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文化论文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温州文化论文，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一）儒家文化在婺州的植入与传播

早在春秋战国期，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就已经被称为“显学”。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学取得了“国家意识”的合法身份。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儒学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可以说，儒家文化构成了中国文化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然而儒家文化的这种影响明显表现在以北方为政治中心的黄河流域。在南方，尤其是江浙一带儒家文化是何时进入的呢？在吴越贤者的《越绝书》以及赵晔的《吴越春秋》中都提到了子贡这个人物，二书称赞说，“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霸越”，并认为“子贡被认为和孔子是唇与齿的关系，相去不远，其角色就是亚圣”[3](135)。由此可见，儒家文化早在春秋时期已经进入了浙江一带，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南宋时期，孔子后裔的一支定居婺州榉溪，由此奠定了中国孔子的第三圣地——婺州南宗。婺州南宗孔氏家庙的建立对儒家文化在当地的发展有着重要的、直接的联系，儒家文化的广泛传播对当地人的文化和生活起到了重要的影响和潜移默化作用。婺州南宗确立之后，孔氏后裔们秉承孔氏家族的理念，传承孔子儒学文化，对内忠孝持家、教儿育孙，对外开办学堂，教授邻里。据《榉溪家谱》记载，“杏园书塾当时由山东曲阜携带的书籍文物均珍藏于此，评事公端躬和松阳县丞孔挺公曾在此开檀教学”。[1](65)此外，婺州南宗的孔子后裔们还以儒家精髓思想命名建造了多个建筑，警醒自己和后人们谨记先人教诲，如“九思堂”“学忍堂”、“九德堂”、“上宗祠”等。“九思堂”取自《论语•季氏》，孔子所倡导的“九思”，“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在榉溪建的九思堂以及学忍堂、九德堂、上宗祠等均是从不同的方面体现出“仁”、“义”、“礼”、“孝”等儒家文化的精髓。孔氏后裔们以“明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治隆平”[4](170)为宗旨，人人都恪守着儒家的“礼”，传播着“仁”，促进了南北的区域认同，促进了社会和谐。

（二）吴越文化语境下，婺州儒家文化的发展和变异

吴越文化指有人类活动以来存在于先秦时代吴、越立国地区的一切文化现象，主要是存在于江、浙、沪地区及皖赣之一部分。吴越文化的地域位于长江中下游，江河湖海润泽了江浙人，形成了独特的文化传统。其主要特征是“工商皆本、求新求变、崇文重教、务实趋利”[5](1170)。而儒家文化则是存在于北方的齐鲁文化的核心，儒家文化倡导血亲人伦、现世事功、修身存养、道德理性,其中心思想是孝、弟、忠、信、礼、义、廉、耻,其核心是“仁”。其文化特征是：“重农抑商、尊礼重教、守成求稳、重义轻利”。[6](74)两者早在春秋时期就有了交流，而随着孔子后裔的南迁于婺州、衢州，儒家文化与吴越文化开始更加密切的联系，碰撞和融合。婺州地区自古以来就是学术繁昌之地。宋元以来，以陈亮为代表的永康之学，以吕祖谦为代表的婺学，以何基、王柏、金履祥、许谦为代表的北山学派，都对中国文化的演进产生过深远影响。[6](74)孔氏南渡使之得以“近圣人之居”[7](519)。榉溪孔氏与婺州学者的交游广泛而密切，他们对榉溪孔氏十分敬仰、评价很高，对婺州南孔士人的学养、品行、忠义精神与诗礼文化推崇有加。据《磐安县文化志》载作为“北山四先生”之一的宋濂为丹山书院山长孔克英（榉溪人)撰写墓志铭。孔克英系孔子55代孙，元朝学者，宋濂曾在金华山听其讲学，并说道“缙绅方满座，而府君扬擢古今，陈义甚高者，盖忻然无倦色”[1](65)。在儒家文化与吴越文化相濡以沫的几百年间，它们相互影响具有吴越特色的大儒辈出还涌现了南宗永嘉学派、永康学派等多个学派与学说体系。他们所倡导的“义利双行”的价值观、“知行合一”的认识论，求真务实的理性精神已经不是儒家文化或者是吴越文化的单纯体现了，而是在吴越文化语境下儒家思想文化在发展传承的同时也经历文化的变异。这种变化更适应吴越的文化语境，更符合当地民众的精神诉求，同时这种变化何尝不正是儒家文化自身的发展和完善。婺州南宗不但克服了文化横移过程中的水土不服现象，也没有产生“桔生淮南为橘，生于淮北为枳”的现象，同时儒家传统文化在保持正统性的同时又表现出与吴越本土文化和谐共荣的独特性。正如先生所说，中华文明体系具有“多元一体”的特征，儒家文化和吴越文化这两支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主体文化，它们互相存在，互相撞击、互相融会、互相补充，从而成就了中华文明博大精深、刚柔互济、绚丽多姿、绵延不绝的特性。[8](70)

（三）婺州南宗与衢州南宗、曲阜阙里的区别与联系

曲阜阙里是儒家文化的发源地，也是儒家文化的核心。婺州南孔与衢州南孔是在同一历史时期、相同的文化背景下南迁的，孔子四十八代嫡孙衍圣公孔端友受封定居衢州，而因为父守墓的孔端躬定居婺州榉溪。同为孔子圣地，为什么衢州南宗被人广泛关注而婺州南宗却鲜有人知呢？众所周知，儒家文化强调“礼”，且“礼”在国家秩序方面表现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在家族中表现为长子嫡孙制。孔子的嫡派后裔们有一个世袭封号，世袭封号西汉元始元年开始，当时汉平帝为了张扬礼教，封孔子后裔为褒侯。到宋仁宗至时期改封为衍圣公，后代一直沿袭这个封号。而历代衍圣公都成为孔氏家族的核心。同为孔氏后裔的两支孔氏族人分别定居衢州与婺州，而衍圣公孔端友无疑是朝廷与社会认同的儒家的核心。南宋时期从孔端友到孔洙衢州共有六位衍圣公，他们希望南宋统一国家、收复失地，“具言陛下食不重味，居不求安，思雪大耻，图复故疆之意”[9](91)，可见其在政治中的重要地位。衢州南宗的这种重要地位在元朝建立之后、孔洙让爵时期发生改变，之后衢州南宗经历了200年之久的家道中落，直至明初南宗复爵。但是衢州南宗始终与国家的历史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历史也还衢州南宗一个倍受关注、广为人知的南孔圣地的盛名。除了身居深山、地理交通不便等自然条件之外，婺州南宗的孔氏后裔们恪守“礼”道，恪守“兄友弟恭”的先人教诲，不争名夺利，儒家思想的“谦”、“和”或许是婺州南宗不被人知的深层人文原因。婺州南宗如榉溪的流水一般默默地流淌，传承着儒家文化，默默地支持衢州南宗的孔氏正统。正如婺州南宗孔氏家庙的对联中所说—“支无异派”，同是孔氏后人的婺州南宗和衢州南宗两支派系之间一直保持着联系，同时也与曲阜阙里保持着血脉相连的沟通。据记载，“榉溪孔氏曾先后6次前往曲阜谒林，清朝乾隆皇帝赴曲阜祭孔，衢州婺州也各派代表参加大典”（见榉溪孔氏家庙内前言介绍）。元皇庆元年(公元1312)，孔济中一行北上谒林，曲阜宗长孔思凯《赠孔济中还南稿》诗云：“派出尼山本一宗，孙枝绍祖德修同。金衢岁久成家业，湖海心诚谒圣容。祖宴醉归槐市月，春衣香惹杏檀风。还期南北同思勉，宦泽书香万古隆。”[9]婺州与衢州的孔氏后裔们不仅在孔氏家族事务方面有着密切的联系，在文学方面也有着深刻广泛的交流。其中许谦、吴师道、黄溍、胡翰、宋濂等婺州的名儒们与衢州的学者最为密切，他们的交流推动了儒家文学在江浙地区的传播和发展。婺州南宗与衢州南宗以及曲阜阙里的频繁交往，促进了南北文化之间的融合，同时也密切了同宗共祖的孔氏亲情。

篇2

断续增长模式是指两个企业文化生命周期结合处，由于没有采取有效的措施进行企业文化创新，而使企业核心竞争力小幅下滑，如图1所示。

1.2持续增长模式

持续增长模式是指在两个企业文化生命周期结合处，通过进行合理、有效的企业文化创新，使企业核心竞争力持续提升，不至于使核心竞争力因其他原因而大幅下降。

1.3循环往复模式

循环往复模式是指两个企业文化生命周期结合处，由于企业根本没有处理好两个周期结合点，没有进行企业文化创新，而使企业核心竞争力下滑到企业文化建设初期的水平。企业文化建设与创新生命周期的三种模式，第二种和第三种是极端的两种模式，一般不会发生，除非环境发生剧烈的变化；第一种是中庸的模式，也是极易发生的情况。因此，在企业文化建设与创新过程中要充分注意到企业文化的生命周期，并及时采取措施加以规避其风险。

2企业文化建设和创新的思路及方法

基于核心竞争力的企业文化建设和创新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系统论、耗散结构理论以及生态理论等相关理论。通过上面的企业文化建设及创新生命周期与企业文化建设的生命周期三种关系模型，可以得到一些企业文化建设和创新的启示，并可以利用上述理论模型进行企业文化建设和创新[5-6]。

2.1企业文化建设的思路

企业文化建设的目的是为了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从而促进企业的发展。因此，企业文化建设要围绕如何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展开。2.1.1企业文化建设要突出企业价值观的核心作用企业价值观是企业文化的核心，是企业员工的精神归宿，企业的一切行为都与之紧密相关。同时，企业价值观又决定着企业的战略定位、经营管理，以及经营支持能力，进而影响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所以，在进行企业文化建设时一定要围绕核心竞争力展开，突出企业价值观的核心作用。2.1.2企业文化建设要为企业的战略观服务战略是一个公司长远的目标，决定着企业的发展目标和方向。有什么样的战略观就有什么样的战略规划，战略观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企业战略定位能力的高低。很好的战略定位能力有益于企业根据自己目前的情况和以后可能发展的状况，制定正确的发展战略，引导企业不断地发展壮大。企业文化建设要围绕这一目的，才能发挥其应有的效用，才能把企业文化建设落到实处，使企业有一个动态、匹配的战略观。2.1.3企业文化建设要为企业的经营管理观服务经营管理是企业盈利的根本手段和方法，企业离开经营管理就如一架没有运转的机器，毫无生机可言。经营管理是一项经常性的事务性工作，它是企业战略观在经营管理层面的细化执行。经营管理能力的高低决定了企业运转效率的高低，从而影响着企业的盈利能力。因此，企业文化建设要围绕提高企业的经营管理能力展开，使企业有一个动态的、协调的经营管理观。2.1.4企业文化建设要为企业的经营支持观服务企业是社会经济的细胞，处于社会的大环境当中，企业的健康、持续发展离不开周围良好的经营环境。比较友好的经营环境能够给企业带来更多的机会，使企业的运转更有效、更灵活；相对较差的经营环境使企业处于穷于应付的窘态。因此，企业不仅要注重经济效益，这是企业生存的根本；还要注重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这是企业生存的前提。使二者共同达到一种平衡，促进企业的良好发展。企业文化建设是为企业的发展服务的，因此，企业文化建设要促进企业经营环境的改善，使企业有一个融合的经营支持观。企业文化(包括：精神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物质文化)要围绕着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提高来建设。以企业精神文化中的价值观为核心，围绕企业核心竞争力的三个方面——企业战略管理能力、企业经营管理能力、企业经营支持能力——进行建设。

2.2企业文化创新的思路

企业核心竞争力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企业环境、规模等条件的变化，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如果按照原来的思路和方法进行企业文化建设，而不顾企业所处环境的变化，则会使企业陷入危险的境地。企业文化建设的生命周期理论揭示了企业文化的建设过程和发展规律，上面列举的三种简化模式启示我们：在企业文化建设过程中，要尽量规避其不好的情况，促使企业文化动态发展，以适应企业环境变化引起的核心竞争力的动态变化。为实现这一目的，就要进行企业文化创新。只有进行企业文化创新，才能改变企业落后的管理方式，及不适应企业环境的企业文化。企业文化创新的目的是使企业核心竞争力能够不断地适应企业环境的变化，使企业能够顺利地度过企业文化建设的两个生命周期的交接时期，不至于在企业文化生命周期交接处由于处理不当而致使企业核心竞争力丧失或者大大降低。因此，我们在进行企业文化创新时可以参考以下思路。第一，企业文化创新要结合企业文化的生命周期进行。企业文化的生命周期揭示了企业文化的发展规律，为我们进行企业文化创新指明了方向：要围绕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提升进行。企业文化生命周期包括文化探寻阶段、培育阶段、发展阶段、固化阶段。在各个不同的阶段，要根据各个阶段的特点以及易出现的问题进行相应的改进创新，并在两个周期交会处进行创新，以防止企业在结合点处核心竞争力的大幅丧失。第二，企业文化创新要以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为目标。核心竞争力是企业生存的根本，是企业进行竞争的源泉。企业文化创新就是要不断地根据企业环境的变化，跟随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变化而变化。第三，企业文化创新要把企业核心竞争力的三个方面——企业战略定位能力、企业经营管理能力、企业经营支持能力——有机地统一起来。第四，企业文化创新要把创新的内容有机地统一起来。企业文化创新的内容包括：观念创新、制度创新、目标创新、要素创新、组织创新、环境创新。创新是一个有机的系统，单个内容的创新易陷入极端，只有各个创新内容有机地统一后，再进行创新才能达到最佳效果，实现企业核心能力的提升。

篇3

中图分类号:G817.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116(2010)09-0021-05

长期以来,欧洲中世纪那“半梦半醒的一千年”忪元500-1500年)被学界视为体育史上的“黑暗时代”,持此观点的学者中外皆有。美国当代体育史学家莱斯把中世纪视为黑暗时代,前苏联的体育理论家萨莫奇科夫也认为中世纪除了骑士体育没有其他体育可言…。我国也有不少体育史学者断言“欧洲中世纪体育处于长期的停滞和倒退的状态”,“体育在禁欲主义的桎梏下不可能得到发展”,认为欧洲“在中世纪经历了体育发展的黑暗时代,体育呈现出一种全面衰退的状态”,以及“竞技体育在古希腊时期独领、独树一帜的风光无限文化形式在基督教统治的中世纪已荡然无存”和“黑暗的中世纪宣告了高扬肉体旗帜的竞技体育文化与身体教育的低落,球类文化随之湮灭”等。欧洲中世纪体育真的是“全面衰退”和“荡然无存”吗?

