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研究论文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文学研究论文，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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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吉林大学老一辈学者的早期研究

既然处于那样的时期与环境下，这种特色自然是并不难见得的。如刘柏青老先生的《鲁迅与日本新思潮派作家》一文。在对新思潮派作总括与介绍的时候，刘老先生并未太多地从日本古典到近代的文学发展、以及新时期文学吸纳革新来着手分析，而是更多地以社会条件为着眼点，也即是采取了以外部研究为主的研究方法，强调“这样的事实，决定了明治文学的面貌”，因而“它缺少那种强烈的反封建的精神，也缺少积极的浪漫主义的风采”。而在论述“同鲁迅有了文字之交”的芥川龙之介时，也多从其小说的叙事内容出发，与其生平、所处年代、环境相联系，并作出了非常富于社会道德意味的结论：“作为一个人生的战士，他是失败了，而他的文学也就成了‘失败的文学’。”在此同时，我们应该指出，刘老先生的论文里也有着丰富的文学内部研究的成果，是不应该被刻意无视的，比如在论证芥川与鲁迅的历史小说时，更多地是从文学趣味、小说文体的演变着眼的。然而此处关注的是，外部研究如何成为中心，并且左右着文学评价的最终定论。而且，刘老先生的此文绝非孤例。那一年代的吉大学者们的研究，作为全国主流研究的一个局部，显现出对外部研究的偏重，以及与此密不可分的对文学“真实”的追求。再如刘柏青教授的《三十年代左翼文艺所受日本无产阶级文艺思潮的影响》、金训敏教授的《论鲁迅的“拿来主义”》、刘中树教授的《漫谈老舍的创作的民族化和大众化》等皆对此有所体现。而在思想解放文坛革新的历程中，这种传统虽然依旧有其强力的影响，却无法不受到强烈的冲击。正如冯友兰《新理学》中提出的“照着说”、“接着说”，乃至于“对着说”，在文学研究进一步发展之时，如何面对偏重外部研究、“真实”追求的传统，如何在此上做到吸收与超越，又一次成为了学者研究中无可避免的问题。那么，传统的重外部研究的方式从一种绝对主流变为相对主流，并且带上了“旧”的文化标签以后，学术界是如何继续研究、发展的呢？作为作者对于文本的自我把握的直观表现，题目中的要素开始丰富了起来，并且明显地形成了一种更“复杂”的标题构造———即形成了一种更专属于“文学”的标题形式，其中文学作为主体与许多新的美学、文艺学、社会学理论结合起来。如张福贵、马丽玲《人类思想主题的生命解读———张资平小说主题论之二》，张丛皞的《“大团圆”与中国现代小说创作的主体意识变迁》等等。从文本来看，在新时期的学者研究中，超越旧传统的努力是不难寻见的。一方面，从接继的角度来说，旧的通过外部研究拓宽文学研究的方法，通过对更大的主题的探究被延续下来，文学获得独立性前提下，被置于一种大视野之中进行分析。如张丛皞、韩文淑的《诗意难寻的生命寓言———重读<憩园>》,在对经典作品的重新解读中，延续了作品的外部研究的传统。然而这里应该注意，外部研究已经不再处于中心地位，而是在文学作品内部分析的延伸中得以被提及。这是与以往“从外而内”的外部研究绝不相同的，文学的自主性得到了更大的关注。但仍有一种延续的趋向，即对文学“外部意义”的追求。简而言之，是对文学意义的延伸。如张福贵、马丽玲的《人类思想主题的生命解读———张资平小说主题论之二》，即是从文本分析着手，进而延伸到外部，提出一个广阔的生命主题。这种研究方式与旧传统的关系是十分微妙的：一方面它继承了旧传统，体现了旧传统的在“真实”以外的追求，即文学的广义性，以及对“意义”的追求。而如今，这当中的“意义”在社会性与功能性上已经变得不再单一，体现出了一种非文学性和拓展性。另一方面，它并不使文学在延伸的意义中成为附庸，也不在拓展性的追求中因为“真实”与“公用”而使文学成为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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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从远古到现代还是从国内到国外，体育与文学之间都有着紧密的联系，彼此在相互推动、相互促进的过程中发展。但是，近年来体育文学才以独立形式出现，尤其对于我国而言，体育文学的起步时间更晚，各方面的探究依然处于萌芽阶段，有关体育文学方面的形式、内容、媒介、传播等都还不成熟与完善，相关的学者、作家以及广大民众等对体育文学的发展观念还相对薄弱。常言道，意识是实际行动的先导，薄弱的思想观念必然会成为体育文学发展的瓶颈。

（二）体育文学的交流平台不够发达

由于体育与文学分别归属不同的学科门类，无论是研究目标还是内容、属性等都相差甚远，因此，在实际社会生活中，针对体育与文学的交流平台也少之又少。两者之间的沟通与交流不到位，必然会影响体育文学的发展，因为体育文学的壮大离不开体育与文学这两门学科中的任何一科，更离不开两者之间的融会贯通。但长期以来，文学发展文学、体育发展体育的这种割裂的文化发展状态，使得体育与文学几乎成为两个毫不相干的领域，两者间的封闭性发展严重地阻碍了我国体育文学的健康发展。

（三）体育文学保障制度的缺失

缺乏有效制度保障的体育文学一定不会科学、健康地发展。体育文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若想取得长足进步就离不开制度体系方面的维护与保障。但是，当前我国的社会大环境，并未构建起体育文学领域的专门保障制度与体系，例如，当前市场上的各种报纸杂志数不胜数，专门性的体育文学报纸杂志却十分罕见，同时，针对体育文学作品的出版、发行、著作权等方面的保障机制依然不健全。保障制度是确保学科健康发展的重要前提，因此，体育文学保障体制的缺失一定会不同程度地影响体育文学的发展。

二、体育与文学学科交叉视角下的体育文学发展路径

（一）树立体育文学创作理念

体育运动是开展体育文学创作的基础。目前我国的体育教育主要是以体育训练为核心。而随着现代化体育文学的产生与迅速发展，体育教育应该逐步改变与突破传统的单一体育训练教育模式，科学合理地融入人文精神方面的教育，即促进体育与文学学科的交叉发展，扭转传统的体育教育观念，树立现代化的体育文学发展意识，推动全体民众的体育文学观念，营造良好的、积极的体育文学发展环境。体育文学在意识观念强烈的社会大环境中发展，必然会更加健康、快速地成长，这为壮大我国体育文化事业、强健国民的身体以及升华思想情操等具有重要的作用。

（二）加强体育文学创作力度

文学界的工作者，尤其是作家在创作多种形式的文学题材的过程中，应该适当关注体育文学作品的开发与创作，因为一直以来体育文学类的作品数量屈指可数，因此，只有广大作家及文学工作者更加积极主动地挖掘体育方面的素材，才能撰写出更多的优秀体育文学作品。同时，相关部门也应该大力支持作家组建专门的文学创作协会，促进彼此间的体育与文学方面的知识切磋，从而创作出更好更多的高质量体育文学作品。另外，还可以为体育文学创造良好的环境与条件，鼓励将经典的体育文学作品制作成影视作品等，通过多种形式的宣传与推广，扩大体育文学的影响力，推动体育文学的规模化发展。

（三）构建多样化的体育文学平台

积极创建多种形式的交流与沟通平台，推动体育与文学的融合性发展是当前也是今后体育文学的必然发展方向。随着国际体育事业的蓬勃发展，我国国民对各种各样体育运动的热度也在不断升温，当然，广大文学家也不例外，逐渐将目光转移到了体育文学方面。因此，抓住这一历史发展机遇显得尤为重要，而要拓展体育与文学之间的高效融合，搭建多样化的沟通平台是有效途径之一，更是促进两者间的多渠道交流，提升体育文学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策略。例如，国家相关部分可以牵头成立专门的体育文学创作机构，社会团体也可以自发组织一些定期性的沙龙活动，体育领域的学者与文学作家也可以携手创设大型的座谈会等，总之，尽量多渠道的体育文学交流平台对带动体育文学事业的发展具有关键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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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具有“文化中国”情节的大陆视角

