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硕士论文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古代文学硕士论文，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师兄硕士毕设(毕业设计的简称)的致谢，工科男的自我修养就在这个时候显现出来。在这句简介之后，便是192字的四言小诗：钟山新翠，玄武流光。六朝松下，名曰三江。梧桐巍巍，松柏苍苍。吾有良师，授业进香。师所擅者，定位导航。万里星空，尽收于囊。星罗棋布，北斗天罡

这首小诗很快引起了网友的关注，有的力挺，有的拍砖研究生毕业论文致谢写成四言古诗精选3篇研究生毕业论文致谢写成四言古诗精选3篇。

还有的网友似乎看出了其中的玄机，为什么发在征友版，难道是变相征友帖？

实习期有感而发

小杨说，师兄是个感情很内敛的人，到现在也没有女朋友，热心的他想替师兄张罗一下意中人，于是把致谢词发到征友版。遗憾的是，到现在还没有人联系他。

昨天，记者见到了小杨的师兄、东大大地测量学与测量工程专业研三男生小夏。高高瘦瘦的他，戴着一副眼镜，文质彬彬。

说起这首小诗，小夏有些害羞地自嘲：说好听点我是性情中人，说难听点我就是闷骚。

XX年底，小夏到上海实习，实习期间，有时碰到难写的代码，小夏就会打电话到南京，请教师兄。电话那端，师兄会翻着书帮他逐一解决，这让他觉得很温暖。

慢慢的，小夏酝酿着打腹稿，最终写成这首小诗，同窗情谊也被他写到诗中咏叹，昨才聚首，今又别伤。情深意重，是我同窗。安危互仗，甘苦共尝。

只是为记录心情

小夏毕业那年，因为对东大很有感情，所以决定考东大的研究生。那时租了一个房子，每天挑灯夜战，就盼望着能考入东大

硕士毕业论文致谢写成四言古诗精选3篇论文。最终，小夏以总分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东大，在致谢词中，他不忘师恩，蒙先生不弃，得入高门。

小夏对文学的爱好由来已久，平时，他喜欢看古代文学著作，也喜欢写一些小诗发在空间里，但会有人说我是在卖弄或者附庸风雅，而事实上，这只是我记录自己心情的一种方式，纯粹是一种爱好。

此次致谢词的走红，也让小夏措手不及。他说，最初并不知道被发到网上了，后来看了网友留言，结果发现毁誉参半。对此，小夏说，他只是想以自己喜欢的方式，给难忘的研究生生活做一笔记录。

硕士毕业论文致谢写成四言古诗精选2篇

写诗致谢引关注

师兄硕士毕设(毕业设计的简称)的致谢，工科男的自我修养就在这个时候显现出来。在这句简介之后，便是192字的四言小诗：钟山新翠，玄武流光。六朝松下，名曰三江。梧桐巍巍，松柏苍苍。吾有良师，授业进香。师所擅者，定位导航。万里星空，尽收于囊。星罗棋布，北斗天罡

这首小诗很快引起了网友的关注，有的力挺，有的拍砖。

还有的网友似乎看出了其中的玄机，为什么发在征友版，难道是变相征友帖？

实习期有感而发

小杨说，师兄是个感情很内敛的人，到现在也没有女朋友，热心的他想替师兄张罗一下意中人，于是把致谢词发到征友版。遗憾的是，到现在还没有人联系他。

昨天，记者见到了小杨的师兄、东大大地测量学与测量工程专业研三男生小夏。高高瘦瘦的他，戴着一副眼镜，文质彬彬。

说起这首小诗，小夏有些害羞地自嘲：说好听点我是性情中人，说难听点我就是闷骚。

XX年底，小夏到上海实习，实习期间，有时碰到难写的代码，小夏就会打电话到南京，请教师兄。电话那端，师兄会翻着书帮他逐一解决，这让他觉得很温暖。

慢慢的，小夏酝酿着打腹稿，最终写成这首小诗，同窗情谊也被他写到诗中咏叹，昨才聚首，今又别伤。情深意重，是我同窗。安危互仗，甘苦共尝。

只是为记录心情

小夏毕业那年，因为对东大很有感情，所以决定考东大的研究生。那时租了一个房子，每天挑灯夜战，就盼望着能考入东大。最终，小夏以总分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东大，在致谢词中，他不忘师恩，蒙先生不弃，得入高门。

小夏对文学的爱好由来已久，平时，他喜欢看古代文学著作，也喜欢写一些小诗发在空间里，但会有人说我是在卖弄或者附庸风雅，而事实上，这只是我记录自己心情的一种方式，纯粹是一种爱好。

此次致谢词的走红，也让小夏措手不及。他说，最初并不知道被发到网上了，后来看了网友留言，结果发现毁誉参半。对此，小夏说，他只是想以自己喜欢的方式，给难忘的研究生生活做一笔记录。

硕士毕业论文致谢写成四言古诗精选3篇

本论文是在导师XX副教授的悉心指导之下完成的。三年来，导师渊博的专业知识，严谨的治学态度，精益求精的工作作风，诲人不倦的高尚师德，朴实无华、平易近人的人格魅力对我影响深远研究生毕业论文致谢写成四言古诗精选3篇论文

篇2

2004年，大学毕业之际，面临着工作和参加“西部计划”的选择，我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到西部去、到基层去、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到现在，整整十年。

十年是个有着琥珀色质感的词语，是一块厚重的土地，我在上面走着，温暖地成长着。

2004年7月，我以全国项目支教的身份被分配到昌吉州米泉市，满心希望能发挥自己的特长，为米泉的教育事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然而，现实往往与愿望相违，我没有被安排到学校，而是被分配到市委办公室从事秘书工作。

服从组织安排，我决定到市委办公室报到。顾不上回味一路征途的风尘仆仆，顾不上流连与家乡截然不同的山水风光，顾不上因气候干燥、水土不服导致的身体不适，报到的第一天，我就投入到工作当中，将信念落实在行动上。

与此同时，我体悟到工作当中的累和辛苦远远小于想家的辛苦。为了打消米泉其他22名志愿者的因想家而产生的负面情绪，我组织了中秋饺子宴。也不知道那时小小的我哪来的那么大的力气，一个人，一晚上和了50公斤的面粉，剁了牛肉，切了韭菜……天亮的时候我们一起学着包着并不完美的饺子，这成了我们那时最美好的记忆。

在米泉市团委的帮助下，我们成立了米泉市大学生志愿者“爱心超市”服务队，每周六11点在东风超市门前为贫困户发放救济物品，风雨无阻。广大群众也纷纷慷慨解囊，积极捐献物品，“爱心超市”有了更多的外援。看到那些生活在贫困下的人们有了更多人的关爱，我们感到由衷的高兴。

这十年，我们已经完全蜕去了学生模样，变成了一个职业上说得过去的人，我们加班，我们开会，我们复制黏贴，我们写总结汇报，写着从小到大的各种文件，我们在成长中学会了工作，在工作中持续成长着。

2006年志愿服务期结束，我选择留下来在这边工作，但考虑到自己的学历水平太低，为了提高自己，更好地开展工作，我报考了研究生。

2007年，我如愿成为温州大学人文学院古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在做好课业的同时，我也从多方面提高自己。在读期间，我担任温州大学第四届研究生会主席；温州市学联主席团副主席成员。多次获得“感动温大十大志愿者称号”；温州大学优秀学生党员；“优秀研究生干部奖”；毕业获得温州大学优秀毕业生荣誉称号。

这些荣誉也好，成绩也好，只是在说明我在努力地使自己成长，努力地提高自己，为以后的工作积蓄更多的能量。

2010年6月，我顺利完成硕士论文答辩，取得硕士学位证书和毕业证书，这个时候，摆在我面前的又是选择题。

篇3

众所周知,学科建设在高等学校各项工作中可谓是“龙头”工程。因为,学科建设是高等学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创新的重要基础,学科综合实力体现着高等学校的水平。学科建设,无论是本科教育还是研究生教育,其重要作用都是毋庸置疑的。而且,学科建设是一项基础性和长久性的工作,需要常抓不懈、持之以恒、不断创新。中国语言文学学科是高等学校设置最早、最普及、影响最广泛的学科之一。全国民族高校也都有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只不过和一般院校有所不同的是,一些民族高校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从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中单列了出来。民族高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相对于许多综合性大学、师范院校的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而言,在人才培养、师资队伍、专业建设、教学改革等方面既有相似的问题,更面临着自身特殊的困窘。最主要的在于:第一,在民族高校内部,由于强调和突出民族特色因而对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重视不够,无论是经费或者是项目等方面都很难向其倾斜;第二,民族高校内部一味强调应用性、实用性的学科,没有充分认识到中国语言文学学科的基础性、应用性地位和作用,忽略该学科对其他那些应用性、实用性学科的支撑作用;第三,民族高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往往又不被全国高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主流学术界所认可,处于几近边缘化的境地。因此,民族高校的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在校内被忽略,在校外被边缘。有感于被忽略、被边缘的尴尬境地,西南民族大学才在2008年11月年发起并举办了“全国民族院校和民族地区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科建设研讨会”[1]。此次研讨会由国家民委教育科技司、西南民族大学主办,西南民族大学文学院承办。

在首届研讨会上,西南民族大学文学院(2010年6月更名为“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对于民族高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提出了“坚守与突破”的主张。“坚守”指的是虽然我们是民族高校的中国语言文学,多民族语言文学是我们的特色,但我们必须坚守全国高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的基本旨趣、主要原则和共同追求,否则我们就无法融入主流学术界;“突破”指的是我们在遵守中国语言文学学科主流学术界有关规则的同时,必须在我们自身的学科建设上做出特色、突出优势,从而突破民族高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被忽略、被边缘的困境。其后,2009年11月20日至22日由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主办的“全国民族院校与民族地区高校中文学科及相关专业教材建设研讨会”在中央民族大学召开;2010年8月22日至25日由大连民族学院文法学院、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共同主办的“全国民族院校与民族地区高校中文学科及相关专业教材建设研讨会(第二次会议)”在大连民族学院召开;2011年12月9日至12日由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北京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和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联合主办的“多维视野下的文艺学学科发展暨文学理论教材建设研讨会”在广西民族大学召开;2014年9月19至21日由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举办的“全国民族大学及边疆院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学术研讨会”在云南民族大学召开。这些研讨会,使民族高校学人在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上,达成了许多共识,做了大量实实在在的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毋庸置疑的是,民族高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的现状,与我国众多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生活、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等对人才的需求之间还有很大的差距,民族高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还任重而道远。

二、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之于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的作用

