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变迁论文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社会变迁论文，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二)构建博弈模型令R为企业选择积极遵从策略时除缴纳社会保险费外获得的长期稳定收益，Q为企业选择消极抵制策略时获得的短期收益，C为企业缴纳的社会保险费总额(包括职工的代扣代缴部分)，D为企业选择消极抵制策略时给予职工的经济补偿额，W为职工的工资，P为企业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后职工未来收益的贴现值，α为企业选择积极遵从策略时职工提高劳动生产率反哺企业的产出系数，β为企业选择消极抵制策略但给予职工少量经济补偿时职工反哺企业的产出系数，γ为企业选择积极遵从策略而职工不反哺企业时减少的工资系数，λ为企业选择消极抵制策略却没有补偿职工而被举报受到的惩罚系数(包括补缴未按规定申报应当缴纳的社会保险费)。

二、演化稳定策略

假设x为企业选择积极遵从策略的比重，1－x为选择消极抵制策略的比重;y为职工选择积极反哺策略的比重，1－y为选择消极响应策略的比重。企业选择积极遵从和消极抵制策略时的期望收益μ11、μ12以及企业整体的平均期望收益μ1分别为。当企业以x*的水平选择积极遵从策略时，职工选择任何策略的收益无差异。当x＞x*时，由于F''''y(0)＞0且F''''y(1)＜0，则y*=1是职工的演化稳定状态，动态演化路径如图2(b)所示。当企业以高于x*的水平选择积极遵从策略时，职工的策略选择逐渐由消极响应向积极反哺转移，最终积极反哺是职工的演化稳定策略。当x＜x*时，由于F''''y(0)＜0且F''''y(1)＞0，则y*=0是职工的演化稳定策略，动态演化路径如图2(c)所示。当企业以低于x*的水平选择积极遵从策略时，职工的策略选择逐渐由积极反哺向消极响应转移，最终消极响应是职工的演化稳定策略。

(一)动态复制系统稳定性分析由式(7)、(8)可以建立社会保险缴费主体逃欠费行为关系博弈的动态复制系统，该系统的局部均衡点构成演化博弈均衡。根据上文对企业和职工的演化稳定策略分析可知，该系统共有五个局部均衡点:(0，0)、(1，0)、(0，1)、(1，1)、(x*，y*)。为确定缴费主体逃欠费行为关系演变的最终结果，需要对该动态复制系统的各个局部均衡点进行稳定性分析。Friedman(1991)提出用微分方程描述群体动态时，局部均衡点的稳定性分析可由该系统的雅克比矩阵的局部稳定性分析得出。［9］据此，社会保险缴费主体逃欠费行为关系动态复制系统的稳定性可以由雅克比矩阵的局部稳定性分析得到。从表2可以看出，局部均衡点的行列式值和迹的正负性与职工收益情况无关，它取决于企业在不同策略下的收益比较。通过判别职工选择积极反哺策略时企业选择不同策略的收益(1+α)R－C与(1+β)Q－D，以及职工选择消极响应策略时企业选择不同策略的收益R－C与Q－λC两组条件的大小关系，可以确定该复制动态系统局部均衡点的稳定性。表4中的结果显示，在相应的约束条件下，局部均衡点(0，0)、(1，1)在动态复制系统中达到稳定状态，(积极遵从，积极反哺)、(消极抵制，消极响应)是该演化博弈的稳定均衡策略。如图4所示，若初始状态在D区将收敛于点(1，1)，形成企业遵从制度安排及时足额缴费和职工提高劳动生产率反哺企业的良性循环累积;若初始状态在B区将收敛于点(0，0)，产生企业抵制制度而瞒报少缴社会保险费和职工利益受损而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的恶性循环现象;若初始状态在A区或C区时，稳定均衡点取决于企业调整策略选择的速度。若初始状态在A区，如果企业及时调整决策，使选择积极遵从策略的比重大于x*，演化动态将穿过L2线进入D区，最终稳定均衡策略将为(积极遵从，积极反哺)，反之则不存在稳定均衡策略。3.当(1+α)R－C＜(1+β)Q－D且R－C＞Q－λC时，动态复制系统无稳定均衡点，该演化博弈不存在稳定均衡策略，表明企业和职工的策略选择具有随意性。4.当(1+α)R－C＜(1+β)Q－D且R－C＜Q－λC时，局部均衡点(0，0)在动态复制系统中达到稳定状态，(消极抵制，消极响应)是该演化博弈的稳定均衡策略，却是劣均衡状态。企业为降低成本增强竞争优势而瞒报少缴社会保险费，职工无法忍受利益受损而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容易形成群体利益受损的恶性循环。

(二)参数讨论通过对社会保险缴费主体逃欠费行为关系演化博弈的动态复制系统稳定性分析发现，企业在不同策略下的收益情况决定着最终的演化稳定策略，不同收益关系下将形成不同的演化稳定策略。当(1+α)R－C＞(1+β)Q－D且R－C＞Q－λC时，(积极遵从，积极反哺)是演化稳定策略;当(1+α)R－C＞(1+β)Q－D且R－C＜Q－λC且时，(积极遵从，积极反哺)和(消极抵制，消极响应)是演化稳定策略;当(1+α)R－C＜(1+β)Q－D且R－C＜Q－λC时，(消极抵制，消极响应)是演化稳定策略;当(1+α)R－C＜(1+β)Q－D且R－C＞Q－λC时，不存在演化稳定策略。本文研究的主旨是通过观察缴费主体在收益最大化下逃欠费行为的演变过程，采取相应措施来不断调适和修正其策略选择，以实现企业遵从制度安排及时足额缴费和职工提高劳动生产率反哺企业的最优均衡状态，促进社会保险征缴管理的有序运行。根据研究的需要，上述四组条件中的后两组条件无法实现最优均衡状态将不予考虑。在前两组条件中，均有(1+α)R－C＞(1+β)Q－D，则β＜［(1+α)R－C+D－Q］/Q。这表明当企业选择消极抵制策略并给予职工少量经济补偿时，职工反哺企业的系数应尽可能的小，使得企业瞒报少缴社会保险费所获得的短期收益小于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所获得的长期收益，倒逼企业选择积极遵从策略。前两组条件的区别表现为第二组条件下有两个稳定均衡策略，要避免(消极抵制，消极响应)劣策略的发生，主要取决于R－C与Q－λC的大小关系。当λ－1＞(Q－R)/C时，缴费主体逃欠费行为关系演化博弈存在唯一的优稳定均衡策略，避免了劣策略的形成。即当企业瞒报少缴社会保险费的惩罚系数大于短期额外收益与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比例时，企业会选择遵从制度安排及时足额缴费。由此，本文提出社会保险逃欠费的最优惩罚系数λ=(Q－R+C)/C+ε，其中ε为可调整参量且ε＞0，政府相关部门可以通过不同时期征缴率的变化情况调整ε值的大小来调适和修正企业的逃欠费行为。这种可调控的惩罚力度对逃欠费企业的震慑作用较大，能够有效地遏制企业逃欠费冲动，引导企业在面临严厉处罚情境下做出积极遵从制度要求的选择。从图3可以看出，当β减少、λ增加时，y*增加，鞍点(x*，y*)沿着L2线上升，D区的面积减少，逐步向稳定均衡点(1，1)靠近，最终形成企业遵从制度安排及时足额缴费和职工提高劳动生产率反哺企业的良性循环状态。

