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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政府要在法令政策上引导媒介素养教育的开展。政府要完善各种相关的法规,规范媒介的传播行为,保证媒介素养教育必需的良好社会环境。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政府有关部门还可以出台相关政策,将媒介素养教育的要求和内容固定下来,成为各级教育的必要组成部分。例如在《未成年人保护条例》中增加相关的条文,或将未成年人媒介素养教育列入实事工程,从而以更强大的舆论引导、更充裕的经费投入、更广泛的社会动员来推进此项工作。政府具有强制性和权威性,只有政府介入才能保证学校媒体素养教育的顺利实施,政府必须颁发相关的课程纲要,使媒体素养课程在学校中具有合法的地位。这样,媒介素养教育便能够在学校和社会上引起人们的重视并正式开展。其次,政府应关注媒介素养教育,对媒介素养研究给予资金和人才支持,并积极推进大众化的媒介素养教育,使媒介素养教育走向基层、走进群众。在我国,相关部门已经作出了一些积极的尝试,例如:在2004年1月,中国传媒大学申请设置的传媒教育硕士点经国家教育部备案批准;2004年7月,《光明日报》公布了国家教育部的重点招标课题“媒介素质教育理论与实践”等。这些实践活动,都表明了我国政府已经对媒介素养教育的推进采取了一些积极的措施。
作为一项社会系统工程,实施媒介教育大众化,需要建立一定的组织机构来督导和协调此项工作。政府应该建立相应的督导与协调机构,有学者建议,由宣传部门牵头,组成新闻、教育、文化等部门共同组成的机构,负责此项工作的组织、协调,具体工作可由教育部门多承担一些。采用这样的方法可以更好地推动媒介素养教育。最后,媒体素养的师资培养更要靠政府介入,政府要考虑对一部分教师进行短期或中长期培训,让他们先到媒体素养教育的岗位上,并且还要把媒体素养的内容增设为师范院校的正规课程,培养未来的师资。这些都要靠政府出台相应的政策规定,持续关注媒介素养教育,对媒介素养研究给与资金和人才支持。政府部门除了加大对媒介素养教育的政策、资金等支持外,还需要提高自身的媒介素养。政府提高自身的媒介素养,包括两个层面:一是提高政府机构工作人员的媒介素养,即对公务员进行媒介素养教育;二是提高政府部门的公信力,如完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和新闻发言人制度。政府部门率先提高自身媒介素养,首先要提升政府官员的媒介素养,对公务员进行媒介素养教育。政府作为社会结构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其自身的公信力影响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因此,对公务员进行媒介素养教育,让公务员了解媒介在现代社会的作用,并提高他们运用媒介的能力。尤其是在媒介融合的背景下,新媒介的广泛应用,给公务员的处事能力带来了极大的挑战。
提高公务员的媒介素养,是政府部门提高自身媒介素养的途径之一。提高政府自身的媒介素养,还要求政府完善信息公开制度和新闻发言人制度。2008年5月1日起实施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明确了我国4.5万个政府网站应当承担主动公开政府信息的职能,条例规定行政机关应当通过政府公报、政府网站、新闻会以及报刊、广播、电视等便于公众知晓的方式,主动公开政府信息。但是,北京大学公众参与研究与支持中心的《中国行政透明度年度报告•2009》表明,我国政府信息公开、行政透明实施不尽乐观,同样是省级政府的门户网站,在主动公开信息方面有着天壤之别。因此,政府应该主动公开信息的内容,特别是行政收费信息公布应及时、全面;通过明确公开时限和建立多部门公开信息的协调机制,保障主动公开的及时性、准确性;政府公报的出版要连续性强,分类细致,便于查阅;政府网站的集成度高、检索功能完善、栏目设置合理,这样才能发挥政府信息公开“第一平台”的作用;新闻会制度必须规范化。
学校性路径:重在发挥学校的主体功能———此乃媒介素养教育之主导
我国许多高校在新闻专业正式诞生前,都开展过对学生广泛意义上的媒介素养教育。当然,现在我们所讲的媒介素养教育已经超越了高校新闻教育的范畴,是更大范围、更大规模、面向全社会的媒介教育。在媒介素养教育过程中,应该发挥大学的中坚力量。大学拥有雄厚的师资力量和先天优势,因而大学应该作为率先实施媒介素养教育的主阵地,以大学为依托,对大学生进行媒介素养教育,应该成为当下中国开展媒介素养教育实验和实践的突破口。由于媒介素养教育和高等新闻教育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而高校新闻院系又有这方面最充足和宝贵的师资。因此,发挥大学的作用,充分依靠高等新闻院校,充分发挥新闻教师的作用,就成为开展媒介素养教育的最佳选择。当前,媒介素养教育的相关课程并没有在大学的专业教育中形成体系,对媒介素养有所涉及的只限于新闻等相关专业,在媒介融合的大背景下,这种课程设置日趋落后。媒介素养教育不能只限于新闻等相关专业,应该在大学教育中扩大范围,将媒介素养教育的范围扩大到全部专业,使之成为基础课程。林爱兵、王希华两位学者在《面对当代受众:媒体的素养教育》一文中谈及在大学中施行媒介素养教育的两种策略。第一种方法是以新闻传播学专业为中心,向大学内部的其它专业和学生横向辐射,也就是说让新闻传播专业担负起探照灯的使命,通过新闻传播专业的教师和学生的力量,将媒介素养教育的影响传播到本校其它专业的学生。具体方法是,第一步将媒介素养教育辐射到本校一些相近的专业,比如文学专业、语言专业、艺术专业等;接下来将媒介素养教育进一步辐射到更大范围的其他专业。还有一种可行的方法,就是是通过大学进行外部横向铺延,这种方法的范围有所不同,指的是不同的学校之间进行交流。如大学与大学之间设有新闻、传播专业的学科点相互沟通和合作,逐步丰富传媒教育资源和经验,建立成熟的媒介素养教育框架体系。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媒介素养教育需要的教材、组织相关专家进行师资培训、组织媒介素养专业人员进行调查研究、收集资料、建立媒介素养专业网站、开设媒介素养教育论坛。等条件成熟后,向其它没有媒介素养教育专业的院校提供教学支持、宣传及推广媒介素养教育等等。从上面这两种方法可以看出,大学的媒介素养教育最主要的还是要学校来推进,这样可以取得巨大的成就。因为自上而上地推广媒介素养教育,能够全面、有效地实施。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比较可行的方法,这种方法是自下而上的推进媒介素养教育,其推动主体为大学生。例如有条件的大学或者新闻与传播院校可以选择当地一两所中小学或一两家社会文化教育机构共同制订实施方案,先做些试点工作,再逐步推开。利用大学的优势在全社会推广媒介素养教育。同时,大学的新闻组织或者新闻社团,还可以在校内开设新闻与传播知识的选修课程和课外讲座,面向其他科系的非新闻与传播专业的学生普及媒介知识,推进媒介素养教育。
根据国外相关经验,建立以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为依托的研究发展体系,开展切实的媒介素养研究工作,探究媒介素养教育领域的相关基本理论问题,且形成高质量的学术研究成果,从而推动这一领域的健康发展,是十分重要的。高等新闻传播院校是媒介素养教育和培训的重要阵地,他们是媒介素养教育的骨干力量,应该在大力宣传和推广媒体教育的基础上提供媒介素养教育实践经验以及逐步丰富公众媒介素养教育资源,建立较为成熟的大众媒介素养教育整体体系,如编制媒介素养教育相关教材、进行媒介素养教育的师资培训、调查研究各地区各层次媒介素养现状、建立媒介素养专题网站论坛、向其它没有新闻传播专业的高等师范院校提供教学和培训帮助等等。在大学院校中,新闻传播专业则是高等师范院校媒介素养教育的枢纽,该枢纽不仅可给校内的其他专业提供支持,也可以联结其他院校的新闻传播专业来将媒介素养教育推向更广更深层次。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是创立、引进、推广和发展新学科领域的重要阵地,它理应成为媒介素养教育发展的源头。
媒介素养教育应该有一套完整的方案,媒介素养教育才能够逐步推进。此外,媒介素养教育最关键的因素在于师资和教材。媒介素养教育,就是对媒介素养的相关知识进行教育和再教育,其基本点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媒介素养,一是教育。从这个层面来说,在大学中,进行媒介素养教育的教师,理想状态下也应该有两点要求,一是要懂得新闻传播学的相关知识,另外还要知道如何对学生进行教育。大学应该承担培养媒介素养教育师资的责任。培养师资的方式有两种,一是以新闻院校为基础,制定完善的培养计划,对大学老师进行专业的媒介素养培训,使之成为传播媒介素养知识的先行者和实践者。有新闻专业的大学或院校,有深厚的新闻传播专业知识,课程建设也相对完善,而且具有传媒教育的实践经验,因而,广播、传媒、新闻等大学或学院有责任为媒介素养教育的师资培训提供人力和技术方面的支持。在培养方式上,除了正规的媒介素养教育师资培训,这些有新闻和传媒专业的院校还可以开展多样性的在职培训课程,暑假进修课程等等,对中小学校教师进行短期培训,使他们具备媒介素养的基础知识。两种不同的师资培训在培养目标、课程设置和评价体系等方面应有所区别,但都需要对媒介素养教育专业课程进行系统的学习,只有这样,才可以富有针对性地提高媒介素养教育师资培养的成效。开展媒介素养大众化教育,另外一个重要因素是要有一套适用的教材。媒介素养的相关知识,需要有一套教材,系统地进行讲解,这样会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一套好的教材,不但有利于教师进行教学,有利于学生学习,也为普通受众自学提供了便利。因为,有了好的教材,许多人通过自学的办法同样可以达到学习的目的。因此,尽快编写一套适合于向不同人群普及媒介知识的教材就成为当务之急。而目前的现状是,我国目前流行的媒介素养知识相关读本,大多数为泊来品,多为介绍外国的经验,很少有结合中国实践编写的,有特色的教材。大学和媒介素养研究学者,应该为编写具有中国本土色彩的媒介素养教材作出贡献。且这些读本应与新闻与传播院校专业教材有所区别,应该具备通俗性和实用性。专业教育和普通教育的区别在于,专业教育主要在于培养学生的新闻与传播理念和训练学生掌握为社会与公众服务的媒体操作技能,而面向大众的媒介普及教育则主要在于普及媒介知识,培养民众掌握和运用媒介更好地为自己的劳动、学习、工作、生活和娱乐服务的能力。