大陆对华裔美国文学的研究较晚一些，主要在上世纪80年代开始有所了解，到90年代大陆所有关于华裔美国文学的论文一共不超过5篇。大陆最初对华裔美国文学的研究并不是纯粹自己的见解，或多或少地会受到美国本土多元文化和台湾学者对华裔美国文学理解的影响，这一阶段属于大陆研究华裔美国文学的探索阶段。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大陆对华裔美国文学研究逐渐开始发出自己的声音，为华裔美国文学多元化的发展注入新的思想。国内对华裔美国文学的研究并不像中国台湾境内的学者那样“步调统一”，在对华裔美国文学的思考研究方面，出现了两类不同文学背景的研究学者：一类是以中文文学为研究背景主要研究海外文学的中文系学者，另一类则是以英语文学为研究背景研究华裔美国文学的英语系学者。大陆对海外文学的研究开始阶段主要是对一些包括香港、澳门在内的小范围的海外华人的中文作品进行研究。随着对海外文学研究的不断深入，除了对港台地区的海外文学感兴趣外，逐渐向世界范围内所有华人文学研究扩展，包括东南亚文学、新加坡、北美、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华人聚集比较密集的国家和地区。相较于以英语系学者为主要研究人员的中文系海外文学研究，研究成员队伍更加庞大，具有非常深厚的中国本土文学的文化内涵。他们在研究华裔美国文学的过程始终以“文化中国”的角度切入，分析、理解华裔美国文学，并且试图将海外华人文学与母语文学紧密联系起来。他们发表的多篇博士论文和文学著作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华裔美国文学的多元化研究。与中文系研究海外文学研究队伍不同，由英语系组成的研究华裔美国文学的研究队伍最初是以翻译华裔美国文学为主线，侧重于将中国文学与华裔美国文学进行对比。恰逢21世纪初，大陆对华裔美国文学的研究进入到了持续升温的时期，大陆境内各个大学、期刊纷纷设立华裔美国文学研究机构或者期刊专栏，关于华裔美国文学的论文和文学作品已增加到近两百篇。这样，华裔美国文学也渐渐进入到了国内大学英语语言学习的课程，为英语系培养了一批专门研究华裔美国文学的硕士、博士，并且取得了很大成绩。无论是中文系的海外文学研究还是英语系的华裔美国文学的研究，都是从华裔文学的属性入手，强调其与中国文化的渊源，分析中国文化对华裔美国文学的引导和向度。从近几年发表的有关华裔美国文学作品可以看出，其主题已不再仅仅以华裔美国文学为主要方向，一般都要与“中国文化”、“中国文学创作”、“外国文学与中国文学的交融与冲突”等角度一同展开。在大陆，虽然对华裔美国文学的研究还在持续升温，但都与国内本土文化的主流思想是一致的，那就是无论是美国还是其他地区，华人对自己故乡的思念和中华文化的深深烙印是不随时间和空间改变的。

三、美国多元文化下华裔美国文化的差异文化政治

人都是一样的，无论到了什么地方始终不变的是自己民族文化的深深影响和思想观念。美国自称是一个自由国家，也是一个移民大国，随着移民而来的是多元文化的相互碰撞、冲突、融合、创新，这就像一个文化熔炉维系着美国多元文化的发展。但是美国国土无论多么的开放、自由，美国社会各民族的特点、民族的文化价值思想和民族精神是无法完全融合、同化的。各民族都有自己的服饰、语言、思想和政治观念，他们对一些主流的美国政治观念并非完全能够接受，因而形成了美国多元文化下的差异文化政治。在一个多元化语境之下，美国文化试图通过同化的方式来消除民族的文化差异和不同的政治观念。如果美国完全丢弃族裔的文化特点，而以白人种族文化作为文化同化的方向，势必是一种文化霸权主义，所谓的文化多元主义只不过是一纸空谈。差异文化政治最主要的特点是思想上的多元化，避免单一性和同质性，新时期的差异文化政治要求文化的知识性、文化性和政治性。对华裔美国文学，贯穿整个文化脉络的是在中国文化中根深蒂固的儒家文化，对美国主流的文化来讲，华裔美国文学是少数族裔的文化传统。但是无论文化差异冲突和融合，华裔美国文化应该呈现出一种具有正面、正统中国儒家文化和独特的政治思想。在美国多元文化的大背景下，开创出具有独特地位、背景的自己族裔文化的文学成就，并能够形成影响美国文化，赢得自己生存空间的独树一帜的差异文化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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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史论》中文学研究的整体意识体现在其编撰以现代性为线索，对晚清文学的接续、对五四文学传统的重新叙述、对与政治意识形态关系密切的文学的重新阐释以及对地下文学、潜在写作、民间文学的挖掘，它非但没有否定左翼文学、十七年文学以及“”文学对五四文学传统的割裂，反而以现代性为线索，重新发掘其内质使其回到五四文学传统的文学叙述历程上，这向全面的整体观大大地迈进了一步，对黄、陈、钱三人的整体观是一种回应、补充和批评实践。林基成的《天演＝进化？＝进步？重读〈天演论〉》和王德威的《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的重新评价》两篇文章将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萌发定于晚清这个“移动时间坐标”上，若以此为中国文学现代性起点，那么五四文学就是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制高点。之所以说它是制高点，其一是一种“策略性”选择，它基本上是与中国的开端一致，文学史叙述有了一层保护色彩；其二它是现代文学传统，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的发展或者变异都可以从这里找到脉络和影子，五四文学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发展的资源自不必说，王晓明的《一份杂志和一个“社团”———重评五四传统》中通过对《新青年》杂志和文学研究会的分析，我们认识到了左翼文学等现代性的变异也是有历史原因的。我们也要反思下这个“整体”真的全面吗？陈、黄、钱三人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是通过选择、筛选，重视五四文学传统和新时期文学，力求达到的一种“整体”；《史论》也是通过对五四文学传统的重新解读而使得“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成为一个“整体”，两者都是为了证明自己的整体意识的合理性而努力着，但那些被论者有意无意排斥在外的，例如“文学”“禁忌文学”的位置，这是不是值得我们深思下“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整体意识是否全面呢？

（二）文学理论文学史文学批评求新互促

《史论》是在文学理论的更新的前提下、以新的视角和评价标准来与“重写文学史”相呼应，意在使“文学理论”“文学史”“文学批评”三者之间相互联系和支撑，从而达成一种整体意识。在文学理论方面，论者不是全盘以西方的理论为背景，更不是具有浓厚说教意味的意识形态话语，而是结合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历程，把眼光向内发掘中国传统理论资源、向外吸收西方适应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理论来进行阐发的。一个文学意象、一份杂志和一个“社团”便可引发论者的议论，譬如刘呐的《望星空———一个文学意象的历史考察》，这是中国传统的“一中生多”“以小见大”“以微知著”；通过对作者的个人经历的介绍引发叙述。建构在这些文学理论之上的文学批评自然是论者充分发挥批评主体性，以新的视角和评判标准来重写而不是重复，“换剧本”而不是只换“演员和布景”，对传统文学的重新挖掘、对左翼文学的重新审视、对经典的确立和解构等都是在以新的思想呈现在我们面前，譬如王德威的《荒谬的喜剧？———〈骆驼祥子〉的颠覆性》叙述。作者认为，“老舍在描写祥子的堕落时，运用了一种很传统的喜剧模式，即经由某种机械力量的作弄，使得原本有活力的人或事物变成僵化的‘东西’”，王德威的这种见解是不是让我们大跌眼镜，是不是冲击着我们的传统思维，是不是启发我们转换视角产生新的想法呢？恐怕文学史中老掉牙的文字都被惊醒了……主编王晓明正是以修订版的《史论》对80年代提出的“重写文学史”做出回应，使得文学理论、文学史、文学批评三个部类相互连接，促进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整体观思想的发展。

（三）研究视域中世界视角的缺位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的提出充满了理想主义、精英主义、乐观主义，文学现代性在20世纪80年代话语被打破的情况下成为知识分子急于阐释和追求的目标，尤其是在20世纪80年代启蒙精神讨论中愈演愈烈。于是，用全新的眼光对传统文学加以重构，努力发掘其现代性因素成为文学界的自觉任务，从而来解构意识形态范式下的文学史研究，这适应了新的学术氛围、表现出追求现代性的努力，但在某种程度上步入了新的政治意识形态追求中国现代化的语境之中，那么这怎么能算上是一种“纯审美”的研究呢，这里或多或少都带点功利主义的意味，以至于编者在一副求新求异的眼光下而未能很好地用世界眼光去审视中国现代文学在世界文学格局中的地位、作用及其相互关系。所以《史论》的“整体观”还不能算全面的“整体观”，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应当以全面全新的眼光深入研究，在中国传统／世界两大背景下进行文学批评和文学史叙述。

二、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整体观内涵外延

1985年“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个概念正式以文字形式出现，1985年正值“文化热”，“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作为整体观的研究范式从一开始似乎就注定要与文化联姻，不仅要进行文学的内部研究，而且还要从更广泛的外部———文化来进行研究，也就是说不仅仅研究文学文本，还要更大范围地研究社会这个大文本。文化研究作为文学的一种外部研究是与文学的内部研究相互补充的，这也是一种“整体意识”，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整体观内涵的外延。文化研究作为外部研究不是简单的政治比附，它源于20世纪60年代的英国，是跨学科活动，从语言学、历史学、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都可以找到研究对象的切入点，大大拓宽了文学的研究视野。