三、结论与展望

1.社会保险缴费主体逃欠费行为关系动态复制系统的稳定性仅与企业的决策有关。动态复制系统的稳定性由该系统的雅克比矩阵的局部稳定性决定，观察表2可看出，局部均衡点的行列式值和迹的正负性与职工收益情况无关，而是取决于企业在不同策略下的收益比较。判别企业收益(1+α)R－C与(1－β)Q－D以及R－C与Q－λC这两组关系的大小，可确定该复制动态系统局部均衡点的稳定性。

篇2

论文摘要社会变迁下的农村体育是个复杂而又庞大的系统，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发展存在着地区和文化上的巨大差异。社会的变迁是我国当前最为突出的社会现状，从宏观上影响着中国农村体育的发展。本研究将从社会变迁的角度对农村体育结构变化进行分析，通过梳理分析得出社会变迁对农村体育的主体、农村体育的基本单元、农村体育阶层结构、农村体育文化以及农村体育组织形式及组织内容都存在着动态的影响作用。旨在为农村体育的发展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为农村体育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农村体育作为构建农村和谐社会中的一部分，是不能被忽视的。目前，我国社会发生出了巨大的变迁，这种社会变迁使农村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功能发生显著变化，进而改变了农村体育的结构和功能。农民的流动必然会对农村体育发生作用，它既给农村体育发展带来了发展的机遇，也给农村体育发展造成一定的冲击。一方面，流动人口把城市文明、城市观念和生活方式等传播到农村，“使广大的农村人口了解了城市文明，有利于改变乡村的封闭意识，间接地起到了促进人口城市化进展的作用。”而这种观念的变化也包括体育观念的变化，通过外出务工人员将积极的体育健身观念带回农村，对农村体育是一个有力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这种社会迁移给农村体育的发展，带来了新的考验和挑战。广大农民年龄出现两极化，新的社会结构下如何发展农村体育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社会生产结构对农村体育主体在时间上的动态影响

社会生产结构的变化随着市场化程度的加深而逐渐发生变化，这些也是导致农村社会生产结构发生变化的重要原因。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农村出现大量剩余劳动力参与到城市建设中去。于是农村主要劳动力非农业化。改革开放以来的20多年间，我国约有2亿多农业劳动力（含常年外出打工人员）转向非农产业，平均每年可达700-900万。全国现有农村劳动力4.97亿人，其中青壮年劳力大量流入城市，真正常年从事农业生产的大都是“386199部队”（妇女儿童老人）。2004年国家统计局农村住户抽样调查显示，农村从事农业的农民中有一半以上为女性，农业从业人员从年龄结构上看，有三分之二的人为36岁以上的，51岁以上的高年龄组人员也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大批青壮年进城务工成为农民工，从而使非农业生产成为农民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但是外出务工存在收入上的很大风险，而且相对于城市中高额的生活费来说，他们在城务工的收入无法支持一个家庭在城市中生活，甚至无法支持个人长期生活在城市中。这就迫使农民以农村的耕地作为他们最后的生存保障，因而他们只能长期流动于城市和农村之间。

农民工的动态流动改变农村体育的结构，同时影响着农村体育的发展。

首先是流动性带给农村体育的改变：农民工的长期流动性，使得农村体育非正式组织主体在时间上存在着动态的变化，农民工的流入和流出给农村带来了城市中先进的体育活动组织形式、组织内容以及新的体育活动理念和活动意识。

其次是流动途径的多元化对农村体育的影响：流动的范围，流动的形势都呈现出多元化。社会常见的稀少流动是升学或入伍，这样的流动性比较固定。自从外出务工经商这种流动盛行以来，农民的流动因为地域、经济条件、乡土风情、以及所获得的外出务工的信息不同而呈现出多元化流动状态。刘奇先生将其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离土不离乡”，农民在当地进厂务工；第二类是“离乡不离土”，即农民到外地承包土地、发展多种经营；第三类是“离土又离乡”，既包括进城从事二三产业，在城镇或大中城市落户定居，彻底脱离农业农村的人员，也包括长期工作、生活在外地，逢农忙、春节等时节才返乡的农民工。大量农村劳动力在省际之间、城乡之间流动就业成为农村社会流动的主要特征和一个长期的历史现象。这样复杂的流动现象使得农村体育的组织和运作上也要呈现动态变化。

二、社会变迁对农村体育基本单元影响

农村人口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人口红利”期的结束。所谓“人口红利”是指总人口结构“中间大、两头小”的状态，如图1所示。“人口红利”使得劳动力供给充足，而且社会负担相对较轻，带来劳动力、储蓄的增加等。事实证明，这种“人口红利”社会现实促进了中国整个社会的各方面的发展和进步，中国农村也得到了较快的发展，但是，由于过去“剪刀差”式的政府政策长期实施，农业虽然发展了但是农民的收入水平却没得到相应的增长。农业生产的现代化致使农村出现大量的社会劳动力，工业城市中经济因素等等吸引，大量农村人口涌向城市，加上计划生育的作用，致使农村农业从业人口减少。农村劳动力正从过去的“供过于求”逐步转向“供不应求”。农业的从业人员在年龄和性别比特征上也将发生重大变化。与西方发达国家城市老龄化不同，因为社会变迁和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我国农村的人口老龄化比城市严重。2006年2月份全国老龄办的《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显示，我国现有农村老年人口占老年人口总数的65.82%，农村的老龄化水平高于城镇1.24个百分点，这种城乡倒置的状况将一直持续到2040年。由于农民工进城务工者大部分都是男性，大量农村青壮年女性留下照顾家庭和进行农业生产。因此，在农村农民工进城务工期间，农村体育的人口主要是小孩、老人以及部分青壮年女性。

农村家庭结构发生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在社会变迁的主流社会背景的影响下，农村家庭结构形式发生了变化。农村家庭规模小型化，规模较大家族式家庭已经几乎消失，而小家庭逐渐成为主要的家庭结构。同时由于社会变迁，大批农民工的动态流动，致使农村家庭成员的动态性暂时缺失。由于外出务工人员是家庭中的青壮年，他们不仅承担着家庭经济收入的重大责任，他们还承担着教育下一代、赡养老人的责任。而青壮年外出务工使得无法承担的一些家庭功能不得不转向社会，寻求帮助。农村体育作为农村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其教育功能、文化娱乐功能等能够对农村家庭教育和家庭文化环境起到补偿作用。农村体育的多重功能在农村的不同发展期具有不同作用，因此，在农民工返乡和外出务工的不同时期，应该根据农村社会生活的需要，开展内容不同的活动和组织形式多样的农村体育活动，是老人和小孩以及妇女在家庭成员暂时缺失的时候在精神上得到慰藉，从而满足他们精神上的需求。这样的社会需求、以及家庭承载功能的动态变化，必将导致农村体育在组织内容、组织形式上产生动态的变化。

三、社会变迁对农村体育阶层结构的影响

社会变迁的背景下，农村体育主体在不同的社会阶层之间频繁的流动可能带来一些不稳定的因素，但是从整个社会的长远发展来看是一种进步。对这种川流不断，人员往返频繁的农村社会，在这样动态的农村社会中的农村体育自然也是一种动态发展过程。

