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文化论文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海洋文化论文，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人类的生命与海洋息息相关，人类的文化起源于海洋。海洋文化是属于滨海地区的劳动人民和知识分子世代生活在沿海地区时，借助海洋从事政治、经济贸易、文化交流等活动，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是在实践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具有海洋特色的思想道德、民族精神、教育科技和文化艺术。海洋历史、海洋考古、海洋宗教、海洋军事、海洋民俗、海洋渔业、海洋生物、海洋美食、海洋信仰等与海洋有关的人文景观都属于海洋文化的范畴。海洋旅游是人们在海洋进行的活动，并产生一定的经济效益，是海洋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开发海洋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海洋旅游是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以海洋为依托，为满足人们愉悦需求而进行的旅游、休闲、度假活动。海洋文化旅游是海洋旅游产品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以海洋文化为主要吸引物，为旅游者提供观光、度假、科普、教育等需求的海洋旅游产品形式。

二、广东海洋文化旅游发展现状与存在问题

（一）广东海洋文化旅游发展现状特征

1.海洋文化旅游资源比较丰富。广东是我国的海洋大省，岸线漫长，不仅拥有广阔的海洋空间优势，还拥有丰富的海洋资源。广东21个地级市中，有14个滨海城市，大陆海岸线长4100多公里，居中国沿海各省区之首。不仅如此，广东海岛众多，面积500平方米以上的岛屿就有759个；全省可供开发的滨海沙滩有174处，沙滩总长572公里；水深200米以内大陆架海洋国土17万平方公里，相当于广东省的陆地面积。广东海滩资源丰富且分布较广，渔业资源产量大、种类多、品质优良。广东沿海拥有众多的优良港口资源，包括广州港、深圳港和湛江港等。生态景观红树林分布广、面积大，另外还有中国惟一的大陆缘型珊瑚礁。广东作为海上丝绸之路最早的发祥地，是海上丝绸之路历史最长、港口最多、航线最广的省份。南海海上丝绸之路连接了许多古海港遗址，它们遍布整个广东沿海地区。除此以外，海洋非物质文化资源也比较丰富，例如潮人文化、雷州半岛文化、疍民文化等。由此可见，广东发展海洋文化产业的资源优势明显，潜力巨大。

2.海洋文化旅游产品渐成体系。广东各地通过借鉴国内外先进经验，深入挖掘海洋文化内涵，开发出一系列海洋文化旅游产品。一是利用其丰富的海岛旅游资源，着力打造湛江东海岛、茂名放鸡岛、汕头南澳岛等自然文化观光旅游景区；二是培育了以海洋为主题的节庆、会展品牌，如珠海沙滩音乐节、湛江东海岛人龙沙滩旅游文化节、湛江海鲜美食节等；三是开发了一系列海洋文化旅游项目，其中包括具有浓郁广东地方特色的民俗戏曲和广东方言特色的民间渔歌，以及举办滨海地区休闲体育比赛、创作海洋文化特色影视作品，如《大清海战》《南海潮》等。因此，广东省海洋文化旅游产品日益丰富，体系也逐渐完善，这不仅拓宽了广东省海洋文化的研究领域，也促进了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的融合发展。

3.海洋文化旅游产业初具规模。目前，广东开发建设了一系列现代海洋文化旅游景区，这些景区环境清新优雅，设施完备齐全，服务水平优良，能够满足游客休闲度假的多样化和个性化需求，是国内外游客理想的度假目的地。惠州海滨温泉旅游度假区将海洋文化与温泉文化有机融合，创造出全新的温泉养生文化。同时，广东将海洋文化旅游产业引入市场机制，积极争取举办国际国内体育赛事，扩大滨海体育的社会效应，积极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吸引了国内外游客到广东滨海度假区域休闲疗养、养身健体，使广东的海洋文化体育产业逐渐成为全国的知名品牌。

（二）广东海洋文化旅游存在的主要问题

1.海洋文化旅游开发理念相对滞后。海洋与广东省人民的生活息息相关，久而久之便形成了沿海地区的一种特色海洋文化。然而，广东人对海洋文化的旅游价值认识不够充分，海洋文化意识落后于浙江、山东等海洋旅游发展先进的省份，与世界海洋旅游发展的整体水平尚有差距。另外，海洋文化与海洋旅游的融合度不高也是缺少海洋文化深度挖掘的体现，严格来说，海洋旅游与海洋文化的融合并不是旅游产品和文化产品的简单叠加，而是在旅游产品中能体现出独特的海洋文化元素，把海洋旅游要素与海洋文化资源有机融合并相互渗透。但是，广东目前的海洋旅游活动中文化要素植入的太少，许多滨海旅游景点缺乏文化背景的渲染与支撑，一些涉海节庆与会展商业味道浓重，文化含量偏低，海洋文化旅游品质有待提升。

2.海洋文化旅游产品体系不够完善。从产品结构形态来看，旅游产品类型比较单一，仍以基本层次的观光旅游产品为主，而提高层次的度假旅游以及专门层次的会展商务、科学考察、文化交流等旅游产品的比重相对较低。广东海洋旅游产品结构中传统的海洋观光旅游比重较高，滨海休闲度假、海洋节事旅游、海岛影视旅游、海洋民俗旅游等产品比例较小，创意性海洋旅游产品和体验性海洋旅游产品的开发上力度不够，产品附加值低。从产品开发层次来看，广东海洋文化旅游产品开发主要针对低端的基本消费群体，消费水平高、附加值大的养生、医疗、保健、康体、美食、购物等休闲度假衍生产品相对缺乏。

3.海洋文化旅游管理水平有待提升。海洋文化旅游管理体制不尽完善，海洋文化旅游相关政策法规不够健全，海洋文化旅游配套服务设施不够完备。海洋文化旅游的公共信息服务体系、安全保障服务体系、交通便捷服务体系、惠民便民服务体系、行政服务体系有待进一步完善，海洋文化旅游公共服务的现代化和人性化水平有待提高。此外，海洋文化旅游规划不够科学，开发行为不太合理，海洋文化旅游资源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滨海旅游环境受到威胁。

三、广东海洋文化旅游发展策略分析

（一）重视海洋文化宣传,增强海洋文化旅游意识

积极开展海洋文化宣传，培养社会公民关注海洋、热爱海洋的人文情怀，不断提高广东民众海洋开发意识和海洋文化素养。通过出台文件、媒体宣传、课题讲座等方式强调海洋文化开发的重要性。积极推进海洋文化创新，大力弘扬海洋文化精神，加强海洋文化的传播力度，营造良好的海洋文化氛围。在海洋文化资源挖掘方面，对海洋文化资源进行整合，逐步开发具有创新意识的海洋文化产品,以满足游客的精神需求。重点挖掘渔家民俗文化和休闲渔业文化，大力发展渔村游、渔家乐，让游客体验渔民生活，感受淳朴风情。举办涉海庆典活动，旅游搭台，文化唱戏，以旅游节庆活动促海洋文化发展。积极研发涉海工艺品，开发特色海洋文化旅游商品。利用岭南民俗尤其是疍民文化资源，举办海洋文化演艺节目，提升海洋文化旅游的体验层次，达到海洋文化资源的充分利用。

（二）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健全海洋文化旅游体制

广东深入挖掘海洋文化内涵，制定海洋文化产业政策。政府有关部门应采取相关措施，加大海洋文化旅游财政支持，设立海洋文化旅游专项资金，对海洋文化旅游企业予以优惠政策，推动海洋文化旅游可持续发展。广东可以出台《广东省海洋文化开发总体规划》，对海洋文化进行统筹规划，确定明确的目标，采取行之有效的方法，利用广东与港澳相邻的区位优势，通过政策调控引导，促进广东和港澳的合作，塑造“魅力海洋，欢乐广东”的海洋文化旅游品牌形象。大力推进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完善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旅游合作机制，共同打造精品旅游线路。在总体规划的指导下有序进行海洋文化开发，打造以蓝色海洋、绿色海岛、金色沙滩、红色历史文化、白色珍珠工艺品、银色鱼类饮食文化产业为主线的、绚丽多彩的海洋文化旅游产业链。

（三）整合海洋文化资源，规划海洋文化旅游布局

整合海洋文化旅游资源,挖掘海洋文化资源潜力与价值，准确定位旅游功能，建立海洋文化旅游发展集群，推动海洋文化旅游集聚发展。例如，阳江市拥有丰富的海洋节庆与民俗风情，可以根据各自特点将其进行融合，在开渔节上增加风筝、赛龙舟、唱山歌等表演，进一步创新和丰富《南海1号“船说”》等海洋历史文化题材故事。以碧海、蓝天为背景，以海水、沙滩为舞台，以当地渔（农）民生产生活用品为道具，以音乐、舞蹈形式和宏大的场面来展现阳江海洋文化和风土人情，打造出阳江版的“印象刘三姐”，提升阳江市海洋文化资源之间的融合度，完善海洋文化旅游产品结构。湛江市可以将海鲜美食节、湛江珍珠节、湛江海滨酒吧欢乐节等节庆活动整合起来，实现海洋节庆文化与海洋饮食文化的融合。通过科学规划海洋文化旅游产业布局，实现广东海洋文化资源的有机整合，促进广东海洋文化旅游的转型升级。

（四）完善旅游产品体系，塑造海洋文化旅游品牌

广东要塑造海洋文化品牌，为了更好满足客源市场的需求，既要完善对原有产品的设计，又要加大对创新体验性旅游项目的投入，构建多元化海洋文化旅游产品体系。如海洋主题公园之旅、海洋民俗风情之旅、海洋美食文化之旅、海洋生态环保之旅等。加强对高品位、高质量旅游项目的引进和建设，突出娱乐性、趣味性、参与性、文化性。汕头南澳岛、汕尾红海湾、惠州巽寮湾、深圳小梅沙、珠海海岛群、江门上下川岛、阳江海陵岛、茂名放鸡岛、湛江东海岛等景区可以加强区域合作，塑造统一品牌，建设品位高、吸引力强、效益好的海洋文化旅游精品。在海洋旅游线路的设计上，要坚持市场导向原则、突出主题原则、合理搭配原则。市场导向原则即适应旅游市场需求，最大限度地满足旅游者的需要；突出主题原则即依靠广东海洋特色文化资源的深入挖掘，形成自己的主题与特色；合理搭配原则即充分考虑来粤游客的个性化需求，合理安排游览顺序与节奏，科学设计广东海洋文化旅游的完美路线。

篇2

[关键词]

海上丝绸之路；宋丽海上航线；海洋文化交流

[中图分类号]G1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007（2017

）01008907

[收稿日期]2016-09-07

[作者简介]

1魏志江，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韩国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延边大学朝鲜半岛协同创新中心兼职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韩关系与丝绸之路区域史；2魏珊，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东亚国际关系。（广州510275）

宋朝与高丽朝之间的海上航路，是中韩两国历史上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发展。海上丝绸之路（Maritime Silk Road，简称海丝路或MSR），迄今为止虽然中外学术界对其概念和内涵仍然莫衷一是，但本文认为其内涵应该是指从中国东南部沿海港口出发，然后向东北亚延伸至朝鲜半岛，接着沿朝鲜半岛西海岸南下、后经日本博多湾、九州以及西南诸岛、琉球群岛地区的东北亚航线和中国东南沿海继续向西南方向延伸，经过中南半岛南下后通过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然后抵达红海、最终行至地中海沿岸的航线。因此，宋丽海上航线和两国海洋经济文化的交流，毫无疑问构成了中韩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内容。目前，中外学术界对宋丽海上航路与经济文化交流的研究已经取得了诸多重要的研究成果，其中中国学术界的主要代表有陈高华、宋、吴泰、杨渭生、王文楚、陈炎、祁庆富等学人；分别参见方豪《中西交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宋《宋商在宋丽贸易中的贡献》，载《中韩关系史论文集》，时事出版社1979年版；陈炎《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陈高华、吴泰《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陈高华、吴泰《海上丝绸之路》，海洋出版社1991年版；王文楚《古代交通地理丛考》，中华书局1996年版。而国外的主要代表性学者有韩国东亚大学的金庠基、高丽大学的李镇汉、金渭显、尹明哲、姜仲吉等教授和日本学者内藤h辅、森平雅彦等先生，他们撰写了一系列研究宋丽海上航路与海洋经济文化交流的论著。本文拟在学界先贤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就宋丽海上航路与海洋文化交流等问题加以论述。

