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儿保险论文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少儿保险论文，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一、数据准备

结合保险公司个人寿险业务数据库的信息，可以概括为客户信息表、保单信息表及理赔信息。将三张表中和挖掘主题相关的字段信息抽取，整合为一张宽表。

研究样本中，年龄和保费都是连续型数据，将其转化为离散化数据，有利于提高数据挖掘的效率。利用SQLServer2005的IntegrationServer工具加载数据表，建立多维数据立方体。

基于数据挖掘的保险交叉销售模型应用

（一）构建基于聚类的挖掘模型

选取412(金彩明天两全保险)、413（瑞鑫两全保障）等为主细分变量，地区、保费、渠道等为辅细分变量。并保证输入变量与输出变量之间有一定的相关性。建立聚类挖掘模型，得到聚类结构图。

模型将数据分为10个群体，对每个群进行钻取，结合剖面图和数据倾向图，判别其所具备的特征。10个分类的强弱势特征如下表所示：

选择保费10000和100000为临界点，可见类1、类2、类3为低端客户，缴纳保费均在10000元以下，类4-8为中端用户，缴纳保费为10001到100000元之间，类9和类10属于高端客户，缴纳保费均在100000元以上。

针对低中高端群组，结合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等特征对群组的业务特征进行描述，低端群组特征分析如下表1-4所示：

低端群组消费特征描述：该群体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在初中以下，年龄偏大，大多在50―65岁之间，缴纳保费的能力较低，都在10000元以下。由于S42（康宁终身健康保险）缴费较高，所以需求很低，此外S66（少儿保险）需求很少。同样的方法，统计分析中端和高端客户的群体特征。

聚类只能解决已经发生过的客户消费行为，并不能对将来的消费行为和规律进行预测。在聚类的基础上，对所有险种类别进行关联分析，得出最强的关联规则，从而有针对性的对各客户群组进行交叉销售。

（二）构建关联挖掘模型

针对每一群组，构建关联挖掘模型，关联规则的默认算法是Apriori算法。通过运行关联挖掘结构，得出依赖网络图。

对于每一群组来说，最强的险种关联只是两个或三个而已。选择关联最强的两个险种：S43701，险种出现的概率为88.9%，重要度为1.9，为正关联。说明低端客户类1，在购买S43（康宁定期保险）的同时购买701（全家福意外卡）的几率为88.9%，结合低端客户群组的消费特征，较顺应常理。得出的关联规则是形如AB，代表如果购买了产品A，则同时也会购买保险产品B。具体情况如表3所示。

根据各个类别最佳的险种关联，像所对应的群组中还没有消费这种保险组合的客户进行推销，已经购买了其中一种保险产品的客户，向其推荐另一款产品；或者在未来向某一类客户推荐产品时，根据其收入和教育程度等客观因素，判断大致所属的群组，推销产品组合，以达到实现交叉销售的目的。

篇2

关键词:可保风险保险同构保险承保保险理赔

加入WTO,意味着中国保险业要与国际保险市场全面接轨。而目前中国保险业的现状却不尽人意,还存在诸多问题。本文立足于中国保险行业的现状,探讨存在的主要问题,并对问题的原因进行分析,试图为中国保险业的稳健发展提出一些意见和建议。

一、中国保险业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自1980年中国恢复国内保险业务以来,保险行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据保监会最新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08年全年保险业实现原保险保费收入9784.1亿元,同比增长39.1%,是2002年以来增长最快的一年。其中,财产险业务原保险保费收入2336.7亿元,同比增长17%;寿险业务原保险保费收入6658.4亿元,同比增长49.2%;截止2008年末,中国保险市场主体由2007年的120家增加到130家,保险专业中介机构2445家,兼业机构136634家;保险业总资产3.3万亿元,较年初增长15.2%。保险行业在优化资产配置,化解投资运作风险,保障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一)中国保险业的现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中国50个城市和地区保险市场进行调研,调查内容包括:保险市场容量与潜力分析,保险产品购买动机,保险产品销售渠道,客户满意度,市场竞争状况等。结果显示中国保险业的现状有以下三个特点:

1.与世界同行相比,中国的保险市场起步较晚,开发程度较低。但发展迅速,保险市场尤其是城市保险市场的潜在需求巨大。

2.中国保险产业规模较小,有效供给不足。与风险种类繁多这一现实相比,所提供的险种单一,保险公司的业务主要集中在有限险种的经营上,保险产品同构现象十分严重。

3.中国加入WTO后,将有更多的国外保险公司以合资或独资等多种形式进入中国保险市场,国内的保险企业将面临外来竞争和自身发展的双重压力。

(二)中国保险业存在的问题

1.管理模式落后,经营机制陈旧。中国的保险业基本上还是计划经济时期的传统经营方式,重规模不重效益,贪大求全,专业性不强,缺乏客户至上的服务意识,没有高效的资金运营渠道和手段。

2.产品结构单一,缺乏产品开发体系。险种开发无论从速度、数量还是从质量上都不能满足市场需求。

3.专业人才欠缺,而又不注重培训储备,势必会给未来的竞争带来被动。

4.保险法规有待完善,虽然《保险法》己于1997年颁布,但原则性的东西多,细则性的东西少,在操作上尚有许多盲点,不能满足保险业稳定发展的需要。

二、中国保险业现状的原因分析

(一)保险意识滞后。国民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消费者现有财富的增长和风险总量的提高,使消费者对保险的需求不断增加。在从传统的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承担风险的主体逐渐从政府转移到企业和个人。实践证明,保险是应对风险的一种有效手段,但由于中国自1959年停办国内保险业务以后,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没有商业保险的实践,因此,中国人的风险意识滞后,保险观念单薄,这是保险行业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二)保险品种单一。伴随着全新的、供人们精神享受和物质享受商品的出现,新的风险也应运而生。例如,飞机在带给人们快捷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飞机失事所导致的巨灾风险等。此外,随着新体制、新规则的制定,新环境的出现,也将产生许多新的风险因素。如责任风险、信用风险等。面对风险种类的迅速增加,我国保险业所提供的险种却十分有限。例如在寿险行业中,各大公司都在拼命争夺、抢占少儿险市场;在财产险上,各公司的竞争也主要集中在财产、车辆、货物运输等少数几个大险种上。

(三)专业人才缺乏。保险业的特殊经营方式产生了对展业、精算、承保、投资、理赔等特殊人才的需求。各种专业人才的培养是一个渐进、累积的过程。而我国停办国内保险业务达20年之久所带来的一个直接严重后果是保险人才培养的断层。保险公司的培训水平很有限,相应的院校师资力量薄弱、素质不高、教材陈旧、教学手段落后等问题,都使得保险业的人才不能很好的满足快速发展的需要。据调查,由于一些保险营销员缺乏职业道德,缺少相关知识,致使在推销保险产品时出现误导陈述、保费回扣、恶意招揽等违规、甚至违法现象,极大地损毁了中国保险业的声誉。

(四)监管力度薄弱。保险是经营风险的行业,它遍及各行各业和千家万户,保险经营是以大数法则为其数理基础的,保险定价需要非常专业的知识和技术,而这些技术是多数投保人不了解的。这种信息的不对称性,需要政府对保险业加以监督管理,以保障投保人获得合理的保障条件和费用支付条件。

篇3

关键词：人口年龄结构；财政影响；储蓄率

Population Age Structure, Fiscal Policy and High Saving Rate in China

WANG Qilinga, LAI Xiaoqionga，b

(a. School of Economics; b. Wang Yanan Institute for Studies in Economics,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Fujian 361005, China)

Abstract：This paper uses the sample of provincial panel data for 1999―2009 to make an empirical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pulation age structure, fiscal effect and high saving rate. The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1) The main determinant of high saving rate in China is not population age structure, but the transitional features of the Chinese economy. (2) There is a distinct urbanrural difference in the effect of population age structure on saving rate, in that child dependency ratio has a negative impact on urban household saving rate and a positive one on rural saving rate, while oldage dependency ratio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urban household saving rate and a negative one on rural saving rate. (3) There is also a marked disparity in the effect of the share of fiscal revenue and expenditure on household saving rate. The scale of taxation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urban saving rate and a negative one on rural saving rate, while the scale of expenditure has a negative effect on urban saving rate and a positive one on rural saving rate. The above findings provide important reference for China’s future reform.

Key words：population age structure; fiscal effect; saving rate

一、引 言

近些年来，中国保持着非常高的国民储蓄率，2008年的数据已达到523%，较1992年增加1201%。从变化趋势来看，国民储蓄率自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有所下降，到2000年开始呈现较为明显的递增走势，从2000年到2008年，国民储蓄率年均增长392%。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资金流量表可知，居民储蓄率从2000年的165%增加到2008年的2249%，年均增长408%；企业部门储蓄率从2000年的1565%增加到2008年的216%，年均增长476%；政府部门储蓄率从2000年的636%增加到2008年的821%，年均增长587%。从部门的截面贡献来看，中国的高储蓄率主要是由居民和企业两个部门带动起来，政府储蓄虽然近几年增长迅猛，但所占比例较小。持续高位运行的储蓄率受到了西方国家的责难，在后危机时代中国强劲增长的背景下，一些西方学者抛出了“中国经济责任论”和“储蓄国责任论”，由此引发了又一轮讨论中国高储蓄率问题的热潮。中国的储蓄率为什么这么高？学术界就这个问题给予了不同视角的解释，如人口结构因素［1］［2］［3］［4］［5］、经济增长因素［6］［7］、预防性储蓄［8］［9］［10］［11］［12］、男女比例失衡［13］、部门贡献角度的分析［14］［15］等。

Kraay（2000）通过实证分析，表明未来收入增长率与食品占家庭消费支出之比均对农村居民储蓄率有负向影响，而人口抚养比和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却未对其构成影响。［1］Modigliani和Cao（2004）运用时间序列数据研究表明，人口抚养比、经济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这些变量均对居民储蓄率有明显的正向影响。［2］由此看来，Kraay（2000）与Modigliani & Cao（2004）在人口抚养比对居民储蓄率影响的结论是不一致的。Horioka和Wan（2007）在上两篇文献的基础上重新对中国储蓄率的影响因素做了深入分析，结果表明：（1）收入增长率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为正，且系数较为显著。（2）人口年龄结构对储蓄率并未产生明显的影响。［3］

在较近的国内文献中，杨继军（2009）和汪伟（2009）的研究较具代表性。杨继军（2009）研究表明，经济增长率对储蓄率有正向影响，且系数显著；人口抚养比对储蓄率有负向影响，且人口抚养比每下降1 个百分点，储蓄率就增加0124 个百分点；由于人口抚养比的弹性远大于经济增长率的弹性，故人口抚养比是决定储蓄率的主要因素。［4］汪伟（2009）通过实证检验发现，中国的高储蓄率主要是由两个急剧转变的政策共同作用所致：（1）是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实施的改革开放，以1978年为界，人均收入增长率的均值由1953―1977年的55%上升到1978―2006年的96%，经济增长率与储蓄率的变动基本一致。（2）是人口政策的转变，20世纪70年代我国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这对储蓄率的积累产生了巨大影响，这一转变使得中国迅速实现了人口转型，并通过“人口红利”的集中释放带来高储蓄。经济增长与劳动年龄人口的大幅增加互相影响，又进一步提高了储蓄率。［5］

中国人口年龄结构与高储蓄率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

图1描述了1995―2008年期间国民储蓄率与总人口抚养比的变动关系，根据该图可知，2000年是这一变化的转折年份，Kraay（2000）与Modigliani & Cao（2004）在人口抚养比方面的矛盾性可能与他们的数据区间不同有关，同时根据该图可知，杨继军（2009）对2002―2007年短期的分析是合理的，即人口抚养比与储蓄率呈现了负向关系。另外，由图2和图3可知，人口年龄结构与居民储蓄率的关系有着明显的城乡差异，特别是在城镇地区，杨继军（2009）的结论“人口抚养比对储蓄率有负向影响”在这里被分解为，少儿抚养比对储蓄率有负向影响，而老年抚养比对储蓄率却有着正向影响。为了更为全面的考察这二者的关系，本文借鉴Horioka和Wan（2007）的研究方法，同时考察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对储蓄率的影响关系，特别关注2000年以后的数据特点。另外，我国是一个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国家，在这个转型过程中，财政手段的影响举足轻重，例如税收与财政支出会影响消费、投资与进出口，因此居民储蓄就会因这种影响而发生波动，从这个角度讲，财政政策特别是税收规模或支出规模就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储蓄率。基于上述原因，本文引入财政政策这一变量，来进一步考察人口年龄结构与居民储蓄率的关系，以及财政政策所带来的影响。

