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论文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人民币论文，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一、我国出现通货膨胀压力的原因

对于通货膨胀的成因,西方经济学家认为主要有四种类型:需求拉动型、成本推动型、混合推动型和结构性通货膨胀。另外,在开放的经济环境中,通货膨胀的国际间传递也是一国(地区)出现通货膨胀的重要原因。笔者认为,我国现阶段出现的通货膨胀压力不能简单归为上述几种类型中任意一类。其既有需求扩大导致供不应求的原因,也有成本价格上升引起的产品价格上涨。具体分析,我国现阶段通胀压力的产生主要有以下四方面的原因:

1、粮食、猪肉、能源等商品价格上涨过快,产生成本推动的通胀压力。本轮价格上涨的直接原因是由于粮食、猪肉、能源等商品价格大幅上涨。这些商品既与居民的生活密切相关,又是工业生产的上游产品,当其价格上涨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必然会传导到下游产品。由于这些产品的产业关联度强,其价格上涨会导致诸多产品价格的上涨。

2、货币流动性过剩,导致通胀压力增加。货币流动性过剩已经成为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中的一个突出问题,并对价格上涨形成了强劲的推动力。我国货币流动性过剩主要是由贸易顺差过大、国际热钱不断涌入、信贷规模扩大等因素造成。

3、经济增长速度过快,固定投资过热。自2003年以来,我国GDP增长速度一直保持在10%以上,而且呈逐年加快的趋势。2007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达到了11.5%。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是通过固定投资的高速增长实现的。近几年,我国经济发展一直存在局部过热现象,部分行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不断扩大。

4、居民收入较快增长及股市的财富效应。由于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带来了居民收入的增加。特别是近两年,国家大幅提高了公务员、教师等行政、事业单位人员的待遇;2004年以来出现的“民工荒”使得农民工工资有所提高,国家推出的一系列“惠农”政策使得农民收入也有了大幅度增加。居民收入的快速增长带动了消费的增加,继而对价格的提升起到了推动作用。

二、人民币升值的主要原因

人民币升值这一现象是多个因素、各种力量共同作用的产物。其中,内因是关键和根本,而外因则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简言之,人民币升值是历史的必然,而非偶然。

1、内因

(1)国际收支顺差。双顺差是人民币升值的重要源头。若一国收入大于支出,即国际收支出现顺差,这意味着该国外汇市场上汇供给大于需求,因此外币将贬值,而本币必将升值。我国近年来持续出现双顺差现象,就2007年上半年而言,国际收支继续保持双顺差格局。其中,经常项目顺差1,629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78%;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902亿美元,增长132%。因此,人民币在下半年,甚至明年继续出现升值预期就不为奇了。简言之,双顺差是人民币持续升值的根本所在。

(2)外汇储备。外汇储备过多表明:在外汇市场上供给大于需求,同样会引起外币贬值以及本币升值。我国2006年2月外汇储备高达8,751亿美元,首次超过日本成为外汇储备世界第一的国家。外汇储备反映了一国国际支付能力和外债偿还能力,具备充足的外汇储备是保持一个国家经济稳定的重要指标。然而,由于机会成本的存在,所以并非越多越好,太多的外汇储备反而会导致资源的极大浪费。

2、外因。美国、日本、欧洲等发达国家持续施压成为人民币升值的外因。根据马歇尔-勒纳条件,只要满足出口商品的需求价格弹性与进口商品的需求价格弹性之和大于1,那么本币贬值就能改善贸易收支。因此,他们施压逼迫人民币升值,目的是维护其本国的利益。他们企图通过阻碍中国商品过大规模地进入其国内市场,打击中国商品在国际上的竞争力。以美国为例,实施“弱势美元”政策,力图扭转其国际收支逆差局面。

三、政策建议

鉴于我国目前面临的通货膨胀、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是由诸多因素导致的,笔者认为,缓解当前通胀压力也应采取“一揽子”措施。

1、实施多种货币政策的“组合拳”出击面对国内出现的通货膨胀压力。国家已经采取了一系列货币政策进行调整,如央行2007年已经连续10次上调人民币存款基准利率,普通存款金融机构将执行14.5%的存款准备金标准。根据我国当前资本泡沫迅速膨胀的现状,笔者认为应该实施货币政策的“组合拳”出击。央行应继续提高利率水平,并提高法定准备金率,形成稳定的紧缩性政策预期,抑制货币需求,为我国国民经济中投资过热现象降温。同时,应辅以公开市场业务操作,央行可以根据市场需求的变动,适时适量地出售有价证券,以缓解货币量供应过度的局势,还可以向部分贷款数额增加较快、流动性充裕的商业银行发行定向央票进行货币回笼。

2、针对特殊行业采取相应的财政、税收政策以调整供需结构。本文所说的特殊行业是指对通货膨胀压力的产生起主导作用的行业。鉴于房地产行业和生猪养殖行业供不应求的结构问题是我国此次通货膨胀压力产生的重要影响因素,将上述二者归为“特殊行业”。

3、逐步调整外贸政策。贸易顺差导致我国基础货币供给增加,减少贸易顺差自然成为解决货币供给过度的强有力手段,即要控制出口,扩大进口,并适时适度地促进人民币升值。

在控制出口方面,2007年我国已经对出口退税作出了3次调整。鉴于我国出口以高污染、高耗能和低附加值产品居多的现状,笔者建议加大出口退税结构调整力度,在现行税率调整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大取消出口退税率的资源型、高耗能、高污染产品的数量,并相应上调资源税。在扩大进口方面,重点对象应该是国内短缺的资源、原材料和高精尖设备,因此对这类产品的进口关税可作适当下调。:

4、加强对国际资本流动的监管力度,防止资本快速进出。为了控制流通中的货币数量,防止国际游资进出对我国资本市场造成巨大冲击,应当加强对国际游资出入境的监管力度。笔者建议借鉴国外的做法,如对以非直接投资形式流入的外国资本实行半年期的没有补偿的储备要求方案,超过半年后方可使用;对以非直接投资形式流入的短期外国资本征税,比如对外国资本投资本国股票征收1%的税;或者限制短期外汇信贷或持有外汇头寸的规模。通过以上做法可缓和国际资本迅速进入我国资本市场引起价格的哄抬,也可在一定程度上防止其短期内的撤离行为引起的经济动荡,保证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的稳定性。

此外,还要搞好相应的配套改革措施:一是改革现行的结售汇制度。目前,中国的外汇储备已很充裕,不仅足以保障对外贸易活动的需要,而且也为选择更加宽松的外汇管理制度创造了条件。因此,适时调整强制结售汇制度,实行意愿结售汇制度的条件已经成熟。目前,可先进一步放宽所有出口收汇企业的留汇额度,再逐步变一些项目的强制结售汇为意愿结售汇;二是改革现行储备制度和储备政策,减少经常项目顺差。可以增加进口石油等战略物资储备,减少外汇储备;增加企业和个人持有的外汇,减少国家的外汇储备等。这样可以减少经常项目顺差,既可缓解资源压力,又可减轻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三是运用市场机制缓解由外汇储备增加所引致的基础货币投放量增加问题。可考虑通过将中央财政在中央银行的债务证券化回笼一部分发行在外的货币,以及将央行现有的一部分外汇储备资产证券化等措施,对冲由外汇储备继续增加给货币政策造成的压力。在鼓励资本流出的同时,加强对资本流入的管理,改变资本流出和流入不对称的状况。鼓励有条件的企业进口先进的机器设备、一些具备国际竞争力的企业到海外投资的同时,抑制一些不必要的资本流入,改善国际收支状况,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

篇2

经典R/S分析法R/S分析法的基本思想是：如果时间序列是随机游走的，累积离差的极差应与观测值个数的平方根成正比。为了使这个度量在时间上标准化，Hurst用观测值的标准差去除极差建立一个无量纲的比率，这个比率即现在应用比较广泛的Hurst指数。ARFIMA模型大量实证分析表明，金融资产的收益率序列的分布相对于正态分布具有尖峰厚尾的特征。对于R/S分析法，Mills（2002）发现金融资产收益率序列分布的厚尾特征可能会影响该分析方法对序列长记忆性特征的分析。

二、实证研究

（一）样本数据的选取及说明

2005年7月21日，我国对人民币汇率制度进行了改革，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该形成机制更适合我国经济发展的现状，所以论文选取2005年7月21日至2014年2月10日间每个外汇交易日美元兑人民币中间价作为研究对象，数据来源于国家外汇管理局。收益率的计算采用对数收益率的形式，即对汇率中间价序列Pt!"取对数之后进行一阶差分：（5）论文采用比较常用的绝对均值偏离平方2ttR-R刻画收益波动率。

（二）收益率及收益波动率统计特征及平稳性检验

对人民币汇率收益率和收益波动率序列的统计特征分析，论文采用的统计量为均值、标准差、偏度系数、峰度系数、Jarque-Bera统计量、Ljung-BoxQ统计量、ADF和P-P统计量。由表1可知：1.人民币汇率收益率及收益波动率的偏度系数都显著的不为0，说明两时序均不是围绕均值对称分布的，且波动率序列的有偏特征明显地强于收益率序列；峰度系数均大于3，均有“尖峰厚尾”的特征，且波动率序列的“尖峰厚尾”特征强于收益率序列；Jarque-Bera统计量相应的p值都为0，两种序列都显著地拒绝正态分布的原假设。总而言之，两时序均不服从正态分布，且波动率序列的非正态性特征更加明显。2.由Ljung-BoxQ统计量自相关检验结果可知，两时序均不存在显著的短记忆性；由ADF检验和P-P检验结果，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均显著地拒绝了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可认为两时序均是平稳的时间序列。基于此，可对两时序进行长记忆特征的研究。

