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批评论文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文学批评论文，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二、本体建构：语言转向条件下文学本体的倡扬

如果说“五四”以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借鉴“新批评”的语言观，从而引发了对于传统载体论语言观的反思，那么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本体论”大讨论则实现了本体论语言观的建构。20世纪80年代，“新批评”思想卷土重来，文学语言形式的研究仍是文学批评的焦点。“新批评”倡导对文本进行语义分析，主张文本细读，从而使文学批评回到文学语言形式本身。这一理论的重申大大拓宽了中国文学批评家的理论视野，新时期的批评家反思传统的载体论语言观，开始从本体论的高度定位文学语言，不仅表现在批评实践上，还表现在具体的文学创作实践中，从而掀起了“语言本体论”的热潮。从“新批评”与中国文学批评本体论语言观建构的关系来看，“文学本体论”的理论来源于“新批评”。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中国陆续地翻译、介绍“新批评”的相关理论和批评家。到了20世纪80年代，对于“新批评”的翻译、介绍与研究呈现出系统化、规模化态势，其中杨周翰、赵毅衡等是重要代表。他们撰书立著和发表重要论文，介绍和传播“新批评”理论。赵毅衡在20世纪80年代出版了当时国内研究“新批评”的扛鼎之作《新批评——一种独特的形式主义文论》，对“新批评”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另外，还陆续出现一批“新批评”的译介，如刘象愚翻译的《文学理论》、赵毅衡编译的《“新批评”文集》等，构建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界“新批评”的知识谱系。后来有评论家称：“英美‘新批评’派的文学本体论是我国文学理论最近几年来出现的文学本体论的来源之一，国内的文学本体论的呼唤者也自觉地向‘新批评’派寻觅理论武器。”［4］从此处可以得知，中国文学批评呼唤语言本体论，与“新批评”的文学本体论有极大的关联。“新批评”的价值，在于为中国文学批评回归本体提供了理论资源，但是，它不是通过自身的理论体系来证明的，而是通过对统治中国已久的反映论的批判来实现的。其次，“新批评”本体论语言观是对“反映论”的纠偏，是对载体论语言观的颠覆。自“五四”以来，一直统治中国文学批评界的是反映论的文艺观。“反映论”与“新批评”的文学本体论最为抵牾，“文艺观是反映论的，这被认为与新批评的本体论主张截然对立”［5］69。在此基础上，“新批评”作为一种“清道夫”式的文论，主要的使命是扰乱学界的既定秩序，以引起人们对传统反映论文艺观的怀疑，对载体论语言观的批判。因此，“新批评”的存在意义是通过对“反映论”一统天下的局面的批判，打破文学批评界的既定秩序，使人们对权威和传统产生怀疑，为中西文论的融合开拓空间。故而，“新批评”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界的重要价值：一方面，凭借“文学本体论”阐释文学语言在文学中的本体地位；另一方面，通过批判“反映论”，建立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新秩序。基于以上两个原因，在“新批评”的影响下，20世纪80年代后的中国文学批评批判了载体论的语言观，转而关注文学语言自身的价值和意义，建构本体论的语言观。在进行“文学本体论”大讨论时，对于文学的本体究竟是什么这个核心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大体经过了由“作品本体论”到“语言本体论”的转变。“作品本体论”以作品为核心，其主要理论内涵是文学活动以作品为重，文学批评应面对作品本身，深入作品内部进行研究，才可窥见文学的本质，文学研究与作者、世界、读者等无关。持“作品本体论”的批评家主要有陈晓明、胡经之等。“作品本体论”的观念主要来自“新批评”的韦勒克（RenéWellek）。由于受西方现代语言学派的影响，不难看出“作品本体论”中包含着“语言本体论”的影子。“语言本体论”的一派则以语言为旨归，高扬文学语言的本体价值。1985年底，黄子平撰文《得意莫忘言》，提出了须重视文学语言本身的价值，“文学作品以其独特的语言结构提醒我们：它自身的价值。不要到语言的‘后面’去寻找本来就存在于语言之中的线索。”［6］这既是对文学语言的本体意义的强调，也是对传统的语言载体论、工具论的有力批判。李劼也在他的《试论文学形式的本体意味》一文中表达了相同的思想：“所谓文学，在其本体意义上，首先是文学语言的创作，然后才可能带来其他别的什么。由于文学语言之于文学的这种本质性，形式结构的构成也就具有了本体性的意义。”［7］“语言本体论”将把语言与形式合二为一，形式是内容化了的形式，内容溶解在形式之中，语言建构了文学的本质，建构了人类世界，批判了语言意识薄弱的中国传统文学批评。在文学创作界，20世纪80年代的作家们也开始秉持本体论的语言观。语言在文学创作中不再是反映现实的工具、承载内容的载体。语言就是文学本身，是文学的本体，具有独立的审美价值。语言与内容相互依存、融为一体，文学创作的生命就是语言革新。在“文学本体论”大讨论背景下涌现出的一大批作家表现出了对于语言形式创新的关注。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余华的先锋系列小说、于坚的诗歌，都醉心于语言的革新。他们以语言形式的创新为文学创作开拓了一个崭新的空间。作家们不仅在创作实践中关注语言，而且在批评实践上也阐发了他们对语言意识的重视。汪曾祺提出：“中国作家现在很重视语言。不少作家充分意识到语言的重要性。语言不只是一种形式，一种手段，应该提到内容的高度来认识语言不是外部的东西。它是和内容（思想）同时存在，不可剥离语言是小说的本体，不是附加的，可有可无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写小说就是写语言。”［8］1从汪曾祺的这段话看来，语言于文学处于显要的地位，而当时创作界对语言开始充分地重视，其语言观念也开始发生转变。20世纪80年代中期，文学批评界和文学创作界共同致力于语言意识的转变，文学语言观由语言载体论转向语言本体论，为文学语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打下了基础。“新批评”对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建设产生了重大影响，“与其说二十世纪是一个批评的时代，不如说二十世纪是一个以本体论批评为主调的时代”［9］。而西方各种文论在中国的“理论旅行”或多或少暗藏着“新批评”的潜流，“尽管在它之后，西方还涌现了诸如结构主义批评、原型批评、后结构主义批评等等批评流派，但这些批评流派在形式本体的意义上基本都是沿着‘新批评’奠定的研究方向向前发展”［9］。因而，“文学本体论”大讨论的意义在于，它确立了文学语言的本体地位，实现了从语言载体论到语言本体论的转向，改变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既有型态，促进了文学语言观念的全面变化，推动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新的语言范式的建立。但是，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本体论”大讨论只是一种理论倡导，给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提供了一种文学研究的新途径，即从文学内部、文学形式来探讨文学，却未建构一个完整的理论系统。无论是“作品本体论”还是“语言本体论”，都是文学研究的一种中介，旨在将已被割裂的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连接起来。被“新批评”影响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在理论重构过程中，遮蔽了“新批评”自身的理论丰富性，“新批评”被后世所诟病的“文本”自足性、“文本细读”法等也渐渐地与“文学本体论”大讨论之后中国的理论氛围格格不入，故而注定了“新批评”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只是暂时的“亲密”。更有讽刺意味的是，“文学本体论”大讨论没有使中国现代文学批评走向“本体论”，而是最终走向了“主体论”。

篇2

二、后结构主义、福柯对新历史主义的影响

新历史主义作为后结构主义的一个重要分支，其理论形成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后结构主义理论的影响。一方面，先前历史主义对历史语境的重视在新历史主义的方法中得到了承继;另一方面，后结构主义对历史意义的消解又被新历史主义借用来突破既有的历史叙述。这样一来，新历史主义不可避免地秉承了后结构主义的一些重要思想。历史总是被叙述出来的，因此对“过去历史事件”的第一手把握或者最直接的感受已经不可能了。没有一个统一的、前后一致的、和谐连贯的、大写的单数“历史”(History)或者“文化”。所谓的历史其实是“断断续续充满矛盾”的历史叙述，这个“历史”是小写的，是以复数形式(histories)出现的。不可能对历史进行任何“置身于其外”的“客观”分析，对过去的重建只能基于现存的文本，而这些文本是“我们依据我们自己的特殊的历史关怀来予以构建的”。一切历史文本都应当得到重视，其中包括“非文学”的历史文献:一切文本或者文献都体现出文本的特性，它们相互都是互文关系，对文学研究都有帮助。新历史主义的文学观、文化观同时也受到法国的结构主义思想家阿尔都塞、伊格尔顿以及福柯等人的哲学思想的深刻影响。其中，福柯的哲学思想对新历史主义影响最为深刻。福柯指出:“文化”归根结底是具有“文本”特征的，而语言表达同样也是话语实践或认知的产物，其无法预知的断裂(rup-tures)也就成为了一个历史阶段思维的主导方式。由话语产生的“权力微观物理学”编织成一张关系网，把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统统网入众多互不相关的局部冲突之中，使个人成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惩戒机制中的惩罚者和被惩罚者。所谓“真理”其实是权利关系的产物，具有意识形态性。此外，福柯认为对于历史的学习至关重要:历史学家的主要任务是忘却历史，历史所谓的完整性和延续性只是一种幻想，而实际存在的历史往往只不过是互不相关的话语碎片。这些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指导了新历史主义的历史观。福柯对于文学研究的重新界定和他的文化观成为了新历史主义重要批评共识之一。在关注福柯对于新历史主义的重要影响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意识到，尽管福柯对权力运行模式、自我监管和对文化、历史、意识形态三者之间的关系的阐述为新历史主义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但是新历史主义绝对不是福柯理论的延伸，也绝不是对于福柯理论的精细化演示。

