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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指在国学读书的学生；有时指一般读书人；有时指学者；有时指官名。

南北朝以后，朝廷将掌管文学撰述之官任命为“学士”。唐代翰林学士又多了一重身份，在做文学侍从之时，往往还可以参与机要。例如，唐太宗李世民时，曾召房玄龄、魏征、杜如海等人为学士，共商天下大事。到了宋朝，翰林学士地位越发尊荣，可以说一经授予翰林学士之位，即有当宰相的希望。到了明朝，甚至凡将相者，必须是翰林学士出身。至清代，大学士地位更加显赫，为文职官吏之首，官阶为一品，常常后至宰相。

二、硕士在古代指的是品德高尚、学问渊博的人

硕士在古代指的是品德高尚、学问渊博的人。如宋代散文家曾巩《与杜相公书》：“当今内自京师，外至岩野，宿师硕士，杰立相望。”然而硕士在古代史籍上记载不多。就已有的资料记载，称硕士最早应在欧阳修《新五代史?宦者传论》记载:“虽有忠臣硕士列于朝廷，而人主以为去己疏远……前后左右者日益亲,则忠臣硕士日益疏，而人主之势日益孤。”

三、博士

博士之名起源于战国时代，从性质上来说，古代的博士是一种官职，且为博古通今之人。如《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博士，秦官，掌通古今。”

秦汉时，比较著名的博士有学问高深、尤精《尚书》的伏生，有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贾谊，有勤奋读书，“三年不窥园”的董仲舒。

古代博士大体担任三种职责：一、侍奉朝廷，备皇帝顾问，参与朝政；二、负责保管朝廷文献档案，从事编撰著述；三、传授学问，培养人才。

古代的博士选用有一定的定规，西汉及之前采取征拜及荐举的办法。到了东汉,对博士的要求更高，不仅要精通《周易》、《书》、《考经》、《论语》，还要考试及格，才能被举为博士。

魏晋以后，博士除授予学官外，还授予一些有专门技艺、专门学问的职官。如任命精于礼仪的人为太常博士，掌宫廷礼仪；通晓音律的人为太乐博士，掌宫廷祭祀享宴作乐歌舞；精通医术的人为医药博士等等。不仅中央设博士，地方各府、郡、州、县也都设立博士学官。

唐宋以降，社会上对从事某种职业的人也称作博士，孟元老《东京梦华录・饮食果子》载：“凡店内卖下酒厨子，谓之茶饭量酒博士。”这种情况，多见于江浙一带，如茶博士、酒博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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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蒙古族硕士研究生外语教学现状

蒙古语是幼儿园到研究生阶段均可实施教学的少数民族语言，蒙古语授课的学生应用母语来学习外语相对于应用第二语言汉语来学习外语来讲有着更多的优势。但是蒙古族学生外语基础较差，学习的外语语种不同等情况均对于专业外语的学习有着非常大的障碍。蒙古语授课硕士研究生入学后既要面对医学专业课程的学习任务，又要学习医学专业外语，导致硕士研究生外语学习过程中学习时间越短，学生专业外语水平较低的可能性越大[7-8]。由此我们可以提出蒙古语授课学生外语水平参差不齐导致专业外语学习过程中存在诸多的问题。这里在我们推断存在的问题如下：

1.1蒙古族硕士研究生在准备考研时会选择学习日语准备考试

长期以来，人们都认为蒙古语和日语由于同属阿尔泰语系，在语法、语音、语序等方面有很多相近之处，因此蒙古族学生在学习日语时，比汉族学生容易。长期以来，学生们为了应付考试会选择短期针对性的考试辅导班来学习外语，蒙古语授课学生当中80%会选择日语，通过短期学习通过可以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但是从教学结果来看，这样的学生缺乏真正的外语交流。事实上，外语学习需要扎实的语言基本功和深入了解目的外语的社会文化知识才能真正学习到外语。

1.2蒙古语授课硕士研究生的外语成绩相对较低

目前入学的大多数蒙古语授课的学生在小学时期只学习蒙古语和汉语，接触英语或日语等外语时间较晚，有的在高中或者大学时期才接触学习外语，成年后对外语学习有了抵触心理、轻视心理，只有在应对考试的时候才进行应试教育，因此导致了蒙古语授课学生的外语基础差、成绩不佳的结果。

1.3蒙古族硕士研究生的外语水平参差不齐

蒙古族硕士研究生当中有已经通过了大学英语四、六级的学生，也有只学习了几个月的学生，针对不同基础的学生使用同样的教材和方法进行授课，基础好的学生逐渐失去对课堂的兴趣，基础差的学生依然跟不上课堂的节奏。因此选择适合蒙古族学生特点的教学方法，是少数民族专业外语教育的一个难点课题之一。

2蒙古语授课硕士研究生专业外语教学改革的初步思考

虽然专业外语学习过程中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但是不断的巩固学生大学外语基本知识、提高应用能力、培养学生的国际化视野、及时把握国际发展趋势是非常有益的。蒙古语授课学生相对来讲已经掌握了2种语言，因此对于语言的学习有了自己的客观体会，另外，蒙古语授课学生发音法要比汉族学生有一定的优势。因此关于蒙古语授课硕士研究生专业外语教学改革有以下几点思考：

2.1明确专业外语教学的目的

专业外语教学的目的培养具有实践能力、国际视野的应用型人才，使学生熟练应用外语这一门语言工具[9-10]，医学是不断进步的科学，每年都有新的理论与实践的进步。熟练掌握专业外语的表达，能够及时了解把握自身专业在国外的发展动向，能够与国外同行专家进行沟通交流，能够学习国外专业知识和技术，达到改革开放、走向世界的要求。

2.2使用蒙古语授课硕士专业外语教材

关于教材方面目前种类繁多，比如医学专业外语、机械学专业外语等，人类社会科学方面有经济、金融专业外语等教材。医学专业外语里面针对蒙古语授课的硕士研究生目前尚无针对性的教材比如传统蒙医学、传统蒙药学等，使用这样针对性的医学专业外语教材可更好的认识专业名词，有更多针对性的文章收录以及语法方面的便利性。2.3阅读外语书籍目前市面上可以看到许多外语书籍，阅读专业外文书籍时需要大量的专业外语词汇，开始阅读时会比较吃力，但有一些书籍是针对普通人群的专业外文书籍，这类书籍阅读时相对来讲比较容易，可以从这方面着手进行。

2.4阅读专业论文

从整体出发，医学论文的写作内容要按照初步策划、具体设计、实施管理、运作经营等几个层次安排。硕士研究生的一个基本点就是掌握了科学论述方法的基础上，写作自己的医学论文，因此写作时筛选与自己的专业方向相关的专业论文，有了一定的专业名词基础上阅读论文会有更好的针对性[11]。

2.5考核考试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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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文为内蒙古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社会管理创新视角下内蒙古地区社会工作发展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社会工作作为一个新的专业和职业，正式传入我国并向着专业化和职业化蓬勃发展，随着大众对社会工作专业需求的不断扩大，以及我国政府大力推动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社会工作专业逐渐向着专业化和本土化的方向。但是，由于我国东西部经济发展程度不一致，社会工作专业的发展状况也参差不齐，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滞后为社会工作的介入提供了空间。同时民族地区民政工作的局限，以及民族问题的复杂性也使得如何进行社会工作的介入成为一个问题。民族地区社会工作具有的特殊性，那就是必将面临社会工作本土化的过程，使主流文化与民族地区的次属文化相融合，使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相融合。

一、社会工作专业硕士教育发展的特点及原因分析

我国社会工作专业硕士教育从2010年开始出现，首次开办的社工专业硕士的学校共有33所，直到2012年全国开办社会工作专业硕士学校增至58所。从全国社会工作专业硕士的招收以及培养情况，笔者看到以下四个特点。

第一，招收学生数量较多

作为社会工作专业型硕士，与学术型硕士相比招收学生的数量较多，主要原因有两个。

首先，2010年和2011年中央提出加强社工人才队伍建设，中央组织部、中央政法委、民政部等18个部门和组织联合了《关于加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意见》指出在2020年，我国要建立较完善的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运行机制和工作格局，使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的数量、结构和素质能力适应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满足广大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服务需求。这就为社会工作专业硕士教育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政策指导，使社会工作专业人数和规模不断扩大。

