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法检查论文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执法检查论文，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一般认为，所谓检察机关执法中的利益驱动，是指检察机关在执法活动中以获取小集体或个人的利益为动力。以自己的职权换取财物及其他物质利益的行为。笔者文中指称的利益驱动，即是这个意义上的。

一、检察机关执法中的利益驱动现象的主要表现

从每年开展的执法质量和效果考评结果看，检察机关执法中的利益驱动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越位司法，越权办案

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少数检察院超管辖权限办案，对本不属于检察机关管辖的案件争着办、抢着办。本来按刑事诉讼法规定应当属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管辖范围的案件，有的检察院和检察人员无视法律，越权介人侦查，在收取款项后再以看似合法的形式结案。如某基层检察院就曾经以涉嫌行贿的罪名办理了一起本该由公安机关办理的涉嫌合同诈骗案。虽然立案罪名是行贿罪。但所有的侦查活动却全部是围绕合同诈骗来进行，各种文书材料中根本看不到嫌疑人有涉嫌行贿的任何记载。最终，该案以存疑不而结案，而该院则在缺乏法律依据的情况下追缴了该嫌疑人及其他相关人员违法所得。

(二)超越分工，争办“油水案”

在一些检察院内部，各个部门超越分工，争相受理、查办职务犯罪案件，尤其是争办有“油水”的经济犯罪案件。检察院内，各部门不论是否具有办案职能、办案人员不论是否具有办案资格，都争相参与或直接办理自侦案件，以便在财政追缴返还款中予以分成。在个别检察院，政工、纪检、法警等部门为了得到分成，也参与职务犯罪案件的侦查。执法检查中还发现，部分检察院内部存在的争夺管辖权问题非常严重，同一个案件，不仅反贪部门查，反渎部门查，而且监所查，民行查，由于政出多门，证据方面问题不断，导致案件侦查后期互相推诿扯皮。

(三)利用检察职权，谋取非法利益

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违规行使检察处分权，收钱结案。在一些检察院。无论职侦部门还是审查部门，对案件经常不是作深入调查和审查，而是违法收取各种明目的保证金。收取之后以撤案、不等形式结案。甚至以不了了之，大部分所办案件既不上报表，也找不到案卷。二是违规操纵匿名举报，为钱编案。极个别检察院。极个别检察部门、极个别检察人员为了达到收受钱财的目的。甚至编造匿名犯罪举报。然后到有关单位和企业进行所谓调查，收不到钱就绝不罢休。

(四)违法追缴，挪用赃款赃物

违法追缴主要表现在案件未终结前就对涉案款物直接实施追缴。个别的甚至在初查阶段就违法实施扣押、冻结和追缴。另外。一些检察院在扣押、冻结、追缴中经常法律手续不全。在发现扣押、冻结、追缴措施适用不当的情况下，该返还的款物不依法返还。依照相关法律规定，赃款赃物既是刑事证据，又是公共财物，任何人不得动用、挪用，更不允许据为己有。但在利益驱动下，个别检察院，个别检察部门，个别检察干部随意动用赃款，坐支、挪用、擅自动用扣押款物的情况时有发生。一些检察院甚至直接将赃款变成了自己的小金库，赃物特别是扣押的车辆、电脑等贵重物品。检察部门很少移交行装部门，都是谁扣谁用，谁用归谁，以致于有的案件早已终结，也被长期占用，该处理的不处理。

(五)检令不畅，唯地方利益是从

检察权是国家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最高人民检察院以及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之间虽然级别或者所在地域不同，但都是代表国家行使检察权，各地方检察院也并非是地方的检察院。然而，在当前“分级负责、分级管理”的检察经费保障体制下。检察经费由地方财政负担，检察机关命脉受制于地方政府，因为“就人类天性之一般情况而言。对某人的生活有控制权，等于对其意志有控制权”。检察机关受制于地方政府，也就只能依靠地方政府，听命于地方政府，无形之中成为地方政府的下属部门。而检察权也逐渐地方化。检察权地方化带来的最直接表现，即是下级检察院屈从于地方政府，为地方利益抗拒上级检察院指令。从近几年执法质量检查的情况来看，有相当部分基层检察院在职务犯罪侦查过程中检察权地方化、抗拒上级检令方面问题突出，检察院在查谁、不查谁、怎么查、查到何种程度的问题上都要听取地方政府的意见，甚至将地方政府的意见作为办案的指导思想，完全置上级检察院的指令于不顾，检令不畅通在这些检察院成了严重问题。

二、检察机关执法中的利益驱动现象久治不愈的成因分析

检察机关执法过程中出现的利益驱动问题，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产生的，同时，造成检察机关为自身利益、局部利益而执法的具体原因，也不是单方面而是多方面的，既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既有体制原因，也有现实原因。具体而言，这些原因主要体现在：

(一)对利益驱动存在认识误区

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也是效益经济，价值规律和商品等价交换原则是推动市场经济发展的动力。但其趋利原则也带来了不可避免的负面影响。利益驱动既能激发市场竞争热情，也会诱发唯利与唯我的价值趋向。这种唯利和唯我价值趋向的结合，就产生了为内容的利益驱动。利益驱动向执法行为渗透，成为权力寻租、权钱交易产生的重要思想根据。使少数检察干警执法观念偏斜，思想错位，最终导致执法过程唯利益是从。从调查中发现，部分检察干警特别是一些领导和骨干不是没有看到执法中的利益驱动带来的负面影响，而是没有站在全局角度，没有从依法治国和社会和谐的战略高度来认识问题，对利益驱动的危害性缺乏清醒的认识，有的甚至把它当成检察机关实现自我保障的有效途径。认为上级有关解决利益驱动的纪律规定不符合基层检察院的实际，捆住了自己的手脚，约束了自身的发展，因而，对本单位、本部门出现的利益驱动问题，视而不见、麻木不仁。更有甚者，个别单位暗下创收指标，嘴上喊的是办案，眼里盯的是捞钱，助推利益驱动问题的滋长和蔓延。

(二)法治观念淡薄，缺乏程序意识

从现实来看，检察机关之所以执法中呈现利益驱动，敢于越位办案、越权办案，敢于利用检察职权牟取非法利益，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部分检察人员法治观念淡薄，程序意识缺失。社会主义社会是法治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社会是我们党的不懈追求，检察机关作为在党的领导下的法律监督机关，负有监督所有国家机关、团体、个人。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统一的神圣职责，坚持依法治国是检察机关履行检察职能的基本出发点。《刑事诉讼法》、《检察院组织法》、《检察官法》等法律对检察机关的职权范围、检察权行使方式、检察院内部部门分工、检察人员的资质等问题做了详细的规范，是检察机关履行检察职能时必须遵循。但是由于部分检察人员法治观念淡薄、法律程序意识缺失，对以上法律规范视而不见，不是僭越法定职权，越权司法，就是违反法定程序，争办油水案件，甚至杜撰、虚构事实，一合法手段掩盖非法目的，亵渎法律权威。

(三)查究处理存在着软区和盲区

利益趋动的问题为什么会年年讲年年犯?笔者认为，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对搞利益趋动的人和事查究处理不到位，迁就情绪比较严重，错误的认为，检察机关搞利益驱动是为了弥补办案、办公经费不足，情有可原，无论是单位还是个人出了问题，都有人特别是领导出面说情，都能找出很多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原因和理由。因而，在多次的专项检查和执法质量考核中上级检察院虽然发现利益驱动的具体问题不少，但真正深入调查、较真处理的却不多。此外，检察机关执法过程中的利益驱动覆盖的面比较广，从职务犯罪侦查到审查批捕，从审查到三大诉讼监督，几乎检察权力涉及到的地方就有利益驱动，但从当前查究处理机制涵盖的范围来看，主要还是集中于职务犯罪侦查，对检察权作用的其余领域虽然部分有所涉及。总体而言尚未全面纳入。

(四)检察经费保障力度薄弱

我国生产力水平低，经济基础薄弱。导致执法环境与办案保障水平较低。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基础较为薄弱，国家财政收入底子不厚，拨给检察机关的经费不仅基数小，而且增长缓慢。检察机关靠财政拨款远远不能满足检察业务工作的需要。办案经费严重不足，办案手段与技术装备差，成为当前全国检察机关最现实的问题。特别是基层检察院，经费短缺问题尤其严重。因而有些基层检察机关的领导不得不花精力、想法子、拉赞助、搞创收、争创收，甚至违心地搞灰色收入，助长了利益驱动思想的蔓延。

三、检察机关防治执法中的利益驱动现象的皮对措施

首先，加强思想教育，认识利益驱动的危害性。产生利益驱动问题的根源在于思想认识，应当采取多种形式，有重点、有针对性地开展思想教育，深刻认识利益驱动的危害性，使全体检察人员特别是每个领导真正在思想上提高认识。从观念上纠正偏差。努力夯实防治利益驱动问题的思想基础。

篇2

一、初查制度的提出和形成

检察机关是于80年代中期开始进行自侦案件的初查活动的。产生这一活动背景，主要是基于对刑事立案的误解和对客观环境变化的不适应。

首先，检察机关开始进行自侦案件的客观条件导致了检察机关对立案标准的误解。

70年代末，我国颁布的刑事诉讼法，要求对控告、举报和自首材料进行审查后，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立案。法律规定的立案标准是主观标准立案时检察机关通过对立案材料的审查，主观上认为有犯罪事实存在即应当立案。至于客观上是否发生了犯罪，是谁犯罪，应当通过侦查解决[注1]。我国检察机关在80年代初开始直接受理侦查经济罪案时，立案材料通常是由发案单位通过调查取得并提供的，且已能证明有犯罪事实存在，需要追究刑事责任。检察机关通过审查材料即行立案并直接进入预审。接受举报时已具备相当的犯罪证据，是这一时期经济罪案立案工作的一个突出特点。由于立案前已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存在，逐渐使检察机关对立法原义产生了误解认为只有客观上实际存在犯罪事实才能立案。但是，80年代中期以后，检察机关受理经济罪案的线索来源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是，在办案中发现犯罪事实或犯罪嫌疑人的情形增加，并一度居立案线索来源的首位，由于在办案中即可查明线索，确认犯罪，更加强化的对立案必需客观存在犯罪事实的观念;二是，线索不清的举报、匿名举报也开始增多，根据这类线索进行立案，显然是缺少了以往发案单位在移交线索前的查证过程。检察机关为了解决立案后? 摹俺钒浮蔽侍猓岢隽恕疤岣吡钢柿浚押昧腹亍钡目诤牛欢ㄒ啡嫌蟹缸锸率荡嬖诓拍芰浮6跃俦ā⒓炀俸妥允椎牟牧纤从车奈侍饨辛盖暗牡鞑槌醪椋槊饔蟹缸锸率岛蟛拍苎芯苛浮?BR 其次，检察机关管辖的自侦案件的特点导致了检察机关对刑事立案对象的误解。

刑事立案，是指将犯罪或者可能为犯罪的事件列为刑事诉讼内容的诉讼活动。立案的对象应当是犯罪事件或可能存在犯罪的事件。检察机关管辖的自侦案件通常为职务犯罪或与职务有关的犯罪。犯罪与其犯罪主体履行职务有关，是检察机关管辖的自侦案件一大特点。这一特点导致检察机关对刑事立案对象的的误解，即认为检察机关立案的对象是犯罪嫌疑人而不是事件。例如：在检察机关的《立案决定书》及有关侦查材料中常见的对进行立案侦查，便是这一误解的体现。因存在这一误解，往往即使举报材料已证实客观上发生了犯罪事实[注2]，也不能通过立案侦破案件，却仍需要通过案前调查，确认犯罪嫌疑人后才能立案。这是初查活动产生的另一个原因。