篇3

二、沐浴在清洁理论思想下的生态女性主义批评

生态女性主义文学的春天不应该是寂静无声的，死气沉沉的;她的春天应该是万物复苏的，生机盎然的。美国海洋女生物学家蕾切尔卡森早在其《寂静的春天》(SilentSpring，1963)一书中，通过描写一个绿色美丽的小镇由于生态环境遭受人类社会严重污染而沦为一个黑色死亡之镇的生态事件，揭示了地球上的生态系统正在被人类的生产和生存活动而破坏的现象，因为杀虫剂DDT等农药的滥用使得地球环境受到了长期的危害，使得人类生存也受到了相应的威胁，人与大自然的关系变得越来越不和谐，春天不再像春天了。“我们生活在一个无处可逃的有毒废弃物、酸雨和各种导致内分泌紊乱的有毒化学物质污染的世界了，这些物质影响了生态界性激素的正常机能，使雄性的鱼和鸟逐渐变性。城市的空气里混合着二氧化氮、二氧化硫、苯、二氧化碳等许多污染物。在高效率的农业经济的背后，是地表土的天然功能已被彻底破坏，谷物的生长完全需要依赖化肥。用死家禽制成的饲料喂养牲畜，造成了导致中枢神经系统崩溃的疯牛病，而后又再次传播给人类。”英国生态批评理论的代表性人物乔纳森贝特(JonathanBate)教授对生态社会的这段描述恰恰反映了一个健康绿色和谐的生态社会不仅是一个无污染的清新干净的世界，更是一个没有等级压迫和奴役的绿色春天般的新世界。女性和自然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概括为两种:一种是女性与自然本身之间的联系，另一种是人类社会对妇女统治和对自然统治的关系。生态主义者只能孤军奋战，为反抗人类社会对自然环境的破坏，遭遇了各种艰难险阻，为争取人与自然的平等之路变得十分艰辛。而“女性主义在运动初期，平等问题是女性思想关注的中心。当时的中产阶级女性，受当时社会革命潮流的冲击，她们从自身的感受出发，对束缚女性造成男女不平等的各种现象进行抨击，鲜明地树立起女性摆脱束缚的旗帜。”同样，女性主义运动也由于“势单力薄”，在反抗男权，争取解放的道路上，会遇到纷繁复杂的斗争形式，这样，反抗之路就会变得更加漫长，胜利的希望就会愈发渺茫。虽然女性主义运动经历了几个世纪，确实发展和壮大了，但如果能找到“同盟军”，建立统一战线，一定能更快地更有效地获取最终的胜利。可以说“自然环境”就是“女性”在反抗男权社会运动中最好的“闺蜜”，生态女性主义者正是从绿色生态思想角度，思考女性在男权社会里不平等和被压迫的现状，用全新的双重视角和战略的眼光，审视自然和女性的相似之处，将这对盟友共同的遭遇和使命相结合，开辟出了一条新型的可持续发展的解放女性之路。生态女性主义批评文学是一种新型的“绿色清洁”文学批评，是生态主义蓬勃发展的生动体现，是从生态学的角度对女性主义文学的新角度的阐释。如果说生态主义运动是生态主义者保护自然的绿色运动，那么生态女性主义文学之路就是女性主义者用绿色理论捍卫自己合法权益和地位的春天之路。

篇4

20世纪是西方文学批评理论大发展的世纪。受索绪尔语言学理论的影响,文学研究过多地局限于语言和文本现象,热衷于对形式、文体、技巧等实证、实用性的研究,而忽视了文学的道德教化功能。环境问题、社会问题乃至人类的精神问题的复杂多样化促使文学研究重新关注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人类自身的精神诉求。20世纪80年代,西方文学评论界开始逐渐由集中注意研究语言本身及其性质的能力(内部研究)转移到注意研究语言同上帝、自然、社会、历史等被看作是语言之外的事物的关系［1］。20世纪90年代,作为生态批评支流的生态女性主义批评迅速成为西方文艺评论界的“新星”。

一、生态危机:生态女性主义的发展契机

现代工业的发展带来的环境问题早在19世纪已经引起人类的注意并开展形式多样的环保行动。20世纪50年代中叶,以“公害事件”为代表的环境问题,引起世人的更为广泛关注,人们意识到环境污染严重损害公众健康,并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从而爆发了一场新的社会运动——生态运动。生态主义者反思人类行为,质疑启蒙时代以来的理性至上论,揭示人类中心主义才是生存危机的根源。为探求人类的出路,生态主义围绕非人类的道德身份展开争论,形成形式多样的环境伦理。

生态女性主义是环境伦理中的最新发展,是女性主义和生态主义的结合。一百多年以来,女性主义经历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20年代的以要求平等的政治经济和受教育权利为特征的自由女性主义，和20世纪20—60年代的以争取女性社会文化身份为特征的激进女性主义的洗礼。在生态危机和环保运动的激励下,在妇女参与环保运动的实践基础上,生态女性主义于20世纪80年代在欧美蓬勃发展起来。它借助解构主义,深入挖掘当下生存危机根源——父权制的男性中心主义观并进行颠覆性批判,力图构建一种新的环境伦理文化,为人类的持续谋求出路。

二、新伦理文化的建构:生态女性主义的活力源泉

人类社会经历了从人类初始阶段对自然界的尊崇、恐惧、依附的生存意识(即自然伦理阶段),到对自然的改造而使自然环境从人类生存视野中逐渐隐退后的对社会利益的关注(即社会伦理阶段),再到现今环境问题带来生存危机而反思后的尊重、爱护自然,寻求人与其他万物平等依存(即环境伦理阶段)的伦理认知和革新过程。可以说,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是伦理道德的修整重构过程。生态女性主义正是生态语境下伦理革新的表现形式之一。它广泛借鉴其他流派思想,特别是生态思想和传统女性主义思想,批判父权文化体制下的二元对立价值等级思维模式和工具理性主义传统,以颠覆西方主流的父权——男性中心主义伦理观,并形成一系列具有自身特点的伦理价值体系。

首先,它追求整体和谐和生命解放，反对压迫。对“各种形式的统治和压迫相互交织”［2］的认同是生态女性主义的理论基点。在肯定自然界独立的内在价值,赋予所有非人类(如动植物、河流、山川等)同等的道德地位,关注所有与自然——心理、性、人类和非人类——有关的统治同时，生态女性主义反对各种社会统治形式(种族、阶级、年龄歧视及军国主义、殖民主义等),将所有被父权文化贬为他者的边缘弱势群体如女性、黑色人种、同性恋、酷儿(queer)等视为盟友,认为没有自然的解放,没有其他边缘群体的解放,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妇女解放,从而将其伦理关照的对象扩大到最广阔的领域。

其次,它吸收生态批评的整体性观念，尊重差异,赞美多样化,认为差异、多样性是生态系统和谐稳定的保障。其多样性既包括生物物种的多样性,又包括人类个体的个性和社会生活风格及地方风俗的多样性等。人类对自然的掠夺,对物种的侵害控制,致使生物简化。现代商业社会的技术和竞争将人异化为失去生气和个性的生产机器。在技术和利益的驱使下,统一的文化观念和文化方式无孔不入,诱导现代人的拜物心理,泯灭人的个性,使社会生活风格“齐一化”,文化也因简化失去其多样性魅力。

第三,它呼吁建立一种基于互惠和责任原则而非统治原则的生态伦理观，强调感性如关爱、尊重和公正的伦理价值。生态女性主义关注人类与非人类存在物的关联性,从女性与自然在生理、心理和体验上的关联出发,提出重新界定人类自我的身份,抛弃以人类——男性为中心的抽象独立自我的主人身份形象,代之以生态的关联自我［3］。生态女性主义认为,人类只有意识到自己与世界万物千丝万缕的联系,才能从根本上关注“他者”,以平等的道德权利持有者身份修正自己的不良行为和思维方式,还“他者”公正,尊重和关爱“他者”。唯如此,人类和自然才能和谐相处。

