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量分析论文模板(10篇)

时间:2023-03-21 17:14:51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计量分析论文,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计量分析论文

篇1

1.规定商品流通企业的进货费用计入存货成本

原准则规定,商品流通企业存货的采购成本包括采购价格、进口关税和其他税金等,在采购过程中发生的运输费、装卸费、保险费、包装费、仓储费等费用在其发生时确认为当期费用,运输途中的合理损耗、入库前的挑选整理费用等,直接计入当期损益。

新准则不再区分企业的性质是工业企业还是商品流通企业,存货采购成本包括的内容都是一致的。根据新准则的要求,可以将在采购过程中发生的运输费、装卸费、保险费、包装费等费用按照合理的分配办法计入存货成本。仓储费(不包括在生产过程中为达到下一个生产阶段所必须的费用)在发生时确认为当期损益,不计入存货成本。在实务中,企业也可以先进行归集,期末再根据所购商品的存销情况进行分摊。对于已售商品的进货费用,计入当期损益;对于未售商品的进货费用,计入期末存货成本。如果企业采购商品的进货费用金额较小的,可以在发生时直接计入当期损益。

2.明确劳务成本可计入存货成本

原准则未就为提供劳务而发生的相关费用是否应计入存货成本予以规定。新准则明确规定:“企业提供劳务,所发生的从事劳务提供人员的直接人工和其他直接费用以及可归属的间接费用,计入存货成本”。这一变化使得存货的内涵不再局限于原材料、库存商品等实物范畴。

3.放宽制造费用分配方法的选择

原准则在规范确定存货的加工成本时,列举了可选用的制造费用分配的方法、联产品加工成本可选用的分配方法,并规定了主副产品加工成本的分配方法。

新准则仅仅提出“企业应当根据制造费用的性质,合理地选择制造费用分配方法”、“在同一生产过程中,同时生产两种或两种以上的产品,并且每种产品的加工成本不能直接区分的,其加工成本应当按照合理的方法在各种产品之间进行分配”,未在准则正文中对制造费用分配等方法进行列举,企业可以根据自身业务的实际情况选择适当的分配方法分配制造费用。

4.允许部分存货的借款费用资本化

原准则不允许将存货的借款费用资本化。《企业会计准则第17号——借款费用》规定,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是指需要经过相当长时间的购建或者生产活动才能达到预定可使用或者可销售状态的固定资产、投资性房地产、存货等资产。可见,新准则扩大了应予资本化的资产范围,某些特殊行业,如造船、飞机制造等机械制造企业,将允许用于存货生产的借款费用资本化,计入存货成本。

(二)其他来源存货的计量变化

1.投资者投入存货的成本必须公允

原准则规定,投资者投入存货的成本,应当按照投资各方确认的价值确定。《企业会计准则第1号——存货》在这方面强调了公允价值的运用,规定投资者投入存货的成本应当按照投资合同或协议约定的价值确定,但合同或协议约定价值不公允的除外。在投资合同或协议约定价值不公允的情况下,按照该项存货的公允价值作为其入账价值。

2.关于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取得存货的计量

原准则规定,非货币性资产交易一般不允许使用公允价值,通常不确认损益。换入的存货按换出资产的账面价值加相关税费(减进项税额)入账;涉及补价的,还应加上支付的补价(支付补价方)或减去补价加上确认的营业外收入(收到补价方)。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存货的初始计量较为复杂,首先要对交易进行判断,判断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是否同时满足两个条件:具有商业实质以及换入资产或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能够可靠计量,同时,要看是否涉及补价。未满足上述两个条件的,换入的存货按换出资产的账面价值加相关税费(减进项税额)入账;涉及补价的,还应加上支付的补价或减去收到的补价,不确认损益。满足上述两个条件的,换入的存货按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加相关税费(或减进项税额)入账;涉及补价的,换入存货的成本与换出资产的账面价值加支付的补价、应支付的相关税费之和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或换入存货的成本加收到的补价之和与换出资产的账面价值加应支付的相关税费之和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

3.关于债务重组取得存货的计量

原准则规定,债权人因债务重组取得的存货按重组债权的账面价值和相关税费计量,不确认损益。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以非现金资产清偿债务的,债权人应当对受让的非现金资产按其公允价值入账。重组债权的账面余额与受让的非现金资产的公允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如果债权人已对债权计提坏账准备,应先将该差额冲减坏账准备,坏账准备不足以冲减的部分,计入当期损益。

4.关于企业合并取得存货的计量

与原准则相比,新准则新增了企业合并取得存货的成本计量的规定。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0号——企业合并》,企业合并分为两类:一是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指参与合并的企业在合并前后均受同一方或相同多方最终控制且该控制并非暂时的。二是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指参与合并的企业在合并前后不受同一方或相同的多方最终控制。两种不同的企业合并下,存货的计量有所不同:

(1)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其实质相当于企业集团内部的交易,所以,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取得的存货应按合并日在被合并方的账面价值计量。

(2)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这一合并下取得的存货应按合并日存货的公允价值计量,但前提是其所带来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并且公允价值能够可靠地计量。

二、发出存货成本计算方法的变化

(一)取消了先进先出法

原准则规定,确定发出存货的实际成本可以采用的方法有个别计价法、先进先出法、加权平均法、移动平均法和后进先出法等。

新准则考虑到后进先出法并不能真实地反映存货的实际流转,因此规定企业确定发出存货的成本的方法有四种,分别是先进先出法、加权平均法(包括移动加权平均法)和个别计价法。企业不得采用后进先出法确定发出存货的成本,这与国际准则的有关规定是一致的。

(二)取消了接受捐赠存货成本的确定的相关说明

在原准则的基础上,新存货准则中删去捐赠方提供了有关凭证和捐赠方未提供凭证情况下企业接受捐赠存货成本确定的说明,因为在新准则体系中重新引入了公允价值计量属性,接受捐赠及盘盈存货的成本可通过相关存货的公允价值加上相关的税费确定,无需再做出专门的规定。

(三)细化了盘亏毁损存货的处理

原准则规定:盘亏或毁损存货造成的损失,应当计入当期损益。新存货准则规定:企业发生的存货毁损,应当将处置收入扣除账面价值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计入当期损益。存货的账面价值是存货成本扣减累计跌价准备后的金额。存货盘亏造成的损失,应当计入当期损益。

三、存货期末计量的变化——取消了周转材料的分期摊销法

资产负债表日,存货依旧应当按照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新准则中有关可变现净值的确认方法与原准则的相关规定一致。变化在于,新准则进一步明确了低值易耗品和包装物采用一次转销法或者五五摊销法进行摊销,并计入相关资产的成本或者当期损益,取消了分期摊销法。

参考文献:

[1]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2006.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

[2]会计准则研究组.会计准则重点难点解析.大连出版社,2006.

篇2

关于流坑村,几年来我们已经发表了多篇文章[4],故这里不重复介绍。本文所使用的基本资料──《抚乐流坑董氏复彦房谱》,是流坑董氏第三级宗族组织中最大的一房──复彦房的房谱。流坑现能看到的20余种族谱中,唯一的大宗谱修成于万历十年(1582年),早期的记载也并不完整,用于计量研究不够理想。而八个二级宗族组织的宗谱,最后编修时间多属清代,只有文晃房谱成于1936年,历时最长,内容也很充实,可惜我们未能借出复印,暂时无法使用。故只好退而求其次,根据成谱时间、内容和保存情况,以流坑董氏房之一的胤隆房下之复彦房房谱作为研究对象。

复彦房的房祖,是流坑董氏第19代的复彦公,由此下至第36代,共18代。该谱记载的人口历时跨度,从明中期的1436到民国的1936年,正好500年。由于记载开始时流坑宗族组织已经高度发展,按时修谱有制度保障,本房士绅亦比较多,故内容较为翔实和完备。另外本房是流坑诸房人数最多者之一,又绝大多数居于流坑,在外者很少,所以数据更具完整性。

本谱样本总数为7083人,其中男性4349人,女性2734人(均为男性配偶)。男性生年记录可确知和大致推出者4260人,占男性人口的97.95%;女性则为2297人,占女性人口的84.02%。男性有卒年记录以及修谱时尚存活者2510人,占男性人口的57.71%;女性为1956人,占71.54%。生卒年记录均详的,男性1969人,占男性人口的45.27%;女性1530人,占55.96%;如包括修谱时尚存活者,则男性为2509人,占57.69%,女性1915人,占70.04%。

由此可见,复彦房谱的人口记录不仅数量较大,而且相对而言也较为完整[5]。特别是3499个生卒年俱详的记录,对我们分析人口状况及其变动,尤为重要的资料。

这样一个有30个字段的数据库,基本可以全面反映该谱的所有人口信息,并较为方便地编制程序进行各种统计和检索。

婚姻基本状况

一、婚姻缔结

*比率此项,所统计仅为22代至34代,而略去了基数太小的19、20、21代和修谱时年龄尚小的35、36代。

根据上表,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第一,复彦房男子结婚人数(等于全部配偶数)只占全部男子数的57.8%左右。这个比例,在已有的统计数字中是比较低的(如刘翠溶对南方23个家族的同一统计数字是65.9%[6],而毗邻的宜黄北山黄氏则为71%。)。由于本数字已经略去了修谱时年龄普遍尚小的世代,且漏载数量不会很多,所以导致其偏低的可能原因只有两个,即早卒未婚和成年未婚的人数较多。据上表,50岁以上未婚而卒的男子为66人,占1.5%。因这个数字仅是有生卒时间者,故偏低;如与生卒时间俱全的男子总数相比,则上升到2.6%。笔者另统计了30岁以上到50岁以下死亡的未婚男子,结果是占男子总数的2%和生卒时间俱全的男子3.4%。但二者相加最高仍不超过6%,说明男子30岁以下未婚而卒的达34%以上,即未婚的主要原因是早卒,排除这一因素,结婚是极为普遍的。然而男子未婚数量之大,毕竟值得注意,这将对生育率产生直接的影响,也从一个特定方面证明流坑未成年男性死亡率较高的事实。