（一）文化研究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首先，文化研究成为学者的一种共识，“重写文学史”专栏的发起者、中国文化研究的中坚———王晓明在2008年的一个访谈中说道：“1985年提出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是一种新的研究范式，但是这个研究范式今天成为主流的研究范式，可以说大多数现代文学研究基本上是在这个框架里面展开的。如果说有什么新的研究范式可以冲破这种研究范式，我个人觉得就是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相结合的范式”。钱理群也曾说过，“‘二十世纪中国文学’里的好些问题，从‘世界文化’的角度看可能比单纯从文学角度看更清楚些”。除此之外，王德威在接受访问时也说过这样一句话：“除了文学，跟文学相关的一些艺术媒介，我也希望都带到，比如中国书法的问题”［5］73，他的想法被采访他的李凤亮概括为“文化书写”。看来，文化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学术界的一种共鸣，成为寻求新的批评视角的一个窗口。其次，从学科角度来看也有必要引入文化研究，曾经的文学尚未从“文化”这个混沌的状态中剥离出来，随着各学科的分工以及人们对文学“审美”“文学独立性”的自觉要求，文学渐渐从文化中独立出来了，人们愈来愈重视文学的“内部研究”，而如今科学应用技术的发展又带动了各学科的沟通使得研究视域不仅仅局限于本学科，文化研究又顺理成章地引入到文学研究领域之中，历史在这里又会心地一笑。再者，社交网络的发展、公共空间领域的扩大使得公民参与社会生活的热情愈来愈大，文学在20世纪80年代承担批判功能的主体地位受到动摇以及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也与日俱减，这就需要从更广泛意义的文化领域来探讨文学与愈发复杂的时代关系。最后，文化研究作为新的研究视角是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范式的内在精神是一致的：都是论者适应时代语境形成新的批评领域，是论者“主体性”介入的完美呼应，与“五四”文学开创性精神一脉相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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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论汉语文学的语言问题，不能不先看看这种语言所置身其中的当下文化语境状况，因为语言总是在特定的语境中呈现的。按索绪尔的分析，语言作为符号（sign）由能指（signifier）与所指（signified）两部分构成。能指是语言符号的表示成分或声音，而所指则是被表示成分或概念。文学文本正是由词与词、句子与句子、段落与段落等组成的完整的符号表意系统。从能指与所指的关系角度去考察当前文学语言状况，不难发现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在当前文化消费热潮中，那在我们的假想中原本可一一对应的能指与所指，如今正发生一种严重的剥离或分裂：能指远远溢出所指之外，膨胀得愈来愈大，而所指则一再被忽略、淡化或放逐。我说的文化消费热潮，其主要的表现征兆之一正是能指的大量剩余、膨胀或狂欢，这典范地表现在当今对公众颇具影响力的通俗文学语言、广告语言和手机短信语言中。

以白话文为主干的现代汉语文学发展到目前的21世纪初，已经显示出语言上的某种成熟，其突出表现之一就是语言流畅度愈来愈高，宛如流水化语言。比起清末民初至“五四”时期那些筚路蓝缕的作品来，经过百年的磨砺，现在的语言确实变得空前流畅了。善于打造都市阅读新时尚的通俗作家池莉，就是使用这种流水化语言的行家。小说《看麦娘》（2001）最后说：〖HT5”F〗“……我们不和别人讲道理。我们力求豁达。我只是想和熟悉、喜欢自己生命过程的人在一起，一步一步走向彼岸，每一步都踏实。那无数的生长的秘密，是滋润每一个白天的土壤。今天是2001年，一个令我不安的年份，百年前死亡了两个总统的美国，不知道今年是否还有更大的灾难？现在美国的强大今非昔比，然而，强大有时候便是脆弱。欧洲又会怎么样？巴黎是否又有新的天才画家出现？是否还有艺术家愿意真诚地关注街头的小市民？我的容容，在今年，是否能够逃离那怪兽般的浓烟？我知道，我的容容一定在某个角落隐藏着，发出巨婴的啼哭，我这个平凡妈妈平凡臂膀，怎么才能抱得住她救得了她？现在这个世界，如果单就强弱大小，单就生命的表象，人类谁能够救谁呢？只有我们自己拯救自己的内心与灵魂了。我只有与上官瑞芳坐在湖边的长椅上，看着围绕湖心岛盘旋的鸽群，感知些些许许的金色阳光，感知在照耀我们裙角的看麦娘草，只有这样，我的心便会一刻一刻趋于安宁。世杰一定又要嘲笑我的愚昧了。我杞人忧天的毛病，注定要伴随我这一辈子，也注定要骚扰于世杰一辈子──真是对不住丈夫！鱼对于船的歉意也注定是一辈子的事了。”〖HT5”SS〗流水般顺畅的能指汩汩涌出，其势可纵横中外、穿透他人与自我，但它传达的所指其实很有限、也很单纯——不就是想说安心过平凡日子就好吗？这段铺张扬厉的能指喷涌过后，剩下的却是单纯而简约的所指，这就出现能指的过量剩余局面。显然，作家不再悉心致力于能指与所指的准确匹配，而是有意识地追求和享受能指本身的狂欢化效果。

在报纸、杂志、电视、网络中随处可见一则则广告语言。作为其能指的字面语言与作为其推销的产品的所指之间，往往存在着能指的扩张或过量剩余状况。且不说“男人，你的车该修了”（壮阳药品广告）、“我喜欢更有劲儿一点的”（床垫广告）、“你知道亲嘴的味道吗”（口香糖广告）以及“妹力无穷”、“钱途无量”等低俗广告语，就是那些被视为成功的广告语，也呈现出肆无忌惮的能指扩张态势。某香皂广告说“今年二十，明年十八”，慷慨地许诺说它可使人显得比实际年龄更年轻；某某电信，“让您想说就说，‘聊无禁忌’”，这是对习惯语“百无禁忌”的仿造，夸大了电话费用的低廉；“乐在‘骑’中”（某自行车广告）直接以成语“乐在其中”为本体作广告；富于诗意的句子“感受心灵的天然牧场”牵引出的却是某种牛奶品牌。两年多前，上海某家服装企业在地铁做内衣广告“玩美女人”，因为一个母亲的投诉而被工商部门查禁罚款，引起一场官司。“诉讼双方一个把‘玩美女人’念作‘玩-美女人’，认为此语有玩弄女性的含义；一个则念作‘玩美-女人’，由此引申出‘追求美好高尚生活的女人’之概念”。有意思的是，控辩双方在法庭上针对“玩美女人”的含义而展开激烈论辩。厂家称当前生活日益丰富多彩，话语中必然地出现许多带有轻松随意态度的新字句，如“玩”字就有玩股票、玩车、玩电脑、玩深沉等各种“玩”法，“玩美女人”中的“玩”就有“做、追求、崇尚”的意思，可以理解为“追求崇尚美好的女人”，绝非有些人想象的那么庸俗。工商局则提出反驳：面向社会的广告绝不能产生歧义，更不容许引起违背社会良好风尚的误解。（见《新民晚报》2001年11月29日)无论这场官司的结局如何，有一点可以肯定：这则广告正是试图利用语言能指上的铺张而造成所指的歧义，以便达到以新颖的语言方式吸引顾客注意、推销女性内衣的目的。

刚刚过去的元旦节，许多人被一连串手机短信语言所吸引。“我问过烦恼了，它根本不爱你，还说永远不理你，让我转告你不要自作多情！还有，健康让我带封情书给你：它暗恋你好久了，并且一生不变！新年快乐！”除了最后一句是必要的实话外，其它全是剩余的虚辞。同样，只是要表达“爱心不变”的意思，却要铺张出这么多废话来：“爱你一万年，夸张！爱你五千年，无望！爱你一千年，荒唐！爱你一百年，太长！接连爱你70年，就是我的强项！！”而“祝你新年快乐”这一简单所指，却被挖空心思地拉长为如下繁复的能指链：“祝你在新的一年里：事业正当午，身体壮如虎，金钱不胜数，干活不辛苦，悠闲像老鼠，浪漫似乐谱，快乐莫你属。”一封封如此批量生产、快速传递的短信语言，宛如一枚枚新年炸弹震荡着成千上万的手机用户和他们的亲属。

