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21 17:15:49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文化传承与创新论文,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中原油田在围绕着创业、创新、创效,培育建设企业新文化中,把解放思想作为关键。教育和引导员工切实做到敢想敢为,敢冒风险,敢担责任,敢争一流。立足于“干”,切实做到发展第一,大局为重,干事创业,自强自立;立足于“放”,切实做到多予少取,放开搞活,支持创业,善待百姓。对思想解放、观念新潮者,要多加鼓励。对思想解放、干事有成者,要多加支持;对思想解放、偶有失误者,要多加包容;对思想解放、遭遇挫折者,要多加保护。引导职工发扬“创业”精神,在油田改革任务重、发展困难多的情况下,迎难而上,艰苦奋斗,搞好二次创业,谋求各项事业的新发展。引导职工树立“创新”观念,围绕深化改革和生产经营中的重点、难点,推进机制创新、管理创新、技术创新和思想政治工作创新,以创新增效益,以创新谋发展。引导职工增强“创效”意识,立足本职,扎实工作,向工作岗位要效益,向工作效率要效益,向工作质量要效益。
中原油田在培育建设企业新文化中,十分注重靠人才素质形成新优势。油田明确地把人置于企业生产和经营管理的最高地位,推行以人为本的发展战略,视人才为企业发展的第一资源,把职工的科技文化素质的提高、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展视为企业发展的动力。在企业文化管理上强调人的情感关联和精神激励,通过促进,人的素质发展,为企业发展提供高水平的智力,通过对人的文化价值与文化精神的塑造、引导和弘扬来调动和激发职工的自觉性和创造性,开发职工的潜能。油田注重培养职工的文化理念,帮助职工建立认同感。文化理念是一切管理行为的前端,企业文化理念在一定意义上反映着人才、管理、质量和市场等方面希望达到的目标,油田坚持对照企业文化理念,认真检查现有管理规章制度中与之不相适应的或是相对滞后的内容,不断进行调整和修正,使管理制度真正反映文化理念的要求。同时,通过文化理念的贯彻执行,促使员工在对管理规章制度的认识上,从“要求我这样做”转化为“我应该这样做”;在对企业生存发展意义和价值的分析上,从“企业是挣钱的地方”转化为“企业是事业的起点”。通过强有力的宣传,帮助员工完成认识转变,建立认同感,把企业管理和思想政治工作统一起来,采用多种形式和手段,对文化理念进行广泛宣传,强化员工对企业文化系统的认识,使之在个人工作中逐步理解,并最终内化为自觉行动,按照企业管理的要求,用文化理念指导个人行为,使之符合企业发展的需要。中原油田在培育建设企业新文化中,大力宣传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引导员工认真学习科技知识,树立科学精神,掌握科学方法,勇攀科技高峰。深入持久地开展企业精神、企业理念、企业宗旨和企业道德教育,加强厂规厂纪教育,进行企业理念、优良传统和时代精神教育,培育和塑造员工高尚的品质、良好的职业道德、坚强的性格和不屈不挠的献身精神,提高全体员工的情商,从而展示企业的良好形象,推动企业发展。中原油田涌现出的“知识分子的楷模――王中华”,荣获“中华技能大奖”的技术工人何强等一大批先进典型,在提高职工队伍素质上,发挥了十分有效的榜样示范作用;涌现了见义勇为、英勇献身的英雄安长印、郭世国,激励人们以英雄为榜样,弘扬社会正气,自觉维护社会治安稳定,敢于同邪恶势力作斗争的决心和行动,充分展示了石油人的风采。
关键词:高校;地方传统文化;十七届六中全会;传承;创新
Key words: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local traditional culture;the sixth meeting of the seventeenth central committee;heritage;innovation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2)09-0220-02
0引言
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也是国家软实力发展的战略基础。文化传承与改革创新是我们这个时代必须直面的使命。总书记在庆祝清华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鲜明地把文化传承创新作为高等学校的重要职能,明确提出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必须大力推进文化传承创新。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进一步描绘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宏伟蓝图,在这其中,作为保存、传承、传播和创造先进文化的重要场所,大学承担着光荣而艰巨的历史使命。
我国在上下五千年悠久的文明历史中,中国人民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创造了灿烂夺目和丰富多彩的传统文化。不同地域的传统文化都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炽热的思想感情、独特的人文情结。地方传统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宝贵的文化遗产。地方传统文化深刻体现着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精神、观念、习俗、情感以及审美情趣,是当代大学生了解、学习中华传统文化最好的文化资源。因此,高校是地方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的重要阵地。
1高校在地方传统文化中的传承与创新功能
1.1 大学生是地方文化传承与创新的最佳主体当今世界是个多元文化并存的时代。中西文化的交融、碰撞构成了当今世界的文化主题。在过度注重经济发展、社会转型过程中,中华民族的优秀的传统文化,尤其是较偏远地区的一些优秀的传统文化,保护现状不容乐观。随着西方文化的不断涌入,中国大学生的思想意识也潜移默化地发生了一些变化,对西方文化的过度推崇,而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知之甚少。地方传统文化中蕴含的中华民族精神,是培养、激发大学生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树立民族自豪感的重要因素。
大学生具有广博的科学文化知识、锐意进取的精神和勇于创新的热情,让他们接受地方传统文化必然引起他们浓厚的学习兴趣、唤醒他们的民族自信心,激发他们对传统文化的热爱和关注,培养大学生的民族文化精神和爱国爱家的情怀,也逐步培养起地方传统文化艺术的欣赏群体和传承者,这是传统文化的发展与创新上的巨大潜力所在,也是推进中华民族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根基所在。因此,大学生是地方传统文化传承与创新的最佳主体。
1.2 高校教育工作者是地方传统文化传承与创新的最重要力量
文化是国家的根脉,高校在人才培养、文化研究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一方面高等教育工作者是高层次文化主体,他们生产方式和劳动成果就是在传承和创新文化,因此决定了大学具有引导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发展方向的足够资源和实力。另一方面高等院校大学本身就是社会中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最集中、技术和科学密集度最高、文化主体水平最高、社会影响力最强的重大文化平台之一。高校既是培养高级文化管理及技术人才的重要基地,又是智力、技术密集型的文化产业资源聚集地,也天然决定了高校具有发展文化事业的直接关联和优势。高校教育工作者是教育的主导者、优秀文化的倡导者,也是文化研究的引领者,所以他们具有对地方文化的传承具有优越的条件,因此是。高校教育工作者地方传统文化传承与创新的最重要力量。
1.3 校园文化环境是地方文化传承与创新的优秀场所高校的校园文化是学校历史传统、环境、氛围、校风、道德规范、规章制度、人际关系及行为方式等因素的总和。校园环境对学生的价值观有着重要的影响,校园环境同时具有传承地方传统文化的功能。因此,端正学生地方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学校环境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地方高校的校园文化活动也是地方传统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高校校园文化建设,是高校弘扬地方传统文化的优秀场所。一方面要充分挖掘地方传统文化中优秀的具有生命力的成分,经过提炼,加以发扬光大;另一方面我们又要宏扬创新的精神,积极开发创新,让地方传统文化在的校园特色文化中体现新的时代气息。
在其论著《论人类学与文化自觉》中提出:“文化自觉是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即明白它的形成、特色和趋向。”[4]明白中国酒文化的形成、特色和趋向,是其相关问题研究的起点和基础。
(一)中国酒文化的形成
1.在物质层面。根据张崇琛(2000)[5]、冯恩学(2015)[6]等学者的研究以及对吉林省大安酒厂遗址的考古,中国白酒(蒸馏酒)的商业性生产始于辽金时期。在此之前,中国生产的酒类主要是黄酒(发酵酒)。也就是说,中国酒文化在早期是黄酒文化,然后才是白酒文化。此外,不同时期的制酒原料、酒具也反映了当时物质层面的酒文化。