初查制度的提出，最早见于1986年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侦查的刑事案件办案程序(试行)》。该文件第六条三项规定经审查认为控告、检举的犯罪事实不清，需要补充材料才能确定立案或不立案的，可以通知控告、检举单位补充材料，人民检察院也可以派人直接调查，或者配合有关部门联合调查。这是检察机关首次对有关初查问题作出规定，也是近十几年来对自侦案件进行初查的制度依据。但从这一规定的内容不难看出，传统的办案模式及立案观念对立案制度的影响。

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后，高检院起草了《人民检察院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规则(试行)》。该规则前几稿中尚规定在必要的时候可以进行初查，但最后定稿时即明确将初查规定为立案的一个环节，且具体规定了初查的程序。这标志的初查制度的正式确立。

初查制度被正式确立，还有一个重要的背景是：由于各种原因，检察机关在80年代中后期展开了立案竞赛。这一竞赛所产生的一个明显恶果是导致了自侦案件侦查工作质量的下降，如：不应当立案的立了案;本可以侦破的案件侦破不了;本可以办出大案的仅够立案标准即结案。这些问题出现表现在办案结果上就是立案数与起诉数之间具有较大的差额。这一现象在90年代逐渐引起了全国人民代表的注意，进而产生了强烈反映。检察机关的一些同志将人民代表的这些反映归结为立案质量不高所至，因而反复强调立案前要搞好初查，并最终将初查规定为立案制度之一。

二、初查制度的违法性

只要查一下刑事诉讼法有关立案的规定就不难发现，初查是没有法律依据的。

这里首先需要阐明的是，刑事诉讼法在立案规范中为何未规定初查制度。笔者认为：

第一，刑事诉讼法未规定初查制度，是与刑事诉讼法的任务有关。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二条规定，保证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是该法的任务之一。而初查的任务则是确认有无犯罪事实，即查明犯罪事实，这与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刑事侦查的任务是相同的。因此，如果刑事诉讼法规定了初查(且通过初查已可以查明犯罪事实)，整个刑事诉讼法中有关侦查的规定也就失去了必要。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立案是进行侦查的前提，只有立案以后，检察机关、公安机关才能实施依照法律进行的进行专门调查工作和有关的强制性措施[注4]。根据这一立法思想，刑事诉讼法不可能规定也不会允许在立案前进行刑事诉讼活动初查。

第二，刑事诉讼法未规定初查制度，是与刑事侦查的工作规律有关。刑事侦查的基本活动过程是：立案侦破预审侦查终结。实际工作中，除侦查机关直接发现的犯罪案件以外，其它任何犯罪案件(含作案人在发案前自首的)都需要经过上述侦查过程。这里有一个如何认识法律规定的事实(证据)标准问题。我国刑事诉讼法对此作了科学的规定。①只要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注5]，即应当立案侦破;②对经过侦查，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的案件，应当进行预审[注6];③侦查终结时应当做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注7]。刑事诉讼法的上述规定概括起来就是，立案时，侦查机关对案件事实的确认允许是主观的，即实际是否发生了犯罪不影响立案与侦破，笔者称其谓主观标准预审时，必需要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此时也只是要求有一定的证据证明发生了犯罪，但还需要通过预审对收集、调取的证据材料予以核实[注8]，笔者称其谓准客观标准侦查终结时，则必须做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笔者称其谓客观标准。达到客观标准是整个侦查活动的结果。但制定初查制度的目的，则是在立案时即达到客观标准，这显然是违反侦查工作规律的。因此，刑事诉讼法不可能规定初查制度。

从上述论述可以明确，从依法治国和科学诉讼的角度看，刑事诉讼法不能也不会制定初查制度。而高检院制定的初查制度，其违法性就在于允许进行诉前调查，即非法进行侦查活动。

检察机关的有些同志认为，刑事诉讼法的立法者在制定立案法规时，未考虑到检察机关自侦案件具有作案隐蔽性和举报不确定性的特点。未规定初查制度是立法上的疏漏。这一认识的偏差之处在于，持这一观点的同志没有实际研究一下刑事案件的侦查规律。事实上，从刑法规定的犯罪类型看，大部分刑事案件都会出现隐蔽作案和举报不确定(甚至错报)的情形。

也有的同志认为，初查是有法律依据的。这些同志引用刑事诉讼法第86条对于报案、控告、举报和自首的材料，应当按照管辖范围，迅速进行审查，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时候，应当立案中的审查一词作为初查的法律依据。强调汉语中的审查一词包括调查的意思，进而说明刑事诉讼法是允许进行初查的。笔者认为，这一解释有些牵强附会。首先，从语法上讲，86条规定的审查对象是材料，而不是事实和证据。其次，刑事诉讼法并未规定审查所可以采取的调查手段。

上述看法和观念的存在，也是建立初查制度的一种理论依据。如果不加以纠正，即是高检院将来取消了初查制度，也势必会影响刑事诉讼法的贯彻执行。

三、初查制度的危害性

篇3

一、引言

宪法司法化不是一个新话题，在齐玉苓案后学界对宪法司法化研究掀起一个热潮。2005年11月在北京举行的宪法司法化理论研讨会上，基本确立了宪法司法化的正当性和必要性。宪法“只有获得‘司法化’之后，才能进入到普通人的生活中去，而不是高高在上的‘最高法’或‘根本法’——换言之，宪法效力才能真正的体现出来”。近来，宪法司法化的问题又重新引起了学者们的热议。这主要源于最高人民法院于2008年12月8日以“已停止适用”为理由，废止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以侵犯姓名权手段侵犯宪法保护的公民受教育权的基本权利是否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批复》(“法释字[2001]25号”)，该决定自2008年l2月24日起实施。紧接着华东政法大学童之伟教授在《中国法学》2008年第6期撰文《宪法适用应遵循宪法本身规定的路径》，以宪法实施、宪法适用和宪法遵守的区分为切入点，对我国宪法“司法实践”进行评析。认为“宪法司法适用在我国没有宪法依据，在我国既无采行的现实可能性，也看不出发展的前景”。并最终得出我国宪法的适用应该走最高权力机关立法适用和监督适用的路径，法院审理案件时援用宪法是对宪法的遵守而非适用，应该强化国家权力机关的宪法适用，同时消解“宪法司法化”这一伪命题。最高法院决定的出台和学者的上述言论，又一次将宪法司法化理论争议推向新的。如何看待宪法的适用与宪法遵守的区分，并进一步追问我国宪法学界多年来一直探讨的“宪法司法化是一个假命题还是一种希望与追求”，关乎我国宪法今后的发展道路和前进的方向。

二、宪法适用的辨识

童教授在他的文章中指出：“宪法适用方面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不小程度上是因为我国学术界没能结合我国实际理顺一些基本概念及其相互关系。理解基本概念并合乎逻辑的运用这些概念，是人们解决好面对重大课题的学理基础。”因此，要搞清楚宪法能否司法化，我们不妨也从这一问题所涉及的一些基本概念谈起，进行系统的梳理和阐释，以消除我们在理解和应用中的诸多偏颇。

1．宪法的适用的界定

狭义上的“宪法的适用是指特定国家机关，依照法定程序，具体的适用宪法处理违宪案件的专门活动。”“从广义上讲，宪法的适用就是宪法的贯彻与执行，俗称‘行宪’。”“宪法的适用从广义上说是指宪法在实际生活中的运用，它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凡公民和国家机关都必须遵守宪法；(2)宪法在司法活动中被适用。狭义上仅指司法机关对宪法的适用。”“宪法的适用是一定国家机关对宪法的实现所进行的有目的的干预。它一方面指国家代议机关和国家行政机关对宪法实现的干预。……另一方面则指国家司法机关对宪法实施的干预。”对于宪法适用的概念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理解，但无外乎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界定：第一，宪法适用的主体。宪法的适用必须是法律授权的专门机关来行使，其他任何组织与个人无权适用。第二，处理具体事务的过程中运用了宪法，在遵守宪法的基础上将宪法作为一种活动的方式或工具加以利用。第三，处理了一定的具体事务或者为一定行为。适用宪法的核心或者说最终目的就是要为一定行为。这一行为是宪法适用的载体，若没有行为，宪法的适用将无法落实。根据以上分析，对宪法的适用可以作出如下界定：广义的宪法适用指特定的宪法关系主体依照法律程序，运用宪法处理具体事务的活动，包括宪法的立法适用、监督适用、行政适用及“司法适用”。狭义的宪法适用仅指宪法的“司法适用”，当然有学者主张宪法不能在司法过程中适用，这是我们在后文要讨论的内容。

2．宪法适用与宪法遵守的辨析

反对宪法司法化的学者主张，那些所谓的“宪法司法化”的案例不过是人民法院遵守宪法的行为，并非对于宪法的适用。那么，究竟如何区分宪法的遵守和宪法的适用呢?这确实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童教授认为，遵守宪法与适用宪法的区别表现在诸多方面。(1)所有宪法关系主体都有遵守宪法的义务，因而遵守宪法的主体具有普遍性；适用宪法的主体具有严格的要求，不仅通常必须是国家机关，而且必须是经宪法授权的国家机关，因而适用宪法具有主体上的垄断性。(2)宪法关系主体遵守宪法的行为较多被动性、服从性，较少主动性和可选择性，而适用宪法的行为有较多的主动性和可选择性。(3)宪法关系的主体遵守宪法时不用宪法的规定直接处理具体问题或据以裁判争议，但适用宪法一般会运用宪法的具体规定处理具体问题或裁断具体争议。(4)遵守宪法时，宪法有关规定对宪法关系主体和有关事项的有效性、权威性，往往是无可争议或不证自明的，而适用宪法情形通常并非如此。l2童教授不仅在理论上大下工夫，还对《中国宪法司法化：案例评析》中所收录的33个案例进行了分类评述，以区分宪法的适用和遵守。宪法的适用和遵守确是两个概念，我们应该对其加以区分。但在上述四点中，童教授用了“较多、较少、较多、一般、往往、通常”六个这样模糊的修饰词。可见，童教授对于两者的区分也很难准确地予以把握。

按照学界的一般理解，所谓宪法的遵守是指一切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依照宪法的规定，行使权利(职权权)和履行义务(职责)的活动。它也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遵守指依法办事，依法享有权利并行使权利，依法承担义务并履行义务；广义的宪法遵守相对于违反宪法而言，不违背宪法即是宪法的遵守。我们这里所讲的宪法遵守指的是狭义上的宪法遵守，即依宪法办事。仅从概念上我们还无法将遵守与适用区分开来，还必须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分析。

(1)宪法的义务主体具有普遍性，包括一切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宪法的适用主体具有特殊性，必须是经法律授权的专门机关。

(2)在宪法的适用活动中，遵守宪法是适用宪法活动行为的另一个方面，其与遵守宪法并不是完全割裂的两个过程，是一枚金币的两面。同时，宪法遵守是宪法适用的基础，任何适用都必须以遵守宪法为逻辑前提。特定机关遵守宪法的行为，从另一角度来看也是对于宪法的适用。因为遵守宪法是依据宪法而为一定行为，相对于整个活动过程来说，并没有处理具体的事务，但相对于该行为本身来讲，它也是在处理一定的事务。在王禹编著的《中国宪法司法化：案例评析》的33个案例中，作者将其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作为原、被告提交的法律依据，仅仅在判决书中提到过；第二种是出现在法院判决书中的说理部分，来分析双方当事人提出的权利主张是否有宪法依据；第三种是直接出现在判决部分。第一种情况，宪法被作为原、被告的法律依据来主张自己的权利或否认对方的权利，是对宪法一般性的提及，当然不属于宪法的适用情况。在第二种情况中，我们举一例，莫尊通不服福州市人事局批准教师退休案，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1997)榕行终字第43号判决书：“被上诉人福清市人事局作出的批准退休决定处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规定的公民的劳动权，是具体的行政行为，行政相对人对此不服的，有权提起行政诉讼，人民法院对此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该案在说理部分运用宪法，将其作为支持其他法律形式的法律根据加以引用，从判决上来看并没有对具体的案件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但是，司法活动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判决结果，宪法的司法适用不仅包括在判决结果中适用宪法，在司法活动的过程中适用宪法也理所应当是对于宪法的适用。福清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于宪法的援引，一方面从整个司法活动来看，宪法“参与”了这一活动过程；另一方面，法院运用宪法确认莫尊通的劳动权，也是对于具体事务的处理，符合童教授对于宪法适用内涵的界定。第三种情况中，法院利用宪法直接作出判决当然是对宪法的司法适用。