图2城镇居民储蓄率与少儿、老年抚养比的关系图3农村居民储蓄率与少儿、老年抚养比的关系二、变量、数据与方法

由于本文要考察人口年龄结构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同时纳入财政政策，故被解释变量分别选择城镇居民储蓄率（saving rate of city）和农村居民储蓄率（saving rate of rural），以区分城乡差别的特点。在解释变量里面，我们首先选择人口抚养比作为人口年龄结构的衡量指标，依据Horioka和Wan（2007）具体选用少儿抚养比（young_foster）和老年抚养比（old_foster），以考察不同非劳动年龄抚养比的差别，这里少儿抚养比是指某一地区中少年儿童人口数与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通常用百分比表示，以反映每100名劳动年龄人口要负担多少名少年儿童。老年抚养比是指某一地区中老年人口数与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用以表明每100名劳动年龄人口要负担多少名老年人，老年人口抚养比是从经济角度反映人口老化社会后果的指标之一。其次，我们选择政府收入占GDP之比（rev_rate）和政府支出占GDP之比（sp_rate），以反映政府财政政策对储蓄率的影响。以上解释变量为核心变量，在此基础上引入其他控制变量X，计量模型如下：

saving rate of city=a1×young_foster+b1×old_foster+c1×rev_rate+d1×sp_rate+M1×X+e1

saving rate of rural =a2×young_foster+b2×old_foster+c2×rev_rate+d2×sp_rate+M2×X+e2

在控制变量的选择方面，首先，根据发展经济学的观点，一国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应该有必要的储蓄率保证，因此这里引入GDP增长率（gdp_growth_rate）；其次，由于我国是一个转型国家，故应该纳入表征转型特点的指标，故引入第三产业比重（third_ratio）和二三产业比（trans_rate）以控制转型国家数据模型的稳健性；再次，从微观角度来看，居民储蓄率同人口自然增长率有着一定的关系，故这里引入人口自然增长率（natural_rate）；此外，不同地区城市化水平有着明显的差异，这里将纳入城市化指标（urban_rate），具体使用地区城市人口占地区总人口比重来测度。

以上变量所需数据均来源于CEIC数据库以及《中国统计年鉴》，数据区间为1999―2009年，原因是：（1）由于本文考察财政政策影响，受个别省份的财政收支数据的限制，省际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从1999年开始有完整的统计数据，从而保证了31个省市自治区的完整度。（2）Modigliani和Cao（2004）等文献主要考察了2000年以前的情形，这里为了对比其结论的代表性以考察2000年以后的情形为主。（3）根据图2和图3可知，分析2000年以后的数据特点更能揭示出人口年龄结构与中国高储蓄率的真实相关性。

本文使用31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来考察人口年龄结构对储蓄率的影响，在这个影响机制中，特别引入了财政收支比重，以分析当财政政策发生变化时，人口年龄结构的储蓄效应是否受到明显的影响。具体而言，根据杨继军（2009）的结论，人口抚养比对储蓄率有负向影响，这个由图1就可看出，但再观察图2和图3就会发现，少儿抚养比与老年抚养比的储蓄效应是截然相反的，并且这个特点在城镇地区极为明显，那么这个差异是否与财政政策的变化有关联？不同地区的地方财政情况有明显的差异，因此本文再引入省际财政收支比重，以考察财政手段是否构成对“非劳动年龄抚养比的城乡储蓄效应”这一传导机制的影响。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我们使用省际面板数据来考察人口年龄结构、财政影响与储蓄率的关系，根据Hausman检验，本文只报告固定效应，结果如表1所示。

模型（1）和（2）为基本回归方程，意在分别考察忽略财政政策时的少儿抚养比与老年抚养比对城镇和农村居民储蓄率的影响。然后引入控制变量：GDP增长率、第三产业比重、二三产业比、人口自然增长率以及城市化水平五个指标，同时引入财政收入比重与财政支出比重，形成模型（3）和模型（4），以考察两种抚养比，以及财政政策调整对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储蓄率的影响。进一步地，本文通过引入财政收入比重与少儿抚养比、财政收入比重与老年抚养比、财政支出比重与少儿抚养比、财政支出比重与老年抚养比的交叉项来考察财政政策影响的强弱，针对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储蓄率分别形成模型（5）、（6）、（7）和（8），并且计算财政收支规模的最优门限值，为后面的财政收支区间分析作准备。

根据模型（1）和（2）可知，少儿抚养比与老年抚养比对城乡居民储蓄率的影响系数均非常显著，少儿抚养比对城镇居民储蓄率的影响为负，而老年抚养比对城镇居民储蓄率的影响为正，两种抚养比的储蓄效应形成巨大反差，这与图2所显示的特点是一致的；少儿抚养比对农村居民储蓄率的影响为正，而老年抚养比对农村居民储蓄率的影响为负，这个情况刚好与城镇居民储蓄率相反，这说明人口抚养比的储蓄效应存在明显的城乡差异。

为了稳健性起见，模型（3）和（4）引入财政收入比重与财政支出比重，同时加入了5个控制变量，少儿抚养比对城镇居民储蓄率的影响系数由原来的-0472增加至-0276，老年抚养比对城镇居民储蓄率的影响系数由原来的0602减小至0575；少儿抚养比对农村居民储蓄率的影响系数由原来的0373增加至051，老年抚养比对农村居民储蓄率的影响系数由原来的-0559减少至-0781。数据虽有少许变化，但总体上仍在1%的水平上显著，且与原来的影响方向一致，说明人口抚养比对城乡居民储蓄率的影响作用是稳健的，这与Horioka和Wan（2007）的分析结果相反。当引入控制变量后，在影响城乡居民储蓄率的几个因素中，最为突出的是二三产业比，它对城镇居民储蓄率与农村居民储蓄率的影响系数分别为881和685，前者在1%的显著水平上通过检验，后者在10%的显著水平上通过检验，其次是少儿抚养比与老年抚养比。这说明影响城乡储蓄率的主要因素是二三产业比，它衡量了不同地区的转型特点对储蓄率的积累特性，其中的第三产业比重在城镇居民储蓄率的影响中系数较为显著，但在农村居民储蓄率的影响中并不显著，由此可知二三产业比更适合控制转型特征。在模型中，GDP增长率在城镇方面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而农村方面却未通过检验，为此我们对模型（3）和（4）做了GLS回归，结果表明，该系数的t值概率分别为0509和0031，城镇居民方面未通过检验，而农村居民方面却较为显著，这个城乡差异不足以说明GDP增长率对储蓄率的影响，这与Horioka和Wan（2007）的结论相反。城市化水平对城镇居民储蓄率的影响系数较为显著，而对农村居民储蓄率的影响系数却不显著，这说明，城市化的储蓄效应只在城镇地区较为明显，而在农村地区不明显，这个结论也是显而易见的。

考虑财政政策影响的情况，城镇储蓄率方面，引入的财政收入系数为0644，财政支出系数为-0706，两个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易见收入规模的扩张有利于城镇居民储蓄率的增加，而支出规模的扩张却会导致储蓄率的下降，且幅度较大。农村储蓄率方面，少儿抚养比与老年抚养比的系数也较为显著，系数正负与模型（2）和（4）一致，在引入的5个控制变量中，只有二三产业比和人口自然增长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引入的财政收入系数为-0415，而财政支出系数为0748，容易发现这与城镇储蓄率的情形正好相反。根据模型（3）和（4）可知，引入财政收支比重后，少儿抚养比与老年抚养比对城乡储蓄率的解释力度仍较强，同时财政收支对城乡储蓄率的影响也存在着明显的城乡差异。

下面通过引入财政收入比重与少儿抚养比、财政收入比重与老年抚养比、财政支出比重与少儿抚养比、财政支出比重与老年抚养比的交叉项来考察财政政策影响的强弱，由此分别形成模型（5）、（6）、（7）和（8），根据我们计算的财政收支规模门限值可得到表2和表3，通过分析不同的财政收支区间来反映抚养比对城乡储蓄率的影响。

根据表2可知，随着税收规模的不断增加，少儿抚养比对城镇居民储蓄率的影响是先减小后增大，最优税收规模为465%，而对农村居民储蓄率的影响是先增大后减小，最优税收规模为713%，城乡储蓄率存在着相反的特点。随着支出规模的增加，少儿抚养比只对城镇居民储蓄率有影响，且影响是先减小后增大，最优支出规模为399%，而对农村居民储蓄率没有影响。剔除数据后，省际财政收入比重的均值为1911，标准差为757，最小值为851，最大值为5576，平均来看，财政收入比重没有超过465%，故验证了图2中少儿抚养比对城镇居民储蓄率的负向影响。类似的，农村居民储蓄率的最优税收规模为399%，而省际财政收入比重的均值为1911%，也未超过这个门限值，故验证了图2中少儿抚养比对农村居民储蓄率的正向影响。省际财政支出比重的均值为1601，标准差为642，最小值63，最大值4502，平均来看，财政支出比重远超过门限值86%，故验证了表1中老年抚养比对农村储蓄率的系数值-0559。

根据表3可知，随着税收规模的增加，老年抚养比只对农村居民储蓄率有影响，且影响是先增大后减小，最优税收规模为84%，而对城镇居民储蓄率没有影响。随着支出规模的增加，老年抚养比也只对农村居民储蓄率有影响，且影响是先增大后减小，最优支出规模为86%，而对城镇居民储蓄率无影响。

从表2和表3可知，人口年龄结构对城乡居民储蓄率的影响不是简单的单向关系，而是受到财政收支规模的制约，不同的税收规模与支出规模可能对应着相反的储蓄率效应。另外，人口抚养比对储蓄率的影响也存在着明显的城乡差别。

一般来讲，人口老龄化会影响居民储蓄率，其原因如下：（1）在经济领域，老龄化会对消费、储蓄、投资、税收等发生冲击，在公共政策的视角下，仅仅依靠调节人口政策或某一部门的政策都不足以全面应对老龄化问题。［17］在这个宏观系统的调整过程中，财政政策的作用直接或间接地平衡着储蓄与消费的互动，比如财政支出尤其是消费性支出（如中国政府部门的三公消费）的增加通过挤出效应使得居民消费减少，从而改变了居民的储蓄水平。（2）根据莫迪利安尼的研究，随着年龄的增大，居民在年轻时会多储蓄而到年老时就会拿出储蓄部分来消费，因此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应使得居民储蓄率不断下降。（3）人口老龄化过程导致了劳动力年龄结构的老化，劳动力年龄人口的中位数大幅增加，劳动力供给减少，收入就会随之减少，因而储蓄也相应减少。［18］

但是，根据中国数据的测算，结合表1可知，人口年龄结构的老龄化趋势使得城镇居民储蓄率不断增大，而使农村居民储蓄率不断减小，可能的解释如下：（1）我国养老保障制度的二元结构。我国现有的养老保障制度设计是以城镇职工为主，对城镇职工实行社会养老保障，即个人、企业和政府三方责任共担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近年来，我国各地积极探索农村养老保障制度改革，但由于没有统一的指导性文件，各地区改革在制度和标准上都不统一，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碎片化”趋势较为严重。目前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农村养老保险共有1900多个县级统筹单位，标准大多是“一地一策”，这样导致的结果是，不仅正在试点的新农保制度互不相同，即使是一地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也同时存在多种制度。另外，没有纳入试点的农村居民仍然只能依靠个人养老方式。从这个角度看，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在各方面仍远不如城镇养老保障制度完善，这样的城乡二元结构保障制度使得城镇老龄人口每月能得到一定数量的养老金，这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老年人的收入不减，近年来政府又提高了养老金的支付额度，使得城镇老年人的腰包越来越鼓，故其储蓄份额有所增加，但农村地区的养老保障制度仍未完善，出现的问题也较多，故农村居民在收入保障上远远不如城镇居民。（2）劳动力年龄结构的老化。人口老龄化促使劳动力年龄结构的老化，这在城乡都是一致的，但城乡就业岗位性质的差别在于，城镇地区的岗位多以脑力劳动为主，而农村地区的岗位多以体力劳动为主（相对而言），这就使得城镇老年人仍可以有机会或有时间继续工作，以获得薪金收入。而农村老年人就会因身体的原因而走下岗位，收入也随之减少。这样的结果导致城镇老年人仍有一定量的收入储蓄起来，而农村老年人就失去了储蓄的重要来源，因而农村储蓄率必然下降。（3）财政政策的影响。我国的财政政策主要体现为城市偏向性的财政政策，［19］因而较容易地导致城乡收入差距，例如社会保障支出较多地使城镇老年人受益，而使农村老年人得益甚少。表3却明确说明了人口老龄化的储蓄效应只在农村地区受到财政政策的影响，在城市地区却无影响，可见财政压力对农村老年人的影响更大，财政收支比重稍微增加一点，农村老年人的收入就可能减少，这就影响到其储蓄水平。

