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侵权论文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医疗侵权论文，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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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迟明霞和温明名诉瓦店房第二人民医院案②、营口市老边区人民医院诉许忠伟案③、吕林和施晓芬诉东港市中医院案④、易新华诉华容县人民医院案⑤以及南京市栖霞区迈皋桥医院诉吕甲案⑥中，法院认为医疗侵权纠纷中的过错和危害行为和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要件应由医疗机构负证明责任，即医院在不能证明自己主观无过错和危害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没有因果关系的情形下则应承担败诉的法律后果。这些案件中法官并没有完全采用新颁布的《侵权责任法》，而是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作为审理案件的依据。通过笔者梳理不难发现，我国司法实务部门关于医疗侵权案件中的因果关系，以及医院方在诊疗过程中的主观过错这两个医疗侵权责任中的重大问题，各地做法不一甚至是直接冲突。但这种冲突造成的原因并不是法律使然，因为新的侵权责任法关于医疗侵权中证明责任的分配还是比较明确的，在法律已作出规定的情况下，各地法院却出现了规避法律适用的情形。一定意义上而言，这是司法者对于立法者关于医疗侵权证明责任分配不满的体现。在医疗侵权诉讼的司法实践中，患者的证明活动存在被医方妨碍的客观现实性，概括起来原因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首先，患者不具备专门的医疗专业知识，处于信息占有量方面绝对不对称的地位，对医务人员采取的诊疗措施与方法知之甚少。其次，一般就医患者基于对医方“治病救人”“永不存损害妄为之心”的天职的内心确信，不会在诊疗过程中刻意对相关医疗证据进行收集和保存。再次，病历资料的生成和保管由医方单方来完成，当发生纠纷时，医方出于对自身利益的维护，不可避免地会利用控制病历资料优势，阻碍患方进行举证，而病历资料在纠纷发生后存在被医方篡改的极大可能性。因此，平衡医患双方在医疗侵权中证明责任的分配则显得至关重要。

二、医疗侵权证明责任立法规定的域外考察

就如何证明医疗侵权诉讼中作为被告医方的过错，从域外立法规定看，主要有德国的表见证明、日本的大致推定和英美法系中的不证自明三种模式。表见证明，是指“法院利用具有高度盖然性的经验法则，就一再重复出现的事件或现象(定型事象)，从已存在的某种事实，推断作为证明对象的待证事实的过程”［4］。大致推定，是指“当存在非因过失损害便不至于发生的经验法则时，在原告证明损害已经发生后若被告不能证明存在表明其无过失的例外情形，法官便可据此推定被告存在过失”［5］238。在德国，对于一般的医疗纠纷诉讼，医方过错证明采用“表见证明”来推定诊疗、护理主体在医疗过程中存在过错，但是对于特别重大的医疗侵权过错案件则采取证明责任倒置，即由加害人承担自身没有过错和医疗结果与医疗行为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从减轻原告病患者的证明责任或证明负担角度而言，证明责任倒置的减轻程度要大于表见证明。如何从诉讼法上界定表见证明的性质，德国的民事诉讼理论和实务界存在一定的争议:一种观点认为，所谓表见证明只是法官在自由心证范围内适用经验法则所要解决的问题，所以表见证明本身属于法官对于证据进行评价的问题;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表见证明是法官在医疗侵权中用来克服主要事实真伪不明所运用的一种方法，因此表见证明的功能本质上而言是转移证明责任。上述两种观点，证据评价说是德国诉讼法学理论界的通说，也是司法实践中法官判例用于采用的学说。

英美法系中的不证自明与德国诉讼法上的表见证明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具体是指法院利用人们的一般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就某一频繁出现的特定事实，根据已经证明的业已存在的客观事实，来推断某一类似待证事实也是客观存在的。如果相对方提不出反证，该推断事实即为真实的证据提出过程，不证自明是一个实实在在的证明负担减轻的问题。日本民事诉讼法学理论界的通说认为，日本立法的大致推定与德国诉讼法上的表见证明二者内涵是基本相同的。所谓大致推定，是指日本法院在诉讼过程中，为了缓解原告证明责任的负担而使用的一种方法。具体是指“当存在非因过失损害便不至于发生的经验法则时，在原告证明损害已经发生后若被告不能证明存在表明其无过失的例外情形，法官便可据此推定被告存在过失”。大致推定的性质，在日本的学者中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事实推定说。坚持该说的学者认为，大致推定是法官根据经验法则对事实所作出的推测性认定，其属于法官对于证据进行评价的范畴，因此在被告不能提出证明自身没有过错的反证情况下，法律规定并没有强行要求法官作出被告具有过失的司法认定，法官根据自身自由确信和职业信仰，也可以认定被告根本不存在过失行为。第二，证明度减轻说。坚持该说的日本学者认为，大致推定最终导致的个案证明标准的降低是大致推定制度的本质。第三，大致推定属于证明责任倒置说。坚持该说的学者认为大致推定已达到了倒置证明责任的效果，将应由原告提供的过失证明责任转移至被告，法官只要作出大致推定，就要由被告对自身行为不存在医疗过失承担客观证明责任［8］。在上述三种理论界的观点中，事实推定说处于通说地位，也是日本当今司法实务部门所采用的学说。通过笔者对于域外立法的梳理不难发现，上述几个国家在处理医疗侵权诉讼案件证明责任分配问题方面，逻辑上都是首先在认定患方承担证明责任的这一前提下，运用了一些特定的方法来缓解作为原告方患者的客观举证困难这一现实问题。综上所述，关于各国在医疗纠纷中举证责任分配的学说在法学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的经验都是相对成熟的，而各国对于医疗侵权诉讼的证明困境都在肯定患方负证明责任的前提下，为缓和患方的举证困难所采取的一些特定原则与制度。这对我国是一种有益启示，对我国相关制度的完善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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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7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专章规定了医疗损害责任，将医疗损害分为医疗技术损害、医疗伦理损害和医疗产品损害。[1]在归责原则上，明确了医疗技术损害和医疗伦理损害责任的成立，原则上适用过错原则，有条件地适用过错推定；医疗产品损害责任实行无过错原则。医疗过错的有无是决定医疗损害责任是否成立的关键，过错的证明责任分配攸关诉讼的胜负。从表面上看，证明责任分配是提供证据责任（行为责任）的归属，而实际上是客观证明责任（结果责任）在当事人间的分配，更重要的这种责任的分配常常影响到诉讼结果。[①]因此，有必要对《侵权责任法》中有关医疗过错条款进行深度解读，理解其立法价值选择，以期对实践有所裨益。

一、分配医疗过错证明责任应当考虑的因素

在我国民事立法上，对“医疗过错”要件的证明责任分配，经过了《民法通则》的原告承担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民事证据规定》）的被告举证，再到《侵权责任法》的修正，实质反映出立法者对诸多利益、价值权衡的结果。立法者考虑下文论述的各种因素，分别依据不同的法律价值判断，从而决定将“过错”的证明责任分配给何方承担。

（一）医疗行为的复杂性与固有风险

医疗行为本质上的复杂性、危险性、偶然性和不确定性决定了医疗机构及其医护人员的义务只能是一种方法义务而非结果义务。医方所负担的义务是诊疗行为本身法律论文，诊疗义务的抽象性表现为“进行医学上认为适当的诊疗”。由于人体机能的复杂性及患者行为的不可预测性所导致的诊疗行为的不确定性，使得在诊疗全过程中所进行的各个具体的诊疗行为，都不是能预定的，医护人员只能根据某个时间、某个局面的实际情况，选择、实施适当的诊疗行为。[2]诊疗行为的手段性，一般不能确保医疗行为必须发挥某种治疗效用或实现治疗结果。

同时也应考虑到，正是因为医疗行为具有专业性强、技术性高的特点，在通常情况下，患者及其家属不可能具备医疗方面的专业知识，处于弱势的一方。并且作为重要证据的病历记载均在医疗机构或医务人员的势力范围内，损害发生后，医方有充分的时间篡改证据，将对其不利证据销毁论文格式范文。因而，普通人对医疗行为的技术性无法清楚认识，欠缺举证能力。

（二）医学的发展与成本

现有的医疗技术可实现部分治愈疾患的目的，但也存在一定的伤害性，作为医疗侵权行为“受害人”的患者，同时也是“受益人”。如果不能正确认识医疗行为的特殊性，简单地将所有医疗损害纠纷的过错要件的证明责任分配给医方，实质是将医疗技术的高风险转嫁给医疗机构承担，将会导致临床医学的不发展和不作为，阻碍医学科学的健康持续发展。

但是，医学发展的必要成本、风险也不应由患者一方承担。如果将医务人员探索未知领域疾病而使患者遭受的损害或风险完全由患者承担，相对于整个社会和医学的发展，这对患者而言是个沉重的负担。

（三）医患双方的公平性

目前人类发现的疾病一共是4万余种，能够彻底治疗的只有6%左右，60%的疾病依靠人体自身免疫系统自愈，30%多的疾病是至今无法医治的。[3]每一患者主动求医时，其本身已罹患疾病；加之在治疗过程中，由于患者个体的差异、并发症，患者及其家属是否配合等因素，无法证明患者的病患无法治愈甚至恶化是由于自身的原因还是医方的过错。所以，将所有情形下医疗损害过错的证明责任分配给医方不能体现法律的公平与平等。

对处于弱势一方的患者而言，纠纷解决中的“沉默共谋”和“证明受阻”也是不能不考虑的因素。德国学者汉斯﹒普维庭提出过一个“证明受阻”的概念，是指负有证明责任的当事人的对方当事人由于故意或过失行为妨碍了可能证明的提出，因而提供证明落空。[4](271)而且医疗纠纷中的专家一般均为医师法律论文，与被诉医疗机构有这样那样的联系，在依据事实作证将会对医方不利时，专家证人保持沉默是难以避免的。

立法者正是基于对上述因素的权衡，既考虑患者合法权益应有的补偿和救济，又兼顾医方的合法权益及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在我国《侵权责任法》中对“医疗过错”规定了多元的证明责任分配体系（详见下表）。

 

归责原则

《侵权责任法》规定

患者的证明责任

医方的证明责任

过错责任

54条：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

证明存在违法行为、损害事实、行为过错及因果关系

 

 

过错推定

58条：患者有损害，因下列情形之一的，推定医疗机构有过错：（一）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其他有关诊疗规范的规定；（二）隐匿或者拒绝提供与纠纷有关的病历资料；（三）伪造、篡改或者销毁病历资料

证明存在违法行为、损害事实、因果关系

证明不存在过错

无过错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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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科技的发展，对于医学这门探索性学科，带来了很大的推进与改变，越来越多的医疗技术的出现，给许多患者带来了福音，但由于其技术本身的缺陷性，使得这些先进医疗技术在治病救人的同时，也在提供着一种“缺陷”服务，成为了一把双刃剑。然而医患关系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医生与病人之间一旦产生基于医疗纠纷，解决起来异常棘手。因此，对于医疗技术损害，亟需一个公平合理又有效的损害赔偿及举证责任制度，在此，作者着重通过对《侵权责任法》的理解，对我国医疗技术损害举证责任制度进行解读。

二、医疗技术损害责任概念

医疗损害纠纷相关立法在我国有近三十的历史，涉及到的法律法规包括《医疗事故处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以及最新出台的《侵权责任法》。

