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货膨胀论文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通货膨胀论文，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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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景气指标体系的构建构建景气指标体系的首要工作是收集足够的经济指标。要想构建能够全方位综合反映通货膨胀景气波动的指标体系，必须尽量多地选取相关领域的经济指标。本文搜集了近千经济指标，涵盖了工业、贸易、投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等方面。从大量经济指标中选择景气指标的主要原则是经济上的重要性、统计上的充分性、统计的适时性和景气波动的对应性。本文根据这四个原则以及研究目的，利用时差相关分析方法和K－L信息量法从近千条经济指标中进行第一次筛选，并利用峰谷图形分析法对第一次筛选结果进行二次筛选，最终选出16个指标，分别构成通货膨胀监测预警体系的先行指标组和一致指标组，具体如表1所示。

(三)合成指数的构建与分析按照合成指数的计算方法，本文根据表1的景气指标体系构建中国通货膨胀景气合成指数如图1所示。从图1中可以看出，一致合成指数和基准指标(CPI当月同比增速趋势循环项)的波动具有很好的一致性，波峰波谷几乎完全同步出现，因此可以用一致合成指数代替基准指标进行分析。我们将先行合成指数和一致合成指数进行峰谷对应分析，计算先行合成指数波峰、波谷分别对一致合成指数波峰、波谷的先行阶数。先行合成指数波峰、波谷与一致合成指数波峰、波谷的对应关系如表2所示。根据计算结果，先行合成指数的波峰平均领先于一致合成指数的波峰7个月出现，标准差为0;先行合成指数的波谷平均领先于一致合成指数的波谷6个月出现，标准差为0.82。这说明先行合成指数与一致合成指数的先行滞后关系很稳定，可以利用先行合成指数来判断一致合成指数或物价未来六七个月的走势。根据图2先行合成指数的走势，我们预计2014年下半年中国CPI当月同比增速将继续呈现回落走势。

二、中国通货膨胀景气预警信号灯设计

景气信号灯预警方法是通过选择一组反映物价水平的敏感性指标，运用有关的数据处理方法，将多个指标合并为一个综合性的指标，并通过类似于一组交通管制信号红、黄、绿灯的标志，预警信号灯系统用蓝色、浅蓝色、绿色、黄色、红色等五种颜色代表整个经济状况中过冷、趋冷、正常、趋热、过热等五种情形，对这组指标和综合指标的当时物价水平发出不同的信号。通过观察分析信号的变动情况，来判断未来物价水平的走势，并明确提示货币当局应当针对当前物价水平及未来走势采取何种应对措施。在功能上景气信号灯与合成指数基本相同，都是反映历史与当前的物价景气状况。但关注点有所不同，合成指数关注的是周期波动的转折点，景气信号灯关注的是经济的冷热状况，在历史上所处的具置。因此，在使用合成指数的基础上，建立景气信号灯也是必要的。根据景气信号灯的表现情况，还可以验证合成指数的表现是否准确。基于景气信号灯的原则，结合本文指标分类工作，本文选取先行性和一致性效果好的指标，并结合指标的经济解释能力，具体选取7个指标作为景气信号灯的构成指标，如表3所示。根据表3所选的指标，本文构建了相应的景气信号灯，图2显示了最近12个月各个指标的信号灯变化情况。根据图2显示，2014年1月至8月，CPI当月同比增速一直显示未绿灯状态，表明物价水平处于正常状态，未出现明显的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现象，这和实际情况相吻合。2014年1月至8月，中国CPI当月同比增速一直在1.8%—2.5%的区间内徘徊，这正是一般认为可接受的物价涨幅。另外，从进口价格指数、M2、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和公共财政支出等指标的同比增速看，2014年以来都显示浅蓝色或蓝色信号灯，表明这些指标相对于历史水平来看，都处于历史上的低位，反映了经济不景气的现状，这很可能会影响到物价未来的走势，使得物价总水平呈现下行趋势。对表3的7个指标进行加总合成的综合警情指数，可以总体上反映中国物价景气状况，合成结果如图3所示。可以看出，综合警情指数可以客观、准确地反映物价的变动状况，2007—2008年和2010年这段时间，综合警情指数位于黄色区域，表明物价景气状况偏热，这与当时的实际情况相吻合。而2012年以来，综合警情指数主要位于浅蓝色区域，反映了物价景气状况偏冷。目前综合警情指数已经进入了蓝色区域，反映了物价景气状况过冷。

三、中国通货膨胀率的短期预测

上文构建的中国通货膨胀景气监测预警体系能够对历史和当前的景气状况进行监测，并对物价未来的走势进行趋势性判断，但是景气监测预警方法并不能给出具体的预测数值。因此，采用计量模型对短期内通货膨胀率的大小进行预测也是十分必要的。在以往对通货膨胀率进行预测时，一般都只对CPI当月同比增速进行预测，而鲜有采用CPI环比增速进行预测。事实上，同比数据容易受到上年同期的影响，无法客观真实地反映消费者对当前物价波动的感知情况。例如，某月物价比上月上涨1%，消费者对此会有强烈的感受，然而可能由于去年同月物价也比较高(如春节期间)，造成该月物价与去年同月相比涨幅并不大。因此，本文分别对CPI当月同比增速和CPI环比增速进行预测，预测结果如图4和图5所示，表4展示了CPI同比增速和环比增速从2014年9月至2015年12月的预测值。根据预测结果，2014年9月至2015年12月中国CPI当月同比增速将继续呈现下行趋势，这与上文采用先行合成指数分析结果一致。未来一段时间中国CPI同比增速可能将进入“1”时代，这需要政策制定者严密监控物价走势，防范中国物价增速持续下行带来的不良影响。另外，就CPI环比增速预测结果来看，2015年3月至6月可能出现环比下降、其他月份仍旧保持环比上涨状态，而涨幅比较大的是2015年1月和2月，这可能与中国春节期间物价水平的变化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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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越南应对通货膨胀采取的措施

经济过快增长是导致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而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具有一定的替代性，为遏制物价过快上涨势头，越南政府较大幅度地降低了经济增长目标，放缓经济增长速度[2]。在降低生产增长目标的同时越南还施行了货币紧缩政策，提高银行的存款利率来应对之前的宽松货币政策，另外，对于本国建设的投资项目适当削减，减少政府在其他方面的支出，对国有企业的投资也进行严格的管理，对于国家各个下属省市的财政使用状况重新计算，控制财政赤字。在对外进出口业务方面，提高出口关税的价格，减少出口商品数量，尤其是煤炭、原油等材料的出口。应对通货膨胀的另一个举措就是控制本国物价的上涨，对一些必需品进行强制限价，以此来减弱货币贬值的不利影响。

三、越南通货膨胀的启示探究

1.适时对宽松的货币财政政策进行调整针对越南恶性通货膨胀的发生需要对一系列措施手段进行分析，比如在金融危机之后实施了积极的刺激政策，并取得卓越成效，有大量热钱流入，维持低利率和实际的负利率。这些措施政策都有利于维持本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但是宽松货币政策的弊端也会很快的显露出来，在实际市场交易中流通的货币数量不断增加会对房地产业的价格水平产生影响，房屋价格的不断攀升并不合理也不符合越南国民的经济发展水平，从国家经济水平的宏观角度分析，应该对这种宽松的货币政策采取遏制的手段，通过采取其他手段来增加国内企业的运行资金数额，比如发行国家债券。在紧缩财政政策过程中，应该配合国家GDP的增长速度同步进行，逐渐地缩小财政赤字，鼓励国民增加日常消费，促进经济的自主调节控制。

2.提高汇率，开放资本投入为了适应国际上经济发展的速度状况越南被要求进行越南盾的升值，以此来调整国际间收支的平衡关系，因此在这一具体经济状况下需要对越南的汇率进行改革，将汇率的升值额度控制在相对符合国际贸易阶段的范围内，对国际市场的交易状况及时分析整理，提前预防经济的大规模波动，及时分析出经济发展中存在的各种风险，继续坚持资本项目在开放中需要的适时性，采取分阶段管理模式，按照分析的计划逐步完成，有选择的对越南的资本生产内容进行对外开放，并采取措施对国际热钱进行监控，有效的防范国际经济变化对越南经济健康发展的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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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正文：

通货膨胀中国经济论文

一、通货膨胀产生的主要原因

(一)需求拉动

需求拉动是引起通货膨胀的重要因素之一。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又被称为超额需求通货膨胀，通常是被认为总需求过度的结果。也可说成社会上的总需求超过生产商的总供给所引起的一般价格水平的持续、显著的上升。概括说来，社会总需求的增加会引起产品价格的上涨和总产量的增加，但是在实现充分就业以后，也就是达到实际产量的最大限度，总需求轻微的波动都会带动价格水平的进一步提高，通货膨胀也就更加突出。在这种情况下，通货膨胀又被生动地描述为过量的货币追逐稀有的商品。同样根据经济学家凯恩斯的理论：一旦出现社会上的总需求超过总供应的现象，物价上升趋势的出现也就很正常了。所以不管什么原因，只要总需求上升必定会出现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这种现象。

