的教育内容和途径，提升诚信教育的效率。

（二）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相结合原则

显性教育适合将脉络清晰、要求明确的学术诚信内容传授给研究生，如文献引用规范、署名规范、奖惩条例等，适用于构建“无知、无才”教育内容。隐性教育可将内容灵活、富有寓意、情感共鸣、触动心灵的学术诚信内容传授给学生，如典型学术失信案例、学术道德、刻苦钻研的科学精神教育、良好的学术习惯培养等，适用于构建“无德、无畏”教育内容。对于“无知、无才”的教育，显性教育的效果优于隐性教育，对于“无德、无畏”的教育，隐性教育的效果优于显性教育。将二者结合构建学术诚信教育内容，可以丰富教育内容的表现形式。

（三）自律教育与他律教育相结合原则

学术守信重在自律，如果研究生主动学习学术规范和学术法规，自觉恪守学术道德和学术伦理，积极提高专业水平和研究能力，学术失信行为的发生概率就会大大降低。针对“四无”学术失信原因中的主观因素构建学术诚信教育内容，加强研究生学术诚信自律教育，培养研究生学术诚信意识，可让研究生主动杜绝学术失信行为的发生。针对“四无”学术失信原因中的客观因素构建学术诚信教育内容，提供丰富的学术规范、学术道德、学术法规等内容，为研究生自律提供良好的学术环境，并增强他律作用，引导和强制研究生学术守信。遵循自律教育与他律教育相结合的原则构建学术诚信教育内容，可实现主动认知和被动接受的多重教育效果。

四、学术诚信教育内容体系的构建过程

为了取得较好的学术诚信教育效果，学术诚信教育内容要有针对性。针对每种学术失信原因均应设计合理的教育内容，并结合不同教育方式丰富教育内容的展现形式。因此，学术诚信教育内容体系主要围绕“四无”学术原因和“三项构建原则”进行构建。

（一）构建教育内容分类体系

根据“四无”学术失信原因可将学术诚信教育内容相应分为四大类：“无知”教育、“无畏”教育、“无德”教育和“无才”教育，学术诚信教育内容分类体系。“无知”教育帮助研究生了解学术规范，能辨别正确或错误的学术行为，知道应该怎么做，不会因不了解学术规范而导致学术失信，具体分为学术规范文件、引用标准和学术规范图书三个子类。“无畏”教育帮助研究生了解学术规范和学术法规中的“禁止、惩罚、不良后果”等内容，使其“不敢”违反学术诚信，具体分为知识产权法、处罚条例和不良后果三个子类。“无德”教育帮助研究生树立学术伦理和学术道德理念，使其从内心出发“不想”违背学术道德，分为学术道德文件、学术道德图书和思想政治教育三个子类。“无才”教育帮助研究生掌握研究方法、提高研究能力、培养创新意识，使其“无需”窃取他人学术成果，努力独立完成相关研究，分为研究方法、科学精神和论文写作指导三个子类。学术诚信教育内容分类体系共包含了12个子类，从体系结构上弥补了当前比较欠缺的“无畏、无才”教育。子类的数量和内容并不限于图1的框架，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增删和筛选，以满足相应大类的学术诚信教育要求，尽可能减少教育内容上存在的漏洞。

（二）构建子类内容

研究生学术诚信教育资料来源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教育部颁发的文件、学校的管理制度和规定，二是论文写作规范和引用标准，三是教材、图书和音视频资料，四是典型案例。笔者在大类和子类的规划框架基础上，搜集整理大量教育资源，按其内容相关性进行筛选，分门别类放在相应子类下，形成学术诚信教育内容简表，仅为方便阐述构建学术诚信教育内容体系的思路和方法提供参考，其中的内容可根据具体情况进行调整。

（三）检验教育内容相关性

内容体系中的教育内容是否满足相应分类的多样化教育要求，可以使用“构建原则”对相关性进行检验，并根据检验结果对子类的内容进行调整。在表4中，比如子类“学术规范文件”，更多趋向于预防性教育而不是惩罚性教育，适合于正式场合开展显性教育，利用制度约束力加强他律作用，所以该子分类与“教育、显性、他律”三个属性更相关，使用符号“√”在相应位置标识。按照这种方式，将其他子类与六种属性一一对照，形成最终检验结果。总体上四类教育内容在“构建原则”的六个属性中分布相对平衡，遵循了“教育与惩罚相结合、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相结合、自律与他律相结合”三项原则。但是，如果仔细推敲某些子类内容，还会发现一些小问题。例如“无知”教育内容，没有与“隐性”相吻合的属性，在内容建设上还应增加适合“隐性教育”的内容，如学术规范失信的案例、导师在指导论文写作时强调学术规范等。

篇6

【摘要】就新闻学研究领域而言，关于学术规范的讨论就从未停止过，但迄今却一直没有成熟的解决办法，致使其成为愈演愈烈的棘手难题。

【原文出处】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基金资助“新闻学学术规范研究”成果，项目批准号：08JJD860223

为社会所强烈关注的浙江大学“贺海波论文造假事件”，最后以药学院原副教授贺海波被开除出教师队伍，其所在的中药药理研究室主任吴理茂被解聘，现任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李连达任期届满，不再续聘而告一段落。[1]针对此事，教育部部长周济痛心疾首地说：“对学术不端行为要像体育界反兴奋剂一样，像对待假冒伪劣产品一样‘零容忍’，实行‘一票否决’。”[2]为此，教育部还首次专门就处理学术不端行为发出通知。