2.在精神层面。中国古代文人往往借酒起兴助兴、抒怀、激发灵感、释放潜能,逐渐形成了借酒促诗、借酒生词、借酒颂歌、借酒激赋、借酒疾书、借酒成画的文人酒文化。在朝堂宴会、接风洗尘、饯别送行、自饮独酌、亲友相聚、婚丧嫁娶、节日庆典等场合,表达酒情、酒态、酒具、酒味、酒场、酒令、酒艺、酒制、酒境的诗词歌赋和书画艺术成为中国独特的文学艺术形式。流传至今的五万余首唐诗中六千多首与酒有关[7];《宋词三百首》中126首与酒有关;杜甫诗文中与酒有关的约占21%,李白的约占16%,白居易的约占25%[8]。
3.在制度层面。中国酒文化体现了所在时代的典章制度和道德规范。例如,西周酒文化有“五礼”:祭祀之事为吉礼,冠婚之事为嘉礼,宾客之事为宾礼,军旅之事为军礼,丧葬之事为凶礼。“吉礼”用酒主要是为了实现心愿、趋利避害、追求回报。“嘉礼”用酒主要是为了人际沟通和联络感情,包括饮食之礼、婚冠之礼、宾射之礼、赈幡之礼、贺庆之礼等。“宾礼”用酒主要是为了接待宾客,包括朝、宗、觐、遇、会、同、问、视等,其器具摆放、饮酒秩序等都要遵从严格的等级规范。“军礼”用酒主要是为了鼓舞士气、宣扬国威君威。“凶礼”期间虽然要减膳少饮、停止娱乐,但也要以酒祝寿归天、祭神祀祖、敬仰先人。随着中国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传统的酒礼酒德逐渐消解,但新的酒礼酒德尚未确立,地方酒制也各有圭臬,制度层面的酒文化仍处于混杂多元状态。
4.在行为层面。中国的发酵酒、蒸馏酒、配制酒的酿制技艺,中国领先全球的陶瓷酒具烧制技艺(陶器和瓷器的区别在于烧制温度、使用原料、坚硬程度、透明度和釉料),各个地域和民族丰富多彩的酒事活动等,都形成于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社会环境。
(二)中国酒文化的特色
与西方国家的主要酒种——葡萄酒、啤酒及其玻璃酒具相区别的是中国主要酒种是白酒和黄酒,其传统酒具大多为青铜器、漆器、陶器和瓷器,其制作和包装体现了中国的传统手工艺、传统美术和深厚的文化内涵,这是中国酒文化的物质特色。与西方国家的酒神精神、法治精神相区别的是中国传统酒文化体现了文人雅士的放荡不羁和创作才华,并与儒学同体同构,中国的现代酒文化体现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是中国酒文化的精神特色。与西方国家对酒类问题较为完善的综合治理相区别的是中国的传统酒文化以儒家“礼治”为基础,并被统治者赋予了树立权威、明确等级仪式化的功能,而中国的现代酒礼酒德和相关法制尚处于建设阶段,这是中国酒文化的制度特色。与西方国家看重酒类产品的生产和消费相区别的是中国酒文化体现的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即更看重酒事活动中主宾的身份和地位、遵循的酒礼与酒德、场面的奢华与气派、气氛的和谐与热烈、关系的融洽与拉近等,这是中国酒文化的行为特色。
(三)中国酒文化的趋向
影响中国酒文化趋向的两大现实语境:一是全球化,二是现代化。在全球化语境下,中国酒文化的发展趋向,主要取决于如何处理中外酒文化之间的关系。一些外国酒文化在其强势经济的裹挟下流入中国,并在文化软实力占优的情况下与中国酒文化相交融。中国酒文化若因此淡化甚至丢掉自己的民族传统,就会变成羸弱、无根、忘本的文化;若自我陶醉、故步自封,也会与现实渐行渐远。中国酒文化唯有以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为内在要求,以中外互补、、融合创新为发展路径,才能彰显自身特色、增强国际认同、提高国际地位、促进国际传播、开拓国际市场、繁荣国际贸易。
在现代化语境下,中国酒文化的发展趋向,主要取决于如何处理传承与创新之间的关系。首先,传承不是一成不变的保存,而是包含创新的延续。有关部门应研究中国酒文化的发展脉络和传承机制,提高传承人的社会地位、传承水平和传承积极性,保护传统酒镇、酒村、酒区、酒肆、酒坊、酒窖等文化空间及其传承体系,对酒文化既要进行传统表达,又要涵养现代生机,尤其要借助文化创意、科技创新、现代管理增强其传承的动力和活力。在此基础上,应以新思维、新科技、新材料、新方法来开发利用酒文化的物质和非物质资源,以现代精神文明改造传统酒礼酒德,以现代社会治理改变酒风酒俗,以更高标准创造新的酒文化。
二、酒驾治理
中国机动车驾驶的普及性和民众饮酒的普遍性,使得酒驾(包括酒后驾车和醉酒驾车)成为危害公共交通安全的重要因素。尽管2011年2月25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将醉酒驾车定为犯罪,2011年4月25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安全法修正案(二)》再次明确了酒驾的责任归咎,但仍有不少人不顾法律威慑,不顾自身和他人生命安全,抱着侥幸心理实施酒驾。2014年,中国发生酒驾交通事故5669起,导致8000多人伤亡,而且,机动车违法统计排序中酒驾违法位列第二。酒驾在中国难以遏制的根本原因,主要是当代酒礼酒德建设乏力以及酒驾治理手段欠缺,所以,应从加强酒礼酒德建设和完善酒驾治理手段着手,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酒驾治理体系。
(一)加强酒礼酒德建设
禁酒文化是一些西方国家治理酒驾的基础,而当今中国受传统酒礼酒德的影响,很多国人仍然鼓励多饮、赞扬能饮、夸耀善饮,而且以酒事活动作为人际应酬的介质和工具,认为“无酒不成席”“酒桌上好办事”,酒产业的商业话语也赋予饮酒以各种美好的象征,许多地方仍流行劝酒、拼酒和变花样逼酒,这就意味着中国在短期内难以形成以禁酒为主题的酒礼酒德,也难以复制西方国家以禁酒文化为基础的酒驾治理。
在此情况下,我国应借助各方力量,以交通安全建设并强化当代酒礼酒德,以媒介广泛传播和相关活动组织者让大众耳濡目染、亲身体验当代酒礼酒德,逐渐形成驾驶员自觉自律、他人劝诫监督的社会氛围,进而形成酒驾治理的基础。这就需要政府带头组织整治酒风和治理酒驾的相关活动,需要交通部门向全社会进行科普和案例教育,让大众了解饮酒对驾驶员生理的影响和酒驾事故的惨痛教训,需要文化和媒体机构创作、传播理性饮酒或禁止饮酒的宣传内容,或梳理传统酒文化中有利于酒驾治理的文本,如《酒戒》《酒诰》《酒训》《酒箴》,并将其改编为新的版本,需要酒类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企业禁止酒驾的公益广告,需要餐饮企业推行安全、健康、文明的餐饮文化,提供醒酒、代驾、代呼出租车、张贴醒目标语等安全服务,需要监督机构向警方及时通告拒绝接受安全服务且试图酒后驾车的人员状况,并将其列入不良行为名单。只有通过全社会的努力,才能形成他律与自律、限制与自由、责任与权利、感性与理性相统一的当代酒礼酒德,才能以此为基础提升酒驾治理效果。
(二)完善酒驾治理手段
1.在法律手段上。中国应借鉴其他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将酒驾治理与所有涉酒问题的法律治理联系起来,加强涉酒立法,明确执法主体,丰富惩处手段,加大惩处力度,建立有序衔接、体系完备的法律制度和执法队伍。相对于道德建设的本土性和根植性,法制建设具有通用性和移植性特征,因此,借鉴或移植其他国家富有成效的法律,应是中国治理酒驾的重要路径。
2.在行政手段上。政府应从源头入手,让酒类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企业履行预防酒驾的社会责任,要求其龙头企业带头预防酒驾的公益广告并明确广告播放的内容和次数,同时加大对酒类广告违法的处罚力度。在条件成熟的时候,政府可施行酒类产品销售许可证制度,并要求企业在酒类产品包装上印制交通安全警示语。针对乡镇农村酒驾治理薄弱以及摩托车、农用车酒驾多发的问题,地方政府和交通部门应专门开展生动有效的交通安全教育,组织村民集体学习并相互监督,同时加强对乡镇农村酒驾的查处力度。
3.在传播手段上。应组织传媒机构制作、传播相关的宣传内容,并面向社会公众开办针对涉酒问题的讨论专栏。通过该专栏的自由讨论、平等沟通和参与者互动,既可围绕酒驾协调各方价值观,并达成群体共识,又可深化对其他涉酒问题的认知,进而有利于发动更多部门和民众参与监督管理,有利于推动相关非政府组织成立并发挥作用,有利于建设新的酒礼酒德,有利于酒文化发展与社会发展的有机交融和价值和谐。
三、饮酒保健
随着中国城乡居民保健意识的显著提高,饮酒保健得到了普遍认同,保健酒文化也就成为中国酒文化的重要类型。保健酒文化在物质层面有保健酒、中药酒、酿制或调配工具,在精神层面有博大精深的中医药理论、养生保健理论、企业和产品声誉,在制度层面有医药管理制度、酒业管理制度,在行为层面有生产的规范操作、产品的合理使用,等等。对于饮酒保健,主要应从关注其功效和市场问题入手。
(一)保健酒的功效
按照中医药理论,酒能浸出并保存中药材的有益成分,能使药力外达肌表、内通血脉,能促进药物成分吸收,能提升药材的药力和疗效,所以,中国自古就有“酒为百药之长”的说法。资料显示,适量饮酒者的健康水平普遍高于一般人群[9]。那么,饮酒到何种程度才算适量?这不仅要参考医学上的指标,还要考虑个体的健康状况和饮酒状态等。
按照功效,中国的保健酒可划分为两大类:对症类和补益类。前者对特定人群或特定身体部位、生理系统的病症有治疗和预防作用,因而药材选配严格、用药禁忌明确,需要在专业医生指导下使用,其中一些可作为药品在药店销售;后者适用性强、安全性高、消费面广,通常具有延缓衰老、补气养血、美容养颜、滋阴壮阳、养护脏器、提高免疫力等功效,一般是作为饮品、食品在商业网点销售。
(二)保健酒的市场
1.为了迅速扩大市场,一些保健酒厂在营销上投入了大量资源,但在质量管理和消费者服务上没有下足功夫,其结果是企业发展缺乏后劲。
2.为了牟取不当利益,一些保健酒厂夸大其产品的功能和疗效,在专利和非遗的申报上弄虚作假,聘请明星或专家进行不实宣传,甚至生产假冒伪劣产品,其结果是被媒体曝光或被工商查处,这不但败坏了其自身信誉,也影响了整个保健酒市场。