关于少儿抚养比的储蓄效应，可能的解释是，少儿年龄人口不具备劳动能力，因而没有收入来源，少儿抚养比的增加使得社会负储蓄增加，以提供足够的经济能力抚养少儿年龄人口。然而，少儿抚养比对储蓄率的影响在城乡之间有着明显的反差，其原因可能是：（1）抚养小孩成本的城乡差异。一般认为，小孩需要抚养的阶段是指从一个孩子的出生直到其具备独立的生存能力。抚养一个小孩需要的成本包括产前费用、生产费用、衣食住行、医疗费用、教育费用，以及其他不可预期的费用，而我国城乡地区在这些成本支出项目上都存在着明显的差距。据研究，城镇居民基本生活线为594286元，而农村居民基本生活线为196801元，后者仅相当于前者的3312%。［20］这说明农村整体上的消费水平都远低于城镇，城镇的高消费水平使得城镇家庭抚养小孩的开销大大增加，从而可储蓄的部分就会相应地减少。而农村因其较低的消费水平而较小地影响其储蓄能力，但农村居民储蓄率的储蓄效应系数为正数，也就是说，小孩数量的增加反而会提高农村家庭储蓄水平。我们给出的解释是，在农村一直都有养儿防老的传统，所以农村家庭小孩多（尤其是男孩）的父母就会进行预防性储蓄，以保证自己老了有人所养。（2）财政政策影响。一方面，财政收入的增加，如所得税或消费税的调整，很容易使城镇劳动者的收入发生改变，而这却较小地影响到农村劳动者，因而抚养小孩数量明显会造成城乡家庭储蓄的巨大差异；另一方面，财政支出所具有的挤出效应（主要是消费性支出的挤出效应）会影响到城镇居民而不会影响农村居民，因而少儿抚养比对城镇居民储蓄率的影响受到财政支出挤出效应比较大，而对农村居民储蓄率则不会产生影响。

四、结论性评述

本文以1999―2009年的省际面板数据为样本，对人口年龄结构、财政政策与高储蓄率的关系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1）影响我国高储蓄率的主要因素不是人口的年龄结构，而是经济体的转型特征，产业结构的调整从宏观角度改变了拉动经济的投资消费比例，从而传递到居民部门，影响其储蓄行为。（2）人口年龄结构对我国储蓄率的影响存在着明显的城乡差异，其中少儿抚养比对城镇居民储蓄率的影响为负，而对农村居民储蓄率的影响为正；老年抚养比对城镇居民储蓄率的影响为正，而对农村居民储蓄率的影响为负。（3）财政收支比重对城乡居民储蓄率的影响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税收规模对城镇居民储蓄率的影响为正，而对农村居民储蓄率的影响为负；支出规模对城镇居民储蓄率的影响为负，而对农村居民储蓄率的影响为正。

中国从1978年改革开放到现在，经济体的运行具有明显的转型特征，这个特征不仅体现在产业结构调整上，而且也体现在微观层面上，加之20世纪70年代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又改变了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这在很大程度上配合了转型调整所带来的储蓄效应。在这个过程中，财政政策通过宏观层面对经济进行干预，使得城乡居民的收入与消费行为发生改变，进一步影响到储蓄能力。从以上原因来讲，我国高储蓄率的发生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然而根据发展经济学的观点，经济的发展将伴随着储蓄的减少，但就现状而言，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能单凭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总量快速的增长而忽视中国发展阶段的实质。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的不断加深，人口红利的优势将逐渐释放直至消失，在此过程中国家调控的方向应是以优化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加快人力资本积累等途径为主，这些措施虽然看似较为传统，但考虑到中国高储蓄这个发展特点，它们的实施对促进中国经济增长与发展仍具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 Kraay, Aart Household Saving in China ［J］.The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September, 2000, 14 (3): 545-570.

［2］ Modigliani, Franco and Shi Larry Cao. The Chinese Saving Puzzle and the Life-Cycle Hypothesis ［J］.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004, Vol. 42, No. 1 (Mar):145-170.

［3］ Horioka, Charles Y. and Junmin Wan. The Determinants of Household Saving in China: A Dynamic Panel Analysis of Provincial Data ［Z］.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an Francisco, Working Paper 2007.

［4］ 杨继军. 人口年龄结构转变的储蓄效应［J］.财经科学,2009(7):26-32.

［5］ 汪伟.经济增长、人口结构变化与中国高储蓄［J］.经济学季刊,2009(7) :29-52.

［6］ Qian, Y.. Urban and Rural Household Saving in China［J］. IMF Staff Papers, 1988, 35 (4): 592-627.

［7］ 陈利平. 高增长导致高储蓄：一个基于消费攀比的解释［J］.世界经济,2005(11):3-9.

［8］ 宋铮. 中国居民储蓄行为研究［J］.金融研究,1999(6):46-50.

［9］ 万广华,张茵,牛建高. 流动性约束、不确定性与中国居民消费［J］.经济研究,2001(11):35-44.

［10］ 罗楚亮. 经济转轨、不确定性与城镇居民消费行为［J］.经济研究,2004(4):100-106.

［11］ Blanchard, Olivier J. and Francesco Giavazzi. Rebalancing Growth in China: A Three-Handed Approach ［Z］. MIT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working paper, 2005, No.5.

［12］ Chamon and Prasad, why are saving rates of urban households in China rising? ［J］.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Macroeconomics, 2010, 2: 93-130.

［13］ Wei and Zhang. The Competitive Saving Motive: Evidence from Rising Sex Ratios and Savings Rates in China ［Z］, NBER Working Paper, 2009, No. 15093.

［14］ Kuijs, L.. How Would China’s Saving and Investment Evolve? ［Z］.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3958, 2005.

［15］ 李扬,殷剑峰. 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高储蓄、高投资和中国经济增长［J］.经济研究,2005(2):4-15.

[16]余长林.发展中国家知识产权保护与经济增长[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0：329.

［17］ 彭希哲,胡湛. 公共政策视角下的中国人口老龄化［J］.中国社会科学,2011(3):121-138.

［18］ 齐传钧. 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J］.中国人口科学,2011年增刊:54-65.

［19］ 陆铭,陈钊. 城市化、城市倾向的经济政策与城乡收入差距［J］.经济研究,2004(6):50-58.

［20］ 周发明,杨靖. 基于ELES模型的中国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实证研究［J］.江西农业大学学报（社科版）,2010(3):84-89.

篇4

学生往往刚学了两句日常用语，就急着想干别的事情了。此时，创设问题情景，引导学生在原有需要得到满足的同时不断产生新的需要显得至关重要。如果只简单重复“What’s this?”学生怕是不愿听了。于是，我拿出一个包：“I have some thing in my bag-guess. What’s this?”这一问，学生们纷纷举手，把他们刚学的单词都猜了个遍。终于，我打开包，又拿出一个包。“Bag!”全班哄堂大笑，他们怎么也没想到“a bag in a bag”。就这样，我们愉快地巩固了所学知识，孩子们的好奇心也得以保持下来。给学生一个问题，再给他一个意想不到的答案，“Guessing Game”成了孩子们的最爱。 

二、建立学习的加油站----自信心。 

首先，让孩子敢于出错。 

沉默期总是有的，但要尽力把它缩短，最简单的方法创设密切配合和谐的教学氛围，让孩子明确初学英语时出错是很正常的并不可笑，只要多说就能说好，孩子们学说英语的热情被激发起来，也不用担心“走调”。实在不得不说“NO”时，我总不忘配上一个宽容的微笑，并耐心地帮他纠正过来。当孩子有进步时，一句“How clever!”就能让他鼓起自信的风帆。因此，教师在课堂上组织学生操练的时候，不必担心学生的表达错误。实际上，学生并不是仅仅能模仿所接触的语言。人们在掌握语言的过程中，都有创造、发挥的能力。只是人们在学习语言的过程中必然要经历一个不断犯错误的阶段，我们对于学生的语言错误，要采取宽容的态度，不一定有错必纠，而应该采取鼓励的办法，让他们尽可能多的实践。所以作为小学英语教师的我们，千万不要因为纠正语言的错误而挫伤了学生学习英语的积极性。对勇于实践的任何尝试，教师都应该采取鼓励的态度，同时也要明确地告诉学生，错误是不可避免的。要在课堂上创造一种轻松的、幽默、宽容的气氛，让学生对任何语言错误都一笑了之。如果心理压力很大，感到紧张、焦虑的时候，即使他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在做练习，但是所学的语言却不会进入头脑中，而是被紧张得“蒸发”悼了。因此，我们英语老师在上完课以后，不妨多问问自己，“今天，我的表扬够狠吗？” 

其次，发挥孩子的特长。 

也许个别孩子学习英语确实吃力，心理上自信不足，害怕有余，好在每个孩子都有各自的特长爱好。老师不妨把他们的优势带进英语教学中来，歌唱得好的，请他领唱英语歌曲；画画得好的，请他帮忙绘制教学图片，喜欢表演的，请他指导同学“play the story”……让他们觉得“原来我也是很不错的”。实践证明，找准教学切入点，充分发掘孩子的特长，也能建立起他们学习的自信心。如：我所带班上有位同学，上课时很少开口读英语，更不用说与其他同学组织表演活动了。在课堂上无论我怎么引导，他就是怕张口说。但我发现他的英语单词写的很规范、句子也很符合标准。于是我就在他的作业上写了几句：“You’re great! 如果上课能开口读，你会把英语学得非常好！”等批语，同时，把他的作业也作为样本模范，让全班同学学习。这样，在他的成绩得到肯定的同时，他克服了羞怯感和自卑感，上课能慢慢地开口说了，最后竟成了一名口语很棒的学生。 

三、供给学习的太阳有----求知心。 

如果说给孩子一次鼓励就是加一回油，那么激起孩子的求知之心就是太阳能，能为孩子提供源源不断的学习动力。 

新奇有趣的东西能很好地引起孩子无意注意。教学上要不断变换教学内容的呈现方式。让学生感受到英语学习的多姿多彩，能激起孩子对英语本身的兴趣。在学习“Boby”时，我让孩子们“make a puppet”，当孩子们喜爱的卡通化合物“Zoom”最终出现的时候，他们高兴得不禁拍手叫好，这让孩子们体会到了英语学习的趣味性；在学“Happy birthday”时，我们可以开一个“birthday party”，这能使孩子感受到英语的实用性；我还请孩子们看英语动画片，读英文版的童话故事。 

精当的表情和动作引起孩子的注意，让复杂的东西变得简单起来；英语教英语更需要丰富的面部表情和肢体动作的配合。如在学“swim”时，我做出一个游泳的姿势，孩子们也一边“游泳”一边读单词，很快就学会了，又如在学“fly”时，我做出一个小鸟飞的动作，孩子们也一边“飞”一边读单词。脑、口、手齐上阵，孩子们的学习效率有了很大提高。我常看少儿节目，动画化合物和主持人时尚而充满童趣的表情动作是我借鉴的主要对象，它让英语教学变得更加活跃、有趣了。 

篇5

关键词：养老保险现收现付制基金积累制

一、养老保险筹资方式与储蓄和经济增长

在索罗（Solow）提出的经济增长“黄金定律”模型中得知，当人口增长率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之和超过稳态的资本边际产出时，这一经济就处于动态无效的状态。在一个动态无效的经济中，引入现收现付制度将提高人均消费水平；而在动态有效的经济中，资本边际产出大于经济增长率，基金积累制则是最优的选择。艾伦（Aron,1966）严格证明了在人口增长率和工资增长率之和大于利率时，引入现收现付制对个人的福利将会是一种改善。根据国外学者的基本理论，国内学者针对中国的国情分析了中国养老保险筹资方式对储蓄和经济增长的影响。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宏观组（2000）通过交叠世代和Ramsey增长模式，比较了现收现付制和基金积累制两种筹资模式的长期区别。他们认为从经济增长的角度看，基金积累制具有更高的平均消费增长率、平均消费水平以及更低的税率扭曲。所以基金积累制更利于经济增长。