1　欧洲中世纪早、中期的体育文化

中世纪基督教的禁欲主义对欧洲文化产生了极大的消极影响,当然体育文化也不例外。其实,早期基督教,并不主张轻视人的身体,但是在基督教全面传人希腊和罗马后,这一切都发生了改变。基督教为了在迎接古罗马、古希腊文明的挑战中赢得胜利,努力寻求各种思想和哲学来完善自身的教义,这里面就包括了希腊哲学中的“新柏拉图主义”。“新柏拉图主义”将物质、灵魂、思想、太一相分离,身体(物质)被当作是远离上帝的,并且是灵魂产生“恶”念的基础。这种思想是柏拉图“二元论”的发展,当被基督教融入自己教义以后,中世纪禁欲主义的价值观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轻肉体,重精神”被当作中世纪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对中世纪神学思想有重要影响的米兰主教奥古斯丁正是这一思想的倡导者。体育被当作是满足人们欲望的一种重要形式,被基督教价值观所否定,以至于人们将参加体育活动当作是一种羞耻的事情。另外,中世纪人们对于死亡和末日审判的畏惧,使得他们不得不重视灵魂的纯洁而忽略身体的健康。

基督教的上述体育观给欧洲中世纪早、中期体育文化致命一击,以至于当基督教成为古罗马国教之后,曾经辉煌一时的古罗马、古希腊体育文化几乎消逝殆尽。例如,基督教排斥那些与赌博、血腥搏斗、有联系的体育活动,赛马、浴室体育活动等均遭禁止。公元325年,君士坦丁还下令禁止举办角斗士比赛。若有违规者,将受到身体上和精神上的严厉处罚,在当时教会的一张通知上就写道:如果有人在节日、礼拜或是圣诞节的晚上去参加游戏、赛马或戴假面具,要处以7年之内禁出,每天鞠躬100次,祷告两百次的处罚;又如,基督教奉行“一神崇拜”,取缔“古奥林匹克竞技运动会”之类的异教活动。在这样严密的社会控制之下,体育活动很难有自己的发展空间,以致于从公元5～12世纪,欧洲体育一直处于最衰落的状态。人们的行为方式的变革是社会价值观外在的逻辑结果。当基督教被罗马人接受之后,人们的价值观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从以前肆无忌惮的放纵自己的欲望,开始走向了“禁欲主义”的道路。另外,文化制度冲突也是造成古罗马、古希腊体育文化衰落的重要原因,这主要体现在宗教崇拜的冲突上,基督教绝对的“一神崇拜”,这在旧约“十诫”里面有了明确的规定。然而古希腊体育文化正是建立在他们的神话之上的,当基督教成为国教的时候,这种体育文化显然没有容身之地了。

2　欧洲中世纪晚期的体育文化

中世纪早、中期基督教文化价值观对体育的歧视,使得体育一度萎靡。公元5世纪至11世纪初的近700年间,是欧洲体育的衰落时期。基督教对体育的遏制清楚地反映出这种衰落状况。然而,如果全面、历史地看问题,中世纪后期具有时代特征的骑士体育,特别是市民和农民的体育活动,仍然为近代的体育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特别是在文艺复兴运动中,随着基督教体育观的变化及社会的进步,欧洲体育开始复苏,并从此跨入了一个伟大的时代。基督教体育观的变化首先是对身体的“正名”。其中,耶稣会的创始人罗耀拉的言论最具代表性。他说,由于灵魂和身体都是上帝的造物,因而不得偏废任何一个方面,对二者都要加以爱护。此外,肉体也不再是灵魂的监狱,而是灵魂的工具和贮藏所了。这些理论为关心和锻炼身体提供了合理的依据,并迎来了中世纪后期体育文化在观念层面、制度层面及物质层面上的全面复苏、更新和繁荣。

2.1　体育文化的观念层面

1)不平等与平等的观念共存。

历史学家们习惯将中世纪的社会分为3个等级,第1等级是教士,即是祈祷者;第2等级是贵族,即是战士;第3等级是劳动者。教士由于宗教地位成为了第1等级,而贵族则由于自己拥有世俗地位而成为了第2等级,这是与中世纪长期“神”权至上不可分离的。然而,中世纪的贵族因为自己良好的物质条件和特殊的社会使命,而成为了体育活动主要参与者,这是根源于社会不平等造成的体育权利不平等的表现之一;以骑士体育为主导的中世纪体育比赛当中也极力排斥其他等级的人参加,这是源于维护特权阶层利益的体育不平等;性别上的不平等,例如,在骑士体育教育中,重男轻女的特点和中世纪欧洲社会中妇女的地位是一致的,女孩子从出生起,就被认为是家庭的负担。

虽然有很多不平等的现象在中世纪发生,中世纪还有一种鲜为人知的平等观念,那就是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赵文洪将它归结为3个方面,即是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在基督徒身份面前的平等和在部落成员资格面前的平等。在中世纪基督教“平等”文化的影响下,人们非常重视比赛的规则,如果有违规行为,将会受到严厉的惩罚。中世纪体育的平等观念更加倾向于赢得比赛的权利均等方面,这样的社会现象有深刻的社会根源。首先,中世纪体育本身就是一种畸形的状态,受到了社会主流文化的排斥;其次,中世纪体育的重头戏――“骑士体育”,是在战争需要的背景之下发展起来的,这导致很多政治因素的掺入,以至于参与机会均等这一重要的平等观念被人们忽视,不过这在中世纪晚期,骑士制度衰落之后,就不再是一个问题了。这为近代欧洲体育平等观念的产生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和依据。

2)尊重生命的观念。

我们知道古罗马帝国疯狂的角斗比赛是被后人所唾弃的,可是这对古罗马人来说实在是习以为常。这

一差别就是古罗马文明与基督教文明之间的冲突之一,这种冲突集中体现在对于人们的欲望采取放纵还是节制的态度,当然我们知道中世纪基督教的节制态度已经做过头了。“神权”的至高无上是基督教又一重要特征,这意味着所有人都只是上帝的“被造物”,这样人们不再有任意侵犯或是剥夺他人生命的权利,这与古罗马是截然不同的。基督教带给了中世纪新的价值观念,这些观念直接影响中世纪体育的规则,在这些规则当中非常重视每个人的生命安全问题。当然这并不是说中世纪的体育活动一开始就有这一特点,是当它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与社会的文化逐渐融合,自然而然慢慢就被打上了这一印记。由于这一观念可能致使很多人因为担心体育造成的伤害而拒绝参与体育活动。13世纪以后,比赛的规则开始逐渐完善起来,对于参加人数、比赛形式、比赛装备都有所限制和规定,大大减少了比赛的伤亡数,比赛的过程也具有观赏性和娱乐性。看来,“以人为本”的体育思想在中世纪后期也能找到了它的胚胎。

3)挑战精神。

勇敢是中世纪骑士精神里重要的内容,勇敢更是挑战精神的体现。中世纪的一部文学作品中曾经描述过骑士是如何渴望参加竞技和比武的,“我是一名骑士,骑马出行,寻找一个男子,像我一样武装起来,愿与我格斗。他要是能打败我,就会提高他的荣誉;我要是能战胜他,就会被看作英雄,我将得到前所未有的尊重”。骑士的这种行为也成为了市民的榜样,很多城市居民效法骑士开展了丰富多彩的体育竞赛。

4)规则观念。

中世纪欧洲基督教有一套自己完整的价值观体系和社会组织体系,强调规则是基督教文化战胜罗马文化的重要手段,也是基督教维持自身体系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中世纪欧洲社会是一个有信仰的社会,人们注重遵守社会的规则,以确保自己不受上帝的惩罚。体育也不例外,我们从中世纪体育规则的发展变化可以看到,中世纪一些体育项目的规则越来越详细,人们在比赛场上的各种行为和比赛的武器受到了限制,裁判在比赛当中具有很高的威信。14世纪时,比武大会更加成熟,有一套严格的比赛规则和章程,与近代的运动会比较接近。

5)友谊观念。

在基督教文化当中非常强调信徒之间的友好关系。在马太福音中明确地记载了这一事实,耶稣说:“谁是我的弟兄,谁是我的母亲,只要是遵行天父旨意的人都是我的弟兄,我的母亲。”相互尊重的观念在中世纪骑士教育当中很受重视,尊重和保护弱者,是教会大力提倡,也是孩子们经常被告诫的事情。弱者不仅指妇女、儿童、孤寡,也包括僧侣、修士和贫弱的人们。在中世纪骑士比武中,锋利的武器必须刺到对手的头部或胸部,也可以是刺到盾牌上。如果骑士伤了对方的手、腿或是坐骑,它便得退出比赛。此外裁判可以没收他的战马和武器。这无疑体现出了欧洲中世纪体育文化中互相尊重的一面,这也是与基督教提倡“爱人如己”的文化是一脉相承的。在中世纪骑士体育教育中也是非常注重礼仪教育的,对此,历史学家布洛克赫夫评述道:“中世纪骑士们通过彬彬有礼的方式,使得野蛮的力量也变得受人尊重,这一事实不仅反映了骑士们谦虚的人格,而且反映出了他们在战斗中的态度。”

2.2　体育文化的制度层面

1)骑士体育组织。

中世纪的骑士充满了神秘和魅力。其实,他们在外表上像修士僧侣,实质上却是军人,他们的脑子里装的不是《圣经》,也不是祈祷词,而是“战斗”,他们的武器不是说教,而是利剑和长矛。中世纪骑士体育组织隐藏于骑士军事集团中,并不是一种单纯的体育组织。而骑士团出现于中世纪的期间,第一次十字军远征自1096～1099年结束后,建立起4个十字军国家。在穆斯林虎视眈眈之下,十字军国家处于动荡不安之中。于是,罗马教皇组织起几个僧侣骑士团,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3大骑士团,即善堂骑士团、圣殿骑士团和条顿骑士团。这些骑士团虽然还称不上严格意义上的体育组织,但是它们积极组织骑士开展比武、健身等体育活动,仍可视为欧洲中世纪最早的军事体育机构,为后来的欧洲军事体育打下了一定的组织基础。

2)市民和农民体育组织体系。

中世纪市民及农民的体育活动最初主要是在宗教节日或普通节日里自发地进行。但是随着市民及农民经济力量的加强,社会束缚的不断减弱,自身认知的不断发展,他们的体育活动逐渐有组织地进行。1l世纪就出现了具有近代意义的体育组织,如1042年比利时的根特击剑协会、1299年英国的草地地滚球俱乐部、1399年弗兰德(法比交界地区)射箭联合会等。这些体育俱乐部是近代体育组织的雏形,也是中世纪体育组织发展的重要果实。

3)有关体育的一些规章制度。

11世纪起开始成立的上述几个击剑和射箭联合会已按类似行会章程的原则开展活动,联合会的成员必须在一定的日子参加体育训练活动,由队长负责检查武器和指导训练。14世纪时,骑士比武大会更加成熟,有一套严格的比赛规则和章程。章程对参加比武者的资格、比武的方式和规则、胜负的判定和赏罚等都有详尽的规定。另外,14至15世纪好几位英国国王都颁布过有关射箭、足球等的法令。这些规章制度无疑是欧洲近代体育法制化的最初依据。

2.3　体育文化的物质层面

1)骑士的体育活动。

骑士的体育活动主要指骑士教育中的体育、骑士比武及其他体育活动。中世纪的教育主要有修道士教育、骑士教育、行会教育等。其中骑士教育中包含了丰富的体育活动。骑士教育的幼童阶段主要是以宗教教育、道德教育为主,儿童也在成人的引导下做一些简单的体育活动,例如板羽球、毽球、皮球、滚木球、跷跷板、踩高跷、户外奔跑、打闹、翻跟头等。侍童阶段,封建主们在自己儿子7岁的时候,便将其互送或是送到“国王”那里去学习,14岁以前跟从女主人,在这个时期,教学的内容是针对战争的需要进行各种身体训练和赛跑、角力、拳斗、射箭、抛掷重物、使用木棒和大刀等技能训练。15岁到21岁做男主人的侍从,也是扈从阶段,这是培养一名优秀的骑士最为重要的阶段,学习的内容主要包括了骑马、游泳、打猎、投枪、击剑、游戏(含下棋和球戏)、吟诗和舞蹈等所谓的“骑士七技”。除此之外,少年准骑士还用大量的时间练习徒步或骑马冲刺,长距离跑等实用军事技术。