一、宋丽海上航路的演变和发展

宋丽海上丝绸之路航线的变化，与两国的政治外交关系和辽宋丽三国关系密切相关。因而，宋丽海上丝绸之路的演变和发展大致经历了前、后两个阶段。

前一阶段（960-1071年），宋丽海上航线的内容主要是指登州（今山东蓬莱）到高丽翁津（今朝鲜海州西南）的航线。918年，泰封部将王建杀弓裔自立，建立高丽王朝，之后与中国五代十国的后唐、后晋、后汉和后周政权均维持着朝贡关系，利用朝鲜半岛西北海岸的翁津与中国山东半岛的登州展开交往，从而维持其与中国中原王朝的交流。宋朝建立后，高丽与宋的交往同样也是利用此条航线，据《宋史・高丽传》载：淳化四年（993年）“正月，治遣使白思柔贡方物，并谢赐经及御制。二月，遣秘书丞、直史馆陈靖、秘书丞刘式为使，加治检校太师，仍降诏存问军吏耆老。靖等自东牟趣八角海口，得思柔所乘海船及高丽水工，即登舟，自芝冈岛顺风泛大海，再宿，抵翁津口登陆。行百六十里，抵高丽之境，曰海州，又百里，至阎州，又四十里，至白州，又四十里，至其国。治迎使于郊，尽藩臣礼。延留靖等七十余日而还。遗以袭衣、金带、金银器数百两、布三万余端，附表称谢。”[1]（14040）通过考察可以知道，宋朝时期的登州，郡名东牟，为现今山东的蓬莱县；八角海口，为现今山东福山县西北的八角镇；芝冈岛，为现今山东烟台北芝罘岛，其距离登州约20公里。高丽人归国，亦沿此航路，“先是，式等复命，治遣使元证衍送之。证衍至安香浦口，值风损船，溺所赍物。诏登州给证衍文据遣还，仍赐治衣段二百匹、银器二百两、羊五十口。”[1]（14042）安香浦，距离登州10公里左右，其虽非登州治下，然仍有登州给发文据放行。故宋朝天圣年间以前宋人出使高丽，多由登州附近如八角海口启航，并由登州管辖。高丽翁津，也就是现在朝鲜海州西南的翁津；阎州，是现在朝鲜的延安，高丽时代称为盐州；白州，是现在朝鲜的白川。据《宋史》记载：“往时高丽人往返皆自登州，（熙宁）七年，遣其臣金良鉴来言，欲远契丹，乞改途由明州诣阕。从之。”[1]（14046）因此，五代、宋初以来，登州一直是与高丽通航往来海上航线的起点，《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载：“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二月甲戌令登州于八角镇海口治官署，以待高丽、女真使者。”[2]（1918）宋仁宗时也说：“新罗、高丽诸国，往年入贡，其舟船皆由登州海岸往还。”[3]（3829）因此，自高丽王朝建立直到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这段航线不仅是宋丽海上交通时利用的主要航线，也是唐朝与新罗时期进行海上贸易和文化交流的主要航线，同时还是日本遣隋使和遣唐使往来的主要航线。另外，密州板桥镇至高丽的航线是此段航线的支线，即由密州板桥镇（今山东胶县）出港到高丽翁津口后登陆，据《长编》记载：元丰六年（1083年），入内供奉官、勾当龙图、天章、宝文阁冯景为高丽国信使，“令排办修补过河船及按视近便海道，今至登、密州，问之得二处海道并可l船至高丽，比明州实近便。”[4]又据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记载：“自中国适高句丽，唯明州道经此，若自登州、板桥以济，则可以避之。”[5]（121）故密州通高丽之港口，实为板桥镇，元v三年（1088年）改板桥镇为胶西县，但此海路很少使用。

1020年，辽丽两国恢复朝贡关系，在这之前由于战争的关系两国处于敌对状态，朝贡关系也一度中断。1020年后，辽丽关系进入了一个相对持久稳定和平发展的新时期，这种关系一直持续到1125年辽国灭亡。在这一时期，辽丽两国使节的往来频繁密切，高丽通过以下名义遣使辽国，比如四季问候、谢横宣、谢册封、谢恩、进贡、贺正、贺即位、吊祭、告奏、告哀等，辽国则主要通过吊慰、告哀、横宣、册封、贺生辰、来祭、来诏、起复等名义，如此之后，辽丽两国朝贡体制终于全面确立起来，并且构成了东亚地区国际秩序的基础。因为辽丽之间关系的改善，使得高丽先前结盟宋朝以牵制契丹的外交政策，此时已经显得不太重要。1022年（宋天禧五年，高丽显宗十三年），高丽决定停止使用宋“天禧”年号，“复行契丹年号”，并且在高丽显宗二十一年（宋天圣八年，辽太平十年，1030），遣使元颖等前往宋“贡金器、银厨、刀剑、鞍勒、马、香油、人参、细布、硫璜、青鼠皮等物”[1]（14045）后，断绝了对宋的朝贡，“其后绝不通中国者四十三年”。[1]（14045）故以宋仁宗天圣年间开始，宋丽两国由于断绝邦交，两国航路基本上亦处于断绝的状态。迄1071年（宋熙宁四年），由于宋朝“联丽制辽”政策的再度实施，宋丽邦交得以恢复，宋丽海上丝绸之路也进入了后一阶段。

后一阶段（1072-1279年），宋丽之间的海上航线主要是由明州（今浙江宁波）到高丽礼成江碧澜亭（今开城西海岸）的航线。关于航路改变的原因，学术界已多有论及，主要是北宋从国家安保立场，以登州“地近北虏，号为极边。虏中山川，隐约可见，便风一帆，奄至城下。自国朝以来，常屯重兵，教习水战，旦暮传烽，以通警急。”[6]故宋朝在庆历年间，特下诏实行海禁，以禁止海商自海道往登、莱州进而与辽国经商贸易，故登州通高丽海道亦渐废弃。直至宋熙宁四

年（1071年），宋恢复邦交，宋出使高丽的海上航路改为明州往返，盖亦由于高丽之请求，《宋史・高丽传》载：“往时高丽人往返皆自登州，七年，遣其臣金良鉴来言，欲远契丹，乞改途由明州诣阙。从之。”[1]（14046）而宋朝册封出使高丽和宋商赴高丽贸易，则规定由明州往返。其具体航线，在《高丽史》、《高丽史节要》以及《宋史》、《宋会要辑稿》等史籍中所载甚略，唯宋人徐兢所撰《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以下简称《高丽图经》），其卷34 至39《海道门》对宋丽海上航路进行了十分系统、明确的记载，为研究宋丽海上航路和高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宋丽关系的重要史料。除中国学者王文楚、祁庆富等教授对《高丽图经》做了较为深入的考证外，近年来，日本九州大学东洋史学科森平雅彦教授结合文献记载和实地考察，对宋丽海上航路进行了考证、复原。宋丽航路自明州出发，到达定海（今镇海县）后、经过虎头山（今镇海县招宝山东北的虎蹲山），向东航行到达昌国县（今定海县）的沈家门、梅岑（宋代又称补陀洛迦山，即为现在的普陀山）。从这里出海后，进入白水洋、黄水洋、黑水洋，即从现在浙江沿海、长江以北到淮河入海口为黄水洋，黑水洋

也称黑水沟，即淮河入海口以东、山东半岛以东、以南的洋面。

，

经夹界山

又称古五屿，“华夷以此为界限”，现在的五屿西南为小黑山岛，岛南是中韩两国的领海分界处，也就是中国与高丽的海上分界线。

，

过白山而至高丽。据王文楚先生考订，白山即为现在大黑山岛东南面的荞麦岛，并谓徐兢《高丽图经》记载有误，王氏谓“《高丽图经》记载，先过白山，后至黑山，同书又记载徐兢等归国，‘早过黑山，次过白山，’则黑山在北，白山在南。今大黑山岛东南有荞麦岛，恰为航路所经行，盖是。《高丽图经・黑山下》云：‘黑山在白山之东南’，与海路途径不符，当误，或为‘白山在黑山之东南’之误。”[7]（37）然而，中国学者祁庆富和日本学者藤田明良均认为，白山为黑山岛西北之红岛，日本学者森平雅彦经过实地勘察后亦认为徐兢记载之“白山”，当为今之红岛，朝鲜时代亦称红衣岛，其距黑山岛西北约十八公里，海岸线为高耸的断崖所环绕，其恰如徐兢所谓“连亘如城”，其断崖显露的硅岩、砂岩在日光下映照得如白玉一般，故名白山。

王文楚先生虽然注意到《高丽图经》有关黑山和白山的途径航程，但是却忽略了其“白山”条谓：“是日午后，东北望一山极大，连亘如城。日色射处，其白如玉。未后风作，舟行甚快。”[5]（75）而荞麦岛，不过为周围一公里左右圆锥状的小岛，显然与其状如城垣的白山岛不符，故徐兢使团先经过白山岛，后抵达黑山岛的往返记载无误，而王氏实误矣；使团由白山所抵达的黑山，也就是现在韩国的大黑山岛，是宋丽时期海上丝路南路的枢纽，也是船舶往来停歇的地方；经过黑山岛，沿群山列岛海岸向北，抵达紫燕岛

即现在韩国京畿道广州境内，处于首尔东南方向，日本学者津田左右吉考证为现今的仁川西部的永宗岛。参见[日]津田左右吉《关于元代高丽西北境之混乱》，《朝鲜历史地理（卷二）》。

。然后到达急水门水道，进入礼成港，在碧澜亭登上陆地后，再由陆路抵达高丽的都城开城。碧澜亭，位于现在开城西礼成江东岸，船舶在这里停舟靠岸登上陆地，前往开城。从宋神宗熙宁后直到南宋，宋丽之间的海上航路都是经过此段路线，如果能够顺着季风之便，五、六日就可以到达。

另外，宋丽海上丝路南路航线的泉州港，也是宋朝与高丽贸易的重要港口，如《宋史・罗拯传》写道：“拯使闽时，泉商黄谨往高丽，馆之礼宾省。”[8]（10646）苏轼亦谓：“切问泉州多有海舶入高丽，往来买卖。”中国学者陈高华先生曾经就《高丽史》的记载，归纳出北宋时期泉州海商往返高丽的史料，达十九起。其中，前述泉商黄谨（为“慎”之误）还充当了宋丽恢复邦交信使的角色。如高丽文宗二十二年（宋神宗熙宁元年，1068年）七月，“宋人黄慎来见……遣慎等来传天子之意，”[9]熙宁二年（1069年），黄慎等由高丽返宋，“其国礼宾省移牒福建转运使罗拯云：“本朝商人黄真、洪万来，称运使奉密旨，令诏接通好……今以公状附真、万西还。”[1]（14046）由于宋朝规定：诸赴高丽、日本贸易者，例由明州市舶司给予公凭发解启航，即“凡中国之贾高丽与日本，诸番之至中国者，惟庆元得受而遣焉。”庆元，即北宋之明州，据《宋史・地理志》载，南宋绍熙五年（1194年）升明州为庆元府，故名。所以福建海商由泉州出港赴高丽贸易，显然违背了宋明州市舶司管辖之规定，以致苏轼不得不奏请云：“元丰三年（1080年）八月二十三日中书扎子节文，诸非广州市舶司辄发过南藩纲舶船，非明州市舶司而发过日本、高丽者，以违制论。”[10]（459）然而，根据陈高华先生统计，《高丽史》明确记载明州商人不过三起，数量上远低于泉商十五起，盖“福建狡商专擅交通高丽，引惹牟利，如徐戬者甚众。”[11]（445）因此“泉州多有海舶入高丽，往来买卖。”[12]（448）徐戬，泉州海商，苏轼说他：其“先受高丽钱物，于杭州雕造《夹注华严经》，费用浩瀚。印版既成，公然于海舶载去交纳，却受本国厚赏。”[10]（459）又谓哲宗元v四年（1089年）十一月，徐戬“于海舶内载到高丽僧统义天手下侍者僧寿介、继常、颖流，院子金宝、菱善等五人，及赍到本国礼宾省牒云：‘奉本国王旨，令寿介等五人赍义天祭文来祭奠杭州僧源梨。’”[11]（445）苏轼让他从明州回国，但是“访闻明州近日少有因便商客入高丽国，”[12]（448）而“泉州多有海舶入高丽往来买卖，”[12]故而将寿介等“发往泉州，附舡归国。”[11]（445）故北宋后期至南宋，明州虽然一直是朝廷出使高丽往返之港口，但也不能否认民间海商由泉州赴高丽贸易者亦多。不过，由泉州出港，驶往高丽礼成港的航路，应该仍然是由泉州港海岸北上，循着明州往高丽的航路往返。南宋时，由于海外贸易发达，泉州成为了北上连接明州和高丽，向西连接广州、粤东，从而通往南洋的海上航路枢纽，东南亚、印度洋以西等地区的商舶常常往来于此。不过，与明州港相比，泉州主要是印度洋、南洋以西的船舶往来停靠的港口，在与高丽海上往来的交流中，依然不能取代明州的地位。

其次，在宋丽海上丝绸之路往来中，增进了两国人文典籍的交流。高丽使臣于海上来华，通常会进行大量的求书、购书活动，如宋太宗端拱二年（989年）赐予高丽《大藏经》一部，太宗淳化元年（990年），又赐予高丽使节《密藏诠》、《逍遥咏》和《莲花心轮》等佛经。淳化四年（993年），应高丽之请，赐儒家《九经》于高丽。宋真宗大中祥符九年（1016年），高丽使郭元辞归，真宗应其所请，再赐予《九经》、《史记》、《两汉书》、《三国志》、《晋书》以及《圣惠方》、诸子、历日、御制诗、《国朝登科记》等。宋哲宗元v元年（1086年），高丽使来贺哲宗即位，哲宗应其所请赐予《文苑英华》一部。哲宗元符二年（1099年），高丽进奉使尹等乞赐《太平御览》等书，哲宗诏曰：“所乞《太平御览》，并《神医普救方》，见校定。俟后次使人到阙给赐。”[1]（14045）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高丽使王r、吴延宠回国，宋徽宗又赐高丽国王《太平御览》一千卷。除宋朝廷赐予外，高丽使节还被允许自行前往书肆购书。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年），诏国子监许卖《九经》以及其它经史子集诸书给高丽使节。神宗元丰八年（1085年），高丽使求买《大藏经》、《华严经》各一部，诏从之。宋哲宗元v七年（1092年），哲宗不顾苏轼反对，允许高丽使购买《册府元龟》以归。宋丽典籍交流还体现在高丽大量高僧、留学生以及宋朝商贩于宋朝购买书籍以献于高丽国王，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年），高丽博士任老成从宋朝购买了《大庙堂图》一铺并记一卷，《社稷堂图》一铺并记一卷，《文宣王庙图》一铺，《祭器图》一卷，《七十二贤赞记》一卷，以为高丽营造有关庙堂之参考。此外，宋商李文通于宋仁宗天圣五年（1027年）赴高丽时献给高丽国王图书579卷，宋哲宗元v二年（1087年），宋泉州商人徐戬等二十八人至高丽献《新注华严经》版，宋光宗绍熙三年（1192年），宋商又献《太平御览》，高丽奖励其白金六十斤。

随着儒家经典和《史记》、《汉书》、《三国志》等史书大量输入高丽；高丽也有诸多书籍传入宋朝，如高丽宣宗八年（1091年），宋哲宗以高丽国书籍多好本，特命馆伴将所求书目录授予高丽使李资义，嘱其“虽有卷第不足者，亦须传写附来”。[14]故次年（1092年），高丽使即献《黄帝针经》于宋哲宗。此外，原本宋朝已保存不完全的《说苑》，由高丽献出后才得以补全完整；还有已经失传的《周易占》、《黄帝针经》等古籍，也是通过高丽重新输入到宋朝。加强了两国以书籍为载体的人文文化交流。