医疗技术损害责任，是指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在医疗活动中，违反医疗技术上的高度注意义务，具有违背当时的医疗水平的技术过时，造成患者人身损害的医疗损害责任 。这种医疗损害责任的构成，必须具备医疗技术过失的要件，例如：诊断过失损害责任、护理过失损害责任。医疗技术损害必须以医疗过失为前提，表现在未尽到与当时的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因此如何认定诊疗行为没有达到当时的医疗水平就极为重要，成为认定医疗技术过失的关键。《侵权责任法》第54条是医疗损害责任的一般条款：“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这表明，《侵权责任法》中明确规定了医疗损害责任的归责原则实行过错责任原则。同时，《侵权责任法》第57条和第58条也对医疗技术损害责任作了具体的规定。

三、各时期的医疗技术损害责任分配制度

在我国医疗损害纠纷立法的近三十年当中，关于医疗纠纷举证责任分配问题的规定不尽相同。其中，因为医疗侵权行为概念的表述以及相关概念的内涵和外延都不统一，使得对现在所谓医疗技术损害举证责任的研究变得异常困难。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无论采用何种概念，由医疗技术事故所引发的侵权行为至始至终都是存在的，相应举证责任分配制度也可体现在不同时期的不同法律规范之中。

早在1987年1月1日生效的《医疗事故处理办法》中，对医疗事故责任范围（包括医疗技术事故）进行严格限定并采取绝对的过错原则，使得在举证责任的分配上实行“谁主张，谁举证”的分配制度 。基于绝对的过错归责原则，医方没有提供病例的义务，因此患方完全承担诉讼中所主张请求的全部举证责任。这样一来，本来患方所掌握的证据就极其有限，可期待的唯一重要证据——病例又被利益相关者依法合法掌握，连本应最容易被证明的医方损害行为本身都不能予以确定，想通过患者自身努力获得赔偿，几乎不可能实现。在这一历史阶段，患者一方明显承担了过重的举证义务，使得患者在认定医疗事故就已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即使获得认定，也很难获得理想的损害赔偿。

随着医患矛盾的逐步突出，各地因医疗纠纷所产生的暴力争斗时有发生，因此使得立法者开始酝酿新法律法规，用来规范医患纠纷中的举证责任分配。2002年4月1日起正式事实的《证据》第4条第（八）项明文规定：“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由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从此，我国医疗技术损害责任进入了“举证责任倒置”时期。

举证责任倒置规定有效地缓解患者在医疗损害纠纷中的举证难问题。但在设计医疗损害责任制度的时候，还存在着更重要的第三方利益——全体潜在患者，即全体人民的利益 。因为每一个人都必定会成为下一个潜在患者，会造成一定后果，一方面是在医院承担过重的赔偿责任后，采取消极的医疗行为，如采用过渡检查，消极治疗的办法；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下，长时期的消极医疗行为必定影响医学的进一步研究，也阻碍了医学技术的发展。

因此，寻求一个能够医患纠纷的举证责任分配的合理规定，变得尤为重要。新出台的《侵权责任法》第54条、第57条和第58条的规定中可以看出，医疗技术损害的归责原则是一般过错原则，实行“谁主张，谁举证”的分配规则，但同时存在过失推定的三种情形，即（一）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其他有关诊疗规范的规定；（二）隐匿或者拒绝提供与纠纷有关的病历资料；（三）伪造、篡改或者销毁病历资料。

四、《侵权责任法》的进步意义

《侵权责任法》中对医疗技术损害责任的举证责任分配修改是有进步意义的，主要原因有：

1.对于适用一般过错原则的医疗损害责任，本应由受害人一方负举证责任，在不违反一般过错原则的举证责任分配制度的同时，规定了特殊情形下适用举证责任倒置，更为合理。2.第三方利益。从医疗机构角度考虑，如果要对每一位患者存在的潜在危险都负有证明自己本身不存在过错的义务，未免过于苛刻。针对病情如果同时存在两种治疗方法，一种高治愈率高风险，另一种效果低下风险较低，医疗机构会产生可能承担医疗损害责任的负担，从而致使医疗机构在接待患者时首先考虑的不是如何治愈病人，而是如何在可能存在的责任分担上减少或者避免自己的责任。更重要的是，患者也不能够在第一时间获得救助，长此以往，最终需要买单的还是广大人民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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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医疗侵权行为概述

医疗侵权行为是发生在医疗领域的侵权损害行为，是指在整个医疗活动中，因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的故意或过失，对患者生命和健康造成损害的行为。在我国立法和司法实践的不同时期，对医疗侵权行为的分类存在差异：一是《侵权责任法》实施之前，我国司法实践中医疗侵权行为的主要类型有医疗过错和医疗事故，另外还存在医疗产品损害。这种分类方式完全割裂了医疗侵权损害制度的完整性，使本属于同一类型的行为之间相互排斥，彼此对立，形成了多个“双轨制”的二元化医疗损害的处理模式，致使司法审判秩序混乱，医患关系紧张；二是《侵权责任法》中规定的三种不同类型的医疗侵权行为：医疗技术损害行为、违反医疗伦理义务的行为和医疗产品损害行为。根据不同的医疗侵权行为，合理科学的配置归责原则，是医疗损害立法的一种潮流。笔者将根据不同时期医疗损害行为的类型，对该医疗侵权行为的归责原则进行探讨。

二、《侵权责任法》实施以前医疗侵权行为的分类及归责原则

（一）医疗侵权行为的分类

在《侵权责任法》施行以前，医疗侵权行为主要规定在《民法通则》、《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法律规范中。在司法实践中，医疗侵权行为被分为以下几类：医疗过错、医疗事故和医疗产品损害。在《侵权责任法》实施前，由于司法实践中将医疗事故与医疗过错予以刻意的区分，使二者逐渐成为两个对立的行为，适用不同的法律规范和归责原则。事实上，从二者的行为构成来看，医疗事故与医疗过错有许多的相似之处，并无严格的区别。因为二者都是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基于过失造成患者人身损害的结果，而二者区别只是规定在不同的法律规范之中。医疗过错是规定在《民法通则》中，而医疗事故是适用《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规定。医疗产品责任并没有专门立法，而是作为产品责任由《民法通则》予以调整。

（二）医疗侵权行为的归责

1.医疗过错导致的损害应适用过错归责原则

在《侵权责任法》施行以前，由于对医疗侵权行为未进行统一立法，各个法律规范对医疗侵权行为的规定不同。医疗侵权行为最先被规定在《民法通则》之中，《民法通则》将侵权行为分为一般侵权和特殊侵权，虽然没有对医疗侵权行为进行专门规定，但根据民法原理，医疗侵权行为属于一般侵权行为，适用过错归责原则，此时的医疗侵权行为在诉讼实践中即被称为“医疗过错”。按照具体的损害结果，根据医方的过错程度，并合理考虑医疗技术本身的风险及个体差异，使医方承担相应的责任。

2.医疗事故的归责原则适用过错推定原则，并实行举证责任倒置

根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的规定，医疗事故是指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医疗活动中，违反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过失造成患者人身损害的事故。从条例的规定可以看出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构成医疗事故，主观上必须具有过失。

医疗事故是医疗机构违反诊疗常规，过失引起的损害。相较于医疗过错的归责方式，医疗事故的的归责更严格，承担的举证责任更重，这是基于“违法在先”的理论，即明知或应知自己的行为会造成严重的损害结果，仍然不遵守医疗诊疗常规，造成损害后果。

3.医疗产品损害应适用无过错归责原则

医疗产品损害是指由于医疗产品质量不合格造成患者人身和财产的损害。医疗产品致损责任作为产品责任的一类，在《侵权责任法》实施以前，应适用《民法通则》第122条的规定：因产品质量不合格造成他人财产、人身损害的，产品制造者、销售者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该情形属于特殊侵权，应当适用无过错归责原则。

三、《侵权责任法》中医疗侵权行为的分类及归责原则

（一）医疗侵权行为的分类

为了改变二元化的医疗损害行为的法律适用的状况，建立统一的一元化结构的医疗侵权损害行为制度，解决法律适用矛盾，缓解医患双方冲突，公平、有效地处理患者利益、医方利益和全体患者利益的平衡，防止防御性医疗行为，调动医疗机构和义务人员的积极性，促进医疗事业的发展，《侵权责任法》对医疗侵权行为进行了统一归类，形成了一个统一的医疗损害行为制度，将医疗侵权行为规定在一部法律规范之中，适用同一的法律标准，并在此基础之上，将医疗侵权行为分为三类：医疗技术损害行为、违反医疗伦理行为和医疗产品损害。医疗技术损害是指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在医疗活动中，未尽到医疗技术的高度注意医务，过失的造成患者人身损害的行为；医疗伦理是指医疗良知和医疗道德义务，违反医疗伦理的行为即是违反医疗良知和医疗道德义务的行为。违反医疗伦理行为包括违反资讯告知义务的行为、违反知情同意的行为和违反保密义务的行为。其中违反资讯告知是医方在进行诊疗活动中未对患者的病情进行充分告知和说明，导致没有尽到医疗伦理上的注意义务；违反知情同意是医方在采取相应的诊疗手段或措施时，没有对患者进行告知并取得其同意，而侵害其知情同意权和自我决定权；保密义务是指医方基于特殊的地位，掌握了患者的病情、病史和个人基本信息，对这些信息医方负有保密义务；医疗产品损害是指医疗机构在医疗活动中使用存在缺陷的药品、消毒制剂、医疗器械及输入不合格的血液、血液制品等医疗产品，造成患者人身损害的行为。

（二）医疗侵权行为的归责原则

1.医疗技术损害适用过错归责原则

区分医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的标准，是医方是否尽到了在当时医疗水平条件下的高度注意义务。医疗技术损害结果是由于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未尽到高度注意义务导致的，说明医方对损害的结果的发生存在过错，而《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和第五十四条对过错医疗行为进行了规定，从条文的内容来看，对医疗技术损害行为适用过错归责原则。

医疗技术损害适用过错原则确定侵权责任，应当具备侵权责任的一般构成要件，即诊疗行为、损害结果、诊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存在因果关系和过错，实行一般的举证责任原则，由患者举证。但存在例外情况，《侵权责任法》第58条规定：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造成患者损害的，直接推定医疗机构有过错：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其他有关诊疗规范的规定；隐匿或者拒绝提供与纠纷有关的病历资料；伪造、篡改或者销毁病历资料。

2.违反医疗伦理损害应适用过错推定责任原则

违反医疗伦理行为是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明知或应知自身的行为违反医疗伦理，过失的造成患者人身损害以及其他合法权益损害的行为。根据“违法在先”理论，医方明知或应知自己的行为违反医疗伦理义务，仍然不遵守医疗伦理义务造成损害，其虽然是过失，但恶性程度更高，存在这种情况时，应直接推定医方存在过错，除非医疗机构能够证明自己的诊疗行为没有过失，否则就应承担违反医疗伦理造成的损害。