其次，随着社会工作在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的快速发展，以及社工在西部和中部地区的崛起，社会工作领域的实务工作不仅需要一线的社工人才，还需要具有综合管理能力和实务经验的高级人才。一些已经具有社会工作本科学历的实务工作者，希望借助社会工作专业硕士教育提升自己的能力，通过理论的指导达到实务工作效果的最大化。所以，社会工作专业硕士的生源在不断扩大，造成了社会工作专业型硕士的人数远远多于学术型硕士。

第二，社会工作专业硕士教育的实习与实践课程较多，但是质量不能保证

社会工作专业学士学位要求学生修满800-1200小时的专业实习课程。但是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由于实习单位行政化色彩较浓，例如民政部门、司法部门、社区服务中心等，对其价值观造成冲击，导致学生对社会工作产生排斥，使得学生实习选择了非专业领域，失去专业实习的真实意义。

第三，理论学习偏西方化，本土研究较少

首先，社会工作学术型硕士办学时间较长，发展较稳定，教学质量考核形式比较系统，使得现在社会工作教育的培养偏重西方理论研究，大多数理论侧重于移植社会学理论。这种偏重理论的教学，是由于可用的理论本土化缺乏，尤其是内蒙古地区，社会工作的研究只停留在理论研究，涉及本土文化的实务研究较少。其次，在内蒙古地区的非营利组织较少，没有具体的实践环境，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只能依靠模拟个案和小组工作，所以社会工作实务教学效果不是很理想，不能深入研究社工的本土化发展，也不能让学生理解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实务操作。

第四，实习过程中缺少督导和有效的评估

首先，社会工作专业硕士学生的督导包括学院督导和机构督导，学院督导主要指导学生理论知识部分，运用专业的理论知识帮助实习学生进行实践。机构督导主要帮助学生实践实习部分，更好地在社会工作领域进行实操。督导一方面可以帮助学生在实习过程中更好的、更专业地为案主服务，另一方面也可以帮助学生在实习过程中进行合理的情绪疏导。在内蒙古地区，一方面由于本土化经验不足，外聘来的督导又不能切实的了解本地的发展状况，所以督导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另一方面，少数民族地区有实务经验的工作者，但其没有接受过系统的专业理论知识培训，掌握的理论知识较少，不能帮助实习的学生真正实现理论知识与实务经验的结合。

其次，在社会工作实习过程中，评估制度也很重要，评估包括学生的自我评估、督导评估和机构评估等。其主要的目的是帮助学生了解实习过程中自己的操作是否正确、是否能够满足案主需求以及服务是否达到预期效果等，为以后社会工作的学习和自己的职业生涯规划，提供一个成长和反思的机会。可是，内蒙古地区的社工实务评估制度不健全，造成学生实习无目标、实务操作无标准、效果体现不明显等后果。

二、改善社会工作专业硕士教育的办法

针对以上社会工作专业硕士教育发展的现状及原因分析，提出以下几点改善内蒙古地区社会工作专业硕士教育的办法。

第一，注重培养学生的价值观

社会工作是一项对人的工作，而人又是复杂的，我们所强调的价值观的培养，其实是针对不同地域的文化特点，而产生的对周围的客观事物的意义、重要性的总评价和总看法。在内蒙古地区，蒙古民族热情好客，助人自助的观念很强，具有较强的社会工作文化基础。所以，针对内蒙古地区社会工作学生的培养最重要的是人的价值观的培养，其次才是专业的知识和技能。对于刚入校的社会工作学生要从访谈和参观开始，建立他们对社会工作的兴趣。

第二，提高学校教学的能力

学校教学能力的提高要从教师、课程、督导和评估四个方面入手。教师方面，应该从实务入手，介入到自己研究的专业社工机构当中，学习担任组织者和机构兼职社工等角色，从基层的一线社工到项目管理都有一定的了解，提高自身理论修养。课程方面，社会工作专业教师在课堂上让学生进行角色扮演和小组学习，社会调查和专题研究等实务课程，帮助学生走出课堂。课程设置方面要尊重学生的意愿增加选修课，例如，医疗社会工作、企业社会工作等内容，培养综合型人才。督导和评估方面，建立健全督导和评估制度，增加校外督导，建立学生自我评估和机构评估制度。

第三，鼓励有实务经验的人员进入社会工作专业硕士教育学习

在内蒙古地区，要积极鼓励有实务经验的工作者，例如社区工作人员或者非营利组织管理人员等，进行社会工组专业硕士学习，让他们在实际的工作中运用具体的理论知识做指导，提升自身能力。同时学校可以利用这些人员来拓展学生的实习空间，在互利双赢的情况下，大家共同建设社会工作专业。

第四，推动“服务-学习”模式的发展

在社会工作教学中，可以利用“服务-学习”模式帮助提高学生学习效果，即通过学生参与有意义的社会服务，结合提前制定的课程和学习目的，丰富学生的课内学习。据数据显示，一般在教学中通过课堂、阅读、音频和视频学习的内容一般被吸收的内容只能达到5%～20%，通过示范、小组讨论吸收的内容能达到30%～50%，但是通过亲自实践和教给他人的办法来学习，最后能收到75%～90%的效果。可见“服务-学习”模式有利于学生的学习，特别是有利于社会工作这种实践性较强的专业学习和利用。

三、结语

我国社会工作培养模式不成熟，办学经验不足，这就要求我们结合中国的国情和现实需求，注意吸收和借鉴西方国家已经形成的比较成型的模式和成功经验，力求在社会工作专业硕士教育办学理念和办学模式等方面实现本土化，积极探索和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培养模式。为了深入研究这一问题，使社会工作专业教育适应民族地区不同的发展需求，确立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工作发展方向。在此基础上，总结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工作专业硕士教育的特征，分析影响其发展的制约因素，并且提出相应对策是十分必要的。

参考文献：

[1]陈晓敏.参与式教学社会工作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应然选择[J].现代教育科学，2011 （4）

[2]张静.成就注满价值的社会工作者[J]. 齐齐哈尔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0 （3）

篇4

2南京中医药大学信息技术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46）

摘 要：在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分布、学位授予、研究机构和重点学科统计基础上，结合研究文献和统计报告，考察了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博、硕士研究生招生简章、培养计划及本科专业课程，提出分层、分型、联合的“二分一联”三维人才培养方案，是国家文化创新的重要使命和数字人文时代的必然选择。

关键词 ：古典文献；古籍数字化；研究生；中医医史文献；数字人文

中图分类号：G643.7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65－2272．2015．12．033

0 引言

“古籍”是对古书的雅称。古籍作为宝贵文化遗产，蕴藏着无穷的知识、智慧与财富。古典文献是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而新世纪以来，信息化和网络化浪潮，数字技术与人文研究的结合成了学者讨论的热门话题。

1 数字时代中国古典文献学发展问题

数字时代其实就是电子信息时代的代名词，因为电子信息的所有机器语言都是用数字代表的，所以人们将称为数字时代。

古典文献学是有关古代文化典籍的研究与整理的学科，因此与古代文化各个分支的研究都有密切的关系。我国古代并无“文献学”之名，却有文献学之实。这个“实”，就是把目录学、版本学和校雠学（校勘学）三者融为一体的学问。“文献学”的概念最早是1920年由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一书提出，但是以“中国文献学”作为一门学问立名，则创始于郑鹤声、郑鹤春1930年出版的《中国文献学概要》；至于以“古典文献”作为学科，则始于1959年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本科专业。中国古典文献学是在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等传统学科的基础上吸收了现代文献学理论和方法而形成的学科，为汉语言文字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历史文献以及其他涉古学科提供有关典籍的基本理论知识和文献处理方法。而所谓“古籍数字化”，就是从利用和保护古籍的目的出发，采用计算机技术，将常见的语言文字或图形符号转化为能被计算机识别的数字符号，从而制成古籍文献书目数据库和古籍全文数据库，用以揭示古籍文献信息资源的一项系统工作。

