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文化论文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玉文化论文，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一

“外语教学的根本目的不是传授语法知识，而是培养交际能力；学习者产生的语言不仅要符合语法要求，而且要符合社会规范，要合情合理，贴切得体”(刘润清，1999：161)。“交际能力”(CommunicativeCompetence)最早是由美国人类学家和社会语言学家海姆斯(D．Hymes)在1972年提出的。这一概念与乔姆斯基提出的“语言能力”(LinguisticCompetence)相对立，既包括语言能力，又包括语言运用。

随着交际能力概念的提出和语言学理论的发展，人们逐渐认识到，“习得任何语言都要习得其语用规则和文化”(刘润清，1999：167)。每一种语言都有其语法规则，同时又有一套自己的语用规则(即如何得体地应用语言完成人际交流)。这套语用规则与其所属文化密切相关，它涉及到使用这种语言的群体的社会制度、风俗习惯、思维方式、价值观念、、道德标准、生活方式、民族心理、审美观点等。语言既是文化的一部分，又是文化的载体。不同语言群体的文化不同，其语言使用规则也不同。要实现与不同群体的人进行成功的交际，离不开对对方文化知识的了解。因此，要学习一门外语，从而获得以这种外语为载体的良好的交际能力，就必须习得它所承载的文化知识。

外语文化习得不同于母语文化习得。母语文化习得是与语言习得平行进行的，中国学生在习得母语语言知识时，也同时习得了正确得体地运用母语的文化知识；而他们学英语或其他外语时，往往强调语言知识、语法规则的学习，而忽视了这种外语所承载的文化因素的习得。因此，即使是语言能力强的优秀外语学习者，也极易在与该族语人的交际中产生语用失误、交际障碍，甚至是文化休克(CulturalShock)，其后果是严重的。正如著名语言学家Wolfson曾指出的那样，外语学习者与讲这种语言的民族人交际时，他们的发音或句法错误往往可以被容忍，而他们违反语言使用得体性的现象则被认为是不礼貌的。因此，要获得与讲外语的民族的人进行顺畅交际的能力，就必须在学习外语语法知识的同时习得其文化知识。

二

在认识到文化习得对外语学习的必要性后，不少研究者开始了对文化习得的研究，并提出一些理论框架。在国外学者的研究中，较有影响的是文化适应模式(theAcculturationModel)。其主要观点是：外语学习是文化适应的一部分，学习者对目的语的适应程度决定其习得外语的程度。换句简单的话说，学会一门外语同时也是学习、适应一种外国文化。这种理论的提出是基于对在自然环境下外语学习的研究。学习一种外语的过程就是逐步适应这种新的文化的过程。这是因为语言既是表现文化的主要手段，又是文化的载体。通常学习一门外语，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学习者对讲这种语言的该族人的看法和态度。学习者要学好这种语言，就必须了解和适应该语言所表达的思想体系和信仰体系，以及涉及到的文化格调、风俗习惯、交际系统等。文化适应模式还认为，学习者对外语文化的适应程度表现在他与该文化的社会距离和心理距离如何。一个学习者作为其母语民族的一个社会成员去接触另一个民族的成员时，会有诸多社会因素影响到他的态度；这些因素构成他去适应新文化、学习新语言的社会距离。心理因素则是由学习者自己的情感因素所决定的。

我国学者高一虹曾提出一个“1+1＞2”的第二语言习得模式。她不仅认为语言习得的同时又是文化习得，而且认为两种文化的融合会在学习者身上造就出一种新的人格。学会第二语言之后，两种语言的文化在该学习者那里就不再是水火不相容的并存，更不是一种文化代替另一种文化，相反，两种文化会相互作用，学习者会加深、拓宽对第一文化的认识，又因移情作用对第二文化也会有深刻的理解。这样的学习者比不懂第二语言的同族人对母语文化的优点更加欣赏，对其局限性也更加敏感，而且比不懂第二语言的外族人对第二文化的特点看得更清楚，对其优点感受更深。这种强烈的双文化意识使学习者的创造潜力得以发挥。如果他的造诣很深，他很可能有时比本族人还本族人，比外族人还外族人。这种新的人格的转换过程，不是从第一文化到第二文化的横向转换，而是从低级需要层次向自我实现状态的纵向超越。

三

文化，是一个包罗万象的概念，它也处在不断变化之中，因此文化习得对于外语学习者来说并非易事。文化习得与外语学习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我们要正确对待二者的关系，不能把部分等同于整体，也不能以整体来代替部分。对于中国外语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文化习得的问题，众多学者曾展开过热烈的讨论，但至今未有定论。笔者认为，文化习得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文化习得应以目的语文化的主流文化和共时文化为主。同一语言群体往往是多种文化的有机复合体，其中有主流文化，也有属于各种不同群体的亚文化。如在美国社会中，来自东方的亚裔美国人的文化和来自非洲的美国黑人文化等都是亚文化。作为外语学习者，我们应习得其主流文化，因为主流文化代表着目的语语言群体绝大多数人的文化取向。此外，文化不是始终如一的，它时刻都在发生着变化。任何语言群体的现实文化都是有其历史渊源的，我们应对其共时文化的历史沿革有所了解，但文化习得的重点应放在其现阶段的文化内容上，因为它代表目前文化的发展水平及未来文化的发展方向。

第二，文化习得要消除文化定式、减少偏见。文化定式（Stereotypes)是一种整体式的文化取向，即把某一文化群体中的每一个成员都当做该文化的代表的—种倾向，其结果是每个文化群体的成员都被当做其所属群体的代表而具有此群体的文化特征。文化定式使得人们用过分简单的语言概括并描述目的语文化，而忽视了其文化的个性。例如，有人这样概括：中国人好客，美国人富有、慷慨，黑人擅长音乐、舞蹈和体育运动，犹太人聪明，德国人呆板、僵硬，日本人雄心勃勃，非洲人懒惰、随遇而安。这种文化定式忽视了目的语民族的个人文化特征，无疑对交际是不利的。文化习得就是要让学生避免戴着文化定式的眼镜去接触目的语文化。因此，我们在以目的语群体主流文化为主要内容进行文化习得时，还要兼顾主流文化内不同群体的亚文化及它们之间的差异，尽量接触一些其社会阶层、年龄、性别等不同的群体的亚文化，使自己对目的语语言文化的理解具体化。

偏见是“以一种错误的或不可变通的概括为基础的一种反感心态。这种心态也可能表达出来，也可能被别人知觉到。它可能是针对作为一个整体存在的群体，也可能针对某一群体的个体”(贾玉新，1997：106)。偏见不是一般性的看法错误，它和文化定式一样，具有执著的情感内涵：它对使其改正的证据总是固执地抵抗；它是僵化的、不可逆转的、不可改正的态度；它基于错误的判断或先入之见，是对别的群体或个人采取的否定态度，是一种不健康不合理的心态。偏见的存在严重影响了不同文化之间的人际交往。因此，为了能与目的语文化的人进行成功交际，我们应通过必要的文化习得减少偏见，使学习者对待目的语文化有一个健康平和的心态。

第三，文化习得要克服民族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WilliamGrahamSummer(1940)认为，民族中心主义是指“某个民族把自己当做世界的中心，把本民族的文化当做对待其他民族的参照系；它以自己的文化标准来衡量其他民族的行为，并把自己与其他文化隔离开来”(贾玉新，1997：108)。这常常是无意识的产物——人们经常理所当然地认为，与其他民族或群体相比，自己民族的价值观念、社会规范、社会语言规则等更加真实、更加正确。民族中心主义是一种普遍现象。世界上任何民族、任何群体成员都常常自觉不自觉地表现出程度不同的民族中心主义。由于民族中心主义对非本民族文化的人认识有错误，容易造成对其行为的错误解释，导致不同民族或文化之间的相互不信任、甚至相互仇视；由于它认为本民族文化是天下唯一合理的文化，还会导致文化冲突。此外，民族中心主义使自己产生优越感，以自己的文化准则去衡量非本族成员的行为，并试图改变他人的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它是对交际影响较大的一种心理因素，不利于跨文化交流。因此，在文化习得的过程中，我们应该注意克服民族中心主义。只有多了解、多接触，才能为降低民族中心主义的影响创造机会。通过文化习得，我们最终应以习得文化的文化相对主义为目标。所谓文化相对主义，即一种文化中的行为只能用其自身的准则去理解和评价。这意味着，在跨文化交际中，只能用对方文化的信仰、价值观、社会规范等作为标准来解释和评价其行为。