再次，宋丽两国佛教文化的交流，构成了宋朝与高丽海上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主要体现在两国《大藏经》之交流、僧侣的往来和中国科举制度、儒佛道三教教义对高丽佛教的影响等。其中《大藏经》等佛教典籍的互赠和交流影响较大，如前述泉州海商徐戬，其“先受高丽钱物，于杭州雕造《夹注华严经》，费用浩瀚。印版既成，公然于海舶载去交纳，却受本国厚赏。”；

《东坡奏议》卷六。按，《续通鉴长》卷四三五引苏轼奏议，称：“泉州商人徐戬。

而高僧人文往来，则主要是高丽僧人谛观、义通以及高丽王子义天到宋朝的访问交流，其中谛观、义通为中国天台宗的复兴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特别是对天台宗相关典籍的回归起到了重要作用，高丽僧义通也被后人尊其为天台宗的第十六祖。高丽王子义天是在宋哲宗时期来到中国的，他遍访名山古刹，带来的大量华严宗典籍弥补了中国华严宗典籍的缺口，并受到宋哲宗的接见，拜杭州慧因寺的净源法师为师学习华严宗，对华严宗的复兴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此外，义天还请天竺寺的从谏法师讲解天台教观之道，其回国时，带回佛教典籍和儒家经书一千多卷，在高丽弘扬天台宗、华严宗，提倡“教观兼修”，主持高丽国清寺，创立高丽的天台宗，并拜从谏为初祖。因此宋丽两国高僧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进行文化交流，极大地丰富了两国人文文化交流的内涵。

此外，随着两国人文往来和科举制度传入高丽，高丽除科举取士外，还实行僧侣的科举考试制度，称为僧科制度。僧科有预备试和正式试之分，预备试主要在各山门或宗派内进行，预备试合格才能参加国家正式大选。大选也有禅宗选和教宗选之分，禅宗大选一般是在广明寺的禅宗僧侣中进行，教宗大选则于王轮寺在各教宗僧侣中进行。如果禅、教大选合格，就授予初级法阶大选，然后按照如下法阶晋升：禅宗法阶：大选-大德-大师-重大师-三重大师-禅师-大禅师；教宗法阶：大选-大德-大师-重大师-三重大师-首座-僧统。而高丽时代的僧职主要是僧钅录司，僧钅录司有左右两衔，两衔各有都僧录，下设副僧录、僧正，都僧录掌管一切佛教活动，其渊源显然是受到宋朝科举制度的影响。

随着宋朝儒佛道三教传入高丽和宋丽两国佛教文化的交流，中国的儒佛道思想对高丽的佛学思想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主要体现在高丽儒佛道三教合一和天台宗的创立。高丽太祖以佛教立国，但是，佛教内部的宗派矛盾不断，尤其是以海印寺为中心的南岳和北岳两派水火不容，相互攻击。为了解决佛教内部的门户之争，从宋朝回国的义天大师提出了“教禅合一”、“教观兼修”的主张，义天认为：佛有教禅二法，但两者各有偏执，教法注重外修而忽略内心观照；禅法则强调内心作用而无视外部修炼，故“学教之人多弃内而外求，习禅之人好忘缘而内荨2⑽偏执，俱滞一边，其犹争兔角之长短，斗空花之浓淡。”[15]（452）因此，义天提出“教禅兼修”。但是，在教宗和禅宗的关系上，义天主张教宗融摄禅宗，并对“不立文字，以心传心”的禅法颇有微词，其提出禅宗本义是“籍教习禅”而非“离教习禅。”其实，义天的“教观兼修”的思想并非自创，而是深受中国华严宗高僧圭峰、晋水和清凉大师的影响，华严宗即主张“教禅一致”，尤其是清凉大师认为：华严宗“法界缘起”与天台宗的“三谛圆融说”相互契合，并认为华严宗靠经典义理解悟、洞彻法界，与禅宗不立文字，以心传心的解悟过程是一致的，因而华严宗与禅宗是相通的。义天大师不仅与上述晋水（净源大师）相互往来切磋佛法，而且，对华严宗经典颇多研究。在儒佛道的关系上，义天十分重视三教合一，尤其是对宋朝援儒入佛的思想大力弘扬。其主张“得释门遍于五时，儒典通乎六籍，包罗大小，通观尊卑，虽设教有殊，而崇孝无别。”[15]（452）这些思想显然受到了宋朝佛法的影响。此外，十二世纪末期，郑仲夫、崔忠献等武臣之乱，高丽教宗势力受到重大打击，1205年，高丽改吉祥寺为曹溪山修禅寺，高僧知讷以《金刚经》、《六祖坛经》为本创立了曹溪宗，其亦主张“教禅不二”，但与义天主张“教主禅从”不同，而是强调“禅主教从”，在具体修行方面，主张“定慧双修”，从而将“渐悟”和“顿悟”统一起来。此外，受到宋僧大慧普觉禅师的影响，知讷融合儒家的忠义，提出禅宗的“忠义之心”即佛教“菩提心，乃名异而实同。”从而体现出三教融合和诸宗汇通的倾向，此与中国佛教的儒释道三教合一，显然是一致的。

综上所述，宋与高丽海上航路的发展，可以说是中韩历史上海上丝绸之路发展、演变的重要阶段，宋丽海上航线先后经过山东半岛的登州（今山东蓬莱）沿岸至高丽翁津（今朝鲜海州西南）航线和由南部明州（今浙江宁波）至高丽礼成江碧澜亭（今开城西海岸）航线的变迁，而南方福建的泉州港，亦成为宋代对高丽海上贸易和人文交流的重要口岸。宋丽海上丝绸之路，不仅体现了宋代海上对外贸易的发达，而且也体现了宋丽两国物质贸易的繁盛，宋丽海上丝绸之路，不仅是丝绸、瓷器、茶叶等贸易品和高丽其他土特产品的交流，也承载着两国制度文明、海神信仰和宗教文明等人文和精神文化的交流。

⒖嘉南祝

[1]脱脱：《宋史・高丽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 年点校本。

[2]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八十四），北京，中华书局，2004 年。

[3]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五十八），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4]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零五），神宗元丰六年六月条，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5]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北京：商务印书馆，1937年。

[6]苏轼：《东坡奏议・登州诏还以水军状》，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

[7]王文楚：《两宋和高丽海上航路初探》，《古代交通地理丛考》，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

[8]脱脱：《宋史・罗拯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点校本。

[9][韩]郑麟趾：《高丽史・世家・文宗二》（卷八），朝鲜古书刊行会本。

[10]苏轼：《东坡奏议・乞禁商旅过外国状》，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

[11]苏轼：《东坡奏议・论高丽进奉状》，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

[12]苏轼：《东坡奏议・乞令高丽僧从泉州归国状》，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

篇3

摘　要：海洋文化旅游资源由于没有市场价格，也不能进行市场交易。因此，无法像一般物品那样对其经济价值进行评估。借鉴福利经济学原理对海洋文化旅游资源价值进行界定，研究海洋文化旅游资源价值评价对人们的效用水平及生活福利所做的贡献，并且在此基础上将基于消费者剩余的海洋文化旅游资源价值评价进行了详细的理论分析。

关键词 ：海洋文化旅游资源；价值评价；价值影响

中图分类号：F59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772（2014）34-0230-04

收稿日期：2014-11-25

基金项目：本论文为2013年辽宁省社科基金项目，项目编号：L13DWJ026

作者简介：廉欢（1981-），男，汉族，辽宁葫芦岛人，讲师，主要从事管理科学、文化价值评价研究。刘富江（1984-），男，山东潍坊人，讲师，学院团委书记，主要从事教育管理和创业教育研究。

一、海洋文化旅游资源的资源属性

海洋文化旅游资源与绿地、森林以及空气质量等自然资源一样，都被认为是有价值的资产。个人行为、公共政策以及组织行为等都会对自然资源的服务能产生收益或损耗。但因其具有外部性以及公共物品的特性，市场力量既不能引导自然资源的配置，也无法实现真实反映海洋文化旅游资源社会价值的定价。正因如此，海洋文化旅游资源在经济发展中正在受到严重的威胁，其已经或正在成为稀缺资源。

海洋文化旅游资源是最重要的显性旅游吸引物，“是一种特殊的公共资源，从公共管理的角度讲，具有准公共物品的属性，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特征。具有“拥挤性”的特点，当准公共物品到达“拥挤点”后，每增加一个消费者，将减少原有消费者的效用”。[1]其具有一定历史沿革，是人类长期海洋活动和海洋发展历史足迹的“活化石”，是人类探索、开发、利用海洋各个时期的重要标志，这决定了海洋文化旅游资源是不可再造、不可复制、不可移动的，具有历史性、地域性、稀缺性和不可复制性的特点。这一独特的资源属性对其作为旅游资源的保护和开发提出了极高的要求，正确理解海洋文化旅游资源的公益性内涵，是保护前提下进行旅游开发与供给的关键，既要发挥其具有的社会公益功能，如旅游开发、文化遗存、生态环境保护等，又要兼顾海洋文化旅游资源原住民的生活利益，合理处理好保护与开发的关系。

二、海洋文化旅游资源的福利经济学原理

（一）海洋文化旅游资源经济价值的概念

在福利经济学中，一个人从某种产品中获得的价值取决于个人对该产品及其他相关产品的感知、个人持有的价值观念及相关偏好和个人所处的文化及社会环境。图1反映了在资源市场存在负外部性的情况下（个体生产者供给曲线supply与社会产品供给曲线S´是不同的），资源的价格不能完全反映资源的经济价值。所以，此时我们必须采用消费者剩余（CS）来反映资源的经济价值。例如，在市场均衡点E，生产者以P*的价格卖出了Q*个产品，而对于任何一个小于Q*产品数量，消费者的意愿支付要大于P*，故产生消费者剩余。可见，当市场交易量为Q*时，消费者剩余为P*EPmax的面积。与之相对应，生产者剩余为OEP*的面积。资源的总价值是实际交易（实际支付）与消费者剩余的总和，即是图1中0Q*EPmax（=P*EPmax+0Q*EP*）。但是，由于在非市场条件下，市场交易是不存在的，0Q*EP*等于0。因此，消费者剩余就等于资源的总价值。这就是在非市场条件下要使用消费者剩余来测算资源价值的原因。

（二）基于消费者剩余的海洋文化旅游资源价值评价

海洋文化旅游资源的经济价值、支付意愿、实际支出、消费者剩余的关系可用公式表示如下：

V=WTP=P+CS（2.1）

CS=WTP-P （2.2）

式中：

V：表示海洋文化旅游资源的价值

WTP：表示消费者对该海洋文化旅游资源的支付意愿

P：消费者对给海洋文化旅游资源的实际价格

CS：消费者对给海洋文化旅游资源的消费者剩余

从式2.2得出：当消费者对海洋文化旅游资源的实际价格的支出约等于消费者的支付意愿时V=WTP≈P，海洋文化旅游资源的经济价值可用消费者的实际费用支出表示；当消费者对海洋文化旅游资源的实际支付价格为零时，即P=0，此时，V=WTP=CS，消费者的支付意愿就等于海洋文化旅游资源的消费者剩余，此情况很适合用来评价那些没有市场价格的海洋文化旅游资源的经济价值。[2]对海洋文化旅游资源价值的经济评价主要包括经济效率评价及经济影响评价。图2中的供给函数是水平的，反映的是很多公共旅游设施及景观资源的实际情况，即边际成本是固定的。假设图2中D和S 代表的是一个提供旅游活动的野生动物栖息地的需求和供给初始水平。在P价格下，消费的旅游产品的单位为Q1。假设在供给函数不变的情况下，提高野生动物栖息地的质量（如在不影响容量约束条件下，增加野生动植物的数量），使需求曲线从D平移为D’，在价格水平P下消费的旅游产品数量从Q1增加到Q2个单位。则由于资源质量改善增加的价值是供给曲线以上的两条需求曲线之间的面积，即WXYZ的面积。质量改变也吸引了新的参观者，这部分增加的价值就是KYZ的面积。

（三）消费者剩余理论在海洋文化旅游资源定价中的作用

消费者剩余理论认为，能够将海洋文化旅游资源的价格和消费者利益结合起来进行合理定价。[3]笔者认为可以从四个方面对消费者剩余理论在海洋文化旅游资源定价中的应用进行分析。（1）消费者对海洋文化旅游资源的预期。通过对受访者直接采访，掌握受访者对旅游资源的价格预期，在受访者可接受的价格预期以内，只要消费者剩余不小于零，该旅游产品的开发就有意义，否则，就值得商榷。（2）分析现有海洋文化旅游产品开发的成败。如果所开发的旅游产品不能使企业盈利，则很难将其判断为开发成功。另外，社会效益的增加也是评价旅游产品成败的指标之一。而其中能表征社会效益的一种方式就是社会及消费者认同度。（3）分析旅游产品如何提高经营者收益。假设消费者对某旅游产品愿意支付的费用为P，该产品实际价格为P0，那么存在以下三种形式：P＝P0，此时，无论是对消费者还是旅游产品经营者而言，应该说是一种最理想的情况，此时已达到共赢。P>P0，此情况就是该旅游产品现在所定价格低于消费者的预期，消费者认为有利可图，愿意接受该价格，当然也表明该旅游产品售价具有上涨空间。P<P0，此时该旅游产品现在所售价格比消费者预期的价格要高，虽然对经营者有利，但已超出消费者预期，不为其接受，产品销售必定会受影响，此时降价措施比较可取。（4）旅游景点压力的缓解。由于人们的评判标准不一样，导致不同旅游产品消费者所愿意支付的价格具有差异性，旅游产品经营者可根据此现象对同一旅游产品的不同时期及不同旅游产品进行差异定价等，从而避免由于同一时期大量消费者同时游玩给景区及相关游玩设施造成巨大压力。