我国媒介教育现状中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对未成年人的媒介素养教育不够。由于未成年人集中于中学和小学,因而在中学和小学里面有针对性、科学地设立媒介素养教育课程,这样才能富有成效地提高未成年人的媒介素养水平。国外和我国港台地区的媒介素养教育处于领先地位,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媒介素养教育往往具有针对性,对受教育人群进行细分,从而采取不同的媒介素养策略。我们应该学习发达国家和我国港台地区的媒介素养教育先进经验,同时结合我国大陆的实际情况,在中学和小学里,科学地开展媒介素养教育。在我国的中学开展媒介素养教育应采取一种整合模式。整合是指从培养学生媒介素养的根本目标出发,整合多方面的教育资源,达到教育目标的优化组合。学校媒介素养课程实施可以采取专题讲座、主题班会与学科渗透相结合的方式。学科渗透是对中小学生进行媒介素养教育的一种常用方法,具体作法是将媒介素养教育的基本内容融入到现有教育体系的学科教学中,不单独另外开课。如在日常的教学过程中,对涉及到媒介素养的相关知识进行讲解,以学科中的媒介素养成分为基础拓展相关媒介素养的培养,同时兼顾其它学科中与该主题相关的媒介素养要素,并根据媒介素养成分设置相关任务或讨论议题。专题讲座是国外中小学媒介素养教育的一种方式。在我国的中小学,尤其是一些落后地区的中小学,专题讲座的方式还是比较少见。专题讲座可以由专家指导或教师引导这两种方式展开教学。具体作法是将媒介素养教育内容分成不同的模块,以专题讲座的形式开展媒介素养教育课程。随着我国近年来的教育改革的逐步推进,初中新课程改革增添了综合实践活动课,这为媒介素养教育的开展提供了教学实施空间。利用初中新课程改革给老师提供的这些教学空间,结合学校自身的条件与时间安排,确定媒介素养教育的专题内容。班会也是对中小学学生进行媒介素养教育的一种方式。对中学生而言,学习课程繁多,学习时间紧张,所以在开班会过程中,可以以媒介素养教育为主题,对日常生活中碰到的实际问题进行讨论,尤其可以针对最近发生的一些社会现象,比如:“追星问题”、“网瘾少年”等,采用辩论、表演、讨论等形式让学生发表自己的见解看法,教师可以在最后总结评价。
家庭性路径:重在树立家庭的主动意识———此乃媒介素养教育之关键
除了学校对学生进行媒介素养教育之外,还要在全社会范围内树立家庭媒介素养教育的主动意识。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每个人的生活离不开家庭,家庭媒介素养教育的开展,首先要求家长具有一定的媒介素养水准。在阅读时代和传统媒体(报纸、广播、电视等)时代,家长还可以充当一个知识的权威,对孩子进行阅读、视听方面的指导,家庭对孩子进行媒介素养教育起着很大的影响。而如今,到了互联网时代,很多父母由于不接触网络,思想与孩子有了一定的代沟。年轻人由于接受更新潮的思想,容易接受新媒体,对社会新生事物也比较敏感,因而,在媒介融合时代,父母应该与孩子进行全方面的交流,了解孩子的思想和媒介接触状况,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给孩子予以指导和帮助。具体来说,成年人一方面要提高自身媒介素养水平,另一方面,在对孩子进行媒介素养教育的时候,要改变传统的单向的传受教育模式,把孩子看成是需要互相学习的朋友,增强互动,共同提高,甚至要放低身段,以孩子为师。和谐的家庭关系能给孩子以安全感并满足其归属感,使其不会把电视和网络当作缓解紧张的避难所,不会依赖电视来躲避现实世界的难题和宣泄自己的情绪,因而会更有利于孩子的成长。所以开展家庭媒介素养教育,还要注意营造宽松和谐的家庭氛围。
媒介性路径:重在加强和规范大众传媒的社会责任———此乃媒介素养教育之根本
媒介教育的起源主要来自媒介内容,媒介是媒介教育最显而易见的传达工具,作为信息源的媒体产业理应对媒体素养教育负责。部分大众传媒机构的社会责任心的丢失是当前高等师范院校学生媒介素养缺失的原因之一,对此,深化大众传媒传播,同时规范大众媒介引导其责任意识尤为重要。首先,我们可以充分发挥媒介的传播优势,推广媒介素养的概念和内涵,促成全社会对媒介素养的重要性的认识;再者,媒介机构可以制作与媒介素养相关的学生关注焦点的主题片、纪录片等从社会角度进行宣传与讨论。随着大众传媒的发展,学生与社会的关系日益紧密,传媒逐渐成为学生社会化的新的重要途径,因此,媒介组织教育也应该成为媒介素养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首先,媒体产业机构应当有媒体自律,从源头上解决媒体内容对学生及社会发展造成消极影响,这就要求媒体机构当好把关人的角色,并且媒体从业人员要提高自身的媒介素养。其次,大众传媒本应是社会公器,因此传媒机构理应为媒体素养教育提供设备、资源与人才,为人们提供参与媒体实践的机会。媒介组织可以发挥自身的传播优势,推广媒介素养的概念和内涵,促成全社会对媒介素养重要性的认识。在德国、法国等西方国家,大众媒介不仅报道新闻信息,还传播媒介知识。例如,在报纸上开设专栏,专门讲授媒介信息教育方面的知识;在电台、电视台定期举办知识讲座,普及媒介知识,还通过电台热线参与给大家提供讨论的机会或在网络上开设专门的网络论坛,组织网民们纷纷发表自己的意见、看法,进行交流或互动,并在必要的时候邀请专家给与问题的解答。这些活动本身,既利用了大众媒介传播优势,又扩大了媒介的影响力,达到普及媒介知识、理论的作用。在我国,也有媒介在做这样的普及与推广的工作。
二、新媒体应用对公民科学素养的影响
(一)公民科学素养的定义与内涵研究科学素养(ScientificLiteracy)指的是与科学有关的素养。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科学技术发展带来的负面效应引起人们对科学素养的关注。科学素养对培养公民科学世界观与科学思维方法,促进科学技术发展,推动综合国力持续提升具有重要影响。1.国外公民科学素养的定义与内涵研究首先,科学素养的定义。美国哈佛大学前校长、教育家柯南特从科学教育层面首次提出科学素养的概念:一种能够理性选择专家,并能够与那些正在发展科学并应用科学的人交流的能力。[12]美国斯坦福大学教育家赫德把科学素养作为科学教育的主题,将科学素养解释为:理解科学及在社会中的应用。首次将社会与科学的关系作为重要问题联系起来对科学素养进行研究。美国学者乔恩•米勒从人的个体出发,认为科学素养是指一个人能阅读、理解科学问题,并能表达见解的能力。[13]除个人研究以外,也有机构将公众科学素养教育视为国际组织社会行动的一项内容,将科学素养定义为关于科学概念和过程的知识和理解;[14]1997年,国际经济合作组织(OECD)指出,科学素养是一种能力,是运用科学知识对现实问题进行确定,以便改造自然和决定社会活动的能力。[15]其次,科学素养的内涵分析。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科学素质研究中心的佩拉等人在对大量文章进行了系统分析后,将科学素养的内涵归结为6个方面:科学与社会的相互关系;科学家工作的伦理原则;科学的本质;科学和技术之间的差异;基本的科学概念;科学和人类的关系,[16]这一研究理论形成了科学素养研究的基本框架。本杰明•沈将科学素养的内涵扩展至功用性、科学与技术、科学与社会问题、科学与人类文化的关系等方面内容,认为科学素养的内涵包括实践科学素质、公民科学素质、文化科学素质。[17]后来,米勒经过多次实际调查和研究,将科学素养的内涵进一步扩展到科学世界观、科学事业、科学习惯等方面,并于1983年提出基于科学素养的“三个维度”标准,即:关于科学概念的理解;关于科学过程和科学方法的认识;关于科学、技术和社会相互关系的认识。[18]在具体实施测评之后,1998年米勒对这一标准进行改进,将科学素养标准阐释为:对科学词汇和科学概念的基本理解;对科学本质和研究过程的理解;对科技影响的理解,[19]并尤其强调了科学素养对公众理解科学的重要性,为各国的科学素养测评体系提供了样本。2.国内关于科学素养的定义及内涵研究首先,科学素养的定义。我国对科学素养的研究有着显著的本土化特征。钟启泉是我国较早进行科学素养研究的学者,1997年,在其文章中提出科学素养是借助理科教学中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普通教育部分培育公民素质。[20]王有志、梅伟等对前人的研究进行了总结,将科学素质定义为:对个人决策、参与公共和文化事务、经济生产等所需要的科学概念和过程知识的理解。[1]2006年,国务院制定的《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2006-2010-2020年)》中,对科学素养作了明确界定:公民具备基本科学素质一般指了解必要的科学技术知识,掌握基本的科学方法,树立科学思想,崇尚科学精神,并具有一定的应用它们处理实际问题、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21]其次,科学素养的内涵分析。我国关于科学素养内涵的认识同样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中。20世纪70年代,人们认为科学素养的内涵包括科学和社会、科学的道德规范、科学的性质、科学概念的知识、科学与技术、科学和人类等方面;80年代中期科学素养的内涵扩展到科学世界观的性质、科学事业的性质、头脑中的科学习惯以及科学和人类事务等。《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2006-2010-2020年)》中规定了科学素质的内涵包括:科学探究(过程、方法与能力),科学知识与技能,科学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对科学、技术与社会关系的理解四个方面。[21]总之,每当新的科学技术出现时,就会随之产生新的科学知识和科学方法,科学素养的内涵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不断发展,人们对科学素养内涵的认识也随之不断丰富和发展,尤其是在当今科学技术快速发展的情况下,随着新技术的不断出现,人们对科学素养的理解不断深入,从最初的注重智力层面发展到对科学能力的关注,再拓展到对公众科学素养及其与科学的相互关联和相互作用的关注,而这一系列过程都与媒体的传播、推介密切关联。