袁志刚、宋铮（2000）运用了两期叠代模型考察了在一定的养老保险制度下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对个人最优储蓄率的影响。同时针对我国的情况进行了数值模拟，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人口老龄化会造成中国城镇居民的储蓄倾向上升。而且中国目前的个人最优储蓄率高于黄金律要求的储蓄率，所以降低储蓄率就可能带来帕累托的改进。

朱清（2001）从判断中国是否满足“艾伦条件”的角度分析了中国养老保险筹资方式选择的问题。他指出由于我国储蓄率一直居高不下，这会造成中国的实际利率较低从而长期抑制国内资本市场的收益率。根据以上情况，中国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还将满足“艾伦条件”，所以我国现在仍然采用现收现付支付制度比较合理。

袁志刚、封进（2004）利用1986-2002年的历史数据说明了中国的实际总工资增长率大于以一年期存款的实际利率或5年期政府债券的利率衡量的投资收益率。因此他们认为中国目前的现收现收现付比基金积累制更有效率。他们指出从效率角度看，如果中国未来中国依然能保证现收现付制度有较高的收益率，那么，就应该发挥现收现付制的代际再分配功能。同时他们提出中国经济是动态无效的，如果经济按此趋势运行将会出现一个动态无效的均衡。在这一状况下，采取现收现付制的养老保险制度会更合适当前中国的实际情况。

二、养老保险筹资方式与社会总福利

郑伟、孙祁祥（2002）从总体福利和分代福利两个角度对养老保险制度选择进行了研究。他们得出两个基本结论：第一，不同的养老制度的优劣取决于具体的参数条件，并不是绝对的；第二，即使在一定参数条件下得出基金积累制是最优选择的结论时，总体福利和分代福利最优选择的冲突可会使基金积累制的制度选择在现实中无法实现。

与以往的分别设定现收现付制模型和基金积累制模型不同，封进（2004）利用福利经济学模型推导出了在社会福利最大化目标下现收现付和基金制混合的养老保险体系的最优混合比率。她的研究表明，当一国的工资增长率和人口增长率之和大于投资报酬率，或者当收入差距较大时，采用现收现付制有益于社会福利的改善。所以她得出结论是我国仍然应该选择现收现收现付制度为主体的筹资方式，这种制度最终的可持续性取决于劳动生产率和产出水平。

何樟勇、袁志刚（2004）从中国经济的动态效率角度来考察两种筹资模式的影响。他们指出当前中国经济处于实际利率小于经济增长率的动态无效区域，在这种情况下现收现付制可以有效的改善资本积累过度的问题。如果在动态无效的区域实行基金积累制，那么这一制度不会有利于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所以当前中国养老保险筹资模式的转轨时机并不成熟。

封进、宋铮（2006）应用一个一般均衡的代际交叠模型对中国的养老保险制度进行了福利分析。文章采用中国的数据，对中国城镇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和养老保险制度安排对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做了数值模拟，评价了养老保险制度的福利效应，并给出了最优的养老规模。文章得出结论是引入一个合适的现收现付的养老保险制度对社会总福利而言是一种改进。

三、养老保险筹资方式与人口老龄化

中国正迈入老龄化社会，生育率低、人口结构老化给养老保险带来了很大的资金压力。西方很多学者认为现收现付制具有代际转移支付的性质,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发展,社会养老保险支付的负担会日益沉重,从而导致政府财政赤字膨胀,引发养老金支付危机。面对人口老龄化可能造成的现收现付制度的支付危机，国内学者针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相应的研究。

刘贵平（1999）研究了未来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对我国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代际再分配功能产生的影响。他的研究结论表明，人口老龄化会使中国未来的年轻人的福利受到损害同时他们成为养老保险金的净贡献者。

朱青（2001）从总负担角度分析了人口老龄化对养老基金筹资模式选择的影响。作者认为伴随着人口老龄化，我国的少儿负担率将趋于下降，未来人口总负担系数不会大幅度增加的，所以未来人口老龄化不会给社会造成过重的经济负担，因而我国公共养老金制度筹资模式并不一定要转向基金积累制。同时作者还指出无论哪种筹资模式，从实物经济角度看，养老金计划仍然是一种靠后代养老的计划，所以应付人口老龄化趋势，关键是要选择一种有利于提高未来劳动生产率的养老保险筹资模式。

王海东（2003）从我国养老金计划的历史沿革和养老金计划的隐性债务角度分析，认为完全放弃现收现付制度在我国而言是不合适的，因为第一人口老龄化在可预期的将来会得到缓解，但是筹资方式的制度性剧变会付出较大的转轨成本。第二，现收现付制度内部也可以通过采用例如上调养老金缴纳比例、降低养老金替代率水平和提高退休年龄等手段以来应对由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支付危机。所以，作者认为如果改革的养老保险计划中没有现收现付制度因素的话，那个这个制度是不会成功的。

封进（2004）运用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揭示了中国养老保险制度选择的内涵和再分配功能实现的条件。她的研究说明了年青一代的人口增长速度下降会导致平均福利的下降和代际收入差距的扩大。同时，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可以缓解人口结构变动对福利的不利影响；政府的再分配政策则有助于缩小代际收入差距，但是在人口增长率下降而劳动生产率未能提高时，政府的收入分配政策适用的空间十分有限。

程永宏（2005）构造了一个养老负担理论模型，从在职者养老负担率定义出发，分析了我国人口老龄化与现收现付制度之间的关系。他的理论模型分析表明人口老龄化并不是放弃现收现付制度的合理依据，人口老龄化并不一定会造成养老保险的支付危机。支付危机的产生关键在于经济增长速度与人口老龄化速度之间的差距。如果经济增长速度持续高于人口老龄化的速度，那么即使是现收现付制也可以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冲击。

曾毅（2005）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主要特征与养老金缺口问题进行了分析，并论述了建立农村储备积累式养老保障制度的必要性、紧迫性和可行性。作者认为我国必须利用今后20年左右的“人口红利”机遇，努力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体系，以应对人口老龄化高峰期带来的严峻挑战。

四、养老保险筹资方式与转轨时机和成本

赵耀辉，徐建国（2001）认为中国的养老保险筹资方式的渐进改革始终忽视了激励机制的问题，才会使体系内资金缺口不断扩大。他们认为目前养老保险体系的社会支柱部分过于庞大，导致制度中的再分配功能削减了社会缴费的积极性。所以他们主张以建立完全的基金积累制来形成养老保险制度的激励机制。

孙祁祥（2001）研究了中国养老保险改革中出现的个人账户空账与转轨成本问题。他认为做实个人账户才是中国养老筹资方式真正转变为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混合型体制的关键。同时文章的研究认为,政府应当负担转轨成本。政府可以通过使用政府经常性收入、出售国有资产、发行特种国债、发行福利彩票等方式来支付转轨成本。但仅仅依靠政府经常性收入来弥补转轨成本是不可持续的。

王燕等（2001）运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GE）模型模拟了不同的养老保险改革方式对养老保险的隐性债务和转轨成本的不同影响。他们认为中国的养老保险的筹资方式应该向可以持续的和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基金积累方法转变。他们的模拟结果表明：第一目前的现收现付的体制是不可持续的，长期看如果保持这种方式不变会导致财务状况的恶化。第二在利用各种税收在支付转轨成本的情况下，使用个人所得税支付转轨成本能最好地促进经济增长和减轻收入的不平等。第三如果采用一种新的社会保障税替代当前对社会基本养老保险的缴费,养老金体制将在全国范围内是同一的而且财务上可以持续的。

袁志刚、葛劲峰（ 2003 ）对由现收现付制向基金积累制转轨进行了经济学分析，他们运用叠代模型和索罗模型分析现收现付制和基金积累制的动态运行方式。他们分析指出采用现收现付制还是基金积累制关键在于一个经济的最优储蓄率是否得到满足。他们认为现阶段中国的储蓄率高于黄金率水平而且中国的储蓄还不能有效地转化为投资，所以目前从现收现付制度转向基金积累制是不合时宜的。

王红梅（2005）针对养老保险转轨中的隐性债务问题提出了“中国式空账”的概念。她认为对于统筹部分中缴费与给付不相连接的问题，可以在现收现付制不变的情况下，通过建立个人账户、实行名义缴费确定型的方式解决。

五、简单述评

首先，从储蓄和经济增长角度看，在外生增长理论和OLG模型的分析框架下，国内学者大多认为由于中国的储蓄率偏高，在将来很长的一段时间内，现收现付制度是更符合中国国情的筹资方式。从社会福利角度看，国内学者通过引入福利经济学分析框架，通过对不同人群、利益群体的分析认为一个合理的现收现付制度更有利于社会福利的改善。这些研究从定性和定量的角度较好的分析养老保险筹资方式对经济的潜在影响。但同时应该看到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分析筹资模式对宏观经济的影响，缺少对中国地区差异影响的实证分析。中国存在较大的区域不平衡的现象，各地区的人口结构和财政压力不同，所以地区间差异的研究应该是将来的研究重点。

其次，关于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国内的学者大多认为中国的养老保险筹资模式不能完全转向基金积累制度，应该在筹资模式中保留一定的现收现付的比例。在关于养老保险改革的转轨成本问题分析上，国内还缺乏精确的定量分析，也没有明确的指出转轨的成本到底由谁来承担和以何种方式承担的问题。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在现有文献研究中缺乏养老保险筹资方式对我国劳动力供给的影响的研究，以及一些政策变量例如养老保险税率，退休年龄，特征群体等对于养老保险制度运行的定量分析。

参考文献：

［1］孙祁祥：《空帐和转型成本――中国养老保险改革的效应分析》，《经济研究》2001年第5期

［2］袁志刚：《中国养老保险体系选择的经济学分析》，《经济研究》2001年第5期

［3］袁志刚，宋铮：《人口年龄结构、养老保险制度与最优储蓄率》，《经济研究》2000年第11期

［4］赵耀辉，徐建国：《我国城镇养老保险体制改革中的激励机制问题》，《经济学（季刊）》2001年第1期

［5］封进：《中国养老保险体系改革的福利经济学分析》，《经济研究》2004年第2期

［6］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宏观组:《中国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选择:激励与增长》,《金融研究》2000年第5期

［7］王燕、徐滇庆、王直、翟凡：2001:《中国养老金隐性债务、转轨成本、改革方式及其影响―可计算一般均衡分析》,《经济研究》2001年第5期

［8］程永宏：《现收现付制与人口老龄化关系定量分析》，《经济研究》2005年第3期

［9］朱青：《当前养老保险筹资模式不宜转向基金模式》，《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1年第12期

［10］袁志刚、封进：《中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再认识》，复旦大学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工作论文，2004

［11］王海东：《我国城镇养老金制度改革方案的对比研究》，《市场与人口分析》2003年第1期

篇6

【关键词】刘易斯拐点；劳动力有限供给；老龄化

一、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的劳动力无限供给理论——刘易斯拐点的内容

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于1954年发表了论文《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经济发展》，他在论文中提出了关于刘易斯经典模型的主要观点：在广大的二元经济发展中国家，存在大量的农业和工业部门；在农业部门里，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为零或负数，使得“劳动力无限供给是存在的” [1]；由于两个部门在生产率和工资方面的差距巨大，现代工业部门只要支付一个略高于传统部门的劳动工资，就可以吸引农村剩余劳动力源源不断地流入；随着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农业生产率逐渐提高，农业劳动力生产将会出现拐点，即农业部门的工资随着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而上升；当传统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完全被转移出去，就会使劳动力工资大幅度上升，无论是传统部门还是现代部门都将以市场工资雇佣工人，至此，农村劳动力不再向工业转移，二元经济结构就转变为一元经济结构。

在1972年，刘易斯发表了《对无限劳动力的反思》，对刘易斯拐点做了进一步补充。他将刘易斯拐点修成为两个转折点即刘易斯第一拐点和刘易斯第二拐点。刘易斯第一拐点指劳动力由无限供给到劳动力短缺；然后随着农业的发展，农村剩余劳动力进一步释放，现代工业进一步发展，为吸引劳动力提高工资，直到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的工资相当，这就是刘易斯第二拐点。刘易斯阐述了二元经济模型中劳动力转移的经典理论模型。