(二)成本推进

成本是在生产和销售某种产品的过程中需要花费的所有费用，是商品价值的表现形式和内容，也是构成产品价值的重要因素，即人们在通过一些途径达到自己所需目的生产过程中所消耗的要素也称为成本。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又被称为供给型通货膨胀，是指在人们总需求没有变动的情况下，从供给的角度来看，商品成本的提高所导致的物价水平全面持续地增长。指的是由于生产者成本的上升是价格水平上升的情况也会由于市场上的价格冲击力造成的某一类原料价格上涨。

(三)结构性变

化20世纪60年代的经济学家提出这样一种观点，认为市场活动内容应拆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工作效率很高的工业组织;二是生产率保持一定水平线上的社会公共服务部门。当工业部门由于工作效率高而使部门工资上涨时，社会服务部门也会不甘示弱，同样提高薪资上涨幅度。由此现象不难发现在这种做法下，经济总体难免会形成由工资薪酬成本所推动产生的通货膨胀。即社会中某一部门的工资提高，其他部门必会因为攀比心里而同时提高自己的工资比例。

具体定义来说，结构性通货膨胀是指在没有需求推动的作用下，仅仅是由于市场结构因素造成的普遍价格的上升变化。分析来看，社会各部门生产效率与发展水平层次不同，和外部的经济联系不同，可是现代经济结构要想使生产要素从落后的部门向先进的部门转移是很难做到的，同时落后的部门会要求与先进的部门在工资和价格方面达到同一程度水平，这样就会导致一般价格水平上涨，形成结构性通货膨胀。

二、通货膨胀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影响和表现

(一)通货膨胀使收入分配结构不平等

通货膨胀会影响甚至降低消费者的生活质量水平，其中对固定水平低的民众影响十分明显。一般会分成两个部分：对于有固定工资收入者和债权人来说会遭受财产的损失，由于这群民众只有固定的工资收入及养老金，而工资的增长的幅度却抵不过物价上涨的幅度，总是居于通货膨胀之后。而对于那些非固定收入者(利润收入者)和债务人都会在循环涨价的通货膨胀过程中通过提高价格水平来减少通货膨胀损失，并可能从中获益。

(二)通货膨胀造成消费与投资的不确定性

中国的畸形经济结构由于消费投资带来的巨大不确定性向更加不协调的方向演变，市场生产者发出商品价格的信号，而生产者会依据这个信号来明确市场是否需要自己的产品，明确需求，从而有针对性地调整自己的生产规模，来降低社会能源资源的浪费，让这些资源能得到充分有效的利用。但通货膨胀来临时，商品价格的上涨只是由于生产的投机和人们的心理作用，并不是因为实际的需求而上涨。由于生产者不能及时准确地掌握全面可靠的市场信息，因此人们的这种行为会促使消费与投资的进一步盲目前进。

(三)通货膨胀降低中国的竞争能力

在通货膨胀过程中，商家们要想谋求自己的产品利润最大化，最直接并且最有成效的途径就是提高自己产品的价格，因为即使获益的空间被通货膨胀的循环冲销压缩，可是相对于不涨价而言，获利空间还是很大的。我国属于外向型发展经济，而且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加工制造国外的产品再输出，成本低廉，在国际上有相当的竞争力，但是没有较高的技术含量。而通货膨胀更加剧了这种低端的社会地位，不但国内货币贬值，而且抬高了出口的成本。中国逐渐失去竞争优势。

(四)通货膨胀对国内居民的影响

首先，对于固定的工资收入持有者来说在通货膨胀中会遭受损失。对于那些固定收入的阶层来说，如：领取救济金、退休金的人等，他们的收入属于弹性很小的固定资金额，普遍追赶不上物价上涨的幅度，尽管实际收入通过名义工资有所提高但是购买力将不断下降，导致固定收入者生活质量下降。其次，通货膨胀对居民储蓄不利，伴随物价水平上涨，居民存入银行的资金的实际价值就会下降，从而导致原本拥有的资金按照相反的利率来计算，使民众所持有的资金受到严重的打击。最后，通货膨胀还会对居民就业产生很大影响，虽然通货膨胀在前期内可以刺激生产者扩大生产，从而增加就业机会，扩大就业渠道，但是只要当通货膨胀继续以这种趋势发展下去，那么人们就会大大的降低积极性，企业不愿意多提品而且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极大下降，这就会导致出现失业增多的现象。

三、应对我国通货膨胀的对策

(一)调节和控制社会总需求

总需求属于宏观的理论。它是指在特定的物价体系阶段中对产品和服务的需求的总和。调节和控制社会总需求，必须要对货币流通情况作出合理的判断，不能就单方面来看，还必须综合各种因素来采取对策。在财政政策方面，努力增加财政收入，大力缩减财政支出，保持财政收支平衡，避免赤字财政的产生。而在货币政策方面，主要通过紧缩型信贷，严格控制货币的放出量，降低货币供应量。但是无论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或是两者结合的综合治理，很重要的途径即抑制消费过快增长并将投资的规模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从而实现调节和控制社会总需求的目的。

(二)加大金融部门监管力度

在世界金融自由化的大背景下，不难看到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阶段，存在着很多不确定因素，所以工作的重点应该加大金融部门监管力度。一方面建立健全相关的法律规章制度，不断完善法律体系，完善加强监管制度;另一方面整改一些不合理的经济管理因素，协调好监管体制下的各个金融部门，坚决制止和查处随意提高利率、乱批设金融机构和各种违反金融政策法规的行为，防止各种违规现象发生，避免由于经济中的不稳定性因素推动通货膨胀问题的出现。

(三)增加产品合理供给，优化经济结构

为解决通货膨胀带来的问题，需要从两个切入点着手，一方面适当增加总供给;另一方面控制总需求，二者均要重视。若单方面控制总需求而忽略了增加总供给的作用，将阻碍经济发展，使我国经济处于低速阶段，最终使努力付诸东流。但仅增加总供给而不控制总需求又必然会对我国经济增长造成重大的影响，同时也增加了调整的成本。因此，在控制总需求的同时，还必须增加有效供给，降低成本，调整产业和产品结构，提高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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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从2008年3月到2013年8月的这四年时间内，中国的广义货币即M2由42.3万亿增加到106.1万亿，净增长了63.8万亿，增长达1.5倍。2013年8月，广义货币（M2）与基础货币（M1）的增幅之差达到了“106.1万亿—31.4=74.7万亿”之巨，见表2。教科书上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喜欢用乘数效应解释广义货币的创造，但这种解释是刻舟求剑，书斋里的学问，乘数论似乎解释了一切但也掩盖了一切。直面现象的经济学研究必须解释为什么在中国经济体系的运行过程中会内生的多创造出来74.7万亿的广义货币。从央行的数据分析，新增加的货币供给量绝大多数被以贷款形式流出的。从绝对量讲，截止2012年末，全国金融机构累计发放本外币贷款总量约67.3万亿元，大约是2012年GDP总量的1.3倍。从增量看，从2008年3月到2013年8月，全国金融机构本外币贷款规模从29.4万亿上升到74.1万亿，净增了44.7万亿，占内生地多创造出来的74.7万亿的广义货币的60%，见图3。那么，这44.7万亿的银行贷款又流向了什么领域呢？有研究显示，这44.7万亿的贷款80%以上仍然流向了大型国有企业和各级政府所发动的投资项目。这符合在转轨过程中长期形成的一个经验判断，每当宏观经济出现紧缩迹象时，在获得国内贷款等方面受到限制的首先是民营部门，反之大型国有企业和政府的项目在信贷方面往往享有优先权。一个举目可见的现象是，在4万亿财政投资计划的刺激下，各地政府拼命扩大高铁、地铁、高速公路等基建项目投资，国有企业也趁机大举借贷，乃至出现国企地王现象。通过上述数字的对比和对商业银行贷款方向的考察可以认为，从2008年3月到2013年8月之内广义货币增和基础货币之间的74.7万亿增幅差额，从国内的因素看，主要应该是在政府宽松货币政策和财政刺激政策背景下，各商业银行对大型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主导的大型项目工程的倾斜性信贷急剧膨胀的结果。

二、根治中国当前通货膨胀问题的对策

综上所述，当下中国的通货膨胀远不是央行多发了基础货币那么简单，广义货币增加背后的逻辑是复杂的，反映了国内外双重流动性过剩等因素综合作用的影响。因此，治理通货膨胀也必须多管齐下。

