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论坛论文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文化论坛论文，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说实话签了名一直心怀不安，难的不是写论文，《古箸传入日本之抡论》、《中国满蒙藏族刀筷文化》两篇论文很快一挥而就。担心的是耳聋眼花、不通日文、不懂日语途中引起麻烦。可是邀请方想得很周到，等我护照办好，即派专人为我办了签证，并把国际航班东京来回机票送到藏筷馆。可我上了飞机心中还是不踏实，万一找不到接机人怎么办？幸好一切顺利，等我走出成田空港出口处，日本花冈小姐早就在等候我了。

论坛议题广泛

这次国际箸文化论坛，邀请了中国、韩国、泰国、越南、缅甸加上东道主日本共6个国家和中国台湾地区30多位代表出席研讨会。因各国专家论文已有书面材料，所以大家就各自感兴趣的议题进行交流。会议主持三田村有纯教授提出的问题是：“中国筷子唐代称箸，怎么后来改名为筷呢？”这一问真把各国代表问住了。三田先生为避免冷场，突然点名说：“我们还是请中国古箸收藏家蓝翔先生回答这个问题吧！”于是我接过话筒，从明末清初江南水乡船民渔民因忌讳“箸”与“住”的谐音说起。“住”者停也，船停住了意味没生意；船“蛀”了木船就会漏水，由于他们讨厌“住”和“蛀”，于是连累天天吃饭的箸，一致决心把“住”的谐音“箸”改为“快”，以讨吉利永吉祥。如此穷渔民船民自发地斗争了百余年，最后终于将“箸”改为“筷”。

日本箸为何较短

说来有趣，日本人民不存在谐音迷信犯忌讳的问题，所以在隋唐时代筷子由中国传到日本时称箸，日本直到现在还保持着中国古代的“箸”名，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日本至今漆筷称涂箸，工艺筷称御箸，一次性筷子称剖箸或割箸。

大会为我们举行过多次宴请。一次是自助餐，另一次是正规的日式料理和食，还有一次称丸之内鳗。不过餐具皆是剖箸，为此浦谷先生将新设计两截相接旅游箸送给每位代表一双，并在箸上刻了代表的大名。浦谷特别提醒大家，宴会时请自带新产品旅游箸进餐。

早有人向我提出，古箸隋唐时传入日本，为何原来的中国长筷在东瀛渐渐缩短？这次在日本吃和食有了感性知识。

日本宴请不用八仙桌圆台面，而是由小长桌拼成，一长排约五六公尺，宽约70厘米、高约60厘米，无论主人客人皆席地而坐，女宾跪式，男宾盘腿坐在草垫上。我们二三十人皆脱鞋入室，面对面分两排入席。长桌中间有条走廊，这是留给饭店老板娘上菜之用。以前不懂所谓跪蹲式服务，现在亲眼所见，身穿和服的日本小姐，无论是上菜还是斟酒，皆跪在中间走廊上进行。走廊不宽，手握啤酒瓶，左边倒好酒转身即可倒右边。中国宴会是合而食之，而日本却是分而食之，无论什么菜肴总是一人一份。由于进行传统的和食宴请，桌子小，又是一人一盘菜饭，所以箸不需要如同中式大圆桌和八仙桌用长筷。故而日本为适应就餐环境，筷箸渐渐变短，这是因地制宜的缘故。

品尝正宗和食

在上海也曾吃过日本料理味千拉面，一大碗面送上桌时，碗中却放着日式粗木勺。吃中式面条重在浇头，而日本面条美味尽在浓汤中，故特配有木勺。

这次在东京麻布十番吃昼食，也就是午餐，上的面条与中国不同，是放在木盒竹廉上的，我不知怎么吃法，怕出洋相，各国宾客也只好看主人下箸学样。这时服务生又送来一个小盘，盘中放有藤拎把的日式小茶壶和茶杯，我还以为是酒壶呢。心想酒能拌面吗？不料翻译小姐把壶中的黄色液体倒在茶杯里，然后用箸把面条夹进杯中拌了拌吃起来。我于是学样用茶杯吃面。吃了才知道壶里既不是茶也不是酒，而是特别调制的甜味鲜美面汤，面条经过汤的浸拌，鲜滋滋、甜，确实别有风味。万没想到，日式面条既可用勺子吃，也可用杯子吃，真是大开洋荤也。

还有在吃丸之内鳗时，送上来一只四方漆盒，盖上描有金花，起先不知盒内何物，开了盖看到三条斩头去尾的鳗鱼。经浦谷先生介绍，和食中有些鱼类菜肴需要热食方显美味，而漆器餐具不仅光泽明亮，还具有不易散热的性能，可起到保温的作用，故漆器成了日本料理颇具民族特色的餐具。

成立国际箸文化研究会

这次浦谷兵刚等发起组织国际箸文化论坛，不是谈论一次就完成任务，他们有长期计划，所以在大会最后一天特宣布成立国际箸文化研究会。大会推选浦谷兵刚为理事长，三田村有纯为箸文化研究所所长。随后在选举理事中，各国代表认为我是中国藏筷第一人，撰写出版了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部箸文化专著《筷子古今谈》等六部探讨箸文化的中英法文作品，故一致选我为常务理事，还请我在闭幕式前做1小时演讲。

平生在国外演讲

大会安排我做1小时专题发言，真有点出乎意外。各国代表多为大学教授、专家学者，只有我仅是一个民间古筷收藏者而已。虽说是生平第一次在国外演讲，有点老草根登上国际大论坛之感，更何况这是临时决定，事先没有准备讲稿。可我并不紧张，收藏探讨箸文化30载，也可算是自学成才了。

虽然没讲稿也不能信口开河，经过一番思考，决定从1972年美国总统说起，他事先练了几个月的筷子功才敢坐在人民大会堂国宴中和共同品尝中国美食。妙的是尼克松餐毕刚放下筷子，即被加拿大记者抢走。等他到了美国，众多的欧美收藏家纷纷求购这双人民大会堂的冬青木筷，高价出到2000美金，可记者先生依然不愿割爱。我由此受到启发，于1978年开始勇往直前投入古筷收藏之路。而尼克松回国后，也常常带着全家吃中餐，从此放不下手中的筷子。接着我说到，筷子不仅属于中国，箸不仅属于日本，筷箸已随中餐馆和日韩料理走出亚洲，走向欧美，筷箸是属于全世界的美妙餐具。我话音未落，立即迎来一阵热烈的掌声。

篇2

主管单位：贵州大学

主办单位：贵州大学

出版周期：双月刊

出版地址：贵州省贵阳市

语

种：中文

开

本：16开

国际刊号：1874-7615

国内刊号：52-5031/G

邮发代号：66-80

发行范围：国内外统一发行

创刊时间：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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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

中国大陆电视谈话的兴起

作为电视媒介中具有相当影响力的节目形态之一，谈话节目在中国大陆的兴起不是偶然的——它包含了“公共空间”、“娱乐”、“社会意见和舆论”的多种成分。

从西方媒体发达国家的情况看，电视往往在一开始就承袭或部分承袭了广播电台节目的传统，各种各样的谈话始终在电视屏幕上占有一席之地，象美国早期的娱乐杂耍谈话节目“BroadwayOpenHouse”（NBC1950）和新闻与公共事务谈话节目“MeetthePress”（NBC1947）、“FacetheNation”（CBS1954）等，多多少少都源自电台广播一样（GSCOTT1996）。相比之下，中国大陆的情况则多有不同。一方面，中国大陆的第一代电视从业者大都来自报业和电影业，使得电视节目从一开始就体现出以画面的高度“唯美主义”和解说词的高度文学性和修饰性为主要表现风格和审美取向；另一方面，在1980年代以前，中国大陆媒介所强调的宣传意识至上的原则和前苏联将纪录片视作“形象化政论”的观念，使电视从业者和受众双方都非常习惯于屏幕表达“高于生活”的神圣性，生活化的聊天自然难于涉足其中。除了政府高级领导的讲话外，在1980年代以前，电视节目中几乎不使用同期声（陆晔1997）。1980年代以后，中国大陆社会的改革开放引起了人们对社会变革中出现的新问题的普遍关注，中央电视台1995年2月开办了《电视论坛》，邀请社会知名人士就某些重大社会政治、经济问题发表看法，当年12月11日主持人赵忠祥和上海宝山钢铁公司的总指挥和总工程师们就宝钢建设问题进行的讨论，便是较早的一例以主持人和嘉宾为中心的电视谈话（陆晔1997）。然而，这种电视讨论与其说是“谈话”，到不如说是“采访+演说/做报告”更贴切。或者说，这类节目，传播方式仍然是“单向”和“自上而下”的，传播内容仍然比较单一，节目中出现的，往往都是具有相当级别的各种高层人士，普通公众较难介入。