(3)遵守宪法是相对主体是否按照宪法来规范自身行为而言的，而适用宪法侧重于强调宪法在主体的行为过程中是否得到了应用。宪法适用的主体对于宪法的适用也是对于宪法的遵守，在这种情形下，两者是对同一行为不同角度的理解，并没有本质的区别。

篇4

1.2执法装备配置不足安全生产执法监察要想实现规范化管理，建设规范化体系，执法装备是必不可少的。目前执法装备配置不足问题严重限制了规范化体系的建立。首先，装备配置存在区域性差异。全国各地区的安全生产执法监察装置配备存在差异，其装置配置与地区经济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对于相对发达的地区，如广州、深圳等地其执法装备配置较全面、先进，投入资金较多。对于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其执法配置相对落后。装置配置落后在建立规范化体系时就受到一定的制约，影响体系的统一建立。其次，装置配置达标率低。在执法监察过程中，装置配置是工作的重点，装置配置达标率低，导致正常的执法监察、事故现场调查取证和分析受到限制，影响正常工作的开展。最后，执法信息化水平落后。随着信息时代的不断进步与发展，安全生产执法监察也在实现信息化，各个地区的执法监察系统建立不完善，监察平台受到限制，功能不完善，使得执法监察部门工作量较大，工作效率较低，无法实现全面信息化水平。

1.3执法人员素质较低、监察力度不强目前，安全生产执法监察人员存在专业素质较低，执法标准及专业知识掌握较少等问题，在执法监察过程中，不能及时发现生产安全问题，存在现场执法取证内容不清、执法工作无从下手等现象，缺少专业的任务培训，不能熟悉掌握执法程序。执法人员在执法过程中，执法力度不强，经济出发执行不到位，造成执法监察工作形同虚设，认为是一种走形式的工作，不能够体现安全执法部门的功能，影响安全生产执法监察体系的全面建立。

2完善安全生产执法监察规范化体系建立的措施

2.1建设规范化的执法队伍，提高执法人员素质建立全国统一的安全生产执法监察队伍，设立单独的执法监察机构，建立简短的机构体制规范，完善部门监察内容，明确执法监察责任。做到各个省份执法机构协调统一，上下协调。根据各个地方经济特点进行安全生产执行人员配置，做到执法队伍建设规范化。此外，要对执法人员进行业务培训，明确培训的内容、时间、考核办法等事项，创新培训方法，促进执法监察业务交流，加强对基层执法人员的传帮带，提升执法队伍整体素质。

2.2执法力量均衡发展，提高执法力度安全生产执法监察工作要与地方社会经济相协调，在建立安全生产执法监察规范化体系时也要综合经济发展特点，做到执法力量均衡发展，培养专业性强的执法人员。在执法过程中，严格执法监督，提高执法力度，强化执法威慑效应。在执法过程中，执法人员要树立正确的执法观念，坚持廉洁执法，在执法中体现服务，做到执法为民，不断完善安全生产法律，细化相关管理规范，做到有法可依，全面提高安全生产执法监察力度。

2.3执法装备标准化建设按照《安全生产监管部门和煤矿安全监察机构监管监察能力建设规划(2011—2015)》，积极争取地方政府及相关部门的支持，配置健全、统一、标准化的执法装备，全面启动安全监管监察部门办公业务用房、执法交通工具和执法装备等工作条件的标准建设，重点加强基层一线执法工作条件标准化建设的投入。

篇5

申诉复查程序是审判监督程序的启动程序，随着对申诉人提出再审申请的审查立案而启始。如经复查而作出驳回再审申请的决定，那么，复查结果即可成为审判监督程序的实体结论；如经复查认为原审裁判确有错误，那么，复查结果就成为进入审判监督程序的终强程序——再审之诉的预备依据，并以作出再审裁判而告终。

审判实践表明，复查的结果，无论是决定再审，还是驳回申诉，实际上都是对案件的实体处分，因此，复查案件认真与否、公正与否，不仅直接影响着再审的公正裁判，而且是保障当事人的合法申诉权利的司法要件。无论是草率驳回还是草率决定再审，都是对当事人合法申诉权利的侵犯或对法律严肃性的背离。所以，为弥补立法的不完善，针对审判实践现状，探索、建立使申诉复查程序有法可依的民事、经济、行政案件复查规范，是审判监督实践中急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二

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律作出的“人民法院接到当事人的再审申请后，应当进行审查”之规定，明确赋与了当事人申诉权，但对当事人提出的再审申请，人民法院应当如何进行审查，未设立程序规范，形成了对当事人申诉权利的立法保障缺憾，致使长期以来，申诉复查因无程序、无规范、无依据而处于随意、草率、无序的“暗箱操作”之中。

从传统复查方式的演进过程看，最早是书面审查定输赢，办案法官与当事人不见面。这样，当事人意见很大，认为有话还没说，有理还没讲，也不知为什么被驳回或改判，“暗箱操作”的弊病十分明显。后来，过渡到法官会见申诉人，直接听取申诉理由。这种“见一面”虽优于原来的“不见面”，但被申诉人一方仍对突如其来的改判有意见，认为法官只听一面之词，剥夺了自己据理申辩的权利，怀疑法官在办人情案，仍然没有完全杜绝“暗箱操作”的弊病。对此，法官又加以改进，分别与申诉人和被申诉人见面，直接听取双方的意见，力争“兼听则明”。这样的做法虽比“见一面”又进了一步，但当事人还是认为法院审理复查案件不公开，“背对背”的做法没有透明度，也确实可能存在着办案法官“独导独演”、先入为主或故意偏袒一方当事人的弊病，缺乏必要的监督机制。随着公民民利意识的增强，当事人要求公开审理复查案件、反对“暗箱操作”的呼声日益强烈。历史的紧迫感促使我们必须对复查再审申请案件的传统做法加以改革，以进一步完善当事人合法申诉权利的保障机制，保证复查再审案件的诉讼公正。许多当事人，尤其是败诉方，认为输得不明不白，强烈要求法院开庭。但开庭于法无据，因为复查没有进入再审程序。我们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开始在实践中思考、探索一种有别于开庭的公开复查案件方式，并根据复查案件的特点和针对传统复查方式存在的弊端，形成了一个思路，即一要简便，二要给各方当事人一个当面论理的机会，三是对办案法官设立制约规范。这个制度，就叫申诉复查听证制。

三

申诉复查听证制是由合议庭成员共同组织案件各方当事人到场，用最简便的形式，听取当事人各自申诉与抗辩的争议焦点，以此来决定复查结果的迅捷复查方式。

一、听证会由合议庭全体成员参加。听证前，合议庭成员应交叉阅卷，掌握申诉焦点，以提高听证效率。全体合议庭成员参加听证会，共同直接听取当事人申诉与抗辩的焦点，对办案法官在合议时公正、客观地汇报案件事实与证据起到了有效的监督作用。

合议庭成员与办案法官共同听证的做法，形成了合议庭全体成员的共同责任，体现了“三人审”与“一人审”不同的法律效果。同时促进了内部监督机制，堵塞了不洁法官利用“暗箱”之便办人情案、关系案和金钱案的程序疏漏。参加听证的法官应当着装；听证一般应在法庭或相应严肃场所进行，合议庭成员不得缺席，并由书记员做好听证记录附卷备查。

二、听证会应通知案件各方当事人到场。提高复查案件的公开性与透明度是听证制度的中心命题。案件各方当事人面对面地以原判认定的事实与法律适用的争议为焦点展开辩论，自然成为听证不可缺少的主体。长期以来，“有理讲在当面”是当事人追求司法公正的呼声，也是对复查案件的审查程序走出“暗箱”、走向公开的强烈呼吁。因此，把“理”讲在当事人面前，把“理”讲在合议庭全体法官的面前，是复查听证制度的基本构架。

对于当事人到会听证的问题，应注意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其一，听证尚不属立法规定，不具有强制性，所以采取申诉人缺席即按撤诉处理的做法时应当慎重。当事人事先向法院申请变更听证时间或事后向法院作出说明的，均不应视为无故缺席而草率按撤诉处理。凡无明显拖延审判的恶意，作为司法救济，法院一般应当宽泛对待当事人变更听证时间的请求。其二，当事人无故缺席听证，应当承担可能对自己不利的后果责任。实践中，不论何方当事人未依通知出席听证，又事先未通知法院，而另一方当事人已到场的，笔者认为，合议庭如期听取到会一方当事人陈述的做法，比按撤诉处理的简单制裁更为适当。如被申诉方未到场，可以听取申诉方的理由与举证。如申诉方未到场，可以按申诉状说明的理由，听取被申诉方的抗辩。总之，缺席听证的当事人，只是承担可能对自己不利的后果。之所以讲“可能”，就是不排除虽未出席听证，但原判确属错判，其理由可能成立。所以一方当事人缺席听证法官不应撤销听证，更不能因此简单剥夺当事人的申诉权与胜诉权。

三、听证要体现最简便性特征，提高听证制度的效率。简便性特征，是指听证会上法官以“听”为主，听证“开门见山，直奔主题”，不搞全面审查。而最简便性是要求减少各类程序环节到最大限度。实践中，切忌把听证会“装修”成“准开庭”，导致冗长的诉讼拖累，使听证失去其简便性特征，既成为变相开庭，丧失效率的保证，又造成再审后开庭内容重复。申诉复查听证制度属简易程序，实践表明，可以简易到除制定一些必要的听证原则外，无需就听证过程制定文字程序。

听证制度的简易特征是申诉复查程序的特点所决定的。其特点之一是遵循不诉不理的原则，不搞全面审查。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也是诉讼民主原则，即当事人对自己享有的民事诉讼权利具有主动性和决定性，包括对选择申诉的处分权。只要不损害国家、社会、第三人利益，作为申诉主体的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范围内决定申诉权利的使用。据此不诉不理原则，复查案件只针对申诉人的申请再审之主张，而不搞全案审查。当事人明知而不主张的，即使原判存在问题，也无改判之必要。只有当事人主张才有复查的依据，从而有利于稳定原判生效后双方形成的民事法律关系，也同时维护了社会的稳定。如经听证确认申诉之理由不成立而驳回申诉，既完成了申诉复查听证程序，也终止了审判监督程序。其特点之二是：申诉复查程序是再审程序的预备阶段。这个阶段决定了听证的简便性特征，同时划分了听证与再审开庭的根本区别。应当注意到，申诉复查不仅不搞案件的全面复查，既使对当事人的申诉主张也不是一律搞全面复查，而只以确认原判有错为限，也不做实体如何改判的结论，就是为了把全面复查申诉主张及实体改判留给再审程序，由再审程序履行法定再审职责。即复查听证的目的是确定原判错不错，再审开庭的目的是确定怎么错、错多少、怎么改，切忌把听证与再审开庭相混淆、把申诉复查程序与再审程序相混淆。只有明确听证与再审开庭的区别，明确申诉复查程序与再审程序的区别，才能真正发挥申诉复查程序的积极作用，正确领会复查听证制的真谛。