(二)新媒体应用对公民科学素养的影响新媒体的发展与应用不仅影响到社会的经济与政治活动,还影响到人们的思维方式与生活行为方式;新媒体正在以不可抵挡的势头渗透到世界各国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诸多领域,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改变着世界,也推动着人类文明不断向更高层次发展。研究发现,科学从作为一种人类文明的发展成果到被社会认可、接受,到转化为人的素质内容,最主要的途径有两个:一是学校科学教育;二是社会性科学普及教育。这两个方面都是科学教育与传播的必要过程。媒体作为科学传播的媒介手段和重要载体,是科学向社会公民拓展过程中是不可缺失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各类新媒体充分发展、广泛应用,新媒体环境下,互联网、电视、移动手机等各种新媒体已成为科学传播的重要工具,[22]新媒体参与科学传播与科学教育是二十一世纪的国际趋势。1.新媒体对公民科学素养培养的促进作用新媒体技术的发展使科学知识与科技信息的传播渠道不断拓展,为公民接触科学、学习科学、理解科学等带来了便利条件,在普及科学常识、宣传实用科学知识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对促进我国公民科学素养水平的整体提升发挥了积极作用。首先,新媒体为科学传播与科学教育提供了便捷途径。传播途径与教育途径的改变是新媒体带给科学传播与科学教育的最显著变化。新媒体传播模式极大地满足了用户随机利用可能的时间,随时随地获取科学知识与科技信息的需要。同时,新媒体大大提高了科学知识与科技信息在传递过程中的时间耗费,保证最新的研究成果、最前沿的科技信息等能够在第一时间流向用户群体,特别是有些现场直播式的科技发明介绍,更是体现了信息传输的时效性与直观性。为社会用户群体补充新知识、接受科学教育、了解科学发展趋向、提升自身科学素养水平提供了方便迅捷的途径。其次,自主互动的参与模式加深了对科学的理解与认识。新媒体自主参与、平等对话等模式,拉近了科学与大众的距离,使用户获得了更大的自主筛选和获取科学知识与科技信息的机会。普通社会群体在接受科学知识的情况下,通过与其他用户或媒体进行对话,可以获取更多的相关科学内容,并在这一过程中实现对科学知识的进一步整合加工,可能创造出新的知识内容。同时,为专业学者和专家级用户提供了信息跟踪及信息传播的监督便利,可以对新媒体中出现的错误信息进行及时纠正,防止误传和误导,对网络科学传播与科学教育起着调整、纠正、规范作用。这些方面对公民形成对科学的正确理解与认识都有很大帮助作用。再次,大量的信息内容及有针对性信息传递为人们学习科学、提升科学素质提供了条件。在互联网技术支持下,新媒体体现出超强的信息聚合功能,实现了科学知识与科技信息全球范围的聚合与共享,为用户提供了极为丰富的科学知识与科技信息内容,以及大量相关的研究成果等,为公民研究、学习各方面的科学知识提供了帮助。同时,新媒体具有个性化与针对性的传播特点,能根据用户群体的不同需求,对科学知识进行各有侧重的指向性传输,有效解决了人们在不同知识程度下,在紧张的工作、生活中,快速获取科学知识、进行科学学习的问题,使利用新媒体成为帮助用户提升自己科学素养水平的便利模式。最后,多媒体的信息呈现方式强化了科学传播与科学教育的效果。新媒体将VR(VirtualRe-ality)技术、Flash技术、Audio技术、Video技术等组合一起,实现了对科学信息的多媒体贮存与传播,使抽象的科学概念、科学知识、科学理论等变得形象、生动;对科技成果展示、培训及科学实验过程进行动态图形录入和模拟声控交流等技术处理,把科学传播融入身临其境的现场模拟,消解了科学知识的抽象性,增加了其形象性和直观性,易于公众的理解和接受,使科学传播变得更具说服力,增强了科学知识的传播效果和教育效果。2.新媒体对公民科学素养提升的阻碍作用新媒体作为科学技术的发展成果,是在计算机网络技术发展基础上产生的,其形态及功能特征上必然受技术发展条件的制约,同时也受到参与主体多元化因素的影响,新媒体不可避免地存在着阻碍性因素,影响到新媒体在公民科学素养教育中发挥作用,阻碍公民科学素养水平的提升。首先,新媒体发展的自身技术制约。技术方面的制约是影响新媒体在公民科学素养教育中发挥作用的一个重要因素。媒体在网络技术支持下形成的自由参与模式,对各类消息与传播的限制功能较低,无法完全杜绝一些虚假信息或是错误信息掺杂其中,这些信息必然影响到公民对科学的理解与认识;另外,各类新媒体都具有自身的优点与缺点,不可避免地通过对科学知识及相关信息的定位态度与定位倾向显示出来,无疑对公民的认识与判断等科学行为产生影响和制约作用。其次,参与者主体的行为多元化影响。媒体行为及新媒体的参与主体的网络行为总是在多种复杂因素共同作用下产生的,在新媒体的信息生成与传播中,受自身因素影响,不同用户对问题或事件的看法、认知、解读会各不相同,从而表现为对同一问题或事务,总会有不同的看法和处理方式,生成不同的信息内容,也不同程度地影响到其他用户对其所传递的科学知识、科技信息、科学方法的理解与掌握,进而影响公民科学素养提升。
三、利用新媒体提升公民科学素养的对策探讨
结合我国已有的公民科学素养教育措施,新媒体环境下的公民科学素养教育,应该建立在对新媒体的特点及其在科学传播与科学教育中的优势充分关注的基础上,制定与之密切联系的公民科学素养提升措施,以达到有效推进我国公民科学素养水平的目的,具体做法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一)发掘新媒体的信息资源优势扩大公民的科学知识与科技信息量丰富的网络信息资源在扩大人们的科学知识量、拓宽人们的视野方面有积极作用。目前我国已经建立起许多专业性科学网站,在许多非专业性网站中也设立了与科学相关的版块,这些资源对于发挥网络信息资源优势、整合网络科学信息资源、推进网络科学教育、提高公民科学素养很有帮助。在此基础上,更加关注用户的反馈信息,使新媒体的科学信息建设更有针对性,更具规划性,提高公民对新媒体科学信息的有效利用率。同时,将网络科学信息资源与学校科学教育紧密结合,发掘其中与课程教学相关的具有典型科学价值的内容,使之融合进课堂教学中,扩大学生的科学知识面;学校教育中,做到时时关注网络的最新科学知识与科学研究内容。另外,结合新媒体信息内容,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各类科技实践活动,通过营造丰富多彩的校园科技氛围激发学生学习科学知识、掌握运用科学方法的主动性。
(二)发挥新媒体的多媒体表现优势强化科学传播与科学教育效果多媒体的信息呈现方式远比单纯文字的表述更有助对科学的理解与接受。在科学传播与科学教育中,充分发挥多媒体技术优势,将科学知识的抽象性、科学技术的实用性等结合起来,形成对科学的通俗化解读与趣味性介绍,使科学传播与科学教育工作做到对高层次用户与较低水平用户的兼顾,提升科学教育效果。尤其是在课堂教学中,充分利用课堂新媒体灵活多样的教学形式和信息表现方式,向学生传授科学知识,激发学生学习科学的兴趣,帮助学生树立科学的精神、科学的方法、科学的态度。
(三)利用新媒体的强大影响力形成学习科学、应用科学的社会性环境随着新媒体技术发展,新媒体在社会中的应用可以说是无处不在,带来的社会影响是多方面的。利用一切可能的新媒体终端,宣传科学知识,提倡科学精神,形成社会性宣传科学、学习科学、应用科学的大环境。在加大科学传播与科学教育力度的同时,向人们推出解决实际问题的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等,将科学传播与科学教育放在实用性的基点上,并适时推出网络模拟学习体验等,在潜移默化中使人们受到熏陶和教育。
Abstract:ThegeneralthreedimensionalconceptsofcivicscientificliteracyandrelatedtestitemsfromJonMillerandOECD’sPISAarereviewed.Itispointedoutthattherearestillalotoftheoreticalandpracticalproblemstobeconsidered,thatthebasicframeworkinvolvedshouldcomefromsciencestudies,andthatChinashouldsetupitsownmeasurementandexplanationsystemtocopewiththeseriousasymmetryofitslocalsocialandeducationaldevelopment.Theproblemsfoundinthetestpartlyrevealthelimitsof“deficientmodel”inthepublicunderstandingofscience.
KeyWords:civicscientificliteracy,thepublicunderstandingofscience,sciencecommunication
公民科学素养(civicscientificliteracy)是公民文化素养(culturalliteracy)的子集,是指一个社会中成年公民对科学技术的理解和运用能力,通常指最低要求。它有4方面的问题:①它指的是什么?即如何定义它?②它是干什么的?即用这个术语要做什么事情?③我们如何测度它?即如何设计指标体系实际测量它?④如何解释调查得到的数据?据了解,我国只有中国科普研究所、中科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研究所、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北京大学等单位的少数研究人员在一定程度上研究过科学素养及其测试问题,其中李大光等人做了大量先驱性的工作[1-4]。现在看来,国内在这方面的理论研究相当不足(国际上研究得也不充分,只是近些年研究的人员才多起来),无法满足实际应用的需要。讨论科学素养问题,广义的科技传播是一个良好的框架,《让科技跨越时空:科技传播与科技传播学》一书提供了这样的一种合适的语境[5]。无疑,科学素养问题只涉及科技传播学中极小的一部分。
一、公民科学素养的含义
乔治??梅森大学物理系的JamesTrefil教授给出的定义为:“如果一个人有足够的科学背景,以应付其日常生活中所涉事物的科学成份,则他或她就具备科学素养。”[6]由于我国城乡差别极大,人们的受教育程度、生产和生活方式差别很大,人们的“日常生活”很不相同,其中关注的自然科学问题也有相当的差别。科学素养是文化素养的一个部分,而后者可以形象地比作一个庞大的知识母体(alargematrixofknowledge)。此知识母体具有马太效应,基础越好就越容易增添新内容,基础越不好就越不容易补充新内容。这里“知识”一词要做广义的理解,包括事实、术语、方法、技能、观念、哲学、历史等等,并且它们彼此紧密交叉、处于动态发展过程之中。于是,“科学素养由一系列事实、概念、历史、哲学和观念组成,它们彼此通过逻辑纽带联系在一起。有科学素养的人关于宇宙运行的方式知道一些基本的事实,也在一定程度上了解科学家是如何得到那些知识的。有科学素养的人能够处理进入他或她视野中的科学和技术事务,就如同他或她应付经济、法律或政府事务一样熟练。注意,在此科学素养定义中,我没有包括做科学(doscience)的能力。当我去听一场音乐会,我不希望在前厅中被拦住并被要求展示对小提琴具有精湛技巧,方能进入音乐大厅。同样我认为不应当要求人们会做科学,方能算作具备科学素养。”[6]
科学素养与科普、科学传播(SC)及科学教育关系甚密,近些年国内许多部门都不断地谈起这个概念。我国从20世纪90年代从美国引入并开展公众科学素养调查,到目前为止已于1992,1994,1996,2001,2003共5次开展公众(18~69岁)科学素养的全国性调查。5次调查均由中国科普研究所等单位组织实施,功劳巨大。