（一）加强对国际游资进入中国渠道的监管，防止炒作性游资进入国际游资进入中国无外乎是被套汇和套利机会所吸引。既然在短期内，中国外贸巨额顺差造成国际市场巨额的人民币需求，且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在政治上强烈要求人民币升值，故而人民币升值预期无法避免；为控制国内的流动性过剩，加息的政策也不可能废止。那么，在长期弱化甚至于取消管制的基本方针下，短期可暂时对外汇资金强化兑换管理。可规定资本项目下的外汇资金，没有经过非常充分严谨的论证不能兑换成人民币，进而切断人民币与外币在资本项目下的连接。政策实施时要区别对待，在拒绝国际游资的同时，不能伤害到正常外国投资者的利益。在反通货膨胀的特殊时期，短期内来强化外汇的干预和管制，是一个值得考量的政策选项。

（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降低生产能耗，减轻对石油等资源性产品的依赖度根据国际能源署的报告，中国目前已经取代美国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国，并且正在逐步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石油消费国。无怪乎在世界大宗商品市场上，现在中国需要何种商品，该商品的价格就会水涨船高。面对当前的国际能源形势和全球气候变化的挑战，中国作为后发的大国必须探索出一条不同于发达国家发展历史的、崭新的发展道路，既要保证人民的生活得到持续的改善、国家实力不断增强，又要相对减少对能源、资源的依赖。即使是从长期国家能源安全和短期抑制成本拉上型通胀的角度看，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调整，降低生产对国外资源的依赖迫在眉睫。另一方面，扩大中国政府和企业在能源输出国和大宗商品市场上国际影响，从而增强在国际市场中的定价权也是必须抓紧进行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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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折旧时应对通货膨胀的措施

目前大多数企业资产折旧采用的都是平均年限法。这种方法优点很多，但正如上文所探讨的，在通货膨胀时期有两个明显的缺点，其一是不能调整因通货膨胀引起的币值上升对企业经营产生的影响。平均年限法的计算方法，只是将固定资产原始账面价格除以预计可使用年限，每年分摊的折旧额是固定不变的，即使在通货膨胀时期，企业也无法增加折旧额。其二是财务报表远不能反映企业真实的经营情况[3]。采用年限法计算的折旧额因为不能体现出物价上涨对固定资产的影响，因此不能准确反映其实时价值。而通过每年的折旧额计算出的利润、所得税甚至股利分配的金额都是相对不准确的，这就影响了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削弱了财务报表的真实性和可靠性，企业管理层依据财务报表进行的一系列的投资、筹资等活动可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失误，甚至可能导致决策错误，影响企业的前景。

（一）引入宏观经济通胀率计算资产折旧资产折旧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补偿企业购置可折旧资产的原始成本。那么，真实的折旧就应该如实反映宏观经济的通货膨胀率。以现行税法要求企业采用的直线法计算资产折旧为例，年折旧率=（1-残值率）/预计使用年限，在引入宏观经济膨胀率后，计算公式应相应作出调整改变。对一些通货膨胀率高的可折旧性资产，应当综合考虑相关因素。另外，在引入通货膨胀率时，还应当充分考虑到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状，考虑到各行业资产利润率的悬殊差距，分地区、分行业制订不同的折旧率。将资产折旧带来的税收实惠向中西部发展地区倾斜，向朝阳产业倾斜，向公益性低利润产业倾斜，用好资产折旧这根经济杆杠[4]。由于通货膨胀率一定是个动态的变率，建议取一定阶段的平均值纳入考虑。

（二）以重置成本取代原始成本进行折旧不少学者曾探讨提出以重置成本代替原始购置成本进行折旧，其实不无道理。会计学和金融学上也都强调了货币的时间价值。通货膨胀和货币的时间价值并不矛盾，通货膨胀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货币的时间价值。因此，在通货膨胀时期，应对企业的资产进行重估，并以重估价值入帐，调整计算出固定资产的应当折旧额，以此为依据，计入费用，进行纳税。以重置成本取代原始成本进行折旧，使固定资产的消耗更接近于实际的消耗，笔者认为相当于是考虑了资金的时间价值。这就保证信息的真实性与准确性，保证累计折旧在固定资产报废时，能重置原来的生产能力，保证固定资产的更新速度。

（三）提取固定资产通货膨胀准备不论通货膨胀以何种数率存在，它都是无法避免的社会经济现象。面对这个长期性经济问题，政府可以考虑允许企业采用提取固定资产涨价补偿准备，以此避免进行资产重估带来的成本过高、工作量过大的实际问题[5]。与企业坏帐准备，存货跌价准备各类“准备”科目相类似，可以通过设置一个固定资产通货膨胀准备科目，重估固定资产在通货膨胀后的折旧额。与原折旧额相比，提取通货膨胀后新增折旧额，纳入“固定资产通货膨胀准备”科目管理，允许企业税前扣除，既可鼓励企业加快设备更新换代，提高产值产量。同时又能够真实反映企业资产的实际面貌，为企业内部和外部会计信息使用者提供贴近真实的数据，帮助做出正确判断。对企业本身来说，企业账面的资产负债率提高，增强了资金利润率，信用筹资将会相对容易，筹资成本也相对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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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阶段，实行IT的国家有新西兰、智利、加拿大、以色列、英国、瑞典、澳大利亚、芬兰、西班牙等9个。由于在实践上IT刚刚兴起，因此理论上对它的研究并不是很多，总的说来，在这一阶段，IT的理论包括基本的概念和技术都不成熟，甚至对通货膨胀目标(inflationtarget)和通货膨胀定标(inflationtargeting)这两个最基本的概念都不加区分。

1.《1989新西兰储备银行法》和《政策目标协议(PTA)1990—03》无疑是IT最重要的文献，两者基本奠定了IT的总体结构框架。

(1)《1989新西兰储备银行法》第8—15条、49条、53条对中央银行目标、独立、责任、透明等方面进行了明确规定，第16—24条规定了新西兰储备银行在汇率政策上的处置权限。该法成为其他国家在修订中央银行法时认真研究和借鉴的主要文献。

(2)根据《1989新西兰储备银行法》，财政部长和储备银行行长签订的关于货币政策目标的合同也被称为政策目标协议(简称PTA)。1990年3月的PTA又简称PTA(1990-03)。PTA(1990一03)规定价格稳定的具体目标是到1992年底，通货膨胀率达到0-2％。在货币政策的历史上，PTA(1990-03)是一个具有划时代的协议，标志着IT这一货币政策框架的诞生。

2.由于IT在9个国家相继得以实施，因此理论界出现了介绍这些国家实施IT情况的文献，这些文献集中反映在由Leiderman和Svensson(1995)编著的《通货膨胀目标》和Haldane(1995)编著的《钉住通货膨胀》这两本书中。尤其是后者，实际上是1995年英格兰银行举办的有关IT理论研讨会的综述与总结。有关内容包括：IT的目标和信息以及IT的技术问题等。

由于IT实施的时间不长，这一阶段很少有学者对IT的效果进行实证评估。Ammner和Freeman(1995)与Freeman和willis(1995)最先用VAR模型对IT的效果进行了实证研究。他们发现：在新西兰、加拿大和英国，通货膨胀下降得比预计的要显著，表明IT是有效的，但IT的反通货膨胀成本比较模糊；IT增加了货币政策的可信度(长期利率下降)，但这种效应似乎并不长久。

二、第二阶段：IT理论基本定型

在这一阶段，IT的实践得到了新的发展，从1997年到2000年相继有捷克、韩国、波兰、墨西哥、哥伦比亚、南非、泰国等8个发展中国家宣布实行IT。实践大大推动了IT理论的进步。

在这个阶段，IT理论文献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1.IT的定义。

(1)框架性定义，也称实践性定义：IT就是货币当局在公开宣布对一个数值化(点或区间)的通货膨胀率承诺的基础上，货币政策决策行为和公开解释，包括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责任性的透明度等方面内容，是“有约束的相机抉择(constraineddiscretion)。”IT并不是像有的学者和倡导者所主张的那样代表一种坚不可摧的规则，相反，IT最好被理解成一个框架，其主要优点是增加了政策的透明度和连贯性，相机抉择有所限制，但仍有相当的灵活性(Bernanke和Mishkin，1997)。

(2)最简单的IT规则性定义是：货币当局明确宣布一个通货膨胀率作为未来一定时期的货币政策中间目标，中央银行对未来的通货膨胀作出预测，如果预测值大于目标值，则提高利率，如果预测值小于目标值，则降低利率，如果预测值与目标值大致相等，货币政策保持不变。Svensson(1997)首次明确提出了预测通货膨胀定标(inflationforecasttargeting)这一概念：“IT隐含的就是预测通货膨胀定标，预测的通货膨胀变成了中间目标。这样有助于货币政策的实施和监督。”预测的通货膨胀率比最终目标有更强的可控性和可测性；它有良好的透明度，更容易与公众交流，更容易被公众理解。