文化习得不仅是学习者获得目的语文化知识的过程，而且是其获得文化意识(CulturalAwareness)的过程。文化意识意味着学习者认为文化都是平等的——每一种文化都有其独特的属性，没有任何一种文化优于或劣于其他文化。要获得文化意识，学习者必须对母语文化和目的语文化有一个深刻的了解。而要达到这个目标，我们就要走出母语文化的窠臼，以局外人的眼光来审视和反思母语文化，这样可以减少偏见和降低民族中心主义；同时，我们还要以局内人的眼光来审视目的语文化。只有通过习得其主流文化和了解其亚文化，我们才能够消除文化定式，才能够切身地从目的语文化成员的角度来衡量和评价其社会行为和语言行为，就像胡文仲及高一虹在《外语文化与教学》中指出的：“只有了解外国文化，才会对本民族文化有更深刻的理解；只有懂得了本民族文化，才能更好地掌握外国文化。”

参考文献：

篇2

1．引言

朱光潜先生认为，外国文学中的联想意义在翻译中最难处理。因为它在文学语境中有其特殊的含义，这种含义在词典中是查不到的，但对于文学来说却又十分重要。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了解一国的风俗习惯和历史文化背景，否则在做翻译的时候就会有无法下手的感觉。(朱光潜，1996：184)。英国文化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在《原始文化》(1871)一书中，首次把文化作为一个概念提了出来，并表述为：“文化是一种复杂，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其作社会上习得的能力与习惯。”可见文化的覆盖面很广，它是一个复杂的系统。语言作为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反映出一个民族丰富多彩的文化现象。

翻译之所以不那么容易，乃是因为语言反映文化，承载着丰厚的文化内涵，并受文化的制约。一旦语言进人交际，便存在对文化内涵的理解和表达问题。这就要求译者不但要有双语能力，而且要有双文化乃至多元文化的知识，特别是要对两种语言的民族心理意识、文化形成过程、历史习俗传统、宗教文化及地域风貌特性等一系列互变因素均有一定的了解。正是以上这些互变因素，英汉民族的语言文化才体现出各自特有的民族色彩。

2．影响翻译的文化元素

2．1宗教

大家都知道，《圣经》在西方的文化生活中扮演着源头的角色。相关数据表明：绝大多数的美国人仍然信信仰宗教。而中国人则长期受到儒家学说的影响，即使在中国广为流传的佛教，也是一种受到深刻世俗影响的多神论，这就不同于西方人大一统的一神论宗教观念。中国人信仰佛教·道教，在语言中就有“玉帝”、“佛祖’’等词语，而西方则人信仰基督教，所以就有“上帝”一词。汉语中的“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在英语中就有两种不同的译法，即“manpropose，heavendisposes”；或者是‘‘mandropose，goddisposes”。它们的差异就在于对“天”字的不同翻译。“天”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具有浓厚的佛教·道教色彩，而“god”则具有明显的基督教色彩。后者的归化变译法固然利于西方读者的理解与接受，但不利于“天”这一独具中国特色的文化内涵的传播。英语深受宗教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一些成语中，如itsingodshands(听天由命)等。翻译中对于宗教知识的掌握是十分必要的。以汉语中的“临时抱佛脚”这个成语为例，如果简单地翻译成“toembracebuddha’sfeetinone’s hourofneed”就会让西方读者感到奇怪，为什么在有需要时要抱佛主的脚呢?这样做有什么用呢?如果我们稍加处理的话，西方读者理解起来就是另外一回事了“toembracebuddha’sfeetinone’shourofneed——seek help atthelastmoment”。(包惠南，2003：20)。

2．2文化心理

由于不同的民族使用的语言是不一样的，而且它们的历史和文化也是各不相同的。所以各个民族在其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在各具特色的历史条件下形成了自己的民族特色。这对一个民族的心理的形成有着巨大的影响。历史文化的不同主要在一些历史典故以及许多忌讳和好恶的差异上得到体现。以数字“9”为例。这个数字在中国古代的意义很特别，因为它代表着至高无上的意义：即九九归一，一统天下之义。而“4”这个数字由于和汉语中的“死”读音相近，所以很多人现在还是不喜欢这个数字，尤其是电话号码。相当多的人不愿意要以“4”为尾号的号码。至于“8”这个数字由于与发财的“发”谐音而深受一些人的热捧。而在西方人的意识里，4、8和9只是极普通的自然数符号，并不具备这些特殊的意义。众所周知，在西方人的眼里“’是个不吉利的数字，意指运气不好。所以在西方座位没有13号，楼房没有l3层等等。但在中国，这个数字却没有这种特殊的意义。对这些非语言文字所表达的文化内涵，译者只有在深入了解各民族的历史文化之后才能够准确把握。(包惠南，2003：9)。

只要谈到中国文化，人们总会自然而然的想到“龙”字。因为在封建初会里，中国古代的帝王总把自己描述成龙的化身，自封为“真龙天子”以达到奴役思想、驯服百姓、巩固政权、安邦治国的目的。而老百姓则把龙当作自己的神灵来加以崇拜，称自己是龙的传人，祈求这个神灵之兽的保佑。因而“龙”就成为了中华民族的图腾，是精神的象征，凝聚力的标志。于是汉语中就有了很多由“龙”字组成的表示美好形象的词语。如望子成龙，龙飞凤舞，龙凤呈祥，龙腾虎跃，龙骧虎步，画龙点睛，龙子龙孙等美好形象。正因如此，中国的文化也就有了“龙的文化”的美誉。但在西方人看来，“龙”却是另外一种形象，即“alargeiferce fabulousanimalwith wings and a long tail，a crested head andenoyitiousclaws，thatcanbreatheoutifre．”(一种体型庞大，长有双翼，顶有花纹，脚掌巨大的怪物)。所以把“望子成龙”翻译成“expectone’s childtobecomeadragon”，西方人见了不仅觉得奇怪，而且绝对不会让他们的孩子成为dragon的。因此，为了避免引起误解，我们可以把这个成语译为longtoseeone’schildsucceedinlife。

2．3思维方式

不同的地域、生理、心理以及文化差异会形成不同的思维方式，特别是文化的不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思维方式的差异。翻译工作者在进行英汉之间的翻译时，要越过东西方文化之间的障碍，准确的把握两种思维模式之间的差异。

擅长形象思维是中国人思维方式的特点，他们习惯于把事物看成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而西方人却长于逻辑思维，他们的思维方式是线性的，把事物看成是由各个不同的部分组成的，哪个部分出了问题就处理哪个部分。中医和西医之间的差异就很好的说明了这一点。中医强调整体上的辨证施治，而西医却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贾玉新，1997：98—100)。

第一，从语句的衔接方式来说，英语多用形合法(hypotaxis)，即在句法形式上使用连接词语将句子(或分句)连接起来；而汉语多用意合法(darataxis)，即靠意义上的衔接而不是依赖连接词。

英语语法相当严密，注重形合，外形严谨．各个句子、语段或段落一般由一些功能词和某些特定的短语、分句进行连接。这些功能词和短语可以表示不同的功能或意念，如因果、比较、让步、条件、转折等。在主从复合句中，各个分句层次分明，从句必须由主从连词来引导。而在并列句中，并列的分句通常由一些标点符号来连接。我们都知道，汉语是重意合的，很多句子或分句之间不分主次关系，只是通过意义来进行衔接，连接词用得很少。试比较下列的句子：

it　is so coo1thatwe decide to go outfor awalk．天气凉爽，我们决定出去散步。

as water can lfoata ship，so can it swallowtheship．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w herethereisawill，there isaway．有志者事竞成。(沈素萍等，2007：27—28)。