（三）经典R/S分析

由图1两种序列的时序图可知，两种序列均存在明显的波动集束现象，因此，进行R/S的分析之前，有必要使用GARCH类模型对序列进行过滤。对人民币汇率收益率和收益波动率序列序列，论文分别采用GARCH（1，1）-M模型和GARCH（1，1）进行过滤，得到标准化序列，再对标准化序列进行经典R/S的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它们的In（R/S）-In（N）图如图2所示。通过表2可知，分析法估算出的人民币汇率收益率和收益波动率序列的Hurst指数均大于0.5，通过最小二乘估计方法拟合的可决系数均在90%以上，拟合的效果都非常好，可以认为估算的Hurst指数是较为准确的。收益率序列的Hurst指数为0.58158，与0.5相差不大，说明收益率序列虽然存在长记忆性，但是一种较为微弱的长记忆性，而收益波动率序列的Hurst指数为0.91182，明显大于0.5，表明收益波动率序列的长记忆性特征非常显著。

（四）ARFIMA模型的拟合

根据信息准则对模型进行筛选，人民币收益率和收益波动率序列分别选ARFIMA（1，d，1）和ARFIMA（0，d，0）模型进行拟合。参数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由表3可知，各参数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是显著的。人民币汇率收益率序列分数差分参数d=0.01176，0＜d＜0.5，说明收益率序列具有长记忆的特征，但是一种比较微弱的长记忆性。而对于收益波动率序列分数差分参数d=0.21796，0＜d＜0.5，说明波动率序列具有比较显著的长记忆性特征。总体而言，ARFIMA模型对序列的拟合结果和经典R/S分析法对序列的分析结果基本吻合。

篇3

一、人民币升值的原因

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经济低迷、萧条，许多西方国家面临着通货紧缩的巨大压力。与一些发达国家情况正好相反的是，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国际收支的双顺差和不断增加的巨额外汇储备成为推动人民币升值的直接原因。以美国和日本为首的西方国家认为中国的出口商以“不公平的低价”抢夺世界市场，因此要逼迫人民币升值，并进而将这一经济问题转变为政治责难，向中国施加压力。在国内外复杂的经济与政治形式下，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外因

1.日本叫嚣。2002年12月2日，日本副财相黑田东彦及其副手河合正弘在英国《金融时报上》发表署名为《全球性通货再膨胀正当其时》的文章；2002年2月22日，日本财务大臣盐川正十郎在OECD七国集团会议上向其他六国提交通过提案，要求逼迫人民币升值，这是该组织自成立以来第一次公开讨论成员国以外的经济问题。2003年3月2日，《日本经济新闻》发表文章称“中国向亚洲国际输出了通货紧缩”。日本政府认为中国向全球特别是亚洲国家输出了通货紧缩，这是日本要求人民币升值的主要原因。由于中国出口急剧增长，国内物价水平下降，以及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导致国际市场上廉价商品的供应能力大大增加，导致日本国内物价下跌，同时日本总需求的不足，引起物价的进一步下降，从而发生通货紧缩的危险，中国正在向保口日本在内的全世界输出通货紧缩。日本政府认为，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有责任为稳定世界经济作出贡献，也符合起自身利益，如果中国政府不能严格限制出口，那么为了扭转国内通货紧缩局势，应该采取扩张型的货币政策，或者是让人民币升值。

2.美国施压。2003年6月起，人民币升值的主要外部压力从日本转向了美国。2003年6月合7月美国财政部长JohnSnow和美联储主席AlanGreenspan先后公开发表谈话，希望人民币选择更具弹性的汇率制度，认为盯住汇率制度最终会损害到中国经济。随后美国的商务部长、劳动部长也发表了类似的观点。此外，美国的一些利益集团，以健全美元联盟为代表，在要求人民币重估方面表现最为积极，美国方面有关情绪随着斯诺9月的访华而达到，这次访问也被称为“汇率之行”。美国方面希望人民币升值的主要理由是中国的货币操纵造成了美国严重的制造业失业问题。他们认为，中国、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为了获得巨大的出口竞争优势，故意操纵货币的汇率，尤其是中国人民币存在着严重的低估现象。正是这一现象使美国的制造业发展出现萎缩，企业大量倒闭，带来了严重的失业现象，到2003年6月美国的失业率已经达到了6.4％，其中90％的失业使制造业的失业，而且美国兑中国的贸易赤字在过去纪念里也大幅增加，中国由此累积了巨额的外汇储备，到2004年底已经达到了6099亿美元。所以说，中国需要为美国的经济下滑和失业增多负责，美国政府必须给中国政府施加更大的压力，来督促人民币升值。

（二）内因

1.实际有效汇率。据IMF估算,2002年人民币相对于其他主要贸易伙伴的名义有效汇率下降了6%,而根据胡祖六(2003)的测算,从2002年2月美元从其汇率的最高点贬值到2003年6月,人民币的实际有效汇率已经下降了11%。自1994年中国实施汇率制度重大改革以来,根据国际组织的测算结果,人民币一直存在低估的问题。1980至1997年我国GDP年均增长率达9.98%,1998至2004年,尽管先后受到了东南亚金融危机、美日欧三大经济体同时陷于衰退及非典的影响,但中国经济仍然保持着7%到9%的高速增长。这无论是与同期发达国家比较,还是同发展中国家相比,都是领先的。中国经济的稳定快速增长与世界经济的低迷形成鲜明对比。这就表明人民币有升值的趋势。

2.购买力平价。“购买力平价”理论是一种重要的汇率决定理论。该理论认为,购买力平价(PPP),指一定时期内两种货币的汇率是由两种货币在本国国内所能购买的商品与劳务的数量来决定的。也就是说本国货币与外国货币的交换,实质上是本国货币和外国货币购买力的交换,长期均衡汇率是由本国货币与外国货币的购买力对比决定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的《人类发展报告》显示,2005年中国人均GDP按名义汇率计算为1352美元,但若按购买力平价方法折算则为5791美元,即名义汇率比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民币汇率低估4.06倍。一般来说,购买力平价的计算仅涉及到可贸易商品,并且没有考虑产品和服务质量的差异,因而容易高估发展中国家的币值。但是,人民币币值即使没有UNDP估算的那样高,也不至于像现行的汇率那样低。

3.国际收支。“国际收支决定论”认为,一国的国际收支状况是影响汇率最直接的因素之一。当一国有较大的国际收支逆差时,对外汇的需求大于外汇的供给,本币对外贬值;反之则会造成本币升值。从国际收支状况看,我国的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收支从1994年人民币汇率并轨以来一直维持较大的顺差。特别是近几年,我国成为全球最大的资本流入国,每年FDI高达500亿美元左右。这种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双顺差的状况使得我国近年来的外汇储备节节上升,已经超过了满足正常支付所需的储备水平。所以,根据国际收支状况,人民币也会产生升值趋势。

二、人民币升值对我国经济的综合影响

（一）对外贸的影响。人们普遍认为,人民币升值会扩大进口,限制出口,不利于国际贸易收支。因为人民币升值以后,等量人民币与从前相比,可兑换更多的外币。对进口商来说,购买等量的进口商品需要支付的人民币较以往更少,因此有扩大进口的需求。但对出口商而言,若商品以原先的价格在国际市场上出售,所得到的外汇换得的人民币要比从前少,利润将会减少;若以略高的价格出售以保证利润,则减弱了出口产品的竞争力,无论哪种情况,都不利于出口商,因而出口将受限制。长期以往,即会出现贸易逆差。但事实上,由于近年来我国积极鼓励加工贸易的发展,加工贸易已逐渐超过一般贸易,成为我国主要的贸易方式。加工贸易的特点是“大进大出”——增加出口的同时增加进口,人民币升值虽然会有损最终产品的出口竞争力,但却能提高进口原材料的购买力,由此可从一定程度上弥补人民币升值对出口的不利因素。此外,出口弹性系数也改变了本币升值给我国贸易收支带来的影响。在目前的学术研究中,多数学者认同我国出口商品的需求价格弹性远小于1,即我们出口商品价格提高的幅度会超过出口商品数量减少的幅度,因此,虽然出口产品的数量有所减少,但价格上的弥补使得出口的总额反而会提高。由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04、05、06的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显示:近三年来,我国的贸易收支,无论是进口还是出口,规模都在扩大,而出口规模扩大的幅度大于进口,我国一直处于贸易顺差状况,且顺差额不断增大。由此推断,人民币升值短期内并不会改变我国贸易顺差的现状,更不会造成我国严重的贸易逆差。

（二）对就业的影响。人民币升值对居民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物价与就业的影响上。从短期来看,人民币升值后,我国商品出口竞争力减弱,出口产品的数量有所减少,在各出口企业生产能力不变的情况下,原本打算出口的产品囤积到国内市场,由此出现国内市场上,商品供大于求、物价下降的局面。此外,人民币升值也直接反应为购买进口商品的价格下跌,鉴于此,国内同类或相似商品为增加自身的竞争力也调整价格,致使国内商品价格下跌。所以,人民币升值会使得国内的商品物价下降,进一步还可能导致潜在的通货紧缩效应。从长期看来,我国对进口需求的增加导致国际市场上供求关系的改变,使得国际市场的价格提高,从而又带动了我国国内物价上涨。目前,受市场供给、国际价格等其他方面因素的影响,我国的物价一直处于温和上涨状态,因此出现通货紧缩效应的可能性不大。在就业方面,人民币升值后,一方面,劳务输出减少,国内劳动力资源增多。另一方面,短期内,国内市场商品供大于求,企业为争取优势,可能裁员、缩小企业规模以保持竞争力,因此,国内就业形势严峻,尤其是对劳动密集型产业,失业形势较为严峻。所幸,目前我国人民币升值的幅度不大,就业形势总体良好,城镇失业水平控制在4.6%之内。

