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勤执法论文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执勤执法论文，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本文作者：金佳卉作者单位：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首先，上文中提到西周的限制儿子告父亲，其实在之后的历代立法中，大多都要相类似的规定:比如秦朝所规定的杀人罪中，秦律将杀人罪分为贼杀、盗杀、擅杀、斗杀、捕杀等项。刑罚对贼，盗杀的处刑极其严重，而当发生尊杀卑、主杀奴的时候，法律却又不对此进行严厉的处罚，这就是碍于尊卑等级名分。秦朝继承了夏以来的传统，也保护亲权，惩罚不孝的规定。到了汉代，在其罪名中有这么一条—首匿罪。汉武帝“重首匿之科”惩罚极其严酷。犯者全都要处死，严重的还要“夷三族，。“元康元年，修故侯福坐首匿群盗弃市”。然而在汉代刑法的原则中我们又可以看到“亲亲得相首匿”这样的原则。正如西周的限制儿子告父亲，中国古代的宗法制是严禁父子争讼魏《论语•子路》中也有“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当儒家宗法理论的观念日益深化，一种仁孝的思想还是在一定的程度上影响着立法者，汉宣帝的时候允许在一定的亲属范围内相互隐匿的罪行，不予告发和作证，法律不加制裁或者减轻处罚。自从这种在血缘关系范围内相隐罪的刑法原则获得认可，其使用范围也不断的扩大，为汉以后的历代刑法所援用。在晋的时候，随着法律的儒家化《晋律》进一步规定，在刑罚的适用上要实行“峻礼教之防，准五服以制罪”的原则，即在亲属之间相犯要按照五等服制来定罪量刑。这也就表明了，法律在面对血缘关系的时候不得不有些妥协，根据被加害人和加害人的血缘亲疏关系来决定刑罚的轻重。唐代则进一步发展了汉以来的“亲亲得相首匿”的原则，成为《名例律》中的“同居相为隐”原则。把以往的亲属间犯罪的互相隐瞒发展为同居人间的犯罪互相隐瞒。根据这个原则唐代对于告诉的限制规定了，禁止亲属间互相告诉，特别是禁止卑幼控告尊长。否则要依唐律被追究刑事责任。而在理论上讲，如果被举报的情况属实，则说明被举报人的行为侵害了受法律保护的社会关系，触犯了法律，因此不论举报人承担责任。唐律规定子孙告父母、祖父母，子孙被处绞刑，而父母、祖父母则不论所告是否属实，均视做自首而免于处罚，这就是说同样是犯罪，若被外人举报，应依据法律承担责任，但若被子孙举报犯罪即可免于刑事处罚。根据清代学者的分析，古代法律之所以做出这样的有悖于常理的规定，是为了让子孙在父祖犯罪的情况下以极端的方式来舍身救父。在这样的情况下，法律再次向血缘做出退让。而法律自身则以一种曲折的方式来保持在形式上的严肃性。“唐律的出现，标志着亲情与法律冲突结局模式的最终确立，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家庭始终以其较强的内在凝聚力在某些方面排斥国家政治因素的渗透”

其次，在保护家庭内部的伦理凝聚力的时候，国家的统治没有延伸到每一个家庭成员，而是将家庭作为一个整体来处理，要求其内部的成员承担一定的连带责任，并授予家长一定的治理权。法律在强调对家长权的确认和保护的时候，在某些方面不惜违反法律的一般原则，在一定程度上以损害国家司法为权为代价。财产所有权以同居共财的家庭为基本单位。一个家庭以本家庭财产所有权的所有者身份与其他财产权所有者均是各自独立、相互平等的所有权主体。如果相互之间发生了侵害财产权的情况，自应依照法律关于保护所有权的一般规定加以处理。但是“古代法律在确定保护财产所有权的一般原则的同时，对于发生在既有特定伦理关系的人们之间的财产侵权行为却规定了特殊的处理办法:非家庭成员，属于五服之内、具有亲属伦常关系的成员之间盗窃财产，构成犯罪:但对于行为人不得依照一般盗窃罪处理，而应在普通盗窃罪法定刑罚基础上减等处理’《唐律疏译•贼盗》。法律保护人身权不受侵犯之上同时也体现血缘与法律的关系了。“除了司法机关在法律允许范围内对于囚犯实施拷打、家长对卑幼实施法定教令权之外，其他任何机关或个人都不得以殴打的方式侵犯他人人身权，否则构成犯罪。但是法律同时又授予身为子孙者一种救护权。”唐律规定“父母、祖父母被他人所殴打，子孙当即殴击对方，种子孙无罪”这种允许被打者的子孙为救护其父祖而还殴对方，实际上是以牺牲国家司法权为代价，强调家庭中的伦理凝聚力。以上阐述的是关于血缘和法律关系所相冲突的一面，当然，法律对于血缘关系的倾斜是有一定限度魄“国家统治的重要性以及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的特殊性，要求法律必须将其作用重心放在维持一般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上。对于法律所重点保护的特殊社会关系即血缘带来的特殊性，法律也不再做出让步。”

篇2

TRIPS协议，即《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是WTO的重要法律文件之一。它旨在减少国际贸易扭曲与障碍，给予知识产权有效和适当的保护，同时确保实施知识产权的措施和程序不会成为贸易障碍，并通过多边程序解决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争端。我国在加入WTO法律文件中承诺，“中国将在完全遵守WTO协定的基础上，通过修改其现行的国内法和制定新的法律，以有效的和统一的方式实施WTO协定”。为此，我国对国内知识产权立法进行了大幅度的修改和完善，先后分别修改了《专利法》、《商标法》和《著作权法》，修改了《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颁布了《专利法实施细则》、《商标法实施条例》、《著作权法实施条例》以及《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条例》。

知识产权侵权行为是侵权法律领域中最具时代特征的冲突形式，因而成为国内法、乃至国际法规范所着重控制和规范的对象。随着知识产权与国际贸易关系的日益紧密，对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也成为国际合作和协调的主要问题。中国加入WTO以后，《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中有关知识产权侵权的规则，不可避免地对我国知识产权侵权法律制度产生直接的影响。

本文拟就TRIPs对我国现行知识产权侵权法律制度构成影响的几个方面进行一些粗浅的分析，并就TRIPs与我国知识产权侵权法的某些冲突与协调提出自己的见解。

第一、在侵权的归责原则方面

在传统民法上，民事侵权的归责原则大体上有二大原则：一是主观归责原则，以行为人的主观意志状态作为确定责任归属的根据，即是以当事人主观上的过错作为构成责任的必要条件，“有过错始有责任，无过错即无责任”，通称为“过错责任原则”；二是客观归责原则，以人的意志以外的某种客观事实作为确定责任归属的根据，即将特定损害结果或致害原因作为构成责任的充分条件，只要有特定损害结果或致害原因存在，即不得免除责任。此一原则亦称“无过错责任原则”或“严格责任原则”。对于一般侵权行为，现代各国普遍实行的是过错责任的归责原则；在一些受害人难以证明被告人有过失的情况下，如动物致损和建筑物致损，则采用“过错推定”，即原告若能证明其所受到的损害是由被告所造成的，而被告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法律上就推定被告负有过错并应负民事责任，它是适用过错责任原则的一种方法。无过错责任原则肇端于近现代的工业事故，并逐步延伸至交通事故、环境污染、核反射以及产品责任等。但对于侵害知识产权的行为，是适用过错原则还是无过错原则，理论上一直存在争议，许多国家也作出了不同的规定和判例。在我国，也存在应该适用过错责任还是无过错责任原则的分歧。郑成思先生在总结一些国家的立法和判例后认为，无过错责任原则已为许多国家所确立，并极力主张放弃传统的过错责任原则，普遍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

TRIPs对知识产权侵权的规定中，并没有关于归责原则的概括性规定。它一方面在有的条文规定了有过错才承担责任，如：第45条第一款规定，“司法当局应有权责令侵权人向权利持有人支付足够的损害赔偿，来补偿由侵权者侵犯其知识产权所造成的损失，且侵权者知道或有充足理由知道他正在从事侵权活动。”第37条对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的“善意侵权”行为规定“不知道所销售、进口或配送的物品中含有布图设计因素时，不应视为侵权行为”。在第44条第一款中，对进口、购买或订购侵权物品的情况也做了类似规定。另一方面，该协议第45条第二款又明确规定了无过错承担责任的情形，即：“司法当局也应有权责令侵权人向权利持有人支付全部费用，可包括合理的律师费。在适当的时候，即使侵权人不知道、或无合理理由知道自己正在从事侵权活动，缔约方也可以授权司法当局责令其返还所得利润，或令其支付法定赔偿额，或二者并处。”

对于TRIPs协议上述规定的理解，笔者认为，应该从两个方面来考虑：一方面，从现代侵权法的发展现状来看，无过错责任原则的适用范围仍然是极其有限的，主要是涉及高度危险和产品责任等行为。在知识产权侵权领域，一般也认为，适用过错责任原则仍然有国内法与国际法的依据。尽管如此，对于知识产权来说，其最重要的特点是“无形”，权利人往往只能在其主张权利的诉讼中，才能显示出自己是权利人；权利人之外的使用人因不慎而侵权的可能性大大高于有形财产的使用人。而且，与这一特点相联系，在知识产权侵权纠纷中，原告要证明被告有过错往往很困难，而被告要证明自己无过错又很容易。因此，对于知识产权的侵权行为，如果按照一般过错责任原则来处理，显然制裁不力，不足以激发人们创新或创作的积极性，对社会经济的发展是不利的；如全面适用无过错原则，则打击面过宽，容易造成权利人在市场上的垄断，从而阻碍生产力的进步。另一方面，从TRIPs的现有规定的结构来看，第45条第一款规定的是以侵权人主观上“知道”或“应该知道”为条件，该规定放在该条款的首要地位，其指向应该是明显的；第二款则规定在某些“适当的时候”侵权人返还所得利润或支付法定赔偿费用，它不以主观上是否知情为条件，其适用范围是受到限制的。而且，从条款的法律性质看，第一款是强制性条款，成员方应在国内法中加以确认；第二款则是一个选择性条款，成员方不采取这一规则，并不能认为违反了协定。因此，认为TRIPS协议确认的归责原则是无过错原则，依据是不足的。在笔者看来，结合侵权法的发展现状、知识产权的自身特点以及Trips的上述规定，将TRIPs的归责原则理解为“以适用过错（推定）责任原则为主，特定条件下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是较为合理的，也具有现实的意义。

我国的知识产权立法已经根据TRIPs协议的上述要求进行了修改。1992年的《专利法》规定了善意使用原则，使用或销售不知道是未经专利权人许可而制造并售出的专利产品的，不视为侵权行为。修改后的《专利法》对此作出了限制，规定：“为生产经营目的使用或者销售不知道是未经专利权人许可而制造并售出的专利产品或者依照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产品，能证明其产品合法来源的，不承担赔偿责任。”（第62条）新《商标法》也规定：“销售不知道是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能证明该商品是自己合法取得的并说明提供者的，不承担赔偿责任。”（第56条）可以看出，这些修改限制了免责事项范围，在侵权的损害赔偿方面，确立了根据主观有无过错而区别对待的原则，与TRIPs协议的要求保持了一致。

第二、在“即发侵权”理论引入法律方面

“即发侵权”被认为是对传统民事侵权行为理论的一种超越。“即发侵权”，英文称为ImminentInfringement，是指在侵权活动开始之前，权利人有证据证明某行为很快就会构成对自己知识产权的侵犯，或该行为的正常延续必然构成侵权行为，权利人可依法予以。这类可诉行为就是“即发侵权”。“即发侵权”的理论依据在于知识产权的特殊性：一是，知识产权的权利是“无形的”，它不能象有形财产的所有人那样，通过占有来达到保护其财产的目的；二是，知识产权的客体具有“开发难而复制易”的特点，它较其它财产权更容易受侵害，一旦受到侵害，其损失也往往巨大。因此，当今许多国家的知识产权法均明文规定了“即发侵权”，对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规制，不再仅局限于侵权行开始之时，而是扩展到侵权行为开始之前，即从事后救济转向事前防治，以更为有效地保护权利人的利益。

