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学比较论文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中西文学比较论文，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二、双语教学的实施效果

在双语教学模式下，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也提高了其英语语言水平。使学生对很多文化现象有了深刻认识，如，怎样认识和评价中国的文化传统，如何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学生通过客观平实的剖析，从文化背景、民族精神、文化心理以及各种具体文化形态等诸多层面来探讨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在此基础上，再解决“中西之争”以及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认同问题。英文的使用使得老师、学生都要去查阅原版资料，同时要用另一种语言的思维习惯来进行对比，更彻底使用对比的方式研究问题，解决问题。另外，现在有很多院校都与国外有着定期或不定期的学术交流，或与国外院校合作办学，这为教师带来了进修或考察的机会，有助于提高教师的英语和专业水平，也为双语教学提供了有利条件，利用这些条件，可明显提高双语教学的实施效果。

三、双语教学的现状

双语教学理念的实施受许多客观与主观条件的制约，主要体现在：第一，教材缺乏。目前为止还没有一本较好的关于中西文化比较的双语教材，老师只能查阅各种单语版本的教材与参考书，然后经过教师的组织与加工，变成双语授课材料。这样的讲义系统性、科学性、逻辑性自然比不上很多单语教材，而且理论深度也不够，在指导学生深度比较方面就捉襟见肘。第二，学生英语水平制约。学生的英文水平，特别是口头表达能力较差，使得双语教学理念的实施有一定的难度。学生无法准确、流畅地叙述完某个文化现象，更无法用恰当的语言对其进行评价。老师上课英文讲得多，学生就会听不懂，进而听得不耐烦，思想就不能集中，老师必须又用中文赘述一遍，影响了教学进度。第三，师资匮乏。合格的双语教师是双语课能否很好实行的关键。而目前全国各大院校的双语教师均较匮乏，很多高校都是用英语教师和专业课教师担任双语教师。英语教师英语水平高，而专业知识薄弱，专业课老师专业基础扎实但英语语言表达能力较弱。第四，双语课和双语教学理念不统一。至今学术界对双语教学及双语教学实施的意见仍不一致。即使是在较早实行双语教学的北美一些国家，对于双语教学的批评也是不绝于耳。在此种情况下，双语理念的实施更是举步维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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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创业教育从狭义来说，就是通过开设创业学课程，给学生传授创业实践活动所必须的知识、技能、能力等本领和技巧，使其能创造性就业和创造新就业岗位；从广义来说，就是充分挖掘学生潜能，开发创业基本素质，培养创业综合能力的教育。创业教育对于推动创业行为，培养创业意识、能力和职业素养，缓解就业压力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开展创业教育是各国高校所面临的新课题。美国是大学生创业教育的首创者和践行者，教育成效显著，在教育理念、模式、课程体系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中美大学生创业教育比较

教学理念与培养目标比较。在社会本位和多元化价值观的指导下，美国大学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创业教育理念，为学生多元化职业发展服务。我国目前尚未达成共识，很多高校仅仅把它作为缓解就业压力的一种途径，而不是从根本上培养学生主动创业的精神和意识，更没有上升到以“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创造社会活力”的社会使命为己任的高度。美国创业教育主要以培养企业家精神为依归，目的是为了培养受教育者的创业素质，尤其是创业精神和能力，不以追求眼前的成功创业者为目的，而是为未来人才培养发展做储备，以非功利性创业教育为主。而我国的大学生创业教育目的多是为了培养能够制造出更多工作岗位的人，功利性较为明显。

课程体系比较。一、课程体系成熟度不同。美国已经形成了一个比较系统成熟的创业教育课程体系，我国的课程体系建设尚在探索之中，教学模式不够鲜活；教学方法不够丰富；实践教学相对薄弱；教学途径与形式也比较单一；创业教育课程体系与专业结合不够紧密；课程教学与创业实践活动缺乏系统设计，关联性不强。二、课程内容丰富度不同。美国已经建立了丰富的课程内容，涉及会计学、管理学、金融学等各个领域，典型课程包括“风险投资”、“创业营销”、“机会识别”和“创业研究”等，教学内容多以现实社会的状况为切入点，按照一个创业成功过程所需的因素来设计，并自始自终将现实的案例分析和实践活动贯彻在教学过程，使学习者置身于创建企业、发展企业这样一个动态过程中加以引导。教学内容涉及面广，内涵丰富，实用性和针对性强。我国的创业课程主要集中在企业运作管理领域，教学内容多为原理与方法表述，案例多为舶来品，探究性与体验性内容较少，专业性不强。三、课程形式多样度不同。美国的课程形式多种多样，各个学校可酌情决定课程形式，没有统一的模式。而我国大多是以讲授式、讲座式、任务式和案例式为主，教学内容说教式居多，教材编排整齐划一，课程形式较单一。四、创业课程实践度不同。美国大学创业实践活动十分丰富，既有专门的实践导向型课程，如商业机会选择、商业计划书制定、资本筹集等，又有各式各样的实践活动，如市场调查、企业实地考察、实际体验、创业（创意）计划大赛、创业交流会（俱乐部、协会）等，而且每学期安排科学周密。而我国创业实践课程很少，一般只有商业计划书等2～3门，多数院校以理论课程为主，有的甚至根本没有开设实践课程，以“创业竞赛”、“现场参观”、“创办科技园”等活动来代替课程实践。

师资队伍比较。美国的师资队伍主要由既有专业知识，又有创业和企业管理经历的人担任，企事业单位兼职教师所占的比重很大，创业教育机构多。而我国主要由缺乏创业经历的就业工作指导教师构成，企事业单位兼职教师所占的比重小，创业教育机构数量少、规模小。

实施效果比较。美国创业教育对本国经济增长、社会就业、学生全面发展作用显著。波士顿银行1997年《MIT：冲击创新》报告显示，自1990年以来，麻省理工学院(MIT)的毕业生和教师平均每年创办150家新公司，仅1994年这些公司就雇佣110万人，创造了2320亿美元的销售额。我国的大学生创业虽然成就了一批具有可行性和可操作性的好项目，一批颇具潜力的企业，但是在增加就业、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等方面的作用目前还没有凸现出来。

保障支持体系比较。美国社会重视和支持创业，创业文化氛围浓厚，有关法律法规完善，社会保障较为齐全，创业教育外部环境良好；而中国社会未形成支持、鼓励创业的氛围，政府目前还没有制定配套支持政策和法规，创业教育外部环境不容乐观。

中美大学生创业教育SWOT分析

SWOT分析法又称为态势分析法，由旧金山大学的StEins教授提出，是一种能够较客观而准确地分析和研究对象现实情况的方法。SWOT分别代表优势因素(Strength)、劣势因素(Weakness)、机会因素(Opportunity)和威胁因素(Threat)。前两者主要用来分析内部条件，后两者主要用来分析外部条件。中美大学生创业教育SWOT分析结果见下表。

对我国大学生创业教育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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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素养”概念在面对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文化以及意识形态的差异时，发展出各不相同的“媒介素养”教育目标、理念与模式。美国媒介素养研究中心认为，媒介素养“是人们面对媒介各种信息时的选择能力、理解能力、质疑能力、评估能力、创造能力以及思辨的反应能力”；加拿大安大略教育部认为，媒介素养“是学生理解和运用大众媒介方法，对大众媒介本质、媒介常用的技巧和手段以及这些技巧和手段所产生的效应的认知力和判断力”；与加拿大相似，澳大利亚的媒介素养教育核心思想也是以文本解读为中心的；英国的媒介教育则强调公民对媒介整体的理解。我国由于起步较晚，研究多是基于对国外著作翻译，对媒介素养教育的解读有综合之感，既包含了对大众媒介信息的使用，也涵盖了甄别媒介信息的能力。国内学者基本认为，对大学生进行媒介素养教育，意在提高其媒介使用和甄别媒介信息的能力，使正确理解、积极有效地利用大众媒介信息和文化资源，从而更好地完善自我，参与社会生活，了解社会，认识世界。