（三）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人民币升值将增加外商的投资成本。外商投资企业投资是以货币、实物及其它无形资产等形式投资的。人民币的升值,以美元为股本金的外商投资企业,兑换人民币的能力会减少,也就是外商投资的成本会随着增加,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投资的竞争力。但是,外商投资成本的增加,对于特定的项目来讲,原来额定的投资规模所需的资金将不足,如果继续实施该项目,会促使外商增资,扩大其投资规模。人民币的升值会加速企业利润分配和再投资,不利于现有外企发展。人民币的升值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人民币的国际竞争力,因此外商将会加速企业利润分配,提高可分配利润的汇出比例,据被调查的外商投资企业反映,自7月21日人民币升值2%后,将利润及时汇出,要比升值前多获得2%的外币。同时促使外商决策、实施新的投资方案,不利于现有外商投资企业扩大生产规模。邯郸辖区8-12月利润再投资10621万元人民币,占全年再投资的79%,而去年同期为零。如河北文丰钢铁有限公司,是2002年注册成立的外商合资企业,该公司的外方柬埔寨荣丰投资有限公司,在2005年10月12日将2003年和2004年利润所得9900万元人民币,再投资到唐山中厚板材有限公司。因此，人民币的升值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外商的直接投资。

三、对策与建议

从短期来看，为了缓解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可以考虑采取以下有效政策：进一步提高企业和个人持汇量；适当增加进口；适当下调存款利率；同国际社会多沟通交流以达成共识。从长远来看，逐步放松资本项目外汇管制，建立一个符合我国国情的、有效的、灵活的汇率形成机制，最终实现包括资本项目可兑换在内的人民币自由兑换，是我国外汇制度的长远目标。但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改革，应从中国实际出发，根据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客观要求来安排，循序渐进。

首先，需要完善人民币完全自由兑换所需要的市场条件和制度安排。胡祖六博士主张要使人民币逐步向有弹性的汇率制度过渡，银行利率和货币体系应该分开，利率市场化；要加快银行的改革步伐，提高银行自身内部的风险管理能力；进一步进行金融改革，加强监管；大力发展金融外汇市场，进一步理顺供求关系，稳步推进人民币比可兑换进程，不断提高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程度。同时，着力培育人民币远期和期货交易市场，大力发展汇率风险规避工具，增加企业应对外汇波动的手段。

其次，人民币不可能直接选择完全自由浮动的汇率制度。可以考虑先逐步扩大汇率的浮动幅度，根据出口、国际资本的流动形势，采取更具灵活性的调整措施。但需要保持相对平稳的货币政策，使相应的灵活性建立在整体平稳的基础上。

最后，要加强同国际社会的进一步合作。在世界经济、金融日益融合的今天，一国的汇率政策不再是孤立作用的，而是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各国之间的汇率政策就像是一场博弈，如果各国相互之间能进行良性协商，各国的利益才有最大化的可能。只有增加区域内和区域间的多边合作，才能增强防范金融风险的能力，才能在世界货币体系的演变中更好地发挥作用。

参考文献：

[1]中人民银行网站.

[2]刘艳辉，张静，汪寿阳.人民币升值对中国和世界经济影响分析.国际技术经济研究,2003年10月，第6卷，第4期.

[3]卜洪运，臧珂炜.人民币升值对FDI的影响及对策.市场经纬,2007年5月.

[4]凌波.浅谈人民币对中国经济的影响.金融观察,2007年7月.

篇4

面对严峻的出口形势，我们选择了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宏观经济政策。从理论上讲，既可以选择财政政策也可以选择货币政策，或两者并举。但是，受我国目前汇率目标的制约，仅靠货币政策手段刺激经济几乎难有作为。在浮动汇率制下，为了增加产出，中央银行可以购入国内资产以增加货币供给，而这将改变货币市场与外汇市场的均衡，并使本币贬值。在固定汇率制下，为阻止本币贬值，维持既定汇率目标，中央银行须在外汇市场上出售国外资产换取本币。随着本币供给的下降，资产均衡回到初始位置，产出没有增加。可见这时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无力对该国经济的货币供给或产出产生影响。我国近一、二年多次降低利息率，效果不明显，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这种判断。

二、积极的财政政策可以抵消对本币贬值的压力，促进产出增加

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支出或减税，可以扩大需求，增加产出。随着产出的增加，对本币需求增加，从而产生对本币的超额需求，进而改变外汇市场的供求关系，或者本币升值，或者本币贬值的压力得以释放。如果要阻止超额货币需求对本国利率上升和本币升值的作用，中央银行可以用本币购入国外资产，增加货币供给，保持汇率不变。这样可以既实现扩大产出，又保持汇率不变的双重功效。

与货币政策不同，目标汇率制下的财政政策可以直接影响产出，而且比在浮动汇率制下更加有效。如果实行浮动汇率制，财政扩张带来本币升值，使得本国产品和劳务更加昂贵，从而部分地抵消了财政政策对扩大需求的直接影响。在目标汇率制下，中央银行被迫购入外汇，增加货币供给。这种非主动的货币供给增加加强了财政政策自身的扩张效应。我国1998年下半年适时作出增发1000亿元国债的决定，当年扩大财政赤字500亿元，并要求银行提供相应配套资金。这使我国在外有金融危机逼近国门，内有长江洪水肆虐的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基本实现了年初确定的8％的经济增长目标，为目标汇率制下财政政策的有效性提供了一个经典例证。财政政策与产出Y和汇率E的关系如下图所示。积极的财政政策使产品市场均衡曲线由DD[，1]移至DD[，2]，汇率由E[，1]升值至E[，2]（此处可理解为单位美元的人民币价格），产出由Y[，1]增加到Y[，2].

AA：资产市场均衡曲线

DD：产品市场均衡曲线

三、积极的财政政策可以改善产业结构为货币政策留下运作空间

巴拉萨——萨缪尔森理论认为，在贸易品生产部门，穷国的劳动生产率低于富国；而在非贸易品生产部门，二者的劳动生产率的差别很小，直至可以忽略不计。因此，穷国非贸易品部门的生产成本较低，非贸易品的价格水平也随之降低；富国贸易品生产部门的劳动生产率较高，非贸易品价格从而整个价格水平都比较高。战后几十年日元不断升值与日美两国非贸易品价格变动可以作为该理论的实证。资料显示，以贸易品衡量的非贸易品价格在两个国家均有上升，但日本上升得更快一些。比如，从1973年到1983年，美国非贸易品的相对价格上涨了12.4％，而日本上涨了56.9％。正是由于日本贸易品和非贸易品两部门之间的生产率差异，加上日本的通胀率低于美国导致了日元对美元的不断升值（1950年——1971年：360日元／美元；1995年4月9日：79.75日元／美元）。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还是一个穷国，我们的出口产品中初级产品还占有一定比重。这几年我们比较注意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机电产品和名牌产品的出口。1998年中国机械和电器设备出口增长了12.2％，出口额达665.4亿美元，1999年增长目标为7.5％。以后，我们可以继续用减税、财政担保等积极的财政政策支持和促进附加值和技术含量“双高”产品出口，这方面还有较大活动空间。只要我们在贸易品部门的生产率不断提高或不断扩大贸易品范围，根据巴拉萨——萨缪尔森假说，可以预期人民币会随着我国非贸易品的价格的上升而出现升值，我国的实际利率甚至可以低于国际水平，这为我国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同时运用货币政策给予配合开辟了空间。如果是适度利用外债，购进关键技术设备，正如我们1998年发行的10亿美元全球债券，它不仅有利于国际收支均衡，改善出口结构，而且还可避免内债的“挤出效应”。

四、应注意的其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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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均衡汇率水平和市场汇率水平

在人民币汇率的讨论中，人民币均衡汇率水平一直是焦点话题之一。它是人民币汇率水平被高估还是低估，低估多少的论证基础，也是支持升值和反对升值论的论证基础。国内不少学者试图运用多种方法建立实证模型，来建立人民币均衡汇率和实际汇率的判断基础。张斌认为均衡汇率水平是同时满足了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时的汇率水平。他用非贸易品供给和需求均衡的方程以及中长期自主性国际收支均衡作为外部均衡，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人民币均衡汇率模型。他的研究结果支持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自2002年以来被低估，并认为中长期内人民币升值在所难免（张斌2003）。秦宛顺等人运用中国贸易条件、贸易差额和外汇储备变化等因素验证了中国人民币实际汇率有升值压力。他们建议，在保持名义汇率基本稳定的前提下，应允许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有一定幅度升值（秦宛顺等，2004）。但是也有学者持人民币不存在被低估的结论，认为东南亚金融危机以来，人民币实际上升值，中国出口主要依靠退税维持增长，到2002年，这一数额已高达2000多亿元，成为沉重的财政负担。这实际上意味着，如果没有这些出口退税，中国相当一部分出口企业早已处于严重亏损甚至倒闭境地，据此，人民币就应当贬值（王国刚，2003）。

在探索人民币均衡汇率水平的讨论中，也有人试图通过购买力平价来判断名义人民币汇率的低估。由于简单的购买力平价模型直接比较两国的物价水平，而物价水平受该国人均收入水平及物价体系的影响颇大，难以简单用来作为均衡汇率的依据。“有人试图建立多国模型（张晓朴，2003），也有人试图将其他因素作为修正系数用来修正购买力平价模型，如用货币需求模型加以修正，并以此作为理论上人民币的均衡汇率水平（惠晓峰等，1999）。不过，也有学者认为发达国家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汇率理论，多数对人民币用不上。由于中国与美国的经济发展程度、经济结构和消费结构差异甚大，无法找到适合两国篮子的商品，从而按一价定律计算出平价。加上两国的税收、价格、福利、补贴政策差异很大，因此，计算人民币对美元的绝对购买力平价，会有许多数值，从1美元等于0.5元人民币到5元，难以令人信服，不能作为衡量人民币汇率的依据。中国与美国的物价指数可比性不强，各有大量”非贸易品“对汇率无直接影响。因此，相对购买力平价也不能作为汇率中、短期调整的依据。（陈建梁，2000）