此外,狩猎(含放鹰猎鸟)、跑、跳、投、角力、游泳、马球、圆舞、踢踏舞和骑士比武等也是骑士们的主要体育活动,其中骑士比武是骑士体育的重要组成部分。骑士比武在法国和普罗旺斯兴起,11世纪末,骑士比武由这里向外传播。作为当时最受社会欢迎的竞赛活动,骑士比武大会迅速在欧洲风靡了起来。骑士比武的时间一般是在基督教的宗教节日里进行,例如圣诞节、复活节、万圣节等等;骑士晋封,大贵族家的婴儿洗礼、婚礼,著名骑士、圣徒纪念日也是举行比武大会的时间。比武时间有长有短,长可达几个星期,短则只有几个小时。13世纪以前比赛场所非常

简易,几乎可以说是纯自然环境,比赛主要分为两种形式,一是集体混战,二是单人决斗。13到14世纪比赛场所逐渐规范,比赛场主要设在城市内的广场,或是野外空地。周围用栅栏围起来当做竞技场,并且设有安全区,参赛者可以在比赛过程中随时进入安全区休息或是处理伤口,对方此时不能再进攻。场地四周是装饰好的看台包厢,供贵族和民众观看欣赏,通常还有乐队演奏,增加氛围。从上述骑士制度发展过程中的体育特征与嬗变,我们认为骑士体育是连接古代体育与现代体育的桥梁,是抗争欧洲宗教灵肉分裂二元对立学说的有力武器。

2)市民及农民的体育活动。

中世纪欧洲市民及农民的体育丰富多彩。一些传统的体育活动,如足球、棒球、板球、壁球、网球、台球、高尔夫球、橄榄球、链球、射箭、击剑、拳击、划船、国际象棋、西洋双陆棋、斗牛、滑冰、滑雪、赛跑、跳远、摔跤、赛马、跳舞杂技等,在他们当中得到了保留,并且随着时代和各种条件的变化而不断改进,在宗教节日或是其它节日里面得到开展。骑士比武也被城乡群众效仿,变成了一种民间娱乐活动。在城市,骑士比武被市民们以娱乐的形式加以再现,他们以木桶代马,以扫帚代枪矛,以篮子代盾牌,相互对打。这里再以意大利的埃里莫拉游戏为例,所有市民分成两批,每一批由若干小队组成。竞赛通过使用木制武器,大家一齐动手,有时选出两人对打。大家头上戴有头盔,面部用结实的藤条网防护,胜利者可以得到奖金。在威尼斯和其他沿河城市,常常举办象征夺桥头的“桥上假战”。在农村,农民们用猪、牛作坐骑,用连枷作武器,表演骑士的马上单人打斗。中世纪后期,城市和乡村的活动渐渐的起来,赛跑、跳远、投石、投棒、摔跤、舞蹈和各种球戏在城市都大受欢迎。在儿童中,则流行抽陀螺、捉迷藏、越脊跳、放风筝、踢石球、打水漂、弹玻璃球、掷骰子等游戏。历史证明,中世纪市民及农民的许多体育项目都是近代体育项目的萌芽。

3)教士的体育活动。

中世纪基督教认为体育是无用的,并且浪费人们的精力,但是很多教士并不以为然,他们还时常把体育活动与自己宗教思想相融合。地掷球是在中世纪受神职人员喜欢的一种球类运动,这种球类运动被赋予宗教意义,神职人员把球要击倒的目标比喻成魔鬼,如果击球者成功击倒“魔鬼”,那么就代表了他的罪过可以被洗清。另外,一些著名的教士也参加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如加尔文就非常喜欢散步、投铁圈和地掷球等。耶稣会的教士们也开始反对体罚,注重体育活动了,并大力提倡骑马和各种游戏活动。匈牙利著名体育史学家拉斯洛・孔曾注意到,教会对一些民族在体育问题上都较为宽容。如“日耳曼人春节进行的比武会,诺尔曼人一年四季都在开展的对打,爱尔兰人从632年到1169年时举行的那些无所忌讳的竞技会,都从未被视为违背教规而遭禁”。此外,从基督教中分裂出的东正教就并不过分提倡禁欲。圣徒保罗就很爱体育运动,且技艺超群。根据亨勒尔・基尔米斯特从语言学角度进行的分析可知,中世纪粗野的网球和足球正是经教士们的改革才变得文明起来,并得以推广。

4)体育场地设施及器材。

欧洲中世纪一些地区出现了正规的运动场地和设施,如1290年法国出现了最早的室内网球场。英王爱德华三世(1312～1377)也在王宫中修了一个网球场。公元12世纪,拜占庭历史学家斯纳莫斯在描述皇帝曼努埃尔一世打马球时,顺便提到了马球场和用皮革制成的、苹果般大小的马球。当然,这一时期在体育场地设施及器材方面还有不少改进与变化,限于篇幅,不再赘述。

综上所述,欧洲中世纪并不是像过去误解的那样是“身体敌视化”的黑暗时代,其体育文化并非一无是处。早、中期的衰落状态并不是欧洲中世纪体育文化的全部。中世纪晚期独特的骑士体育和丰富的大众体育才是其典型代表。这是一个光明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个孕育着希望的时代,这是一个积极的“中间时代”。近代体育的萌芽和发展都离不开灿烂的欧洲中世纪体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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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一、文化旅游

从广义上讲，旅游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现象。目前学术界对文化旅游的概念众说纷纭，学术界对文化旅游概念的不同定义就会引申出不同的文化旅游产品和文化旅游类型。在众多的学者的定义中我比较认同湖北大学马勇的说法，他认为：“文化旅游是以旅游文化为消费产品，旅游者用自己的审美情趣，通过艺术的审美和历史的回顾，得到全方位的精神上与文化上享受的一种旅游活动。“它包括历史文化旅游、宗教文化旅游、建筑文化旅游、园林文化旅游、民俗文化旅游、饮食文化旅游等。他将文化旅游确定为一项区域旅游规划类型和活动，将文化旅游的过程看成是旅游者对旅游资源文化内涵进行深入体验的过程，它包含哲理味功能、审美情趣激发功能、教育启示意义和民族与宗教情感功能三个方面。

二、甘孜州文化旅游资源概述

甘孜州境内不仅有贡嘎山、稻城亚丁、塔公草原等顶级自然风景区，而且有甚为壮观颇具垄断性、全国乃至全世界绝无仅有的文化旅游资源。甘孜州是藏族传统三大区域（卫藏、安多、康区）之一康区核心，是川滇藏三省区正联手打造的中国香格里拉生态旅游的核心区，是“茶马古道“的中心；是康定情歌的故乡、英雄格萨尔王的故里，是藏彝文化走廊，是留下光辉足迹的地方。泸定桥、德格印经院、德格阿须岭、格萨尔王纪念堂和丹巴古碉群等人文景观蜚声海内外。康巴歌舞以独特魅力受世人注目，丹巴、新龙、石渠真达和得荣锅庄以及甘孜踢踏、巴塘弦子、色达藏戏、九龙彝族歌舞等民族传统文化深受中外游客赞誉。这些都极具文化旅游开发价值。

三、甘孜州发展文化旅游面临的挑战

甘孜州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还处于起步阶段。对区域内文化资源评价的认识不够深刻，对文化资源的内涵和精华挖掘不够深，导致开发出的文化旅游产品的层次偏低，形式过于单一，多以文化观光为主，缺乏游客的广泛参与。甘孜州在发展文化旅游方面面临的挑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旅游基础设施

甘孜州改革开放比较晚，加之交通和信息的相对闭塞，使其经济发展被相对边缘化。经济和发展观念的滞后，经济结构不合理，资源保护有余而开发不足，严重制约着甘孜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经济是基础，经济发展的长期落后必然导致旅游基础设施及其配套设施条件相对较差。首先，交通可进入性差一方面直接导致文化旅游资源难以充分有效的利用，另一方面出现游客到达甘孜州必要而安全的道路不畅的现状。其次，景区内电力、通讯不畅，各种服务设施极为落后，给游客带来诸多不便，限制了景区各项服务能力的形成，制约了甘孜州旅游国际化、便利化水平的提高。还有，文化的展现和传播必须借助一定的媒介，只有高规格的载体、高档次的场所才能集中展现文化的高质量和高品位。甘孜地区现有的文化设施规模较小，档次偏低，多功能的综合性的展示场所缺乏，各种文化的精粹和各个民族的风情难以生动、全面地展示给游客，从而很难增强游客的视觉震撼和切身体验。

（二）旅游资金投入

旅游业是一个高投入高产出的行业，甘孜州经济实力不强，加上文化旅游资源开发本身周期较长，使得它的文化资源开发水平不高，档次低，也很难对文化旅游资源进行成片系统地开发，造成文化景区难以形成规模效应。开发出的文化旅游产品缺乏深层次的文化品位和文化内涵，体验性的产品不多，开发模式单一，产品雷同现象严重，缺乏独特性、多样性。这种模式化的旅游产品容易使游客产生审美疲乏，更严重的是甘孜地区各种文化的精粹与魅力无法深入地展示。旅游资源缺乏深层次的挖掘和打造，没有形成“主打“产品，许多具有很高价值的文化精华没能及时的转化成旅游产品，必然很难形成特色鲜明、影响深远的旅游品牌，大大影响了文化旅游核心竞争力的提高。另外，地区内部分文化资源还停留在学术研究的范畴，缺乏对文化特质的深度开发和利用，导致旅游资源优势尚未转化成为经济优势。

（三）宣传营销战略

甘孜州在宣传营销文化旅游方面总体上仍然比较滞后，虽然宣传康巴文化、木雅文化等民族文化的丛书和其他宣传品的反响很好，但是影响的范围还是很小，并没有形成规模效应。尤其在针对潜力无限的海外市场上缺乏系统的品牌战略，在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中缺乏龙头引爆项目，难以产生轰动效应。缺乏品牌竞争力就会使得文化旅游核心竞争力的缺失，难以取得应有的市场份额，缺乏强大的市场支撑，旅游业带动其他产业发展的优势就不可能充分的发挥。没有现代营销理念，缺少对产品进行细化分类、组合，对文化旅游产品的宣传促销只能停留在低层面。

（四）从业人员队伍

甘孜地区发展文化旅游面对的人员挑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吸引高文化素养的人才，二是提高现有从业人员的整体素质。文化旅游的核心问题是充分利用现有文化资源开发出独具特色的文化旅游产品，增强旅游市场占有率。这就需要高文化素养的人才更好地理解当地文化精髓，将丰富的文化资源与旅游有机结合，开发出给游客耳目一新的文化旅游产品，让其留连忘返，取得较好的口碑效应。文化旅游职工队伍整体素质不高会严重影响到旅游服务质量，最终必然导致整个文化旅游服务体系经营管理不善。

（五）文化资源开发规律

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有其自身的规律，一般情况下，文化资源优势转换成经济优势的周期长，投入大。因为文化资源的开发需要通过创意化、形象化、艺术化的手段进行包装，这样才能将文化资源转化成文化产品，再通过市场的运作才能转变成为商品赢得经济效益。甘孜地区的民族文化开发成为文化旅游资源也要遵循这样的规律，这又给甘孜发展文化旅游产业增加了一个挑战。

四、甘孜州文化旅游升级的建议

旅游业是以生态和文化为主要资源的资源节约型、可持续发展、关联度很大的产业，旅游业的本质就是通过旅游业的发展吸引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甘孜州应该抓住时代机遇，进一步加快步伐，通过各个方面的提升来加快文化旅游升级。

（一）各种渠道融资增加文化旅游投入

文化旅游是一个科技文化含量高的旅游活动，在开发阶段需投入的资金较大，相对的回报收益也大。尤其是在文化旅游资源发展伊始，在文化旅游产品的开发、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文化资源的动态保护方面需要大量的先行资金投入。甘孜州改革开放较晚，经济基础相对薄弱，因此必须通过各种渠道融资以支持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在集资的过程中，不能仅仅依靠国家的补助和政府的财政支持，尤其在旅游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要充分调动社会和企业的力量参与到建设中来，为甘孜地区文化旅游的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

（二）大打区域联动发展牌

这里我强调的区域联动发展有两层含义。第一层是指甘孜州应与毗邻的云南滇西、、青海玉树等地建成以文化旅游为主导的大区域联动，加强与这些地区的信息沟通与交流，共同推出大香格里拉文化游，建成西部特色文化旅游大环线，共同推出各具特色的综合文化旅游产品，以增强竞争力，相互配合，共同发展。还指甘孜州内部各个文化圈层既要保持各自的独特魅力，又要寻找到更好地结合点，打破各自传承，各自发展的局面，加强整合，进行整体营销，形成大文化旅游的区域优势。