这里所说的规则是目标规则(targetrule)而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工具规则(instrumentrule)。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目标规则是前瞻性的，货币政策工具设定在预测通货膨胀率和目标相等的条件下，这是一个内生的反应函数；而工具规则是后顾性的，政策工具是在反应函数中直接根据当前的信息设定的。

2.IT的假设和前提。IT的假设实际上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为什么要实行IT这个问题；IT的前提条件大多与IT能否在发展中国家实施有关。

(1)IT的假设与货币政策目标理论密切相关，也就是说当承认货币政策的目标是价格稳定时，这一问题的大部分实际上已经得到解决。

Debelle(1997)认为IT的一个显著特点是通货膨胀率成为货币政策压倒一切的目标，其主要理由是：近年来重新强调价格稳定是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对通货膨胀目标的承诺有助于消除货币政策中的通货膨胀偏向；货币政策工具与通货膨胀的联系比以往通过中间目标的联系更加稳定。

Masson，Savastano和Sharma(1997)认为实行IT的最简单的理由是为了保持一个“低且稳定的通货膨胀率”，而这又依赖于五个假设：从中长期来看，货币供给量的增加是中性的；通货膨胀都是有成本的；货币在短期内是非中性的；货币政策影响有不确定的时滞；相机抉择有“动态不一致”性，需要“承诺技术”。

(2)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实行IT的大多是工业化国家，有的学者据此认为IT只能在工业化国家实施，而发展中国家要成功实行IT，则需要满足相应的条件，否则难以实行IT。

Masson，Savastano和Sharma(1997)，Debelle等(1998)首先提出了IT的前提问题，认为这些前提包括：中央银行实施货币政策必须有一定程度的独立性，虽不必有目标独立性，但至少应该有工具独立性；货币当局没有对其他名义变量(工资、名义汇率)水平和路径的承诺。

由于IT需要相当严格的技术条件和制度保障，这些都不是发展中国家所能具备的。因此他们认为至少在近期内还不可能通过实行IT来改善货币政策。

3.IT的模型。由于标准的总需求一总供给模型主要涉及产出和价格水平，而不是中央银行的政策目标，因此这种范式不能解释IT。此外作为一个货币政策框架，IT也很难完全用模型来加以描述，因为IT的一些特征如透明度和责任制难以模型化，较常见的模型主要是反映IT的反馈规则。IT反馈规则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前瞻性，强调通货膨胀预期的作用。

(1)Haldane(1997a，1997b)提出了一个比较简单的IT前瞻性政策规则理论模型：

It=γ(Etπt+j-πT)

上式中，it表示t期的名义利率，Et是以t期和更早的时期的信息为条件的期望算子，πt+j是t+j期的通货膨胀率，j就是定标的时间跨度(targetinghorizon)，具体由货币政策传导时滞决定，γ(＞1)是反馈系数。公式是对IT的最简单的理解：当中央银行在t期预计未来t+j期的通货膨胀将高于目标值时，应该提高利率，反之则应降低利率。

(2)Svensson是目标规则论的主要倡导者，Svensson(1997a)模型是最优化模型的代表。学术界应用得较多的这个模型，如Pierre-RichardAgenor(2000)中所讨论的模型等。Svensson(1997a)模型可以简单地用以下几个公式来表示：

πt+1=πt+α11yt+α2xt+εt+1

yt+1=β1yt-β2(it-πt)+β3xt+ηt+1

xt+1=γxt+θt+1

其中，πt=pt-pt-1,pt是价格水平的对数，πt表示通货膨胀率，yt是产出缺口的对数，长期自然产出正规化为零，xt是外生变量，ηt、εt、θt是白噪声，it是名义利率，α1，β2＞0，其它系数是非负的，且β1，γ＜1。

再假定货币政策由一个目标通胀为π*的中央银行来实施，中央银行在t期选择名义利率{it}τ=t∞t∞。以最小化损失函数L：

4.IT的设计技术。在符合基本前提的条件下，如何具体实施IT?Haldane(1995a，1997b)把这个问题称为设计技术(designtechnique)。IT设计技术可大体概括为目标技术、分析预测技术和决策治理技术这三种。但设计技术问题并不是一个IT所特有的，事实上任何一种货币政策都有设计技术问题。

(1)目标技术：Haldane(1997a，1997b)认为应该考虑价格指数的选择(choiceofpriceindex)，点(point)目标与区间(band或range)目标及时间跨度(horizon)的确定，汇率和货币条件指数(MCImonetaryconditionsindex)等问题。

(2)预测技术：IT要求中央银行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信息来预测通货膨胀，因此对IT的成功实施的主要挑战是预测技术。值得一提的是扇形图技术，这也是英格兰银行对货币政策分析的主要贡献，这种方法不是点预测而是概率分布(probabilitydistribution)预测。

(3)决策治理技术：主要是指中央银行治理中关于货币政策委员会(MPC)的组成和决策规则，英格兰银行的MPC是个成功的典范。

①MPC的组成：MPC应该由专家组成，成员中最好没有政府、行业、部门的代表；MPC的专家应该有不同的专业特长，因为专业结构类同的MPC往往不能发现他们能力所及范围以外意想不到的威胁。

②决策规则：MPC的决策应该由MPC集体投票决定，由行长个人决定比较罕见(以色列、新西兰)。其中集体决定又有投票表决和一致通过两种，大多数是采用投票表决的形式。

4.IT的宏观效果。IT的宏观效果主要是指实行这一框架后对通货膨胀、利率、产出等宏观变量的影响，宏观效果有“相关论”和“无关论”之争。

(1)极大部分支持IT的学者持“相关论”思想，他们认为，由于实行了IT这一货币政策框架，中央银行的可信度大大增加，在实现价格稳定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Neumann和Hagen，2002)。

(2)“无关论”者认为，如果单独考察IT国家，可以发现IT国家的表现确实改善了很多。但这并不只是发生在IT国家，非IT国家的表现同样得到了改善。虽然IT国家的改进比非IT国家要大，但正如矮个子人的子女比他父辈长得稍高一样，这是一种自然“回归”现象。因为1990年代早期，IT国家的经济表现普遍比非IT国家较差些。一旦控制这方面的因素，IT与非IT的表现差别就会消失(Ball和Sheridarl，2003)。

但一个比较保守的结论是IT至少有锁定已取得的利益的作用，不会对宏观经济产生危害，而且未来可能对提高经济运行状况有一定的作用。

三、第三阶段：IT理论日趋完善

在这个阶段，相继又有挪威、冰岛、匈牙利、秘鲁、菲律宾等5个国家实行IT。

这个阶段IT理论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IT的数理模型大量出现。数理模型实际上在IT理论的第二阶段已经出现，但进入第三阶段后IT理论所运用的数学工具日趋复杂和高级。这也是IT理论日益融入主流宏观经济理论的标志和结果。

(1)最优规则的理论：Woodford和Svensson(1999，2003)主要论述了通过预测的通货膨胀来实施最优政策的；Svensson(2002)认为IT应该公布中央银行的损失函数以提高透明度，消除对“通货膨胀目标痴迷者”的误解；Svensson(2005)对目标规则和工具规则进行了深入研究。

(2)IT的独立性、透明度、责任制度：IT增加了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有利于增加货币政策的稳定性，IT确定了中央银行表现的衡量标准，责任和稳定的交替依赖于透明度，也就是对中央银行表现的监督能力。实行较长的中央银行行长任期对责任制度产生了威胁，但解雇规则有助于增强中央银行的责任walsh(2002)。

2.国别比较研究：由于IT实施已经有了较长的时间，而且实施的国家较多，因此比较研究的可靠性也大大增强。按照Kuttner(2004)的说法，IT已进入了“青春期”，虽然没有完全定型，但也显示了比较明显的实践特征。从全球范围的广泛视角对IT进行比较的文献也随之大量出现。

这些文献主要比较了IT实践的特征、产出和通货膨胀的动态模拟、通货膨胀报告、货币政策委员会决策规则等。

Mishkin和Schmidt-Hebbel(2001)认为IT已被证明是一个成功的货币政策框架；IT与中央银行的独立性、透明度和责任制是相互加强的；IT有助于降低通货膨胀率，也有助于降低损失率和产出波动性；IT有助于降低通货膨胀预期，从而有利于更好地应对供给冲击，IT已经受过逆向冲击的考验；IT也考虑了实际经济的因素，并不是“通货膨胀痴迷者”。

3.发展中国家的IT理论有了新的突破。由于已有许多发展中国家实行IT，因此对于能否在发展中国家推行IT已不再是个问题，研究的重点自然转向如何更好地在发展中国家实行IT这个问题上。