第十一次全国国民调查结果显示，34％的网民更倾向于数字化方式的阅读。走出书斋，使学术研究有益民生，贡献社会，是人文研究的本义。

古籍数字化作为新世纪中国古典文献学科的新增长极，现阶段最核心的问题不是国家大规模投资，而是复合型高端人才培养。尽管已有学者关注到古典文献及古籍数字化学科建设，可还未与人才培养微观结合，尚缺乏一手数据的实证分析。

2 中国古典文献学本科专业课程设置

2．1 大学学科、专业、课程概念

学科有两个含义。第一种是学术的分类，指一定科学领域或一门科学的分支，有西方学者将学科分为纯硬科学（如物理学）、纯软科学（如人类学）、应用硬科学（如临床医学）、应用软科学（如教育学）四个领域；中华人民共和国GB－T13735－92则分成自然科学、农业科学、医药科学、工程与技术科学、人文与社会科学五个门类；第二种指高校教学、科研等的功能单位，是对高校人才培养、教师教学、科研业务隶属范围的相对界定，美国教育部CIP－2000分为17大类：交叉学科、人文学科、社会科学、理学、工学、医疗卫生、工商管理、教育学、农学、法学、建筑学、艺术学、公共管理、传播与新闻学、图书馆学、神学、职业技术；我国现为13门类：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军事学、管理学、艺术学。“学科”的含义侧重后者，但与第一个含义也有关联。

专业与课程设置的方式及其水平从根本上决定了高校的学科声誉和人才培养的质量。

2．2 古典文献本科专业课程设置

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1998）文学门中国语言文学类包括汉语言文学、汉语言、对外汉语、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古典文献5个专业和中国语言文化、应用语言学2个目录外专业；2012年9月，教育部再次颁布新专业目录，中国语言文学类包括汉语言文学、汉语言、汉语国际教育（整合原对外汉语、中国语言文化、中国学三个专业）、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古典文献5个基本专业和应用语言学、秘书学2个特色专业。2005年以来，中文本科专业点快速增加（主要是对外汉语和汉语国际教育），2014年度已达1 089个（见表1）。

从表1可以看出，自1983年在北京大学、杭州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和上海师范大学设置了古典文献本科专业之后，直到2005年，增加河北大学和陕西师范大学2个点，才有6个古典文献本科专业。“十一五”期间，与汉语言文学和对外汉语专业发展数量相比，“古典文献”在2007年增加中央民族大学、天津中医药大学、金陵科技学院3个后，近5年再无变化。

3 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生的学科专业

国家重点学科是国家根据发展战略与重大需求，择优确定并重点建设的培养创新人才、开展科学研究的重要基地。到2007年为止，我国共组织了三次评选工作：共评选出6个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所覆盖的二级学科均为国家重点学科）、8个二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217个国家重点（培育）学科，其中中国古典文献学二级国家重点学科6个（见表2）。

博士研究生培养是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的制高点。20多年来，我国先后分5批批准54家单位具有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见表3）。

2006年，中国古典文献学二级学科硕士学位授予单位15个。目前有151个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硕士学位（其中2010年增列84个）。以郑州大学的博士点和上海师范大学硕士点为例，印证目前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生培养方案的缺失。

郑州大学中国古典文献学原与中国古代文学为同一学科，1993年获得硕士学位授予权，2005年成功获得了博士学位授予权（第10批），2007年招生。其培养目标提到的博士研究生须要熟练掌握计算机的应用、并掌握一门外语、能比较熟练地进行网络文献检索、熟练阅读本专业外文资料并用外文撰写论文摘要等，实为博士生共同要求。专业基础课：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理论与方法、古典文献学专著研究、文化学概论；专业课：国典章制度研究、出土文献与文学思想研究、“文选学”研究、区域文化与文学研究；选修课：中国文学经典研究、文字音韵训诂之学、版本目录学、中原文学文献研究、考古学、思想史，主要与中国古代文学、汉语言文字学、中国古代哲学、中国古代史学、考古学相关，对古籍数字化课程还缺失关注。

上海师范大学中国古典文献学硕士研究生培养目标是：具有较坚实的古代汉语基础、古代文献理论基础和较强的古文阅读能力，能够运用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目录学、校勘学等研究手段，进行古籍整理和古籍研究的人才。专业方向为古白话文献研究、域外汉学研究、文学文献研究、宗教文献研究、辞书文献研究等，虽强调专业外语，但无计算机类专业课程，仍较为传统。

4 中国古典文献学人才培养三维方案

中国古典文献学数字化人才的迫切需求，促使中国古典文献学科要多元化发展。

4．1 分层培养的维度

4．1．1 办好现有古典文献本科专业

北京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和上海师范大学作为高校首批四个古典文献本科专业，积淀很深、专业度高，应发挥优势。河北大学和陕西师范大学两个古典文献本科专业，虽然设置较晚，但依托该校在全国处于领先水平的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古代史，颇具实力。中央民族大学、天津中医药大学、金陵科技学院三个古典文献本科专业点，特色鲜明。总体而言，本科阶段还是按传统中国古典文献学的理论与方法办学为好。

4．1．2 培养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生

2011年，共有72所高校的中国古典文献学硕士点招生（只有9个本科点），本硕结构倒置，虽可广取英才，但大量生源专业基础不牢。因此，招收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编辑出版、信息管理等相关专业的本科生，鼓励跨学科报考，改革考试科目，并增加技术型导师。

博士研究生是高层次人才培养的制高点，但博士、硕士的区分度还不够明显。而就中国古典文献数字化人才而言，还没有一家培养单位的中国古典文献学科招此研究方向（中医医史文献除外），学科新增长点不多，创新不足。对照国家“十二五”文化事业发展规划，当前的情况是政策鼓励、教育需要、产业要求。

4．2 分型培养的维度

研究生有学术型和专业学位等不同培养类别，一般以学术型为主。学术型研究生主要培养从事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的学术型人才，兼顾其他行业需要；专业学位研究生主要培养适应社会特定职业或岗位的高层次专门人才，应根据不同的培养目标设计与之匹配的培养方案。2012年，教育部要求专业学位研究生比例不低于30％。中国古典文献学除跨学科招生、建设双师型队伍、设置古籍数字传播或电子文献学方向之外，一个重要的改革就是制定古籍整理与数字化传播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方案，面向行业招收从业编辑人员，以提高古籍数字出版人员的学术素养。

可以借鉴相关专业中医医史文献的培养模式。首都医科大学等24所高校设有硕士点；北京、黑龙江、辽宁、湖北、上海中医药大学中医医史文献博士点招生。南京中医药大学和山东中医药大学国家重点学科更为创新，设信息化方向。

4．3 联合培养的维度

无论是高等学校与科研机构联合培养研究生试点工作专项招生计划，还是联合培养单位招生计划，尚未见中国古典文献数字化学科方向博士生，也未见与古籍数字化出版企业的联合培养。也就是说，目前可供利用的《文渊阁四库全书》、《四部丛刊》、“国学宝典”、“汉籍全文检索系统”、“中国基本古籍库”等大型电子古籍数据库开发企业，还未进入中国古典文献学高端人才培养范围，“研究生计划主管部门和招生单位要对研究生特别是博士生招生计划的学科专业结构进行认真分析，切实优化学校间、学科专业间招生结构”。

面向出版企业产学研结合，联合培养研究生，“走出书斋”，锻炼研究生的实践能力，更新知识结构，引领社会需求。大数据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能够较方便地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与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紧密结合起来，有效运用自然科学、技术科学最新成果及研究手段，从而有效推动人文社会科学内部各学科实现真正的交叉、渗透和结合，使跨学科研究不仅成为了解历史客观实际的必要，而且成为真正的可能。因此，培养方案应考虑以下内容：有研究生培养经验的学术带头人与结构合理的教学团队；有坚实的科研基础并取得重要研究与实践成果；能开出古籍数字化方向的核心课程与前沿课程；拥有培养古典文献数字方向研究生所需要的文科时间创新中心和产学研基地。