“贺海波论文造假事件”虽然发生在医药学研究领域，但其引发的连锁反应却显露出普遍存在于各个学科研究领域的学术规范问题的严重性。换句话说，对任何学科研究领域来说，学术规范问题都是一个既有共性又有个性的问题。

就新闻学研究领域而言，关于学术规范的讨论就从未停止过，但迄今却一直没有成熟的解决办法，致使其成为愈演愈烈的棘手难题。

目前，新闻界对涉及新闻学学术规范的一些基本的问题，如新闻学研究是否需要学术规范、新闻传播学应该建立什么样的学术规范体系等尚存在争论，本文拟对这些问题阐述看法，希望能够对我国的新闻学学术规范研究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新闻学学术规范存在的理论和现实依据

对于新闻学研究是否需要学术规范这一问题一直存在争议，其实，这一争论的焦点根源于对学术研究是否有规范的争论。一种观点认为，学术规范“是通过专业认可的‘入场券’”，即“一套‘做活’的规矩，而且必须与学术界当下的认可结合”。另一种观点认为，“‘规范’虽则对建立学术秩序、发展常规研究有意义；但毕竟是一种束缚(尽管是必要的束缚)，故成熟的学者往往部分逾越‘规范’。”[3]

面临整个学界的质疑和争论，新闻学学术规范研究也不可避免地落入了对于规范是否有存在必要的争论。古语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这是对“规范”的最朴素的表达。尽管在学术规范研究中存在许多问题，但是这不足以成为使学术研究抛弃规范的理由，新闻学学术规范的存在是有其理论和现实依据的。

首先，新闻学学术规范存在的理论依据是规范论。

关于规范与自由的关系，历史上有过很多论述。托克维尔在探讨法律与自由的关系时，曾说过“既要自由也要法律”。他认为得到前者的最好方法是借助于后者，“自由和顺从并不互相抵触；正相反，自由包括对自己所立法律的服从。”[4]这里托克维尔所指的“法律”更多地是具有与“自由”相对的“规范”的含义。涂尔干也说过，“正因为规范可以教会我们约束和控制我们自己，所以规范也是解放和自由的工具。”[5]这些论述都认为“规范”是“自由”的基础，二者不是绝然对立的。

正在此基础之上，规范论得以发展起来，学者们从各种角度对规范、规则以及制度等相关概念进行界定。有人提出规范“是调控人们行为的、由某种精神力量或物质力量来支持的、具有不同程度之普适性的指示或指示系统。”[6]也有人提出：“规范是集体共有的行为准则。”[8]这些定义其实都设定了一个前提，即规范是社会正常运行所必需的。

对于新闻学研究来说，学术规范同样是必需的，不管采取何种形式出现，它都是通过合理的框架设定和制度体系来保证新闻学研究在“轨道”内进行的规范，看似是具有限制性的规范，但却是学术对话得以实现的基础，也是新闻学研究高质量发展的前提。

其次，新闻学学术规范存在的现实依据是学术失范现象的客观存在。

目前我国的新闻学研究同其他一些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一样，也还存在不少失范现象，如重复发表、抄袭剽窃、忽视学术积累、缺乏学术批评、引文及注释失范、学术评价标准不一，以及低水平重复和“泡沫化”倾向等。这些问题的存在不但严重制约了新闻学研究的深化，同时也大大损害了新闻学的学术声誉，影响了新闻学的学科地位。

例如，“新闻无学论”的产生和影响的扩大与新闻学研究中的学术失范现象屡有发生就有很大关系。由于新闻学研究的规范性不强，导致新闻学论文的独创性较低、书籍内容重复较多，所以尽管近些年新闻传播学科已被列为一级学科，曾经甚嚣尘上的“新闻无学论”的影响也已大幅减弱，但是“新闻无学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消除，不但许多新闻从业者不大认可新闻有学，就连一些新闻领域的研究者也对新闻学的学术性产生怀疑，更不用说其他研究领域的学者对新闻传播学科的科学性表示质疑了。

正因为如此，阐释新闻学研究应当遵循的学术规范，以及探求新闻学实现学术规范化和管理科学化的路径与策略，应当是当前的一个急需破题的工作。

二、新闻学学术规范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我国新闻学学术规范研究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但实事求是地说，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依然不少，其中包括一些认识上的障碍。笔者认为，当前我国新闻学学术规范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

第一，以新闻学学术失范研究取代新闻学学术规范研究。这一问题普遍存在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统观新闻学学术规范研究成果，有相当部分是对学术失范现象的评价，并以此为依据提出要继续严格遵守学术规范。但是，究竟何为学术规范？新闻学学术规范的内容是什么？学术规范的保障机制何在？这些最基本的问题反而没有得到回答。或者说，新闻学学术失范首先要有“范”可“失”，然而，目前的研究却避开这个较难回答的问题，直接进入对学术失范的研究，这在研究逻辑上是有问题的。

第二，新闻学学术规范研究缺乏宏观视野，陷入细节研究。新闻学学术规范并非只是那些简单的“规定”、“规则”、“条例”，而是一个结构严密的体系。但是对这一点，现有的新闻学学术规范研究并未体现出来。其实，新闻学学术失范中的一些问题的确可以通过操作层面的规范进行约束，例如“抄袭剽窃”、“注释规范”、“一稿多投”等，然而，有更多的问题不仅仅是通过某个环节的细节研究就可以解决的，因为新闻学学术规范不仅有技术层面的问题，还有理念、道德、结构、保障等各层面的问题，以及各环节之间的联系，这些都需要进行系统研究，而不仅仅是对技术操作细节的研究。同时，也需要看到，由于长期以来对新闻学学术规范的研究缺乏宏观视野，使得研究者的思维产生了某种惯性，即将学术规范研究局囿于表面的技术研究，甚至仅仅将学术规范看作是对学术论文的格式规定。