TRIPS协议第50条第一款规定，对即将发生的侵权行为，权利人有权提出申请，“司法当局有权采取迅速有效的措施”，以“（1）阻止任何侵犯知识产权的发生。（2）制止侵权货物流入市场，或经海关检查扣留制止其进口或出口。（3）保护侵权诉讼的证据，即诉讼保全。”根据这一规定，WTO的成员应授权司法当局采取及时有效的临时措施，一是颁发临时禁令，以制止即将发生的侵权行为；二是采取证据保全措施，对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获得的证据可以采取紧急措施加以固定和保存。这种规定显然是引入了“即发侵权”理论的结果。

我国知识产权法律中原来对“即发侵权”并无规定。原则上讲，只要侵权未真正开始，权利人即无权诉讼。1992年的《专利法》要求对侵权的认定必须以已经造成的实际损害为条件，强调对已构成侵权行为的处罚，并未对“即发侵权”作出相关规定。对于专利侵权案件的临时保护，主要依赖于民事诉讼法中的“诉讼保全”和“证据保全”两种方式，但都不能在之前禁止侵权行为。我国立法机关已经根据TRIPs协议的相关规定，在法律的修改中及时地引入了“即发侵权”理论，增加了诉前的三种临时措施，包括“诉前禁令”（也即“临时禁令”）、“财产保全”和“证据保全”。其内容是：权利人或者利害关系人“有证据证明他人正在实施或者即将实施侵犯其权利的行为，如不及时制止将会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可以在前向人民法院申请采取责令停止有关行为和财产保全的措施。”（《专利法》第61条、《商标法》第57、58条、《著作权法》第48条）“为制止侵权行为，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权利人可以在前向人民法院申请保全证据。”（《商标法》第58条、《著作权法》第50条）这样，经过修改后的知识产权法，全面引入了TRIPS协议中的“即发侵权”规定，突破了民事诉讼法的限制，扩大了对权利人的保护，完善了临时保护措施，使得侵权行为能够得到及时、有效地制止。

但是，立法仍有不足。上述修改仅就诉前临时措施作了规定，而对于在诉讼中发生的当事人请求法院对侵权人的侵权行为颁发“禁止令”制度，却未能作出相应规定，提供诉讼中的保护。而在实践中，专利案件的审理时间往往较长，权利人在这段时间里仍面临着持续的或不可挽回的侵害的威胁。

第三、在知识产权的权利范围方面

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由科学技术而产生的知识产权在国际经济、国际贸易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位置。知识产权的突出特点在于，它作为智慧财产，要想突破、创造它十分困难；但是，一旦有所突破，他人要模仿、假冒它却十分容易。因此，对于这种无形财产的保护，便成为国内法和国际法调整的重点。对于知识产权的权利范围（也即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客体），存在着不同的见解，其中有代表性的是《建立世界知识产权公约》的规定。该公约第2条将知识产权定义为发明、发现、作品、商标、反不正当竞争等“一切”智力创作活动所产生的权利。这种规定显然属于广义的知识产权。但目前各国立法中，大多采用狭义的、或称传统的知识产权，它包括工业产权与版权两部分；其中，工业产权包括专利权、商标权、禁止不正当竞争中的商业秘密权等，版权则包括作者权与传播者权等。

TRIPS协议所说的知识产权，是特指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从贸易的角度出发，TRIPS协议主要突出以下内容：明确将计算机软件作为文字作品予以保护；强调对驰名商标、地理标志的保护，尤其是酒类地理标志的保护；强调对几乎所有的发明给予专利保护，统一专利的保护期为自申请之日起的20年。除此之外，还突出了对集成电路布图设计和对商业秘密的保护。其中，对商业秘密的保护，是第一次纳入国际公约的范围。具体来讲，TRIPs协议所涉及的知识产权范围是：(1)版权与邻接权；(2)商标权；(3)地理标志权；(4)产品外观设计权；(5)专利权；(6)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权；(7)未披露的信息专有权。

加入WTO以后，我国立法对知识产权权利保护的范围作了调整，使得我国知识产权权利体系更为完整，其主要的变化有：

第一、完善了原有三部知识产权法律的权利体系。在专利法中，增加未经专利权人的许可而进行“许诺销售”的行为属于侵权的规定（第11条）；在商标法中，增加了对驰名商标的保护，将对驰名商标的保护从己注册的商标扩展到了未在中国注册的商标（第13条），以及作出了驰名商标持有人申请撤销恶意注册商标的时间“不受五年期限的限制“的特别规定（第41条），以及增加了对地理标志的保护（第16条），明确规定地理标志可以作为证明商标或集体商标注册（《商标法实施条例》第6条）；在著作权法方面，扩大了作品的范围，增加了“杂技艺术作品”、“建筑作品”、“模型作品”等。更为重要的是，突出加强了对网络环境的知识产权保护，增加规定了作品、表演和录音录像制品的“信息网络传播权”（第10条）以及对“技术措施”和“权利管理信息”的保护规定（第47条第6、7项）等。

第二、在新的《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中，将计算机软件的保护延伸到“最终用户”。所谓“最终用户”，就是计算机软件的实际使用者。最终用户侵权，主要是指购买、使用、复制非法软件，也包括将合法购买的正版软件未经授权擅自复制提供给他人使用的行为。这种规定突破了以往将计算机软件盗版主要界定为非法复制的界线，其影响是深远的。

第三、新增加了对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的保护。过去我国对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的知识产权从法律上未予以保护。新颁布的《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条例》根据Trips的要求，对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提出了三个层次的保护要求：布图设计本身、含有布图设计的集成电路以及含有布图设计集成电路的物品，包括设备仪器等。这意味着不仅非法使用他人的布图设计来制造集成电路产品是侵权，利用侵权的集成电路组装其他产品也是侵权行为。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调整尽管反映了TRIPs协议的要求，但并非以TRIPs协议的七项权利简单地取代我国原有的知识产权体系，它是我国积极履行国际义务以及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向国际标准进一步靠拢的体现。

但是，目前我国知识产权法中还存在需要完善的地方。例如，对于商业秘密权的保护，TRIPs只要求商业秘密具有“商业价值、是秘密的、权利人采取了保护措施”这三个条件；而我国的《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则规定，商业秘密除了以上三个条件之外，还必须是“实用的”，这种保护显然低于TRIPs的标准，需要予以研究和解决。

四、在侵权损害赔偿制度方面

侵权责任是侵权行为的法律后果，它反映出法律对侵权行为的否定性评判。在民法上，各类侵权行为的责任形式，归结起来，有停止侵权行为、损害赔偿和消除影响等，其中的损害赔偿具有重要的地位。在知识产权侵权中，由于“损害”在知识产权侵权的构成要素中不占有核心地位，损害赔偿在知识产权侵权责任体系中的位置就不如一般的民事侵权。在实践中，许多情况下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不法利益或被侵权人的实际损失往往难以计算，因而如何确定赔偿范围和赔偿额便成为审判机关的一大难题。而如果侵权损害赔偿的问题解决不好，又会在事实上不能真正有效地制裁和制止侵权活动。

TRIPs协议的执法部分对知识产权侵权行为损害赔偿的具体规定并不多，大量条款都集中在停止生产、停止侵权销售活动、销毁冒牌及盗版产品等方面。但是TRIPS协议中，多次提及法定赔偿额问题。TRIPs执法条款第45条规定，“成员方可以授权司法当局责令侵权人返还所得利润或令其支付法定赔偿额，或二者并处。”这种“二者并处”，实际上是一种惩罚性措施。为了表明惩罚性赔偿是对故意侵权行为的惩罚，TRIPs还在第45条第1款中突出了“明知故犯地(knowingly)或有理由认定知道(withreasonablegroundtoknow)”的侵权活动的较为严格的赔偿标准，即“支付足以补偿因他侵权而受到的损失”的赔偿金，而且还要“支付有关费用，包括律师费在内”。可见，TRIPs协议确立了知识产权侵权的法定赔偿制度。

我国原来的知识产权法中对损害赔偿的规定是不完善的。旧《专利法》并未规定损害赔偿，新修改的《专利法》吸纳了法定赔偿制度。该法明确规定了侵犯专利权的赔偿额，即“侵犯专利权的赔偿数额，按照权利人因被侵权所受到的损失或者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确定；被侵权人的损失或者侵权人获得的利益难以确定的，参照该专利许可使用费的倍数合理确定。”（第60条）新《商标法》和《著作权法》除了规定损害赔偿额为“因侵权获得的利益”或者“因侵权所受到的损失，包括被侵权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外，还明确规定，前述“因侵权所得利益”或“因被侵权所受损失”难以确定的，由法院根据侵权情节，“判决给予50万元以下的赔偿”。（《商标法》第56条、《著作权法》第48条）。可以看出，以上规定充分反映了TRIPs法定赔偿制度的要求，也使我国的知识产权侵权法律具有更大的可操作性。

结语

TRIPS协议的主要内容集中在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上，而知识产权的有效保护，又必须依赖于国内法对侵权法律的制定和实施。在入世之前以及入世之时，中国已经广泛地按照TRIPS协议的要求对现有的知识产权法律进行了及时、大幅度的修改，同时加快了对新法律的立法，力求使中国的知识产权法律符合WTO的基本要求。在司法实践方面，中国的法院在入世之前，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也已经总体上适用了TRIPS协议的规定，中国法官通过司法实践完善和丰富了知识产权的侵权理论，高度重视过错推定原则在确定侵权的民事责任中的运用，并在知识产权侵权案件的审理中逐步形成了若干共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的知识产权法律在中国的整个法律体系中，是最为先进和最为接近国际水平的。

无庸讳言，中国入世后在知识产权的实施方面，如何切实而有效地保护本国和他国的知识产权，仍然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它不仅涉及立法、行政和司法，还涉及全民族的知识产权意识，这方面还存在着一些不尽人意的地方。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世界贸易组织的一些成员，尤其是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可能会以中国没有认真完全地执行或实施TRIPS协议为由，发起针对中国的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程序，甚至以诉诸贸易制裁相威胁。对此，我们应该给与足够的重视并及早研究对策。

但是，笔者认为，在按照TRIPS协议的基本原则和规定来进行立法和司法的时候，我们也要注意深入透彻地研究TRIPS协议的知识产权保护规定，务求使我国对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既符合TRIPS协议的要求，又与我国目前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有学者在总结我国的知识产权立法和司法实践经验时，尖锐地指出我国立法和司法中已经存在对知识产权的过度保护以及保护水平持续攀高的问题。因此，在确定我国知识产权侵权法的归责原则、保护范围以及损害赔偿等问题时，仍然需要我们认真理解TRIPS协议对侵权界定的最低标准和其它相关规定，加强对国际、国内知识产权侵权以及知识产权发展的关注和研究，避免在立法和司法中出现违背公平原则，过高保护知识产权的现象，以减少可能出现的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负面或消极的影响。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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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meReflectionsonTrips’EffectsonChina’sTortLaw

篇3

公民因建筑物上抛掷之物遭受损害，如其能确定真正的抛掷者，此时仅构成一般的侵权责任，根据过错责任原则，由抛掷人对自己的过错的抛掷行为负责，这在法律上应无疑问。但受害人在途经建筑物旁时，一般不会料到自己会遭此飞来横祸，因而在受损害之前大多不会也可能对其将来所受的损害来自何方预先作出判断；而在遭受损害之后，又因被砸伤、致残，或张皇失措，或神志不清，在导致死亡的场合更是不可能对抛掷物来自何处进行举证，而真正的抛掷者也多半不会主动承认自己是真正的加害人。问题因此而生，主要集中于以下几点：第一，若由受害人自己承担损失，根据通常的法律情感，总觉对其不公；若由相关业主为个别业主的不负责任的行为而“买单”，则一者无异于是对真正行为人的放任，二者对绝大部分业主来说也不公平。从价值判断上看，究竟应在此二者间作何权衡？第二，从请求权基础上看，受害人究竟应以何种理由为根据来判决相关业主承担责任？有认为可基于共同危险行为，有认为可基于建筑物责任，有认为可基于公平责任，或者，有观点干脆认为这里根本不存在所谓的侵权责任问题。这时又涉及如何处理价值判断（受害人保护）与法律逻辑的问题。