生态女性主义者不仅多角度解构父权制思想,还多层面建构新伦理文化。一些女性主义者以恢复对月亮、地球等的女神崇拜仪式来赞美女性与自然的联系,并用人类学家对史前期的母系社会的考古发现论证女性文化建构的可能。普鲁姆伍德提出重新阐释大地女神盖亚,认为认可地球的母亲身份有助于人类尊重和关爱地球及其上的所有存在物,有利于形成新的伦理道德观。一些激进的女性主义者对基督教神学进行改造,把上帝理解为母亲或女性。温德尔把上帝称为我们的母亲,因为“上帝的父亲形象适用于父权制社会中的人格形成”［4］。沃伦根据IrisYoung对传统分配模式的社会公正性的剖析,探讨基于该分配模式的环境公正性,指出由于传统的分配模式是静态的物质倾向的,不重视社会进程中的社会关系,因而无法对生态群(如物种、数量、自然栖息地等)的状况给予足够关注,无法建构“生态的关联自我”,也不能充分重视并体现关爱和尊重的重要价值,只有非分配模式语境才是适合生态道德生长的土壤［5］。这些颇具理想主义色彩的伦理文化设想,为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开拓了新空间。

三、生态女性主义: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新视角

文学作品是现实生活的某种反映,是人类理解自己的生产劳动及世界的一种形式,是为满足人类道德情感或观念表达的需要而产生的“一种富有特点和不可替代的道德思考形式”［6］。因而有人认为“真正的艺术和批评服务于一种道德目的”［7］。以反思人类思维方式、规范人类行为并以最终解决人类生存危机为己任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潮,其伦理特性必然从社会层面延伸到精神层面,从对现实社会中的道德现象的评价和规范及对其伦理根源挖掘延伸到文学批评领域,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文学伦理学批评。它遵照生态女性主义伦理道德观念,将性别(女性)和自然结合起来探讨文学。它在关注人伦道德的同时注重弘扬生态伦理道德,成为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新视角。

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对文学与女性及自然环境关系的研究。大体而言,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透过生态女性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棱镜来阅读文学文本,使文学文本中那些以前忽视的要素凸现甚或更为显眼,促使文学批评家对文本的传统要素如风格、结构、修辞和叙述,形式和内容有新的发现,加强探讨文本中不同角色——人类与自然之间,文化与自然之间,不同种族、阶级、性别、性取向的人之间——的联系与差别，探讨影响人类与自然,人们相互之间关系的差异与联系的因素［8］7。在文学批评实践中,批评家必然会提出这样一些基本问题:自然和女性在这部作品中是如何再现的(是次等的、低级的、破坏性的、缺乏理性的还是美丽的、充满慈爱温情的、不可缺少的),自然和女性在作品中扮演着何种角色(是受贬抑的、受支配的、工具性的还是平等的、受尊重的、具有自身独立价值的),自然和女性之间的关联性是如何在作品中体现的，以及作品中表现的伦理价值观与生态智慧是否一致等。而一部具有生态女性主义意识的作品,往往符合如下标准:即是否体现整体的关联性;是否体现对男女、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整体和谐、多样而相互依存关系的追求;是否反映对两性之间、人与人之间以及人对自然的征服、支配、压迫和统治等问题的探讨;是否有助于重新认识人与其他万物的关系;是否有助于人类重返和重建与自然及其他存在物的和谐关系;是否有助于警醒世人,倡导生态智慧,唤起人们的生态意识等。

生态女性主义在从文化哲学领域切入文学批评的过程中,文学批评家和人文学者承担文学批评的责任,以发展一种文学批评体系来反映和促进生态女性主义运动的政治目的，这一责任是以文本阅读为基础的。首先,通过阅读各个时期的文学文本,揭示文学作品中反映的自然与女性的关联,探寻在文学领域中对女性对自然两种统治和压迫的历史文化根源。生态女性主义神学者对《圣经》进行对抗性阅读,批判它借上帝之口确立男性对女性和自然双重统治和奴役的地位而成为父权——男性中心思想的始作俑者。其次,通过重读文本,得出新的结论,以改变传统的文学史,重建文学经典。一方面，将被忽视的被埋没的体现生态女性主义思想的文本,尤其是女性文本重新评价,纳入经典之列,如一些寄情花草而被贬为闺阁之作的女性文本得到认可,曾被嘲讽为无病的美国女海洋生物学家卡逊的《寂静的春天》更是以其女性的细心观察和细腻描述被誉为文学、女性、自然三者完美结合的典范;另一方面，重新审视以往经典文本,颂扬体现整体关联的、洋溢着关怀同情、慈爱温情的作品；抨击体现父权中心的、工具理性的、扩张性的、弥漫着男性支配和控制欲望的作品,否定其经典地位。如:被奉为个人英雄主义经典的《鲁滨孙漂流记》体现崇尚权力、征服、统治和男性工具理性而被批判;而珍妮·斯梅雷的《千亩农田》、斯坦因贝克的《愤怒的葡萄》等，因其探索了科技在人类贪欲支配下给土地所造成的损失，以及人的身体、特别是女性的身体与土地的紧密联系,揭示了女性和自然受男性控制和征服的悲剧局面,体现了生态女性主义思想。

生态女性主义批评家在文学批评实践上,努力发掘该文类的写作特征,总结和建构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理论,从而修正传统文学的价值取向［9］。这一方面可以带领文学创作者认知、关照、表现社会生活、世俗人生,进行文学创作,深化文学的审美价值;另一方面引导读者的文学欣赏,通过发挥典型人物的启示作用和“揭丑”文学的警醒作用,影响人们的文学乃至文化“消费”观,改变人们行为方式,从而实现文学的社会教化功能。

生态女性主义批评并非否定所有其他形式的批评。它以新的批评尺度为文学伦理批评提供了一个新视角。它借助文学宣传生态女性主义,倡导生态智慧,强化环境意识;它不仅重新释义文本,还积极推动社会和人生的建构;它弘扬关爱、平等公正、联系依存的生态伦理观,不仅有利于促进建立人与自然、男人与女人自然和谐关系,也有助于推进各“亚”文化群,如有色人种文学、黑人文学、少数族裔文学、流散文学（diasporicliterature）等从边缘走向被关注的中心,使人类听到不同的声音,从而最终建立“一个免除了有害物质和生态灾难威胁的社会……一个免除了压迫和毒害的社会,一个免除了种族歧视、性别歧视、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毒害的”［10］)生态社会。

［参考文献］

［1］鲁枢元.生态文艺学［M］.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371.

［2］Brown,Rachel.RightingEcofeministEthics:TheScopeandUseofMoralEntitlement［J］.EnvironmentalEthics,2004(26):247-265.

［3］Gaard,Greta.EcofeminismandWilderness［J］.EnvironmentalEthics,1997,(19):5-24.

［4］何怀宏.生态伦理—精神资源与哲学基础［M］.石家庄: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194.

［5］Warren,KarenJ.EnvironmentalJustice:SomeEcofeministWorriesaboutaDistributiveModel［J］.EnvironmentalEthics,1999,(21):151-161.

［6］聂珍钊.关于文学伦理学批评［J］.外国文学研究,2005,(1):8-11.

［7］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文学批评方法新探索［J］.外国文学研究,2004,(5):16-20.

篇5

二、让学生了解适度批评的重要性

在课程教学中，应该让学生充分明白学前教育中，儿童的认知能力是有限的，应该认真了解儿童行为的原因，有许多行为是这个年龄段孩子特有的，教师不应对儿童进行深度批评，认为只有这样才能避免这样的行为再次发生。应该循循善诱，用平和的语言告诉儿童，这样行为的错误性和这样的行为长期下来会造成的结果，在对儿童进行讲解之后，可以做出一种期望或向儿童指明如果再次发生就会得到什么样的教训。教师要认识到学前教育中批评不需要谩骂与侮辱，教师对幼儿要该奖则讲、该罚则罚，奖惩并济且奖惩适度，强化儿童的良好行为，抑制儿童的不良行为。课堂中，老师可以通过讲解各种学前教育中教师对学生过度批评的案例，通过各种新闻、社会调查结果、调查报告等，告诫学生对幼儿深度批评的负面影响，并以此引导学生掌握批评的度。

篇6

中图分类号：G6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8）06-0273-02

詹姆逊对西方社会文化状态和社会矛盾状态的分析和批判对于我们研究文学和全面地分析社会生活和社会意识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陈炀，2004）。詹姆逊正是由于运用的辩证批判方法，才能开拓出从社会意识形态的的视角解读文学文本的方法。同时詹姆逊对后现代的研究侧重于资本主义系统本身，更具体地说，从生产方式和商业化的角度注重文学实践，是詹姆逊文学批评的重要特征。分析这些矛盾，推测其发展趋势以求得对现实的深刻认识。以此为出发点，我们将从话语分析的视角以社会意识形态和商业化研究手法为基础来全面阐述后现代文学批判性。