第三，缺乏将英美学术规范研究经验与我国现实状况的有机结合。英美的学术活动被加以规范的历史比较长，其所积累的经验可以给我国的学术规范研究提供借鉴，但是有的研究一味地以英美学术规范为标准，却不考虑我国政治、经济现实以及学术活动的现状，因此，基于此探讨我国学术规范的研究成果往往缺乏实用性，难以实际应用。所以，新闻学学术规范研究需要以西方为参照，同时也要以我国学术界的现实为基础。

第四，缺少对新闻学学术规范特有问题的针对性。美国哲学科学家库恩说过，如果你得出的东西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这门科学就不能发展了，因此就不能叫做科学了。[9]同理，新闻学研究有其不同于其他学科的特色之处，这也决定了新闻学学术规范的研究不能仅仅取得与人文社会其他学科的共通点，而且需要着眼于新闻学研究的实际需要，这样得出的研究成果才能对改善学术规范现状有所作用。

上述四个问题是当前我国新闻学学术规范研究中不得不正视的，需要我们调整研究思路，能够从固有的惯性思维中解脱出来。

三、建立结构严密的新闻学学术规范体系是促进学科发展的重要路径

开展学术规范研究，是人文社会科学实现科学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新闻学取得科学发展的内在需要。在这其中，建立结构严密的新闻学学术规范体系是破题之道，也是促进新闻学学科发展的重要路径。

一方面，新闻学学术规范体系的建立要以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规范为基础，建立新闻学学术规范结构严密的体系。新闻学科只是人文社会科学中的一个分支，在学术规范上具有与其他学科相同的问题，许多学术失范的现象也并非新闻学所独有的，因此，从一定程度上讲，借鉴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规范的研究成果可以对新闻学学术规范研究提供捷径。

同时，目前，我国关于新闻学学术规范的研究还比较零散和肤浅，缺乏系统性和科学性，尤其是对新闻学学术规范体系内部的运行机制和外部保障机制的研究非常欠缺，而这些恰是新闻学学术规范体系化研究的重要内容。

另一方面，新闻学学术规范体系的建立需要体现学科特点。新闻学学科具有不同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特点，相应地，在学术规范研究上也具有与其他学科不同的特点，因此在研究中的针对性应该更强一些。例如，“一稿多投”的问题在新闻学研究领域就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虽然“一稿多投”毫无疑问属于“学术不端行为”的一种，但是，由于新闻学是与实践联系紧密的研究领域，而不少论文都是用新闻理论来分析即时发生的新闻报道事件的，这些论文从某种角度看也是具有时效性的，而现在期刊普遍的审稿期都在两个月以上，所以，一些作者不得已采取一稿多投的方式来保证论文可以更快地刊出。这种做法虽然是有违学术道德的，但是就新闻学领域而言，这种现象的发生却是充满无奈的，因此，在“一稿多投”问题的讨论上，新闻学学术规范应当体现出自身学科的特点，寻找更能兼顾各方利益的解决方法。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新闻学学术规范体系的建立需要体现学科特点，建立适合新闻学研究现实的学术规范体系。

总之，我国新闻学学术规范的现状迫切要求在理论研究上能够有所突破，不断深入，能够透彻地研究学术规范体系的内容与机制，建立一套严格的学术规范体系，并且通过完善的学术规范管理和保障制度，提高新闻学研究的规范性，提升新闻学研究的质量和水平，以促进新闻学学科的整体建设与发展。

为了对新闻学学术规范问题进行有计划、有组织的系统研究，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专门将“新闻学学术规范研究”作为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的一个重大课题立项，本文就是该课题项目研究最初的成果之一。今后，课题组将就新闻学学术规范的相关问题展开深入、系统和规范的研究，也期望新闻界的朋友们能够予以关注和积极投入，共同为新闻学学术规范研究出力献策。

注释：

[1]新华每日电讯，2009年3月16日。

[2]新华每日电讯，2009年3月16日。

[3]两种代表性的观点提炼自学术界对学术规范的讨论。参见邓正来主编：《中国学术规范化讨论文选》，法律出版社，2004年8月第1版，第269-279页。

[4][美]托克维尔著：《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82页。

[5][法]爱弥尔・涂尔干著，陈光金等译：《道德教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9页。

[6]王刚：《科学认知规范的理论及其基本问题》，厦门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11月，第2页。

[8]高尚涛：《权力与规范》，外交学院博士学位论文，2006年5月，第48页。

[9]转引自浙江省教育科学研究院网站：劳凯声，“中国教育研究的问题转向”，http：//www．zjedusri．com．cn/show．php？IID=%20899。

(郑保卫，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导；郭平，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2007级博士研究生)

链接：

部分学术腐败事件回放

2008年10月，浙江大学药学院原副教授贺海波因严重学术不端行为被院方解聘。3月15日，浙江大学校长杨卫在教育部举行的加强高等学校学风建设座谈会上通报了处理“贺海波论文造假事件”的最新情况：药学院原副教授贺海波被开除出教师队伍；贺海波所在的中药药理研究室主任吴理茂被解聘；现任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李连达任期届满，不再续聘。

同济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原院长杨杰将他人论文和课题列入申报材料。2006年3月21日，同济大学免去杨杰院长一职。6月21日，同济大学以“学术造假”解除其教授资格。

2006年1月17日，一举报人在网上指责中国首款自主知识产权高端DSP芯片――“汉芯一号”发明人，上海交大微电子学院原院长陈进弄虚作假，将从美国进口来的芯片加上了汉芯字样的标志，骗取国家上亿元无偿拨款。2006年5月12日上海交大宣布撤销陈进院长和教授职务，解除聘用。