如此，我们无法不面对着能指的极度扩张或过量剩余局面，以致于我们无法不感叹置身在汉语的能指盛宴年代。能指盛宴，是说能指被无节制地扩张到以它本身为目的而与明确所指相脱离、并使说话人与听话人都产生超常的的程度。显然，置身在这种能指盛宴年代的汉语文学，正遭受来自外部和内部两股力量的双重挤压（尽管这种内外之分其实很牵强）。从外部看，在文化消费浪潮中如鱼得水的上述大众文化语言，正在显示其突出的能指扩张力量。广告、流行歌曲、网络文学、手机短信等语言确实在能指扩张上做足了功夫。而从文学语言内部看，随着90年代初以来高雅文化的大众化进程，通俗文学、“电化文学”（指为影视改编而写作），甚至某些严肃文学也被逼上梁山，半推半就地开始了其能指扩张历程。不妨简要回顾近二十多年来文学语言中能指与所指关系的演进状况。20世纪70年代末，以“朦胧诗”为代表的高雅文学语言竭力张扬文人化的精英独白，它以能指与所指高度统一的姿态去消解“”式的过度政治化套语的后果。进展到80年代后期，“后朦胧诗”、“新写实”、“寻根小说”、“先锋小说”等则以多元化的奇语喧哗去取代精英独白，以便顺应当时新的多元化文化认同语境。在这里，尤其是在王蒙、莫言、余华、王朔等的文本中，能指已经开始溢出所指，取得其可与所指相脱离的独立表现力。进展到90年代后期至今，随着市场经济和文化消费大潮的来到，文学文本的能指扩张、剩余或狂欢场面已经变得随处可见了，它们以一片片脱离所指的能指碎片的姿态，在文坛上下翻飞、四处飘浮。

导致这种汉语的能指盛宴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这里不妨指出其中的几种语言资源，它们正在普遍的能指扩张行动中被变形。第一，从中外语言汇通看，有先锋文学所创造的间离语言（如莫言、苏童、余华等）。这种语言受到以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为代表的西方后现代文学语言的影响，其典范形态是由“我…”式排比句、滔滔涌来的间接引语等组成强大的能指链条，但所指却无限期推迟出场，或者呈现难以穷尽的歧义。这种语言资源如今已经大量播散到通俗文学写作中。第二，从雅俗关系看，以王朔为代表的市民口语。诸如“青春的岁月像条河，流着流着就成浑汤了”、“我是流氓我怕谁”之类以俗戏雅的语言方式，携带着都市民间话语的通俗与直白力量，狂放地冲击严肃文学的过度雅化的精英独白。但这种市民口语已经变异在今天的某些通俗文学、影视剧剧本、网络文学、隐私文学中，成为剥掉了任何虚饰的裸的宣言。不妨问问：在王朔以后的汉语文学中，还有不敢用的语句吗？第三，从古今语言关系看，以汪曾祺和贾平凹为代表的白描式语言。这种借自汉语的古典传统的今见古式汉语，时下正被广告业无所顾忌地大量用作篡改古语、成语等的方略。这些语言资源虽然自有其原初的特定审美价值，但在文化消费年代不得不以变异或移位的方式呈现，成为能指盛宴的高超的烹饪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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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博客、微博博客承载了甘肃网络文学的很大一部分作品，辛勤耕耘在网络文学天地中的几乎所有作家和们都有着不止一个博客。几乎所有通过纸质媒体成名的传统文学作家也纷纷开博。这些博客不只是普通的网络日志，更是网络出版与发表文章的专有名词，代表了急速成长的网络文学活动。甘肃网络文学的一个相当重要的载体，就是作家、博客组成的一个庞大的、彼此交流融合、互相渗透的大圈子。除了作家、们个人的博客，飞天博客作为甘肃人的博客家园，吸引、汇聚了一大批热心文学、文化的甘肃网络们，其中也有一些不错的作品。微博是继博客之后的又一个信息交流平台，信息量更大，传播速度更快，发感慨、晒心情，更短小精悍、内容更简洁，不失为网络写作、网络文学的一大便利交流平台。作家、们的微博，也是展示、推介自己作品的很好的平台。

二、甘肃网络文学部分作家作品分析

栖息于纸媒与网络的两栖作家主要指，在从事网络写作之前，已经在纸媒上发表过很多东西，有的还拥有一定的知名度。他们走向网络的途径有两条，一是把已经在纸媒上发表过的东西贴到网上去，扩大影响力；二是把新写的东西在网上先发表出来，同时或稍后再在纸媒上出现。马步升、人邻、杨永康、习习、杨献平、韩松落、沙戈、王若冰、雪潇、尔雅等人即此类作者，“甘肃小说八骏”“甘肃诗歌八骏”“甘肃儿童文学八骏”也大多位列其中，他们的创作成就有目共睹，已经取得了相当的文学声名与地位，他们是近年来“全面展示我省文学原创阵容和实力的一个重要品牌，在全国文学版图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他们的主要创作成就在传统文学方面，此不详述。甘肃是中国的诗歌大省。“在连续三届鲁迅文学奖优秀诗歌奖评选中，全国共有15名诗人获奖，其中有4位是甘肃诗人；在权威的诗歌年度全国选本中，将近20%的名字属于甘肃诗人。”与传统文学一样，活跃在网络世界且成绩较为突出的甘肃诗人也有不少。内蒙古诗人柳苏为“网络诗人”下了这样的基本定义：“一贯在网络上写诗发诗，并有自己的平台（博客），积极参与网络诗歌的组织和交流，并通过网络造成一定影响，具有网络诗歌成就。有诗歌而不符合上述条件的，严格地讲，不能称之为网络诗人。”静川、柳苏排列出一个“网络诗人大集会”榜单，其中甘肃网络诗人包括：马萧萧、李继宗、王怀岐、蝴蝶飞飞、竹溪、刘青之、江一苇、杨慧娟（女）、李王强、安文海、阿阳、绿木、雪的精灵、岳非、旱子、西北步子、郭文沫?汪彤、李彦周、包文平、赵应军、亨一、……等71位。例如：甘肃天祝人旺秀才丹，藏族，网名“阿里狼客”，现在西北民族大学工作。早年曾在纸媒上发表了大量作品。

2004年，他创办“藏人文化网”，自己担任总监。他是“天涯社区”“诗选刊论坛”“诗江湖”“星星诗歌论坛”等全国许多家文学网站或论坛的活跃分子，发表了大量的网络诗歌作品，先后担任“天涯社区天涯诗会”等多家文学论坛版主，建立多个个人文学博客。刚杰•索木东，甘肃卓尼人，现在西北师范大学工作。他早年亦在纸媒上发表过大量文学作品。21世纪初，索木东开始接触网络文学，最早加盟了旺秀才丹创办的“藏人文化网”并担任文学极地版主（藏巴哇），后来成为文学频道的主编。索木东亦是“天涯社区”“故乡社区”“诗选刊论坛”“星星诗歌论坛”等全国多家文学网站或论坛的活跃分子，发表有大量的网络诗歌作品，他先后担任了“莽昆仑论坛”“大敦煌论坛”等文学论坛的诗歌版主。他以自己的故乡———甘南草原作为创作母题，他的诗歌也大体被划归到乡愁诗的谱系，在诗歌中，他认同、归依民族，思念、眷恋故乡，挚爱、追寻文化，诗歌深邃而斑斓。裕固族人苏柯静想发表在文学纸媒上的作品早已取得了不俗的成绩，有《红系腰》《尧熬尔》《姑娘苏姬斯》《梦中故乡》《萨里玛珂》等诗歌作品；也有《雪莲》《白骆驼》等小说作品，其中影响力较大的部分小说被收入《狂奔的彩虹马》、《裕固族文学作品选读》。苏柯静想于2005年开始涉足网络文学，其小说《萨尔走过的草原》曾获得“电信杯”金张掖首届网络文学大赛小说类优秀奖。以网络为主阵地的作者，在甘肃已有很多，其中作品量较大、影响较大、且写作水平比较高的，有萧萧眉儿、毒化、香山紫烟、汉字999、老圈、闫海东、海杰等。例如，萧萧眉儿（郑晓红）于2004年开始写作，2005年被甘肃省作家协会吸收为会员。萧萧眉儿的作品，最大的特色在于其中所深蕴的真情以及折射出的深厚的底蕴，甚至有人这样盛赞她———“荒凉的西北升起一颗耀眼的文曲星”。她的《我思我愚》《谁来拯救你，我的父老》《妈妈，您给上帝捎个话》，让人心生震撼。卢克强是一位曾经在甘肃陇东山区插队的老三届知青，从2002年开始文学创作，有长篇小说《窄门》《上海人在非洲》和一些中短篇小说，不过他真正为人们所了解、熟悉，主要归功于在网络载体上的发表的网络文学作品。2005年，甘肃网络文学作家卢克强位居“搜狐十大作家”排行榜第三，《卢克强中短篇小说集》还获得由甘肃省委宣传部批准设立，由甘肃省文联、作家协会共同主办的全省最高专业文学奖———2008年揭晓的“第二届甘肃省黄河文学奖”中短篇小说类优秀奖。