第二,该房男子有较高的再婚率。在传统社会中,由于死亡率高,较高的再婚率乃是普遍的事实。但是流坑继室与元配比为22%,不仅大于宜黄黄氏家族的15.5%,也大于刘翠溶调查的23个南方家族中的任何一个(以下所称南方家族,均指此),并比其平均数字高出近一倍。本谱中妻子被丈夫生出的情况极为少见,不构成再婚的一个要素。求其缘故,当地童养媳较多似为一重要原因。道光年间,流坑一位老儒提到家族中“童养之妇,世俗动以未合不成妇而为辞,往往兄亡

弟收,弟亡兄收”;又反对溺女,赞成“与他姓童养为妇”[7],可证当地有此习俗。检索本谱有确切生卒时间的成员,有13位夭亡于10岁以下的男孩是已婚之身,另有9位元配死亡年龄在10岁以下,因本谱对配偶未过门即死亡的均有说明,则这些男孩的妻子和早死的元配属于童养媳无疑。而下面我们会看到,流坑元配妻子的结婚年龄明显低于其他地方,说明童养媳可能非常普遍。由于她们具有更多的死亡历时,所以童养媳多必然导致男子的再婚率高的事实。再看这里的男子三婚率和四婚率,分别为18.3%和18.6%,也高于刘氏的数字,似也可以由此得到解释。

第三,复彦房男子纳妾的现象较少。妾只占全部配偶的0.6%,在刘氏研究的南方家族中居于非常低的水平而大大低于平均数(3.7%)。从另一个角度看,纳妾男子只占结婚男性的0.89%(21位侧室分属19位男性),也充分说明了这一事实。据刘氏的研究,城镇家族的纳妾比例较高,以江西本省的南昌东关甘氏为例,其比例为8%,13倍于复彦房。流坑基本上属于农村聚落,低于城镇家族亦在情理之中。但值得注意的是,第一,宜黄黄氏家族的纳妾比例也比较低,为2.3%,这也许示意着赣中农村的共性;第二,复彦房纳妾行为始于27代,其时间大致为17世纪末到18世纪中叶,正好是该房竹木贸易大发展的时期,这不是偶然的。再看表二:

*此二人均纳二妾。

从表二可知,取妾者近70%为有各种身分之人,平民只占31.6%(纳妾数则为28.6%)。而根据我们的研究,这些有身分之人除儒士(童生)和秀才外,全是通过捐纳取得地位的,且几乎全是商人。即使是表二之平民和童生、秀才中,也有若干商人子弟。所以我们可以认为,流坑士绅特别是商人家庭,纳妾的可能性远大于一般家庭;也就是说,流坑清代纳妾现象的发展,和当地竹木贸易的发展直接相关。这和刘翠溶的研究有一致之处。

二、初婚年龄、夫妻年龄差和平均年龄

初婚年龄,族谱中均不记载,但可以通过父母(元配)与长子的年龄差大致加以推断。笔者将复彦房无女儿的家庭挑出,统计得到该房长子出生时夫妻的平均年龄,夫龄为28.70岁,妻龄为23.12岁。而刘翠溶对南方十五个家族的统计数字是,夫龄在27至31之间(笔者据以计算其平均数为28.56),元配年龄为24至25岁(平均数24.76)之间。两相比较,流坑男性在长子出生时的年龄非常接均数字,但女性则低于平均数1.64岁,也低于十五个家族中的任何一个,说明流坑女性婚龄显著偏小。如果我们按照刘女士的推算方法,假定由结婚到长子出生间隔为三年[8],那么流坑的平均初婚年龄大约在男25.70,女20.12岁左右。这组数字的意义在于,虽然大量存在早婚的事实,但男性平均婚龄并不太小,也就是说实际上仍有相当多的人是在比较大的年龄上才结婚的。而女性婚龄偏小,可能印证了当地收养童养媳之风较甚,这在上面已经提到了。

依据族谱中每一对夫妻生日(如果有记载的话),即可以知道他们之间的年龄差。表三的第一栏即是元配、继室和侧室与丈夫的平均年龄差。丈夫比元配要大近5岁(这和上面根据长子生育时间计算出来的初婚年龄差5.58岁相近),这是一个比较高的数据[9],再次证明了女性结婚年龄偏低的事实。而且显然,随着婚姻次数的增加,丈夫与配偶之间的年龄差距也逐渐拉大。这表明,流坑男性在妻子死后再次结婚时,更倾向于选择较年轻因而可能未婚的女性。而比较年轻女性的家长愿意把女儿嫁给董氏年龄较大的男子,则可能是董氏在当地有较为突出的社会和经济地位所致。

不过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发现有一定数量的女性年龄大于她们的丈夫。元配组为五分之一强,这个数字在北方地区无足称道,但在南方就是特别高者。就是继室组也高达8.68%,接近于南方地区一些家族元配的水平[10]。甚至再继之中,她们也依然存在。故而流坑男子娶妻并无男必须大于女的约束。但检索的结果表明,极少有妻子比丈夫大10岁以上的事实(元配亦只有0.14%),而且还有一部分大妻其实与丈夫为同年出生的同龄人(元配3.01%,继室1.74%),这与丈夫常常大于妻子20、30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根据生卒时间俱全的记录,统计得到复彦房男性平均年龄为42.84岁,女性为47.04岁。女性寿命长于男子,这是一般的通例,可是这里女性平均年龄超过男性较多,原因在于女性多为成年嫁入,不像男性有许多夭殇者进入统计。

三、守寡与醮出

由于复彦谱对女性生、卒记载不如男性详尽,特别是醮出者的卒年一律阙如,表四a、b的守寡数字,只是配偶双方有明确生、卒时间记录从而可以判定的寡妇和有“出”即醮出记载的寡妇数字,很不完全。尽管如此,其仍然可以帮助了解流坑女性守寡和出醮的一些情况。本表只列出数据较充分的元、继配的数字,再继和三继因数据较少从略,但保留侧室的数据以为参照。

复彦房的妇女元配守寡的比例为43.89%,继室为45.59%,总比例为47.28%,接近半数。虽然明显低于刘翠溶的南方15家族57.9%的平均守寡率,但也还合理。值得注意的是元配45岁以上的守寡人数少于45岁以下者,与南方诸家族情形完全相反,只有继室是45岁以上组大于以下组。如果不是因为有大量无法归属的数据存在影响了计算精确的话,则首要的一个原因可能是,复彦房未成年男性的死亡率较高,这对元配45岁以下守寡比例较高是有影响的。而且刘氏的45岁以下组只包括20到44岁的妻子,没有计入事实上并不算少的20岁以下的寡妇(如上面提到的童养媳中的一些人及其他低龄妻子)。复彦房元配中20岁以下的寡妇为43人,占总数的6.07%,减去她们后差距就有所减少(46.61对33.90变为40.54对33.90)。从理论上说,该房妻子的平均寿命是47.04岁,丈夫的平均寿命为42.84岁,由于妇女婚龄偏低,夫妇之间有约5岁的年龄差,故妇女37岁时就有极大的守寡可能性,所以45岁以上者守寡比例有限。

另外从总体上看,随着婚姻次数的增加,续娶配偶守寡的比例也有所提高,这显然是因为继妻与丈夫的年龄差越来越大的缘故。

再看醮出。复彦房共有元配女子235人醮出,是所观察的元配寡妇总数的33.19%。即是说,大体上守寡的元配里面,每三个就有一个改嫁。而在总体上,大约每四个寡妇会有一人改嫁。所以,宋代以来理学家们和政府努力提倡的极度贞节观,在赣中农村和许多地方一样,实际上并未能成为支配的观念。当时流坑的一位士人说:“守贞难得三从,自是经常;逐物易移再醮,亦属权变。与其奔而玷户,不如改节以栖身”[11],这很可以说明当时社区精英们对此也是持宽容态度的。当然,流坑至今还能发现一些清代官员表彰节烈女子的牌匾,族谱里面也不乏类似的文字和榜样,但这种极力的赞美与提倡,恰恰说明当时社区中大量存在的,其实是相反的事实(复彦房谱的《贞节传》收入33人,仅占妇女总数的1.21%而已)。

再一个明显的情况是,45岁以下寡妇改嫁的比例远远超过以上者。表中元配是15倍,继室则是8倍。计算两组寡妇改嫁的比例(醮出人数/守寡人数),45岁以下组为26.05%,以上组则为2.32%。前者也是后者的11.23倍。因为有大量不详归属于何组的寡妇和醮出者,这两个比例肯定都偏小。如果将不详归属的寡妇按1:1分到两组,即使按照2:1的比例分配不详归属的醮出者,45岁以下者仍将达到43.83%,以上者则为17.97%;如按3:1分配醮出者,这两个数字则为46.60%和11.89%。可以认为,复彦房的妻子如果不到45岁死去丈夫,近半数甚至更多会改嫁;以上组就少得多,最多不会超过20%。

复彦房娶进女子与女儿所嫁姓氏极其近似。前十位中有9个相同,而且位次和总比例也很接近。前二十位中则有18个相同,即90%保持一致。这说明,该房无论嫁娶,通婚对象均很一致,而且主要是固定在一二十个姓氏上(按:通婚姓氏总数为107个)。这种通婚对象的相近有诸多原因(详下),其中亦包括“亲上加亲”的传统习俗,以及在社会交往较少的情况下出嫁女性在助成婚姻方面的重要作用。能够说明这一点的一个现象是,谱中母亲和女儿出嫁对象的姓氏往往相同。房谱共计949位女性有生女记载,生女2243人,内1240人有所嫁姓氏记载,而与母姓相同的为135人。可知14.23%的母亲至少有一位女儿会嫁给自己的同姓;10.89%女儿的夫君与母亲同姓。如果说这一比例还不算高的话,房谱还表明,有更大数量的女儿出嫁后婆家之姓与其继母、嫂子或婶子相同,这更能反映同样的事实。