在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举办的“全国民族大学及边疆院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学术研讨会”上,同行专家学者就“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的地位及特色”“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的模式及发展”“少数民族文学与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和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全国民族大学及边疆院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教材建设及编写”等十项议题进行了研讨,共商民族大学及边疆院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与发展问题。我认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和中国语言文学学科是一种唇齿相依、互相依托、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关系。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之于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其他二级学科具有辐射作用和整合功能。首先,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有关理论、方法、理念、思路运用到文艺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汉语言文字学、中国古典文献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等学科研究中,可能促进这些学科在传统研究领域之外开拓出新的研究方向和研究领域,从而产生新的研究成果。“比较的价值和意义就是异中见同,同中见异,从而认识某一或某类事物的特殊本质和共同本质。”

而比较文学最根本的性质和最突出的特征就是“文学性、可比性、跨越性”[2]。如果我们自觉地有意识地把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平行研究”、“跨文化阐释”等理论、方法、理念、思路运用中国语言文学学科下属其他二级学科的研究当中,可能会促进这些二级学科的研究有新的突

破、质的飞跃。比如我们可以在“视域融合”的基础上,来寻觅人类共有的“诗心”,发现文学艺术的本质特征和基本规律,形成更全面、更宏观、更理想的文学观念,建立更科学、更完善的文学理论。又譬如我们在从事语言学的研究时,如果有意识地进行比较分析,把不同语系的语料放在一起进行对比研究,找出它们在语音、词汇、语法、修辞等方面的异同或对应关系,从而可能加深对研究对象的理解与把握。再有,现在不少青年学人谈到中国古代文学时都说可供研究的对象和领域很有限了,如果有意识地把比较文学的理论、方法、理念、思路运用到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当中,我们不仅可以继续对大家已经熟悉的文本的情节内容、人物形象、表现手法等方面进行研究,还可以对过去较少涉及的文本的文艺思潮、文学团体、文类结构、美学风格、原型母题等诸多方面进行深入的比较研究,这样也许会发现新的研究领域,使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学术空间得到拓展。尤其要强调的是,有意识地将比较文学的理论、方法、理念、思路等运用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之中,更应该成为民族高校从事民族文学研究学人自觉的学术理念和为学意识。我们曾撰文指出“文学性、可比性、跨越性———比较文学的性质和特征,决定了多民族国家内部自成体系的不同民族文学之间的比较属比较文学范畴,从而内在地决定了民族文学研究与比较文学联姻的可能性、必要性、必然性。”[2]中国社科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扎拉嘎研究员也曾说:“只有从比较文学的角度审视民族文学,才能使民族文学研究不断深入。这就是说,将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与比较文学更紧密地联系起来,对提高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学术理论水平,会产生重要影响。”[3]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副所长汤晓青教授曾说:“中国各民族文学关系的研究,是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跨学科的文学研究,其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理念都属于比较文学的范围”。 甚至有学者指出:“中国民族文学史更应该是一部各民族的比较文学史”。比较文学的理论、方法、理念、思路等运用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已经有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问世。如果我们进一步自觉地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置于比较视域,有意识地开展研究,肯定能开拓新的研究空间,结出更加丰硕的果实。其次,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有关理论、方法、理念、思路的运用,可以整合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其他二级学科,形成教学科研团队,其整合功能有利于中国语言文学学科人才队伍建设。近年,国务院对我国高等教育的一项重大战略举措就是实施“2011计划”即“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这一战略计划是以协同创新中心建设为载体,紧密围绕国家急需的战略性问题、科学技术尖端领域的前瞻性问题以及涉及国计民生的重大公益性问题,集聚创新团队,形成创新氛围,巩固创新成果,培养创新人才。“2011协同创新中心”主要有四种类型:以自然科学为主体的面向科学前沿的协同创新中心、以哲学社会科学为主体的面向文化传承创新的协同创新中心、以工程技术学科为主体的面向行业产业的协同创新中心、以地方政府为主导的面向区域发展的协同创新中心。这一战略计划,逼使高等学校尤其是高等学校的科研工作者,必须更新观念,打破专业甚至学科界限和壁垒,跨专业跨学科组建科研团队,协同攻关。“‘跨越性’是比较文学的根本属性和区别性特征。跨越性是比较文学之所以能安身立命之根本所在。没有跨越性,比较文学也就无从存在,这在目前国外和国内比较文学学界已基本达成共识。”

至于在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学术实践中,是遵循跨国界、跨民族、跨语言,抑或是坚持跨学科、跨文化、跨文明,甚至要求兼跨这几者,学界与学人至今仍有不同看法,我们完全赞同陈惇教授的观点:“如果从研究实践来讲,只要跨越其中的某一界限,就进入了比较研究的领域,不可能要求每一个课题每一项研究都同时跨越这四种界限”。[7]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这样一种“跨越性”的思维、理念,可以启发我们在当下的教学和研究,尤其是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中,跨越专业界限,消除学科壁垒,多专业甚至多学科地组建教学科研团队,组建以哲学社会科学为主体的面向文化传承创新的协同创新中心,联合申报项目,握紧拳头,齐心协力,超越突破。近年,西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就有意识地跨专业跨学院组建了创新团队,推动科研和学科建设上新台阶。2013年“中国文论传统的民族性与文论研究的范式转型”成功申报西南民族大学学术创新团队项目。当年,在此基础上又成功申报四川省省属高校科研创新团队建设计划项目。2014年“中国多民族文论传统的本体性研究”成功申报西南民族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优秀科研团队及重大孵化项目”。我们组建科研团队集体申报项目,取得了明显的实效。这几个团队,由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四川省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家、博士生导师等担纲领军人物,成员以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的老师为主,同时还有来自学校办公室、研究生院、科技处、彝学学院、藏学学院、外国语学院等单位从事中国语言文学教学与研究的老师,范围几乎涵盖了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所属全部二级学科。由于我们打破专业界线,跨越学科壁垒,根据项目研究和学科建设的需要来组建科研团队,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效,推动了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和发展。

篇4

[中图分类号]I207.4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9)08－0135－08

一、前言

“接受”(reception)、“接受美学”(aesthetics of reception)或“接受史”(the history of literary recep-tion)的概念与方法，自上世纪80年代初起便在包括大陆与台湾在内的中文学术界广泛流行。此概念虽然是舶来品，但中国古代却不乏相类的现象。张隆溪在《文艺研究》1983年第4期发表的论文《诗无达诂》便将“诗无达诂”与“接受美学”对等起来。事实上，钱锺书的《谈艺录》补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也就是将“诗无达诂”与“接受美学”互为阐释。因此，“接受”(包括“接受美学”或“接受史”――下同)的概念与方法，很快就被运用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之中，海峡两岸红学界运用此类概念进行研究的著述亦日见增多。

清代主流社会对《红楼梦》的接受(下文简称为“红楼接受”)几乎是与《红楼梦》的面世同时进行；而清代女性对《红楼梦》的接受亦是随之而来。毋庸讳言，跟清代主流(男性)社会相比较，清代女性的红楼接受现象毕竟没那么显著，基本上是集中体现在红楼题咏方面，其他如红楼绘画、续书、戏曲，目前所存者甚为少见。尽管如此，红楼接受在清代女性社会与文学创作中所产生的影响却是不可忽视的。然而，或许因清代女性的红楼接受现象不够显著，学术界的相关研究也一直颇为不活跃，直到上世纪90年代之后，海峡两岸红学界才不约而同对这一领域展开讨论。大体上说，有关讨论除了涵盖面较广泛的专论外，亦集中在题咏、绘画、续书、戏曲四个方面。据此，本文择其间有代表性者(史料及具特殊意义的论著不受此时间限制)进行评述，并由此对若干议题作进一步申论。

二、清代女性红楼接受专论

所谓“专论”，指从较宽泛的角度，对清代女性的红楼接受现象进行专门探讨的论文。这类专门讨论清代女性红楼接受的论文颇为匮乏，大抵只有如下几篇。

吴静盈的《清代闺阁红学初探――以西林春、周绮为对象》(台北《文与哲》第6期[2005年])认为，在红学世界里，以“闺阁”身份体验红楼精神并诉诸笔墨者自当不少。因此，该文从闺阁的角度出发。择取西林春与周绮二才女为对象，探讨清代闺秀的阅读反应。结果显示，作为满清贵族的西林春远比身为汉人文士妻的周绮有更多发挥的空间及女性意识。但同具才女特质的她们，在阅读红楼之后，均以其纤敏的心思与审美的眼光缔造出迥异于传统文士的闺阁红学。吴艳玲的《清后期女性文学创作题材与(红楼梦)的影响》(北京《红楼梦学刊》2006年第5辑)则认为，清后期之所以成为女性文学史上小说、戏曲和诗词创作的丰收期，与《红楼梦》丰富的文本内容有莫大关联。受到《红楼梦》创作原则的影响，顾春等女性小说家把艺术创作的镜头对准了自己身边的世界；吴兰征等女性戏曲家把艺术描写的重心转入到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描摹；在《红楼梦》诗性文本及其带有浓厚女性意识诗词的影响下，清后期女性诗词的创作在题材开掘上也取得了诸多进展。詹颂的《论清代女性的(红楼梦)评论》(北京《红楼梦学刊》2006年第6辑)专注于对清代女性题咏《红楼梦》的诗词作品、讨论《红楼梦》的书启，以及《红楼梦》续书所作的序等进行研究，探讨女性评红活动的特征及其所论析的问题，并进而指出清代女性的《红楼梦》评论是女性文学批评的新创获。刘舒曼的《应是

上述论文，大抵以“接受”(过程与方式)为聚焦，以文化／历史为探讨场域，将红学研究与性别研究勾连起来。在清代女性红楼接受研究普遍不受重视的情形下，这些论文对清代女性红楼接受与诠释的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弥足珍贵；其学术贡献甚为值得肯定，亦相当具有参考价值。然而，关于清代女性红楼接受的历史、时代乃至性别的深层意涵，仍有进一步发掘的空间。而关于清代女性红楼接受在整个红学研究史中的定位，这些论文亦尚未能给予明确阐述。

三、清代女性红楼题咏之研究

作为一种传统的鉴赏和批评形式，红楼题咏几乎是伴随着《红楼梦》的面世而出现。题咏者上至达官贵人，下至三教九流，几乎包括了社会各阶级，阶层的人。所题咏／评论者，既有《红楼梦》的题旨，更有《红楼梦》中众多的人物(尤其是女性)形象，亦不乏关涉章法技巧乃至索隐考证的范畴。这些题咏之作，可说是诗词形式的咏红专论，反映出读者，批评者的思想意识与批评旨趣，从而亦能由此考察特定时期社会大众对《红楼梦》所持的态度和见解；另一方面，历来众多的题咏作品也是研究红楼接受众多现象的重要资料。《红楼梦》的题咏之多，亦为其他古典小说所望尘莫及。一粟编《红楼梦卷》(台北：里仁书局1981年版)所收录的乾隆末年至民国初年题咏之作就有70余人，约上千首。如果把有关《红楼梦》的续书、戏曲、专书、诗词等的卷首题词，以及追和《红楼梦》原作的诗词包括在内，其数字更可翻几倍。由此可见人们以谈红品红为雅韵的风气及盛况。