5 结语

随着电子技术的发展，电子图书、大型数据库、图书编撰、出版和阅读出现了崭新的局面。中国古典文献学三维人才培养范式的守正出新，必将带动“古籍电子文献学”的兴起，为古典文献学增益全新的研究领域。未来，与数字出版互相补充，共同发展，共同构成现代阅读形态的两大体系。因此，学术转型不可矫枉过正，传统中国古典文献学的理论与方法，仍然是古籍数字传播的根基，仍然是中国古典文献学的学科标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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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毛建军．古籍数字化的概念与内涵［J］．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07（4）

4 达恩顿著．熊祥译．阅读的未来［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1

5 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第十一次全国国民调查结果公布［N］．光明日报，2014－04－22

6 托尼．比彻，保罗．特罗勒尔著．唐跃勤，蒲茂华，陈洪捷译．学术部落及其领地：知识探索与学科文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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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宋代医者群体的研究

从历史角度考察，宋代的行医人员与当时的“医人”、“医生”（龚延明：《宋代官制词典》，中华书局，1997年，第285、286页）均有所不同，欲以宋代行医人员为中心进行研究，“医者群体”的称谓应当是概括比较全面，比较恰当的。

陈邦贤先生在《中国医学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37年）的“绪言”中就提到医家地位研究，论述基本上以传统杰出医者为代表与医事制度之演变为重点。庄佳华的《试论北宋医者的社会地位之转变》（硕士论文・国立台北师范学院・1994年）一文认为在北宋时期，由于皇帝的重视，在“以医药施行行政”与“抑巫扬医”的治国政策下，士大夫求医观念改变，医者的社会地位相对提高。但文章的时间仅限于北宋，而且关注较多的是士大夫阶层情况。杨小敏的《宋代医者群体若干问题研究》（硕士论文・河北大学・2011年）一文主要按照医者内部社会阶层和认识意识的不同，将宋代医者群体分为一般医者群体和特殊医者群体两大类，前者包括宫廷医官、地方医官、军医和民间医人，后者则包括巫医、僧医和道医。并基于宋代医事制度的革新特点，分别阐述了各医者类型对古代传统医学发展的正反两方面作用。然而，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人们的认识中仍然存在大量的误区与盲点，不论是在上层社会还是下层民间、京城重镇还是乡野僻村，巫医、僧医、道医之类，因具有存在的历史空间而不可能清除。最后，文章在梳理古代医药学发展变迁的前提下，尝试从官方医学的繁盛、民间社会的忽视、炮制药剂的流行和文化溯源的惯性四个方面，概括了现代社会舆论中缺少宋代脍炙人口的医学家的历史原因，体现了宋代医者群体不可磨灭的历史地位。明先生著《南宋时期浙江医药的发展》（中医古籍出版社，2005年），书中第四章“医药学家及著作”，整理了诸多南宋时期浙江地区医药名家，反映了浙江医者群体及医药水平的发展状况。

二、宋代儒医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儒医的形成，陈元朋所著《两宋的“尚医士人”与“儒医”――兼论其在金元的流变》（台湾大学出版社，1997年）阐述了宋代的医事制度与士风医俗，分析了宋代士人“尚医风气”的形成原因、特点及“儒医”概念的出现时间，为研究儒医问题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宋代的儒医――兼评Robert.P.Hymes有关宋元医者地位的论点》（《新史学》，1997年第6卷第1期）指出“自宋以降，‘儒医’逐渐成为医学传承的主流，这类医者大多具有儒学的根底，他们注重对医学经典的研读，其行医作风也多合乎儒家的道德标准，与那些仅凭数张药方或几味单方便为人疗疾的医者，有本质上的不同。”张莉《宋代儒医研究――兼论宋代的“抑巫扬医”》（硕士论文・湖南大学・2008年）指出宋代儒医现象的形成是内外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外因方面，皇帝们对医学的重视以及朝廷一系列“扬医”政策的实施，印刷术、出版业的发达，儒生入仕的压力，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民间巫医、庸医等诸多因素，促使习医的儒生越来越多。在内因方面，医学和儒医发展到宋代，关系更加巩固。外因为儒生尚医、习医提供了各种条件，内因影响着儒生们对医学的态度。在内外因的共同作用下宋代儒医现象形成。此外，陈艳阳《宋元时期医学队伍的组成特色》（浙江中医杂志，2003 年 1 月）、徐仪明的《论孟子“仁术”说对北宋儒医文化发展的影响》（《史学月刊》， 2002年第11期）、贺圣迪的《论儒医的形成与特征》（《上饶师专学报》，1999年第5期）等文章也有所涉及。

儒医的定义，薛公忱在《论医中儒道佛》（中医古籍出版社，1999年）中对儒医问题进行了多方面论述，他把“儒医”狭义定义为宗儒、习儒的医者和习医、业医的儒者。这个定义初步表明儒医群体内的成员不仅仅有崇尚医学、习医的儒生，也有弃儒为医成为医者的儒生。形成儒医的两个主要方式，是从医者提升为儒医和从儒生转变为医者，这是对儒医的高度总结。李良松《中国传统文化与医学》（厦门大学出版社，1990年）认为：儒医，从广义上来说，可以说是掌握医学知识和医疗技术的文人。他们或是弃儒从医，或是儒而兼医，或是知医而自用。”他认为文人掌握一定的医学知识和医疗技术就可以被称为“儒医”。这个表述比较完善，基本上可以概括各个时期儒医现象的基本特征。

儒医社会地位的研究，宋丽华《中国古代医人社会地位研究―以汉宋之间为核心》（硕士论文・陕西师范大学・2009年）第三部分展开对宋代儒医的研究，作者指出虽然世人给儒医有极高的评价，但医人的社会地位并没有取得根本性的改变。这从儒医的习医缘由、医人对儒学的倾向以及儒医以外医人群体的社会地位状况都能得到体现。同时，从医人称谓的角度小结汉宋之间医人社会地位的概况。唐晓伟《从文医关系看医生社会地位的变迁》（硕士论文・兰州大学・2008年）一文指出文医关系的紧密程度与医生社会地位的高低互为因果，宋代产生了“儒医”且地位逐渐提高，使文医关系更加紧密，二者的深入交往促使医生的社会地位进一步提升，并终于在金元之际达到顶峰。安春平《宋代的医生》（硕士论文・黑龙江中医药大学・2001年）通过对宋代医者群体的构成、思想背景与学医方式等基本情况的考察，指出儒医开始成为一种社会角色是宋代医学发展的一大特点，儒医的形成与发展，有助于宋代医生社会地位的提高。此后，儒医的努力成为促进医学发展的主要动力。

除却上述方面的研究，还有关于某一儒医人物、地方性儒医群体、特定历史时期儒医现象的研究。王敏《世医家族与民间医疗：江南何氏个案研究》（博士论文・华东师范大学・2012年）一文在研究江南世医何氏家族的发展历程中对宋代儒医有所涉及。同时，作者还指出医者与患者在一个开放的医疗空间中展开互动与博弈，社会地位、关系网络、文化等级这样一些因素，在医疗场域的博弈和竞争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并影响了医疗资源的分配与流向。李似珍《从陈高由儒转医看宋代的儒医现象》（《医古文知识》，2001年第4期）则注重个体儒医的研究，文章通过讨论陈高作为经学博士转而从事医学管理的个人经历，反映出当时社会对医学的重视，由此使医理的发展有了新的突破，促进古代医学的进一步发展。周益新《宋代儒医高若讷对中医学的贡献》（《山西中医》，2003年10月第5期）一文详细论述了宋仁宗时期的著名儒医高若讷在培养医学人才、整理古典医籍、精研“伤寒论”学各方面的突出业绩。除此之外，还有诸多对宋代著名医家进行介绍或考证的短文，如陶丽华《宋代湖州名医――朱肱》（《浙江中医学院学报》，2004年第5期）、杨金萍、王振国《宋代医家董汲学术思想简析》（《中医药学刊》，2004年第7期）、张如安《宋代医家李怪生平小考》（《中华医史杂志》，2004年第4期）等。