根据梁洪生对流坑其他房支明中期到近代婚入姓氏的统计,胤明房前15位依次为王、陈、曾、黄、丁、张、胡、谭、吴、邓、詹、徐、袁、乐、邱;坦然公房为王、陈、曾、丁、邱、黄、谭、张、詹、元、邓、阙、刘、谢。比较起来,复彦房前15名与二者相同的均有10位(66.67%)。这说明整个流坑的通婚对象有很大的共同性。但某些姓氏的出入,特别是某些房位置在前的姓氏在另一房可能位次很后,如复彦房列第九的谢氏在胤明房的的前15名中踪迹皆无,而胤明房的乐氏和坦然房的阙氏在复彦房的通婚对象中仅都只有0.32%,仅在30位左右。个中差别,说明各房的通婚对象亦具有一定的特点。

复彦房90%以上的通婚对象在本县范围内,这是传统农村社区带有普遍性的现实。但有两个现象应该关注:一是仍然有一定的跨县甚至跨省的婚姻,主要是入嫁女性有11.34%来自县外;二是娶入和出嫁,亦即男女两方面之通婚地域有微妙的差异,男子在外县娶妻的比例大大高于女儿出嫁到外县,且有1.14%的跨省婚姻。这表示,当地婚姻并不是完全封闭的,男性获得配偶的范围尤较女性为大。仔细观察上述地点可以发现,县外婚姻较多地集中在永丰和赣江、长江水道上(湖北一例为小池,江苏一例为南京)。流坑所在的“下乐安”地区本属永丰,南宋才分出,但历来方言、风俗一致,交通便利,至今居民心理上仍很亲密。而恩江经永丰下注赣江,经吉水、樟树、丰城、南昌、鄱阳湖到长江中下游的水道,则是流坑竹木贸易的主要路线。明乎此,就可以理解上述地点的分布。另外跨省婚姻中湖南和浙江两例,都是外出做官者娶的侧室,乃是男性社会政治活动的结果。所以,这里传统社会中主要由男子进行的各种超越社区的经济、文化和政治等方面的行为,是部分打破通婚圈的封闭的主要原因。

同姓氏一样,在复彦房100个左右的通婚地点中,有一二十个最集中的地点,而全部又都在乐安南部的恩江流域即所谓“上乐安”地区,具有非常高集中性。从地图上看,这块地域南北约50公里,东西40公里,即董氏的主要通婚圈。由于大族聚族而居,所以这和上面姓氏的集中实际上是相通的。虽然同地未必同姓,但同姓的比例很高。以几个大姓为例,见表十:

上表是根据谱中出嫁地和所嫁姓氏俱全的记录,统计得出的从十大通婚姓氏主要居住地婚入女子在所有同姓配偶中所占比例。其从近80%到20%不等,成为相同姓氏中的主要通婚对象。其实,有不少同姓本为一支所孽,如谭港、员陂、官庄等处的黄氏,水南和莲河等处的丁氏,将他们合并计算后,黄、丁二氏的比例即上升到53.85%和97.22%。所以流坑董氏的通婚对象,实际上主要为一些类似董氏这样在当地有地位和影响的聚族而居的大家族。当然,也有的地方杂居程度很高,如县城21个婚入的女子分属10个姓氏,这是城镇的特别之处,体现了流坑董姓在县境内的地位及其与县城士绅的较深关系。

流坑的婚姻,确实存在着一个空间狭小、大家族之间世为婚姻的固定圈子,这是不容置疑的。这种圈子的形成,除了是上面指出的历史、风俗和交通、商贸等因素的产物,还与乡村宗族成员和精英人物试图获取和保持社会声望和地位,维系宗族组织的稳固与和谐相关联。明代中、期以来一批董氏士绅不断地在加强宗族的制度化,其中就包括加强婚姻限制。由知县董极撰写的万历大宗谱之祠规,明定可以通婚的若干“乡中世姓与凡清白守礼之家”。有敢于“开列之外,乖乱成法,”“贪利忍耻,将男女约婚小姓”者,处以“罚银十两”和“追谱黜族”的严厉处分[13],在若干族谱里我们看到一些具体事例,证明这一规定曾确实得到执行,其对世婚的确定和维持作用,自不待言。所以,至少在较早的谱牒中,出嫁地和嫁入地的明确记载,是有一定的社会意义的。

然而也需看到,复彦房存在着不少与小姓结婚的例子,约40个仅一、二见的婚入姓氏,恐怕多属于此。其中如芜头的周氏,烧元的李氏,在其他房谱内明见娶而受罚的记录;又如蓝、钟、赖、雷之类的姓氏,应为客家山民,也不属于世族。更值得注意的是有两个族人娶了本村的外姓女子(一姓李,一姓罗),我们知道,村中极少数的外姓人均为董族的佃仆贱役,其为严禁通婚的对象无疑。可是复彦谱中竟无一人因此而有受处罚的记录,令人嘱目。这些现象较多发生在29代也就是清代中期以后,可能表明随着乾隆以来人口的急剧增长和商贸活动的发展,流坑通婚世姓的传统规条有所松动。这对于我们研究流坑董氏家族的解体过程,有一定的意义。不过,某些房这一时期制定的家法还在强调“娶必相当,先分良贱;配非其偶,重玷门楣。如果贪财辱宗,定行削谱黜族”[14],并且确有具体记载,表明各房之间这种松动的程度是不同的。

进一步观察复彦房绅士家庭的婚姻情况,我们还可以得出一些有趣的认识。这里所说的绅士,是指包括童生以上有科举名分或通过捐纳、军功等途径得以取得散官或实职者。请看表十一和表十二:

比较表十一、十二可以看出:复彦房的士绅无论娶妻嫁女,在可能的情况下总是追求门当户对,所以该房绝大多数对方为绅士的婚姻(婚入为93.75%,出嫁为82.35%)都发生在这个圈子里头,普通成员极少。反过来说,对方之所以愿意与其通婚,也是因为其社会地位相近。表十三可以进一步说明这一点:由表中可见,复彦房的士绅主要是两类人,一是低级的科举功名的获得者,一是捐纳人员(本表国学以下至议叙全为捐纳所至),二者的地位都不高。他们的亲家,也完全是这两类低级士绅。但他们之间同一身分者数量多较悬殊,则表明他们在结亲时并不要求绝对对等,两类人员间也没有明显的隔阂。超级秘书网

但是在另一方面,事实上他们也远远达不到真正的门户相当。只有7.59%的士绅在娶妻时、7.09%的士绅在嫁女时能够如愿以偿,大部分则只能与平民通婚。从全房的范围来说,在婚入和出嫁的两种场合,董氏的亲家中绅士都只占1%多一点,所以实际上,当地社区中士绅通婚的次数,在总数中是不足道的。复彦房的绅士人数该房是男性成员的9.08%(395/4349),其和亲家的差距也许反映了流坑绅士比例较高的特点(流坑董氏利用族大人繁、控扼河流,垄断流域的竹木贸易后,大量捐纳职、监和资助子弟读书,形成了较大的商人和生、监群体,这方面深入的计量研究,将另文探讨),这也是他们会较多地与平民通婚的原因之一。当然这些平民可能较为富有,而不是下层的贫民。

注释:

[1]本文是流坑研究计划的一部分。该项研究工作主要由江西师大历史系的梁洪生副教授和我进行,并得到了周銮书研究员、郑振满博士的指导和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的资助。本文计算和写作过程中,又得到了曹树基博士和胡振鹏博士的热忱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2]刘女士有关研究成果很多,最集中和完整的见《明清时期家族人口与社会经济变迁》,台湾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1988年6月。

[3]《宜黄北山黄氏之成长与社会经济活动》,《第二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台北,1989。以下有关这个家族的情况,均据此文。

[3]梁洪生:《家族组织的整合与乡绅──乐安流坑村“彰义堂”祭祀历史考察》;邵鸿:《竹木贸易与明清赣中山区土著宗族社会之变迁──乐安县流坑村的个案研究》,俱见周天游主编:《地域社会与传统中国》,西北大学出版社,1995年10月。梁洪生:《社区建设实验──江右王门学者与流坑村》,1995年香港“经营文化:中国社会单元之组织与营运”学术讨论会论文。梁洪生:《流坑村何杨神崇拜考述》;邵鸿:《明代江西农村社区中的会──以乐安县流坑村为例》,俱见《南昌大学学报》赣文化专号,19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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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3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4-6708(2013)90-0001-02

0引言

国际科学史权威刊物ISIS是由科学家萨顿1912年在比利时创刊。1913年三月出版第一卷至今,已出版103卷。萨顿作为《ISIS》第一任主编,对《ISIS》具有巨大的贡献。萨顿在《ISIS》的首卷第一期《ISIS之目的》一文中明确指出:“《ISIS》是哲学与科学的哲学杂志;是历史与科学的历史杂志;是社会学与科学的社会学杂志。”[1]

很显然,ISIS是集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于一身,熔科学史认识论、方法论和价值论于一炉,是一份综合性很强、内容丰富、水平很高的国际科学史权威刊物,被誉为百科全书式的杂志[2]。本文主要选取ISIS(1913-2012)的研究论文作为研究对象进行计量研究。

1 ISIS研究论文的内容计量分析

根据ISIS的目录,本文主要选取研究论文按学科和断代进行计量统计。按学科可分为数学科学、物理学、生物学、地球科学、医学、技术、其他;本文以十年为时间单位并将分类的研究论文数占总研究论文数的20%作为划分热点的标准对ISIS研究论文进行计量统计,详见表1。

按断代分为古希腊时期、中世纪时期、16世纪~21世纪和其他。详见表2。

从表一数据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ISIS(1913-2012)研究论文的领域统计分类所占比例分别为数学8%,物理科学28%,生物科学9%,地理科学4%,医学7%,技术4%,其他40%,总计1794篇。

很显然,在1913-2012年这100年中物理科学的比重平均超过20%,一直是科学史研究的热点,这与物理科学是自然科学的研究热点关系密切相关。数学在1913-1922十年中,比重超过20%,可以称为是阶段研究热点。其他类所占比例远远超过20%,这是由于其中包括科学社会学和人类学视角受到更多的关注。