3.为了以品质、诚信、创新、品牌来开拓市场,一些保健酒厂注重质量管理并将工艺流程公开展示,详细说明如何生成动植物浸提物、氨基酸、维生素、矿物质、酯类、多酚类等有益成分以及如何滤除杂醇类、醛类、酮类等有害成分,或者以文化创意和技术创新获得知识产权保护、以保密配方获得商业机密保护、以老字号获得商标保护、以传统技艺和传统知识获得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并以质量管理、知识产权保护和开发、老字号振兴、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来打造产品品牌和企业品牌。
将来,保健酒厂若要在竞争日趋激烈的市场中生存发展,还应在产品细分、突出特色、体现差异、电子商务、餐饮配套、物流配送、酒类会展等方面进行精耕细作并寻求突破。
四、改良酒风
酒风直接体现了行为文化,并与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紧密关联。正常的餐饮娱乐,人们往往以饮酒放松自我、增加趣味、增进感情、消除隔膜。正当的人际交往,人们有时以赠送酒类礼品表达情谊、和谐关系。但更引人关注的是中国的不良酒风,如公款吃喝、借酒事活动进行公关和贿赂、借各种名目滥办酒席、借大操大办收取礼金、为了攀比和“面子”铺张浪费等。虽然有的不良酒风得到了遏制,但有的仍在变相发展甚至加剧蔓延。中国高档礼品酒市场大于自饮酒市场的事实,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不良酒风的严重性。不良酒风不仅浪费大量公款、加重家庭负担,更使得一些人饱受“酒精考验”进而健康受损,更会损害中国的民主建设和法治建设,恶化干群关系和人际关系。改良酒风应是中国酒文化建设中的政策性任务,其工作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严格监管公务接待用酒
自中央八项规定实施以来,一些地方政府也出台了类似规定,对公务接待用酒进行更加具体、更加严格的监管。例如,新疆、安徽等地在规定中要求政府、国企、事业单位的公务接待一律不得饮用任何人和任何单位提供的任何酒类,因外事接待和招商引资等特殊情况需要饮酒的,必须报本级纪委(纪检组)审核批准。在国家和地方“禁酒令”渐趋严格的情况下,公职人员的不良酒风明显扭转,但还有一些公职人员将酒席转移到食堂、会所、民宅、农家乐等隐秘场所,并通过地方政府预算中的“其他支出”、黑市发票等报销费用。对此,应改革公务接待制度和报销制度,强化审计监督职能和预算约束功能,要求党政机关定期向社会公布“三公”消费,实现公务接待预算的公开化和透明化,进而杜绝隐蔽吃喝、暗箱操作、隐性开支、做假账等不良行为。
(二)以专项政策改良地方酒风
在这一方面,一些地方已经取得了良好效果。例如,贵州省普定县出台了《关于禁止国家公职人员违规操办酒席的暂行规定》和《关于引领淳朴民风规范酒席办理工作的意见》,并由主要县领导牵头成立了“规范城乡酒席办理工作领导小组”,实施了“四五六”工作法,即组建四支队伍(宣传队、互助队、纠风队和巡查队),明确五个内容(酒席的范围、规格、流程、标准和主体),强化六个环节(责任分解、村民自治、宣传引导、台账管理、公开曝光和督促检查)。该县将酒风改良与星级文明户评比挂钩,滥办酒席者不仅失去评选星级文明户的资格,而且要受到处罚。该县实施以上政策之后,公职人员违规操办酒席的事件基本杜绝,民间以各种名目滥办酒席的现象也显著减少,人们有了更多的时间、精力和资金谋求发展。
以此为参考,各地政府应以切实有效的专项政策改良酒风,使地方形成正当消费、理性消费、节俭消费、健康消费、文明消费、透明消费的酒文化。为了遏制酒类产品的特权消费、求人消费、炫耀消费和奢侈消费,避免国家机关和公职人员的形象受到不良影响,政府应制止地方酒厂为其产品贴上“部门专供、领导专用、帝王御用、国宴等级”等标签,并没收贴有此类标签的产品。
五、文化融合
文化融合可分为物质文化的融合(设施、设备、人员层面)、精神文化的融合(企业精神、理念、知识、科技、品牌层面)、行为文化的融合(管理行为、业务行为层面)、制度文化的融合(行业制度、企业制度层面)。目前,酒文化与旅游文化、创意文化、互联网文化的融合已成常态,并有利于形成新的业态、动力源和增长极。
(一)酒文化与旅游文化融合
该类融合使得酒文化具有了旅游价值和旅游功能,由此也产生了新的旅游类型——酒文化旅游。根据酒文化的类型,酒文化旅游可分为白酒文化旅游、葡萄酒文化旅游、啤酒文化旅游、黄酒文化旅游等;根据发展的侧重,酒文化旅游可分为生态旅游、工业旅游、节庆旅游、遗产旅游和养生旅游。名酒生产企业是酒文化旅游的主要发起者。例如,宜宾五粮液、泸州老窖、绵竹剑南春、古蔺郎酒等名企推出了宜宾五粮液酒史博物馆、中国宜宾酒圣节、泸州老窖陈列馆、泸州1573老窖窖池、剑南春酒史博物馆和酒坊遗址、郎酒厂天宝洞和地宝洞等酒文化旅游产品。此外,一些地方政府、行业协会也发起或支持酒文化旅游,如泸州市建设“中国酒城历史文化旅游区”并将酒文化旅游确定为该市旅游的主打类型、宜宾市打造“中国白酒之都”、青岛市政府将“青岛国际啤酒节”打造为国际著名的酒文化旅游品牌和亚洲最大的啤酒旅游盛会。
(二)酒文化与创意文化融合
该类融合使得创意设计、创意开发成为酒文化创新的核心动力,使得创意产品成为酒文化创新的重要成果。例如,对酒类产品的造型、包装、展销、广告、衍生品以及酒厂的建筑、内外部环境、品牌形象、网站等进行创意设计,对与酒相关的诗词歌赋、文物古迹、名人名事、民俗文化、工艺美术、工业景观、农业产品等进行创意开发,推出既保留酒文化韵味和内涵又满足消费者审美、实用、便利、安全、舒适、时尚等需求的高附加值创意产品。
(三)酒文化与互联网文化融合
该类融合使得与酒相关的企业网站、电子商务平台、公共服务平台、微信公众号等不断涌现,酒类产品的生产、仓储、运输、销售、消费环节逐渐网络化、信息化和智能化,越来越多的相关企业向自学习、自适应、自协调、自进化并且不断创新的“智慧型组织”方面转变,越来越多的从业人员开始以互联网思维发展酒产业。例如,从业人员以大数据分析市场,面向不同的消费者及其“痛点”进行产品的精准开发和精准营销,企业以020模式实现线上线下一体化,以C2B模式保障消费者的参与权、定价权、选择权、评价权进而实现企业与消费者双赢,以交互式网络平台将消费者转化为编外员工和企业“粉丝”,以网络营销打破“酒香不怕巷子深”的传统营销法则,以全球化网络体系将产品生产和企业经营模块化,以小众市场和分散市场开发实现“长尾”经济效应。
六、结语
本文对中国酒文化的五个关键问题进行了理论阐释,尤其从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和行为文化的角度对问题的重点和难点进行了分析,以期有利于酒文化自觉、酒驾治理、大众健康、酒风改良和产业融合,有利于中国酒产业探寻发展路径和优化发展环境。由于以上问题涉及众多领域且相互关联,所以其实践者应打破不同地方、部门、行业、企业之间的壁垒,建立跨领域的决策、管理和协调机制,建立相关机构和广大民众积极参与的动力机制。在此基础上,注重以文化创意、科技创新和品牌建设提高中国酒文化的软实力,进而使其在世界酒文化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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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7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6)19-0253-02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普及和发展,越来越多的高职院校重视信息化技术的教学,要求在校学生必须获得与之相关的计算机等级考试证书,在信息化技术被重视的同时,很多人似乎忘记了珠算的存在与传承的重要性。很多高职院校、中职院校的财经类专业将珠算从基础课转为选修课,社会中的鉴定工作减少,有些地方已不存在,珠算类比赛被取代。笔者拟从人们对珠算文化理解偏颇的角度出发,着重研究珠算在中国文化传承中究竟起着什么样的作用,高职院校财经专业开设珠算课程有何意义,如何在文化传承与创新视域下重视高职院校珠算课程的教育与教学。
一、珠算在中国文化传承中的地位和作用
珠算在中国文化传承中有着重要意义,在中国文化传承中有着一定的地位和作用。
(一)珠算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
2008年6月14日,国务院公布了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中包括珠算等共计510项。
珠算被誉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它以算盘为工具,以算理算法为理论体系,运用口诀、通过手指拨珠进行数学加、减、乘、除等运算。它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一种简便的计算工具,是中国古代的重大发明,伴随中国人经历了1800多年的漫长岁月,它以简便的计算工具和独特的数理内涵,被誉为“世界上最古老的计算机”。这一伟大创造,对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二)珠算也是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2013年12月4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八届会议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通过决议,正式将中国珠算项目列入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得知这一消息,作为一名在高职院校从事珠算知识普及教学的教师,我感到欢欣和鼓舞。申遗成功意味着珠算得到了世界的认可,珠算文化作为我国的传统文化,在信息化时代有了新的价值取向。
二、高职院校财经专业开设珠算课程的意义
珠算课程既是一门综合科学技术基础课,又是一门专项计算技能课,开设珠算课是大学生加强专业与非专业知识与技能的必修课程,所以高职院校财经专业开设珠算课程具有重要意义。