四、听证会的必要规范，是由现行诉讼法律原则结合复查程序的特点与目的构成的。

1.统一排期。庭长分案时，依各案繁简程度，限定办案法官的阅卷期限，确定听证日期。听证时间确定后，办案法官应在听证5日前向案件各方当事人送达《复查听证通知书》，同时向被申诉人送达申诉状副本。通知中应告知当事人听证会的性质、方式与目的。

2.申请回避权。听证会适用法律有关回避的规定，合议庭在听证前对当事人有告知义务，当事人有依法申请回避的权利。包括案件原判的合议庭成员，审批案件的庭长、主管院长，均应在申诉复查案件中予以回避，不得参加复查案件的阅卷、听证、合议等审判活动，应当另行组成合议庭。但出于慎重，复查中认为原判确有错误时，可以采取对原判存有的问题与原审合议庭成员交换意见的做法，一般可由原审合议庭在交换意见的基础上就申诉焦点提出具体的书面意见，附入复查案件的审查报告，供合议庭及审委会讨论时参考，以体现对改判案件的慎重。

3.听证会的四项内容。听证开始时由审判长向当事人简要告知听证的形式、内容、性质、目的；宣布参加听证人员，告知当事人有申请回避的权利；申诉人举证，被申诉人抗辩，听证人员适度提问；宣布听证结束。

听证会不需进行焦点归纳，不必分调查阶段、辩论阶段、最后陈述，可对新证据进行审查询问，而不搞质证、认证。

4.委托权。当事人参加听证有委托人的权利。听证作为一个重要的复查程序，当事人可以委托诉讼人参加听证及复查程序中的一切活动。

5.处分权。当事人在复查程序中，有撤回申诉权、申诉调解权、拒绝调解权、改变申诉请求权、放弃听证权。凡当事人明确表示的处分权，法院应当准许，但由当事人自己承担因此而产生的后果。

篇6

当今社会，警察是国家维持统治秩序和社会安全的不可或缺的力量，任何一个社会及其人民都需要一个强有力的、能够保障社会安宁的警察队伍。但是，如果誓察所行使的权力一旦被滥用，反过来又会侵害社会及人民的合法权益。因为誓察权是国家公权力体系中最为重要的权力之一，它包括警察在行使的法定的行政职能和刑事职能中的一切权力，它的行使直接影响到公民的私权利。因此替察权在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中实际运行的状况在某种程度上标志着这个国家法治文明的发展水平，一旦权力被滥用将造成对公民权利的极大侵犯。尤其是在当今中国，我们已经明确地将“依法治国”和“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了宪法，誓察权行使必须以尊重和保障人权为第一要旨。而依据宪法理论，公权力的行使和私权利的享有是一种此涨彼消的反比例关系，警察权的扩大意味着公民权利的缩小，警察权的滥用往往使公民的权利化为乌有。而的核心内容就是通过调整国家公权力和公民私权利之间的关系，以规范国家公权力的运行，防止国家的公权力对公民的私权利造成的侵害，实现对人权的最大限度的尊重和保障。

对誓察权的制约和监督，应该说我国在制度上设立的监督方式还是比较完备的。既有国家监督(包括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人民政府的监督以及国家检察机关和人民法院的监督)，也有社会监督(包括党的机构的监督、人民团体的监督以及社会舆论的监督)；既有来自这些外部力量的监督，也有来自公安机关内部的监察部门和督察力量的有力监督；既有事前监督，也有事后监督等等。这些监督方式都从某一个方面和角度保证了公安机关能够严格地依法行使职权，自觉地为人民服务。但是，从监督的实效来看，确实还存在着许多问题，最突出的问题是监督形式虽然比较丰富，但具有实效的监督方式少。尤其是对于警察权滥用的制约和监督机制的宪法设计尚有一定的缺陷。对此，笔者拟以宪法的视角从限权、制衡、监督三个方面对警察权的宪法制约和监督机制的构建及其完善等问题进行粗略探讨。

一、限权—明确，察权的法定权限，确立检察官在侦查中的主导地位

依据的理论，任何权力都必须得以制衡，不受制约的权力会自发地向外和向内寻求扩张，导致越权和滥权、擅权。权力必须要有制约，而惟有权力才能制衡权力。且愈重要的权力，愈需要与之相匹配的权力来进行制衡。而警察权作为国家公权力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和其他公权力一样具有易扩张性。正如孟德斯鸿在其《论法的精神》中写道，“在警政的实施上，惩罚者与其说是法律，毋宁说是官吏。在犯罪的审判上，惩罚者与其说是官吏，毋宁说是法律。誓察的事务是时时刻刻发生的事情，几乎不需要什么手续、形式。”这段话一方面说明誓察权力广泛，另一方面说明誓察在行使权力过程中受约束的程序少，也就是誓察的“自由裁量权”大。因此由于警察权先天的易扩张性，往往最容易被滥用。而它一旦被滥用，对人民的伤害，对社会的损害就会极为普遍极为深重。因此，从角度来构建限制警察权的机制尤为必要。

我国替察权最显著一个特点就是警察权界限缺乏宪法的明确定位。由于誓察权界限的不确定性，有时政府会出于某种考虑，要求公安部门承担某些政治、经济或社会性任务，而这些任务超出了警察理应承担的正常范围，从而导致了誓察权力的扩张，并为那些贪婪的警察制造出了寻租的机会。譬如有的地方政府提出，公安部门要为经济建设、要为某项政治任务保驾护航。这实际上是逼迫誓察去承担他所不应承担的行政职能，而警察权也就借此延伸到社会生活的各领域中。或者由于公安部门与政府的重要任务联系在一起，由此在决策层上获得了与其职能不相称的权力。这样，从制度上警察的强制性权力延伸到了非警察事务中，这必然会诱惑誓察腐败。因此，只有宪法将警察权力限定在于明确的法定范围之内时，其权力才有可能被有效地约束、监督。

就警察的刑事职能而言，我国《宪法》第135条对公检法三机关之间的关系一直作出的设计就是“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这一设计从宪法上确立了中国的公检法三机关之间既是一种互相配合、制衡的关系，又是一种“流水作业式”的刑事诉讼构造。依照理论，权力只有相互制衡，公民的私权利才能得到有效的保障。而这一诉讼结构在强调侦查、公诉、审判三个权力之间相互制衡的同时，又强调密切配合，这本身在形式逻辑上就出现了矛盾。强调配合固然能起到增强打击犯罪的合力，但是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靠什么机制来保障呢?而且对于审判前程序而言，由公安机关直接面对被追诉者，自行决定实施旨在限制或者剥夺公民基本权益的强制性措施，诸如逮捕、拘留、搜查、扣押、勘验、检查等，而这些措施却又无法获得中立司法机构的授权和审查，遭受不公正对待的公民也不能获得有效的司法救济。这必然使诉讼活动成为公安机关针对公民自行实施的单方面治罪活动。这种司法制约机制的缺乏，直接导致被追诉者地位的严重恶化和警察权力的无限膨胀甚至滥用的局面冈。

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构建侦诉一体化的刑事司法模式，在刑事诉讼的审前程序中加强对警察权的限制和制约。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笔者赞成龙宗智先生主张的“侦诉一体化”的观点，不赞成有些学者主张的“检警一体化”的观点。检警一体化，强调的是检察官对警察的指挥，容易弱化警察的责任感，不利于侦查的专业分工，反而不利于侦破。加强侦诉合作的具体设想是：警察侦查案件，得随时向检察官报告侦查的过程，自觉地接受检察官指导和限制，以防止警察权力的无限膨胀甚至滥用。检察官认为必要，可以亲自侦查案件，可以介人任何案件的侦查。检察官认为需要警察帮助时，警察必须予以协助。检察官的命令，警察应当接受，否则构成读职。侦诉一体化的核心是确立检察官在侦查阶段的主导地位，侦查机关的所有诉讼行为，特别是调查、取证行为，必须服从检察机关的领导、约束和监督，从而在提高诉讼效率的同时，又为公民合法权利的保障设了一道屏障，也有利于防止被追诉者地位的严重恶化和警察权的无限膨胀甚至滥用。

二、制衡—建立司法审查制度，以司法权控制赞察权

警察权应当受到司法权的控制是的必然要求，也是当今社会发展的时代潮流和趋势。最常见的司法权对警察权的控制方式就是行政诉讼，当事人可以在警察的执法行为作出之后向司法机关提出请求，由司法机关对警察的执法行为的合法性等予以审查并作出处理。除了这种事后监督模式的行政诉讼之外，另一种较常见的司法权控制警察权的方式是警察在作出某些涉及公民基本权益的行为之前，必须首先向司法机关申请，经过司法机关审查同意并取得相应的许可证状之后，才能实施相应的行政行为。司法权对警察权的这种控制模式一般主要适用于那些涉及到公民基本权利的行为领域。譬如，当需要对公民临时限制人身自由或者需要进行搜查、扣押、羁押、监听等情形时，警察无权直接决定和实施，而是必须事先向法院、治安法官等提出申请，由法官决定是否批准同意。以司法权控制警察权，正是基于对警察权的天然的易扩张性的考虑，因此有着坚实的理论基础。

首先，以司法权控制警察权符合理论中“权力须得分工和制约”原理的需要。我国的警察主要承担着治安行政管理和代表国家侦查犯罪、追诉犯罪的职能。在这一职责的驱动下，警察在履行职能过程中捕捉、搜集当事人违法犯罪证据的主观积极性非常强烈。更重要的是，警察拥有强大的国家权力，掌握着丰富的权力资源，警察权本身又具有单向性和强制性的特点，而行政相对人、犯罪嫌疑人等则处于被管理和被追诉的地位，他们的权利最容易受到具有强制特性的警察权的侵害。根据“任何人都不得在自己为当事人的案件中担任裁判者”这一法律格言，对于为维护治安和追诉犯罪而采取的涉及公民基本权利的行为，如果允许警察自己作出决定并对当事人的不满和异议作出最终认定，则无疑违反了这一理念。马克思也曾经说过：“在刑事诉讼中，法官、原告和辩护人都集中到一个人身上，这种集中是和心理学的全部规律相矛盾的。”因此对于警察权的行使，司法权作为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对社会纠纷和争议享有最终的裁决权，由司法权予以控制是合乎权力分工和制约理论的。

其次，以司法权控制警察权也符合我国宪法保障公民人权的理念。当今中国，保障人权和正当程序观念已经深人人心，为国家权力行使过程中必须予以考虑的重要内容。而警察作为国家维持统治秩序和社会安全的重要工具，在行使职权时，也必然是倾向于维护国家、社会的利益。对于被管理者来说，在面对代表强大国家、拥有国家强制力的警察面前，特别是在被警察采取限制自由的措施之后，其必然处于弱者地位，权利更容易遭受警察权的侵害。从一定意义上说，警察扮演的是控告、追诉者的角色，不能由警察自身对限制、剥夺公民权利的行为是否合法作最终的裁决，因为“被控人面对具备法官绝对权力的追诉人，束手无助”、“控告人如果成为法宫，就需要上帝作为律师’’I61。而司法权从其本质上说应当是超然、中立的，控、审分离、司法最终裁判等原则也为现代法治国家所公认。因此，以司法权来控制侦查权的行使，符合上述理念和原则，也有利于保障公民权利、维护人权。

因此，为体现惩罚犯罪和保护人权的统一，有必要在我国刑事侦查程序中建立司法审查制度以制约膨胀的警察权。具体设想是：(1)建议在全国各基层法院设立司法审查庭或治安法庭，专门负责对在侦控机关提请适用的强制性措施的合法性进行审查，签发司法令状。(2)确立司法审查的例外。即在特定情况下赋予侦控机关可无证采取强制性措施的权力。(3)建立人身保护令制度。赋予当事人及其人、辩护人在诉讼的各阶段都有权向检察机关申请取保候审的权利，如遭拒绝，应嫌疑人、被告人的要求，由法院在听取控辩双方意见后迅速作出裁决。如仍遭拒绝，可向上级法院上诉。这样将警察拥有的事关公民的人身权和重大的财产权的决定权被改变为申请权，警察对任何公民的人身权和重大财产权的决定，都只能依申请，而由法院做出最终决定。