笔者以为，上述问题虽相互交织，但最终可归于这样的问题：对抛掷物责任，法律有无规定？若有规定，则只是一个如何解释的问题；若无规定，则可否经由漏洞补充而获得较为妥当的结论？找法的过程大体是一个遵从法律逻辑的过程，而解释或漏洞补充则主要涉及价值判断。那么，抛掷物责任在现行法中有无明文规定，现行理论能否对其进行解释？

二、抛掷物责任与现行法[2]

如前所述，若能确定真正的行为人，所谓的“抛掷物责任”仅是一个一般侵权的问题，没有任何特殊之处。而本案所讨论的“抛掷物责任”的特殊性正在于，受害人很难或者不能确定真正的行为人即抛掷人。这里的“很难或不能”是以特定时空环境中的当事人的一般能力为判断标准的，是以“谁主张谁举证”的一般举证规则为预设前提的。极端地说，任何事情都是可以查明的，不存在“不能”的问题；且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侦察手段的日益先进，在穷尽可能的手段之前，很难说某一个案子就是“很难查明”的。但需要指出的是，民事案件因其一般仅涉及私人利益，大多不会也不应导致公权力的干预，因而举证能力应以特定时空环境中的当事人的一般能力为准，而不能以全知全能、无所不能的“上帝”的能力为准。之所以说这里的“很难或不能”以“谁主张谁举证”的一般举证规则为前提，是因为若法律无需原告举证证明加害人，而迳行根据损害事实予以推定，则根本不存在“很难或不能”的问题。如何判断“很难或不能”确定行为人？是由受害人举证达一定程度而确定，还是法律基于抛掷物责任的这一特点，出于对受害人的保护，在法律上采取举证责任的倒置？当然，不论如何，这都属于立法对策问题，与抛掷物责任本身的特点不能等同。

从无法确定真正的行为人这一点上看，抛掷物责任与共同危险责任有相同之处，这是否构成类推使用共同危险责任的理由？本案判决显然遵循了此种逻辑。但严格来说，二者是不同的。在共同危险行为中，实施危险行为的人是确定的，不确定的是真正的行为人。如在数人在一起放烟花爆竹，不知何人的爆竹致人损害的场合，参与危险行为的人，即放烟花爆竹者是确定的，只是不能确定究竟何人的爆竹致人损害。但在抛掷物责任场合，行为人一般只有一个，真正的行为人也只有一个，其他被判决课与责任的业主根本没有实施任何危险行为，在本案中，他们与真正行为人的关联性也许仅在于他们与该行为人住在同一楼层或住在一栋楼的同一侧。所以，以共同危险行为为依据责令其他业主承担责任并不妥当。至于是否可类推适用共同危险行为的法理，值得研究，下文将予详述，此处暂从略。

另一种与抛掷物责任可能有关联的责任形式是建筑物责任。我国《民法通则》第126条规定，“建筑物或者其他设施以及建筑物上的搁置物、悬挂物发生倒塌、脱落、坠落造成他人损害的，它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但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除外。”建筑物责任是一种古老的侵权责任形态，关于其性质及适用范围，各国法的规定不尽一致。对《民法通则》规定，我国学者的理解学者也不一致，其原因在于：按照对法条的字面的理解，只能得出一般过错推定的结论；而根据多数国家的法律规定以及依据法理，由所有人或管理人承担无过错的危险责任也许更为合理。但撇开这些争论不谈，至少从理论上看，二者的区别是明显的，主要表现为：第一，就性质来看，建筑物责任属作为物件致人损害责任的一种，学说上认为其属于严格责任；而抛掷物责任虽然真正行为人不明，但这不能否定其属于“行为”致人损害责任的性质。[3]第二，建筑物责任的责任主体是确定的，他或者是所有人，或者是管理人；而抛掷物责任的真正行为人在法律上则很难确定。第三，建筑物责任中的“物件”可以是建筑物，也可以是附属于建筑物并与其密不可分的搁置物、悬挂物；而抛掷物责任中的“物”一般不是建筑物的附属部分，其范围极为广泛，理论上说，可以是任何物件。但也不排除二者重合的情形，如一块砖头，既可能构成建筑物责任中的“物件”，也可能构成抛掷物责任中的“抛掷物”，此时对二者作出区分就显得尤其必要。在此情况下，所谓的行为责任与物件责任的区分恐怕仅具有理论的意义，而真正具有实践意义的是看能否确定责任主体，不论是行为主体还是物件的所有人或管理人。笔者以为，实践中可以从建筑物所有权的归属角度进行判断：若该建筑物属于区分所有的建筑，又缺乏明确的管理者，此时既很难找到真正行为人，又找不到可以承担责任的所有人或管理人，则不能根据建筑物责任来处理。相反，即便找不到真正的行为人，但若该栋建筑物属于同一所有人所有或归同一管理者管理时，可以按照建筑物责任，由所有人或管理人承担责任，即便所有者或管理者可能不是真正的行为人（在可以证明抛自掷物系来某层或某几层，而该层或几层又同属一人所有或管理时，亦同）。

综上，抛掷物与共同危险责任并不相同，抛掷物虽然与建筑物责任从理论上说泾渭分明，但从实践上看，笔者以为，部分抛掷物责任可以根据建筑物责任的规则解决。除此之外，建筑物责任在现行法及理论上还没有明确的规则或理论对其加以规制或阐述，这也许是与现代社会高层建筑普遍化以及与其密不可分的建筑物区分所有的普遍化密切相关的。

三类推：在价值与逻辑之间

在法律适用过程中，根据一定的案件事实，需要确定大前提，即确定将要适用的法律，其结果无非是或者找到了可资使用的法律，或者法无明文。在前者场合，该法律或者可以直接适用，此时对其用语的解释仅涉及狭义的法律解释；或者若适用该法律会带来违反法律基本精神的后果，此时虽有条文，仍与后者情形一样，存在法律漏洞，需要进行漏洞补充，即造法。狭义解释与漏洞补充的区别就在于法律是否具有直接的可适用性以及对其用语的解释是否在其“射程”范围内。由于现行法缺乏对抛掷物责任的规制，所以对法官来说，此时存在如何进行漏洞补充的问题。

在众多的漏洞补充方法中，首先被提及的是类推适用。在抛掷物责任场合，争议也在于是否可以类推使用共同危险责任的规则。“类推适用是指将法律明文之规定，适用到非该法律规定所直接加以规定，但其法律之重要特征与该规定所明文规定者情形相同之案型。”[4]其所依据的是“相同案件应为相同处理”的法理。这里所谓的“相同”是指二者在实质的规范意旨上的相同，而非次要部分的相同。那么，抛掷物责任与共同危险责任之间是否具有实质的相同性呢？笔者以为，法律之所以在共同危险场合课与所有的危险参与人以连带责任，价值上固然是出于对受害人的保护，但真正的原因恐怕还在于：行为人参与危险行为本身就意味着其是有“过错”的，此时对危险行为人没有特别保护的必要；加上相比于受害人，危险行为人可能更清楚真正行为人的是谁，因为他们自己是危险的制造者。正因为如此，在共同危险行为场合，法律推定所有的危险行为人负连带责任，除非其能够证明真正的行为人。共同危险行为绝非仅基于受害人的保护，它是在综合了双方当事人的利益之后所作出的一种制度设计。

应予指出的是，法律不应无故地让行为人承担责任，否则动辄得咎，人们将无法预测自己的行为后果，因而将无任何行为自由可言。近代以来的过错责任在纠正这一弊端上其进路都是一致的：在一般侵权场合，行为人承担责任必须以其有过错为必要，而过错必以义务的违反、权利或利益的侵害为必要，虽然在过错的内涵上有主观过错与客观过错的分歧，在过错与违法性的关系问题上也未尽相同。[5]但在抛掷物责任中，其他被课与责任的业主虽然并不能逃脱嫌疑，但很难说他们是有过错的，因为他们并未实施任何不当行为。如果非要说他们有过错的话，他们的过错也许仅在于，他们与某一个如此不负责任的邻居住在同一栋或者同一层楼的同一侧，而更为糟糕的是，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这个粗心甚至是素质低下的邻居是谁。进一步说，在事发之前，即便其他业主知道自己的邻居是素质很差的邻居，他们也不享有任何禁止该邻居乱扔抛掷物的权利，因而也就不存在任何防免的可能性。当然，如果事前某一主体有义务禁止业主乱扔抛掷物，则在发生抛掷物致人损害的场合，可以认为该主体未尽对他人的保护义务，受害人可以此为由对其提出赔偿请求，此时不存在抛掷物责任的适用问题。也就是说，抛掷物责任问题的提出，本身就意味着受害人不能向一个明确的、单一的主体来提出赔偿请求，且业主之间相互不具有监督、制约的可能性。

漏洞补充势必涉及法律价值与逻辑的协调问题。对法律漏洞的补充不能不顾及法律的价值，因而补充法律漏洞的过程也是一个价值判断、价值衡量的过程。但法律的价值不是外在于法律体系的，因为概念本身就承载、储存着价值，所以不能将基于概念而进行的演绎视为“纯逻辑”的演绎过程。但是过分注重外在概念的推演，而忽视概念所承载的规范功能，可能会导致概念的“自价值剥离”，[6]从而产生与立法者预期目的相反的结果，这就是概念法学之所以被诟病的根源，所以有了所谓的利益法学、目的法学对其的纠正。但这种纠正应理解为是一种辨正的否定，而非全盘否定，也就是说，是在注重法律的逻辑体系的基础上，尽可能结合法律的精神或价值来解释或适用法律。这就意味着，价值判断是内在于概念体系的，某种价值也只有当它能与某种逻辑结合，融于既有的概念体系之中时，才能获得真正的认可，具有生命力，狭义的法律解释、漏洞补充概莫能外。以共同危险行为为例，法律保护受害人的政策当然是共同危险行为人承担责任的价值上的根源，但光有此还不够，所谓“苍蝇不叮无缝的鸡蛋”，如果共同危险行为人不具有可归责性，那么为什么是要共同危险行为人而不是其他人承担责任呢？

这就有必要进一步探究作为损害赔偿法的基础的原理。某人遭受了损害，为什么要他人为其承担损害？在这里，首先需要树立这样的观念：在侵权法上，撇开社会救济、国家福利的考虑，原则上人们需自担风险，而将所受损害移转给他人是自担风险原则的例外。也就是说，在侵权法上，并不是每一种损害都是可以获得救济的，尤其是并不是每一种损害都可以请求（特定的）他人给予赔偿的。正是因为如此，所以，法律规定了侵权法的构成要件，并原则上要求受害人对其予以举证，只有在侵权人的行为符合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并且受害人能够举证时，才能对侵权人施加某种民事责任。此时，损害的移转，是因为侵权人具有可归责性。在一般侵权行为场合，此种可归责性是过错；在危险责任场合，此种可归责性是责任人对危险的可控制性或从危险中获利。共同危险行为场合，基于对共同危险行为的不同的认识，或可认为参与危险行为即可推定为有过失；或可从危险责任的角度加以解释，但这都不影响可归责性本身的存在。这样，侵权法的价值在可归责性中获得了逻辑上的合理性。但在抛掷物责任场合，对其他业主课与民事责任，其逻辑依据不足，难以令人信服，理由已如前述。