中国大陆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电视谈话节目（TALKSHOW）当数1993年1月开播的《东方直播室》。当时，新成立的上海东方电视台在每晚7：00-7：30这个往往令地方电视台望而却步的晚间黄金时段，开办了这档演播室直播谈话节目，与中央电视台的王牌新闻栏目《新闻联播》进行收视角逐，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该节目以社会热门话题为依托，以演播室谈话为主干，以主持人、嘉宾和现场观众的互动为支撑，既体现出中国大陆电视传播观念的变化，也是第一次把“演播室受众（STUDIOAUDIENCE）”这个特殊的受众群体放在了与主持人和嘉宾同等重要的地位，“构筑中国电视全新的传-受关系”（李良荣，陆晔1995）。在一些文化学者眼里，节目的直播形式和“演播室受众”对于热点话题的参与，使得这个节目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作为普通市民“将他们原有的群体心理释放出来，参与公共生活、表达社会情绪的民间思想空间”（王元化1995）。在这里，电视谈话开始体现出“公共空间”的文化特征。也许正因为这个节目承载了太多的社会意义，而“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下，其形式意义是要大过谈话内容的，谈话和要旨是‘问题’的提出而不是‘问题’的深入，而‘问题’本身又是很有限度的”（徐醒民1995），在开播两年多以后，该栏目因为社会性热点话题的“枯竭”从每周五档改为每周一档、双周一档，最后无疾而终。紧随在《东方直播室》之后开播的同类直播谈话节目《今晚八点》（上海电视台1993年2月）也几乎是因为同样的原因而偃旗息鼓。

1996年4月，中央电视台的谈话节目《实话实说》开播。较之于《东方直播室》“主要强调一种谈话的氛围和仪式”（沈莉1999）——“谈话”本身就具有重要意义，《实话实说》更具有市场化背景下现代电视节目生产的自觉意识：从话题甄选、谈话层次设计、有关资料的准备、记者前期调查、嘉宾的选择与搭配、主持人的风格定位与现场组织策略、大屏幕使用、灯光设计、现场乐队功能、现场多机摄录和后期编辑等，各环节的实施和有机协调多体现出对海外同类节目的模仿和借鉴，而且借鉴得十分到位，专业化程度很高——在这里，起主导作用的已不仅是作为一种仪式和氛围的“谈话”本身的象征意义，而是“谈什么”和“怎么谈”——话题的市场“卖点”和谈话的技巧被放到了非常重要的位置，尤其是主持人的自然、松弛、冷面幽默和平民化——被业界人士称作“犹如邻居大妈家的儿子”，使得节目在“生活化”的同时凭添了许多“娱乐”成分：即使是社会意见和民间舆论的表达，在这个节目中也因为语言的机智幽默和生动活泼而增添了单纯的娱乐色彩。《实话实说》开始作为一种“类型”（FORMAT）节目的市场化运作，影响中国电视界，进而影响受众。

于是，在1990年代后期，电视谈话大行其道，和其他大众媒介产品一起，成为影响中国社会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的重要因素，也同时体现出市场化大环境当中受众的文化选择以及背后的社会文化特征。

海派电视谈话节目的地域文化特点

上海是一个都市化程度高、地域文化特点突出的城市。尽管作为中国大陆最现代化的国际性大都市，上海对于西方文化具有天然的吸收能力，但从中国大陆的媒介市场化的角度看，由于其自身文化上的紧密性，大陆其他城市的文化产品在上海并不具有很强的竞争力，更显示出上海的媒介产品和受众之间，在文化上具有十分密切的相互依存关系。

1998年到1999年，上海的各家电视台在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走红的情形下，重新相继推出谈话节目《有话大家说》（上海电视台1998年10月）、《城市心情》（东方电视台1999年4月）和《走进心世界》（上海教育电视台），同时，有线电视台的各个专门频道，也依托自身的资源优势,先后推出《评头论足》、《看球评球》等影视类、体育类的谈话节目。此外还有东方电视台每周末的沪版《非常男女》——娱乐性谈话节目《相约星期六》，和幼儿游戏类谈话节目《欢乐蹦蹦跳》。这些节目以突出的地域文化特征在较短时间内培养起相对稳定的本地观众，《有话大家说》的收视率目前已远在《实话实说》的本地收视率之上。（参见[表1]）

文化学者认为，海派文化，或者更进一步，可称作“上海文明”，其最基本的文化心理品性在于“建筑在个体自由基础上的宽容并存”和“对实际效益的精明估算”，反映在文化上，就体现为雅俗文化之间的巧妙平衡——融合了发端于国际交往历史的开放型文化追求和顾及现实可能性的世俗智慧（余秋雨1995）。

上海的电视谈话节目充分地体现出在受众和电视产品密切的相互依赖关系之间的城市文化特征。《有话大家说》的节目定位是“大众话题评说”，虽然从话题处理和主持人的表达技巧上被一些业内人士认为是《实话实说》的“地方版”，但和《实话实说》的文化取向和风格非常不同。从《有话大家说》的编导阐述中，便可以看到一些海派文化特征：

全中国，北京人被公认是最能侃的，上海人的嘴皮子真不如我们的头脑有名。但是，做了几期《有话大家说》节目之后，我们惊异于发现了上海人潜能的另一面——能说会道的一面。

上海人不是政治家，我们不善于调侃国家大事中的条条框框；却能从身边的小事中提炼待人处事的准则。

上海人不是雄辩家，我们务实，用一些最朴素的语言，讲一些老百姓的大实话。

上海人也不是小市民，生活在这样一个充满诱惑的国际大都市中，我们的思想和行为正在逐步“接轨”……①

《城市心情》则以“理解都市情感，沟通凡人心灵”为主旨，试图“为城市人带来一种‘新世俗关怀’”，在话题设计和节目风格上较《有话大家说》更具有都市白领情趣；《走进心世界》发挥教育电视的特点，以“心理分析指导”的方式探讨人际关系、自助、心理和反映现实生活。

从个人收视情况看，上海电视谈话节目的主体受众是高中以上文化程度、30岁至59岁的城市市民群体（参见[表2]）。这个群体本身就是最能够集中体现城市文化品性的主体人群。因此，业内资深人士认为，尽管在电视谈话走红之前，屏幕上一种十分兴盛的以语言为主要表达方式的节目——大学生电视辩论，但至少在《有话大家说》当中，真正的受到观众欢迎的电视谈话高手，却不是有较高文化水准的大学生，而是平民百姓当中的中年人。②这不仅和生活阅历有关，也和电视谈话节目的主体观众的城市文化需求相关。

话题选择：电视受众与电视产品的文化依附关系

一般认为，对于电视谈话节目的观众来说，话题是至关重要的影响因素。一项有关美国电视谈话节目的受众调查表明，73%的观众认为，电视谈话的话题是决定其是否收看一个节目的最重要因素，尽管谈话节目主持人的吸引力也很重要③。