从表2ISIS研究论文的内容断代中得出古希腊和中世纪的比例呈下降趋势,而19和20世纪呈逐渐递增趋势,这说明这两个时间是研究热点。其他类仍占有最多比重,这是由于20世纪以来科学社会和人类学普遍受到关注。

从图表的数据显示上看,现代科学史研究趋势已超越古代科学史。从而反映出科学史的发展趋势已从近代科学的源头希腊科学向“现代性”型的科学通史转化。不同的科学观导致科学史的关注度不同,从而导致科学史的发展趋势出现变化。20世纪以来80年代以来,科学史的发展趋势已从科学思想史向科学社会史发生转变,科学社会史成为科学史的新的研究热点,备受关注。科学史的发展迹象也从实证角度向科学事实发生着更深层次的变化。

2结论

从上面对研究论文的计量研究判断出这一时间科学史的研究热点。依据图一,就ISIS而言物理科学都是这一时间段的研究热点,这说明物理科学就是科学史研究的热点。生物科学和医学都在呈上升趋势,这说明他们有望成为科学史的新的研究热点。依据图二,我们得出19世纪,20世纪的研究占一半以上,这说明科学史的研究已接近现代研究,而不是以古代和中世纪为主。

通过分析100年来科学史权威刊物ISIS在研究论文方面的统计数据,大体反映了百年来世界科学史研究发展的基本趋势。从科学史内在逻辑看,表现为从物理科学研究一枝独秀到多门学科并举;从科学史发展的社会与境看,交叉学科关注度的增加,反映了科学社会化程度的提高,对科学史的综合研究已经成了当代科学史的一门显学。正如袁江洋研究员所说,科学史正面临着一场新的综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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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孙宁宁,陈文勇,马丽华.CNKI作为评价科研产出能力与影响力的应用研究[J].河南图书馆学刊,2016.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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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计划经济时期,我国北方地区建设了大量的节能建筑,这些既有建筑内的采暖系统以单管顺流式为主。由于单管顺流式系统的用户,一户内有若干个产管,每根立管中的热水自上而下流过每一层的散热器后进入回水管,与大家设想的热量计量条件不同:即每一户只有一个给水入口和一个回水出口,具有测量流量和温差的条件。因此有人认为单管顺流式系统不可计量。实际上,不同的采暖系统形式,需采用不同的工作大批量制造的计量仪表。为解决既有建筑采暖系统的计量问题,我们在96年开始的中加合作项目--既有建筑节能改造中,对该问题进行了探讨。

一、单管顺充式系统供热量计量的基本原理及方法

采用单管顺流式系统的建筑物,在每一户内,是以相互独立的每一组散热器来进行供热的,户内各房间的散热器的相互独立特点,可采用按照公式(1)原理制造的计量仪表。

(1)

式中:A、b--由实验确定的散热器系数;

β1、β2、β3、β4--与散热器使用条件有关的系数;

F--散热器面积,m2;

tp--散热器平均温度,℃;

--计量仪表的采样周期,S。

由式(1)可见,只要测得室内温度及散热器平均温度,确定仪表的采样时间,即可得出散热设备放出的热量Q。测量tp的方法不同,热量计量的方式也不同。目前按照式(1)制造的仪表有两种,一种是蒸发式仪表,一种是电子式仪表。

二、既有建筑采暖系统热量的计量方法

在既有建筑改造试点项目中,采用的电子式计量仪表就是通过测量散热器的进出水温度和室内温度的方法,进行热量计量的。散热器的进出水温度传感器安装在每组散热器的进出水的支管上。这样对于一个具体房间来说,房间供热量QZ应是散热器的散热量与管道散热量之和。

即:QZ=Q+QL(2)

式中:Q--散热器散热量,J

QL--管道散热量,J。

理论分析表明,由于水温不同,每层房间的管道散热量不同。表1是一个具有6根立管、5层建筑物的管道散热量占房间供热量的百分比情况。采暖系统为异程式带跨越管的单管顺流式系统,两根立管的间距为3.3m,建筑物层高为3.0m,立管6是最远立管。由表1可知,不同楼层不同立管管道散热量是不一样的。靠近主立管处管道散热量占房间供热量的5.2%~10.1%,最远立管为4.3%~7.0%,系统平均为6.35%。如果仅计算散热器散热量,则房间的供热量将少计6.35%.

通过对欧美的采暖系统分析,我们发现,西方国家在计量中,不考虑管道散热量是由于他们使用的管道直径较小,或者有保温,或者保温后埋入地面内。这与我国的国情是不相符的。为此有必要探讨一种既能减少水温测点,又可提高计量精度的方法。

对于单管顺流式采暖系统来说,房间供热量应是散热器的散热量与管道散热量之和。由于每个房间内的管道规格不同,水温不同,因此每层房间的管道散热量不同。对于图1所示的立管来说,各层房间的供热量应为:

(2)

式中:Q3L、Q2L、Q1L--第3、2、1层管道散热量,W;

Q3、Q2、Q1--第3、2、1层散热器的散热量,W;

Q3L0、Q1L0--第3、1层编号为0的管道散热量,W;

Qg3、Qhl--第3、1层立管与供水(回水)管道相连接部分的散热量,W;

上述公式中,未知量太多,无法求解。需依据温度敏感元件的设置情况,在补充若干个方程后,即可利用计算机求出各个房间的供热量。

三、结果分析

1.无跨越管的单管顺流式采暖系统

对于一栋5层的建筑物来说,理论分析表明,无跨越管的单管顺流式采暖系统,进出水温敏感元件可减少40%。为了对各种计量方式比较,将考虑管道散热量以后,传感器不减少时的测得的房间供热量,计为方案1;将考虑管道散热量以后,传感器减少40%时测得的房间供热量,计为方案2;将不考虑管道散热量以后,传感器减少40%时的测得的房间供热量,计为方案3。经计算可知:

(1)计算管道散热量以后,方案1和方案2相比,水温敏感元件减少前后,测得的每个房间供热量基本相同。每根立管上各个房间供热量之和的最大误差为-0.33%。整栋楼各个房间供热量之和的平均误差为-0.25%。这表明采用此法,整栋楼各个房间供热量之和要多计算0.25%。

(2)如果不考虑管道散热量,方案1和方案2相比,水温敏感元件减少前后,得出的每个房间供热量相关较大。每根立管上各个房间供热量之和的最大误差为8%。整栋楼各个房间供热量这和的平均误差为7.3%。这表明采用此法,整栋楼各个房间供热量之和要少计算7.3%。

(3)方案2与方案4(水温敏感元件不减少,但不考虑管道散热量时)相比,得出每个房间供热量误差。经计算可知,如果不考虑管道散热量,每根立管上各个房间供热量之和的最大误差为10.8%。整栋楼各个房间供热量之和的平均误差为6.62%。

(4)方案3和方案1相比,得出的每个房间供热量误差。可知:靠近主立管的立管所在的顶层和底层房间,由于不考虑管道散热量,最大误差为12.2%。其余房间最大误差为10.4%。

由此可知在,利用较少的水温敏感元件,对无跨越管的单管顺流式采暖系统房间供热量计量,是完全可知地的。同时使水温敏感元件减少40%。这不但减少设备投资,而且减少安装工程量。

2.带跨越管的单侧连接的单管顺流式采暖系统

按照人们的习惯做法,带跨越管的单管顺流式采暖系统房间供热量计量方法与无跨越管的单管顺流式采暖系统一样,需在每组散热器的进出口设置温度敏感元件。理论分析表明,有跨越管的单管顺流式采暖系统,进出水温敏感元件可减少30%。为了对各种计量方式比较,将考虑管道散热量以后,传感器不减少时的测得的房间供热量,计为方案5;将考虑管道散热量以后,传感器减少30%时测得的房间供热量,计为方案6;将不考虑管道散热量以后,传感器减少30%时的测得的房间供热量,计为方案7。经比较可知:

(1)计算管道散热量以后,方案5和方案6相比,水温敏感元件减少前后,测得的每个房间供热量基本相同。整栋楼各个房间供热量之和的平均误差为0.32%。这表明采用此法,整栋楼各个房间供热量之和要少计算0.32%。

(2)如不考虑管道散热量,方案5和方案7相比,整栋楼各个房间供热量之和的平均误差为7.19%.这表明采用此法,整栋楼各个房间供热量之和要少计算7.19%。

(3)方案6和方案8(水温敏感元件不减少,但不考虑管道散热量)相比,得出的每个房间供热量误差。可知,如果不考虑管道散热量,整栋楼各个房间供热量之和平均误差为7.02%。

(4)方案7和方案5相比,得出的每个房间供热量误差。可知:靠近主立管的立管所在的顶层和底层房间,由于不考虑管道散热量,最大误差为11.4%。其余房间最大误差为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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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企业中,内部机构设置的科学性可以反映企业管理的先进性,而内部机构的设置具体又表现在人员的结构和分布上。在以前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商品稀缺,我国的企业机构设置呈“纺锤性”,企业的生产经营重点是生产,生产一线人员很多,而市场营销人员利科研人员相对较少。随着经济的发展,这种机构的设置已远远落后于时代的要求。前不久,已经审理结案的全国最大的国企破产案――阿城糖厂的破产为此作了一个痛苦的注解。阿城糖厂拥有员工五千多人,“一年之内中层干部的人数增加了近4倍,从40人增加到了188人。但令人不解的是,在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该厂销售人员却一直没有增加。”(引自中国电视报《新闻调查》)市场销售人员仅二十多人。现代企业管理和营销理论认为,市场经济下,一个理想的人力分布配置应里“哑铃型”,企业的科研人员和营销人员相对来讲应该较多,而生产人员应该较少。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可以按人力资源的作用即生产部门人力资产、管理部门人力资产和销售部门人力资产对人力资产分别确认。这样一来,信息需求者就可以了解企业的人力资源的分布,从而可以分析企业的人力结构是否合理,据此还可以作为预测企业的未来前景的工具之一。二、关于人力资产的特点