二、对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的评价

有人刘易斯理论模型存在一些不足。王春雷认为刘易斯模型的一个最大缺陷是假定农业劳动生产率是不变的，忽视了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对劳动力转移的影响。[2]周平认为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没有必要创建复杂的数学函数模型，即使用类似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这样的分析工具也会有效地说明问题。[3]

但是也有人认为二元经济模型有比较大的理论价值。张志强认为它确立了二元结构的分析模式并且解答了发展经济学中资本形成的源泉问题。[4]陈跃认为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阐述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过程为研究发展中国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提供了新思路和新方法，具有重大战略意义。[5]

后来的经济学家不断地对刘易斯模型进行发展。Ranis和Fei在刘易斯模型基础上提出了拉尼斯—费模型，更加旗帜鲜明的强调了农业地位与作用的重要性。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托达罗在批评“刘易斯一费景汉一拉尼斯人口流动模型”后，他提出了自己的模型——托达罗模型，提出单纯依靠工业扩张不能解决当今发展中国家城市严重失业问题，大力发展农村经济是解决城市失业和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根本出路。“桥根森模型”则突出农业剩余及技术进步的意义。

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给发展中国家提供一个新的分析思维方式。中国在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发展后，劳动力市场形成了中国特色，研究中国经济的劳动力市场实际情况可以发现中国经济基本符合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二元经济模型固然有它的不足，对于发展中国家的中国来说，其理论还是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三、中国是否迎来刘易斯拐点之争

1、我国没有迎来刘易斯拐点

孙自铎指出，我国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至少在 1.5亿～2亿之间，认为中国的农村劳动力还是很富足的。[6]简新华、张建伟认为我国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现状在短期内都不会改变。[7]任燕飞认为我国的刘易斯拐点还没有到来，我国农村富裕劳动力并没有被完全吸收而是还有约2亿的剩余劳动力等待转移。[8] 刘元春、孙立认为人口机会窗口关闭不等于劳动力短缺，人口机会窗口的关闭反映的只是人口结构转变的数量关系，与劳动力短缺没有必然关系。[9]刘伟认为劳动力不仅来源于出生人口还来自资本主义部门的存量，如果大部分劳动力还没有完全被现代部门吸收，就不能断言刘易斯拐点已经或即将到来。[10]上述观点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但是并未形成最主流观点。

2、也有少部分学者认为我国还没到达刘易斯第二拐点，而只是进入了刘易斯转折区间，真正的刘易斯拐点还没到来

王德文指出我国农村剩余劳动从无限供给向有限供给转变，即越过 “刘易斯第一转折点”但尚未到达 “刘易斯第二转折点”。[11]李月基于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角度出发，与台湾的研究对比得出我国东部地区正在向 “刘易斯转折点”趋近而中西部等经济发展落后地区离刘易斯拐点尚远。[12]持这部分观点的人是以我国全面到达刘易斯拐点作为判断我国迎来刘易斯拐点的依据，这里的全面包括时间和空间的完整跨度。

3、我国确实迎来了刘易斯拐点

从劳动力市场供给与需求角度看我国“民工荒”初显“刘易斯拐点”端倪。2004年开始我国出现了农民工短缺。根据社会保障部对珠三角洲、长江三角洲、闽东南、浙东南等主要劳动力输入地区和湖南、四川、江西、安徽等几个劳动力输出大省进行了重点调查，得出的数据显示，我国局部出现严重的“民工荒”现象。[13]2008年后我国农村劳动力使城镇转移活动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中国经济在经历了一个中国特色的二元经济增长阶段之后，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特征正在消失，刘易斯转折点已经初显端倪。[14]

从农村劳动力剩余角度看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减少，预示着我国劳动力有限供给时代的到来。蔡昉连续撰文，在研讨会上发表演说，认为农村劳动力大量剩余已经不符合事实。他要打破“中国农村尚有大量剩余劳动力，‘民工荒’只是暂时现象的神话”，要破解农村剩余劳动力之谜。抛弃过去“假设估计，采取直接观察做出判断”的做法。他认为2004年农村劳动力总数为49695万人，从中要剔除三个部分：一是农业上1.8亿必要劳动力；二是乡镇企业和外出打工者即已经转移出去的2亿劳动力；三是40岁以上难以转移出去的劳动力6000万，那么农村充其量就只有5800万农村劳动力。[15]以上数据显示，我国“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储备几近枯竭”，[16]我国的劳动力有限供给时代的逼近。

工资上涨和劳动力市场的城乡一体化进程加快预示刘易斯拐点的到来。根据发展经济学理论，刘易斯拐点来临将使得一个国家劳动力供需市场发生新的变化，促使宏观经济出现两个基本特征：劳动力市场上普通劳动力佣工工资将普遍上涨和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趋势明显。农民工在城镇的务工收入虽然长期以来低位徘徊、增幅极小，但2004年以来农民工的工资涨幅明显。[17]根据张晓波等人基于对甘肃省农忙和农闲时期的工资的发展演化模式的长期调研发现，“无论其他因素是否被控制，实际工资水平总是不断地攀升。贫困地区实际工资在加速上涨，甚至农闲时期也是如此，表明剩余劳动力的时代已经结束”。[18]随着城乡经济一体化的发展，“阻碍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进程的制度正逐步消除，各种有利于农村劳动力城镇转移的体制机制正逐步健全与完善，城乡一体化劳动就业市场己基本形成。” [19]从这也可以看到刘易斯拐点到来的迹象尤为明显。

人口老龄化加剧与人口红利正逐渐消失，是刘易斯拐点到来的征兆。蔡昉认为人口年龄转变的最富生产性的阶段会为经济增长带来潜在的人口红利，一个国家或地区如果能够对这种人口红利加以充分利用,经济增长就可以获得一个额外的源泉，创造经济增长奇迹。相反，如果人口红利消失，经济增长将进入缓慢阶段。[20]根据相关资料表明，中国“正在变老”，“未富先老”，人口红利正在逐渐消失。根据我国的第六次人口普查公布的主要数据显示我国0—14岁人口占16.6%，比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下降6.29个百分点，60岁以上人口占13.26%，比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上升2.95个百分点，其中65岁以上人口占8.87%，比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1.91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表示，我国人口增长已经由“高、低、高”过渡为低生育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的“三低”模式。在这样的模式下，我国人口总数的增长速度放缓，老龄人口比重增加，少儿人口比重缩小。中国将在未来10—20年内步入严重老龄化国家行列。另外中国的人口机会窗口从1990年开始，预计到2030年结束。”[21]这表明我国的人口年龄结构提前发生了转变，人口红利正在逐渐消失，而“刘易斯转折点”与“人口红利”间有着某种正相关的关系，前者的显现往往是后者消逝的前兆，这使得劳动力有限供给成为现实。

我国是否迎来刘易斯拐点之争（见上表）

四、结论

第一，我国已经迎来刘易斯第一拐点并且正在接近第二拐点，这就能说明我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了刘易斯转折区间，劳动力无限供给向有限供给转变。伴随而来的我国的人口红利转型提前完成使每年的出生人口会逐渐出现负增长，老龄化日益严重，给经济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

第二，对于刘易斯拐点对非经济因素的影响的分析缺乏研究。很多学者能证明刘易斯拐点对中国制造业等经济因素的影响，但是鲜有人从制度方面考察了刘易斯拐点对中国的非经济影响。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凸显了我国人老龄化趋势严峻，如何做好防范老龄化危机的问题摆在了我们面前。建设与完善养老保险制度是化解老龄化危机的关键所在，这也正是刘易斯拐点给我们的非经济方面的警示。

第三，部分学者研究采取实证研究与规范研究相结合，更加注重实地调查，并通过查阅大量文献资料，分析与得出结论；也有侧重于通过国内外的刘易斯转折过程的对比与借鉴，结合我国劳动力市场的现状，提出自己的观点和预测。

第四，很多学者主要是通过文献法、比较分析法、个案分析与案例分析来研究与分析，多数学者更加侧重文献法与案例分析法，而对比较分析法采用的相对较少，而个案分析法在部分文献中有出现。

第五，通过大量的文献收集、整理和辨析，得出的结论是：刘易斯拐点的到来预示着中国进入到劳动力有限供给时代，正面临着一个转型环境，探讨完善我国养老保险制度政策可以为经济发展提供更好的保障。

【参考文献】

[1](美)阿瑟.刘易斯，二元经济论[M].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

[2]王春雷，产业低端化对“民工荒”的影响[D].湖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

[3]周平，二元经济理论与人口流动问题分析[J].经济问题，2008（10）.

[4]张志强，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的修正[J].发展研究，2008（6）.

[5]陈跃，对农村劳动力流动规模与城乡收入差距同时扩大悖论的解释[D].复旦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

[6]孙自铎，.中国进入“刘易斯拐点”了吗? ——兼论经济增长人口红利说［J］.经济学家，2008,(1).

[7]简新华，张建伟．从“民工潮”到“民工荒”——农村剩余劳动力有效转移的制度分析［J］.人口研究，2005(2).

[8]陈华，刘易斯拐点“远未到来”——访中国劳动关系学院经济管理系副主任燕晓飞［J］.中国制衣，2009（2）.

[9]刘元春、孙立，“人口红利说”: 四大误区［J］.当代社科视野，2009(3).

[10]刘伟，刘易斯拐点的再认识[J].理论月刊，2008（2）.

[11]王德文，中国刘易斯转折点标志与含义［J］.人口研究，2009(2)．

[12]李月．刘易斯转折点的跨越与挑战——对台湾20世纪60、70年代经济政策的分析及借鉴［J］．财经问题研究，2008年9月第9期（总第298期） ．

[13]劳动保障部课题组，关于农民工短缺的调查报告［J］.中国劳动保障,2004(11).

[14]蔡昉，中国经济面临的转折及其对发展和改革的挑战[J] .中国社会科学,2007(3).

[15]蔡昉，破解农村剩余劳动力之谜[J].中国人口科学,2007（2）.

[16]蒯鹏州，中国人力资源强国建设应关注人口变化因素[J].经济研究参考, 2010年（62）.

[17]姚上海.“刘易斯拐点”突现：我国劳动力资源面临重大转型[J].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12月第8卷第6期.

[18]张晓波，杨进，王生林.中国经济到了刘易斯转折点了吗？——来自贫困地区的证据[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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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现状；困境

在现代社会中，养老保障制度是实现公民的生存权利以及其他人权的重要问题，是全体社会成员共同享受社会发展成果的主要途径．也是维护社会稳定和促进经济发展的基本支柱，因此，在我国当前的社会生活中，建立完善的、包括城市和农村在内的覆盖全体社会成员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不仅是为体现每一公民的生存权和其他人权，也是为实现我国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社会稳定所必需的。

社会养老保障已经成为现代社会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在一个国家内部，这种基本权利对于每一个公民应是相同的，不应该因为公民的户籍身份或居住地域而区别对待。长期以来，农村社会保障始终处于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的边缘，农民一直游离于社会的保障网之外。因此，及时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完善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以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和体现社会公平。已日益成为关注农村问题的人们的共识。但是．就现阶段我国所面临的实际情况而言。实现这一目标的难度仍然不可低估。下面就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现状及所面临的现实困境和挑战进行分析。

一、农村社会养老的现状及原因

(一)农村养老保障的现状

迄今为止。我国已经建立起来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主要还只是面向城镇人口，占总人口近80％的农村人口尚未被覆盖．目前我国农村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已占农村总人口的7．36％以上，而城镇的比重为6．29％，到2030年，农村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比重将达到17．39％，而城镇的比例则为13．1％．负担明显低于农村。由于80年代以来长期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的惯性效应，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农村老年人口的比重还将会继续上升。市场化改革以来，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农村居民的相对地位进一步弱化．反映了农村居民生活风险的累积。

经历了将近20年的时间，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基本框架已初步确立。但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重心却一直倾向于城镇弱势群体。对农村社会保障问题的忽视，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一大失误。在缺乏社会保障制度安排的情况下．农村人口的养老保障仍然只能凭借传统的家庭保障和土地保障。