然而，历来对红楼题咏进行专题研究的论述并不多，尤其是在对红学流派作划分时，往往不将“题咏”视为其中一“派”。近年来，却出现一些学者对红楼题咏进行深入探讨，并尝试将之归类为红学中一派。如赵建忠的《题咏派红学的缘起、衍化及价值新估》(南京《明清小说研究》2005年第3期)、《早期题咏派作品涉及的红学文献及相关资料的辨析》(丹东《辽东学院学报》第9卷第1期[2007年])

二文，着意为红学“题咏派”正名，强调题咏派在红学研究史中的重要作用与意义，因此对早期题咏派的作品进行颇为严谨、细致且深入的梳理辨析工作。这对读者／研究者在了解、掌握咏红诗对《红楼梦》接受的时代、历史及文化的背景与意义，有相当大的帮助。

清代女性的红楼题咏颇盛，在现有资料中可知的题咏者有范淑、熊琏、宋鸣琼、张问端、丁采芝、钱守璞、郑兰孙、吴藻、沈善宝、金逸、孙采芙、胡慧珠、胡瑞珠、赵智珠、孙荪意、汪淑娟、归真道人、张秀端、周绮、王猗琴、王素琴、莫惟贤、李娱、扈斯哈里氏、胡寿萱、姜云裳、徐畹兰、刘玉华、徐意、王纫佩、吴兰征等，其所题咏、评论者，既有《红楼梦》的题旨及书中众多人物(尤其是女性)形象，还更涉足绘画、戏曲等红楼接受现象的范畴。尽管如此，有关清代女性题咏的相关研究却甚为缺乏，尤其是聚焦于清代女性题咏的专题论述，仅有如下二文。

傅天所撰《咏红诗略谈》虽谓“略谈”，却颇为精详，全文长达57页，以“上”、“中”、“下”分载于三辑《红楼梦学刊》(1995年第3辑、1996年第3辑、2003年第4辑)。作者将这类题咏红楼的诗。归于“旧红学”范畴的“题咏派”。认为以诗歌形式论《红楼梦》，是红学史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份。作者对清中叶至民国初的红楼题咏诗进行了颇为全面的钩沉梳爬并论述分析。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在《咏红诗略谈》[下]，以11页的篇幅，论析了自乾嘉至光绪年间的女性诗人的咏红诗。这篇长文，无疑为清代女性红楼接受研究提供了十分珍贵的参考资料，虽然有关清代女性诗人咏红诗的部分因史料严重匮乏而论述较为简略，但也仍能给人以诸多重要的启发。邓丹的《新发现的吴兰征12首咏红诗》(北京《红楼梦学刊》2008年第1辑)着重介绍新发现的清代红楼戏女作家吴兰征的12首咏红诗，认为这些写于程高本《红楼梦》问世不久的诗作，除了对小说原著主要人物评论外，还对原著的创作意旨进行思考，是早期闺阁红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有助于对吴氏红楼戏《绛蘅秋》的理解与评价。

上述论文基本上皆着眼于对咏红诗文本的内容分析，未能在社会、文化，乃至性别等意义上进行更为深入的发掘与论述。

四、清代女性红楼绘画之研究

乾隆末年所面世的《红楼梦》程甲本与程乙本便已配有较为粗糙的插图，稍后面世的几种评点本也多配有类似的插图，尤其是道光十二年(1832)刊出的王雪香评本《红楼梦》的插图更有64幅之多。这些《红楼梦》绘画，与《红楼梦》原著的文字相对，可视为是对《红楼梦》原著的接受。它们既保留了对原著的忠实摹写，亦体现为对其情节、乃至题旨的二度创作。于是，其本身与原著构成了一种对话关系，丰富、加深了对原著的理解，成为红学(尤其是红楼接受)研究中极为重要的形象化资料。

王月华的《清代红楼梦绣像研究》(台南：成功大学历史语言研究所1991年硕士论文)、周伟平的《论改琦(红楼梦图咏)》(舟山《浙江海洋学院学报》第25卷第2期[2008年])、林佳幸的《改琦(红楼梦图咏)之研究》(台北：台湾师范大学美术学系2004年硕士论文)、黄美惠的《(红楼梦)绣像图咏》[上下](台北《中国语文》2006年3月[585期]，4月[586期])、张雯的《清代杨柳青(红楼梦)年画对原著的“误读”与“再诠释”》(北京《荣宝斋》2007年第2期)、葛英颖的《孙温绘全本(红楼梦)与同类绘本的比较研究》(长春《长春工业大学学报》第20卷第2期[2008年])等论述，或探讨历史流变，或比较价值影响，或分析艺术成就，皆对清代《红楼梦》图像研究有不同程度的不可忽视的贡献。然而。这些著述对于清代女性的绘画却未曾论及。

虽然清代女性的红楼绘图不多，但亦有不可忽视者。如徐宝篆(1810-1885)的《红楼梦人物画》册页32幅。徐宝篆，字湘君，号湘雯、武原女史。善绘仕女，衣褶发饰，精细绝伦，作《红楼梦人物画》，将《红楼梦》中贾宝玉及林黛玉、薛宝钗、王熙凤等30多位女性人物入画。其夫李修易亦善画，工山水，间为宝篆所画美人像补景，为合锦图。其受业女弟子黄钰亦有作《红楼梦画册》12幅。

关于徐宝篆及其红楼绘图，红学界尚未能给予充分重视，至今大概只有近30年前徐恭时《湘云犹是醉憨眠――记清代女画家徐湘雯(红楼梦人物画)》(北京《红楼梦研究集刊》第4辑[1980年])为专题讨论。但因徐文篇幅有限(约3000字)，且不少篇幅用于介绍发现该画的过程，对徐宝篆及其画本身的介绍及分析颇为不足。因此，对于徐宝篆及其红楼绘图的思考与研究应仍有进一步开拓之可能及必要，特别是其红楼绘图与《红楼梦》文本的关系、在清代《红楼梦》绘图史及清代女性对红楼梦的接受史等方面更值得关注。

王树村的《民间珍品――图说红楼梦》(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6年版)一书，不仅汇集了大量清代(为主)至民国的红楼绘图，还在“序”及“绪言”部分对红楼绘图的历史、种类、特色、意义、价值等进行了颇为全面且深入的论析。全书主体分为“民间年画”、“诗笺、笺谱”、“彩线刺绣”、“灯屏、窗画”、“绣像画谱”、“连环画册”等六部分，每一部分前面都有较详尽的说明介绍，而每一帧画图也都有简略的解说。因此，这部著作是我们在研究清代红楼绘图与女性红楼接受关系时所不可或缺的参考数据。其中“红楼梦十二金钗”、“黛玉葬花”、“宝钗扑蝶”、“媳姬将军”、“牡丹亭艳曲警芳心”等绘图可与女性的红楼题咏互为发明，浣香女史的“巧姐纺绩”更是难得一见的女性红楼绘图佳作。

五、清代女性红楼续书之研究

目前红学界的主流意见，基本认同《红楼梦》后四十回非曹雪芹原作而是续作。所谓“续作”，事实上就是一种对原作的接受而产生的再度创作。换言之，红楼续书是红楼接受的特殊形式，也是文本形态上最接近“原产品”的“新产品”。《红楼梦》问世后的二百年间所产生的续书数量惊人，尤以嘉庆初年至光绪二年(1796－1876)的12种续书最为引人瞩目。因此，清代红楼接受研究中，红楼续书始终是热点之一。然而，清代女性的红楼续书颇为匮乏，现今存书者大致只有顾太清的《红楼梦影》。或许正是如此，尽管近年来女性研究兴起，海峡两岸的红学界对清代女性的红楼续书现象并未能给予重视，有关论述并不多见。

张菊玲的《中国第一位女小说家西林太清的(红楼梦影)》(北京《民族文学研究》1997年第2期)是较早探讨清代女性红楼续书的论文。该文从太清好友沈善宝的序人手分析，认为太清的续书创作是为了打破以往续书与原作本意相悖而失败的窘境，然而太清秉持着传统伦理道德思想进行创作。以大团圆心理续编情节，最终仍难以跟原著相提并论。沈序期许《红楼梦影》将与《红楼梦》并传不朽的愿望并不能实现。但作者也认为《红楼梦影》的语言精炼纯熟，与原著相差无几，确实如沈序所称赞的“诸人口吻神情，揣摩酷肖”、“接续前书，毫无痕迹”。詹颂的《女性的诠释与重构：太清(红楼梦影)论》(北京《红楼梦学刊》2006年第1辑)注意到顾太清将小说定位于现实生活，她的女性生活经验与上层

社会的阅历，使她在续写《红楼梦》的闺阁生活与大家族日常生活时得心应手；并论及《红楼梦影》一书对照原作来看，实为作者顾太清以己意对曹雪芹原著的诠释与重构。这样一种诠释与重构集中表现在对贾府命运的安排与人物关系、个性的改造与重塑上。马靖妮的《浅析(红楼梦影)的价值》(北京《民族文学研究》2007年第2期)着意分析《红楼梦影》所反映的社会学及民俗学价值。认为与原作相比较，该小说既有旗人小说的特点，又不失京味小说的风格；从特定的角度反映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民俗世情，同时也开辟了红学研究、晚清小说研究以及满族文学研究的新领域。指出顾太清以女性作家独特的视角续写《红楼梦》，在晚清小说史乃至清代文学史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价值。吴宇娟的《走出传统的典范――晚清女作家小说女性蜕变的历程》(台中《东海中文学报》2007年第19期)以顾太清的《红楼梦影》、王妙如的《女狱花》、邵振华的《侠义佳人》为研究基底，探讨晚清女性蜕变的历程，彰显晚清女性从传统定位到重塑形象的转化过程。作者认为顾太清是一位汉化极深的满州贵族妇女，在描绘《红楼梦影》的女性形象时，都是以贤妻良母为塑造的蓝图。这些叙述无非说明她们适合家庭、适合成为丈夫的贤内助。作者指出，太清对于文本中已婚妇女的期待，定位在附合传统家庭内妻子／主妇／2亲的要求，以作为男权／父权的替补角色，继而延续男主女从的认知。女性在太清笔下，只能体现家庭功能，而缺乏自我价值与社会效能。

上述四文以女性红楼接受者尤其是顾太清的《红楼梦影》为聚焦点之一，较为深刻地探讨了顾太清在对《红楼梦》的接受以及创作《红楼梦影》的诸多主客观因素。但对于当时整个女性文坛以及顾太清与其他女游的情形，尤其是这些情形对《红楼梦影》创作的影响关系，仍嫌论述不足。在女性红楼续书资料严重匮乏的情形下，十多年前赵建忠发表的《新发现的铁峰夫人续书