(一)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
中国珠算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是珠算文化历史积淀的结果,是珠算人孜孜不倦、坚持不懈的结果,是中国人对世界文化的一大贡献,对激发中华民族的自豪感,增强民众对民族文化的保护意识产生了积极影响。
高职院校开展珠算教学活动,既是教学、技能培养和就业的需要,还能以此活动为载体,传承与弘扬珠算文化,培养学生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增强学生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激发学习动力。高职院校等有关部门当责无旁贷,将继承传统文化、弘扬民族精神的当代中国文化创新成果传播出去。
(二)发挥珠算教育在育人中的作用
珠算课程是一门技术性、操作性、实用性很强的课程,主要包括珠算加减、珠算乘除等训练模块,通过技能训练,以动手操作为基础,调动手、眼、脑协同参与,这种多元化的综合训练,不但能使学生提高技能学习的信心、积极性,而且可以集中注意力,使学生动作协调、连贯,做事认真严谨,反应敏捷,快速高效,准确无误,培养韧性和持久性。调查反馈结果显示,珠算技能训练不但是培养学生职业素质的好途径,而且也是学生养成良好职业行为习惯的好方法。
(三)传承与弘扬珠算文化是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体现
珠算教育事业,在人民掌握政权之后,才有了长足的发展。以来,我国的教育部门从1950年起在学校广开珠算课,财经、商业院校和一般中等专业院校也都开设珠算课程。但是,由于珠算教师缺乏专业训练,或缺乏珠算教师,一般教学效果都不够理想。80年代职业教育大发展,凡开设财会、统计及管理专业的学校均开设了珠算课,这些学校为了使毕业生受到用人单位的欢迎,狠抓学生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训练,包括珠算在内。同时,为适应社会对珠算的迫切需求,广泛开展了多渠道、多形式、不拘形式的珠算教育,专门教授珠算的珠算培训中心、训练班也应运而生。
然而,近些年来,随着计算机的出现和电算化的普及,珠算的价值受到质疑,珠算的理论及文化内涵被忽略和淡化,珠算运算技能逐渐被替代。珠算课程在各高职院校财经类专业教学中处于可有可无地位,有些学校把珠算课程列为选修课,甚至不列入教学计划之中;社会中的珠算鉴定工作也越来越少,有些地方甚至不复存在;珠算比赛活动被珠心算所取代,参与对象是儿童,而面向社会或高职院校的珠算比赛基本被冷却。很多人认为,在信息化时代,珠算的计算功能完全被计算机所取代,算盘在现实生活中的使用频率也越来越少,认为珠算没有存在的必要。产生这些想法的原因归根结底只有一个,那就是大部分人只看到了珠算的计算功能,认为它只是一个简单的计算工具,不了解珠算不可替代的多种功能和作用,没有从珠算教育和文化传承角度重新认识珠算存在的意义。
三、文化传承与创新视域下高职院校珠算课程的教学探索
(一)充分认识珠算独特的优势
珠算具有自身独特的优势,珠算和计算机原理一致,算法程序相当,方法技巧相似,在当今信息化时代仍不失其先进性。珠算独特的优势主要体现在珠算技能可以提高运算速度。珠算使抽象的数字计算在算盘上得到形象的再现,如果训练得当,它的运算速度可以远远超过计算机,速度快,准确高效,灵活方便。除此之外,珠算还具有启智、益智等功能。
(二)改革珠算课程的教学手段和方法
1.选用合适的珠算教学方法。珠算教学有两种教学方式:一是注入式,二是启发式。所谓注入式,就是教师上课时按教材内容逐章逐节讲解、举例、演算,最后布置作业下课。整个过程是教师讲、学生听,这种“满堂灌”的教学方法对任何课程都不适宜,尤其是珠算教学。另一种是启发式教学,教师有计划、有步骤地引导学生独立进行分析,运用比较、分类、概括、具体化、系统化等思维活动,生动活泼地学习。例如:教师在讲授乘法定位时,先在教学算盘上演算125×40=5000,演算后,算盘上只有一档有一个上珠靠梁,空挡表示零,于是提出问题:积数有几个零?怎样才能避免多写零或漏写零?这样就引导学生的思维活动集中到所提问题上。之后再讲定位方法和定位的重要性,就能收到较好的教学效果。
2.抓紧基本功训练。任何一门技术都有其基本功内容,珠算也不例外。要想学好一门技术,必须从抓基本功锻炼着手。珠算的基本功主要有:指法、口诀、记数、看数、运算等内容。
3.精讲多练。所谓精讲,就是教师以简练而又生动的讲授把教材内容阐述清楚。在讲授过程中,要注意言简意赅,突出重点和难点,配备相应的练习题,准备一些课堂的小比赛,让学生形成你追我赶的学习气氛,激发学习动力,培养学习兴趣。
(三)定期组织珠算技能鉴定与比赛,加大表彰和宣传力度,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珠算的科学和实用价值以及由此形成的知识系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同和高度评价。当前,在不断探索实践和科学实验的基础上,珠算又被赋予了新的功能,为发展素质教育、培养人才开拓了一条新的有效途径。
站在传承、弘扬与发展的角度,各高职院校要树立大珠算观,通过珠算的宣传,借助财政部、教育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相关要求,恢复珠算课程和普及珠算教学,加大珠算师资培训,既继承和发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扩大了财经类专业必修课的学习、训练和鉴定,切实提高了学生的珠算综合应用能力,培养了学生的责任心和职业意识,养成了良好的行为习惯,实现了学历证书与职业资格证书、职业教育与终身教育、专业技能与职业技能的对接,为将来的就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高职院校将成为传承与弘扬中国珠算文化的主阵地之一,发挥出自身在传承与弘扬中国珠算文化中的应有地位和作用,把继承传统优秀文化、弘扬时代精神、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文化创新成果传播出去。
参考文献:
[1]赵慧.珠算教育漫谈[J].考试周刊,201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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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我校被河北省创新教育学会批准为“践承国学精华、创新育人模式”研究实验项目首批实验学校,从此我们在校园文化建设中,以经典诗文为切入点,让学生直面经典,诵读诗文,让这些积淀着民族智慧、映射着理性光辉、浓缩着丰富情感、蕴含着优美意象的经典诗文熏染孩子们的心灵,以达到丰厚他们的文化底蕴,提升他们的品行灵气的目的。
1. 建构“国学教育”课程体系,让精华育人“潜移默化” (1)我校将国学经典纳入校本课程,开设国学课。制定了校本课程开发方案和各年级国学教育的具体目标。研究和探讨不同年级开展“国学精华”的学习实践活动的主题、目标和方式。
(2)重视学科渗透,将诵读活动引入课堂。研究和探讨“国学精华”内容与语文、品德与社会、品德与生活等学科教材的切合点和教育方式,促进语文和思想品德教育教学模式改革。
(3)营造“国学教育”育人环境 让经典育人“润物无声”。在校园文化建设过程中体现着让每面墙壁都能“说话”的原则,努力彰显学校特色。校园墙壁、教室外墙精选名家名作、名言警句,每学期更换一次;操场边的宣传栏,展出学生的优秀诗文作品,每两个月一期;而每班教室内部的布置,都有各具特色的读书口号、书香飘溢的图书角、图文并茂的黑板报、彰显个性的作品展示台、诗意飞扬的诗文学习栏。学生在校园里时时处处看到的都是优美的篇章、睿智的文字,形式上图文并茂,给人一种赏心悦目的感觉。让校园的每一个角落都浸润诗意,每一缕空气都浸润书香。
(4)把经典诵读融入养成教育之中 让经典育人“生根开花”。 如各班级在制定班规班法的过程中,发动学生研读《三字经》、《弟子规》等经文,精选其中符合现代要求的内容,编入班规班法中,进一步细化了规范标准,使学生深刻感受了传统美德与现代文明的统一与和谐。
2. 树立明星效应,营造成长氛围 国学精华教育活动坚持知行合一的原则。为进一步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在全校开展争当与评选“诵读国学践行十德优秀少年”活动,树立身边的榜样,营造优秀少年成长的激励机制和环境。此活动以争当为基础,以评选为机制,把经典诵读与语文、品德与生活、品德与社会等课程教学结合起来,积极开设以国学教育为基本内容的校本课程,坚持继承与创新相结合,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精选经典学习内容;把宣传教育与实践活动结合起来、树立先进典型与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突出对国学精华的学习、理解和践行。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涵,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把重点放在青少年、儿童对中华优秀传统道德的传承与发扬上来,培育具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优秀道德素养的一代新人。