让我们进一步检讨存在于我们头脑中的所谓“优先保护受害人”的政策性理念。通说认为，随着近代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化，民法越来越注重对公平正义的维护，更加注重实质正义，注重对弱者的保护。在侵权法领域，出现了诸如过错客观化、过错推定或严格责任、公平责任等现象，这一切都是基于“受害者往往是弱者”的基本认识，体现了“优先保护受害人”的法律政策。上述说法诚为有理，但需要明确的是，“优先保护受害人”不是绝对的、不需条件的。如前所述，将受害人的损害移转给他人是自担责任的例外，因而他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应以其具备可归责性为前提，“优先保护受害人”的说法即便可以成立，也不过是意味着移转责任的可归责性要件的放松而非彻底放弃，过错的客观化、危险责任的出现无不体现了这一点。客观过错相比于主观过错，虽然更利于受害人举证，但它并没有从根本上否定举证责任的承担；在危险责任场合，对行为人的道德责难性虽然已经淡化甚至淡出，而对受害人补偿的成分更强，但这也决非意味着对责任人可归责性的放弃。总之，只要承认移转责任（即由他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是作为自担责任的例外情形存在的，那么“优先保护受害人”的政策再强调也不过是自担责任原则所体现的行为自由价值的例外情形，是第二位的价值。质言之，如果说“优先保护受害人”的政策体现的是实质正义，自担责任所体现的是行为自由、形式正义，那么实质正义只有在其是作为形式正义的扬弃的场合，才具有合理性，才是可以理解的。而扬弃本身意味着“优先保护受害人”的政策本身并非侵权法的基石，行为自由本身才是更为基本的。

保险尤其是责任保险加以分散，由多数人分担。责任保险制度虽促进了严格责任的产生，[7]但能否说责任保险决定了严格责任的产生，从而得出“侵权行为法的危险分担法趋势”的结论？不可！且不谈此种所谓的趋势对传统的一般侵权行为是否适用，即便是通说所谓的基于危险分担机能而产生的危险责任，依王泽鉴先生的论述，也只有在“内部化”后才能分散损害，而内部化的依据何在？还是可归责性的问题！虽然作为一种制度设计，损害在事后能否加以分担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但从逻辑上看，决定从事危险作业的企业承担严格责任的依据仍是其具有可归责性，因而损害移转功能在严格责任场合也并没有被损害分散功能替代。至于第二步的所谓的转嫁功能，笔者未作深究，但此种转嫁是必然与危险责任相连还是仅与企业作为责任主体相连，以及转嫁是否真的存在，笔者仍持怀疑态度，鉴于本文主旨，不予详述。总之，危险分担较之于损害移转是第二位的、补充性的，因而所谓的“侵权行为法的危险分担法趋势”是不存在的。在抛掷物责任场合，首先仍要从可归责性的角度寻求可归责的责任人，而不能径行去寻找危险分担人。有人或许会以共同危险行为为例加以反驳，但在此场合，已如前述，共同危险行为人是存在可归责性的，其责任的承担是可归责性与责任分担共同作用的结果，决非仅是危险分担作用的结果。

综上所述，笔者以为，法律上的价值只有内化为某种逻辑后，才具有正当性。与此相对，也只有从逻辑体系的角度着眼，才能得出正确的价值判断，切忌想当然的进行判断。

四：关于公平责任的思考：代结语

虽然无法为抛掷物责任寻求一个合理的逻辑起点，但同情弱者的朴素的法律良知与情感，自觉或不知觉地在驱使着我们的民众以及部分法官、学者，使其基于公平的理念作出了由相关可疑业主承担责任的判断，此时，其理论依据是所谓的公平责任。对此，我们不禁要问，在侵权责任中，是否存在外在于可归责性的一个独立的公平责任？毫无疑问，法律应追求公平正义的价值，不追求公平正义的法律，甚至不能说是真正的法律。但如前所述，良好的立法，必定是价值与逻辑的结合，价值借逻辑获得体现，也就是说，公平正义的理念借助于具体条文而得以体现。在侵权行为法中，导致责任移转的只有可归责性，责任人具有过错或控制危险或从危险中获利具有可归责性大体应无疑问，但在所谓的公平责任场合，“责任人”并无任何可归责性，因而令其承担责任仅仅是出于一种外在于责任移转逻辑的公平理念。从这个意义上说，公平责任并不是与过错责任或无过错责任（危险责任、严格责任）相并列的责任，而是基于公平的理念或原则而产生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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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医疗侵权 医疗服务合同 过错赔偿 责任归属

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problems about medical tort， the current law has many scholars are studying. In the policy of our government are also actively promote the medical reform， its primary purpose is to make you sick can see， sick， sick can cure to afford. The current medical tort cases are mostly concentrated in the decision the responsibility， especially a medical institution party's responsibility， rational decision responsibility is to solve the medical tort disputes， only do important procedure fairness， impartiality， the next step fault compensation to make.

Medical tort compensation case is complicated， it is not only related to medicine and law of the cross area， and if the judgement inference， a slight deviation light is cannot make victims get due protection， but also both sides a fair， more will make two groups opposition， sharpened contradictions. We now this kind of "diversity" way to settle disputes the authority of the lack of overall， especially about compensation， and therefore must be timely to establish a strict compensation system， will both sides of the fault situation and whether it involves compensation do a definition.

Keywords： medical tort medical service contract fault compensation responsibility

一、 现阶段医疗侵权状况之背景

我们任何一个人的生活都会与医院产生联系，承担着救死扶伤重任的医院本来应当是一个挽救生命于水火的纯净之地。令人遗憾的是，现阶段，纷繁复杂医疗纠纷成为社会生活当中的一大问题，我国学理界的通说是将医生对患者的诊治中所构成的法律关系界定为一种服务合同，即为医疗服务合同，这种说法在实际的操作中存在很大的隐患。一方面，将医疗合同定为服务合同使得很多的患者的诉权无法得以实现，无奈之下只能通过人身侵权的问题提讼来进行解决，而作为医院这一方，患者与医院的交涉，迫于医院的压力无法得到实际的补偿，与此同时，对于医院来说，在确实不存在过错的情况之下，迫于缩小其所带来的消极影响以及医院的声誉的维护等方面的原因往往试图以相当数额的金钱息事宁人，当医院确实存在着没有过失的情形时，患者由于自然的原因（例如并发症、或本身体质较弱）死亡或病症进入晚期，如癌细胞已经扩散等造成的必然死亡或造成某种损伤的时候，医院出于同情等人道主义因素，面对这样的死伤者家属，多数皆不得不放弃自身的权益而对其家人予以补偿。作为医生在没有医院保护之下，独自承担着道德、职业前途等方面的损失，还要受到患者家属对医生家属的骚扰和人身侵害，我国曾多次发生此类案例。患者本身作为弱势群体，自身权益在大多数情况下无法得到保障，这种社会矛盾将会损着社会的发展会越发突出，

本文的拟从服务合同这一基本原理入手，对于平衡医院、医生、患者之间的权利义务和责任归属做一个简单的评论，希望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这一社会冲突和社会矛盾，为大家提供一点意见和建议。目的在于呼吁在医疗侵权纠纷发生时，能够平衡医院、医生与患者或患者家属之间的权利义务，做到权责明确，定分止争，重要的是就患者一方所提出的索赔能够在立法上予以规制，确立相对统一的标准，从法律的角度来化解双方在纠纷发生时由于不理智而造成矛盾进一步激化的局面，维护双方的基本权益。

二、关于本论题国内外的研究现状

我国著名民法学家，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杨立新教授在一次题为“医疗事故侵权责任”的讲座中提到对于医患之间的的法律关系界定问题。他认为医患关系的基础是医疗服务合同关系，医疗纠纷的基础是医疗服务合同。医疗纠纷的性质具有双重性，既具有违约责任性质，也具有侵权责任性质，构成请求权竞合。同时，杨教授认为在医疗机构和患者之间的利益平衡方面，应该小心翼翼的寻找一个利益的最佳平衡点，给医院太多的责任是不对的，给责任不够也不对。比如说，象这样签字之类的事情，责任应该是很大的，但是又存在一个问题，如果给医院过多责任的话，就会造成绝大多数患者的侵害。这种规避风险的成本最终还会转嫁给患者身上，因为羊毛还是出在羊身上。

我国民法学者王利明教授曾在其发表的论文中谈到对于一次美容手术的失败，患者提讼要求赔偿，适用侵权责任法或合同法会导致不同的结果，尽管该案中存在医疗合同关系。但长期以来，司法实践一直将其作为侵权案件处理，并要求按医疗事故进行事故鉴定。

再俯瞰整个美国侵权法体系，我们不禁会惊奇地发现，过失侵权行为当之无愧的才是美国侵权法体系中最具代表性、最值得寻味同时理论形态也最为精细的一个组成。过失侵权凭借着工业大革命的东风，乘载着讲求灵活与实用，旨在恢复社会正义的现代侵权法的思维路线，成功取代了故意侵权长期以来在侵权法审判实践中的主流地位，一改古老英国法以令状为基础的僵化的救济模式，独辟出一条充满荆棘的博弈之路。

过失侵权作为一种单独的法律责任最早被适用于一些公共服务性的行业，比如大众承运人、旅馆服务员、外科医生等等。这一类人被认为既拥有一定的专业技能，又面向社会公众提供普遍的服务，从而使得公众对于他们的行为自然而然产生安全与质量上的期待与信赖，因此当他们出于非故意的原因未能提供符合专业水准的服务并伤害到顾客的利益时，过失侵权责任的承担也就在所难免了。当然，与此同时这也就为一些新兴抗辩事由的出现提供了契机，如自冒风险、原告过失以及同工原则，从而对整个过失侵权法理论体系的良性发展起到了某种有益的制衡作用。

1939年《美国侵权法重述》（第一版）一书的问世，标志着以过失侵权责任为主体的现代美国侵权法体系的最终稳定与成熟。由此可见，在美国医疗侵权是属于过失侵权范畴的，因此，我们在对医疗侵权加以讨论时，势必不能偏离过失侵权所设定的行为基调。

三、本文主要观点、重点及难点

本文通过从合同违约以及侵权等法理分析入手，联系《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行为法》（以下简称《侵权行为法》），结合我国当前在医患纠纷中使用的解决方法方面存在的缺陷和不足，提出个人的一些完善性的建议。

本文的主要观点体现在以下几点：

首先，联系我国现行《侵权行为法》，笔者发现，《侵权行为法》针对医疗赔偿方面的条文规定甚少；并且，还存在对于医疗机构与患者之间关于医疗过错的规定不尽合理的问题。例如：我国（侵权行为法）第六十条规定：“患者有损害，因下列情形之一的，医疗机构不承担赔偿责任：

（一）患者或者其近亲属不配合医疗机构进行符合诊疗规范的诊疗；

……

前款第一项情形中，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也有过错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然而，作者在对大型医院医患诊疗案例的调查实践中，发现有不少的患者在通过非专业途径了解关于自身疾病的某些“诊疗方案”，之后再通过熟人介绍去找专家，而在看病时却总是拿自己从别处掌握的“诊疗方案”在于医生进行“博弈”，大有测验医生专业水平的意味，仿佛是两个内行在探讨病例。更有个别患者及其家属要求医生在治疗中做出百分百治愈的这种违背医疗科学规律的承诺。如此等等的情形已经让我们的医生深切的感受到：这个患者根本不信任我，要么拿别人的诊断结果与我争辩，或是提出不切实际的要求，他是否真的诚心想找我看病？！试问，这样的情况下，医生的治疗要如何进行？其中的过错有从何谈起呢？

其次，关于医疗事故鉴定方面，由于原告、被告以及法官三方对于医学知识和法律知识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欠缺，在案件审理的过程中就有不可避免的内在缺陷。而法官如何在这些双方似乎对立的证据中明细各自的责任。另外医疗事故鉴定结论在医疗服务合同的纠纷中和判断医疗医疗事故所引发的人身损害的赔偿中所起到的作用也是不同的。针对当前的医疗事故鉴定的方式存在多种问题的现状，本文也将用较大的篇幅来进行论述、分析以及提出一些作者认为可行性的建议。这也是本次毕业论文的一大重点问题。

在人身损害鉴定赔偿的问题上，通过对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的张新宝教授撰写的《人身损害鉴定制度的重构》一文的阅读，我们已经知道我国现行的人身损害鉴定制度存在性质繁多、主题繁杂、管理混乱等问题。而司法实践中目前医疗事故鉴定则处在了一种尴尬的境地，出现了严重的公信危机。医院一方努力将《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纳入医疗事故鉴定的轨道，而患者一方则将此视为“陷阱”，它一度成为恶化医患双方关系的导火索，诸如此类。今后要重构一个怎样的鉴定制度体系是一个焦点问题。