由于《红楼梦》问世后所产生的续书数量惊人，(男性)主流红楼续书研究尽管皆颇为全面而有系统，却极少能聚焦于顾太清的《红楼梦影》上。既然清代女性创作红楼续书仅此一人，那么是否更应突出其重要性呢?与男性作者的续书关切的焦点是否不同?叙事技巧是否有所区别?此外，小说是叙事文类，比较抒情传统的诗作更有论述性的可能，那么女性是否能藉由红楼续书更好地阐述自己的生命情怀?或者诠释自己对《红楼梦》原著的见解?这些问题的进一步探究，或许会有别具意义的研究成果。

六、清代女性红楼戏曲之研究

所谓红楼戏曲指改编自《红楼梦》有关的戏曲及曲艺，包括传奇、杂剧以及其他类型的曲艺。最早的一出红楼戏，当为乾隆五十七年(1792)仲振奎(1749－1811)的《葬花》。从此以降的二百余年，红楼戏曲层出不穷，其剧种之多在古典文学作品中可谓首屈一指。红楼戏曲在保留原著神韵的基础上，发挥了戏曲特有的长处，同时也不同程度改变了原著的某些美学特征与表现风格，而原著的美学特征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戏曲固有的美学观念。历来红楼戏曲甚为学者所重视，上世纪20年代起就开始有学者研究红楼戏，据胡淳艳《八十年来“红楼戏”研究述评》(北京《红楼梦学刊》2006年第4辑)介绍，近年来，红楼戏(尤其是清代红楼戏)研究更得到多元化的持续发展。然而，聚焦于清代女性红楼戏的研究却甚为少见。

赵青的《吴兰征及其(绛蘅秋)探微》(上海《中文自学指导》2006年第3期)即是少有的聚焦于清代女性红楼戏研究的论文。该文当是改编自作者的硕士论文《清代(红楼梦)戏曲探析》(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6年硕士论文)第七章。该文指出，吴兰征是众多红楼戏署名作者中唯一的女性，她以独特的女性视角来解读《红楼梦》并融注到她的《绛蘅秋》创作中。作者认为，吴兰征创作《绛蘅秋》的动机，首先是对他人已有的相关作品不满意而力求独出机杼；其次更重要的是为了自述情怀。《绛蘅秋》继承了《红楼梦》的主旨――言情记恨，这是吴兰征对《红楼梦》的理解与感受。

不同程度涉及清代女性红楼戏研究的论文还有：邓丹的《三位清代女剧作家生平资料新证》(北京《中国戏剧学院学报》第28卷第3期[2007年])介绍清代女剧作家张令仪、王筠与吴兰征。其中介绍吴兰征时，作者运用新发现的吴兰征《零香集》(与《绛蘅秋》同时付梓)中吴兰征本人的诗词杂著作品，以及所附大量亲朋师友的评语与悼念文字，对吴兰征的生平事迹作出更为深入翔实的判析与研究。徐文凯的《论(红楼梦)的戏曲改编》(北京《红楼梦学刊》2006年第2辑)指出红楼戏的改编多以宝黛故事为主，对于原著各回情节关目的选择呈现出惊人的重迭。作者特别指出，清代才女吴兰征的《绛蘅秋》写才女黛玉时辞采清丽婉约，写浪子纨绔时本色活泼，在红楼戏中亦属佳作。

此外，叶长海的《明清戏曲与女性角色》(上海《戏剧艺术》1994年第4期)、李祥林的《作家性别与戏曲创作》(南京《艺术百家》2003年第2期)、郭梅的《中国古代女曲家批评实践述评》(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闺阁中多有解人”――(牡丹亭)与明清女读者》(温州《温州大学学报》第21卷第4期[2008年])等论文，关于红楼戏曲与清代女性相互关系的多方面讨论，尤其是其中涉及吴兰征的部分，对清代女性红楼戏研究亦颇有参考价值。

七、有关清代女性红楼接受背景的研究

有的论文，虽然不是对清代女性红楼接受现象作专门讨论，但却在社会、家庭、文化以及性别等角度，为清代女性红楼接受研究开拓了更为广阔的视野。

严明的《红楼梦与清代女性文化》(台北：洪叶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3年版)一书，从清初女性的家庭生活及文化这一社会层面，对《红楼梦》的人物与情节，从性别文学的角度加以重新审视，着重探讨作者的女性观，并由各个角度分析小说与清代女性文化的密切关系。杨平平的《父权社会下的女儿国――(红楼梦)女性研究》(彰化：彰化师范大学国文学系2005年硕士论文)，探究了《红楼梦》女性人物婚恋冲突的成因，考察女性人物间的互动关系，以了解清代社会妇女的内心世界，期盼能由此反省性别的迷思，打破女性立场的局限，厘清自我的概念与价值；作者并说明该文的写作目的即是想借着探讨《红楼梦》的女性人物，来引发社会大众对于女性心理、女性地位、女性困境的进一步认识与正视，并进而共同思考及改善这些一向被父权社会所忽视的女性议题。吴丽卿的硕士论文《(红楼梦)的女性认同》(台中：东海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2005年硕士论文)，前两章以历史研究法对《红楼梦》作外缘的研究，包括整理二百年来《红楼梦》主题思想研究的发展、对《红楼梦》两性观的解读争议，以及论述《红楼梦》创作的时代氛围――包括明清时代的妇女地位与生活、明清的社会思潮、明清时代的妇女

解放思潮，以了解《红楼梦》产生的外缘条件。这样的讨论，显然对清代女性红楼接受研究大有帮助。欧丽娟的《“冷香丸”新解――兼论(红楼梦)中之女性成长与二元衬补之思考模式》(台北《台大中文学报》第16期[2002年])，通过对宝钗之居处蘅芜苑以砖瓦之平坚冷硬、山石之封围掩蔽、香草之冷花累实等特殊的安排，将其成长过程中，由淘气遂欲之童年面临失真人礼、化性起伪的转变加以形象化，进而透过书中李纨、黛玉的模拟，隐喻女性成长过程中必然而普遍的经历。再加上脂批点出冷香丸源自太虚幻境，因而与“千红一窟”等名物具有孪生关系的“冷香丸”同样也体现出女性悲剧的象征意义。

上述四篇论著基本上是以“女性主义”的观点，从较为宽泛的视野来整理、诠释、分析《红楼梦》对女性认同的态度、对不同女性形象的刻画、对传统女性悲惨处境的同情、对女性全方位的肯定与赞扬以及对清代女性世界的深刻影响等等。

虽然以上论著与“接受”的关系不那么密切，但却在关乎性别观念上从不同方面给我们颇有意义的启发，一方面，我们不宜简单化地将《红楼梦》定位为反对男权、张扬女权的著作；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承认《红楼梦》是倾注全力地表现对女性处于父权社会中痛苦生活的同情，以及对女性高度的尊重与认同。这不免进一步令我们深思，《红楼梦》在清代女性之间既然流传极广，甚至可以断定女性一直是其积极的阅读者，那么《红楼梦》与清代女性究竟呈何种关系?或许我们可以将之推想为“互文性”关系，即《红楼梦》破除向来历史都是以男性为书写中心的观点，塑造了各式各样的女性形象，这些女性形象应是在现实生活中的女性基础上形塑而成；清代女性嗜读《红楼梦》，又反映了女性对该书的强烈接受。由此可见二者的互文关系。相信若要研究明清女性文学的思想意蕴和美学价值，《红楼梦》是不可忽视的重要课题。当然，这些论著所讨论的范围，基本上还是囿于《红楼梦》文本自身，对清代女性红楼接受研究虽然有所启示，但直接的帮助毕竟有限。

八、清代女性红楼接受研究的若干议题

由上评述可见，近年来海峡两岸红学界大致上都能较为自如地将“接受”、“性别”、“互文”等当代西方理论方法运用于清代女性红楼接受研究。相比之下，台湾地区红学界关于清代女性红楼接受的研究较为冷落，学者的参与远不及大陆地区。而且，大陆地区红学界的研究更多呈现为当论与传统国学相结合的势态，加上掌握较为丰富多样的相关史料，所得出的研究成果也更显丰硕、翔实而深厚。

尽管如此，从整体上看，海峡两岸的清代女性红楼接受研究仍然处于边缘化状态，仍留有极大的发展空间。而且，如前所述，清代女性红楼接受最突出的现象是题咏，其他如绘画、戏曲、小说的接受则几乎呈孤案现象。但清代女性的红楼题咏，往往辐射，涵盖／指涉了绘画、戏曲、小说的接受领域。因此。对清代女性红楼接受现象的研究，应以题咏为主要的观照界面，结合其他现象进行互动探讨。另外，与主流(男性)社会的红楼接受相比较，清代女性的红楼接受在文化、家庭、性别等方面所体现的特质／因素或许会更为明显且复杂。因此，有关研究也应该更多结合这些特质／因素，并且适当运用接受理论、性别理论、互文性批评、跨文化研究等方法进行。具体的研究议题，可从如下几个方面展开进一步思考。

(一)清代女性红楼题咏的分类及其所透视的文化意涵

清代女性红楼题咏所运用的文类，包括诗、词、曲、赋、赞等；所观照的范畴，既有《红楼梦》的题旨，亦有《红楼梦》中众多的人物(尤其是女性)形象，还不乏关涉章法技巧乃至索隐考证等；所指涉的文本类型，包括《红楼梦》的原著、续书、戏剧、绘画等。通过上述文本资料与文学现象的梳爬、归纳及分析，可考察清代中晚期女性的历史传统、社会习俗、文学修养、美学意趣乃至文化积淀，并可从中透视《红楼梦》及其接受现象与女性社会演变发展的互动作用及影响关系。与其他文艺形式(如绘画、戏曲)的结合，是清代女性红楼题咏的一个重要特征，因此，在探讨红楼题咏时，既要注意其自身的特色、意义与价值，也要注意它与其他艺术形式结合所产生的更为广泛且丰富的文化意涵。

(二)红楼题咏：女性与男性的视角

红楼题咏者上至缙绅纨绔、红楼粉黛，下至草野寒衣、青楼烟花，几乎包括了社会上各个阶级和阶层的人。不同阶级或阶层者，其视角的差异应在情理之中，然而从男女性别分际而言，亦当有不一样的视角并从而体现对《红楼梦》不尽相同的理解与认识。再者，清代女性的红楼接受与主流(男性)社会的红楼接受密切相关，无论是理解、诠释、批评、乃至再度创作，皆可在不同程度上与主流(男性)社会的红楼接受形成对话互动关系。而现实生活中，清代女性的《红楼梦》题咏又往往是与家人、友人(其中不泛男性)相配合而作。因此，对清代女性的红楼题咏，既要关注题咏者／作品／现象本身，也要关注其与他人／群体／现象的互动关系；既要关注女性之间的互动，更要关注女性与男性之间的互动。关注女性之间的互动，固然可了解清代女性对《红楼梦》的接受现象及其发展，从中探究清代女性围绕着《红楼梦》接受所发生的文学交游与创作；关注女性与男性之间的互动，则可在更为宽泛的文化场域，探究边缘的女性与主流的文士关涉红楼接受的文学交游与创作。