中外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的教育方法、模式对比

选择与使用怎样的教育方法或模式来进行媒介素养教育，国内外学者对此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提出了很多独到的观点。英国的媒介教育专家莱恩•马斯特曼（LenMasterman）提出：媒介素养教育是一种牵涉整体的教学过程。理想的媒介教育意味着以最佳的配合整合学生与父母、媒介从业者及教师的双边关系。国外主要的教育模式设置媒介素养教育独立学科或者将其渗透到其它学科中；此外，家庭是孩子的第二个学校，“整合学生与父母”也是必要的教育联合模式，加拿大媒介素养教育模式正是采用独立学科与渗透其它学科和社会家庭相辅助的教学模式；再者，我们生活在社会大环境中，因此不论是英国还是中国香港都提出了社会教育模式，鼓励大学生参与社会活动，让学生了解媒介、信息及媒介环境以及利用媒介来表达心声。而目前在国内，既没有规定将其纳入学科课程，也没有多少社会团体或机构与学校联合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国内研究者探讨后提出的媒介素养教育模式，其实基本上与英国的教育模式大相径庭。

中外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的课程设置、内容体系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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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道德、道德教育的目的

众所周知，“道德”这一术语源于拉丁语。起初意味着传统的习惯之意。而“伦理”的源于希腊语，即风俗、习惯、传统型惯例。所谓“道德”可以界定为：“作为某社会对其社会成员或成员相互间的行为的一种约束，为公众所认可的规范的总体。它并不伴有诸如法律那样的外部强制力，而是一种个人的内在的精神力量。”这就是说，构成社会的人们旨在制约行为的一般公认的规范总体，就是“道德”。然而，这不过是道德的一个侧面而已。就是说，作为社会现象和社会来看，道德是那个时代某集团所承认的行为准则的总体。

道德教育的目的就是旨在发展“善”，培养“好孩子”、“好公民”。不过，这种“好孩子”、“好公民”是从社会的角度提出来的主张。从个体角度看，尊重个人、实现人格才是它的目的。降生于世的人，为了生存就必须有基本的能力。但教育教育的目标终究是完美人格的实现。每个人必须对自身的生活方式有自己的正确的思考、判断并能付诸实践。

二、学校的道德教育

在现在的社会中，学校是影响儿童最深的一个地方之一，大部分儿童都是在学校学习到很多知识，并且为以后的成长起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一个儿童在童年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学校度过的，学校里的一切都会对学生的成长造成很大的影响。然而，在人的一生中，不仅仅只有学习知识这一件事情，学会做人比学习知识则显得更重要。如果一个人只有知识，不讲道德，那将会对社会造成很大的危害。所以我认为，道德的教育才是学校教育工作的灵魂。

现代学校教育立足于人的完整生命的塑造和健全人格的培养，道德教育就构成了主宰、凝聚和支撑整个生命成长的决定性因素。倘若缺失了德性的生长，那么人的生命的其他部分的发展都会受到限制。可见，教育中人的生命的完整性规定了道德教育的统摄性。实际上，居有统摄状态的道德教育又必然是通过渗透的方式而非依赖于独立时空展开的。在此问题上还存有误区，很多人认为，只有安排了单独的时空，道德教育才会有了现实的抓手，这在实际的学校教育生活中就表现为德育工作与学科教学活动在时空设置上的冲突。其实，正如德罗布尼斯基所认为的那样，道德并不是一个独立的社会现象，它无处不在、无时不在，侵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而且道德的表达方式也是多样的。因此，真正的道德教育更多地只能借助于各种复杂的渗透的方式完成的，而由此产生的影响最终也就变成人的内在稳定的心性品质。

1.西方学校的道德教育（以美国为例）

美国学校道德教育的目标与内容与美国国家的性质具有很大的关系。美国是一个年轻的、多民族的国家。美国的年轻，体现出它较少受传统观念的束缚，注重现实，具有进取奋进的特性。美国的多民族，反映出它的多元性文化共存，具有开放、包容、公平竞争的特点。因此，美国提倡的总的道德教育的目标是要培养全体国民具有这种特性的美国精神。美国又是一个分权制的国家，各州掌管各自的教育事务。因此，很难整体性地描述出美国学校道德教育的目标与内容，这是因为在美国根本就能没有一个全国性的、统一的学校道德教育的大纲或计划。然而，通过各州教育改革的文献和对道德教育的规定的及各州学校实施的道德教育方案，也可以大致勾画出美国学校道德教育的主要目标与内容。

长期以来，美国一直较注重爱国家、对国家忠诚的教育。美国并不在学校中大张旗鼓地向学生宣传要爱国、要对国家忠诚，而主要注重的是通过培养学生积极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思想意识和基本技能，塑造具有爱国精神或没有精神的一代人。通过学习没有政治体制、法律制度、国家行政体制及功能、多元化、国家决策过程以及比较美国与其他类型国家的差别，是学生更好地了解美国的国情。注重通过国际理解、交流等国际主义教育，使学生了解美国在国家上的地位和影响以及其他国家的关系，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

培养有责任心的公民这一目标，在美国的学校中倒是较为明确提出的，并通过专设的课程，使学生了解人人都享有法律上规定的各种文件、义务和责任，懂得尊重他人、遵守各种法律规定、履行自己的承诺等，培养学生具有自我责任感和社会责任感。

2.中国学校的道德教育

个人品德是个人在道德行为中表现出来的自我完善、自觉的和稳定的倾向。个人品德与政治观点等不同，在不同背景的人群中容易产生共同的理解，不易产生明显的分歧。这部分内容即古人“修身”的内容。学校道德教育中的个人品德教育，应进行现代社会道德原则和规范教育；进行中华传统美德和文明社会应具备的品德教育。其主要内容是：正直、善良，诚实，宽容。这些品质为人们所公认，并容易在行为中表现出来。值得注意的是，如果仅仅把这方面的品质看成是对他人生活的适应，而不是主体人生活的需要，那么这种道德就必然是表面的，注重法律的。学习是学生的主要任务。刻苦勤奋，珍惜时间，有责任感，坚持不懈是学习成功的重要条件。责任感、有毅力、自制力这方面的品质虽然被教育者认为是重要的，但学生却并不容易意识到，同时也是最难具备的。这类品德更多地突出了道德行为主体的自我约束、自我规范能力，其特点是不易通过短时间的道德行为表现出来，甚至没有特定的道德行为作为其载体。这方面的品德体现出学生对于其个人行为和个人欲望的控制能力，是内在的。

家庭，是学生的安身立命之地；家庭，也是学生的真情爱意之田。社会在进步，人心更重要；家庭在变革，美德值万金。家庭美德教育的内容是对学生进行珍爱家庭、孝敬父母、勤劳俭朴及文明礼貌的教育。人的生活从家庭开始。教育学生爱自己的家，爱自己的家人，尊敬、关心父母，听从他们的教导和指点。无论大中小学生都要参加家务劳动，培养劳动观点和劳动习惯，珍惜劳动成果。学生有条件的可以勤工俭学，以减轻父母的经济负担。教育学生在生活上力求节俭朴素，不追求奢侈享受。虽然有的学生家庭生活条件较好或很好，但还是提倡勤俭朴素，在生活上不要攀比，不要追求高消费；在生活上要互相谦让，互相照顾，这样家庭才能安宁幸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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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利桑那大学（UniversityofArizona，UA）称为管理信息系统（ManagementInformationSystem，MIS），设置在Eller商学院，授予工商管理学学士。课程有基础课程：英文写作、商业数学、计算机和网络社会、数学、财务会计入门、经济学、管理会计学入门、管理中的统计学推论、基本经济问题。必修课程：高级代数、管理和组织、市场营销、工商管理、数据结构和算法、基本运作管理、使用和管理信息系统、组织行为管理、商业基础道德一体化和管理法则、商业数据交流、公共机构和政策的整体经济、业务决策的微观经济分析、数据库管理系统、信息系统分析和设计。此外学院还开设有专业选修课以及人文科学选修课。

明尼苏达大学双城分校（UniversityofMinnesotaTwinCities，UMTC）是信息与决策科学（Information＆DecisionScience，IDS），在Carlson管理学院，授予商学学士学位。课程分为：公共基础课程：微观经济学原理、宏观经济学原理、简略微积分或微积分、新生写作或同等课程、心理学概论、商务统计：数据源、表述及分析、金融计算概论、职业技能基础。核心课程：管理基础、管理会计学入门、商务处理和管理的信息系统、财政学基础、运作管理入门、市场营销原理、员工和劳资关系、跨国公司的环境、商业通讯。专业课程：系统发展计划简介、商务系统的分析和建模、信息技术基础、管理信息服务沟通、国际化。商务方针核心课程：商业通信、跨国公司环境理解；跨国商务、商业方针；策略程式化和执行（任选一门）。选修课程：财政学的信息系统和技术、高级数据库设计、电子商务、信息安全、信息系统特别主题、信息系统产业实习。