Mishkin(2004)等研究后得出的结论是：尽管实行IT需要一定的前提，但也不是说非要等到这些条件都成熟时才能实行IT；发展中国家更加应该重视IT的制度框架问题，其中法定的价格稳定目标和工具独立尤其重要；应该同样重视目标的上限和下限；政府参与设定通货膨胀目标有利于减轻经济目标之间的冲突；中央银行可以对汇率实行“平滑”，但不能使汇率离开市场所决定的水平；IT并不是发展中国家“万能药”，它可能适合于某些国家，但对另外一些国家可能并不合适。

IMF在2005年的《世界经济展望》中把IT的前提概括为4个方面21个指标：

(1)机构独立：中央银行必须自治或免受财政和政治势力的干预。主要有明示的(或隐含的)财政义务，操作独立性(工具独立性），法定目标，行长任期安全(能否被随意免职)，财政平衡状况，公共债务/GDP，中央银行的总体独立性等7项指标。

(2)技术设施：中央银行应该有一定的经济预测能力。主要包括中央银行数据能力、建模能力和预测通货膨胀的能力3项指标。

(3)经济结构：经济应该有一个较低的通货膨胀率、取消价格管制，经济对原材料价格和汇率不是太敏感，美元化程度很低。主要有汇率的渗入、对原材料的敏感性、美元化、贸易的开放度等4项指标。

(4)健康的金融体系：应该有一个稳健的银行体系、较为发达的资本市场，金融稳定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冲突较小。主要有银行资本充足率、股票融资量／GDP、债券融资量／GDP、股票市场成交量、(银行)货币错配、(公开市场)主要债券成熟期等6项指标。

定量研究后得出的结论是：没有一个发展中国家是在完全具备这些前提的条件下才开始实行IT的。

有的学者则认为，发展中国家实行IT应该重视资本流入的“突然停止”问题(Caballero和Krishnamurthy，2005)。由于这些国家的金融部门比较脆弱，而且日益融入全球化，货币政策有可能成为问题的来源而不是补偿。

参考文献：

［1］贺力平.反通货膨胀目标制及其理论依据.经济研究.1998；2

［2］柳永明.通货膨胀目标制的理论与实践：十年回顾.世界经济.2001；4

［3］奚君羊，刘卫江.通货膨胀目标的理论思考—论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重新界定.财经研究.2002；4

［4］王学斌.通货膨胀目标制度对我国货币政策的启示.社会科学辑刊.2003；4

篇7

1990年3月2日，新西兰率先实行通货膨胀目标设定制度，成为这一领域的“开路先锋”。继其之后，实行该制度的国家数目不断增多。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关于成员国货币政策框架类型的划分结果，截至2006年4月30日，曾正式宣布采用通货膨胀目标设定制度的国家达到了26个，目前正在实行的国家共24个（芬兰和西班牙两国因为要加入欧元区的缘故，于1998年6月主动放弃），其中不仅包括发达国家，还包括许多新兴市场国家和转轨经济国家（见下表）。

颇有意思的是，通货膨胀目标设定制度的兴起最初并非源于学术界人士的推动。如斯文森（Svensson,2002）就指出，除了对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和低通货膨胀的好处进行过大量研究，以及著名货币经济学教授古德哈特（Goodhart）曾向新西兰储备银行主席提过关于激励结构的学术建议之外，国际学术界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从未针对通货膨胀目标设定制度开展过任何专门性的研究。按照他的看法，通货膨胀目标设定制度的出现以及其后所赢得的赞誉，在很大程度上应当归功于一些采用国中央银行和金融决策实践者们非凡的洞察力。而现任美联储主席的伯南克（Bernanke,2003）则认为，通货膨胀目标设定制度是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一些国家所采取的货币政策策略——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德国及瑞士的货币政策实践——逐步演变而来的。

尽管通货膨胀目标设定制度的实践已经超过了16年，但至今人们仍没有对其内涵形成广泛共识，这主要是因为在实际操作当中，一个国家是否实行了真正意义上的通货膨胀目标设定制度，往往难以识别，即便的确采取了该制度，各国在不同时期基于不同的考虑，针对货币政策制度安排所采取的具体做法通常又会存在很大的差异[2]。在目前的诸多观点中，米什金（Mishkin,1999）的观点比较具有代表性，他认为通货膨胀目标设定制度是一种包含了五个方面要素的货币政策策略：一是公开宣布一个关于通货膨胀的中期量化目标；二是制度上承诺稳定物价是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其他目标则居于从属地位；三是在调节货币政策工具当中，包括货币总量、汇率在内的诸多变量被用来通盘考虑；四是通过与公众和市场交流货币当局的计划、目标和决定，确保货币政策公信力（credibility）和透明度（transparency）不断提高；五是货币当局实现通货膨胀目标的责任性（accountability）不断增强。

二、通货膨胀目标设定制度的实施

通货膨胀目标设定制度拥有许多明显的优点。例如，通过事先宣布一个量化的通货膨胀目标，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策略高度透明，容易被社会公众感知和理解，有利于增强中央银行执行货币政策的公信力和责任性；与汇率目标设定相比，通货膨胀目标设定制度可以确保货币政策集中关注国内的经济目标，对影响国内经济的各类冲击做出反应；与货币供应量目标设定相比，通货膨胀目标设定制度无须强调货币数量和通货膨胀之间的稳定关系。

然而，通货膨胀目标设定制度也面临着一个关键性的现实

四、简要小结

1、鉴于中央银行无法直接控制通货膨胀率，因此，在通货膨胀目标设定制度下，比较合理和现实的选择应当是以通货膨胀预测值pt+2|t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通货膨胀预测值之所以是一个理想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主要是因为：首先，由定义我们知道，中央银行在t年根据所有相关信息做出的通货膨胀预测值，必然与t+2年的实际通货膨胀率pt+2高度相关；其次，通货膨胀预测值要比t+2年的实际通货膨胀率pt+2容易控制，并且中央银行更多关心的是预测值与目标设定值之间的偏差；第三，与t+2年的实际通货膨胀率pt+2相比，中央银行更容易观测到通货膨胀的预测值，这是因为后者是根据t年的相关信息做出的，通过央行的信息披露和外界的预测，社会公众也很容易就能观测到预测值；第四，通货膨胀预测值十分透明。但必须指出的是，通货膨胀预测值这些优点的关键性前提是，中央银行在t年必须尽可能地收集相关的信息，同时借助经济预测模型，尽最大可能做出符合实际的通货膨胀预测。通货膨胀-[飞诺网]

2、在通货膨胀目标设定制度下，中央银行的政策选择是，根据最小化损失函数值所内生的最优反应函数，确定一个基准利率（或基础货币）水平，使通货膨胀的预测值等于事先设定的通货膨胀目标值。当通货膨胀预测值高于目标值时，中央银行将执行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如通过公开市场操作下调基准利率（从而影响到其他利率）、回笼基础货币等等；相反，当通货膨胀预测值低于目标值时，中央银行将执行宽松性的货币政策。不难看出，通过事先公布一个量化的通货膨胀目标，通货膨胀目标设定制度实际上相当于一种承诺机制，它可以锚定私人部门的通货膨胀预期，同时约束中央银行自身的行为，而在面临各类外部冲击时，通货膨胀目标设定制度又能有效保证货币政策工具的灵活运用。

3、由式（7）给出的最优反应函数，与强调中央银行调节基准利率的“泰勒规则（Taylorrule）”和强调中央银行调节基础货币的“麦克卡伦规则（McCallumrule）”这两种工具规则十分相似，但值得指出的是，它们相互之间还是有着明显的区别。这至少表现在四个方面：首先，通货膨胀目标设定制度下的最优反应函数是一个内生的结果，而泰勒规则和麦克卡伦规则都是外生给定的；其次，泰勒规则和麦克卡伦规则强调的是货币政策工具对当期的通货膨胀和产出缺口做出反应，而通货膨胀目标设定制度下的反应函数则体现出了货币政策的前瞻性特点，强调基准利率或基础货币的变动是为了使通货膨胀的预测值等于目标值；第三，通货膨胀目标设定下的最优反应函数仅仅取决于菲利普斯曲线和损失函数中的相关变量，而泰勒规则和麦克卡伦规则除了取决于这些变量以外，还要取决于总需求方程；第四，在通货膨胀目标设定制度下，反应函数中的系数并不像泰勒规则和麦克卡伦规则中的系数那样是固定的（如泰勒规则中的两个系数均为0.5），并且货币政策工具的变动可能还会受到外生变量xt的影响。