三、迎接甘肃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的共赢时代

（一）传统文学期刊网络化甘肃传统文学期刊众多，在网络逐渐普及，网络文学日益风靡的情况下，传统文学期刊纷纷建立了自己的网站或者文学论坛，让自己的作品能第一时间与网民、读者们见面，在彼此的即时交流与沟通中，促进自己的迅速发展。甘肃省文联以及各个市州甚至县文联都纷纷建立了自己的网站，文学期刊也纷纷建立自己的网站、网页，以更快、更好在更大范围内推广自己刊物刊发的作品。除了自建专业网站与文学论坛，还有一些文学期刊借助龙源期刊网等专业期刊网站来推广自己的作品。而那些目前还没能建立自己网站或加入龙源期刊网的市县级文联所办刊物，应该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尽量争取在本市、本县的政府门户网站开辟专栏，刊发本刊物的作品；充分利用博客、微博等载体推介作品。

（二）与大众传媒和现代出版业合流传统文学期刊应时代的需求尽快网络化，而网络文学作品也反过来为传统的大众传媒与现代出版业提供了资源。我们不妨给网络文学来一个总结：“网络文学就像被模式化、类型化了的文学，有点另类，有点别具一格，但终究是文学。……而且，能适应现代社会的多元化需求。”

（三）充分发挥网络文学的开放性与交互性特征，张扬高度自由与空前生命力网络所提供的充分自由，为网络写作者提供了无比广阔的创作空间———网络写作扩展了传统小说创作的天地，快速、便捷、容易交流而没有心理负担、外界压力的网络写作，使网络文学的开放性、交互性特征成为必然。借助网络这个载体与平台，甘肃文学的发展被时代与新技术赋予了高度的自由与空前的生命力。甘肃的文化资源博大精深，传承久远，在现阶段，我们呼吁甘肃的网络、网络作家们，能够把这些厚重的资源通过网络写作的高度自由与空前生命力展现出来、释放出来，创作出更好的、更多的，既有西部、甘肃特色，又能使全国网络读者们产生共鸣；既有个性，又具备共通魅力的作品，早日打造出“网络文学陇军”，在全国网络文学版图上找准自己合适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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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传统文学的种种限制和束缚，网络文学更多体现了一种颠覆和解构价值。网络文学是在现代信息技术、媒介革命、后现代文化、视觉转向、大众文化心理、全球化殖民话语、时尚消费、艺术范式颠覆与重建等相关语境中产生的，自然，众多研究者从后现代文化、消费语境、媒介技术等层面来考察网络文学的价值与意义。雷达认为网络文学从多方面颠覆着传统文学的规则和范式:约束不再，体现个性，取消意义，削平深度，以平面、时尚、随意，游戏、狂欢为特征;从传播方式而言，网络写作打破传统文学的编辑审稿出版机制，以点击率决定价值，私人话语在文化公共空间得以最大限度的释放;从接受方式来看，新一代读者以读屏的方式成为文学的消费者，而且出现了跨文体、超文体写作，开创着文学新的可能性和生长点。［6］似乎比较便捷的是，网络文学的价值研究大都集中体现在自由、宽容的文学精神方面。网络不仅扩大了人的生活和思想空间，而且扩大了人类想象力和情感空间，本质上，网络文学带来了思维上的革命，它蕴涵着价值观念、思维方式、文化关怀等方面的变迁。葛红兵用“自由、快捷、恣意”来概括网络文学的特点。他说，如果我们承认文学是一种自由，是人性的、游戏的、非功利的，那么网络文学正是在这点上将文学的大众性、游戏性、自由性还给了大众。它不需要纸面文学的那种精致、典雅、技巧、难度、成熟，而不成熟正是它对抗纸面文学之“过熟”的优点，如果网络文学也和纸面文学一样老气横秋，那它就不叫网络文学了。［7］文学空间署名的虚拟性让书写者实现真正的畅所欲言，直接接通了文学本身的特性。网络李寻欢在《我的网络文学观》中感叹:在过去的文化体制里，文学是属于专业作家、编辑、评论家们的事情，他们创作、发表、评论，津津有味，却不知不觉间离普通人越来越远，“现在有了网络，再也不必重复深更半夜爬格子、寄编辑、等回音、修改等等复杂的工艺了，想到什么，打开电脑，输入、发送，就OK了。这就是网络的意义———借助网络这个工具使文学回归民间，使之成为人们表达自己和彼此沟通的便利工具，而文学的意义不就是表达和沟通吗?”［2］同时，网络自由的表达空间导致文学的创作缺乏艺术的承担感。唐家三少坦言，“我就是个普通作者，给大家带来快乐，并以此为职业，没想过要流传千古，给人一辈子造成影响什么的。现在节奏快，能在闲暇之余给大家带来快乐，大家看完了会心一笑，觉得舒服，第二天还想再看，再体会这种舒服感，这就可以了。”［8］其言代表了相当一部分网络的创作心态。娱人娱己当然无可厚非，更多的则为了得到“粉丝”的支持和赚取最大的利润，往往试图最大程度地展示社会生活的阴暗面和混乱颠倒的价值观。

网络文学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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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外国文学研究话语的重新构建和转换

（一）批判模式和阶级话语的退隐和滞留话语的转变过程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新旧话语间肯定会经过一番缠斗才能够实现最终的转变。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的时候，官方对外国文学工作的主要态度就是不仅要想“十七年”的话语传统和理论资源的回归，同时也要面对变化多段的当代文学现实，同时这也是研究人员应该要遵守的规则。

（二）现代派文学论争和人道主义讨论的话语分析在新时期外国文学界重新出现在人们眼前时，冲破“十七年”划定的思想，让古典文学应该具有的地位得到恢复，补上之前落下的现代主义一课就成为了最为迫切的任务。各个学派对论争对象的认识不同，但是讨论的目标却比较清楚，这个目标就是对“十七年”以来对两个论题的认识偏差和迷误进行清理，将现代派文学和人道主义转变成我国的建设性话语资源。虽然现代派文学和人道主义讨论在论争方面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是我们还是应该要看到积极的效果。

（三）新理论引入对话语转型的影响在1985年经过了一段不平顺的酝酿过程之后，整个学术界和文艺界开始出现比较大的转折。在1985之后，西方文化和西方理论开始大量的输入，新一代的学者和人才开始成熟，让学术界和文艺界出现了比较大的突变。1980年代后期的主流话语也开始转变成“文学主体论”。在新理论引入之后，话语的更新开始变得滞后，在1985年到1990年期间，理论的译介热潮并没有对研究实践带来快速的变化，理论知识在潜移默化之间对学界的研究方式和视野起着影响，在短时间内，批评实践并没有能够表现出和理论界相同的变化速度。

三、外国话语的转型和凸显

（一）延续性转型延续性问题主要包括：首先是学科的定位问题，也就是外国文学研究在我国文化以及我国学术体系中的定位问题。其次是研究的主体性问题，这样问题和学科的定位问题其实是相互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最后是怎么样去认识20世纪的世界文学。在基本目标和问题关怀一致的情况下，1990年代的外国外文学继续引入了西方当论，对20世纪文学和新理论加深和拓展了研究，而且也延续了1980年代的经典重评活动，通过“重写文学史”让1980年代奠定的外国文学新秩序更加完善。1990年的外国文学研究不仅让这秩序中的漏洞和空白得到了充实，继续加强研究形式审美；而且还遇到了新话语带来的问题，这些新问题让原来的外国文学秩序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改变。

（二）话语中心的形成外国文学学科的研究对象其实就是“外国文学”，也就是外国的文学理论、作家作品以及思潮流派等。但是“外国”包含的内容却比较大，每个时代的学术研究都需要在这个范围中去取舍。从1980年代开始，学界就已经选择了西方作为外国文学新秩序中的根基，但是也并没放弃学术传统中对东方的重视，在1990年代的时候，西方文学才真正的成为了学界视野当中的研究中心，西方学术话语是渗透才真正的改变了学界的研究模式，成为了话语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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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80年代,中国文艺学学术研究的主导趋向是“向内转”:即向文艺本体规律的转靠与回归。作为“带有整体性的文学动态”（1）,标示出文艺创作与理论批评“自生自发”“难以遏制”的内在要求。这一时期的文艺学思考者们发现:传统认识论方法只能对文艺做出某种他律的共性本质的解答,而无法进入文艺内在特质的考察。要想深入文艺之“内”,抓住文艺的自律和“本源”,必须改换一种所谓“自我相关”的本体论方法,摒弃以外在角度、非文学内容规范文学的做法,专注于文艺本然的内在规定性的探寻。