三、影响海洋文化旅游资源价值评价水平的因素分析

（一）资源稀缺性对海洋文化旅游资源价值评价影响

经济学意义上的稀缺，是指相对于既定时期或时点上的人类需求，资源是有限的。稀缺本身是个相对的概念，它是相对于人类的需求或欲望而言的。就文化界而言，所提供的各种资源都是有限的，而人类的需求和欲望是无限的。社会发展阶段不同，人们对稀缺资源的认识也有不同。进行工业革命之后，一些土地、森林以及石油、矿石等资源由于社会需求的迅速增长而变得日益稀缺。在现代社会，人们发现即使是新鲜的空气、清洁的水体等物品也在变成稀缺资源。随着人们对生活水平质量追求的及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文化产品越来越受到大家的关注和青睐。[4] Richardson根据世界旅游组织数据分析，文化旅游占全部旅行活动的37%，而且其需求正以每年15%的速度增长。[5]Sugaya认为如果全球每年按照6.5亿人次的国际旅行来估计，那么其中至少有2.4亿次旅行可归于文化旅游。[6]正因如此，文化景观相对于其他休闲旅游产品来说，具有一定的不可替代性，使得海洋文化资源的稀缺性开始迅速凸显。伴随着文化旅游业的不断发展，海洋文化旅游观光相对于其他休闲旅游产品来说，具有一定的不可替代性，使得海洋文化旅游资源的稀缺性开始迅速凸显。

（二）效用价值对海洋文化旅游资源价值影响

效用价值论对价值的评价是通过人对物品效用的主观感受。总效用曲线的形状呈倒“U”型，随着所消费物品或服务的增加而增加，到达一个顶点后，总效用就开始下降，而边际效用则总体呈现递减规律，当总效用达到饱和点后边际效用则变为负数，表明继续消费只会使总效用减少。[7]用边际效用可以解释海洋文化资源的旅游价值。当需求保持不变，边际效用和价值就随着供给的增大而减小，反之亦然；边际效用和价值与需求成正相关，即边际效用和价值随着需求的增大而增大，反之则亦然。[8] 海洋文化旅游资源的价值是由效用决定的，但效用本身又是由主观心理确定的，因此无法从客观上准确地度量效用。旧福利经济学测量效用的方法是用基数效用函数，认为效用可以用确切的数量来衡量，消费者可以明确地给出他们对物品或服务的效用值，使用边际效用分析法来分析消费者效用最大化的问题。按照新福利经济学效用序数论的主张，边际效用是无法衡量的，个体之间效用是无法比较的，而且效用数值的大小不能简单的用基数数词来代表，取而代之的，应该用序数数词表示效用水平的高低，通过偏好或选择分出效用的强弱程度，列出顺序，进行比较，新福利经济学使用无差异曲线分析法来研究消费者效用最大化的问题。

（三）消费者支付意愿对海洋文化旅游资源价值影响

经济学认为，“支付意愿（WTP）”可以作为人们表达自己对事物的偏好的有效方式之一。支付意愿是指人们为获得一种物品、机会、享受或效用而自愿支付的货币。有“一切商品价值表达的合理指标”之称的支付意愿，在经济学中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消费者的支付意愿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如消费者的受教育程度、可支配收入、性别、年龄及消费者对该物品或者服务的认知程度、使用频率等，所有影响因素中对支付影响作用最大的是消费者的可支配收入。 本质上消费者的支付意愿与其实际支付行为是有差异的，因为毕竟支付意愿的获得是在假想的环境中测定的，但是在行为倾向往往是行为的可靠预测变量，只要采取合适的方法对行为倾向进行测度，精确的行为预测是可能的。可以说，消费者对旅游产品的偏好可以用支付意愿来表示，支付意愿是消费者自愿支付的货币值的体现，被认为是“一切商品价值表达的合理指标”。

（四）外部性对海洋文化旅游资源价值影响

外部性理论揭示了海洋文化旅游资源管理和规划中一些低效率资源配置问题的根源，又为解决文化景观外部性问题提供了可供思路和框架的借鉴，因此在外部性理论的基础上进行海洋文化旅游资源的管理和评价较合理。“外部性是一种效益或成本的外溢现象。外部性分为外部经济性和外部不经济性，或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9]外部不经济指某一经济主体获得一定经济利益时，不支付代价而导致另一经济主体效用的降低或成本的增加，如大气污染、树木砍伐等。外部经济是一种经济活动引起他人效用的增加而受益者并未增加支出或成本，如上游居民植树造林，保护水土，下游居民得到质量和数量有保障的生产和生活用水，这种经济行为的社会效益大于私人效益。

随着近年来我国经济的迅猛发展，海洋文化旅游资源开发的外在影响日益突出。外部性理论揭示了海洋文化旅游资源管理和规划中一些低效率资源配置问题的根源，又为解决文化景观外部性问题提供了可供思路和框架的借鉴。因此，解决海洋文化旅游资源产品开发、经营的外部不经济性可采取的重要措施就是合理地界定洋文化旅游资源的旅游价值。

（五）公共物品属性对海洋文化旅游资源价值的影响

公共物品(Public good)是私人物品的对称，也被称为“公共财货”和“非市场物品”。是指一些产品或服务，这些产品或服务能为绝大多数人共同消费或享用，泛指无排他性或无竞争性的物品。包括国防、公安司法等方面所具有的财物和劳务，以及义务教育、公共福利事业等。其特点是每个人对公共物品的消费不会因其他人的同时使用而受到影响，也不会排斥任何人对它的利用。海洋文化旅游资源是具有非排他性和不充分的非竞争性的公共产品。因为消费者可以自由选择游览某一个海洋文化旅游景区，而不能将其他消费者排除在外，排他成本很高。而海洋文化旅游景区在一定范围内具有非竞争性，但边际成本和边际拥挤成本不总是为零。

由于海洋文化旅游资源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特点，而公共物品理论解释了海洋文化旅游资源开发和经营中的外部不经济问题。使得价格机制不能正常运行，导致“市场失效”。海洋文化旅游旅游资源在不存在交换价格的情况下，其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只能是虚拟的，尤其是海洋文化景观的需求曲线很难具体绘出。

（六）旅游需求曲线对海洋文化旅游资源价值评价影响

需求曲线是消费者对某一海洋文化景观支付的价格与在一定时间内到某一种海洋文化景观的旅游次数之间的多种组合。需求曲线可以帮助我们回答海洋文化旅游资源管理中的一系列关键问题。 在图4中，D表示海洋文化旅游资源的旅游需求曲线，用P表示旅行者每次旅行的价格，或旅行成本，是旅行时间、交通费用、景区门票等费用的总和，Q表示旅行者每年出游的次数，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旅行成本越高，出游次数越少。

旅游需求曲线的斜率是负的，主要有三种原因，第一是因为消费者对海洋文化旅游资源的旅游需求受到收入的限制。在收入一定的情况下，用于休闲、旅游活动的消费是有限的，当某一景观的旅行价格为P0时，消费者到该景点的出游次数就不会像在价格为P1时那么多（Q1），因为在价格为P0时花费的成本超出了消费者支付的门票、交通费、住宿费、餐饮费等的总和。第二，由于存在替代景点，消费者可以选择少去旅行成本比较高的景区，可以经常在家附近或消费比较低的景区游览。第三，边际效用递减规律也是需求曲线向右下方倾斜的原因。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消费者去某一个景区次数越多，每次旅行获得的旅游效用越少。一般情况下，第一次去景区游览获得的愉悦感和满足感是最大的，随着前往同一景区次数的增加，所获得的旅游效用在逐渐减少。

参考文献：

[1] 樊勇明,杜莉.公共经济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48-64.

[2] 杨省贵.消费者剩余与旅游产品定价研究[J].价格月刊，2004，（5）：12-13.

[3] 贾全星.基于消费者剩余的旅游资源价值评价方法及其应用研究[D].四川：西南交通大学，2006.

[4] 李作志.滨海旅游资源经济价值评价模型研究.[D]大连理工大学，2010.

[5] RICHARDSON, GREG.The Scope and Significance of Culture Tourism [M].In Riehard.G(Ed.),Culture Tourism in Europe.CAB Intemational,oxford UK,1996:19-46.

[6] SUGAYA, H. Bill. Cultural Tourism-Intemational Policies and Perspeetive [C].Presentation made to the Intemational Conference on Heritage and Tourism, HongKong.1999: l-14.

[7] WHITEHEAD J.C, HAAB T.C,HUANG J.C.Measuring recreation benefits of quality improvements with revealed and stated be-haviour data [J].Resourceand Energy Economics,2000,22:339-354.

篇4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作如下定义：“指被各社区、群体，有时是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述、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而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具有地域文化特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它是沿海居民在长期的涉海行为过程中积淀形成的具有海洋特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具体包括文学艺术作品、民间习俗、海洋节庆活动、民间传统技艺、海洋信仰等。

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既植根于辽阔的海域疆土，又受制于海岛的封闭性与独立性，相对来说，它具有较为稳定的海洋地域特征。于是，海洋文化空间对于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与延续起到了重要作用。尽管文化空间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类型的一种描述，但是，特定的文化空间的形成是因为有特定的文化活动的存在，而文化空间又成为文化活动不可脱离的空间环境。

1.文化空间的概念

长久以来，“空间”一直被视为是一个纯粹的几何、地理概念，是指由点、线、面构成的方向或者形状空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法国哲学家亨利・列斐伏尔对“空间”做出了新的哲学诠释。他在《空间的生产》里建立了空间社会学的理论框架和概念体系，由原先的“空间中的生产”转向“空间的生产”的分析研究。他认为“空间是一种（社会）产品”，每一个社会或每一种生产模式都会“生产”出相应的空间。进而，他在列举空间类型的时候，也提到了“文化空间”一词。他认为“空间的概念与精神的、文化的、社会的、历史的空间联在一起”。这样的描述，很明显是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考虑的。

但一个专门术语，文化空间第一次出现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布的《人类口头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宣言》中。宣言指出，文化空间是“具有特殊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集中表现，它是一个集中举行流行和传统文化活动的场所，也可定义为一段通常定期举行特定活动的时间。这一时间和自然空间是因空间中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的存在而存在”。

值得强调的是，人类学的文化空间是物质与非物质的结合，它既有物化的形式，也有人的行为，甚至有精神的展现。从这个角度来说，人类学的“文化空间”，首先是一个文化的物理空间或自然空间，是有一个文化场所、文化所在、文化物态的物理“场”；其次在这个“场”里有人类的文化建造或文化的认定，是一个文化场；再者，在这个自然场、文化场中，有人类的行为、时间观念、岁时传统或者人类本身的“在场”。

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的不断深入，从文化空间的形成和作用来看，它不仅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类型，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存的空间。在此，笔者把文化空间分为两类，一类文化空间是单一、纯粹或动态的文化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不产生、包含其他具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另一类文化空间既可以是一个独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类型，其中又包含了其他具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2.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空间资源状况

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由于其独特的海洋地域特征和海洋文化特征，使得其对文化空间的依赖性更加地突出。截止目前，虽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没有文化空间的形式，但中国并不缺乏文化空间。而且，从文化空间的第二种类型来看，每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有一个相对应的文化空间。

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空间，是指定期举行海洋传统文化活动或集中展现传统文化形式的场所，或是某项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存与发展的空间。

根据文化空间的性质、内涵、特征与形式，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空间大致有以下几种类型。

第一，涉海生活生产行为。沿海居民的涉海生活生产行为明显区别与大陆居民，漫长岁月的涉海生活生产行为形成了沿海居民的海洋生活习惯、海洋生活习俗、海洋人格精神、海洋信仰，也促进了诸如渔业、盐业、造船业、航海业、海洋科技等海洋产业的形成，还造就了极富海洋特色的人文历史景观建筑等。涉海生活生产行为是一个活态的空间，样式多样且极富有变化，流动性较强。

第二，海岛村落。海岛村落尤其是传统海岛古村落浓缩了海洋文化、海洋经济发展的历史，蕴含着海岛文化的精髓。它不仅是物质空间，更是海洋文化的精神空间。舟山市农林与渔农村委员会在2014年3月的《海岛型历史文化村落保护利用价值与路径浅析》的调查报告中，将舟山群岛海岛村落分为三种主要类型，一是古建筑村落，如岱山县的倭井潭村，嵊泗县的峙岙村等。二是民俗风情村落，例如定海区的紫薇村，普陀区的莲兴村。三是自然生态村落，例如普陀区的西岙村。海岛村落在文化具有很大的天然包容性，存在文化的多样性。

第三，海洋自然地域景观。海洋自然地域景观是一种自然景观，但是由于其能被人直接或间接利用，因此，也逐渐融入到人文历史景观当中。比如，海岛村落从海岛地理地貌视角来看，它是属于自然地域景观。但从村落文化视角来看，它是属于人文历史景观。不同的地理决定了海洋自然地域景观的结构、样式、文化特色和素质等。例如，舟山群岛的普陀山就是一个典型代表。

第四，海洋方言俚语。语言是文化的重要载体和媒介，海洋方言俚语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尤其是口头遗产的首要条件，使其具有独特的地域色彩。舟山话被当地人叫做“舟山咸话”，这“咸话”两字并不是“闲话”的错别字或谐音。因为“闲话”的意思是“闲暇无事，随便聊聊”。而“咸话”的“咸”是甜、酸、苦、辣、咸五味中的一种，“淡”就是淡而无味，那么“咸”就是有滋有味了。“咸话”，就是指舟山的海岛居民讲的有滋味、有风趣的一种语言了。

第五，海洋信仰。海洋信仰是沿海居民由对海洋崇拜、禁忌的心理活动和精神感受所创造出来的神、灵形象，以及对这些神、灵形象的崇拜和禁忌仪式及其传承活动。海洋信仰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它不是一种文化空间。但从相对的角度来看，它也一种文化空间。例如舟山群岛普陀山的观音信仰，观音信仰是一个文化空间，在这个文化空间里，诞生了普陀山的佛教文化、寺庙文化，诞生了观音文化节、观音祭祀朝拜礼仪，也诞生了观音饼工艺、观音传说的口头文学等。

第六，海洋节气。海洋节气是中国传统节气与沿海和海岛地区的特殊地域节气相结合的用来指导涉海生活生产的一些特殊性时刻或时段。在这一时间阶段，为了辅助涉海生活生产，沿海居民往往会举行相应的习俗、礼仪、节庆等方式，进行表达和纪念。中国传统的节气因为沿海或海岛特殊的地理，会披上海洋的特色，而这些每到节气，也会有自己独特的纪念和庆祝方式。