再次，提到医疗事故鉴定就会涉及证据的问题。许多的纠纷实际上本不会发生。令我们感到遗憾的是，许多病人家属前脚刚在手术同意书上签字，后脚在发生术前谈话所讲的可能的并发症而引起病人死亡后和医院闹，认为医生没有尽力医治。现在的情况是：患者无法证明医院有过错，而医院却也拿不出确凿的证据患者的质疑，因为口头证明和术前同意书不能形成所谓的证据链条，但结果是病人确实死在了手术台上或是术后若干天内。医院的结果是给那些患者家属“抚慰金”，谁对谁错不了了之。这绝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必须尽快完善证据制度，使得整个医疗过程力求清楚明白、没有死角，责任到人。

本文的难点在于面对当前牵涉到医疗纠纷诸多法律例如的《侵权责任法》、《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等，然而这些法律却没有在现期阶段真正起到维护当事人双方切身利益的作用。而如何将这些法律予以重构，建立健全这一领域的理论与实践紧密契合的司法体制，是法律学者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四、思路及逻辑

作者拟从合同法意义出发，以法理作为切入口来讨论对医疗合同的理解认知和近年来医疗行业的相关违约索赔问题。

首先，作者将从法律专业角度明晰对医患之间的关系做一个定位，由于绝大多数学者认同将医患之间的关系认定为医疗合同关系，那么，我们要讨论的就是，如果再去细分，医疗合同究竟属于哪一类合同？

本文分两种性质来讨论，笔者认为从医师的诊疗本身来说它应当是一种是医疗技术服务合同，那么就从医疗技术服务合同的一些要件来证明。所谓技术服务合同是指当事人一方以技术知识为另一方解决特定技术问题所订立的合同。而技术服务合同，是指当事人一方以知识为另一方解决特定技术问题所订立的合同。

技术服务合同具有以下特征：第一，合同标的是解决特定技术问题的项目。第二，履行方式是完成约定的专业技术工作。第三，工作成果有具体的质量和数量指标。第四，有关专业技术知识的传递不涉及专利和技术秘密成果的权属问题。

其次，是关于技术服务合同所引出的违约索赔问题。我们如果将医疗合同纳入医疗技术服务合同的范畴，从文章写作目的出发，必然就要涉及索赔的问题。

这是我们所做的一种分析，但目前学界有不同的说法，除了上文所提到的服务合同说，还有承揽合同说、委托合同说和雇佣合同说等其他的定性。例如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的周榕，作为医务部门的人员，长期从事处理医患矛盾，他认为对医疗服务合同的性质应当从整体把握，将其视为由委托（特别情况为承揽）、买卖、租赁等部分组成的混合合同。我们同样要进行甄别。

再次，在进行上述的定位之后，我们要讨论的就是关于医疗服务合同中对于责任的归属和人身侵权的相关问题。2009年笔者曾以医疗过失中的归责原则为题撰写了本科毕业论文，但鉴于当时《侵权责任法》尚未问世，部分学术概念模糊，并且有字数要求，无法展开论述，故不论研究范围、系统性或是深度都有大的欠缺。此次在硕士论文中将从合同及侵权两法入手，结合司法实践，提出本人的一点见解。

第四，在医院对于医疗服务中有过错并导致患者出现损害的情况下，就需要启动医疗事故鉴定，这也是我国现今处理医疗事故的一般性程序，其鉴定结论也是日后在医疗侵害诉讼中会被法院采纳的重要证据之一。我们在这里将就医院医疗事故鉴定程序立法、被侵害人诉权保护的程序立法、对于医生保护和医院名誉的实体法（特别是对于近年来新闻媒体方面侵害或者变相损害医院、不客观理智的丑化医生形象的侵权）这几个方面来进行论述。

上文中提到只有在诊疗过程中力求责任清楚明晰，才能切实做到定纷止争。那么我们如何做到呢？这里面涉及到多方面的问题，包括医生在手术中如何为能够证明自己的诊疗没有过错，开的处方有否存在严重瑕疵；护士如何证明自己在送药和打针的过程中没有失误。还有一点也是重点，患者及其家属在诊疗过程中是否有不遵医嘱、任意停药或未通知主管医生擅自离院导致病情中途复发造成伤亡。

另有一点，建议医院今后利用现在的高科技为手术，尤其是术前家属存有疑虑的手术保存现场录像。若日后产生纠纷，这不仅是医生为自己准备的有利的证据，也是法官判定责任归属的重要参数。

张新宝教授在他撰写的《人身损害鉴定制度的重构》一文中对于涉及到医疗行为、交通事故、以及食品药品缺陷等事件中发生的对于人身损害的鉴定，曾写道：“在人身损害赔偿诉讼中，由交通事故和医疗行为引发的诉讼占相当高的比例，多数损害都离不开人身损害鉴定。但遗憾的是，目前我国人身损害鉴定存在诸多的弊端，严重影响到案件事实的查明和侵权纠纷的解决，在此情况下，亟需对现行人身损害鉴定制度进行重构。”

看到张教授的这篇文章，令笔者深受启发，尽管意识到我国的鉴定体制存在着缺陷，但对于人身损害鉴定的重构所需要的完善性建设，由于理论水平所限，不能够做到如张教授那样的深入具体。通过进一步的学习和探讨，在正文中也将对此问题谈出个人的观点。

最后，针对我国现行《侵权责任法》中的不完善之处提出一些建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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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崔建远：《论归责原则与侵权责任方式的关系》.《中国法学》：201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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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J60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4）03-0286-01

地处河北省东北部的秦皇岛市，拥有上万年的人文历史。深厚的文化底蕴孕育了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中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占据了很大比例。随着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古老的民间音乐文化资源逐渐脱离现代生活，如果不及时采取措施加以保护，这些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必将成为历史永远脱离人们的视野。

一、秦皇岛音乐类非物质文化资源概况

秦皇岛市丰富的民间音乐文化资源主要包括昌黎地秧歌、昌黎民歌、昌黎皮影、满族寸子秧歌、青龙猴打棒、青龙皮影戏、抚宁鼓吹乐、抚宁太平鼓、北戴河的任家班鼓吹乐、山海关喇叭等。目前，一部分民间音乐文化资源还有演出的空间，但多数都由于生存环境的变化，已经逐渐脱离人们的视线，如果不加以保护，迟早会淡出现代生活。

二、音乐类非物质文化产业化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使音乐类非物质文化实现产业化发展，并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成功的。在产业化发展过程中，存在诸多现实问题需要一一解决。

（一）民间艺人缺乏产业化发展意识。民间音乐文化的传承人主要是民间艺人，由于民间音乐文化多在民间传播，民间艺人多数不具备产业化发展的意识，要将民间音乐文化引上产业化发展之路，需要民间艺人扭转陈旧观念，针对现代社会人们的欣赏需求，创新传统音乐艺术的表现形式和发展思路，同时也不能失去原有的艺术精髓。

（二）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化相关政策尚不完善。作为区域经济的重要方面，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文化产业的重要内容已经引起了秦皇岛市各级政府的普遍重视，但是针对音乐类非物质文化产业化发展的相关政策还不够明确。作为民间音乐文化资源，如果缺乏政策扶持，很难顺利实现产业化。

（三）针对音乐类非物质文化的投入和开发力度不够。对于还处于产业化发展初级阶段的音乐类非物质文化来说，投入力度大小直接决定着其是否能够得到充足的发展资本，而充足的资本则是一个新兴业态顺利发展的关键。目前，秦皇岛区域的音乐类非物质文化产业发展上需要有关部门给予足够的资金和政策支持。

另外，秦皇岛区域丰富的音乐类非物质文化资源多数还没有被开发出来，这些散存在民间待开发的音乐文化资源造成了资源的闲置和浪费。

（四）音乐类非物质文化的市场空间还有待进一步拓展。虽然秦皇岛的音乐类非物质文化资源非常丰富，并且具有独特的风格魅力，但是不少民间艺人仍然过着贫困的生活。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民间艺人市场意识薄弱，不会将资源转化为商机；2、缺乏系统的组织机构，没有一个带头人将本地的民间音乐文化表演组织起来，打开市场；3、政府对于民间音乐文化的市场开发不够重视；4、民间音乐文化主管部门的宣传力度不够，当地丰富的民间音乐文化资源没有得到外界的充分认识；5、当地缺乏统一的规划和协调机构，没有形成针对民间音乐文化市场的宏观调控措施；6、有文化产业经营管理经验的人才又不懂民间音乐，复合型人才相对较为匮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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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云计算，是近年来新兴的一种信息应用方式，是由用户、分布式服务器和数据中心经由互联网组成的系统。分布式服务器和数据中心由各种网络服务商提供，被许可的用户可以从世界任何地方经由互联网访问并运用储存的信息。与传统信息应用方式相比，云计算最大的特点在于信息的存储与调用方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云计算所依托的数据和信息不是基于个人电脑的存储，而是由互联网所连接的远程数据库。云计算系统根据用户的指令按需调用信息资源，通过网络将分布在不同位置的硬件、软件等资源集中起来组成虚拟主机供用户使用。

但必须注意的是，云计算在带来信息共享极大便捷的同时，一旦被犯罪分子利用，其所造成的社会危害也将被放大。同时，由于云计算的虚拟化与动态化特征，导致犯罪行为很难与某一特定的物理空间形成直接、必然的联系，使得一旦发生严重侵权构成犯罪时，难以明确其犯罪地。

例如，用户如需在线观看电影，云计算系统根据用户指令向若干分布于不同地域甚至不同国家的网络设备寻找该视频作品，然后按照某种算法或网速快慢从这些网站上分别获得该视频某部分或片段，加以排序或重组，再传递到用户设备中。此种情况下，用户所在线观看的视频并非来源于某一个网站而是若干网站，其中既可能有来源合法的，也有侵权的，或者全部片段都涉嫌侵权但分布在不同网站上。虽然目前尚未出现此类型的严重犯罪，但随着云计算的大规模广泛应用，必须重视云计算环境下知识产权的刑事保护。

云计算环境下信息的存储与调用方式的变更虽然对侵犯知识产权案件的地域管辖提出了新挑战，但并不意味着云计算环境下犯罪行为完全无迹可寻。由于云计算系统中的活动依赖于多台连接互联网的计算机，而每一台计算机都有唯一的网络空间地址，即IP地址。由此可以通过确定犯罪者进入的IP地址，找到所在服务器的地理位置，从而为云计算下侵犯知识产权犯罪行为与现实物理空间建立对应的地域联系，并由此确定其地域管辖。同时，尽管技术新颖，形式多样，但本质上云计算服务提供者仍然属于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范畴。按照其服务种类，云计算服务提供者可以划分为提供基础设施的服务者，提供平台的服务者和提供软件的服务者三种类型。

提供基础设施和提供平台类型的云计算服务提供者通常并不直接提供作品、音像制品等，而是为用户提供信息存储、服务器、操作系统、搜索、链接、传输等中间服务，一般不承担直接侵权责任。但如果知道用户利用其服务侵害他人知识产权，未采取必要措施的，与该用户承担连带责任，情节严重可能构成犯罪。其中，“知道”的主观状态包括“明知”和“应知”，即云计算服务提供者自行知道或经通知知道用户利用其服务侵害他人知识产权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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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警察肩负着维护交通秩序,预防和减少交通事故的重要职责,每天都要直接面对众多的交通参与者。近年来,在道路交通管理中妨碍公务行为日趋严重,拒绝、妨碍交通警察执法的情形屡见不鲜,威胁、围攻、漫骂、甚至殴打、伤害交警事件也时有发生。因此,分析妨碍交通警察执法行为发生的主要原因,并对妨碍交警执法行为的预防措施进行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它有助于确保道路交通管理工作的顺利进行和交通警察的人身安全。