民政部于1991年开始试行

(二)形成农村养老现状的成因

1．历史原因

由于中国历史传统中儒家“孝道”思想的影响，农村老年保障在中国历史和传统上是以“家庭”为主。“家庭养老”是我国赡养老人的优良传统，有着悠久的历史，深厚的经济社会基础，“我国素有‘礼仪之邦’的美称，养老孝亲是我国人民的传统美德。早在两千多年前，我国人民就把‘老有所终’、‘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等作为道德理想和现实的道德要求提了出来，使得当时及其以后的家庭具有了赡养老人的职能。直到现在，这种职能仍然存在。”囿于历史和传统思想的影响，使得社会对于农村养老保障问题的探索和改革的迫切性及必要性的认识受到了一定的消极影响．自觉不自觉的导致了中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工作严重滞后。

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时代的发展．以及现实社会中竞争的加剧、工作压力增大等原因，“核心家庭”、“空巢家庭”大量涌现。家庭结构小型化，家庭内部重幼轻老和子女忙于工作，使家庭中子女全身心照料老人的状况难以维系等．且维系家庭养老传统文化中的孝道作用在不断弱化；事实上家庭养老的作用在大大削弱。1991年中国老龄科研中心老年人供养体系调查资料表明我国农村60岁及以上老年人完全依靠家庭养老的比例为63％：2001年“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农村家庭变化课题组”调查资料表明，这一比例已经下降为50％左右。从而使得农村传统养老的方式“家庭供养加土地保障”的模式受到了强烈的挑战。

2．经济原因

从我国宏观经济情况看，虽然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有相当大的提高，但是由于我国人口多、底子薄、东西部地区差距大、各地经济社会发展很不平衡。当前要做的大事又非常多、摊子非常大(如基础设施建设、西部大开发、三峡大坝、国防军工等都需要大量的投资)。所以，现有国家经济实力与实际需求还不能很好地适应。因此，国家目前只能将社会保障的重点放在城市．这也是导致农村社会保障工作严重滞后的原因。从农村贫困人口的情况看。不仅存在着大量需要社会救济的“三无”(无收入、无劳动力、无经济来源)对象，而且仍有9000～15000万左右的贫困人口。农村贫困人口“糊口”问题仍然是目前非常突出的社会问题．解决数量庞大的农村贫困人口的脱贫和温饱问题，无疑需要一个极大的财力支持。而我国是发展中国家。经济财力非常有限，这就造成对农村养老保障工作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从而制约着农村养老保障工作的发展。从市场运作的角度来看。现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由于运作成本较高．商业保险的利率不稳定，养老金的保值、增值困难，一般的农民难以承受其经济压力和风险，农民所能享受的养老金数额有限，显然对农民的养老难以起到真正的保障作用，故吸引力也不大。

3．社会原因

由于人口结构的特殊性。我国社会养老负担特别重．在农村尤为突出。2000年底，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达到1．3亿左右，其中，农村老年人口大约有1亿左右。其总量远远大于城市老龄人口，是世界上农村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我国医疗卫生水平的提高和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实施．我国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已达到70岁以上．加上少儿人口的相对减少．导致了我国社会人口结构的老龄化速度加快。据“五普”资料表明，我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在总人口当中所占比重已经达到6．96％，现已跨入了老龄化社会。与世界上人口老龄化国家相比较，我国人口老龄化超前于经济社会的发展水平。而且，人口老龄化的水平是农村明显高于城镇．随着流动人VI的增加，这种趋势将会更进一步地增加。由于种种原因．我国现在的养老保障仅局限在城镇人口中开展。从而导致了农村养老保障工作的滞后。

4．政治原因

从中央政策层面上看，对这个问题还处于研讨和试点阶段。“确实在理论界和政界关于农村是否需要建立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意见是不统一的。不主张开展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主要理由认为，农民尚没有多大能力或没有条件参加养老保险，农村家庭仍可以发挥养老的作用，开展社会养老保险没有必要或者作用不大，加上农民家庭拥有一份土地，土地可以成为农民最后的保障”。可见，这些反对意见，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前文所述历史原因的影响。对于“家庭、土地”养老。在新形势下，特别是人世以后，将受到的巨大冲击估计不足。尽管政治方面的决策，很大程度上与前面所分析的四个原因息息相关，但由于这些意见来自决策层面，这无疑对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体系中具体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造成一定的阻力。

二、我国农村养老所面临的现实困境及挑战

(一)面临农村人口老龄化高峰的困境

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农村人口出生率大幅降低度：同时，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医疗、健康水平的不断改善，我国人口平均寿命已从1949年的35岁上升到目前的70岁。生育率的下降与平均寿命的提高，使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程度迅速上升。据人口学家估计，到本世纪中叶，中国老年人口的比例将接近1／4，达到我国人口老龄化的高峰时期。虽然农村的生育率明显高于城市，但由于农村人口基数大和城市化道路吸弓l大批青年向城镇转移，本世纪我国农村老年人口比例将高于城镇，使养老的绝对需求量扩大。届时农村经济仍然落后于城镇，而老年的生活主要还是依靠家庭，必将使家庭养老压力更加沉重。计划生育政策产生的另一个结果是家庭小型化的趋势。据统计，农村平均家庭规模已从1980年的5．54人下降到2002年的4．13人。农村的独生子女在大幅增加。“4—2—1”家庭结构在逐渐形成。以家庭养老为主的老年保障模式将使未来的子女在养老的问题上不堪重负。

(二)面临WTO带来的挑战

加入WTO后，农业竞争越来越大。首先是我国农产品面对国际农产品压力倍增，以粮食生产为例，我国粮食生产的商品率只有30％左右，而发达国家几乎为l00％。国外价廉物美的农产品的进入必将挤占我国农产品相当一部分市场．这无疑会导致一部分农民收入的减少。而且中国加入WTO后．国外农产品的进口量将会增加，从而必然对我国农产品的商业化、农村的产业结构产生强大冲击与影响。根据世界贸易组织农业协议我国农产品总体平均关税在2004年前要降至l7％，重要农产品关税则要降至14．5％，这就意味着受国家政策长期保护的农产品将面对国外农产品进入的竞争，使农村保障水平降低。其次是农业的现代化挑战土地的家庭粗放式经营．在土地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上实现农业现代化。必须以国际化和市场化为导向推进土地经营权的流转和集中．发展农业规模经营，提高农业的经济效益和市场竞争力。而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要有两个基本前提：一是农业劳动力能够稳定地进入非农产业，农民家庭收人来源主要依靠非农产业。二是要有可靠的社会保障能够帮助他们抵御未来一系列事故风险，免除他们的后顾之忧。所以必须在社会保障体系中。应建设能替代土地保障的保障体系。

(三)“新三农”问题的紧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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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是社会组织的一个层面，社会是由大大小小的社区组成的。社区是人生的驿站，社区是生活的港湾，社区是城市的细胞，社区是城市发展的标志。社区作为地域型社会生活共同体，作为人美群聚生活的栖息地和群体心灵的归属地，其包含的各个系统和单位都分别担负着与当地社会生活相关联的各种社会功能。因此，有学者认为社区应该具有社会的一切功能。社区只有具备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卫生、服务和环境等各项功能，才能成为社区成员社会生活的空间、参与的舞台、继续社会化的场所。只有功能齐全的社区，才能改善社区居民的生活质量，才能成为原有“单位体制”和“街区体制”的替代组织。

1　对现代城市社区功能定位的几种观点

目前关于城市社区功能的研究主要有以下一些观点：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系万仁德副教授认为，在社会转型期社区发挥的主要是一种社会整合的功能；武汉大学社会学系李小明、王培刚认为，我国目前的城市：社l功能应包括固有功能和附加功能两个基本的框架。固有功能主要包括五个方面：经济生活功能、社会化功能、社会控制功能、社会参与功能、社会互助功能。附加功能则包括七个方面：学习功能、生态功能、社会交往功能、休闲娱乐功能、心理抚慰功能、文化延续功能、生命保障功能；浙江大学社会学系讲师刘玉能认为，城市社区的功能应该定位于为城市提供公共领域，这才是社区的独特功能。

2　现代城市社区功能探析

在讨论社区的功能之前，有必要先对社区的概念进行界定，本文中昕说的社区是按照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所长郭虹研究员所给出的关于社区的概念，即社是以居住地为纽带，遵从一定的制度和规范，在皮此保持互动的居民生活共同体。

笔者主要按照社区发展的历史脉络，对城市社区的功能进行的探柑行。下面将要介绍的社区若干功能中，有些是社区本身所具有的功能，阿些是政府部门赋予社区的功能，有些是社区正在发挥的功能，而有些轰社区应当具有，但实际上却并没有彰显出来的功能。

2．1社区服务的功能

中国的城市社区建设是从社区服务开始的，社区是居民生活的共同付，以人为本，满足居民的各种生活需求总是第一位的任务，因此在社区的各项社会功能中，社区服务是现代社区最基础的也是最重要的一种利上会功能。

社区服务是一个综合性的概食，是指在政府的资助、政策的扶持下，根据居民的不同需求，由社区内的或介入社区的各种法人社团和机糯自以及志愿者所提供的具有公益性质的社会服务。它通常情况下提供的延目一种公益性的无偿服务，这种服务既可以面向社区的弱势群体也可以面向整个社区居民。

我们可以从两大的方面来分析社区的服务功能

2．1．1为了满足居民日常生活需求，而提供的服务

社区服务的覆盖面很广，如社区就业服务，通过提供就业再就业咨询、再就业培训、就业岗位信息服务和社区公益性岗位开发等，对就业困难人员提供针对性的服务和援助。结合居民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开发就业岗位，挖掘社区就业潜力，提高就业稳定性。为下岗失业人员自谋职业和自主创业创造条件。建立就业与失业保险、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联动机制，促进和帮助享受失业保险、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相关人员尽快实现就业。此外还有卫生和计划生育服务、文化、教育、体育服务、流动人口管理和服务、安全服务等。

2．1．2发挥社会保障方面的服务功能

    建立社区救助体系，做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建立独立于企业之外的社会保障制度。

   （1）社区的养老服务功能。社区养老是辅助家庭养老的最佳载体。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发展和生育率的下降，独生子女家庭增强，核心家崖已经成为主要家庭类型，家庭规模缩小，身边无子女的老年人空巢家崖增多，家庭蟾养功能削弱。同时随市场经济的发展，生活和工作节奏邵加快，家庭中成年子女精力、时间有限，已越来越难照料和护理老年沐的生活与疾病，因些必须提供一种与居家养老相适应的环境氛围，走家庭养老与社区养老相结合的道路，通过社区建立和完善社区养老服务，社区养老是家庭养老的重要补充，是社会养老与家庭养老的最佳结合。社区是老年人居住地所在，也是老年人活动的主要场所和空间。为老年人提供养老服务也是社区发展的重要内容之一。尽管家庭养老有着深厚的经济社会基础，现代精神文明和伦理道德以及目俞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都决定了现阶段家庭仍是我国养老的主要场所。尽管家庭结构迅速变革，提供养老困难很多，却改变不了老年人对家庭生活、家庭成员的依赖心理。调查显示，老年人只有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选择去老年公寓和护理院。只要条件允许，首先选择亲属照料或上门服务。鉴于此，只能以居家养老为基础，家庭养老与社区服务相结合，这是实现养老社会化的第一步。社区的优势在于为老人服务就近方便，使老年人感到亲切、方便、放心。社区养老理所当然是承接家庭养老向养老社会化的重要载体。

    (2)社区的医疗服务功能。社区医疗服务的功能是以著名的荷兰医疗体系为参考，提出的一个设想。国内的一些学者通过对荷兰社区医疗体系的研究，提出应该借鉴荷兰在医疗服务体系建构方面的成功经验，建议在我国的城市，社区内也能建构一个完善的社区医疗服务网络，使医院医生走进社区，就地解决社区居民的求医问药问题，以摆脱我国居民求医难这一困境。

发挥社区的医疗服务功能这原本只是一个理论上的构想，但目前在我国的一些城市如成都市、北京市已经将这一构想变成了现实，成都市的一些社区已经在实施这一方案，在社区内建立医疗服务网点，为居民就近求医提供便利。北京也正在筹划这一项目。以此为契机必将大大推动我国城市社区医疗服务功能的建设。

 

2.2社会管理功能

 　作为地方政府派出机构的街道办事处下设的一个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一社区，它具有自治性和管理性这两重特性。社区在承载服务功能的同时，也必然要承载起管理的功能，可以说服务功能和管理功能是社区最主要的两大功能。

 这里所说的社会管理功能包括对外来流动人口的管理和对城市基层社会的管理两个方面。

 2.2.1对外来流动人口的管理

 