麻省理工学院的Sloan管理学院是世界著名的管理学院，SDM专业设置在旗下，无疑对SDM专业的管理类课程设置具有明显优势。从课程设置中可以看出麻省理工学院的SDM专业是技术、经济和管理的综合导向，学校培养的学生是管理科学专业的偏信息技术方向，对信息技术的掌握又不是非常的深入，因此主要培养学生为实现有效的信息系统支持而产生的技术和应用方面的能力。学校SDM专业的毕业生被录用的职位广泛，包括产品设计、系统开发、产品研发和创新、工程管理、运营管理、IT软件开发、市场营销、销售。同时还会有一些行业专门聘请SDM的毕业生，其中包括航空航天、国防、政府信息系统、电信、银行和咨询公司。

众所周知，卡内基梅隆大学的计算机相关专业是世界最强的专业之一，在开设ISM的课程中充分利用了学校这一学科优势。从ISM专业的课程设置来看门数较多且涉及领域广泛，强调对数学和计算机基础的训练，对开发信息系统的原理、方法及技术的掌握要求高，开设了多门信息系统的课程。学生对经济领域以及组织管理要求有深入的了解，开设了高级微观经济学原理、组织行为学等课程。同时对学生社交能力的培养也非常重视，开设了沟通、写作等相关课程。CMU的ISM专业培养的学生是组织中信息系统的开发者，是信息系统终端数据的分析者，是为组织提供信息系统服务的高级咨询师。ISM专业的毕业生就业范围比较广，包括银行、IT行业、金融业、传媒业、制造业等，职位包括分析师、应用工程师、助理顾问、商务技术分析师、ERP开发员、财务分析员、IT项目员、QA工程师、高级顾问、软件工程师等。

亚利桑那大学与麻省理工大学、卡耐基梅隆大学，并称为管理信息系统（MIS）三巨头。学校开设的管理学课程和信息技术课程并重，要求学生既要掌握信息技术相关课程如数据结构和算法、数据库原理和应用以及信息系统分析与设计，也要对管理领域的相关问题有深入的了解如经济学、管理等课程，同时也注意培养学生的各方面能力的培养。所以UA的MIS专业培养的人才是技术性较强的管理类人才，主要从事的是组织中信息系统开发、维护、管理和咨询等职业领域。目前从UA的MIS专业毕业生的就业状况看，多从事商务分析、商务应用开发、信息技术咨询、系统分析师、信息技术开发项目指导、数据库管理、商务智能分析、系统开发、数据库分析、网站开发、网络管理、技术支持专家、信息系统管理、信息技术使用者联络员等。明尼苏达大学双城分校的IDS专业授予的是商学学士，它的课程设置具有明显的商学的特点，如开设了商业通信、跨国公司环境理解和跨国商务等课程，又有和商务有关的信息系统课程如商务处理和管理的信息系统、商务系统的分析和建模，同时开设经济管理的课程，但相关的信息技术基础课程较为弱化。从该校的课程设置可以看出IDS注重培养商务型信息管理人才，为组织提供更多熟悉商务运作的信息管理类人才。它们的学生多从事银行投资、市场、咨询、金融等方向的工作。

以上4所美国大学信管专业的学位授予，课程设置各具特色，每所学校依据自身的学科优势，构建具有特色的信管专业，培养出社会需要的具备经济管理知识和计算机技术的应用型人才，同时以职业为导向，注重培养学生的组织、沟通能力的培养。从就业方向看，麻省理工学院SDM专业毕业的学生多从事管理类方面的工作；卡内基梅隆大学的毕业生主要从事信息技术较深入领域的应用，亚利桑那大学毕业生多从事信息技术相关的一般性的工作，而明尼苏达大学双城分校的学生从事信息技术支持的商业的工作。不管是哪所学校的毕业生，信管专业的学生可以从事的工作领域都是比较宽泛的。

清华大学的信管专业设置在经济管理学院之下，授予管理学学士学位。学生要学习必要的基础课程，包括会计学原理、经济学原理、信息管理导论。还要学习计算机语言、数据结构、计算机网络、动态系统分析与控制、管理信息系统、数据库原理及应用、系统分析与设计、专家系统与决策支持系统、运筹学、计算机系统原理、生产与运作管理、面向对象的分析技术方法等课程。学生毕业后，进入各类企业与政府部门，从事信息化管理、信息系统设计和开发，以及信息资源开发利用工作。主要的就业企业类型包括国内外知名的咨询公司、政府机关、金融机构、电信公司、高技术企业等。从清华大学信管专业的课程设置、就业情况以及其自身在信息技术和工业工程学科方面的实力，可以看出清华的信管专业偏向技术方面。复旦大学信管系设置在管理学院，授予管理学学士学位。课程设置与清华大学基本相同。培养目标和学生就业方向基本一致。武汉大学的信管专业设置在信息管理学院之下，授予管理学学士学位。信管专业的主干课程与清华大学所设课程基本一致，但有所不同的是学生要学习一些图情档案知识，以体现学科特色。东南大学信管专业设置在经管学院下，学生毕业后授予管理类学士学位。其基础课程与清华大学信管专业所设基础课程类似，但与清华大学相比，该校还开设较多的企业管理和经济类课程。综上，国内学校虽然普遍是授予管理学学士学位，但培养目标基本一致，主要以培养具有信息分析能力与企业管理创新，能够驾驭信息资源知识的复合应用型人才为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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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H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3）11-0089-02

一、总述

英国民族学和人类学创始人泰勒（E.B.Tylor）在其著名的《原始文化》（The Primitive Culture）一书中提出了：“文化或文明是一种复合物，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获得的其他任何能力和习惯。”可见，不管是东、西方文化都涉及到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点点滴滴。而这种与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进行的思想、行为、语言、非语言等方面的交往称为跨文化交际（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在实际交际中，人们来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语言、信仰、生活习惯、价值观念、行为规范、道德标准及文化心理都有着极大的差别。中国学生由于对英汉民族文化习俗了解不多，导致在跨文化交际中产生误解，造成交际障碍，交际就会显得别扭，“文化休克”（cultural shock）往往发生。

所谓“文化休克”（cultural shock）是1958年美国人类学家奥博格（Kalvero Oberg）提出来的一个概念，是指一个人进入到不熟悉的文化环境时，因失去自己熟悉的所有社会交流的符号与手段而产生的一种迷失、疑惑、排斥甚至恐惧的感觉。“休克”本来是指人体重要功能的丧失，如身体失血过多，呼吸循环功能衰竭等。但是，当一个长期生活于自己母国文化的人突然来到另一种完全相异的新的文化环境中时，其在一段时间内常常会出现这种文化休克的现象。

语言学家艾奇（Edge）曾经说过：“人们通常并不介意外国人所犯的语法错误，但对于在社交场合所犯的错误（social mistakes）却无法谅解。”可见，在大学英语教学中，教师引导学生学习跨文化交际，尽量避免中外跨文化冲突或是跨文化语用失误就显得迫在眉睫了。

二、大学英语老师引导学生了解、理解和掌握西方国家的价值理念、基本习俗是避免跨文化冲突的基石

在跨文化交际中，每个国家、民族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造就了其特有的民族性格。美国人不拘礼节、欧洲人重视称谓、德国人喜欢直截了当，英国人性格相对保守并且讲究礼仪，澳大利亚人在一定程度上兼有英国人的性格但是更趋于开放。因此，在与其交往的过程中应该采取具体交往对象具体对待的原则。但前提是必须了解他国的基本习俗，否则在跨文化交际中就会出现“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处处出错的尴尬局面。

（一）东西方价值理念的不同。西方社会主要受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哲学影响，相信世界是直线的（a line）和可控的（controllable），因此西方人非常崇尚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人们推崇独立思考，独立判断，依靠自己的能力去实现个人利益，并且认为个人利益至高无上。而东方主要受到孔子（Confucius）学说的影响，认为世界是个圆（a circle）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constantly changing），所以中国社会一直推崇集体主义（collectivism），追求个人的发展被视为严重的个人主义，必然受到社会的谴责。因此，大学英语老师要引导学生在遇到文化差异时，首先要充分考虑到东西方国家不同的价值理念，参照他国的理念与其进行不卑不亢的交往。