三、监督—设立人民侦查员制度，加强人民群众的监督

警察权在行使的过程中往往直接与人民群众发生关系，警察能不能严格依法行使权力，最有发言权的还是人民群众，特别是有关事件的当事人。因此，为了增强警民沟通、建立和谐社会，笔者认为可以参照人民法院系统的‘，人民陪审员”制度以及人民检察院系统最近推行的“人民监督员”制度，在警察体系内部也引人“人民监督员”(或称之为“人民侦查员”)制度，即在诉前的侦查阶段吸纳社会公众参与，尤其涉及对公民基本权利采取限制和剥夺的强制措施时，由社会公众进行监督制约的民主制度。其宪法基础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人民侦查员制度具有明确的宪法和法律依据。《宪法》明确规定，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享有广泛的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的权利，警察权的行使也必须接受人民的监督。《宪法》第27条第2款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依靠人民的支持，经常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联系，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接受人民的监督，努力为人民服务”。第4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人民警察法》第3条规定：“人民警察必须依靠人民的支持，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联系，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接受人民的监督，维护人民的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第46条规定：“公民或者组织对人民替察的违法、违纪行为，有权向人民警察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行政监察机关检举、控告。受理检举、控告的机关应当及时直处，并将查处结果告知检举人、控告人”。这些都是实行人民侦查员制度的宪法和法律的依据。列宁曾指出：“宪法就是一张记载着人民权利的纸”。人民的权利真正得以实现，最重要的是通过一定的途径和载体，从“纸上”落到实处。否则，人民的权利只能是一句空谈。实行人民侦查员制度，就是为了落实宪法和法律的上述规定，为人民群众行使对公安工作的监督搭建一座实实在在的桥梁，通过这种制度化的刚性程序，将警察权的行使直接置于人民的监督之下，保障人民监督权利的行使，促进人民民主的经常化、程序化、制度化。

第二，人民侦查员制度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建立人民侦查员这种由社会公众监督制约司法活动的民主制度，其基本的宪证理论基础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对国家权力实行监督制约和司法的民主性的理论。具体地说，着重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权力的监督制约理论。权力需要监督和制约，不受监督的权力必然产生腐败，这是一条公律。替察权作为一项重要国家权力，其兼具行政性和司法性，直接影响到公民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必须受到有效的监督制约。这种监督制约既要有法律程序上的制约，又要有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的民主监督，惟有如此才能有效地防止权力滥用和腐败，保持警察权的人民性。

篇7

在我国，刑事诉讼的直接目的是公正实施刑事实体法与充分保障公民人权的有机统一。在刑事诉讼程序中，刑事侦查阶段既是侦查机关收集犯罪证据、查明犯罪事实、查获犯罪嫌疑人的重要阶段，同时也是侦查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最容易侵犯犯罪嫌疑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利阶段。因此，在立法中建立科学的刑事侦查制度就成为各国刑事诉讼理论和实践的重要课题。论文百事通“因为侦查与国民的人权有密切关系，必须注意侦查时不得侵犯人权。因此，要研究的课题是采取怎样的侦查体制才能既能保护人权又能查明犯罪事实。”

由于我国长期的封建思想影响和对刑事诉讼的目的、价值上的一些不科学的认识，在刑事侦查制度设计上存在着较多的缺陷。犯罪嫌疑人的合法诉讼权利及其它基本权常常受到侦查机关的不法侵害。

一、我国现行的刑事侦查组织体系及其模式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刑事案件的侦查由公安机关进行，贪污贿赂犯罪，国家工作人员的渎职犯罪，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非法拘禁、刑讯通供、报复陷害、非法搜查公民人身权利的犯罪以及侵犯公民民利的犯罪，由人民检察院立察察院审查决定。人民检察院对公安机关侦查活动实行法律监督。

分析以上法律规定可以看出，在侦查组织体系上，我国的刑侦组织体系具有侦诉分离、侦诉一体的双重属性。一方面，实行侦诉分离，即负责任侦查的公安机关和负责的人民检察院分别设立，另一方面有侦诉一体的特征，对国家工作人员贪污贿赂罪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渎职等犯罪，由人民检察院负责侦查并决定是否。在刑事侦查模式上，我国则采取超职权主义的单一模式。公安机关在侦查过程中除采用逮捕这一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严厉措施需要提请人民检察院批准外，其他所有的侦查措施和手段的采用，均由侦查机关自行决定。尽管法律规定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是否合法，由人民检察院监督。但由于检察机关不参加具体案件侦破工作，这种法律监督很难发挥应有的作用。而人民检察院的自侦案件所采用的所有侦查措施和手段都自行决定，并对自身的侦查活动进行法律监督。

正是这种双重性的组织体系和缺乏监督和制约的超职权主义刑侦模式，使我国刑侦机关在行使侦查权的过程中存在诸多问题。

二、我国刑事侦查组织体系和模式存在的问题

(一)刑事侦查权的不科学划分不仅浪费有限的刑侦资源，而且使侦查权因缺乏必要监督制约机制而被滥用。由于我国刑事侦查权由公安机关和人民检察院两机关分别行使，由人民检察院负责法律监督，案件是否，由人民检察院决定。因此国家必须在财力有限的条件下建立两个完全平行的刑侦机关、刑侦队伍和刑侦技术设备。这使得国家的刑侦资源因重复建设而大量浪费，特别是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先进的刑侦技术设备的配置和人员的培训花费巨大，而更为严重的是由于公安机关刑侦案件侦查完成后，由人民检察院决定，因而在实际工作中，两机制互相配合多于互相制约。致于检察机关的自侦案件，由于其自身既是侦查机关，又是监督机关，则此种监督更是形同虚设。尽管我国宪法规定了“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应当分工负责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的刑事诉讼体制。然而处于中立地位，行使国家审判权的人民法院在刑事诉讼的侦查阶段却失去了对公安机关和人民检察院的司法制约。“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变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使用权力一直遇到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因此，在我国目前刑侦过程中出现的诸如“**”这类让人啼笑皆非的刑侦“案件”，从某种意义上不得不说，我国现行刑事侦查的组织体系和模式不科学是一个重要原因。

(二)刑侦机关在侦查过程中容易出现非法调查和滥用强制措施，从而严重侵犯公民，特别是犯罪嫌疑人的合法诉讼权利和基本人权。根据我国刑事讼诉法规定，犯罪嫌疑人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是诉讼主体，居于当事人的地位，享有广泛的诉讼权利。如犯罪嫌疑人有权及时获知被指控的内容和理由，有权拒绝回答侦查机关人员提出的与本案元问题，在被拘留、逮捕后24小时以内，有权要求侦查机关将自己被羁押的事实和情况通知自己亲属等等。但是在实际刑事侦查过中，由于我国刑侦采取超职权主义的单一模式，在整个刑事侦查阶段缺少一个处于侦查者和被侦查者之间的中立的司法机构的监督制约，侦查机关在侦查活动中可以自行采用强制措施和调查方法，致使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犯罪嫌疑人合法诉讼权利得不到保障，同时还出现了刑讯逼供，非法搜查和扣押、超期羁押、违法使用强制措施等严重侵犯基本人权现象。近期被媒体曝光的我国陕西某地“夫妻在家看黄碟案”就是典型一例。签署《世界人权保护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等多项国际人权保护公约，如何在我国刑事诉讼的侦查阶段加强人权保护是我国刑事司法面临的重大问题。

(三)使我国刑事侦查阶段律师介入制度不能发挥应有的效能。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咨询、申诉、控告等。然而由于国家刑侦机关的侦查权的元制约和监督，实践中律师介入侦查制度收效甚微。因为律师介入侦查制度发挥效用的一个基本前提是在侦查者和被侦查者处于同等的诉讼地位，并受到司法机构的监督。由于我国刑事讼诉法律规定犯罪嫌疑人由侦查机关负责羁押看管，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需要侦查机关同意。而在实际中侦查机关会以种种借口剥夺犯罪嫌疑人行使会见律师权利，防碍律师提前介人。尽管我国法律规定犯罪嫌疑人和律师有申诉、控告的权利，然而由于申诉由人民检察院受理，前面已分析，公安机关和人民检察院之间配合多于监督。更何况犯罪嫌疑人委托的律师，很有可能在人民检察院向人民法院后，成为犯罪嫌疑人的辩护人，在法庭上成为控辩对立的双方，因而律师的申诉结果就可想而知了。同时，由于案件处于侦查阶段，人民检察院未向人民法院，法院元权干予，致使律师控告困难。因此，在现实中出现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还需通过犯罪嫌疑人家属来进行，也就不足为怪了。

(四)使我国刑事诉讼中确立的由证到供的立法本意越来越走向其反面，变成由供到证，使言词证据成为定案的最重要的证据，不利于提高我国刑事侦查技术水平和刑事办案件效率。从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看，对于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可以看出我国刑事诉讼立法本意是由证到供，也就是刑侦机关应重视调查研究获得的所有证据，而不仅仅依据犯罪嫌疑人的口供。可是，在我国刑事侦查实践中，则出现刑侦机关掌握一定的犯罪线索后，首先讯问犯罪嫌疑人，以犯罪嫌疑人口供作为收集其他证据的线索，甚至出现犯罪嫌疑人自证其罪的现象。由于过分依赖犯罪人口供，刑侦机关为了获取犯罪证据，经常非法使用调查手段和强制措施。更为严重的后果是使刑侦机关失去了采用刑侦新技术，提高侦查水平的动力，从而造成了我国侦查犯罪技术手段长期落后，刑侦人员素质普遍偏低。

同时由于犯罪嫌疑人口供在人民检察院证据中占有重要地位，在人民法院的审判过程中，一旦犯罪嫌疑人翻供，则整个案件不得不重新进行侦查，因而严重阻碍了我刑事侦查办案效率提高。

三、借鉴发达国家的侦查阶段司法审查阶段司法审查制度，完善我国刑事侦查组织体系和模式

侦查阶段存在的问题，其根的原因在于我国现行刑事侦查组织体系和模式的缺陷。为了使侦查阶段既能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又能充分保障基本人权。借鉴发达国家刑事侦查阶段司法审查制度是一种有效途径。