(三)清代女性的红楼绘画与题咏

今存清代才女徐宝篆《红楼梦人物画》册页32幅，为红学界所看重。其受业女弟子黄钰亦曾摹改琦《红楼梦画册》12幅。对读者而言，这些红楼人物画并非是单一的存在，因小说人物的绘画与其原作有很强的关连性，它对原作起着画龙点睛的作用；对绘者而言，红楼绘图又有其独立性，因作品包含着画家的独到见解。红楼绘图通过画面增强故事的感染力，使作品的内容更能直观地、形象地向读者反映、传递信息，所起的作用是文字远不能代替的。清代女性对红楼绘画的题咏也颇为普遍，是清代女性红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这些题咏，亦可在文字，意象的层面“还原”红楼画的气韵风貌。《红楼梦》绘画(及其题咏)，与《红楼梦》原著的文字相对，可视为是对《红楼梦》原著的接受者。它们既保留了对原著的忠实摹写，亦体现出对其情节、乃至题旨二度创作之处。于是，其本身与原著构成了一种对话关系，丰富、加深了对原著的理解。其中或许不乏表现出对原著种种的“误读”，然而这些“误读”，既可能是由于使用“图像”与“文字”两种不同媒介所造成的，更有可能由于创作视角与立场的差异造成。无论如何，皆可视为是接受者对原著的一种“再诠释”。而《红楼梦》原著一红楼绘画一红楼绘画的题咏，又形成一组多重接受对话关系，须细心比对辨析相互间的差异及其意义所在。

(四)清代女性红楼戏曲的文化学考察

清代女性红楼戏曲的文化学考察至少可从两方面展开：1、红楼戏的改编。清代女性的红楼戏曲创作，现存只有吴兰征根据《红楼梦》改编的传奇戏《绛蘅秋》。2、清代女性对红楼戏的题咏颇为兴盛。通过这些题咏可探讨清代女性的戏曲审美观念，并以此帮助我们进一步了解清代女性对《红楼梦》戏曲的接受、理解与诠释，并进而从更为宽泛的社会文化层面，探讨清中晚期女性的日常生活、心态、习

俗、交游等。清代女性红楼戏改编的匮乏与红楼戏题咏的兴盛形成鲜明的反差对比，说明清代女性在文本书写类型的掌握与运用上，明显体现出娴于抒情文类而疏于叙事文类的传统滞后现象(相比较男性社会小说与戏曲类已有较大发展而言)。这两方面的表现，恰恰表明清代女性的红楼戏曲接受跟主流(男性)社会的红楼戏曲接受――包括剧本创作、舞台艺术、红楼戏题咏等在内的全方位、系统化大为不同，呈现为明显的弱势与失衡。

(五)红楼续书：清代女性的接受立场

据史料所载，铁峰夫人的《红楼觉梦》、彭宝姑的《续红楼梦》、绮云女史的《三妇艳》、顾太清的《红楼梦影》皆为清代女性的红楼续书。然而，现今仅存的清代女性红楼续书惟有顾太清的《红楼梦影》。有异于众多男性文人的续书，顾太清的《红楼梦影》可视为清代女性现实生活的自我写照，显见《红楼梦》中人物的生活方式已经渗透进清代女性的日常生活中。或可反过来看，顾太清的诗词创作及其生活经历，与《红楼梦影》所形成的互文关系，是男性作者所无法拥有的。围绕着这些女性的红楼续书的创作过程及其反应，亦可以从不同角度探视《红楼梦》对清代女性生活及人生所产生的深刻影响。顾太清的《红楼梦影》不免给当今学界留下更多悬念，诸如：作为女性作者，与男性作者续书的接受立场及关切焦点是否不同?叙事技巧是否有所区别?作为仅存的女性红楼续书，顾太清《红楼梦影》的重要性以及价值／缺陷、成就，失误何在?此外，它跟清代主流(男性)社会的红楼续书有何关系?在清代红楼续书史乃至整个清代红楼接受史中的作用与地位是什么?这些都是有待深入探讨的问题。

(六)清代女性红楼接受文本的互文现象及其文化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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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女性一般是无条件服从父母丈夫亦或是社会的安排，她们的形象一般是贤妻良母的类型，而《世说》中描写的女性形象恰恰相反，她们以反传统的姿态出现。

梁克隆的《<世说新语·贤媛>女性人物形象浅说》将书中的女性形象分为“贤”女子、“伟”女子、“奇”女子和“烈”女子，这些女子用她们独特的方式力求实现自己的价值，虽然封建社会给予她们太多不公平的待遇，但是她们依然奋斗着，用自己的智慧赢得了丈夫和别人的尊重，开启了中国女性的新形象，在历史长河中留下了光辉的一笔，在古代文学史上显示了永恒的生命力并对现代的女性有着深远而又积极的影响。

李杰《从<世说新语>看魏晋女性“新气象”》，认为这时期出现的新气象有妇德新气象、才智新气象、审美新气象、情爱新气象。他认为这一群体的出现，既是历史画卷的必然又促使女性在人性中的觉醒，她们虽然没有摆脱被欺压的社会现实，却有别于前代的女性形象。

二、对《世说》中女性意识和女性观的研究

中国古代品评女性的标准是女子无才便是德，要求女性必须有“三从四德”的意识，从而这些女性成了儒家礼教意识的代言人，她们没有独立的人格和见解，随着魏晋玄学的兴起，女性意识开始觉醒，她们逐渐追求与男性同等的社会地位。

高小慧《浅论魏晋南北朝女性意识的觉醒——<世说新语>札记》认为对女子才能的肯定和赞美、女性对异性容止的欣赏标志着女性意识的觉醒。而女性意识的觉醒正是人的个体意识觉醒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只有觉醒的人才会创作出觉醒的作品。

杨莉《论<世说新语>中的女性形象——兼论魏晋士人的女性观》认为小说中的女性与以往著作中最大的不同是对女子才情的强调，女性的个体价值得到凸显，士人们的审美观也发生变化，他们在衡量一个人美否时，常常要看这个人的内在气质。

三、从《世说》中，对魏晋时期女性的地位及生活状况的研究

一部著作能多多少少反应当朝的社会状况，随着对《世说》研究的逐渐成熟，人们开始转变视野，开始从《世说》所描写的诸多女性中探究魏晋时期的女性地位和生活状况，这无疑是个新的视角，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也颇为丰富。

姜肇函的硕士论文《从<世说新语>看魏晋时期女性的生活状况》将《世说》中描写的女性分为三个等级，即士庶族女性、女婢和妾与伎。他在文中提出了相反的观点，即魏晋时期轻松气氛的故事背后，掩藏的不是女性的自由，而是女性于礼教与非礼教之间无从选择的尴尬，无论她们怎么选择，都会被社会所忽视，因为她们不知道男性的审美标准，从《世说》女性与人物品藻品鉴活动所反映出来的是女性作为主体的依然被忽视。文章还分析了魏晋女性的生活空间和精神空间。生活空间是男性对女性生活空间的圈定以及女性的自我圈定，在生活上没有多少自由的空间可言。精神空间即魏晋时期嫉妒之风比较发达，正反应了这段时期的女性与其他时代同样的无奈，因为嫉妒的权利只属于极少数的士族女性，对于大多数女性来说，不仅没有嫉妒的资格反而往往会成为嫉妒的受害者。

四、关于《世说》中女性的其他研究

对《世说》中女性形象和女性观的研究始终是学术界的热点，但是也出现了从其它角度对女性进行分析的研究成果，如从写作学、美学等角度分析。

篇6

中图分类号：G64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851(2011)06-00-02

《高中语文教学大纲》明确规定，文言文教学要培养学生“借助工具书阅读浅易文言文的能力”，如今，是否真正达到了这一目标呢？从学生毕业会考成绩和高考成绩来看，中学生的文言文阅读能力并不尽如人意，这与语文老师的教学思想及教法是有密切关系。

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可以从语文教学史上的祖训“文以载道”出发去探析其历史成因 ，我们也可以从语文高考现状感受教学上以“言”代“文”的现实无奈，我们还可以从文言文阅读在认知领域的诸多困难强调扫清文字障碍的客观必要，但不论什么原因也无法为激起许多学生的学习兴趣开脱，无法弥补由此而偏离的文言文教学也是“培养语感”这个语文教学大目标的遗憾。

语感是语言学习者在语言的习得和学习过程中产生的对言语理解、言语生成综合全面的直觉的言语能力。它的形成和结果以及运用的过程是无意识的。这种无意识并不排斥“意识”活动，而是指它的过程和结果难以用语言表述。也就是说，语感是一种不假思索、迅速准确、自然而然地直觉把握言语形式和言语内容的能力。针对现行文言文教学的弊端，我们正尝试文言文语感教学。简而言之，文言文语感就是一种迅速领悟文言文的能力，这种能力是在文言文的学习实践过程中形成的，带有浓厚的经验色彩。

因此，我以为，文言文教学不能忽视字词的积累，但文言文教学又不能只囿于字词的积累，还要注意引导学生体味作品的情感韵律和深刻意蕴。这种体味，不仅仅是引导学生得出工具书上的结论，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的语感，培养训练学生的一种思维品质。叶圣陶先生曾说：“文字语言的训练，我以为最要紧的是训练语感，也即对语言文字的敏锐感觉。”可以说，加强文言文语感教学，是引导学生学好文言文，提高古文教学效率的一个重要突破口。那么如何有效的提高学生的古文语感呢？

一、反复诵读，语感之触发

诵读实质上就是把这种语体变为自己的语言习惯。通过“诵读”，语言材料的音质感和音量感、对语流中意义组块的整体感应能力和层次分隔的感悟能力、填补语言空白的敏悟性、捕捉语言主旨的能力、迅速伴随评价的意识等感悟能力等，都会得到培养和提高。这样，学生可以在诵读中感知，在诵读中求解，在诵读中积累语言素材，最后将正篇文言变成自己语言习惯的一部分。其实古人就十分重视“读”，从而创造出大量的文言语感。我们的文言文教学也要继承这个优良的传统，并且要把它发扬光大。我们不仅要“熟读”，还要“美读”、“烂读”；而且不仅学生要这样做，教师也应这样做。

比如在《滕王阁序》时，教师先范读（有感情地朗读）课文，学生都能凝神静听、心无旁骛。但此时学生感受到的美感是朦胧的――确切地说是心知其美而口不能言，可称为“美感的萌动”，有待发展和提高。教师千万不可忽视了这种“萌动”，进而以串讲的方式用枯燥乏味的文白对译和烦琐的语法分析把它扼杀在摇篮中。我们要把审美气氛保持到底，充分运用朗读这个手段，注意启发学生的想象和思考，并恰当地予以点拨，使学生既时时感到自己处在文章境界之中，又能跳出来从审美的角度观察这个能使自己陶醉其中的境界。在这之中疏通文义的方式应有别于平时，应重在意会，并善于将语句的诠释跟鉴赏结合起来。而“烂读”更是加速语料内化的好方法。