篇7

有的学者认为，历史研究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的理论指导，自觉抵制“指导思想多元化”以及“左”倾思想影响下的简单化、概念化、公式化和教条主义等错误倾向．唯物史观传人中国之后，中国历史学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同时，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当前唯物史观面临着来自诸多方面的挑战。首先，由于历史的原因，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被误解或歪曲，在一些人的思想中造成较严重的混乱，澄清这些混乱思想，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许多艰苦的工作要做；其次，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国际上出现了否定的社会思潮。并在国内思想界有所反映，历史研究领域也出现了否定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错误倾向；其三，外国历史学理论思潮大量涌人国内，但由于缺乏的科学分析，致使一些人误认为这些理论是可以代替唯物史观的“科学理论”；其四，20世纪80年代以后，社会发展和科技革命都发生了许多新变化，提出了诸如“现时代的本质和特征”等重大的理论问题．唯物史观需要面对现实，在社会生活和科学研究的实践中，不断丰富自己的概念、方法和理论范畴，关注新的增长点，而不是故步自封，使其能及时地回应社会的呼唤，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为了应对唯物史观面临的严峻挑战，第一，要有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第二，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正确认识包括史学在内的所谓学术研究“与国际接轨”；第三，高度重视史学理论在历史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即不仅要重现20世纪50年代、80年代史学理论研究的辉煌，而且要在此基础上深刻理解当代中国和世界，把当代中国的历史科学、史学理论不断推向前进．

有的学者认为，坚持唯物史观，是指坚持基本原理．近一个世纪历史研究的实践证明，只有这种理论才提供给了人们认识历史问题的最锐利的武器，而那种赋予唯物史观的过多含义．把本来不属于它们的范畴的东西也当作其基本原理去宜传的教条主义，反倒有碍于史学的健康发展。今天，我们还必须通过历史研究的实践，吸收古今中外一切有益的史学理论和方法，去丰富和发展的唯物史观。

有的学者认为，新的历史时期，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及其在史学中运用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但同时也受到来自不同方面的挑战：第一，对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缺乏深入的了解，教条化甚至是情绪化看待唯物史观；第二，迎合西方某些史学理论，对唯物史观作所谓的“修正”与否定；第三，打着学术创新的旗号．对唯物史观做剪裁与歪曲以至否定，第四，通过各种形式的历史题材文艺作品，宣扬与唯物史观相左的历史观念．所以，必须正确认识唯物史观在运用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与发展唯物史观应付出更多的努力：其一，在对唯物史观及其指导下的史学研究进行认真反思的基础上，加強对唯物史观产生背景、时代意义、根本内涵等基本问题的研究，准确理解和把握其灵魂与精髓，澄清当前史学界的一些模糊认识；其二，根据新的历史形势，将对唯物史观的坚持与发展辩证统一起来；其三，从学术发展的规律来看，唯物史观指导下的中国史学要在新世纪获得更大的发展，关键还在于要有一大批经得起实践和时间检验的优秀学术成果；其四，作为的重要组成部分，唯物史观的学术根基广布于哲学、历史等各相关学科的理论与具体研究工作中，而作为学术与普通大众之中介的文化教育、文艺作品能否坚持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则是唯物史观能否深人人心的重要前提。

有的学者认为，目前研究中存在两种错误的倾向：一是在运用唯物史观之理论上的公式化与教条化；另一则是沿袭唯心史观的“从思想到思想”的诠释模式．实际上，唯物史观的思想源于“现实生活过程”的原理，为我们在这一学术领域的研究提供了科学的“本体”论与方法论。按照唯物史观的要求，我们应在三个层面上展开研究，即从广大民众、统治阶级或日益崛起的新兴阶级与思想家本人的“现实生活过程”出发，去分析相应的思想文化形态、思想流派、思想家的主张，唯有如此方能正确地阐明各种思想文化现象的本质，进而揭示其发展演进的历史规律。

有的学者认为，唯物史观也是要不断丰富发展和完善的．虽然时下没有人会对应该丰富和发展持有异议。但是一旦涉及原创性的经典结论，人们便很难有所突破，往往使丰富发展流于一句空话。而新的文化哲学是对唯物史观的丰富和发展，因为新文化观具有它的理论生命力，对社会历史现实问题具有容纳解释能力，不像其他哲学思潮和流派很少明确阐述自身与唯物史观的关系，甚至有意回避或搁置。

有的学者认为，唯物史观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即这一理论系统不间断地且广泛、深入地与外界进行物质与信息的交换，之所以这样在于其具备下列特点：第一，这一理论体系是实践的理论体系，即理论之冲破象牙塔、学院的禁锢。摆脱纯意识之形式转化为社会物质力量，是通过实践实现的，而社会实践本身就具有广泛联系，从而构成开放系统；第二，这一理论体系具有广泛的、长时间的社会适应性，从而既具长时间合理性又具有解读和发展的空间，第三，有生生不息的一代又一代学人、思想家薪火传承，宜传诠释，发展创新．开放的系统较之封闭的系统最大不同在于，它不是一次性地完成就终结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自我更新、自我丰富、自我完善、自我发展。

篇8

上述两种研究，一种是定性的，一种是定量的，在图书馆学研究中都很常见。华薇娜曾抽样统计中美图书馆学情报学部分论文的研究方法并进行比较，发现美国学者定量研究方法的使用超过定性方法，而国内学者则以使用定性研究方法居多。