社区应当承载起对外来流动人口的管理职能，但由于我国的特殊情况，政府部门并没有将这一职能授权给社区，目前仍然是由公安部门承担这一职能。但是笔者认为，随着社区建设的不断完善，社区必将担当起管理外来流动人口职能。

 

外来流动人口社区化管理是指在政府的统一领导和宏观调控以及有关职能部门的积极配合和指导下，基层社区以社区资源〔包括人力、物力、财力)为基础，运用社区管理的机制和手段，促进社区整合与稳定，以达到管理好外来流动人口之目的的一种管理模式。与以往的管理模式相比，社区化管理具有以下三个特征:一是属地化管理，即实行的是“人住哪里，哪里负责”的原则;二是服务型管理，即为外来流动人口提供迫切必需的服务和保障，创造一个安定和良好的生活与工作环境，并培养相对一致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三是参与式的管理即社区化的管理特别强调让外来人口参与社区服务和社区管理，增强社区意识，促进社区整合。

 

2.2.2时城市基层社会的管理

 　社区是城市不可缺少的基层管理组织，因此，它必须承担对于城市基层社会的管理职能。社区是城市管理链条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由于城市规模和功能的迅速扩张，人口居住密集度的增加，各级政府管理幅度的增大，特别是对作为政府的派出机构街道办来说，其有限的职权难以承载规模日益庞大的管理对象。而按照群众居住的自然地缘关系、资源配置、适度的管辖人口和人们的心理认同组建起来的社区则成为城市管理的一个必要的层次。城市管理的大量事务需要由社区承担。政府机构改革、国有企事业单位管理体制的改革进一步弱化了“单位”的复合功能，单位剥离出来的政治功能、服务功能、福利功能、保障功能等大量事务需要社区来承接。另外，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社会阶层分化，社会组织结构的多样化，流动人口的增多，老龄人口问题的凸显，使得城市社会公共事务剧增。这些新增的问题大量沉淀在基层社会，尤其在社区。与居民面对面接触的特性使社区的管理更加直接有效。社区是城市的最基层细胞，是城市管理的微观重心，可以随时了解居民的需求、意见和问题，及时有效地把社会矛盾和冲突化解在第一线，充当社会的“减压阀，，起到维护城市社会稳定的作用。

 

2.3整合功能

 2.3.1满足人们日常生活需求的功能

 　社区通过各种类别专业化分工的社区服务和服务设施，满足社区成员日常物质和文化生活的多种需求。自前，我国城市社区服务已经形成面向老年人、残疾人、优抚对象、幼少儿以及治安、救济、保健、教育、文化、就业、家务、环保等多个系列的服务内容。通过这些丰富的社区服务活动，可以为人们创造安全、优美、方便、舒适的生活环境，提升人的生活质量，使居民对社区产生出较强的社区依存意识和认同意识，发挥社区“生活共同体.，的整合功能。

 　 2.3.2满足人们广泛的社会参与的功能

 

社区内存在着大量的居民委员会、业主委员会等自治性组织和老年书画社、拳操队、读书会等兴趣性团体，还可以开办市民学校、举办文艺晚会、组织联谊会、座谈会等等，这一切都有利于动员社区居民广泛参与、开展频繁的交往和沟通，有利于社区居民形成对公共领域、公共事务的自觉认同，形成社区的主体意识和责任意识，使社区发挥“社会共同体”的整合功能。

    　2.3.3满足人们开展社会互助的功能

    社区中大量存在着邻里互助、相互照顾的传统习俗，同时也不断发育出以社区公益性、福利性事业为目标的组织。如邻里之间安装的求助电话，居民双向结对服务，专业志愿者队伍等等，使居民生活在社区中难有所帮、困有所求、贫有所济。这不仅解决了许多日常生活中的困难和问题，而且营造了“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高尚和谐的人际关系，使社区在“道德共同体”与“精意共同体”的深层意义上发挥着社会整合功能。

    2.4文化建设功能

    我国的基层社区担负着发展教育事业、组织开展文化娱乐和体育活动、组织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等功能。此外，社区还担负着对社区居民进行社会化的功能。

    2.4.1文化功能

    社区文化是基层社会对群众寓管理和教育于服务之中的最好形式，是凝聚人心的工程，因此，文化功能也就是凝聚力功能。

    开展社区的文化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通过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建立标志性学习景观，可以提高居民的文化修养，培养其学习精神，增强其对社区的认识和理解，有利于形成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宿感。

    (2)通过学思想、学文化、学科学，可以有效提高居民现代素质，培养公民意识，有利于调动广大居民自觉参与社区建设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养成以集体主义为核心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区精神。

    (3)通过创造人与人、户与户、单位与单位之间的互动式学习交流模式，培养参与精神，建设良好的社区关系，不断增强社区凝聚力。

    (4)通过组织居民学专业、学技能，培养居民就业与创业能力，培养和吸引特色人才，可以促进居民安居乐业和开创社区生活发展新局面。  

  (5)通过不断推进都市素质教育，培养以活力、效率、秩序为基本内容的都市精神，建设良好的社区生活秩序，促进社区安定和社会稳定，建设文明美好新家园。

    2.4.2人的社会化的功能

    社区是个体进行社会化的重要场所，尽管大众传媒对人的社会化的影响越来越大，但是它们并不能取代社区在人的社会化过程中的基础地位和作用。

    个体社会化的整个过程，都与社区紧密联系。儿童和青少年期的早期社会化(学习社会生活、接受社会规范、健全个性和人格，以融入社会关系体系)是在社区中进行的。成年后的继续社会化仍离不开社区，继续社会化的核心是学习和接受写社会进步相适应的新的生活方式和新的价值观念，学习扮演新角色所需要的社会生活知识和技能。社会的进步，新的生活方式、新的价值观念、新的社会生活知识和技能，必然不同程度地反映到人们社区生活中来，影响和改变着社区的组织、家庭、社群和文化，并通过社区的这些要素及其变化影响着人的继续社会化过程。

    社区在个体的再社会化过程中发挥的是矫正功能。社区矫正是现代城市社区的一项重要功能。社区矫正最早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欧美等国，在美国，法院对违法情节较轻徽的犯罪嫌疑人大多判以缓刑，通过社区矫正的方法进行矫正，而并不是投入到监狱服刑。从2003年7月份起，社区矫正也开始成为我国一种新的行刑方式。社区矫正是利用各种社会资源，对罪行较轻、主观恶性较小二社会危害性不大的罪犯或经过监管改造、确有悔改表现、不致再危害社会的罪犯，在社区中进行有针对性的管理，教育和改造工作。社区矫正的主要任务是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加强对社区服刑人员的管理的监督。确保刑罚的有效实施;通过多种形式，对社区服刑人员进行思想、法制和社会公德教育，矫正其不良心理的行为;帮助社区服刑人员解决在就业、生活等方面遇到的困难。北京、上海社区矫正工作已经进入实施阶段，其他省市的这项工作也在加紧启动。

  　2.5经济生活功能

    经济生活功能也就是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功能。这是社区的首要功能，这一功能表现为社区通过生产或出口，为其成员提供衣、食、住、行等基本的生活必器品和服务。社区的经济功能在农村社区表现尤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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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当前甘肃省人口老龄化的结构特点

自2005年甘肃省进入老龄化阶段以来，老龄化呈现出了以下特点：

（一）人口老龄化速度逐步加快

2006年我省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7.35%，2007年为7.49%，2008年为7.58%，2009年为7.59%，2010年达到了8.23%，逐年增长的数据表明了我省人口老龄化的速度稳中有升，人口老龄化趋势进一步加剧。近年甘肃省人口年龄结构如表1

根据上述统计资料可以看出，甘肃省自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以来，0—14岁人口比重除2005年外，呈逐年下降趋势；65岁以上人口比重逐年上升，老少比越来越大，并呈现出加速状态。另外，由于人口增长惯性和经济社会发展条件的综合影响，未来几十年甘肃省人口将出现总量持续增长、人口年龄结构老化迅速的基本态势，将迎来人口总量、劳动年龄人口和老年人口“三大高峰”。人口发展趋势充分表明，今后甘肃省的人口不仅是数量过多问题，还交织着素质、结构、分布等问题。

（二）老龄化程度城乡差异较大

甘肃省人口老龄化的不平衡性具有两头突出的特点，一方面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落实以及医疗卫生技术、生活水平的提高使人口寿命得到大幅延长而表现出的城市人口超前老龄化。另一方面，在农村表现为青壮年劳动人口大量外流而使农村地区人口老龄化程度迅速提高。由于经济条件、生育水平等方面的差别，城乡间老龄化进程呈现出不同步现象。

（三）甘肃省目前尚处于“人口红利期”

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人口生育率的迅速下降在造成人口老龄化加速的同时，少儿抚养比亦迅速下降，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上升，在老年人口比例达到较高水平之前，将形成一个总人口“中间大、两头小”的结构。这一时期劳动力供给充足，社会负担相对较轻，储蓄和投资增长，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被人口经济学家称之为“人口红利”。

根据甘肃省人口年龄结构发展数据统计，近10年全省0-14岁人口总量和比重基本呈逐年下降趋势；15-64岁人口总量和比重基本呈上升趋势； 65岁及以上人口总量和比重呈逐年上升势头。国际上一般认可的“人口红利期”人口抚养比例小于50%，根据国际通用标准，现阶段甘肃省总抚养比不超过40%，尚处于“人口红利期”。本时期省内劳动年龄段人口的增加，一方面可以促进经济的发展，人口负担系数最小；另一方面，充足的劳动力供给也使全省面临着较大的就业压力。

（四）老龄化现象超前于社会经济的发展

一般情况下，经济发展、出生率下降和人口老龄化三者大致同步，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我国人口的生育意愿并非是主动选择性的降低。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人口老龄化在经济发展水平不高，人民生活水平还较低的情况下就到来了。发达国家在进入老龄化社会时，人均GDP在10000美元以上，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时人均GDP约1000美元。在国家老龄化的大背景下，甘肃省也呈现出人口老龄化超前于社会经济发展的现象，即“未富先老”。

从表2中可以看出，甘肃省自2005年以来GDP总量与人均GDP两项指标虽然在不断上升，增幅也较快，但GDP在全国比重中不足1%，排列位次在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中位列第27。甘肃省在全国属于较为贫困的省份，在2005年进入老龄化社会时，人均GDP仅为913美元，“未富先老”表现极为突出。

 二、甘肃省人口老龄化形成原因

针对甘肃省人口老龄化的现象，分析其中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生活水平、医疗卫生保健事业水平提高。随着全省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以及医疗卫生保健事业的改善，使全省人口人均寿命得到不断提高。改革开放30年来，全省人口人均寿命已由原来的65岁提高到了71岁，老年人口逐渐增多，从而人口老龄化进程逐渐加快。

其次，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使甘肃省乃至全国生育率大幅下降，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孩子作为增加家庭劳动力，提高家庭收入水平的作用越来越小；相反，由于生育、养育及教育孩子的成本不断上升，使育龄人口生育意愿下降，出生率的不断下降加速了人口老龄化进程。

再次，甘肃省人力资源的全社会范围内的流动。随着区域经济发展的差距不断拉大，甘肃省内劳动力资源向全国经济发达地区流出，虽然也有从其他地区流入甘肃的劳动力人口，但综合双向流动来看，净流出人口为正数。从流出人口年龄结构分析，劳动年龄人口占绝大多数。针对城市、农村人口老龄化不同步的现象，乡村人口老龄化的加快与外出流动人口也有一定的关系。20世纪90年代，甘肃省农村出现大量剩余劳动力，青壮年劳动力大规模向城市流动，青壮年劳动力的流出加速引发农村常住人口年龄结构发生变化，老年人长期在家留守，造成农村空巢老人增多，使得乡村人口老龄化程度加快。

 三、人口结构老龄化对甘肃省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

人口老龄化给甘肃省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带来了深刻影响，无论是从劳动力供给能力、储蓄水平、消费结构、产业结构、社会保障哪个角度考虑，越发庞大的老龄群体都向社会提出了新的挑战。具体而言：

（一）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供给的影响

鉴于甘肃省目前的经济和就业形势，人口老龄化在未来若干年会导致退休年龄人口的增加并相对缓解劳动力供给压力，但如果老龄化速度过快，则会导致劳动力供给不足，从而影响全省经济的发展。另外，人口老龄化使劳动力结构老化，由于老龄人口对于新兴高科技行业知识的掌握程度较低，学习掌握应用新知识的能力相对较弱，难以适应现当代经济发展的要求，致使新兴高科技行业的劳动力有效供给减少， 阻碍此类行业的健康发展，从而影响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甚至与国际经济发展趋势发生脱轨，降低全省综合竞争力。