笔者认为，在缺乏一个有效率的外汇市场的条件下，我们无法准确评估由所谓均衡汇率所决定的名义汇率的高或低。尽管理论模型有其指导价值，但我国目前存在的外汇市场是在资本项目未开放条件下建立的市场，甚至经常项目的外汇收支也仍然存在较多的限制条件，因此，这些理论模型的运用存在着先天的不足。在资本流动对汇率影响越来越大的今天，仅靠经常项目的收支状况来判断一国货币汇率水平是否低估显然是非常片面的。而根据外汇储备的增减状况来判断汇率水平的高低，也同样存在明显的偏差。比如，外汇储备第一大国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日元对美元大幅度升值后，国际收支仍然长期保持顺差，外汇储备仍然不断增加。日元由]美元兑换260日元升至110日元，很难再认为日元仍然继续被低估。（o因此，依据国际收支状况和外汇储备的增减来判断货币汇率的高低，说服力也不够。所以，在目前的市场条件下，笔者只赞成现行人民币汇率水平是否对我国经济发展有利的判断标准，而不赞成高估低估之说。

二、两极化和中间汇率之争

在人民币汇率的讨论中，国际汇率体系的发展趋势也是人民币汇率是否应该继续维持钉住美元的国际宏观背景，常常被一些分析所引证。—些国外学者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对国际汇率进行了考察，尤其是对危机国家汇率制度的改变考察后认为，各国的汇率制度有向两极发展的趋势，即要么实行货币局一类的固定汇率制，要么放弃钉住而改为浮动汇率制。持这一观点的主要代表人物有艾肯格林等（EichengreenandHausmann，1999）、费雪（Fischer，2001）和爱德华兹（Edwards，2001）等人。国内学者在论证人民币应该放弃僵滞型的钉住美元，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时，或多或少都受汇率制度“两极化”的影响。如王学武（2000）丁建平（2002）等人都认为人民币汇率的改革应考虑这一国际汇率制度发展趋势。

但是，国际学术界对汇率两极论远非持该观点的人所宜称的那样是一个共识，对两极论表示怀疑的也大有人在。威廉姆森（Williamson，2000）的研究就证明两极论缺乏实证根据。据卡沃等人（CalvoandReinhart，2002）的研究，很多名义上实行了浮动或管理浮动的国家，实际上并未真正实行浮动，它们仍然在不同程度上钉住美元或欧元，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具有“害怕浮动”的倾向。最近罗高夫等人（Rogoff等，2003）的研究也证明汇率两极化判断并无根据，处于中间的汇率制度，即保持稳定又有一定弹性的汇率制度仍有很强的生命力，而且对发展中国家有利。国内认为两极汇率不适合中国学者也不在少数。张斌认为，中国汇率制度选择的多重目标决定了中国经济在转轨时期采取相对灵活的中间汇率制度。同时，客观的经济条件也不允许中国采取完全浮动或者是严格固定汇率制度（张斌，1999）。张静等人的研究也认为世界上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实行的是中间汇率制度，在中国目前的经济条件下，选择一种适宜的中间汇率制度是最符合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张静、汪寿阳，2004）。

笔者认为，汇率制度选择两极化即便曾在东南亚金融危机后出现过，也是一种暂时的现象，它并不是一种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受金融危机冲击之后实行了有管理的浮动并不能证明两极化的观点，因为他们当中有很多又在金融形势稳定后回归到事实上的钉住汇率制或爬行钉住。固定汇率制国家增多是参加区域货币联盟的国家增加了，他们由于无法单独维持汇率稳定才加入了区域货币联盟。根据IMF的最新统计，在187个成员中，实行独立浮动为40个，有管理浮动的为43个，参加货币联盟为40个、实行货币局制度为8个，传统钉住汇率制的为40个，实行水平区间钉住、爬行钉住、爬行区间的各为5个。也就是说，如果将独立浮动和货币联盟以及货币局看作是两极的话，那么多数国家仍处于中间地带。另据罗高夫等人（Rogoff，2003）的研究，在实践中真正实行钉住或有限弹性汇率制度的国家约占成员国总数60%，实行管理浮动或浮动的只有40%.在发达国家中，由于欧元区国家被算作实行固定汇率制，实行浮动汇率的比重只有40%.发展中国家中实行浮动汇率制的只有30%，约70%实行的是钉住或有限的弹性汇率制度。只有新兴工业化国家相反，约60%选择了浮动或管理浮动制。而且，近两年有不少经历危机冲击后实行了浮动汇率制的发展中国家又回归到了相对稳定的钉住汇率制。因此，两极化汇率制度并不能作为国际汇率制度发展的新特征，笔者倒是认为兼顾汇率稳定和灵活性才是全球汇率体系发展的新特征。不同程度稳定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中间汇率制度，如水平区间钉住、爬行钉住、爬行区间等仍将具有生命力。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改革也应该是在保持稳定的同时，逐渐增加灵活性，而不是简单地向浮动汇率过渡。

三、浮动和钉住，孰优孰劣

在有关人民币汇率的讨论中，除了人民币需要不需要升值的争论外，人民币是否应该浮动恐怕是争论得的最多的问题之一。教科书上对浮动汇率和固定汇率制的优缺点有着全面的分析论证，但汇率制度的选择归根到底是在灵活性和稳定性之间作选择，浮动汇率提供了宏观调节上的灵活性，可以使货币当局调节外部经济失衡的成本降低，享有较大的国内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固定汇率则提供了稳定的微观国际金融环境，使企业等经济主体从事国际经济活动的成本降低，有利于开展国际经济活动。各类教科书上关于浮动汇率和固定汇率优缺点的分析都可以归结到上述这个根本性的孰优孰劣的判断上。这样，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只有少数发达国家实行的是浮动汇率制，而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选择了钉住或爬行钉住等变相的固定汇率制。

发展中国家为什么倾向于实行稳定的汇率制度？笔者认为，根本的原因在于其微观经济主体通常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不强，缺乏应对汇率风险的能力；发展中国家政府为了保证国际贸易和投资的顺利发展，就有必要通过固定汇率制为企业提供稳定的金融环境，降低他们的交易成本。当然，这样做也有成本，即当外部经济活动失衡时，实行固定汇率制的国家要付出比较高的调节成本，如果调节不当或严重滞后，可能会引发危机。但是，只要汇率稳定所产生的收益足够大，这种调节成本和风险并不能让其放弃稳定的钉住汇率制。另外，多数发展中国家宏观经济状况都不够稳定，浮动汇率制使它们的货币对外价值处于不断的波动之中，这比较容易引起货币替换，严重的还会出现事实上的美元化现象。这也是多数国家在政治上难以接受的。

虽然中国的宏观经济环境与很多发展中国家不一样，但企业缺乏应对汇率波动的意识和能力是一种客观存在。当然浮动汇率论会争论说，如果不创造客观环境来培育企业的这种意识和能力，情况永远也不会改变。所以，笔者认为应该逐渐地改变汇率干预的僵滞状况，但过渡到浮动汇率制需要有一个比较长的过程。

基于这样的前提，人民币汇率制度不宜迅速地过渡到管理浮动，而是应该选择爬行钉住或区间内的爬行钉住。从目前世界上各国所实行的汇率种类看，爬行钉住是仅次于传统钉住的稳定型汇率制度，但灵活性又比传统钉住制要高。管理浮动是仅次于单独浮动的浮动汇率制，属于非稳定性的汇率制度。当然，管理力度可以因管理当局的选择而变化，但这一制度一般不对市场上发生的主要动荡进行干预，这显然与人民币需要保持基本稳定的目标不符。

也有不少学者提议人民币实行一揽子货币钉住（卜永祥，2003），这在理论上应该是正确的，它能够满足人民币汇率保持基本稳定的要求。但是，在实践中，钉住的货币篮子的确定和权重的选择都会使钉住的水平发生很大的波动，而这种波动对经济的影响并不能保证都是积极的。另外，钉住一揽子货币的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的波动是被动的，受篮子内货币汇率波动的影响。当篮子内货币之间汇率发生较大幅度变动时，人民币钉住一揽子货币的汇率波动幅度要大于爬行波动的幅度，这在人民币由刚性钉住向有一定弹性钉住的制度过渡时，也不是一种较理想的状态。笔者认为，钉住一揽子货币制度应该成为爬行钉住制实行了一段时间以后的第二过渡阶段。

也有学者建议人民币实行汇率目标区制度（李扬，2003），这与爬行钉住的建议比较接近。但是，如果目标区确定的不合适，在短期内汇率有可能一下子就达到目标区的上下限，并在以后的较长时间内在这个新的上限或下限上形成事实上的新钉住汇率，除非过了不久，又得重新确定新的目标区。所以笔者认为，在汇率变动的压力积聚了较长的时间或比较大以后，由钉住汇率制过渡到稍有弹性的爬行钉住比较合适。如果在爬行的基础上再确定一个爬行的区间，应该也是比较好的选择，但它与一般所说的汇率目标区已经有了较大的区别。一般意义上的汇率目标区是让汇率在目标区内浮动，达到上下限后再干预，它在短期内浮动的幅度比爬行浮动要大的多。