本文则把两者结合起来，既有定量统计，又有定性分析。

1.研究目的与方法

本文旨在通过对2006—2010年间CNKI中优秀图书馆学硕士学位论文进行统计分析，得到我国图书馆学硕士学位论文的选题方向。硕士学位论文选题新颖，理论性、系统性较强，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和研究深度〔4〕，样本量不大不小，适合作为统计分析的对象。本文主要采用三种方法，即词频分析、共词分析、网络图谱分析。研究路线如图1所示。

2.数据采集

2.1数据库选择和样本采集

选择2006—2010年CNKI中的硕士学位论文数据库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CNKI的信息内容经过深度加工、编辑、整合，有明确的来源、出处，具有相当的可靠性其次，据CNKI优秀学位论文库显示，全国设置图书馆硕士学位点的院校和研究机构一共有64家，在数量和质量上有一定的保证。最后，文献信息都具有半衰期，图书约为5年，期刊约为3年，因图书馆学发展的速度较其他信息科学缓慢了一些，邱均平教授认为图书馆学研究文献半衰期定为5年较合适，故本文选择2006—2010的五年优秀硕士学位论文进行统计分析。

2.2样本采集

对CNKI优秀学位论文库中“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类的硕士学位论文进行检索，得到64所院校、研究机构的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共2903篇(截止到2011年3月），其中前15名见表1。

从表1可见，华中师范大学、吉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等15所院校的优秀硕士论文数都超过60篇，总计为2130篇，占到全部论文的73.37%，基本上与文献信息分散的“二八定律”吻合，说明数据在概率分布上是有效的。经过年限二次检索，得到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共计1993篇，占到收录论文总数的68.65%。这其中还要进行交叉领域的进一步选择。图中：丄属图情交叉主题的论文；U属图档交叉主题的论文；W属情挡交叉主题的论文；IV属图情档交叉主题的论文

从图2中可以看出，2006—2010年的优秀硕士论文中既有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单独学科主题的论文，也有两两交叉甚至三者交叉的论文。我们把纯情报学、纯档案学和属于I的范围的论文予以剔除。共得到图书馆学主题的硕士论文820篇，占2006—2010年图情档优秀硕士论文总数的41.14%，见表2所示。

据表2可以得出2006—2010年间图书馆学优秀硕士论文的增长率，并得出2006—2010年间图书馆学优秀硕士论文占图情档优秀硕士学位论文的比例。

3样本初步统计分析

3.1样本统计

论文集选定后，从820篇学位论文中提取出每篇的题目及关键词，然后利用WPS表格软件进行统计，得到未经过处理的原始关键词共1887个，出现总次数为3462次，即平均每篇论文约有4至5个关键词。其中出现次数超过10次（包含10次）的关键词共有38个（占总个数的2.01%)，总计出现783次（占总次数的22.62%)。所有关键词中频次超过10次的初步统计如下：

                                          

因关键词是非受控语言，在选取的时候有一定的随意性，所以在统计时需解决以下三个问题：一是关键词用不同语言进行标记，如“博客”与“Blog，，、“图书馆2.0”与“Library2.0”等；二是关键词的语义相同而字面却不一致，如“高校图书馆”与“大学图书馆”、“语义网”与“语义网络”、“公共图书馆”与“省图书馆”等；三是有些出现频次较高的关键词没有实际意义，需要剔除，如“图书馆”、“服务”及“模式”等。

第一类问题比较简单，直接将英文的关键词替换为汉语的关键词，再进行统计即可；第二类问题的解决方法则是根据关键词及文章的标题选择合适的关键词或重新拟定关键词，而后将所有的关键词用统一的关键词代替进行统计；第三类问题的解决方法是直接将关键词剔除。经过分析、替换和剔除后出现次数超过15次（包含15次）的关键词共有22个（见表4)，总计出现903次（占总次数的26.08%)。

                                         

3. 2初步分析

处理后这22个关键词共出现了903次，占全部关键词出现总次数的26.08%，符合集中分散的“二八定律”，表明这22个关键词属于高频关键词，能够说明2006—2010这5年间我国图书馆学硕士学位论文选题的主要方向。

观察表5，信息资源、高校图书馆、知识管理、信息服务、公共图书馆、开放存取、语义网、信息检索和知识服务均占到关键词总频次的1%以上，尤其是“信息资源”和“高校图书馆”出现频次达到总频次的3%左右，表明有关“信息资源”和“高校图书馆”的研究属于我国图书馆学硕士选题的热点。在列的有些关键词排名不是特别靠前，如Web2.0、图书馆2.0等，但这些词也表明了图书馆学硕士研究的某种新动向。而一些关键词，如用户、网络环境等，仅从字面上观察无从判断其研究的确切方向，但在后面通过共词分析和组配后可发掘其中隐藏的信息。

4.多元统计和我国图书馆学硕士论文选题分析

通过初步统计分析得到一些简单、明显的结论，这还不够，因为每个关键词都是孤立的、分散的，不能揭示它们之间的关系。而运用共词分析法可以将关键词有机结合起来，进一步获得论文的主题方向。这里有以下四个步骤：一是抽取代表图书馆学研究主题或研究方向的高频关键词，也就是表6中所列关键词；二是统计关键词在论文中两两出现的累计次数，组成共词矩阵；三是绘制代表关键词间关系的点线图，揭示高频关键词间的联系；四是对绘制的点线图作进一步分析。

4. 1建立共词矩阵

通过先前的建立“标题一关键词组数据库”，对820篇学位论文中出现的高频关键词进行词间的两两统计，得到一个共词矩阵（部分数据如表5所示）。共词矩阵为一对称矩阵，两关键词相交的数字代表其一同出现的论文的篇数，如“高校图书馆”与“用户”相交的12，表明有12篇论文同时使用了“高校图书馆”和“用户”这两个关键词。