一、文学审美论:他律本质论向自律本体论的转向

文学审美论的开拓与探索为新时期文艺学对“本体”意义的追问提供了价值定向和逻辑前提。它以主体论文艺学的“文学向人回归、向自身回归”的“主体性”思想及康德美学的“审美无利害”的自律论学说为理论依据,将审美规律视为文学艺术活动的最重要的内部规律给予了空前的重视和深入的探讨。从审美反映论的主体性强调,到审美体验论的人类学本体论意味的揭示,再到生命论文艺美学对于感性本能及审美形式意义的渲染,文艺学研究实现了由认识论到本体论的转向。“审美反映论”超越于传统哲学认识论的重要标志在于:心理意识这一重要的审美主体中介的加入。在“审美反映论”看来,“心理现实”、“审美心理现实”,即由外在现实转换成内在主观的“心理意识”,是艺术内容、艺术形象得以生成的关键。而在这由外而内的转换中,“心理意识”(“心理现实”、“审美心理现实”)已经根本不同于认识论中的那种近于“镜映”的“认识”。作为一个远比“认识”涵盖面宽广得多的概念,“意识”已经包括了认识之外的各种精神心理因素:诸如主体的人格情感、个性心理、道德情操、非理智欲念等等。所有意识因素都在审美反映过程中参与客体与主体、事物与映象之间的关系,从而繁生出“认识”之外丰富的心理内涵。作为一个审美中介系统,审美意识是一个与艺术家的人格结构相关联,与创作者的感情、想像、感知、认识等活跃的心理因素相关联的一个“复杂的多层次的结构体”。它不同于发生认识论中所谓“图式”、“格局”,只对外来信息进行选择和同化,还要对其产生调节作用,即:使主体感知到的东西经过调整而更适合主体的需要。审美中介系统的调节作用使审美感知中的主体印象发生变异,而与作家希望看到的样子重合。因此审美中介系统常常赋予反映以个性和人格特征。同时,这个审美中介系统又拥有人性的发生学意义,它在特定的文化中孕育,在真实的历史中生成。主体的审美心理结构实际上是特定的社会文化制约与个体禀赋气质多方合力作用的结果。显然,在“审美反映论”对于审美中介系统丰富内涵的解释中,文艺审美获得了认识论与本体论的双重意义,同时艺术本质论朝向艺术本体论转型的迹象也在此初露端倪。

“人类学本体论文艺美学”是审美文论步入艺术本体论殿堂的又一关节点。如果说“审美反映论”还是在认识论的框架内所进行的对它的“修正”、“改良”和“更新”;那么,“人类学本体论文艺美学”则力图打破认识论的框定而去展开艺术的本体思考,力图完全摆脱界参照而把目光凝聚于人类本体、艺术本体自身。所谓本体,指事物内部的根本属性及本源,或称终极的存在。所谓本体论也就是对本体进行描述的理论。本体论与认识论的区别在于,它是自我相关的,它并不凭借外界的事物尺度来说明自身,而是以自身整体不断发展的存在为依据,去探求其存在的本然处境,追问其生存的终极意义和根基。因此,人类学本体论只能是探向人类自身本然处境,描述人的生存意义及终极价值的理论;而人类学本体论文艺美学,则将艺术看做人类生存本体自身的诗化,看做人类重要的本体活动形式。显然,“人类学本体论美学”是从把握人类生存与人类艺术、文艺本体与人类本体的关系入手,将艺术与人类自身的生成及超越联系了起来。在他们看来,人在艺术创造中生成着,又在自身的生成中创造着艺术;同时,艺术还拥有人类生存的超越性质,它试图回答过去、现在、未来的神秘性,向人们显示着存在之谜,将人们引向未来,因而它是理想的世界、是梦境和乌托邦;而艺术作为生存的超越,又是基于人类对自由的追求,对幸福的渴望和在有限中获得无限,于瞬间中获得永恒,达到存在的最高和最高的存在的欲望。显然,在这里艺术审美具有着无可置疑的人类学本体意味,审美既作为人类生存的动因,又作为人类生存的目的,既作为人类生存的起点,又作为人类生存的终点。而艺术作为一种审美超越活动,不仅是人的存在在符号上的显现,而且成为人类生命活动的自我拯救和自我希求。于是,人的生存史与人的审美史重合,审美化成为衡量人生意义和人的历史进步程度的惟一标尺。人类学本体论文艺美学超越了审美反映论对哲学认识论的基本依赖,站在了认识论之外、并且进一步站在了认识论的否定者排斥者的立场上来探求文艺的审美本体;但他也同时陷入了割断文艺审美同认识的联系、泯灭审美艺术活动同人类生命活动之界限的片面和极端。

审美体验论、人类学本体论文艺美学摒弃文艺的认识论本质的追问,而着力探究人类文艺审美与人类生命合一的本体意味,自然将那个人生中令人陶醉的审美体验(生命体验)推到了前台,这就为当代文艺美学由认识论向体验论的过渡提供了有力的逻辑支撑点。而文艺的人类学本体观本身也在此过渡中凝结为一种存在论或生命论的文艺本体观。对于感性的艺术本体地位的张扬凸现了审美体验论的诗化特征。在审美体验论者看来:美不是别的,正是人所生活的感性现实的世界对人的个体自由的肯定,即自然的人化,美作为一种感性的存在得以确认（2）。从“人的自由本质”的探讨入手,审美体验论者还在艺术美的研究领域引入了“感性动力”的范畴,认为审美缘于人类追求自由的一种感性动力,审美活动是感性动力行进的一种形式,是一种满足感性动力的需要的活动,而这种感性动力实际上就是植根于人的自然基础深处的自然生命力,是人类创造世界和选择进步方向的一种能力。与艺术的感性本位相并生的是个体本位的强调。在“审美体验”中,艺术审美的意义就在于它给予了感性个体以在其他活动中所不曾有过的自主地位,它使每个个体自身期盼着的自我实现、自我超越的权利得以实现,而艺术审美正是这种实现的特殊方式。当然,多数的审美体验论者是在个体与整体的统一中给予个体以更加显明的地位的。正如西方理论家卢卡契所言,“审美体验是以个体和个人命运的形式来说明人类”（3）。审美体验实际上是为个人的心理体验与人类精神的贯通提供一个媒介体,主体正是从个体的人生境遇出发,通过对对象的形式美的愉悦进入人类精神内宇宙的感悟,去体味人类心灵的深层领域的丰富蕴含,从而使个体得以传达总体,实现对人类生命本体的直观表达。审美体验论的复苏还使得那些召唤着深层人生体验的审美形式获得了足以取代审美内容的品格和价值。审美体验论以对形式魅力的关注取代对本质内容的形而上追问,这明显受到了英国著名视觉艺术理论家克莱夫·贝尔的艺术定义的启发,贝尔在1913年出版的《艺术》一书中提出的“艺术是有意味的形式”深得中国当代审美文论家的青睐,贝尔认为,意味就在形式之中,离开了形式而作无边的联想不是意味,用说理的方式传达思想也不是意味。那么究竟“意味”是什么呢?贝尔认为是一种能够唤起我们的审美情感的艺术品中存在的某种性质,“离开它,艺术品不能作为艺术品而存在;有了它,任何作品至少不会一点价值也没有”（4）。那么艺术品中能够唤起审美情感的是一种什么性质呢?贝尔并没有说得很清楚,只是说它是一种与人的无意识心灵相对应的东西。然而正是这种含糊诱导出了人们对于形式本体的“终极实在”的思考,使人们发现了人的审美心灵与艺术的创造性形式的某种内在、先验的联系。审美体验论者正是从这里,从人的审美心灵与艺术形式的这种内在的神秘联系出发,在两者的情感生命的交融中去寻求形式美的意味之所在,开始了对艺术形式的独立价值的发掘。审美体验作为一个独立于认识的自主性概念带来了文艺学的“内部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文艺的形式本体论研究也由此发生并逐步蔚成景观。

二、形式本体论:文学的形而上追问

这是一次文论观念的变革,它既不赞成反映论文艺学对客体本位的固守,也不同意表现论文艺学对作家本位的强调,而是以文本为出发点和目的,对作品本位、形式本位、语言本位进行昭示和张扬。在这里,历史的思考和文化的探索被看做让文学心倦意懒不堪承受的重负令人敬而远之,思考的文学变成了文学的思考。文艺作为一种超离现实功利的精神现象,它自身的结构方式和运动规律是什么呢?文学思考者对于文学本体特性的追问,召唤着文学形式本体论的崛起,为文学的艺术形式赋予了自主的意义。在这样一批文论家看来,谈内容本身并不等于谈论艺术,只有在谈论形式的时候,才真正将艺术作品当做了艺术作品,也才是真正地进入了艺术的讨论。所谓“回归自身”就是把艺术当做艺术,平心静气地关注和研究艺术形式。形式本体论是将艺术形式作为超脱于作者意图和读者经验之外的、独立存在的、自主客体进行把握和描述的一种文学观念。这种观念最早出现于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派的理论著述当中,后来又为结构主义语言学、符号学、叙事学所强化;而在同时或稍后,在现象学、阐释学、接受理论(接受美学)、读者反应批评等学术派别那里,提出了与形式本体论的观念体系不甚相同的文学观念,二者在对文学的基本理解上既有相通之处又发生某些抵牾,于是形式本体论的某些观念受到抵制或者得以松动。现象学的“意向性还原”,在作品本体和读者经验之间建立起密切的联系,而阐释学则让文学的本体存在向读者经验大幅度开放,到了接受理论和读者反应批评那里,文艺作品的读者和受众则打破作品本文的束缚而获得自由解放。这样,形式本体的神圣性、纯粹性和绝对的独立自足性开始被打破,文学理论和美学又发生了由“内”向“外”的回转。所以说,形式本体论在西方是相对意义上的,也正是这种相对性潜在地牵制和暗示着中国新时期文艺学学术史上形式本体论的逻辑展开和生存命运。