第二，整体思维和个体思维之间的差异。中国文化强调整体思维模式，从古到今都十分重视和谐与统一。“和为贵”就是这种思想的很好的体现。

因此，在汉语中作为行为主体的主语，通常会被省略，也就是常说的无主句。但西方的文化却大不一样，它强调的是主体和客体的对立。在语言上的体现就是所谓的主谓两分。除了祈使句以外，每一个英语句子都要有主语，否则这个句子就是不完整的。因此，在进行英汉互译时，很多汉语句子需要我们根据具体的语境为它们添加主语。例如，眼看天就要下雨，又没有带雨伞，都很关着急，真不知该去哪里。

itisraining；wedonothavenoumbrellawithus．weareallworried aboutit，becausewedonotknow wheretogoatthe moment．

我们可以看到，原句的描述没有一个词是可以做主语，但在这里，根据上下文的语境以及特定的环境，在译成英语的时候，分别添加了it和we作为不同分句的主语，这样就使当事者的心态与当时的环境很好的融为一体，完全达到了“天人合一”的境界。添加了主语以后，就符合英语的句子必须要有一个主语的要求，也，就符合欧美文化中的所谓主观和客观分离的思维模式。整个译语显得结构完整，层次分明。

2．4地理环境

地理环境对各地的气候有着很大的影响，同时对当地人们所使用的语言以及词语的含义也有着非常显着的影响。例如汉语中的“东风”一词和英文中的“eastwind”一词，虽然从字面上来看是相对应的，但它们的内涵却是完全不一样的。中国地形的特点是：西临高山，东面却是海洋，在中国人意识中，“东风”喻指“春天”，象征着“温暖”。但在英国，“东风”却是从欧洲大陆北部吹来的，在英国人的心中，是“寒冷”的标志。而“西风”却从大西洋吹来，和中国的“东风”有着同样的象征意义。因此，英国人更爱“西风”。英国着名诗人雪莱的那首广为流传的odetothe west wind(《西风颂》)的最后千古的名句就表达了西风的美好含义：“o，wind，if winter comes，canspringbefarbehind?”(啊，西风，假如冬天已经来临，春天还会远吗?)当然不作注释，中国的读者是不会理解的，甚至会造成误解。

再比如，老鼠在汉语中的形象是不太好的，像“硕鼠”之喻人尽皆知，更有“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之说”。但在西方的影视作品里却有许多可爱的老鼠形象，例如《猫和老鼠》里的jen-y1_：2及《精灵鼠小弟》里的stuard等，深受人们的喜爱。老鼠在中外文化中也有相通之处。例如，汉语中“胆小如鼠”，和西方文化中的"astimidasahare”的表达法则是相同的。(hare是兔子，西方人认为兔子胆小)。(李小园，2008)。

2．5风俗习惯

不同的民族在打招呼、称谓、道谢、恭维、致歉、告别、打电话等方面习俗则是具有相应民族的特色。如中国人见面打招呼时常会说这样的话：“你去哪儿?”、“做什么呢?”或“吃饭了吗?”等等。在中国文化里，这几句话并无含义，只不过是礼节性的、见面打招呼的一种方式。然而，西方人对这类问题很敏感。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些纯属私事，别人是不能随便打听的。像这样的见面问候语，在西方应根据具体情况做相应的文化转换，改用英语中的习惯用语，诸如“hi!”、“good morning"或“how are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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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民族文化资源与农村幼儿园课程开发的思考1.幼儿的文化安全与教育价值选择在全球化语境中，有关文化安全的讨论越来越吸引人们的关注，从最初热用于政治、经济的核心语汇，不断引伸到各行各业中。目前，对文化安全的解读普遍被认为是:“发达国家凭借其政治的优势，有意无意地通过文化帝国主义或后殖民主义的策略论，威胁着发展中国家民族文化的安全。”［2］在“2005年国际华人幼儿教育学术研讨会”上，幼儿的文化安全作为一项重要议题，得到了国际国内学者的普遍关注。就一般意义而言，文化安全是一个国家的价值体系，是本国主流文化价值体系免遭来自内外部文化的侵略和颠覆，防止本国人民的价值观、思维与行为方式被他文化重塑或改变。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不同民族在长期的发展历史上，已形成了一套具有本民族特点的思维与行为方式，直接影响他们的价值观和判断力。就我国少数民族幼儿教育而言，幼儿的文化安全并非是狭隘的地方民族主义，而是充分结合幼儿的年龄结构特点与认知习惯，在以“多元文化教育”为出发点的前提下，制定正确的教育目标，选择科学合理的教育内容而实施的一种全纳教育。这种教育让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幼儿能直观体验文化多元的生动性，在感觉民族文化独特性的同时，能以开放的心态接受其他文化，有效地实现多元文化教育的目标。2.民族地区幼儿园园本课程的构建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幼儿园应根据所处的地理位置、民族文化特点、本园的基础现状，结合该地区教育的的状况以及本园幼儿的发展状况，开发具有本土文化特点的园本课程。园本课程的开发不能凭空想象，应该在相关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的指导下合理开发。此外，园本课程的开发离不开专家的指导，同行的讨论，课程的试教与论证。只有充分正确掌握幼儿园的发展目标、原则，才能对园本课程的开发有全面的了解，才能做到科学构建。园本课程开发离不开地方文化。文化是一个庞大的体系，如何结合民族和地域文化，合理选择、引用、加工，最后应用到园本课程中去，需要教育管理者和实施者深入社区和人们的生活中，从细节处观察文化对人们思维与行为方式的影响，并将文化与教育充分结合，开发出具有明显本民族文化的园本课程。同时，在园本课程的开发上，要认清特色课程与园本课程的区别，比如一些音乐、舞蹈、乐器、美术等特长班，不可否认有些是为了迎合市场需要或吸引家长眼球而开发出有特色的、以功利为目标的课程，这类课程只能开发幼儿的部分能力与特长，并不能实现幼儿的全面发展。如果以特色课程等同于园本课程，对幼儿园和幼儿的发展而言，其弊只会远大于利。

二、民族地区传统文化资源应用于农村幼儿园课程的实践及观察

黔东南州属多民族聚居地，以苗族侗族人口为主，苗族人口略多于侗族人口。为了解黔东南地区民族传统资源应用于农村幼儿园教育活动的情况，课题组选取了6个苗族聚居县和4个侗族聚居县，以每个县不低于5个镇以下的农村幼儿园课程为切入点，通过与专家和一线老师集体备课、听课、观察、说课，评课的方式进行调查实践实验，在以德育、言语技能、生活常识、手工与艺术、游戏与体育作为教育内容，将本民族传统文化资源作为教育教材，分别进行观察并听课，重点将幼儿的注意、兴趣作为观察指标。

(一)课程活动的设计在将民族传统文化资源应用于幼儿园活动的实践设计上，课题组把着眼点放在幼儿的文化根基上。幼儿的文化根基包括文化的本质基础和与外来文化的交融，前者包括本土文化传统和日常行为规范，后者包括外来文化以及对外来文化的态度。少数民族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并传承下来的习俗与文化，为少数民族幼儿提供了一个既定的文化环境，这成为现代少数民族幼儿教育的根源，它既是幼儿教育的丰富资源，也是该文化拓展和创新的起点;同样，在当下经济、信息高速交流的情况下，少数民族幼儿生活的文化环境复杂，相互的碰撞也较之以往更加频繁，幼儿的具体行为时时都受到文化的影响和制约，不同的文化在现实的生活中，都会转化成幼儿的日常生活内容。因此，在进行课程活动设计时，在《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的框架下，以德育为中心，将德育融入各种课程中去(见图3)。

(二)课程活动的实施课程活动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没有既定模式，存在多变性和随机性特点。在课程活动的实施上，首先，我们以主题活动为主要实施方法，通过有目的有计划地安排授课，来实现民族文化应用到幼儿园课程中;其次，通过无意注意的安排，在区域活动中，通过贴画或者创设实景，让民族文化融入幼儿的活动中;再次，在幼儿的自由活动中，通过引导幼儿游戏，将传统体育与游戏融入学生的活动中。当然，各个课程不会孤立存在，在教育目标上也会有交叉。比如，在言语技能活动的设计上，在侗族地区农村幼儿园，选择这样一首儿歌。在该课程的设计上，以发展语言技能为教育目标，重点是培养幼儿团结互助的思想，在儿歌歌词中，又融入了生活常识，比如动物的认识，都是幼儿日常能见得到的东西，能激发幼儿的学习兴趣，双语双文的结合使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少数民族幼儿因汉语水平低下的理解缺陷。