1992年米勒在《公众理解科学》杂志第1卷第1期上著文《通向对“公众理解科学技术”的一种科学理解》,较全面地总结了此前10多年的研究进展[7,8],当时他为国际科学素养促进中心的主任,此中心隶属于芝加哥科学院。米勒指出,对公众理解科学的经验研究始于1957年由美国科学作家协会(NASW)和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的一次全美成人调查。此调查的目的是想了解科学写作的读者规模及需求,样本为1900个美国成人,问卷中只有一小部分内容涉及科学技术问题。1972年,美国科学委员会(NationalScienceBoard)决定出版双年度《科学指标》(ScienceIndicators,后来名称略有改变,加上了“工程”,成了科学与工程指标),以反映美国的科技状况,其中有一章是关于公众对科技的态度的,并在全国实施了问卷调查。1972,1974,1976年的《科学指标》所开展的研究属于第一阶段。米勒讲,这一阶段被认为没有很好地利用社会科学方面的资源。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开始征集新方案,米勒与普莱维特(KennethPrewitt)拟定的一项建议被选中,于是开启了《科学指标》系列出版物的第二阶段的研究工作。1979年的《科学指标》具体反映了新阶段的调查设计。正是在1979年的研究中米勒第一次实施了他所拟定的科学素养问卷调查,他把科学素养定义为一种三维建构物,具体包括:(1)科学术语和科学概念的基本词汇;(2)对科学过程的理解;(3)知道科学和技术对个体和对社会的影响。[6]实际上这一指标骨架依据的是米勒于1983年发表在《代达罗斯》(Daedalus)杂志上的文章《科学素养:概念评论与经验评论》。
1985,1988,1990,2000年上述三维测度方案又有所修订。1988年英国的调查研究采用了米勒的体系,1989年加拿大的研究、1989年欧盟的研究及1990年新西兰的研究,均采用米勒的三维体系。
20世纪90年代后,米勒的体系进一步流传,同时多国的比较研究方兴未艾,针对特殊群体的科学素养调查研究也纷纷开展起来,如针对在校某一年龄段学生的调查研究。
到了2000年,联合国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启动了著名的PISA项目(三个一轮:2000年,2003年,2006年。现在2003年的报告已经出版),32个国家(其中28个是OECD成员国)共有25万学生参与了科学素养调查(另有13个国家准备加入,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如此重视科教的中国反而不加入),有趣的是年龄一律限定在15岁。为什么选在15岁呢?因为对于多数OECD成员国,15岁的学生马上就要结束义务教育了,选择这个时期进行测试能够对义务教育的效果进行有效评估。PISA测试范围较广,包括3大类:阅读素养、数学素养和自然科学素养。其中只有后者与米勒的测试有直接关系。
PISA科学素养测试仍然采用了与米勒类似的三维结构体系,但阐述得更为清楚。PISA报告指出:科学素养是指,在科学技术极大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的条件下,科学地思考问题的能力。这种素养包括理解科学概念并运用科学观念的能力[7]。
第一维:科学概念(scientificconcepts)。指为了理解自然界及其由于人类的活动所导致的变化,学生们需要掌握一系列基本的科学概念,这些概念涉及物理、化学、生物科学、地球与空间科学等学科。
第二维:科学过程(scientificprocesses)。PISA考察学生运用科学知识及对科学过程的了解。要求学生有获取证据、解释证据和运用证据的能力。具体讲,考察5个方面的过程:①辨识科学问题;②识别证据;③得出结论;④交流或传播这些结论;⑤用演示表明自己对科学概念的理解。除了最后一条,其余几条并不直接要求具体的科学知识。当然,其他过程严格说也不是与“科学”内容无关的。
第三维:科学境况(scientificsituations)。科学素养测试想了解的主要是日常生活中涉及的科技问题或科技事务与人们的关系。2000年的测试主要涉及3个方面:生活与健康中的科学;地球与环境中的科学;技术中的科学[7]。
二、公民科学素养的测试
以一种方便有效的办法真正测试这三维,是相当困难的,问卷极难设计,特别是针对后两维。据我们考察,米勒在实际测试的问卷上也没有真正反映他的理论构想,中国历次的测试中针对后两维的试题设计也有明显不足。OECD的实际测试采用的主要是塞麦尔维斯(IgnazSemmelweis,1818~1865)日记中的段落,而采用这个例子大概受到了著名科学哲学家亨普尔的《自然科学的哲学》一书的影响,亨普尔讲述那个例子主要根据的是辛克莱的《塞麦尔维斯:他的生活和学说》(1909)一书。OECD1999年的一份研究报告《测度学生的知识和技能:一个新的评估框架》详细阐述了PISA科学素养评估的潜在概念框架。
现有的测试方案对于科学的社会运作(涉及后两维),并没有给出很好的测试题目。这方面的测试应当主要考察人们对“大科学”时代“同行评议”、“科学激励机制”等制度安排的了解,这也是未来科学传播的重点。基于此,我们可以提出自己的科学素养体系及相关的测试方案,重点加强科学社会学的内容,更好地反映科学—社会—个人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初步的设想仍然是三维:①科学概念维;②科学(内在)过程维(对应科学哲学);③科学(外在)运作维(对应科学社会学、科学传播学等)。这需要一系列经过良好试测的试题作为支持。
人类社会发展到现在,积累了大量的科学知识,涉及许多学科,其中的知识可以说是海量的,终生也学不完。但是,这些知识中有一些是基本的、对每个人差不多都是重要的,或者说应当知道的。
对第一维的测度,应当把握一个基本原则:不是多多益善。大量科学知识是相当专门化的;大量知识更新速度很快,即现在看来很准确,不久后就会过时甚至成为谬误;拥有更多的知识,在相当程度上不说明问题,还要看这些知识的时空分布状况等。对于测试而言,要求公众掌握的是有一定时效性的、通用的、各学科均有分布的、难度适当的知识(包括事实、原理)。
科学素养包括许多内容,一般来说不容易简单地概括为几个方面。《面向全体美国人的科学》中认为,“科学素养包括数学、技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等许多方面,这些方面包括:熟悉自然界,尊重自然界的统一性;懂得科学、数学和技术互相依赖的一些重要方法;了解科学的一些重大概念和原理;有科学思维的能力;认识到科学、数学和技术是人类共同的事业,认识它们的长处和局限性。同时,还应该能够运用科学知识和思维方法处理个人和社会问题。”[9]在这种理解中,采用了科学的广义用法,科学一词包含数学、自然科学(物理、化学、生物学等)、社会科学等,而狭义的用法中科学只指自然科学。在OECD的PISA项目中,科学也只指自然科学,在那里分别考虑数学素养和自然科学素养。
无论按广义的理解还是狭义的理解,科学都是十分复杂的,科学素养也都包含许多相互联系的方面。自米勒始,为了测试方便,人们常常将科学素养简化为三个维度。但是这三个维数与数学上的三维是不同的。数学上讲的三维,彼此是独立的,而这里仅仅是借用“维度”的概念,是一种比喻的说法。科学素养的三维之间有着内在的复杂关联。
在通常的认识中,三维素养呈现正相关变化,即第一维测试的数值越高,则第二维第三维测试的数值也高,反之亦然。笼统讲,这不算太错,但不准确。细致分析,其中会存在反相关的情况。假定测试结果大致反映了实际的情况,针对不同的人群或者个体,完全有可能对于第一维测试的数值高,而对于第二第三维反而很低,也可能存在另一种情况,即第二第三维数值高,而第一维相对较低。这种可能性特别值得指出来。它的含义是,对科学事实的了解,不等于对科学过程、科学本性、科学的社会与境的了解。
随着科学本身的复杂化,科学传播过程日益复杂化。三个维度的科学传播之间可能还存在一种新情况:即相互冲突。英国科学技术办公室(OST)与威尔康信托基金(WT)2001年报告指出,科学传播系统中的不同主体(players)之间,关于向公众传播什么、为什么传播和怎么传播等,会存在一定的张力。试图传播关于科学的确定的“事实”的欲望,与试图传播科学之运作过程的需求之间,可能相互冲突[10]。前者力图提供相对简化而明确的科学信息,而后者试图让公众明白科学发现过程中的接连不断地提问题的过程,即关于科学本身也要不断地问为什么。前者强调信,后者强调知。“更好地理解科学的过程是重要的,如果非科学家试图搞明白被接受的理解如何可能被过高估计,以及新的解释和结果是如何领先的。这样,当新发现被宣布时,可以防止科学和科学家受到冷落,也会防止所谓的新发现产生误导作用[10]。
这就自然引出科学传播的两类不同模型。一类是传统的欠缺模型(deficientmodel,也译作缺失模型),它是自上而下向群众教授科学的模型(这个模型相当有效,但也有一些问题);另一类是介入模型、与境模型、民主模型、对话模型(这个模型听起来十分动听,但操作起来有相当的困难)等。
威尔康信托基金1998年的研究表明,非专家不需要了解一大堆科学的细节才能够讨论科学的社会与伦理问题[10]。因为科学是高度分科的,就某一学科或者专门问题,确实存在专家与非专家之严格分界,但就整个科学而言,很难说谁是专家谁是非专家。比如,院士是科学家,是在某一专门领域有很高成就的科学家。通常人们以为他们对于科学的任何事物都是专家,即不仅仅是在他擅长的那个领域是专家而且也是其他领域的专家。这当然是没有根据的,虽然一些院士知识面很广,但仍然得不出院士比普通人对其他学科了解得更多。比如陈景润是数学中数论领域的专家,他对物理学、对社会科学可能就比较外行,甚至不如普通的文科大学生及普通市民。这也非常正常。
在科学的社会与境一维,更多涉及情感和价值观。公众与科学家更站在几乎相近的平台上。科学家群体可能更倾向于维护科学共同体的利益,而公众可能更关心自身的利益,他们对同一个问题的看法可能相差很远,也不能简单地称科学家的判断更客观、更合理。这时需要对“合理性”制定标准,而这个标准是相对的,随着时代的不同也会有变化。
三、现有测试方案关于第二和第三维的处理及其问题
科学素养定义中包括了非常广泛的内容,也因而给进一步的界定和实际的测度带来了一系列复杂问题,其中包括若干理论问题没有解决。米勒的三维体系谈论起来非常合理,但极难测试,实际上各国在测试中也都做了灵活处理,包括米勒本人所做的测试。第一维涉及的主要是科学事实和原理,基本没有问题,但第二第三维问题很多。
宏观上讲,第一维涉及的各门自然科学中的基本知识和原理;第二维涉及的是科学史、科学哲学;第三维涉及的是科学社会学和STS等。对于普通公众,对于第一维可能还算容易掌握,但对于第二和第三维就显得相当困难了。即使对于专门学习科学史、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的学生,对相关问题的认识也有很大差别,一方面属于较难掌握,另一方面这些学科、问题仍然处于广泛讨论、争论之中,很难给出唯一能让大家认可的选择。
米勒对科学素养的理论和实践贡献很大,但是因为他不是专门从事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工作的,他一定程度上低估了后两维测试的困难。由此导致的直接后果是:
(1)对第二维的出题,显得过于简单,甚至文不对题,即所出题目并不能实际反映对所声称的科学过程和科学方法的测试。
(2)第三维干脆不以客观题的形式出现,不直接计入科学素养综合指标的计算。这相当于说由原来的三维简化为二维,而两维也不够全面,实际上目前世界各国所做的测试只做了一个半维,即第一维加上第二维的一半。