詹姆逊认为对后现代主义文学分析必须与晚期资本主义这个时代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发展的经济和商业化特征联系起来。基于此，我们通过分析其中的矛盾和冲突来全新地展示后现代文学对现实的批判视角。詹姆逊成功地将意识形态和商业化的分析手法运用到文学批评实践中，采用细致的文本话语分析实现文本研究与社会分析的结合。因此文学批评必须重返意识形态的阵地（胡亚敏，2003)，直面权力和控制等社会问题来解读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学实践。在后现代背景下，后现代文学文本的研究必然和晚期资本主义的商业化社会现状相结合（蓝水，2005），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出商业化分析的视角对于文学研究来说可谓是一种内在的，行之有效的工具。我们借鉴于此进一步在话语分析中全面展开对后现代文学批判的分析和展示，开辟出文学与社会意识形态和商业化方式通过话语分析相联系的新途径以便更加彻底清晰地洞察和透析复杂的社会实践（孙 辉，2005)。

后现代文学批判的目的应该致力于揭示出意识形态企图掩藏或超越的东西，通过话语分析维护和坚持既定意识形态的真理部分，揭示其错误部分 (Althusser，1971)。因此我们在进行后现代文学研究时要完整的理解意识形态批判的内容和任务，就必须建立一种与文学话语分析相结合的意识形态理论批判方法，从而对后现代文学批判进行新的阐释(Douglas，1989)。后现代文学话语分析的重要性就体现在可以如实的反映和实现意识形态功能对后现代社会进行揭示和批判(Jameson， 1991)，这必然会在《小大亨》的话语分析中得到充分体现。借鉴于此，我们具体阐释《小大亨》的话语分析和实践是如何行使其意识形态功能的，从而帮助我们理解，体验诸种种文学叙事创造或编撰的被抑制的现实，揭示或阐明世界（胡亚敏，2002）以体现后现代文学的批判视角。

从斯特拉的意见中可以看出爱德华是绝对有能力跟科恩商谈和处理关于财产继承的相关法律事务。而巴斯特姑妈朱莉娅和安妮却完全持有相反的意见，坚持爱德华的父亲詹姆士来全权彻底处理所有的相关事宜。当斯特拉提及到爱德华应该自己跟科恩商谈出生证明和签署合同的相关事务时，姑妈们对此意见提出了强烈的反对并一致表明詹姆士在此事中拥有绝对的话语权和行动权，这就表明了在后现代传统家庭中长辈的权威和统治地位是绝对不允许动摇的。在这种家庭等级意识形态的控制和影响下，爱德华在其父亲过问财产继承事务之前根本没有权力参与或咨询。这也是姑妈们不同意也不允许他跟科恩讨论和磋商具体细节的真实意图之所在。事实上这已经清晰地表现出两种意识形态的冲突和矛盾，谈话中的平等关系无法确定，自由对话的空间也是不符存在的。借助于话语分析我们可以从社会意识形态的视角窥见和挖掘后现代社会实践中固有的，内在的矛盾冲突和根深蒂固的传统教条和观念，更重要的是评价和分析在貌似真理的意识表象中虚伪和欺骗性的本质，从而抵制潜在的真实意图。这恰如其分地解释到文学批评从意识形态分析入手的必要性（胡亚敏，2003），可以直接面对曾经在意识形态领域里被忽视的社会实践中的权力和控制。通过话语分析我们我们清晰看到《小大亨》中处于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将如何使自身权力立场合法化的各种策略， 而处于对立面的意识形态则往往采取隐蔽的策略力图对抗和破坏主导价值体系。因此在话语分析这个层面上，《小大亨》中的话语实践成为显而易见的充满意识形态的手段，成为社会实践象征的策略。在此种情况下话语分析可以帮助我们挖掘文学文本中潜在的意识形态踪迹和展现一定社会历史时期的社会矛盾和冲突以此来体现后现代文学的批判视角。

立足于西方变化着的社会现实，后现代文学批评也就必然主张通过话语分析的手法对文本中影射的社会矛盾和状况进行批判性分析，推测其发展趋势，以求得对现实的深刻认识（蓝水， 2005）。后现代文学实践与市场体系和商品形式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在后现代背景下，商品化的逻辑全面渗入文学领域，为此，通过文学批评作用于现实，这也是后现代文学研究和实践的动因和目的，由此我们将从商业化分析的视角以话语分析的手法来全面展现小说《小大亨》中的文学批判视角。接下来我们以克劳雷，朱伯特的学生们之间的对话为例来分析证实资本主义商业运作是以资本增殖为导向的。

――什么是委托书？

――股票委托书？哦？我想孩子们最好你们先要知道一点关于苹果的价钱的常识，然后再谈这个问题，能跟上我的思路吗？现在首先，从总体上来看股票市场是什么呢，无论如何，那就是将需要购买的一方与将要售出的一方集合在一起。现在如果你在销售什么商品，明确的东西…… 他用手比划成一个篮子， 让我们假设是篮子。你应该可以发现想找到这种篮子的买家的确是一件相当有难度的事情。但是如果你拥有制造篮子公司的股票，你就可以马上将其出售。总是有买家在某处等待着，可能在五千里之外，你不一定认识，也没有必要看到他是谁，你们知道我在说什么吗？

――是的这些篮子又怎样呢？如果假设这家制造篮子的公司自己都无法销售商品时？

――好的，我们只好马上开始谈谈古老的供求规律，不是吗，他们大概首先不会开始生产篮子除非……

――他们都因为自己生产的篮子没有人购买而陷入困境，那么谁还想购买他们的股票？

――是的，好，如果象这样就会导致股票价格的下跌，是吗，那么古老的规律……

――那么这种古老的供应和衰落法则伴随着篮子的滞销对于他们的股票又有什么区别呢？好似任何人买卖股票都是为了急于抛售他，那么人们怎样知道它的价值呢？就好象那些家伙撕碎这些纸张扔到地板上一样，没有人知道他们在干什么，那么我们用自己的钱购买了钻石电缆的股票而如果没有人愿意购买电缆时该怎么办，就好似没有人购买滞销的篮子一样，其结果必然是大家聚在一起撕烂手中的股票纸然后扔在地板上，这将意味着什么？

-等等现在，等等。首先，你们将不会被钻石股票套牢，请相信我所说的话。第二点， 在股票交易所的每一个工作人员都清晰地知道他在做什么，认识他所操作的股票每一便士意味着什么。还有第三点，股票的价格不会是毫无控制的，就象你们所说的，有很多的工作人员，外边正在进行交易工作的专业人士，很多人都称的上是专家……(P84-85引文为笔者试译)

学生们首先就什么是委托书展开提问，然而克劳雷就直接将话题转移到商品的价钱上并以篮子的业务为例进一步阐述了在股票市场上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买与卖，其被认为是促进商品流通和交换的平台。但是学生们马上就反问到如果生产的篮子不能销售该怎么办，而克劳雷打着供求关系规律的幌子相应地进行解释完全无视市场上真正的需要。因此这样的解释将必然更使学生们感到困惑不解，他们的疑问是谁将会购买和操作这种商品的股票如果其产品本身都无法销售，这样也必然会引起股票价格的下跌。学生们所想要了解并不是单纯地股票的买与卖，更为重要的是，想探询股票的真正价值，股票的买卖并不是盲目的跟风，因此他们相当清楚购买钻石电缆的股票并不是为了最后把它撕碎扔在地板上，而是要洞察所投资股票的真正价值。最后克劳雷也无法给出合理的解释只是保证他们将不会被钻石电缆的股票所套牢，并一再强调股票交易所的工作人员十分清楚他们在做什么，他们的强项就是擅长进行股票交易。为了设法劝解学生们确信购买股票的益处，他进一步解释到股价是被那些在股市中发挥着积极和决定性作用的专家们所控制的。上述话语分析主要是围绕着美国商业活动展开的，我们看到商业化的已经从最大程度上转变为标准化的动机，内在的资本逻辑已经在商业活动中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小大亨》中的话语实践反射出资本运作的新特点，这也有力地证明话语分析和资本商业化的背景相结合提供了一种分析后现代美国社会潜在社会矛盾的全新的彻底清晰的洞察视角，更加明确地以诊断的眼光来辨析资本的商业化逻辑和复杂的商业现象。我们注意到文学话语分析从商业化的视角已经成为展示后现代社会商业实践的有效途径和策略，从中我们可以全面的辨析到后现代美国社会中大公司赚钱的渠道和捷径就是通过靠欺诈和投机，这正说明了在后现代社会中资本家所关心的是商品和资本的流通和循环而不是生产。因此后现代文学批判紧密地跟商业化的逻辑视角相结合并且越来越受到重视，在一定程度上互相渗透和融合来展现后现代社会实践的本质以体现文学话语实践中的批判性。

詹姆逊的文学批评方式具有方法论的意义。通过对《小大亨》中的话语分析将后现代文学批判与这个时期所出现的种种社会意识功能和商业化因素联系起来分析和研究后现代文学，从而致力于真实地反映社会生活和批判资本主义现实世界。

参考文献

［1］胡亚敏. 詹姆逊的文化转向与批评实践［J］.第42卷第2 期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2）.

［2］蓝水，熊筝.后现代社会的文化转向-论詹姆逊的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N］，湖北教育学院学报，2005，（5）.

［3］李世涛.后现代文化理论建构中的批判性视角［J］.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22）.