（三）创新文化旅游产品和模式

文化是旅游的灵魂。将甘孜地区秀美的自然景观注入民族文化的内涵，予以文化包装，开发出满足游客求新求异心理的文化旅游产品。对文化旅游资源予以发掘整理，要在弘扬甘孜州民族文化的同时，突出特色，不断创新，创造出精品文化旅游纪念品。根据不同的文化主题，精心设计出不同的文化旅游发展模式，丰富景点内涵的文化演艺和拓宽产业边界的影视旅游是文化旅游发展模式的成功尝试。它们在丰富景区内容，提高景区知名度和市场影响力以及吸引游客方面有着重要的积极作用。

（四）优化人力资源管理制度

21世纪文化旅游产业的竞争是全球性的竞争，竞争的关键是人才竞争。甘孜州首要问题是着力建设好管理和服务队伍，建立和健全文化旅游人力资源开发管理机制，积极探索人才引进、留住、发挥作用的机制。一是重点培养一大批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实用型人才，重视并重点培养熟悉市场规则的文化创新人才。二是努力建设适合文化人才发展的环境，支持文化创意群体，加快文化人才资源配置市场化步伐，吸引更多的高素质的文化人才共同建设甘孜州的文化旅游产业。三是制定切实可靠的文化旅游人才培训、培养计划，加强在岗和岗前文化旅游从业人员的素质培训，以期培养出高层次的文化旅游管理、规划、导游和服务人才。

（五）充分运用现代化的营销宣传手段

文化旅游作为消费品，肯定是离不开品牌、包装、营销三方面的精心策划。因此必须要对客源市场进行细分，然后创新出相应的文化旅游产品，并形成与之配套的宣传方式。这需要甘孜政府建立健全旅游宣传工作体系，形成政府引导、企业参与、各方联合、市场运作的宣传格局。重视对民族文化旅游的宣传，强化国内外的整体促销；充分利用传统渠道和现代技术相结合，在电视、网络上形成宣传阵势；对印刷广告、影视广告、实物广告、户外广告、人员推销等进行整合；重视景点门票的设计；利用中国西部博览会等直接的联系方式进行宣传，促进甘孜文化旅游的营销宣传，加强旅游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六）动态地将开发与保护有机结合

文化资源所蕴涵的文化的、精神的、科研的价值已大大超过狭隘的经济价值，它具有脆弱性和不可再生性，它的形成和保护都是一个积累的过程，当破坏迹象比较明显时再采取保护措施，就难以挽回了。在进行甘孜州文化旅游资源开发的过程中，要注重各种民族文化原真性的保护及传承，避免因遭受现代文明的冲击而丧失了其原有的吸引力。只有坚持科学发展观，正确处理好开发与保护的关系，不断的修订和完善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总体规划，重视实施规划的各个环节，科学、合理地利用文化资源，才能保持甘孜州高品质、高品位的文化旅游魅力。将政府的主动保护、企业的责任性保护以及社区居民的自发性保护相结合，做好文化资源的传承和保护工作，把握和平衡好文化与旅游共生互赢。

篇5

时期 在《周易》之体现 文本

西周 《易》筮的解释化 《易经》观念

春秋 《易》筮的人谋化 《左传》筮例

战国 《易》筮的哲学化 《易传》思想

可以说，这次大转型是与《周易》文本之诞生及其早期演进相始终的。

中国文化的轴心期大转型在西周时即已发轫，其经典体现即《周易》。据《左传·昭公二年》载：韩宣子聘鲁，观书于大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赞叹说“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孔颖达疏：“周之所以得王天下之由，由文王有圣德，能作《易象》故也。”西周作为轴心期大转型的开端，我们从《尚书·周书》的有关记载中也可以看得很清楚：（1）就神的地位来看，周代的“天”取代了商代的“帝”，此“天”虽然有时仍带有位格神（hypothesis）[19] 的意味，但更逐渐加重了“自然”（nature）[20] 的色彩，换句话说，“天”的神圣性远不及“帝”了。这里还有两点值得一提：其一，《周易》古经之所谓“天”并不一定指神，如明夷卦“初登于天，后入于地”、姤卦“有陨自天”，这些“天”显然都是在说自然界。其二，《周易》古经里的所谓“命”，例如讼卦“不克讼，复即命”、否卦“有命无咎”，并非神之命，而是王之命，如师卦“王三锡命”、“大君有命”等。（2）就人的地位来看，总的讲，它是与神的地位成反比的；但是，此时的人更少地作为个体的“自然人”[21]，而更多地作为“体制人”亦即礼制化的人而存在了。自传说中的周公“制礼作乐”以来，这种礼制就逐渐被视为人的存在性的本质规定：不是人设定礼，而是礼规定人。（3）就人与神的关系来看，呈现出的是一种“疏离”或者“异化”（alienation）的趋势。

这种转变在文本上的最为典型的体现，就是《周易》蓍筮逐渐取代了甲骨龟卜。当然，蓍筮和龟卜同样是神学观念的体现，《周易》古经无异于龟卜的，是对神亦即超越性存在者的最高权威的设定，它所追求的是大有卦所说的“自天祐之，吉无不利”[22]。但是，两者之间毕竟出现了重大的差别。蓍筮与龟卜最重要的区别不在于具体操作程序上的差异，而在于通过这种操作差异而显露出的观念上的分界：

商代龟卜所设定的神是确定的 “帝”，就是“那个”绝对的“他者”（der Andere）；而实际上这个“他者”其实乃是一个“他我”（Alterego），“他”与“我”是具有亲缘关系的：在商代观念中，“帝”与“祖”是同格的，即上帝崇拜与祖先崇拜的同一。根据许慎《说文解字》的解释“帝，谛也，王天下之号也”，这应该是“帝”字的初始含义；但是“帝”字在儒家经典《诗》、《书》中、商周甲、金文中都主要表示“上帝”这样一个神学观念。这是因为，在商代，“帝”与“王”乃是人神同格的，也就是说，“帝”生前为王，而死后为神。侯外庐先生说：“殷人的宗教祖先神是一元的，‘帝’和‘祖’是不分的，这是氏族公社具有强有力的地位的社会自然发生的意识。卜辞没有祀天的记载，只有祀祖祀帝的记载。”[23] 所以“帝”既是王的通称（如归妹卦“帝乙归妹”），也是对神的称谓。而蓍筮所设定的神是不确定的，我们翻遍《周易》古经，也看不到对神的具体形象或其具体情感意志的任何描述，正如《系辞传》所谓“神无方而易无体”。当然，《周易》古经里有几句记载，似乎表明蓍筮之神与龟卜之神并没有根本差别：萃卦的“王假有庙”（宗庙祭祖）、萃卦升卦的“孚乃利用禴”（宗庙夏祭）[24]、随卦的“王用亨于西山”、益卦的“王用享于帝”、升卦的“王用亨于岐山”（祭天神“帝”）。但是这里有两点是值得注意的：其一，是庙与帝的分离，即祖神与天神的分离，标志着那个最高存在者与人之间关系的疏离化（alienation）。[25] 其二，则是那个最高存在者的抽象化、即上面谈到的非具体性、不确定性。龟卜之神是具象性的，而蓍筮之神则是抽象化的，我们看到的只是“- -”“—”符号，以及筮辞的话语。一般说来，越是抽象，越需要人的解释，这是《周易》解释学化的一个原因。成熟的宗教神总是人格化的，因而总是形象具体的、确定的；反之，神的抽象性、非具体性、不确定性的增强，意味着神性的减弱，这是导致后来《周易》观念更进一步世俗化、哲学化的最初契机之一。

整个《周易》古经的卦爻符号及其筮辞的话语，作为神示、作为神对人的“告”，《系辞传》所谓“立象尽义”“系辞尽言”，同样是不确定的，也就是说，它们都是需要人来解释的。蓍筮较之龟卜的“解释学化”，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象征，表明了人对神意的理解、乃至神意本身，都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人意，这就是《系辞传》所说的“人谋鬼谋，百姓与能”的意思。这也是跟那个时代“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之所欲，天必从之”[26] 的时代观念一致的，而在后来春秋时期《左传》筮例中获得了进一步发展。

从龟卜到蓍筮的转变，涉及到传统所谓“象数”与“义理”的区分。按其特征来说，“龟，象也；筮，数也。”[27] 龟卜的特征是“象”（龟甲裂纹之象），《周易》的特征是“数”（蓍草成卦之数）。但我们知道，《周易》也讲“象”，这就是说，《周易》古经对商代神学龟卜是有所承袭的，这是一种观念性的承袭，即《系辞传》所说的神学意义上的“天垂象，见吉凶”，即认为象是神的意旨的表现。但是，两者的“成象”程序不同：龟卜的是“灼象”，即由灼兆而成象；而蓍筮的则是“数象”，即由蓍数而成象。这个区别非同小可，因为这种程序的不同，为“义理”阐释开辟了广阔的空间，而最终导致了观念的不同。

一方面是神的地位的演变，另一方面则是人的地位的变化。《周易》古经表明，龟卜时代的个体精神人格在蓍筮时代仍然有所保留，但已经出现了削弱的迹象。就个体人格的保留看，蛊卦的“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是最有代表性的宣言，这是后来道家隐逸文化观念的最早表达之一。这使我们想到，《周易》古经本身蕴涵着个体精神。这一点从老子哲学与《周易》的关系上可以得到说明。如果说儒家哲学更多地关怀群体问题，那么道家哲学就显然更多地关怀个体问题，在这个意义上，道家哲学无疑属于个体本位哲学。在我看来，这也正是道家哲学最大的现实意义所在。而道家哲学的创始人老子的思想跟《周易》有着密切的关系，这是众所周知的。

但是，这种个体精神在《周易》古经里也在逐渐地淡出。我们知道，宗法礼制正是在周代、尤其是在“制礼作乐”的周公那里得到加强的，而《周易》正是这种制度构建在观念形态上的产物之一。周公是中国古代宗法关系的制度化的第一个集大成者，《尚书大传》：“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卫侯，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王国维先生曾指出：“欲观周之所以定天下，必自其制度始矣。”作为“制度”的《周礼》是否周公亲作，虽是一个悬而未决的公案，但其基本观念无疑是由周公制定的；而《周易》古经据说正是在他手上完成的。《周易》古经所强调的宗法体制，体现在对人的等级森严的划分的称谓系列：天子、大君、大人、王、王母、祖、妣、君子、公、侯、国君、君、臣、长子、弟子、史巫、家人、武人、邑人、王臣、臣、童仆、妾、须、娣、宫人、小人、幽人等等。这种宗法制度的加强，如同人卦所讲的“同人于野，同人于门，同人于宗”，是有现实需要的。

四．《左传》筮例的意义

从《周易》古经（西周）到大传（战国）的演变，中间有一个极其重要的、但一向为人们所忽略的环节，就是《左传》以及《国语》（春秋时代）[28] 的筮例体现出来的思想观念：一方面是人的地位的进一步提升，神的地位的进一步衰落；另一方面则是群体精神的进一步加强，个体精神的进一步削弱。从材料上来讲，高亨先生的《〈左传〉〈国语〉的〈周易〉说通解》[29] 是非常方便的。高亨先生得出了一条重要的结论：“春秋时人基本是从占筮的角度来利用《周易》，但已经开始从哲理角度来理解《周易》了。这个时代，《周易》已经由筮书领域开始跨入哲理著作的领域。”

《左》《国》筮例既取象数，也取义理。纯粹象数的如《国语·周语》：“（单襄公）曰：‘成公之归也，吾闻晋之筮之也，遇乾之否，曰：“配而不终，君三出焉。”’”晋国赵穿杀灵公，迎成公为君，成公此时客于周，归晋时，晋人占筮，得乾之否。按《说卦传》“乾为天为君”，则乾卦上卦为天，下卦为君，这是以君配天之象，应是吉占；但是乾卦变为否卦，下卦三爻由三阳（乾）变三阴（坤），按《说卦传》“坤为臣”，则由君变臣。所以其结论为“配而不终，君三出焉”。纯粹义理的如《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史墨回答魏献子，引用乾、坤两卦，证明龙的存在：“龙，水物也。……《周易》有之，在乾之姤曰‘潜龙勿用’，其同人曰‘见龙在田’，其大有曰‘飞龙在天’，其夬曰‘亢龙有悔’，其坤曰‘见群龙无首，吉’，坤之剥曰‘龙战于野’。若不朝夕见，谁能物之？”

但是总体来看，义理的解释正在开始逐渐形成一种时尚，因为它更远离早期龟卜那样的吉凶取决于神定的观念，更符合蓍筮的吉凶取决于人定的观念。而且，单就解释来看，在西周时代，对《周易》古经的解释还是比较“严格”的，而到了春秋时期的《左》《国》筮例，其解释就更为“随意”了。例如据《左传·昭公七年》载，卫襄公去世后，大夫孔成子对于立谁为国君拿不定主意。孔成子和史朝都梦到康叔叫他们“立元”，但“元”字有解释方面的歧义：或指名为“元”的次子，或指名为“絷”的长子（“元”有“长”义，《文言》：“元者，善之长也。”）。占了一卦，遇屯之比，结果产生了截然不同的解释：史朝根据卦辞“元亨”，主张立次子“元”：“元亨，又何疑焉！”孔成子表示疑惑说：“（元）非‘长’之谓乎？”于是史朝大发了一番议论，便说服了孔成子。这个筮例说明，决定人事的不是卦辞神意本身，而是人对它的解释，这种解释归根结底其实是取决于人自己的意愿的。