农村阶层分化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进行的，由于农民知识水平相对比较低，加上农村经济相对落后以及原来政策上的倾斜，农民的阶层分化一直是在不稳定的演进，农民所获得的社会角色在空间和时间上存在着动态变迁性。同时农民的各个阶层同土地存在着难以隔离的关系，兼业农民还以土地作为他们生活中危机的规避处，因此大多数农民具有多重角色，他们具有农民和城市从业者双重身份。迄今为止，农民工的社会角色远未达到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还带着鲜明的过渡性。这种不稳定不但与外界环境有关，同时与他们的自身素质、原有的知识水平以及自身的学习能力有很大关系。

农民工角色和身份的不断变化对他们自身来说，是一种不稳定的进步过程。正因为他们角色和身份在时间上存在着动态的变化，他们的每次返乡才能给农村社会带来新鲜的血液。同样这部分农民工在城市中对城市体育的体验，以及获得的体育健身和健康观念，对农村体育系统是一种负熵流的注入，只要合理利用，必将推动农村体育的发展。应该注意的是，农民传播知识的意识是非常薄弱的，要想让他们的所见、所闻、所学传授给留守农民，并且带动农村体育的发展、促进农村体育文化氛围的形成，还需要政策的指引。

四、社会变迁对农村体育文化的影响

上面调查显示，社会变迁背景下，农民工在流动过程中体育健身观念出现很大变化，通过上表的比较可知，他们对自己的健康的密切关系的认同度（57.89%）要大大超过非流动的农村人口（7.55%）。其实，一方面是认识的误区，但是另一方面，还是经济的原因。现在我国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在农村尤为突出。农村人口劳动强度大，收入低，可自由支配的资金有限，是农村健身观念无法科学化的主要问题。而在流动人口中间，他们健身观念朴素实在，但他们首先认识到了健身的重要作用。首先这与他们的经济情况有所改善，是绝对分不开的。另外，在城市耳濡目染，看到城市的体育锻炼如火如荼开展，以及职能部门对健身作用的积极宣传。同时，城市的健身场地和条件较好，尤其是随着群众体育活动的开展，让体育健身成为低消费和零消费的活动，也让流动到城市的农民中那些想进行体育健身的群众的积极性大大增强了。

健身观念的改变仅仅是农村体育文化的一部分，这部分流动人口在城市中所学到的城市体育的组织方式、组织内容、活动形式，以及与城市与其他文化的融合、与经济发展的协调发展形势，也将会是农村体育发展的有效途径，流动人口可以借助“走出来”、“带回去”的方式，促进农村体育的发展。流动人口把城市体育文化带回农村，但不等于农村体育就一定能够得到“甘泉”的滋润，它需要有促进因素，那就是政府的宏观因素、中观因素、微观因素，且“制度”、“社会文化环境”、“流动人口”分别构成宏观、中观、微观等影响因子的核心。

五、社会变迁对农村体育组织形式及组织内容的动态影响

社会变迁背景下，社会阶层正在进一步分化出不同的农村社会角色类型，农村体育文化也在宏观、中观、微观三种因素的影响下发生着变化，农村体育主体也存在着时间和空间上的动态变化，在诸多动态变化因素的影响下，农村社会体育的组织形式与内容也在悄然发生着改变。

农村体育的组织形式、组织内容是受农村经济发展水平、政府政策、风土民俗、以及农村体育主体需求和组织者的组织水平所决定的。

首先，社会变迁背景下，农民收入相对增加农村生活水平提高这是基础性的改变，同时由于外出务工人员所带来的城市中的体育健身观念和健康意识影响到民俗的改变，他们从城市中所学到现代化的体育组织形式、体育活动内容丰富了农村体育。

其次，农村人口中农民工这一流动因素使得农村体育存在着组织上的动态性，因为农民工多数为农村的青壮年，他们不但是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同时也是农村体育活动的主体成员，因为他们相对于其他群体来说更有知识、更有成熟的思想且更具有影响力。

然而，当青壮年农民工进城务工以后，剩下的是老人小孩还有部分妇女则成为农村活动的主体，他们的活动内容强度较小、更具娱乐性。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农民工的每次返乡都会农村体育注入新鲜血液。因此，在他们返城后，虽然农村体育的主体仍然是老人小孩和部分妇女，受农民工的影响，他们的活动内容、组织形式以及组织者组织能力也会增强。所以，农村体育的组织内容、组织形式存在着动态性的变化。

现阶段中国社会的变迁引起了农村社会的结构和功能的巨大变化，这些变化主要表现在大量的农民工在城乡之间流动就业，“半耕半农”型的农村经济形态在整个中国的大部分农村中成为主流，传统的“农耕社会”正在向“农工社会”演进，中国农村正发生着深刻的结构性变化，由于农村社会生产结构、社会基本单元、社会阶层结构、社会组织机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农村体育的主体在时间上发生着动态变化，相应农村体育基本单元、农村体育阶层以及农村体育文化也正发生着动态的变化。

篇3

【关键词】

媒介；工具；功能；受众；社会变迁

一般来说，我们现有的对媒介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媒介的内容、媒介的功能和作用等方面，媒介的本质这一原本很确定的问题却越来越受到质疑。经历了几个历史发展阶段的媒介，现在已经填满了人们的现实生活，那究竟媒介的本质有没有发生改变？

一、媒介

“媒介”的本义是指使事物之间发生关系的工具。在麦克卢汉的笔下，“媒介是人的延伸。”媒介即万物。而大众传播媒介是指在信息传播过程中处于职业传播者和大众之间的媒介体。指复制、传递信息的机械和传播组织及其出版物和其他内容。由于大众传播媒介在现代社会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所以，在很大程度上，媒介就成了大众传播媒介的代名词。[1]

不论是原来广义的媒介，还是我们今天用来特指大众传播媒介的这个特殊意义的媒介，他们的本义都是使事物发生关系的“工具”。而媒介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发挥出不尽相同的作用，只是由于其本身的多样性导致了其功能的多样性，这其中并不存在“媒介作为一种工具”这一本质上的改变。

从最初的口语传播开始，我们经历了文字、印刷、电子等不同的媒介发展历史，从它们的诞生来看，它们都只是被人们发明用来实现某种特定用途的技术，而当它们被用来实现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与沟通的时候，它们也就属于了传播技术。对于人类的整个社会生活发展过程来讲，它们都是人类众多工具中间的一种。如1993年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栏目开播，这些新闻类节目的走红表征着我国新闻媒介第一次以“新闻”作为自己的“第一卖点”。在此之前，我国大众媒介尤其是电视媒介主要是宣传教化的工具、文化传承的工具以及娱乐消遣的工具；而从这时起，新闻的“社会守望”功能第一次被实际地上升为大众传播媒介的首要功能。在我看来，这时的媒介也不过是作为一种社会守望的工具而得以存在并发挥作用的。后来随着这些媒介技术被越来越少的人所掌握，这种原本平等的传播活动就变得不平等了。

正如郑美娟在其《从工具到公器――媒介的社会角色定位研究》一文中所说：“媒介被某个掌控势力所俘获，作为其宣讲利益的工具，并服务于该阶级。媒介没有自己的思想主张，没有观点，不过是统治阶级的传声筒。”[2]而现代社会，媒介逐渐走向一个开放、自由的空间。在这样一个空间内，媒介是信息的传输站，是为公众所有的共享平台。有人提出，媒介在被公众所有以后，就应当从“工具”的角色演变为“社会公器”。但在我看来，公器也是工具的一种，差别只在于，这一工具被谁掌握、受谁控制而已，其工具的本质并不会因此而有所改变。