爬行钉住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它可以使货币管理当局比较灵活地确定爬行的幅度和干预的力度，保持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同时也向经济主体传递可接受的汇率变动信息，使经济主体逐渐树立汇率波动的风险意识，并采取措施来管理汇率风险，为今后逐步扩大汇率的市场程度奠定基础。考虑到我国利率市场化的改革还在进行中，伴随着资本市场开放程度的扩大，利率平价机制对汇率的影响会逐渐显现，爬行钉住也可以比较好地适应这一转轨所带来的影响。因为市场化程度不高的利率水平难免会与国际利率水平发生差异，资本市场的逐渐放松管制会使套利行为逐渐增加，如果汇率刚性钉住，套利的风险极低，爬行钉住可以增加套利的成本，对套利产生一定的抑制作用，而同时又会避免因套利产生的汇率大幅度波动。

当然，对爬行的区间应该设定多大，每日、每周、以及月度年度可以波动的幅度以多大为宜，这都需要根据一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和经济发展目标采调整和确定，以不引起经济震荡和不影响对外经济活动为宜。

有不少赞成浮动汇率的观点都会提到汇率僵滞会导致投机者的冲击，进而引发金融危机，而浮动汇率可以有效地避免由投机冲击引发的货币危机。笔者认为，发展中国家货币汇率的稳定对其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汇率稳定作为政策目标并无过错。一些国家之所以发生金融危机，是在汇率稳定的机制上出了问题。但这并不证明浮动汇率制是发展中国家的必然选择，因为汇率的频繁波动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同样要付出高昂的代价，如进出口受抑、经济活动受干扰、乃至出现货币替代现象等。伴随着资本市场的开放，发展中国家稳定汇率的机制需要改善，外汇市场干预必须与整个货币政策更紧密地相联系，利率和通货膨胀率将变得更敏感，需与外部保持相对的均衡。正是基于这样的一种分析，笔者建议，货币当局在选择汇率制度以及调整汇率水平时，必须注意汇率政策与其他政策的协调，注意国内经济均衡与外部均衡的关系。

四、“三元悖论”与汇率稳定

赞成人民币迅速过度到浮动汇率的一个理论根据是西方经济学理论所推导的在汇率稳定、资本自由流动和独立自主的货币政策大三角之间只能选取两者的结论。由于克鲁格曼在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基础上比较系统地论述过三者之间的关系，并提出了“Trilemma”概念，故也被成为“蒙代尔—克鲁格曼三元悖论”。它使得不少学者相信资本项目开放以后，只能放弃汇率稳定而采取浮动汇率制。因为人民币的自由兑换和资本项目的开放已经被明确地定为我国金融开放目标之一。就目前而言，人民币汇率的稳定是建立在我国资本项目尚未开放的基础上的。

笔者认为，上述理论的前提是资本项目开放后资本完全自由流动，不再受政府控制。但是资本市场的开放不等于资本流动的完全自由化，有管理和有规则的开放，抑制投机资本的流动，适当管制居民的外汇资本交易可以与人民币资本项目的自由兑换并行不悖。拉美和东亚国家的实践已经证明，缺乏有效的监管和失当的自由化，会给国际投机者提供兴风作浪的机会，放大金融体系内原有的风险，而外部投机者所引发的羊群效应扩展至国内投资者，将会使资本市场出现严重扭曲并导致难以控制的金融危机。因此对国际投机性资本流动进行控制并不意味着否定资本市场开放，适当管制居民的外汇资本交易也不影响资本市场开放所带来的积极效应。资本市场开放后仍然可以而且应该进行适当的资本流动管理，而且，如果独立的货币政策并不意味着脱离世界经济周期和国际市场的行情去设立政策目标，那么在这个大三角之间寻求一种新的均衡就不是不可能的。

事实上，对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在金融市场越来越一体化的今天，即使资本市场不开放，国内的货币政策的制定也必须考虑国际金融市场的影响。如果国内利率水平长期过分偏离国际水平，隐型的套利资本流动同样会对国内货币政策的产生冲击，使政策效率下降。现实生活中，一个开放型的发展中国家的货币政策也只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当大规模短期资金在一国流进流出时，即使实行浮动汇率制，该国的货币政策效率也会因受到冲击而下降。比如，当该国提高利率以抑制经济过热，防止通过膨胀时，国际短期资金会因为利率的差异而大量流人，虽然利率平价的作用会使该国货币的即期汇率上升，远期汇率下降，从而抑制套利资金的过分流人，但是流人的外资将会大大降低该国货币政策效率是勿庸置疑的。因此，绝对意义上的货币独立性实际上已经不存在。

篇6

中国从1994年开始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但由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中国政府出面担保使人民币汇率保持稳定，这一政策保护了亚洲国家的货币没有因恶性贸易竞争而发生进一步的恶性贬值，这无疑为亚洲，乃至全球金融市场的稳定做出了贡献。但是此后中国的汇率在政策的作用下保持稳定，事实上实行的是盯着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

而这一做法也成为美日欧等攻击中国的口实。目前，人民币汇率问题已成为国际舆论的热点问题，美日及欧盟都通过官方渠道向中国施压，要求人民币以市场为基准即时升值。

一、人民币升值的国际压力：

一个是来自日本的压力，日本要求人民币升值的主要理由是：中国向全世界输出通货紧缩;一个是来自美国，美国认为中国的货币操纵造成了美国严重的制造业问题。其分析思路为:中国存在严重的低估人民币的货币操纵行为,从而使得中国的制造业赢得了巨大的竞争优势,美国制造业发展出现萎缩,企业大量倒闭,带来了严重的失业现象。

但是，日本的通货紧缩究竟有多大程度受中国的影响呢?2002年，日本从中国的进口仅相当于其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5%左右，而且由于两国在贸易上的竞争程度极低，因此，中国的通货紧缩(或者与此相对称的人民币升值)对日本物价的直接或(通过市场竞争产生的)间接影响都很有限。再者，中国的通货膨胀率(确切地说是通货紧缩率)与日本大致处于同一水平，如果说中国是造成日本通货紧缩的原因，那么反过来也可以认为日本是造成中国通货紧缩的原因。实际上，从日本和中国的出口结构上看，前者以高附加值的高技术产品为中心，而后者则以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相互竞争的领域其实很小，两国经济显然是互补关系。而且，中国对日出口产品的很大一部分属于原材料和零部件等初级产品，再日本制造高级产品后再最终由日本出口到美欧市场。中国对日本的出口实际上也是提拔出口贸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以，中国对日本出口贸易的增加，并不会与日本国内以及日本的出口商品形成竞争关系。中国减少出口，并不意味着日本能增加出口，不存在中国抢占日本国内市场的问题。

美国制造业工人的失业问题不是因为发展中国家的竞争。20世纪60年代以来,大部分发达国家制造业的就业人数在总就业人数中的比例迅速下降,这一现象被称为“去工业化”。瑙索恩和纳玛斯旺的研究分析了导致“去工业化”的主要原因。在他们看来,“去工业化”主要是国内因素引起的,比如需求模式从制造品转向了服务,制造业的生产效率相对服务业大幅度提高,以及与之相关的制造品价格大幅度下降。发展中国家制造业的竞争这一外部因素对“去工业化”的贡献不足1/5。依据这一判断,中国的出口占美国进口的比例还不足10%,中国的竞争最多只能解释美国制造业失业问题的2%。

因此，人民币汇率与美日等国家通货紧缩并没有比然的联系，人民币升值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美日等国家的国内复苏问题。

二、人民币升值的国内压力：

我国外汇储备的快速增长和贸易“双顺差”的持续增长成为人民币升值压力的核心问题。

由于我国事实上采取了与美元挂钩的固定汇率制度，美元对非美货币的贬值，使得人民币也相对其他非美货币贬值40%以上，因此，造成外汇储备快速增长。另一方面，近年来随着经常项目与资本项目“双顺差”的持续增长，为保证人民币汇率稳定，使中国的外汇储备不断攀升，到2004年3月底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外汇储备已经达到4288亿美元。正如现在的情况，当人民币汇率被设定在偏低的水平上时，美元的供给超过需求，当局入市吸纳多余的美元，导致外汇储备增加。假如中国采取浮动汇率制，当局不对市场进行任何干预，那么在外汇储备没有增加的情况下，汇率早就应该上升了。如果硬是将人民币维持在现有水平，对外收支不平衡和外汇储备就会进一步扩大，给中国经济带来各种各样的弊端。

第一，外汇储备急剧增加并非多多益善。

的确，一个国家必须有一定数量的外汇储备。其主要理由有二：其一，保证国家在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过程中具有一定的流动性;其二，用于干预外汇市场，以维持汇率稳定(在实行浮动汇率制度的国家，理论上是不需要为干预外汇市场而储备外汇的)。持有外汇储备可以带来流动性、安全性和稳定性等等好处，但是，得到这些好处是要付出代价的。其代价就是，丧失了使用这些外汇以获得其它收益的机会。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从海外筹集资金的时候，往往要支付反映风险溢价的高昂利息，而把外汇储备运用于美国国债只能获得很低的收益率。这种利率上的倒挂现象意味着收入从中国这样一个低收入国家转向了美国这样一个高收入国家。

况且，外汇储备与国内的基础设施或者生产设备一样，不过是国家资产的一部分，其主要的资金来源都是国民储蓄。如果国家资产是一定的，那么决定其最佳构成时就要同时考虑收益性和风险性两方面的因素，外汇储备并非越多越好。实际上，在中国，一方面外汇储备在增加，而收益率很低;另一方面作为中国经济发展核心项目的西部大开发计划却陷入资金困难，由此可以看出国民储蓄并没有得到有效使用。用于改革的资金不应通过增加外汇储备而应通过税收或者发行国债来筹集。

其次，所谓为实现人民币国际化而应增加外汇储备的主张不能不说是本末倒置。在国际上流通本国货币的最大目的是为获得货币发行收益。但是，如同中国这样，在本国货币的信用不得不依赖于保有高水平的外汇储备时，其保有的成本完全抵消了发行收益，因此，人民币国际化的好处荡然无存。现在，外汇储备的急剧增加，正在通过货币供给的扩大，加速房地产市场泡沫的膨胀。