3.医疗产品损害应适用无过错归责原则

医疗产品作为一种产品，当然的适用产品责任的归责原则，即适用无过错归责原则，受害患者可以向医疗机构主张赔偿责任，也可以向缺陷医疗产品的生产者和销售者，主张赔偿责任。医疗产品缺陷不是医疗机构造成的，而医疗机构需承担责任的原因：一是医方作为专业的机构，对医疗产品的质量识别承担较其他人更高的注意义务；二是患者的生命权和健康权是不容损害的，造成损害，不管是否存在过错，均应承担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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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前，在人格权侵害的救济手段中，损害赔偿可以比较实际地对受害人产生救济效果。被侵犯人格权的受害人通过获得金钱补偿，从而使其人格尊严和人格价值得到保障。完善人格权制度对中国民法的立法至关重要。本文将试图探讨中国民法中关于人格权的理论研究，主要研究人格权的概念、相关主体以及关于侵犯人格权的损害赔偿问题。

关键词：人格权；人格权侵害；损害赔偿

一、关于对人格权的规定

《宪法》第38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人格权是法律赋予权利人以人格利益为内容，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人格所必须享有且与其主体人格不可分离的权利。依据《2001年最高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司法解释》的解释：“下列人格权利被侵犯的，如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死者的姓名、名誉、肖像、荣誉、隐私、遗体、遗骨等被侵犯的；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定纪念物品因侵权行为而永久性灭失或毁损等。”

二、关于人格权侵害的损害赔偿

根据宪法关于尊重人格尊严和保障人权的基本规定，为保护公民的人格尊严和人身自由等人格权利，民法制定了其标准。民法对人格权保护实际上是对民事责任作出的规定，可以全面保护人格权。在大多数情况下，人格侵权表现为一种民事违法行为。

（1）损害赔偿责任原则

《侵权责任法》第19条规定：“侵害他人财产的，财产损失按照损失发生时的市场价格或者其他方式计算。”第20条规定：“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财产损失的，按照被侵权人因此受到的损失赔偿。”

（2）财产损失赔偿

如果人格权受到侵害，特别是生命、身体、健康等物质人格权受到侵害，不仅会使受害人遭受精神痛苦，还会直接造成财产上的损失。从理论上讲，财产损失可以分为财产上的损失和利益上的损失两个部分。其中财产损失主要指医疗费等，利益损失主要指因身体上的伤害，在治疗期间无法劳动而导致的损失。这些财产损失，如有相应的因果关系，可以获得赔偿。

财产损害赔偿是对人格侵权行为的一种补救手段，通常是指因人格侵权行为造成的受害人的财产损失。比如，因身心受到伤害导致医疗费用的支付、因无法工作导致收入减少或因侵犯肖像权造成财产利益的损失等。财产损害赔偿可以利用《侵权责任法》的一般规则，也可以将违法行为的损害赔偿视为债权，适用债权的一般规则。

财产损害赔偿不是对无形利益的损害赔偿，而是对有形财产利益的损害赔偿。换言之，虽然人格利益是无形利益，但财产损害赔偿并不是为了挽救人格利益，而是对人格利益受到侵害时发生的财产损害的救济。因此，诸如死亡赔偿金，不是对生命价值本身的赔偿，而是对生命受到侵害后发生的各项权利的赔偿。

就中国而言，在计算财产损害赔偿的损失时，注重以下几点：第一，受害人实际财产损失程度。受害人因侵权人的违法行为而实际受到的住院费、交通费等实际损失，将成为赔偿财产损失的重要依据。第二，侵权人取得的利益。受害人在遭受人格侵权后，很难证明自己的实质性经济损失的程度，却方便证明侵权人实际获得的利益的情况下，可将侵权人的利益视为受害人的财产损失。

（3）精神损害赔偿

精神损害赔偿是指自然人在人身权或者是某些财产权利受到违法侵害，致使其人身利益或者财产利益受到损害并遭到精神痛苦时，受害人本人或在本人死亡后其近亲属有权要求侵权人给予损害赔偿的民事法律制度。精神损害包括两种形态，一种是受害人可以感知到的精神损害，称为积极的精神损害；另一种是受害人由于心智丧失或者其他原因无法感知的精神损害，称为消极的精神损害。

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条件有“必须存在精神损害结果”、“侵权人必须存在主观上的过失”以及“必须存在因果关系”。像财产损失赔偿必须以财产损失为前提，首先，精神损害赔偿也必须以产生精神损害结果为前提，而且必须是较为严重的结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司法解释”第8条规定，因侵权致人精神损害，但未造成严重后果，受害人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一般不予支持，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形判令侵权人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因侵权致人精神损害，造成严重后果的，人民法院除判令侵权人承担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外，可以根据受害人一方的请求判令其赔偿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

其次，侵权人必须存在主观上的过失。精神损害赔偿必须适用过失责任原则。这一原则意味着侵权人的过失对责任的成立和责任的范围有很大的影响。首先，在责任成立时，如果受害人有重大过失，侵权人只有轻微过失，则该过失责任原则不产生精神损害赔偿责任。其次，在计算精神损害赔偿范围时，可以适用抵销责任的原则。即如果受害人对损失的发生负有一定责任，可减轻或免除侵权人的精神损害赔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司法解释”第11条规定，受害人对损害事实和损害后果的发生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其过错程度，减轻或者免除侵权人的精神损害赔偿责任。

精神损害赔偿必须以存在因果关系为前提。所谓因果关系，是指根据社会普通人的合理判断，如果侵权人所犯的违法行为与受害人所遭受的损失之间存在一定关系，或者受害人所遭受的损失是侵权人能够预见的，那么侵权人必须承担精神损害赔偿。

三、结论

在决定财产损失赔偿额时，主要采用利益平衡的原则，不仅考虑受害人的损失，也兼顾侵权人的利益。另外，为防止个别案件中的赔偿金额过高的情况，将侵权人可接受的数额定为可执行的数额，有利于執行。

关于精神损害赔偿，应根据社会一般观念，认定精神损害赔偿的主体。此外，关于精神损害赔偿额，中国各地要考虑经济发展程度不同的特殊性，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由法官根据其裁量权在一定范围内确定具体的赔偿额。

民法毕业论文范文模板(二)：网络虚拟财产的民法保护问题研究论文

摘要：近年来，在网络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信息传播速度很快，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与思维方式，同时网络游戏也开始迅猛发展，丰富了人们的精神生活。然而，当前的虚拟财产民法保护还存在很多问题，不能将虚拟财产民法保护的积极作用充分发挥出来，对其长远发展会造成不利影响。因此，建议在未来发展的进程中，提升法律规范性，预防出现精神损害的问题，并明确相关的管辖权，确保可以充分发挥民法保护在网络虚拟财产保护中的作用。

关键词：网络虚拟财产；民法保护；法律

一、引言

我国在虚拟财产民法保护方面还存在很多问题，不能确保各方面的保护效果，难以有效维护网络用户财产的安全性。因此，在实际工作中必须形成正确的观念意识，将网络虚拟财产的民法保护作用全面发挥出来，为网络用户提供高质量的服务。

二、网络虚拟财产民法保护的立法现状与优化的重要意义

根据相关调查可以得知，我国在网络游戏市场方面的规模已经达到了30亿美元左右，增长速度加快。虽然我国在相关法律中已经提出了网络游戏用户能够合法占有网络虚拟财产的规定，但是，相关的民法保护方面非常落后，没有提出具体的法律条文对网络虚拟财产进行保护。且在法律研究与分析的过程中，我国已经提出了公民合法私有財产不容侵犯的规定，但是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还存在很多问题，不能确保具有保护作用。在此情况下，对相关的立法进行优化，具有重要的意义，可有效促使网络游戏的健康发展，满足网络空间的安全需求，这样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有效地保护网络虚拟财产，形成良好的网络虚拟用户保护作用，从根本上规避出现网络虚拟财产的安全隐患问题，达到预期的工作目的。

三、网络虚拟财产的民法保护问题

目前，我国在网络虚拟财产方面，还存在民法保护问题，难以全面维护网络虚拟用户的合法权益。

（一）法律的规范性较差

目前，在我国科技快速发展的进程中，人们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等都在网络因素的影响下发生改变，网络游戏也快速发展，用户数量开始增多，因为网络游戏而出现的网络虚拟财产纠纷也开始增加。但是，我国在网络虚拟财产的民法保护的过程中，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还存在很多问题，不能确保单行法律的规范性，难以维护用户的合法权益。

（二）缺乏对精神损害的支持

我国在有关民法中已经提出明确的规定要求，侵犯财产权不会得到法律赔偿，虚拟网络财产也属于此类财产中的一部分，所以，在侵犯网络虚拟财产的情况下，不能获得法律赔偿。这就导致网络虚拟用户在财产受到侵犯后，不能得到相关法律的支持，难以维护网络虚拟用户的合法权益，对其长远发展会造成不利影响。

（三）没有明确管辖权

从本质上来讲，管辖权主要就是法院可以对某些案件进行审判的权力，在所有案件中，管辖权均属于至关重要的事项。对于网络信息环境而言，没有国界之分，人们很难针对网络平台中的区域进行划分，所以，在案件处理的过程中，就很容易出现管辖权不能确定的现象。我国在《民事诉讼法》中已经提出了相关规定，在发生侵权案件之后，由有侵权行为地与被告住所地的法院管辖，但是，尚未明确网络虚拟财产的相关民法保护要求和问题，从而导致在出现财产纠纷事件之后，难以明确具体的管辖权，不能有效进行管理和协调，对各方面工作的实施与发展会造成不利影响[1]。

（四）用户方面的隐患

目前，很多用户在网络游戏中都以虚拟的身份进入，从而不仅会导致用户在游戏的过程中，一旦出现财产损失或者是意外事件，不能和用户取得联系。与此同时，在发生财产损失事件时，也无法有效解决问题，不能维护法律尊严。如果不能引导用户树立正确的观念意识，无法在游戏中实名制，将会导致用户的合法权益难以维护。

四、解决网络虚拟财产民法保护问题的建议

上文分析了在网络虚拟财产民法保护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为有效解决相关问题，应该结合实际情况树立正确的观念意识，通过科学化与合理化的方式进行处理。

（一）制定单行法律规范

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与网络科技进步的过程中，相关产业也开始逐渐发展，但是，由此引发的网络虚拟财产纠纷问题也开始增多。在此情况下，应该结合实际情况开展工作，制定单行法律规范，借助于法律规定有效解决目前的网络虚拟财产纠纷问题。与此同时，应根据具体的程序，合理编制相关单行法律规范，不仅能够维护网络用户的合法权益，还可以在有纠纷案件时有法可依，促使相关互联网行业的健康发展，并维护国家经济的稳定发展。在制定相关单行法律规范的工作中，应该在其中设置较为详细的概念内容，明确具体的网络虚拟用户权利与义务，提出对网络虚拟财产有所侵犯的法律责任，以此确保单行法律规范的严格落实，有效维护网络虚拟用户的合法权益[2]。

（二）完善精神损害赔偿机制

对于精神损害赔偿而言，其不仅属于国家为了维护权利人合法权益所制定出的民法制度，也属于民法中损害赔偿制度的主要部分。从本质上来讲，精神损害赔偿，主要就是权利人按照自身侵权行为，为受害人提供经济赔偿或者其他补偿。例如：在公民的姓名权受到侵害的情况下，可进行相对应的损害赔偿，以此来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在此过程中，可以按照实际情况，完善相关的精神损害赔偿机制，在虚拟用户财产受到侵犯的时候，全面考虑用户耗费大量时间与精力参与相关的网络游戏，甚至还花费很多金钱，在虚拟财产受到侵害之后，会对其精神造成刺激，所以，需要进行精神损害赔偿，并按照实际情况编制出较为完善的赔偿机制，以此来维护受害人的权益[3]。