从中国大陆电视谈话节目的话题选择看，从《东方直播室》直到早期的《实话实说》，电视谈话节目起步阶段的话题选择，大都集中在社会热点上，而进入成熟阶段则逐渐分化：《实话实说》正在“改进社会生活话题节目类型的同时，发展人生体验话题的节目类型”。④上海的电视谈话话题则较多集中在都市生活方式、生活形态和生活观念，以及社会问题和社会公德。（参见[表3]、[表4]）即使是同类话题，《实话实说》一般围绕个案展开，而上海各电视谈话节目的话题则更趋于群体化，更接近上海城市市民的生活趣味和文化品性，如《有话大家说》有关生活方式的话题“经历公厕革命”、“家电故事”、“股民故事”，有关婚姻家庭和人际关系的话题“嫁在上海”、“什么样的女性最幸福”，有关社会问题和社会道德的话题“戳穿马路‘阿乍里’”、“说话要说普通话”、“自行车被透以后”；《城市心情》的时尚消费话题“追风网球”、“透视内衣橱窗秀”等，都是取材于上海特有的都市生活和城市文化，与受众在文化上的契合程度是比较高的。《有话大家说》2000年的收视率几乎在6至9个百分点之间，“电视谈话节目收此效应，应该是一个不错的成绩。”⑤

简短的结论

电视在现代社会中越来越成为重要的文化情景。业内的批评家们因此而认为，在笛卡儿时代，一个人可以说“我思故我在”，但在今天这个大众媒介时代，恐怕只能是“我上电视故我在”（RobertAbelman,1998）——在这个意义上，电视谈话节目不仅把传统上私人领域的文化元素和社会公共领域交织在一起，而且由于受众的深度参与，更加强化了在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文化情景之下，电视产品和电视受众之间除了消费产品—消费者相互依赖关系之外，在文化上同样紧密的共生共荣关系。上海的电视谈话节目，为我们提供了在电视受众和电视节目的关系基础上，一个透视海派文化特征的样本，并最终帮助我们进一步了解电视作为社会文化传感器，对于当代社会文化品格表达和塑造的作用。

有话大家说城市心情实话实说

1网络故事（生活方式）畅想未来

2人体模特儿（文化观念）漫游未来我的儿子太潇洒（消费观念）

3出国打工记（生活方式）聪明的烦恼（青少年教育）

4我与电影（娱乐）“保险”保险吗（社会观念）强子（个人奋斗经历）

5自行车被偷后（社会问题）昨天、今天和明天（青少年教育）

6过年话吃（生活方式）没完没了好心情（娱乐）新世界（残疾人的社会关怀）

7初九话酒（生活方式）读本好书过个年（生活方式）

8我在马路边拣到……（社会公德）文明养狗（生活方式）再哭一次就长大（青少年教育）

9今年冬天几把火（安全）走自己的路（交通安全）

10讨债人的苦恼（法律）洋雷锋（社会道德）住家男人（家庭关系）

11网上消费谁来保护（法律）

类别（%）政治/社会事务经济/消费教育娱乐生活方式社会问题/公德婚姻/家庭关系法律法规环境体育其他

有话大家说3.96.610.56.618.414.510.57.95.36.69.2

城市心情4.2-8.316.729.216.712.5--4.28.2

实话实说4.67.710.86.216.010.827.74.61.51.58.6

注释：

①/yhdjs

②应启明，谈话常识，广播电视研究1999/5

③Broadcasting&Cable,Sept.28,1998

④/talkshow

⑤/yhdjs

⑥资料来源：上海广播电影电视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⑦资料来源：陆云鹏，上海地区谈话类节目个人收视率分析，广播电视研究1999/5

⑧资料来源：/yhdjs,/talkshow,《城市心情》栏目组

⑨资料来源：同上

参考文献：

Abelman,Robert,ReachingACriticalMass,LEAInc.1998

Fiske,John&Hartley,J,ReadingTelevision,Methuen&Co.Ltd.1978

Morley,David,Television,AudiencesandCultuies,RoutledgePublishers1992

Scott,GiniG.,CanWeTalk?ThePowerandInfluenceofTalkShow,

Williams,Raymond,Television:TechnologyandCulturalForm,RoutledgePublishers1990

陆晔，电视时代——中国电视新闻传播，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

李良荣，陆晔，从《东方直播室》看中国电视传播观念的突破，东方直播·文化篇，浙江文艺出版社1995

王元化，《东方直播·文化篇》序，东方直播·文化篇，浙江文艺出版社1995

篇4

水彩画的写生成功率很低，满意之作就更少了。画好一幅水彩画写生是要付出很大劳动的。一幅好的水彩风景写生表达出一种意境、一种情调，溶汇了作者的情绪在内。我画写生的目的十分简单明确：提高观察力，训练眼和手，迅速抓住大自然中瞬间光和色的变化，掌握规律，锻炼户外色彩表达能力，同时解决构图、调子、用笔等诸多问题。关于写生，我认为不可过分地强调真实，那会使作品变得淡而无味。如果一幅写生能解决一点点问题那便是莫大的收获了。

2画幅大小和时间

由于写生目的的明确，也因此就牵涉到了一个时间和画幅大小的问题，因自然光线变化速度极快，所以作画时间我控制在一到二个小时，甚至半小时。WWW.133229.COm时间过长，光线变化了，生动的第一感觉也就消失了。因此画幅我由原来的对开，4开规格大小的水彩纸改为现在的16开乃至32开写生，原因是我想在有限的时间内画得更完整一些。

3选景

在选景过程中，我常常像考察者探路似的利用一整天的时间把当地的风光仔细地“搜寻”一遍，并选择好自己感兴趣的角度和地点，这样在下一阶段写生时就不需要花很多时间再去找景了。在作画前，我常常一个人默默地静思片刻，仔细地回味自然中给我感受最深的瞬间，让它在我的脑海内有一个清晰的轮廓才下笔，做到心中有数，我体会到，写生时既要激动，又要冷静，既要有对生活对大自然的激情又有艺术思维的沉稳。有人说传统写意中国画是讲究“心手双畅”的过程，而对水彩画者来说，可能有时你并不能“心手双畅”，你面对的是把冲动的情感先放一放，去考虑先画什么，后画什么，什么地方用干画法，什么地方用湿画法的作画过程。

其实我觉得，画到一定程度，绘画的对象已经不再是第一位的，而重要的是对物象的重新编排，该怎么画的问题。歌德说过，“不是生活中缺少美，而是我们缺少发现美的眼睛。”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不应该只是生活的奴隶，而应该是美的创造者。

4水彩写生中的技术问题

水彩画的用笔和中国画没有什么区别，一般使用狼毫和羊毫笔为宜。大中小号的笔都要准备齐全，另外，再准备一两支大羊毫或者小板刷。水彩画颜料市面有多个牌子可用，在使用前不要挤出太多，以免干硬不易溶解。

作画时，颜色要调足，使之够用，避免不够再另调同样色调。每笔都要蘸色饱满，画出的色彩效果才能透明润泽。画法上，一般常用干湿混合画法，即先用湿画法画出天空、云雾、江湖……，而后在湿画的基础上用干画法塑造物象，使画面层次丰富，色彩效果饱满和谐。总之，水彩写生用笔必须大胆、肯定、概括、简洁、不拖泥带水。

篇5

阳江银滩园林绿化项目位于广东省阳江市海陵岛（21°33′~21°40′N、111°47′~112°01′E），常年气温高，降水量充足，但分布极不均匀，易出现季节性盐雾，夏秋季节多台风，台风灾害尤其严重，每年平均出现2~3次。

1.2试验设计

在试验点选择种植时间超过1年（植物种植完工时间为2011年5月），长势良好的树种的花坛作为园林绿化种植土壤的采土点，客土厚度为1~2m之间，花坛种植面积约为300m2，植物种类较为丰富，层次配置率高。空白对照为同期填土，但尚未进行绿化种植的区域。

1.3综合措施

2010年春至2012年12月对阳江银滩园林绿化项目进行园林绿化工程改造。土壤改良采用客土抬高地面降低地下水的方式。客土土壤为黄壤土和红壤土混合，砂砾较多，平均客土厚度为100cm，以保证短期内不会受到地下水盐碱度的影响。试验点花坛的园林植物种植于2011年5月前完成，调查时的植被种类。定植以后的管理过程中，进行水分管理，特别是每当台风过后需用淡水洗盐。