［4］ Althusser， L. (1971). Ideology and 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 ［A］， In Lenin and Philosophy and Other Essays［C］. London ：New Left Books.

［5］ Best， S. (1989). Postmodernism， Jameson Critique. Washington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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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学学术批评对象的界定独立建构体育学学术批评体系，其次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必须弄清什么是“体育学学术批评的对象”。关于体育学学术批评的对象问题，时下呈现出两种不同主张。第一种主张认为，体育学学术批评的对象是体育学学术成果，即把体育学学术成果当作批评的对象，主要对体育学学术成果进行评判，持这种主张的人为数不少，也具有比较广泛的影响。第二种主张是以整个体育学术活动体系（体育学学术实践主体和体育学学术实践的成果）作为批评的对象，它不但对体育学学术成果展开评判，还对体育学学术观念、品格、环境、思潮、流派以及学术批评自身进行判析。我们比较赞同第二种主张，并倾向对“体育学学术批评的对象”作如下的界定：体育学学术批评的对象，包括学术主体、成果、理念、风格、思潮、流派、运动以及学术批评本身，即包括一切体育学学术活动系统。比如李力研“科学研究必须老老实实——因杨杰、周游两作者而说的话”以作者（学术主体）为批评对象，卢元镇“中国体育社会学科进展报告”以中国体育社会学学术成果为评判对象，赵山成“试论茅鹏的学术思想”以茅鹏及其学术思想为对象，黄卓“关于体育科研中的责任与道德问题”以学术责任和学术道德理念为对象，陆一帆“体育生物科学研究方法置疑与推敲”以学术方法为对象，张力为“研究报告评价标准的界定与联想”以学术成果报告标准为对象，杨正云、王颖“论日本明治维新以来学校体育思潮的历史变迁”以学校体育思潮为对象，王新、钟明宝“刍论体育批评的含义及其形态”以体育学学术批评自身为对象等等。可见，体育学学术批评，是对体育学术活动系统中各种具体学术现象，从科学的观点出发，作出思想性、理论性及价值性诸方面的评价。从表面上看，我们对体育学学术批评的对象范围如此界定，似乎与体育理论的研究对象基本同等。事实上，它们有较大的区别，体育学学术批评的对象具有其自身显著的特点。具象性所谓具象性特点，是指体育学学术批评的对象是各种“具体的体育学术现象”，或者是一项成果，或者是一个或几个学术成果主体，或者是一种学术思潮，或者是一种学术研究方法，或者是一种批评方法，或者是批评的主体等等。体育学学术批评正是对这些具体要素有针对性地予以研究。毫无疑问，体育学学术批评这种具体的局部研究当然也要联系其它部分甚至体育学整体，但是，它是由具体而整体，其研究的中心始终是具体的体育学学术现象，也可以说，体育学学术批评是局部微观研究。这是体育学学术批评对象的一个基本特点。集中性所谓集中性，是指体育学学术批评的对象主要集中在“学术成果”这个基本要素上，也就是说，体育学学术批评是以“学术成果”作为体育学学术批评最基本的对象，其它各种体育学学术批评活动，如“体育学学术主体”批评、“体育学学术理念”批评、“体育学学术风格”批评、“体育学学术思潮”批评等，只不过是“学术成果批评”的延伸，或者说是在此基础之上的批评对象的转变。之所以如此立论，从根本上说是因为“体育学学术成果”是体育学学术批评系统各要素的核心，是体育学学术意识形态最常见、最基本、最直接、最活跃的形体和存在方式。体育学学术领域里的一切学术现象一旦离开了“体育学学术成果”这一具象形体，就无法存在，也就不称其为体育学学术现象了。所以，体育学学术批评对象的第二个特点是极具集中性。现代性所谓体育学学术批评的对象具有现代性特征，是指体育学学术批评主要是以现实的、最新的多种多样的体育学术现象为主要对象。尽管体育学学术批评的对象偶尔会投射聚焦在过去某个历史时期的一个点上，但这种偶尔的投射聚焦往往也是为了评介该对象的现实意义与价值。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体育学学术批评是对当代现实体育学的研究，属于一种共时性研究。体育学学术批评对象的这种现实性特征，一是来自体育学理论发展的宏观驱动，二是来自体育学学术批评价值的内在要求。因为体育学要发展，体育学学术批评要前进，都需要以新理论、新实践、新成果为研究对象，也只有通过对开创新领域和出现新论断的批评与评价，才能实现真义上的进步。所以说，“现实性”特征直接决定着体育学学术批评的意义、价值和生命。由此，可以说体育学学术批评的对象，就是体育学术活动中各种具有一定新质的具体的体育学术现象。其中，最新的体育学术成果是体育学学术批评的基本对象［3］。学科性体育学学术批评的对象与体育学学科内涵和外延紧密相关，体育学学科内涵和外延的所有成果部分都应该是体育学术批评的对象，如果其内涵与外延超出体育学学科领域，则不应成为体育学学术批评的对象。因此，体育学学术批评的对象具有学科性特点。这是体育学学术批评区别于其他批评的最显著特征，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需要指出的是，在研究确立体育学学术批评对象的时候，有两个方面的问题值得注意。第一，我们必须客观、公正地面对各种体育学学术批评实践，如果做不到这一点，而是主观主义、片面主义当头，偏于一隅，就可能使体育学术批评有失公允。第二，我们的研究必须是对体育学学术批评对象的全面整体的研究。如前所述，尽管我们对体育学学术批评的对象作了简单、静止、孤立的解说。但在体育实践中，这些对象并不是简单的、静止的、孤立的，而是复杂的、运动的、庞大的、有机统一的系统整体，体育学学术批评必须把它作为一个系统整体予以全面的而不是局部的、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系统的而不是孤立的研究。只有尽可能的全面真正地占有体育学学术批评的研究对象，才可能保障独立建构体育学学术批评体系的科学性与合理性。

体育学学术批评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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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学修辞批评近当代史的纵观特征

若以微观与宏观的两极化来定义，宏观或广义上的文学批评，个体在文学作品阅读过程，或阅读行为终结后，由阅读的文本而触发的评价，包括感想、判断等，都可视为文学批评。若从微观或狭义上而言，文学作品的评价则要力求客观与精确。这种学术活动，既可以针对某一具体文本，也可为一系列，即与某既定文本有“互文性”的文本。这时，文学理论或观念的选择支撑就变得举足轻重，关键字眼落在了“学术性”。批评理论的选择也就是批评视角与批评手法的选择。论及批评手法，西方近当代文学承受过比较流行的，当属社会批评、意识形态及文化批评。从宏观切入，从宏观着眼，从宏观入手，对文学作品进行评价的操作，是这些手法的共有之处。坦诚地讲，宏观视野下的文学作品审视，有其过人之处，即透过现象，直取本质，对文学作品的认知可以直接由感性而上升为理性。这种审读，留下的，是对原文本折射出来的哲理、现实最佳的评价。然而，事物总有两面性。宏观文学批评对原文本内容的脱离，及对原文本渗透出的美学意蕴的漠视，也是其短视之处。美学是个体阅读过程中情感触发的火线，而美学的接收，又离不开语言技术手段及语篇结构的分析，只有以此为保障，文学文本或文学语篇，其概念意义、社会意义、文化意义等语言表达效果的生成机制，方能为作为读者的个体所捕捉。可以断言的是，文学修辞批评既注重了文本表达的意义与效果，即作为产品的文本效应，也揭示了这种效果与意义生产的过程或机制。从这种意义上而言，文学修辞批评可视为一种微观近距离下的文学批评。论述至此，有必要对这种文学批评手法的必要性做进一步的阐释。杰姆逊，作为美国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倡导者，曾经直言，个体对既定文本的接受，有层次之分。即描述层、分析层和价值判断层。所谓描述层，是指文本以语言为媒介，带给阅读者的经验认知，甚至身临其境般体验作者生产文本时，字里行间的某种。分析层面，则意图打开文本构造的神秘，包括了文本生产的理论支撑与手法。这个过程，逻辑思维占了很大的比重。而最后一层，也是文本分析最为高级的一层，当属对阅读文本的价值评判。如一般意义上的划分，保守抑或激进，有意义与否等。文章认为，修辞批评应属于第二层面，即杰姆逊理论中的“分析层”，也是意识形态、社会批评等第三层面价值评判的根基。这就是文学修辞批评在文学批评中的不可或缺，也是避免与其他手法冲突的过人之处。可以这样推理，语言解读衍生文本解读，并催生社会及文化解读，程度可谓逐级攀升。确认这个过程，会让文学修辞批评的结论言之凿凿，从而使学术性的文学批评客观性、说服性得以保证。反之，缺乏具体文本分析的文学批评，其主观性可见一斑，更难免落入“形而上”的思辨窠臼之中，或许也可能意味隽永，但总有一种漫无边际之感。