篇6

早在11世纪末期，巴黎一大就已具雏形，当时名为巴黎大学，与中世纪西欧的所有大学一样，它开设了3个大系：神学理论、医学和法律。此外还有艺术系。在16、17、18世纪，学校经历了连续几次改革，但内部结构并未大变。当时的巴黎大学只在法律意义上存在：教授们在家中组织教学，并且只有部分学生在一些学院中借宿。后来，为解决行政管理上的困难，各系分别进驻一个学院。法律系占据了塞纳河左岸，圣日内维也瓦山脚的布吕诺学院，并且于1777年迁移到山顶。新校由当时著名的设计师苏扶罗操刀，苏扶罗同时也是法国精神象征先贤祠的缔造者。

1250年，法国国王路易九世的指导神父罗伯德・索邦在圣日内维也瓦山翼为神学理学理论建立了索邦神学院。在法国大革命风潮中，索邦神学院和法律大学校分别在1791年和1793年被关闭。1808年，拿破仑建立了一所新的法兰西大学，并且按各学科分类，其高等教育和机构划为文学、法律、科学、医学和药学几大系列。1819年，法兰西大学为扩大规模在索邦神学院设置了两个补充阶梯教室。文学系、科学系以及巴黎科学院在1822年并入索邦神学院。这样的校址布局一直保持到1968年。

巴黎一大汇集了3大系科：法律、经济及人文科学，主要机构坐落于苏扶罗所组建的老法律大学校和索邦神学院两处，现在的校名“先贤祠――索邦”大学就由此源起。如今的巴黎一大又拥有了许多新的校苑，目前共拥有14个中心点。其中最出名的是彼埃尔・孟戴丝法兰西中心，这是一幢坐落于巴黎南部的高达23层的摩天大厦。在新教育体制的影响下，巴黎一大焕发出新的活力，从而成为当代法国的思想之源。

欧洲政治思想之源

巴黎一大最为特色的科系当属政法系，其下属有六个教研室，其中最为著名的有政治学教研室、社会学教研室、行政法学教研室、商法教研室。

政治学教研室1969年创立。它是法国国内唯一研究和教授本专业的机构，负责授予硕士与博士学位。

社会学教研室在第一阶段学习中服务于法学专业的某些课程，颁发经济与在社会行政管理学专业的大专文凭，劳动管理与会计学专业的高等科技文凭，劳动顾问证书。在第二阶段，协助有关社会法、社会问题及劳动方面的教学，颁发社会法学士与硕士学位文凭。在第三阶段，负责指导社会法、社会学与社会保障经济学，劳动史及其社会学，人事管理方面的研究。

行政法学教研室负责的研究机构有金融研究中心、宪法研究中心、国家行政管理研究中心其中有一中国法律档案及研究组和城建及环境研究中心。

此外，巴黎第一大学的经济系也格外出名，经济与政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一点，从巴黎第一大学的研究课题就可以看出。经济系下属共有三个教研室，其研究的范围涉及政治经济学以及人力资源与劳动，主持有经济学与空间环境中心、运输与发展中心、广告经济学与国营财务研究中心、社会主义经济系统的改革开放、认识论与社会学研究组、应用微观经济学实验室等。教研室与国际研究教研室的经济分支联合颁发文凭：第一阶段有经济学专业的大专文凭。在第二阶段，为修学士与硕士学位，须先完成一些基本科目并取得经济学基础证书，然后再转入专业定向学习。第三阶段为高等深入研究文凭。取得深人研究文凭的学士通过论文答辩后还可取得博士学位。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巴黎第一大学的法政系已然成为欧洲政治思想之源，从这里走出了许多当代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未来它必然会为欧洲世界培育更为的政治人才。

欧洲人文思想之源

巴黎第一大学的人文科学有着极为丰富的历史，这里汇聚了法国当代最为重要的学着与思想家。例如法国当代著名的哲学家阿兰・巴迪欧就曾执教于此。人文科学共有5大教研室，其中最为著名的有艺术史与世界著名学府学研究室。该研究室主要负责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前的考古中心。该教研室下属五个研究中心，其中著名的有：史前人种学实验室、让・戴埃东方考古研究中心、当代艺术研究史研究中心、中世纪考古研究中心等。

在教学方面，第一阶段的文凭有艺术史大专文凭和文物保存修复科技硕士的准修证书；第二阶段的学位分学士、硕士两种。专业有艺术史及考古学、文化社会活动学、视听艺术及电影等。还有艺术品及古迹文物的保存修复方面的科技硕士学位；第三阶段的准备深入研究文凭含有艺术史、考古学、史前史、人种学及人类学、电视电影、环境与考古、现当代建筑史、文化遗产修复技术等专业，并在取得文凭后设博士学位。

哲学教研室包括六6个研究中心：科技发展史及哲学、现代思想系统史、当代艺术哲学、技术与实践研究、中世纪思想研究等。在教学第一阶段设哲学大专文凭；第二阶段设哲学与逻辑学两个专业的学士与硕士学位；第三阶段的准备深入研究文凭有3个专业：哲学史、哲学理论、科学哲学史。这3个专业都设相应的博士学位。

篇7

一等奖(2篇)

高拂晓《迈尔音乐美学理论述评》(中央音乐学院)

杨柳成《“危机时代”的自我救赎――勋伯格音乐内涵的人文阐释》(广西艺术学院)

二等奖(4篇)

杨民康《艺术切人一随缘选择一文化思考――论音乐人类学与艺术人类学的学科视域及研究过程》(中央音乐学院)

魏扬《论金湘琵琶协奏曲“旋律音程向位”的结构力》(华南师范大学)

王安潮《考源大晟乐钟型态解疑宋代黄钟律高――评》(安徽师范大学)

冯长春《中国新音乐史的宏大叙事与深度批判――刘靖之著(中国新音乐史论)增订版读后》(山东师范大学)

三等奖(6篇)

李涛《中西合璧的现代音乐语言――陈怡的多重结构分析》(上海音乐学院)

施咏《谈民族审美心理对中西音乐结构思维差异的影响》(安徽师范大学)

王斯《谈谭盾(鬼戏)的人为戏剧化》(上海音乐学院)

魏新民《大乐与天地同和――(神州和乐>传递的核心理念》(湛江师范学院)

杜娟《从音美类艺术高考的“热起”和“降温”看当今艺术教育的发展》(首都师范大学)

高百坚《传统筝乐研究要走出“书斋”面向“田野”》(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区卫生院)第四届高校学生音乐书评征文

一等奖(15篇)

蒋聪《留在北欧的那份眷恋与思念――(牛津音乐心理学手册)》，德国马丁・路德哈勒维滕堡大学音乐学院博士生；

张D《筚路十载启山林――评王思琦(中国当代城市流行音乐)》，南京艺术学院音乐学院博士生，指导教师伍国栋；

留生《四易其稿，壮心不已――从汪毓和先生(第三次修订版)说开去》，广西艺术学院音乐学院硕士生，指导教师周国文；

杨梅《一部再现实地考察背后故事的著作――评萧梅著(中国大陆1900―1966：民族音乐学实地考察编年与个案)》，四川音乐学院音乐学系硕士生，指导教师甘绍成；

徐海东《对自律论的批判――评阿伦・瑞德莱(音乐哲学)》，南京艺术学院音乐学院硕士生，指导教师刘承华；

郭星星《今之词，古之乐?――读》，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硕士生；

周晶《新时期音乐思潮的开篇之作――读(改革开放与新时期音乐思潮)》，天津音乐学院硕士生，指导教师明言；

孔续茜《中国古代音乐审美观的人本主义批判――评叶明春著(中国古代音乐审美观研究>》，山东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硕士生，指导教师冯长春；

杜娟《人物是历史的一面镜子――读(李焕之的音乐生涯及其历史贡献)有感》，首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硕士生，指导教师蔡梦；

张斯絮《两种历史观，两种价值取向――评汪毓和(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第三次修订版与刘再生(中国近代音乐史简述)》，中央音乐学院硕士生，指导教师戴嘉枋；

蒋立平《镜子――读(美国音乐教育考察报考)》，浙江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硕士生，指导教师杨和平；