RichardCarrier坦率地道出了公众拥有科学素养的困难性,他于2001年指出:“你可能很吃惊,科学素养很难获取也颇难传播。毕竟,科学是一种极为复杂而且精致的事物,只有博闻察验、深思熟虑才能真正理解科学。人类文明用了数千年才算明白了它的道理,也许要花更多的时间才能掌握它。最近的一些著作已经揭示了科学的非同寻常、反直觉和极其麻烦的本性,拒斥了天真的启蒙观点,启蒙观点认为科学不过是学科化了(disciplined)的常识。”[11]
RichardCarrier指出:“在我的研究和随后的测试中,‘科学素养’(scientificliteracy)不是指科学的内容(content),而是指科学的本性(nature)。科学内容会铺天盖地地涌向公众。许多科学事实是常识:现在大街上的普通人也比古代最有学识的人知道更多的科学事实。”[11]
的确,这能说明什么呢?能说明现在的普通人,也比古时的学者更理性、更懂得思考、探索?绝对不是这么回事。另外,如今电视上播出的所谓科学知识“闯关答题竞赛”,测试的只是记忆力和条件反射速度。如果让一位实验室里成熟的科学家与一位初中生同台对阵,按现在的标准,很可能那个初中生获胜,这能说明他更懂科学、更懂科学方法,更具有科学素养吗?一些电视台以科学的名义所做的东西,一定程度上有令观众弱智化的倾向,对一个问题所提供的标准答案,实际上是对科学问题做了极端的简化,在不列出前提条件的情况下鲁莽地下结论。以那种方式传播科学,实际上等于歪曲科学,是提高真正的科学素养的一种反向作用,即它甚至能够降低人们本来可能具有的一点点本能的怀疑精神、探索求证精神,即降低原有的科学素养,对科学产生更大的误解。
科学的本性,是科学哲学专门探讨的问题,也很难理解的。根据Carrier,自然科学的本性有许多方面,但至少包括如下7个方面:①科学的结论是暂时性的;②科学是一种以经验为基础的信念(ScienceisanEmpirical“Faith”);③科学不是指某种单一的方法;④实验是一种目标导向的科学观察形式;⑤科学理论是对科学事实的说明;⑥科学定律是对自然行为的描述;⑦科学是一种创造性事业。[11]
现在许多国家采用的测试中,有两道测试科学方法的试题,实际上它们是推理题。
“208.科学家想知道一种治疗高血压的新药是否有疗效。在以下的方法中,您认为哪一种方法最正确?1.给1000个高血压病人服用这种药,然后观察有多少人血压有所下降。2.给500个高血压病人服用这种药,另外500个高血压病人不服用这种药,然后观察两组病人中各有多少人的血压有所下降。3.给500个高血压病人服用这种药,另外500个高血压病人服用无效无害、外形相同的安慰剂,然后观察两组病人中各有多少人的血压有所下降。4.不清楚。”[3]
这是一个改进后的试题。原来的试题选项中意欲的答案是2,当时没有选项3,也没有选项4。应当说,这一改进是必要的。但是,这类医药检验方面的试题仍然可以找到许多不严格的地方。这类题从正面补充,总是很难自圆其说。但是,公众科学素养测试并非要求只从正面测试人们对科学的理解。正如,逻辑经验论者从正面证明科学的合理性、寻求科学划界问题的解答通常不成功,但也可以反过来思考,如波普尔不是从证实而是从证伪的角度考虑,模棱两可的情况就好办一些。
“H02某药厂欲测试两种感冒药的疗效,3个患感冒者自愿测试。第1个人只吃A药,第2个人只吃B药,第3个人只吃一种安慰剂C。经过3天的吃药测试,第2个人痊愈,另两个则仍然处于感冒状态。请问下面的陈述哪个结论是较合理的?1.第2个人身体素质好。(1分)2.A疗效好。(0分)3.B疗效好。(3分)4.无法判断。(10分)5.不知道。(0分)”
这里,选项4是意欲中的答案,因为样本数太少,如此简单的测试不能说明关于医药疗效方面如此复杂的问题,实际的情况可能是:A可能比B好,B也可能比A好,两者也可能都无效,甚至两者都可能有反作用。这道题当然设置了陷阱,3选项好像是正确的,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也通常是这样判断的,比如比较两种感冒药的好坏。某次家人吃A,很快就好了,某次吃B,好久也没好。于是得出A比B好。其实很难说,情况可能非常复杂。特别是感冒病毒几乎每次都不同,人们患病程度也可能不同。百姓日常生活中的对待药物的态度,可能不够科学,此题恰好可以测试出其间的差别。此题给分也可以模糊处理,比如选择1给1分,选择2和5给0分,选择3给3分,选择4给10分。注意,试题中用语是“哪个结论是较合理的”,没有问“哪个结论是科学的”。回答1或3是不科学的,但现实中有一定的合理性,因此可以给一定的分数。选项1虽然无法直接推出,但有相当的合理性,给1分。选项2虽然在科学意义上有成立的可能性,但现实中这种回答是荒唐的,无法从题目中直接推出,因此给0分。选项3,似乎直接可从题目中推出、现实中多数人也会如此推断,但不够科学,给3分。
之所以给错误的“回答3”以还算高的分数3,有这样的考虑:①它与题目中的条件相符,有一定的现实合理性,虽然是科学上错误的;②它比其它回答毕竟有相当大的差别;③这是一个陷阱题,有的人细心考虑可能会选择4,但由于不小心或者不了解命题者的动机,可能误选了3,为避免与选择4所得分数相差太多,故给3一定的分值;④减少因为用纯逻辑推断手法而选择4所造成的不真实所带来的分值差。有的人可能善于分析命题者的动机,从分析5个选项角度,有可能故意选择4。
但是值得说明一下的是,经常采用的两个测试题本身并不真正涉及“经验科学”的内容,即不直接属于经验科学。所谓的经验科学就是指人们平时所讲的狭义的自然科学。“经验科学”与“形式科学”合起来共同构成我们平时讲的广义的“科学”。如果要测试科学方法的话,更重要的是测试经验科学的方法。现有的测试中的不足之处也在这个地方。OECD的测试采用了塞麦尔维斯的案例,同时设计了一组问题[12]。这样做确实反映了实际的科学发现过程、对科学数据的理解等。应当说OECD关于科学方法的测试要明显优于米勒的做法。OECD此测试题的缺点是,叙述较复杂,答题者需要耐心和判断力。OECD测试的对象是在校的即将完成义务教育的15岁的学生,他们的素质平均起来应当是较好的。这也提出一个问题:对于文化素质不高的人,如何测试其对科学方法的理解程度?
第三维测试的是人们对科学技术的态度和看法。这方面的内容显得越来越重要,是未来此类调查中最核心的部分,因为此类调查一方面想了解公众对科学知识、科学方法掌握的程度,另一方面想知道公众对当前的科技有什么样的看法。后者更显得关键,这些看法对于制定公共政策有重要参考意义,也是从事科普、科学传播必须关注的问题。
关于第三维,中国科协的测试中设计了一个大题,大题下面包括许多有趣的小题,题目尚好。但据说,在中国的实际计算中,这道题的得分并不计入实际的平均科学素养值的计算。因为历次调查均没有详细说明平均值是如何计算出来的,与每道小题的关系如何,人们也就无法作进一步的评论。其实,具体的算法应当是透明的,也只有这样,人们才能核对其计算的准确性,其他人才能够也做类似的调查并作对比研究。特别是由国家公共资金资助的调研项目,应当以某种形式公开、部分公开或者通过内部报告发表其调研的具体方法、计算方法和程序。
此道题的优点是多方面的,不必再专门讲述。不足之处在于,没有在宏观层面上大致反映出当代大科学的社会运行。公民理解科学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在现代条件下,科学是如何组织起来的,它们日常是如何运作的,科学成果是如何发表和确认的,科学家是如何申请和运用研究基金的。在此一系列过程中,“同行评议”是十分关键的。中国大量的“民间科学爱好者”的出现,就与此有关。据我们了解,社会公众普遍不了解科学是如何运作的。对此方面的不了解程度要甚于对科学知识的了解程度,甚至也不如对科学方法的了解。
四、细致分析大科学时代科学的本性是做好公民科学素养测试的前提
科学早已不是二战前或19世纪以前的那种小科学。当代科学是一项重要的社会建制,是与国家行为、国计民生息息相关的庞大事业,与政治、经济、文化密切相关,其中渗透了社会的各个因素。在当前时代,仅仅从认知的角度理解科学,是显然不够的。对国家、对每一个人,科学不仅仅是一种认知活动。但是依据传统的科学观,人们习惯于只从认知的角度理解科学,这种想法也在公民科学素养测试过程中有所表现。一项反映时代状况的有水准的测试,应当反映学术研究在半个多世纪内的重大进展,把其中的一部分吸收过来,因此科学史的一些新结果和新理论、科学哲学在20世纪后半叶的进展(关于观察与理论、科学事实的建构性,科学说明、科学还原与统合等)、科学社会学(经典学派与SSK)的新探索等,都应当有一定程度的体现。即使不直接体现出来,也要对此有所关注,正视这些学术的进展。但可惜的,无论我国的工作还是米勒的工作,都显得对这些进展比较麻木,这也许与当事人的背景有关。作为初始尝试,这些都没有太大关系,事情总得启动起来,再一步一步改进。问题是,多年过去了,研究工作没有跟上去。
公民科学素养测试题要反映当代科学哲学与科学社会学的进展,充分利用它们的成果,通过专项研究,提供一套或多套合格的测试题。此工作是相当复杂的,其复杂性在于:①摘取知识中的核心知识涉及一定的价值判断和随意性;②学术界关于许多重要论题长期以来就在争论,如何从争论中提取大家共同认可的观念?③如何把学术性的内容通俗化,变成可用于测试的具体题目,同时还保持了叙述的准确性?这三个环节在目前的测试实践中均没有认真考虑,国际上也如此。
中国的科学素养测试要坚定地吸收米勒开创的三维模型,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简化的测试方案。具体讲有如下基本设想:
(1)公民科学素养测试是想通过一系列试题,了解中国公众对科学的了解程度。(2)这种了解包括3个大的方面:科学知识;科学方法和过程;科学的社会运作及影响。上述3个方面同等重要,在测试题的分值安排上基本上做到1﹕1﹕1。(3)测试题总量不宜过大或者过小,而且要方便被测者答题。题目应当均为正误判断题,共计60小题,每题基本上是一句话的篇幅。(4)此难度需要反复试验,要与中国国情联系在一起,在各地做一些试验性测试。试题要有一定的稳定性,要与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内科学的整体趋势相一致。至少10年不要做根本性的改变。试题应当有良好的区分度,能够反映中国公众各个层次之间有差异。
有几点附带的说明:①测试的难点在于,对于后两维,很难出题。②试题的形式要整齐,不必与国际的做法完全一样。国际对比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国内自身对比。解决这个矛盾的办法是,不妨同时做两套调查,一套严格按国际规范,一套按中国国情做,两者可以不直接相关(总的趋势相关,但侧重点、区分度肯定不同)。③为便于统计,为使算法简明,各地方各部门可自行进行局部调查,试题形式统一,分值统一。④试题需要反复做试验性的测试,这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和经费。