（二）西方各种不同的习俗都是源于其不同的价值观念。民族习俗是一个民族的价值观念、社会心理和道德传统的反映和体现，它具有陶冶情操、规范行为、维系良好的人际关系的功能。它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如问候习俗、介绍习俗、送礼习俗、拜访习俗、宴客习俗、隐私习俗及禁忌习俗等等。

1.社交习俗：首次见面握手是一个很自然的动作，而欧美人更习惯拥抱。讲话时眼睛看着对方，在英美被认为诚恳、诚实；而眼睛到处乱看，会被认为是狡猾、不诚实。Never trust a person who can’t look you in the eye.而黑人则略有不同，他们说话时眼睛盯着对方，听话时却东张西望。“OK”的手势在美国是表示“成功”而在巴西是“”的替代语，向某人做这一手势是指某人作风不检点。

2.隐私习俗：如果你对一位英国朋友说：Are you married？ How much is your salary？你就不要指望英国朋友有什么友好的回应，因为在他看来，对你这种毫无礼貌地打探个人隐私的人是不必理睬的。

3.宗教、饮食习俗：在接待外宾中，要根据被接待的民族特性、等来配菜。如来者是伊斯兰教徒你千万不要上猪肉，是印度教徒你一定不要上牛肉。很多英语国家的人们忌吃各种动物的头、脚、内脏，忌吃狗肉、蛇肉等。不要试图劝说对方多吃，更不能给对方夹菜，而是以宾客自主为益（Help yourself…）。

4.送礼习俗：送花忌送双数，忌送白色，因为他们被看作是厄运的征兆或死亡的象征。日本人不喜欢荷花，意大利人讨厌。

5.颜色习俗：红色在西方的反面含义是专横、暴躁和傲慢；在美国黄色有期待、怀念和思慕远方亲人归来的意思；蓝色的反面含义在一些国家是抑郁、悲哀、空虚阴冷的意思；绿色是穆斯林教徒最偏爱的颜色因为它象征生命、青春、活力和希望。

另外还有称谓习俗、数字习俗、动植物习俗等等。总之，掌握各个国家的民族习俗，对避免跨文化冲突起到了直接的基石作用。

三、大学英语老师要引导学生总结词句、短语及习语等在西方国家的不同用法以避免尴尬的境地

大学英语老师在英语教学中对词句的介绍，一般就只讲其基本用法，有时讲了一词的多种用法，可是学生没有具体的语境练习，久而久之便抛于脑后了，然而这样的一词多意在跨文化交际的中却屡屡出现。笔者在公派去澳洲留学之前对澳洲文化也不是特别了解，所以在写给澳洲很多大学的自我介绍中用了一个词“naughty”来描述自己有时有点“顽皮的、童心未泯的”性格。结果到了澳洲才知道这个词的意思并不只是词典里“顽皮的、淘气的”，而是“性感的、不听话的、不守规矩的”。怪不得笔者给澳洲各大学发了那么多的申请信都石沉大海，估计人家还以为她生活作风不检点、道德品德有问题，在试图“勾引”他们呢！笔者曾在澳洲遇到了很多词同义不同的尴尬局面。大家都知道“pink”在英语中是“粉红色的”意思，但是却被澳洲用在公共厕所里，表示女性月经期所用的卫生巾及部分人注射用的针管等必须丢在指定的箱子里。笔者非常困惑，于是向其男性导师讨教，最后造成自己当面想钻地洞的难堪局面。笔者有一次想对导师说“It’s my honor.”（是我的荣幸）但由于口误说成了“I’m a honor.”（我是一个处女。）以至于导师大笑，笔者还痴痴的全然不知道导师在笑什么。

这样的尴尬例子在异国实在是举不胜举，笔者无法在这有限的空间内向大家展示太多的由于跨文化交际导致的同词不同意的用法，只是想用这些例子提醒广大大学英语教师在教学中应注意引导学生不要片面地只学词的个别意思，而应该多查阅课外资料，多形式多渠道学习英语；同时，大学生也要充分利用英语原声电影、收听外语新闻、报刊杂志、英文歌曲、英文原著、赏析地道的英语广告、各种地道的英文标语等，并尽量参加有外籍教师主持的英语角等切实有效的途径来学习英语，尤其是涉及到的跨文化，以避免不同的尴尬局面，在跨文化交际中如鱼得水。

四、大学英语老师要引导学生掌握、处理西方国家的禁忌，并学会用委婉语来缓冲跨文化交际的冲突

禁忌语（Taboos）发源于波利尼亚汤加语，意思是“需要极端注意的事情”，也可以被写作tabu或者是tapu。禁忌语主要使用在宗教或者是由于某些原因而不能直接说出来的场合。

很多动物在跨文化交际中都属于禁忌的范畴，如：bat（贱妇，丑女、），chicken（见面熟的年轻女人），hen（爱管闲事或嘴碎的中年妇女），cat（恶妇、包藏祸心的女人）等。英国人也不要自以为是地恭维某位中国人是gay dog（快乐的人）、lucky dog（幸运的人）或old dog（老手），因为中国人谁也不会高兴自己是一条“狗”（dog）。因此人们在说话的时候都会尽量避讳运用这些词。

委婉语（Euphemism）一词发源于希腊语，意思是说好听的话，古希腊人在祭祀时，都得讲吉利话，即使用委婉语。禁忌语和委婉语常常有紧密联系、相互水融的。不能说禁忌的东西自然就有了委婉语来替代。例如：

人们忌用skinny（瘦骨嶙峋）而说slim 或slender（身材苗条）。说plain？鄄looking（长相一般）而不用ugly（丑陋、难看），忌说crippled（瘸子）、blind（瞎子）、deaf（聋子）、dumb（哑巴）等而统称为the handicapped or disabled（残疾人），在美国，没有了poor people（穷人）而只有low？鄄income group（低收入阶层），没有了prostitute（）而出现了woman of the street， street walker， fancy woman， girl， girlie， call girl， joy girl， working girl， lady of pleasure等等避讳的称呼，由此可见，随着人类社会向更文明的社会的进步，各国人们观念的更新，具有时代性、民族性的禁忌语、委婉语也在更新，解决的唯一途径就是：“入境问禁，入乡问俗，入门问讳。”

五、大学英语老师在跨文化交际教学中应如何引导学生及应该注意的问题

大学英语教师针对大学生特有的特性，对其可以采取渐进式、启发式、交流式、示范式、比较法、融合法、注解法、实践法、专门讲解法、文化讲座法、利用图片展示法、布置学生查找法等进行正面引导。

（一） 教师自己首先要转变教学观念，以动态的、发展的观点来对待文化内容，改变传统的教学方法，充分认识到跨文化交际教学的重要性并把其放在一定置；与此同时，教师自身要博览各种有关跨文化交际的资料，力求做到文化教学的实用性、系统性与全面性。

（二） 教师要引导学生在跨文化交际中注意个人的仪容仪表、言谈举止、眼神表情等形象，尽量做到“入境问禁，入乡问俗，入门问讳”，尊重隐私，，信守约定，热情适度，谦虚适度，不卑不亢，爱护环境。

（三） 教师要重视对学生非言语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注意示范和纠正学生在跨文化交际中不规范的面部表情、视线接触、站姿坐姿、举手投足、服饰打扮等等。拓展学生的跨文化知识、提升学生的跨文化素养，从而获得跨文化的敏感性。

广大英语教师在面临繁重教学任务的严峻考验的同时，要挤出宝贵的时间来向学生们传授跨文化交际的“额外知识”真是一个棘手的问题。然而作为现代语言教育者，我们的使命就是最大限度地培养学生的交际能力。而现代语言学家把交际能力概括为“什么人，在什么场合，在什么条件下，对谁，说什么，怎样说”。 这归根到底还是一个文化问题。美国语言学家Saplr则把文化定义为“一个社会的所为所想……语言的背后是有东西的，而且语言不能离开文化而存在，所谓文化就是社会遗传下来的习惯和信仰的总和”。