(三)学习效果观察通过观察，分别对比现代课程活动和民族课程活动，在54人的班级中分别将注意的保持和兴趣作为指标，注意的保持是在充分使用教具的情况下，尽量排除可导致幼儿注意转移的干扰因素，幼儿的注意保持贯穿于整节课的学生人数;兴趣主要是学生与老师互动的人数以及课后的检查与反馈。通过图4统计发现，现代课程对于民族地区农村幼儿园，无论是注意的保持方面还是兴趣上，都稍低于民族课程，而这些特点在小班中尤为突出，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现代课程内容与幼儿生活经验脱节。比如在大班认识标志时，斑马线、红绿灯甚至宽敞干净的柏油马路这些内容都与农村幼儿的生活严重脱离，导致学生理解上的困难从而难提兴趣，因此注意保持时间较短;其次，现代课程在进行教授时，都是通过多次重复让学生强化记忆，这种方法下，多数学生得到的只是一个短时记忆，这些教育内容回归到学生的日常生活中难以再现，不能转变为幼儿的生活行动;第三，民族课程较现代课程而言，更能激发学生的想象和参与的欲望，他们能通过经验习得参与到老师的教学中去。以游戏课为例，存在于民间的一些传统游戏通常会世代相传，虽说在细节上会有一些加工和改动，但大体上都沿袭着相似的内容并有着固定年龄的参与人群，将这些传统的游戏融入幼儿园的课程中，课后幼儿能够在社区、村寨得到拓展和实践，这有利于巩固和提高学生的理解和应用能力，也能激发幼儿学习的兴趣。

三、民族传统文化资源应用于农村幼儿园活动的反思

民族传统文化应用于幼儿园课程活动相关的研究并不罕见，但通过对现有的研究进行分析，内容上多是以民族艺术作为素材引进课堂;研究的形式都是一种理论研究;研究的人员多是幼儿园一线的教师。当然，一线教师在幼儿园的课程活动研究上，最具有发言权。但是，现有幼儿园教师总体水平偏低，特别是在教育理论的理解上缺乏较高层次的理解，因此，在提出的建议与意见上缺乏宏观思考。因此，将民族文化资源引进农村幼儿园活动，除了要有一线的直接经验外，还要有立体的教育理论思考。

(一)进行意识生态的多元文化教育对话“多元文化教育生态”是北京大学钱明辉教授率先提出来的，是用生态学视角来讨论社会现象。钱明辉教授认为，这种方法的独特之处在于关注个体与整体之间包括时间与空间的关系，能有效避免孤立看问题的弊端，一反过去只重视时间而忽视空间的做法。［3］进行多元文化教育的生态意识培养，能有效避免其他视角造成的“两极”对立，即过度开放接收，重视多元一体而忽视了多元共存;过度重视本土又会让民族文化陷入孤立和封闭。多元文化教育的意识生态化，社会整体的联系和不断交流和变化状态能将人们视为习惯的局限性揭示出来，能够引起人们对新的目标和结构的重新构想，从而得出一种最适合的社会形态。多元文化教育对话是一种对话教育，是一种平等的、互动的关系，而不是压迫和强制。进行教育对话，其目的是对面对的问题进行客观辨识，坚持价值中立，实现对彼此文化的理解。中国一体多元的少数民族格局，由人口最多的汉族和55个少数民族共同组成，每一个民族都是在漫长的历史中发展起来，每一个民族身上都承载着厚重的文化历史，每一个个体都有着某种文化特点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在这样一个复杂的社会格局中，只有通过对话才能听到来自不同群体的多种声音，在对话中发现诉求，才能学会分辨，学会存疑，从而学会提问、学会表达。此外，通过对话，群体之间学会宽容、理解、接纳，才能实现和谐共处，才能增进潘光旦先生提出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安定和谐局面。进行生态意识的多元文化教育对话，能改变人们不再简单地从国家主义和地方主义、主流文化和特色文化的二元对立来看待问题，在进行课程构建的时候，就不再从制度化知识和非制度化知识的不平衡中寻找支点，而会站在一个较高的视角去审视国家、社会、文化、民族的整体性，从而发现生态学意义上的关联。

(二)加强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幼儿园文化的构建与传承幼儿园文化是指幼儿园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积淀和创造出来的，为其成员所共同遵循并得到同样的价值观体系、行为规范和共同的思想作风的综合，表现为幼儿园的“综合个体”［4］。进行幼儿园文化的传承与弘扬，首先要解决的是剥开文化的外衣，寻找到文化的核心，即价值观。任何一个国家、民族抑或是个人，要走发展的道路，都离不开文化，文化具有凝聚力的作用，是发展的核心动力。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幼儿园要想在现代教育需求下健康发展，就必须走“民族文化兴园”之路。当然，在起步低、底子薄的农村幼儿园，要形成自身的文化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但要清楚地认识到，幼儿园文化绝对不是简单的买校服、唱园歌。幼儿园文化应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外部文化，二是内部文化，三是制度文化。外部文化是幼儿园的空间物质形态，包括环境、设施;内部文化也可以称为精神文化，包括价值观、园风、园精神等，内部文化是幼儿园的灵魂和精髓;制度文化是规范和保障，包括规章制度、管理体制和组织机构，是全体师生共同认可的规范体系。在三种文化中，外部文化是基础、内部文化是主导、制度文化是关键，三种文化相互依存同时也相互制约。进行幼儿园文化的传承与弘扬，要有明确的办园宗旨，要以高品质的教育质量作为追求目标，要以育人为中心出发点，以民主、开放、科学的理念和方法进行幼儿园管理。此外，还要注意主流价值观的传承与弘扬。这要求教育管理者和幼儿园管理者要有清晣的文化观，以诚信、合作、共赢的态度引领团队文化，加强对幼儿园教职工的培训与教育，不断践行主流价值观，让幼儿园文化成为师生的行动指南。

(三)开发具有民族文化特色的园本课程重构幼儿园课程，必须在多元文化教育的原则下重视幼儿文化的开发，要充分认识到学生的民族意识，在以本民族口头文学、历史人物、自然地理、风俗习惯、艺术、信仰等素材为蓝本的基础上开发园本课程。要充分重视少数民族幼儿的生活经验，使用少数民族幼儿最容易理解的教育方式，在进行主流文化与民族本土文化教育时要始终坚持“对话”，开发出具有典型民族特点又不失现代性的民族地区农村幼儿园园本课程。幼儿园园本课程，不是单一的内容那么简单，最为重要的是课程的实施过程中所采用的教育方法。实施幼儿园园本课程，其多元文化特点要求教育方法必须以多样性、生活性为主，具体实施时首先应该在园本课程目标下进行文化分析并设立主题统整课程内容。众所周知，幼儿的认知能力有限，如果单以民族文化纳入课程中，没有进行加工、整合，没有充分认识学生的年龄特点就进行传授，这样的教学效果是可想而知的。所以，应该在园本课程基础上，选择最有价值最适合的民族文化内容，结合幼儿的认知特点和年龄特征，设立中心主题来引领园本课程;其次，幼儿园本课程应该以活动为主要途径展开，在县级以上幼儿园，活动引领课程基本已是一种常态，但是在农村幼儿园，大多采用的是小学式的教学手段。开发园本课程时，要把教育手段和方法写入课程中，仔细考量学生的文化心理和学习方式，鼓励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都能以自己的学习方式来形成自身的经验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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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认知同化论在初中化学概念教学中的应用