1.4样品采集与处理

2012年12月份，在花坛试验点和未种植区域采集表层（0～20cm）土壤样品，3次重复。土壤样品均为砂壤土，土壤的化学性质由华南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进行测定，包括pH值、电导率、有机质、碱解氮、有效磷和速效钾。

1.5数据处理用

Excel的数据分析功能对2个试验的土壤指标数据进行方差分析。

2结果与分析

花坛的种植土壤pH值为6.12，较对照的6.08高，但两者无显著差异（P>0.05）；花坛的土壤EC、交换性钠的含量显著低于种植区域（P<0.05）。结果表明，综合措施实施后1年后的土壤的盐碱度水平处于植物正常生长的适应范围（pH范围为6.08~7.00，EC范围0.26~0.39<1.00，ESP（交换性钠）含量范围10.06~15.93mg/kg）；而且能降低土壤的盐度、碱度，但与pH无明显差异，这与赵秀芳等和单奇华等观察到的现象一致。花坛种植土壤的有机质含量和碱解氮分别比对照显著高85.72%和25.00%（P<0.05），但有效磷和有效钾含量较后者显著低66.96%和44.19%（P<0.05）。表明综合措施实施后，1年后提高了土壤的有机质和有效氮含量，但降低了土壤中有效磷和钾的含量；土壤中碱解氮含量仅为2.85mg/kg，处于较低水平。

篇6

二、教学过程

(一)课前预习

之前第二单元学生已经学习了氧气的性质和探究物质性质的基本方法，所以教学时课前先安排了对二氧化碳的物理性质、化学性质、用途的预习环节。通过预习，学生再次认识了研究物质的角度，并提出了对该物质性质的认识过程中不甚理解的问题。

(二)课上探究

教师通过学生的课前预习对本节课的学情提前进行分析。课上首先对预习学案进行评价，师生共同对其中一份学案进行梳理，得出二氧化碳的物理性质、化学性质和用途。之后对这三部分内容进行筛选，找准学生对二氧化碳性质认识过程中的疑惑点，有的放矢。充分体现预习的价值。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以学生熟知的用途出发，如:灭火、作制冷剂、做碳酸饮料，推测二氧化碳的性质，由学生自主设计实验验证二氧化碳的性质。在该过程中，教师要充分调动学生参与教学，真正作为探究的主体，教师要提出合适的问题启发学生的思维。如:你们对二氧化碳的哪一条性质最感兴趣?组内讨论设计实验方案，展示并由其他组评价后实施方案。以“碳酸饮料”为例，教学中给学生提出问题:碳酸饮料和我们今天所学的二氧化碳有什么联系?由配料表可以看出雪碧的主要成分为二氧化碳和水，那由什么现象能证明这瓶碳酸饮料中含有气体?如何通过实验验证逸出的为二氧化碳气体?工厂生产碳酸饮料时是用设备加压使二氧化碳进入水中去了，那你们如何设计实验证明二氧化碳气体进入水中去了呢?由矿泉水瓶变瘪的现象，我们知道了二氧化碳能溶于水，那溶有二氧化碳的水性质有什么变化?用什么方法来证实呢?是什么使紫色石蕊变红?你的猜测是什么?如何设计实验验证你的猜想?为什么刚刚变红的小花又渐渐变紫了呢?通过设置层层递进的问题，学生真正进入了情境，通过主动思考，设计实验方案并动手进行探究，学生学会了对实验现象的分析得出结论。回到预习学案，由碳酸饮料的用途出发，学生设计实验证明了二氧化碳既具有能溶于水的物理性质又具有与水反应生成碳酸的化学性质。学生亲自参与到知识的形成过程中，产生了高度的学习热情。与此同时，学生在讲述自己的实验方案的过程，提高了表达能力，获得成功的喜悦与自信，教学效果明显。

篇7

电视谈话节目主持人以人际传播的方式介入整个传播过程，在大众传播中实现了人际传播的最优化。作为媒介与受众之间的“感情、信息交流的桥梁与纽带”的谈话节目主持人，神情自然、亲切随和、落落大方，与现场的嘉宾及观众作真诚的交流，在媒介和受众之间营造了一种虚拟的人际交流情境，使大众传播摆脱了媒介机器的冷漠与单调，缩短了荧屏与受众之间的心理距离，最大程度地拆除了电视与受众之间的藩篱与壁垒。美国著名谈话节目主持人奥普拉·温弗瑞把对观众和嘉宾生活的关注凝聚在倾听中，通过平等的交流和对话把谈话的主题逐步引向深入。在她的节目中，经常涉及到性、虐待儿童、吸毒、社会暴力等非常敏感非常刺激的话题，更有与上司不和、饮食过度、缺乏自信、尊严受损这类个体化和心理因素很强的话题。但在她极富耐心和魅力的带动和启发下，来自普通人群的嘉宾和现场观众倾谈出他们真实的生活感受，表露他们个人心中的隐秘，并通过这种倾诉来缓解郁结心底的压力。她非常真诚地对于每一个内心痛苦的在场者都表现出深切的同情，这使得现场观众和电视机前的观众觉得她更像一个关心他们的邻居和好朋友。美国传播学者唐·库什曼说，“一个人想要进入人际沟通，不需要首肯对方的每个想法，但必须把对方作为一个独特自我或重要的个人加以支持，积极的尊重对这种互动来说是最基本的”。②

电视谈话节目不仅是一个开放的平台，更是一个感情表达和交流的盛宴。主持人、嘉宾和现场观众的共同参与，无论在观念意识上和情感态度上，还是在传播视点和传播手法的表达上，开放型的电视传播都打破了以往“我传你受”的单向关系，使传播者与受众保持一种平和对等交流的状态，进一步引入了人际传播机制，使得互动性增强，亲和力显现，最终提高了电视文化传播效力。

二、构建大众话语空间，拓展公共领域

相对于西方国家，中国电视谈话节目虽然起步比较晚，但它从一开始就给受众带来了一个健康的交流空间和多视角的文化碰撞。从其本质来讲，电视谈话节目形式是通过建立一种全国或地域性的谈话系统来实现它作为“公共领域”功能的。它为大众提供了一种类似于中国古代议事厅那样的大众话语的公共空间。

“公共空间”最早是由汉娜·阿伦特提出的，后来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哈贝马斯将它发展为“公共领域”的概念。哈贝马斯认为“公共领域”是指市民可以自由表达以及沟通意见，以形成民意或共识的社会生活领域，其条件是所有人应有相等的表达机会，参与者以私人身份参加自主性的聚会，而讨论的主题以公共事物为主。他认为：“不管怎样，大众传媒充当了个人疾苦和困难的倾诉、生活忠告的权威人士：它们提供了充分的认同机会，在公共鼓励和服务的基础上，私人领域获得了再生。原先内心领域与文学公共领域之间的关系颠倒了过来：与公共领域相关的内心现象逐渐让位于一种以内心领域相关的客观化现象。在某种程度上，私人生活的问题被吸收到公共领域当中，在新闻机构的监督，这一问题即便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也至少被公开化了。另一方面，正是通过这样一种公开化过程，由大众传媒建立起来的领域获得了次内心领域的特征，而私人意识也得以提升。”③在哈贝马斯看来，随着公众由主要依靠阅读书籍（文学）变为依靠画报、杂志、广播、电视等现代传媒来进行沟通，文学公共领域消亡了，随着文化批判的公众逐渐转变成文化消费的公众，公共领域本身在消费公众的意识中被严重的私人化了。这主要表现在原来高高在上的公众领域变成了私人生活故事的领域，大众传媒就是理想型的公共领域，尤以电视为代表。

电视谈话节目正是构建了这样一个公共的大众话语空间，让普通人在电视荧屏上表达对某一事件的看法，谈论真实生活的体验，倾诉生活中隐秘的部分，从中获得一种心理慰藉和精神宣泄。“电视媒介为大众的交流提供了技术条件，可以说为大众构建了一个可供自由交流的公共大厦，一个谈话的场所，具有社会公共空间的性质，提供了可以发展谈话节目的大众话语空间，在培养观众的话语习惯，给予社会一种良性推动上具有其他节目形态所不及的作用。”④