因此，大学英语老师要创造各种条件，积极引导学生学习英语跨文化交际，尽量避免中外跨文化冲突，从而达到跨文化交际中的泛文化培训（culture？鄄generaltraining）和定文化培训（culture？鄄specific training）。

参考文献：

[1]浅谈商务英语学习中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 http：///language/2011/0322/w201103221653593934.ht

篇7

    模仿、照搬外来的文化模式、观念、方法,而不与自己的传统文化结合、融化而创新,是没有生命力的。中国从20世纪初开始西方美学,至20年代开始在高等学校开设美学课,并陆续出版了各种美学原理或美学概论,发表了各种各样的美学文章,但在质上却又是照搬西方(包括前苏联)模式,范畴、命题、体系都是西方的或模仿西方的,我们祖先所创造的范畴、命题和重要思想观点却长期搁置、无人问津。这是“欧洲文化中心主义”影响的必然结果。当然,西方的美学理论我们必须借鉴,它会给我们很多启示,会给我们提供丰富的思想营养。但西方的美学理论不能代替我们自己的美学理论建构,因为西方的美学理论是西方文化的结晶,并不是全世界普遍适用的。我们也不要企图建构全世界公用的美学理论,那也是不可能的。因为文化是多元存在的,各有自己的民族特征,不可能有完全相同的规律。同时,美学不是揭示自然的客观规律,而是揭示人的精神和情感世界,属于人文之学。文化不同,人文精神如思维方式、生活方式、价值取向、审美心理、审美风尚、终极关怀等是很不一样的。正因为如此,建构中国特色的美学理论必须扎根于自己的文化土壤之中,并从西方美学乃至其他民族美学中汲取异质因素,与们固有的优良传统融合、碰撞、消化,从而才能创新。;

    完全按照西方模式来衡量中国美学史的实际,用西方的审美标准取舍中国的思想资料,有削足适履之嫌。例如,有人撰写孔孟老庄的美学思想时,大谈他们对美的本质的认识。其实,孔孟老庄乃至整个中国美学思想史上的重要人物,对十分抽象的美的本质并不感兴趣,很少直接谈论这种问题。他们所感兴趣的是美的境界、美的形上精神。他们追求这种精神境界,不像柏拉图那样进行抽象的思辨和推导,而是进行鉴赏、体验、感悟、洞观,因此在形式上也不见逻辑体系。所以,大谈孔孟老庄如何论述美的本质,无疑是无的放矢。当然,中西美学和中西文学艺术有许多相同之处,求同、相互印证、相得益彰是可能的和必要的。但更重要的是,它们还有不同甚至相互反对之处,这尤其不能忽视。由于中西文化不同,才使中西美学各有自己的论说形式,中西艺术才各有自己的民族风格。西方艺术以自然科学为其理论基础,侧重于写实和客观描写,结果落实到认识论;中国艺术以为其理论基础,侧重于写意和主观表现,结果落实到育人的实践;二者的思维方式、表现方法、价值取向很不相同,各有长短。可以说,中西艺术没有完全相同的范畴、命题和论说形式。正因如此,中西对话交流、取长补短、融合出新才是必要的,才能有发展、创造。因此,进行深入、系统的跨,乃是未来文化发展不可缺少的认识前提,也为美学创新展开了广阔的文化背景,提供了充分的条件。在跨文化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中西美学比较,才能做到深刻、符合历史实际;才能通过比较,认识优劣,择善相从,吸收消化,吐故纳新。中西美学融化出新,这是我国未来美学理论建构的主要途径,也是历史发展的总趋势。;

    鉴于以往的经验,中西美学比较研究应当做到:一是中西美学融化出新,对于我们来说必须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不能割断历史,否则未来美学的发展便会失去根基,没有了生长发展的条件。也就是说,中国未来美学的发展既要吸收西方美学的异质因素并加以消化,同时又必须扎根传统文化土壤之中,才能具有自己的独创性与民族特点。这样的中西比较既反对“全盘西化”,又反对“抱残守缺”。二是中西美学比较研究要求研究者采取平等对话的方式。要做到这一点,关键在于对中西文化各自的优越性、局限性和生命活力必须有清醒的认识,才能清除“欧洲文化中心主义”的影响,才能正确掌握比较的标准。三是中西美学比较要求研究者对中西文化有基本的了解、体验,对自己所比较的范围要有系统深入地研究,才能达到一定的深度,做出独到的建树。;

    中国美学研究的深化途径;

    薛富兴

    现代意义的中国美学研究从王国维开始,他用西方近代学术方法和观念审视中国古典审美传统,发现了在传统学术视野下很难发现的东西。此后,以宗白华、朱光潜为代表的新一代学人在深入认识中华审美精神个性方面,得出许多精到的认识。但整体而言,20世纪前期是一个集中输入西方美学理论、尝试基础理论建构的时期,中国美学研究处于零星讨论、尚不系统的阶段。;

    20世纪80年代始,中国美学研究进入全面系统研究的新阶段,出现了一批有影响的中国美学史着作,断代史和专题性研究着作也层出不穷,发表的单篇论文则更多。从此,中国美学与美学理论、西方美学鼎足而三,被视为美学研究必不可少的分支,初步建立起中国美学这一美学分支学科,系统梳理了中华民族审美观念发展的大致轮廓。这打破了20世纪前期以西方美学为美学的局面,充分注意到人类审美意识中的民族文化个性,使美学学科内部的生态结构更趋丰富、合理,对美学在中国的深化与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现在,中国美学研究已成为成果丰硕的一个领域。

    当然,20世纪后期的中国美学研究也有其局限。最主要者有二:一曰基础薄弱。依理,一门学科的建立当从具体、微观的专题实证研究开始,只有专题研究量的积累达到一定程度,才会出现通史式的宏观成果。但20世纪后期中国美学研究正好相反,一开始便是通史式研究占主导的宏观研究阶段。着者积数年之功来言说数千年审美传统,其粗疏程度可想而知。即使是单篇学术论文,也以大话题居多,缺乏扎实的专题实证研究,有先天不足之症。二曰观念研究。现行中国美学研究大多停留在审美观念梳理阶段,观念只是人类审美活动的最后阶段、最抽象形态,审美研究若只停留于审美观念,没有更质朴、丰富的审美实践来支撑,将始终是无根之苗。这一点,现在已开始为美学界所认识。;

    中国美学研究正处于自我深化的新阶段,其具体途径有四:;

    化宏观

    :应届毕业生毕业论文

    为微观,走出通史情结,重新回到具体、实证的专题研究,重新做断代史、专题史的研究工作,补先贤之未足,为中国的健康发展奠定一个较为扎实的基础。现在,我们对中华意识发展的具体情形尚知之甚少,诸如中国自然审美史、工艺审美史、生活审美史这些极具意义的专题,尚待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也只有这些较为具体而又有普遍启示意义的专题研究成果出来之后,我们对中华审美意识发展才会有更符合实际、更新、更高的认识。;

    化观念为活动,走出理论文本,回到生动、丰富的大众审美实践,回到更质朴、具体的审美活动的器物、文字中,重新做系统的分类整理工作。美学史首先当是现实的审美活动史,观念的梳理当是终结而非起始环节。美学是人类感性精神现象学,从丰富复杂的现实生命活动中分析审美要素,从浩如烟海的器物与文献中爬梳审美的蛛丝马迹,确是一桩苦役,但不下如此功夫,中国美学研究便无以深化,永远只能处于前科学阶段。这实际上是以实证专题研究补课的方式来超越20世纪后期的观念研究。;

    以中华审美的特殊性材料来解决人类美学的普遍性问题。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将充分展示中华独特审美精神视为中国美学研究的唯一目标,其实这只是中国美学研究的初步。若仅以审美民族个性呈现为职责,中西美学将永远各自言说而无法形成人类共享性美学知识体系,中国美学研究也就失去了普遍性学术价值。中国美学研究若没有超越民族文化本位的普遍性学术视野,没有美学基础理论,实证研究也将很难深化、提升。因此,以中华审美独特性材料为基础,提出一些对研究人类审美意识发展史有普遍意义的问题,解决一些西方美学尚未提出,或虽已提出却还未能很好解决的问题,将中华传统审美智慧融入人类美学共享性知识体系,如此才能提升中国美学研究的学术价值,所谓美学的“失语”、无平等对话权、中西美学各自为政等问题,也才会逐步得到切实解决。;