（三）明确具体管辖权

近年来，我国在网络环境实际发展的过程中，虚拟财产纠纷问题逐渐增多，为确保拥有明确的管辖权，在实际工作中应该按照既有的具体法律制度明确管辖权，有效解决管辖问题。在此过程中，还需全面考虑互联网环境中的跨越时空与国界的特征，按照实际情况来解决管辖权的问题，并加大国际方面的合作力度，签订关于管辖权的国际合约，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有效解决问题，全面提升管辖权的管理工作效果[4]。

（四）用户实名制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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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保险，指以被保险人对第三人依法应负的民事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保险，又称为第三者责任险。《保险法》第50条规定：责任保险是指以被保险人对第三者依法应付的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的保险。按保险标的的不同，可将其分为雇主责任保险、产品责任保险、职业责任保险和公众责任保险等。

根据《保险法》的规定，责任保险的保险标的显然属于民事责任，后者又包括侵权责任和违约责任两种。由于违约责任可以通过订立信用保险合同或保证保险合同来解决，因此责任保险的保险标的即是侵权责任。

一般认为，1855年英国铁路乘客保险公司向铁路部门提供铁路承运人责任保险，是历史上首次出现责任保险。1875年，英国又出现了马车第三者责任保险，可以看作是汽车第三者责任险的先导。随着工业生产的不断进步，责任保险的范围也不断增大，其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也日益突出。而如前所述，责任保险以被保险人对于第三者的侵权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这使得其和侵权法之间产生了冲突。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责任保险使侵权责任社会化。侵权责任本应由侵权行为人来承担，但责任保险使得侵权行为人（即投保人）的侵权责任转嫁给保险公司，并通过保险公司这一媒介转嫁给整个社会来承担。

2、责任保险使侵权法的损害赔偿功能发生变化。侵权损害赔偿责任一方面是对受害人的补偿，另一方面又是对侵权人的一种惩戒。责任保险虽然使受害人的损失因有了保险公司作后盾而能得到保证，但也使得对侵权人的惩戒变得徒有虚名。

从上述两个方面出发，很容易产生这样的疑问：责任保险是否在变相的鼓励人们放弃谨慎小心的生活态度？其最终结果是否有益于社会？本文将运用法经济学方法对上述疑问进行回答。

二、法经济学



法经济学是用经济学的方法和理论，主要是运用价格理论，以及运用福利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及其他有关实证和规范方法考察、研究法律和法律制度的形成、结构、过程、效果、效率及未来发展的学科。简单的来说，法经济学就是用经济学的方法来对法律问题进行分析的科学。

1、世界上的资源是有限的，而人的欲望则是无限的，这就决定了每个人在进行任何满足自己某种欲望的行为之前，都会通过理性的思考做出选择。

2、每个人在进行各种日常生活的行为（感情生活除外）时，都会进行成本和收益的分析，并做出最有效率的选择。而整个社会在进行某种抉择之时也会进行成本和收益的分析，做出最有效率的选择。

科斯在1960年所发表了论文《论社会成本》，被认为是法经济学研究的里程碑。在该文的开篇，科斯提出，“传统的（分析）方法总是使得所做决定的性质变得模糊不清。当A给B造成了损害之后，在需要做出判断时，惯常的思维方式会这样考虑：我们应当如何抑制A？但这样的想法是不正确的，因为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具有相互性：消除了对B的损害即意味着对A造成了损害。因此，我们应当做出的判断应该是：是否应允许A损害B，或者说是否应允许B损害A？问题的关键在于避免更为严重的损害。”这就是法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即以是否具有效率作为判断法律问题的标准，而非仅仅是以公平和正义作为标准。著名的科斯定理也是由该论文所推出的（科斯并没有明确提出）：只要财产权是明确的，并且其交易成本为零或者很小，则无论财产权的初始状态为何，市场均衡的最终结果都是有效率的。然而现实之中任何交易的成本都不可能为零，并且交易成本往往都很巨大，人们无法将其忽略。由于实际的交易成本必然为正，对科斯定理反推可得出这样的结论：最有效率的市场均衡结果必然产生于交易成本最小的情况。因此，最佳的资源配置状态就是使交易成本最小的配置状态。科斯认为，法律对于资源配置起着极为重要的最用，因为财产权利的归属往往是由法律来设定的。举例而言，物权法中的善意取得制度规定了善意第三人可以取得被无处分权人擅自处分的物的所有权，而之所以如此规定，就是因为这比相反的规定更加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即具有效率。同样地，“法院也应当了解其判决的经济后果，并在判决时考虑这些后果”。这就是法经济学不同于传统法学的地方，后者往往是以公平正义（即道德标准）为标准，而非以效率为标准。

三、对责任保险制度的经济分析



假设A是侵权行为人，B是无过错的受害人，A的行为使B遭受了1000元的损失。在没有责任保险的情况下，根据侵权法，A应当对B的全部损失承担赔偿责任。此时会出现以下三种可能的情况：

1、A有能力承担1000元的赔偿数额。

2、A只能承担部分赔偿数额或完全不能承担任何数额，但是B却有能力自己承担全部损失或A无法承担的那部分损失。

3、A只能承担部分赔偿数额或完全不能承担任何数额，同时B也无力自己承担全部损失或A无法承担的那部分损失。

在前两种情况下，A需要全部或部分承担B的损失，由于这个损失是由A或/和B自己完全承担的，所以就没有外部成本产生。此时的社会成本也就相当于A和B之间的私人成本，即只有1000元。

而在第3种情况下，由于A和/或B无法承担全部的损失，B所遭受的损失无法得到全部补偿。这就意味着需要由A和B之外的人来承担无法被补偿的那部分损失，即A和B之间的活动在私人成本之外还产生了外部成本。而此时的社会成本就是上述私人成本和外部成本的总和。对B而言，其所面临的问题就是该如何使自己的损失得到完全的补偿，B获得补偿的途径的不同就意味着所产生的外部成本的不同，并最终导致社会成本的不同。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考察这个问题：(1)没有责任保险制度。但存在政府设立的某种社会救助制度，B就可以依靠该制度获得补偿。但是，这种制度往往都存在于经济较为发达的社会之中，并且该制度的设立毫无疑问也需要耗费巨额的成本。毫无疑问，此时的社会成本一定会超过1000元。如果不存在政府设立的社会救助制度，那么就只能由B自己来想办法补偿自己的损失了。要么B会无奈的接收现实，并最终无法生存；要么B会通过犯罪来满足自己对财产的需求。无论是任何一种情形发生，其所产生的外部成本都是巨大的，而最终的社会成本也必然是巨大的。

(2)存在责任保险制度。如果A事先向保险公司投保了责任险，那么保险公司就会代替其向B支付赔偿金。此时A和B之间的私人成本是1000元，而外部成本为零，因此社会成本是1000元。虽然在A和B之间出现了保险公司这一第三者，但是保险公司仅仅是代替A支付了对B的赔偿金而已，其和B之间并没有任何的其他关系。A和保险公司之间的保险合同关系则是另外一个经济活动，当然，这项经济活动同样要产生成本。但是，这种成本肯定要比由政府建立社会救助制度的成本要小的多。

当然，一个貌似合乎逻辑的推理会在此时产生：在没有责任保险之前，人们为了避免自己承担责任，会履行谨慎注意的义务来防止自己的行为可能对他人产生的损害。但是有了责任保险，由于可以让保险公司承担责任，人们就会降低自己的注意程度，从而使保险事故的发生更为频繁，导致社会成本的增加，并将其所带来的收益抵销。事实上这种推理忽略了本文之前所提过的一个基本原理，即每个人总会基于理性的分析从而作出对于自己效用最大的选择。以医生为例，假设医生A在其执业过程中的医疗事故率为5件/年，其向甲保险公司投保了职业责任险。根据上述结论，由于A因为投了保险，那么便会在执业过程中降低自己的注意程度，必然的结果就是医疗事故率增大。这样一来，至少会出现以下几种结果：首先，甲会提高对A收取的保险费。由于医疗事故率的增大，如果甲继续根据5件/年的事故率来收取保险费，则其无法从中获利。其次，由于医疗事故率的增大，政府部门很可能会因此而吊销A的医师执照。再次，很多原本想让A治疗的病人便不会再选择A，即A的潜在顾客会因为医疗事故率的增大而选择其他的医生就医。无论如何，对A而言降低自己的注意程度都是不利益的，作为理性的人A是不会选择这种做法的。论文关键词：保险；责任保险；法经济学

论文摘要：责任保险是指以被保险人对第三人依法应负的民事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保险。法经济学是用经济学的方法和理论考察、研究法律和法律制度的学科。从法经济学的角度对责任保险这一法律制度进行分析，可以考察其产生和发展的合理基础，从而更加深刻地理解此项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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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课题的研究目的和意义

在当今的媒体上，我们经常看到“医闹”现象的发生：患者家属围堵医疗机构，殴打甚至杀害医护人员，甚至在医疗机构滞留患者的尸体或者设置灵堂等等。医患关系本是鱼水共存、唇齿相依的关系，医患双方的利益应该是统一的，但随着社会发展的步伐加快，人们的权利意识逐渐增强，医疗纠纷越来越多，医患关系越来越紧张，种种暴力事件也是时有发生。因此，通过法律途径妥善处理医疗纠纷，对于减少医疗暴力事件的发生、缓解医患矛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医疗纠纷案件专业性强、争议大、矛盾突出，是司法实践的热点和难点，所以需要我们付出更大的努力去解决这一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问题。

法谚有云：“举证责任分配是民事诉讼的脊梁。”举证责任分配问题自然受到人们的格外关注。举证责任的分配关系到医患双方实体权利能否实现，关系到医患双方在诉讼中的胜败，因此，如何在医患双方之间合理地分配举证责任，如何让医患双方公平的承担举证责任，是医疗侵权诉讼的焦点之所在。

所以，我选择了“医疗纠纷制度举证责任分配制度”作为我的论文主题。对于此篇论文，我打算从我国医疗纠纷举证责任分配的发展阶段入手，比较国外的举证责任分配制度，找出我国现在实施的医疗纠纷举证责任制度不足及存在的问题，提出完善我国医疗纠纷举证责任分配制度的建议。只有合理的分配医疗纠纷中的举证责任，才能公平公正的解决医疗纠纷，缓解医患之间的矛盾，构建和谐社会。

二、本课题的主要研究内容(提纲)

对于本文，拟从我国医疗纠纷举证责任分配的发展阶段入手，比较国外的举证责任分配制度，找出我国现在实施的医疗纠纷举证责任制度不足及存在的问题，提出完善我国医疗纠纷举证责任分配制度的建议。提纲如下：

一、我国医疗纠纷中举证责任分配的发展阶段

(一)第一阶段：举证责任由患者承担

(二)第二阶段：举证责任由医疗机构承担

(三)第三阶段：区分类型划定举证责任制度

二、外国医疗纠纷中举证责任分配制度

(一)过错原则——专家责任体系

(二)“说明责任”分配

(三)过失大概推定原则

(四)表见证明规则——生活经验法则

三、现阶段我国区分医疗纠纷类型划定举证责任制度中存在的问题

(一)医疗纠纷类型的划分

1.学理上医疗纠纷类型的划分

2.立法上不同归责原则下医疗纠纷类型的划分

(二)不同医疗纠纷类型下举证责任的划分及其缺陷

1.医疗技术损害纠纷举证责任的划分及缺陷

2.医疗伦理损害纠纷举证责任的划分及缺陷

3.医疗过程中的产品质量损害纠纷举证责任的划分及缺陷

四、完善我国医疗纠纷举证责任制度

(一)举证责任缓和制度的充分适用

(二)专家辅助鉴定制度的建立

(三)降低医疗风险制度的立法完善

三、文献综述(国内外研究情况及其发展)