电视谈话节目是将人际传播与大众传播相结合而产生的最接近原生态的节目样式，在宽松和开放的聊天气氛中，一个崭新的公共话语空间也初步形成。在这个意义上，电视谈话节目的出现和盛行，是对逐渐消逝的社会空间的一个拯救，拓展了社会的文化空间和生活空间，也大大拓展了社会的公共领域。

三、确立民本文化风格，弘扬人文精神

在电视“平民化”过程中诞生的谈话节目使得电视不再是“一台发号施令的机器”，转而以平民的视角关注生活，以受众的兴趣作为话题设置依据，并邀请受众或其代言人出场。主持人、嘉宾和受众代表畅所欲言，各抒己见。“整个谈话现场和谈话过程成为一个开放的信息场，在这个场中，电视从云端重新回归受众，重新成为平民百姓享有平等话语权的平台”，⑤确立了以民为本的文化风格。一批以普通大众、寻常百姓为主体的电视谈话节目，如《实话实说》、《往事》、《聊天》、《讲述》、《荧屏连着你和我》、《天下父母》等注重普通人的生活，极力挖掘普通人身上的不寻常故事，讴歌普通人的真实情感，努力追求平民视角和纪录风格。节目将平民百姓请进直播室，让昔日隔屏如隔山的主持人与观众面对面谈话、交流，直接参与节目的制作。电视谈话节目通过“谈话”的方式审视着世俗社会人们的悲欢离合，也在探究人物真实的内心世界。越来越多的平民百姓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参与到电视的传播当中，他们带着自己的故事和困惑走进电视。普通百姓不再是普通观众，而逐渐成为能够向大众传播的电视节目的主角。

对平民主义的追求，是中国电视在社会发展、时代进步下的一种回应，更是人对媒介自身的一种全新的认识。“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让老百姓说自己的话”，电视谈话节目以平民化的风格、平等的交流氛围、大众的话题重新成为表述普通人思想理念和价值观的公共论坛。《实话实说》选择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话题和叙事方式，是一个最大众化的节目。节目中平民百姓走上荧屏，发表自己的意见和观点，袒露自己的心迹和经历。

电视谈话节目除了体现一种对平民化的文化追求，也深刻彰显了人文关怀的精神。人文精神是一种以人为本的精神，是一种普遍的人类自我关怀，表现为对人的尊严、价值、命运的维护、追求和关切。人文关怀突出地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思想，它不仅要求人们关注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关注社会的变迁，更要关注人的社会行为，关注支配这些行为的人的精神品格、信念、理想与尊严。

如今的电视谈话节目让人强烈地感受到了体现在创意、编导、制作中的一种“以人为主体、以人为对象的思想”，“一种对人的关注”的人文精神。我们从普通人的生存空间、生存境遇中感受到一种对人的关怀，通过节目中人物的日常遭遇、人物的心态和困惑，讲述人们的生活方式、价值取向和情感体验，进而深入到人的心灵深处，给观众一种心灵的触动，一种对于生命和生存的感悟，使我们从这种对周围人的感动中体会到一种人与人之间的沟通、理解与爱，感受到一种对于生活和生命的热爱，传达出对于人和生活的一种关怀。电视谈话节目不仅在于让人看到人，还在于让人看清人，充分体现了百姓的思想、情感、意愿、性格和情操，充分体现了对人的尊严、价值的关怀和维护。

四、满足受众文化需求，舒缓精神压力

电视谈话节目一方面满足“倾听”的需求，另一方面张扬“倾诉”的魅力，把关注的视点转移到普通百姓身上。“谈话”这种方式更是让社会普通百姓通过各种大众文化途径直接参与进来，以对话、谈心等方式表达内心情感，尽情倾诉心中的喜悦、烦恼、困惑，甚至是愤怒、不平。同时，谈话节目也使普通百姓获得了倾诉的现实空间，以谈话者的角色充分展露自己对平凡人生的种种智慧的洞见以及他们平凡中崇高的人生态度。凤凰卫视的《锵锵三人行》把朋友间随心所欲的、没有任何约束的聊天搬上荧屏，同时将丰富多彩的娱乐元素引入谈话节目，从信手拈来的话题出发，肆意发挥，天马行空……无主题的漫谈正如朋友间聚会的闲聊，最大限度地保持了人们日常谈话的原生态。“不求高度，只求广度；不求深度，只求温度；不求结论，只求趣味”的节目定位，尽情追求当下世俗的快乐，满足了受众追求娱乐的文化心理需求。

电视谈话节目通过“谈话”这种最古老的交流方式，与“电视”这种现代最普遍的传媒手段相结合，有效地满足了当代中国人的现实心理需求，解除了经济社会给他们带来的沉重的道德伦理困惑，让他们从沉重的心理压力和种种迷惘中缓解和解脱出来，也获得一种文化舒缓。同时，它还把普通人悲欢离合展现出来，让人们知道不仅是自己在饱受磨难，别人也同样有烦恼和痛苦，挣扎和奋斗，从而使人们平静下来，以一种平常的心态来对待生活，对待现实。

电视谈话节目作为一种表述方式的创新，其意义不仅在于为人们提供了一个说话的场所，更重要的是它体现了一种思维方式的革新，即人人都有平等交流、表达意见的权利。总而言之，电视谈话节目在我国还有非常广阔的发展空间和良好的发展前景，随着电视节目竞争的规范有序，一个真正的公众平等对话、开放交流沟通、众声喧哗的电视谈话时代终将到来。

注释

①时统宇：《电视批评理论研究》[M]，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3年，第237页。

②朱菁：《从谈话节目的崛起看电视传播观念的转变》【J】，《电视研究》2001年第1期。

③[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M】，学林出版社1999年，第198页。

④朱羽君，殷乐：《大众话语空间：电视谈话节目——电视节目形态研究之二》【J】，《现代传播》，2001年第2期。

篇8

文化的概念有广狭义之分，最广义指人类的一切活动及其结果，包括物态的、制度层面的、行为层次以及心态思想层面，而狭义的则仅指心态思想层面。物态层次的文化主要指中国古代文化典籍，是“加工，创造的各种器物，物化的知识力量”。制度层面的文化是“各种规范体系”，随着清末变法、西学东进的热潮而消逝。但行为文化方面，“约定俗成的风俗习惯”却随处可见，如农村结婚仍遵循的婚姻六礼（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家产继承中的出嫁女几无份额，拒讼，被誉为东方司法独创的调解制度，以及刑法中主刑为什么是五种而不是更多，甚至“和谐社会”的提倡，这些都能在古代法律中找到原型（当然古今对和谐的理解有质的区别）。

但清末至今，众人对古代法律文化却大多持批驳的态度，似乎只有符合西方标准的社会才是至善完美的。近十余年法学家热衷于探讨中国法学何去何从，选择本土化还是西方化，所以深入研究古代法律文化既可知古又可鉴今。

一、中国法律文化概述

文化是在比较中产生的，如果没有西方法律文化的存在，也就不会有东方文化，中国法律文化的对称。“每一种文化都有其特定的法律，而每一种特定的法律也都有其特定的文化[1]”，法律文化作为文化整体下的子系统，从最狭义的定义看，是指一系列行为、风俗中所含的稳定的观念、心态。法律文化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和方法，学界主流观点主要有以下三种：法律文化是由法律制度、法律思想、以及与法律相关的行为方式组成的复合体[2]；作为人类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法律文化，主要指内化在法律思想、法律制度、法律设施以及人们的行为模式中，并在精神和原则上引导或制约它们发展的一般观念及价值系统[3]；法律文化既是一种用文化的眼光认识法律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也是一种具有实体内容和对象化的文化结构，并且这两个方面是互相联系着的[4]。