在本科生教学方面,学校推行的“分流教学”人才培养模式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与教学模式改革相配套的大学生科技创新工作走在全省前列。学校是全省两家“国家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实施单位”之一,学校有3名本科生获得中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奖。学校学生主持完成的国家级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项目连续五届参加全国大学生创新论坛。在第四届“东芝杯”中国师范大学理科师范生教学技能创新大赛决赛中,学校获团体总成绩第二名,成为全国师范大学在三个学科全部获奖的三所学校之一。
河南师范大学理科优势十分明显,近五年,学校先后承担包括国家“863”、“973”、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科基金等在内的国家级、省部级科研项目上千项,获得省部级以上科研成果奖励近百项,包括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1项,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1项,教育部自然科学二等奖1项。据美国科技信息所对全球高校和科研机构近10年被引用情况的分析报道,河南师范大学进入世界前1%,在我国进入前1%的96所高校中居63位。
近年,学校文科发展突飞猛进,学校获得第七届中国音乐金钟奖、中国校园戏剧奖、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优秀奖。学校帕瓦罗蒂音乐艺术中心排演的歌剧《贾尼·斯基基》曾连续被教育部、文化部、财政部选为2009年、2010年高雅艺术进校园歌剧品牌节目。河南师范大学成为目前国内唯一的既荣获音乐最高奖“金钟奖”又荣获戏剧最高奖的高校。学校获批为河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基地、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基地,是我省第一家两个基地在一个单位的高校。
河南师范大学十分重视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注重政产学研和协同创新,在有机药物、新能源材料、生物技术、环境保护、小麦生理生态研究等方面,学校转让的高新技术成果创造的价值达数亿元,已成为促进河南科技创新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基地之一。近年,学校与新乡市合作,在动力电源及关键材料等方面开展研发,取得很大成绩,受到科技部部长万钢、省委书记卢展工、省长郭庚茂等领导的高度肯定。
1 科技期刊文化力的概念和内涵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科技文化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是整个国家文化力的组成部分。期刊文化力也是整个文化力的组成部分,笔者曾专文进行过论述[1]。科技期刊文化力既是科技文化力的组成部分,又是构成整个期刊文化力的重要成分。
编辑文化是社会大文化中的一个重要分支。编辑文化与其他文化系统一样,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心理文化。编辑文化的表层结构是编辑物质文化,中层结构是编辑事业的体制,而其深层结构表现为观念形态等因素[2]。
“文化力”是与综合国力系统中的经济力、政治力等因素相对而言的,是综合国力的组成部分,它体现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文化发展状况和建设成果,蕴含着推动经济和社会全面发展的精神力量和智力因素,核心是国民素质的提高和人的创造力的充分发挥[3]。期刊文化力是文化力中的重要元素,它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期刊文化发展与积累所形成的现实力量,既包括这个国家或地区期刊文化的现实水平,同时也包括对经济、政治、社会生活以及其他文化形态等方面的作用力、影响力和辐射力。科技期刊文化力是期刊文化力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科技期刊编辑的使命是创造和建设科技文化力,不断地推动科技文化事业向前发展。科技期刊编辑通过科技文化选择、科技文化积累、科技文化缔构和科技文化传播,将科技文化成果奉献给社会。这些科技文化成果被存储后,一方面,在社会上被广泛传播,变成现实的生产力;另一方面,存储下来的成果获得积累,可以为后人的知识创新提供基础,进而转化为促进和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内在动力,促使历史进步[4]。
科学文化是有别于人文文化性质的文化,它使人类获得了一种认识自然、利用自然和变革自然的力量,科学文化以其推动生产力的巨大发展而加速着人类社会的前进步伐。作为科技载体的科技期刊,承担着传播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的作用。深入探讨科技期刊文化力的内涵,对于科技期刊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是十分重要的。
科技期刊的编辑出版过程是作者的科技文化创造、编者的科技文化选择与读者的科技文化认同的过程,作者、编者、读者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文化制约与文化互动的关系。科技期刊的文化责任在于,既能根据自身的读者定位、内容定位来满足当下人们不同层次、不同种类的文化需求,又能在提升人们的科技文化品位、塑造人们的科技文化品格的过程中致力于人类科技文化的传承与创新等长远目标的实现。
2 科技期刊文化力是提升国民科技素质的潜在动力
科技期刊能够积极主动地引导人们形成开放性的科技文化视野,把我们的科技文化发展纳入到全球科技文化发展的大格局中,积极地推动国内外各种科技文化的对话和交流。科技文化的全球化实际上是形成了一种全球范围内的科技文化对话、交流和整合的机制,并在这一过程中逐步使人类在一些基本的文化价值观念上取得共识,而同时使各民族保持自己民族文化的特色。因此,科技文化的全球化实际上也是不同科技文化的交流和冲突的过程,是不同文化精神的矛盾运动的过程。只有当世界各国都积极地融会到这种文化整合包括科技文化整合中,才不会使全球的文化世界变成单一文化的天下[5]。
科技期刊可以引导人们在全球化的背景中形成自觉的现代化视野,积极推动适应中国现代市场经济的现代科技文化精神的生成[6]。经过近一个世纪的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的发展和科学的启蒙,中国民众的文化精神和行为方式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理性、科学和创新的思想观念以及各种现代价值观念已经逐步体现在人们的行为中。但是,必须看到,中国传统农业文明条件下形成的许多阻碍现代化进程的文化观念还在社会生活和社会运行中起着很大的作用。全球化的经济和文化交流有助于我们克服传统文化对于市场经济发展的阻碍,推动现代社会所必备的积极的文化精神的形成。只有积极参与全球化的科技文化对话,不仅要批判其他科技文化的弊端,同时也批判自己科技文化的缺陷,才能形成在全球化的科技文化格局中占有重要一席之地的中国科技文化,整个国民科技文化素质才能不断提高,而科技期刊在其中起着积极而重要的作用。
3 科技期刊文化力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潜在推动力
先进的科技文化会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而落后的科技文化则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作为先进文化的中国科技期刊文化应以它先进的文化理念和文化传播优势主动担当起引导者的角色。对读者而言,其价值观念的改变、自身科技文化环境的净化、科技文化品位的提升都难以回避科技期刊文化力的引导作用。这种强大的引导力,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科技文化,加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无论是大众型科技文化期刊还是小众型科技学术期刊,实现刊物的科技文化定位既是一个适应读者的过程,又是一个引导与提升读者的过程。
科技期刊文化具有很强的产业属性。科技期刊文化产业经营的范围广泛,它包括科技广告经营、网络经营以及其他相关科技产业的经营,可为拉动经济增长提供广阔的舞台。它必将成为经济建设中的一个不可忽视的新的增长点。
在成熟的市场经济环境下,期刊严肃的文化使命与对市场利益的追求,是对立中的统一,是推动期刊发展的相辅相成的双重力量。在全球化的经济环境中,科技文化本身就是一种市场资源。不论是经济搭台、文化唱戏,还是文化搭台、经济唱戏,都说明文化与经济是一对可以双赢的统一体。
另外,科技期刊文化力作为一种隐性人文资源,不仅可以驾驭显性物质资源,而且可以实现价值的创造,实现社会价值的增值[7]。凝结于科技期刊编辑身心之上的文化力,包括他们的精神力、知识力、智慧力和创造力,是期刊社创造性增值的力量源泉,它能创造出新的价值和使用价值;科技期刊文化力可以在期刊社内部人际之间传递,还可以在行业之间和社会成员之间传递;借助于科技期刊文化的导向功能、开发功能和规范功能,使得人们的思想、文化和心理,逐步变得科学化、优良化。通过长期的、持之以恒的作用,将会展示出科技期刊文化力“水滴石穿”式的潜在力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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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张春明.编辑与文化力[J]. 石家庄经济学院学报,1999,22(4):394-398.