综上所述，媒介是作为一种工具而产生的，不论媒介在现在或是将来会对整个社会及人类发展起到何种功能与作用，它的本质仍然是工具而已。

二、媒介与社会变迁

有关大众媒介是否影响社会变迁以及如何影响社会变迁，一直是传播学产生以来研究的重点。在这里我们将社会变迁概括为“社会中人们生活方式、行为、及文化和价值体系的变化”[3]等多个方面。而要知道媒介是否会影响社会变迁及如何影响社会变迁，我们就可以分别从这几个方面进行考察和论证。

无论是主动地选择还是被动地接受，现代人已经无法置身于媒体设置的有形和无形的网络之外。 媒介对受众的影响首先体现于媒介对人们认知的影响。现代社会，媒介充斥着人们生活的每个角落，我们获取信息的渠道五花八门，但这些渠道无一例外都属于媒介的一种而已。这些媒介及其所传递的信息，构成了我们头脑中对整个社会的认知，正如议程设置理论中所讲，媒介通过其自身的信息选择和侧重，影响着人们对周围大事及其重要性的判断。

同时，在现代社会，新技术、新媒介层出不穷，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大众对整个社会的认知状况。著名的知沟理论认为，社会地位与经济地位的高低影响着人们对新技术的接触程度的多少。因此，新技术的不断发展与应用会加大社会中人们的认知水平之间的差距，而且这种状况会随着技术的不断向前发展而逐渐严重。

由此可知，媒介对受众的认知方面的影响不可小觑。而与此同时，也必须指出媒介对受众的行为有一种先行示范的功能。

因为，新技术的产生，同样会改变我们对其的利用方式。例如，随着网络的进一步发展和新媒体形式的层出不穷，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越来越广泛，这也逐渐改变着人们的信息接受方式，改变着我们常规的阅读方式、交流方式，甚至也改变了某些人的生活和工作方式。当然，互联网的影响远远不止这些，就像章辉美教授所指出的那样：“互联网正在催生着新的社会形态。”[4]

受众是媒介及其内容的直接接收者，媒介通过不断地信息，逐渐地改变了人们的认知，接着又潜移默化的指导了人们的行动。这种微观的影响是长期的、不断进行的。最终，媒介通过影响所有受众的所有方面，而达到一种影响整个社会的宏观作用。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媒介是通过受众来影响社会变迁的。

另外，从宏观的角度来看，媒介对社会发展与变迁的影响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媒介对现代化进程的影响。从整个社会发展过程来看，媒介的形态与社会形态和社会发展水平是相适应的。最初的口头传播时代，相对应的是相对落后、封闭的政体和相对保守的社会心理，而与如今的网络媒介相对应的则是，一个开放的、平等的社会和普遍参与、自由表达的社会心理。因此我们说，媒介的不断演进，尤其是媒介的逐渐开放，使整个社会逐渐向现代的、以人为中心的的模式发展。

其次，媒介对社会文化的影响。大众文化是随着科技的进步和媒介的普及而产生的，同时，媒介既有文化产业功能，又有舆论宣传和引导的功能，其文化产业的功能直接推动着大众文化向前发展。还有人指出，媒介能超越社会文化。文字这种媒介的出现，就超越了当时的面对面的、当场传播的文化；随后，广播、电影、电视媒介的出现，则慢慢将文化由精英型演变为大众型。

另外我们还知道，媒介只是整个社会系统中的其中一小部分，而社会系统中的各个子系统之间也会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从而共同影响社会的发展。比如，媒介系统和社会文化系统，前者往往是后者的传达者和承载者，后者也常常会从观念、内容等层面影响与制约前者。然后，双方一起影响社会的发展。[5]

从结构功能论看，社会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一个部分的变化会引发整体的暂时失衡。所以媒介作为社会机体中最活跃的一部分，通过重复而有序的持续性信息交流和沟通，来凝集社会各种力量成一个整体，从而才能实现整个社会的平衡平稳。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媒介与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单向的。这二者之间是一个互动的、相互影响的关系。社会不断发展与进步，就会给技术提出新的要求，就会要求淘汰旧技术、发明新技术，这一过程是不可避免的。相应地，传播媒介就在当代社会技术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推陈出新，不断创造出新的媒介形式。这就体现出一种社会推动媒介发展的历史轨迹。当然，媒介的原有形式由于新技术的应用而一次次被打破，这就使得媒介形式越来越多，媒介分工也越来越细，对社会的渗透和影响也就随之越来越深，从而也就产生了对社会变迁的新的更深入的影响。

【注释】

[1]蒋原伦，张柠.媒介批评（第一辑）.广西师范大学，2005.1.1.5.

[2]申凡.传播媒介与社会发展.人民出版社，2008.12.1.

[3]郑美娟.从工具到公器――媒介的社会角色定位研究.东南传播，2010.11.

[4]陈世敏.大众传播与社会变迁.转引自：申凡等著.传播媒介与社会发展.人民出版社，2008.12.1.

[5]章辉美.传媒与社会变迁.汉江论坛，2004.3.

【参考文献】

篇4

一、社会变迁对民俗的不利之处

（一）推进新农村建设过程中，抛弃旧的生活方式会毁掉原有手工艺传承土壤

文化传承人更关心的是自己的生活如何能够“更舒适”，而不是能够“更有意义”，他们的文化就是现实生活本身。［1］例如某地域村民习惯在自家四合院里的“饭屋”支“鏊①灶”，摊做煎饼吃的饮食习惯。如果因“旧房改制和异地搬迁”要求搬住进五层楼房，无形之中在毁灭“某煎饼”这种传统饮食制作和生存的土壤。当地煎饼已被申报为“非遗”保护对象。一种文化是否为民众认可，不在于这种文化是传统的抑或现代的，而在于它是否为民众的生活带来实际的利益。［1］村民不知自己就是“某煎饼”生产制作的非物质文化传承人，不自觉地固守着传统居住和生活习惯间接保护了该“非遗”存活根基，习惯传统四合院居住格局。

（二）集约化生产方式也在消解和弱化地方感

新农村住房改造项目是好的，但是无形中也在使乡村住房格局和样式单一，有同化的趋向。乡村旅游，要突出地方特色，才具有吸引力，而现在做的统一规划，统一设计，统一建造，统一搬迁入住新房，这种推进新农村住房改造的方式是有问题的。不否认近年来很多农民在城市里买了新房子，户口却在原籍还占有着耕地。国家可以通过新农村建设对这样的农民顺水推舟让其成为工人。但是中国的工业是否能够吸收足够的国人就业，并从农村解放出大批的劳动力，从而在农业领域实现区域化、集约化、机器化的生产作业还是需要慢慢的过渡。传统的小农经济经营方式已经存在这么长的历史，自然有存在合理性，而美式现代化农场作业也并不全然被证明完全更适合中国社会的发展。

（三）现代的学校教育，剥夺了传统社会自上而下濡化和涵化下一代人的场域，无形中切断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途径