以上几种观点各具独特的视角，但都体现了以下几点：一是学科视角的转变，从文化学到法学。二是研究对象的具体变化。三是研究活动性质的变化，由纯对象之争到方法之争。

二、礼与法的关系考察

法律文化的特征在于与“礼”这一概念的复杂关系，理解法律文化不能孤立地考察法本身，而应从法与礼关系的发展来研究法律文化。

（一）礼的起源及含义

中国古代文化的核心在于礼，提及古代法律文化最直接的观念就是“德主刑辅”、“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但这并不是古代法律文化的全部。确切地说，由汉武帝尊儒术为始，成熟于唐代的《唐律疏议》，发展固化于元明清的高度概括和总结。源头在周公制礼，周公历经多次制周礼，形成一套完善的治理系统。

礼一开始就有义和制的区分，前者指精神层面的亲亲、尊尊（后来发展为忠孝节义），后者指“五礼（吉、嘉、宾、军、凶）”或“六礼”。此时的“礼”就是现在的“法”，因为其满足“法”的三大特征：规范性、国家意志性和国家强制性。法的产生和壮大是历史的必然。儒家重视礼义，法家重制度建设，各有侧重，而儒法在汉代的合流，根源在于两者起源的同一，是历史发展的螺旋上升而不是简单的反复。

（二）礼与法关系

传统意义上的法不等同于现今意义上的法，仅指制度规范层面，而不当然包含法的学理学说，这一观点严复有明确的表述。中国有礼刑之分，以谓礼防未然，刑惩已失。而西人则谓凡著在方策，而以一国必从者通谓法典”，并进而指出西方法对应古代中国的不仅是刑律，更有理、礼、法、制之意，简言之，西方法既有制度规范又有学理学说之意，现代法理学对法的研究就是这样，而律在古代多指制度规范，法（确切说是律）的价值剥离为“礼（义）”，礼是中国古代法律追求的目标。

三、中国法律文化的特征

（一）对和谐的不懈追求

古代的和谐指的是一种朴素的自然主义精神,既包括对自然也包括对人。“皇天无亲，唯德是辅”，“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天不是人格化的神，而是自然，对社会秩序的破坏就是打乱了整个宇宙的秩序、自然的秩序。这种对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观念在法律上表现为：一是对生态的保护，如秦律中对违天时狩猎的处罚；二是始于汉代的秋冬行刑制度。《唐律·断狱》“诸立春以后，秋分以前决死刑者，徒一年”，违时行刑，被视为逆天之道，会受到刑事处罚，因为刑杀是剥夺生命的屠戮，“天之道，春暖以生，夏暑以养，秋清以杀，冬寒以藏”，所以刑杀当在秋冬以与时令相符。三是无讼观念，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论语·颜渊）”。虽说在任何一种社会形态下，多讼都不是社会的追求，讼作为对和谐、秩序的破坏从来不是古代法律的目的，但中国似乎更有特点，无讼成为一种形式化的标准。

（二）对道德和礼的追求

这里的礼既有礼制也有礼义。从历史的发展看，法（刑）的产生即是维护礼治，西周的“明德慎刑”思想就有了偏“德”（这里的德不是指道德）之意。而张中秋在《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研究》中表述，汉武帝至东汉末年，“引经决狱”和研究律学，从解释法律这种侧面迂回实现维护礼治。但此时引经决狱本身即表明礼和法还是分立的。西汉宣帝“亲亲首匿”入律，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引经入法”，借立法之机把“八议”（曹魏新律）、“准五服以治罪”（晋律）、“官当”（北魏律）、“重罪十条”（北齐律）入法，礼的内涵、制度得到法律的确认。隋唐承旧制，把礼奉为最高的价值评价标准，凡礼之所认可的就是法所赞同，反之，礼之所去亦法之所禁，即“礼之所去，刑之所禁，失礼则入刑，相为表里也”（后汉书·陈宠传），达到了“唐律一准乎礼”。

（三）法的工具性价值的突显

中国法在产生时也有自己的核心，也有公平正义的因素，《说文解字》中“灋，刑也，平之如水，廌，所以触不直者去之，从去”就有公平判断之意。但这种核心又有一套自己完整的体系，即人伦道德，经统治者整理后的礼（周公制礼），法的价值就在于礼的实现，法本身没有产生自己的完整内核，虽然也有公平正义的追求，但公正的标准在于礼，而不是法。简言之，法在维护“礼”的实现的工具性价值得以充分体现的同时，不自觉地丧失了自身的价值。这在晚清政府修律中的“礼法之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和民国时“立宪与共和之争”都有体现，礼的过分强大拘束了法律的自我进化。

（四）重人情轻“法律”

“人情即法，重于法”，第一个法指的是法的价值，是判断法的标准，第二个法指的是具体的条文，即法条是维护人情的工具，必要时可以破法容人情。最重要的是当法与情冲突时，不能轻易破法容情，而须等到法律的修、改、废的原则维护了法律的权威。西方也有宗教规范等与法的权威对抗，犹如礼义与法的对抗，但法的公平正义理念占据了上风。而在中国争取权威的斗争中，源远流长的“人情文化”占据了上风，人情的强大压灭了法的权威，即使有严格执法的个例，但却不能得到民众和统治者的认同，因为法本身的价值不是最终的评价标准。

【参考文献】

篇9

一、前言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新科技革命和世界性产业结构调整三大趋势正改变着国际产业分工格局，可以看到发达国家产业升级和制造业转移明显加快。在这样的国际形势下，加入WTO进一步推动我国经济体制、市场竞争态势和对外开放环境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因而产业结构的合理化调整势在必行。

为了满足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从而促进经济的全面发展，从理论研究着手，健全和完善原有的“三大产业理论”是十分必要的。纵观近几年来的经济发展态势，可以看出拓展产业理念，提出“第四产业”，着实推动了我国经济和社会更快更好的发展，尤其是2006年两会的召开，“重视第四产业的发展”的呼声越来越高，由此可见它着实是社会化大生产下与时俱进的必然产物，刺激着中国经济发展的脉搏，影响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

在这样宏观趋势推动下，就目前倍受关注的“第四产业”而言，为了对其有一个系统全面地了解，以便在今后的经济生活中，更加透彻的认识它，从而促进其为我们社会生产发展服务，我针对各方学者关于“第四产业”的观点进行详尽的论述、比较和分析，尤其赞同将文化产业作为第四产业的这种观点。因为我们可以看到随着社会的进步，在如今经济全球化这样风高浪涌驱动下，文化与经济不断的融合，从而将文化进行产业化，不仅会为我国文化的繁荣孕育良好的物质基础，而且能够更好的彰显中华民族的精神风貌。从而用文化这一灵魂工程的建设，从精神层次和物质层次，全方位的推进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第四产业”作为如今各方聚焦争论热点，大致有三种观点比较突出。

（一）知识产业

有些人认为第四产业是“以信息和知识为主体的头脑性商业”，简称为“头脑产业”或“知识产业”。

确实任何一个新经济时代的出现，总是从产业结构变动开始的，知识的经济形态出现，就必然意味着有支撑其存在的产业群——知识产业的存在。知识产业是知识经济时代的战略性产业和主导性产业，它包括知识生产产业、传播业和知识服务业，在社会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它推动第一、二产业，工农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产业结构演进升级，使社会经济向高层次发展。

虽然知识产业在经济的发展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但这并不意味者“第四产业即知识产业”的合理性，因为客观的分析它的理论，不难发现其分类不够确切，把知识产业单独提出来，并与其它的传统三大产业并列，在它的理念中只有第四次产业是从事脑力劳动的“头脑产业”，而第一、二、三产业是没有脑力劳动或无须重视脑力劳动的“非头脑产业”。因而尽管它在经济发展中也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我们要意识到这种观点的不足。

（二）“精神产业”

有一些人则认为第四产业指的是“精神产品再生产整个过程的各个行业”。根据这一观点，第四产业包括科学研究、教育、信息服务行业、咨询服务业、新闻出版行业、广播电视电影行业、文化行业、民间公证行业、法律服务行业等。