公民科学素养测试的理论基础是科学传播第二阶段“公众理解科学”框架下的“缺失模型”,许多测试困难也与此模型的局限有关[13-16]。从广义的科学传播角度看以及从当代科学日益分化的局势看,不但存在公众理解科学的问题,也广泛存在科学家理解科学甚至院士理解科学的问题。著名学者哈丁甚至提出第二种“科盲”(scientificilliteracy)的概念[17]。许多科学家固然不是第一意义上的科盲,却是第二种意义上的科盲。于是,谁最了解科学成了一个大问题,这个问题没有简明的答案。专家通常只对科学的某一个局部细节非常了解,而对横向上的其他学科非常陌生,对科学的历史进程及社会运作也可能不甚了解。这也透露了科学传播的一种发展思路,通向“对话模型”可能是不可避免的,这不仅是民主的要求,也是客观现实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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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席·哈斯巴特尔作者单位:内蒙古师范大学
蒙古民间文学课教学中注重音乐知识的必要性
重视音乐知识是蒙古民间文学教材建设的要求。具有创新性和科学性教材,才能使学生开阔眼界、拓展思维、增加知识;重视蒙古民间文学教材音乐文化的挖掘,才能体现其丰富的文化内涵。譬如,祝赞词艺人们运用的曲子多种,有的在民间广为流传,为了真实、准确反映祝赞词,在教材编写过程中有必要适当吸收祝赞词曲,以充实教材内容。蒙古语言文学和蒙汉双语专业的学生大多数来自民歌、说书、好来宝广为流传的内蒙古东部区。他们从小在左邻右舍的熏陶下,成为民间艺术的爱好者。因此,蒙古民间文学课教材建设有必要吸收、借鉴并增加音乐知识,这是推进教材改革的有效途径。重视音乐知识是“蒙古民间文学”教学内容的要求。教育创新涉及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组织、教学思想等诸多方面。在课堂上,以蒙古民间文学知识为主,适当运用音乐知识,是充实教学内容的要求。教材是教学的依据,而教学内容是根据教材而讲授的内容,比教材内容更丰富、更灵活。民间文学作为文学专业教育的一个分支学科应有其自身的独立教学空间,如过分强调其文学知识,不仅不能充分体现民间文学应有的特点,而只能是整个文学教育的知识补充。蒙古民间文学艺术价值部分主要有语言和情感方面的内容,教师在讲授中主动挖掘其民间音乐知识,可使其内容更加具体化、系统化,有利于课堂教学的活跃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另外,对蒙古民间文学任课教师来说,掌握音乐知识也是很有必要的。譬如,说书艺人演唱一个英雄凯旋归来时,英雄史诗和说书中运用的曲子根本不同,对于同一个故事情节的演唱,不同说书艺人所用曲子也不同。如果民间文学任课教师自己不懂音乐知识的话,就很难准确地解释民间艺人们所使用曲子的来龙去脉,更不能正确地讲述其深刻内涵。重视音乐知识是弘扬民族文化的要求。蒙古民间文学课具有自己的知识结构和理论体系。从体裁结构来看,有其他民族中很少或几乎不存在的“世俗三律”、好来宝等体裁。这种体裁一定程度上反映着蒙古民间文学形式多样性和内容的丰富性。蒙古民间文学所蕴含的音乐知识是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教学中注重音乐知识,是保护、挖掘、利用传统文化的必要。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历史的变迁,人们记忆中的民间音乐知识会越来越少,如果不能有效挖掘,很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被遗忘,甚至消失。譬如,民歌《喂猪歌》在东部蒙古地区广泛流传,该歌曲子节奏较欢快,旋律优美,遗憾的是在有关民歌书里没记载。在教学过程中结合其歌词和曲子进行讲授,有利于弘扬民族文化。重视音乐知识符合素质教育的根本要求。实行素质教育是当前我国教育的一个主要教育方针,也是未来教育的一个大方向。民族高等教育的课程设置以实施素质教育为目标,以培养创新性人才为目的。从蒙古民间文学课内容来看,它不只是对学生进行文学知识的教育,而且也涉及德育、智育、体育、美育等诸多领域。在教学中将其中丰富的音乐知识充分发掘,系统讲授,使学生掌握蒙古民间文学中音乐知识的奥妙,这样有利于人文素质的提高。譬如,书写文本中科尔沁民歌《正月玛》有好几种版本,有《正月玛》、《图什业图正月玛》、《阿古拉正月玛》、《芒罕正月玛》等,其曲调框架、人物角色、故事情节基本相同,不同版本之间有互文性关系,我们只要掌握其中一首的曲子,就很容易了解其他异文的演唱。如果学生对叙事民歌的学习只欣赏故事情节的话,就无法深入理解它的深刻含义,对所学课程片面、单纯的学习,只会导致知识结构失调。
“蒙古民间文学”教学中音乐知识的运用策略
更新教学观念,创新教学思路是运用音乐知识的前提。教学工作是一种探索性、创造性的实践活动。成功的教学改革关键在于教学理念和教学思路的改进。在蒙古民间文学课教学中音乐知识未能充分得到运用的情况下,教师只有以敏锐的知觉、清晰的思路,不断探索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突破口。蒙古民间文学课原有的教学模式,严重影响着音乐文化的深入挖掘。在教学过程中,民间文学教师需要更新教学观念和教学思路。譬如,讲授库伦民歌《都来乌图干》时最起码把握三个层面。首先,对题材、情节、人物、语言、表达方式等进行分析,弄清该叙事民歌的书写文本要素;其次,把握该歌曲子及其来源、演变等音乐要素;再次,对该歌信仰文化内涵进行探讨。在教学中,往往注重第一层面的内容,而忽略第二、第三层面的内容。这种讲授恰恰忽略了丰富的音乐文化和信仰文化。研究表明,该民歌曲子由博们(萨满)迎接保护神时使用的曲子中演变而来,著名歌手琶拉吉演唱的《这种人》也沿用该曲子[2]。说书艺人却吉嘎娃演说《木华黎》的故事时也运用了这个曲子。民间文学教师只有懂音乐知识,才能发现《都来乌图干》曲子的来龙去脉,才能讲清歌曲的深刻含义。很显然,同一首歌曲,使民歌《都来乌图干》、新歌《这种人》及说书《木华黎》成为互文性关系。为什么萨满舞、民歌《都来乌图干》、说书《木华黎》、新歌《这种人》中频繁出现类似的曲子呢?这与其文化传统有关。可以说,萨满舞中运用该曲子是在长期民间传播的过程中逐渐影响了民歌《都来乌图干》、说书《木华黎》及新歌《这种人》等。总之,只要我们对其深入分析,探索产生、演变轨迹,不难发现其中的奥妙。充分认识民间文学的属性是运用音乐知识的重要条件。文化属性和艺术属性是民间文学的两种基本属性,其中音乐成分是不可缺少的内容。在课堂上,对民歌、好来宝、英雄史诗、说书等体裁的教学,我们只从民间文学的表达方式、内容、结构、语言等方面着手,就很容易丢失音乐知识,造成知识结构的失调。这些体裁与曲子是分不开的口头韵文系统,如果把它与曲子分开讲授,很难体现其文化属性和艺术属性。民间文学的文化属性和艺术属性不仅体现在书写文本中,而更重要的是在田野文本和音像文本中。如内蒙古库伦、奈曼一带传播的《朱宝山》之歌曲子,就广泛运用于好来宝、说书之中。我们只要掌握此曲子,就能分析其他相关领域的运用。民间艺人的精湛表演和老百姓聆听的互动,也体现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艺术内涵。一名优秀的民间艺人,必须不断探索民众生活和民间艺术,起码掌握几十种曲子,才能完整地演说故事。他们演说时根据故事内容、听众爱好、场面的更换等,灵活调整各种曲子,达到最好的效果。民间文学教师如果对其准确掌握,可以为学生提供丰富的音乐知识,否则很难有效地讲述其中的音乐文化内涵。另外,好来宝是一种具有表演性和动态性的艺术,而课本中的好来宝以静态的书写文本形式出现,未能充分体现文化属性和艺术属性。在教学过程中为达到动态化的教学效果,必须超出课本内容的约束,适当应用演奏、演唱技巧,也可采用多媒体设备演示说书艺人演唱的故事和英雄史诗录像,还可根据教学内容,邀请民间艺人演说。从而丰富教学内容,活跃课堂气氛。挖掘完整田野文本是运用音乐知识的有效教学空间。众所周知,深入调查研究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具有复杂性和艰巨性。学生应在任课教师的指导下有计划、有目的地进行。譬如,利用寒暑假时间,组织学生到民间搜集民歌,在调查中运用摄像或录音设备,将搜集的资料带到学校。指导教师要以高度的责任感,对学生的作业认真批改,详细指导,这样有利于田野调查的顺利进行。调查时,一是注意搜集整理民间文学完整的文本。所谓民间文学完整的文本为语言表述及其有关信息所构成的文本。如对民歌、好来宝、说书、英雄史诗等体裁作品的搜集,既要语言文本,又要曲子在内的非语言要素。一些民间文学教师不太识谱,直接影响田野调查的有效指导,加之多数学生不识谱,就很难完成民间文学曲子的采录。二是注意对民间艺人艺术生涯资料的搜集。以往的蒙古民间文学搜集工作,主要侧重于语言文本方面,忽略了民间艺人艺术生涯、演奏技巧、运用曲子方面的资料。过去虽然留下不少有名的民间艺人的资料,但对民间艺人的表演技巧、使用曲子、服装等非语言要素的记载过于简单,不符合采录工作要求,也不能满足学科建设需求。任课教师和学生应根据采录工作的准则和要求,深入挖掘第一手资料和完整的文本。可根据民间艺人生活环境、性格、艺术才华、运用曲子等诸多方面,灵活全面进行采录,这样才能为教学提供有利信息。不断学习音乐知识是准确运用音乐知识的关键。民间文学教师有必要主动接触音乐人,提高自己的音乐知识水平,有利于民间文学的教学与研究。民间文学教师在音乐专业人员的指导下,掌握歌谱知识,并能把民间文学有关的曲子准确地讲授给学生,使学生从中得到启发和获取文化信息。就蒙古民歌而言,很多民歌都有变异,而这种变异不仅表现在文学文本方面,更有意思的是在曲子方面。譬如,内蒙古东部区流传的民歌《白虎哥哥》与《香莲》的题材、情节、人物、表达方式、曲子等非常相似。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掌握其中的一个,就很容易掌握另一个变异的演唱。另外,有些民歌题材、故事情节、人物形象等相互有区别,但曲子基本相同。在内蒙古东部区流传的民歌《特木勒》、《阿希玛》、《念喜嘎》、《对姐昂嘎》等四首歌虽然题材、情节、人物等不同,但曲子基本相同,是一种曲子变异。民间文学教师将民歌与曲子联系起来讲授,使学生开阔眼界,扩展知识面和深刻领会传统音乐文化。
1让学生在课堂中进入民间语境
只有让学生在课堂中进入的民间语境,才能让他们初步体会民间文学的魅力。具体而言,我们可以通过两个方式来达到这个效果--教师具体相关理论的讲述和学生对家乡故事传说的讲述。教师具体相关理论的讲述是指教师应该对民间文学中“民间”(folk)进行详细的梳理,让学生了解民间文学中的“民间”是谁、在哪。在这方面,笔者直接继承了北京大学陈连山先生的相关论述,让学生明白“民间是一种日常的生活状态”④,民间文学--曾经是先辈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现在作为一种独特的“遗留物”多少仍遗存在他们身上--就在他们身边,。让学生讲述家乡故事传说的目的在于让学生置身于自己熟悉的家乡文化传统中来理解那些他们貌似非常熟悉、事实上又有些陌生的民间文学传统。讲述的过程是对其家乡民间文学知识的回忆,更重要是对学生自身对民间态度的一次检视。笔者希望学生能够通过这些讲述,在重新理解家乡民间文学传统的同时,能对更多民间文学文本保持一种敏感的感悟力。通过师生的共同努力,学生如果不仅能够在课堂上具备这种对民间文本的感悟力,在课间、在他们的业余生活中也能够保持着这种敏感;那么笔者让学生在课堂中进入民间语境的课堂实践就算成功了。事实证明,大部分认真的同学确实做到了。