对于前辈们的学术贡献,我曾经在拙文《中日音乐比较研究的历史、现状及其展望》中做过初步论述,在此从略。下面我就以《中日音乐比较研究的新发展》为题,对现状作一初步分析。
自1995年10月,在中国福州举办第一届中日音乐比较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以来,已历时18年,每两年一次的盛会识新朋会旧友,话学术叙友情,如今已迎来第十次聚会。作为18年历史的见证者,我为中日音乐比较研究的人才成长、学术发展而感到由衷的欣慰。
一、研究者——从事中日音乐比较研究的学者人数逐年增多。学术研究水平不断提高,为中日音乐比较研究事业的发展提供了结构较为合理的学术梯队。
学术研究事业的发展,首先靠的是研究者,只有培养了大量高素质的研究人才才能促进学术研究水平的不断提高。记得当第一届中日音乐比较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中国福建师范大学召开的时候,参会者近三十人左右,其中中方代表二十人左右,日方代表不足十人;到第七届中日音乐比较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中国武汉音乐学院召开时,出席会议者达78人,其中中方学者52人,日方学者26人。如果说研究者人数的大幅增加,只是从“量”的方面体现了研究队伍壮大的话,那么,从老中青研究者学术论文研究议题的扩展、内容的丰富、水平的提高,就更体现了研究成果“质”方面的超越。由此,我们就可以增强信心,倍受鼓舞了。
18年前的中年学者,蒲生乡昭、蒲生美津子、樋口昭、张前、陈应时、俞人豪、孙玄龄、增山贤治等人如今都已成为研究成果丰硕、学术造诣深厚的中日音乐比较研究的优秀学者。例如:蒲生乡昭《日本古典音乐探究》、张前《中日音乐交流史》、陈应时《中国乐律学研究》、王耀华《三弦艺术论》、《琉球御座乐与中国音乐》等,都已经成为中日音乐比较研究领域颇具影响的著作。
像金城厚、塚原康子、山本宏子、寺田直子、大塚拜子、吕锤宽、赵维平、周耘、马达等,当年的青年学者,经过18年的研究实践,积累了丰富的学术研究经验,创造了优秀的学术成果,已经成长为成熟的中日音乐比较研究者。他们中出现了众多的优秀论著。
这18年来,出席历届会议的许多研究生导师,都将自己的博士生、硕士生带来参会,使这些学生在学术交流和实地音乐考察中成长,甚至于在中日音乐比较研究领域里寻找学位论文的题目,由此出现了周耘、刘富琳、裴雅勤、王州、徐元勇、孙宁宁、刘银贞、许志斌、王翠、毛丫、长岭亮子等人的博士学位论文或较为优秀的中日音乐比较研究的学术成果,得到学术界的肯定,有些已经成长为该研究领域的中坚力量。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这后两类的中青年学者绝大部分都具有博士学位,接受过比较严格的学术训练,掌握了科学的研究方法,具备了扎实的理论基础、宽厚的基本知识,专业起点比较高,我们相信,经过不断的持续努力,他们一定能够取得学术质量更高的研究成果。
二、研究内容——传统研究领域进一步深化,新的研究领域屡有开拓。学术成果丰硕,研究水准不断提升。
纵观18年来的历届中日音乐比较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所发表的论文,我们可以看到,音乐史学、乐谱学、乐器学等传统学术研究领域,不仅得到了继承,并且不断深化。
对中日音乐交流史的研究,原本是田边尚雄、岸边成雄和泷辽一等先生在上世纪前半叶开创、后半叶得以发展的学术领域。自1995年以来,历届中日音乐比较研究国际会议和各种刊物中,都有为数众多的有关本领域的文章。例如,赵维平、贺星、张前、袁静芳、蒲生美津子、平间充子、蒲生乡昭等人的论文,分别对中日古代在宫廷音乐、催马乐、雅乐与唐代大曲、雅乐与燕乐、乐曲《放鹰乐》、《兰陵王》等方面的交流,作了较为深入的论述。
与此同时,还出现了杨民康、管建华、塚原康子、葛西周、过本香子、新掘欢乃等人的诸多论文,将研究视域从古代转向近现代、当代中日音乐交流史和交流现状。其中,周耘、杨长安的某些论文直接将视域投向当今音乐生活,起着以研究来参与和干预现实音乐生活的作用。
日本著名学者林谦三先生是对遗存于日本的中国古代乐谱进行解读研究的先行者,他的《琵琶古谱的研究》、《琵琶谱新考》等众多论文为该领域的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历届中日音乐比较研究国际会议和这18年来的各种刊物上,也有许多学者发表了关于该领域的研究论文。如:陈应时、应有勤、澳大利亚学者Steven C,Nelson等分别发表文章,或者提出“掣拍说”为新的节奏翻译方法,或者对“掣拍说”进行论证和争议,这都有利于将古谱的解译研究引向深入。
对于中日两国乐器的历史、形制和演奏方法的研究,林谦三曾有《东亚乐器考》等、三谷阳子有《东亚琴筝的研究》等、东洋音乐学会曾出版《琵琶音乐研究》等,成为成果颇为丰硕的传统研究领域。近十八年来,与琴、筝、琵琶相关的研究领域也有了新的进展,新出现了俞人豪、阎林红、符丽琴、林月里、杨宝元、余明、朱佳、何丽丽、余丹红、郑瑞贞等人的论文,分别对中日传统筝音乐的历史与形态、筝人、筝曲演奏技巧、传统筝的乐律体系、筝曲结构与艺术特点,琵琶的乐器学问题、清代琵琶和清代刊行的琵琶谱、中日琵琶音位发展、日本琵琶本土化保存发展的文化因素、日本琵琶流派与中国琵琶的流派等进行了研究。在尺八研究方面,除了中日音乐比较研究国际会议不断有新的论文出现之外,中国浙江省文化艺术研究院举办的尺八专题研讨会和近年来出现的新论文,都正在将该领域的研究不断引向深入。应有勤、王建欣、郑荣达、赵维平、刘正国等人的论文,对中日尺八的历史及形制异同、正仓院藏乐器尺八、贾湖遗址出土的“骨龠”与日本尺八源流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探讨,虽然见解颇有歧义,但是都在认真探索,将中日尺八关系的研究逐渐引向深入。
还有学者以乐器壁画为基础在从事音乐图像学的研究,如:樋口昭教授曾多次前往新疆地区考察壁画中的音乐绘制情况,有多篇除了以上中日音乐关系的传统研究领域之外,近十八年来,在音乐形态、乐种比较、宗教音乐、音乐教育等方面的研究,都有比较大的进展。
在音乐形态研究方面,陈应时、郑荣达、吴国伟、胡企平、刘富琳、裴雅琴、金城厚、庄永平、马塞达、吕洪静、修海林等人的论文,分别对中日音乐的乐律、宫调、旋律特点、音乐结构等作了论述。
许多论文对明清乐、琉球音乐等做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如:在明清乐研究方面,出现了郑锦扬、徐元勇、樋口昭、钱国祯、杨桂香等人撰写的有关明清乐源流、曲目、乐器、乐谱等的研究论文。在琉球音乐研究方面,王耀华、吕锤宽、刘富琳等人的论文,分别对琉球御座乐的复原研究、《福寿歌》、《闹元宵》、《四大景》、《一年才过》、《天初晓》、《清江引》、《急三枪》、《纱窗外》、《相思病》等曲目源流的考证、日本琉球音乐对中国曲调的受容、变易及其规律性、琉球音乐对中国传统音乐受容变易的三种类型、台湾北管乐与琉球御座乐之比较、组舞·能·中国戏曲之比较等进行了研究。
在中日佛教音乐关系研究方面,近十八年的成果尤其丰富,研究渐趋深入。出现了周耘、岩田郁子有关黄檗宗声明诸多方面研究。杨民康嘉雍群培关于中国傣族藏族和日本佛教音乐比较研究、新掘欢乃对严密流咏歌、日本声明进行研究等的许多论文。
中日音乐教育的比较研究也是近十八年来引起较多学者关注的一个研究领域。既有上世纪初日本音乐教育对中国音乐教育的影响研究,也有对中日音乐教育现状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和比较研究,涉及中日音乐教育历史、大中小学各个层次的音乐教育、课程标准、教材教法等方面的比较研究。出现了张前、汪毓和、王安国、马达、冯芸、尾高晓子、孙玄龄、伊野义博、赵琴等人撰写的相关论文。