总之，在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下，有一定量的外汇储备是维持汇率稳定所必需的，但通过维持大量外汇储备来抗御货币危机则是危险、无效和代价高昂的。

第二，由于外汇储备的高速增长，使货币投放量快速增长，存在的隐患是加速我国国内的通货膨胀，使物价上升，在工资不随之上涨的情况下，国民的实际生活水平有所下降。

第三，贸易顺差导致我国对外贸易争端大幅上升，例如中美贸易中出现的反倾销案件，以及其他国家对中国提出反倾销诉讼。

第四，我国经济的加速增长，对原材料的需求增加，导致国际原材料价格上升，使得国际通货膨胀加速。

三、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的对策

为了缓解人民币升值的压力，经济学界的专家和学者提出了各种相应的对策：

(一)通过提高国内产品的价格，使实际汇率下降，以此降低出口。

(二)取消出口退税政策或者降低出口退税率，使出口下降。

(三)大大放松资本管制，鼓励各种资本的流出。

(四)调整人民币汇率制度，使汇率变动。

四、对各种减轻人民币升值压力对策的评论:

对策一：我国经济的瓶颈产业，如电力、交通、能源等需要政府的大量投资，如果物价上升，致使瓶颈产业状况发生变化，由于资源过多地流向它们，将导致资源分配不合理。所以并非可取之途径。

对策二：有一些经济学家提出，与其让人民币升值，不如取消出口退税政策或降低出口退税率。这种做法既可以减轻人民币升值压力(出口减少)又可以减轻政府财政负担。增值税退税是世界通行做法。与在国内销售的产品不同，对出口企业的产品不征增值税(实行零税率)，而对其投入品却要实行增值税退税，在出口这一环节上，国家增值税的税收收入是负值。其结果是，出口越多，中央财政的退税负担就越大。但是，因为国内企业的增值税负担是可以转嫁给最终消费者(使用者)的，所以出口企业并不会因在不缴纳增值税的同时享受退税而得到特殊好处。在原则上，退税并不是一种出口鼓励政策。一般来说，退税只是使出口企业享受到一般企业所应该享受的待遇。取消对出口商品的退税将构成对出口企业的歧视，从而造成市场扭曲。我们应该做的是保证出口企业与非出口企业得到同等程度的退税，一个百分点不应多，一个百分点也不能少。但现在的问题是：既然减少退税率和升值都会导致出口减少，而汇率升值更容易操作，为什么非要舍易求难，非要通过改变退税政策而不是调整汇率，或两者同时进行，来释放升值压力呢?

对策三：在国内市场机制不完善、产权关系仍然模糊不清、金融体系问题成堆、向海外转移非法所得的活动仍然十分猖獗的情况下，使资本自由化这种做法完全是本末倒置，是为避小“害”而趋大害。不论在哪个国家，在制定宏观经济政策的时候，不可能同时实现资本的自由移动、汇率的稳定和自主的货币政策三项目标。迄今为止，中国放弃了资本的自由移动，但坚持了实质上的钉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和货币政策的自主性。今后，如果放开资本移动，为了保证货币政策的自主性，就需要由钉住美元制向允许某种程度的汇率变动方向转变。如果中国一方面继续采取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一方面立即实现资本项目下的自由化。其结果必然是：中国完全丧失经济上的独立性，并很快成为外国投机者的自动提款机。所以，资本自由化不可操之过急。

对策四：笔者认为最为可取，变动汇率，使人民币适当升值。由于中国金融体系的脆弱性，以及经济结构和经济体制上的一系列问题，中国经济是无法承受汇率的巨大波动的。换言之，在目前和今后相当时间内，中国还不具有实行自由浮动汇率制度的条件。因而，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是我们现在的最佳选择。在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下，围绕中心汇率，在一个给定区间内，汇率是可以有一定波动的。中心汇率也可以根据一定规则进行设定和调整。可以先逐步扩大汇率变动的区间，再逐步扩大变动幅度，允许每年有数个百分点的升值。外汇储备急剧增加显示出了中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在提高，人民币升值的条件已经日趋成熟。如果漠视这一情况，拖延人民币的升值，将产生诸如资源配置低效化、泡沫经济膨胀以及对外贸易摩擦加剧等一系列弊端。

但是由于来自以日本为首的海外的升值要求正在把外汇政策这一中国的国内经济问题演变为国际政治问题。对于中国新的领导层而言，他们无论如何都不愿意以屈于外国压力的形式提高人民币的汇率。但是，恰恰因为外汇政策事关国家利益，因此需要相互排除感彩，加以冷静地分析和对应。日本把通货紧缩的原因归咎于中国，并从人民币升值中寻求解决方案，无异于缘木求鱼。日本通货紧缩的真正原因是结构改革的滞后以及与之相伴随的国内经济低迷。这些问题得不到解决，无论人民币升幅多大，日本经济都不可能出现真正的复苏。相反，人民币升值意味着来自中国的进口产品的价格上涨和日本贸易条件的恶化，这对日本的生产企业和消费者都是极为不利的。

另一方面，对中国而言，维持人民币的现有汇率水平，放任不均衡扩大所产生的机会成本很大，因此，可以推断人民币的升值并不利于日本，而更有利于中国自己本身。

五、人民币可以升值的原因:

首先，有人担心升值之后，中国出口顺差将会减少、甚至会出现逆差。经济增长速度将因此而下降，并对就业增长造成相应的不利影响。

如果把从事国际贸易作为获得顺差和增加积累外汇的手段，那是回到了古老的重商主义。世界各国进行对外贸易的目的是通过参与国际分工，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提高本国福利水平。通过压低人民币汇率可以增加贸易顺差，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在贸易顺差增加的同时，中国的贸易条件却恶化了(以实物计的换汇成本上升了)。从社会福利和资源配置的角度来看，以汇率贬值(或实际汇率贬值)为代价维持长期贸易顺差很可能是一件得不偿失的事情。

对于经济增长来说，出现贸易逆差也不一定是坏事，关键在于经济效率。如果贸易逆差是由于高效率驱动的高投资所造成的，只要不失去控制，出现贸易逆差就不但不是坏事而是好事。首先，贸易顺差的减少对短期经济增长(总需求)的负面影响，将被投资需求增长的正面影响所抵消。其次，更重要的是，建立在贸易逆差基础上的有效投资率的提高，将导致经济增长潜力的提高，未来的就业形势将会因此而改善。

事实上，无论是亚洲金融危机期间的经验(尽管其它亚洲国家货币相对人民币大幅度贬值，中国出口在主要出口对象国所占份额并无明显变化)，还是有关部门(包括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小组)使用不同方法计算的结果都显示：在升值幅度不大的情况下，中国贸易状况不会受到很大影响。

所以，人民币小幅升值将有利于增加进口，平衡国际贸易，降低我国外汇储备增加的速度，逐步消除中国巨大的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所引起的各国政府的心理不平衡。

其次，人民币适度升值还有利于减轻中国的外债负担;提高中国GDP的国际地位;有利于中国企业扩充海外业务。

再者，人民币的升值，可以迫使一些低效率的企业退出出口市场，减少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恶性竞争。真正有效率的企业是不怕升值的。人民币的小幅升值可以向中国的企业和金融机构发出信号：今后外汇风险将会增加，企业和金融机构应当做好相应准备，加强风险的防范。其结果可能是在贸易条件改善的同时，中国的贸易顺差非但不减少，反而增加。由于升值，企业通过提高生产效率而不是仅仅依靠廉价劳动力来维持竞争优势的内在动力将会加强。与此同时，企业也将会有较强的购买能力进口先进的资本品和技术。因而，从长远的角度来看，人民币的适度升值还有助于促进企业加快技术进步的步伐。

许多经济学家同意“中国的汇率制度应该有一定灵活性”的看法。但是，他们认为，目前还不是人民币升值的最好时机。对时机的担心可以理解，但经济发展是充满不确定性的，最好时机只能在事后判断。在“历史终结”之前，谁能保证从现在看的未来的某一个时点是最好时机呢?如果认为现在我们面临升值压力，因而不是最好时机，那么再等待一段时间之后，升值压力就会减轻吗?如果升值压力真的减轻了，我们是否应该等待升值压力进一步减轻呢?如果等待一段时间之后，升值压力被贬值压力所取代，我们又应该怎么办?以此类推，我们就只好永远等待下去了。余永定认为，在汇率制度是有管理的浮动已经得到肯定的前提下，只要我们能够断定，现在增加人民币汇率的灵活性(允许人民币有小幅度升值)，不会对经济带来比较严重的负面影响，我们就可以认为当前是一个可以采取行动的好时机。一味等待必然错失良机。

参考文献:

[1]廖清成.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对策刍议.金融与经济，2003年第11期.

[2]覃东海，何帆.浅析人民币面临的外部升值压力.社会科学战线，2003年第6期.

[3]蔡向辉.人民币汇率：新形势、新视角、新观点——“新形势下人民币汇率问题研讨会”观点综述.新金融，2003年第11期.