（二）人口老龄化储蓄水平的影响

美国经济学家弗朗科·莫迪利安尼的生命周期消费理论认为，人们在青年时期会更加注重储蓄，以备年老收入降低后的不时之需；进入老年后，则会减少储蓄，增加消费。从整个社会来看，人口老龄化对储蓄意愿会产生减退效果，老龄人口的增加会带来总储蓄水平的降低。由于储蓄恒等于投资，对地区经济发展而言，储蓄减少相当于投资减少，从而对地区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甘肃省虽然还尚处于人口红利期，但是人口老龄化的步伐在不断加快，在未来若干年，随着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省内储蓄率会呈下降趋势，影响全省投资水平。

（三）人口老龄化对消费结构的影响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老年人口消费在消费市场中所占的份额越来越大，引起消费结构及消费水平的变化。人们在进入老年后，对住宅建筑、自身教育学习、高端电器等耐用消费品的需求量减少；对保健品、医疗卫生、休闲娱乐等方面的需求增加，人口老龄化带来了社会总需求结构的改变。近年来甘肃省城市居民的消费结构悄然发生变化，老年人在老年专用物品、保健费、医疗费及交际费等支出的比例显著提高，总量也增加了不少。

（四）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的影响

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的趋势对劳动者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老龄人口的增多使得高素质劳动力有效供给降低，由于甘肃省的地缘劣势，新兴的高科技产业在甘肃省很难从兄弟省份吸纳产业需要的高素质劳动力，而本土大量较低素质劳动力却得不到合适的工作，劳动力素质与产业结构发展趋势的不一致成为甘肃经济长远发展的制约因素。另一方面，满足老龄人口精神和物质需求的产业在甘肃省却没有得到长足的发展，比如家政服务、保健服务、医疗卫生服务、旅游、陪护、老年人专属用品等，面对突出的产业矛盾，甘肃省还未作出及时的调整。

（五）人口老龄化对社会保障的影响

由于为数众多的老龄人口的出现，社会抚养的负担增大。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以及人口老龄化所产生的“四二一”家庭模式和抚养系数上升使得现行的养老保险发生困难，对养老金支付能力提出了挑战。从下图可以看出，甘肃省自2001年以来，老年人口抚养比逐年增大，即青壮年劳动力的抚养压力不断增大，进入老龄化社会以来，老年人口抚养比会加速增加，这对甘肃省这个并不富裕的省份在社会保障事业上提出更加严峻的挑战。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数据库

 四、应对甘肃省老龄化社会问题的几点建议

人口老龄化是人口转变的重要标志，只要经济社会不断向前发展，人口老龄化总是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迟早要面对的现实、是不可避免的人口过程。如何应对人口老龄化对甘肃省经济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认真对待人口老龄化问题。人口老龄化是人口转变的重要标志，也是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只要经济社会不断向前发展，人口老龄化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现实。这个阶段既然来了，我们应该做好周密的安排部署，将可能遇到的问题充分考虑清楚，并做好应对准备，从思想上战胜这个人口问题。

（二）加快甘肃省地区经济全面发展，调整产业结构，发展第三产业。加快经济发展是解决一切社会矛盾的根本手段。从目前甘肃省地区经济发展来看，传统工业化为主导的经济发展过程，会逐步被社会发展进程淘汰，产品竞争力的减弱会带来经济效益的递减，劳动者收入的相对下降，长久看来，社会保障资金的集资能力也会相对减弱。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加大高附加值产业的投资力度，全面提高劳动者的收入水平，是甘肃省区域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解决社会保障资金来源的根本途径。

（三）建立健全社会服务保障体系。在建立健全社会服务保障体系过程中，要努力建立起全覆盖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完善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制度，加快建立全省农村新型养老保险制度，最终达到保障体系的全覆盖，转变过去养儿防老的观念，走上社保养老的新路。总之，应将城乡人口全面纳入养老保险体系，突破过去只有城市在职职工才能够参加养老保险的高门槛。

（四）积极推进老龄产业的发展。老龄人口特殊的物质和精神需求会形成一个市场广阔、潜力无穷的新兴产业——老龄产业。甘肃省在进入人口老龄化阶段后，相对滞后的老龄产业无法满足老年人日益增长的设施、产品、服务、娱乐、文化、生活等综合需求。如果甘肃省能够通过政策引导老龄产业的发展，研究和制定相关扶持政策，完全可以把老龄产业作为老龄社会到来发展经济的一个新的增长点。

环顾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的发展现状我们会发现，人口老龄化并不可怕，它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特别是达到相对富裕、文明、安定之后的必然产物。甘肃省作为我国一个经济并不发达的省份，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是多方面的，面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我们应该给予高度重视，积极应对，加快经济发展步伐，调整产业结构，提高人民收入，从根本上解决老龄化社会带来的压力，真正创造出一个“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为、老有所乐”的老龄化社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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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ing of teachers' encourgement mechanism

LIU Rong-chao

Abstract: By 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 on three kinds of school with different running conditions, the article makes positive exploring in the lay of encouraging teachers ,starting with analyzing different schools and teachers' acuality and combining with age spirits practically. Its purpose is to make managers of schools can establish reasonable and effetive teachers encouragement mechanism according to different situation of schools. There are 925 teachers coming from 12 schools as investigation objects, and designs questionnaire investigation paper including 15 itemes related to five factors, salary,treatment, work condition ,leading mode and leaders' diathesis. And it analyzes outer basic condition of schools and teachers , and inner demand trend of teachers according to results of investigaion and statistic, and puts forward the fancy of teachers' encouragement mechanism. The fancy is to have the important schools of provinces,cantons and cities as A type of schools; have schools of counties and towns as B type of schools; junior schools of distant country schools as C type of schools, and take the methods of object encouragement ,abilty development, and firm and soft encouragement to active teachers.

Key words: Object Ability Firm and soft

一、目标激励型的激励方式

1.确立切实可行的发展性目标 学校为教师确定挑战性目标项目，可依据教师的能力情况分层进行设计，做到：有高层次挑战性目标，也有一般挑战性目标；有理论性挑战目标，也有应用性挑战目标；有内容性挑战目标，也有方法性挑战目标；有科研挑战性目标，也有育人挑战性目标。使研究性学习的实验，校本课程的开发，教学方法的改革与探索（如实现资源共享的网络教学、扬长避短的分流教育、防止教学“过于理性”的情景教学、学会关心理解他人，认识到竞争与合作密不可分的合作教学、“偏爱差生”让差生在成功中体验快乐的成功教育等），教学课件CAI的制作与研究，德育、智育、体育等教育工作的导师制探索，申报学科带头人等等内容都在校园里开展起来，既使学校的教育教学工作富有成效，又使学校的教研科研工作搞得别开生面。

2.实行发展性目标考评 检测目标完成与否，其主要手段是考评。对教师的考评，内容上应以学生成绩、教师态度表现、教研科研成绩等为主要对象，打破以往只看学生成绩不看其他的做法；在对学生成绩、教师表现的考核上考评人员应由同事、学生、被考评人、主管领导等共同参与，而不是领导者说了算，但在挑战性的目标考核中，考评人员必须是专家和主管领导，并且应有阶段性的检测和期末的考核。新目标的确立，应以科学的考评为依据，注重达成更高的新目标，体现奖金发放的公平合理性。

发展性目标考评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奖励，而更重要的是要因人而异地确立更高更新的发展性目标，考评要发挥出它原本就应有的双重功能：一方面能使教师发挥自己的自觉性与创造力，主动确立自身的发展性新目标，杜绝传统中的被动下达；另一方面可根据教师对目标完成的成果、努力程度、难度系数，使教师们获得有级差之分的目标奖。这样，在奖金发放中才能打破“大锅饭”的现象，使奖金拉开档次，使先进者有动力，后进者有压力。

二、能力发展型的激励方式

1.落实教师能力发展规划 培养教师应从提高教师素质入手，学校应以教师在职、业余、自学为主，脱产为辅的原则，把能够促进教师能力发展的学历、教学量、科研量、校本课程等的达标计划，分别纳入长期、中期、近期规划之中。

⑴长期规划 学校应在增强校内自身“造血”功能上下功夫。①借鉴外地经验，以在校培训为主阵地，根据教师水平，分类培训。对文化水平低、教学困难大的教师，鼓励他们“过基本关，创希望杯”；对基本胜任教学的教师，鼓励他们“过专业关，争创新杯”；对业务熟悉、经验丰富的骨干教师，鼓励他们“过科研关，创特色杯”。②以教学研究促教师能力发展。教师的研究与教学 “共生互补”，而非截然分离的两种活动。领导要清除 “科研会耽误教学”的错误思想，鼓励教师打破传统思维习惯，大胆探索，以学校最大的能力支持教师的教育科学研究。

⑵中期规划 学历培训是当前B类学校提高教师整体水平的重要途径。学校领导不可将教学质量看成是硬指标，而教师培训视为软指标，或者指望上级把水平高的教师都分到自己的学校来。学校应分期、分批，积极组织教师参加师范院校的在职进修或脱产学习；鼓励教师参加多种渠道的学习，满足教师提高学历的需要。

⑶近期规划 学校应使教师都参与继续教育。在参加继续教育过程中，学校应有专人负责考勤，考勤与培训成绩应与教师的履职考核、晋升职称挂钩，以确保培训的质量，使教师通过培训真正提高其能力与水平。

最终，让学校发展规划与教师的能力发展规划相结合起来，使学校工作有专家开方子，为优秀教师搭台子，老教师愿带弟子，年轻教师敢挑重担子；让能者有为、有位、有酬。

2. 发挥人力资源优势，创造良好的环境条件，采取需要自救措施。

学校领导要认真落实国家有关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住房等福利保障政策。依靠组织力量帮助职工解决生活上的问题，安排好教职工的节假日活动，建立老人、婴幼儿托管、家政顾问等“计划”。

学校要充分利用地理优势以及教师精深的知识技能，积极开办形式多样的培训班，如电脑培训班、少儿英语培训班、成人考前辅导班等。这不仅有助于繁荣城镇文化，为教师充分展示才能提供舞台，使学校内的人力资源发挥出来。

3. 让期望与信任长存 “皮格马利翁效应”给我们启示，作为教师，领导期望自己能干，有才华，取得成就，那么，哪怕自己水平很低，也会变压力为动力，信心十足地去拼搏一番，不愿使领导因失望而小看自己。领导应相信教师的能力，特别是对青年教师应寄于深切的厚望，让他们有机会承担艰巨的工作而感到自豪，以满足他们强烈的成长需要，同时，让老教师看到学校为他们减轻过重的教学负担而感到学校的温暖，使新老教师在融洽的气氛中形成“双激”。

三、刚柔融合型的激励方式

1.严格实行制度化管理 针对C类学校一些教师责任心不强，工作积极性不高，竞争意识淡薄，职称要求强烈等特点，学校应实施行之有效的制度化管理。

⑴严格实行聘任制，并按聘约的要求采用ADP评价模式对教师考评。

⑵把教师的薪酬与待遇纳入制度化管理中。①通过考核，效益工资的发放要拉开档次，不搞平均制。②严格实行县乡政府抓“硬件”，学校领导抓“软件”的制度。③职称是对教师工作成绩的认可、教学能力的肯定，同时也是教师增收的重要渠道。因而C类学校的教师应从职称指标、评聘条件均给予照顾。

2.营造令人奋发向上的工作环境

学校应加大与外界的交流力度，积极委派优秀教师到发展快、质量高的学校学习先进的教育教学理念，让全校师生看清当前的教育形势，树立忧患意识，在全校形成你追我赶抓质量促发展的生动局面。

良好的校园文化有利于教师才能的发挥，熏陶教师高尚的情操，学校应发挥工会的作用，创建文明的文化氛围，积极建立“体育爱好者协会”、“环境规划美化小组”、“音乐美术兴趣小组”等，使校园形成文明、健康、精神生活丰富的“职工之家”。

3.建立良好的干群关系

学校在评先进推优秀时，领导应客观公正，防止“马太效应”。领导要敢于与腐败思想作坚决斗争，树立无私奉献、淡薄名利的思想观念，在尽可能满足教师基本需要的同时，引导教师树立科学发展观，让教师自觉自愿为学校目标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