(一)我国关于医疗纠纷中举证责任分配的研究

我国医疗纠纷举证责任分配制度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2002年4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施行之前的“谁主张，谁举证”阶段；

第二阶段，2002年4月1日以后至2010年6月30日以前的“举证责任倒置”阶段，医方就医疗行为没有过错及没有因果关系进行举证；

第三阶段，2010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施行以后，医疗纠纷举证责任实行区分类型确定举证责任的制度，一般由患者证明医方存在过错，医方在特定情况下就医疗行为没有过错进行举证。就目前我国医疗纠纷举证责任实行区分类型确定举证责任的制度也存在着学历上的分类与立法上的分类的分歧，以至于在举证责任分配上也存在分歧。

(二)外国关于医疗纠纷中举证责任分配的研究

外国医疗纠纷中举证责任分配使用比较广泛地有以下几种类型：

1、欧洲大部分国家将医疗行为责任归入专家责任体系。专家责任的核心要素有两个方面：

一方面，专家责任基于其专业的特殊性和技术性被赋予了高于一般人的注意义务；

另一方面，专家只负过程义务，而不负结果义务。

2、目前英美法院主要采用“说明责任”分配法则。在事实说明自己法则之下，原告无须对被告的过失行为举出直接证据，仅需依据情况证据，基于普通常识判断，即可推论被告过失存在及被告行为与原告之损害间具有因果关系，而令被告负责。

3、在日本的医疗损害赔偿纠纷诉讼程序中，司法实务中经常引用“过失大概推定”原则作为医患双方举证责任分配的指导原则。

4、德国的医疗纠纷诉讼程序中一般适用“表见证明”理论来分配举证责任，其主要源自英美法上的“事实本身说明过失”原则。

四、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本文以合理的分配医疗纠纷中的举证责任为目的，通过了解我国医疗纠纷举证责任分配的发展以及外国对该问题的研究，探讨了现阶段我国医疗纠纷举证责任分配制度的不足和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完善相关问题的建议。你解决的关键问题有以下几点：

1.不同根据下我国医疗纠纷类型的划分

2.现阶段我国区分类型划定举证责任制度存在的缺陷3.如何完善我国区分类型划定举证责任制度

五、研究思路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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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高风险性特别是新医疗技术的运用带来的潜在风险，使医疗损害的发生几率随之升高。医疗损害填补问题，作为民事赔偿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目前许多国家已有较为成熟的医疗损害赔偿混合分担体系。但令人遗憾的是，多年来我国医疗损害赔偿填补制度单一，基本上由侵权法担负着分配损害赔偿的“独角戏”，既无法完成对医疗损害的填补，也无法分化医疗机构因医疗损害赔偿造成的巨大经济压力。因此，如何分化医疗损害赔偿及医疗风险，有效填补受害人损害，成为法学界和医务界面临的新课题。

一、我国现行医疗损害赔偿制度的缺陷

现代侵权法的思考方式已经从追求损害填补的中心转为损害赔偿的分散。而我国现行医疗损害赔偿制度及风险分担救济途径不足，体系尚未建立。主要表现为：

第一，单一的侵权责任法填补损害功能很难保障受害者获得实际赔偿。填补损害基于公平正义，在于使受害人获得实质、完整的填补。目前我国医疗损害赔偿也主要通过侵权法救济方式来实现，故医疗损害赔偿责任承担者(医疗机构)的赔偿能力会直接影响到受害人的受偿结果。其原因在于我国目前侵权责任制度设计上的局限性，即对损害填补制度单一，既不能完全保障受害者获得赔偿，也无法分散医疗机构所应承担的医疗损害赔偿责任以及受害者的医疗风险损害。

第二，医疗机构性质及法律地位不同，患者受到损害后索赔的难易程度不同。我国现存的多种医疗机构因其设置主体以及是否营利的性质不同，给付能力也大相径庭。虽大多数医院对医疗损害都以其自有资金给予赔偿，而大部分医疗机构属于公立、公益性非营利组织（2009年3月17日国务院的《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明确指出公立医院要遵循公益性质和社会效益原则。），其承担医疗损害赔偿责任的能力受到限制，其他医疗机构规模及经济实力差别较大，很难实现对受害人的公平救济。

第三，侵权法预防功能的有限性，使对医疗损害事件发生的预防作用明显不足。传统侵权法中预防功能仅是损害赔偿功能的“反射功能”，具有间接性，尽管损害预防胜于损害补偿，但因受多种因素影响，预防功能均受有限制[1]。医疗行为固有的侵袭性和高风险性、对人和疾病认识的有限性及患者的个体差异性，使医疗损害的发生难以避免。若科以医疗机构的责任过大，会抑制医师探索新医疗技术，转而采取防御性医疗措施或干脆放弃对损害的预防，其结果不堪想象。

第四，医疗机构难以承担因风险及不确定性因素所致损害而产生的损失，又缺乏合适的分担途径。依侵权法的责任自负原则，医方对其医疗侵权行为应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以填补受害人所受损害。但现阶段医疗体制下，完全由侵权人(医疗机构)承担全部损害赔偿责任确实不公。实践中，一些医疗损害赔偿案件的高额判赔脱离了不同性质的医疗机构及其收费特点。这种给付方式造成医方利益的损害，又欠缺分担途径，明显降低了医疗机构创新的内在驱动力，不利于医学技术发展。

第五，医疗保障制度存在诸多缺陷，患者面对医疗风险无任何承受能力和保障。现阶段医疗保障存在诸多缺陷，如城镇职工和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与医疗需求之间差距较大，商业医疗保险发展很慢；农村基本合作医疗保险基金的“人头”缴费方式有失公平；获得贫困人口医疗救助困难；医疗保障制度缺乏规范化和法制化等等[2]。这些缺陷直接影响到患者面对医疗风险的承受能力。

综上，医疗伤害和风险的损害赔偿及补偿问题，不仅事关医患双方之切身利益，且直接影响医患关系的和谐及社会秩序的稳定。故通过社会化风险分化制度达到填补损害和转移风险的双重目的，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二、医疗损害赔偿社会化分担的法理分析

(一)社会化分担的理论基础

传统侵权法是由个人承担风险，损害赔偿最初只在当事人之间分配，采取的是损失移转方式。进入现代高风险社会个人承担风险的能力非常有限，如何应对风险已成为现代社会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现代侵权法已由损害分散的思想逐渐成为侵权行为法的思考方式，认为损害可先加以内部化，由创造危险活动的企业负担，再经由商品或服务的价格功能，或保险(尤其是责任保险)加以分散，由多数人承担。其优点：一为使受害人的救济获得较佳的保障，二为加害人不致因大量损害赔偿而陷于困难或破产。此所涉及的，除加害人和受害人之外，尚有社会大众，寻找有能力分散损害之人[1]。换言之，是将集中在加害人身上的损害赔偿通过一定的途径向多个人乃至整个社会分散，是集体化、社会化的损失分担方式。可见，现代侵权法其所关心的基本问题并非是加害人行为在道德上应否非难，而是加害人是否具有较佳之能力分散风险[3]。故现代侵权法在追求损害填补的同时，更加关注损害赔偿风险的分散，思考寻找那个在经济上最有能力将损害的费用加以分散的人。对于高风险的行业和职业而言，具备一定的风险分散机制是至关重要的。

依侵权法损失填补机制，医疗机构应承担因医疗过失所致的损害，因医疗意外以及并发症等无过失医疗行为所致的损害则由患者自己承担。但医疗行业仍有许多不可预防甚至无法预见的风险，医方即使尽到注意义务也无法防止和避免其损害的发生，若由患者独自承受必使患者身心俱损。故依侵权法损害分散的思考方式，寻求医疗损害风险分散机制不仅必要而且可行。

损害的分散需要一定的连接点，处于连接点上的当事人就会成为法律上损害的承担者，而该承担者可继而实现其分散损害的可能性，通过一定途径将损害进一步分散出去[4]。与传统侵权法不同，现代侵权法所承担的损害赔偿功能不再是侵权法的专利，相反，保险法等在很大程度上侵蚀或增加了侵权法的功能[5]。事实上侵权行为法本身却无法直接实现损害的分散，真正能够将损失分散的制度是市场经济本身以及其他法律制度如责任保险制度等。因此，构建医疗损害赔偿分散救济体系，必须厘清侵权法与其他关联部门如社会保障法、保险法等的交叉、补充抑或并行关系，发挥各自的不同功能，并能在分散救济途径方面相互接轨。

(二)分担模式间的相互关系

1。医疗侵权责任与保险

现代风险社会给侵权法带来的冲击突出表现为传统侵权责任的自然人、过错和不法三个基本要素，过渡为现代侵权责任中的企业、合法的危险活动和可保险性三个基本要素[5]。虽然保险法与侵权法各自独立，法官在认定加害人侵权责任时并不考虑保险因素，是否具有保险并不能成为免除侵权责任的事由，即所谓侵权责任与保险区分原则。但保险从产生之初就与侵权责任有着密切联系，特别是责任保险的兴起，对侵权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保险与侵权法的发展具有相互推动、促进的作用。侵权责任的扩张和加重，催生和促进了保险特别是责任保险的发展；而保险的发展和运用，使被保险人因风险损失得以通过成本外化的方式转移给保险人承担，敢于面对更多的危险活动，促使侵权责任采用较严格的归责原则。正如Fleming教授所言，“责任保险对侵权行为法的发展关系属一个隐藏的说服者。”[6]另一方面，保险也对侵权法的预防功能产生影响。被保险人损害风险让渡给保险人承担，使被保险人对损害后果不再有“后顾之忧”，但也导致其缺乏积极防范损害后果发生的激励，减弱了侵权法的预防功能。当然，作为专业的风险控制与防范机构，保险公司会通过风险区分，重新形成激励机制并促使被保险人提高注意程度，转而又提高了侵权法的预防功能[7]。

医疗侵权责任的认定自然也不以是否保险为要素。医疗损害的高额赔偿使医疗侵权人负担加重，通过保险特别是医疗责任保险将损害分化给保险人，保险人再通过其他被保险人缴纳保费将损害分散给社会大众，充分发挥了保险于侵权责任法填补功能之外的损害分散功能。作为受害人的患者通过自身具有的社会医疗保险和商业医疗保险，同样可以将医疗损害分化甚至消弭于保险的损害分散功能中，而且相较侵权责任的认定而言较为简便，因而保险使患者更容易获得损害救济，侵权责任的救济途径自然减少。