4、长且易变的时滞以及货币政策以外的其他因素，都会对物价水平产生影响，这使得社会公众很难准确地监督和评估货币政策绩效。但实际上，如果中央银行主动与社会公众进行交流沟通，通过特定渠道披露通货膨胀预测值的细节，如一些实行通货膨胀目标设定制度的国家央行定期的“通货膨胀报告（InflationReports）”，社会公众就可以通过观测中央银行的通货膨胀预测值与事先公布的通货膨胀目标值之间的偏差，来监督和评估货币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即使中央银行将自己所做的通货膨胀预测在一定程度上保密，社会公众也可以通过比较自己或其他预测者所做的通货膨胀预测与事先公布的通货膨胀目标值之间的偏差，来监督和评估货币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从而有效防范中央银行的不作为或是机会主义行为。

注：

[1]米什金（Mishkin,1999）对汇率目标设定制度和货币供应量目标设定制度的适用性及其在实践中的弊端进行了分析，具体可参见Mishkin,Frederic,InternationalExperienceswithDifferentMonetaryPolicyRegimes,JournalofMonetaryEconomics,1999,43,pp.579-606。

[2]美国即是一个十分典型的例证。尽管IMF并未将其列入实行通货膨胀目标设定制度的国家，但伯南克（Bernanke）、曼昆（Mankiw）、古德弗元德（Goodfriend）等美国资深经济学家都认为，美国事实上实行了隐性的或灵活的通货膨胀目标设定制度。

参考文献：

1.Bernanke,BenandFredericMishkin,InflationTargeting:ANewFrameworkforMonetaryPolicy[J]?JournalofEconomicPerspectives,1997,vol.11,pp.97-116.

2.Bernanke,Ben,"ConstrainedDiscretion"andMonetaryPolicy,SpeechbeforetheMoneyMarketeersofNewYorkUniversity,NewYork,2003,3February.

3.Bernanke,Ben,TheLogicofMonetaryPolicy，RemarksbeforetheNationalEconomistsClub,Washington,D.C.December2,2004

篇8

一是Barro(1976)在讨论李嘉图理论体系中持续赤字是否导致通货膨胀的问题时认为，一旦政府债务存量的增长率超过了产出增长率，持续赤字就会通过货币化的形式引起通货膨胀。

二是Sargent和Wallce(1981)就时间、利率对财政赤字的影响进行了详实的论证，指出对于给定现值的财政赤字，如果现在较少地采用铸币税（也即货币发行）弥补，即一部分财政赤字由国债发行弥补，则将来势必要用比原本更多的铸币去弥补。

三是Dornbusch(1998)等提出的分析框架，认为通货膨胀对债务存量的实际价值和实际利息率具有显著影响。

四是Wray(1997)等提出的成本效应理论，认为赤字影响总供给。

五是阎坤（2000）认为由于中国中央银行可以在公开业务中收购国债，加之过大的外汇储备，从而形成巨大的货币扩张压力。

这些理论研究表明了通货膨胀和财政赤字之间的理论关系，并为实证检验提供了理论根据。当然不同的学者在不同的国家背景进行的不同时期的观察与研究，在运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后，得出的结果必然有差异。但是至少能说明的一点便是通货膨胀与财政赤字之间的相关性值得研究与探讨。

2财政赤字与通货膨胀的实证分析

2.1研究方法

2.1.1单位根检验法

单位根检验是检验时间序列平稳性的一种正式方法，在序列存在单位根的零假设下，对参数估计值进行显著性检验的t统计量不服从常规的t分布，Dickey和Fuller于1979年给出了检验用的模拟的临界值，所以称该检验为Dickey-Fuller检验，简称DF检验。后MacKinnon又改进了单位根临界值。但在DF检验中，常常因为序列存在高阶滞后相关而破坏是误差值的假设。AugmentedDickey-Fuller(ADF)检验对此做了改进。

（1）无漂浮项且无趋势项：

对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得到一组稳定的时间序列资料。假设数据是一组非稳定的时间序列资料，如果序列的ADF检验t统计量大于使用者要求的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则不能拒绝原假设，表明序列存在单位根，是一非平稳序列。反之，如果检验t统计量小于使用者要求的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则拒绝原假设，序列是稳定的。最终的数据资料需要具有稳定性，以符合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的要求。

2.1.2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法

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是考察序列x是否是序列y产生的原因的一种方法。先估计当前的y值被其自身滞后期取值所能解释的程度，然后验证通过引入序列x的滞后值是否可以提高y的被解释程度。如果是，则称为序列x是y的GrangerCause,此时x的滞后期系数具有统计显著性。通常还要考虑序列y是否是x的GrangerCause。其检验模型为：

检验零假设为：X是Y的非Granger因，即H0∶β1=β2=^=βα=0。由于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对滞后的阶数非常敏感，通常可以依次多滞后几阶，看结果是否具有同一性。Granger因果检验同时要求数据资料具有稳定性，非稳定的数据资料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会出现“伪相关”问题。所以本文要对数据二阶差分，以确保数据资料具有稳定性。

2.2数据搜集与整理

本文以各年的国家统计年鉴为依据，收集了1990年到2006年17年间的数据，我们选取以各年的零售物价指数减去100代表通货膨胀率变量(GRTI),以各年的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代表财政赤字变量(DDEF)。全部数据均来源于有关各年的《中国财政年鉴》和《中国金融年鉴》(见表1)。

本文对这两部分数据取自然对数后进行单位根检验,说明数据是非稳定的。在对其二阶差分的数据再次检验,则拒绝假设,显示二阶差分数据是稳定的,符合GrangerCausality检验的要求。表1为ADF检验结果。表1的检验结果显示,经过二阶差分的数据是稳定的数据资料,符合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对数据的要求。

2.31990-2006年财政赤字与通货膨胀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1）模型设定及样本数据选择。财政赤字引起货币供给量的增加只是导致通货膨胀的一个必要条件,只有当财政赤字引起的货币供给增加量超过经济增长要求的货币需求量时,超过的部分才会引起货币的非经济发行,即成为没有物质保证的空头票子。财政用这部分借款安排支出,无疑会造成社会需求总量的膨胀导致通货膨胀,物价上涨。为此,本文拟通过格兰杰(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对1990-2006年财政赤字与通货膨胀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相应构建的向量自回归(VAR)模型有:



由表3可见,对于财政赤字不是通货膨胀的格兰杰成因的原假设,拒绝它犯第一类错误的概率是0.61205,不能拒绝原假设,表明财政赤字不是通货膨胀的格兰杰成因。第二个检验的相伴概率为0.39958,说明通货膨胀也不是财政赤字的格兰杰成因。可见,财政赤字与通货膨胀不存在紧密的因果关系。通过对表1的观察,我们也可进一步证实上述结论,例如,1996年和1997年财政赤字率为这一时期最低,但1996年通货膨胀率却达到6.1%;而2002年财政赤字率为这一期间最高,为2.64%,但1991年的通货膨胀率却仅为-1.3%。笔者认为,虽然这期间财政赤字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货币供给量的增加,但并没有导致通货膨胀的原因主要在于:财政赤字引起的货币供给量增加幅度还远没有超过由经济增长所要求的货币需求的增加幅度。根据我国在此期间的实际经济情况,我们可以进行一个简单的测算:(1)1990-2006年我国的经济增长率平均在10%左右,而货币流通速度(GDP/M)由1990年的1.224下降到2006年的0.6129,即平均每年下降4%左右,因此,在此期间,我国由于经济增长以及经济货币化所要求的货币需求量的平均增加幅度为ΔY/Y-ΔV/V=10%+4%=14%。(2)1990-2006年我国的货币乘数平均为2左右,而财政赤字占货币供给量的比重平均在1%左右,因此由财政赤字所引起的货币供给量的增加幅度为M(Dgc-Dgc-1)/M=2*1%=2%。(3)综上所述,财政赤字所引起的货币供给量的增加幅度2%远远小于经济所要求的货币需求量的增加幅度14%,因此,在此期间财政赤字并不会导致通货膨胀的发生。

3结论与政策建议



本文在构建财政赤字与通货膨胀联系机制的理论框架基础上,对我国财政赤字的通货膨胀风险进行了实证分析。根据实证研究结果,至少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第一,利用VAR模型,我们进一步对财政赤字与通货膨胀的格兰杰因果关系进行了检验,发现这个时期财政赤字虽然对货币供给量都有一定的扩张性作用,但由于无论从财政赤字率或是财政赤字占货币供给量的比重来看,我国财政赤字的规模仍然被控制在适度的范围内,财政赤字所引起的货币供给量增加的幅度还远远小于经济增长所要求的货币需求量增加的幅度,因此,这个时期中财政赤字没有导致通货膨胀的发生。