2让学生自己体验丰富、真实的民间文学场
“作为民间文学工作者,不能只在字里行间把握和认识民间文学。”⑤作为民间文学的学习者,更不能停留在民间文学的记录本上,虽不能像专业研究者那样“浸润”(deepimmersion)在民间文学场中,但至少可以自己来体验丰富真实的民间文学场。但在体验之前,教师的理论阐释和经验介绍也是必要的。正如马林若夫斯基在《西太平洋的航海者》导论中所言:“……我必须学着如何行为,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我有了何谓举止好坏的‘感觉’……我开始感到我确实是与土著人接触上了。这当然正是田野作业得以成功的初始条件。”⑥尽管让学生体验民间文学场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间文学田野作业,但是无论作为研究者还是体验者,学生先行了解这些“初始条件”毕竟没有坏处。学生以正确的视角观察日常民间文学场域中的传承人或普通民众,才会深入认识和理解这个丰富真实的民间文学场。从根本上,笔者的这种尝试还是源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民间文学教学传统的实践,或者说得更远些是对北大歌谣运动精神的一种继承。学生“到民间去”是对自身所掌握的民间文学理论知识的实践,同时也是民间文学课堂的延伸--课堂与民间的对话。让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到民间去搜集民间文学文本的活动或许是一个开启通径的有益尝试。
3让学生自己反思“民间理性”
让学生自己反思“民间理性”是指让学生正确认识民间文学的价值,尤其是那些与历史相关的民间文学文本。笔者之所以重点强调这一点,缘于课堂上与学生的一次对话讨论,讨论的主题是关于一个同学讲述的历史传说的真实性问题。当时讨论很热烈,学生分成了两派:一方认为传说是虚构的,一方认为传说是真实的。这次堂课讨论却让笔者一直在思考学生的一句话“民间传说是没有理性的,没什么价值”。这种观点代表了一部分同学的真实想法,因此如何通过课堂教学让学生正确认识“民间传说的理性”的问题变得十分重要。一方面,笔者通过理论阐述,辨明神话、史诗、传说中的历史真实与虚构是有理性的,这种“民间理性”实质上就是民间的历史观;另一方面,笔者通过让学生梳理自己调查所得的传说文本对“民间理性”进行反思,从而正确认识不同种类的民间文学文本的价值。
4让学生自己参与到当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语境
前文所述,本课程的设置的大背景是国家掀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浪潮,因此,笔者在教学过程中也会不时关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问题。笔者的理念是要让学生自己参与到当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语境。汉文07级的两个学生跟随笔者在阜康、吉木萨尔、奇台、木垒、巴里坤、玛纳斯等县市做了一个月的田野调查,对自治区非遗项目阜康天池西王母神话传说有了深入的了解,其中一个学生的毕业论文便以阜康天池西王母神话传说为题进行了深入的阐述。学生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民间文学)的切身参与调查永远要比课堂讲述来得丰富、真实。笔者赞同长江大学“非遗”社团的家乡调查,这是一个参与“非遗”保护的好方式。如果在各方面条件成熟的前提下,学生完全可以深入了解一个“非遗”传统的历史变迁,通过对那些非书面的传统如何被激活、被创造的观察和思考,来反思那些“非遗”传统与当下社会经济、文化生态发生的种种关联及其隐含的内在意义。或许只有这样才能让我们的学生客观地观察和认识当下这个变动的缤纷世界。
民间文学教学手段的改革与实践
1传统教学手段的运用
充分使用多媒体教学课件进行教学固然十分必要,但传统的教学手段亦不能丢;这对高校民间文学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师应该具备良好的故事讲述能力,或者说良好的“口头表演”的能力。无论讲述神话、史诗,还是讲述传说或民间故事,教师都应该把学生的带入民间文学文本的“天空”,正如美国学者麦地娜•萨丽芭所言:“据说,不论在什么时候,只要开始讲故事,夜幕就会降临。带着特定的意图,用特定的方式讲述某种特定的故事,可以召唤出那繁星点缀的夜空,还会有皎洁的月亮从黄昏或从天边升起,悬挂在听故事的人们的头顶上方。”⑦如果教师能够“召唤出那繁星点缀的夜空”,我们说他已经具备了较高水平的“头口表演”能力。除此之外,教师还应会运用或了解更多民间文学类别,特别是民歌、民间说唱和民间小戏。教师在课堂中的现场展演要比相关的理论讲述丰富、生动得多,还会激发更多学生对民间文化传统的兴趣。因此,传统的教学手段不仅丢不得,还应该提高、加强。
2多媒体教学手段的运用
“拜礼”则用于祭祀或者是非常郑重的场合,《周礼•春官•太祝》中说:“辨九拜,一曰稽首,二曰顿首,三曰空首,四曰振动,五曰吉拜,六曰凶拜,七曰奇拜,八曰褒拜,九曰肃拜,以享右祭祀。”小学语文一些课文中也写到礼仪习俗,如人教版的《孔子拜师》,“拜”是古时候常用的礼仪,课文中也出现了“行礼”这一词语,在授课时讲解这些礼仪民俗知识,既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课文中孔子的品行,也能让学生获得礼节知识。我国古代的历法知识也大都以民俗的形式保存着。干支纪年法是现在我国农历仍然沿用的古代纪年法。它将“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干与“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支依次组合,六十年为一个循环。一般来说,夜半12点(24点)就是子时,每个时辰恰好等于现代的两个小时。依此类推有丑时、寅时的卯时。在小学人教版、苏教版、北师大版三套教材中都有关于十二地支的历法知识,如果在教学中教师能给学生讲解这些民俗知识,那么学生将可以积累到这些民俗知识。
2民俗文化有利于在教学中渗透道德教育
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内容基本由文学史和作品选两大部分组成,具有相对固定的特点。从先秦文学、秦汉文学、魏晋南北朝文学乃至唐宋元明清文学,这些文学历史的脉络基本不变,教学的内容无非是文学史中重要的作家作品及文学流派等内容。相对固定不变的教学内容若要讲出新意和变化,只能依赖于评价视角的转换和改变。而民俗文化因素的渗透与运用就是一种新的评价视角和教学思路,不仅能揭示出古代文学的内在文化含义,同时更为重要的是从民风民俗视角切入教学,才能有效地消除学生的认知断层,从真实的文化氛围中领会作者的思想和创作意图,得到真知和教育。民俗文化的内容丰富繁杂,需要教师结合古代文学授课内容加以整理和挖掘,再配以课件、图片、实物等教学手段,全方位展示。
1.对古代文学作品中的民俗文化因素的还原揭示讲授者能否对古代文学作品中的民俗文化因素进行准确还原和揭示,首先关系到对作品的正确解读。尤其对于古代诗歌来讲,其蕴含的民俗文化因素往往不着痕迹,讲授者若昧于当时的风俗民情,难免有郢书燕说之失。如唐代诗人苏味道《正月十五日夜》中的名句“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讲授者若不了解“星桥”为古代元宵节期间令人观赏的灯的名称,就会想当然地认为是被灯装饰的河桥,其实星桥即是一种灯的名称。《云南府志》云:“元宵赏灯张乐,列星桥火树于道。次夕长幼挟游,爆竹插香于其处,相传以为祛病。”《宛平县志》也云:“元宵前后,金吾弛禁,赏灯夜饮,火树银花,星桥铁锁,殆古之遗风云。”可知这两句就是描写元宵节灯火的盛况,与真正的河桥无关。由此看来,古代文学教学应关注民俗资料,这样才能保证讲授知识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其次,对古代文学作品中民俗文化因素的还原和揭示还关系到对作品的深刻理解。古代送别诗词中“杨柳”意象的解读和分析,讲授者通常也会提及古人因“柳”“留”谐音而折柳赠别这一风俗习惯并解读出该意象所蕴含的留念、惜别涵义,但仅仅停留在此就忽略了“杨柳”意象的其他文化内涵,从而也失去了对作品进行深层次理解的机会。笔者并不满足于“折柳赠别”这一民俗行为的介绍,而是通过引用各种文献资料进一步挖掘这一意象的深层文化内涵。如贾思勰《齐民要术》有记载:“正月旦,取柳枝著户上,百鬼不入家”;代段成式《酉阳杂俎》也谈到“三月三日,赐侍臣细柳圈,言带之免至毒”;体现佛教教义的《灌顶经》中述及禅拉比丘曾以柳枝咒龙,观音佛以柳枝沾水救助众生。受此影响,中国民间称柳树为“鬼怖木”,认为它有驱邪保平安的功能。尤其在唐代,围绕“柳”展开的民俗活动已经非常丰富,如在门首屋檐插挂柳枝,头上身上佩戴柳枝以及折柳枝送别等等。正是民间社会赋予“杨柳”的特殊文化功能及各种与杨柳相关的民俗活动,使这一意象不仅蕴含留念、惜别的含义,更蕴含着“驱凶求吉”的文化含义,积淀着深层的民族文化心理,从而成为送别诗词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一大意象。再如讲解李白《子夜吴歌》中的“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或杜甫《秋兴八首》中的“寒衣处处催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砧”,可以适时地对诗句中的“捣衣”民俗进行还原:“捣衣”既不是捶衣,也不是缝衣,更不是洗衣,而是古代的一种生产民俗,具体来讲就是衣服缝制前的一种特殊劳作,把衣料放置在砧石上用木杵捶捣使之平软便于缝制。同时运用多媒体播放唐代画家张萱的《捣练图》,其画面展现的唐代妇女捣衣情景和捣衣工具形制会让学生对捣衣民俗有更直观的印象。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明确捣衣多是民间女子为征人备置寒衣,常与政局动荡、战争频繁息息相关。战争越频繁,征夫越多,需为征夫制作寒衣而“捣衣”的现象越普遍,从而出现诗句中描写的“万户捣衣声”“寒衣处处催刀尺”的典型情景。在此情况下,学生自然会深刻理解作品所隐含的征人思妇的思念之情、盼归愿望以及对社会动荡、战争频仍厌恶的复杂情感内涵。总而言之,这种对作品中民俗文化因素的还原与揭示,不仅能有效消除学生的认知断层,开拓知识视野,更能有效地帮助学生理解阐释文学现象,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