3.文化空间之于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意义

传统的观点认为，文化空间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时使用的一个专有名词，主要用来指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的形态和样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是在1998年提出文化空间的概念的，当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第155次大会上成立了一个专项奖金，用来激活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空间或文化表达形式”。后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文化官员埃德蒙・木卡拉对此解释说：“文化空间指的是某个民间传统文化活动集中的地区，或某种特定的文化事件所选择的时间。”从这个解释来看。文化空间似乎又不仅仅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种类型，也可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环境。而正如上文所述，文化空间一词，亨利・列斐伏尔早就20世纪70年代就已经在其著作《空间的产生》中提到了。如果从这个角度去分析文化空间，去研究文化空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系，那么，文化空间的内涵与外延会丰富得多。

文化空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

文化空间是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起源空间。任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产生都有其特殊的地理空间和文化空间，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产物，它有别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耕文化。中国的观音信仰大致起源于两晋时期，但把观音奉为海神，作为海洋信仰的对象，则是唐代开始的。舟山的观音传说具有浓郁的海洋气息，这和普陀山称谓南海观音的道场是有关系。例如不肯去观音、慧锷请观音等观音传说故事，都是依托海洋这个地理空间和文化空间而逐渐形成的。

文化空间是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空间。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因文化空间的土壤而生，如果离开了这个文化空间，它就可能变异，甚至消亡。以舟山的渔歌或渔歌号子为例，它们是渔民在渔业劳作时为了休闲放松、或调节、统一行动和工序的一种口头语言艺术。然而，随着渔业科技的发展，随着渔民生活水平尤其是休闲方式的转变，我们现在已经很难在现实的渔业生产现场听到自然的渔歌或渔歌号子了。

文化空间是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空间。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传承，那就必须得到横向和纵向的转播。还是以渔歌或渔歌号子为例。尽管人们也在想方设法地抢救、保护和传承。但传统的渔业生产的环境发生了改变，传统的渔业生产技术得到了革新，甚至连方言俚语也逐渐被淡化，这让渔歌或渔歌号子失去了文化空间。艺术是需要灵感和情感的，这样脱离实际氛围的传习，即便是绘声绘色的舞台表演，都很难让演唱者和听众产生身临其境的感受。

文化空间之于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意义或作用，除了物质上的支撑之外，更是精神上的养成和寄托。一个具有旺盛生命力的文化空问，可以“生产”出源源不断的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

4.基于文化空间的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

基于文化空间视角，对于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第一，原著空间保护。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著空间是指现实的海洋生产生活环境空间，原著空间保护是基于现实的地理或者文化空间的基础而采取的一种措施。自从舟山群岛进入大桥时代，原本的离岛变成了半岛，经济发展对传统文化尤其是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巨大冲击。不过，舟山群岛有1300多个大大小小的岛，那些远离本岛的海岛便成为原著空间保护的典型样本。例如，舟山市的嵊泗列岛便是典型的离岛群落。在嵊泗离岛当中，像黄龙岛、花鸟岛、枸杞岛等海岛村落，都是远离舟山本岛甚至远离嵊泗县主岛的小岛，相对来说，原生态的海洋资源保护得比较好，体现了浓郁典型的海岛特色。

第二，装饰空间保护。所谓装饰空间保护就是利用博物馆、展览馆、文化商业街、广场等文化经济场所，以实体的形式再现某个海洋文化空间，利用真实的实物模拟，再现具有海洋、海岛特征的生产生活场景与氛围。这样的文化空间一方面能够作为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基地，也能够作为参观的对象。很多海洋的节庆礼仪活动都是可以通过装饰空间来得到展现和传播。另外，建立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体验基地，也是一种良好的途径。

第三，艺术空间保护。艺术空间保护是指通过艺术表演舞台、氛围的营造，来展示、传播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或者把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改编、演绎成文艺表演的形式来进行传承、展示和传播。例如，将观音传说改编成舞台剧、戏曲的形式，通过舞台背景的布置，舞蹈音乐的渲染，人物造型和语言的表达，将观音传说由平面的语言转化成立体、流动的空间表演艺术，更加有利于表达和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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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信息化的大环境下，数字化建设已成为评价一个国家信息基础水平的重要标志。海洋档案的管理作为社会信息资源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正面临着数字化时代的挑战。随着电子文件的大量出现，档案理论界对于电子文件是否应该转化为档案材料也从争论转为接受，这一革新要求我们改变原有对文件档案的理解，顺应技术发展趋势，更好地进行海洋档案管理工作。

1海洋数字档案的概念和特点

在1996年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上，美国的《档案与博物信息》编辑D.比尔曼以《虚拟档案》为题，第一次提出了与物理档案(Physicalarchive)和实态档案库(Physicalrepositoriesofarchives)相对应的虚拟档案(Virtualarchives)。国际档案理事会对数字档案的定义是:通常以代码形式记录于载体，如磁盘、磁带或穿孔卡带之上的文件档案，它的内容只能通过机器来利用，并根据来源原则来组织安排。以此类推，海洋数字档案就是以代码数字形式记录于载体，如磁盘、磁带或穿孔卡带之上的海洋方面的文件档案。数字档案改变了传统的档案载体形式与档案工作意识。数字档案的载体与传统档案的载体有很大区别，包括存贮电子文件、信件、图纸、报表所形成的软盘、光盘、硬盘和磁带等。数字档案中的信息资料不以传统的笔墨纸张等直观的形象出现，而是通过二进制代码以数字形式存贮，成为肉眼不可直接识读的记录符号。档案信息传输平台数字化，当档案信息在完成数字化后以数字形式存在时，数字网络系统就将成为其主要的传输平台，为档案信息的快速流动提供可能，通常是以网站方式提供相关档案服务。海洋数字档案也有着与其他数字档案相同的特性。

2网络环境下海洋数字档案的安全隐患

在数字化的过程中，由于受载体的转换条件、存贮介质的稳定性和技术操作等因素的影响，容易造成海洋信息的丢失或删改，却不易被察觉。

海洋电子文件的信息共享带来了一些不安全因素。以计算机为载体的电子文件，不同于以纸张为载体的纸质档案，它可以不受时间、地点和人员的限制随意阅读，并且信息容量巨大，传输快捷，这种电子文件的共享性和易用性是其网络化运作环境决定的，是一种进步和发展。同时，也给海洋电子文件带来了不安全和泄密因素。

目前的档案保护规程主要针对纸质载体制成材料的耐久性、保存环境等方面来进行，缺乏对电子档案长时间可靠保存的经验与技术。实践证明纸质载体的档案在一定的保护条件下可保存达上千年，而电子文件的物理载体寿命却远不如纸质档案，磁性载体档案的寿命最多只有十多年，光盘载体的寿命也不超过I00年。另外，纸张的损坏很容易被发现，但电子文件载体的损坏只能由设备检验。此外，由于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信息保存的格式和载体都在发生变化，使得早期数字档案难于“阅读”，例如现在面对一个保存在5英寸软盘上的Wordstar格式的文件，恐怕大多数读者都会束手无策，而这只不过是20多年前主流格式与存储载体。

由于网络技术本身的安全隐患导致泄密。Internet/Intranet技术本身就不是一种很安全的信息传输方式，网络上的任何信息都是经过重重网站分段传送至目的地，任何中介站点均可以拦截、读取、破坏甚至篡改信息。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互联网攻击手段也越来越多，攻击工具的破坏力越来越强，而安全技术是一种在对抗中被动发展的技术，它总是滞后的，这样就导致了网络的脆弱性。此外，网络硬件也是经常被忽视的但风险极大的泄密途径，主要方式有电磁泄露、非法终端、搭线窃取·后门程序等。

管理人员不足，技术水平有限。据有关资料显示，90%以上的档案管理人员没有受过正规的计算机安全培训，他们缺乏计算机与网络的相关知识，缺乏对档案信息网络的安全意识。

3网络环境下实现海洋数字档案安全的对策

如前所述，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广泛应用，数字档案及海洋数字档案的安全保密问题日益突出，为严防密从网泄，确保电子文档安全，应在管理、网络安全和信息安全3方面采取有效的安全技术与措施。

3.1管理方面

加大人才培养力度，提高管理人员的技术水平。海洋档案信息数字化是信息时展的必然趋势，海洋档案管理人员要充分认识网络中的档案信息，不能认为只要把电脑管好了，信息没有丢失，就是做好保密工作了。海洋档案管理人员自身要增强责任感、使命感和危机感，树立高度自觉的档案信息安全防范意识。海洋档案管理人员要更新知识、技能，努力学习掌握档案现代化管理、计算机和网络安全等方面的技术，加快从传统型档案管理人员向现代化档案管理人员的转化。同时，海洋档案行政管理部门要采取相应措施，从政策、待遇等方面培养和激励专业技术人才。要通过在职教育、短期培训和学历教育等多种渠道和方式，提高和更新在职人员的知识水平和专业技能，充分调动海洋档案管理人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为推进海洋档案信息化建设作贡献。

制定安全管理制度。在海洋数字档案安全管理中，除了采用相应的安全技术措施之外，更重要的是海洋档案管理部门还应当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单位实际，制定、完善一些制度。如，确定本单位档案信息的安全管理等级和安全管理范围，制定档案网络操作使用规程，用户身份认证制度，电子文件的接收、保管、检索、查询和网络安全等制度，使安全管理具有可操作性，形成海洋数字档案信息的安全保障体系。

3.2网络安全方面

硬件设备安全。涉及海洋电子文档的计算机应做到专人专用，使用的移动储存设备也应做到专用，不可混用。对于网络设备应该尽量使用通过保密检测的设备，不要盲目追求新产品、新技术，以减少泄密渠道。

操作系统安全。安全的操作系统是网络安全的重要基础，因为所有的基本应用和安全措施(如病毒防治、人侵检测、设置防火墙和安全岛)都依赖操作系统提供的底层支持。充分考虑海洋数字档案操作系统的安全性是我国的国情所决定的，因为许多核心技术我国并不掌握，无法保证国外操作系统产品不存在后门程序。在海洋数字档案管理用操作系统方面要考虑以下两点:①采用的产品要具有自主知识产权，且源代码对政府公开;②定期利用漏洞扫描工具检测系统漏洞和配置情况，以便及时发现问题。操作系统的安全主要通过增强身份标志与验证、细化自主访问控制、用户职责划分、强制访问控制、审计跟踪和安全管理等方面的措施来实现，这些措施都可以对基本安全功能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安装杀毒软件。防病毒必须从网络整体考虑，主动防御，改变被动劣势，要树立“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观念。从方便管理人员的工作着手，使其能够管理网络上的所有机器，如利用定时查毒功能，对客户进行扫描，检查病毒情况;利用在线报警功能，监测网络上的每一台机器，出现故障或病毒侵人时，网络管理人员都能及时知道，并作出反应。

内外网隔离。在内外部网之间，设置防火墙(包括分组过滤与应用)实现内外网的隔离与访问控制是保护内部网安全最主要的同时也是最有效、最经济的措施之一。无论何种类型防火墙，从总体上看，都应具有以下五大基本功能:过滤进、出网络的数据;管理进、出网络的访问行为;封堵某些禁止的业务;记录通过防火墙的信息内容和活动;对网络攻击的检测和告警。

在必须使用公众网络时采用虚拟专用网络(VPN)技术。VPN能够利用Internet或其他公共互联网络的基础设施为用户创建隧道，并提供与专用网络一样的安全和功能保障。在互联网上传输数据时，VPN可提供保密和数据加密。如果某机关档案系统设有两个或更多分支机构，或者希望用户远程访问档案网络，这种方法尤其有用。

3.3信息安全方面

海洋数据备份恢复系统。备份数据可以防止磁盘驱动器出现故障、电源断电、感染病毒和发生其他事故时丢失数据。一旦发生了数据丢失，如果按照备份规程进行了备份，那么就可以恢复数据。海洋数据备份最可靠的办法是完全备份和增量备份相结合，例如我们可以每周执行一次完全备份，每天执行一次增量备份。除此之外，还应该选择不同的数据存储介质，并将备份介质存放于不同的安全地点。

载体保护。海洋数字档案的记录载体由于它的磁性、光学性和磁光性，易受磁场、光线、温度和湿度等环境影响。海洋数字档案存储介质应存放在无强磁场干扰、避光、防尘、无腐蚀性气体的环境里，诸如温湿度的控制，存放载体的柜、架及库房应达到相关标准的要求。加强工作人员责任心，提高操作能力避免不正确操作。例如，使用标识笔作标注时，会带来盘面的污损拿取时手法不正确，留下指纹中的油脂、盐分、微生物等长期依附其上，会腐蚀盘带。

数字签名技术。主要包括数字签署技术和验证技术，以解决伪造、抵赖和冒充等问题，在存储和流通过程中，保证了数字档案的原始性、真实性。目前常用的数字签名技术有光笔签名、电子签名、电子印章、数字指纹、数字水印、数字时间截和数字证书等。

信息加密。加密技术可以确保电子文件内容的非公开性，是保证电子文件机密性的重要方法，其目的是采取某种数字方法经信息伪装起来，使非法入侵者无法了解信息的真实含义。通常多采用“双密钥码”法。加密通信者各拥有一对密钥，任何发方可以使用收方的公开密钥加密明文后向收方发文，收方只用自己知道的解密密钥解密获得明文。由于加密和解密使用不同的密钥，因此第三者很难从截获的密文中解出原文来，这对于传输中的电子文档具有很好的保密和保护效果。

双套归档制。实行“双套制”保存海洋电子档案，既在保存海洋电子档案的同时也保存对应的纸质档案，这也是在技术水平尚欠成熟的条件下解决海洋电子档案原始性、真实性问题的一种可行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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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官秀成，广西钦州学院社科部主任、副教授，广西中国一东盟文化研究会理事；马友乐，钦州学院社科部讲师。硕士。广西 钦州 535000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13）05-0074-05

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是指导我们一切工作的重要基础。可持续发展是指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危害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发展模式，它强调协调人口、资源、环境和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在不损害后代利益的前提下追求持久发展。随着广西北部湾经济区被确定为国家级开放开发区，广西沿海地区开放开发如火如荼，可是由于种种原因，享誉我国最后一片“洁海”的北部湾却面临被污染、被破坏的生态危机，致使广西海洋文化可持续发展面临重大挑战。因此，我们在开放开发过程中，应对广西海洋自然生态进行伦理关怀，重视海洋自然生态对开放开发的支撑价值，尊重海洋生态环境的存在价值，促进广西海洋文化可持续健康发展。