文学批评的最低标准，或通俗地称为合格的前提，在周国平(1999)看来，可从下列几处入手。其一，批评者阐释与评判的动机，首先缘于自身对待评价文本的兴趣。这种愿望是激发的，而非完全自发的，即待评价的文本本身是外界刺激物，是施为者，令批评者产生了进行评判的冲动。这种冲动的迫切，不是出于对某种文学理论的应用。换言之，批评者无可厚非地首先是某个文本的消费者。其二，批评者自身的能力定向。他并非一名普通读者，而应是巴赫金笔下的高级阐释者，具有文学或艺术上的内在修为，具有一定程度的鉴赏力与判断力。在描述其评判之际，对文本要有一定程度的把握与见解，知道自身的评判要把“钢”应用到哪块“刃”上。这个过程，当然要有学术性理论的支撑。概括地讲，周先生的观点认为，真正的批评家需具备的两大基本素质，首先要为待评价的文本所吸引，并对其有热情感。其二，批评者本身需有审美感、鉴赏力。若不具备这两个基本条件，可以想象的是，一个不喜欢阅读文本的“批评者”以何资格去评判文本?文本不仅是评判对象，也是依据，或是批评阐释的发端。道理虽浅显，却又易于忽视。

以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为时间点，基于这样的考虑，西方文学修辞批评出现了几点显著的特征。其一，批评家理论试验意图明显，即凭借国外某种文学批评的形式主义理论来评判文学作品。在文中分析阐释的，不是原作者创作的描述，也不是作者自身主观性的思想追求，而是在马原作品中体现出来的文学叙事及语言问题，是典型的对文学文本的解构主义，打破了传统文学批评中的“作者中心论”。其二，文学修辞批评的视角愈加开拓，方向也更加细化明晰。传统文学修辞批评一直囿于语篇结构、语言特色等分析，但在80年代中期及以后，文本性的修辞评判，以一种新鲜的血液，融入到此行列中来。叙事分析这一修辞视角，是这一先锋代表。变化的对比性在于，新颖的叙事分析不仅出现在新潮的文学创作中，即使采用传统叙事手法的文学文本，也在运用这一先锋理论。

三、文学修辞批评的价值与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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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I206.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0)04-0061-04

从学术增长点的角度看,文学经典似乎是一个学术话语;从基本的概念内涵方面看,它又是一个学术命题。虽然文学经典具有话语和命题两重属性,但是话语和命题不能等同起来,在某种程度上也不能进行相互之间的转化和通约。如果要在这两者之间进行选择以便较为确切地界定它的根本属性的话,那么,文学经典当然是一个学术命题,而不是一个学术话语。

学术命题所包含的系列问题都具有逻辑关联,这种逻辑关联就是指从普遍性的思维规律出发,把各种问题(包括指代与潜在的意义等)放在“产生的必然性”和“发展的因果关系”中思考。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批评中的技巧性、视角价值、语体风格等并不重要,至多也不过是文本意义上的修饰与装扮作用,其目的无非是为了获得某种写作学意义上的阅读效应而已。事实上,文学批评在这方面的任何形式的成功(美其名曰批评的艺术)都被看作批评的意义与标准的话,只能说明我们不仅具有了不负责任的态度,而且已经远离了批评的宗旨。

认知经典不意味着要直接进入有关文学的诸如表现技巧、审美范畴、创作个性、语言范式等一些客观属性特征,而是要在确立文学经典的原则性、方式方法上首先取得某种共识,以便在针对文学经典这一命题的学术交流过程中保持意义指向上的一致性。

任何形式的文学创造性都是相对于已经有过的文学现实与文学模式而言的,或是从表现技巧、表达方式以及结构风格等方面来完成,或是从思想领域、知识范畴以及精神体现等方面来完成,但是,创造性需要某种意义的指导和意义的指向,创造性这一行为本身决定不了(文学)经典的范畴属性,因此,作为经典的作家或作品必然要有文化品位,必然要能够创造性地给人类带来某个“伟大的启示”或是能够完成某种“深刻的提示”。而想要做到这一点,针对创造性的意义前提以及意义指向就不能没有。20世纪30年代的批评家陈铨这样说:“大凡一个民族,到了文化相当的程度,大多数人渐渐就有一种或他种共同对人生的态度,这种态度,就是他们民族特性成熟的表示。后来,他们民族里有了伟大的思想家出来,把这种态度给了一种哲学的根据,垂为道德的教训,然后这一种共同对人生的态度,便一天一天坚固不拔,成了全民族共同生活的标准。”①不管评论家对文学的期盼是出于文化性还是民族性,总而言之,他们在客观上已经给我们描绘了文学经典这一命题的范畴属性,即所谓的“创造性”。对于经典作家和经典作品来说,无非是指那种体现在文化性、民族性、哲学的根据、人生的态度等方面的创造性,而不是指那种技巧性、语言范式等方面的被个性因素随意地形式化了的创造性。

相对而言,文学批评似乎具有更多的(批评)对象和更广的范畴属性,因为它所关注的方面或层面几乎可以说是所有的,它可以针对一个“怪异的形象”与“离奇的故事”,也可以针对某种“别致的话语”和“叙述的角度”;它可以关注形式上的以及表层上的东西,也可以关注内容上的以及深层次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批评不是为了维护文学经典也不是为了抵制文学经典,总之,它不完全受制于文学经典。然而,对于文学批评的理解难道只能是“到此为止”了吗?文学经典难道只能充当被文学批评用来“引据”、“例证”的一种“典故”吗?或者说文学批评难道只能是文学经典的“旁观者”和“看客”吗?我们也许能够从当今的文学批评界感受到这种情形的真实存在,但是,这并不等于说我们已经充分而又彻底地认识并实施了文学批评。作为一种行为的文学批评,它当然要关注诸如手段、方式、过程乃至对象等层面,但是任何一种行为,尤其是这种有目的、有意识的“研究”行为,总要有一种建构意义世界的企图,总会必然地带上“试图赋予混乱的文化现象一种秩序化的企图”。②正是由于这种“建构意义世界”和“秩序化”内在逻辑上的要求,才使文学批评同时具有了目的论意义和手段论意义这两种属性,也从而产生了作为一种操作行为的文学批评和作为一种研究对象的文学批评之间的区别问题。当我们思考有关文学经典与文学批评的关系时,所指的正就是这种“批评的批评”(或“文学批评研究”),它的内在逻辑则是建构文学的“意义世界”和文学的“秩序化”。正是从这个内在逻辑出发,文学经典才真正成为一个文学批评领域中的问题。

在那些被视为经典的文学作品中,不论从创作性角度看,还是从文化品位方面看,一个最基本的特征就是提出并证明了某个文学命题。例如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使文学很好地实施了“揭示社会本质”这一命题,高尔基开创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这个命题,陀思妥耶夫斯基使文学在“解析人类的心灵世界”方面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卡夫卡给文学开创了一种全新的面向人类潜意识的“真实性”,鲁迅的作品体现了“用文学来揭示国民性,并改造国民性”这样一个命题,茅盾则改善了革命文学的“表现艺术”等。类似的作家、作品不仅提出了(尽管并不完全是带有创造性的)文学命题,而且也很好地完成了各自的命题,因而它们成了经典。在文学批评中,批评家或者立足于某个已有的命题,通过引用材料(作家作品)来证明这个命题的“合法性”,或者通过分析、归纳推演出某个新的命题以引起人们的关注。因此,从内在逻辑方面看,文学经典与文学批评具有相同的“生产”方式。

文学批评的相对独立性意味着文学批评不受经典的制约和束缚,并不意味着不需要针对经典的意义指涉。批评的方式不外乎两种:或者是以开拓者的姿态来建构文学经典,或者是以维护者的身份来强调、证明已有的文学经典(这里的“文学经典”当然不是指特定的作家作品,而是一种“经典”意识,具体地说,就是有关文学的价值属性以及对这种价值属性的认同感)。文学的价值属性是通过文学命题来传达、表达的,例如“文学应当真实地反映社会生活并应当本质地揭示社会特征”是一个命题,而“文学是一种精巧的文字游戏和情感的调配艺术”也是一个命题。不同的命题体现了不同的价值属性,但无论如何,文学批评总是在为某个命题服务,总是在替某个命题说话,尽管有各不相同的追求,但总得有所追求。从这个基本前提出发,文学批评又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提出一个文学命题并对它进行说明和证明(提出的这个命题不完全是通过创新,更多的情况下是针对已经被前人提出过的命题);第二,针对文学现象中所体现出来的某个文学命题进行反驳和批判;第三,通过组织归纳众多文学命题之间的相互关系(即命题逻辑),调整乃至改变人们的以及时代的、民族的思维方式以及价值体系。