这种第四产业的界定，概念上言简意赅，但不可否认的是范围太过于宽泛，则对于指导整个国民经济的产业运行有着障碍，那就是在核算“第四产业”所创造的产值时，会相当繁琐，这只是次要的，关键是在核算过程中的高成本问题，这是我们所关注的。在目前我国经济发展的状态下，进行这样的“第四产业”产值核算是有着相当大难度的，因为我们要深刻地意识到我国是发展中大国，整个经济运行体制还不够完备，为了促进我国经济的全面发展，我们要在原有的自身能力的基础上，结合自我优势，实现产业结构的全面调整，在我国现行的市场经济体制下，不断的发展创新，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差距，努力赶超发达国家，实现国民经济的良好发展。因而我认为“精神产业”这一第四产业的定义，虽然划分详细，涵盖广泛，但难免有“多而不精”之嫌。

（三）信息产业

还有一些人则认为第四产业是“信息产业”，包括内容产业，内容就是信息本身，例如报纸、杂志、书籍、电影电视、网站等；软件产业，软件就是加工信息的工具，是人类历史上智力含量最大的产品；通信产业，通信就是运输信息的工具。

“第四产业即信息产业”，目前这种说法，可谓在我国是相当流行的，看看许多政客、学者、专家们在这一方面的论述之多，就显而易见：尤其是在12月16日，在BEAeWorldChina2004大会上，国务院信息化工作办公室赵小凡司长这样呼吁，在我国经济发展中要大力提倡绿色GDP的概念，即国家GDP的增长更多地依赖于那些不会对环境带来不良后果的非物质生产产业（第四产业）。一位业内专家表示，赵小凡提出的第四产业概念主要是针对软件产业。而且赵小凡还指出，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上说，目前世界各国都在大力推动非物质生产产业的发展。美国非物质生产产业总值占其国家GDP的74%，印度在这一指标上达到52%，全世界发展中国家这一指标的平均值在40%以上，但在我国非物质生产产业总值只占到国家GDP的34%。这种情况下，就必须重视物质生产之外的产业发展，即第四产业的发展。现在我国第三产业中的服务业较之以往已有了较大的发展，但进入信息时代，具有更大发展潜力和增值空间的信息产业更是我国关注的重点。赵小凡表示，希望借此次大会的机会，呼吁各地政肘、企业及相关人士，更加重视信息产业，乃至软件产业的发展。可见政府部门的极力倡导和支持为第四产业的全新发展注入了新鲜的活力。

另外关于第四产业的新兴发展，多年来，我们习惯了按照生产关系来划分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也按照这种划分带来了传统的“三大产业理论”，引导我国经济的发展，因而我们一定要认识到“三大产业理论”所带来的积极意义。但是，随着社会的不断向前发展，任何理论都需更新，都需在原有的基础上迈出全新的一步，因而将信息业定义为第四产业，可谓是依据生产力水平和主导产业划分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的新尝试，这种新的尝试在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是起着十分积极的作用的：在如下来自国家统计局的“1996—2004年电子信息产业与GDP增速比较”的图例中明显可知，信息产业在我国的发展呈现出良好的趋势，它带动了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发展，为我国经济的发展开拓了很大的空间。

不仅如此，而且据悉：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息产业部2006年8月31日：进入下半年，我国电子信息产业继续保持较快发展，经济总量不断攀升，出口增长强劲，经济运行质量和效益较去年同期有了明显改善。2006年1-7月，规模以上电子信息产业实现销售收入22278亿元，同比增长26.6%，其中制造业实现销售收入20377亿元，同比增长26.6%；软件业实现收入1901亿元，同比增长26.2%。制造业工业增加值为4283亿元，同比增长27.5％利税总额906亿元，同比增长23.3%；出货值12339亿元，同比增长了30.9%；从业人数达到606万人，同比增长14.8%。相互对比一下，可知信息产业（电子信息业、软件业）有着明显的增长势头，在带动着国民经济的整体增长。三、第四产业之新见——文化产业的“灵魂工程”

在全球化经济条件下，精神、文化的需求孕育了经济发展的新空间，发展文化产业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可以说，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五十多个民族，深厚的文化积累，独到的文化底蕴，丰富多彩的文化类型，沉淀了中国难以评估的文化资本，这为我国在全球竞争中带来了比较优势。因而将这种文化资本实行保护与开发并举，并打造其成为具有国际知名品牌的航空母舰型的文化产业集团，进而把斑斓多姿的中国文化奉献给全世界的消费者，这不仅是中国人民的愿望，也是世界其他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

所以我认为应该将文化产业加入到“第四产业即信息产业”中，从而组合成一个新的第四产业的概念：从信息和文化两个角度定义第四产业，即它是“信息产业”和“文化产业”的集合体，我认为这种定义，与“精神产业”定义相比，不仅易于对第四产业产值的核算，而且将集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于一身的“文化产业”以及信息时代的特色产物“信息产业”囊括其中，充满人文主义关怀和与时俱进的意味，体现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思想。

前面已经对信息产业进行了详细的阐明，这里就不再赘述。现在让我们来分析一下文化产业，可以说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化产业大致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的自动萌发；90年代的起步探索和21世纪的培育发展三个阶段。近几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党和国家明确将发展文化产业作为新时期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任务，我国文化产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而且目前我国非常注重和谐社会建设，就在刚刚开完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中，也指出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因而在这样的发展阶段，文化产业具有时代所赋予的使命性。

目前我国的文化产业范围，如下图所示：

而且根据以上的文化产业范围划分，先来看一下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4年文化产业增加值的综合报告”（通过下表可知其主要是关于文化产业的核心层进行的统计）：

总产出中间消耗增加值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固定资产旧营业盈余

(甲)1234567

总计A76920522443104743261004816843680483713553153965858408

艺术业B6501757188724946145083799099107361479942243044

其中：艺术表演团体C47553381474937328040130904234121117564937046

艺术表演场馆D1258211194282106392958388458237282666184498

图书馆业E296576112635691702192138279214385409118593

群众文化业F3019603773336224626719748802287531318140641

艺术教育G8613293151665461635005921283517507730

文化市场经营单位H5770466838124613195800556826053456194536929144499143

其中:文化娱乐业I2566112910721228149399013227581247947716370611724172

文艺科研J21712580092137033134559248544240

文物业K40023079458783056429167351992687296517993706

其他文化产业L1647972920571727401552186341146755073551

根据上面所给数据分析如下：

从生产角度来看，

（1）文化产业总产出＝76920522元

（2）文化产业总的中间消耗＝44310474元

（3）文化产业总的增加值＝文化产业总产出－文化产业总的中间消耗＝32610048元

即2004年国内生产总值中文化产业所创造的产值为32610048元。

以上所有这一切都清楚地表明，中国的文化产业已经在改革和发展的大潮中成形。人们正在以一种新的眼光，重新审视这个蓬勃发展中的产业，深入理解其产生和迅速成长的必然性，从而更自觉地促进它的发展，推动其产业升级，使我国的文化产业乃至整个新意义下的第四产业经济更健康更迅速更持续地发展下去。

综上所述我认为将第四产业定义为信息产业和文化产业的集合体，有着相当的积极意义，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见解，仅供大家参考。

四、结束语

在第四产业这个新领域中，究竟到底什么应该是第四产业，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而且各方的观点在一定的范围内都有着一定的积极的作用。由此可见，第四产业这种说法经实践检验是合理可行的，它确实是对原有的三大传统产业理论的补充和拓展，也在实践中收获到显著的成果。但是在这个产业发展的过程中，我们要深刻地意识到，随着经济全球化，第四产业理论不断发展，要不断地研究其两重性，即要看到其积极的一面，又要看到其消极的一面，因而在现在这样复杂庞大的社会大熔炉中，第四产业的发展必然有着艰辛的历程，面对这样的状况，我们努力发展，积极克服所面临的困难，在我国国情基础上，运用唯物主义辩证法理论指导中国的实践。因为这样才会剔除糟粕，汲取精华，全面地推进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