一、生态伦理的内涵及其基本原则

（一）生态伦理的内涵

生态伦理是指人类在与自然交互中所形成的人与自然的伦理关系及其调节原则。自西方工业革命以来，科学技术日益进步，人类在自然面前显得日益强大。然而人与自然的关系却越来越紧张，人类面临诸多自然生态问题，这些问题日益威胁到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正如恩格斯所说：“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于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都有了完全的不同的。出乎意料的影响，常常把每一个成果又取消了。”进入21世纪，人与自然关系问题日益突出，人类必须思考如何更加合理地处理人与自然关系，这必将涉及到生态伦理问题，而生态伦理必须解决三个核心问题：一是如何合理界定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二是人类如何合理开发利用自然资源问题，促使人与自然实现良性互动；三是当代人之间、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如何公平开发利用自然资源问题。

（二）生态伦理的基本原则

1.感恩自然

人类每天都在享受着大自然的恩惠，沐浴着阳光，呼吸着空气，吸收着水分。但人类往往只知道贪图享受和无度索取，却不懂得如何去回报、珍爱大自然：树木过度砍伐，土地沙漠化日益扩大，污水随意排放，大气污染日益严重，原本丰富的自然资源正在日益枯竭，生态环境日益恶化长期以来，人类在观念上与实践上，总是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看作是征服与被征服、改造与被改造的关系，这样一来，人类就任意妄为，就理所当然地向大自然无度索取，致使大自然伤痕累累，人与自然关系日益紧张。其实，我们作为大自然的受益者，就应心存感激，知恩图报，带着感恩的心去善待大自然。同时也给我们自已留下一方净土与生存发展的依靠。

2.适度消费

在西方消费主义影响下，人们逐渐形成毫无节制地消耗物质财富和自然资源，把消费满足看作是人生最高目标与最大幸福的消费观。在这种消费观支配下，消费的目的往往不是为了满足实际需要。而是为了满足追求不断被制造出来、被刺激起来的欲望，不顾个人、社会或国家的经济状况。消费主义给自然资源带来严重压力。为此，我们应该对这种消费观和消费行为进行深刻反思，倡导并践行适度消费，对人类与自然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关系以及自然资源有限性有着深刻认识，在消费活动中积极合理关照自然。适度消费原则所追求的目标是人类需求与自然状况，人的物质需求与精神需求、消费数量增长与消费质量提高相互协调，力求改变消费过度和消费不足矛盾状态。促使人与自然均能实现可持续良性发展。

3.公平公正

当代人之间、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如何公平公正开发利用自然资源问题是生态伦理必须回答的一个重要问题。当代人之间、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在利用自然资源、实现自身利益、谋求生存与发展方面应该实现权利均等、权利公平。这是实现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则。公平原则既倡导消除在当代人之间出现消费过度与消费不足的矛盾，又倡导每一代人应该为后代人保存自然资源的丰富性与多样性，避免限制、阻碍后代人的生存与发展，促使人类能可持续生存、发展，自然生态能良性健康运行。

4.集约发展

除了少数发达国家。大多数国家依然践行粗放型发展模式，资源利用效率较低，资源、能源消耗量较大。这种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高浪费、高污染的经济增长方式已经导致自然资源日益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给人类可持续发展带来严重挑战。为此，我们应践行集约型发展模式，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在生产过程中。应采用新技术、新工艺、加大科技投入。逐步提高生产要素质量与资源利用效率，降低能源消耗，减少环境污染，推行绿色生产与低碳经济。从而不断改善人与自然的关系。

二、广西海洋文化的内涵及其基本特征

（一）广西海洋文化的内涵

“海洋文化，就是和海洋有关的文化；就是缘于海洋而生成的文化。也即人类对海洋本身的认识、利用和因有海洋而创造出来的精神的、行为的、社会的和物质的文明生活内涵。海洋文化的本质，就是人类与海洋的互动关系及其产物。”海洋文化包罗万象，由海洋而生成的文化都属于海洋文化，如海洋经济、海洋旅游、海洋民俗、海洋信仰等都属于海洋文化的范畴。海洋文化是人类在开发利用海洋社会实践中形成的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的总和。广西海洋文化就是缘于广西领域海洋而生成的文化，从广义上说，一般包括广西海洋精神文化、海洋物质文化、海洋制度文化、海洋行为文化四个方面。从狭义上说，特指广西海洋精神文化。本文中的“广西海洋文化”是指广义上的广西海洋文化。广西海洋文化与我国其他地区海洋文化相比，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

（二）广西海洋文化的基本特征

1.国际性

广西海洋文化主要缘于北部湾，而广西北部湾地区于2008年1月，被国家批准为国家级开放开发区。广西北部湾经济区是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重点地区，对于国家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具有重要意义。我国要把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建设成为中国一东盟开放合作的物流基地、商贸基地、加工制造基地和信息交流中心。成为开放度高、辐射力强的重要国际区域经济合作地区。近年来，广西沿海地区不断加快与东盟地区的经济交流与合作，与东盟合作开发油气资源、旅游业、农业等，因此，广西海洋文化具有较鲜明的国际性。

2.风险性

广西沿海属南亚热带季风气候，气温适宜、光热充足、雨量充沛、海洋资源丰富。是我国沿海地区规划布局新的现代化港口群、产业群、城市群的重要区域。北部湾是我国优良的渔场之一，盛产鲷鱼、金线鱼、沙丁鱼、竹英鱼、蓝圆鲹、金枪鱼、比目鱼、鲳鱼、鲭鱼等50余种有经济价值的鱼类。及虾、蟹、贝类等。广西北部湾沿岸浅海和滩涂广阔，是发展海水养殖的优良场所，这里有驰名中外的合浦珍珠（又称南珠）。沿岸河口地区有珍贵的红树林。南流江、红河等淡水河流注入北部湾。这些有利的自然生态环境为北部湾沿海地区开放开发提供了优良的环境支撑。但是，随着开放开发推进，享有我国最后一片“洁海”之美誉的北部湾，由于不合理的填海造田、人为破坏红树林、无序的水产养殖，近岸海域污染呈逐年加剧的态势，导致广西领域海洋生态环境面临被破坏、被污染的威胁与风险。

3.民族性

壮、苗、侗、瑶、京族等少数民族聚居于广西沿海地区，因此广西海洋文化具有鲜明的民族风味，如缘于海洋的传统建筑、服饰饮食、节庆活动、民间工艺、歌舞艺术、滨海旅游等。这些体现了真实的少数民族海洋文化生态。在开发利用海洋自然资源之时，我们应正确引导广西沿海少数民族保护好海洋生态环境，合理兼顾地方政府、开发公司和当地人民的利益，使海洋文化与海洋生态环境实现良性互动，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4.辐射性

广西海洋文化具有较强的辐射性和影响力。广西沿海地区处于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泛北部湾经济合作区、大湄公河次区域、中越“两廊一圈”、泛珠三角经济区、西南六省（区、市）协作区域合作交汇点，东连珠三角，面向东南亚，背靠大西南，区位优越，战略地位突出，成为带动、支撑西部大开发的战略高地和开放度高的重要国际区域经济合作区。

三、生态伦理视角下广西海洋文化可持续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

（一）工具理性强化

工具理性是指人们为了实现某种目的而对运用手段、途径的合理性、有效性的追求。自从西方工业革命以来。随着人们日益强调科学技术的发展，追求物质财富的增长，出现了人们不断强化工具理性，弱化价值理性的趋势。人们开始过度强调个体价值，弱化社会价值，出现了贫富两级分化；追寻消费主义，进行掠夺式开发经营，出现生态环境恶化；淡化诚信理念，欺诈、投机行为叠出；过度追求个人或团体利益，出现行为；过度强调升学率、科技的传承，出现学生的精神失落、创新能力下降。在工具理性强化的背景下，广西沿海地区在开放开发中同样存在强化工具理性，弱化价值理性的倾向与趋势：一些人追赶消费主义浪潮，强调物质消费，淡化精神追求，出现精神荒漠化，漠视保护自然生态的担当；一些单位与个人，为了追求自身利益和实现自身目标，弱化社会责任承担，淡化或推卸保护自然生态责任；一些地方行政部门和官员强调以GDP为核心的经济增长。出现生态意识与生态实践相脱节现象，甚至为了部门或个人利益徇私枉法，为危害自然生态者打开方便之门。思想是行为的先导。人们过分强化工具理性，弱化价值理性，是影响广西海洋文化可持续发展最主要的思想因素。

（二）消费主义蔓延

消费是人们为了满足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的物质与精神需要，进行有选择性、创造性的活动。它是人类生存的基本方式。而流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消费主义已传入我国，并深刻影响我国民众的消费观念和消费行为，现在也正在广西沿海地区日益蔓延。“消费主义是一种毫无节制地消耗物质财富和自然资源，并把消费作为人生最高目的的消费观和价值观，它把物质消费看得高于一切，并在相互的消费攀比中追逐着一种无限的物质欲求。物质消费成了人们享受人生的唯一方式。”消费主义主张大生产、大消费、大丢弃，追求体面的消费，渴求无节制的物质享受与消遣。因此，今天的生产已经不仅仅是消费品的生产。而同时也是消费欲望的生产。消费主义给经济发展注入无限动力，却忽视了自然生态的承载能力，其结果必然使人类社会陷入深深的生存与发展的资源与环境困境之中。这种消费方式的不断蔓延，给广西沿海自然生态带来极大压力，深刻影响广西海洋文化可持续发展。

（三）突击开发推行

北部湾是我国海岸线上至今仍保留大面积清洁海水的海湾。是一个拥有丰富生物资源的海洋地区。北部湾是我国著名的渔场，鱼类众多，有许多科学、药用价值很高的海洋生物，沿海有大片的原生态红树林，有“中国第一滩”的北海银滩等。但是广西沿海地区的大开放、大开发。给广西北部湾地区海洋生态环境带来严重挑战。广西沿海地区工矿企业和海上交通所产生大量污染物不断排入北部湾，同时，在广西沿海城市化快速推进过程中，人口增长较快，自然资源消耗加快，城市排污量也随之剧增，一些污水未经处理就近排入河流、海湾。而北部湾大部分区域是20米至50米的浅海，海流较弱，海洋“自净”能力较差，如果我们不能有效控制排污数量，这片洁净的海湾很快就会成为一个“垃圾桶”。由此可见，这种突击式开发给北部湾自然生态带来严重威胁与压力，直接影响广西海洋文化可持续发展。

（四）知行不一呈现

在广西沿海突击式的开放开发过程中，人们的生态意识与生态实践出现脱节现象。虽然人们已经认识到在开放开发中保护生态环境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在相关开放开发规划、制度中都考虑到对海洋自然生态的关注。但在实际行动中却出现知行不一的现象。例如北部湾新闻网2010年6月10日报道，根据北海市海域海洋环境的监测结果显示：北海市“8个人海排污口存在超标排污现象，超标率达72.7%，主要超标污染物（或指标）为COD（化学需氧量）、悬浮物、总磷及粪大肠菌群等。污水排放人海对排污口邻近海域生态环境产生不利影响，陆源污染物排海量的持续增加将导致该市近岸海域受到的污染逐步增大。由于部分排污口设置在养殖区和风景旅游区邻近海域，排污口大量向邻近海域排放污染物，造成该海域的环境质量退化、适于养殖的水域面积急剧缩减，养殖生物体内粪大肠菌群及镉、石油类等污染物含量较高，甚至造成部分超标，海产品的食用安全风险增加；由于多数陆源排污口的长期超标排放，导致部分生态区域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环境恶化的趋势加剧，已对该市的珊瑚礁、海草床及红树林系统构成了威胁。”这说明广西近海域部分自然环境已经被污染被破坏。由于广西沿海地区仍处于经济不发达阶段，环保机制不够健全，环保行为不够规范，环保监管不够得力，从而致使人们的环保意识与环保实践出现不一致现象，以致严重影响了广西海洋文化可持续发展。

四、以生态伦理为导向，促进广西海洋文化可持续发展的路径探索

（一）强化价值理性

“价值理性是人类对价值和价值追求的一种自觉意识，它主要指向‘应然’状态的价值关系。从内容取向上看。价值理性致力于为行为主体提供一套行动的理念、原则、信仰、目标、理想、目的等应然设定，是主体活动的价值主旨和价值基础。工具理性主要指向‘实然’状态的现存事实。工具理性着重考虑的则是手段对达到特定目的的可能性和实效性。从内容取向上来说。工具理性把手段的有效性置于首位，它追求工具的效率和各种行动方案的正确性，致力于提供一套达致目的的技术、工具、手段、程序、制度和机制。”由此可见，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是相互关联的、不可割裂的关系。工具理性是价值理性实现的物质基础，没有工县理性的价值理性是空谈的理性，如空想社会主义；价值理性是工具理性的精神导向。没有价值理性的工具理性是危险的理性，如科学技术的滥用。在广西沿海地区开放开发过程中应强化价值理性，促使人们在追求合理而适度的工具理性基础上，对海洋自然生态进行终极关怀和意义追求。因此，在教育、新闻媒体宣传、文学艺术作品传播中应该强化价值理性宣传，促使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和谐统一，从而更好地促进广西海洋文化可持续发展。

（二）倡导适度消费

消费主义蔓延，加剧了资源、环境、生态问题。在广西沿海快速开放开发过程中。为了更好地促进广西海洋文化可持续发展，我们应大力倡导、践行适度消费。适度消费是指基于自然生态、国情国力、个人状况的一种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人类的消费活动应考虑自然界承载能力，考虑自然生态生成与更新能力。我们要在实践中真正践行适度消费，必须合理地界定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人类其实并不是自然的征服者与统治者，自然也不是人类的奴仆；人类仅仅是大自然中的一员，大自然中其他物种都具有其自身的内在价值，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不可或缺的支撑。适度消费要求人类的消费活动对自然产生最小的干扰。最大可能地维持自然“原生态”面目。因此。适度消费既能满足人类的必要消费需要。同时又能维持自然生态的平衡，促进人与自然协调发展。所以，应对该地区公民加强适度消费观教育，建立相应的体制机制，规范人们的消费行为，积极引导人们践行适度消费，减轻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