    坚持审美世俗本性,发扬中华审美传统。审美是人类精神生活的起点,当下感性立场决定了它永远是最世俗的精神生活。中国有深厚的以审美乐生的文化传统,自然审美、工艺审美、生活审美和审美在中华古典文化中全面展开,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生活的重要部分。这些正需要在当扬光大。较之西方那种以审美为真理、信仰的传统,中华以审美为乐生之情的传统更符合人类审美活动本性。中国美学在审美观念和审美实践两方面都有精彩的思想文化资源,因此,在促进当代美学基础理论建设和现实人文关怀方面,中国美学研究应该有极好的前景。;

篇8

【关键词】

林语堂；翻译思想；《论翻译》

引言

林语堂作为一位将中华文化介绍到国外的重要翻译家，近些年引起了人们广泛的关注。林语堂（1895―1976），是著名的学者、作家和翻译家，自20世纪20年代初开始在各类期刊上发表汉语和英语散文、杂文等，并撰写了许多反映其翻译思想和观点的论文。

由于政治等原因，林语堂在美的英文创作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才开始在大陆逐渐翻译并出版，同时大陆对林语堂的研究也迅速升温。本文对其翻译思想研究包括“翻译艺术”说、语言学和心理学层面的研究、译者的素质和翻译的三个标准等方面，以期达到对林语堂较全面的了解。

林语堂在中西文化交流方面作出的贡献更是显而易见：在中国文学现代文学史上，他推动了中国现代散文写作风格的形成和发展；在海外，他的翻译和英文创作开拓了美国华文文学的题材。作者希望通过这篇论文，能够使学习者对林语堂有一个全面的认识。

一、“翻译艺术”说及译者素质

《论翻译》一文里，林氏开文第一句话就点明了翻译的性质“谈翻译的人首先要觉悟的事件，就是翻译是一门艺术”（张，2005：5）正如曹明伦教授所说，科学的任务是“揭示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但翻译的任务并不是要揭示什么规律，所以我们说翻译不是科学”、此外，“‘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决定了翻译过程是个富有创造性的过程，译者从事的是一种艺术性的再创造活动，因此说翻译是一种艺术”（曹，2007：180181）。

（一）翻译是一门艺术。林语堂是一位多产的翻译家，在翻译理论上颇有建树，然而最系统、最全面地反映其翻译思想的当数长篇译论《论翻译》。他在文章的开头明确提出，“谈翻译的人首先要觉悟的事件，就是翻译是一种艺术。凡艺术的成功，必依赖个人相当之艺才，及其对于该艺术相当之训练。此外别无成功捷径可言”。依林语堂看来，“就是应以原文之风格与其内容并重”，特别是“不但须注意其说的什么并且须注意怎么说法”。

（二）译者的素质。林语堂提出了对译者的要求，“第一是译者对于原文文字上及内容上的透彻了解；第二是译者有相当的国文程度，能写清顺畅达的中文；第三是译事上的训练，译者对于翻译标准及手术的问题有正当的见解”。由此又提出了译者的三条责任，“第一是译者对原著者的责任，第二是译者对中国读者的责任，第三是译者对艺术的责任。三样的责任心备，然后可以谓具有译家的资格”。

二、语言学和心理学层面的研究

林语堂非常重视心理因素在翻译创作过程中的作用，在《论翻译》一文中，他创新地提出从语言学和心理学角度来看翻译，翻译受译者的个人心理和社会心理影响，倘是我们要于此问题得比较客观的解决，自当以语言文字心理的剖析为立论根基。必先明语言文字及行文心理的事实，然后可以做译者标准应如何、态度应如何的结论”。

林语堂开辟了从心理学角度研究翻译的崭新视角，正如周仕宝所说，“林语堂是中国译学史上第一个明确提出将现代语言学和心理学作为翻译理论的学理剖析基础的学者，他无疑给中国的译学理论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和现代性的理论基点，从而提升了理论本身的学理品性”。

三、翻译标准“忠实”“通顺”“美”

林语堂的翻译皆以原作为中心，依势而成，灵活运用多种方法，处理各种不同语境和内容的要求，尽量保全原文的风格和特色，使译文达到“忠实、通顺和美”的标准。他认为，翻译的标准问题大概包括三方面：第一是忠实标准，第二是通顺标准，第三是美的标准。

林语堂认为，“忠实”是“译者的第一任务，就是对原文或原著者的责任”。“忠实”有三层含义，第一是“忠实非字字对译之谓，译者对于原文有字字了解无字字译出之责任”。第二是“译者不但须求达意，并且须以传神为目的”。第三是“绝对忠实之不可能”。

“通顺”“即忠实非说不通中国话之谓”。要做到“通顺”，“译文须以句为本位”，且“须完全根据中文心理”。“寻常作文之心理必以句为本位，译文若求通顺亦必以句译为本位，寻常作文之心理程序，必是分析的而非组合的，先有总意义而后分为一句之各部，非先有零碎之辞字，由此辞字而后组成一句之总意义”。

“美”林语堂要求从达意到传神，在充分尊重原著者和本国读者的基础上，以译语文化的阅读习惯为标准，以译语的行文规范为准绳，直达美的境地，简言之，林语堂的翻译标准实质上就是美的标准。他以句译为形式基础，内容上以达意传情、求美为旨归，最终形成了自己的翻译理想，即“美译’，理论。

四、结语

林语堂作为一个伟大的翻译家，为中西文化的沟通和交流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虽然很少翻译外国文学作品，但却把翻译难度很大的中国古典文学翻译成了英文。为促进中外文艺交流，林语堂做出了锲而不舍的努力。

在翻译理论方而，林语堂是中国译学史上第一个明确提出将现代语言学和心理学作为翻译理论学理剖析基础的学者，林氏的翻译理论即便在现在.也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综合上文的梳理与分析，可以看出，林语堂的翻译思想对我国译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这样，可以使我们加深对林语堂及林译作品的认识和了解。另外，在全球文化大交融的今天，回顾和研究其翻译思想，对发展翻译事业，促进国际文化交流事业是不无裨益的。

参考文献：

[1]Lefevere André，Translation，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 [M]. 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4

[2]曹明伦.英汉翻译实践与评析[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7

[3]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篇9

一、“王韬研究”分期概述

在传统向现代演进的时代，王韬成为“口岸知识分子”①的典型代表，经历从“文人”到“译者”的蜕变。七十年的人生几经跌宕：译书、办报、游历、教学，柯文笔下的“新人”在中西文化与信仰的冲突中探索着。毋庸置疑，他是学者、政论家、文学家。但放眼流淌近代中国的滚滚“西潮”，一个头衔或许更配得上他的贡献——中西文化传播中的先行者。

党月异②《王韬研究世纪回顾》把始于上世纪三十年代的王韬研究大致分为始发期、持续期、发展期、深入期四个阶段。最近的一个阶段是从1990年至今，这个阶段的研究在王立群看来“突破了前期研究王韬生平和笼统整理介绍王韬著作的局限”③，全面而细致地考察了王韬的各种思想和活动。九十年代以后，相继问世的研究专著主要有两部《王韬评传》（忻平④1990、张海林⑤1993）、《王韬年谱》（张志春⑥1994）、《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王韬与晚清革命》。2012年，王立群《中国早期口岸知识分子形成的文化特征》采用原典实证的研究方法，全面考察了王韬在中外文化交流中的活动以及西方文化的冲击给他观念上带来的变化。目前，这种对主人公跨文化传播中表现的关注已逐渐开辟出研究王韬新的路径。

值得一提的是，党月异在《王韬研究世纪回顾》中把王韬的事业划分为“报刊事业”、“中西文化交流”和“翻译事业”三个方面。总体看似没有问题，但细究起来却值得商榷。站在跨文化传播的角度，三者之间有重叠部分，翻译书籍作品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形式之一，而《循环日报》的创立尤其是政论文体的大量采用，其实同样是在给民众灌输西方制度思想，增进民众对西学世界的了解。

二、王韬与中西书籍互译

王韬不仅协助麦都思将《圣经》等宗教作品翻译成中文，也在英华书院同理雅各合作将儒家经典译成英文。此外，王韬还与传教士合译过不少科技类书籍，如《格致新学提纲》、《华英通商事略》等。尽管著述颇丰，王韬的工作场所却主要集中在上海和香港两地。