1．形成上位概念

初中化学教学是整个化学教学中最基础的阶段，而概念的教学又是其中很关键的一步，这里面就有很多上位概念．所谓的上位概念，就是学生认知中的涵盖范围比较广的概念．如物质、酸、碱、盐等，这样的概念就是上位概念．这一类概念的讲解往往比较抽象．对于上位概念的学习，教师可以使用PPT课件、演示实验、视频等方式来进行讲解，使学生对这些概念的理解有直观的感受．例如，在讲“溶解度的概念”时，教师可以采取实验的方式来进行讲解，将等量的食盐、糖、氢氧化钙、硫酸钡分别放入等量的水中，学生可以观察到食盐和糖完全溶解，氢氧化钙部分溶解，而硫酸钡则几乎不溶．在这样的一个直观的感受下，学生就可以理解物质在水中所谓溶解度的差异是具体怎样的一种差异．又如，在讲“碱的概念”时，教师不要急于去下碱的学术定义，而是要告诉学生像氢氧化钠、氢氧化钙这样的物质可以称之为碱，让学生对新概念的接受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2．上位概念衍生出下位概念

在学习下位概念的时候，要让学生认可新学习的概念和以前学的概念是有联系的，新的知识和旧的知识之间的这种相互联系，使得下位概念的学习事半功倍．例如，在讲“酸性氧化物的概念”时，学生初次接触到这个概念可能比较困扰，教师可以给学生讲明白酸性氧化物是氧化物的一种，而氧化物又是化合物的一种，化合物又是纯净物的一种．这样的一种找上位概念的方法，就会让学生很快了解什么叫做酸性氧化物．在学习下位概念的时候，可以采用列图表或者关系图的方式来促进学生对概念的理解．

3．强调概念之间的组合关系

化学概念的学习并不是单一的．化学世界本身探寻的就是物质之间的一种关系，因此，理清各个概念之间的关系尤为重要．例如，在讲“氧化还原反应的概念”时，有的学生就有疑问:化学中只有四种反应，为什么还会有氧化还原反应?教师要告诉学生，氧化还原反应包含的只是四大反应中的一部分，是对化学反应的另外一种分法．在四大化学反应中，置换反应一定是氧化还原反应，复分解反应一定不是氧化还原反应，而化合反应和分解反应则可能是氧化还原反应，也可能不是氧化还原反应．把四大反应和氧化还原之间的关系这样梳理以后，学生对于此部分概念的理解就会更加印象深刻．又如，关于溶液的概念，有饱和溶液、不饱和溶液、浓溶液和稀溶液．学生往往理所当然地认为，饱和溶液一定是浓溶液，不饱和溶液一定是稀溶液，这样的一种分法显然是错误的．这就像吃饭一样，吃饱并不代表吃得多，没有吃饱并不代表吃得少，这都是因人而异的．关于浓溶液和稀溶液的概念，也是根据溶液的不同而不同的．当然对于同一种溶液，饱和溶液一定是浓溶液，不饱和溶液一定是稀溶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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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模块化教学”的特点与优势

对新知识的渴望、对思想境界的提升、对自我人生的思索是人的本能，每个人都有内在的需求以完成此方面的升华，思想开始成熟的大学生尤其如此。要满足大学生的这种需求，“模块化教学”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尝试。这种教学方法具有明显的特点和优势，具体来说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内容的包容性大学语文的基本内容应该是古今中外经典的诗、词、文、赋、小说、戏剧作品，这一点在各种大学语文教材中都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但如果仅限于此，大学语文就基本等同于高中语文。我们所说的“模块化教学”包含更丰富的内容，也就是在一个模块主题下不仅包含文学作品，还包括历史、哲学、艺术、政治等各方面内容，因为在古代文史哲等学科本来就属于一体，不同学科可以同时体现相同的思想。对不同学科、不同国家相同主题文章的学习，可以让学生产生更多的联想和启发，碰撞出更多思想的火花。如，丁帆、朱晓进、徐兴无主编的《新编大学语文》“我的信仰”模块，包含宋代哲学家张载的《西铭》、佛家经典《六祖坛经》，选了穆旦、北岛等现代诗人的诗作，还选了爱因斯坦的《我的信仰》、法国史怀泽的《敬畏生命》，通过不同文化、不同文体作品的学习，使学生从各个角度理解“我的信仰”的含义;“美的历程”模块，既选择了刘义庆《世说新语》中的篇章，又选了林语堂的《中国书法》、杜甫的《丹青引》等经典作品。这些都充分体现了主题模块的包容性，这样的教学内容必定会引起学生学习的兴趣。

(二)主题的明确性“模块化教学”不仅内容丰富，而且目标明确、主题突出，能使学生围绕同一主题展开学习和思考。教师选择什么样的主题绝非信手拈来，而是经过精心挑选。在众多有关审美、社会、人生、思想的主题中如何挑选最富代表性、最能引起学生共鸣、最具有现实意义的主题，直接关系到课堂教学的成败。笔者在指定教材的基础上，根据学生的实际需求，结合自己的阅读和心得，选择了“我的信仰”“品格修养”“爱情婚姻”“《易》与中国古代神秘文化”等主题。在单元学习前，笔者结合教材导言和自己的人生体验对学生予以引导，在作品讲解过程中尽量多地运用比较的方法，启发学生思考作品内在的关联;在每一主题讲解后，笔者让学生撰写学习心得，以便将学习的知识内化为学生自身的修养和素质。在学习前就有明确的主题，所以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目标明确，充满学习的动力和热情。不同作品之间都存在内在的关联，避免了以往单篇串讲方式带来的边学边忘等问题，收到了较好的教学效果。

(三)思想的深刻性与高中生相比，大学生的自主意识更强，对知识的学习和接受更具主动性，厌倦老生常谈的枯燥说教，他们具有更强的参与意识，希望教师的讲解具有深刻性，这一点正是“模块化教学”的最大优势。大学人文素质教育是基于我国丰富的文化资源和几千年积淀的经典思想资源，大学生人文素质提高的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他们对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表现出很强的认同和学习欲望。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儒家思想、道家思想、佛教思想无疑是三大核心思想，这些思想至今还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思维和行为。对此，一般的大学语文教学方式是选择某些经典篇章(如《论语》《孟子》《老子》《庄子》《周易》中的名篇)逐字逐句讲解，这种方式和中学教学很相似，大学生们基本可以靠自学完成，因此容易产生倦怠情绪。如果采取“模块化”的教学方式，组织有意义、有趣味的文化单元，在一个较为轻松愉悦的氛围中使学生对传统思想有一个全方位、较为深入的了解，使每一个主题教学对学生来说都是一次想象的旅行和思想的冲浪，那么这样的学习对他们就具有吸引力，也势必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

三、“模块化教学”的实施策略

任何好的教学理论都需要借助有效的方法实施。在大学语文教学中成功开展“模块化教学”并非易事，需要精心设计、合理安排，具体来说需要在以下几方面特别注意。

(一)模块的选择以上面所列四种大学语文教材的单元设置为例，徐中玉、齐森华版本，丁帆、朱晓进、徐兴无版本为12个单元，夏中义版本为16个单元，温儒敏版本为25个单元，每个单元一般有4－10篇不等的选文，少数单元选文在10篇以上。笔者在教学过程中深深感到，以目前大学语文的课时量来说，根本无法完成所有单元的教学。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取舍成为重要问题，选择哪些单元和篇目，放弃哪些单元和篇目，需要大学教师慎重抉择。为了更有效地进行教学，教师在选择单元时必须考虑两方面因素:一是教师的专业特长。高校的大学语文教师主要来自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古典文献学、外国文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等不同专业，不同专业出身的教师会有不同的选择偏好。在单元选择和教学过程中，我们应该鼓励而不是抑制这种选择偏好，因为教师在自己熟悉的领域往往能够游刃有余，获得好的教学效果。二是学生的实际需求。教师在选择单元和篇目时，也要充分考虑学生的实际需求，有时教师觉得很重要的单元和篇目学生却不喜欢，这时不妨发扬民主精神，让学生投票决定选择哪些单元，这种做法在一定程度上能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对于一些理工院校的学生，教师还应该针对他们的专业特色，适当增加相应内容，强化大学语文在科学素养和科学精神方面的教化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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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单位：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四川大学中文系

出版周期：半年刊

出版地址：中外文化与文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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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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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范围：国内外统一发行

创刊时间：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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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当前大学英语教学中，仍存在过于注重语音、词汇、语法等基础知识传授，忽略英语文化背景知识传授的现象，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不强。本文拟从语言教学、真实语境、交际实践三方面着手探讨如何对大学生进行英语跨文化教育。