（三）坚持渐进开发

在广西沿海，随处可见热火朝天的建设场面。广西沿海钦州港、北海港、防城港等港口是以“北部湾速度”，通过“填海造田”建造而成的，快速海洋开发给尚属一片“洁海”的北部湾生态环境带来巨大压力，部分海域生物资源衰退，生物多样性受到威胁，生态功能有所减弱。突击式开发往往是“破”字当头、短时间内打破原有格局和面貌。力求高速，却很难兼顾质量，这样会给生态环境带来过大压力。而渐进式开发往往“立”字当头、先立后破，在开发过程中强调先规划、论证，后践行，“摸着石头过河”。同时在开发过程中。又不断纠正不足、偏差与失误。只有践行渐进式开发方式。才能防止广西海洋生态环境在较短时间内遭到严重的破坏和污染，使开放开发速度与海洋自然生态自我更新能力相适应。

（四）加快法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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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文化研究所外聘特约的专家，也取得了丰硕研究成果，如方长生主编的《海洋文化研究丛书》内容广，影响大；金涛撰写的《舟山龙文化》和《东海岛屿文化与民俗》内容丰富，颇受学界关注；还有《舟山渔业史话》史料丰厚，广受好评。《普陀山史话》和《舟山民俗大观》资料齐全，研究深入。

开展海洋渔、盐文化研究。侧重于对渔歌、渔业和盐业民俗及渔业文化史方面的研究，承担了“浙江渔业史”“岱山东沙古渔镇史”“浙江盐业民俗研究”和“浙江渔俗文化的语言学研究”等省级课题，并协助浙江省渔业局完成了“浙江省振兴渔文化工程对策研究”报告，发表了《舟山群岛渔渗的语言特色与文化内涵》《东海渔歌语言的韵律美》《浙江盐业民俗初探》和《我国非物质海洋渔捕文化资源的价值研究》等文章，其中不少文章都是我国对某一方面海洋文化研究的开拓之作，有一定影响。

开展海岛历史文化的研究。主要开展海岛历史文化著作整理及研究。张方淌凇⒊碳毯旖淌诤驼惭窃敖淌诘确直鸪械A恕啊端目馊书》中的舟山历史文化研究资源汇编”“黄以周著作整理”“黄式三集”等省级课题，韩伟表教授承担了“金性尧著作整理”省级课题。

侧重海洋文学研究和创作，涌现出一批海洋文学作品。王学渊教授出版了《远去的帆影》诗集，倪浓水教授创作了《蚂蚁荡漾》《开一扇门，望见观音》等海洋小说、散文，其中《蚂蚁荡漾》获2002年全国海洋文学大赛二等奖。李松岳副教授创作《沙器》《大海作证》和《内心的尺度》等海洋诗歌和散文，《内心的尺度》获2007年舟山市“五个一工程奖”。海洋文化研究所还编辑出版了《中国古代海洋文学作品选》，承担了“中国古代海洋小说和文化”和“中国海洋文学研究――以浙江为焦点”等省级课题，发表了《西北和东海：“精卫填海”里的南北文化隐喻》《中国古代海洋小说中“人鱼”叙事的历史变迁和文化蕴涵》和《中国海洋诗歌的审美高度》等海洋文学研究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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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F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3）20-0050-02

城市营销学，是地理学、政治学、社会学、城市科学、产业经济学、营销学等多学科相互交叉渗透的产物，是一种新型的管理理念。其核心就是将城市的各种资源以及所提供的公共产业或者服务以现代市场营销丰富地向购买者兜售。

文化是城市的生命。城市文化发展对经济和社会都有积极贡献。经济贡献包括文化与产业的融合，可刺激消费、增加GDP，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实现产业联动，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增加就业机会、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社会贡献包括更新民众文化观念、提高民众素质、形成特色文化地区、营造城市文化氛围、提升城市形象和影响力。

随着城市营销实践和理论的发展，研究人员逐渐认识到，城市营销不只限于经济方面，也涉及诸如环境保护、地区形象建设、公共利益等内容。城市营销的内涵在于满足全方位的顾客需求，这就要求对城市营销的理解和研究不能只局限于经济范畴，为使城市营销持久高效，应充分意识到营销中的文化要素及其发挥的重要作用，注重丰富城市的文化内涵，让城市营销的对象（居民、投资者、旅游者、企业等）在获得城市产品和城市服务的同时，还能获得精神层面上的满足，从而树立起城市优秀的积极的正面形象。

大连市三面环海，是全国海岸线最长的城市，有着深厚的海洋文化底蕴。海洋文化是大连这座海滨城市的特色文化。海洋文化，作为人类文化的一个重要的构成部分和体系，是人类认识、把握、开发、利用海洋，调整人与海洋的关系，在开发利用海洋的社会实践过程中形成的精神成果和物质成果的总和，具体表现为人类对海洋的认识、观念、思想、意识、心态，以及由此而生成的生活方式，包括经济结构、法规制度、衣食住行、民间习俗和语言文学艺术等形态。从2003年开始，“打造文化大连”成为大连独有的城市文化品牌。大连要充分挖掘海洋文化资源，寻觅城市精神的文化内涵，努力建设开放型、国际型、合作型的海洋文化，从而进一步推动经济和社会的建设。

虽然对于城市营销的理论框架还没有一个公认的权威，但是，综合众多学者的研究成果，城市营销的理论框架已经初显雏形。本文将使用4PS理论即产品策略、渠道策略、价格策略、促销策略进行展开，系统研究城市营销的理论与实践问题。

1 海洋文化产品策略

海洋文化产品是海洋文化供应者提供给消费者的海洋有关的产品或服务，按是否以营利为目的可分为经营性和公益性文化产品。按产品属性可分为物态文化品，如海洋工艺品、玩具、服饰等；服务文化品，如广告、咨询、娱乐等；活动文化品如社区活动、运动比赛等；内容文化品如电影、书籍等；文化设施包括承载各种海洋文化品的场所和设施，包括剧院、电影院、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科技馆、体育场所。这些涉海产品在要在文化发展的导向和宏观规划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

2 海洋文化渠道策略

主要做好海洋文化建设的几个关键问题。首先，要努力争取各方面对海洋文化产业的扶持，支持和鼓励社会投资。要积极吸引国内外各类海洋文化建设专家和人才，整合本市涉海人才资源。要打造好有鲜明海洋文化特色的民间民俗文化艺术产品，同时也要抓好海洋文化理论研究和系列文化活动。要重组和调整海洋文化产业结构，创新和开发海洋文化新产品与新服务，大力发展具有知识产权和竞争力的海洋支柱产业，使海洋文化产业成为大连海洋经济发展的一个新增长点。

3 海洋文化价格策略

Burgess通过对英国地方政府和企业广告材料的统计分析，发现所有广告都竭力强调的两点城市形象：一是经济优势。区位和商业优势、可靠的劳动力、廉价的租金和政府政策提供的金融诱导以及政府与企业的合作意向等，都是宣传材料中竭力渲染的内容。二是生活质量。地区生活质量是通过一个地区的景观环境形象、人民和文化遗产方面的内容来反映。根据城市形象形成的规律，可以通过文化编码的方式策划出富有吸引力的良好城市价格定位。以此吸引目标群体，满足城市发展的需要。

4 海洋文化促销策略

第一种是利用广告进行宣传。首先是通过新闻媒体如电视、广播等影视手段做广告。其次是通过城市指南、宣传册、互联网页和期刊杂志上的广告进行宣传。西方城市广泛地开展着城市形象运动。他们通过新闻宣传媒体制作大量的广告，精心设计并印发宣传册子，竭力宣传自己具有某个大区域的地理中心和文化中心的区位。

第二种手段是利用重大事件制造轰动效应。通过重大事件，如全运会、足球锦标赛等重大体育赛事，涉海博览会、海洋有关国际会议，文化活动如海洋文化节、沙滩艺术节、大连国际服装节、电影节等，以及各种节日和贸易集市等进行宣传、交流。在宣传活动中，要强调大连城市的生活质量和浓厚的海洋文化，如城市狂欢节、沙滩盘球赛等体育赛事等。这些宣传手段对扩大海洋文化的宣传，提高城市的整体知名度，增强城市对外部投资的吸引力，吸引人们前往旅游观光，切身了解城市、体验城市，从而带动城市经济的发展。

第三种是提升城市生活和生产环境，塑造滨海现代城市景观，满足人们对生产和生活条件和环境的要求，建设一个适宜居家生活、企业发展、商务活动和旅游的海滨可持续城市。城市景观例如沙滩建设，海之韵广场和港湾桥等有海洋特色的景观修建等既可以被看作是大连城市形象重塑的一种体现。在海洋文化的建设中，城市景观起关键性作用。

总之，要重新审视、科学论证大连市海洋文化资源前景。大连是因海而生的，从产生之初就受到海洋文化的滋养，具有明显的海洋文化特色。就文化而言，大连文化是以齐鲁、东北、俄国、日本等文化为底蕴的复合型文化，彰显着海洋文化的多元化特征。海洋文化正是大连城市文化的灵魂所在。要打造好海洋文化，要充分挖掘、整理城市海洋文化的脉络，应用市场经济的眼光重新审视这些海洋文化资源，根据大连城市历史发展的自然景观、人文景观、区域经济环境等特质，通过系统分析、科学论证，对大连市的特质海洋资源进行合理配置，形成新的城市文化特色和海洋文化的新亮点。同时，只有创新观念，才能切实增强海洋文化的发展活力。大连市应从城市战略发展的高度，树立建设海洋文化名城的观念，无社会各界，都要立足岗位和实际求创新，力争将大连建成以“中外海洋文化交流的窗口、现代海洋文化人才荟萃的中心、海洋文化艺术精品的基地、海洋文化产品交易的市场”为主要内涵的国际海洋文化名城。

参考文献

[1]白长虹.从城市营销到城市文化发展[J].天津社会科学，2008，（2）：8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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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世博会将于2010年5月1日至1O月31日举办，这将是一次规模空前的文化盛宴，正如胡劲军先生所说，“世博会传播的核心内容是文化”，“世博会的形式是展会，表现手段是科技，其背后支撑的则是文化”。因此研究世博会背后的文化支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众所周知，文化是人类社会精神财富的象征，具有复杂的成分和脉络，而世博会又是一个多元文化相互交融、异质文化互补共生的平台，因此回答“世博会背后支撑着怎样的文化”、“怎样的文化才能支撑起世博会”这样的问题其现实意义重大。

一、 海洋文化及其特征

一经问世就好评如潮的上海世博会吉祥物“海宝”让人不由地与海洋以及海洋文化联系起来。海洋文化，顾名思义，是与海洋有关的文化。海洋文化发源于濒海地区人民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中与海交往、受海影响所形成的风俗习惯、价值观念等物质与非物质的文化符号。因此，所谓海洋文化，就是人类对海洋本身的认识、利用和因有海洋而创造出的精神的、行为的、社会的和物质的文明生活内涵。海洋文化的本质，就是人类与海洋的互动关系及其产物。

海洋文化的特征十分复杂，目前为止人文社会科学界对于海洋文化的特征众说纷纭。但一般化的海洋文化特征主要有以下共同点：从海洋文化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体现来看，海洋文化主要体现了“重商性”、“开放性”、“外向性”；从对异域文化的吸纳的视角加以把握，体现在“多元性”、“兼容性”；从人类海洋文明史的视角出发，则主要是“开放性”、“多元性”、“原创性和进取精神”。因此，笔者认为海洋文化的特征主要可以概括为“多元异质性”、“开放包容性”、“开拓进取性”。

二、世博会中渗透着的海洋文化特征

从本质上看，世博会是一次对世界各国不同类型文化的集中展示，并着重向全世界展示东道国以及主办城市的文化。世博会倡导在展示、表现异质文化的基础上追求其和谐共生。即是追求和谐共生，则必须具备共生的价值基础，找到不同文化的共同基准点与落脚点，否则这一共生也会趋于空谈而流子形式。由于海洋是当今世界的共同主题，海洋文化就成了一个很好的文化共生基点世界上大部分国家濒海，都有属于自己的海洋文化，而内陆国家人民对于海洋文化也十分渴望、向往并有一定了解。也就是说海洋文化可以成为—个共同的文化背景，因此世博会背后的文化支撑中必定渗透着海洋文化特征。

1． 海洋文化“多元异质性”与世博会中跨文化交流与传播

显然，世博会是一个文化大集锦，是世界不同文化精华的集中荟萃。在世界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跨文化交流与传播是世界文化进步的主要动力，这深刻地体现了海洋文化的异质性，就海洋文化的运作机制而言，它的对外辐射性与交流性显著，亦即异域异质文化之间的跨海联动性和互动性。这种异质性，也是进行跨文化交流与传播的内在出发点。

跨文化交流是跨文化传播的前提，也是异型文化相互交融的纽带。而跨文化传播则是世博会的核心效应之一。

世博会通过以各式各样的展馆为载体进行的文化展示，以及举办文娱表演、民俗歌舞演出、观众互动体验等活动潜移默化地达到异质文化的传播效果。世博会在跨文化传播中起到的作用会为世界文化的发展进步作出极大的贡献。它为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民提供了一个非常宝贵的在同一个地点直接亲身体验全世界几乎所有类型文化的机会，在这样的体验中最直接地反馈出世界人民对于各种异质文化的评价与追求。对于上海来说，如果能够把握这样的契机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独具特色的上海文化通过世博会的窗口推向世界、闻名世界，那么我们的文化在世界上将迅速被提升到更高的档次。而这种跨文化交流与传播也深深地打上了海洋文化的烙印。

2．海洋文化“开放包容性”与世博会中城市多元文化的融合

海洋文化的包容性体现在世博会所引领的城市多元文化的融合上。上海世博会将以“和谐城市”的理念来回应对“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诉求。多元文化的融合是城市“和谐”的重要基础。所谓“海纳百川”，多元文化的融合趋势也很好地诠释了当今世界文化发展的大势所趋。如同波涛汹涌的大海中不同海浪的碰击是必然的一样，多元文化在一定条件下的撞击与融合也是必然的，文化同样有着大海一般的胸襟。文化多元化是文化发展的倾向，在多元化背景下文化的融合则显得更加难能可贵。