当今世界刑事侦查组织体系和模式分为大陆法的职权主义模式和英美法的当事人主义模式两种。无论是大陆法国家还是英美法国家，在其刑事侦查阶段都普遍建立了针对侦查行为的司法授权和审查机制以及犯罪嫌疑人羁押的司法控制机制。如“在德国，根据德国基本法第19条第4款的规定，所有涉及限制公民自由、财产、隐私权的强制措施一般都必须接受法院司法审查。”“在美国建立了针对警察逮捕、羁押、保释、搜查、扣押、窃听、讯问等项权力的司法审查机制”。而既有大陆又有英美法特点的日本，根据日本《宪法》第33条及第35条规定，没有法官鉴发的令状，原则上任何人均不得被逮捕，不得侵人、搜查以及扣押任何人的住所、文件及所有物品”在我国，’尽管宪法规定，公民人身自由的限制、人身及住宅的搜查，必须依法进行。而在实践中，由于侦查机关行使侦查权时没有审判权的监督制约而的现象却时有发生，严重侵犯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出现上述现象的制度缺陷主要是:在我国，缺少处于中立地位独立行使审判权的人民法院对刑侦阶段的司法审查制度。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在我国，应建立刑事侦阶段的司法审查制度，以便更好保障基本人权。结合我国的实际，我国刑侦阶段司法审查制度应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全面整合现有的侦查权，建立侦诉一体的刑侦组织体系，加强人民检察院对刑事侦查阶段的法律监督职责。具体来讲，就是将公安机关和人民检察院各自的刑事侦查权合二为一，无论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犯罪还是其他普遍刑事案件统一由公安机关行使侦查权，同时赋予人民检察院在侦查活动中领导、监督职责。公安机关直接向人民检察院负责，受其领导和监督。这种人民检察领导下的侦诉一体的组织体系既充分利用了现有的侦查资源，又提高了刑侦效率，更重要的是强化了检察机关对刑侦阶段的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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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贸易组织是全球范围最大、最有影响的多边贸易体制，而司法审查是WTO法律框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在对行政行为的监督方面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我国的司法审查制度正在与WTO司法审查制度接轨的过程中不断完善(我国入世谈判在1997年取得突破性进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国政府接受并实行WTO所要求的司法审查制度)。然而从制度层面上看，相对于与WTO一整套多边贸易规则相配套的司法审查体系，我国司法审查的缺陷和漏洞仍然相当明显；从理论层面上看，大多数对入世后中国司法审查制度的研究局限于研究司法审查制度本身，而忽视了其最主要的实施主体：法官。忽视了人的因素，再完美的制度设计也只能是空中楼阁。中国要建立适应WTO规则的司法审查制度，法官素质终将是最后的决定因素。

一、我国司法审查制度的缺憾

众所周知，WTO拥有强有力的争端解决机制，但其并不能代替各国的司法审查制度，相反对各成员国的司法审判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我国，构建与WTO争端解决机制相适应的司法审查制度是多年来我国司法审查制度改革的主要目标，但与WTO的规定和我国入世的承诺，仍存在很大的差距。在我国的司法审查制度中，现有的各级行政主体在立法、管理事项的划分与执法等各个方面还远未形成全局性、整体性和统一性，我国的司法审查制度对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缺漏更大。司法机关所审查的只是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这与WTO协议的要求相差甚远。除了体制上的不足以外，司法人才资源的匮乏也是我国司法审查制度难以与WTO接轨的重要原因。司法人员的法律专业水平偏低，司法腐败等问题仍然很严重。

二、我国法官素质之现状

入世是机遇，更是挑战，将对司法工作形成巨大的压力。这种压力最后肯定是压在法官的肩上，也对法官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个具有良好职业道德和较高执法水平的法官阶层，是中国的司法制度与国际接轨的必备条件。我国多年来的法制建设，无论是国家司法体制建设还是学术界的研究，都主要集中在强化立法、完善法律规范体系上。对于法官素质的教育、选拔体制、考核制度等改革进展缓慢。加上许多历史的原因，导致我国法官队伍虽不乏精英，但总体数量庞大，素质不高。

笔者认为我国法官素质的问题主要存在于三个层面：

(一)法官素质的职业定位缺失

关于法官职业的定位，笔者记得美国学者德沃金德有一句精辟诠释：“法院就是法律帝国的首都，而法官就是帝国的王侯。”这一言道明了法官在法律帝国那种至高无上的地位，道出了法官对于法治的重要性。事实上，法官必须是一个专门化的特殊的法律职业群体，不只是一个普通的执法人员或公务员。对法官素质的要求要比人民警察、公务员高很多，没有经过长期的法律学习和实践，就是再高级的公务员也是不能胜任做法官的。正如17世纪英国普通上诉法院首法官爱德华·柯克在抨击教会关于国王可以亲审案件的观点时说过一段名言：“法律是一门艺术，它需要长期的学习和实践才能掌握，在未达到这一水平之前，任何人都不能从事案件的审判。”长期以来，包括我国大多数法官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并没有对法官职业作这种崇高的定位，人们对法官的定位可以说与公务员无异。国家从体制上也一直把法官作为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进行管理。我国法官素质上要提高，首先在思想上要摆脱全社会老观念，就法官这一职业重新定位。包括全社会对法官职业的高定位以及法官自我定位的提高，这集中体现在提高法官职业准入的门槛上。

(二)法官素质的知识结构性缺陷

我国法官在知识结构上的不合理和理论水平上的参差不齐，在入世后的司法审查制度运作过程中将更显突出。具体而言，这种素质上的结构性缺陷可以概括为“两多两少”，即经验型人才多，知识型人才少；单一型人才多，复合型人才少。而入世后能够使我国司法审查制度高效运作的，只能是如今稀缺的知识型、复合型法官。

(三)法官素质的个体结构性缺憾

我国法官结构上的这种缺憾，可以概括为个人参差不齐、地区差异巨大。集中体现在法官素质“两极”分化严重。第一个“两极”分化发生在中高级以上法院和基层法院间。第二个“两极”分化体现在区域之间。这“两极”分化导致了法律人才在全国各地区分布的严重失衡，严重制约了我国法官整体素质的提高，也不利于入世后实施相对完善的司法审查制度。

三、入世后我国司法审查制度对法官素质的要求

WTO法律规则中，并没有对法官素质直接提出要求，但人世后我国法官便肩负了掌握WTO各类协议、法律条文，保护正当贸易关系，通过世贸组织多边争端解决机制来维护本国合法权益的职责和义务。无疑，这就是对我国法官更高、更深层次的素质要求，提高法官素质在逻辑上是WTO司法审查一种间接必然的要求。能否通过一定时间和措施使法官素质达到相应的水平，将直接决定包括司法审查制度在内的各项司法制度改革能否落到实处，能否顺利与世贸规则接轨。笔者通过比较研究国外法官任用制度和WTO相关协议、条文，认为要审理入世后的世贸纠纷案件，法官至少应具备以下素质：

(一)入世背景下完善我国司法审查制度对法官素质的普遍性要求

1、人品道德素质：即正直和良好的司法品性。我国台湾著名学者史尚宽先生曾经对法官品格有精辟的论述：“虽有完美的保障审判独立之制度，有彻底的法学之研究，然若受外界之引诱，物欲之蒙蔽，舞文弄墨，徇私枉法，则反而以其法学知识为其作奸犯科之工具，有如为虎添翼，助纣为虐，是以法学修养虽为重要，而品格修养尤为重要。”可见，法官的品格道德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关键，是运行法律制度的基础。

2、法律职业能力：即作为一名法律工作者应当具备的法学知识。法律职业者应当成为法律的专家，这不仅是职业本身所提出的要求，而且也是建立法治社会的必然要求。完善的司法审查制度，不仅要求法官能熟练掌握法律和司法解释，还必须具备一定的法学理论功底。就像一名好的医生，不仅能够作出正确的诊断，对症下药，而且能够对其病理和药理作出科学的解释。一名好的法官不仅要能够通过审理各种案件作出正确的判断，正确适用法律，而且应该对所适用的法律的立法意图、理论基础有深刻的领悟，并能对自己的判断作出合乎法理的解释。这不限于对个别条文的咬文嚼字的分析，更重要的是可以追求法律整体的逻辑一贯性和条文之间的关联性，注重对于规范的合理性涵义的推敲的综合操作，留心于确认法条背后的共同规则和指导原理。

(二)入世背景下完善我国司法审查制度对法官素质的特殊性要求

1、明确司法审查主体对法官素质的要求

WTO司法审查制度要求成员国必须明确审查主体，保证司法审查主体地位独立。WTO法律框架中的司法审查主体主要有三个：法院、行政司法机构和仲裁机构。而我国目前司法审查的主体仅限于法院。对此学术界已有很多讨论，笔者持以下观点：(1)WTO中对司法审查主体并没有硬性规定，各成员国大可不必拘泥于WTO的规定，各国可选择一种或多种适合自己国情的独立主体作为本国的司法审查主体；(2)在我国如果选择行政司法机构和仲裁机构作为司法审查主体不符合我国国情，也不利于行政法制建设。目前我国行政权与司法权之间的配置已失衡，行政权力的扩张已经渗透到司法领域。如果再在体制上允许行政机关建立独立的法庭行使最终的司法审查权，必然达不到规范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本来目的。而仲裁机构作为民间调解组织，已完成向民事程序法的转换，为了法律秩序的和谐与稳定，显然不能再要求其返回到对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格局上来。(3)从长远考虑，应建构符合WTO理念的专门司法审查法院。现实中行政行为的专业性与现行法院法官素质的低水平状态形成强烈的反差，使司法审查徒有虚名。建立专门的司法审查法院，培养、任命一批熟悉WTO审判规则的法官，对我国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才能落实到实处。

2、拓宽司法审查范围对法官素质的要求

在我国司法审查的范围上，学术界大多数的声音都赞同拓宽审查范围。而拓宽的具体幅度，大多主张纳入部分抽象行政行为和部分终局裁决行为。从制度上将这两类行为纳入司法审查范围并非难事，而我国法官素质何时能达到公正裁判这两类案件的水平就不得而知了。对于法官公正裁判这两类案件的重要性，正如英国著名学者培根所说：“一次不公正的判决比多次不法行为为祸尤烈，因为多次不法行为不过弄脏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判决则把水源给破坏了。”

(1)纳入部分抽象行政行为：对立法学知识的要求。WTO规则明确要求，中央、地方行政主体或者行使行政权力的非政府团体在作出影响贸易的抽象行政行为时，应当接受司法审查，即对行政立法以外的抽象行政行为要纳入司法审查范围。根据我国现行法律的规定，司法审查的范围仅限于法律规定的具体行政行为，主要是侵害公民财产权、人身权的行为；司法审查的内容仅为合法性审查，不直接涉及行为的合理性或适当性。WTO规则关于对行政主体的抽象行政行为予以司法审查的规定必然对我国行政主体抽象行政行为的不可诉性提出了挑战。

对法官而言，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司法审查范围，意味着除了我国传统的“合法性审查”外，还要对很多行政行为进行“合理性”审查。法官将不可避免地大量运用“自由心证”裁判案件，这必将把法官的素质要求提升到新的高度。法官必须有完备的立法学理论底蕴和丰富的WTO法律知识，才能在抽象行政行为审查中做出公正、合理的判决。

(2)纳入部分终局裁决行为：对法官专业底蕴的要求。其一，对特定专业知识的要求。将部分终局裁决行为纳入司法审查范围，这意味着很多行政主体行政行为终局性的丧失。我国行政诉讼法和《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中诸多规定使得法院取得了对终局行政决定予以司法审查的权力，这必然对现行我国行政主体行政行为的终局权威性提出了挑战。而在更深一层次，法院将要接管终裁权的这些行政行为，以往都是因为其涉及的专业技术问题较多，以当时法院的条件、审理水平、法官专业素质难以公正合理地裁决。而且当今世界是知识爆炸、知识主宰全球经济的的时代，知识更新的速度惊人，越来越多的案件与先进的科技紧密结合，了解了相关的专业科学知识，才能很好地把握案件纠纷的实质。现在要将这部分终局裁决行为纳入司法审查范围，必然要求法院提高相应的水平。而其中法官就必须要具备各类专业知识，提高相应素质，这是部分终局裁决行为能否纳入司法审查范围的基本和必要条件。其二，对WTO相关贸易知识和商事裁判经验的要求。随着中国人世，意味着中国经济融入全球经济大循环，包括行政救济诉讼在内的众多国际间、区际间纠纷将到法院，这就要求法官必须熟练掌握国际法以及WTO规则，WTO相关贸易知识和一定的商事裁判经验，并精通国际通用语言即英语。WTO法律制度是一个非常庞大、复杂的体统，对其中一些问题，即使是很多学者都是一知半解，无法运筹帷幄。在实行法官职权主义的中国，案件审理过程中的每一个结论，最后都依赖于法官的判断，法院的审判权也是通过法官的具体审判行为实现的，这一方面给予了法官较大的职权，一方面又对其专业素质、裁判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掌握WTO相关贸易知识和一定的商事裁判经验，是与WTO接轨后中国司法审查制度对法官的必然要求。