类似的例子，如《国语·晋语》载，后来成为晋文公的晋公子重耳，欲借秦国力量取得对晋国的领导权，占了一卦，“得贞屯悔豫”。筮史认为“不吉。闭而不通，爻无为也”；但司空季子认为“吉。是在《周易》，皆‘利建侯’”。两人各自提出了自己的理由，筮史所根据的是卦象，司空季子所根据的也涉及卦象，但主要是卦名、卦辞。这表明《周易》文本的卦名、卦辞和卦象并不一定一致，这需要人的解释。还有一个有趣的例子，《左传·僖公十五年》载：“秦伯伐晋，卜徒父筮之，吉。涉河，侯车败。诘之，对曰：‘乃大吉也。三败必获晋君。……’……三败及韩。”这件事的最终结果（三败乃胜）到底是不是出于神意，这很难说，实际上应是取决于当时秦晋两国之间的实际情况的对比；而可以肯定的是，第一次吃败仗无疑是与蓍筮的结论“吉”相违背的。占筮的吉凶，完全取决于卜徒父的解释。

人们有时甚至连解释也觉得多余，干脆抛开神意，专依人意行事。例如《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崔武子想娶齐棠公的遗孀，占了一卦，“遇困之大过”，史官都认为吉，但陈文子认为不吉：“夫从风，风陨妻，不可取也。且其繇曰：‘困于石，据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困于石，往不济也；据于蒺藜，所恃伤也；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无所归也。”筮辞显示的神意是再明白不过的了，但崔武子却无所谓：“‘嫠也何害？先夫当之矣！’遂取之。”这是因为那时在春秋思潮的背景下，人们已对神意产生了怀疑，认为吉凶取决于人自己。例如《左传·僖公十五年》载，当初晋献公嫁伯姬于秦，筮得归妹之睽，史苏认为“不吉”，经过一番解释，其结论是“姪从其姑，六年其逋，逃归其国，而弃其家，明年，其死于高梁之虚”。后来的史实似乎映证了这一点，但韩简却说：“先君之败德，其可数乎！史苏是占，勿从何益！”意思是说，当年即使依从了史苏的占断，也是于事无补的，因为吉凶完全取决于人自己的德行。

还有一个著名的例子，《左传·襄公九年》：

穆姜薨于东宫。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谓艮之随。随，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亡！是于《周易》曰：‘随：元亨利贞，无咎。’元，体之长也；亨，嘉之会也；利，义之和也；贞，事之干也。体仁足以长人，嘉德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然故不可诬也。是以虽随无咎。今我妇人而与于乱，固在下位，而有不仁，不可谓元；不靖国家，不可谓亨；作而害身，不可谓利；弃位而姣，不可谓贞。有四德者，随而无咎。我皆无之，岂随也哉！我则取恶，能无咎乎！必死于此，弗得出矣！”

关于穆姜的未来命运，史官的乐观是依据的对卦名“随”的解释，而穆姜的悲观是根据的对卦辞“元亨利贞无咎”的解释。此例的重大意义在于：解释的义理发挥可以否定筮辞本身的吉凶断定。换句话说，吉凶并不取决于《周易》文本所垂示的神谕本身，而取决于求卦者本人所具有的德性，这里就提出了一条重要原则：易不可诬。

根据这种精神，《左传》筮例还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易不可以占险。”《左传·昭公十二年》：

南蒯之将叛也（将欲叛鲁降齐），……枚筮之，遇坤之比曰“黄裳元吉”（坤卦六五），以为大吉也，示子服惠伯曰：“即欲有事，何如？”惠伯曰：“吾尝学此矣。忠信之事则可，不然必败。外强内温，忠也；和以率贞，信也。故曰：‘黄裳，元吉。’黄者，中之色也；裳者，下之饰也；元者，善之长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恭），不得其饰；事不善，不得其极。外内倡和忠，率事以信为共，供养三德为善。非此三者，弗当。且夫易不可以占险。将何事也？且可饰乎？中美能黄，上美能元，下美则裳。参成可筮，犹有阙也，筮虽吉，未也。”

这个筮例具有极为典型的意义，表明了这样一种时代观念：《周易》不能用来占断用心险恶之事，吉凶取决于人自己的心地善恶。高亨先生批评：“子服惠伯的解释《周易》是琐碎而牵强的，他把内色的黄和内心的忠硬联系起来，把下身的裳和臣下的共又硬联系起来，都是附会之辞，失去《周易》的原意。”这个批评当然是有道理的，那就是子服惠伯的解释确实已“失去《周易》的原意”，然而这正好说明，《左传》筮例已不是《周易》古经的观念了。

吉凶由人，这是西周末期、春秋时期的时代观念：《诗经·小雅·十月之交》“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职竞由人”；《左传·庄公三十二年》史嚚说：“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左传·僖公十六年》叔兴说：“吉凶由人”。正是在对《周易》古经的这种象数、尤其义理的解释、阐释中，孕育出了《周易》大传的世俗化、哲学化的观念体系。

但是所谓“吉凶由人”，这个“人”要看是什么样的人：个体本位的人，还是集体本位的人？在这方面，《左传》筮例也透露出一些消息。其实，上文的举例及其分析已经表明，《周易》解释学化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伦理化。换句话说，人与人的关系原则逐渐地取代了人与神的关系原则。我们看到，这种伦理化就是宗法化，也就是上文所说的非实体化、纯粹关系化。正如上文曾经谈到的，“宗”是一种无实体性前提的纯粹关系，这样一来，作为第一实体的个体存在着逐渐被消解掉的可能。这是解释学化的一种趋势，就是任何解释都是需要作为前提的某种原则的，这种原则往往不是自我确立的，而是社会的“超我”（借Freud语）原则。在《左传》筮例中，这种超我原则就是社会群体伦理原则。但是，正如人神关系本身蕴涵着两个维度一样，解释本身也蕴涵着群体的和个体的两个维度，因为虽然支持解释的原则总是群体认同的，但是解释行为本身总是个体进行的，他的个体性体现在他对原则的选择性，这就正如萨特所说，人注定是自由的，因为人的行为总是选择性的。

这种解释的个体精神，在《左传》筮例中依然存在着。上举《左传·昭公七年》的筮例，关于所谓“立元”究竟立长子“絷”、还是立次子“元”，史朝最后提出一个富于个体精神的原则：“各以所利，不亦可乎！”在春秋时期王权衰落、“诸侯力政”、“各以所利”地争霸天下的时势下，诸侯对天子的态度是这种个体精神的一种特定体现。例如据《左传·哀公九年》载，狐偃劝晋文公出兵送襄王归周朝，文公命卜偃占了一卦，得到“大有之睽”， 卜偃解释：“吉，遇‘公用享于天子’之卦。……天子降心以逆（迎）诸侯，不亦可乎！”晋侯于是采取了行动。晋文公是一个极富个性的人物，这里他同意“天子降心以逆诸侯”是理所当然的。诸侯对天子的态度是如此，大夫对诸侯的态度亦如此。例如《左传·昭公三十二年》，鲁昭公被季孙氏逐出而死在乾侯，史墨引《周易》来加以评论：“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故诗曰：‘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三后之姓，于今为庶，主所知也。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壮’，天之道也。”其实这并不是新事物，倒是旧传统的再现。王国维曾指出：夏商时代，“诸侯之于天子，犹後世诸侯之于盟主，未有君臣之分也。周初亦然，于《牧誓》《大诰》，皆称诸侯曰‘友邦君’，是君臣之分亦未全定也。逮克殷践奄，灭国数十，而新建之国皆其功臣昆弟甥舅，而鲁、卫、晋、齐四国，又以王室至亲为东方大藩。夏殷以来古国，方之蔑矣。由是天子之尊，非复诸侯之长，而为诸侯之君。……此周初大一统之规模，实与其大居正之制度相待而成者也。”[30]转贴于

五．《周易》大传思想的意义

上述《左》《国》筮例所呈现的淡化个体原则、强化伦理原则的趋势，在《周易》大传里更进一步加强了。

易象筮辞都是表意的，在古经里，“意”本来是天意神旨；但是经过《左传》筮例的解释转换，到大传里，如《系辞传》所说，“圣人立象以尽意，系辞焉以尽其言”，显然，这里的“意”已不是天神上帝之意，而是“圣人之意”了。众所周知，大传多次明确地指出，《周易》的产生不是神迹，而是圣人“观象设卦”的结果。因而《周易》似乎不再是神意的传达，而变成了圣人之意的传达了。换句话说，天神上帝已被“悬搁”起来了，至少是边缘化了。神的边缘化，同时也是人——作为第一实体的独立个体——的边缘化；神的淡出，其实也是人本身的淡出。

当然，《周易》大传并未完全彻底地排除天神上帝的观念。一是“帝”。例如《彖·鼎》：“圣人亨（烹）以享上帝，而大亨以养圣贤。”鼎作为礼器，是具有双重意义的：既烹以享上帝，也烹以养圣贤。《象·涣》：“先王以享于帝，立庙”；《象·豫》：“先王以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这两句都涉及上帝神与祖先神之间的关系问题，但这些“帝”往往是大传对古经的追述，似乎应该看做商代的传统观念的孑遗。二是“天”。《象·师》：“‘在师中吉’，承天宠也。”上文说过，《周易》古经的“天”往往指自然之天；而到了大传，这个“天”反倒逐渐兼有了“帝”的意思。这是因为“帝”本身为“天”所取代；但这个“天”的神性毕竟要比“帝”弱一些。大传还讲“天命”，例如《彖·无妄》讲：“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大传的“天”与“天命”都还保留着神性。

但是，大传的基本特征毕竟在于世俗化、哲学化。在《彖·观》里有一句容易导致误解的话：“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这里的关键在于什么叫“神”，《系辞传》明确说：“阴阳不测谓之神”；“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谓之神。”《说卦》也说：“神也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可见“神道”并无神学的意味，神道就是阴阳之道，就是“天道”“天行”的意思。天行也就是天道，《彖·复》：“‘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天行也。”《彖·恒》：“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终则有始也。”甚至所谓“河图洛书”也须如此理解，“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这里讲“神物”，即“神”乃是“物”，而不是那个至上神。《系辞传》还进一步说，易道是“神无方而易无体”的，知易道即圣人，也就是神，即“知几其神乎”。 这就犹如《白虎通·号》关于“神农”所说的：“古之人民，皆食禽兽肉。至于神农，人民众多，禽兽不足。于是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农作，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故谓之神农也。”这不是上帝神的作为，而是圣人“神而化之”的作为。

总起来说，在人神关系上，大传的精神就是《系辞传》讲的：“天地设位，圣人成能；人谋鬼谋，百姓与能。”《说卦》也有一个总结：“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蓍，参天两地而倚数，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发挥于刚柔而生爻，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这样一来，一切取决于圣人而不是上帝。

正如上文所说，神的衰落伴随着人的提升，但是此人更多地不是个体的人而是群体的人，这种群体性的典型就是“宗”。关于大传的宗法观念，《象·同人》提出了一个原则：“君子以类族辨物。”“族类”作为一个群体概念，其典型正是“宗”亦即宗族。一个宗族就是一个大的家，《彖·家人》称：“家人，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家人有严君焉，父母之谓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这是非常典型的宗法观念，它引伸出另外一些宗法观念，如《象·恒》：“妇人贞吉，从一而终也。夫子制义，从妇凶也。”以宗法观念为核心的制度建构，即所谓“礼”，《象·大壮》：“君子以非礼弗履。”礼的特点之一是各安其位，故《象·艮》讲：“君子以思不出其位。”总之，个体的人被群体人伦遮蔽了，人本身制度化了。转贴于

但这一切并不是说《周易》大传已经毫无积极意义了，其实大传仍有很多积极的东西。不过，在我看来，《周易》大传对于今天的积极意义并不在于它的哲学化本身，而在于它通过确立此后中国哲学的最高范式“阴阳”，确立了一种“东方生命哲学”，而这种生命哲学是既可以展示群体生命存在、也可以展示个体生命存在的。[31] 大致而言，《周易》大传的思想具有双重的意义：一是富于伦理精神的宇宙论模式，一是富于实体精神的存在论模式。这尤其体现在作为《周易》大传核心范畴的“阴阳”范畴上面：对于“阴阳”，既可作宇宙论的理解，亦可作存在论的理解。而这两种理解，可以导致两种截然不同的观念。其共同性在于，“阴阳”总是一种关系范畴；但是，这里存在着前文谈过的两种不同意义的关系：宇宙论意义上的阴阳，是那种“无实体性前提的纯粹关系”，即阴和阳均非独立的实体；而存在论意义上的阴阳，则是以实体为前提的关系，即阴和阳本是两个独立的实体。关于后者，《系辞传》所征引的当时的谚语很能说明问题：“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无论是否“同心”，这种关系总是以“二人”的个体存在为前提的。