从“作品本体”到“形式本体”。中国当代文艺学的形式本体论研究是以作品本体论为先导的。它的基本思路是文学研究“回到文学作品本身”。将反映论文艺学的客体本位及表现论文艺学的主体本位转换为作品本位,从而把文学作品看做“一个独立的自足体”。正如陈晓明在他的《理论的赎罪》一文中所言:要确定现论范型,就“应当把逻辑起点”移到“作品本文内部”,就应当承认“本文的语言事实存在就构成了文学作品的本体存在”（5）。作品本体论者深受英美新批评及英伽登、韦勒克等人的理论影响,将艺术作品看做一个与客观世界没有真正联系的具有独立而永恒价值的意向客体。认为作品的意义并不在于它传达出了什么,而在于作品的系统本身。于是,他们主张建立独立的文学作品内部研究,对于西方形式主义理论备感亲切。在他们看来,形式主义“为直觉地把握作品寻找到了一条较好的科学表述途径,它比任何批评方法都更加切近作品本身”（6）。由此,作品本体论推出了文学作品的形式结构,并赋予了它本体论意味。作为一种新的理论形态,形式本体论试图否弃传统文论的形式与内容的二元论和内容的独断论,而将形式结构视为“有意味的形式”,视为文学区别于其他一切意识形态的关键所在。于是,“形式本身即是内容、形式自身即是目的”成为形式本体论的要旨。随着新时期社会结构的转型及文学内转趋势的出现,那个曾经被受奴役的文学形式,脱离内容的框定获得了独立的意义和本体地位。正如孙津在《形式结构》一文中所言:“形式结构作为人对于自己的自由意志的胜利,它在形式与内容、手段与目的的这双重关系上是一体化的。”（7）形式不再是内容的负载体,它自身就意味着内容。将形式本体论作为一种新的理论形态加以概括的是李劫的《试论文学形式的本体论意味》一文（8）。这篇文章将新时期文论从对艺术形式的探究引向形式本体论的关注,并为新的理论形态的建构寻找到逻辑起点。文章认为:先锋派小说的出现标记着文学形式本体演化的开始。由此对“写什么”的强调被“怎么写”的自觉追求所取代,文学形式由于它的文学语言性质而具有了本体意味。李劫将语感外化和程序编配作为文学形式本体意味的两大方面予以研究。他认为,文学创作的基本动因之一是作家的语感,语感外化的过程即文学创作的过程。语感外化过程由三个层次构成:文字性语感,文学性语感中的表层语感,文学性语感中的深层语感。作品的深层语感因其隐喻、象征功能而变形和语象化为表层语感的描绘和叙述功能,最终通过显示着作家诗人的语言功底的文字符号感得以外化。语言的深层结构中的这种关系性决定着整个语言系统的意义。同时,程序编配又将语感基因诉诸一个特定的有序系统,使整个作品成为一个有意味的形式结构。于是,文学作品如同人一样自我生成为一个自足体。可见,在李劫这里文学的语言系统不再是表意的媒介,而它自己就是意义和目的本身。文学的存在及其意义是经过“文学语言及其形式结构的创造过程”物化为文学作品的,又经过一系列转换功能才“生发出作品的历史内容、美学内容以及文化心理内容等等”。因此,文学的形式结构及语言是先验的固定的,文学研究只有首先回到形式结构,才能抓住根本。文学语言学在此被转变成为以文学语言的创造生成为对象的文学形式本体研究。

从“形式本体”到“语言本体”。在形式本体论的“怎么写”的研究中,语言的生成与转换始终居于核心的地位,文学形式正是由于它的文学语言性质才拥有了自身的本体意味。因此形式本体论自然趋近于语言本体论。新时期的语言本体论是在西方现代语言学和存在主义哲学及文化符号学的综合影响下出现的。它们将语言看做先在于人类精神文化生活的结构性存在,认为语言世界与现实世界无涉,作品的语言系统本身自行产生意义。这是一种“语言中心”意识,是一种对“语言神话”的崇拜。当然,它也是出自对语言之于文学的天然创造性的高度自觉。这种意识同西方的联系是明显的。以语言中心取性中心,是西方哲学的语言论转向的题中之意,无论是存在主义的“语言是存在的家”,还是后结构主义对语言和写作本身的回归,在西方都被视为一种历史的进步,而这一切正是新时期文艺学的语言本体论研究得以生成的理论支柱。当然,新时期语言本体论的提出也有其特殊的针对性,即中国传统文论和文学批评对语言的轻慢。人们往往并不认识文学语言本身的价值,而到语言的背后去寻找文学作品的诸如“现实意义”、“时代特征”、“历史深度”等等,正所谓“得意而忘言”。而新时期文论家在得到西方现代语言学的重要启示之后,对这种传统文论形态做出了尖锐的反省和批评,黄子平在《意思和意义》一文中用了一连串生动的比喻,来表达这种语言本体论的自省,他说“文学语言不是用来捞鱼的网,逮兔子的夹,它自身便是鱼和兔子。文学语言不是‘意义’的衣服,它是‘意义’的皮肤连着血肉和骨骼。文学语言不是‘意义’歇息打尖的客栈而是‘意思’安居乐业生儿育女的家园。文学语言不是把你摆渡到‘意义’的对岸去的桥和船,它自身就既是河又是岸”（9）。于是,人们不能再对语言这个“自主的具体的实体”及它对于文学世界建构的本体意义熟视无睹了。于是,人们认定:“意义其实是被语言创造出来的。”因而提出了“语言是诗的生命”、“诗到语言为止”的口号。李洁非、张陵的《“再现真实”:一个结构语言学的反诘》更加鲜明地表达了这种语言形式的本体论观念（10）,对传统文艺学的“再现真实”的可能性提出了追问和质疑。他们否弃了传统理论话语的语言“工具论”,强调“语言世界”的独立性及对文学的创生性,从而将语言奉为诗及文学的生命。在他们的语言本体观看来,“语言事实”并非自然事实,它自我创生,以自己的方式“行动”着,规定着个体思维的形式和范围。因而,语言与实在不可能完全“同构”,文学世界的真实即是“语言世界”的真实、表述的真实,“以‘模仿自然’为目的的再现型艺术终究只是一种幻想”。在这里,结构主义语言学及符号学对传统的历史语言学的反拨表现得尤为强烈。索绪尔的语言独立自足及实体意义的研究成为其“语言中心”论的重要理论支持,罗兰·巴尔特关于语言的先在性的符号学论述,则为其语言本体论的研究提供了有力的佐证。因此,它对“再现真实”传统语言观的反诘是彻底的,对语言的艺术本体的挖掘是深入的。但是,这种语言中心论又往往容易割裂语言的“所指”与“能指”之间的关系,导致语言世界与人类的经验世界、意义世界的分离。因而那个真正的独立自足的“语言世界”的真实性是应当打些折扣的。

语言本体论从现代语言学那里得到启示,把文学作品视为自足的语言符号体系。语言符号不仅成为文学的深刻动因,而且被视为文学的最直接的目的。然而从整体上看,对语言的自主性的强调仍然没有超离内容、形式的二元思维方式的支配,而只是对文学“内部”语言形式研究强调的一种极端形态而已。在“语言本体论”中蕴藏着的仍然是走出“外部研究”进入“内部研究”的努力,语言本体论者所做的仍然是以一种独断论取代另一种独断论。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以至于90年代,学界对这种独断论的弊病逐渐有所反思,并力图加以纠正。例如青年学者王一川90年代初开始倡导的“修辞论”研究,就通过对“修辞”的特殊的界定表现出了这种努力。在《修辞论美学》中,王一川阐述了这样一种思想:以往的认识论美学“往往为着内容而牺牲形式,为着思想而丢弃语言”;语言论美学“在执着于形式、语言或模型方面时,易于遗忘更根本的、为认识论美学所擅长的历史视界”;感兴论美学又往往忽视语言论美学所惯用的模型化或系统化立场。于是他提倡将三者融合,使三股压力形成一股更大的合力:“要求把认识论美学的内容分析和历史视界、感兴论美学的个体体验崇尚、语言论美学的语言中心立场和模型化主张这三者综合起来,相互倚重和补缺,以便建立一种新的美学。这实际上就是要达到修辞论境界:任何艺术都可以视为话语,而话语与文化语境具有互赖关系,这种互赖关系又受制于更根本的历史。显然,上述三种美学的困境及摆脱这种困境的压力,导致了修辞论转向。”（11）显而易见,王一川的“修辞论美学”是要力图避免单纯的语言本体论研究或单纯的认识论和社会学研究的弊病,走向一种综合。