[4]评论: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来自何方.搜狐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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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民币汇率问题的主要观点综述

（一）人民币升值论。摩根斯坦利首席经济学家罗奇提出“中国向世界输出通货紧缩”论的震撼观点，引发了迫使人民币升值的导火索；2003年2月22日，日本财长盐川正十郎在OECD七国集团会议上提出类似1985年英美等七国针对日元升值的《广场协议》来逼迫人民币升值；6月16日美国财政部长约翰·斯洛（John·Snow）发表讲话称“中国应该实行更加灵活的汇率制度”；在印尼召开的亚欧会议的声明也呼吁人民币升值；6月19日，美国“健全美国联盟”（CoalitionforaSoundDollar）提出欲借中国“货币操纵政策”而通过“301条款”促使人民币升值；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也表达了类似的愿望；欧盟15国也决定将于2印4年4月正式取消中国“普惠制”。国内一些学者也认为人民币应该升值，其主张是我国在过去9年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不应再依靠弱势的人民币政策来保持出口竞争优势，增势人民币不仅可以为我国进口公司减少成本，提升企业赢利和扩充海外投资业务，而且由于中国具有庞大的消费市场可以使外资不因进入成本的增加而撤出，同时还可以提升我国偿还外债的能力。

（二）人民币稳定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日本野村证券、“欧元之父”蒙代尔和美国斯坦福大学麦肯恩教授以及摩根斯坦利亚洲执行董事谢国忠等机构和学者都认为，调整人民币汇率的建议是错误的，中国目前必须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其理由是：第一，人民币汇率走势反映了中国经济的基本面，不存在低估的问题；第二，人民币升值不利于克服中国通货紧缩，不利于吸引外资，容易诱发金融风险；第三，中国汇率政策不是全球通货紧缩的根源，人民币升值不仅不能解决日美通货紧缩，反而会加剧世界经济通货紧缩。

（三）人民币自由浮动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近年来一直建议，中国应该建立一个更有弹性的汇率机制，以真正推动中国的结构性改革，以更好地融入世界经济。国内一些著名学者也持此种观点。他们认为，人民币汇率不能自由浮动，不利于提高我国产品出口竞争力，容易产生外汇倾销效应和经济结构扭曲，容易助长经济中的泡沫和投机活动，这样更不利于营造健全良好的出口经营秩序。

二、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是中国的现实选择

Weymakr（1995）认为，根据国际收支余额的货币分析法，本国居民对商品和证券的超额供给（以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表示）将引起对本币的超额需求，这种国际市场上对本币的超额需求就是外汇市场压力（ExchangeMarketPressure，简称EMP）。EMP作为度量外部非均衡指标，一般不能直接观察到。如果本币自由浮动，EMP表现为汇率的变动；如果实行固定汇率，EMP表现为外汇储备／国内信贷的变动；在中间汇率安排下，EMP可由汇率变动、外汇市场／货币市场干预的线性组合来测度。南京大学朱杰（2003，3）根据Weymark的EMP一般定义与模型分析方法，利用1994—2002年的经验数据计算人民币汇率并轨以来中国的EMP和W指数；他通过分析EMP的34个样本点中有26个显示升值压力（负值），并有升值压力的样本均值（-6.08%）在绝对值大于贬值压力（1.49%）；其结论为：上述表明汇率并轨以来人民币隐含的EMP以升值压力为主，这与我国当前由外贸顺差和不断攀升的外汇储备所引发国际上呼吁人民币升值现实相吻合。但是，结合中国目前经济形势和基本国情，人民币汇率应继续保持稳定是中国汇率政策的主要取向。

（一）人民币升值将会通过对贸易进出口汇率的影响，进而给中国的优势产品带来严重损害，使国内外企业的风险加大。按照国际分工格局和比较优势理论来看，中国相对于一些以研究开发和服务业为主的西方发达国家来讲，是以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为主的产业；同时，中国传统上存在着进口的需求弹性较低，而出口的需求弹性较高的局面。这种贸易结构极易受到汇率水平变动的影响，进而影响物价，达到损伤制造业的效果。传统的贸易理论认为，在需求弹性比较高的前提下，货币升值可以降低进口商品的国内价格、提高出口产品的国内价格；通过这种相对价格的变化，一方面进口可以较快增加，从而使生产进口替代品的国内产业得以萎缩；另一方面出口相应要减少，使生产出口商品的产业也面临紧缩的困境。再者，中国一直实行的是人民币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如果人民币升值将会引起进口材料、外销商品价格的变动，从而降低中国企业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加大企业在国际市场中因面临种种不确定所造成的风险。

（二）日、美公开组织并迫使人民币升值的关键目的是：延缓中国工业化进程，阻止中国经济长期稳定增长。日、美反复逼迫人民币升值的真正动机是，为外商对华投资流向设置障碍，通过提高在华投资成本来让国际资本流向日、美；并利用中国人世后关税下降和非关税壁垒取消的贸易自由化环境，将低价产品大批量打人中国市场，冲击中国相关产业，达到延缓中国工业化进程的目的。目前，虽然中国对外贸易顺差不断扩大，但由于外国不断对华启动反倾销和特殊保障措施，取消普惠制待遇等，使中国出口环境面临日趋恶化。特别是在中国财政赤字如此之大、失业增加、房地产泡沫初步显现等国内经济不利的条件下，人民币升值最终将会对中国长期苦心经营的经济稳定增长形势带来负面影响。

（三）人民币汇率的稳定有利于整个亚洲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恢复和发展。亚洲金融危机对亚洲各国经济产生了不同程度的打击。为此，各国竞相将本国货币贬值来维护本国利益；中国出于维护亚洲利益和本国经济发展的需要，坚持人民币不贬值的既定政策，承受了大量的经济损失，为亚洲地区乃至世界金融稳定、经济恢复和发展做出了较大贡献。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我国当前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将形成巨大的市场需求，这样有利于其他国家的出口；再者，世界各国也可以更多地从中国进口低价的初级产品、轻工业制成品和具有高附加值的加工产品，从而可以在更大限度内对本国的产业结构进行调整，提高进口国居民的实际收入水平，促进消费升级，推动经济增长。实证分析表明，中国并没有挤占东南亚国家的出口份额，而是给他们提供了一个潜力巨大的投资和消费市场。

（四）人民币升值会恶化当前的就业形势，继续增加就业压力。从经济学角度分析，经济失衡有两种表现，一个是总需求超过总供给，造成的结果是通货膨胀；另一个是总供给超过总需求，结果就是失业增加。前一个问题尽管说中国目前房地产出现经济泡沫，原材料、粮食和农副产品的价格有所上扬，这些是通货膨胀的因素，但都属于局部的结构扭曲、流通不畅、暂时的财政赤字和信贷扩张所引发的问题；从总体上讲，中国目前还没有真正出现严格意义上的通货膨胀。所以说，当前的[来

突出问题是后者——失业问题。中国现在失业率已超过4.6%，且每年新增劳动力是1300万，加上1997至2000年经济增长持续疲软，创造的就业机会较少；同时，我国近几年一直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劳动力总量出现结构性变化，失业将是中国长期的社会问题。而外国投资企业是吸引国内劳动力的一个重要渠道，如果人民币升值，问题不仅仅是招商引资受到影响，更严重的是会加剧当前就业形势的恶化。

三、减缓人民币升值措施及汇率制度的改革

（一）减缓人民币升值压力的政策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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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式Sr=S0P1/P2

其中，Sr为美元兑人民币的实际汇率指数，S0为美元兑人民币名义汇率指数，P1美国价格水平指数，P2为中国价格水平指数。（基期指数都设定为100）

（二）样本的选取和来源

我们分别以1980年和1990年为不同的基期，按照上述公式计算这两个期间美元的实际汇率指数，结果如下：（根据目前的数据，假定2014年美国和我国物价涨幅分别为1.5%和3%）

（三）结果及相关分析

以1980年为基期考察人民币汇率变化，目前美元兑人民币实际汇率高估了25%，人民币名义汇率还有升值的空间；以1990年为基期考察人民币汇率变化，则美元对人民币实际汇率低估了约25%，人民币名义汇率未来将应该贬值，结论恰好相反。那么应该如何看待上述计算结果？这里面有几个问题需要进行考虑：第一，基期的选择；第二，基期名义汇率是否合理；第三，衡量两国物价指数的CPI计算的可比性。基期的选择问题：从我国的外汇管理历史来看，1979年前是高度集中的外汇管理体制，主要体现在外汇管理实行全面的计划管理，汇率由国家统一规定，基本没有反应市场变化。1979年3月，国家成立外汇管理局，1980年12月，国务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暂行条例》，同时开办外汇调剂市场，对外汇进行市场调节。1991年，我国取消了外贸部门的出口补贴，外贸企业实行自负盈亏。可以说，1980年是我国外汇管理制度进行改革的起点，1990年前后是我国外汇管理制度迈入市场化改革的起点。因此，选择1980年和1990年为基期考察我国外汇市场是有代表性的。即期名义汇率是否合理的问题：1994年以前，我国外汇管理的最大特点是外汇额度留成制度，因此，如果计入外汇留成和出口补贴等利益，这一时期人民币名义汇率实际是高估的。如果把这一因素考虑在内，按照不同基期计算的名义汇率指数还会下降，相应的，美元对人民币的实际汇率指数也会更加低。衡量两国物价指数的CPI计算的可比性问题：毋庸讳言，尽管中美两国在构成CPI类的组合类别基本相同，但鉴于两国在具体类别上在CPI中所占的比重不尽相同，再加上其中的类别需要定期调整，因此，公布的数据一定有差异，据此计算出来的实际汇率指数也一定存在差异。粗略来看，构成我国CPI较大比重的是食品（30%左右），构成美国CPI较大比重的是住房支出（40%左右），根据观察，如果考虑这些差异，我国CPI的实际数据应该要高一些，相应地，美元对人民币的实际汇率指数也会更加低。综上所述，如果将上述三个问题综合进行考虑的话，无论是以1980年为基期计算的美元对人民币实际汇率指数，还是以1990年为基期计算的美元兑人民币实际汇率指数，都会在计算结果的基础上向下调整。尽管向下调整的幅度无法准确计算，但都反映目前人民币兑美元名义汇率已经没有升值的空间。换句话说，美元兑人民币名义汇率的中长期走势应该是维持现状抑或走入升值的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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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民币汇率变动与我国出口贸易额的相关分析弹性分析理论指出“调整国际收支不均衡的有效方法是对汇率水平进行不断调节，在符合“马歇尔-勒纳”条件的前提下,一个国家的货币持续升值就会抑制本国货物的出口，相反一个国家货币的持续贬值就会促进本国货物的出口；从弹性分析理论分析来看，人民币汇率升值对我国出口的作用符合“马歇尔-勒纳”条件假设人民币汇率升值与出口贸易呈负向相关关系，即在国际市场上，人民币升值会导致我国出口货物的价格提高,进而降低了我国出口货物在国际上的竞争力，最终导致我国的出口贸易额降低。依据弹性分析理论，若本币汇率上升，即本币对外的比值上升不利于出口。本文利用2010-2012年我国贸易出口额进行分析说明。人民币兑美元名义汇率不断下降，即人民币不断升值，我国的出口额也呈现着上升的趋势，人民币兑美元名义汇率分别与出口额存在着线性关系。