冯羽《评于润洋著(悲情肖邦――肖邦音乐中的悲情内涵阐释)》，南京艺术学院音乐学院本科生，指导教师屠艳；

冯彩媚《新视角下的认知――评(礼崩乐盛：以春秋战国为中心的礼乐关系研究)》，广西艺术学院音乐学院本科生，指导教师潘林紫；

邓颖《一个需要不断关注并进行学术创新的学科基础领域――评(李叔同学堂乐歌研究)》，广西艺术学院音乐学院本科生，指导教师潘林紫；

申小龙《形式美的独特诠释――评斯特拉文斯基(音乐诗学六讲)》，南京艺术学院音乐学院本科生，指导教师范晓峰。

二等奖(15篇)

赵书峰《千呼万唤始出来――读冯光钰、袁炳昌主编的一书有感》，中央音乐学院博士生；

银卓玛《架起神灵与世俗的桥梁――评桑德诺瓦

方伟《互文性・信息・音乐流动――对汪森、余R天的几点认识》，南京艺术学院硕士生，指导教师冯效刚；

王力博《多元化视角下的音乐传播学建构――读汪森、余娘天(音乐传播学导论――音乐与传播的互文性建构)一书有感》，西安音乐学院硕士生，指导教师李宝杰；

董郑峰《博引诸家著述成果真实再现历史原貌――读刘再生(中国近代音乐史简述)有感》，天津音乐学院硕士生，指导教师王建欣；

郭圣t《紧跟时代步伐的音乐社会学著作――研读曾遂今先生不同时期的两部相关著作有感》，青岛大学音乐学院硕士生，指导教师陈荃有；

马莹莹《华人西乐：音乐文化的碰撞与合流――读》，广西艺术学院音乐学院硕士生，指导教师梁晴；

李瑞涛《历史维度的中国当代流行音乐观察一读

李雅宁《别具一格写信史――刘再生著(中国近代音乐史简述>读后》，山东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硕士生，指导教师冯长春；

张婧《关注反思探索――读克尔曼的(沉思音乐――挑战音乐学)》，四川音乐学院音乐学系硕士生，指导教师甘绍成；

常江涛《海纳百川史论交融――评刘再生兼谈重写音乐史》，中国艺术研究院硕士生，指导教师李岩；

刘春秀《学术之光静静绽放―评高婷(留日知识分子对日本音乐理念的摄取――明治末期中日文化交流的一个侧面>》，广西艺术学院音乐学院本科生，指导教师潘林紫；

篇8

1955年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

章名涛1907.07.23～1985.01.09

电机工程学家。浙江鄞县人。1927年获英国纽加索大学学士学位，1929年获英国曼彻斯特工业大学硕士学位。清华大学电机工程系教授。参加制订全国12年科学远景规划。一直从事电机工程方面的教学工作。主编过《电机学》，编写了《电机设计》、《电磁场在电机中的应用》等讲义。主要论著有：《磁场线图略论》、《凝电器电机》、《同期感应电动机》、《同步机在周期性振荡中的阻尼系数》、《评兰斯道夫所著直流电机》、《单项感应电动机之理论及“张量”分析》、《税格电动机》、《单相同步电机的短路电流》、《三相发电机之瞬变电流》、《感应电动机与补偿变频机串联之特性及理论》等论文，专著有《电机的电磁场》，译著有《异步电机中谐波磁场的作用》。

1955年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

梁思成1901.04.20～1972.01.09

建筑学家。广东新会人。192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1927年获美国彭省宾夕法尼亚大学硕士学位，1947年获普林斯顿大学荣誉文学博士学位。1928年回国在东北大学创办建筑系。1931年在北京加入了专门研究中国古代建筑的学术机构—中国营造学社。1946年创办清华大学建筑系。毕业从事教育和中国古代建筑史的研究工作。从30年代开始，亲自主持并参加调查过2000多处古代建筑的实例，积累了大量的中国古代建筑的珍贵资料，对中国古代建筑、古代艺术的发展、特征和成就进行过系统和深入的研究。1949年后，积极参加首都北京的城市规划工作。主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参加了北京十大建筑的设计工作。他领导的清华大学建筑系，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建筑人才。

1955年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

篇9

说到萧龙士，一定要提到清季乾嘉间盛极一时的“龙城画派”。龙城，皖北重镇，萧县之古称。控齐鲁、扼吴越、接两楚，古称萧国，为徐准要地。自古龙城人质直好义，淳朴诚恳，能书善画，蔚成风气。《清史稿》云“作者相望，大雅为群，下及妇孺，均持名教，金石成录，诗歌升堂”，记载了龙城自古画风昌盛。南朝开国君主刘裕(萧县人)好书法，其子孙及文臣武将、缙绅贤达、墨客士子，竞相仿效，极一时之盛，其时龙城的戴逵、戴勃亦为名重一方的画家。至清乾嘉间，刘本铭、袁汝霖、张太平、吴作樟、吴柳庵、路荫南等画人出，均享有盛名，一时人才济济，声势浩大。他们多师承“青藤”“”，且多与“扬州八怪”交往甚密，受“扬州八怪”影响至深。吴作樟，萧县城西古尚村人，工书善画，为郑板桥至友，草书为乾隆皇帝所赏。其三子受其影响，均能书善画。幼子吴柳庵尤擅墨竹，笔法劲利，得郑燮真意，友人尝赠“醉来横抹无章法，误认扬州郑板桥”句，时有“徐准郑板桥”之誉。“扬州八怪”中的黄慎曾流寓萧县，论画访友，龙城人物画家薛铎受其影响，颇具风神。时薛铎在龙城西关有一茶馆，每有新作，辄悬于四壁，文人茶客，品茶赏画两相宜。另外，还有张昌、孙相、刘简、张佩芳等人，各有千秋。由于这些人艺术倾向一致，笔墨情趣相同，又有强烈的乡土气息和文人气息，以张太平、吴作樟为代表，以龙城为中心，以大写意画风为主的画家一时多达数百余人，形成江等。一时高手林立，班班相望。

在“龙城画派”的影响下，出生在萧县农村的萧龙士，自幼喜好书画艺术。祖父萧述福，以农为业，爱好书画。父亲萧作霖，擅木工、雕刻，亦能画。萧龙士，字翰云，光绪十五年(1889年)生。9岁开始临摹《芥子园画谱》，常为乡里鸡鸭鱼虫、梅兰竹菊等写照。光绪三十年(1904年)考入萧县高等小学堂，师从当时颇负盛名的花乌画家朱学骞。朱时为高等小学堂的图画教习，对萧龙士十分器重，着意指点，常带他去菏塘、野外写生。这一时期萧龙士从临习《芥子园画谱》到受到乡贤朱学骞的指授，基本上还是受“龙城画派”及“扬州八怪”的影响。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萧县画凤鼎盛。期间，杭州、上海、北京、苏州等地的美专学生中，萧县人就达几十人，有王肇民、刘梦笔、欧阳南荪、萧龙士、群、卢致远、蒋瑞云(女)、朱广明(女)、许克书(女)、罗丹等。1928年欧阳南荪和侯子安主持成立美术研究会，后又成立东方画会，举办古今书画展览，相互激励，相互切磋。萧龙士青年时期暗下决心要做“龙城画派”中的一“士”，遂取名“龙士”，后以“龙土”行世。萧龙土一次偶得“扬州八怪”之一李方膺的一本墨兰册页，竞临摹数月，乐此不疲。1922年，乡间有人托其到上海代售一幅黄慎的《携琴访友图》，他竞苦苦临摹达18遍之多。其临摹黄慎的《伯牙学琴》曾于1925年在上海展出。

吴昌硕对萧龙土的影响

在20世纪20年代以前，萧龙士的花鸟画多取法“山人”及扬州诸家。当时，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他还致力于美术教育事业，当过小学校长、美术教师。尽管如此，他的交往圈子还是不大，只是与当地及徐州画友刘书绅、李可染、苗聚五等人切磋画艺。1923年，经画友李可染介绍，人刘海粟创办的上海美专学习。在刘海粟、潘天寿、诸闻韵等名家的指导下，得以系统地学习中国画，眼界大开。期间海上画界巨擘吴昌硕常来校讲习，诸闻韵是吴昌硕的外甥，常约萧龙士去吴府求教。因亲得其授，萧龙士始悟得以书入画的妙旨。