人力资产是相对于物资资产而言的,因此,搞清两者关系是正确提供人力信息的前提。物资资产目前一般按流动资产和非流动资产两大类来计量。非流动资产一般来说是一次性投入,并且企业一旦取得某项非流动资产,此项资产就属于企业所有,企业对其拥有完全的所有权或控制权,然后按此项资产在企业收益的受益期长短来分摊其价值。流动资产流动性较强,一般是分期购买,分期计量。同样,企业对其也有着完全的所有权。但“人”却不同,“人”不仅是社会生产的基本要素和生产力的主导因素,还是有血有肉、有思想、会思维的高级动物。企业可以通过支付工资等费用来拥有人的劳动力使用权,但企业不可能对人本身拥有所有权和控制权。可见,人力资产的使用权和所有权是分离的。计量物资资产时,由于企业拥有对物本身的所有权或控制权,计量对象是物本身,计量人力资产时由于企业没有也不可能拥有对人本身的所有权和控制权,如果把人本身作为计量对象是不恰当的。经济理论告诉我们,企业所拥有或控制的只能是人的劳动力,也即人力资源的计量对象是劳动力,是人所具有的能力,使用该能力可以为企业创效益做贡献。由于计量的对象是劳动力,而劳动力是没有实物形态的资产,这样一来人力资产就具有无形资产的特征。同时我们也知道,企业中的人力资产的流动性是不一定的,有的终生服务于企业,有的经常变换单位。也就是说在总体上人力资产既有流动资产的性质又有非流动资产的特征。三、关于人力资产的计量

由于人国资产具有上述特点,应该如何对其进行科学的计量呢?

目前,普遍的方法是将各种费用资本化或者将人力资产使用期间的各种费用折现,然后,再将其在以后期间内摊销,这种方法类似于固定资产折旧的处理方法。但是,这种处理方法有很多缺陷。首先,该方法所涉及到的资本化或折现时间是主观确定的,同时所用计量模式中涉及的有关数据,例如折现法中的原值,还要随着时间的变化不断调整。这样一来,会计所提供的有关人力资源信息的可核性和反映真实性必然较低,从而信息的可靠性就受到怀疑。另外此方法的可操作性也很低。

我认为,我们完全不必利用上述方法来计量有关信息,而可以根据其不同的费用采取不同的处理方法。企业取得人力资产之前,必然要发生一定的费用支出,如招募成本,选择成本,录用成本,安置成本,取得人力资产后还要发生一定的培训费。对于前者,由于费用是在资产取得之前发生的,并且费用的发生与资产的取得与否没有直接关系,如果花费在特定对象身上的支出有效,也就是说,对某人力资产的费用支出结果是取得了该资产,那么此费用应该计入该人力资产价值,反之,如果也计入此人力资产的价值,则很不恰当,而是应作为当期费用处理(这类似于研究开发费的处理)。对于有效费用和随后发生的培训费如果有合同并且数目较大则在合同期内摊销,如没有合同则在三到五年或更适当的年限内摊销;如数目较小,则作为当期费用处理(这类似干固定资产修理改良费的处理)。人力资产取得后,正常情况下企业都会每月支付工资,而支付工资是企业对劳动者的劳动力使用权的购买。

我们可以这样认为,一项人力资产的取得,是企业多了一位供应商,此供应商供应给企业的是劳动力这一特殊的商品。在有效人才市场假设下,企业每月付款,供应商定期供货,否则,如果供应商不满意,就会停止供货,这表现为员工离开企业,同样如果企业不满,则停止购货,这表现为企业解雇员工。这样一来,企业就好象在购买如原材料这样的流动资产。会计处理时就可以参照类似于原材料等流动资产的处理方式,借记“人力资产”,贷记“应付工资”或“银行存款”等科目。这样做的原因或好处如下:

其一,这种做法所提供的信息的相关性较强。会计信息的提供也应贯彻“以需定产”的原则,从需求者的角度出发。我个人认为,会计信息的需求者更关心的是人力资源为企业创造的价值大小,期望人力资产信息能帮助他们预测企业未来的现金流量,对人力资源价值的需求相对而言要小些。也就是说,利益关系人并不太在乎企业人力资源本身的价值大小,他们更关注企业取得和利用人力资源的成本和人力资源给企业带来的效益。

其二,此法的可靠性也较高。这里的会计计量所用的是投入价值中的历史成本,而历史成本的可靠性是不言而喻的。

第三,前面已经讲过,影响人力资源的因素有很多,除了工资因素以外还受工作环境和社会关系等各方面的影响,人们追求的既有物资上的享受又有精神上的满足。而精神方面是难以衡量的。但在一个有效的人才市场中,买卖双方必定会权衡自己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得失,工资可以很好地充当交易的显示器。长远来看,如果交易价值较低则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人力资产在该企业得到了较好的精神满足,而人力资产精神的满足程度又从侧面体现了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水平高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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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非寿险业务准备金管理办法》的规定,非寿险责任准备金包括:未决赔款准备金和未到期责任准备金

1.未决赔款准备金未决赔款准备金是指保险公司在会计期末对已发生保险事故应付未付赔款所提取的一种资金准备,一般包括已发生已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已发生未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和理赔费用准备金已发生已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是指为保险事故已经发生并已向保险公司提出索赔,而保险公司尚未结案的赔案而提取的准备金;已发生未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是指为保险事故已经发生,但尚未向保险公司提出索赔的赔案而提取的准备金;理赔费用准备金是指为尚未结案的赔案可能发生的费用而提取的准备金

2.未到期责任准备金未到期责任准备金,是指保险人为尚未终止的非寿险保险责任提取的准备金,包括保险公司为保险期间在一年以内(含一年)的保险合同项下尚未到期的保险责任而提取的准备金,以及为保险期间在一年以上(不含一年)的保险合同项下尚未到期的保险责任而提取的长期责任准备金

二未决赔款准备金的确认与计量

1.已发生已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已发生已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评估最常应用的技术是逐案估计法,即由经验丰富的理赔人员对每一个已报案赔案的未决赔款成本进行估算,同时要考虑索赔自身的特点经济环境等的变化在进行会计处理时,需要精算部门分别提供再保前和再保后的未决赔款准备金数据

2.已发生未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对已发生未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评估,通常采用链梯法案均赔款法准备金进展法赔付率法和B—F法等通过上述精算方法可以先计算出各事故年的终级损失,从终级损失中减去已决赔款,即得出未决赔款准备金的估计值,然后从未决赔款准备金的估计值中再减去已发生已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金额,就得到了已发生未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

借:提取未决赔款准备金——已发生未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32109

贷:未决赔款准备金——已发生未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323109

3.理赔费用准备金对于保险事故,保险公司除应支付给被保险人按照合同约定的赔偿外,还应支付结案过程中发生的理赔费用,所以保险公司应当提取理赔费用准备金其中,直接发生于具体赔案的损失检验费律师费等为直接理赔费用,应提取直接理赔费用准备金;而不是直接发生于具体赔案的理赔费用为间接理赔费用,应提取间接理赔费用准备金

(1)直接理赔费用准备金评估直接理赔费用准备金的常用方法是比例法,该方法假设直接理赔费用与相应的赔款之间存在着一种相对稳定的比例关系,并且该比例关系的发展规律在过去和将来是一致的

借:提取未决赔款准备金——直接理赔费用准备11089

贷:未决赔款准备金——直接理赔费用准备金11089

(2)间接理赔费用准备金间接理赔费用准备金评估,需要首先确定间接理赔费用与已决赔款的经验比率,然后假设间接理赔费用在立案时发生50%,其余50%在剩余的理赔过程中发生按照上述假设,就可以根据下述经验公式估计间接理赔费用准备金:

间接理赔费用准备金=(已发生已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50%已发生未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间接理赔费用与已决赔款的经验比率

借:提取未决赔款准备金——间接理赔费用准备金

贷:未决赔款准备金——间接理赔费用准备金

三未到期责任准备金的确认与计量

未到期责任准备金作为保险公司履行未来赔付责任的资金准备,任何一家保险公司都要按照规定计提而且保险公司在评估未到期责任准备金时,还要对其进行充足性测试,如果未到期责任准备金不能满足未来赔付费用等的需要时,还必须提取保费不足准备金未到期责任准备金的评估方法通常分为比例法和风险分布法其中比例法又可以分为1/24th法1/365th法等,主要适用于被评估险种或险类的风险分布比较均匀的状况;而风险分布法分为七十八法则逆七十八法则流量预期法等,主要适用于保险期间较长的险种下面分别就上述方法予以介绍:

1.月平均估算法(1/24th法)

月平均估算法的理论依据是假定一个月所有承保的保险单是30天内逐日开出的,并且保险单数量保额保费服从均匀分布,这样可以近似的认为所有的保单从月中开始生效,即对于每张保单当月仅能赚得半月的保费对一年期的保单,当月已赚保费仅是年保费的1/24

以一年期的保单为例,采用1/24th法评估未到期责任准备金,每年末的12月31日,可以根据下表所示的未赚保费因子来评估:

(1)2005年12月该公司提取的再保前的未到期责任准备金计算如下:

P12=1248*1/241296*3/241200*5/24…1164*23/24=1115.5

则2005年12月提取未到期责任准备金的会计分录如下:

借:提取未到期责任准备金1115.5

贷:未到期责任准备金1115.5

(2)2005年12月该公司再保后的未到期责任准备金计算如下:

A12=998.4*1/241036.8*3/24960*5/24…913.2*23/24=892.4

2005年12月该公司应收分保未到期责任准备金计算如下:

应收分保未到期责任准备金=P12-A12=223.1

则2005年12月应收分保未到期责任准备金的会计分录如下:

借:应收分保未到期责任准备金223.1

贷:提取未到期责任准备金223.1

2.逐日估算法(1/365th法)1/365th法是以日为基础逐单评估未到期责任准备金的一种方法,所以又称逐日估算法1/365th法是根据有效保单的天数来计算未到期责任准备金的,将所有保险期间在一年以下(包括一年)保单的未到期责任准备金进行加总,即可得到短期险未到期责任准备金;将所有保险期间在一年以上保单的未到期责任准备金进行加总,即可得到长期险未到期责任准备金通常情况下,保险公司采用1/24th法,1/365th法或者其他更为谨慎合理得方法评估未到期责任准备金特别是对于机动车辆法定第三者责任保险,根据《保险公司非寿险业务准备金管理办法实施细则》规定,必须采用1/365th法评估其未到期责任准备金,而且采用1/365th法,其精确程度明显要比1/24th法高得多

1/365th法未到期责任准备金计算公式为:

未到期责任准备金=保单未赚保费天数/保险期间涵盖天数×保费收入

3.七十八法则与逆七十八法则对于某些特定的险种,随着承保时间延长,风险逐渐降低或增大此时保险公司考虑近似选用七十八法则与逆七十八法则,评估未到期责任准备金例如,对于个人抵押商品住房保证保险,由于贷款余额的减少,风险分布呈现递减的趋势,可考虑采用七十八法则;而对于车辆保修期延长保险的风险在承保期内逐渐增加,则考虑采用逆七十八法则

七十八法则的计算公式为:

12

P12=∑(13-N)*XN/78

N=1

逆七十八法则的计算公式为:

12

P12=∑N*XN/78

N=1

N——表示月份数

P12——表示年底提取的未到期责任准备金

X——表示年度各月的保费收入

上述公式适用于一年期保单,分母78=1211…1;如果为两年期的保单,分母则是2423…1=300

1)该公司2004年12月31日提取的再保前未到期责任准备金计算如下:

12

P12=∑(13-N)*XN/78=1233.1

N=1

借:提取未到期责任准备金1233.1

贷:未到期责任准备金1233.1

2)该公司2004年12月31日提取的再保后的未到期责任准备金计算如下:

12

S12=∑(13-N)*ZN/78=986.5

N=1

应收分保未到期责任准备金=P12-S12=246.6

借:应收分保未到期责任准备金246.6

贷:提取未到期责任准备金246.6

4.流量预期法流量预期法是以承保业务的实际风险分布为基础计算未到期责任准备金的,这需要根据历史经验数据,对风险分布状况和已赚保费比例分布进行估计

5.保费不足准备金按照保监会第13号令《保险公司非寿险业务准备金管理办法(试行)》中第12条规定:保险公司在提取未到期责任准备金时,应当对其充足性进行测试未到期责任准备金不足时,要提取保费不足准备金因此,在按前述方法评估未到期责任准备金后,保险公司还需要预期未来发生的赔款与费用,就是用未到期责任准备金去乘以估计的赔付率与费用率,扣除投资收入的差额,与未到期责任准备金的账面余额进行比较,检查未到期责任准备金是否足够充分并且按照《保险公司非寿险业务准备金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的规定,未到期责任准备金的提取金额应大于或等于以下两者中的较大值:

I.预期未来发生的赔款费用及再保支出的余额;

II.在准备金评估日假设保单退保时的退保金额

从会计核算的角度来看,保险公司提取责任准备金的目的是为了按照权责发生制的基本原理来核算损益反映盈亏,而从保险公司经营的角度来看,准备金评估的准确性将会影响公司的经营策略产品设计偿付能力以及公司之间盈利能力的可比性等等因此,保险会计对保险负债的确认与计量,尤其是对责任准备金的确认与计量应遵循谨慎的估价原则目前,各家保险公司也在通过不断努力,寻求适合于自己保险公司实际情况的责任准备金的计提方法,力求计提的责任准备金充分合理笔者希望通过本文能为保险公司的准备金核算提供一些有益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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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陶存文.保险会计学[M].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3.

篇8

促使我国国债规模扩大的相关因素分析

(一)财政赤字弥补方式的转变

随着改革开放的开展和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我国政府对财政赤字的弥补方式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87年之前财政赤字的规模比较小,而其主要的弥补方式是采用财政向中央银行透支的方式。1987年,国务院顺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做出了新的规定,财政不能够向中央银行透支的规定。为了贯彻执行这一政策,稳定金融的同时达到减少直至取消财政对中央银行的借款和透支,政府对全国金融机构发行了40亿元的财政债券,占当年全部国内债务收入的30.14%,从而也造成政府举债规模首次的高速扩张。1994年,中央政府出台《预算法》,明确规定政府不得向银行透支或通过向银行借款的方式来弥补财政赤字,发行长期和短期国债成为弥补财政赤字的唯一方法。在1995年颁布《中国人民银行法》中再次重申了中国人民银行不得向政府透支,不能直接认购政府债券的规定,同时还强调,中国人民银行不得向各级地方政府提供贷款、包销政府债券等规定。由此,在不考虑税收等因素的条件下,财政赤字的弥补只能完全依靠发行国债,这种情况也催生了政府举债规模的高速增长。

(二)隐性债务和或有债务

对于隐性债务和或有债务的介绍已有相关文献进行详细论述,本文不再赘述。正是由于这两部分的债务没有比较准确的对其规模和期限的估计,并且组成债务的各种成分复杂,如果这部分债务,在外界客观条件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比较短的时期内转变成了对政府现实的债务,由于政府的财政状况不可能短期内变化,那么政府势必要通过发行国债的方式来消化这部分债务。显然,这会使得国债规模趋于扩张。

(三)国债规模的累积效应

国债的发行具有其自身特有的特点,最主要的一点是还本付息的刚性。1981年我国恢复发行国债,5年后我国正式进入偿还期。这之后,历年发行国债的规模不断增加,国债余额像滚雪球一样地产生累积效应,使得每年应偿付的到期国债及利息额逐年增加。对国债及利息的偿还的基本方式是财政盈余、增加税收以及举借新债,而我国的现实情况是,财政收不抵支,连年出现财政赤字,同时,由于政策的限制和国债项目经济效益低下等原因,依靠增加税收和国债项目取得经济效益偿还国债的方式不适用于目前的经济形势。因此,国债规模的累积效应带来的后果是国债规模进一步的扩大。

(四)国民经济宏观调控的需要

财政政策是影响国债规模的一个重要的因素。例如,如果政府实行积极财政政策,必然要扩大政府的支出,这会导致政府发行国债规模的扩大。相反地,如果政府实行紧缩性的财政政策,那么财政赤字的缺口就会缩小,那么国债规模也会相应的减小。比如2007年以来,受到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我国经济处于低谷,国内有效需求不足,政府为了刺激经济的发展,促进经济增长,政府实行了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扩大赤字、增发国债用来增加政府投资。特别是进入2009年,随着政府政策的进一步深入,我国国债年度发行规模已达到历史性的1.6万亿元。

制约我国国债规模扩大的因素分析

(一)国民经济的发展水平

显而易见,国债的发行规模的大小要与该国财政的债务偿还能力相适应,而这个问题从根本上说还是要使得国债的发行规模与经济发展的水平相一致。这也就是说,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的状况决定了所能发行国债的规模的大小。若经济发展水平低下,GDP增速缓慢,财政收入不稳定,那么必然不利于国债适度规模的扩张。相反,一个国家GDP高速稳定增长,财政收入平稳增加,那么国债适度规模就会较大,国债规模可以稳定的增长且不会形成债务的风险,从另一方面讲,当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非常高时,GDP高度发达,政府的财政收入非常多,政府对国债发行的依赖也会降低,会主动地减少国债的发行。目前我国的经济发展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发达国家还是比较低,这也从根本上制约了我国国债规模的扩大。

(二)国债的结构及国债市场的完善程度

国债结构的定义是一国各种性质债务相互搭配以及债务收入来源、利率和发行期限等有机的结合。合理的国债结构在降低筹资成本,减轻财政负担,发掘社会资金潜力并满足不同类型投资者的需要方面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我国目前的状况是,国债结构不够合理,而且有着诸多问题存在,这些问题主要体现在:国债持有者的结构分布不够合理,国债的利率期限结构还不够完善等等。显而易见,不合理的国债结构制约了我国国债适度规模的增大。

我国国债市场发展已经历了近三十年的历程,在这近三十年的时间里,我国国债市场有了很大程度的发展和规范,但是与西方发达的国家相比,仍然存在很多不足和不够完善的地方,国债市场还有许多需要亟待解决的问题存在。主要存在的问题如下:市场规模小,品种较少;市场分割并且缺乏统一性和流动性;市场缺乏有效规避风险的机制;投资者结构不合理等等。

篇9

基金项目:陕西省职业技术教育学会2016年度教育科研规划课题(编号:SZJY-1608)

中图分类号:G353.1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7年2月14日

目前,我国高职院校的科研水平总体偏低。高职院校作为我国高等学校的组成部分,其主要功能还是体现在教学方面,就其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功能而言,与本科院校之间的差距还很大,尤其是科学研究方面。要提升高职院校的科学研究功能,就必须了解高职院校目前的科研现状。

陕财职院是一所全日制公办普通高等职业院校,坐落于陕西省咸阳市,创建于1960年4月,其前身为陕西省财政学校,先后更名为陕西省统计财经学校、陕西省财政会计学校、陕西省统计财金学校、陕西省财经学校等,1986年由西安迁建咸阳。2001年9月独立升格改制为陕西财经职业技术学院。2011年7月正式由陕西省财政厅划转陕西省教育厅管理。陕财职院秉承“博学、慎思、诚朴、笃行”的校训,坚持“质量立校、特色兴校、人才强校”的办学理念,立足陕西省,面向全国,依托会计行业,面向三大产业,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行业人才需求,为社会生产、建设、管理、服务一线培养了大批的高端技能型人才,形成了“团结、严谨、勤奋、奉献”的优良校风和“实训与理论相融并进、岗位与课堂有机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陕财职院以建设成为陕西财经领域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基地、陕西财税干部培训基地、陕西省会计人员继续教育基地、会计工作能力训练与认证基地、财经类高职学生就业创业培训基地,实现“省内一流,行业著名”为办学目标,根据区域经济及社会发展需要设置和调整专业,旨在形成具有鲜明财经特色的专业体系。