三、研究方法——经历了以文献学为特色、比较音乐学方法的运用.到重视实地调查、“文化脉络中的音乐研究”。再到电子计算机的开发利用、多视野多学科多方法结合的变迁,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探究创新。
回顾历史,我们可以发现,上个世纪的前半和中叶,田边尚雄、林谦三、岸边成雄等老一辈研究家,有着扎实而深厚的文献学功底,因此,在他们的研究中,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校勘、分析和使用,成为他们得心应手的重要基础。尤其是岸边成雄先生,他的唐代音乐史的研究过程,实际上就是音乐史料学学科建设的过程,用东方所特有的丰富的典藏文献来为当时的比较音乐学研究做出了自己的独特贡献。同时,他们也以开放的心态运用历史意识、实证方法,用世界音乐的视野来研究日本音乐。
到上世纪80年代初,沐浴着改革开放春风的一批中国音乐研究者得到了日本等国的国际友人的支持,能够走出国门,到国外去进行实地考察,因此,从这一时期开始,深入现地调查,不仅研究音乐的特点,而且追寻产生该音乐特点的文化缘由,也就是“文化脉络中的音乐研究”成为中日音乐比较研究的主要方法。并且提倡“局内人”“局外人”双视角相结合的方法、多学科多视域相结合的“多重证据法”等,推动了中曰音乐比较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进入本世纪以来,以上研究方法又有了新的开拓。例如:在运用文献研究法时,不仅运用一种语言的文献,而且同时对两种或者三种以上语言的相关文献进行考查,使资料更为全面,论证更为充分,得出的结论更有说服力,更为可靠。如蒲生乡昭《外国人对早期三味线的记录》,除了运用日语文献之外,还运用了中文、葡萄牙语、英语等多语种文献资料,以探寻早期三味线的踪迹。
又如:实地考察,不满足于对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考察,而是像《亚洲太鼓的“口唱歌”》的作者山本宏子那样,以多年在印度尼西亚、中国、日本的实地调查为基础,对用状声字来记录打击乐的口唱歌、锣鼓经这种记谱形式进行综合比较研究。
金城厚、矢向正人等又将视野投向音乐研究中对电子计算机的运用。金城厚在《民歌旋律类似性的计算机处理》一文中,介绍了他与坪井邦明、松岛俊明、野田千香等人,共同开发的处理旋律类似性的“歌词音列法”计算机软件及其运用。矢向正人在《计算机对长呗谱的认识》一文中,报告了他所研究的利用计算机记录长呗谱的实验结果,他开发了名为GIDA-U(Generally
Integrated Data
formatnagn fomaga Utanotation)的电子计算机软件,该软件既能记录长呗谱,也能记录其它传统音乐的乐谱,而且还有开拓国际标准的传统音乐记谱法的广阔前景。
综上所述,18年来,以中日音乐比较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为代表的中日音乐比较研究事业在蓬勃发展。人才辈出,正在形成年龄结构、知识结构合理的学术梯队:研究领域不断拓展和深化,研究水准不断提高;研究方法不断创新。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今天,应该有更多人站出来,为少数民族的文化繁荣出一份力,因为民族文化的交流发展会给民族团结带来和风细雨似的、潜移默化的影响”,金钟汉如是说。
作为四平市朝鲜族艺术馆馆长,金钟汉告诉我,朝鲜族艺术馆的工作要牢牢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全面贯彻执行党的文艺方针政策,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要以人为本,紧密结合工作实际,要与时俱进,以繁荣和发展为中心,以改革和创新为动力,多在促进民族团结上下功夫,努力开拓文化馆工作的新局面。文化馆的工作一要围绕党和政府的中心任务,服务大局。开展主题鲜明、形式多样、生动活泼的文化活动,用先进的文化给人民以思想的启迪和心灵的净化,从而发挥艺术馆工作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独特作用。
金钟汉说,我们始终坚持“二为”方向,牢牢把握“大众创造、全民参与、人人享受”的宗旨。坚持“三贴近”要求,立足实际,大胆创新,为不同文化需求的社会群体搭建展示自我的平台,使群众文化教育、文化学习、文化娱乐、文化信息得到蓬勃发展。真正做到有听、有看、有写、有画、有学、有歌、有舞、有演、有说等“十有”文化娱乐活动。把朝鲜族艺术馆办成人民群众向往与喜爱的场所,真正成为人民群众文化活动的中心和促进民族团结的前沿阵地。在出席各种社会活动时,他都不忘进行民族团结的宣传。30年来,他参与组织各级各类文艺演出活动2000余场次,撰写的《朝鲜族社会文化建设新论》、《浅析朝鲜族艺术馆的文化引领作用》、《校园文化建设与素质教育的关系》、《用先进的文化指导朝鲜族文化发展》、《试论朝鲜族艺术馆如何开展城市社区朝鲜族群众文化活动》、《关于朝鲜族群众文化科学的思考》等多篇论文在国家级、省级杂志上发表,编写《朝鲜族艺术馆工作概论》一书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与人合著的《艺术・文化・情思》一书于2006年12月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经他挖掘、整理、创作的反映朝鲜族生活的《买糖稀》、《快乐的朝鲜族人》等艺术作品,多次在国家、省、市的各类比赛中获奖。
金钟汉始终把弘扬和传承朝鲜族民族文化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传承和保护民族民间文化、民俗传统艺术,加强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作为四平市朝鲜族艺术馆的立馆之本,下大力气加强艺术馆的软、硬件建设,朝鲜族艺术馆每年都组织开展朝鲜族及少数民族各类活动数十次,深入机关、事业、企业、军营、学校辅导各类文艺活动。同时,常年举办少儿舞蹈班、朝鲜族舞蹈班、朝鲜族语言培训班、朝鲜族歌曲班等,迄今参与者5000余人次。金钟汉把每周二、周四下午作为朝鲜族群众免费开放活动日,每次参加唱歌、跳舞、象棋、读书、看报等各式各类活动的朝鲜族群众有50余人,同时由艺术馆为他们编排了舞蹈、合唱等节目,受到大家一致好评。
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摘 要:随着信息全球化和传媒科技的进步,人与信息间的关系也更加紧密。但是,各种信息通过大众传媒袭来时,对民族传统文化的保存和发展带来了新的挑战。就伊斯兰传统文化而言,这种精神信仰正在民族社区内部慢慢弱化,为了挽救这种危机,在民族社区内部催生出了许多由民间自发组织的回族经堂教育,希冀通过这种传播形式,使更多的人重新建立或增强自己的伊斯兰信仰。本文通过田野调查,对青海省西宁市某现代民间回族经堂进行研究,试图通过传播学理论了解它们如何通过这种经堂教育传播文化及它所发挥的社会功能。 关键词:伊斯兰教信仰;民间经堂;组织传播;社会功能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5)04-0016-02