现代的孩子，适龄就被送进了学校。从前那种在十二、三岁逼着自己的女儿学“摊煎饼”的风俗习惯，早就荡然无存。因为孩子上学，母亲的手艺没了传承的对象。伴随社会的变迁，曾经用会不会做煎饼评价新媳妇的观念变得开放，很少人在乎或者知道保护及传承“煎饼”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手艺了。现在我们正处在遗弃传统手艺，又无意识去保护传统手艺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过渡阶段。除了在保护宣传上做得不够，我们自身的素质还有待更大的提高。

（四）信息化对文物古迹和民风民俗的摧残

正统与异端在地方社会场域中对峙。村民原本想借神庙神仙体系模仿国家官僚系统建构，表达对艰辛生活遇到不确定性给以心理安慰和精神超脱。村民既想依靠权力政治来消解民间信仰的不确定性，亦想寻求民间信仰来表达对权力政治的批评和超越。庙只是民间信仰观念化物质载体，形式没有了，并不代表信仰的消失。信仰观念本就是无形自在的存在，除非中国的农民全消失了。

某通信集团公司是国有控股企业。其为了节省架设高塔的资金，选择天然山丘做制高点，霸占、拆毁了拥有着几百年历史×山神庙。当地村民缘于免辐射的考虑，也因此很少登山顶在去拜祭×山神庙。重阳节登高习俗也销声匿迹。这种话语霸权，强权让老百姓无言诉苦，老百姓只能说庙毁了，风水被带走了。“官大一级压死人”和“有钱能使鬼推磨”正在现在传统乡村上演。人都说没文化真可怕，掌权者利欲熏心，明知会得罪百姓而为之，目光短浅，缺乏做人基本的良知，无视百姓宗教情感和利益。

二、对民俗保护两点建议

（一）全球化与地方知识、利益的调适需要时间

就像商品市场一样，“全球化”的实际结果是出现了一种标准化的趋势。［2］美国的“麦当劳”、“肯德基”、“迪士尼”正在全球遍地开花。中国也在上演着复制方特欢乐世界、刘老根大舞台等科技和文化产业。虽然中国引进“麦当劳”“肯德基”牌子是美国的，但“中国的麦当劳”风味已经是本地化了，即融合了地方元素在里面。这是地方文化与全球化的调适的结果。但是，不是所有非物质文化遗产都能转化成旅游商品，并且能突破地域的束缚，自力更生。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事项一旦脱离了原生的情景，便失去了诙谐、幽默的韵味，这方面多在语言类民间文学、民间曲艺等方面特别突出。有些地方小戏本就是特定场域里艺术奇葩，转化成普通话表达，会失掉地方特色。将其进一步转化成文化产品、旅游文学作品出售需要一个过程。对艺人创新能力也是一个挑战。因此，需要联合民间艺人与学术专家共同探讨并可以借助当下娱乐时尚符号创新，可保有原始特色和时尚两种。

（二）质疑保护“非遗”是国家和政府不自信的保守保护政策

被评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民俗事项，被特意的保护起来，为的是让其存活下去，但是目的虽好，可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真正生命力在民间的草根阶层。无论是国家还是非政府组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主体保护只是一个人或一个组织，它生存的地域空间在现代化工业社会渐渐消失。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否是一种不得已权宜之计，因为现代化的步伐之快，让人只能被牵着鼻子走，等变主动时，或许已经来不及了，这样案例不胜枚举。鉴于此，除重点保护传承人外，还得成片区域划定保护范围，并且伴随着现代化步伐对非遗认定基础上创新、重构，借助旅游、文化创意产业宣传非遗保护非常必要。

三、结语

本篇论文以社会变迁对民俗四大不利影响为叙事为主，在此基础之上，以怀疑的口吻简要提了两点建议。主要是从“非遗”保护政策保护范围和主体局限性，以及有些民间文学从地方走向全国范围过程可能失去“地方性”本色。两方面从政府层面对于传承人施压，及传承人自身生计和传承手艺创新方面都有待质的提高。

注解：

① 鏊，读ào，［字义］：一种铁制的烙饼的炊具，平面圆形，中间稍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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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上世90年代伊始，中国社会史的研究方向发生了区域转向，社会史研究不再局限于与国族史边界相同的空间范围，华北、江南、长江中下游等地理单位成为研究者择取的空间单位，不少研究在空间选取上出现越来越小的趋势。[1]区域选择的缩小，使研究者更专注于某一问题的研究，因此，作为社会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区域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社会意义和现实意义。

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广大历史学者号召“把历史内容还给历史”[2]口号的提出，区域史越来越多的受到关注，学界的研究视角也逐渐转移到下层民众的生活。在整个学界注重区域史研究的氛围下，产生了一批厚重的学术著作和论文。如以“华南学派”为代表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以科大卫、陈春生、郑振满、刘志伟等为代表，包括陈春声与郑振满合写的《民间信仰与社会空间》，郑振满的《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乡族与国家：多元视野中的闽台传统社会》，刘志伟的《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明清广东户籍赋税制度的研究》及其与陈春声合编的《经营文化：中国社会单元的管理与运作》，赵世瑜的《眼光向下的革命：中国现代民俗学思想的早期发展，1918-1937》、《日常与狂欢：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社会》、《市场机制与社会变迁：18世纪广东米价分析》等等。从研究内容来看，学界的关注较多的是下层社会的经济结构、文化动态、社会习俗和民间信仰等方面的内容。

中国社会学的开山之作――先生的《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下文简称《江村经济》，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3月第1版）是研究区域社会的专著。全书以中国人传统的生活为背景，以中国南方的一个小村庄为对象，就该地区的经济体系和社会生活结构作了详细的考察和细致的分析。

二、主要研究议题

《江村经济》共有十六个章节。首先，作者在第一章引言部分交待了本书的研究对象――开玄弓村，并交待了该村的地理状况、经济背景、村庄居民及选择这个调查区域的理由。作者所选择的调查地点叫开弦弓村，坐落于太湖东南岸，位于长江下游，在上海以西约八十英里的地方，其地理区域属于长江三角洲。这里的人们是以农业为主的，这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土地都用于种植水稻。人们还种植麦子、油菜籽及各种蔬菜，江河里还有鱼、虾、蟹及各种水生物，也都是当地的粮食。此外，桑树还在人们的经济生活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人们靠它来发展蚕丝业。研究范围――中国农民的消费、生产、分配和交易等体系，并指出，本书旨在说明一定经济体系与特定地理环境的关系，以及与这个社区的社会结构的关系。同时作者说明了采取这种小范围调查的用意，是对当前中国经济问题宏观研究的一种必要的补充。笔者认为这样的研究立意非常合理，可以使读者立足于实际的地点，把问题意识代入实际的问题中，加强读者对问题的理解与探讨。

全书的主体部分为第二章到十六章，探讨了该村庄的经济发展问题与社会生活的结构。作者在书中的前六章，主要论述了开弦弓村的地理环境和社会背景。作者从选择开玄弓村的理由开始，对开玄弓村的地理状况及经济背景作了详细介绍。其次，作者从家庭关系、亲属关系、财产关系及村庄的邻里关系开始，对该村的居民生活状况进行了细致的论述。从第七章到第十六主要是探讨开弦弓村人的经济生活。作者从生活中最基本的消费开始，从住房、运输、衣着、营养、娱乐、礼仪开支等方面对该村居民的正常生活运作进行估算。其次，作者对该村居民的职业，包括农业、专门职业、蚕丝业、渔业等进行了详细介绍，探讨该村居民的收入来源及经济结构和发展状况。最后，从贸易和资金的角度来看中国农民是如何在农业之外进行商业运作。作者通过上述的探讨，试图勾勒出中国农村经济生活的变迁过程。