2。医疗侵权责任与社会保障

社会保障来源于社会福利国家思想，以社会连带主义法哲学为基础，采取集体风险分担和无过错的法定损害赔偿的方式，从法律经济分析来看，其事故管理成本远远低于当事人之间损害求偿所发生的成本，而赔偿能力却远远大于侵权法所提供的救济范围[7]。当今社会保障法的突出特点是以国家福利为主，国家、企业、个人共建的多支柱社会保障体制，其贯彻公民权利保障、国家责任、社会伙伴参与责任以及公平与效率相结合的基本原则[8]。原则上，当人们遭受人身损害时应优先适用社会保障救济途径，只有在法定的社会保障救济不能填补受害人损失时，特别是精神损害赔偿时，受害人才能通过侵权法损害赔偿功能进行救济。可见，社会保障为人们的社会生活风险提供了强有力的国家保障。在医疗服务领域，患者遭受医疗损害时，应优先运用法定社会医疗保险如公费医疗报销、职工或居民医疗保险等救济方式填补，不足部分才能依据侵权法有关规定，通过主张医疗侵权人的损害赔偿责任实现损失弥补。因此，社会医疗保障制度越完善越发达，侵权责任救济功能就越减弱。

3。医疗侵权责任在医疗损害赔偿或补偿体系中的作用

目前各国医疗损害赔偿救济大体分为公法救济和私法救济两类，社会医疗保障如社会医疗保险、医疗救助以及医疗福利属于公法上的救济，而侵权损害赔偿以及商业医疗保险则属于私法上的救济。对医疗责任保险多数人认为属于商业医疗保险的范畴，笔者对此持有异议，理由是当医疗责任保险采用自愿投保时，可以作为商业保险来看待，但倘若国家将其纳入社会保障法范畴采取强制保险时，就不再是单纯的商业保险了，增加了公法干预的色彩。此时医疗责任保险制度兼具公法救济和私法救济功能。总之，医疗损害赔偿的有效分化需要公法和私法救济“双管齐下”，相互协力，单靠侵权法无法解决医疗损害与风险的损害问题。

需要强调的是，不论是保险还是社会保障，即使其救济功能再强大，终究不能替代侵权责任法的本质功能。其一，侵权法的认定责任功能于保险法和社会保障法所不能为。医疗保险及社会保障制度虽增强了损害赔偿能力，但当需要实施代位求偿制度时，却无法自己实现责任认定，还需依靠侵权法以最终实现责任的认定。医疗责任保险的救济方式中更以认定是否属于医院及医师责任为保险人承担损害赔偿分散责任之条件。其二，侵权责任对于精神损害的赔偿功能于保险法及社会保障法所不能为。医疗保险及社会医疗保障制度还无法填补受害人所受的精神损害，最终还需受害人依侵权责任法从受害人处获得救济，侵权责任的承担依然担任着损害填补与矫正正义的重要角色。因此，医疗侵权责任的承担不应是填补医疗损害的唯一制度或主要制度，而应与其他损害赔偿救济制度共存，发挥各自不同的损害赔偿补偿功能。

三、医疗损害赔偿或补偿社会化分担的比较法考察

目前，许多国家或地区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医疗损害分担救济体系，对医疗损害赔偿责任，普遍采用医疗责任保险方式进行分散；对于国民(患者)医疗费用及医疗风险损害，则通过社会医疗保障和商业医疗保险来解决；少数国家同时建立了利用政府力量的无过失补偿制度。

(一)医疗责任保险

医疗责任保险属于职业责任保险的范畴，是医疗损害赔偿社会化分散的典型方式，许多国家已将医疗责任保险列入其法定的责任保险范围。

美国采用自保型医疗责任保险模式，对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实行强制医疗责任保险。由医疗机构或医师协会向保险公司购买医疗风险保险，由保险公司承担处理和赔偿的责任[9]。原因在于美国医师为自由职业者，具有独立负担保险费用并承担赔偿的能力。英国医师责任保险分两种：一是政府投保型的商业保险。英国医疗服务属于福利性质，医院和医师的医疗责任保险费用由政府支付，医疗损害赔偿费用由保险公司支付，实际上属于一种社会保障制度。二是医师互责任保险，主要由医师维权联合会，医师保护协会和国民医疗服务诉讼委员会三个机构提供，提供包括责任保险、咨询、辩护及承担辩护费用和责任赔偿在内的全方医疗服务[10]。日本是行业组织投保型医师执业保险的典型代表。法律并不强制医师参加职业责任保险，主要由日本医师会为其会员医师提供职业责任保险，另外还有些商业机构销售职业责任保险给个体医师[11]。

我国台湾地区则采用“医院综合责任保险”，其承保范围既包括医方因医疗过失导致的赔偿责任，且扩及到医疗机构的公共意外责任，如建筑物、电梯、仪器或其他设施，因设置、保管、管理有缺陷或使用不当而发生之意外事故以及供应之食物饮料缺陷，而发生之意外事故[12]。这种保险适合于我国大陆就职于各类医疗机构的医师。

(二)社会医疗保障和商业医疗保险

社会医疗保障和商业医疗保险制度主要用来分散患者所受医疗损害的风险。德国一直推行强制性社会医疗保险制度，法定医疗保险是其主体部分，其医疗保险基金主要由雇主和雇员缴纳，政府酌情补贴。私人医疗保险作为补充，保障公职人员、私营业主和高收入人群的医疗需求[13]。瑞典医疗保险亦称健康保险，患者均有资格领取由地区社会保险局支付的“医疗费用补助”。其医疗保险基金来源于雇主、雇员和政府三方分担的费用[14]。英国实行全民医疗保险，医疗费用由国家税收的医疗基金和强制性社会保险费和个人挂号费及少量处方费、医疗费等构成，全体公民免费接受医疗服务[15]。美国实行医疗市场化，其医疗保险主要通过大部分私立医保险和小部分政府医疗计划来实现的，政府提供的公立医疗保险范围很小[16]。但今年3月通过的医疗改革法案，将95%的美国人纳入医保覆盖范围，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将医保覆盖几乎所有公民[17]。

综上，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都拥有全民医疗保险模式，政府将医疗服务作为确保的消费项目提供给全体公民，医疗服务设施部分隶属于政府，部分隶属于私立机构或个人，医疗费用的支付大多数由第三者(政府)负担，政府通过税收或企业雇主和雇员出资的渠道解决经费问题。这种全民医疗保险制度目前得到了肯定和推广，也是分散和减轻人们医疗损害风险的有效手段。此外，各国都针对贫困人群以医疗救助制度或其他保障形式来保障其健康权以及医疗风险的分散，其资金大部分来源于政府，社会捐助和慈善机构也提供一些医疗援助。

(三)无过失补偿制度

目前世界上比较成熟的无过失补偿制度有瑞典的病人赔偿保险制度、新西兰的全民意外伤害补偿制度以及美国的Vir-ginia州因生产所致新生儿脑神经伤害补偿制度。

瑞典于1975年开始实施的病人赔偿保险制度，与传统侵权责任并存，构成对医疗伤害赔偿与补偿的双轨制。该保险是对重大医疗伤害给予赔偿的意外险，当属无过失保险[14]。

新西兰是目前世界上唯一对人身伤害意外事件采取全面无过失补偿制度的国家，但与瑞典不同，该意外伤害补偿制度涵盖范围广泛并非只适用于医疗意外事故赔偿，且与侵权责任制度是相斥的，采取补偿单轨制，即受害人尽可能由补偿制度获得赔偿，而无法依照传统侵权损害赔偿责任向法院主张[18]。

美国1987年Virginia州“因生产所致新生儿脑部伤害无过失补偿法”确立了适用范围更为狭窄的医疗无过失补偿制度，其限于产科医院及医务人员因生产所致新生儿脑神经之伤害。补偿范围上还要求补偿的是实际医疗上必要且合理之医药费及康复保健费，但应扣除任何受害人得以自其他之医疗保险或救助系统得到之医疗及康复保健补助费[19]。

我国台湾地区“卫生署”于1988年6月30日制定“预防接种受害救济要点”，也属于一种无过失补偿制度，其目的在使因预防接种而导致严重疾病、残障、死亡者能够迅速获得救济[1]。

综上，医疗损害赔偿的分担问题已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关注并通过采取多种途径的混合填补和分散制度，其中也不乏体现出一些共性因素，如医疗责任保险制度以及社会医疗保障制度等，其根源在于各国大都要面对日益增多的医疗伤害和医疗纠纷案件。因此，比较借鉴外国成熟的立法和实践经验，对构建我国医疗损害赔偿的社会化分担体系起着重要的参照作用。

四、我国医疗损害赔偿社会化分担体系构建

笔者认为，应在发挥侵权法损害填补功能的同时，设计其他损害分散制度与之协力配合，构建我国医疗损害赔偿社会化风险分散体系。

(一)建立强制医疗赔偿保险制度

实践证明，保险是最有效的风险转移制度。强制医疗损害保险制度理论上通过找到保险和侵权责任的契合点，发展和完善了侵权行为法理论。要使医疗赔偿保险发挥其应有的损害分散功能，必须完善现行的医疗责任保险制度，建立医疗责任保险和医疗意外保险制度，并实行强制保险。

1。强制医疗责任保险。即将现行的医疗责任险完善后，要求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强制购买。对因医方侵权行为造成受害人基本医疗服务项目内的损害，适用全面、限额赔偿原则，属非商业性保险；基本医疗服务项目以外及医患双方有特殊约定的基本医疗服务项目的损害，适用全面、全额赔偿原则，由商业性保险公司运作，属于商业性保险[9]。

对其保险资金来源，笔者认为应区分营利性和非营利性医疗机构而采取政府投保和自保相结合的方式，非营利性医疗机构的保险费，由政府作为主要承担者，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负担较小比例，既利于医疗损害赔偿的有效分散，也不会加重其经济负担。营利性医疗机构则采取医院和医务人员共同缴纳保费的方式，医院可以通过医疗服务产品将保险费分化给其他社会个人。强制责任保险作为公益性保险，国家有必要对其运行进行适当干预，如确定责任限额、保险范围、费率等，以真正发挥其弥补损害、化解风险的功能。还可借鉴英国医师互责任保险模式，由医疗行业协会等非营利性组织负责，其成员缴纳会员费或接受社会捐助，作为医疗责任赔偿基金，会员因医疗过失产生损害赔偿时，由该组织给予赔偿。这种模式可促使医院和医生加强自律，发挥行业监管的积极作用。

2。医疗意外保险。实践中法院常适用公平责任原则判决医方向患者补偿一部分因医疗意外造成的人身损害，将医疗意外的风险分配由医患双方共同承担。虽有法律依据但效果却不尽理想。故笔者认为，可以通过强制医疗服务提供者和接受者购买医疗意外保险，有效分散医疗意外所致的损害风险。保险资金来源可采取政府、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病人、社会团体多渠道筹集，对医疗意外损害的赔偿应适用限额原则，不应适用于精神损害赔偿。

(二)建立无过失补偿制度

反对无过失补偿制度者认为，“即使于无过失补偿制度下毋需顾虑医疗供给者有无过失，仍须判断医疗行为与病患所受损害间有无因果关系，而此一因果关系的判断与过失责任下过失的判断相同困难，因此，实行无过失补偿制度亦不见得能真正减少诉讼或行政上花费。然若放宽无过失补偿制度之因果关系的认定，则无过失补偿制度可能沦为一般社会保险，致无过失补偿制度将为所有医疗所无法防止或治愈的伤害、死亡负赔偿责任，愈益加重社会大众的负担。”[20]笔者认为，这一观点过于悲观。无过失补偿制度旨在解决患者因医疗行为遭受损害迫切需要得到赔偿，但无法通过侵权救济、医疗保险等获得的情况下，国家通过补偿基金等模式予以及时补偿。因为在现代风险社会，医疗损害已不再是医患双方当事人之间单纯的风险分配问题，而是整个社会所面临的共同风险，倘若由个体成员单独面对无疑有失公平，而国家作为保障个人生活安全义务的承担者，有义务在国民遭遇医疗风险时“挺身而出”。该补偿虽无需考虑医疗服务者的过失，但补偿范围应是医疗行为所致的、可避免的损害，而非医疗风险所致。故无过失补偿制度本质上应属于国家承担的一种社会责任。