一、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为《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检索网址为http:///kns/brief/result.aspx?dbprefix=CJFQ;检索时间为2017年2月7日;检索方式为“高级检索”,控制检索条件为:作者单位“陕西财经职业技术学院”模糊匹配方式,发表时间从“2001年”到“2016年”,来源类别“全部期刊”,共检索到文献1,454篇,然后利用CNKI提供的“分组浏览”和“文献分类目录”功能进行统计分析。

二、统计结果及分析

(一)年度发文量统计与分析。发文量是衡量一个单位学术成果的重要指标,不仅能体现单位的科研水平,同时也能说明单位的学术氛围。表1为陕财职院2001~2016年发文量统计。其中升格初期,由于科研实力薄弱等原因,年发文量较少;2009年首次突破100篇。可以看出,自升格以来,陕财职院年度发文量虽有波动,但整体呈现增长趋势,科研总量在增加。(表1)

(二)学科分布统计与分析。一般情况下对论文的学科分布进行统计,所得数据能体现学校设置的各个学科(专业群)的学术水平及科研实力。截至2016年底,陕财职院作者发文量超过50篇的学科共有11个,具体如表2所示。陕财职院作者发文量最多的两个学科是企业经济、会计,发文量较多的学科有贸易经济、宏观经济管理与可持续发展、金融等,这与该校开设的主要专业吻合,也体现了该校的办学特色。其中,在企业经济学科203篇,占同期论文总数的13.96%,说明该校企业经济学科科研实力最强,财经特色较为鲜明。(表2)

(三)研究层次统计与分析。研究层次是指研究论文所属的领域。截至2016年底,陕财职院作者所属最多的五个领域如表3所示。可以看出,该校作者主要致力于社会科学方面的研究,说明陕财职院是一所以人文社科为主的高职院校。在以工科为主的省属高职院校群体中,陕财职院办学特色和专业特色较为鲜明。(表3)

(四)合作机构统计与分析。合作发文机构的数量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机构间的科研合作情况。科研合作对合作机构之间的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协作发展有很大帮助。截至2016年底,与陕财职院作者科研合作最为密切的机构如表4所示。可以看出,陕财职院地处咸阳,该校作者与民族学院(坐落于咸阳)、咸阳师范学院、陕西科技大学(以前也坐落于咸阳)合作比较密切,具有明显的地域性特点。(表4)

(五)基金资助统计与分析。基金论文是指由各类研究基金项目资助产出的论文,是衡量论文学术质量的一个重要指标,基金论文比是各类基金论文数占论文总数的比例。陕财职院作者科研论文标注的主要基金项目详见表5。截至2016年底,该校作者共有33篇产出论文标注了7种基金项目的资助,基金论文比为2.27%。这一比例在陕西省高职院校中属于低水平,主要是由于高职院校科研实力相对薄弱,较难获得高层次基金的支持。(表5)

(六)发文期刊统计与分析。期刊档次整体上反映了该期刊所的普遍水平。表6列出了陕财职院作者数最多的10种期刊。可以看出,在该校作者发文最多的10种期刊中,有《教育与职业》、《财会通讯》、《商场现代化》等期刊出现(或曾经出现)在北大版中文核心期刊目录中。但同时也可以看出,该校作者的其他主要期刊影响力不足,大部分论文质量尚待提高。(表6)

(七)论文关键词统计与分析。关键词频次越高,说明相关主题论文数量越多。表7列出了2001~2016年陕财职院作者发表期刊论文标注频次最高的10个关键词。可以看出,陕财职院作者使用频次最高的关键词是“高职院校”、“对策”、“问题”、“高校”、“教学改革”等,这说明陕财职院作者关心高职院校自身发展,关注教学改革,能够针对高职院校、教学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展开研究,提出对策。同时,高频关键词“电子商务”体现出来该校的专业特色。(表7)

三、结语

本文统计了陕财职院升格为高职院校以来到2016年底所发表的学术论文。统计显示,该校科研实力持续不断增强。该校作者主要致力于社会科学方面的研究,在企业经济、会计等学科的科研实力最强,财经特色较为鲜明。该校作者的科研合作具有地域倾向,发表的基金论文较少,的主要期刊影响力不足,论文质量尚待提升。该校作者科研工作聚焦于“高职院校”等与自身关系密切的问题,关注教学改革,能够针对高职院校、教学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展开研究,提出对策。

主要参考文献:

[1]石伟平,唐林伟.我国高职院校科研总体水平偏低[N].中国教育报,2015.7.9.

篇10

贸易多元化战略实施以来,我国对外贸易的商品结构和市场结构已经产生了一些喜人的变化,在宏观方面的表现更为明显。

(一)贸易多元化,有利于抵抗地区贸易集团对我国外贸的负面影响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等地区贸易集团的产生和发展会产生贸易转移效应,使得集团成员国与非成员国的贸易被集团内部的贸易所替代。我国目前游离于各主要地区贸易集团之外,从而成为地区贸易集团负面影响的首当其冲者。比如,北美自由贸易区建立后,墨西哥对美国的纺织品出口就超过了我国。幸而我国的纺织品在世界其它国家的市场都很大,我国的纺织品出口才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所以,只有推行多元化战略,才能抵抗其它国家结成地区贸易集团对我国外贸的负面影响。

(二)贸易多元化当然也有利于分散风险和促进贸易的长期发展亚洲金融危险爆发以后,尽管我国的外贸环境随之恶化,但我国的外贸仍能取得一定的增长,就是最好的说明。

通过使用经济计量模型分析,对我国实行多元化战略的效果进行计量分析,将使我们对我国贸易多元化的现状及存在问题有更深的认识。

二、计量分析(一):贸易地理方向集中化指标

首先,将我国出口地理方向分为美国、日本、法国、英国、意大利、加拿大、澳大利亚、其它发达国家、非洲国家(除埃及)、香港地区、亚洲国家地区(除香港、中东国家)、欧洲国家、中东国家、拉美国家、大洋洲国家(除澳大利亚)15个分方向。分别计算某一年我国对某分方向的出口额占该年我国总出口额的百分比,再求这一组15个百分比的标准差。这个标准差,就是衡量这一年我国出口地理方向集中化程度的指标。在下文中简称为“出口集中化指标”。

同样可以计算我国的“进口集中化指标”。这里计算了1986-1995年中国、美国和日本历年的“出口集中化指标”和“进口集中化指标”,1996-1997年中国的“出口集中化指标”和“进口集中化指标”。计算美国和日本的相应指标的时候,只要将原来中国对美、对日的分方向改成美国对华、日本对华即可。

以往用于衡量贸易地理方向集中化(分散化)程度的指标一般是对前10大贸易伙伴贸易占全部外贸的比重。这一指标并没有充分利用外贸的全部结构信息。而“出口集中化指标”和“进口集中化指标”就没有这一缺陷。而且所选取的分方向可以根据需要进一步细分中归并。

如右图,有以下结论:

附图

以上数据由《世界经济年鉴》引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贸易方向年鉴》。

我国在1989-1993年出口集中化程度曾出现一个波峰;1994年开始呈轻微下降趋势。作为对照的美日同期变化幅度保持在2个百分点内。我国进口集中化程度在80年代末呈现下降趋势,90年代则呈上升趋势,特别是1996、1997年两年的上升速度最快。美日同期进口集中化程度没有明显变化。剔除我国1989-1993年出口集中化程度的波峰,则1986-1995年3国的进出口集中化程度排序为:日本〉中国〉美。

首先,我国1989-1993年出口集中化程度的波峰,是因为当时西方国家对我国的制裁,迫使我国出口用转口的方式取道香港。结果,在那几年间,我国对香港出口占我国总出口40%以上。从而大大提高了出口集中化程度。1993年开始,由于全方位对外开放战略的推行和西方国家对我制裁的基本解除,我国出口集中化程度也就迅速下降。1994年开始的下降趋势则反映了1994年开始推行“大经贸”战略的效果。同期美日出口贸易地理方向集中化程度呈现出轻微上升的趋势;数据显示,这与其对我国出口占其总出口的比重上升有关。总的来说,这一趋势有助于缓解我国与美日两国的贸易争端。

其次1996、1997两年我国进口集中化程度的迅速上升主要是因为我国从日本和香港以外的亚洲国家和地区的进口额相对(相对于我国总进口,下同)上升,而从中东、非洲和拉美国家的进口相对减少。这反映了多元化战略在进口方面的推行并没有收到太大效果。同期我国从美日的进口都相对下降,这对进口集中化程度的上升多少有一些缓解作用。

最后,3国的进出口集中化程度的排序,一方面反映了美国作为经贸大国,其经济全球化程度相当高;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作为贸易盈余国的日本和中国,其出口分散化受到其它国家购买力等因素的限制。

三、计量分析(二):偏相关系数模型

本节的分析通过计算中国和它国的外贸总额的偏相关系数和显著性,利用逐步剔除法寻找对中国外贸长期发展影响较大的国家,从而找出外贸多元化的目标。偏相关系数是在考察多个变量时,剔除其它变量的影响,仅考虑选定变量相关关系的指标。优点在于能反映出选定变量真实的相关关系。缺点在于相关关系并不等于因果关系。所以本节所选取的国家都是1996年中国前15大贸易伙伴(其比重都超过了当年中国外贸总额的1%),所使用变量是各国的外贸总额。

逐步剔除法是每一次计算都剔除上一次计算得出的偏相关系数达不到选定置信度水平,显著性水平由最低的变量,直到剩下的变量都达到选定的置信度水平为止。本文所选定的置信度水平要求α=1%。

第一次选取1950-1996年中国、美国、日本、欧盟5国(法国、英国、意大利、荷兰和西班牙,以下简称欧盟)、澳大利亚、加拿大和印尼。计算的结果如下:

结论是,在选定贸易伙伴中,美日在1%的置信度水平下被证明与我国外贸发展相关。尽管美国与我国在1954-1971年没有直接贸易,中美贸易的发展也是80年代才真正开始的。但因为美国始终是世界贸易大国,对全球国际贸易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其对我国外贸发展也始终发挥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即使是在和我国不存在直接贸易的时期,它也有巨大的间接影响。偏相关系数正因为可以通过剔除其它因素的影响,所以能把美国对我国外贸发展的直接和间接的影响都分离出来加以衡量。