在中国知网上检索“经堂教育”、“伊斯兰教”的文章类别,多为民族学、宗教学,表明学界目前通过传播学来研究现代回族经堂教育几乎是没有的。关于经堂教育的研究,通过文献检索得知,多以研究传统经堂教育的发展现状和变迁为主,如兰州大学丁士仁的《中国经堂教育溯源》,兰州大学马海龙的《改革开放以来回族传统经堂教育的变迁》。以组织传播理论,研究高校的传播活动或企业的传播活动的论文是常见的,如安徽大学周慧《组织传播视域下的高校新闻传播活动研究》。针对少数民族经堂教育的案例来做研究,我个人认为是可行的,因为目前兴起的民间现代回族经堂也属于一个组织系统,通过自己的传播方式营造良好的信仰环境,不断提升地区穆斯林的信仰意识。
本研究通过访谈法、田野调查的形式对青海省西宁市东关回族社区进行分析,采用组织传播学理论来解读传播内容,深度了解现代民间经堂教育传播模式,分析其传播中的社会功能、传播效果。期望此研究深入了解少数民族地区的信仰教育问题,也为整个民族地区的文化教育提供例证。
一、传统经堂教育的发展传播
传统的经堂教育指的是在清真寺中传播的一种宗教教育形式,只在清真寺这一特定场所进行,因为清真寺是穆斯林得以聚合在一起的地方,以清真寺为标志,逐渐形成了穆斯林的家园文化。经堂中的教师多以寺中的阿訇为主,或者由清真寺聘请相关的老师来讲经。伊斯兰教传统经堂教育兴起于明末清初时期,由陕西渭城人胡登洲一手创办[1]。他兴办经学,以培养伊斯兰教宗教人才为宗旨,当时的经堂教育即是传承伊斯兰教信仰的一种具体的方式,也是保护伊斯兰教在中国不断发展的历史产物。自胡登洲之后,各地穆斯林不断兴办经堂教育,从而还延伸出了很多的回族经堂教育学派,有山东学派、陕西学派、云南学派、河州学派等,推动了回族经堂教育的发展,也对信仰传承起到了积极地作用。
从历史来看,经堂教育的产生实际上是由于当时明朝闭关锁国导致的,这使得中亚的伊斯兰传教者无法进入中国腹地,导致教职人员匮乏。而当时回族群体人数不断增加,其社会地位逐渐下降,如何在汉文化环境中保留自己的,成为当时穆斯林必须要思考的问题。美国人类学家克利福指出,“散居者意识是由受歧视与受排挤的经历而构成的”,而这种经历还包括共同的漂泊、苦难、调适和抵抗。这种相同的历史、文化与相同的背景和遭遇就成为回族人推动经堂教育的重要因素。明朝末年,经堂教育首先在陕西倡导推行,后来由河南、山东逐渐推广到全国,以后尤以甘、青、宁地区最为盛行[2]。也就是说,传统回族经堂教育产生的原因是为了避免因宗教知识贫乏而导致信仰危机才不断产生发展传播的。就现代不断发展起来的民间回族经堂来看,这种经堂教育的兴起主要是为了避免受到纷繁复杂的现代信息的侵扰,导致信仰弱化、传播正确信仰价值观及为一些迫切想要回归信仰的穆斯林提供一个重新学习和开始的场所。
二、现代民间回族经堂教育
青海省西宁市东关回族社区以东关清真大寺围寺逐渐形成,这里基本居住着西宁市世代回族群体,从地缘上讲这里也是伊斯兰教传统文化最富集的地区。根据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目前青海省西宁市回族人口约359138人,占全市人口的16.26%[3]。
不同于清真寺中的经堂教育,现在更多的民间穆斯林开始创建学习班来传播宗教知识。现代民间回族经堂较传统经堂而言,不再是专门培养宗教人员,他们来到这里除了学习宗教知识,更多的是希望得到心灵的安宁。这类经堂教育从招收的学员层次在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工作状况等方面都是不同的。从传播模式上来看,更加趋于现代教学模式。虽然民间回族经堂教育较之规模与专门的阿拉伯语学员来说有很大的差距,但是它特有的这种自发性对于更多的穆斯林群体来说,有利于信仰知识的传播。
1.现代民间经堂教育的传播内容
通过对研究场域的观察得知,民间经堂学习是分阶段进行,以掌握的知识的好坏逐级考试升学,传播内容看似都不相同其实都包括宗教常识、圣训、信仰。所有班级大致分为初级字母班、古兰经学习班、词法、语法班。第一阶段主要学习阿拉伯语字母、圣训、信仰常识;第二阶段是古兰经分章节的诵读练习;第三阶段正式开始系统的学习阿拉伯语,包括词法、语法,单词的背诵,深入学习信仰知识、圣训集等。若按学时来算,系统完成全部课程并获得毕业资格需3年左右,相当于在一个非正式的教育系统中完成了初中学业过程。
2.现代民间经堂教育的学员层次
从年龄看,目前已知的民间经堂中学员年龄跨度非常大,儿童、青年、中年、老年都在同一个班级进行学习。从学历来看,经堂中学员的学历程度几乎都呈现低学历趋势,年长者多是小学文化水平,中、青年多以初高中学历居多。整体学历层次偏低,年龄偏小的学员,如儿童、青少年,基本是因辍学来到经堂接受教育的孩子。还有就是偶尔会在寒暑假期间,有在读大学生来经堂进行的学习。
3.现代民间经堂教育的师资力量
在西宁市部分初具规模的民间经堂教育中,基本师资来自不同行业的志愿者,学历层次普遍为本科,这部分群体遵循伊斯兰教“敬主、爱人”的核心思想,志愿加入传播伊斯兰教信仰的行列,为目前民间经堂教育的现代化教学模式提供了有力的基础。
三、现代民间经堂教育的特点
1.单步式传播
通过一段时间的深入观察、学习,笔者认为整个学习过程基本处于单步式的组织传播模式,以经堂教育作为重要传播场所,对于缺乏伊斯兰教知识及迫切需要获得精神信仰的人群以单纯性的灌输知识为主。这种一对一的传播能够迅速将信息传播给学员,因为学员在这个过程中基本上是处于准备接收老师所要传递的讯息的。在学习过程中较少存在双向互动的传播模式。
2.传播具有象征性
在组织中,我们都利用自己或其他人所传播的信息来判断形势。因为我们对一致性的信号非常敏感,特别是对来自与我们密切相关的人所发出的信号[4]。作为经堂中的老师,他们会通过一切的言谈举止传递信息,从而表明什么是需要注意的东西,这种方式能使学员以特定方式看问题,能够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某些问题。例如从教师的穿着来看,女性教师都会带头巾,不露头发,穿长袖长裤的衣服,避免。这些细节就是一种象征,通过老师以身作则的方式,影响学员逐渐注意自己的着装。
3.促进纵向传播中的下行传播
对于经堂教育所要传播的信仰知识,都是自上而下通过教师传递给学员。主要的传播内容包括学习内容和所要完成的作业的说明,经堂教育的理念、目标以及社会作用。这种通过教师不断进行下行传播的方式能够促进学员不断了解伊斯兰信仰,了解所要学习的内容,是一种以教育、灌输、说服为主要手段的传播活动。
四、现代民间经堂教育的传播效果
民间经堂教育对于传播文化是有一定作用的,通过现代化的系统学习,不论从行为上还是思想上都得到了一定的认知。虽然这种单向传播较为单一、枯燥,但对内心深处是一种洗礼和净化的过程。
从认知层面看,单向的传播对于学历层次较低的学员能够不断加深记忆理解,通过重复讲解,在精神和情感上对个人的信仰有了一定的认识和坚守;从学员的心理层面来看,通过教师的语言、行为影响,使学员转变学习态度,从精神上劝导个体树立正确的信仰价值观;从行为来看,通过经堂学习后,从着装、生活习惯都有所不同,很多学员从最开始在信仰上的迷茫到最后逐渐认可自己、坚信自己内心的信仰,从而开始与以往不同的新生活。
五、现代民间经堂教育的社会功能
民间经堂教育主要发挥着文化传承功能。人类社会的发展离不开文化的传承,作为的传承更需继承和发扬,伊斯兰教不仅仅是宗教,更是众多穆斯林信众的精神力量。而经堂是传授信仰知识的场所,也是通过学习宗教常识不断完善自我、传承文化的过程。知识的学习和回族日常生活是密不可分的,通过学习教律,规范自身行为变得更为重要。从点滴间积累、约束,将这种文化得以传递下去。
六、总 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