四、提高法官素质、完善我国司法审查制度的途径

我国司法审查改革的成败与否，依赖于法官素质能否提高到一定水平，能否对新纳入的案件公正裁判。然提高法官素质是一个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这不但需要全社会建立一定的经济基础、在观念上对法官职业重新定位，还必将触动很多方面的利益关系，最后形成崭新的、高素质的法官阶层，这必将是一个漫长、艰苦的、解决矛盾产生矛盾的过程。我们能做的，就是规范、加速这个过程。要针对世贸规则的要求，从三个方面大力推进改革，建立健全一个法官素质保障机制，才能有朝一日实现我国司法审查制度与WTO法律制度的接轨。

(一)从源头上保证法官素质，必须重建专门的法官考试选拔体制，并强化WTO法律制度在考试中的份额

关于法官的从业资格考试，在国外主要采用两种方式。一是统一司法考试，即法官、检察官、律师实行统一的司法考试，并统一接受司法培养，此种方式又称为“法曹一元制”。二是单独考试，即法官单独实行从业资格考试，如果法官是从律师中选拔的，则仅参加律师从业资格考试。我国从2002年开始，对法律职业人才进行全国统一司法资格考试，这一方面公平了法官、检察官和律师的资格标准，但另一方面却模糊了对法官这一精英阶层的特定素质要求。

正如英国大法官罗伯特·麦嘎瑞所说：“法官是超凡之人。他们首先是凡人，但他们又才华独具成为超凡。“笔者认为用一个统一司法考试就决定了三种司法职业资格，不但混淆了三者的明显界限，也模糊了法官职业的“才华独具与超凡”。我国在统一司法考试之后，还要为法官设立更高的职业门槛，从源头上对法官素质提出更高的要求，其途径就是重建专门的法官考试选拔体制，设立法官资格考试。这个体制将通过考试对候选法官作综合的考察评价，对已经通过司法考试的法律人才再进行精英化的筛选。为了强化与国际接轨，在考试内容中还要强化考查WTO的法律制度内容，引导法官思维与国际接轨。通过法官资格考试的法律人才，必定要符合上文所阐述的人品道德、法律职业能力、专业底蕴等素质标准，才能进入法官这一崇高的职业阶层。

(二)从根基上保证法官素质，必须建立独立的司法系统财政体制，必须不断推进法官独立进程

一个经典的法官独立的提法来自《联邦党人文集》，汉密尔顿等三人认为：司法独立就是法官独立。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法官独立在司法独立中的决定性作用。但我们很遗憾地看到，中国的宪法以及法院组织法根本没有确定法官个人的独立，有的只是法院作为一个系统独立于外部的干预。法院内部的管理制度大致上还是一种行政化色彩很浓的模式。在我国没有法官独立，那么司法独立也就是无本之木，无水之源了。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要谈司法的公正，要争取法官的独立，最基本的也是法官经济基础上的独立。通俗地讲，就是法官的工资、奖金及其他与法官生活相关利益的分配权利不应掌握在与司法机构有直接利益关系的主体手中。在西方分权的政治体制中司法权与行政权是完全分家的、相互制约的。而如果形容我国同级政府和法院是两兄弟的话，法院肯定还是未成年的“小弟”，经济上还要靠“政府大哥”抚养，独立根本无从谈起。离开了法官经济上的独立，就没有了法官的独立，法院也无形中丧失了人事独立和审判独立，整个司法独立都只能成为美丽的海市蜃楼，可望而不可及。

要改变这种现状，笔者认为有两种可行性方案。其一是由国家财政列出司法专项拨款，且随着国民经济的增长逐年提高，并进行立法保护法官的经济地位；其二是垂直管辖取代块状管辖，由省一级政府负责基层和中级人民法院的物质配给，这还会产生额外效果，即可能有效保障法官利益获得上的平等稳定。总之，独立的司法系统财政体制，实现法官应有的独立经济地位，是审判公正、廉洁和法官高素质的基本保障，是对人世后中国司法审查主体应有之地位的呼唤。

(三)从过程上保证法官素质，必须建立法官的继续教育机制和考核机制，不断提高法官专业素养

与世贸规则接轨后的我国司法审查制度，必将把部分抽象行政行为和部分终局裁决行为纳入审查范围。抽象行政行为是制定行政法规的广义的立法行为。法官必须有深厚的立法学功底和w11[)法律知识，才能在审查中做出正确的裁决；而将以前法院的审判水平难以审理的部分终局裁决行为纳入审查范围，面对案件中涉及的技术性问题和专业知识，法官也不可避免地要提高相应的知识水平。显而易见，提高法官素质是完善我国司法审查制度的逻辑必然，也是定音之锤。

关于法官的继续教育机制，《法官法》第24条规定：“对法官应当有计划地进行理论培训和业务培训。应当承认，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历来十分重视法官的培训工作。但是这些举措基本上局限于学历教育。我国真正的法官教育机制从未真正形成，法官的理论素养和业务技能难以得到普遍提升。把握其中某些关键环节，可以起到规范、加速这个过程的作用，早日形成一个崭新的、高素质的法官阶层。笔者认为，法官的继续教育机制和法官考核机制就是这个过程中的关键环节。

我国的法官继续教育机制重点在于提高法官理论素养和提高法官的业务技能。具体应该在以下三个方面投入：一是必须对法官进行法律专业知识培训。这些内容必须包括审判基础理论，如部门法律适用的理论问题、审判理论研究，使法官全面了解我国的立法状况，精通法律的规定，确保法官在办案时准确地适用法律。应当鼓励中高级法官从事理论研究，鼓励他fin大专院校开设讲座和课程，造就一批学者型的法官。美国的一些州法院和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就规定，凡在大学开设讲座或开设课程的法官，可以获得相应的学分，从而冲抵应当接受的继续教育。作为一项制度，我国的法院系统也应当明确规定，凡具有一定理论研究成果或者在大专院校开设了一定讲座和课程的法官，就视其为接受了理论培训。二是进行相关专业知识培训。现在越来越多的案件与先进的科技紧密相连，如果不能掌握相关的专业知识便难以把握案件纠纷的实质。三是加强国内外的司法交流。因为法律制度与司法制度存在“吸收”和“借鉴”的问题。进行各种形式的内外交流，可以吸收和借鉴先进经验，促进法官素质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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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刑罚执行监督存在的问题

(一)监督浮于表面,抓不住重点

监所刑罚执行监督工作的内容十分宽泛,大到对执行机关执行工作方针、政策、法律的监督,小到对狱政管理活动的监督,包括收押、看守、警戒、劳动、教育、生活、通讯、接见、奖惩、释放等等。与繁重的检察监督任务不相适应的是,驻所检察人员少,力量薄弱。如果眉毛胡子一把抓,必然会影响到监督的质量。结果只能是泛泛的监督,表面化的监督,很难发现真正的问题,更谈不上监督纠正了。比如说检察“三大现场”(劳动、学习、生活),要求检察人员到现场去进行监督,实际上检察人员不可能对所有的现场都进行检察监督,只能采取抽查的方式进行抽查,也只是看一看,听一听,简单地了解一下情况,无法更加深入、细致地进行检察监督,被监管改造人员的学习教育时间是否保证、伙食如何、劳动是否超时,仅凭印象或者单方面的了解就得出有无违法现象的结论,往往片面、主观,达不到良好效果。

(二)监督与配合的关系定位不准,主次不分

维护监管秩序、做好教育转化是监管场所的主要职责,检察院处于次要的地位,以配合协助为主,容易让人误解为检察院就是协助监管场所搞好罪犯改造工作的,包括一些领导干部也认为检察院多做少做一个样,可有可无。而检察机关也存在认识上的偏差,对刑罚执行监督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以为派驻检察等同于监管工作,在监所检察实践中就曾经出现过“代替” 的现象,代替管教干警上课,代替管教干警进行管理教育,代替管教干警带班出工,甚至以管理人员的身份出入监舍搜查违禁品,进行安全检查。这样的做法可以说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在定位上发生了偏差,势必会影响到刑罚执行监督工作的全局。

(三)监督的独立性受到影响

我国检察机关对监管场所的法律监督实行派驻检察,对场所的执法活动全程监督。但驻所检察人员长年累月在场所中工作、生活,难免会产生依赖感,“寄人篱下”而顾虑重重,在思想上以配合、支持为主,淡化了检察院打击违法犯罪、维护司法公正的本分,检察监督的独立性受到了影响。主要表现在两种趋向:一种叫做“同化”关系,场所把检察室当做自己的科室来使用;另一种叫做“交换” 关系,场所以物质利益交换检察院在处理某些问题或事件上给予妥协、配合。

(四)监督制度细,任务重,难以落实

刑罚执行监督的制度不仅多而且细,但却与实际情况有脱节的现象。如检察收押工作制度,规定检察人员对监管场所新收罪犯情况在两天内进行检察,其有关法律文书等材料在七天内检察。而监管改造场所每天的收押犯人少则几人多达十几人,遇到专项斗争或“严打”,一天要收押上百人,如果不折不扣按照制度化的要求,一个一个地去检察,工作量大,手续烦琐,驻所检察人员一般只有二三个人,加班加点也难以完成繁重的工作量,导致实际操作中只能到监狱管理科看看档案、花名册,对有疑问的提出一些问题;到了月末,向监狱管理科要统计数据就完事。

(五)监督手段比较简单、形式化

刑罚执行监督一直沿用老一套的监督方式,一听、二看、三开会。形式化的监督手段,被监督的监管场所会有充分的时间和精力,应付检察人员的检察监督,检察人员听到的、看到的与往常的不一样,真实的情况隐藏在背后,检察人员走后才会显现出来。

(六)一些监督的标准不明确,难以执行

派驻检察的主要任务是对场所及干警的执法活动是否合法进行监督,如何判断“是否合法”,必须要有一个明确的衡量标准。但在实践中有一些标准不太明确,给监督工作带来很大难度。如检察有无对罪犯实行超体力劳动,这一项监督涉及到检察刑罚执行机关贯彻“改造第一、生产第二”的工作方针,意义重大,但是超体力劳动的定义是什么,标准是什么,一直不太明确,当前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各监管场所从事的劳动多种多样,各不相同,使得“超体力劳动”的衡量标准更加复杂化。检察院对此的监督有的就显得无所适从。

(七)驻所检察官队伍整体素质偏低

一些基层检察院的监所检察科,变成了即将退休人员的“休养科”,在双向选择中落选人员的落脚地,导致目前驻所检察官队伍普遍存在学历偏低,年龄偏大,业务不熟的问题。

刑事执行法律监督不仅贯穿于整个刑事诉讼活动,还贯穿于整个劳动改造过程。从收监执行开始到刑罚执行完毕,不仅要监督刑罚的被执行者,还要监督管理被执行者的民警的执法守纪情况。无论是从时间跨度上,还是从工作范围上说,监督的工作量都是非常之大的。在实践中,刑罚执行监督的难点不仅表现在实刑的监督上,也反映在监外执行的监督上。