虽然从现阶段看,我国财政赤字与通货膨胀之间似乎并不存在紧密的联系机制。但随着今后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深入以及国债市场的逐步成熟,财政赤字规模的增长有可能与利率上升建立必然联系。如果此时政府仍然任由赤字与国债规模的进一步扩大,那么由此引起的利率的持续上升必将迫使央行通过公开市场业务买进国债以维持利率水平,而这种做法的最终结果将使货币供给量不断增加,最终导致通货膨胀的发生。此外,当财政赤字与国债规模累积到一定的程度后,政府信用的可持续条件将会被打破,一旦政府通过国债实现不了预期的结果,那么就只有靠铸币税来弥补所有的财政赤字,那么同样最终会导致恶性通货膨胀的发生。因此,今后我国政府至少应从以下两方面做好对财政赤字通货膨胀风险的防范工作:第一,加强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明确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目标。对中央银行独立性给予法律的保证将有利于割断财政赤字与货币供给量的内在联系,从而限制政府直接通过向央行透支来弥补赤字的可能性。同时,中央银行将“币值稳定”作为首要的货币政策目标将可以有效控制财政赤字所引起的货币间接发行。第二,加强财政收支管理,以有效控制财政赤字规模作为今后我国财政政策的一个基本目标。即使有财政赤字化的情况出现,如果财政赤字能够控制在较小的规模内,其对通货膨胀的影响也非常小。因此,我国政府应以目前实行的稳健的财政政策为契机,通过建立健全现代税收征管体制、优化政府支出结构以及加快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等手段,为逐步缩减财政赤字创造条件。

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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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Darby.Someunpleasantmonetaristarithmetic［J］.FederalReserveBankofMinnepolisQuarterlyReview,1984,24:32-37.

篇9

0引言

自2005年7月21日汇改以来，我国开始施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由于美国经济的衰退，美元持续贬值，造成人民币对美元持续升值，于2006年5月15日首次破“8”，2008年4月10日破“7”，而且还有继续升值的空间。那么人民币升值对我国经济的影响究竟是什么样的呢？

1人民币升值的积极影响此无关

1.1可以有条件的降低进口产品的成本。在进口产品价格的涨幅小于人民币升值的幅度的情况下，人民币汇率升值会使进口的国外消费品和生产资料的价格比以前便宜，有利于降低进口成本。同时对于消费者而言，消费进口产品的价格将大大降低；对于一些企业而言，如果产品价格以人民币结算、原材料从境外采购，如造纸、汽车等行业，其生产成本因人民币升值而下降，从而提升企业利润。

1.2可以减轻外债负担，不论内债还是外债，从借到还都要经过一定的期限，而在此期限里，由于受汇率、利率的影响，债权人和债务人都面临着一定的风险。对于我国的外债而言，作为债务人，随着人民币升值，到期需要偿还的外债本息所需的本币数量将相应减少，因此可以减轻国家和负外债企业的债务负担。

1.3国内居民出国旅游和留学的成本将会有一定程度的降低。人民币升值，可以使人们花费比以前更少的人民币就可以到欧美等地区留学、旅游。

2人民币升值的消极影响

人民币升值是一把“双刃剑”，它给经济带来积极影响的同时，也给我国现行的经济带来了一定程度的消极影响。

2.1不利于我国外贸企业产品的出口同时增加失业压力。对于出口企业而言，其盈利水平与汇率变化密切相关。在产品国际价格不变的情况下，如果人民币相对于某一外币升值的话，则意味着企业与以前相比出口换回的本币数量减少，企业利润下降，严重影响企业的出口积极性，如果出口企业为维持一定利润而提高价格，则会削弱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不利于出口的持续扩大和提高产品国际市场占有率。例如某服装公司每年出口额约1000万美元，2006年3月，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为7.45：1，2010年3月为6.82：1，中间差价高达0.63元，那么因汇率变化公司直接收益便减少了630万人民币。与此同时，这些出口企业大部分是劳动密集型的，由于公司利润减少，一般会采取裁员措施，社会失业压力会逐步显现并加大。随着人民币对美元的持续升值，再加上国内通货膨胀引起的生产成本提高，我国出口企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出口企业的利润空间缩小，甚至会面临生存危机。

2.2金融风险会逐步加大。随着人民币的持续升值、美元不断贬值，增加了债权人的损失。对于外债，作为债权人的国家和企业，随着本币的不断升值，其损失也在不断增加。我国是世界上持有美元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同时是美国最大债权人，在人民币升值、美元贬值的过程中，损失最大。与此同时国际游资和热钱会以各种方式和手段进入我国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这部分资金规模大、流动快、趋利性强，造成金融市场动荡。

2.3通货膨胀的压力不断增加。人民币的持续升值、外资的进入，为了保证国民经济稳步增长，保持社会稳定，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我国货币供应量在持续增长，流动性过剩逐步显现；如果人民币持续升值、外资涌入将推动资产价格上涨，其产生的“财富效应”将引起国内其他产品价格的上涨，这样使我国目前面临通货膨胀的压力加大。

3对策及建议

3.1尽可能的改变结算用外币，学会灵活使用各种金融工具来规避风险。在对外贸易中，要根据变化了或即将变化的经济环境来选择相对比较有利的结算用外币。既然国际上美元、日元相对于人民币持续贬值，那么可尽可能的选择其他的结算用外币如欧元（到目前人民币相对于欧元还是贬值的）或外币组合，来尽量减少自己的损失。

3.2充分借鉴他国经验。例如：日元大幅度升值后，迫使日本汽车制造商（丰田、本田）把企业搬到北美，这些企业在规避风险损失的同时，也造就了今天在北美市场上日本汽车占有三分之一的份额。国内企业可充分借鉴他国企业成功的经验，提高应变能力。

3.3坚定不移促进国内消费，为增加就业创造条件。我国GDP虽然连续多年高增长，但是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中消费在GDP的比重是最小的，通过促进国内消费，可以明显改善并解决就业问题，这种现况在2009年汽车、家电产品下乡、国家税收补贴等政策中已经得到了充分证明。

篇10

1.基于消费者剩余理论估算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弗里德曼的最优货币数量法则认为，在一个货币经济中，为保证完全竞争的均衡达到资源配置的有效性，名义利率必须等于零，此时通货膨胀所造成的扭曲最小。因此，最优通货膨胀率是使得名义利率等于零时的通胀水平。当经济中通胀率高于最优通胀水平，即名义利率大于零时，货币均衡配置不再是一个帕累托最优配置，此时社会福利下降从而产生福利成本。Bailey(1956)认为通货膨胀就像是对货币征税，货币征税(通货膨胀)的福利损失就是位于货币需求曲线下方，生产货币的社会成本上方之间的面积。当生产货币的社会成本为零时，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就是逆货币需求曲线下方的面积，即名义利率从i减少到0时所能获得的“消费者剩余”，这一推论与Friedman的最优货币数量法则相符。

随后，很多学者在Bailey的基础上进行了深入研究，如Marty(1967)得出了在有产出增长和考虑货币流通速度的通货膨胀福利成本计量结果。Barro(1972)认为通货膨胀提高了人们的交易成本，人们会加快支付的频率，也会减少使用货币来进行交易。因此，他重建了货币需求曲线，重估了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Craig和Rocheteau(2005)先利用Bailey(1956)的方法，通过log-log型货币需求函数和semi-log型货币需求函数计量了在传统方法下的通货膨胀福利成本，指出Bailey(1956)的方法实际上是一个假设掉外部性、一般均衡效应(generalequilibriumeffects)和分配效应(distributionaleffects)的局部均衡模型，它一个重要的隐含假设是实物资产的报酬率与通货膨胀无关。

消费者剩余方法虽然为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提供了一种简单、便捷的计算方法，并开了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研究的先河，但这一方法由于缺乏必要的微观基础，因而无法对个体在约束条件下的最优行为进行研究和分析，也无法对形成宏观的加总的个体进行推测和判断。与此同时，这一方法也受到一些学者的质疑。如一些学者认为即使通胀率为零，名义利率仍可能为正，这样持有实际货币余额仍然可能有正的机会成本，无效率仍然存在。因此，以通货膨胀率为纵轴计算货币需求曲线下方位于零通胀率和另一通胀率之间面积的计算方法有可能低估实际的福利成本。如Foster(1972)计算了完全预期为4%的通胀率相对于零通胀率的福利成本小于产出的0.05%。Garfinkel(1989)得到4%的通胀率相对于零通胀率的福利成本为国民收入的0.3%。这些估值远小于其他经济学家的估计。Laidler(1990)认为消费者剩余方法的前提条件是当名义利率改变时，货币需求曲线的位置不变，只是沿着货币需求曲线移动。这就需要假定实际余额的边际效用独立于其他商品的需求，而这一假设条件事实上限定了这种计算方法是一种局部均衡的方法。Gillman(1995)指出了这种错误的根源在于Bailey认为在稳定价格时的福利成本就是为零，但是，这种认为的零福利成本和真正的零福利成本却有很大的不同，其差额有时竟可以高达50%。基于这一方法存在的缺陷，一般在对问题进行分析时，这一方法主要用来进行补充性说明。