文学经典当然不是一个死板而僵硬的符号,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完全建立在人的无意识的认知心理基础之上,也不意味着它只是一个具有时代特征的文化因素。实际上,文学经典是由于它很好地实施并完成了某个文学命题才成为了经典。经典的产生取决于命题的产生,产生命题的必然性决定了产生经典的必然性,也就是说,经典的合法性来自于命题的合法性。例如,“五四”时期出现了(或有人指出了)自由诗这个文学命题,能不能产生自由诗的文学经典首先要取决于自由诗这一命题的合法性,只有经过不断的理论探索与创作实践,并且当这种体式特征的诗歌能够获得社会与时代的必然性的价值认同之后(如《女神》),它就会成为经典。再如文学与政治的结合是一个命题,用文学来表现政治也是一个命题,如果在创作过程,能够通过特定意识形态的崇高性所固有的普遍性魅力超越政治“话语”并且具有了新的力量,那么,它就会成为文学经典,这说明经典的产生实际上是一种对某个文学命题的有力证明与演示。单就时代特征而言,经典的产生与经典的价值往往以极其简单的方式来显现的。然而,某些经典具有长久的生命力,其原因正在于这些经典不仅仅能够很好地实施某个个别的文学命题,而且还能够逻辑地组织起、归纳起众多文学命题之间的关系,并以此来影响不同时代的人们的意义世界和价值体系。如前苏联开创的“红色经典”文学,能够超越时代,始终焕发出巨大的力量,激励人们向困难与命运抗争,召唤人们从被物质奴役、操控的境地中改造过来获得精神上的解放。它所体现出来的文学命题包括文学对思想感情净化作用、文学的历史使命感以及文学对现实生活的典型化理解等等。作为一种文学经典,它能够将这些命题进行合理的、逻辑的组织与归纳,从而使各命题之间具有了某种关联,使之成为一个体现了命题逻辑的统一体并最终确立出相应的价值观念体系。

从内在逻辑出发,文学批评的原材料是各种各样的文学命题,而不是千姿百态的创作现象和瞬息万变的作家作品。通过对这些命题的逻辑证明力求使文学命题之间能够具有一种逻辑上的相邻性和因果联系。如果说文学经典已经给我们很好地提供并展示了某些文学命题的话,那么,文学批评则是通过解释与必要的证明来使这些命题走向规范性、秩序性、合法性,然后再构建出相应的逻辑命题。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文学批评必然要有一种内在的精神动力、精神气质以及心理活动的速度、强度、方向等。文学批评意味着“一个批评家是以自己的气质,以自己在文学、政治和宗教上的好恶来判断同时代人的,他尽可能地把这些变为一种权威的方式”。③对于文学经典来说,潜在的价值指向与精神气质是特定的,它并不依赖于阐发者的花里胡哨、机智巧妙的表述,而对于文学批评来说,体现出批评者的价值指向与精神气质,则是批评家应有的责任,决不该以文本的写作背景与文化语景为借口来消解经典中所固有的精神气质与责任,甚至于推卸文学批评所应有的精神气质与责任。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经典是文学批评领域中的一个不可取代的核心问题。

虽然文学经典与文学批评是两个概念,而且文学经典在字面上具有名词特征,文学批评在字面上具有动词特征,但是,这个动词既是这个名词的生成机制,也是这个名词的作用方式。当辩证地看待这种关系并思考它们的范畴属性时,这两个概念的外在词性特征就显得并不那么重要了,因为它们都体现了一种对于文学命题秩序化、规范化的期盼心理。正是由于这个共同的期盼心理,它们之间是相互融通的。反过来说,文学经典与文学批评之间的相互融通需要一个基本的前提,这个前提就是它们都要有“为何而存在”的“生成的合法性”。开创经典也好,开创批评也好,意欲何为?从内在的逻辑方面看,必然要有一定的意义指向(即对于文学的理想化期盼)。如果说这个前提在客观上很有可能会成为一个人为的设置的话,那么,不管设置的现实作用如何,设置也是必要的。

21世纪以来,文学批评逐步被视为一种写作现象,针对这个写作过程,人们所关注的不再是写作者的意图、立场、态度、倾向性等,而是写作者在表述技术领域中的意志放纵程度以及由此而来的阅读行为意义上的异质性。在语义匮乏、批评意图(即写作姿态)匮乏的情况下,放纵了的技术以及技术操作意志使文学批评逐步变成旨在玩味“所指”的一种游戏。那种针对文学命题而言的文学批评对象不仅被狂乱的表述技术搞得似是而非,而且也被商业化了的表述类别取而代之并走向边缘。应当承认,经济的全球化和文化的全球化的确使文学和文学批评进入了一个困境,如同海德格尔所说的那样,如今我们正处于“在一个没有对象的世界里”,④但若在此基础上认为,由于全球化不利于批评界强势话语的确立,因而很难使文学经典参与到文学批评中,产生这种观念才是一个真正令人沮丧的悲剧性现象。因为强势话语与弱势话语、批评的主流与次流、根本的问题与细节的问题不但说明不了文学的经典性问题,而且也说明不了文学以及文学批评的发展问题,本质上不需要经典、不需要批评,却偏要大谈经典、大谈批评,难道是因为在话语的“权力场”中争强好胜的缘故,或者说是出于某些遮遮掩掩的动机和欲望来展示自己的“表演”能力?

如果说在目前的文学研究这一大的学科领域中还存在所谓的文学批评研究领域的话,那么,这种研究的旨趣、意义、目的等就是被神圣化、神秘化了的“正本清源”(即所谓的追求“历史本真”)。当学术界习惯于所谓的“深入扎实的梳理”以及“原生态”的阐释与说明时,这种“习惯于”便自然地变成了“热衷于”,热衷的程度已经超越了学术性范畴,以致于人们不仅把详尽、扎实的梳理当作惟一的价值取向与评判标准,而且还用一种政治倾向性姿态来无孔不入地讽刺那些曾经有过的意识形态性。例如“那种性质先行、结论先行和理论先行的文学史叙述模式,不仅漠视史料的价值,而且在根本上也缺乏追求历史本真的学术旨趣”。⑤言外之意就是,具有“历史本真”的研究只能是在不需要理论基础、不需要性质分析、无须乎有何结论的情况下才可以进行。研究的意义只能是“通过对史料的发掘、占有、分析和把握……并对其来龙去脉做出人合乎历史实际的解释”。⑥对于这种研究态势的另一个说法就是“大话文艺”,一方面是在严肃地表述着思想的解放性与开放性,另一方面是无意识地体现着针对文学意义的消费心理与“戏说”心理。由于这样的学术气质与研究风度,经典问题已经从原来的经典化演变成了去经典化,去经典化不是为了再经典化,而是为了消解经典头上的神圣之光,不使它成为“永不衰老的智慧的丰碑”。尽管以经典的变动性、建构性为由,人们完全可以将这种“不知所处”的经典置之于各取所需的合法性位置,但是,文学经典不完全等于文学经典问题,正如文学批评不完全等于文学批评研究一样。所以,随之而来的逻辑性的疑问则是:什么才是经典问题产生的合法性?难道仅仅是因为经典现象的缘故才产生了经典问题吗?或者说所谓经典问题只不过是将各不相同的经典现象置于各不相同的语境当中并找出各自的合法性吗?任何一种没有价值指向与意义追求的分析与解释,都会很容易地转变为针对现实的妥协、接受、委曲求全,也很容易流落成为隔靴搔痒的“弯弯绕”、“不及物”以及“虚热症”,⑦最终将实用主义的心理与虚无主义的本体论巧妙地结合了起来,将产生文学经典问题的合法性排斥在外。总之,文学经典有没有必要进入文学批评领域,这是一个很理性的问题,也是一个前提问题,正如前面所分析的那样,仅仅只是把经典当作一个话语引入文学批评的文本之中是牵强附会的,也是缺乏责任伦理与逻辑意义的。

文学经典之所以成为文学批评中的一个问题,是因为它们潜在地有着共同的意义指向,这个指向就是文化的完美。所谓完美,正如阿诺德所说的那样,“伟大的文化使者怀着大的热情传播时代最优秀的知识和思想,使之蔚然成风,使之传到社会的上上下下、各个角落”。而“不可能是独善其身,个人必须携带他人共同走向完美”。⑧另一方面,由于走向完美不可能以个性化、独特性为标志的,所以,追求完美的实质是观念性和体系性。

推而论之,人类的思想观念在几千年来的发展过程中并没有多少令人鼓舞的质的飞跃,而且它的完善与进步并非依赖于人类的创新意识。所以,经典问题以及批评问题的实质是意识形态领域中所固有的斗争性。用马克斯•韦伯的话来说,就是通过“责任伦理”(包括提供可靠的材料、价值判断、勇气、态度等)来传达 “信念伦理”(即正义感、信仰追求及世界观等)。⑨

就目前的文学批评状况而言,所谓的文学经典问题实际上是以经典现象的面目出现的,它的基本模式是:经典是一个现象,如何看待这一现象则是文学批评不得不顾及的一个方面。在一定程度上,经典现象是违背了文学宗旨的一个伪命题,因为只要把经典看作是一个现象,这就意味着将经典置于诸如视角价值、互文性、可阐释性等境地,随之而来的便是自然地将文学批评演变成了大众文化,将文学经典演变成了一个时尚话语。