一、妨碍交通警察执法行为的认定和产生原因分析

按照我国现行法律法规,交通警察执法行为是指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及其交通警察将有关道路交通管理的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到具体的公安交通管理行政相对人,并直接产生法律效果的行为。而妨碍交通警察执法行为,则是指行为人拒绝、阻碍交通警察执行职务的行为;拒绝,是指行为人拒不服从交通警察的指令;阻碍,是指行为人不但不服从交通警察的指令还采用暴力或者非暴力手段干扰交通警察执法的行为。

在道路交通活动中,下列行为均属妨碍交通警察执法公务行为:

(1)在道路交通管理活动中拒绝、阻碍指挥疏导的;

(2)在道路上拒绝、阻碍对违法行为进行纠正处理的;

(3)对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发生法律效力的拘留、吊扣、吊梢机动车驾驶证处罚裁决拒不执行的;

(4)拒绝、阻碍公安交通管理人员依法暂扣车、牌、证和有关证件、物的;

(5)交通事故发生后一方当事人违法扣留另一方当事人车、牌、证件、人员、货物的,不听从事故处理人员劝阻的;

(6)违法者、交通事故责任者拒绝传唤或家属、亲朋等阻碍传唤的;

(7)对正在依法执行公务的交通警察进行困攻、漫骂、殴打的;

以上几种情况在交通警察现阶段的执法过程中均时有发生,特别是前4种行为出现尤为频繁,对交通警察的正常执法造成了严重影响。上述行为的产生是受多方面因素影响产生的,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主观因素

从主观方面来看,一是交通警察整体专业知识水平不高,虽然目前全国公安队伍中,民警的文化程度有了很大提高,但真正具有交通管理专业、法律专业学历的民警却只占一小部分,大部分人在工作中无法有效做到文明规范执法,而且由于培训不及时,覆盖不全面,导致部分民警对新颁布、修改的法律、法规了解不足;二是少数交通警察在交通管理业务工作中执法随意性较大,重实体、轻程序,不按法律原则办事,以言代法、以罚代教、以罚代刑时有发生,有时不能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严重破坏了法律的严格、公正性;三是基层交通警察的安全意识、自我保护意识不强,有些交通民警有麻痹大意思想和侥幸心理,执勤时行为不够规范,有时较为随意,警惕性不高;四是警力不足的问题仍然十分突出,受限于交通管理部门人员编制、人员流动机制等原因,在基层交通管理部门警力不足,或者说一线执勤警力不足,队伍老龄化问题严重。在基层警队,除去领导及各种内勤、窗口等二线人员以及高龄、病休人员,能够参与一线路面执勤的民警只占一小部分,但要承担最繁重的工作,因此很多地方使用协勤人员甚至临时人员直接参与执法,导致执法不规范的现象增多。

(二)客观因素

从客观方面讲,一是部分群众法制观念淡薄,不能够清楚的认识自身的权利和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等相关法律颁布施行后,由于宣传力度的不足等原因,造成群众对执法活动的理解不够,遵章守法意识不强,对违反交通法规的行为所应负的责任和义务认识不足,有的群众分辨不清情与法的关系,从同情弱者的角度出发,片面同情被处罚人,使交通警察的执法活动无法获得足够的支持;二是较差的交通安全意识和个人素质,一些人在交通出行过程中只关注自身利益,缺乏公民意识,只片面强调权利,不愿接受管理,没有公正心和正义感,只要触及自身利益,则认为是警察找事,而不是在维护他的人身安全,有的甚至辱骂、攻击民警,有些围观群众不但不制止,还集体起哄,煽风点火;三是缺少必要的法律保障,我国法律对警察执法的保护主要体现在《刑法》、《警察法》、《治安管理处罚法》、《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法规中,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国执法环境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现行法律对警察执法的保护作用显得有些不足。

(三)体制因素

从体制方面来看,一是目前部分基层交通管理部门只在工作部署和业务管理上接受上级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的指导、监督和检查,在办公经费、人事任免等方面接受当地公安机关党委领导,基层交警部门在此种管理和领导机制下,在一

定程度上对交警执法工作的正常开展造成了影响,容易出现执法工作缺乏系统的组织领导和安排部署上级命令执行困难、交警支队培训得不到充分支持和保障使交警的职业教育培训组织培训流于表面,得不到很好落实等问题;二是长期以来,公安机关在对警察教育过程中,过多地强调了警察的责任和义务,否认和忽视了其正确行使权利的教育,这种重义务、轻权利的片面性教育,造成民警对自我保护的权利认识不足,加大了妨碍交通警察执法行为的发生。

二、妨碍交通警察执法行为的预防措施

面对日益恶化的交通执法环境,应从立法上、保障上、宣传上等多方面采取切实可行的针对措施,提高全社会的守法意识,严厉打击妨碍交通警察执法行为,保障广大交通警察的执法权益,维护法律尊严。

(一)完善法律法规,从根本上为交通警察执法行为提供法律保障

应当在现行法律的基础上,参照国际通行的对警察执法遇到威胁时赋予警察强力自卫权的做法,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内容进行修改、完善,或者研究制定全新的《警察权益保护法》等针对性法律法规,明确赋予人民警察更大的执法自卫权,为民警正常执法提供充足的法律保障,并刑法中将警察与一般国家工作人员区别对待,当警察受伤害时,对加害警察的犯罪分子予以重惩。其次,应当充分重视警察工作的特殊性和危险性,建立和完善警察权益保障机制,加大对警察因公受伤、致残甚至牺牲的补偿和抚恤力度,提高相关待遇。

(二)加强对交通民警的培训力度,形成长效机制,提高队伍整体素质

在现有培训工作基础上,采取集中、分散、轮训等多种方式,进一步加大对交通民警培训、教育力度,有针对性的强化实战技能,要形成长效机制,最好定期采取脱产的方式,保证每名民警的学习时间,使民警增强学习意识,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主动提高自身的理论水平和文化修养。通过培训,使多数民警做到业务精通、法律精熟、技能精湛,在面对人民群众时,能够晓之以理,与执法对象良好沟通,使其能够相互理解、主动配合,在遇到突发事件或拒不配合的情况时,能够沉着冷静、机智,果断地采取有效措施保护自身安全,维护法律尊严。

(三)完善法律法规的普及和宣传机制,增强执法透明度

进一步加大对现有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力度,提高群众的法制观念,使群众熟悉法律法规,了解执法程序,在明白自身享有权利的基础上,明确自身应当履行的义务和违法所要承担的责任,从而理解民警执法的现实意义。在宣传手段上可以采取多种方式,例如通过与属地机关、企事业单位、学校、社会团体的联系,通过对单位相关人员的交通安全教育,形成长效机制,产生示范带动作用,逐渐提高道路交通参与者整体的安全意识和守法意识。

(四)规范执勤执法行为,争取群众理解

加强交通民警执法规范化建设,使民警端正执法思想,从思想上明确为谁执法,为谁服务的问题,打牢思想基础,从规范值班、值勤、出警、执法等每个环节入手,切实做到严格、公正、文明执法,努力营造公平、公正、公开的执法环境。完善培训考核机制,使民警熟练掌握交通管理法律法规,牢固树立依法办事的观念,掌握法制信息、动态,不断提高依法行政能力,在执法工作中做到以法服人,执勤执法注意严格依照程序,对待群众主动热请服务,自觉接受群众监督,从而获得群众的理解和信任。

(五)规范警务、勤务活动,增强自我保护意识

要严格按照《人民警察法》中“人民警察依法执行职务,受法律保护”等规定,支持民警在职权、义务和权限范围内履行职责;要以对党、对人民、对民警负责的态度,高度重视民警的维权工作;要积极争取当地党委、政府的支持,不参与任何超出法定职权范围的警务、勤务活动,避免激发党群关系矛盾,影响警民关系,损害党和政府形象。交通警察只要是依法行政,就应理直气壮,要不断提高自我保护能力和技巧,提高自我安全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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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教务处组织校内各二级教学单位进行了期中教学检查。各二级教学单位从听课、教学大纲撰写、评估发现问题跟踪整改、学生试卷和毕业设计(论文)归档情况、师生座谈会等方面，对教学工作进行了全面检查，现将检查情况总结如下：

一、教学整体秩序良好

各学院普遍比较重视教学工作，加大了教学管理工作力度。院系领导、青年教师、教学督导按照学校要求开展听课。多数教师能够在开学初向学院提交教学大纲，一些学院建立了院系两级审核制度。对上学期评估中发现的学生试卷和毕业设计(论文)不规范问题，已责成相关教师予以改正。课堂教学方面，大部分教师上课认真，内容新颖充实，教学方法得当，注重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教学辅助环节落实基本到位。

检查中也发现还存在着一些问题。校区上课教师调课率偏高。部分教师对课程教学目标如何与毕业要求相对应理解不到位，教学设计比较空洞。一些课程教学大纲更新不够，没有很好地体现教学改革理念和课程建设成果在教学中的运用。外聘教师教学大纲提交情况不佳。

二、各学院教学工作稳步开展

(一)文传学院

1、一些教师尝试手机终端进课堂，借助互联网技术，开展课前预习、课中师生交互、课后辅导答疑等，丰富教学手段，拓展延伸课堂教学活动。

2、在新生中持续开展青蓝讲坛，开阔学生视野，培养学生的专业素养。

(二)教育学院

1、建立学院督导听课、教学管理人员巡查、学生信息员反馈构建的教学秩序管理网络，确保日常教学秩序稳定。

2、XXXX级音乐系新生举办入学专业技能汇报音乐会，使新生快速进入专业学习氛围。

3、要求高年级学生采风、报告、展演一体化汇报课程学习成果，充分展示学生运用专业理论和实践技能的综合能力。

(三)环建学院

1、制定实践教学大纲模板，完善学院实践环节课程教学大纲，对教学大纲进行院系两级审核。

2、对原化环学院和建筑系的管理制度进行梳理和整合，完善学院教学激励机制，汇编完成《生态环境与建筑工程学院管理制度汇编》。

(四)机械工程学院

1、坚持每周一院系领导、实验中心主任联席会议，讨论并解决教学中出现的问题。

2、部分老师开通微信公众号加强与学生互动，分享学习资源。

(五)思政部

1、开学第一周教师将课程教学大纲提交课程组长初审，然后再提交教学副院长复审，第二周教学大纲全部上网。

2、制定试卷装订情况检查表，重点考察试卷装订的规范性、完整性，考试成绩提交时间等，要求任课教师自查，再小组全面审查，督促教师养成规范保存教学档案的习惯。

(六)计算机学院

1、组织大一各专业核心课程集中辅导答疑，在线答疑与现场答疑相结合，周一到周五每天安排教师团队辅导学生课外学习。

2、制定项目类课程、课程设计教学档案规范;建立教师定期寻访、学生分散实习网上跟踪机制。

三、评估问题整改

针对前期专项评估中发现的一些问题，各学院制订整改措施，积极查漏补缺，进一步规范教学过程。广电专业存在教学设施落后，实践教学档案管理不到位的情况，已起草实验室建设计划到学校相关部门，同时核查整改了实践教学档案中的问题。电智学院对评估中发现的实习过程管理档案不全、实验报告批阅、毕业设计题目难易度不合适等问题进行了整改。经管学院进一步规范了实验室开放管理制度，对校内仿真实训条件不佳的现状，提出了严格选择实习单位，明确实习计划，规范实习指导书，强化学生日常专业写作训练的要求。环建学院建立一整套实习管理规章制度，明确了实习课程档案归档要求，实现了全过程管理，有效地保障了实习质量。

部分学院制定检查表，通过教师自查、系初审、学院复审等多个环节，查找和规范学生试卷和毕业设计(论文)中的问题，针对相关问题进一步完善学院实践各环节规章制度，严格执行质量标准。