(三)完善医疗保障制度

我国现有的医疗保障体系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患者面对疾病所生之损害及费用的承受能力明显不足。笔者认为应建立和完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针对不同人群、不同地区，采取不同的医疗保障形式，构建以全民医疗保障为基础、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为主体、补充医疗保险制度(公务员医疗补助、大病补充医疗保险、互助医疗基金、商业医疗保险、老年医疗保障)为延伸、医疗救助制度为托底的“四位一体”医疗保障体系。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中的每个层次都应有特定的覆盖对象、筹集资金标准以及该层次医疗保障制度建立的目标和职能。

总之，医疗损害赔偿补偿的分担应是多阶层赔偿和补偿体系相互协力，共同作用的有机体系。在该体系建立初期，以侵权法填补损害功能为主要分担途径，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这一分担体系也将随之改进，侵权法损害填补功能会逐渐减弱，医疗保障制度的损害分散功能将日益增强，但始终是各种制度相互配合，公平有效配置社会资源，使受害人获得更加公平、合理、有效的补偿。

注释:

[1]王泽鉴。侵权行为法第一册[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1。 10， 8， 27。

[2]荏苒，黄志强。中国医疗保障制度发展框架与策略[M]。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9。 12-20。

[3]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2[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8。 165。

[4]叶金强。风险领域理论与侵权法二元归责体系[J]。法学研究， 2009， (2)： 51。

[5] [德]布吕格迈耶尔。中国侵权责任法学者建议稿及其立法理由[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32， 30。

[6]转引自王泽鉴。侵权行为法第一册[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1。 9。

[7]朱岩。风险社会与现代侵权责任法体系[J]。法学研究， 2009， (5)： 28， 27。

[8]赵立新。德国日本社会保障法研究[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 2008。 5。

[9]李建光。论强制性医疗损害赔偿保险制度的建立[J]。法律与医学杂志， 2005， 12(4)： 275， 277。

[10]沈思言。医师专家责任保险研究[D]。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5。 46。

[11]杨帆，刘茜，等。日本的医疗责任保险制度及对我国的启示[J]。医学与社会， 2008， (10)： 53。

[12] [台]高添富。医师责任与保险法制之研究[D]。国立政治大学硕士论文， 1999。 58。

[13]中国社会保险学会医疗保险分会。赴德国、匈牙利医疗保险考察报告(2005年)[EB/OL]。 http： //www。mib。 com。 cn/zyzx/zztj/200706 /t38316。 htm， 2007-06-17， 2008-01-06。

[14] [台]杨秀仪。瑞典“病人赔偿保险”制度之研究———对台湾医疗伤害责任制之启发[J]。台湾大学法学论丛， 2001， 30(6)： 165-194， 167。

[15]徐新燕。中国的社会医疗保险制度[A]。 [美]斯科特博里斯，申卫星。中国卫生法前沿问题研究[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46。

[16]高芳英。美国医疗保险体系初探[J]。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 (5)： 99。

[17]杨晓。美国医改方案险过关创45年来最大变革[N]。北京青年报， 2010-03-23(A15)

篇10

中图分类号：D9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互联网发展日新月异，为我们生活工作提供便利的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困惑和挑战。这就需要对网络信息的甄别，这种审查义务落实对网络信息安全及网络用户合法权益保护有极大的意义。搜索引擎竞价排名从2008年被晒上荧屏，一时间引起社会关注。时隔八年后，魏则西事件让搜索引擎竞价排名问题再次回归人们的视线。在中国知网搜索关于竞价排名问题研究的论文数量不在少数，然而大多数都在讨论网络服务提供商对第三人著作权或商标权的侵权，对人身伤害侵权的研究少之又少。《侵权责任法》作为对网络侵权问题的有力回应，却对网络服务商审查义务缺乏规定，从而使侵权认定困难重重。尽管《医疗广告管理办法》第6条对医疗广告内容做出了明确列举，第7条规定了禁止情形，然而其审查仅仅明确在工商部门和卫生行政部门，对网j服务商审查义务规定是空白，这也对《刑法修正案九》第28条规定的网络服务商刑事罪名及责任追究造成一定难度。

在魏则西事件中，武警某医院的治疗广告赫然写着“滑膜细肉瘤生物免疫疗法”、“与国外大学及医疗机构常年合作”等引人注目的词汇，无疑让身患疾病的魏则西做出选择该院治疗的决定。然而这些违规的竞价排名广告审查责任归谁？卫生行政部门还是网络服务提供商（百度公司）？网络服务提供商的审查义务呢？一个个困惑摆在被侵权人面前，也决定着诉讼结果的成败。

一、竞价排名概述

竞价排名作为一种新兴的网络营销模式，由美国搜索引擎服务商overture开发而来。如今搜索引擎竞价排名已普遍盛行，成为大小企业宣传的首选。截止2015年12月，我国搜索引擎用户规模达5.66亿，使用率为82.3%，较2014年增长率为8.4%；手机搜索引擎用户规模达4.78亿，使用率77.1%，比2014年的增长率为11.3%。①我国搜索引擎已经从单一的文字链搜索转变为文字、表格、图片、应用等多种形式结合的搜索，从而满足了人们生活工作的丰富需求。

来源：CNNIC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调查

2016年4月12日，西安电子科技大学21岁学生魏则西因滑膜肉瘤病逝。去世前在知乎网站撰写治疗经过时称，在百度搜索出武警某医院的生物免疫疗法，在该院治疗后病情耽误，后得知该技术被美国淘汰。百度搜索作为信息搜索提供的服务商，误导魏则西选择武警某医院就诊，延误病情致死。百度搜索竞价排名问题被推到风口浪尖，竞价排名问题引发公众关注。“竞价排名”一词是指搜索引擎服务商以付费多少决定被搜索商品的排名名次的商品信息推广营销模式，简而言之，金钱权重大于企业信誉、产品质量、服务等因素，从而误导消费者选择质次价高的商品。据《新京报》报道，2005年7月百度上市招股说明书显示，其收入超过90%来源于网络推广，即竞价排名收入。2015年网络营销收入占年度总收入的96.92%。2015年，百度搜索服务收入达到557亿元，相比2014年的437亿元增长了27.3%。而医疗类竞价排名收入占百度总收入40%，医疗类竞价排名日均收入达数千万元。网络服务商以误导消费者为代价赚取最大的利益，因此必须要为侵权所造成的结果买单。法律不允许从违法犯罪中获得利益。

二、《侵权责任法》实施前后竞价排名侵权的认定

（一）《侵权责任法》实施前竞价排名侵权认定

在《侵权责任法》实施前，竞价排名侵权一直处于《民法通则》法律规定的空白地带。2001年，百度搜索营销模式正式推广上线，搜索引擎的用户量相对小，纠纷的概率也就小，并未引起社会重视。2008年消费者因百度搜索竞价排名提供的虚假信息而受骗问题频繁发生，但他们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往往难以找到生产者或销售者，维权困难。

搜索引擎竞价排名问题法律没有规定。若“魏则西事件”发生在《侵权责任法》实施前，魏则西依据百度搜索引擎寻找到治疗其疾病的信息，并以此作出决定，百度公司是否对其所受侵权承担责任，法律无此规定。其提供虚假信息行为可以认为是生产者或销售者侵权的协助，类似于刑法理论中从犯，两者最大的区别在于违法与犯罪的界限而已。

（二）《侵权责任法》实施后竞价排名侵权认定

在《侵权责任法》实施后，竞价排名问题认定依然模糊。从《侵权责任法》第36条第2款规定的“提示规则”可以看出，立法对竞价排名造成损害承担责任的提前为通知、提示。网络服务商侵权责任适于“通知”+“未采取必要措施”认责模式。以魏则西事件为例，以国家网信办公布的调查结果看，百度搜索相关关键词竞价排名结果客观上对魏则西选择就医产生了影响，百度排名竞价机制存在付费竞价权重过高，商业推广标识不清等问题，影响了搜索结果的公正性和客观性，容易误导网民。现行《侵权责任法》第36条第3款规定，对于网络服务商侵权责任认定以“知道”+“未采取必要措施”模式为限。第36条第2款和第3款的规定是对第1款规定侵害民事权益的形态列举，只有这两种情况才算网络侵权范畴。目前，司法实践中，对商标、著作、专利侵权纠纷处理多，对人身权益如生命权、健康权等纠纷走进司法程序的并不多见。

现行《侵权责任法》对网络侵权实行过错归责原则，使被侵权人维权受阻：障碍一，过错归责原则难以实现看得见的正义。法律的公正在于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同步，否则就是空中楼阁。在竞价排名侵权认定中，举证是关键一环，而被侵权人举证能力远远处于劣势（网络专业知识缺乏、经济能力有限等等），不足以救济实现法律公正。障碍二，从胜诉率看，过错归责原则不现实。竞价排名服务商与网站及相关利益主体竞价排名协议、点击效果付费等一揽子协议很难被消费者取得，胜诉难度大。障碍三，从违反成本看，过错归责原则降低网络服务商违法成本。被侵权人举证能力天然缺失。

对侵权的主观认定，第36条第2款规定对网络侵权实施按份责任，就扩大损失的部分与网站承担责任，第3款的规定要求两者连带责任。根据侵权法理论，网络侵权共同侵权形式为两种模式：一种是网络服务商明知竞价排名商有侵权行为，还要提供网络服务；另一N是网络服务商不知竞价排名商侵权行为，没有尽到审查义务或善良管理人的义务。数人具有意思联络者，就行为分担所生不同之损害，固构成共同侵权；虽无意思联络但数行为人客观上造成同一损害结果亦同。[1]而我国现行网络侵权只重视第一种共同侵权模式，对第二种立法有所忽视。在司法实践中，法院以往网络侵权判决显示也忽视第二种模式。一则关于百度网络侵权的判决竟然是：百度向公众提供搜索引擎服务，仅是网络服务提供者，其对网络信息不具备编辑控制能力，对网络信息的合法性没有监控义务，对被搜索到的信息内容是否侵权无法承担审查责任。

现行竞价排名侵权实行“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规则，被侵权人面临以下问题：第一，竞价排名服务商处于绝对优势，竞价排名内部管理隐蔽性强。第二，竞价排名服务商不具有明确故意，法官一般很少认定其有过错。第三，被侵权人举证距离大。举证距离是指当事人控制证据的可能性度量。[2]

竞价排名行为与魏则西死亡结果存在客观因果关系。根据盖然性因果关系说，任何一名患者都存在依据百度搜素搜集医疗信息，进而依据竞价排名提供的医疗信息做出就诊医院的选择可能性。根据国务院调查组查证，证实魏则西就是依据竞价排名提供的医疗信息做出就诊选择。根据法律因果关系确定，可预见性损害认定，百度公司只是对竞价排名客户进行形式审查，未对竞价排名医疗信息真实性尽到动态监管的审查义务。百度竞价排名对魏则西死亡结果即使不存在间接故意，也有审查过失责任。