旧时私塾先生，总是手执戒尺，强令学生一味“读、读、读”。这做法虽然忽略了学生的认知水平和理解能力，死板枯燥，却强调了对语言的感悟，重点培养了学生自读自悟的能力。一旦学生自行悟透书中的道理，便会终生难忘。朱自清先生在《论语文教育》一书中曾说：“对于写在纸上死的语言可以从声音里得其意味，变成活的语气。”近年来，笔者越来越感受到朗读教学是培养学生良好语感，提高学生语文素养的一条捷径。

二、比较品味，语感之积淀

语文教学不仅内容常常除旧布新，理念更是千变万化，有时难免让人感到惶惑茫然，但是万变不离其宗。语文教学要抓语言，语言的教学要抓语感的培养，而良好的语感的培养最主要的途径是对语言材料的不断感知，不断实践和不断积累。语感就是在长期的读写中，学生对语言不断进行比较、体味、欣赏、积累中逐渐培养起来的。

比如品味文言词语，学习《项脊轩志》中“（大母）顷之，持一象笏至……”，如果从学习文言文知识的角度，教师会重点讲“顷之”／象笏”的词义，然而，从品味语言的角度，则应重点品评 “顷之”的韵味。试想以大母如此高年，可能还是小脚，这么快（下转第24页）（上接第20页）就拿来了“象笏”，可见“象笏”是大母时时念及的，它在大母心中的地位非同一般，寄托着大母对家道中兴的希望和对“我”成功名的期盼，所以大母才能“顷之，持一象笏至”。这样品味，就能人情入理，深入到语言的内部，学生的所得才是深层次的。

三、圈点辨析，语感之提升

语感虽然是在言语实践中形成和发展的，但这毕竟只是一种感性认识，要想使语感理性更强，有更高的品质，就应当在老师指导下对语言形象进行理性分析。语文课是美的，这种美潜伏在语言的深处。语文课应该上的有语文味，要上的朴素自然，要向学生传递语言深处的美，这样才能培养纯正的文言文美感。

对文言文进行圈点辨析，辨析对象应该包括语言知识的各个方面，一方面从语用学的角度出发，分析词语，句法等；另一方面，从文艺美学的角度出发，分析意象、意境。

另外，当学生对文章的某些地方有自己的看法时，就在这些文字的旁边或者下边用圈点的办法标出，然后在空白处用简短精炼的文字加以评论；当遇到生字难字、历史典故、人物风情等有所说明时，就用简短的文字在书页的空白处写下来。任何老师都不能直接传导“能力”，必须由学生自己转化，所以，教师要引导并督促学生通过评点批注这一实践活动将自己阅读获得的信息内化并用语言表现出来。另外，鼓励学生写语感随笔，让学生从口头品味语言向书面品味语言延伸，从课内学习语言向课外学习语言延伸。

为了训练学生的语感能力，教师还必须创设文言运用的情境。也许有人会觉得这样的要求太高了些，殊不知，取法乎上，才得乎其中。只有营造文言文交际的氛围，才能更好地培养学生的文言语感。“不该只用心与眼来学习，须在心与眼之外，加上口与耳才好。”对文意的概括、问题的回答要尽量用文言句式或原文来完成。这既丰富了学生的语文素养，又进一步培养了学生热爱祖国语言文字、热爱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感情。

总之，语感能力是语文能力的核心，在语文素质中是至关重要的。语感乃是认识主体对言语的一种感性和理性相统一的悟性，包含着感知、理解和情感体验在内的言语活动过程。语感是在反复的语文实践中形成的一种高级语言习惯，它的获得要靠学生自己长期的语文实践。古人所津津乐道的“涵咀”、“好书不厌百回读，其中滋味子自知”、“读书千遍，其义自见”等读书心得，着重描述的就是这种语感的形成过程，这个过程包含着认识主体对言语的感性和理性相统一的悟性。

参考文献：

[1]申晓龙.语文的阐释[M].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

篇7

温庭筠的《菩萨蛮（其一）》全词如下：“小山重叠金明灭，鬓云欲度香腮雪。懒起画娥眉，弄妆梳洗迟。 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新帖绣罗襦，双双金鹧鸪。”

对于词中“小山”的解释历来说法不一，通过查阅资料、文献，从1988年到2010年研究“小山”意义的论文有8篇，现在通行的有以下六种解释：

一、山眉说

“小山”即眉，唐代妇女化妆有“小山眉”，传为唐玄宗所设计十种眉式之一。杨慎《丹铅录・十眉图》：“唐明皇会画工画十眉图。一曰鸳鸯眉，又名八字眉;二曰小山眉，又名远山眉……”艾治平在《词人心史》中倾向于这一观点，并举出金人蔡松年《尉迟杯》有句“梦似飞花，人归月冷，一夜小山幽怨。”“小山幽怨”即“愁眉”也;元人郝经《天赐夫人歌》云“玉容寂寞小山颦，俯首无言两行泪。”“重叠者”，言其眉乱，故第三句“画娥眉”。

山眉说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夏承焘。李道英、刘孝严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亦以此说为主。“小山”晚唐五代时盛行的眉妆之名，为“十眉”之一。“重叠”指眉峰紧蹙的样子。此说比较通行，所整理的8篇论文中有3篇都是以山眉为解释。

“山眉说” 俞平伯先生以“眉山不得云重叠”驳之，叶嘉莹先生亦提到词中第三句云“懒起画蛾眉”，则与前边提眉重复，“这种重复显得零乱，不能造成一种感发的效果。”第三句既出现了“懒起画蛾眉”，所以第一句写的一定不是眉。本文亦认为眉毛不可以重叠，“小山重叠”指眉乱或指眉晕褪色与“画娥眉”的重复都显得零乱。

二、山屏说

“小山”指屏风，清人许昂霄《词综偶评》“小山，盖指屏山而言”。俞平伯亦认为是“屏山”的意思，他认为若“眉山”不得云“重叠”。俞平伯还指出“金明灭”是指初日光辉映着金色画屏，或释为“额黄”、“金钗”，恐未是。

山屏说的主要代表人物有俞平伯、叶嘉莹等。

叶嘉莹先生指出“小山”是放在床前枕畔的屏风。这种屏风，可以折叠，拉开来，竖立床前，曲曲折折，像起伏重叠的山峦，故称山屏或屏山。“小山”即以山屏的形状代指屏风。古人的山屏或屏山就是在床头的，现在一般的床还如此，床头有个板子高起来。“屏山”，古人睡觉时放在枕头前边的一个小小的屏风。由于屏风是曲折的，上边又有金碧螺钿的装饰，所以日光照在上面就显出金光流动、闪烁不定的样子。我们可以用温庭筠自己的词来作证明：温庭筠在一首《菩萨蛮》中写有“无言匀睡脸，枕上屏山掩”的句子，说一个女子早晨刚刚醒来，还没有起床，也没有讲话，揉一揉脸，在枕头旁边有“屏山掩”，把屏山和睡脸结合在一起来写。“鬓云欲度香腮雪”指的是睡脸，小山指的正是屏山。

三、发髻说

“小山”屏山也，一说小山指头发，谓发浓如山之堆积。亦说“小山”形容隆起的发髻，王建《宫词》：“玉蝉金雀三层插，翠髻高耸绿鬓虚。舞处春风吹落地，归来别赐一头梳。”可证。

头发说在所查找的资料中都不是以主要释义出现，仅作为注释者多种释义中的一种，黄进德、孟昭臣等均有提及。

“发髻说”显然不通行，头发显然与与下句的“鬓云”重复。

四、小梳说

“小山”据说沈从文考证认为是唐代妇女“发间金背小梳”，这句说的正是当时妇女从头上金银牙玉小梳背在头发间重叠闪烁的情形。 “小山”二句：写美人娇卧未起时情状。沈从文云：“中晚唐时，妇女发髻效法吐蕃，作“蛮鬟椎髻”式样，或上部如一棒锥，侧向一边，加上花钗梳子点缀其间。当时于发髻间使用小梳有用至八件以上的，当成装饰，讲究的用金、银、犀、玉或牙等材料，露出半月形梳背，有的多到十来把的。“小山重叠金明灭”即对于当时妇女发间小梳而咏，所形容的，也正是当时妇女头上金、银、牙、玉小梳背在头发间重叠闪烁情形。

小梳说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沈从文。

“小梳说”，如同叶嘉莹先生说，第一，下句说“鬓云欲度香腮雪”，鬓边的头发遮掩过来，是头发流动的样子，如果头发上插了那么多梳子，就不能“鬓云欲度”，头发不能在脸上流动了;第二，唐五代和两宋的词，从来没有一首词，从来没有一句词，是用小山来形容头发的插梳的。所以这一说法是不能成立的。

五、山枕说

吴世昌先生认为，“‘小山’，山枕也。枕平放，故能重叠。”依据则有“山枕之名《花间集》屡见。”且温本人词中亦有“山枕隐浓妆”（《菩萨蛮》）、“山枕腻”（《更漏子》）诸句。

“山枕说”，山枕是小山的形状，同上，人的眉毛和古人用的枕头都不可以重叠，而且“山枕”与下文“明灭”连接又不好解释。吴世昌先生所说的“枕平放，故能重叠”也不好理解和解释。

六、枕屏上所画之景说

刘永济先生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唐五代两宋词简析》第一页上说“小山”枕屏上所画之景。“金明灭”屏上之金碧山水，因日久剥落，故或明或灭。此说主要代表人物是刘永济、扬之水等。

诸说相较，这一意见最为可取。 则小山原指床上枕屏，枕屏可以做成几叠，而以图画山水为常见。 那么“小山重叠”实有双重含义：屏风亦即枕屏，其一也;枕屏图画之山水，又一也。

同时，陈汉在《“小山”新解》里提出小山指“主人公丰满的”， 张筠在《温庭筠<菩萨蛮>十四首新探》里提出小山指“博山炉”，这两种观点都有点牵强，不作为通行的观点。

山屏说，现在比较通行，叶嘉莹先生的解释有一定道理。如果“小山”指山屏，“金明灭” 指山屏上有金碧螺钿的装饰，所以日光照在上面就显出金光流动、闪烁不定的样子。按照前面叶嘉莹先生的解释，这儿山屏上之景理解为“金鹧鸪”可能更好一些，温庭筠的《更漏子》中有“画屏金鹧鸪”，按照山屏（画屏）这一理解，“小山重叠金明灭”正是日光照耀下金鹧鸪的闪烁，而《菩萨蛮（其一）》的末句“双双金鹧鸪”是双关的用法，既是画屏上的金鹧鸪，又是“绣罗襦”上的金鹧鸪，同时与首句构成呼应。这是一种可能的解释。