一、引言

当前大学英语教学中，仍存在过份强调语音、语汇、语法等基础知识传授，忽略英语语言中体现的西方价值体系、思维方式、审美情趣和文化现象的传授，导致学生跨文化交际不强。对大学生进行跨文化教育也是为了加强中西文化交流和、顺应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趋势的需要。本文拟通过寓文化意识于语言教学中、创设真实的语言环境理解西方文化、开展跨文化交际实践活动三方面着手对大学生进行跨文化教育。

二、寓文化意识于语言教学中

语言使用上的差异是由文化的差异引起的，在教学中，要使学习者关注语言的运用上体现的母语文化与英语文化的差异之处，把文化差异融入到语言教学中，培养学生社会文化的洞察力和跨文化意识。

(一)词汇的文化差异

1、词汇在中西文化中的字面差异

龙在汉语中为图腾与吉利的象征，dragon在西方文化中却是罪恶、邪恶的象征。as wise as an owl中作为智慧的象征的owl与汉语中视为坏兆头的猫头鹰。汉语中农民无贬义，而Peasant则是没有教养，社会地位低的人。红在汉语中常与喜庆相关，red则有多样化含义。red letter day 为“喜庆日子或纪念日”，To see red 为“使人生气”，wave a red flag为“做惹别人生气的事”，one’s face glowing with health为“红光满面”。to cast pearls before the swine则为汉语中的“对牛弹琴”。

2、词汇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联想意义

涉及到历史、传说、文学或宗教中人物或事件的词汇，意义深远，要越过字面意义去了解联想意义。英语中Shylock是《威尼斯商人》中的角色，意为惟利是图、心肠歹毒的小人。童话中灰姑娘Cinderella指贫穷、善良的最终获得幸福的女孩子。willow是和莎士比亚的戏剧中奥菲莉、黛丝泰蒙娜的悲惨命运联系在一起的，成为悲伤命运的象征，“杨柳”形容离别与女子情感以及妓院等。林黛玉代表指弱不禁风、多愁善感的形象。

(二)语用上的文化差异

语言总是体现了某种特定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文化背景，关注这些差异，有助于进行成功的跨文化交际。汉语习惯以询问别人到哪里去作为寒喧语，西方则是对于天气的评论和预测。年龄、婚姻、收入等是西方禁忌的话题，属个人隐私，美国人对于称赞语一般坦然接受并回以“Thankyou!”，中国人则谦虚地加以否定。再如对某个场所的表达。美国英语中rest room是剧院、商店等大建筑物中的设有厕所、盥洗设备等，供顾客、雇员等使用的房间，即是浴室、厕所的委婉说法，并非汉语中的“休息室”。

三、创设真实的语言环境理解西方文化

利用教材、多媒体、原版材料创设真实的语言环境，通过情景化的教学氛围让学生全方位感受语言，达到语言与文化的整合。

(一)挖掘教材、充分使用多媒体

以教材为核心，将英语国家的文化习俗、历史背景和故事传说介绍给学生，让学生了解其文化现象和文化内涵。同时利用多媒体营造视觉、听力的真实语言场景，把教学中的相关文化背景知识加以形象化、具体化，培养学生主动对英语语言文化进行探询，引导学生关注同一事物在不同文化语境中的表达差异，提高学生的跨文化意识。

(二)选择原版材料进行补充

选择适量能反映西方文化背景、风俗习惯、社会关系的视听材料，了解真实语言环境下英语的运用情况，加深对中西文化内涵的理解，积累相关的材料。如体现了社会理念和文化背景的文学作品，介绍当前社会动态和社会问题的报刊，收看中央电视台英语频道(CCTV-9)和收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的节目，鼓励学生根据自身英语基础选择部分国外英语电视电台节目观看，英语原版电影更是展现了英语民族如何进行交际的真实情景和鲜活语言，这些材料既煅炼了阅读与听力能力，又是了解英语国家文化知识的重要途径。

四、开展跨文化交际实践活动

《大学英语教学大纲》中明确指出:“语言是交际工具，语言教学的最终目标是培养学生以书面或口头方式进行交际的能力。”积极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跨文化交际实践活动，通过这些活动让学生品味和体验文化异同，培养学生的语用能力，增强他们的跨文化意识，创造英语交流的机会。如定期开设中西方文化知识讲座，用媒介语或英语向学生全面介绍英语国家的民族传统、文化特点、社会风俗等;以某个西方文化元素为主题开展英语沙龙、英语演讲比赛，选择教材中故事性较强、情景性突出的文章进行情景剧表演等等;扩展交际空间，与在中国学习和工作的外国人进行语言交流，直接感受到文化的差异;创造机会参与涉外工作的翻译与服务工作。

参考文献

[1]贾玉新.跨文化交际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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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当代绘画对于民族文化中的绘画艺术的借鉴

1．气韵的借鉴

中国传统山水水墨画在创作过程中，最看重的就是要讲求气韵，以达到灵动、形象的艺术效果。中国绘画的哲学思想中，要义之一就是“气韵生动”，它是中国绘画美学中的一大判断标准，而这也正是中西方绘画艺术的最重要的区分标准，是带有中国文化特色的绘画美学。在中国，“气”是一种无形的东西，它只可意会，难以言表，更不能用教条礼法加以约束。但是，它又有着强大的维系力，支撑着一定的艺术体系和文化体系，并体现这些体系的生命力。中国哲学体系中包括“气”这一思想形态，强调要加强“中国气息”的元素，以传承中国哲学的精髓，并加以演化，从而改变中国绘画创作过程中的唯西方理论体系至上的传统的思维模式。

2．笔墨手法的借鉴

中国自古以来书写工具与绘画工具是同一的，不分彼此，因而也就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书画同源”的文化共生现象。这种一体化的、共生的文化特色和风格，使得中华民族在审美感知、审美理解、审美评价及审美实践中，都是一体，因而也就促使中国绘画家对于美的认知和评价，是从“书画同源”这一文化共生现象出发的。“书画同源”这一文化现象是靠笔来完成的，主要包括了笔力、笔性、笔格等多个角度的分析和评价。中国传统绘画讲究笔、墨、纸、砚的相互配合。在绘画创作的过程中，中国绘画家往往会选择具有较好的吸水性能和浸染性能的宣纸作为主要的创作基础，一旦落笔，就不太可能会有大的改动。因而画家在落笔之前，会慎重思考和构思，在熟悉水墨的基础上，精确落笔，最后保证有着较为理想的绘画效果。这些都要求中国绘画家有着一气呵成、胸有成竹的创作底蕴和创作才华，以保证创作的灵性和神韵。当代中国画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一些绘画家试图以西画技巧改变中国画，把“中国画”改为“彩墨画”，殊不知中国画源远流长，民族精神的凝聚和民族文化的积淀异常丰厚和精深，最为显著的特征即是中国画所独有的笔墨精神。在当代中国画创作的过程中，融入进传统的笔墨创作精髓和技法，能够使绘画创作具有生动的写意性。如戴成有先生的《金陵十二钗》等人物画很注重笔墨技法的应用，先用类似工笔的形式将人物形象勾勒得很精细，然后在其上泼以大片淡墨，人物与背景浑然一体，使画面不仅具有工笔的精细严谨又有写意的豪放，同时给人如梦如幻的历史朦胧感。

3．诗意化的借鉴

中国传统山水画最为明显的特征之一是富有诗意，而“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诗情画意”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说到诗情画意，就会使人联想绘画与文学之间的某种联系。对于这种联系，有一部分学者是持怀疑和批判态度的，认为中国画中的文学现象是中国画的一大弊端，是中国绘画艺术落后的标志。其实，但凡对于西方绘画艺术有深入了解的人，会发现世界各国的绘画艺术都与文艺创作有着诸多的联系，只不过，中西方的绘画艺术与文学联系之间的侧重点不同，西方的绘画艺术与文学的联系，主要体现在人物故事方面，而中国的绘画艺术与文学的联系，则主要体现在诗词歌赋方面，如中国山水画中所蕴含的“诗意”是世界其他绘画艺术所没有的一个重要特色。