问题自查自纠工作报告二

根据通知要求，xxx镇组织人员对去冬今春的绿化工作进行检查，检点为津保路和大广高速两侧种植的树木，同时对各村村内绿化情况进行检查。现将检查结果回报如下：

一、树木成活率

通过加强对去冬今春绿化工作的检查、及时督促各村进行浇水等措施，现在辖区内树木成活率良好，均在85%以上，树木长势良好，其中郭家营村、石家营村成活率超过90%。

二、病虫害防治情况

开春时镇政府统一发放药物，组织各村进行了春尺蛾防治工作，成效良好。气温回暖以来，发现有小范围春尺蛾爆发现象，针对这一情况，镇政府积极行动，组织人员，对发现春尺蛾的千里堤、xxx二村等集中喷洒药物进行防治，效果显著。

三、存在的一些问题

在检查过程中发现有部分村民和工作人员对绿化工作的重视程度仍有待提高。有部分村民存在管种不管养的心态，致使部分地块存活率低于平均水平。

四、下一步工作计划

一是加强病虫害监控。加大对春尺蛾、美国白蛾等病虫害的监控力度，一旦发现后，及时组织进行药物防治，将病虫害的损失控制在最低限度。

二是加强对已植树木的养护和管控力度。在各村明确专人负责绿化树木的养护和管控工作，对死亡树木及时进行补植，保证树木成活率。

问题自查自纠工作报告三

根据省人民政府纠正行为不正之风办公室《关于对部分具有行政执法职能的部门进行重点评议的通知》精神和要求，我队自月日起，结合当前开展的执法规范化建设和“发扬传统、坚定信念、执法为民”“铸造忠诚警魂、树立良好形象”主题教育实践活动，认真开展自查自纠活动，坚持以加强政风行风建设为核心，以强化队伍管理为重点，认真组织，强化责任，广泛征求意见，深入查摆问题，切实改进作风，扎实开展重点评议政风行风自查自纠活动，现将主要情况汇报如下：

一、周密组织部署自查自纠工作

(一)加强领导，提高认识。为了把此项工作落到实处，确保不走过场，大队成立了领导小组，全面负责和部署政风行风自查自纠自改活动。制定了《x大队迎接省纠纷办重点评议方案》，及时召开民警、协警动员大会，使全体民警、协警清醒地认识到此次查摆整改活动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积极认真地投入到重点评议活动中。

(二)开门评警，广纳民意。一是召开廉政监督员座谈会。为切实找准交通管理工作和政风行风建设方面存在的不足，我队采取“自已找，群众提”等形式，邀请辖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客运企业领导、驾驶人与群众等各行业代表召开廉政监督员座谈会，与群众进行零距离接触，广泛征求廉政建设、依法办事、履职效率、管理效能、服务质量、服务环境等方面存在突出问题的意见和建议。二是发放问卷调查。组织民警深入辖区企业、学校等向群众发放测评表。

(三)自我梳理，认真查摆。各中队、股、车管分所按照纠纷办的要求，积极查摆自身存在不足，正视自己的缺点，比较客观的查摆自身存在的不足，并有针对性的提出整改措施及作出工作承诺。

二、分析查摆队伍存在的问题

一是民警法制意识较淡薄。部分民警法律法规知识贫乏，执法水平、业务能力不强，表现在纠正交通违法行为运用条款不熟练，办案证据收集不齐全，工作耐心程序不够等。

二是服务意识不够。表现在路面执法中的文明用语、执勤执法手势不规范，如纠正违法时不敬礼等。

三是个别民警工作责任心不强。个别民警工作作风不够扎实，工作缺乏主动性、积极性，对困难的工作相互推诿或马虎应付，工作效率低，质量不高。

四是少数交通协管员法制意识不强，组织纪律性相对低下，业务技能不精。

五是对个别路段的管控不力。近年来，我县的交通流量不断增加，人、车、路的矛盾日益突出，民警承受着赵来越大的工作压力。由于受警力限制，特别是乡镇道路秩序始终得不到有效管控，乡镇驾驶员交通安全意识有待提高，加强交通安全知识教育。

三、多措并举，边查边改

针对以上存在的问题，我队在对队伍思想状况进行全面、综合分析的基础上，加大管理整治力度，坚持立说立行立改的原则，加强队伍建设和存在的问题整改。

一是加强教育，提高觉悟。以“重点评议”、规范执法和“主题教育”活动为契机，继续加强民警的政治思想教育，牢固树立民警的宗旨意识，做到警钟常鸣，教育不松、力度不减。

二是加强管理，防患未然。实行量化考核制度，加强队伍的管理和监督。认真贯彻落实《公安机关窗口单位服务规定》《交通警察道路执勤执法规范》及《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范》，牢固树立广大民警的宗旨意识、法制意识和服务意识，打牢执法为民的思想基础。同时，要求窗口民警认真贯彻落实好便民利民措施，做到办事文明、说话和气，努力提高人民群众的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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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以及公安边防部队执法执勤职能需要，特别是近年来发生在部队内部一些违法违纪问题，让我们深刻认识到，在公安边防院校开展法律课程，培养学员法律思维，筑牢学员法律基础，提升学员遵纪守法意识对于部队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树立正确的教育理念

（一）注重法律教育与素质教育相结合

培养高素质的边防警官是教员义不容辞的责任与义务。教学中，教员应严格落实 “一岗双责”制度，结合部队安全形势现状，加大对学员遵纪守法和警示教育，强化学员学习落实新条令条例意识，增强学员自我管理、自我约束的能力。应与学员队齐抓共管，注重对学员思想道德素质、文化素质、专业素质和身体心理素质培养，要将“依法治教”与“以德治教”及“以德育人”紧密结合起来。教员应从自身抓起，从关心学员的点滴生活做起，教育学员不仅要做一名有思想、有道德、有理想的合格学员，更要做一名善于学习、善于提高、善于超越自我的优秀学员。

（二）强化职业道德教育，树立执法为民思想

通过法律教育对学员产生理念上的影响，使他们树立正确人权观念和法律至上理念，深刻领会“权力”和“权利”两者之间关系与内涵，使其摒弃特权思想，将爱国爱民、严格执法、廉洁奉公等优良政治品质和职业道德内化为自身的一种信仰，形成一种较为稳定的品格和作风。

二、明确法律教育的角色定位

边防院校法律教育实质是一种职业教育，其目的不仅为学员传授所需要的法律知识，而且让学员全面理解和掌握立法精神，帮助学员树立法律至上的执法理念，追求法律效果、政治效果、社会效果三者的有机统一，从而更好地开展各项工作，更好地实现“爱民固边战略”。

三、科学的教学方法和手段

（一）加大新教员培训力度，确保授课质量

听课、备课、试讲、教学指导委员会测评等一系列考核是新教员正式走上讲台必经程序。要以老带新、民汉结合、专人负责、集体评议等多种方式，为新教员成长创造良好环境并打下坚实的基础，促进新教员迅速成长。

（二）加大集体听课备课力度，提高教学效果

要避免教学中热点难点问题讲不细、讲不透的情况发生，以及对一些有争议问题研究有失偏颇，教研室应建立集体备课的长效机制。通过开展集体备课的形式，集思广益，共同探究便于教员教和学员理解掌握的有效方法。应建立集体听课制度，针对教学过程中方式、方法予以评议，促进教学过程的不断完善。

（三）创新教学模式，确保授课精细化

以往授课由一名教员负责《边防法律基础》的全部课程，课时量大，任务重，存在对各部门法研究不深不透的情况，既不利于教学的开展也不利于教员自身研习和形成教学成果。应根据各个教员专业背景、知识结构、特长爱好进行科学民主分工，采取以部门法的形式进行授课，确保授课更加精细化，追求授课质量的精益求精。

（四）注重理论联系实际，打牢学员执法根基

法学既是一门古老的学科，也是最贴近现实生活的社会科学。教学中要将“党的十”、“两会”法治精神、执法规范化建设等富有时代特征的问题引入课堂，紧密结合基层部队执法实际，通过及时介绍学科的前沿信息、理论动向和执法、司法动态，开阔学员视野，筑牢其思想根基，促进学员学习法律知识的热情，将学员思想上积极性和主动性内化为守法、学法、用法实践中去，为其日后执法过程中规范化、人性化提供强大精神动力，实现法律教学的目标和价值。

（五）突出实践教学环节，增强学员处理问题能力

教学实践是学员法律意识、法制观念、法律素质形成与提高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学员只有通过参加实践教学，才能增加感性认识，才能利用所学法律知识思考、辨析所遇到的实际问题。因此，要丰富实践教学形式，优化实践教学效果。要积极尝试新的实践教学形式，如创建“法律诊所”，鼓励学员充当授课“小教员”，在某些实践教学环节中突破常规，改集体进行模式为分组进行等；要将实践教学进一步系统化，按照不同模块，如将实践教学分模块（课内模块、社会模块、综合模块）、分阶段（法律体验、毕业实习），保证实践教学有计划、按步骤、可持续的进行；要将实践教学效果纳入到学员考核体系中，进一步增强学员参与实践教学的积极性，真正体现实践教学在人才培养中的价值。

（六）完善教学方法，提高授课艺术

古人云：“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教员授课不是单纯地告诉学员某个问题及其答案，而是以各种方法加以引导。因此，教员要将案例式、启发式、讨论式、模拟训练式、情景式等教学方法，合理、科学地融入教学中去，使得教学内容更加系统、生动、形象、有吸引力，使学员的思想认识、分析问题能力、解决问题能力得到有效提高，这样才能使“死”的知识“活”起来，达到教学方法、授课艺术、教学效果的完美结合。

（七）调动学员学习积极性，发挥其主体作用

要改变传统填鸭式授课方式，充分发挥课堂中教员的主导作用和学员的主体作用。使课堂不再是仅由教员讲学员被动学习过程。课堂中要充分发挥“小教员”的作用，请学员发表自己对所学知识的理解、看法。要利用多媒体课件，大力开展视频案例讨论，热点问题辨析，难点问题解析等活动，启发学员思维，调动学员学习热情，促进学员对知识理解和把握。课后，可以以班为单位成立学习兴趣小组，充分发挥班长的骨干带头作用，营造良好学习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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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侦查专业学员所需掌握的知识技能

侦查专业学员所属的普通执法执勤类岗位是公安机关常规的工作岗位，其工作的主旨在于对刑事案件的查处以及对社会治安的防范与管控。

（一）对侦查专业普通执法执勤类学生的培养目标：培养熟悉我国公安工作的方针政策和相关的法律法规，掌握侦查技能并能从事普通执法执勤工作的应用性专门人才。

（二）专业核心能力：本专业学生主要学习侦查专业普通执法执勤方面的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具备现场勘查、一般刑事案件查处、侦查技术与技能等方面的基本能力。

（三）毕业生应获得以下几方面的知识和能力：l.熟悉普通执法执勤的方针、政策和法规；2.掌握普通执法执勤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3.掌握普通执法执勤类业务技能；4.具有独立办案的基本能力；5.掌握查缉、擒敌、射击、驾驶等警察技能；6.会侦查、调查取证、审讯、制作法律文书、运用证据定案、缉捕人犯、网上办案;7.具备做群众工作的能力。

二、构建适应侦查工作需要的办学模式和培养方案

（一）加强公安教育改革背景下的课程建设

1.订单培养模式下的课程建设合作化课程建设合作化体现在学校与公安实战部门双方合作进行课程开发、课程设计、课程实施、课程评价等。要求实战单位较早地介入学校，根据岗位需求，学校与用人部门双方合作，实施系统的课程设置与课程内容开发；对课程的结构、内容、比例和总体课时做系统地安排、调整、更新和改造；按照专业培养目标，合作开展专业教育、教学和培训。将“准警察”职业教育融入到教学过程中，及时传授反映公安工作中的新技术、新理念，使学生较早熟悉公安机关的规章制度和警察文化，强化学生对公安工作的认同感，培养学生的责任感和敬业精神，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等。