“城市多元文化的融合”是上海世博会的副主题之一，体现了当今世界城市文化发展的多元化趋势：城市是一个巨大的文化熔炉。即是“炉”，必然能够接纳各种来源的文化；即能“熔”，也必然可以为这些天南地北的文化提供一个相互交融、和谐共生的平台。城市多元文化的融合，是城市文化的多元接受和多元交融，是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异域文化和本土文化、移民文化和主流文化的交织点，是制度层面、精神层面、物质层面文化的共同交汇，能够很好地创新文化形式、开拓文化内容、丰富文化手段、更新文化观念、提高文化品位、扩大文化影响。

世博会给一座城市文化带来的的多元化发展，会给城市带来无限的想象力和思想的碰撞。矛盾是事物发展前进的动力，只有多元化了的文化以及其相互的碰撞才可能创造出异质的矛盾。上海世博会将会吸引20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70007i人次的观众，为五大洲的人民提供了一个展示文化、体验文化、吸纳文化的平台。各种肤色、各种时代、各种地域的文化都将在这个舞台上共同舞蹈。在城市多元文化融合背景下追求世界文化的和谐共生，是世博会的又一显著的文化效益。海洋文化的包容性、共生性特征也在上海世博会所引领的城市多元文化的融合过程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3．海洋文化“开拓进取性”与世博会的城市文化创新意识

世博会体现的文化精神内涵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锐意开拓、不断进取的城市文化品格。而作为海洋文化的鲜明特征，开拓进取的精神烙印早已刻在上海文化的脉络之中。哥伦布航海远征发现了新大陆，城市居民也在这样的精神激励中不断延伸着自身发展空间。世博会体现的城市文化创新意识，在世博会的各项活动中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世博会各国的场馆设计无不透露着创新意识：中国馆建筑外观以“东方之冠”的构思主题，表达中国文化的精神与气质；英国馆建筑外墙表面分布着6万只有机玻璃材质的“触须”，以表达“让自然走进城市”的主题；韩国馆的外观将是以韩文字母的艺术化表现整体性概念的方式来体现韩国特色的建筑对本国文化的创意性表达已经成了所以参展国场馆设计的根本理念之一，深刻体现了全球范围内文化的时代特征。另外，在世博会即将上演的各种文艺演出也无不体现着创新意识。全人类文化发展的创新方式已经在无形之中同海洋文化的开拓进取性一脉相承。是这种进取精神影响了人们的价值取向，将人类向新的领域不断引进。城市文化创新发展的产业体现——文化创意产业在上海发展得如火如荼，证明了上海城市精神的创新品性，也将在世博会的各项活动中得到全面的反映。“创新”也成为了上海世博会的主旋律之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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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相对于泉州港、广洲港等古代港口的研究,显然,月港及其海外贸易、海商的研究还是比较滞后的。目前出版的关于古泉州港的专著有8本以上之多,如中国航海学会、泉州市人民政府编的5泉州港与海上丝绸之路6等,而关于海商也有5明代后期徽州海商研究65清代青岛地期海商研究6这样的专著出现。但非常遗憾的是,作为明清最出名的港口、在大航海时挥过重要作用的月港与漳州海商到今天为止只出版过一本李金明教授撰写的5漳州港6[6]。东山岛与漳州滨海火山地质公园各有少数旅游旅游开发的论文出现,但层次不是很高。至于漳州的明清历史古街、漳州海洋美食的研究则基本处于空白状态。关于漳州明清历史古街的书籍有两本,一本是水粉画,一本是摄影,但都非研究专著,并且书写没有从漳州明清历史古街浓厚的海洋文化内涵这一角度进行。而东山岛虽然有一套4本的5走遍东山岛6丛书,但可惜基本都是浅尝辄止的介绍,并且也无刻意挖掘其海洋文化特质。至于漳州滨海火山地质公园与漳州海洋美食,则没见到任何专著面世。漳州海洋文化的整理现状已十分不尽如人意,而在此基础上进行的文化旅游创意研究当然更为稀少了。当前,漳州的旅游产业已开始注意运用海洋文化的资源进行项目创意。如漳州滨海火山地质公园早已于24年建设完成并运营了8年之久;而自21年起东山岛作为一个国际旅游岛正投入如火如荼的建设当中;漳州明清历史古街经过重修,也已成为漳州旅游的一个景点,但漳州人犹嫌如此还未能充分展示出漳州明清历史古街的历史文化重量,重新打造漳州明清历史古街的民众呼声如今是一浪高过一浪;纪录片5大海商6开始尝试讲述漳州海商的历史故事。相对于当下实际旅游经济的发展,显然漳州海洋文化旅游创意的研究远远没有跟上,而更理想的两者关系还应当是理论研究走在前头。

针对漳州海洋文化旅游创意的现状,要做强漳州海洋文化旅游经济,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进行:漳州市政府或文化部门应牵头组织一批专家学者、设立专项资金整理漳州的海洋文化资源。在做这一方面的研究时必须注意以下几点:11需借力漳州外的学术力量必须善于借力如厦门大学、福建社科院甚至是中国海洋大学等比漳州师院学术层次更高、学术视野更宽广的院校与机构,大力邀请相关领域研究的知名学者如福建社科院的徐晓望先生、福州大学的苏文菁先生等帮助整理漳州海洋文化资源。如果能够借力这些高层次的研究机构与相关领域的知名学者,整理出来的漳州海洋文化资源必定极具学术性与权威性。21需注重立体研究目前关于漳州海洋文化研究基本都还是借助史料进行历史研究,到了当下,显然只进行历史梳理已经远远不够。因此,应当尽量使漳州海洋文化资源的整理更加细腻、更形立体。如应当注意建筑的研究。漳州明清历史古街之所以是如今的风貌,是否其中有海洋文化的因子在起作用,而它又显示出怎样的漳州海洋文化特色。如应当注意装饰的研究。漳州明清古街建筑上的纹饰、牌坊上的雕塑,民居屋顶上的贝壳装饰,甚至于土楼的各种装饰与雕刻,很多细节其实都是漳州海洋历史文化的明证。如地理研究,东山岛的岛质与海域、漳州火山口的独特性等都应当等到更加深入与完整的论述。当然研究工作应该做得更加细致,如除了研究漳州海商的历史外,对于漳州海商中的知名人物如潘启等,则更应该有专著行诸于世。而林语堂之所以成为一个世界文化名人,有那种两脚踏中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的心胸与气魄,是否与其从小受漳州海洋文化的影响有关?这都应该做更细致立体的研究。31需挖掘漳州海洋文化特质必须将它与泉州海洋文化、广州海洋文化、青岛海洋文化、海南海洋文化甚至是香港与台湾等地的海洋文化相比较,从而凸显漳州海洋文化的特质。而找到了漳州海洋文化的特质,也就等于找到漳州海洋文化创意的突破口。首先必须指出的是,书写指的是将漳州海洋文化通俗化。漳州海洋文化的整理是学理性的,是先导,这样的整理影响一般只能局限在学术圈,而要将漳州海洋文化打造成文化产业,根据文化产业流行文化、消费文化的特点,就必须扩大其知名度,让一般的民众也都听到、看到。要做到这一点,漳州海洋文化的书写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必须走在其他漳州海洋文化创意的前面。这里的书写包括文本书写与影视书写两个方向。随着中国视觉文化时代的来临,影视书写还应做在文本书写的前面,以影视书写带动一系列文本书写。我们应该聘请知名导演拍摄明清时代的月港传奇、可以以漳州明清历史古街为背景拍摄故事、可以拍摄明清时代的传奇海商。特别是这些海商与东南亚的,极具传奇性又富有异域色彩,正是影视书写一个极有吸引力的素材。而天一总局、潘启的广州十三行拍摄起来会比5乔家大院6之类的影视更吸引人。再者,正如5阿凡达6使张家界名闻海外,我们甚至还可以脱开历史,只以地理来创造现代的甚至是科幻的故事。东山岛、漳州滨海地质公园都有这样的地理提供创造的灵感。而随着影视书写的进行,后续的文本书写应从各个方面更具深度、更加细腻地跟进,从而将漳州海洋文化的影响扩大到更大的范围与更深的层次。当下也有一些书从通俗方面对漳州的文化或海洋文化进行文本书写,但质量都不怎么高,一般还停留在话说、掌故、揭秘阶段。如何对这些文本书写进行包装,在其中灌注文化、美学、休闲的理念,使其更具现代感,更易于为受众接受,还相当值得探讨。事实上,书写本身已经是漳州海洋文化旅游创意的一项重要内容了。

产业链理论指的是企业上下游之间的关系,而这里借用这个理论的上下先后关系来说明漳州海洋文化旅游创意的开发需要有链条营销的理念。以漳州明清历史古街文化创意为例。其最主要的营销点当然是文化旅游,但如果只做文化旅游这一项,而没有兼顾到其上下先后的链条营销,就会如当前的漳州明清历史古街旅游一样,游客三三两两,走完了事,显得比较冷寂。有识之士也已看出了这一点,因此,正大力呼吁将其打造成漳州的三坊七巷。福州三坊七巷的最大营销点在于不仅进行文化旅游,还进行文化购物、文化美食等。因此,如果以链条营销为理论进行漳州明清历史古街的文化创意,首先要营销的是漳州明清历史古街的书写,其次是实地的旅游,第三则是漳州的美食,第四是有漳州特色的工艺品。漳州的美食种类繁多,而当前还有许多老字号散于漳州各处,如漳州卤面、五香面、牡蛎煎、春卷、豆花、四果汤、肉粽、麻米署、鱼粥、猫仔粥等,如果能将这些散于漳州各处的小吃集中于漳州古街中或其附近,并且注重小吃文化品味的提炼,注重小吃店装修的层次与卫生,这应当就是漳州明清历史古街一个极大的营销点。漳州的工艺品也源远流长,木版年画、棉花画、漳绣、九龙璧工艺品、八宝印泥等都可让其进驻漳州明清历史古街,并且购物方面还可以引入现代艺术,让艺术家在古街上设立工作室,这样让艺术文化购物的范围可以更为扩大,从而也恢复当年漳州明清历史古街熙熙攘攘的繁荣气象。漳州除了有丰厚的海洋文化历史资源,也有非常独特的天然海洋地理资源,而当下社会已进入都市化阶段,现代休闲产业特别是现代休闲海洋旅游产业具有极大的发展空间。当前,漳州滨海火山地质公园已开发,但因为其只是传统的到此一游式的观光,因此,游客并不非常多,而且游客所来自的地域也相对比较狭窄。东山岛的开发正在进行,以其规划来审视相当大手笔,其目标是国际旅游岛。其中拟建设滨海体育公园、城市体育公园等,并开发海底探险、山海探奇、山木探险、海上高尔夫等一批旅游项目,开辟海上游艇旅游项目,拟举行一系列的节庆与赛会,如海湾沙滩音乐会、海湾沙滩篝火晚会、国际帆船帆板邀请赛、国际沙滩排球邀请赛、海峡两岸(福建东山)关帝文化旅游节、海峡两岸民俗文化节、中国海岛美术节、海鲜美食节、开渔节、垂钓节、沙滩风筝节等。观察东山岛的建设规划,会发现这一规划确实是参照了许多旅游景点的开发模式,但其缺点在于还没有找到东山岛的海洋地理特色,还没有将东山岛的海洋文化创意放在漳州海洋文化创意的整体下来思考。因此,看上去创意项目很多,但反而冲淡了其特色与拳头产品的开发。根据东山岛的海洋资源资质,并综合漳州整体海洋文化旅游创意的考虑,东山岛其实只要着力开发现代休闲海洋体育项目就可以了。有关传统漳州海洋文化的创意开发,可以适当让位给月港与漳州明清古街。因此,海底探险、海上高尔夫、国际沙滩排球邀请赛、潜水等体育项目应当是其开发重点。并且开发之时要注意与青岛、海南等地现代休闲海洋文化项目进行比较与区隔。另外,还应考虑将东山岛与漳州滨海地质公园连成一个整体来开发。当然现代休闲海洋文化旅游产业少不了海洋美食。因此,将东山的海洋美食进行现代的改造与包装,使其如法国的海鲜大餐一样吸引饕餮之徒,也有相当大的开发空间。除了以上所提的纵向上的应以产业链的理念来开发漳州各个海洋文化创意项目,使其形成合力,做大漳州海洋文化旅游产业。而就横向上,也应当对漳州各个海洋文化旅游创意项目进行整合,让人可以望一念三。针对当前漳州海洋文化旅游创意项目的现状,必须努力挖掘打造整条漳州海洋文化旅游线路,而不只是如当前的只到南靖土楼,有时间顺带看看明清古街或林语堂故居这样的一日游而已。况且即使是这样的旅游线路他们也未突出其海洋文化的特质,因此,这样的旅游线路开发还显得非常的粗糙与浅层次。应当可以打造这样的一条漳州海洋文化旅游线路:从古月港进入,沿着南江滨路进入漳州市区,游过漳州明清历史古街,再到林语堂故居,随后游览南靖土楼,之后由平和到东山岛感受现代海岛休闲时光,最后可以通过游艇观览漳浦与港尾的火山口奇观。当然,其中的古月港还需重新开发,部分还原历史风貌;漳州明清历史古街、林语堂故居、土楼等景点还必须深入开发与包装,使其突出漳州海洋文化的特质。厦门、泉州、漳州现已在进行同城化,而他们都一样在福建省海洋文化旅游产业的大发展的前提下大力推展海洋文化旅游,如此,漳州的各个海洋文化旅游创意项目要在这一整体中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如何做好对接,使整个闽南地区或福建省的海洋文化创意取得更大的产值,这些问题值得深入思考。而漳州与台湾一水相隔,共在一个文化圈,共享一个文化传统,在进行海洋文化创意时要与台湾适当对接,如共同打造开漳开台海洋文化之旅,如借助台湾的文学力量与影视力量书写漳台相连的故事等,如此,会使得漳州海洋文化创意项目更具有吸引力。

本文作者：曾丽琴工作单位：漳州城市职业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