同时刘永济先生的解释枕屏上所画之景比山屏的解释可能最为准确，这儿“小山”具体即为枕屏上的山峦。

首先，“小山”作为山屏来说时，重叠的意思是相同的东西层层相积，山屏重叠的解释不充分，山屏可以折叠，但是山屏立着表现的曲折的状态不等同于重叠，曲折与层层相积显然不同，所以把“小山”解释为枕屏上所画之景更为充分，山屏（枕屏）上山峦的重叠比山屏的重叠更好一些。

再次，对于叶嘉莹先生用太阳光的照射来解释“金明灭”，采用金色彩画和太阳照映，有人质疑这“灭”却没有了下落。而刘永济先生提出的 “金明灭”指屏上之金碧山水，因日久剥落，故或明或灭的解释就能更好地解释明灭。温词又多有例证，如“金鸭小屏山碧”（《酒泉子》）、“晓屏山断续”（《归国遥》）、“枕上屏山掩”（《菩萨蛮》）、“鸳枕映屏山”（《南歌子》）等，可见 “小山重叠”解释为画屏上山峦重叠起伏之状更合适。如李殉词云“翠叠画屏山隐隐”（《浣溪沙》）、牛娇词“画屏山几重”（《菩萨蛮》）。（作者单位：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

参考文献：

篇8

作为文化产业案例的项目开发与内容生产的文化创新，重拍《红楼梦》电视剧，并因此进行文化资源动员的审美发掘与艺术表现，把人物、情节、细节、环境、语言的文学作品内容与知识元素、产业元素的人类学科学依据的内容生产融为一体，环环相扣地推动情节，展示细节，烘托环境，展开悬念。[1]新《红楼梦》电视剧的情节既不同于62版越剧《红楼梦》电影以宝黛爱情为主线，也不同于87版《红楼梦》电视剧的宝黛爱情和家族兴衰双重主线，它没有集中表现某一主题或几个主题，只是简单化地按高鹗续写的120回通行本的基本情节来拍摄，过于注重形式上的尊重原著而缺乏内容创新。

新《红楼梦》的“梦幻结构”分析

《红楼梦》的结构，是以全书十二个“梦”为脉络来建构整部小说的。《红楼梦》中的“梦”可谓篇幅宏大、笔触细腻、文采绚美、构思精巧、寓意深刻。全书恍如一场大梦，梦中又有无数小梦，环环相扣，前后照应，组成了一个美妙绝伦的艺术结构。[2]93《红楼梦》小说里甄士隐的“葫芦梦”和宝玉的“红楼梦”构成第一个“独立”的梦幻框架，在87版《红楼梦》里没有这两个梦的内容，为快速切入主题，第一集便是林黛玉别父进京都，新版《红楼梦》分别在第一集和第二集里细致地展现了这两个梦。剧中“葫芦梦”采用画面特效处理，先是甄士隐魂魄离身从家里来到太虚幻境，对太虚幻境的描写可谓宏大唯美，白云飘浮制作出的仙境和通往警幻仙姑的桥都很精美，演员的凌波微步也展现了仙境的美妙，这一画面的特效处理恰当，体现了导演李少红所擅长的宏大场景和精美画面的制作。甄士隐听得一僧一道在讲述红楼梦故事的缘起，这段谈话按小说内容编排，对整部电视剧的结构安排较以往的影视是一种创新，但内容拘泥于小说。宝玉的“红楼梦”场景也是太虚幻境，画面变化更为丰富精美，这里加入了昆曲的元素作为背景音乐，使“红楼梦”进入幽暗凄迷的氛围，宝玉与警幻仙姑在桥上对话，演员并没有进入这种氛围，对话直白而演员表演缺乏变化，随之宝玉在警幻仙姑的带领下游玩各司，在表现剧中人物命运结局的纲要时又采用了画面特效，这段画面设计及旁白和背景音乐处理上恰当合理，但仍只局限于艺术形式上的表意。第一个梦是二位神仙到“警幻仙姑”处交割“情事”，第二个梦是“警幻仙姑”将“情事”授意于宝玉，这才构成“独立”的梦幻结构，但在剧中这一内涵没有得以体现，人物台词及整个编排都按照小说的形式来简单取舍，缺乏创意改编。

第二个梦幻框架是“家族盛衰”，这里有两个梦都是王熙凤所做，87版《红楼梦》和新版《红楼梦》电视剧都只写了第一个梦即秦可卿死后托梦给王熙凤。由于受时代和科技的影响，87版《红楼梦》的梦境表现得简单，但导演对小说改编得恰到好处，演员的台词不拘泥于小说，为突出主题做出了合理的改编，演员在梦境中的表演让观众感觉到真实，王熙凤睡觉的姿态表现出紧张忧思，秦可卿的语气幽怨无奈，这些情绪都符合家族盛衰梦，这段改编尊重原著的内涵。新版《红楼梦》中导演严格按小说来拍摄，却也只写了一个梦，破坏了这一梦幻框架的完整性，剧中对这个梦的描写表现出人物性格幽怨、画面飘逸，台词完全如小说，又是一处形式重于实质的描写。

第三个梦幻框架是“红楼痴情”，这里有小红梦贾芸、宝玉梦蒋玉菡和金钏、宝玉梦拒绝金玉良缘、紫鹃试宝玉真情的梦，这四个梦是曹雪芹为赞扬真情而著，另外还有柳湘莲懊悔梦和尤二姐梦尤三姐两个梦，曹雪芹有意安排尤氏姐妹的故事作为大观园的结束曲。87版《红楼梦》选取了小红梦贾芸、紫鹃试宝玉、柳湘莲和尤二姐的梦，并且都做了改编，描绘出大观园“情”的心路历程的开始，肯定了宝黛的爱情，对尤氏姐妹的悲剧命运表示同情。新版《红楼梦》中删去了小红梦贾芸的情节，对曹雪芹选择这个梦作为开始对情的严肃讨论没有把握住。

第四个梦幻框架是“红楼回归”，这里只有宝玉梦晴雯一个梦，虽然只有一个梦，但在整个梦幻结构中至关重要，宝玉看到的“薄命司”中第一个人物晴雯回去了，最后一个秦可卿也回去了，了解了人间的“情”。而两部电视剧都写了这个梦，都按小说的内涵加入了这个梦，87版《红楼梦》仍做了改编，而新版《红楼梦》基本是按小说来拍的。小说里“梦幻结构”的叙事艺术有三个特点，一是用结构主线和人物组织成许多网眼，使其有多头绪的发展空间，二是始终以人物性格为核心去组织生活和安排情节，三是前后呼应，击首动尾，既悬念丛生，又丝丝入扣，就像精品的织绣一样，图案都具有立体感的艺术效果。[2]107-109

新版《红楼梦》在梦幻结构的设计上重于87版《红楼梦》，这体现了现代媒体技术与制作的优越性，导演李少红在这些局部内容的处理上过于注重形式创新，在整体结构布局上没有显示出创新元素。改编是对小说文本的再次解读和创造，要适应时代和新的艺术形式的需求，87版《红楼梦》受影视技术的局限，但顺应了时代的需求和艺术转换的规律，根据宝黛爱情和家族盛衰的主线来有选择地安排情节和布局电视剧结构。而新版《红楼梦》电视剧的整体结构则表现出没有焦点，主题也凸显不出来，就是简单地在叙述故事，并且叙述得没有创新，它的可取之处在于对影视技术的应用，制造出了宏大唯美的场面。

新《红楼梦》中人物形象分析

87版电视剧《红楼梦》创造了一个时代，一个疯狂迷恋“红楼梦”的时代。电视剧的成功固然可以归因于强势媒体的传播力度，归因于剧本改编的严谨细致，但是，其演出阵容的强大，演员表演的出色，塑造了许多观众心目中的“林妹妹”、“宝姐姐”、“宝玉”等经典形象，也是其之所以成功而不可忽略的原因。[3]87版《红楼梦》的演员外形和气质都符合小说中的人物形象，而新版《红楼梦》在演员的选择上并不成功，演员并没有严格按海选的结果来定，这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海选的权威性，说明那只是一场娱乐的盛宴，就演员本身而言，黛玉、宝玉、宝钗等演员外形与原著描述相去甚远。原著中描述的黛玉是“两弯似蹙非蹙烟眉，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态生两靥之愁，娇袭一身之病”，而蒋梦婕饰演的林黛玉，整体形象有点婴儿肥、眉毛粗、眼神缺乏神采，不能体现出黛玉体弱多病、多愁善感的形象。原著中描写宝钗是“脸若银盆，眼同水杏，唇不点而含丹，眉不画而横翠，比黛玉另具一种妩媚风流”，剧中少年宝钗太过瘦弱，不是书上描述的丰盈圆润的外表，也与原著形象不符。原著中描写宝玉是“面若中秋之月，色如春晓之花，鬓若刀裁，眉如墨画，面如桃瓣，目若秋波”，少年宝玉的饰演者于小彤形象不够饱满，眼睛总是乱转，英气不足。

演员外形的选择很重要，演员造型也很重要，造型艺术是直接冲击观众视觉的影视艺术，而叶锦添为演员设计的戏服和额妆备受争议，这直接影响了整部电视剧的视觉效果。造型设计是整部电视剧最具创意的设计之一，但这种追求虚化的戏剧感设计不符合原著精神，是叶锦添大胆的个人尝试。

剧中最能塑造人物形象的动作语言也被简化，快镜头的频繁使用和过多的旁白使演员难以入戏。黛玉常听母亲说外祖母家与别家不同，所以她在进贾府时步步留心、时时留意。新版《红楼梦》电视剧中黛玉从下船到进贾府时一直听到的是男低音的旁白和诡异的配乐，接着就是快镜头的过度使用，不知道到了一处什么地方黛玉就一个人在那了，院子里的人该干什么还是在干什么，一点不似有远客来的热闹，黛玉刚观望了一下还没来得及细看，就又是快镜头还很突兀地两个丫鬟，然后就是鸳鸯简单的话语并把黛玉带进屋，导演安排的这段情节过多地使用快镜头，未能给黛玉表现她的细微心理的机会。87版《红楼梦》对表现黛玉的心理颇费心思，黛玉从下船到贾府也是坐轿子，一路上她仔细观察沿路的建筑，尤其是到了宁荣街，她细看建筑和观察门外的小厮，到了贾府就有人通报，园里就热闹起来，当周瑞家的扶她下轿时她没有说一句话，在丫头的陪同下去见贾母，这段画面将黛玉的形象表现得鲜活丰满。

87版《红楼梦》人物形象塑造成功，尤其是王熙凤出场拍得十分成功。新版《红楼梦》王熙凤的人物造型显然不如87版的，再看演员演技，王熙凤的笑声是最具特色的，但旁白一如既往地按小说内容读着，王熙凤的笑声诡异，为配合旁白她握着黛玉的手笑着时又是慢镜头，整体上让人感觉别扭，直到旁白结束人物间才正常地谈起话来，可见导演对小说中的经典人物形象没有理解和再创造，人物形象显得干瘪。