2.订单式培养模式下的课程结构模块化课程模块化结构更有利于知识、技能体系的合理构建，有利于高技能人才的培养。课程模块化是将对实现职业培养目标有重要作用的各学科知识，分解成一个个知识点，再将知识点按内在的逻辑整理成相对独立的知识单元，相关单元组合成同一模块，不同模块组合成不同目标的课程，以专业技术训练为主，组织教学内容，着眼于能力的培养。课程设置为“基本素质模块+专业必修模块+选修模块+实践模块”四大模块。基本素质模块是为了提高学生的基本职业素质，课程主要包括思想道德、身心健康、法纪素质等；专业必修模块是为了满足刑事侦查岗位核心能力需要，围绕专业核心能力构建课程体系，主要课程包括必修的专业课程；选修模块是为了拓宽和加深学生的专业技能、增强综合应变能力和创新发展能力；实践模块是为了提高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

3.订单式培养模式下的教学组织形式课程教学应采用灵活的“学校与实战部门合作、师生互动、学用交替”的教学组织形式，以满足用人单位对人才培养的需要。学生在校以理论学习为主、辅之以实验、实训和在公安机关实践，二者交替进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学用结合，让学生在职业训练中学习，在学习中进行职业训练，强化学生技能，增强动手能力，提升职业素质；采取“请进来”、“走出去”的方式，邀请公安机关的业务骨干和行业专家给学生开设专题讲座，传授最新业务知识，开展技能培训，介绍警察文化，组织学生走出校门到公安实战一线去实习、实践。

（二）构建职业能力培养模式

1.知识技能体系侦查能力是公安机关刑事侦查工作中所必须运用的专业技能，是分析犯罪活动和认定犯罪的关键，也是专业性与技巧性都很强的业务活动。从此定义我们就知道侦查学教学培养的人才与传统的公安人才在功能上将有所区别，更侧重的是对侦查学技能的培养。

2.教学方法侦查专业学生的教学以实践教学方法为主，再辅之以其他的教学模式。侦查实践教学一是能提高学生的动手与分析能力，能迅速将侦查技能转化为战斗力。理论讲授解决的是认识问题，实践教学解决的是能力问题。经过精心设计的实践训练，每个学生都能正确进行现场勘验，运用各种方法开展案件的查处。二是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侦查学教学理论来自实践，又指导和服务于实践。如何让学生既打下较为扎实的理论功底又掌握侦查的具体技能，是侦查学教学长期研究的课题之一，侦查教学的实践训练解决了二者的结合问题，让学生在学习期间就提前体验侦查工作，增强学生对侦查工作的感性认识，抽象的理论细化为可操作的具体案件、具体工作，避免了侦查教学的闭门造车、纸上谈兵。

（1）案例教学法。案例教学法就是在学生学习和掌握了一定的理论知识的基础之上，通过解剖具体的案例，让学生把所学的知识运用于相关的“实践活动”中，以提高学生发现、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一种教学方法。案例教学具有培养学生开放式思维方式，锻炼学生的沟通、协调能力，有助于培养他们的团队精神等优点。案例教学为培养侦查学教学专业人才提供了良好的教学环境。

（2）实验教学法。建立侦查学教学实验室，通过基础实验、单项实验、综合实验、研究性实验等实验安排，提高学生侦查技能应用的基本操作能力、对侦查学基本知识的运用能力以及研究创新能力。

（3）情景教学法。情境教学法是教师运用各种教学手段和工具再现课本中所讲述的情境，使学生仿佛置身其中、如临其境的一种教学活动。在侦查学教学中，采用情境教学法，需要教师模拟一个与现实相同或相近的情境（一个案件），为学生提供解决问题的模型（现场勘查、案情分析等），展开与现实问题相类似的探索过程，使学生在获取感性认识的基础上，通过实际操作领会相关知识与理论的运用。#p#分页标题#e#

（4）多媒体教学法。组织教师运用多种软件制作教学课件，运用多媒体的优势，展示实战案例；并定期组织教师集体、相互听课，课后评课、议课，进行讨论，进一步探讨多媒体教学与传统教学方法的互补关系及其最佳结合点。

（5）现场观摩教学法。现场观摩教学是提升学员直观感受的最佳途径，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可与公安实战部门签署合作协议，为开展现场观摩教学活动提供坚实的平台，如让学员观摩审讯、现场勘查等。同时在观摩教学现场，结合丰富的专业介绍，增加学生的感性认识，在潜移默化中消化理解理论知识，使学生增强职业认同感。

（6）网络教学法。在学校校园网站中设“精品课程”栏目，为师生查阅包括侦查学教学课程在内的学校精品课程的教学资料提供便利。也可以在校园网站开设在线测试和在线答疑，为师生的教与学提供坚实的互动平台，开展网上解疑、网上提交作业、网上留言等，实现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间的自由互动交流，提高教与学的针对性和选择性。

（三）构建切实可行的学员能力评价模式

新的能力培养模式要求采取新的能力评价模式跟踪培养效果，评价学生的能力发展程度。传统的考试方法主要是考察学生对知识的掌握程度，而公安工作需要的是具有扎实的专业知识基础及良好的沟通协调、分析判断等能力的侦查学专业人才。传统的考试方式基本以笔试为主，考试内容多是教材中所涉及的基础知识，学生的评价全靠分数，极大地限制了学生个性的发展及创造性的发挥。侦查学教学专业强调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在考试形式、内容上可以更加多样化，在一定比例的笔试基础知识的考核外，主要考核学生的实践应用能力。采用传统的问答式考核与分析研究式考核并重，在考核内容上摒弃死记硬背，重点考察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运用能力。

1.使用“多媒体考试课件”进行“多媒体考核”充分利用多媒体课件的直观、具体、形象表现力强的特点，制作多媒体考试课件，进行多媒体考核。例如：侦查学系列课程里的现场勘查、侦查措施、案件侦查、侦查程序等都可以运用多媒体再现案件进行考核。

2．进行课堂提问法考试、考核课堂讲授式教学是理论教学的基本方法之一，学生是否用心听讲，课堂纪律是否有序，教与学是否互动，都直接影响教学质量，适时进行课堂提问法考试、考核，可起到非常好的效果；同时有利于学生的课前预习、课后复习，及时消化、巩固所学的内容。

3．与实战相结合，采用个性化考核方式针对本课程具有的很强的实践性，摒弃死记硬背，灵活应用所学知识进行案例分析，加大平时成绩尤其是实践能力成绩在总成绩中的比例，如以勘查一个模拟犯罪现场制作现场分析报告来代替闭卷考试，以分析一个案例来代替闭卷考试，因为考核方式的不同，会影响学生学习的积极性，甚至影响学生的学习方向。

三、建设能适应公安教育改革的侦查学教师队伍

（一）建立院校教师和一线业务骨干双向交流机制侦查理论与实践的有机融合实施的关键是教师，因此建设一支既精通专业理论，又通晓实战业务的素质优良的教师队伍是公安教育转轨工作的重中之重。合格的侦查专业教师必须是既有深厚的理论知识，同时又具有实际操作能力的“专家型”教师。从我院的情况来看有相当一部分教师来自普通院校，长期脱离实践，知识陈旧，实践能力不足，因而很不适应警察职业教育需要。要敢于打破师资队伍的稳定性，不断更新教官队伍，因此可根据专业教学的需要，按照公开考试、考核，择优录取的原则，从公安实践部门遴选政治素质高、实践经验丰富的优秀人才，充实公安教育岗位。

（二）专任教师轮换制专任教师经常性地去实战部门实践或挂职，通过具体的公安实践活动，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与实战能力。专任教师下派锻炼的时间一般为一至两年。

（三）聘任行业专家制在侦查专业职业训练教学中，一些课程尤其是实务教学与操作性训练项目还可以从行业专家中聘任，如从公安机关聘请知名侦查专家授课等等。专兼结合加上内外结合，可以优化教师队伍，提高职业教学水平。

四、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更新教育思想和教育观念，着力培养学员的忠诚意识、责任意识、及严格、公正、文明执法意识，着力改革教学方法和训练手段

（一）培养学员的忠诚意识民警的忠诚意识体现在对党忠诚、对人民忠诚、对事业的忠诚和对法律的忠诚上。因此人民警察忠诚教育必须坚持以理想信念教育为核心，以铸就忠诚警魂为根本，以忠于党、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忠于法律的忠诚教育为重点，以思想道德建设为基础，以人民警察全面发展为目标，努力做好人民警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只有这样才能为国家培养政治上忠诚可靠的公安专门人才。对人民警察的忠诚教育要围绕磨砺忠诚的品格、增强忠诚的能力、打造忠诚服务的品牌、营造忠诚的环境方面下功夫.

（二）培养学员的责任意识所谓责任，是你的行为对别人的事情有因果联系，通过你的付出给别人带来一定的利益。一个人的行为对他人的影响，叫做负责任。当一个人感觉他的行为对其他人有影响的时候，他就有了重要感，有了价值感。当警察被赋于责任时，就感觉自己绝对重要，有了重要感就有了自律，自律就意味着主动。责任心是一个人生命的纤绳。有了责任心、一个人才能把自己的生命与别人的生命联系起来，才会产生自我价值感。一个没有责任心、没有价值感的民警，找不到自己的生命在社会中的地位与重要性，便会感到迷惘，因而就会失去创造成就的动力，而容易为其他一些物质性的轻浮的事物所吸引，沉溺其中，平庸地混过一生。在对警察的教育中要贯彻“责任重于泰山”的理念，因为公安工作关系着国家、社会、群众的利益，任何不负责任的行为都会损害国家和群众的利益。在教学中可以通过案例剖析、组织讨论，通过正反两方面典型的事例等对学员进行教育，把责任意识根植于民警心中。

(三)培养学员严格、公正、文明执法意识随着经济的发展、法制的健全，公安机关作为一个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的权力机构，面对新情况，加强对民警的法律教育，强化执法监督力度，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完成神圣的使命，最根本的就是要严格执法、公正执法，保持对法律负责的高度精神，让人民群众满意。严格执法是对执法人员提出的基本要求，也是贯彻落实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这一法制建设基本方针的重要内容之一。实践告诉我们，只有严格执法，才能纠正违法行为，保护公共利益和群众利益，才能体现法律的尊严。公正执法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制的基本要求，所谓公正执法，就是要求在执法活动中，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对一切主体、一切形式的违法犯罪行为毫无情面地进行法律追究，决不允许任何违法犯罪分子逍遥法外。同时，以对人民的利益高度负责的精神，纠正执法活动的偏差和失误，有效地保护人民的合法利益。严格、公正、文明执法意识的培养可以通过开展专题教育、座谈讨论、撰写论文、演讲考试等形式进行。采取教师讲课、邀请专家学者和在公安战线践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模范人物作报告、座谈讨论等方式方法，把教育搞活。在教育中开展“以案析理”活动，强化学生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意识。可以组织力量认真编写正反两方面的典型案例，挖掘、整理一批民警身边发生的践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服务和谐社会建设的正面典型和违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反面典型案例，对照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要求逐一加以点评，汇编成册发给每一位学生并组织好学习阅读。#p#分页标题#e#

（四）注重教案的编写在教学中要编写为培养警察各种能力服务的小册子、活页教材，制作“教学软件包”(包括教学大纲、实训大纲、教师讲义、学员手册、评估标准、多媒体课件、必要的参考资料等)，使公安工作中最鲜活的实战内容能够及时反映到课程中来，走出“讲书本、抄书本、背书本、考书本”的误区。

(五)注重教学训练方法的开发

认真贯彻贴近实战、精讲多练、学以致用的原则，积极开展教学训练方法的研究活动，改变课程实施过于强调接受学习、死记硬背、机械灌输的教学现状。既要发挥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主导作用，变注入式教学为启发式教学，变脱离实际的教学为贴近实战的教学，变教学内容的程式化呈现为生动化呈现，实现教学方法的多样化、科学化、有效化，真正做到提高教师“教”的质量；更要突出学员的主体作用，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变个体学习为合作学习，变枯燥学习为趣味学习，变封闭学习为开放学习，培养学员自觉参与、探索公安工作的能力，真正做到提高学员“学”的质量。以“积极开发、综合应用”为原则，进一步发挥现代教育技术在教学中的重要作用，实现教学手段的现代化、多样化，并以此为抓手，突破传统的课堂教学模式开展教学活动。在建立、健全现代教育技术环境的同时，实施教师角色、学员地位、教学过程的转变。

(六)注重实践教学模式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