1、上海墨海书馆

选择步父亲后尘前往墨海书馆的王韬，最有可能是出于经济利益。王宏志⑦ 《“卖身事夷”的王韬：当传统文士当上了译者》力主此类观点并结合证据详尽剖析。关于他在上海13年的翻译工作，有学者将其大致分为两期：前期以《圣经》、中文赞美诗等宗教作品为主，后期以科技、贸易类书籍为主。柯文的专著《传统与现代之间——王韬与晚清革命》提供了王韬参与《圣经》翻译的相关细节，包括成员构成、工作流程和时间安排等。就王韬对两期工作的态度而论，不少学者从王韬的自述中得出大体一致的结论：前期“消极应付、厌恶不已”，后期则“积极参与、引以为傲”。童元方和王立群等都察觉到了主人公前后微妙的心态变化以及导致这种变化的原因。在王立群的专著《中国早期口岸知识分子形成的文化特征》里，将前期厌恶抵触的原因归结为传教士中文功底差劲和文化差异带来的“内在抗拒”。童元方⑧《论王韬在上海的翻译工作》认为，后期翻译寄托了王韬“经世致用”的抱负。“以器通‘道’、藉‘器’见‘道’， 因中西之道相通而实现大同世界的理想”构成了佣书墨海的王韬独树一帜的思想内涵。不论王韬自身是否满意，他的翻译工作却在“第60届传教大会报告”中得到高度肯定，罗香林⑨《香港与中西文化交流》也对王韬参与的“代表本”《圣经》报以“文辞雅达、音节铿锵”的肯定。

2、香港英华书院

1862年，因政治避难而客居香港的王韬给理雅各当起了助手，工作性质与在上海类似——翻译。不同的是，这次是把儒家经典译成英文，使“东学得以西渐”。王立群《王韬与近代东学西渐》肯定了王韬在中西文化传播中的突出贡献，并在专著《中国早期口岸知识分子形成的文化特征》中勾勒了王韬参与的不少细节，比如面对浩如烟海的各家注释，王韬不因个人喜好偏重一门一派等等。在英华书院的几年时间里，王韬直接参与翻译的经书共5部，分别是《书经》（第3卷）、《诗经》（第4卷）、《春秋》、《左传》（第5卷）、《礼记》（第7卷）。在与传教士的合作中，“华夷之辩”的心态普遍存在于传统文士的内心。如果说在上海翻译《圣经》的王韬多少存有“获罪名教”的痛苦与不安，那在香港翻译《中国经典》则充分填补了他“宣孔孟之道于西土”的虚荣心。王志宏《当传统文士当上了译者》深刻洞察了王韬的上述心态，并把这次的跨文化传播与中西文化的第一次接触进行对比，得出了“尽管传播方向各异，却都秉承‘以儒学为重心’”⑩的结论。由于在上海有着十几年与西人合作译书的经验，外加自身深厚的经学功底以及对“东学西传”的积极态度，王韬在英华的表现称得上可圈可点。理雅各将其誉为“最博通中国典籍”的学者。王立群《王韬与近代东学西渐》也认为正是王韬扎实细致的工作使译作达到了极高的水平。

三、王韬与西学论著编撰

王韬一生著述颇丰。据学者统计截止目前约有40余种。这些书目中，涉及西学与中学的含量大体相当，而站在历史角度看，显然对西学的介绍更具分量。

1、科技类书籍编撰

王韬在上海除协助麦都思翻译《圣经》外，还花费大量时间与其他传教士们合译科技类书籍，主要有《格致新学提纲》（与艾约瑟合译）、《重学浅说》（与伟烈亚力合译）、《光学图说》（与艾约瑟合译）、《西国天学源流》（与伟烈亚力合译）等四本。《弢园著述总目》中对此做了记载，一部分学者如宋建昃⑾《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的王韬》、童元方《论王韬在上海的翻译工作》等都对上述内容进行了考证和详尽分析。作为“译者”的王韬工作同时也留心西学知识，竭力让自己成为“学者”。并在工作之余以上述四部译本为原始材料，另外编撰了《西学原始考》、《西学图说》、《泰西著述考》等三部著作。王立群在专著《中国早期口岸知识分子形成的文化特征》逐本考证了其内容和材料来源。可以说，王韬在介绍和传播西方的科技知识方面走在了时代的前面，在中西科技交流史上具有特殊意义。

2、文史类书籍编撰

在国外文学作品翻译方面，王韬可谓是最早的“试水者”。李景元⑿《王韬和他的翻译事业》指出翻译外国文学的第一人不是林杼而是王韬，并将法国《马赛曲》的早期翻译归功于他。此外，这篇论文还引述和评价了王韬“选材必严，取材必富，擦言必雅，立体必纯”的翻译主张。

在王韬的众多著作中，世界史方面的研究占有相当比例，其中尤以《法国志略》和《普法战纪》两部影响最为深远，在当时的中、日两国均引起较大反响。邹振环⒀《最早由中国人编译的欧洲战争史》介绍了王韬编撰的历程，并给予《普法战纪》高度评价，认为这是“近代世界史著作中影响最大的一部欧洲当代专史”。忻平⒁《王韬与近代中国的法国史研究》则从体例、内容、评析等方面深入解读了这两部史著，认为“王韬治法国史绝非单纯为学术”，还寄托了个人“振兴中国”的夙愿。王韬对以法国史为典型代表的世界史的编撰对近代国人观察世界提供了全新窗口，引导人们通过阅读西方各国历史来深入了解西方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

3、贸易类书籍编撰

1857年，王韬与伟烈亚力合译的《华英通商事略》问世，并于同年在《六合丛谈》连载。对一个重农抑商的国家来说这部著作的意义可谓非凡，而“中国欲制西人以自强，亦莫如由商务始”的见识更是卓然超群。张广杰⒂《王韬商本思想论略》认为王韬的“商本思想”成形于欧洲游历归来以后。但不可否认，“羁旅香海”尤其是编译了《华英通商事略》之后的王韬在某种程度上已开启思想的转型。

4、综合类书籍编撰

1853年，王韬逐步参与《中西通书》这部综合性科学刊物的翻译与编订，并为之作序。序中，王韬以“用心不专”、“墨守成法”概括中国科技落后于西方的原因，王立群在专著《中国早期口岸知识分子形成的文化特征》中认为“这在当时无疑是非常先进的观念”，并进一步揭示出王韬在编撰西学书籍过程中思想转变的信号。

四、游历海外、宣道异域

跨文化传播的形式除了以文字为载体的书籍，还有以声音为载体的演讲以及衣食为主体的习俗。按当时的条件，除了第一种方式的传播能做到跨越时空外，对于后两种来说则必须亲历亲为，零距离沟通。作为早期踏上西土的传统知识分子，王韬在幸运之余也多了份责任。

1、欧洲之行

1867年，王韬随理雅各前往英国，游历欧洲近三年时间。这期间，零距离接触西方文明的王韬逐步意识到中、西文化具有各自特点，无分贵贱。但彼此缺乏了解的事实让他自觉的承担起传播儒家哲学与文化的使命。通过《漫游随录》不难发现，王韬跨文化传播的一条主要途径就是演讲，地点包括在理雅各故乡亨得利的教堂、在金亚尔乡书院、在爱丁堡的教堂、在牛津大学的毕业典礼上。对此，王立群在专著《中国早期口岸知识分子形成的文化特征》中进行了细致的梳理。据她阐述，在王韬的演讲中，“吟诵诗词”成为展现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手段。

就演讲的反馈效果来看，王韬自己是比较满意的。不是“诸女皆相顾微笑”⒃就是“一堂听着，无不鼓掌蹈足，同声称赞，墙壁为震”⒄等等。当然，这样用词难免有夸张成分，但不可否认这样的传播确实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一部分西方人士对中国文化的偏见。另外，演讲的顺利进行离不开精通汉学的理雅各的穿针引线，是他劲道的翻译让王韬的讲述精彩纷呈。