新《红楼梦》中的中国文化分析

《红楼梦》中蕴涵着丰富的中国文化，有中医文化、民俗文化、园林与美食文化、中国戏曲文化等，然而新《红楼梦》电视剧没有细致地将这些文化进行文化创新与审美创造，这是作为文化产业案例翻拍的缺失。

《红楼梦》中有丰富的医药文化，如冷香丸、人参养荣丸和张友士给秦可卿看病等，这些都蕴涵了深厚的中医文化。新版《红楼梦》中宝钗提到冷香丸的配方时还没讲完就被打断了，极易给观众造成这药只是个传说的感觉，然而这药从医学原理来说蕴藏着丰富的中医理论知识，红学研究成果中就有相关介绍，但没有在电视剧中对其融入再生产，其他的医药也没有在电视剧中有细究其源的。

再看《红楼梦》中的民俗文化如节日风俗、婚嫁风俗、祭祀风俗等在剧中是怎么展现的。过年是中国的传统节日，小说中费了很多笔墨来写这个节日，而剧中对置办年货描写就只有第二十五集中贾珍收租的一段，接着就到了腊月二十九，过年的风俗由旁白来介绍，祭祖拍得细致一些，但没有融合祭祀的文化，剧中有一个人主持仪式，接着就是贾珍等人拜祭，旁白仍按书上的内容介绍着这一切，这种只是按风俗去做的设计无疑错失了展现中国文化的机会，毕竟影视面临的是全球性的市场，细致地拍摄中国文化才有利于其传播和传承，即便是中国的观众也不能完全理解过去的文化，导演有必要好好研究这些并通过影视再创造完成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

《红楼梦》中蕴涵的中国文化还有很多，新《红楼梦》电视剧都没有将其细致地表现出来，这不利于名著精神价值和艺术成就的体现，因此，无论何时改编名著，都应尽力做好充分准备，尽量了解文本内涵再作整体改编，合理布局结构。也只有这样，名著翻拍才能取得成功。

参考文献：

[1]皇甫晓涛.创意中国与文化产业［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7.

[2]马经义.中国红学概论［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8.

篇9

在教学中发现，对于课程标准确定、教材与教学内容取舍、教学方法选择等方面，存在一定困惑，具体体现为：

1、是什么――现代汉语课在五年制高等幼儿师范学校的定位问题

在高等院校中文系，现代汉语是作为文科方向学生的基础必修课，一般与古代文学、古代汉语等课程同时开设，具有鲜明的专业特色。以北京大学中文系为例：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代汉语课程是汉语言文字学专业等本科生主干基础必修课。现代汉语课分为上下两部分。课时为3课时+3课时，其中《现代汉语》（上）的教学内容包括总论、语音、文字和词汇4个部分，《现代汉语》（下）的教学内容主要是语法和修辞部分。除要求学生在掌握必要的基础性知识外，还将培养学生具有初步的观察、分析和解释汉语语音、词汇、语法现象的能力。课程成绩将根据平时作业、练习、期中考试和期末考试综合评定。i可以说绝大多数的高等院校对现代汉语课的课程设置与目标定位具有较清晰明确的认识，经过实践检验的，具有较高的科学性。

而学术界对于五年制高等师范学校现代汉语课的课程设置与目标定位讨论较多：杜道流《“新课标”背景下高师“现代汉语”课程内容改革》、瞿建慧《加强高师现代汉语课程的师范性建设》、郑献芹《对师专现代汉语教学现状的分析与思考》等，费云霞以无锡高等师范学校为例，完成硕士论文《五年制高师预科段现代汉语教学现状初探》，但目前仍未形成较为公认的标准可供参照。

作为公共基础课，通过现代汉语课的教学使五年制幼师生达到怎样的目标，是笔者在教学中的困惑之一。部分具有小教语文专业的五年制高师希望通过现代汉语课，实现“获得较好的语言运用能力和初步的语言研究能力，掌握普通话、写字等师范生必备基本功，为从事义务教育的语文教师的职业素养作准备”的目标。而我校作为五年制高等幼儿师范学校，学生的职业定位、课程结构与小教均存在差别，现代汉语课的教学目标无法照搬照抄，如何准确定位，值得思考。

2、教什么――如何选定符合学校特色、学生特点的教材与教学内容

现代汉语课在五年制高师周课时仅为1节，教师可做得很少，而现代汉语课程本身的特质，又决定了其具有理论性与实践性并重的教学特点，如何在有限的教学时间内，实现尽可能高的教学效能，是值得思考的另一个问题；同时，作为五年制高等幼儿师范学校，学前教育的专业特点以及学生将来的职业定位，又需要我们在教材选择与教学内容上进行取舍。

据调查，目前在高师中所通行的现代汉语教材主要有以下几种：

（1）人教版《现代汉语知识》，熊江平主编，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学语文室编著，教学内容分编两册，涵盖绪论、语音、汉字、词汇、语法、修辞、逻辑六大块。

（2）南大版《现代汉语》，卜玉平主编，江苏省教育学院及各分院办部分骨干教师参与编写，共一册，分为绪论、语音、文字、词汇、语法、修辞六部分，配备有练习册《积累与运用》。

（3）高等教育出版社版《现代汉语》，黄伯荣、廖序东主编，共两册，分为绪论、语音、文字、词汇、语法、修辞六部分，配备有《现代汉语教学与自学参考》。

这三本教材，各有利弊，取舍有较大的难度。简单来说，《现代汉语知识》梯度性强，难度适中，适合一二年级学生使用，教材中的语料大多来自小学语文教材，“师范性”较强，但该教材年代久远，时代性不强，“逻辑”部分实用性差，学生理解有难度。南大版《现代汉语》理念较新，内容较全面，在江苏省教育学院12所分院中使用较广，但该教材难度较大，错误较多，练习部分题量虽足，但缺少分节，给教学带来难度。高等教育出版社版《现代汉语》，在全国范围使用较广，经过时代检验与多次修订、再版，错误不断被改正，新鲜的内容不断被充实进去，但由于内容过多，给内容的选择带来难度。

而在教学内容上，以一学年共40课时为例，如何将这40课时分配到绪论、语音、文字、词汇、语法、修辞这六部分，突出重点与难点，也是困惑之一。

3、怎么教――怎样的教学方法能真正实现现代汉语课的教学目的

由于现代汉语课程理论性与规范性的制约，目前现代汉语课的教学模式是以教师的讲为主，学生被动接受，教学手段单一，基本上只看到老师在讲台上满堂灌，学生在下面记记笔记，学生对于通过课堂学习达到怎么样的目的一片茫然，学习的主动性与主体性极低。

其次，课堂教学重知识积累，轻能力培养，由于课时有限，教师在课堂上极力要把课程中的知识要点灌输给学生，想要保证知识的传授，但却忽视了基本技能的训练，有悖于现代汉语课程理论与实践并重的课程特点。

第三，评价方式单调，与传统语文课堂、学前教育专业关系紧密程度欠考虑。目前大部分的学校对现代汉语学习的评价仅为期末考试的一张试卷，而缺少对真正内化水平的考量。另外，现代汉语课程的工具性与服务性体现不明确，现代汉语课的学习应该是为传统语文课学习打下基础，并为将来进入幼儿园工作打下基础，但现在的教学基本上是就事论事，仅从课程知识出发，缺少统筹性。

因此，选择怎样的教学方法才能真正实现五年制幼师现代汉语课的目的，也是困惑之一。

二、现代汉语课程教学的设想

1、以工具性、通识性、师范性、过渡性、延续性定位现代汉语课程

现代汉语课的开设其目的为全面提升幼师生学习和运用普通话、规范使用语言文字的能力，（下转第82页）

（上接第80页） 并加强师范生职业技能等。准确定位五年制高等幼师现代汉语课程，应从以下五个特点出发，即工具性、通识性、师范性、过渡性与延续性。工具性与通识性无需赘述，而师范性则是要紧扣幼师生特点，在课程中对他们的教师口语、语言规范表达进行训练，并且紧密结合幼儿园语言实际，在课堂中有所侧重。而过渡性与延续性，则是承上启下的关系，过渡性是指要充分结合幼师生现有学习水平，幼师生为初中起点的学生，语法学习不成体系，语言规范意识差，因此要在教学中要有针对性。延续性是指现代汉语课的学习并不是学完一学年就结束了，教师应通过方法指导，让学生通过现代汉语课程的学习，在接下来的语文或者其它学科的学习包括幼儿园教育实践中，将规范使用语言文字延续下去。

2、加强教材建设、自主选择教学内容，知识讲授与技能训练同步

教材作为教师教学的主要依据，是学生获取知识的主要载体，其质量的好坏直接影响着教学的质量。现在通行的现代汉语教材模式，均是从绪论讲到修辞，对于五年制幼师生来说，个性化不强，因此我们在教学必须加强教材建设，自主选择教学内容，在各个部分上进行个性化选择，如在语言学理论上，不宜过深，不必讲究面面俱到；语法知识应进行删减，不应太难，可从学生实际问题出发，以解决问题结束教学；增设与幼儿园语言实际相关的教学内容，如在讲授方言与普通话相关内容时，可从幼儿园方言与普通话如何共生共存导入分析，再比如在讲到造字法时，可以以直观的图片刺激学生感官，这些图片在幼儿园教学也十分有用。

另外，在讲授知识的同时，要同步技能训练，练习宜精不宜多，完全可以从学生的作文、平时的练习中挑选出病句、错别字，建成一个资源库，发给学生修改，并引导学生归纳出常用字、常见语法错误等，真正提升学生的语言文字应用能力。

3、改革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质量

传统的现代汉语教学课堂，基本上是以教师为主导，一言堂较多，所以使得学生成为了只会听、记、背的“背书机器”而不是能独立思考，积极参与教学实践的师范生，结合上述问题，要求我们在教学方法上加以改进。

首先，提高课堂教学的互动性，让教学手段“趣味化”。如在讲语音时，可让学生自己去寻找绕口令，自己去画出口腔发音器官图；而在讲词汇时，则可让学生自己找出现在的热点词，并加以分析，既能有效地完成知识点的讲述，也能提升了学生的参与性。

其次，拓展课堂外延，提高实用性。一般而言，学生认为这堂课是有用的，就会认真学习。因此可以通过现代汉语相关知识的讲授，积极拓展学生相关的第二课堂，如普通话、演讲与口才、朗诵、汉字与书法等，这些内容均在现代汉语课堂中有所涉及，学生可以通过“渔”去得到“鱼”。

第三，采用多种教学手段，如发现式教学、探究式教学、联想式教学、比较式教学均可以在不同教学内容中有所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