三、中国当代绘画对民族文化传统意识形态的借鉴

1．当代中国画对于触觉、味觉等感知方式的借鉴

西方的审美评判标准是基于视觉、听觉得来的，而中国的审美意识则是建立在触觉和味觉的基础上的，二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以味觉、触觉为基准的审美意识理念构成了中华民族特有的审美心理结构。通过深入研究中国美学艺术，可以发现中国美学中经常出现与“品”、“味”相关的一系列审美学名词，这种不同的审美评判标准，使得中国人鉴赏西方艺术的过程中，会不自觉地以中国式的审美理念为基点进行相应的考察和研究，去触摸和品读来自不同国度、民族的艺术创作，自然，中国绘画家在进行绘画艺术创作的过程中，也会立足于中国式的审美标准。

2．中国当代绘画对“三大”美学价值———中和美、自然美、禅宗美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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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利用特色体育课，传播特色体育文化

体育课是体育文化建设的最直接载体，学校开展什么样的体育课往往决定了体育文化建设的高度。而当前，很多高校体育课都是“一母同胞”。除了组织形式上的不同，在课程开设上，课堂内容选择上几乎都大同小异。这种过分同化的体育课使得高校很难构建特色化的体育文化，也使得高校的体育品牌建设沦为空谈。因此，高校必须要开设特色体育课，要深入做好几大研究，即本校体育课和本区域其他学校体育课的异同、本校体育课和其他区域学校体育课的异同、本校体育课和国外大学体育课的异同，要在研究之后做到“”开设体育课，要借鉴其他特色体育课形式，并结合学校特点对特色体育课的课程开设、组织形式等进行进一步完善。例如，北方地区的学校可以开设速度滑冰、花样滑冰、自由式滑雪等特色体育课，南方地区的学校可以开设水上运动项目，有条件的学校可以开设高尔夫、网球、冰球等特色体育项目，可以开设户外运动项目。通过特色化的体育课的开设，来丰富学校的体育类别，从而构建出多层次的体育文化，在这些特色化的体育课程中传承特色体育文化，达到体育文化传播目的，培养学生特色体育文化意识。

(二)利用特色运动会，孕育特色体育文化

每年的四月份，各大高校都会开设运动会，作为体育教育的一个重要环节，运动会对体育文化建设的推动作用不容忽视。高校要构建特色化的体育文化，必须要重视运动会，要开展特色运动会，让运动会成为学校体育的一个亮点，成为孕育特色体育文化的摇篮。例如，在运动会前推出运动会标语、运动会口号征集活动，每一届运动会都要进行此类活动，更新学校体育运动会的标语和口号;增加特色运动会项目，改变过去田径主导运动会的局面，增加一些新的体育运动项目，如羽毛球单打、双打、混双项目、花式篮球项目、街舞项目、五人制足球项目等，给运动会注入新元素。通过特色化的运动会，积淀高校的体育文化底蕴，让运动会成为高校体育建设的重要载体。在每届新生开学时，给新生展示学校的运动会风采，渗透特色体育文化理念，为高校体育文化建设营造良好的氛围。

(三)利用特色体育文化节，渗透特色化体育文化

文化活动是进行文化建设的有效途径，高校可以每年举办体育文化节活动，围绕体育这个主题开展形式多样的特色文化节活动。可以组织各种体育竞赛活动，如师生挑战赛、各系足球对抗赛，鼓励师生共同参赛;可以组织体育摄影大赛活动，让学生将自己拍到的运动主题相关的作品呈交给摄影大赛评定小组，通过评定选出最佳体育摄影奖、最具创意体育摄影奖等;可以组织开展体育知识竞赛活动，通过收集和汇集各种体育知识，将其变成题库，在学校开展知识问答竞赛活动，鼓励更多的人参与到体育竞赛活动中;可以围绕体育育人、体育文化建设等组织开展体育演讲比赛。通过这一系列的体育文化活动，让体育文化和体育活动有机结合起来，并于无形中渗透到广大师生的脑海里，完成特色体育文化的渗透。

二、放眼地方，实现地方和校园特色体育文化的联动

每个高校所处的地理区域不同，每个地方也都有具有传统特色的体育项目。高校在构建特色化体育文化的过程中要注重区域资源的利用，这种区域资源包括区域特色项目和地方传承项目等，它们共同构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体育文化。高校特色体育文化建设要注意凸显地方特色，这样才能让高校体育事业的发展和区域体育事业的发展结合，才能让高校体育文化建设和区域体育文建设有机结合。如东北地区高校在构建特色化体育文化时，要认识到冰雪项目在该地区的活跃性，要将冰雪项目孕育的体育文化引入高校体育文化建设之中，向学生传递具有东北地方特色的体育文化，加深他们对地方特色体育文化的理解，促进区域体育文化的发展。同时，让地方特色体育文化成为高校体育文化的宣传载体，传播高校体育文化，提高高校体育文化的影响力和渗透力。此外，可以在高校体育项目开设中增加这些地方特色体育项目，在具体的体育活动中完成文化渗透，形成高校体育特色。

三、注重传承，将民族特色融入高校特色体育文化建设中

我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拥有丰富的民族文化，这些民族文化各具特色，是我国珍贵的文化瑰宝。在高校特色体育文化建设中，如果能够融入民族特色，必将形成独具特色的体育文化。而将民族特色体育文化融入高校体育文化建设也有很多种途径，最直接的就是在高校体育项目中增设民族体育项目。如可以在高校体育课程设置中增加维吾尔族舞蹈，丰富当前体育舞蹈中健美操、交谊舞等单一的体育舞蹈内容，如可以在高校体育课程中增加土家族的高脚马比赛项目，增加侗族和苗族等的手毽项目、增加壮族的抢花炮项目。在增设这些项目的同时，进行相应的文化渗透，构建具有民族气息的特色化体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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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是茉莉花茶的原产地。茉莉花[Jasminumsambac(Linn.)Aiton.]原产于印度、波斯湾一带，属木樨科，茉莉属，常绿灌木，为热带、亚热带长日照偏阳性植物，适于在光照充足且年均温20—40℃，土壤持水量60%—80%的环境下生长。茉莉花在西汉时经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之初就在福州落地生根，这与福州独特的自然条件关系密切。福州市位于福建省东部沿海，闽江下游，地理位置介于25º15''''N—26º29''''N，118º08''''E—120º31''''E之间，地势自西北向东南倾斜，闽江横贯其中，下游为福州盆地，北部和东部为山地和丘陵，南部为平原。福州属典型的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温暖湿润，降水丰沛，年均温在16—20℃之间，7月平均气温28.6℃，1月平均气温10.5℃，年均日照时数1700—1980h，全年无霜期长达326d。年均降水量达900—2100mm，平均湿度77%。福州在光、热、水、土资源等方面与其他茉莉花种植区相比优势明显，为茉莉花的生长提供了十分优越的自然条件。福州茉莉花与茶文化系统农业文化遗产地主要分布在福州市境内的晋安区、仓山区、闽侯县、连江县、长乐市和永泰县等6个县（市、区），总面积3291km2，其中茉莉花主要生长在闽江沿岸的冲积平原和沙洲上，茶树则主要分布在鼓山等山区。