三、历史研究的一些方法

通读全书，笔者认为该书的特色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视角独特，以小见大。本书非常具有特色的一个地方是作者从一个小型的地区着手，以小见大。通过研究中国南方的一个小村庄――开弦弓村农民的生活、消费、生产、分配以及交易，来探讨中国基层社区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变迁，从而反映了中国农村的基本情况。从这一点上来说，个人觉得作者的切入点非常巧妙，这给我们很大的启示。出于实际的考虑，作者把自己的调查限制在一个小的社会单位内来进行。一方面，调查者必须容易接近被调查者以便能够亲自进行密切的观察。另一方面，被研究的社会单位也不宜太大或太小，它应能提供人们社会生活的较完整的切片。村庄是一个由各种形式的社会活动组成的群体，具有特定的名称，而且是一个为人们所公认的事实上的社会单位。因此，把村庄作为一个研究单位最为合适。

2、研究方法新颖。作者一改传统的搜集书本史料进行研究的方法，将自己置身于实地，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搜集第一手资料。这将社会史研究的“田野调查法”发挥得淋漓尽致。同时也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做学问的方法，就是要深入实地，尽可能的回归历史现场，尽可能的获得第一手资料，简而言之就是要进行田野调查。此外，作者在界定调查区域的时候，很好的运用了“微型社会学”的研究方法，给我们今后的学习和研究提供了可借鉴之处。

3、资料详实可靠，考证精良。作者是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获得第一手资料，通过对这些资料和数据的分析，写成这本书。这使得本书得出的结论十分可靠。此外，作者在1936年第一次访问开弦弓村之后，又分别在1957年和1980年再次访问码了开弦弓村，并且把这后两次与第一次进行了对比。这就说明了，研究结论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要求我们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要在历史的发展之中寻找问题和寻找发现。同时也表明了作者严谨的治学态度，对已有结论反复验证，精于考证。

总而言之，《江村经济》是一部优秀的学术著作，也是作者长期学术积累的成果，对读者了解中国农村的发展脉胳以及社会史区域研究具有相当的启发。书中所采用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该书是社会史研究领域值得关注的一部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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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亚G家庭的出现看贵族社会的变迁

次仁央宗在2007 年《中国藏学》第二期上发表有关社会变迁的论文。文章认为藏传佛教活佛转世观念的产生，为后来达赖喇嘛和他所属的“亚G家庭”的产生，提供了坚实信仰基础。“亚G家庭”的出现，给近代贵族社会带来了变动，这种变动正是为贵族社会渐进多元变迁提供了模式。随着历代达赖喇嘛的圆寂、转世灵童的确认，新旧亚G家庭也在更替。新的亚G家庭一旦被确立，就面临着适应、发展和巩固。原本不是贵族的亚G家庭首先要学会适应贵族社会的潜在规则；学会利用机会，发展家庭利益；学会表现自己。只有这样，才能立足于贵族社会。文章指出格鲁派在近代历史范围内建立了达赖喇嘛转世系统的政教权威，达赖喇嘛亚G家庭的出现为贵族社会增加了一个新的家族等级。而每一个新的亚G家庭产生，地方政府都要拨付大量的庄园和农奴，造成巨大的经济压力，在某种程度上削弱地方政府的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使得地方政府开始无法避免地走向衰落。与此同时，围绕地方政府周围的贵族阶级也随之走向落败。这不仅是亚G家庭的社会变化，也是整个贵族的社会变迁。

藏传佛教和汉传佛教前宗派时期之比较

班班多杰在2007 年第二期的《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上。认为藏传佛教和汉传佛教虽然都源于印度，但在传播、发展中，形成了各自的特点，这是文化传播的结果。作者认为在汉、藏两地学人高度理性自觉和主流话语的引领下，佛教被传播播到中原和吐蕃，且在传播过程中，通过本土的体制、思想、文化的过滤、透析，为佛教的本土化奠定了深厚的基础。当然，其方式、途径因不同地区条件的差别而不尽相同。问题的焦点是，不同地区按照固有的基础、体制、语境和现实的需要理解、传播佛教，抑或照搬照抄、照本宣科印度佛教的文本、义理，其结果并不相同。前者昌，后者亡，这已为历史所证实。并且证明了人类社会中一种文化被传播到另外一种新的环境后，会发生演变。

《四部医典》中的心理治疗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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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r

Oeffentlichkeit），悬即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一场关于"公"和"私"的大讨论，在汉语世界也反响热烈。不过，这种舶来的"公"和"私"概念可不是我们传统的思想范畴所能比拟和对付得了的，因为它们已经远远超出了传统的思想史范围，而成为一个集思想内涵、社会意义和政治功效于一体的综合性概念，仅仅从某个角度根本不足以把它们阐释清楚。

该书的中文译本已经由学林出版社推出，我在这里不想鹦鹉学舌一般地简单复述其内容，也不想越厨代庖，强为读解文本，相信每个人读完会有自己的理解。故此，我只想就书里书外所引起的一些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首先是该书的问题意识和问题范围，可以说，这也是该书的一个元问题。眼下，国内外有一股热潮，倾向于把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公共性"范畴仅仅局限于政治层面，或者单纯追溯其"政治公共领域"的历史起源（一直上溯到古希腊），或者仅仅关注其当代政治效果（用以解释东欧的所谓"纠补革命"和拉丁美洲的政治变迁）。"公共领域"/"公共性"作为一个综合范畴，被单一化为政治范畴；"公共领域"/"公共性"范畴所开出的一系列现代性问题被还原成政治问题。这样做，恐怕不合哈贝马斯一贯的交往理性批判思路。按照哈贝马斯的原旨，"公共领域"/"公共性"问题首先是一个社会思想史的问题，或者说，是一个现代性的问题。由此引发出来的不光有现代政治运动，更多的还是现代社会动员、现代社会变迁以及意识形态转型等方方面面的问题。

这一点，在该书的基本结构上反映得一目了然。我们可以看到，哈贝马斯在明确了"公共领域"/"公共性"范畴的历史起源之后，分别沿着社会结构、政治功能以及意识形态等路线对"公共领域"/"公共性"的现代转型线索逐一加以追问，问题之清楚，思路之明晰，结构之严谨，逻辑之森严，引证之广博，真是叹为观止；更何况，哈贝马斯当年才刚刚出道，初试身手，即大露锋芒，难怪日后十分了得。

在为新版所撰写的序言中，哈贝马斯反复强调该书对于其整个理论体系和思想进路的基础意义和规范作用。我们都知道，在当代思想语境中，哈贝马斯的理论首先或主要是一种现代性话语，是一种试图从社会和思想两个层面上澄清现代现象和现代本质的学说。如果说《交往行为理论》还其整个现代性理论的导论的话，那么，《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则是其一份提纲。提要性而非体系性，是该书的一个基本特征，也是该书比较难懂的一个根本原因。