三、解构文论:文艺学本体论的颠覆

从结构主义的形式本体意义追求到解构主义的拆解中心、消解意义,从形式本体论的语言崇拜到解构文论的语言游戏,其间只有一步之遥。而这一步之间却承载着人文心理及历史语境的重大变迁和复杂关联。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中国文论家所身处其中的历史语境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酝酿和开始启动,人们在旧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受到强烈冲击。市场经济的历史浪潮在中国大地上的层层推进,“商品”法则对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强有力渗入,一方面萌发了许多与新的现实相适应的新的观念、理想、道德、情感和价值欲求;另一方面也破坏和割裂了原本和谐统一的理想主义的文化图景。某些旧的“规范”将破未破,某些新的“规范”将立未立,新旧交替混杂。在这大变动、大转型的历史氛围中,人们(包括思想文化界的人们)对于物质的欲望和追求以迅疾之势拆解着人道主义的权威性话语以及此前的以“人”(“主体性”)为中心的价值法则。正如一位青年批评家所看到的:“当代现实当然是由于突然间兴起的商品经济的冲击而激发了内在的矛盾,引起了价值观念的混乱。新时期文学一直怀着热情去追求人道主义的信念、追求人的价值和尊严,却受到了现实的价值尺度的无情嘲弄。知识分子对自我生存状态的怀疑,必然导致对生存信念和超越性终极价值的怀疑。而当代的怀疑主义是致命的,因为它植根于每时每刻的生存事实。当代现实的短期效应,急功近利,毫无疑问对所谓的终极性价值嗤之以鼻。”（12）

于是,近半个世纪左右的时间里才在西方兴起、60～70年代才渐次传播开来的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由于历史的巧合和相似,竟在80～90年代的中国部分人群、特别是部分青年知识分子中找到了虽不“理想”、但相当“热情”的接受群体。某些敏感的中国理论家因而产生了强烈的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的话语欲望。一些批评家和理论家在那个消解意义、颠覆中心的解构主义理论当中,找到了自己对这个新的世界图景的相近似的体验和感悟。于是,“后”学(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后结构主义即解构主义)在思想文化的某些领域兴起并活跃起来。后现代主义的最重要、最显著的核心思想和理论表现就是解构主义,即拆解“中心”、颠覆“在场”、削平“深度”、反“元话语”、反“元叙事”、反“体系性”⋯⋯因此可以说,“后现代主义”即“解构主义”对包括形式本体论在内的所有“中心主义”和“意义”追求的颠覆是剧烈的、带根本性的。

从理论特征来看,解构主义为中国当代文论所提供的主要是一种本文策略和阐释方式。正如王宁所言:德里达的解构理论没有提出知识和真理的要求,因而它主要是一种本文策略（13）。作为一种解构式本文策略,它要求于作者的是在其本文中如何实施对自己所言喻的东西的颠覆;作为一种解构式阅读方式,它要求于读者的是如何发现本文中的盲点,如何对本文中的稳定的秩序、封闭的系统、终极的意义实施瓦解。解构主义对于作者自我言说的颠覆与瓦解,以及读者的旨在摧毁本文之确定性的解构式阅读方式,特别是其中解构式阅读方式作为本文可读性瓦解以及读者创造力之解放,尤其得到了中国理论家的重视和关注。他们发现,解构式阅读不再是一种符号的解码活动和能指与所指的表述关系的呈示,而是对本文在“痕迹”和“差异”活动中变得捉摸不定的符号衍生和意义转换。它强调本文的不稳定性和互文性,认为阅读是一种意义的无限补充、替换、撒播和误读(当然,这种相对主义的阅读模式又是导源于本文的能动性生产,因此最终还是无法摆脱本文的牵制而完全随心所欲)。有的学者认真分析了解构策略的三个步骤:首先,面对结构主义的二元对立的稳定自足系统,揭示其不和谐性;而后实施消解的第一步:颠倒,即原有等级,取缔原核心的主导地位;最后是寻求一种不稳定的漂移状态,使新等级无法建立（14）。这种解构策略摧毁了在丰富的本文中再建中心和追求意义的可能性,使本文在符号的不断衍生、意义的不断转换中变得捉摸不定,天经地义地拒绝理解和阅读,而导致误解和误读。在解构文论的阅读策略中,“文本和作者已经变成了一个神秘莫测的作案高手,而读者只有从蛛丝马迹中重读出各种相互抵触的意义,才不至于沦为受害者”（15）。同时这些纷杂的歧义和差异,也赋予了批评家极大的精神自由,使他们超越本文,从“能指的游戏”中获得无穷的造语。新时期中国文论家也正是作为这种解构式本文策略和阅读方式的传播和实践者,一方面检点着解构文论的相对主义立场,一方面试图从中找到一条走出文学“载道”的沉重传统的超越之途。

然而,从理论的创造、生成及深化角度看,解构文论在中国学界所得到的实质性拓展并不令人乐观。新时期文论家对于解构策略的研究是与解构批评的理论操作相伴相生的。他在后新潮小说中找到其理论的“实验场”:包括从后新潮小说的“平面化”、“浅表性”读出解构主义的“深度模式”的拆除,及瓦解结构主义形式本体论的“有意味形式”;从后新潮的“叙述圈套”中读出世界统一性的颠覆,即打破结构主义的形式完整性及意义体系;从语言游戏中体验主体及意义的失落,即在消解语符的意义同时,取缔形式结构的人生隐喻功能。这其间,理论观点的复述往往代替了自己的创见,肯定性的介绍与阐释往往淹没了理智而审慎的批判与吸纳融合,这必然使得理论的拓进力度显示不足。当然,解构文论作为中国当代文论的一股新的带有“异己”意味的力量,在一定时间里给新时期文艺学研究带来了某些生机和活力。尤其是它对于传统的文学法则的冲击,使人们获得了对于文学的异质多样性的认识。解构主义的“深度模式的拆除”则逐渐成为某些中国理论家面对日益破碎的文化语境思考和解决自己文明的新问题的理论参照。然而解构文论的文化再造力的缺失也带来了中国当代文学者终极使命的消解,正如一位资深学者所说:“后现代的反文化一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道家哲学合谋,一方面它会使西方最先进的思潮成为中国传统思想复苏的传声筒;另一方面,则会延误文化转型,价值重建等现代人文学者的终极使命,具有很强的破坏性,逻辑上的解构就会成为文化上的破坏。”（16）解构文论的反文化特征使之颠覆所有价值体系,又不再导向新的价值的确立;它与人类的所有精神成果实行诀别,而不去承担再造历史的重任;它不仅否决了人生的深度和意义,而且否决了对意义和深度的追求本身。因此,解构文论完全消除了理论发展的原创意向,它无法完成“破”中有“立”的理论革新任务,因而也无力引导中国当代文论走向未来。

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市场经济下多元文化态势对于意识形态整合性的拆解,新启蒙话语失效后所谓“人文精神的失落”和理想的“沦丧”,以及价值相对主义的离散状态,为文艺本体论的建构与解构文论的生成,提供了适宜的文化土壤和社会心理准备。中国文论的建构与解构的双向运动,也只有在那个“众声喧哗”、“杂语共生”的多元文化背景之上才获得了生长繁衍的可能。

注释：

（1）鲁枢元:《论新时期文学的“向内转”》,《文艺报》,1986年10月8日。

（2）李泽厚:《美学四讲》,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66、53页。

（3）卢卡契:《审美特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48页。

（4）克莱夫·贝尔:《艺术》,中国文艺联合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4页。

（5）陈晓明:《理论的赎罪》,《文学研究参考》1988年第7期。

（6）孙歌:《文学批评的立足点》,《文艺争鸣》1987年第1期。

（7）孙津:《形式结构》,《当代文艺探索》1986年第4期。

（8）李劫:《试论文学形式的本体意味》,《上海文学》1987年第3期。

（9）黄子平:《意义和意思》,《小说文体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01页。

（10）李洁非、张陵:《“再现真实”:一个结构语言学的反诘》,寻找的时代》,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04页。

（11）王一川:《修辞论美学》,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78～79页。

（12）陈晓明:《冒险的迁徙:后新潮小说的叙事转换》,《艺术广角》199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