其宇宙论模式富于群体伦理精神，这在大传中是随处可见的。例如《系辞》开篇就讲：“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乾道成男，坤道成女。”这是从自然宇宙论的尊卑贵贱秩序推演出人间伦理学的尊卑贵贱秩序。这种思路在《序卦传》里也非常突出：“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造物者是天地而不是神，故《序卦》从天地开始；造成之物，“盈天地之间者唯万物”。这里也没有神的位置，但这里同样也缺乏独立个体的位置。

而其存在论模式则富于个体精神，这也是大传思想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难怪其宇宙论模式被后来的宋明理学特别地加以发挥，结果造成了个体精神的遮蔽；而其存在论模式则被此前的魏晋玄学特别地加以发挥，结果形成了后轴心期的中国哲学史上难得的崇尚个体精神的时代。下面这些都是富于个体精神的表述：《象·蛊》“‘不事王侯’，志可则也”；《象·大过》：“君子以独立不惧，遁世无闷”；“老夫女妻，过以相与也”；《象·恒》：“君子以立不易方”等等。《乾文言》解释“潜龙勿用”说：“龙，德而隐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遁世无闷，不见是而无闷；乐则行之，忧则违之，确乎其不可拔，潜龙也。”这确实类似亚里士多德所概括的西方的第一实体观念。但双方也存在着重要区别：西方的第一实体始终追求绝对的独立价值，它可以生长出现代性的基础观念，但也可能造成“人对人如狼”那样的斗争哲学；而中国的“阴”“阳”实体则追求和谐。阴阳观念在于互补和谐，但从今天的立场看，它应是一种多元互补的和谐，这就要求我们把阴、阳理解为两个独立实体。

这里我还想说一点：《周易》大传虽然不一定是儒家心学的文献，但仍存在着相当浓厚的心学思想观念色彩。例如《象·蹇》“君子以反身修德”；《象·晋》“君子以自昭明德”；《象·丰》“‘有孚发若’，信以发志也”（《系辞传》讲“圣人以通天下之志”）；《乾文言》“闲邪、存其诚”；“利贞者，性情也”；《坤文言》：“直，其正也；方，其义也。君子敬以直内，义以方外，敬义立而德不孤”；“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体，美在其中，而畅于四支，发于事业，美之至也”。大传的“继善成性”思想也是富于心学意义的，《系辞传》说：“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在儒家看来，天地是未完成的“正在进行时态”，那么，何以继之？何以成之？这就要靠人之“性”。所以《系辞传》接下来又讲：“成性存存，道义之门。”此成性即是彼成性，也就是成天地者本乎人之性的意思，“存存”者，存性也，亦即孟子所说的“存心养性”。所以《系辞传》说：“默而成之……存乎德行。”上文谈到的“神道设教”，《系辞传》则称“显道、神德行”，就是圣人“以神明其德夫”的意思。如何神道？《系辞传》说：“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其根据还是人自身。《说卦》提出“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跟思孟学派的心学思想是完全一致的。这里的“理”并不是外在的，而是内在的，亦即下文所说的“性命之理”。这些都是《周易》大传富于个体精神的宝贵的思想资源，因为正如上文所说，心学合理地蕴涵着弘扬个体独立精神的意义。转贴于

最后，我想总括起来申明一点：我们今天需要的不是重建前轴心期的神学文化传统，而是重建前轴心期的第一实体精神；但是这种重建不是彻底抛弃轴心期以来的文化成果，而是继承发扬轴心期以来的某些积极的文化成果。在我看来，这种积极文化成果存在于从孔子、孟子到王阳明、李卓吾、黄宗羲的儒家心学传统之中，以及道家文化传统之中，也存在于作为儒道两家共同经典的《周易》之中，它需要我们去积极地发掘、阐释、转化、发挥。总之，我们不需要神，但我们需要人——作为第一实体的现代性的人。

注释：

[19] 位格包含一些基本观念，如实体、神性、人格等。

[20] 中国所谓“自然”虽然含有、但是远非西方所谓nature的意思，它的基本语义是“自己如此”，因此，它只表明了“原初的自身所予”（the primordial self-given）的意义。

[21]“自然人”是近代启蒙思想的一个极为关键的设定，它是现代观念的一个基本前提。另外，近代以来的“人性”（human nature）观念与“自然人”（ natural man）观念之间具有天然关联，这是应该注意的。

[22]《周易》古经之所谓“天”并不一定指神，如明夷卦“初登于天，后入于地”、姤卦“有陨自天”。

[23] 侯外庐：《中国古代社会史论》，第127页。

[24] 禴与庙是一致的，它是宗庙祭祀的一种。吴澄《易篡言》：“盖宗庙四时之祭，春祠，夏禴，秋尝，冬烝。”

[25] 姜广辉先生解释为：“帝、祖分开是从周代开始的。周人建国後，如果也象殷人那样有自己帝祖合一的宗教崇拜，那便会在周人与殷人之间有两个对立的信仰对像，不利于周人的精神统治。于是周人便将帝与祖分开，承认各有各的祖先神，但至上神的帝只有一个。这个至上神曾降‘天命’给殷的先祖，但因为殷人后来失德，又改降‘天命’给周人。这种解释有天道－人道的公平，谁叫殷人失德了呢！”（《论中国文化基因的形成》，原载《国际儒学研究》第6辑）

[26]《尚书·泰誓中》、《国语·郑语》史伯引《泰誓》。

[27]《左传·僖公十五年》。

[28]《国语》的内容虽然涉及西周末期、春秋两个时期，但以春秋时期为主。

篇6

作者：李云鹏 相昌庆 单位：漳州师范学院体育系

据统计仅永春白鹤拳门派在世界各国开设的武馆有近百家，门徒数万众，而太祖拳和五祖拳在东南亚、日本及世界各地的武馆和练习者更是不计其数。福建的地缘性特色形成了独特的海洋文化，海洋文化带动了福建传统武术的传播与发展，并进一步丰富了福建传统武术的内容。政策优势2004年初福建省委、省政府提出“建设海峡西岸经区”的战略思想，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建议》、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和“十一五”规划《纲要》都明确提出：“支持海峡西岸和其他台商投资相对集中地区的经济发展”，这标志着海峡经济区建设由地方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这为福建武术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扶持优势。多渠道交流平台提供优势近年来在福建省成功地举办了聚集国际资本与财富的全球投资盛会——第十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5.18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6.18中国海峡基础上成果交易会、海峡旅游博览会等各类金融文化节/世界福建同乡恳亲会，还有专门为福建武术南少林文化举办的中国（莆田）南北少林公演盛会和“武会两岸友、共牵海峡情”两岸青年海西行洛江联欢会。这些盛会不仅促进区域经济快速增长，还为福建武术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多层次、面对面、轻松灵活的交流平台。福建省武术文化产业发展的不足武术产业所占比重小随着文化产业发展的日益高科技化，已逐步呈现了集团化、规模化和跨国化的发展态势。改革开放以来，福建文化产业增长迅速，其增速在第三产业12个行业中跃居第3位，仅次于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社会服务业。但文化产业的主要成绩中广播电视电影业、新闻出版业、音像电子出版物稳居前3位。而福建武术文化产业所占的份量却不容乐观。武术产业发展速度慢福建传统武术产业随着体育产业化的进程逐渐起步，虽然近年来有些武术项目开展的不错，产生一定的社会与经济效益，但仍处于一个无序的、无组织的、无领导、不专业、不规范的发展状态。这不能代表福建武术产业的发展方向，其发展规模和范围都是有限的，远不能适应武术产业部的发展。

树立市场营销观念从市场营销观念的发展阶段可以看出，福建武术产业的处于产品观念阶段，没有充分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开发潜在消费者。因此，应该树立市场营销观念，即以满足需求为中心开展一些活动，谋求消费者满意、社会发展和经营者利益三者间的最佳平衡。完善福建武术产业链福建武术文化产业市场分类（1）武术技能培训市场，指省域内的不同类型的武术馆校、武术培训班、俱乐部等；（2）经营性比赛市场，指靠武术之名以盈利为目的商业化比赛活动；（3）武术产品市场，指以武术纪念品、器材、服装等产品生产活动等；（4）商业表演市场，指以商业化手段运作的武术演出或表演活动，如泉州少林武僧表演的大型舞台剧“风中少林“表演等；（5）影视产业市场，指以武术为主题开发武打影视片为目的经营活动，如1996年拍摄的电视连续剧《南少林》等；（6）武术金融市场，指以武术为名的专项募捐活动和民间集募等；（7）武术软件市场，指以武术为题材开发的电子游戏软件和产品等；（8）大型活动市场，指地方政府组织的以武术与商贸相结合的国内外活动，如莆田举办过3届的“南少林国际旅游文化节”等。整合资源优势福建武术产业的开发也需要充分利用各种优势来完善整个产业链，更需要将这些优势资源进行系统的整合起来，这样才能将福建武术市场同别的市场区别开来。整合区域文化资源、人才资源、旅游资源、教育和演出市场的优势。发展福建武术文化产业建设中唯有结合各种资源的优势及特点，完善武术文化产业链，形成以武术文化产品为主导的各种市场。制定合理的武术产品价格体系福建省武术产品还处于产品生命周期的导入阶段，武术产业相关产品的定价还没有一个系统的方案。从一些景区门票上来说，莆田少林寺原收取门票5元/人，现无门票，目前也没有收取门票；从武术赛事来说，自2003年以来，福建省举办过各种各样的武术比赛，武术节期间举办的经贸洽谈会暨名优特新产品展销会、泉州第8届元宵侨乡商品交易大会等，汇集了3000家企业的价值3亿多元的商品，吸引了海内外1000多家客户前来洽谈订货，开幕第一天成交额就达2000多万元。可见定价对于武术产业来说是十分重要，特别是福建武术与本土的其他经济产业相结合制定一系列的价格策略。例如，福建武术表演市场可采取折扣与折让策略，福建武术旅游市场可采取地区定价策略，武术技术培训市场采取差别定价策略等。福建武术产业中大多数产品可以采取一种比较全面的定价策略——产品组合定价，有利于武术产业价格的规范性与系统性。注重品牌传播与推广品牌定位福建武术品牌定位应立足于现状，根据福建省武术的特点，应突出重点项目，强化项目特点，明确目标人群，加强项目定位，寻求切合实际的市场切入点。依据以上的受众目标分析和福建武术的特色以及全国武术市场的竞争状况，将福建武术品牌定位为以南拳和南少林为代表的福建特色武术。

品牌传播品牌的形成是一个运作、经营的过程，需要专门的管理和组织机构。只有在对福建武术文化资源进行整合、吸引投资、扩大规模，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以区域经济为依托促进武术旅游业、表演业等在更大范围内和更高水平上的结合与发展。如泉州、莆田、福清三地已投入巨资建成“南少林寺”。福建武术品牌的传播应把握好以下三点，首先福建武术品牌传播应选择结合网络化的途径，强大的网络传播功能已经成为不可忽视的力量。福建武术产业坚持武术网络传播产业化的模式具有前景光明大有发展余地；其次坚持福建武术品牌传播手段多样化，选择多样的传播手段是成功进行武术品牌营销的保证。在福建武术推广过程中进利用服装、鞋帽、饰物和口号等品牌衍生品、事件公关、企业文化和忠诚度培养等手段是武术推广实施名牌战略的重要途径。借鉴和利用国内外品牌传播成功案例，找到适合福建武术的营销方式，建立“市场运作、企业营销、政府扶持”的海外营销新机制。例如，利用明星效应，对福建武术产品的代言或者通过广告宣传片等；最后强调福建武术品牌传播的规范化，随着福建武术品牌传播效应不断扩大，要进一步突出品牌的特点，树立良好的品牌形象，培养起品牌忠诚度，健全福建武术文化品牌的定位和传播途径。发挥福建武术具有地缘、政策以及多平台交流的优势，这对福建武术文化产业的发展有促进作用，这三大优势为福建武术文化产业发展提供了优越的条件。但是福建武术文化产业的发展也存在不足，武术产业所占比重小，武术产业发展缓慢等。营销视角下，福建武术文化产业发展的主要策略，主要是树立市场营销观念、完善福建武术产业链，形成以武术为核心的产业发展模式，建立福建武术文化品牌，逐渐扩大市场影响力的策略。

篇7

作者：余芳 单位：福建省永安市供电有限公司

在电力企业中直面客户层的营销文化层，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在最外层的，这一层虽然是最底层最简单的文化组成，但是其也是直接面对客户的，对电力企业的日常营销有着重要的影响，可以说直接是企业的形象层。在这一层的电力营销中，应该构建完善的服务文化，加强企业与客户之间的友好的联系与沟通，维护客户与企业固有的关系，并且进行潜在客户的开发，通过提供高质量的服务，来树立企业的良好形象，从而获得企业的收益。程序流转层。程序流转层也就是营销文化的中间层，这一层主要是营销方案的制定以及现场的侦查活动。在这一层的营销之中有着相关的制度以及行业的标准，这些都是需要营销人员特别注意的，在这一层的营销文化需要有专业的行业素养以及个人服务热情，要进行细致的工作，对于客户的服务在任何一个环节都要特别的注意，不能够出现失误。因为可能一个失误的出现都直接会影响最后的投入运营，造成客户对企业的不满意，从而对企业的形象造成影响。营销文化核心层。营销文化的核心层也就是营销文化体系的最内层，这个层级是整个营销文化的最关键的地方，直接是营销文化的形成的地方。在这个层级中，需要企业对员工的思想做一个有效的引领，帮助员工树立良好的人生观、价值观。营造良好的营销氛围，让企业的员工因为企业的信念而凝聚起来，在心中形成一个小小的宇宙，从而在工作的时候信心百倍又充满活力。当然这个层级的文化也是整个电力企业营销文化的灵魂部分，它能够积极的推进企业的营销，在获得企业利润的基础上促进企业的良好发展。