其次是思想背景问题。众所周知，哈贝马斯的思想背景极其复杂，加之他主张跨学科研究，给阅读、理解、翻译和解释他的著作带来极大的困难。但是，我们应当认识到，哈贝马斯在写作该书时的身份还比较简单，说白了，还是法兰克福学派的一个"小学徒"。虽然他当时已经发现批判理论从规范到方法都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他对批判理论的基本精神是予以充分肯定的，也是坚决捍卫的。因此，就《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而言，哈贝马斯的思想背景远不及后来的《交往行为理论》那么复杂，也没有《后形而上学思想》（Nachmetphysisches

Denken）那么凌乱，更没有《事实与价值》（Faktizita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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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ltung）那么模糊，而是相当的单纯，基本上还是以（当然是经过其导师阿道尔诺和霍克海默加工后的批判）为主。他对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区分、对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的明确以及对政党意识与民众意愿的分析，都具有浓厚的色彩。把这个时期哈贝马斯思想中的色彩淡化掉或抹杀掉，显然是不负责任的，也是让人无法接受的。

如果说哈贝马斯当时对的理解有什么不足的话，那就是方法论上的规范化和抽象化。方法论的突出之处表现为"社会批判"（外在批判）与"意识形态批判"（内在批判）的紧密结合。在该书中，哈贝马斯对的意识形态批判方法掌握得可以说是炉火纯青。一方面，他从资本主义历史进程当中抽取出一种理想型的"公共领域"/"公共性"，另一方面又把这个理想范畴当作规范，对社会福利国家中的公共生活方式加以批判。他比较强调"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所具有的意识形态因素，这就导致他对其实践因素的忽视或轻视，也就是说，"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乌托邦内涵被他放到了一边。因此，哈贝马斯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概念具有非常强烈的非历史和理想化特征，因而他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最终只能限于规范层面，而未能达到预期的历史高度和社会深度。其实，综观哈贝马斯的整个理论体系和思想进程，这种非历史和理想化的特征一直或多或少地有所表现。这或许也是人们宁愿叫他"当代的黑格尔"，而不太情愿称他"当代的马克思"的原因所在。

不过，哈贝马斯在方法论的"失足"，却为我们批判和运用他的理论留下了余地和提供了方便。当代中国处于急剧转型过程当中，现代性的冲动一波强似一波，政治变革、社会变迁、文化认同的危机以及个体信念的矛盾，都是我们始料未及的，也是我们的传统理论资源所难以解释和解决的。在这种情况下，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公共性"规范批判为我们从事当代中国的社会批判提供了一定的可能性，当然，这决不意味着我们要唯他是从，而是说他的批判精神和批判技巧值得我们借鉴和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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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是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细胞，既是生活消费及社区活动主体，也是重要的生产经营主体。党的以来，农村改革强化了农户的地位与作用。在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新时期，亿万农户的作用更加不容忽视。要引导和促进农户分化与变迁，使农村从以传统农户为主体的社会结构演变为以现代农户为主体的社会结构，不断加快农业和农村现代化进程。

一、传统农户的家庭周期运动规律

历史上，传统农户一代又一代地延续他们的生活和生产经营活动，维持自给自足或半自给自足的生计状况。大多数农户的社会交往范围仅限于居住地附近的几个村庄，耕地、牲畜、劳作始终是农户生活的主要内容，以小农为主体的农村经济社会发展难以破除周而复始的凝滞化状态。

1.家庭、人口和生活。农户家庭趋于小型化，在典型的核心家庭中，中青年夫妇作为家里的主要劳动力，承担赡养老人及养育子女的社会责任。家庭劳动力数量、学龄人口、有无病人等人口状况，很大程度上决定农户的生计状况。从一对年轻夫妇在父母操持下，建筑新房和组建新的家庭开始，农户的家庭周期运动就呈现与上一代大致相同的轨迹。他们承袭了双方父母的社会关系网络，以及生儿育女的家庭理念，在农村社区生活中支撑着门户。

2.耕地、种植和养殖。对于传统农户，耕地是最重要生产资料，种植和养殖是最主要生产活动。由于人口不断增长，农户很少有扩大土地生产经营规模的可能性。在小块耕地上，提高生产收入的传统途径是精耕细作，进行劳动密集型生产经营。传统农户很少有能力引进新型种、养机械设备与技术。个别农户调整扩大经济作物种植面积，或发展养殖业，使家庭生计状况有所改善。

3.集市、集会和教育。在农村经济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市场活动是定期的村镇集市贸易，广大农民或买或卖，作为自然经济的补充，作为维系传统农户家庭周期的必要条件。在农村传统节日、婚丧嫁娶、迎来送往等集会性社区活动中，农户努力巩固家庭现有的社会地位。大多数传统农户在有限条件下重视对子女的教育，期盼下一代生活有新的转机。

二、农村社会变迁中农户分化的均衡条件

随着农村改革不断深化，劳动力、资金、技术、土地等生产要素流动或流转现象日益普遍，对传统农户家庭周期形成冲击，加快了农户分化与变迁进程。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传统农户中不断孕育产生新型农民，有的农户经营工副业企业，逐步脱离了土地生产经营；有的农户在土地流转中扩大经营规模，成为商品农业大户，等等。这些都为农业和农村发展带来新的希望。

农户分化的根源，在于逐步健全的市场机制促使传统农户在经济社会发展中背离了原有的家庭周期运动规律。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农民子女，特别是文化素质较高的青年群体更热衷于选择非农就业，不再“子承父业”、沿袭父母的务农生活。这使有的地区农业生产加剧老龄化、兼业化。

另一方面，一些农户热爱务农，但不满足于传统的经营规模、生产技术和农业效益，积极探索走一条技术与资本密集型的优质高效农业的路子。但是，他们经常面临土地、资金、技术等瓶颈问题，真正靠务农实现富裕还急需扶持。要积极促进农户分化，推进整个农村社会变迁，必须创造有利于农户社会分化的均衡条件。

1.农业劳动力转移与农业劳动力培养的均衡。当前，我国农业劳动力加快转移，这是打破传统小农生产经营格局的必要条件。但是，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也是农户家庭中相对较高素质的劳动力流失过程，可能导致农业高素质劳动力供求失衡，影响农业生产及农产品供给。因此，在农户分化进程中，要同时加强农业劳动力培养，使农户留在农业的劳动力进一步提高素质，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产出能力，使真正务农的农户成为发展现代农业的生力军。

2.土地家庭承包经营与适度规模经营的均衡。我国农村普遍实行土地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在调动农户积极性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家庭承包土地面积较小，地块比较分散，很难作为农户增收的主要来源。因此，要在稳定土地家庭承包经营，特别是，切实保障小农户的生产与生计的基础上，积极引导那些已经实现非农化生产经营的农户，与本地具有务农积极性的农户之间依法进行土地承包经营使用权流转，逐步探索发展土地适度规模经营。

3.农村资金技术需求与资金技术供给的均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金与技术等要素倾向于从农业流向收益更高的非农产业，从农村流向更具有投资潜力和创新环境的城镇。这将加重农户生产经营困难。要切实加强宏观调控，加大对农业和农村发展的资金、技术等支持，从要素供给方面着力促进传统农户分化与变迁，为更多农户迈向现代生产经营创造必要的均衡条件。