2.从民俗文化视角对古代文学史相关问题的阐释解读古代文学课程教学内容除了历代重要作家作品的解读外,还包括各个时期文体样式、文学思潮、重要流派、文学传播及接受等相关问题的阐释与分析,这是文学史部分的重要内容。许多讲授者在讲授文学观点时容易流于单调、教条,使之枯燥、空洞,极易导致学生学习倦怠。如果能从民俗文化视角对相关问题进行阐释和解读,讲授效果会收到事半功倍之效。比如讲解元杂剧这一文体时,都会提到其情节结构的大团圆模式,但多数讲授者在此并没有深入挖掘这一情节模式形成的深层原因和蕴含的文化意蕴,学生也只是机械性地记住了这个观点而已,对此并没有很深的体会。倘若对大团圆模式的成因能从中华民族崇尚圆满的世俗心理、讲究因果报应的民间信仰等角度进行阐释解读,讲授效果会得到很大的提高。这样从民俗文化视角所做的阐释和解读,不仅可以深化学生对文学史基本问题的认识和理解,同时对拓展学生思维空间,开阔视野,实现学习广度与深度的有机结合也不无意义。
(二)实践教学中民俗文化因素的应用
一直以来,古代文学课程偏于理论教学,疏于实践教学的状况已经成为影响和制约该门课程教学效果提升的瓶颈。在此背景下,如何增强古代文学课程的实践性,更好地开展实践教学活动就显得刻不容缓。笔者在该门课程的实践教学中,也尝试从民俗文化角度进行切入,注重民俗文化因素的应用,不仅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更有效提升了实践教学的效果。
通过进行一系列的调研活动后发现,我国大学生对文化素质教育有比较准确的认识,同时通过对相关调研结果进行分析后发现有大概23%的大学生对人文素质的意义非常了解,有近30%的民办高校学生对人文素质教育有一定程度的了解,有近40%的大学生表示对高校人文素质教育有所了解,有6%的高校大学生表示对人文素质教育了解较少,剩下1%的学生表示对此问题不是很了解。
(2)民办高校学生文化素质知识的情况
根据相关统计结果显示,我国大多数的民办高校学生已经掌握了一些较为专业的科学文化知识,但是也有一些学生对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认识有些模糊不清,更有一些学生对人文素质一点都不清楚,同时也没有对知识的渴望心理。通过相关权威部门的分析可以发现,民办高校要想进行可持续性的发展,重视文化素质教育工作是一个必然的选择,但是由于民办高校办学的体制以及条件等各方面与公办高校有所差别,这就造成了我国绝大多数民办高校对文化素质教育的体系构建并不全面,在相关的教学政策、组织管理、以及师资建设和教学模式等方面还有相当的欠缺。通过与公办高校的大学生进行同相对比后可以发现,虽然民办高校的学生具有实践能力强的特点,但是在价值取向、理论修养以及文化素质方面与公立高校的学生相比仍然存在着不小的距离,这种情况的出现不符合国家对高人文素质人才的培养理念。但是我国民办高校也是我国对学生进行高等教育的主要渠道,其同样承担着培养祖国后备人才的任务。
2我国民办高校存在的人文素质教育问题
(1)我国民办高校对文化素质教育重视程度不够
就目前我国民办高校情况来讲,从学校的校领导到各级的基层领导等都没有对此问题进行重视。如果想要在民办高校中建立起相应的文化素质教育体系,还有很长的一段路需要走。在我国开展高校文化素质教育的过程中,由于教育主管部门提出的教育理念与教育定位过于理想化宏观化,导致了绝大部分教育工作者对文化素质教育的真正含义不能能很哈的理解,造成了目标模糊的情况出现。同时民办高校在文化素质教育方面没有足够的实力,这将严重的影响文化素质教育情况。
(2)课程单一、师资力量不足
就我国民办高校的办学特点来讲,民办高校应该具有非常高的自主办学能力,同时在学科设置以及教学模式的创新上可以有更多的空间,但是在实际的教学工作中,受到教师能力以及办学条件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在文化素质教育等方面大多以公办院校所走的道路作为标准,只是一味的走公办院校走过的路,在人文素质教育课程的设置方面也以达到教育部的相关要求为主,并不追求教育的效果,这就造成了民办高校的人文素质教育课程的教育质量较低,只是单纯的进行知识的传授,并不注重对学生的品格的塑造。
考察江西地方民俗的表现形式以及现状,我们认为传统民俗与现代社会之间是存在冲突的,为此,课题组就地方民俗与农村教育是否冲突以及冲突的表现等相关问题进行了调研。调研主要采用了发放调查问卷和进行访谈两种形式。现以回收的486份调查问卷进行分析,可以发现以下问题:针对“是否曾觉得小学教学与地方民俗有冲突”一项,有12%(58人)的教师选择了经常,36%(175人)的教师选择了偶尔,52%(253人)的教师选择了没有,选择了冲突或偶尔有冲突的教师中,又有8.6%(20人)的教师选择影响了教学内容,37.3%(87人)选择了影响学生入学情况,54.1%(126人)选择了影响教学效果。对影响的原因及表现,表述大意主要有以下几种:1)孩子大部分是留守儿童,家长认为孩子的成绩无关紧要,教学全靠老师,家庭不能给予应有的配合。2)学生及家长比较重视民俗活动,或因此而请假,从而影响了良好的纪律意识的培养并影响学习效果。3)一些家庭生的小孩较多,生活比较困难,这时候,女孩子辍学是较常见的,有些家长会留女孩在家中做事,能读完小学已经很不易了。4)农村有重男轻女的倾向,因此农村男孩入学率比女孩高。5)学生的成绩和家长的态度有很大关系,如一些家长认为,学生交给学校,就是学校的,考得好,是家长的基因好,考得不好是老师不会教。6)学生在庙会时,帮家长打理生意,从而影响了学习。就以上调查结果,结合其他问题的答案,我们初步可以得出以下结论:1)有一部分教师认识到了地方民俗与现行小学教育的冲突问题,但是这一比例并不是很高,52%的教师认为完全没有。2)选择有冲突的或者是偶尔有冲突的教师中,有90%的教师,在“您是一位研究型的教师吗”这一问题下选择了“是”。因此,我们认为,越是一个经常思考的,有问题意识的教师越容易感觉到民俗与教育的冲突问题是存在的。3)对民俗与现代农村小学教育之间的冲突关系的感知与学科有一定的关系,语文、思政老师更容易感觉到冲突的存在。而英语、数学老师,几乎意识不到冲突的存在。4)结合教师给出的对于冲突的原因及表现的叙述,可见教师对民俗与现行教育之间冲突的认识更多地是停留在表象上,缺乏基于对民俗本质、教育本质的深入理解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深刻思考。综上,研究表明:部分一线教师已经感受到了这种冲突,并流露出了一种无奈的情绪。但是仍有较大一部分教师未意识到问题的存在。在此,引发了另外一个问题,即我们的教师对民俗本身又有多大程度的关注,又或者作为与民俗最为接近的农村小学教师们是否意识到了传承民俗文化,并寻求民俗文化与现代教育之间平衡点的责任所在。
1.2对于二者互利关系的认知与表述
就所进行的问卷调查与访谈结果来看,农村小学一线教师对民俗与教育之间存在互补关系的认同度,远远高于二者之间存在冲突的认同度。在调查问卷“您认为将民俗与课堂教学相结合可能吗”问题的回答中,仅有2%(10人)的人选择了不可能。选择可能且有必要的占到了28%(136人)。另有23%(112人)的人选择了可能,33%(160人)的人选择了不确定。我们以某校25位教师的问卷为例进行研究,结果显示出了如下特征:1)对民俗的关注程度与学科的关系较为密切。本次调查的教师涉及语文、数学、英语以及其他学科的教师,总体而言,语文教师对民俗的关注度更高,在对民俗关注程度、教学中运用民俗案例等问题的回答中能够有话可说的5位教师中有4位是语文教师。2)教师将民俗引入教学的案例普遍不多。在25位受访者中,对于“你是否主动引领学生接触民俗知识一项中”5位教师为“经常”,3位教师为“没有”,其余17位为偶尔。3)多数教师认为有将民俗引入课堂教学的必要。受访的25位教师中,认为可能的为19人,其中认为可能且有必要的为6人。综合考量问卷的调查结果,考虑到部分教师不认真回答问卷的要素,结合其他学校的访谈及问卷调查结果,上述统计结果基本可以说明几点:1)多数教师认为是可以将民俗知识介入到课堂教学中的,并有部分教师提出了民俗引入课堂对民俗文化保存及培养热爱家乡情怀的重要意义;2)多数教师对地方民俗知识的挖掘不够,以至于不能主动将民俗知识介绍到课堂中;3)有的教师也在积极进行将民俗知识介入到教学中的尝试,并体会到了教学效果提升的乐趣。有的老师物理课讲解杠杆原理时,将玩龙灯时的撑杆引入到了教学中;有的老师讲授课文《春节》时引导学生收集过春节的习俗,在课堂上加以比较。这些都是教师将民俗知识引入课堂教学的成功案例,教学效果提升,老师也获得了教学的乐趣。通过综合考量问卷结果,可以发现一线农村小学教师,感受最明显最普遍的应该是教育民俗对农村小学教育的影响。教师地位的高下、学生对待学习的态度、教师与家长互动对教学效果的作用进而引起的教学效果等问题,都受到教育民俗的影响。在访谈中,多有教师表示,家长对学生学习的不重视,是教师进行教育工作的一大障碍。一位刚入职不久的老师,深刻感受到了家乡民众对待教育的态度与工作所在地民众对待教育态度的区别,虽然这两个地方都是位于南昌新建县的村镇。在她的家乡,孩子的每一个进步,每一次失败都会引来家长的关注,家长热衷于积极地与老师进行沟通;在工作所在地,更多的家长抱有的态度是:学习好就继续学,学习不好就去打工。究其原因,她认为是风气好,在她的家乡因别人的孩子成功了,其他家长对自己孩子的期望值也会提升。
水平差一点的小组可以先画一些石膏几何体,稍好一点的可以画简单的剖面像等。因为素描是理性的,理解多深就表现多深。所以,一定让学生理解物体的转折、厚度等。由于石膏是白色的,它的色差比普通静物更容易接受,它本身没有太多的色阶起伏,就是由白到灰到黑,所以学生理解起来相对容易。再过一段时间可以让学生画一些较为繁杂的石膏像练习,如荷马、马赛、拉奥孔等石膏体的写生。让学生注意,一是造型,仔细分析、比较形的方、圆、转折等;二是画面中的黑白灰一定分析到位,按这种秩序画到底;三是画面中的整体处理,重点在于对结构的理解,不要画废调子;四是要训练学生的耐心,因为如果学生没有耐心,他们根本画不下去。到大三时,再开展新的教学内容。比如可以让学生画真人半身像、全身像。这时一定要让学生明白,重点是人物的比例、人物的精神面貌的表现、人物特点及个性的把握,要表达出作者的一种情绪。如表现的是一个农民,或是干重体力活的民工,或是一个单纯的学生,用什么材料、什么方法都不是问题,只要能准确传达作者对模特自身的感受就可以了。画真人和石膏有一定的区别,画真人要表现出皮肉的质感,还要注意手的结构和表情、肌肉的穿插等。这些内容的设计是基于学生的原有水平和不断提高的水平下逐步过渡的,他们在循序渐进中慢慢体会到素描的魅力,也慢慢体会到自己的进步。可能在一些好的高校,学生基础差别不大,就没有必要进行分层次教学,但在民办高校,笔者认为分层次教学很重要。
二、教学效果的检查
经常多年的教学实践,笔者认为高校的素描教学一般可以通过写生的模式来考察学生,从静物到头像都可以。教师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检查学生的素描掌握程度:一是造型的准确性。绘画是造型艺术,所以造型的准确至关重要,最初级的如一个圆的透视、成角透视等,进而到五官的透视和整个头部比例的安排、对称大小等,手、脚的透视安排等。二是黑、白、灰秩序的表现。学生如果在画面中没有特别注意质感、量感的表达,没有注意色阶的过渡及深浅,就会造成画面秩序的混乱。三是构图的合理性。教师应该观察学生是否注意了画面中的黄金分割、均衡性及不对称性。在大一到大四的每个学年里,检查的方式都不可能完全一致,教师可以根据自己的教学内容进度进行不同方式的考查。同时要及时将结果反馈给学生,并对他们今后的素描学习提出中肯的建议和适时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