对于电力企业也是一样，营销文化的建设能够让企业内部凝聚成一股巨大的力量，从而在电力营销的过程中充分发挥优势。做好企业文化分析，准确定位营销文化任何一个企业都有着自己的文化，虽然有的企业并没有形成一套系统的体系，但是企业文化就像是一种空气一样无处不在。统一的着装，统一的口号等等这些都是企业的文化内容。所以在电力企业中也是一样，在营销文化的建设中首先要考虑到企业的整体文化，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营销文化的准确定位。营销文化需要根据个性化、差异化等不同的因素来进行构建。在构建的过程中需要考虑到电力企业所处的地域，企业的历史背景等等，从而让营销文化有个好的定位，具有深厚的内涵以及能够适应时代的发展。总体来讲，在电力营销文化的定位中在除了坚持优质服务之外还应该选择一些具有特色化的电力营销口号，在这些口号中需要有感恩、感谢一线员工、感谢客户、创新、高科技、尽责等等文化因素，从而让企业营销人员形成一股巨大的凝聚力，以共同的信念与企业一起创造美好的未来。构建电力营销文化体系，激发企业内部活力电力营销文化的建设需要一个成熟的体系作为铺垫，从而更好的发挥营销文化的作用。所以对于电力企业来讲，应该建构三层的电力营销文化，通过对核心文化、流转层文化以及外层文化的构建，让企业内部充满生机与活力，让企业的员工凝聚成一股巨大的力量，从而促进整个电力企业的蓬勃发展。当然在具体的构建中，在核心文化层需要引导企业的员工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与人生观，在企业内部找到认同感与归属感，还有奋进感，从而不断的激发自己的潜能，为企业创造更大的价值；其次，在流转层文化的构建中，需要培养出一流的营销队伍，提高整个营销的方案制定能力，提高业务质量；最后在营销文化的最外层应该构建起客户的文化，优化员工的服务意识，并且让营销文化充满员工的内心，从而更好的给客户带去服务，树立企业良好的形象。

打造营销品牌，增强营销团队的战斗力品牌也是一种文化，品牌效应不管是对于消费者来说还是对于企业的员工来说都有着很大的影响。在电力企业中也是一样，一个好的品牌总能够带动员工的积极性，能够让员工的营销的过程中更加有自信。所以，对于电力企业来讲，在营销文化的建设中也应该不断的进行品牌文化的创设，不断的树立典型，打造属于自己的品牌，以此来增强企业营销团队的战斗力。并且在营销团队之中，还应该树立典型，对于那些营销做得好的员工要进行奖励，让他们去主动积极的帮助其它的员工，一起来让企业的营销做得更好，从而不断的增进企业的绩效，提升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在企业内部建立一个完善的营销文化体系，通过文化的力量来推进企业的不断发展，为企业树立良好的形象并且取得效益，这是当今电力企业适应市场经济发展提升自身的竞争力的必由之路。所以，电力企业一定要认真的把握企业文化的发展趋势，积极的营造企业的营销文化，为电力营销创造良好的氛围，组建一支优秀的营销团队，从而促进企业发展与繁荣。

篇8

1.1企业文化建设的思路

企业文化建设的目的是为了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从而促进企业的发展。因此，企业文化建设要围绕如何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展开。

1.1.1企业文化建设要突出企业价值观的核心作用企业价值观是企业文化的核心，是企业员工的精神归宿，企业的一切行为都与之紧密相关。同时，企业价值观又决定着企业的战略定位、经营管理，以及经营支持能力，进而影响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所以，在进行企业文化建设时一定要围绕核心竞争力展开，突出企业价值观的核心作用。

1.1.2企业文化建设要为企业的战略观服务战略是一个公司长远的目标，决定着企业的发展目标和方向。有什么样的战略观就有什么样的战略规划，战略观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企业战略定位能力的高低。很好的战略定位能力有益于企业根据自己目前的情况和以后可能发展的状况，制定正确的发展战略，引导企业不断地发展壮大。企业文化建设要围绕这一目的，才能发挥其应有的效用，才能把企业文化建设落到实处，使企业有一个动态、匹配的战略观。

1.1.3企业文化建设要为企业的经营管理观服务经营管理是企业盈利的根本手段和方法，企业离开经营管理就如一架没有运转的机器，毫无生机可言。经营管理是一项经常性的事务性工作，它是企业战略观在经营管理层面的细化执行。经营管理能力的高低决定了企业运转效率的高低，从而影响着企业的盈利能力。因此，企业文化建设要围绕提高企业的经营管理能力展开，使企业有一个动态的、协调的经营管理观。

1.1.4企业文化建设要为企业的经营支持观服务企业是社会经济的细胞，处于社会的大环境当中，企业的健康、持续发展离不开周围良好的经营环境。比较友好的经营环境能够给企业带来更多的机会，使企业的运转更有效、更灵活；相对较差的经营环境使企业处于穷于应付的窘态。因此，企业不仅要注重经济效益，这是企业生存的根本；还要注重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这是企业生存的前提。使二者共同达到一种平衡，促进企业的良好发展。企业文化建设是为企业的发展服务的，因此，企业文化建设要促进企业经营环境的改善，使企业有一个融合的经营支持观。企业文化(包括：精神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物质文化)要围绕着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提高来建设。以企业精神文化中的价值观为核心，围绕企业核心竞争力的三个方面——企业战略管理能力、企业经营管理能力、企业经营支持能力——进行建设。

1.2企业文化创新的思路

企业核心竞争力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企业环境、规模等条件的变化，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如果按照原来的思路和方法进行企业文化建设，而不顾企业所处环境的变化，则会使企业陷入危险的境地。企业文化建设的生命周期理论揭示了企业文化的建设过程和发展规律，上面列举的三种简化模式启示我们：在企业文化建设过程中，要尽量规避其不好的情况，促使企业文化动态发展，以适应企业环境变化引起的核心竞争力的动态变化。为实现这一目的，就要进行企业文化创新。只有进行企业文化创新，才能改变企业落后的管理方式，及不适应企业环境的企业文化。企业文化创新的目的是使企业核心竞争力能够不断地适应企业环境的变化，使企业能够顺利地度过企业文化建设的两个生命周期的交接时期，不至于在企业文化生命周期交接处由于处理不当而致使企业核心竞争力丧失或者大大降低。因此，我们在进行企业文化创新时可以参考以下思路。第一，企业文化创新要结合企业文化的生命周期进行。企业文化的生命周期揭示了企业文化的发展规律，为我们进行企业文化创新指明了方向：要围绕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提升进行。企业文化生命周期包括文化探寻阶段、培育阶段、发展阶段、固化阶段。在各个不同的阶段，要根据各个阶段的特点以及易出现的问题进行相应的改进创新，并在两个周期交会处进行创新，以防止企业在结合点处核心竞争力的大幅丧失。第二，企业文化创新要以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为目标。核心竞争力是企业生存的根本，是企业进行竞争的源泉。企业文化创新就是要不断地根据企业环境的变化，跟随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变化而变化。第三，企业文化创新要把企业核心竞争力的三个方面——企业战略定位能力、企业经营管理能力、企业经营支持能力——有机地统一起来。第四，企业文化创新要把创新的内容有机地统一起来。企业文化创新的内容包括：观念创新、制度创新、目标创新、要素创新、组织创新、环境创新。创新是一个有机的系统，单个内容的创新易陷入极端，只有各个创新内容有机地统一后，再进行创新才能达到最佳效果，实现企业核心能力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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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绘画商品化的发展对艺术创作的影响

作为绘画商品化最大的需求方商人尤其是盐商，他们虽然处于“四民之末”的社会地位和形象却是希望按照文人士大夫的“儒雅”来改变自己，特殊的社会环境使得他们乐于接受新鲜事物。面对“喜新尚奇”的社会风尚，绘画商品的需求方对作品个性的推崇以及绘画艺术市场严酷的规律性，使得这些凭借绘画借以谋生的画家们只能按照市场的供求关系进行艺术的变革。正如薛永年先生所云：“新经济因素的滋长与由之而来的绘画供求关系是导致八怪艺术新风尚形成的根本原因。”画家们从艺术观念、绘画题材以及绘画语言等各个方面进行创新来迎合聚集于扬州的大量儒商的审美趣味。

1.受市场化影响在艺术观念上更具创新精神

绘画作品作为商品在市面上流通一定程度上一定要遵守商品的特质，同样都是画家用劳动力创造出来的作品，为了更加具有市场竞争力，画家就需要让自己的作品从内容和风格上更加新颖、独特来吸引消费者。例如金农尤擅墨梅，作品有《墨梅图》等，他还有一个独创的隶书体，自谓“漆书”十分有代表性；黄慎以草书入画，多以神仙佛道和反映社会贫困人民生活为题材，作品有《醉眠图》《苏武牧羊图》等；郑燮他对绘画创作颇有创见，能做到以诗出画诗画相通，擅画竹、兰，他还创造了一种六分半书体既集真、草、隶、篆于一体，代表作品有《墨竹图》《兰竹图》等。扬州画派中除了上述提到这几位画家还有李方膺、汪士慎、华嵒、李鱓、罗聘、高凤翰、高翔、闵贞、边寿民等诸人，他们每一个都以其极具创意个性鲜明的作品吸引着购买者的注意。

2.受市场化影响绘画题材及创作手法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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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政当局看到了这一趋势，为发展这一与杭州的城市品格相适应的都市型工业，培育杭州新的经济增长点，杭州市政府顺势提出打造“中国女装之都”的战略，决心塑造“中国女装看杭州”的城市品牌。为此专门成立了女装产业发展领导小组，负责制定、实施杭州女装发展战略。自从2000年杭州女装整体亮相北京引起世人关注之后，杭州女装整体形象的打造就如火如荼，2002年，一系列的活动依然异彩纷呈：

杭州女装整体形象活动的打造活动进行得轰轰烈烈，也取得很大的成效，杭州女装的知名度越来越高。但是，杭州女装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要想再上升到更高的层次，建立在中国服装界的强势地位，从而实现打造“中国女装之都”的战略，就必须进行一个理性的思考：奠定“中国女装之都”的基本要素是什么，杭州女装发展的根本是什么？文化。服装品牌的背后是文化，文化才是女装发展的根本。因此，在杭州女装的整体形象热烈塑造之后，在一系列的感性活动之后，理性的整合势在必行。因此，为了对杭州女装整体形象系列活动的整合，杭州女装产业领导发展小组决定，举行首届杭州女装文化发展论坛，要从深层次来探讨杭州女装产业的发展根本。 大型行业论坛的商业运作挑战，深度挖掘论坛的商业价值

按造杭州市政府的一贯作风，任何经贸活动都应该按市场化来进行运作，杭州西湖博览会的成功举办就体现了杭州市政府的市场化思维。市政府要举办首届杭州女装文化发展论坛，同样要进行市场化运作，市政府只作适当的支持，主要经费由市场解决。因此，首届杭州女装文化论坛就交给我们来策划承办。

我们接到市政府的有关批文时，已经是10月底，而举办日期就定在12月21日（这一天正好是杭州女装发展工作会议举办一周年）。从经费的筹集到策划承办，只有不到两个月时间！一般市场化运作的大型公众活动，准备时期至少需要半年以上，这还都会显得紧张，而我们只有不到两个月，准确的说，是40天！而我们必须在短短的40天内寻找到赞助商，并组织策划整个活动，其难度可想而知。

的确，我们面临着两个关键难题：一是接近年底，多数企业的宣传预算基本用完，要拨出经费赞助难度相当大；而且，10、11月杭州举办得轰轰烈烈的西湖博览会，各家企业游走于会场展馆之中，已经精疲力竭，因此企业年底参与公众活动的热情锐减，我们能否寻找到肯积极赞助本次论坛的企业，真是一个不小的挑战；而在年末，文化名人档期一般都比较紧张，如不早点联系，恐怕就很难邀请到合适的文化名人来参与论坛，而要确定主讲的文化名人，就得首先寻找到赞助商，毕竟预算约束着我们的选择啊，所以寻找赞助企业的时间更加紧迫。

时间真是刻不容缓！虽然我们策划过很多活动，但象时间这么紧张的公众活动策划还是头一次，真是对我们策划组织能力的极大挑战。经过讨论，我们立即成立了“杭州女装文化发展论坛组委会”，并很快明确了论坛的基本思路：以“霓裳寻根”为本次论坛的主题，提出“文化是女装发展的根本”的鲜明主张，通过不同领域文化名人交叉碰撞，从不同角度来探讨杭州女装文化，从而达到集思广益的目的，同时要通过媒体的广泛参与，让一般大众参与到杭州女装文化的讨论中来。11月1日，我们拟定了基本的策划方案：会期为一天，邀请5名文化名人、服装专家作为论坛的主讲，中午进行30分钟的女装秀，会场容纳200—250人左右，浙江、杭州的各大媒体均在邀请之列。当然，这只是一份初步的策划方案，具体的执行方案必须根据赞助的落实情况进行调整。