1.2研究方法

1.2.1问卷设计与调查本研究中问卷调查主要包括福州居民人口统计学特征、福州茉莉花与茶文化系统农业文化遗产地方认同维度测量量表等内容。按照调查对象的性质把福州居民分为福州市民和外来居民。福州居民对茉莉花与茶文化系统不同事物的地方认同维度测量量表采用从1（表示“强烈反对”）到5（表示“完全同意”）的5分制Likert量表。参考Proshansky[4]对地方认同所下定义，结合本调查问卷的具体研究内容，以农业文化遗产地作为地方认同理论的应用及研究范围，将地方认同划分不同认同维度：历史认同（historicalidentity）、现实认同（practicalidentity）、情感认同（emotionalidentity）和行为认同（behavioralidentity）。调查小组于2013年5月在福州市仓山区的万达广场、台江区的闽江公园以及晋安区的鼓山3个地点随机对福州居民开展问卷调查并当面回收有效问卷342份。受访居民基本情况参见表1。受访居民中，福州市民（46.78%）和外来居民（53.22%）所占比例较为接近，男女性别比例相当（51.46%和48.54%）。受访者中以18—60岁年龄段为主（占比92.68%），所从事职业以工人（23.39%）、学生（15.20%）及企事业职工（24.56%）为主，年均收入在5,000元以下、20,001—30,000元、30,001—50,000元的受访者所占比例分别为20.17%、22.22%和27.19%，受访者多接受过良好的教育（54.67%受访者具有大学及以上文化程度）。借助Excel进行数据汇总并利用SPSS17.0对汇总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1.2.2问卷信度与效度良好的问卷结构要求各维度与测量总分间的相关系数在0.30—0.80之间，各维度间的相关系数在0.10—0.60之间[18]。据此，为使研究更具科学性和可信性，本研究利用SPSS17.0中scale模块提供的信度分析（ReliabilityAnalysis）及因子分析功能对量表进行信度和结构效度分析。分析结果显示，地方认同维度量表的克朗巴哈（Cronbach）系数为0.664，KMO统计量为0.65，球形Bartlett检验发现变量间在0.01显著性水平下显著相关，说明量表的信度和结构效度处于可接受范围内，可以对量表数据进行后续分析。

2结果与分析

2.1福州居民地方认同维度总体特征分析采用5分制Likert量表对问卷结果进行测量时，通常情况下得分均值在1—2.4之间表示不同意，2.5—3.4之间为一般，3.5—5之间为同意。由表2可知，福州居民对茉莉花与茶文化系统农业文化遗产不同认同维度的总体得分介于2.80—3.90之间。其中，福州居民在历史认同、现实认同及情感认同3个维度上的总体得分分别为2.85、2.80和3.25，认可程度一般。行为认同维度上的得分达到3.90，表明福州居民在保护茉莉花与茶文化系统农业文化遗产的认知上具有较高的一致性。在对福州居民中的福州市民和外来居民分别进行研究发现，福州市民在各地方认同维度中的得分均高于外来居民。除在行为认同维度上福州市民和外来居民得分均值差异没有达到显著水平外（P>0.05），在其他认同维度中两者得分均达到显著差异（P<0.05）。

2.2福州居民地方认同维度差异特征分析以地方认同均值及不同地方认同维度均值为变量，利用方差分析方法对福州居民茉莉花与茶文化系统的地方认同及其4个认同维度在不同性别、年龄、职业、年均收入、居住时间、文化程度和调查对象之间的差异进行分析，以研究这些因素对福州居民茉莉花与茶文化系统地方认同的影响程度。为尽可能地降低某些分组因样本量过少而对分析结果产生的干扰，现将职业组别中“科研人员”样本以及年均收入组别中“5,001—10,000元”样本予以忽略，在此基础上对数据进行方差分析（表3）。研究结果表明，不同年龄段居民对福州茉莉花与茶文化系统地方认同差异极显著（P<0.01），随着年龄的增加，地方认同亦增加，但不同年龄段居民之间的地方认同差异主要体现在历史认同维度（P=0.042）、现实认同维度（P=0.009）及情感认同维度（P=0.004）上，而在行为认同维度上没有达到显著水平（P=0.601）；不同收入水平居民对茉莉花与茶文化系统地方认同差异显著（P<0.05），随年均收入的增加而升高，但这种差异主要体现在情感认同维度（P=0.005）和行为认同维度（P=0.002）上，而在历史认同维度（P=0.164）和现实认同维度（P=0.224）上差异不显著。年均收入在“30,00150,000元”的居民在情感认同和行为认同上均高于其他收入居民；居民居住时间的长短对其地方认同存在极显著差异（P<0.01）。居民地方认同的形成需要较长时间的积累，居住时间愈长，地方认同程度愈高。具体而言，不同居住时间的居民地方认同的历史认同维度（P=0.000）和现实认同维度（P=0.001）差异极显著（P<0.01），在情感认同维度（P=0.029）上差异显著（P<0.05），但在行为认同维度（P=0.412）上差异没有达到显著水平（P>0.05）；不同文化程度居民的地方认同、历史认同维度和行为认同维度分别在0.05、0.01和0.01水平上差异显著，其中“大学”和“硕士及以上”受访者的地方认同、历史认同和行为认同高于其他文化程度受访者，说明居民地方认同程度的高低与其受教育水平关系密切，受教育水平愈高，地方认同程度也愈高；福州市民和外来居民的地方认同存在极显著差异（P<0.01）。具体分析发现，福州市民和外来居民在历史认同维度（P=0.000）和现实认同维度（P=0.000）上的差异均达到极显著水平，在情感认同维度（P=0.019）上差异显著（P<0.05），但在行为认同维度（P=0.087）上差异不显著。福州市民地方认同高于外来居民，表明人口的空间迁移和依存地变化可能对居民的地方认同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

2.3福州居民茉莉花与茶文化系统地方认同影响因素分析为研究不同因素对福州居民茉莉花与茶文化系统地方认同的影响程度，借助SPSS17.0相关分析功能中的Pearson相关系数对受访者的年龄、年均收入、居住时间以及文化程度与其对茉莉花与茶文化系统的地方认同、历史认同、现实认同、情感认同和行为认同进行相关分析（表4），分析结果表明：年龄、年均收入、居住时间和文化程度与居民地方认同之间均存在相关性，其中，年龄和年均收入与地方认同呈显著正相关关系（P<0.05），居住时间和文化程度与地方认同之间存在极显著正相关关系（P<0.01）。受访居民的居住时间和文化程度与历史认同同样存在极显著正相关关系（P<0.01），表明在当地的居住时间愈长，受教育水平愈高，受访居民对福州茉莉花与茶文化系统的历史文化传统了解程度愈高。福州居民现实认同的形成主要受到年龄和居住时间的影响，与年均收入和文化程度没有显著相关性（P>0.05）。居民的情感认同与年龄呈显著正相关（P<0.05），与年均收入和居住时间呈极显著正相关（P<0.01）。福州居民的行为认同与其年均收入和文化程度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且更多受到居民文化程度的影响。综上所述，福州居民对茉莉花与茶文化系统的地方认同及各认同维度主要受到居民居住时间和文化程度的影响，居住时间愈长，文化程度愈高，居民对地方事物的了解程度愈高，更有利于提高对当地的认同程度。

3结论与讨论

3.1福州居民农业文化遗产认知及保护规律为探究福州居民对茉莉花与茶文化系统的认知及保护规律，按照受访居民人口统计学特征及其与地方认同各维度间相关系数大小，将福州居民对茉莉花与茶文化系统的认知保护划分为由低到高的3个层次：人口特征、认知态度和保护态度，其中，依据地方认同各维度涉及的具体调查内容，以历史认同、现实认同和情感认同3个维度指示居民的认知态度，以行为认同指代居民对该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态度，据此，构建福州居民农业文化遗产认知及保护规律（图1）。在地方认同与受访者行为表现的关系研究中，Williams等[20]研究发现当人们对一个特定地方产生地方认同时就会表现出对该地负责任的环境行为。本研究中，福州居民的认知态度受居民人口特征（年均收入、文化程度等）的影响，而居民对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行为主要受其对该遗产项目的认知态度的影响，与居民人口特征相关性不强。依据福州居民农业文化遗产认知及保护规律，在如何有效保护的问题上，应采取积极举措转变居民的认知态度，如政府及相关部门可经常性地组织或举办弘扬茉莉花文化的大型民间文艺活动以吸引市民参与其中，增强居民对茉莉花及茶文化的了解；茉莉花在福州拥有悠久的栽培历史并因此而成为福州市花，占据“天时”与“地利”而独具特色，政府部门应利用大众传媒及移动互联网多渠道对茉莉花与茶文化进行积极宣传，增强居民的文化自豪感以及对该文化遗产的情感认同；可针对居民开展茉莉花茶保健功效的讲座或论坛，拓宽居民对茉莉花茶用途及功效的理解，进而影响其消费倾向。通过增强居民的认知程度最终影响其行为选择，以实现对该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