参考文献：

[1]陈共.财政学[M].北京.中国人民人学出版社，2004

篇10

例如，方家小学以老校长老舍为豪，将京味文化、国学文化纳入学校文化建设；166中学以老校友冰心为荣，命名文学班、文学社。文学评论家孙武臣讲起自己在北京第二中学学习情形时非常骄傲，“张天翼、严文井、刘厚明、谢添等大家都曾为我们讲过课，著名文艺理论家萧殷还为我们评点作品。最自豪的是我们去邀请老舍先生，就在他的散文《养花》里所写的那个小院，他幽默地说：‘鲁迅文学社请我，不敢不去呀!’校领导得知，就扩大为全校师生聆听老舍讲课了。那时二中只有一片露天空地作为会场，我在五月的阳光下，记住了大师两句让我终生受益的箴言：‘即使不走文学之路，也要爱文学，因为文学使人性走向完美；要是走文学之路，就要追习经典，否则走不远。’我的文学梦从这里起飞。”从中可知，区域文化资源优势对学校文化创建的重要影响。

二、理念面：明确文化使命，实现文化转型

东城区学校在积极探索教育教学改革的过程中，实现着内在的学校文化转型。学校是人类文化的形式，其价值是传递、选择和创造人类文化，是为建设和谐社会培养和谐的人。学校本身是文化的组织，它的文化使命在于培养人，引导人的自身革命实践与社会革命实践的和谐统一，促进人的社会化，推动社会辩证发展。学校文化建设是学校变革与发展的原动力，它影响着办学思想、教育理念、人才培养。学校要完成适应新时期发展所提出的新文化任务，唯一的出路是参与到社会新文化的构建中，按社会发展的要求和时代的精神，构建超越现实的新学校文化。

在素质教育和课程改革的过程中，东城区各学校已经实现了教育教学行为方式、思维方式和价值观的整体变革。这样一种整体变革，建立在一种核心价值观的支撑之上，并由此建立学校教育教学的新基准、新规则和新秩序。那就是“为了每一个学生的发展”的核心价值观，成为学校文化建设的新理想和新追求，也成为区别于以往的学校文化建设的精神分野。许多校长在不同场合的表述中，都包含着以下内容：超越“知识本位”和“学科中心”，形成以“学生发展为本”的学校文化；超越“权威主义”和“普遍主义”，形成“合作”“对话”“创新”的教学文化；超越“刚性的”“静态的”“封闭的”课程与教学，形成弹性的、动态的、开放的文化品格。

三、主体面：尊重文化主体，发挥人的创造性

东城区中小学教师普遍感到在学校中受到尊重。教师既是学校文化氛围的感受者，也是学校文化的创造者，他们对学校生活的直接感受是学校文化最直观的体现。创建和谐的学校文化氛围是东城区多数学校的自觉选择。

在实地考察的学校中，第五中学分校的王老师就将其所在的数学教研组办公室比作“家”。她对办公室里的其他成员充满真情：她盛赞和蔼可亲的杜老师深厚的师爱，敬慕被校长称为“颇具大将风度”的姚老师的工作经验与方法，欣赏真诚善良的李老师为有心理问题的学生假期写信赠书的行为。她将第五中学分校比喻为和谐美满的大家庭，感受快乐，体验收获，饱含爱意。史家小学卓校长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明确提出“和谐教育”的理念，倡导人与人、人与知识、人与自身、人与社会的全面和谐，并且获得广大教职员工的普遍认同，为营造和谐的校内人际关系、促进学校发展创造了广阔空间。

四、方法面：探索文化路径，倡导特色发展

作为文化路径，东城区中小学校有着特色发展的选择与定位方法。虽然东城文化积累有其自然的历史成因，但东城区中小学校对学校文化建设路径的选择与定位则往往包含着许多主体建构的积极动因，离不开校长们的主动选择与定位。比如：府学小学充分挖掘和利用建校638年的历史，倡导传统文化和现代教育相结合的办学理念，形成学校文化；东四九条小学的科技教育和四小的美育都被聚焦扩展，从而将特色深化、发展，培育为学校文化；特殊学校针对受教育群体的特殊性，提出“有爱无碍、教育康复、和谐发展”的办学理念，并体现于具体细致的工作之中，从而发展建设其独特的学校文化。各校办学特色及风格的形成，促进一大批“窗口校”“特色校”建设的路径选择，有力推进了东城区各校的学校文化建设与创新，为力求实现“让每一所学校都精彩”的美好愿景做出了重要贡献。

其实，特色是学校共性与个性的统一，核心价值与附加价值的统一。因为学校自身发展的历史不同，教育对象的来源不同，改革切入点不同，个性追求不同，附加的价值取向也有所不同，这都充分体现了学校发展中的价值认同与文化选择。这种学校文化的特色，会渗透于学校办学理念、生活方式、教学方式以及其他行为方式之中，成为学校师生成长的文化生态特征。但寻找学校发展的特殊路径也并非一蹴而就的事情，既需要全盘统筹的前瞻性思维，也需要发展过程中的不断磨合与碰撞，甚至出现一段时间的摇摆不定。例如，某学校在发展武术特色的办学理念时，三任不同的校长的态度并不一致，虽然现在建立习武画廊，崇尚武学国粹，但由于缺少师资，生源混杂，依然存在一定困难。

五、结构面：理解文化结构，实现系统内化

东城区学校文化建设有一个清晰的理论框架和运作模式。美国文化学者克莱德·克鲁克洪指出：“文化不仅有其内容而且有其结构这一事实，现已获得普遍的认识。”作为社会亚文化的学校文化也同样不仅有内容而且有结构。从深层到表面，从具体到抽象，东城区在指导学校文化建设时提出以师生共同价值体系为核心的学校精神文化、以教育质量保障为根本的制度文化建设、以营造浓厚教育教学氛围为主题的物质文化建设3个结构层次的工作举措，并且指出这3个层次“紧密联系、相辅相成”“学校文化建设必须以精神文化为核心，以物质文化建设为基础，以制度建设为重点，系统地、分层次地抓落实”。从四次教师集中访谈中，研究者发现，除个别教师外，几乎所有访谈对象都共同认为学校文化分为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物质文化3个层面，并由此切入认识所在的学校文化及其建设过程。由此可见，东城区学校文化建设的结构框架在实际垂直层级传播中的效果及其对实践的影响。

其实从这3个层面来看，东城区学校文化建设都已初见格局，无论是普通校、规范校、窗口校，还是特色校，都有其基本精神体系的构建、制度的建设与硬件环境的完善。但它们的差别则在于其学校文化的先进与否。只有建设和谐的学校文化体系，以先进的教育价值观为核心，认同学校教育理念、学校精神等，在学校的规章制度下和谐相处，相互体谅、关心，努力实现学校的组织目标，学校的办学质量和效益才能提高，每个成员的充分而自由的发展才有可能。学校文化应该是经过提炼整合社会先进文化而形成的独特文化，必须根植于民族先进文化的土壤中，应该通过特定的学校历史典范及其他“符号”特征表现出来。“文化由被产生的一切事物构成，它能够维持和具有符号方面的经验。”我们不能简单地把“标语上墙”“知识上墙”看成就是学校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的建设，还是应该警惕形式主义文化的物质化，防止将制度完善本身作为制度文化本身，真正将学校文化落实在科学教育理念对学校生活的全方位渗透细化之中。

六、目标面：铸造文化品牌，共享文化成果

东城区拥有学区化管理、蓝天工程等许多优秀的教育文化品牌和优质学校品牌。通过构建学校主流价值观，实施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办人民满意的教育，东城区教育改革的巨大变化，备受社会关注与好评。学区化管理使硬件、软件、课程等资源达到共享和深度开发，蓝天工程“创建没有围墙的校园”，为成长中的孩子们提供了培养健全人格、品性的广阔天地。东城区的“学区化管理”“蓝天工程”“教育综合评价”“名师工程”等教育改革的措施和理念正在向全国辐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