（二）人民币名义汇率与不同类型企业出口贸易间的回归分析为进一步说明线性相关程度，建立下的回归模型：Y=α+βXY表示出口额，X表示人民币汇率；即分析各变量的变动间的关系。2010-2012年人民币汇率的月变情况如表3所示。对国有企业出口额度与人民币汇率间的关系通过SPSS17进行分析。通过SPSS17分析得出的回归结果如下：T检验的ρ值为0.018，小于0.05，可以认为X与Y之间存在线性关系。回归方程为：Y=724.01-78.077X，从得出的回归结果分析表明人民币汇率的变动与国有企业出口额之间存在相关性，但相关程度不明显。对外商独资企业出口额与人民币汇率的关系进行研究，通过SPSS分析得出的回归。通过SPSS17分析得出的回归结果如下：T检验的ρ值为0.000小于0.05，可以认为X与Y之间存在线性关系。回归方程为：Y=2955.105-331.533X，从得出的回归结果分析表明人民币汇率变动与外商投资企业出口额之间存在相关性，即人民币每升值1个单位，外贸出口额增加331.533亿美元。继续对其他企业出口额度与人民币汇率间的关系通过SPSS进行分析，相关数据如表8所示。通过SPSS17分析得出的回归结果如下：T检验的ρ值为0.000小于0.05，可以认为X与Y之间存在线性关系。回归方程为：Y=3691.038-487.159X，从得出的回归结果分析表明人民币汇率的变动与外商投资企业出口额之间存在相关性，即人民币每升值1个单位，外贸出口额增加487.159亿美元。

（三）人民币汇率与不同类型企业出口贸易额增长率关系的分析从以上实证分析结果来看，人民币汇率升值使得出口贸易额也呈现增加趋势，这种结论与弹性分析理论“若本币汇率上升，即本币对外的比值上升不利于出口”结果不一致，为深层次分析人民币汇率升值与不同类型企业出口贸易额的关系，本文分析了人民币汇率升值与我国出口贸易额增长率的关系。在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情况下，出口贸易额增长速度呈现总体下降趋势，说明人民币升值后，尽管出口贸易额短期内呈现增长趋势，但从未来一段时间看，人民币升值必将对我国出口贸易起到负面影响。结论通过构建计量经济学模型，以人民币汇率和进出口贸易统计数据为基础进行研究，结果表明人民币汇率升值短期内尚未对出口贸易造成显著的不利影响，但面对人民币汇率不断升值的态势，从长期来看我国的出口贸易增长一定会受到抑制，但人民币汇率升值对于不同类型企业影响程度不同，受影响程度从小到大依次为国有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其他企业。第一，国有企业受人民币汇率升值影响最小。一是国有企业制度机制完善，对外部发生的变化防御能力强，同时享受财政补助，受外部冲击较小。二是国有企业的出口产品技术含量较高，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价格的相对波动对市场份额的影响较弱。第二，外商投资企业及其他企业受影响较大。一是企业丧失自身的价格优势，削弱了国际竞争力。人民币升值导致出口商品外币价格的上升，由于外商投资企业及其他企业大多以劳动密集型加工产品为主，产品技术含量低，利润空间极小，导致原本附加值较低的产品受到更大的抑制。二是在现有的汇率条件下，企业缺乏汇率风险管理意识，导致人才匮乏，企业对未来汇率走向预测难度加大，加大企业风险。三是企业生产的产品品种单一，导致客户群过于单一，往往只有一两个客户，客户群不稳定，一旦汇率波动，企业不堪一击。四是外商投资企业通常是跨国经营，汇率结算比较频繁，提高了汇率变动导致的结算风险，汇率持续升值给外商独资企业带来的负面影响相对较大。

二、人民币汇率升值背景下的出口企业发展建议

（一）调整出口商品结构，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人民币升值对我国出口企业带来的最大弊端就是降低了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缩小了企业的利润空间，甚至导致企业亏损、破产。为提高竞争能力，出口企业应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开发并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创造出有国际影响力的本土产品。同时要重点关注产品的质量，使出口产品从价格优势转移到产品质量、品牌效应等非价格优势上，只有这样，才能保障我国出口产品的国际地位，才能保障我国出口企业的利润稳中有升。

（二）积极开拓多元化市场，由外向型向内需型转变人民币升值将导致通货紧缩，经济增长速度降低，对出口企业的融资和国内需求都将产生负面影响，而人民币升值从长期来看，必将使我国出口规模收缩。我国出口企业应积极调整战略结构，在积极发展对外贸易的同时，也要努力开拓国内市场，刺激国内需求，降低对外贸出口的依赖，以弥补人民币升值对出口抑制的损失。我国作为一个新兴的世界最大经济体，单纯的外向型发展战略，过度的依赖国际市场，势必在国际市场的处于被动地位，因此我国相关部门应建立完善能扩大内需的政策，帮助出口企业抵御人民币升值带来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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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2月8日，中国与马来西亚签订的互换协议规模为800亿元人民币/400亿林吉特。

2009年3月11日，中国人民银行和白俄罗斯共和国国家银行宣布签署双边货币互换协议，目的是通过推动双边贸易及投资促进两国经济增长。该协议互换规模为200亿元人民币/8万亿白俄罗斯卢布。协议实施有效期3年，经双方同意可以展期。

2009年3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和印度尼西亚银行宣布签署双边货币互换协议，目的是支持双边贸易及直接投资以促进经济增长，并为稳定金融市场提供短期流动性。该协议互换规模为1000亿元人民币/175万亿印尼卢比。协议实施有效期3年，经双方同意可以展期。

2009年3月30日，中国人民银行和阿根廷中央银行29日在这里签署了700亿元等值人民币的货币互换框架协议，这是迄今中国和拉美国家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金融交易。根据该框架协议，阿根廷从中国进口商品时可以使用人民币，不必再使用美元作为交易的中介货币。

（二）开展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4月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在当前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形势下，开展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对于推动我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经贸关系发展，规避汇率风险，改善贸易条件，保持对外贸易稳定增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人民币国际化的条件

从货币理论的角度来看，一国的货币要成为国际货币，其货币职能必须国际化，与其作为一国国内货币的职能有所不同，必须具备一系列政治、经济等方面的相应条件。

政治方面：国内政局保持长期稳定，并且在国际中处于强势地位，以保证金融资产的安全性。经济方面：一国宏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以及规模总量足够庞大；币值需保持相对稳定；有完善的金融市场机制。

综合以上考虑，我觉得人民币目前还没有具备成为国际储备的条件，最重要的就是国内金融市场还不够健全，没有实现资本项目的自由可兑换，离岸金融业务也没有得到充足的发展。但我们现在具备的优势以使我们有能力向世界推广人民币：

充足的国际储备——这是实现人民币的国际化，为应付随时可能发生的兑换要求。根据通行的国际储备需求理论，充足的外汇储备一般应维持在30%左右。我国近年来外汇储备稳步上升，达到并远远超过了同期进口额的30%，为人民币走向国际化之路提供了可靠的保证。

三、人民币国际化的成本（不利因素）

（一）遭遇“特里芬两难”。“特里芬两难”是偿还能力与持有者信心之间的两难境地，任何一种货币来充当国际货币时都存在“特里芬难题”，即要使货币价值要稳定，它就不能作为国际货币；要作为国际货币，它的价值就难以稳定。

（二）政府的货币政策将受到国际金融市场的影响。由下图知，人民币国际化之后，即意味着政府选择了稳定的汇率制度和资金的完全流动，因为一个高度开放的不受管制的金融市场和货币价值的稳定是国际货币的基本标准。

（三）国外热钱的涌入，投机增加。人民币国际化使得国内经济更容易受到世界经济冲击。

四、人民币国际化的未来发展趋势

纵观各国经济的发展，当一国经济实力增强以后，本国货币必然要走国际化道路。一国货币要成为国际货币必须成为国际金融市场的硬通货，能在世界范围内自由兑换、国际结算、国际储备和执行价格标准。目前，在世界范围作为国际货币的货币有美元、英镑、马克、日元、法郎、瑞士法郎、欧元、SDR等不足10种，比较通用的有美元、马克、日元和欧元。

从目前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我们提出了人民币国际化三步走计划：结算货币——投资货币——储备货币。但是，要在短期内实现人民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难度还很大，有不少障碍需要克服，这个时间可能是5年、10年，甚至20年，可是凭借着国民经济的强大后盾以及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人民币的国际化并不是没有可能的。

五、小结：在全球经济瞬息万变的时代，实现人民币的国际化是我们的必然选择，也是适应经济发展，改革现行汇率制度的必然要求。告诉我们，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我们应不畏惧人民币国际化甚至中国国际化过程中的困难，勇于前进，积极探索，把握机会，为构建和谐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

参考文献：

[1]周小川.超储备货币引发热议.新浪财经/focus/sovereignty/index.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