三、从城乡联系角度培育现代农户的思路

农户社会分化的动力机制和均衡条件，既源自于农村社区内部，也来自于城镇和工业部门。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要不断落实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方略，落实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重要方针。以下，着重从城乡联系的视角，对积极扶持和培育现代农户的思路进行分析。

1.城乡人口流动与现代农户成长。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主要得益于逐步扩大的城镇和工业劳动力需求。要建立健全城乡劳动力市场，进一步促进农业人口向城镇转移，使之成为农户分化的重要推动力量。同时，积极引导一部分农民工返乡创业，影响和带动更多农户主动适应市场经济要求，学习和掌握现代生产经营管理知识，在创业过程中转化为现代农户。有条件的农村，也可以吸纳城镇熟练工人和技术人员就业，改善农村人力和人才队伍结构。

2.城乡道路交通与现代农户成长。传统农户经济社会活动范围较小，农民往往安土重迁，老守田园。这与长期以来城乡道路建设落后，交通联系不便有直接关系。要加快城乡道路交通网建设，密切城乡经济社会联系，使农民企业家和农民经纪人等更加便捷地来往于城乡之间，进一步激发农村市场经济活力。随着城乡交通状况改善，城乡农副产品市场也将逐步扩大，有利于广大农户发挥资源优势，发展特色农业、定单农业，增强竞争力。

3.资金技术联系与现代农户成长。在现代社会经济发展中，农户是自主经营的市场主体，也是自负盈亏的投资主体。要切实加大城镇金融机构对农业和农村的资金扶持，发展现代产业。要在农户中普及信贷知识，探索引进投资少、周期短、见效快的生产经营项目，扶持更多农民走现代生产经营之路。加大城镇科研开发成果在农村的转化力度，鼓励农户在各类生产中选择和采用新品种、新技术和新工艺，融会乡土知识，提高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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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零在《药毒一家——方术四题之四》(载《读书》一九九七年第三期)中说烟、茶、酒与“狭义的还是有相似性”。实际上，李零的这句话说得很谨慎，即便如此，读者见了仍然顿生疑问：茶何毒？(见《读书》一九九七年第十期) 

烟、茶、酒之所以与“狭义的”有相似性，主要是因为香烟中的尼古丁、茶里的咖啡因(一大杯165克的茶中约含25—110毫克的咖啡因)以及酒中的酒精与海洛因、鸦片一样被人长期使用以后都能产生心理或身体依赖，人体对它们都会产生耐药性和戒断症状。所谓耐药性就是指在大量使用某种药物之后对药效的免疫力增强。比如，一个人在吸食同一剂量的海洛因长达数月之后，如果他想继续获得同样强烈的效果，他就必须增加剂量。而戒断症状则指习惯性地使用某种药品之后如果立即停用就会产生不适反应，如恶心、痉挛、呕吐等。我们经常听到有人煞有其事地宣布：戒烟。但没坚持几天就又不得不吞云吐雾。戒烟失败的关键就在于长期抽烟形成的心理或身体的依赖性以及恶心之类的戒断症状难以被克服。抽烟如此，喝茶、饮酒亦是如此，只不过程度不同而已。如果从心理、身体依赖以及耐药性等方面来评价的话，确凿的研究结果表明：抽烟(尼古丁)、饮酒(酒精)对人造成的伤害实际上要比被人们称为“”的大麻要大。 

一谈起，人们往往容易联想到鸦片、海洛因、吗啡等，似乎根本没有意识到它们天生并不是。在亚洲、中美洲的许多古老文明中都不乏对大麻、鸦片等今天被视为毒蛇猛兽的的赞美。甚至上个世纪的人们也许不会想到鸦片在今天所受到的待遇。严景耀先生在他三十年发表的博士论文中告诉我们：“吸鸦片在过去是正常习惯。有个时期，人家如有一副考究的烟具用以待客被看成是很时髦的事。以鸦片待客和今日以香烟待客是同样理所当然的事。”(严景耀：《中国的犯罪问题与社会变迁的关系》，北京大学出版社，一九八六年) 

从根本上讲，鸦片就是鸦片、海洛因就是海洛因，它们成为只是因为人们认为它们是或者按照法律条文它们被解释为(而且这种解释也是依具体的环境条件而定的。比如，医生给需要用海洛因治疗的病人注射海洛因，我们就不能说医生在给病人注射。)，而人们认识的改变以及新的法律条文的产生也只是人类整体文化变迁的一个方面。从这种文化变迁的观点看，谁能肯定未来的人们不会以更理性也更精密的眼光来看待烟、茶、酒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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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有谁能够把“二人台”置于历史与地理纵横交织的宏伟坐标中，确认它为三大文化板块地缘交融所形成的“西口路”经济文化生活的结晶，对它进行高视角的观照和细致入微的透视？有谁能够深入到当代二人台班社里，跟演员和演奏员们三番五次不辞辛劳重走西口路，亲身体验那表演小组和观赏群体在山沟僻壤间鱼水相依、互动相激的鲜活场景，那充溢生机的民俗文化氛围？有谁能够把乡间土屋墙上用红纸张贴的账单――把演出若干场的出资人姓名和款项尽行公示的红榜一幅幅拍摄下来，作为当代文化生态的活见证搜集保存起来，统计梳理出来，进行音乐社会学和音乐文化学的研究？除了杨红，我还没有发现第二人。

杨红专著《社会变迁中的二人台研究》近日由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出版。这是她2004年获香港中文大学研究院哲学博士的学位论文。这篇博士论文的方法论采纳法国文化人类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所倡导的“参与客化法”（王铭铭译名participant objectivation）。这方法的特点在于：不仅强调研究者对于所研究文化事象的亲身参与，而且要求把“局外”与“局内”沟通融合，充分“对象化”，达到高度客观性的认知。可贵的是，杨红不仅从理论上准确地把握了这一方法，而且身体力行，把这方法的精髓化作自己的科研实践，去采录，去询问，去统计，去梳理，去洞察。因此，她所广泛阅读的大量文献资料就从纸面上活跃起来了，成为“客观性认知”的历史支撑和地理铺垫，共同还文化事象以深度真实的本来面貌。

关于二人台在当代的生存际遇，有必要再度重视“路文化”这一概念。在近几百年间，二人台艺术是在“西口路”的经济文化独特生态中萌生、发展并成熟起来的，它的表演场景是“西口路”上一个个“点”的乡镇市集，给它注人经济与文化养分的是这些“点”上的底层老百姓。近几十年来，二人台的不少剧团开始登上大城市的国营剧场，不少人认为这就是标志着二人台艺术“登大雅之堂”的“辉煌”时期。杨红的田野调查展示了三类文化生态的对比：（1）国营编制的剧团剧场，(2)都市娱乐场所的火爆炒作，（3)民间班社在乡间的流动演出。我们能从对比中看出，保持着二人台固有生命力的，是第三类文化生态。那么，第三类文化生态何以能保持固有的生命力呢？是由于：它不脱离传统音乐文化的沃土，它满足广大农村老百姓的文化需求，它在密布于广大地域的许许多多“点”上吸纳又播洒民族文化资源。这三项文化优势，用一个词来概括，那就是“路文化”。我们不妨大胆地断言，二人台在新世纪要保持自己的勃勃生机，必须牢牢握住那“路文化”的命根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