二、完善刑罚执行监督职能的对策

(一)转变观念,高度重视刑罚执行监督工作

在我国刑事诉讼监督中因受“重审判轻执行”、“重打击轻改造”传统思想影响使刑罚执行监督成为其薄弱环节。要改变这一状况,第一,必须转变观念,高度重视刑罚执行监督工作。要充分认识到,刑罚执行监督不仅是对监管场所进行监督,而且包括对公安机关执行管制、剥夺政治权利监外执行等的监督,同时包括对法院执行的监督。第二,刑罚执行监督不仅是对某阶段的监督,而是全过程、全方位的监督,监所检察监督则将有力地保障法律最后的统一正确实施。第三,刑罚执行监督应该是对所有刑罚监督,从检察机关监督工作来看,还包括无罪与免除刑罚的监督,要加强对减刑、假释、保外就医、暂予监外执行的监督力度,并进行专项检查清理,纠正违法现象,防止徇私枉法,以钱抵刑,办关系案、人情案等现象的发生,以确保刑罚执行到位;加强对职务犯罪刑罚执行的监督,从罪犯的量刑、投牢、缓刑考察等方面进行逐人逐案清理,纠正违法现象,确保打击的效果不减;加强对缓刑、假释、保外就医、管制、剥夺政治权利等“五种人”的考察管理,严格条件,严格程序,严格手续;加强对留所服刑人员的严格管理,按照有关规定,凡不符合规定的留所服刑人员坚决不能留,尤其是看守所在接到交付执行通知后,要在规定的时限内及时送走,不能私自截留或变相留所服刑,坚决防止自杀、逃跑、自伤等问题的发生。

(二)完善刑事执行监督的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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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F27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8631（2011）05-0027-02

1职业发展通道建设的提出及作用

最近，笔者所在城市一家具有50多年历史的综合设计院，接连出现8名在该院任职高级工程师多年的专业技术人员（其中有2人在该院担任副主任工程师、主任工程师技术职务）辞职，跳槽到当地某新成立勘察设计公司并担任要职，4人任公司副总经理（1人为常务副总经理，1人兼任公司总工程师），4人任公司副总工程师。辞职的原因除了谋求个人更好的成长空间和发展外，也与该院专业技术人才队伍存在的问题分不开，主要表现在：专业技术人员层次结构比例严重失调，具有高级职称的人员偏多，上升空间较小，人才队伍发展后劲不足；职业发展通道单一，长期从事相同岗位工作，缺乏横向的流动调配和交流，如有的专业技术人员在同一部门或同一岗位上担任同一职务长达十多年，极易产生职业倦怠，影响组织生产效率，造成骨干技术人员流失。如何解决既有利于实现勘察设计组织长远发展目标，又不影响专业技术人员工作积极性，避免人才发展后劲不足和职业发展“一条路走到底”问题？笔者认为，建设多元化的职业发展通道不失为一个可以尝试的办法。

职业发展通道是一种对前后相继的工作岗位和经验的客观描述，展现某一种职业中，专业技术人员个人发展的一般路线或理想路线，它是建立在将职业角色放在一个不断变化和发展状态的基础上，为专业技术人员合理使用和拓展能力提供各种发展机会，包括确定某一职业进口和出口通道，职业的纵向流动通道、职业的横向流动通道等三个方面。专业技术人员的职业发展通道通常以工程技术类、项目管理类通道为主，企业管理类、市场营销类通道为辅。

建设职业发展通道，一方面，有利于勘察设计组织明确自身发展战略，规划专业技术人才队伍结构，合理安排专业技术人员的工作变动和人事流动，使个人在此过程中得到应有的锻炼，具备担任更高职务或胜任其他岗位的广泛能力，使专业技术队伍整体素质得到提升，从而更好地为组织创造更大的价值；另一方面，职业发展通道建设，强化了专业技术人员对自我职业价值观、需求、兴趣、目标和行为的认知程度，能使专业技术人员更加明确职业生涯发展的方向，更加清晰地认识到组织对个人能力的要求，从而能够自主地发展和提升自身的某些潜能。同时，对勘察设计组织中，部分天生具有某一方面才干的专业技术人员，科学合理的职业发展通道体系建设能将其放在合适的岗位上，根据个人的专长合理使用，为其提供更好的职业成长阶梯，促进其能力的发挥，达到人力资源的最佳效益。

2职业发展通道建设的主要内容

（1）归并职种，建立多元化职业发展通道

职种是指组织内部的职业种类，一般来讲，工作性质、职责和知识、技能要求相同或类似的职位，可以打破组织部门界限，全部归为一类，形成一种职种，勘察设计组织的职种一般可以分为企业管理类、工程技术类、市场营销类、工勤辅助类等。以职种为基础，建立多元化职业发展通道就是将所有的职位纳入到不同的职种中，每个职种根据其对组织的重要程度和自身特点设定层次，这样，专业技术人员不管是否在职位层级中得到提拔，只要在本职种内不断提高自身的任职能力和工作业绩就能获得晋升，其报酬水平就会相应提升，个人价值就可以得到实现，同样可以实现职业发展。

（2）设计职层，划分职级

专业技术人员的发展具有阶段性，其职业生源分为探索阶段、建立阶段、维持阶段和离职阶段，职业成长周期一般为20年左右。因此，需要在一个职种内按照职层、职级来确定员工的职业发展阶段。一般来讲，每个职种可以划为3-5个职层，例如基础层、骨干层、中坚层、核心层。确定职层之后，按照勘察设计组织的发展战略和业务模式，根据每个职种的职业要求，划分职级，职级是依据同一职种的从业人员所需专业知识的深度与广度、职业素质、任职年限、履职责任和管理职责等因素，结合该职种员工职业生源周期特点进行划分。不同职种的职级有所差别，职级设置要同职级晋升可能需要的年限相匹配，专业技术人员职业生涯周期较长，晋升年限较短，可以设置较长的职级。确定了职级就解决了每个职种的任职者在对应的职层上所对应的职业发展通道有多长的问题。

（3）设置任职资格，确定晋升办法

在确定每个职种的职层和职级之后，必须确定相应的任职资格和晋升办法，这是职业发展通道建设的重点，目的在于使组织能够清晰表达对专业技术人员的要求，专业技术人员可以比照自己的情况，确定自己现在大致处于职业发展的哪个阶段，与组织要求相比，还有哪些不足，自己下一步的目标在哪里。一般而言，专业技术人员的能力发生了较大的质的变化，其职业发展应提升一个职层，而只是有了小的量的变化，则可以提升一个职级。任职资格的设置具体应该包括学历、学习专业、工作经历、职称、工作业绩、注册执业资格等方面的内容，应做到容易判定和便于操作。每一个职层、职级的晋升应该做到适度适中，可以采取低职级全额晋升制和高职级差额晋升制办法。这样，既不影响专业技术人员工作积极性，满足专业技术人员职业晋升需求，同时又做到有升有降，体现竞争激励。

（4）制定跨职种转换的管理办法

职业发展通道建设的目标是追求组织需求和个人能力的最佳结合，专业技术人员因工作需要或个人兴趣除了可以在每一个职种进行纵向发展外，还可以横向发展，既可在同一职种内不同职位之间进行轮岗，又可在不同职种之间进行转换，如专业技术人员由工程技术类职种向企业管理类职种转换发展。对跨职种转换的专业技术人员，鼓励在具有专业继承性和相似性的岗位之间进行选择和转换，在有相应岗位空缺又不影响工作的前提下，可根据各职种职层任职资格及本人条件，经审核允许进入新的职业发展通道，从制度上避免专业技术人员“一条路走到底”。

3职业发展通道建设应注意的事项

（1）按照勘察设计行业专业技术人员特点，有针对性地开展职业发展通道建设

勘察设计组织大多是是从原来的各类设计所、研究院改企建制发展而来，承担着国家或地方大中型基础项目勘察设计和科研攻关工作，其员工大部分是由具有较高专业技术知识和技能的专业技术人员构成。专业技术人员工作独立性和自主性较强，就业能力突出，对报酬的要求不再认为是生活的必须，更追求对工作价值的认同，工作地位的尊重，工作变换与流动的个人职业增值，对个人成长和发展的需求愿望明显。勘察设计组织的生产设计工作与企业管理工作紧密联系，担负一定领导职位的技术人员既在从事管理工作，又要参与具体的专业技术工作，因此，在建立多元化职业发展通道的时候要注意工程技术类与企业管理类通道的转换对应关系，留够职业发展空间。专业技术人员的职业发展，不仅可以向组织中的管理者方向发展，也可以向组织中的专家方向发展，组织中的专家应该获得跟管理者同样的报酬、权限、地位和尊重。对专业技术人员的激励应该全面，除薪酬待遇与岗位价值要一致外，同时应该在出国考察、科研课题及经费申报、组织疗养、集体旅游、专家申报等方面对表现优秀的专业技术人员进行倾斜激励。

（2）及时开展专业技术人员职业性向和职业锚的分析工作

帮助专业技术人员清晰认识自己的职业性向，了解自身的职业锚倾向，有利于专业技术人员更好地开发自己的能力和潜质，增强职业发展的成功性和职业满足感，也有利于组织更好地实现发展目标。否则，个人的职业发展容易走弯路，组织的职业发展目标也将受到影响。以笔者所在单位一位道路设计工程师为例，该技术人员因设计工作业绩表现优秀，被单位提拔为分管项目生产的副处长，主要职责为协调生产项目完成进度及与业主等建设单位的对外联系，不再从事具体的勘察设计工作。然而，对外沟通协调能力并非该技术人员强项，从事该项工作也并非其自愿和喜好，这样导致该技术人员职业发展非常不顺，也影响到组织的生产项目完成。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因为组织没有分析该技术人员的职业性向和职业锚，组织认为对该技术人员进行职位提拔是对其工作表现和能力的认可，希望其朝领导管理工作方面发展，该技术人员自身缺乏职业性向和职业锚判断等方面知识，认为这是组织的安排必须服从。最后，经对该专业技术人员职业性向和职业锚分析，对其职位重新进行了安排，调整为承担一定技术管理工作的副主任工程师，该技术人员的职业发展重回“正道”，最终成为行业内一名比较知名的勘察设计专家，设计项目屡获大奖，在个人职业发展取得成功的同时，也为组织迎得了荣誉。

（3）做好离职率分析评估工作，促进职业发展通道建设不断完善

离职率的高低反映了勘察设计组织内专业技术人员的工作满意程度和组织人力资源管理水平。专业技术人员的离职除正常的退休或组织裁员、辞退外，主要是专业技术人员个人单方面选择的离岗，如辞职、“跳槽”、调出等。根据笔者多年从事人力资源管理工作的经验，专业技术人员离职后，90%以上仍将从事原有的专业技术工作或者与勘察设计行业有关，转行的可能性不大，其去向大致有两个方面，一大部分是被挖或主动“跳槽”，前往民营或其他国有勘察设计单位担任高层或一定级别职位，这种职位原单位因机构级别、职数限制等原因而无法提供，还有一部分是“炒老板鱿鱼”，自愿辞职，利用在勘察行业积累的人脉及业务资源，创办勘察设计实体，在勘察设计行业单干。专业技术人员离职的原因并不主要是薪酬待遇问题，一个重要的因素就在于组织成长程度太低（受制于体制或机制问题），一大部分作为核心业务骨干的中青年专业技术人员职业发展处于“天花板”状态，如职称升到高级工程师后就难于继续发展，晋升空间受限，或者组织内高层次专业技术人才过多、“藏龙卧虎”，论资排辈现象又严重，导致中青年专业技术人员感到“出人头地”无望，在“职位不晋升，职业不成功”和“出人头地”传统观念影响下，此类专业技术人员随时都有流失的可能。因此，在建设多元化职业发展通道过程中，还需要对组织离职率进行定期分析评估和追踪，促使职业发展通道不断进行完善，构建能够有效激励专业技术人员的职业发展通道体系，完善薪酬待遇、绩效考核、教育培训、公平晋升等人力资源管理制度，更加迅速地回应专业技术人员职业发展中出现的困惑和危机，为专业技术人员创造更多的能力提升与发展机会，增加对组织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完美实现专业技术人员的职业发展。

参考文献：

[1] 孙伯瑛，祁光华.公共部门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