4.2高频关键词的图谱分析

高频关键词的图谱分析是共词分析的关键所在，对图谱中“点”、“线”的关系进行分析，可以进一步得到我国图书馆学硕士论文研究的热点及各研究主题之间的微观关联。

4.2.1绘制高频关键词间的“点线图”

高频词间的点线图原型来源于陈超美博士的“QteSpace信息可视化，，〔，根据共词分析得到的高频关键词之间的关系矩阵，用大小不同的点来代表出现次数不同的高频关键词，用粗细不同的线来代表关键词之间的紧密程度，这样就形成一个高频关键词之间关系的网络图谱（见图3)。

图中：1信息资源；2高校图书馆；3用户；4知识管理；5数字图书馆；6评价方法；7本体；8信息服务；9公共图书馆；10个性化服务；11开放存取；12语义网；13信息检索；14知识服务；15知识产权；16Web2.0；17网络环境；18数字36422点线图分析可以看出图中较大的点为信息资源、高校图书参考咨询；19知识组织；20危机管理；21图书馆2.0；22图书馆员。馆、数字图书馆和公共图书馆。与信息资源关联紧密的有高校图书馆、知识产权；与高校图书馆关联紧密的有用户、信息服务；与数字图书馆关联紧密的有知识产权；与公共图书馆关联紧密的为信息服务、个性化服务；与图书馆20关联紧密的有Web2.0和信息服务。从个别情况来看，信息资源的点最大，出现的频率最高，其次是高校图书馆，二者之间具有最强的联系，表明有关信息资源的研究最主要是关于高校图书馆方面的；信息资源和高校图书馆虽然出现的频率最高，但是二者所联系的其他关键词并不是最多的，说明有关二者的研究在主题的散布上并不是最广泛的。也有个别关键词比如危机管理，与其他关键词发生极少关联，表明所代表的选题比较专门，研究领域狭小。

5.我国图书馆学硕士论文的选题方向分析

通过对CNKI中图书馆学优秀硕士学位论文中关键词的词频分析、高频关键词的共词矩阵和图谱分析，可以得出我国图书馆学硕士论文选题取向主要集中在以下五个领域：

一是知识管理下的图书馆学研究。20世纪90年代以来，知识管理成为研究热潮，图书馆学研究顺应了这个潮流。硕士研究生们也在思考如下问题：图书馆信息资源的深层挖掘，参考咨询及知识服务，个性化的信息服务和服务创新，以及馆员知识共享，等等。

二是高校图书馆研究。在我国，高校图书馆的读者量一直是稳中有升，它承担着整个图书馆界新管理理念的引入、新技术应用、新服务方式试验等的重任，因此，有关高校图书馆的研究一直是学界的一个研究热点，这也在图书馆学硕士论文中体现出来。

三是和谐诉求下的公共图书馆建设。时下，和谐是我国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诉求，对于公共图书馆来说也不例外。和谐社会讲究以人为本，公共图书馆对外服务则提倡读者第一、读者至上，对内管理则应以馆员为本。只有公共图书馆的服务让公众满意，只有其内部管理让大多数馆员满意，图书馆建设才能谈得上和谐。而如何让公众满意，如何让馆员满意，如何让图书馆成为社会的公共知识管理与服务中心这些重要议题，仍然将吸引众多学子的研究目光。

四是法治环境下的数字图书馆建设。在数字化浪潮中，几乎所有图书馆都无法回避资源的数字化和数字图书馆建设的问题，包括：特色资源的优先数字化，所需关键数字资源的外部采购；数字图书馆如何提供个性化的信息服务；如何处理知识产权保护和免费使用的关系问题；如何组织数字信息资源，以便于检索利用，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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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调动学生的“思维参与”

新课程倡导的自主学习、合作学习、探究性学习，都是以学生的积极参与为前提，没有学生的积极参与，就不可能有自主、探究、合作学习。实践证明，学生参与课堂教学的积极性，参与的深度与广度，直接影响着课堂教学的效果。正如有的专家所说，“没有学生的主动参与，就没有成功的课堂教学”。

为此，应当创设情景，巧妙地提出问题，引发学生心理上的认知冲突，使学生处于一种“心求通而未得，口欲言而弗能”的状态。同时，教师要放权给学生，给他们想、做、说的机会，让他们讨论、质疑、交流，围绕某一个问题展开辩论。教师应当给学生时间和权利，让学生充分进行思考，给学生充分表达自己思维的机会，让学生放开说，并且让尽可能多的学生说。条件具备了，学生自然就会兴奋，参与的积极性就会高起来，参与度也会大大提高。只有积极、主动、兴奋地参与学习过程，个体才能得到发展。

三、讨论的时机要恰当

对问题的讨论应把握时机，过早学生的认知水平没有达到最近发展区，学生找不到解决问题的切入点，白白地浪费时间而一无所获。过迟学生对问题已基本弄懂，讨论的意义不大。教师还应设计多层次的问题满足各层面学生的多元需要，把握好学生思维的，及时提出问题让学生讨论，以激发学生思维的火花。此外，讨论时应把握“跳一跳，能摘到”的原则，在讨论的效果上做文章。