由于书法内涵十分丰富，碑帖包容非常广泛，所以画家撷取之为画也千差万别，因人而异，各取所需。吴昌硕以篆书笔法入画，用笔苍古浑厚，雄强豪迈，如错金锻铁，笔下的花卉刚劲婀娜，风神绰约。萧龙土每见其迹，辄临摹数遍，由形循气。一日缶翁来美专讲课，见萧龙士临摹自己的一幅《雁来红》，如出己手，大加赞扬，并欣然题记：“人为多愁少年老，花本无愁老少年，翰云学弟画甚工，将有大成定无疑。”时潘天寿2 8岁，见长自己数岁的学生萧龙土如此刻苦，颇有感触地说：“论年龄，龙士为我见长；论意志，我不如龙士。惭愧!”盛赞萧龙土为“江北第一家”。

吴昌硕自谓“苦铁画气不画形”。萧龙士受其启发，画风也由古稚娟秀转向挺拔厚重。期间又得识康有为、蔡元培、梁启超、乇一亭、潘天寿等名流，既开阔了艺术视野，又在中国画理论上奠定了比较扎实的基础。以书入画，由形及气，这是萧龙士画风的第一次转变。

1927年，萧龙士在徐州举办个人画展，展出了100多件作品，观者达5000人，盛况空前，遂声名鹊起。1937年，萧龙士参加中华民国第二届全国美术作品展，其所绘的《幽兰》《墨荷》，赢得了于右任、叶恭绰、黄宾虹、沈尹默的绝口称赞。在上海美专期间，林风眠几尢其墨兰亦赞为“艺界之光”。

1947年，萧龙士在南京举办个展，博得了艺界的好评，著名画家、有“画坛三杰”之誉的傅抱石、陈之佛、张书旗联名评介：“先生精研六法，平素潜心苦志，悉心研摩，故下笔落墨饶有奇趣。曩(n6ng)于二届美展，读其所作，心窃慕之。兰石洒脱有致，尤以墨荷神姿飒爽、笔力伟健，盖正小入平板，奇不入险恶，于狂怪中求理，于鲁莽中求笔者矣。”至此萧龙士大名远播。

篇10

我2006年秋进入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跟随余恕诚先生攻读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的硕士、博士学位，迄今已经六年。恕诚师是著名的古典文学专家，也是一位卓有成就的教育家，在学术界特别是在安徽省的文化教育界享有崇高声誉。从教半个多世纪以来，桃李满园。能够忝列门墙，亲承教训，对我而言确为一种莫大的荣光与幸运。在侍学余门的六年里，我与老师建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对老师的道德文章，也有了更加真切的体会，其中感受最深的，是他在研究生论文指导上的深入思考、大胆探索。

研究生阶段的教学，学术论文的写作处于中心环节，是检验研究生培养质量的最重要标尺。恕诚师作为后第一批研究生导师，在几十年的研究生培养实践中，一直高度重视对论文的指导。他反复强调，研究生论文绝不能简单当作获取学位的敲门砖，而是要让学生真正受到锻炼、得到提高；强调研究生的论文写作，导师必须切实担负起指导之责。在论文指导中，恕诚师首先最重视的就是论文的选题。他多次严肃指出，现在少数导师给研究生设计的论文题目，就如同开采“鸡窝煤”一样，目光短视，缺乏应有的学术价值，无论是对学生个人发展，还是对推动学术进步，所起的作用都是有限甚至负面的。在恕诚师看来，一个真正好的论文选题，应当遵循三个原则：一要帮助学生打下厚实全面的专业基础，使学生具备从事科学研究的基本知识与技能；二要能让学生的科研能力获得提高，学术视野得到拓宽，提高是根本，创新是关键；三要题目本身要具备深入钻研的空间，要有后劲，要能可持续发展，只有这样才能使学生获得长远的学术能力。一句话，既要厚植根基，又要着眼未来。

既要厚植根基，又要着眼未来。这是恕诚师几十年辛勤探索的思想结晶，也被他始终如一地贯穿于指导研究生论文写作的全过程中。我自入学以来，亲身经历了老师对自己所带六届博士、硕士研究生的论文指导工作。他所直接或参与指导的研究生论文，选题多围绕着重要作家（如李白、王维、张籍、王建、元稹、温庭筠）；重要文学史现象（如中唐乐府诗、骈散文关系、民国唐诗学）；或能体现古典文学当代价值的学术话题（如皖南地域诗歌史、唐代戏谑诗、唐代涉外诗歌）。这些选题本身无一不是老师在长期研究深入思考基础上形成，全都瞄准学术研究的前沿或薄弱环节。有些选题，讨论的对象或许并不新鲜，但是由于所取的往往是一个独特的视角，因此就能获得全新的学术意义。还有一些选题更是直接从他本人所正在从事的研究中派生出来。由于老师本身就是一位有着学养深厚的大学者，且一直密切关注学术动态，经他用心思考而得的论文选题，自然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老师多次讲，给学生一个选题并不容易，因为这也考验着导师的知识水平，如果导师自己都怠于学习、疏于思考，对于学术发展的敏感度不高，那么就很难想出什么有价值的选题来。他一直笃信这样的道理：一个老师要想让学生种好一分地，自己必须先具备种好一亩地的本领，否则就会误人子弟。

论文题目确定下来以后，还面临着一个交给什么样的学生来研究的问题，这同样不能率意而为。因为每一个学生的性格特征、兴趣爱好、知识储备，乃至于今后的职业选择，都会千差万别，好题目如果交错了对象，同样会损害题目的应有意义，也不利于学生的成长提高。譬如老师所招收的第一届博士研究生徐礼节，由于已在高校任教，原先又并未接受系统的硕士课程学习，为了让其进一步夯实基础，老师给他设定了中唐诗人张籍、王建研究的选题。徐礼节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围绕这一选题刻苦钻研，不仅撰写出高质量的学位论文，并且在毕业以后仍与老师合作，全面整理了张籍的诗集，最终形成《张籍集系年校注》的成果，在中华书局出版。又如2005级博士研究生方锡球、2006级博士研究生莫山洪与鲍鹏山，入学之前在明代诗学、骈文与先秦诸子研究上已有相当基础，老师则又量体裁衣，为三人选定了符合自身特点的论文选题，同样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恕诚师作为著名的唐诗专家，又曾担任安徽省政府参事、安徽省政协常委多年，朴素的赤子情怀与自觉的社会担当，使其一直对传承安徽地域文化高度关注，并且很希望能从自己专业角度为宣传安徽地域文化、推动安徽文化发展尽一份心力。早在21世纪初，老师便与他最早两届研究生周啸天、丁放两位先生合作编著了《诗情画意的安徽》一书，引起社会广泛好评。2008年，任职于安徽省地方志办公室的朱文根投考老师门下，攻读博士学位。鉴于他的工作性质，恕诚师将研究魏晋至唐五代一段的皖南诗歌史的任务交由他来做。与此同时，又命2008级的硕士研究生朱少山着手撰写北宋一段皖南诗歌史。如今，经由二人的工作，南宋以前的皖南诗歌发展脉络已经得到初步梳理。曾经不止一次听老师谈起，一个学者应该要有人文关怀，要能承担自己的文化责任，学术研究也要能够尽量做到立足现实、关注当下，具有当代意义。有关断代皖南诗歌史的撰写，便突出体现了老师这方面的鲜明意识。老师的确是一个对社会热点抱有浓厚兴趣的学者，可举一例为证。以我这些年的观察，老师至少常年订阅《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中国青年报》《人民政协报》四份报纸。这不仅能使老师能紧密把握时代脉搏，且往往会从中获得重要启发。在这个信息发达的时代，片面地强调两耳不闻窗外事，可能真的是一种故步自封，对学术研究绝非幸事。