2.基于Sidrauski模型的补偿变量法(CompensationVari-ableApproach)。这一方法在Sidrauski模型(1967)的基础上应用了福利经济学的补偿原则思想。Sidrauski模型将货币直接进入效用函数，由于这种内含货币效用函数方法允许我们根据一个符合经济人最优行为的货币需求模型来计算通货膨胀的成本，从而使通货膨胀升高所引起的实际货币持有额下降直接表现为个人效用和福利的变化。福利经济学的补偿原则思想认为，市场价格的变动肯定会影响人们的福利状况，很可能使一些人受损，另一些人受益，多数情况下很难实现帕累托最优，此时关键是如何对受损者补偿，以实现社会福利的改进。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补偿变量法认为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就是在某一通货膨胀水平下，应补偿给家庭多少额外的收入才能使家庭在给定利率的均衡状态所获得的效用水平与名义利率等于零时的效用水平相等。这一方法考察了通胀给社会中每个人所带来的获益或损失，从而增加了必要的微观基础，为我们从个体效用函数出发，分析在预算约束和资源约束下计算通货膨胀的稳态福利成本提供了一个方便好用的框架。因此，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该方法得到了普及。

Lucas(2000)用收入补偿的思想，以Sidrauski(1967)的一般均衡模型为框架，对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给出了估计方程。Lucas定义在名义利率i下的福利成本w(i)是收入的百分比，即用使得家庭在名义利率为i和0时达到福利水平无差别的收入差额，估计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在实证方面，Lucas利用美国1900-1994年的数据，估计得到：对于美国经济，10%的通货膨胀率对于消费者的福利损失仅相当于消费者总消费水平的1.3%，即如果要保证在通货膨胀率10%和通货膨胀率为0时消费者的福利水平是一样的，那么必须增加消费者约1.3%的收入。*

Jones、Asaftei和LianWang(2001)在Lucas(2000)研究的基础上，加入了货币总量理论(monetaryaggregationtheory)，从而建立了一个包含现金和利息的一般均衡模型，弥补了前人研究中将M1层次货币全部视为无息资产的缺陷。他们发现，由于个体持有现金(无息的)的份额与持有生息储蓄的份额相比是非常小的，并且在稳态下持有生息储蓄的份额是不随通货膨胀率的变化而变化的，因此，从这个一般均衡模型中计量得出的通货膨胀福利成本比前人的研究结论小得多。

虽然补偿变量法并没有说明为什么货币、尤其是没有实物资产支持的纸币会产生效用，但这一方法将货币直接进入效用函数，而且该模型具有的货币超级中性性质表面、效用函数的另一个变量——实际消费不随通货膨胀率变动而变动，从而使福利成本计算得以简化。不过利用这种方法研究通货膨胀的福利损失时，在选择适当函数以及对模型中的参数进行赋值时，常常需要主观事先判断和利用经验来为参数设定不同的值，这势必会导致因参数赋值的不同而出现不同的测算结果。

3.基于McCallum-GoodfriendFrame-work估计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这种方法通过引入交易技术方程将货币给消费者带来的效用间接化。McCallum-Goodfriend(1987)建立了一个购买——时间(shopping-time)模型，这一模型假设时间和货币共同为购买消费品提供交易服务，并且时间和金钱在实现交易方面可以互相替代。交易服务技术决定了在既定的消费和货币持有水平下所必须花费在购买上的时间。购买时间模型从时间的角度来理解和度量通胀的福利成本：在家庭持有货币数量一定的条件下，更高的通货膨胀率导致货币贬值，降低了家庭的实际购买力，家庭不得不花费更多的时间来获取同样数量的消费品，从而减少了劳动时间或休闲时间，因此，造成了福利损失。SimonsenandCysne(2001)研究了在购买-时间模型中包括有息资产的情形，并从理论上给出了福利成本的上下界。Cysne(2004)研究了连续时间下的购物时间模型，并得到了福利成本的解析表达式，他还从理论上讨论了引入家庭异质性的通货膨胀福利成本。

除了上述三个比较代表性的方法外，经济学家还提出了其他一些计量方法。如Fischer(1981)将货币和其他资产同等看待，把货币看作是资源跨期转移的载体，建立了一个禀赋经济的OLG(overlap—generation)模型。LagosandWright(2005)首次利用货币寻介理论，估计了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Imrohoroglu(1992)刻画了在一个收入波动且没有保险经济环境里，经济个体为平滑自己的消费而持有货币的计量通货膨胀福利成本模式。

二、对目前中国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研究的启迪

反观国内，当前对通货膨胀的研究仍主要集中在成因、对策等定性方面，而专门针对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研究则很少，且大多是基于国外已有的研究，主要利用国外研究中已有的模型对中国的通货膨胀福利成本进行估算。如欧俊和李花(2006)利用Bailey(1956)研究方法对中国通货膨胀福利成本进行了估算；陈彦斌、马莉莉(2007)分别使用消费者剩余方法、MIU模型和CIA模型计算了中国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谢赤(2002)则在购买-时间模型下讨论了金融创新对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理论上的影响；陈利平(2003)在一个引入消费攀比的Shopping-Time模型中讨论了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龚六堂、邹恒甫和叶海云(2005)利用他们研究的框架，在Lucas模型基础上，应用Kruz(1968)和Zou的思想，把消费者的财富引入效用函数，给出了货币供给的改变对经济不确定影响的分析。

但问题是这种利用国外研究中已有的模型对中国通货膨胀福利成本进行估算的方法存在较多的局限性，因为纵观通货膨胀福利成本计量方法的发展，尽管不同经济学家的模型有所不同，但其基本思想是一致的，都是基于货币对于公众的有用性或者货币能提供给公众便利为出发点，进而考虑通货膨胀率的变化如何影响公众的货币持有，并引起公众效用的变化，从而对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进行计量。由于公众效用本身的抽象性和现实情况的复杂性，已有的关于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计量方法或多或少都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此外，国外既有的研究大多基于美国的经济背景，而中国的社会经济状况与美国有许多不同的特殊情况，在一定程度上也制约着中国通货膨胀福利成本计量的准确性。

1.已有的研究所采用的模型大多是引入货币的效用函数模型框架，加上各种外部约束来推导货币需求，进而对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进行计量。但从各种模型的计量结果来看，各种模型间不仅存在不小的差距，而且其结论也存在较大的差异。

2.已有的研究大都只限于在稳态下得出的比较结果，而当通货膨胀率剧烈波动或迅速上升(下降)时，实际的通货膨胀福利成本会与稳态下的计量结果产生不同程度的差距。这使得已有模型的结果其实用性大打折扣。

3.很多模型都假设名义变量对真实变量不产生影响，即货币和通货膨胀是中性的。这与很多现存的研究结果相悖。尤其在中国，由于经济的市场化程度仍然不高，货币冲击对经济实体的影响与货币主义的前提假设不符，货币中性依然是一个长期争论的问题。

4.国外既有的研究大多基于美国的经济背景，而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经济发展走出了一条相对独特的中国式发展之路。如中国至今还存在明显的二元经济特征，城市和农村在使用活期存款时的便利性方面有很大不同、活期存款普遍是付息的，这意味着货币层次的选择上M0和M1都不准确。

5.已有的研究大都将名义利率作为通货膨胀福利成本函数的自变量，从名义利率的角度来计量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其隐含假设为名义利率的水平和变化，可以反映出通货膨胀的水平和变化。但在中国，由于资本市场还不够成熟，利率市场化的机制尚未完全建立，利率水平的反应比发达国家相对更迟缓，也更具有粘性。因此，根据名义利率计算通货膨胀福利成本有时无法反映中国的真实情况。

基于上述原因，我们在对中国的通货膨胀福利成本进行研究时必须在把握主流分析的基础上，根据中国的现实约束条件，提出适合中国国情的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研究的理论框架和实证研究，只有这样才能对我国采用货币政策等宏观调控措施以来的各期通货膨胀福利成本水平作出正确计量和评价，并对中国通货膨胀率的确定给出一个社会福利的考核标准。

参考文献：

[1]Bailey，MartinJ.TheWelfareCostofInflationaryFi-nance，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1956，64(2)，93-110

[2]Sidrauski，M.RationalChoiceandPatternsofGrowthinaMonetaryEconomy，AmericanEconomicReview，1967，57(2)，534.

[3]Lucas，RobertE.Jr.InflationandWelfare，Econometri-ca，2000，68(2)，247-274.

[4]McCallum，BennettT.，MarvinS.Goodfriend.DemandforMoney：TheoreticalStudies，intheNewPalgrave：ADictio-naryofEconomics，ed.ByJohnEatwell，MurrayMilgate，andPeterNewman.，London：Macmillan；NewYork：StocktonPress，1987，775-7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