由于这是一个学术味较浓、行业性的论坛，之前还没有类似的商业化操作，所以，我们只有仔细研究本次论坛，精心策划，挖掘出它的商业价值，才有可能将本次论坛办好。通过连夜讨论，我们拟定了本次论坛的赞助方案：

一、首届杭州女装论坛的冠名权。我们深知，论坛的主要经费来源只能来自论坛冠名的企业，而要争取到企业冠名这么一个文化论坛，一方面冠名企业要与论坛有一定的关联性；另一方面是必须要明确列出冠名赞助企业的赞助权益。经过反复讨论，我们挖掘出冠名企业获得的18条权益：

（1）论坛由冠名企业独家冠名

（2）建议论坛新闻会在冠名企业举行

（3）将冠名企业列入协办单位

（4）冠名企业针对本届论坛如需作主题推广活动，活动组委会可适当配合组织并商议相关管理费用。

（5）电视台对冠名企业法人（代表）进行电视专访

（6）杭州电视台综合频道《西子霓裳》栏目设的本次论坛专题节目予以报道

（7）浙江电视台、钱江都市、教育科技、影视文化等频道对本届论坛都有新闻或专题报道

（8）西湖明珠频道《文化动态》全程跟踪报道

（9）钱江晚报《杭州女装文化大家谈》大幅报道本次论坛

（10）中国服饰报予以报道

（11）中国女装网（suite-dress.com）女装文化论坛专栏予以报道

（12）冠名企业派代表参与名人女装文化论谈专题

（13）论坛专题VCD中出现冠名企业简介，并向冠名企业赠送8盘VCD

（14）论坛会现场悬挂冠名企业条幅四条

（15）论坛主讲台背景展示上予以冠名企业名称出现

（16）论坛会现场投影屏播放冠名企业概况（播放资料由冠名企业提供）

（17）赠送论坛会看板广告二块（免费设计看板广告两幅）

（18）赠送会刊纪念册封面、封底广告，并向冠名企业赠送会刊8本

看着这洋洋洒洒的18条赞助权益，我们都不禁感慨，原来一个学术论坛居然也具有这么大的商业价值！我们有信心把这次论坛的商业化运作成功。

二、论坛会场看版广告。我们开始能够想到的，就是冠名赞助。受体育运动比赛商业操作的启发，那么，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在论坛现场也放置看版广告呢。我们的与会代表都是杭州的女装生产流通企业，这么多企业云集一堂，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那么，作服装企业生意的企业，应该对这些企业客户感兴趣，这绝对是一次向企业客户展示形象的绝好时机。而且，我们方案当中，将广泛邀请各大媒体进行跟踪报道，透过媒体的辐射，这些看版的广告价值就不仅限于会场，而能够扩散到公众当中去。而且，看版广告的费用也比较合理，比刊登一次报纸通栏广告还低（根据会场看版的位置，我们把看版类型分为A、B两类，A类为10000元，B类为5000元，一共20块左右），但效果却远远超出通栏广告，而且针对性极强。我们相信一定能够把这些看版推广出去。

三、论坛会刊广告。作为一次较高规格的行业论坛，应该为与会代表准备有关的书面资料，通常的论坛会刊都是给与会代表发一些打印复印资料就好了。我们一开始也是这么考虑的，毕竟这样比较节约成本嘛。但我们一位同事提醒我们说，我们可以参考西湖博览会的做法，西湖博览会的会刊都有大量的企业在上边作广告，我们也可以呀。真是个好主意，要知道，我们运作论坛的经费主要靠市场筹集，必须尽可能大地挖掘它的商业价值。因此，我们可以印刷精美的会刊，编辑进去杭州女装的发展、历史文化、服装营销、女装品牌案例，让它成为一本值得反复阅读的刊物。这样，不但提高了本次论坛的社会效果，给女装企业代表提供了借鉴，同时也能够弥补一部分经费。而这本会刊因为密集在大杭州服装圈子里，在上面作广告不但针对性很强，而且影响范围也相对较大，所以应该具有相当大的广告价值。 锁定三类企业作为赞助目标

由于时间紧迫，我们许多工作必须同时进行，而最关键的就是赞助经费的落实，毕竟“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经过讨论分析，我们将目标锁定在以下几类企业：

一是杭州女装企业。毕竟这是杭州女装企业的一次盛会，比较容易获得杭州各界的关注，因此，杭州女装企业参与赞助宣传自己的需求有一定的基础；

二、服装流通企业。包括大型百货商场（其中女装销售是百货店的重要销售主力，因而吸引众多女装企业进入应该会有帮助，所以是一类重要的赞助商）、服装批发商城（如四季青服装批发市场等，他们的主要客户就是服装企业，众多服装企业撑起了服装批发市场使之成为炙手可热的黄金商铺，而女装企业更是他们的主要客户群体，所以服装批发市场应该会是我们寻求冠名企业的主要目标）。

三、纺织面料企业。纺织面料企业是杭州乃至浙江地区的一个重要产业群，地处柯桥的中国轻纺城是亚太地区最大的面料集散地，在服装的产业链中，纺织面料企业处在服装企业的上游，服装企业就是纺织面料企业的客户群。所以，在这么一次有众多女装企业参加的集会上宣传展示自己，恐怕要比参加一次大型展览要有效得多。因此，纺织面料企业成为我们的一个重要目标。

锁定赞助目标后，我们进行了细致的分工，一方面要广发传真，另一方面要主动接触企业，各个人员负责的目标企业划分得非常清楚。而对表现出意向的企业要花大力气进行深入接触。一切工作在紧锣密鼓的进行着，但是我们的心始终在悬着，因为毕竟时间太紧张了，即使寻找到意向客户，企业也需要一个决策的过程，所以时间真的是非常的宝贵。但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啊。 某服饰广场——从顶峰到谷底

正当我们在加紧准备的时候，11月3日，我们在去联络一家服装批发市场的路上，收到公司打来的电话，说是有一家叫“衡圣（化名）”的公司打电话来，不知什么事，我们一下子没反应过来。打电话过去，找到他们的企划部经理，原来就是某服饰广场——我们很早就有过接触的一个客户，这是一家由香港衡圣（化名）集团投资的经营服装批发零售的高档服装批发市场。恰好我们要去的地方离某服饰城不远，我们迅速办完事情，就直奔某服装广场。一问才知道，是他们香港老板看到我们的赞助方案后，比较感兴趣，就叫企划部跟我们联系。因为某服饰广场今年9月份刚刚开张，虽然招商的效果比较满意，但开始的几个月内市场的人气还没有形成，所以他们也需要借助各种活动来提升某服饰广场的知名度，从而增强商户的经营信心，因此他们对赞助首届杭州女装文化发展论坛比较有兴趣。香港企业家果然是跟内地企业的观念不一样，能够看到赞助这么一次行业盛会的潜在价值，我们向他们申明了这次论坛的意义，并谈了我们拟定的赞助方案，他们表现出了非常浓厚的兴趣。因为冠名赞助涉及金额较大，需要报经董事会讨论，但他们非常爽快的先定下了两块看版。我们交流得很愉快，并在企划部经理的陪同下，走访了广场内的几家服装企业，之后约定我们回去后给他们发来有关赞助的权益问题，他们董事会再仔细考虑一下。我们迅速将整理好的赞助方案文本传了过去，第二天他们就电话过来表示同意进行合作（独家冠名赞助），并要求我们就不要再与其他企业联系了（当时我们在同时联系几个比较有可能的企业）。得到这个答复真是令我们欣喜万分，我们怎么也没想到，事情会这么顺利。我们当然满口答应，然后按照他们的要求立即着手准备合同。我们当时真是感到万分幸运，全公司上下士气高涨，在这种气氛下，我们放弃了其他努力，工作的重心立即转到策划执行的具体事务上去了。一切似乎都那么顺利，我们甚至想，刚接到批文的时候高估了策划承办本次论坛的难度，实际上并没有那么困难。但是，事情从来就不可能那么顺利，我们把合同文本提交过去之后，双方就一些具体事项又进行了多次沟通。正当我们满怀希望，不断敦促对方签订合同的时候，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隐约感到事情有点不妙。一个星期后，对方的答复证实了我们的担心，由于香港衡圣（化名）集团与杭州合作伙伴的特殊关系，杭州的合作伙伴不同意赞助本次论坛，虽然香港衡圣（化名）集团也做出了比较多的努力，但还是无法扭转杭州合作伙伴的意见，衡圣（化名）集团方面只好对我们表示歉意。 东方文化园——柳暗花明又一村

某服饰广场让我们经历了从顶峰到谷底的震撼体验，同时我们的时间变得更加紧迫，现在只剩下一个月时间了。一切又得从头开始，我们之后又陆续与其他单位进行了联系。但正如我们之前所预料到的，难度非常大。一家有一定知名度的服装企业表示，举办女装文化论坛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可惜时机不合适，因为他们公司今年已经完成20002年的计划，如果女装论坛放在明年春季，他们公司一定会全力赞助，因为这的确是服装企业提升自身品牌形象、跟服装品牌非常吻合的一次公众活动，但今年就没有办法了。冠名企业的寻找陷入了僵局，当然，看版广告倒是取得一些进展，经过我们的努力，获得了杭州解放百货女装部的大力支持，购买了一部分得看版；凯喜雅丝绸也预定了其中的两块（A类），杭州金富春纺织也给予了支持（预定了两块B类看版），总算筹到了一部分的经费；同时浙江航民集团（一家主要从事纺织印染的企业集团）也对我们会刊进行了大力支持，这样可以弥补一些基本的费用。我们到现在还庆幸，由于对论坛的广告价值进行了比较充分的挖掘，总算在冠名企业还没有眉目的时候，通过看版和会刊，获得了一些经费（一般论坛还没有想到论坛现场和会刊的商业价值）。

时间在一天天过去，冠名企业依然没有落实。我们只有在继续寻找，当然，原先其他业务同时在进行。事情往往在你看起来没有希望的时候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转变，正当我们一筹莫展的时候，公司一位同事提起，他曾经跟杭州东方文化园的营销副总谈起过论坛的事情，当时他就说可以合作来作这件事。不过由于我们的思路一直局限于服装、纺织与流通企业，根本没有想到其他企业，也就没把东方文化园考虑在内。现在提起，对啊，不一定非得是纺织服装类企业啊。我们办的是女装文化发展论坛，本身就是一次文化活动啊。东方文化园也是能够跟我们的论坛主题相吻合的啊，为什么不能让东方文化园来冠名呢。再进一步分析，东方文化园内的太虚度假酒店正在紧张建设中，预计今年要开张，把论坛放在东方文化园举行，对东方文化园来说，不是能够把将要开张的太虚度假酒店以及东方文化园推向市场吗？我们立即跟东方文化园的副总（瞿总）取得了联系，跟他说明了我们的想法。瞿总听了的确也很感兴趣，就让我们到东方文化园去一趟进行详谈。第二天是星期六，天还下着蒙蒙的细雨，但是，这个消息让我们又重新看到了希望，于是我们一早就驱车赶往东方文化园。谈过之后，瞿总又带我们参观了东方文化园，包括佛教区、道教区、儒教区以及养生区，走在东方文化园里，我们发现这里已经浓缩了东方文化的精髓，整个建筑、文化氛围都非常适合举办一次文化论坛。整个格调非常吻合“杭州女装文化发展论坛”，到了这里，我们才发现，其实由东方文化园来冠名，称为“东方文化园·首届杭州女装文化发展论坛”绝对是一个非常好的创意。这样我们的整个论坛将完全渗透进去了文化的味道，要知道，杭州女装文化，必须汲取中国乃至东方的文化滋养，形成自己的文化特性，才能够建立自己的文化风格。而在浓缩了东方文化精髓、深刻体现东方文化经典元素的东方文化园探讨杭州女装文化，真是一个绝佳的创意。没想到，一个偶然居然成就了一个绝妙的策划创意。我们与东方文化园方面对在东方文化园内举办“首届杭州女装文化发展论坛”达成了共识：在东方文化园举办杭州女装文化发展论坛对双方来说是一次双赢的合作。当然，东方文化园的太虚度假酒店目前还在施工当中，不过他们计划中定于12月28日正式开张营业，只要加紧速度，是能够保证12月21日顺利举办论坛的，东方文化园的承诺让我们看到了我们的论坛成功有望。经过与东方文化园董事长徐关兴的进一步沟通和讨价还价，我们达成了合作的意向。双方决定采取“现金赞助+实物赞助（酒店租赁、餐饮供应等）”!

方式进行合作，东方文化园保证加快太虚酒店的施工进度，确保本次论坛能够顺利进行。在与董事长进行沟通的当天就迅速签下了合作协议（我们已经不能够再拖了，何况我们也担心夜长梦多啊），支票星期一就开出。至此，赞助商的寻求工作终于有了一个圆满的结果，我们的论坛也就有了保证。本次论坛市场化运作的意图也算是有了一个交待。真是峰回路转，柳暗花明又一村啊。 多方协调与论坛准备同时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