将北宋皖南诗歌史这样的“大题目”，交由一个刚刚进入研究生阶段学习的人来做，在很多人看来，或许过于冒险。但恕诚师却敢于放手，且最终完成任务，这固然离不开他对研究生本人各方面条件的充分考察与评估，但这更是他这几年在硕士生培养环节中主动试验的结果。一直以来，基于对硕士生尚处于储备知识阶段的基本判断，一般不主张硕士生涉及大题目。这种意见有其合理的成分，但是也带来明显流弊，硕士生的论文选题基本上局限在三流四流的作家作品或一些过于冷僻的小问题中，以至于造成一个硕士生即便是获得学位，也基本没有什么科研能力可言，甚至专业素养还不如本科生完备。这诚然有违研究生培养的初衷，也会严重损害知识体系的传承。恕诚师常常引用《易经》中“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仅得其下”的话来表达自己的担忧。为了改变这种现状，他在自己指导的硕士生身上开展试验，鼓励他们敢于触碰大题目（老师曾有“放野马”的形象比喻，看似信马由缰，不管不顾，殊不知，马儿只有在原野上奔腾起来，才能真正锻炼本领、砥砺意志。一味圈养，虽然草食无忧，但终将品种退化），哪怕失败了也没有关系。这一思路从我所在的2006级唐宋文学方向的硕士生中即得到充分体现。唐宋文学方向自1978年开始招收研究生以来，就一直延续着集体指导与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优良传统。我们这一届总共是11人，最后论文指导时，陈有斌、郑传锐、胡玉兰和我四人安排由恕诚师负责。我们四人个性不同，知识结构与主客观条件也有很大差异，但恕诚师给我们四人确定的选题却无一陷于琐碎。在此基础上，考虑到陈有斌对于作品较熟、又年纪稍长、且毕业后将要从事中学语文教学，恕诚师给他设计了《李白与唐代诗歌》的题目。郑传锐韧性较强，长于材料搜集整理，他的题目就被确定为《唐代涉外诗歌汇考与研究》。胡玉兰是女生，根据她的情况，老师建议她做《李商隐的爱情诗研究》。通过这些题目的撰写，同学们大都进一步地夯实了基础、开拓了眼界、培养了能力、提高了品味，对于个人今后的发展是大有益处的。

给学生设计好论文选题，只是指导研究生论文写作的第一步。接下来还有更为繁重的工作要做，这就是学生论文写作中，要密切跟踪关注，随时引导修改。但凡是研究生，无论是攻读硕士学位还是博士学位，自身的知识储备与学术经验，都还有这样那样的欠缺，因而很容易出现偏差。如果不及时匡正，就会事倍功半。恕诚师虽然从战略规划上鼓励学生大胆创新、敢闯敢试，但具体到实际的战术指导上，则是慎之又慎、精益求精的。几乎每一位学生的论文，从开始撰写到最后成型，都经过恕诚师多次修改。凡是由他指导的学生，论文写作中推倒重来的事情时有发生，程序上无疑是繁复周折了一些，但是那无疑是为了保证论文的质量。如果轻易蒙混过去，将是对学生的不负责任，也是为师者的失职，更是对学术尊严的一种不尊重，恕诚师一直这样“固执”地认为。

作为仅有的几位硕士、博士阶段学习都由恕诚师直接指导并且未有间断的学生之一，我本人这六年来的学习与成长，似乎更是对恕诚师培养指导研究生理念的生动诠释。由于性格家庭的原因，我自幼较为喜爱文学与历史，上大学读中文系之后，又有幸获得相对正规全面的专业训练，尤其是在古代文学与古典文献学两方面下了一定功夫。所以2006年秋，我以相对靠前的成绩考入安徽师范大学。但是在最初的一段时间里，对于研究生阶段如何组织学习，对于学术论文如何撰写，我是不甚了解的，连续交上去几篇作业，都很不理想。这反映了我的基础仍然比较薄弱。2007年6月中旬，导师组召集我们开会，询问我们的论文设想，我大着胆子提出一个题目，恕诚师当时并未表态。事后，他专门打电话给我，向我提出他的意见，认为那个题目虽然有一定价值，但更多属于文学研究，不利于发展与提高。接着他又问我是否知道《两都赋》与《二京赋》，我说知道（但直至当时，我对这两篇赋的作者归属，都十分模糊，只是大学本科在文学史课上接触过相关名词）。于是他说，今年春天《光明日报》上面搞了一个“百城赋”，是写城市的赋作，与《两都赋》与《二京赋》渊源很深，问我能不能做一个历代都邑赋的研究。当时听着老师平静的叙述，我整个人都懵了，因为我是唐宋文学的研究生，竟然让我面对赋这种毫不熟悉并且一般被当做两汉文学代表的文体，并且还要研究一个通代的发展史，这的确是我没有料到的。电话那头，老师可能也感觉到我的犹豫，于是让我暑假回家之前去他那里一趟。2007年7月13日，我怀着忐忑的心情去面见老师。坐定之后，老师拿出了他早已准备好的从当年三月开始收集的“百城赋”剪报，厚厚一叠，交到我手中。又让我利用假期时间，先阅读《文选》与马积高的《赋史》，熟悉熟悉赋这种文体以及都邑赋题材的基本特点，然后再看看自己能不能把这个题目做下来。我就这样“晕晕乎乎”地接过了老师的剪报，也接过了老师的嘱托与期待，开始了一段在当时并不能确知未来的旅程。

事后知道，老师之所以想到这个题目，一是由于他在进行自己所申报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唐诗与其他文体关系”的研究中，认识到赋这种文体的确有其特色，对文学史的正面推动作用也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二是从《光明日报》当年所开辟的“百城赋”专栏并获得轰动的现象中受到启发，觉察到赋这一久遇冷眼的古典文体，即便是在当代社会仍有很强的适应性，仍拥有广大的受众，因此若就中国古代都邑赋的发展历程作一梳理，将会很有意义。而老师最终决定把这个题目交由我来做，也同样是出于替我补课，打牢基本功的初衷，经过慎重考量之后做出的。此后的两年时间，我认真按照老师的指示，一头扎进图书馆内，一边阅读大量原始文献与研究专著，一边积极深入进行理论思考。最终于2009年7月交出了《都邑赋史论》的学位论文，顺利通过答辩。通过这篇论文的撰写，我等于再一次复习巩固了古典文学的基础知识，并且有重点有方向，受到了很好锻炼。这篇论文后来连续获得安徽师范大学首届优秀硕士论文奖、安徽省第三届优秀硕士论文奖。2012年3月，我又获得了安徽省首届高校古籍整理优秀研究生奖，这篇论文同样起到了重要作用。

回过头来想一想，如果当时不是恕诚师为我在研一快结束时较早确定论文选题，那么我可能仍会继续迷茫，不知方向。人其实与生俱来就有一种惰性，一旦徘徊得久了，觉得希望渺茫，原先还可能存在的豪情壮志自然就会衰退，也就会很容易陷入自我否定、自甘沉沦、百无聊赖的境地中。此时如果能有一位伯乐及时指点迷津，那么局面就可能会完全改观。这篇论文最后之所以能够获得成功，完全是老师因材施教、循循善诱的结果。在开始时，恕诚师并未对我提出过高的要求，甚至只是让我简单描述一下即可，消除了我的顾虑，给我以充分的空间。而等到真正进入论文写作中，恕诚师却又在旁全程指导，屡屡纠正我的错误，多次给我提供意见与材料，使我不敢有丝毫懈怠之心，自我加压。论文中的《走出俳优――论〈两都赋〉的赋史意义》《论古代都邑赋的现代价值》《“赋代志乘”说评议――以都邑赋为中心》等章节均曾以单篇论文形式刊发于国内有影响的学术刊物上。《走出俳优》一文还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全文转载。试想如果我抱着在付过去的态度，就不会对诸多理论问题进行深入思考，也就不会形成上述这些具有一定价值的研究成果。

正是因为有了撰写硕士论文所受到的学术训练以及表现出了一定的学术潜力，2009年上半年我又顺利通过了安徽师范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的博士生入学考试，并有幸继续跟随恕诚师攻读博士学位。在接下来的三年中，我与老师一直保持十分频繁密切的联系，从老师那里也得到了更为严格系统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