四、讨论的方法要科学

常见教师把题一呈现，便马上让学生讨论，讨论了两三分钟，教师便草草收场，只留于表面形式，没有注重效果。教师不能由于时间关系，相互交流未充分展开就终结，应给学生提供自主探究、合作交流的广大空间。在教学实验中，我曾经把班上的学生分成三组，第一组对问题直接讨论，第二组独立思考，第三组先独立思考然后讨论，经过多次实验结果发现：第三组学习效果最好，第一组效果最差。第一组的学生容易注意到别人的意见，思维活动受到了束缚，容易得出一些倾向性的结论；第三组表现在它的“预热效应”上，学生有各自不同的思维活动，出现了多种解决问题的途径，有利于学生积思广益的学习。第三组的学生无论是在解决问题的途径上、质量上都优于其它两组。可见，讨论的方法很值得推敲。

五、讨论的氛围要和谐

讨论应营造一种氛围，使每位学生不用担心自己的意见被批评，而是坚信自己的观点是受欢迎的，小组中的成员不是批评别人的意见，而是倾听、补充、完善所提出的问题解决方案，教师应鼓励学生大胆发表自己的观点、观点即使错了，在教师的指引下学生才能真正明白问题的关键所在。只有这样，学生讨论起来，才心无疑虑，才能互相启发，取长补短，不同层次的学生才能各有发展。

六、要培养学生“三会”

有的老师将小组合作理解为小组讨论。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教学场面：讨论时，学生各说各的，有的学生不善于独立思考，不善于互相配合，不善于尊重别人的意见，也不善于做必要的妥协。学生讨论后，教师依次听取汇报，汇报完毕，活动便宣告结束。

为此老师要培养学生“三会”：一是学会倾听，不随便打断别人的发言，努力掌握别人发言的要点，对别人的发言作出评价；二是学会质疑，听不懂时，请求对方作进一步的解释；三是学会组织、主持小组学习，能根据他人的观点，做总结性发言。使学生在交流中不断完善自己的认识，不断产生新的想法，同时也在交流和碰撞中，一次又一次地学会理解他人，尊重他人，共享他人的思维方法和思维成果。

课堂讨论为学生创造了一个有利于学生生动活泼、主动求知的学习环境，它使学生在获得所必需的数学基本知识和技能的同时，在情感、态度等非智力因素方面也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当然，课堂讨论还应注意讨论的问题应有多种解决途径，讨论中教师应适时加以指引、点拨，讨论的组织形式应多样化，尽量避免一问一答的形式，如何防止两极分化等问题，这都需要我们在今后的教学中进一步去思考，去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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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教学的语言可以分为以下五种：

一、口头语言

口头语言是人类之间交流、传递信息的最主要的工具。口头语言也是老师在课堂中最常用的授课方式。口头语言相对其它语言来说最大的特点的是它的时间和空间的灵活性强，通过口头语言的，老师可以将知识和情感完整和准确地传递给学生，同时还可以利用语言引导和开发学生思维并培养学生的能力；缺点是时间的延续性差。所以，老师要充分掌握口头语言的特点，趋利避害，老师的口头语言应注意科学性、艺术性、趣味性，做到准确、精练、生动、清晰，力求层次清楚，逻辑严密，形象生动，富有感染力，能把深奥的道理形象化，抽象的概念具体任务化，枯燥的问题有趣化。这在于

⑴准确精练的语言能培养学生严密的逻辑性。初中学生思维活跃，但注意的持久性差，抽象思维发展不够。口头语言和文字不同，时间延续性差，因此老师在讲课时最忌语言拖沓、冗长、繁琐复杂，否则学生就很难完整地记忆和理解。老师口头语言应该简短精练、富有层次，不拖泥带水、重复啰嗦。同时，口头语言的灵活性强，所以有些老师不免有些随便，但学生很难将整节课的老师所以有话都听完记住，如果学生刚好听到和记住“随便”的话而漏过正确的内容，会给学生的理解造成很大的影响，老师的口头语言应该强调严密准确和逻辑性。例如，对于同类项的概念如老师说字母与次数相同的项是同类项，学生就会造成“a2b与ab2是同类项”的现象。对于学生回答中的语言不严密的地方，老师也应该及时的予以纠正和指出，默移潜化中让学生形成良好的逻辑思维。

⑵风趣的语言活跃课堂气氛，激发学生的求和欲。“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要使学生对所教的学科产生兴趣，首先要使学生对你说的话产生兴趣，而老师幽默风趣的语言是最容易激起学生兴趣的工具之一。学生每天要上七八节课，对不断“重复”的40分钟总觉得枯燥无味，而且连续的高强度的脑力劳动也使学生的的大脑很难始终保持兴奋状态，这时老师就可以利用口头语言灵活性强的特点，在恰当的时机和内容用幽默风趣的语言打破课堂的沉闷、活跃气氛，起到调节学生情绪的作用，将会有事半功倍的收获。如在上“口头语言有理数的分类”时，我给学生设计了这么一个问题“请把下面的小朋友（数1，2，3，，0，-1，-2，1/2,22/7,-1/3,-5/8,4.5,-1.5）分别带回各自的家(正整数,负整数,零,正分数,负分数)”;接着,又提出问题＂它们的家都在路边,现在由于公路改造,只能留两间房子,请你把长得像的小朋友安排在同一间房子里＂;最后,当“零”自己孤零零地站在屋外时,我有提出:怎么办,它站在外面会被大灰狼吃掉的”此时,学生们马上争先恐后地发表自己的看法,课后,学生纷纷表示这是他们读书以来最爱的一节课.由此可见,枯燥的书面语言，如果能用简明幽默的语言描述出来，还可收到强化记忆和理解的功效。