经典问题一旦进入文学批评领域,自然就会引起“批评的批评”,要想使“批评的批评”有所作为,单凭针对当代文学批评现状的印象是不够的。事实上,敢于正视现状,并理直气壮地揭示当今文学批评虚假性的人是有的,譬如说“恶劣的相对主义的恣纵的享乐主义,则天经地义地成为流行的生活信念和生活准则,混乱、浅薄、虚假和庸俗成为司空见惯的文化景观”。⑩“今天,一个文学家,一个批评家,似乎‘读书养气’,接触社会还不够,而必须能够讲点‘被压抑的现代性’,提倡一点‘人文精神’,标榜一点‘学术规范’,夹道欢迎‘全球化’、‘国际资本’,否则就什么也不是。”然而,出于冷漠与无赖的社会心理,印象也只不过是“而已”。随之而来的便是批评家应当怎样、不应当怎样的问题,批评的方向应当是什么、不应当是什么的问题,尽管当今的批评界乃至学术界确实有很多的呼唤、提倡以及指点,可是这种充满了良知与责任感的呼唤所获得的仍旧是空荡荡无人回应的孤寂。那种“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如今所有的人都能够接受这一事实,例如“在现代(晚清到1949年),文人们可以进行‘实名制’写作,尽管笔名乱起,暗箭乱飞,禁令不断,伤痕累累,但性情固在,目标明确,智力健全的人都可以感觉到。在今天(21世纪),笔名少了,暗箭少了,文章越写越整齐了,但批评文章中作者个人的性情和目标越来越失落。惟一的进步,是批评家进银行存钱,也必然和普通人一样,采取‘实名制’。”不错,目标和性情自然是批评的关键,可是,谁有谁的目标,谁有谁的性情,什么样的人就会说什么样的话,没有理由认为并指责当今的人缺乏性情和目标。况且,性情和目标并不是招之即来的东西。问题在于在众多的、琳琅满目的性情与目标当中,我们需要的是确立、选择。而且不管以何种方式、何种原则进行选择和确立,只要有选择、有确立就势必要有排他性,势必要有包括方向性、政治立场、阶级意识等方面的斗争性与批判性。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能体现出文学经典在文学批评领域中的生成的合法性与存在的价值意义。反过来说,如果没有这方面的意识,那么,所谓批评的批评不过是一种虚拟和一句空话,而文学经典问题也不过是一种装腔作势和一个点缀批评家们学术门面的一个招牌。

[注释]

陈铨:《文学批评的新动向》,《战国策》,1941年,第17期。

韦勒克,丁泓等译:《二十世纪文学批评主潮》,四川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第326页。

蒂博代:《六说文学批评》,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70页。

冈特•绍仪博尔德,宋祖良译:《海德格尔分析新时代的技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75页。

吴秀明:《应当重视当代文学史料建设》,《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5年第5期。

阎晶明:《当代中国文学批评的症候分析》,《文艺研究》(卷首语),2005年第9期。

马修•阿诺德:《文化与无政府状态》,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0页、第26页。

篇10

文学批评作为文艺学的一个专门术语，是“五四”时期从西方译介过来的。“批评”含有“裁定”“判断”等意。俄国批评家别林斯基说：“批评渊源于一个希腊字，意思是“作出判断”，因而，在广义上说来，批评就是“判断”。17世纪后期英国批评家德莱顿也曾说过：“批评最先由亚里士多德确立的，它的意思是指作出正确判断所使用的标准。”德莱顿使“文学批评这个术语在英语中意义明确并逐渐为较多的人使用。”我国传统的提法多讲“文学评论”，古代也使用过“批评”的概念。如明万历年间刊刻的《新刻按鉴全像批评三国志传》、《钟伯敬先生批评水浒传》等。此处的“批评”含义已与近代接近。文学批评作为学科是以～定的文学观念、文学理论为指导，以文学欣赏为基础，以各种具体的文学现象(包括文学创作、文学接受和文学理论批评对象，而以具体的文学作品为主)为对象的评价和研究活动。

首先，文学批评具有独立性。批评是一种建构，一种再创造。任何一位文学批评家都不否认他对创造性的追求。正如法国文学批评家蒂博代所说：“所能给予一位大批评家的最高荣誉是使批评在他手中真正成为一种创造。”批评家依据一定的批评观念、方法，首先对批评的对象进行选择，然后着力于发掘、揭示所批评作品的内在价值，这是一个建立在对作家与作品充分理解基础上的重新建构、新的综合过程，即对作品从“理解”进入“发现”，发现作家未意识到的作品的价值水平以及作品的潜在意义，并以独特的审美理想进行再创造，这时，批评家在批评中表现出自己独特的审美理想、审美观念，使自己的批评也成为一种凝聚着审美个性的“创作”。有了这种创造意识，批评家就不仅是作家的知音而且是与作家并列于文学王国中的另一种意义的作家。另外，文学批评必须在联系于哲学、政治、道德、历史、文化等意识形态的基础上摆脱成为它们附庸的重负；必须在联系于文学创作、文学理论的同时也改变成为它们附庸的地位，而应该使批评回到批评自身的本置中来，使批评真正成为批评．，成为“文学”的批评。

其次，文学批评具有科学性。文学批评不是对主体情感体验的简单记录，而是一种转换，“批评其实是从感觉的范围转到思想的范围。”体验的心理学含义是“从内部”加以知觉，使主体的艺术知觉变为对现实生活的情感认识。而批评则是从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看待对象，在内部体验与外部观照和思考的结合中对对象作出综合判断。判断意味着文学批评应在对文学作品及现象的感受中探寻和揭示这些现象内所蕴涵的普遍规律和真理。在发掘和研究文学现象与规律之关系的工作中，仅凭批评者个人的喜好与情感偏向还远远不够，理性化的思维方式是必要的。与此相关，在表达方式上，文学批评应尽可能明确、坦率，这样才能符合批评家理性思维的轨迹，完成批评所应担负的态度鲜明地表述观点、评判作品的任务。这一点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言：“批评应当是尽可能避免任何半吞半吐，限语但书，细致而暖昧的暗示以及诸如此类只能妨碍问题的率直、明朗的迂曲说法。”

另外，文学批评注重对方法诊的探索。进入20世纪以来，批评对方法论的探索热情与何比重明显增加，批评家自觉的批评意识与某种或数种科亨法或学术思潮相结合，产生了如精神分析批评、原型批评结构主义批评、现象学批评、读者反应批评等多种形态和流派。这种状况显示了文学批评寻求秩序和建立系统的一种愿望，以使批评变得更加科学化。加拿大文论家诺思洛普·弗莱说过这样一段话：“不论涉及哪一领域，科学的引入都会使秩序代替混乱，在原只是偶然和直观的地方建立起系统来，同时它还保护了这一领域的完整，使它免遭外部侵入。”这段话可以看作是对20世纪文学批评科学化走向的一个说明。建立在新的哲学观念以及语言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乃至自然科学理论基础上的新的批评方法的引入，为拓展批评家的思维领域，丰富和完善批评手段，从而推动整个文学批评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随着批评方法的确立和批评模式的建构完成，文学批评的科学性因素更加得到增强。

文学批评的理论化。从文学批评来看，当其摆脱传统的理论附庸地位，通过具体文本分析而在文学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大显身手时，本身已经担当起新的理论先锋角色。美国当代批评理论家莫瑞·克里格说：“作为一种知识形态，而不是仅仅作为我们与文学的情感遭遇的详细描述，文学批评必须理论化。”正是这种理论化的批评使得“理论的作用业已深化和广泛”。当今的文学批评与传统的文学批评已有了很大的区别，它们所关注的重心不再是一些具体的文本，而是文学批评本身的性质、目的、对象和研究方法等一些基本理论问题。即使面对具体的批评对象，批评家们也主要不是以情感和审美为基础，而是以思辨的方式，在一定理论框架的规约下，运用一套理论范畴对文学作品加以剖析。20世纪文学批评十分注重理论建构，它们大多是通过某种理论预设，在演绎的框架中推导而成。在对已存批评的反思中，批评家也总是从其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人手，以否定其赖以存在的理论基础，同时试图在理论上有所开拓，有所建树。而在理论建构中，20世纪的文学批评又表现出一种泛学科的趋势，即通过与其他学科的联姻，在借鉴其成果的基础上形成特有的理论框架。在20世纪，几乎没有一种文学批评不与其他学科发生关系。结构主义文学批评正是从现代语言学中获取了灵感，精神分析批评本身就是精神分析心理学的产物，而文化学批评则借鉴了文化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这些人文学科的理论成果和研究方法为文学批评提供了坚实的学科背景，成为各种文学批评流派的理论前提。当今的各种文学批评正是通过对这些学科研究成果的引进、消化和吸收，在交叉、边缘的基础上形成了一套套独具特色的理论主张和观念方法，使文学批评呈现出浓郁的学术氛围。这种联姻不仅加强了文学批评的理论建设和特色，多方面地揭示了文学的本质，同时也扩大了文学批评的关注范围，将文学批评研究的问题扩展到与文学相关的文化和知识的前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