逗留英伦期间，王韬曾将所带的中国典籍赠送给牛津大学和大英博物馆，被誉为促进中西文化交流的“盛举”。对于这起“置书英国事件”的几个细节如“书籍存放何处？”“共多少书籍？”“是赠还是买？”等，多位学者间存在争议。田正平、叶哲铭⒅《重新认识王韬在中外文化教育交流中的置书英国事件》梳理了各家的意见，推测出王韬置书地应为大英博物馆，有203本共712卷中国书，被购买的可能性大。

2、日本之旅

1879年，王韬开启历时百日的日本之行，并据此写下《扶桑游记》。但实际上，他对日本的关注早在墨海书馆时便已出发。通过英美传教士，王韬逐步意识到明治维新给日本带来的变化。而凭借几部欧洲史著蜚声海外的王韬受邀前往日本进行文化交流。舒习龙⒆《晚清江苏人与日本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将王韬在日的文化活动做了大体描述，主要是与日本文士“相互拜谒、切磋学问、探讨诗词”。此外，舒习龙还进一步把这些文士分为两类：一类是中华文明的钦慕者；另一类则是西方文明的同路人。

关于王韬对日本态度的嬗变和矛盾，王立群《从王韬看十九世纪中叶中国文人的日本观》认为，在王韬笔下的日本西化运动是彻底的，单从日本角度看值得肯定，但崛起后的日本不断以威胁中国为代价则令王韬无法释怀。此外，王立群还提出，“对中国文化在日本遭遇的冷落，王韬也深感惋惜和遗憾。”⒇

五、王韬的办报经历

在近代口岸知识分子中，王韬的影响力可谓巨大。究其缘由，除游历海外的特殊经历外，离不开办报活动的推动。学者王立群在专著《中国早期口岸知识分子形成的文化特征》中按时间顺序，将其办报经历大致梳理如下：参与《遐迩贯珍》文字校对和发行、兼任《孖刺西报》中文附录《近事编录》编辑、香港《华字日报》主笔。1874年，《循环日报》创办，王韬的新闻事业步入顶峰。

《循环日报》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具有里程碑式意义。内容方面提出“君主立宪”等政治改良方案。形式上，政论文体则开启一代文风。王韬晚年，一部分政论文章被汇集成《弢园文录外编》出版，成为后人研究其新闻思想、改良思想等的重要参考依据。

六、王韬与格致书院

在李鸿章的默许下，王韬回到上海，为献言献策。当初正因科举而受拒仕途之外的王韬，在人生最后的十几年里把大部分精力留给了“教书育人”，在格致书院践行自己“传播西学、教育新人”的教育理念。通过王韬《格致书院课艺》和傅兰雅《格致书院会讲西学章程》，不少学者（如王立群）认为，王韬接管下的格致书院与传统教育相比，从招生到教学内容和方式都发生了质的变化，“为近代中国教育改革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另外，王尔敏专著《上海格致书院志略》对王韬在书院“考课”等一系列举措进行详细考证和记录。

结语

从上世纪90年代至今，关于王韬的研究已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几百篇论文的发表和五部专著的出版就是最好说明。尽管如此，对王韬跨文化传播的研究仍有较大上升空间。一方面新的史料不断被挖掘和整理，如浙江师范大学的陈玉兰《王韬著作整理》项目获得高校古委会规划立项等；另一方面，新的理论视角不断涌现，新闻传播学、社会学、文化学、史学等领域的共同推进和交叉分析或将成为未来研究的主流。

参考文献

①柯文[美]：《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M].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16

②党月异，《王韬研究世纪回顾》[J].《德州学院学报》，2003（10）

③王立群：《中国早期口岸知识分子形成的文化特征——王韬研究》[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4

④忻平：《王韬评传》[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

⑤张海林：《王韬评传》[M].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

⑥张志春：《王韬年谱》[M].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

⑦⑩王宏志，《“卖身事夷”的王韬：当传统文士当上了译者》[J].《复旦学报》，2011（2）

⑧童元方：《论王韬在上海的翻译工作》[J].《上海科技翻译》，2000（1）

⑨罗香林：《香港与中西文化交流》[M].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61：78

⑾宋建昃，《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的王韬》[J].《夏之卷》，2001

⑿李景元，《王韬和他的翻译事业》[J].《中国翻译》，1991（3）

⒀邹振环，《最早由中国人编译的欧洲战争史》[J].《编辑学刊》，1994（4）

⒁忻平，《王韬与近代中国的法国史研究》[J].《上海社会科学院学书季刊》，1994（1）

⒂张广杰，《王韬商本思想论略》[J].《山东教育学院学报》，2008（1）

⒃⒄王韬：《漫游随录卷三》[M]：P135、97

⒅田正平、叶哲铭，《重新认识王韬在中外文化教育交流中的置书英国事件》[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6（3）

⒆舒习龙，《晚清江苏人与日本文化的交流和融合》[J].《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2008（4）

篇10

学术界对大学语文的定位存在多种争论：一是强调工具性。主张大学语文应该回归传统的知识性、工具性教育，重点培养大学生基本的听、说、读、写能力;一是突出审美性。主张大学语文“以经典的或优秀的母语(汉语)书面文本为材料、以阅读解析鉴赏为主要方式，注重学生素质提升的教育教学活动。”[1]一是彰显人文性。认为大学语文的出路应是：“大幅度地提升教材的人文含量，使之能直接触及乃至正面应对大学生‘精神成人’时所难免的‘成长的烦恼’，从而让同学能在一片弥散想象的诗意空间去体悟宇宙人生、历史与世界。”[2]三种观点均对目前的大学语文教育现状进行了反思，都有充分的现实依据，显示出其合理的一面。

但是，大学生经过中学阶段的基础训练，已经具备了基本的语言文字阅读、理解和写作能力。就课时设置而言，大学语文课一般在40个课时左右，在如此有限的时间内系统讲授语言文学基础知识，恶补基本的语文技能训练，显然勉为其难。对于少数语文读写能力不足的学生，不妨通过《公共写作》、《普通话训练教程》等选修课来针对性地加以解决。大学语文应该淡化工具性，区别、超越于中学语文。正如徐中玉先生所说：“现在的‘大学语文’课程，必须重视人文教育和人文精神的培养。‘大学语文’的工具性当然仍要注意，但不断渐进，进一步还得讲究兼顾文学性、艺术性、审美性、创新性乃至深刻的人生哲理性。总目标乃在提高大学生的品格素质与人文精神。”[3]因此，大学语文不应满足于增加语言文学知识，教学重点必须转向更高的层次，应该坚持“从文学、文化相结合的角度，融语文的工具性教育于人文性与审美性教育之中，引导学生做具有人文意识和审美素养的高质量人才。所以，寻求语文的工具性和人文性、审美性的契合，才是大学语文定位的方向。”[4]

具体来看，加强大学语文的审美性、人文性对于农业院校尤为迫切。由于专业原因，农业院校的学生对于自然界的理解感知大多基于实用的角度，这种功能性的片面理解不利于丰富人性的提升。因为技能教育与生俱来的功利倾向，缺乏人文理念的有效约束，就会适得其反。因此，大学语文课应积极引导学生研读文化经典，深入作品、作家世界之中，去感受语言文字的巨大魅力，于潜移默化之中得到人文精神的熏陶，从而自觉地传承优良的文化传统，以审美的方式看待人生，去体验人生的智慧，追问生存的终极意义。

现代社会是一种崇尚多元、尊重个性的时代。如陈寅恪所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乃现代大学之道。如果再沿袭中学语文解决字词句、概括段落大意、总结中心思想的简单模式，无异于画地为牢。相反，大学语文课应该设置更多富有意义的开放性话题，鼓励学生独立思考，从而突出对人文性的强调。在自由平等的交流中，倾听不同的声音，切实改变寻求唯一的标准答案的倾向。对于教材中涉及的经典作品的理解，更应坚持学术观点的多元与开放，让学生熟悉各种不同的观点，尊重学生的自主选择。例如海明威《老人与海》的解读，通行的观点认为表现了人与自然、与厄运顽强对抗，体现了老渔夫圣地亚哥永不屈服的意志，展现了抗争英雄的形象。其实，还可以进一步启发学生联系当下的现实，重新思考人与自然之间的对抗关系的负面意义，也可以比较中西文化传统不同的自然观的影响等等。这种求异求变的教学策略，显然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独立思考能力。

二、教材编写：讲述“人生成长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