表1简单相关系数

美国日本欧盟澳大利亚加拿大印尼

0.9609090.954540.9380310.9533080.7575380.954704

表2偏相关系数

美国0.50670.57270.60430.59710.5207

日本-0.2519-0.3943-0.3974-0.4132-0.3939

澳大利亚-0.2483-0.3734-0.3583-0.3494-

加拿大-0.2668-0.3067-0.2674--

印尼0.23580.267---

欧盟-0.1781----

表3偏相关系数置信度

美国0.0010000

日本0.1080.0090.0080.0050.007

澳大利亚0.1130.0140.0170.019-

加拿大0.0880.0450.079--

印尼0.1330.083---

欧盟0.259----

表4三国模型*

中国美国日本

中国-00.007

美国0.5207-0

日本-0.39390.9889-

*对角线左下方是偏相关系数,右上方是对应偏相关系数的置信度(参照表1、3)

从表4可以看出我国外贸发展与美国呈正相关关系,与日本呈现负相关关系。这表明我国外贸与美国是互补关系,与日本则是竞争关系。要指出的是,上述结论是以全球国际贸易为背景作出的,并不仅仅考虑两国的贸易和分工。

以上是第一次计算的结论。第二次计算与第一次的原理和步聚相同。不同的是,第二次计算的数据区间是1978-1996年,在变量中增加了韩国的外贸额(见表5-8):

附图

表6偏相关系数

美国0.55470.78530.79330.75650.6042

欧盟-0.5325-0.6186-0.6105-0.6406-0.7129

韩国0.63110.66050.65570.730.6651

澳大利亚-0.5893-0.6296-0.6361-0.573-

印尼0.36510.38360.4247--

加拿大0.14090.1374---

日本0.0315----

表7偏相关系数置信度

美国0.0490.00100.0010.01

欧盟0.0610.0180.0160.0080.001

韩国0.0210.010.0080.0010.004

澳大利亚0.0340.0160.0110.02-

印尼0.220.1760.115--

加拿大0.6460.64---

日本0.919----

表8四国模型

中国美国欧盟韩国

中国-0.010.0010.004

美国0.6042-0.0080.678

欧盟-0.71290.6171-0.017

韩国0.66510.10850.5712-

以上数据,1950-1981年由《世界经济统计摘要》引自《联合国统计月报》;

1982-1996年由《国际统计年鉴》引自《联合国统计月报》。

结论是,在选定贸易伙伴中,美国、欧盟和韩国在1%的置信度水平下被证明与我国外贸发展相关。美韩与我国外贸呈正相关关系,欧盟呈负相关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贸发展受到美国和韩国外贸发展的正向影响。这说明改革开放使我国逐步融入国际市场。与韩国的关系正常化,也对我国外贸发展起了积极作用。数据显示出我国与欧盟国家是竞争关系。这有两点原因:一是欧盟经济一体化过程中的贸易转移效应在起作用,二是反映了近年来我国与欧盟国家之间频频发生的贸易争端。

因为贸易多元化的目标之一就是避免我国外贸发展过于受某一国或几国的支配,所以找出对我国外贸发展影响密切的国家和地区,也就分清了在推行贸易多元化战略时对各个国家所应采取的不同态度。

对其外贸发展与我国正相关的国家,应使我国外贸总额的增长速度快于我国与该国贸易的增长速度;对其外贸发展与我国呈负相关的国家,则应与其展开竞争;其外贸发展与我国无显著相关关系的国家,则是我国发展外贸的对象。

四、计量分析(三):马尔可夫过程模型

首先,我国的贸易地理方向是一个组合。这个组合在马尔可夫过程中,被看成是一个状态,基本思想是研究系统在不同状态间转移的规律,并据此进行预测。假定转移的规律满足齐次马尔可夫过程,即系统在不同状态间的转移(即贸易地理方向的改变)遵循相同的规律,与转移发生的时刻无关。这里,不同的状态用向量表示,状态转移的规律则用转移矩阵表示。

经验表明,经济系统对齐次马尔可夫过程假定的符合是一种长期的符合。因此不能用任意相邻两年的转移矩阵来代表状态转移的规律,而要用最小二乘法对转移矩阵进行估计。具体方法如下:

将我国贸易地理方向分为港澳地区、美国、欧盟12国、其它欧洲国家、其它亚洲和大洋洲国家、其它美洲和非洲国家7个方向。我国贸易地理方向的初始状态向量为X[,0]=(X[(0),1],X[(0),2],X[(0),3],X[(0),4],X[(0),5],X[(0),6],X[(0),7]),其中X[(0),i](1《i《7)表示我国对第i个方向的贸易比重。同理,记k年后我国贸易地理方向为X[,K]=(X[(k),1],X[(k),2],X[(k),3],X[(k),4],X[(k),5],X[(k),6],X[(k),7])。记马尔可夫过程的转移矩阵为P,X=(X[,0],X[,1],……X[,46])[T],Y=(X[,1],X[,2],……X[,47])[T],则P的最小二乘估计为:附图=(X[T]X)[-1]X[T]Y对从1997年开始k年后我国贸易地理方向的预测向量为X[,47+k]=X[,47]附图[k]。

将1950年——1997年我国的进出口额数据代入,可得如下结果(见表9-11):

附图

附图

附图

预测的结果表明,如果目前的贸易多元化趋势维持下去,到了2007年,美日在我国出口的份额会明显下降;欧盟12国、其它亚洲和大洋洲国家、其它美洲和非洲国家会略有下降;港澳地区会重新上升,欧盟12国以外的其它欧洲国家所占份额会明显上升。

进口方面,到2007年,美日、其它亚洲和大洋洲国家在我国进口的份额会明显下降;欧盟12国、其它美洲和非洲国家会有所上升,港澳地区也会重新上升,欧盟12国以外的其它欧洲国家所占份额会明显上升。

综合来看,到2007年,美日、其它亚洲和大洋洲国家在我国外贸的份额会明显下降;欧盟12国会略有上升,港澳地区、其它美洲和非洲国家会上升,而欧盟12国以外的其它欧洲国家所占份额会明显上升。

所以,我国推行贸易多元化战略的效果是喜忧参半的。美国和日本在我国外贸中的重要性在下降,这是良性的。但对非洲和拉美出口比重的降低说明我国还不能大规模地进入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在这一方面推行贸易多元化战略的效果是不明显的。反观我国外贸发展的历史,在我国的经贸较不发达的时期,选择向发达国家和地区出口初级产品无疑是一种避免与其直接竞争的明智做法。但当我国的经贸逐渐发展起来以后,就应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扩大制成品出口,这是符合产业升级的要求的,也必然会引起和发达国家地区在全球市场上的竞争。显然,我国还没有完成这一转变。

最后,将第二节中提出的“集中化指标”与本节的计算结果结合起来,可得下图:

附图

可以看出,今后几年内,我国的出口集中化程度将轻微下降,进口集中化程度将先降再升,综合的效果是总贸易额的集中化程度将下降。

五、结论和建议

我国的贸易地理方向长期处于高度集中的状况,始终受美国的影响,从主观上说,是和我国企业的营销习惯和落后的营销技术有关,从客观上说,是和我国所处的外部环境和避免与发达国家直接竞争的需要有关。推行贸易多元化战略对我国是必要的,所带来的收益远大于付出的成本。

从效果来看,出口多元化比进口多元化做得更好,降低美国和日本在我国外贸中的比重比提高非洲和拉美国家在我国外贸中的比重做得更好。

具体来说,一个市场是否有利于我国进入,主要基于对以下几方面的判断。

经济互补性,最与我国有互补性的,一个是处于发达国家顶端的美国,一个是处于发展中国家底部的非洲国家。贸易保护性,比较有利于我国的应该是发展中国家。购买力,比较有利于我国的应该是发达国家。但这并不绝对,按照“大经贸”战略,对发展中国家可以把贸易和投资结合起来。两国关系是否友好,在这方面,首推非洲国家。所以,非洲、拉美等发展中国家应该是我国今后推行贸易多元化战略的重点。

综上所述,我国今后推行贸易多元化战略需要做好以下的工作:

认请两个误区。第一是贸易多元化不等于出口多元化,还应该包括进口多元化。后者在相当程度上被忽视了。第二是不应该再把香港地区看成是竞争对手。不可否认,香港地区的确在我国与其他国家地区之间贸易中转环节上收取了不少利润。但香港地区在发展国际贸易上有经验,有渠道,与其进行适当的分工合作,是能够提高整体的经济效率和降低成本的。而且如果贸易多元化只是简单地用低价竞争的手法把原来从香港转口的贸易抢过来,那么得益的只会是其它国家和地区,吃亏则是大陆和香港地区。

加强对贸易的管理。贸易管理的松懈和混乱已经造成了我国对俄罗斯等市场的丧失。而且还会继续影响我国对新市场的进入和贸易多元化战略的推行。提高企业的营销技术,加强企业对新市场的了解,提高外贸竞争的质量,升级产业结构。这些都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却是推行贸易多元化战略的“治本”措施。

【参考文献】

[1]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编辑委员会:《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1984年、1986年、1988年、1990年、1992年、1993年、1995/1996年、1997/1998年、1998/1999年,中国社会出版社。

[2]世界经济年鉴编辑委员会:《世界经济年鉴》,1989年、1991年、1992年、1994年、1995年、1996年、1997年,经济科学出版社。

[3]《国际统计年鉴》,1995年、1997年,中国统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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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ForeignTradein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pastperformenaceandfuturechallenges,AsianDevelopmentReview,Volume15,No,1,Page88,197.

[6]潘渭河:《经济计量模型在国际贸易方面的应用》,《国际商务研究》,第3期,566、67、70页,1997年。

[7]赖明勇、宣家骥:《我国出口市场结构优化研究》,《预测》,第五期,58-59页,199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