三、《侵权责任法》网络侵权规定实施效果评价

笔者以《侵权责任法》关于网络侵权实施效果为视角，做如下分析：

（一）网络侵权行为结案率是否减少，违法者是否受到法律责任追究

经查阅中国裁判文书网可知，从2011年网络侵权责任结案1件至2016年5月底43件，[3]网络侵权案件总数达到395件。网络侵权数量整体呈增长趋势，虽然2016年出现急速减少，主要可能缘于本年度还没到年底，部分案件还未结案或进入诉讼程序（具体见图1）。

2011年-2016年我国网络侵权结案数量（图1）

从2008年网络侵权诉讼集中爆发，到2016年魏则西事件引发竞价排名侵权问题，时隔八年，竞价排名引发侵权问题未能彻底改变。网络侵权者是否受到法律责任追究？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以2016年上半年网络侵权结案的43件为例，除22件管辖权异议的案件外，其余21件网络侵权案件中，被侵权人败诉或撤诉案件数量为17件，胜诉案件数量为4件（具体见图2）。从网络侵权诉讼结果看，对17件被侵权人撤诉或败诉原因分析，被侵权人举证不足，诉讼请求难以得到法院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被侵权人败诉多基于证据不足。对被侵权人胜诉的4件分析，主要是证据充足。其中一案件，法院认定理由：百度公司未落实实名注册审查义务，未尽到“通知+删除”避风港原则，致使侵权进一步扩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法释（2014）11号《关于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规定“依据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被侵权人以书面形式或者网络服务提供者公示的方式向网络服务提供者发出的通知，包含下列内容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有效：（一）通知人的姓名（名称）和联系方式；（二）要求采取必要措施的网络地址或者足以准确定位侵权内容的相关信息；（三）通知人要求删除相关信息的理由”。被侵权人给百度公司发的律师函符合通知规定要求，才得以维权成功。通过以上案件分析，侵权者（网络服务提供商）被追究法律责任的概率低，更加刺激侵权者以低违法风险获得高利润欲望。

2016年上半年网络侵权案件诉讼（图2）

（二）公民对法的价值认同感

法律认同是指人们对法律的内在情愫，这种情愫源于民众对法律是否能够体现对自身价值和尊严的尊重和维护的意识。[4]具体到《侵权责任法》的认同：

一是《侵权责任法》是否体现维护民众自身利益。百度竞价排名对魏则西之伤，不亚于直接侵害魏则西的北京武警某医院承包科室（莆田系医院）之虚假宣传对法益的侵害。百度竞价排名搜索为莆田系医院侵权提供渠道，犹如侵权从犯，为侵权医院侵害魏则西生命权提供便利与帮助，致使魏则西深信虚假医疗信息，选择治疗医院。魏则西亲属应用《侵权责任法》维护其子的权益？实践证明，现行《侵权责任法》没能被用来有效维护魏则西权益。

二是《侵权责任法》能否公正处理各方利益关系。如果法律不能充分解决社会和经济迅速变化带来的新型争端，人们就不再把法律当作社会组织的一个工具加以依赖。[5]因此，在魏则西事件中，《侵权责任法》未能公正维护魏则西权益就是侵权法的败笔。

（三）《侵权责任法》的社会功能是否实现及其实现程度

王泽鉴认为：侵权责任法的社会功能主要表现在两方面：填补损害和预防损害。[6]从填补损害看，魏则西生命权受到侵害，但是作为共同侵权的百度公司未能补偿魏则西家属，修复受损的社会关系。对于侵权者而言，未能因为侵权而承担法律责任即弥补侵权所造成的损害。对被侵权者而言，自身权益受到损害却无法救济。在魏则西事件中，侵权责任法对于填补损害的社会功能是失效的。从预防损害的功能看，侵权责任法对于网络服务提供商网络安全审查保障义务规定空白，很难约束网络服务提供商的侵害法益的行为。侵权法所保护的法益是公民的民事权益，侵权法不能有效预防侵害民事权益情况发生，是法的悲哀。

（四）侵权法实施的成本与收益比率

一部法律实施的效果要用成本与收益的比率看。然而，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以2016年上半年网络侵权结案的43件为例，除22件管辖权异议的案件外，其余21件网络侵权案件中，被侵权人败诉或撤诉案件数量为17件，胜诉案件数量为4件（具体见图2）。

可，网络侵权结案率少，责任追究少。而在国外，法律划分了网络服务提供商竞价排名广告审查义务，迫使谷歌等域外搜索引擎强化了对信息的审查，而国内侵权责任法规定却是空白，致使搜索引擎服务商对审查义务放弃。也使网络维权的集体失声，从而使弱势群体利益备受忽视。《侵权责任法》立法初衷收益甚微，网络服务商的强势地位没有在立法方面受到限制，网络用户的权益被践踏，法律实施效果欠佳。

四、域外法律实施情况

以谷歌竞价排名引起的一讼案件为例。2007年澳大利亚公平竞争与消费者（ACCC）作为原告，谷歌和澳洲汽车经销商（简称TPA）共同侵权。ACCC指控：（1）谷歌未能有效区分有机搜索结果和赞助链接（即广告）。法院认定：谷歌对广告链接与有机搜索已经清楚区分二者的标识，一般理性用户不会混淆广告链接与有机链接，或者认为广告链接的排序与有机搜索结果排序是一样的，用户能意识到广告链接是广告。（2）谷歌在搜索结果页展示的广告中做出“误导性和欺骗性的虚假陈述”。一审法院不认为谷歌侵权，二审法院一审判决，最终高等法院支持谷歌上诉。法院认为，一是谷歌没进行误导性或欺骗，也未参与编辑其为广告商的广告；二是案件焦点是谷歌搜索用户并不认为是谷歌做出了误导性陈述。一般理性用户不会认为谷歌是广告制作者。三是谷歌未创设任何广告链接。谷歌仅仅满足用户信息请求，承载他人新的路径。四是高等法院适用《澳贸易惯例法》规定的“者侵权责任”的抗辩。最终法院判决谷歌搜索引擎服务商不构成侵权。国外判决：搜索引擎服务商证明其尽到合理审查义务并实施了足以区分的措施，即使广告商有不当行为，搜索服务商也可免责。

在谷歌案中，法院认同竞价排名服务作为一种广告形式是搜索引擎的主要收入来源，用户在使用搜索引擎时应当意识到服务商要依靠广告来获取收入而为他们提供免费的服务，这不应该作为一种侵权判断标准。此外，美国联邦政府下的联邦贸易委员会（FTC）在2002年要求搜索引擎应当明确标示付费结果，区别于自然搜索结果。2013年FTC通知：付费搜索结果应当采取措施，区别于非付费搜索结果。付费内容应当进行清楚、显著的解释与公开，不能使用能够误导消费者的陈述。付费搜索广告位置置于右侧，字体、颜色、大小做出不同于普通搜索的标识。我国《侵权责任法》对竞价排名未作规定，对付费搜索与自然搜索结果标识区分标准也未予以规定。百度付费搜索与普通搜索结果区分识别度相对较低，就是源于缺乏规制标准，以至于出现魏则西事件。

五、完善网络侵权规定路径

（一）规定网络服务提供商网络信息审查义务

网络服务提供商对信息的安全审查义务是网络侵权认定第一步，也是《刑法修正案（九）》规定网络服务提供商刑事罪名认定及责任追究的前提。

如何规定网络服务商审查义务才适当？应当对审查内容做出具体规定，尤其涉及群众日常生活及国家经济命脉的信息。借鉴《医疗广告管理办法》对医疗广告内容应规定：（1）医疗机构第一名称；（2）医疗机构地址；（3）所有制形式；（4）医疗机构类别；（5）诊疗科目；（6）床位数；（7）接诊时间；（8）联系电话。另外，规定医疗广告的表现形式不得含有以下情形：（1）涉及医疗技术、诊疗方法、疾病名称、药物的；（2）保证治愈或者隐含保证治愈的；（3）宣传治愈率、有效率等诊疗效果的；（4）、迷信、荒诞的；（5）贬低他人的；（6）利用患者、卫生技术人员、医学教育科研机构及人员以及其他社会社团、组织的名义、形象作证明的；（7）使用和武警部队名义的；（8）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禁止的其他情形。如此为不同类型的广告划定不同要求的界限，而不是仅仅形式审查一下资质证件而已，网络审查进入动态的审查模式，不能停留在事前审查，忽视事中、事后审查。

借鉴英国上议院确立的“三步检验法”界定网络服务提供商的审查义务：一是确定网络服务提供商是否对被侵权人具有侵害的期待可能性。二是网络服务提供商与被侵权者是否具有紧密性。三是网络服务提供商的审查义务是否适当及公正。以此来保障竞价排名服务商对被侵权人损害预见义务，同时保障网络服务提供商与网络用户关系紧密性，也保障网络服务提供商对信息审查的公正、合理。这种审查不能仅仅停留在事前形式审查，还要包括事中、事后的动态审查，实施监管广告内容的真实性与合法性，这种高度审查义务是基于网络服务提供商竞价排名点击付费收入赋予的，也不存在法律强人所难情况。

（二）规定网络共同侵权认定

在网络侵权关系认定中，共同侵权是因果关系认定的难点。依据日本学者川岛看法，各行为人只要有共同的意思或者共同的认识即可，不要求有个别因果关系存在。[7]128一旦竞价排名所造成的损害结果是多个原因偶然集合作用的，竞价排名服务商从竞价排名推广中获得收益，而参与竞价排名的广告商涉嫌侵权行为的，网络服务提供商为侵权提供便利条件，但因其未履行网络安全审查义务且从中获利，也应当认定侵权。

（三）确定网络侵权诉讼举证责任倒置原则

一般民事诉讼采取谁主张谁举证原则。然而网络侵权中被侵权人处于弱势地位，很难搜索到网络服务提供商与广告商的竞价排名协议之类的证据，如此也就造成被侵权人败诉。举证责任倒置是在部分特殊领域适用，由侵权人负举证责任，证明与损害结果不存在因果关系。借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条：“（八）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由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该解释规定医疗机构的举证责任倒置。根据共同侵权认定结论，竞价排名服务商被认定共同侵权，也适用举证责任倒置原则。网络侵权竞价排名服务商举证倒置责任推理流程图见图3。

在网络侵权中，举证责任倒置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被侵权人的举证责任，有效平衡了竞价排名服务商与网络搜索用户诉讼的平等地位，为诉讼实质平等奠定基础。

网络侵权竞价排名服务商举证责任推理（图3）

适用

竞价排名收费

认定共同侵权

同理

注 释：

①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CNNIC第3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统计报告（中国互联网发

展状况统计报告2016年1月）。

参考文献：

[1]陈现杰.共同侵权的立法规制和审判实务[J].人民司法，2010（3）.

[2]王利明.伦举证责任倒置的若干问题[J].广东社会科学，2003（1）.

[3]中国裁判文书网.网络侵权责任纠纷结案情况[EB/OL].http：//wenshu.cou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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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林坤.论法律认同[J].湖北社会科学，2012（12）.

[5]马建银.法律移植与法律认同[D].清华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

[6]王泽鉴.侵权行为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