⑶亲切和蔼的语言能增进师生感情。教学是双边活动，师生在课堂中不单是简单的知识授受关系，也是一个情感的传递过程。尤其在新课改中,这一点更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新课改的课程要求教师走下千百年以来”师道尊严”的神坛,与一个合作者,参与者的身份与学生一起做一做,练一练,与学生进行平等对话.那么,要想取得很好的教学效果，必须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有不少的学生就是因为喜欢某位教师然后才喜欢上该门学科的。课堂上老师亲切、和蔼的语言能增进师生感情，沟通师生心灵，使学生热爱你和你所教的学科，产生良好的效果。亲切和蔼的语言还可以给学生足够的信心参与到教学中来，很难想象一位从来不苟言笑、语言生硬的老师能让学生大胆的进行质疑和回答。

二、体态语言

体态语言是指通过人的面部表情和手脚等活动来表现个人情感的身体动作。教学如果能正确运用体态语言可以为老师控制和调节课堂气氛节奏，增强教学效果，还可以促进师生之间、学生与科学间的情感交流。

⑴表情语言心理学家发现，当人们面对面进行交谈时，所获得的信息有很大一部分是从对方交谈时的表情获得的。所以老师在课堂中应恰当利用表情来帮助教学，会起到出神入化的作用。如课堂上有学生开小差，一个严肃的眼神使他迅速改正；学生回答对问题，一个赞许的目光或一个会心的微笑都会使他得到莫大的鼓励。学生在认真听课时，一般都会盯住老师的脸，如果一位教师总是一种表情，就会使学生的注意中心由于缺乏变化而容易分神。老师的在讲课中随着知识讲述而起伏变化的表情，还可以还是学生充分感受到知识的人性本质，避免知识的机械性。如讲述一位科学家的成就时，一个崇仰、神往的表情胜过任何的语言陈述。

⑵手势语言不知大家注意到没有，凡是做老师这一行的人，说话时特别喜欢打手势，其实这是一个职业习惯。一般来说，老师在课堂都喜欢使用手势语言，因为手势动作和表情一样，都是老师个人情感的外在表现，能使满堂生辉，增强教学效果。手势有时还可起到口头语言无法取代的作用，促进学生的对知识的理解和记忆。

三、实验语言

实验在验证数学知识的权威性、有效性方面是其它的语言无法比拟的。很多数学知识如果只是单纯从课本和老师的口中说出来，学生经常不容易理解，也不容易信服，通过实验语言却可以无声胜有声。

⑴实验语言是数学课堂中培养学生科学素质的重要工具。按照素质教育和创新教育的要求，我们将不单要求学生机械的记住课本上的知识，更要培养学生形成比较全面的科学素质和创新思维，使用实验语言是不可或缺的一个手段。初中生的一个心理特点是特别喜欢亲自动手做一做、试一试，实验就是吸引学生的一个好方法，如等腰三角形两个底角相等,轴对称图形的性质等知识,若能运用好实验语言还可以让学生感受发现和创造知识的艰辛和快乐，使学生由感知兴趣提高到探究兴趣和创新兴趣。通过实验语言，我们可以让学生走完知识发现、形成、拓展（质疑、假设、验证、结论、运用）的整个过程，让学生形成正确完整的科学方法。而且数学的实验和科学典故、生活实际联系十分密切，通过实验语言我们可以让学生感觉到科学就在我们身边，就是我们平常生活经验的提炼，避免科学的给人哪种冷冰冰的感觉，使学生感受到知识本身的人文性、以人为本特点，从而产生科学情感和科学思想。

⑵实验语言是对学生各种感官的充分训练。要真正观察好一个实验，就要求学生充分集中精力，发挥动手、动脑等各方面的能力,在观察中分清主次，把握住观察的重点，训练学生在观察事物时对注意中心调整和运用能力。

⑶实验语言是学生提高动手能力和运用、创造知识能力的最好训练。新教育要求全面提高学生的各种素质，让学生在学习中训练他们的实践能力又是以前教育中最薄弱的环节。如果我们运用好实验，让学生亲自动手做和设计实验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就可以使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将理论运用到实践中的最好方式；再进行适当的引导，让学生从实验中得出结论和寻找规律，更可使学生完成了从实践中提炼理论的更高层次。同时这种让学生自己在动手中所形成的知识要比课本和老师讲述要真实和牢固得多。

四、板书语言

板书不是讲授内容课本知识的重复，而是对教学内容的提炼和概括，是画龙点睛的启示。板书语言受空间限制较大，但时间延续性、对重点内容突出性强，老师的板书应做到计划性、启发性、规范性。

⑴板书的计划性要求老师事先要吃透教材，将学生最容易忘记、混淆的内容找出来，然后有针对性进行板书设计，让学生更清晰地把握知识的重点和理解的要点。板书的先后顺序还能使学生看到知识形成、发生、发展的过程，从中看到思路和方法。而通过板书的位置设计还可以让学生看到知识点间的联系和不同，把握到知识的脉络框架。

⑵板书的启发性板书的空间限制性强，老师不可能也不应该将所有的内容都进行板书，所以对板书一定要强调其的启发性，利用几个简短句子甚至一个大的问号或文字所加几个点，将学生的心中的疑问和好奇心吊起来、引出来，启发学生的思考、引导学生的探究，帮助学生去探究发现知识，促使学生形成积极思维的习惯。

⑶板书的规范性板书的时间的延续性强，不象口头语言过了就过了，它会留在黑板上，所以板书语言的规范性、严密性的要求都更高。统一风格的规范性板书可以让学生更容易把握知识的重点和记忆的规律，形成良好记忆和思维习惯。一个规范、完整的板书设计本身就是一种美，还体现出老师个人对艺术和美的理解和表现，坚持下来可以薰陶、培养学生的审美观点，使学生自觉地鉴别美、追求美和创造美。

五、媒体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