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科学论文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当代科学论文，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软件方面，以Photoshop、CorelDraw、AutoCAD、3DSMax为主的绘图软件对传统纸笔颜料美术绘图产生着巨大冲击。每一种电脑制图软件的推出都显示出了微电子科技巨大的数字化魅力，而传统的美术表现技法，如油画、国画、版画、水彩画、素描、水粉，必然受到数字虚拟界面的影响，而审美大众甚至美术教育的主体意识也将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其次，摄影技术的诞生，使得对生产生活以至于传统绘画存在的必要性发生了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我们似乎很难分清楚现代科技与视觉艺术教育之间的关系，而作为两种对世界不同的掌握方式，必然有着各自内在不同的规定性。一般来说，现代科技是理性的思维方式，它往往诉诸概念、原理，强调逻辑性、前沿性，需要主观符合于客观，追求真理，是人们对自然规律、社会规律知识性的给予；美术教育是一种感性思维方式，它以审美体验为基础，诉诸形象，强调主体的感受、体悟等形而上的精神表达，要求客观见之于主观，追求审美，给予人们的是审美和情感的积极愉悦。虽然摄影技术的革新层出不穷，使人们的视觉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开阔。然而，随着审美意趣在客观再现的追求中发生异变，促使现代艺术走向内质与抽象的表达。如今，高科技数字媒体技术的影像时代已经来临，如何处理其与传统美术图像的表现关系，值得考虑。现代美术教育系统已经充分利用数字媒体技术来处理传统图像学知识和技法，这将给予传统美术教育以巨大冲击。因此，美术教育这种特殊性的内在特质，决定了现代美术教育中建立起主体意识的必要性，尤其是对于现代科技影响下的当代高校美术教育来说显得相当重要。

篇2

[中图分类号]G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03)06-0055-04

哲学的经济学分析和经济学的哲学概括，是马克思理论研究中极其重要的内容，体现出丰富的方法论思想。认真清理和总结这些思想，无论对于我们建构当代中国经济哲学还是分析现实经济问题，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借鉴意义。

一、客观性与主体性的统一

马克思的经济哲学既非单纯经济学也非纯粹哲学，而是在融合两者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新质科学。这种“新质”，就在于它打破了当时的一些哲学家和经济学家考察经济问题的方法：或者从主观概念、理性原则出发剪裁、套用客观经济现实，否认后者是前者的基础；或者停留和止步于客观经济现象的表层，否认作为主体的人的认识、实践的能动创造性。前者是唯心主义的经济哲学方法，后者是机械唯物主义的经济哲学方法。

马克思对唯心主义经济哲学思想的批判，在他最初的经济哲学研究成果《哲学的贫困》中就有着充分的体现。他批评蒲鲁东从普遍理性出发建构经济学的哲学体系，把经济范畴视作“不依赖实际关系而自生”[1]的思想，不过是一种先验的唯心主义的经济哲学。而他关于经济学要能够真正揭示现实经济生活的本质和规律，就必须跳出哲学的圈子研究经济现象的思想，则蕴含着从经济现实、物质生产出发的唯物主义经济哲学思想。同时，对庸俗经济学思想的反思，使马克思意识到，经济哲学要走出“在表面的联系内兜圈子”，对“最粗浅的现象作出似是而非的解释”的误区，[2]就必须突破以往的理论，在面对现实的同时发挥主体能动性，冲破思想障碍，敢于进行理论创新。

集马克思经济哲学思想之大成的《资本论》，既与马克思立足于资本主义经济生活的现实，从现象分析中揭开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关系、运行机制乃至整个人类社会历史的“谜底”有关，又与马克思在充分吸取以往和当时的经济学、哲学思维成果基础上，善于走出哲学和经济学各自的理论藩篱，在综合两者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不无联系。正因如此，马克思才最终实现了其哲学与经济学成果——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论的有机统一。

纵观马克思一生的经济哲学研究，他不是躲进书斋给自己设定纯抽象思辨的命题，在主观玄想中构造体系，而是立足经济现实，捕捉时代提出的重大问题；不囿于“现存”和既有的方法、结论，而是让“思想的闪电”在划破理论的迷雾中，揭示现实经济生活的真谛。

今天，虽然时代的巨变使经济哲学研究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与马克思那个时代有了极大差异，但马克思当年从客观性与主体性相统一的角度研究经济哲学的思路和方法，仍能为我们从事当代经济哲学研究提供有益的启迪。在此，不妨借用马克思的一句名言：经济哲学要想成为“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就必须“不仅从内部即就其内容来说，而且从外部即就其表现来说，都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3]同时，要充分发挥主体特有的能动性，破除陈旧的传统观念，解放思想，敢于创新，与时俱进。

二、科学性与人文性的统一

科学性与人文性，分别从物与人的角度，体现了人类对世界的两种基本态度和价值取向，前者强调客观性和事实评价，后者强调主体性和人文关怀。马克思经济哲学研究的对象，无疑是“现实的人”[4]。马克思认为，“现实的人”既是“社会关系的总和”，[5]又是能动的、有价值、理想追求的主体。因此，经济哲学要研究“物”，也要研究“人”，应是科学性与人文性的辩证统一。在马克思的经济哲学中，科学性与人文性的这种辩证统一，体现得尤为彻底。

马克思既反对从所谓“纯粹的客观性”或单纯的技术理性、经济模式出发考察经济现实的做法，认为这种撇开主体的人和缺乏对人的价值需要、利益要求、地位体现、发展愿望的人文关怀的理论，把人降低或等同于“物”和单纯“经济人”；同时，又反对从抽象的人、人性、人道主义出发考察经济现实的做法，认为这种抛弃客观的物和缺乏对客体分析的“人文关怀”，只能使人成为虚假的主体和片面的“道德人”。与资产阶级经济学或哲学不同，马克思经济哲学的独到之处，在于他在揭示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和人类社会历史的本质时，把它们视为以人的生产实践为基础和中介的合规律的过程，强调无产阶级解放之路的寻求，首先必须深入到客观的经济底层，同时，又关注现实的人尤其是无产阶级的地位、处境、命运和出路，认为自己的理论就是为“倍受压迫”的那个阶级提供解放的精神武器。[6]因此，在马克思的经济哲学中，对“人”的探讨既以对客观事实的科学研究为基础，又以对人的价值追求和发展要求为目的；对“物”的探讨既以人的价值取向为参照，又注重从物的基础、本源角度探究人文关怀的合理性和可能性。

今天，借鉴马克思科学性与人文性辩证统一的方法建构当代中国经济哲学，有助于我们关注和研究全球化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经济增长、转型、变化、发展的现状、历史和未来趋势，立足科学的实证经济学，从人化了的客观世界中认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基质及其本质规律，为理解和满足人的价值需求、人生的现实性、时代的变易性、社会生活的真伪性，以及准确定位与之相应的人格模式，提供客观依据；同时，也关注和研究人在全球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体现自身价值、发展自己的愿望和要求，善于运用科学的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研究人的价值要求的客观范围和内在层次，为使人在冷漠、自在的自然物质世界中看到自己的价值，体现生存的意义，感到人生的温暖、美好和崇高提供激情泉源。具体言之，经济哲学要研究宏观的经济增长与人的发展、社会进步三者间的关系，研究微观的诸如经济发展、转型引发的利益与价值、公平与效率等矛盾，以及道德与经济、政治与经济、法律与经济乃至社会心理与经济等等之间的关系问题。

三、决定性与选择性的统一

决定性与选择性则侧重于从实践角度表述主客关系。决定性即承认人类社会历史及其经济运动是有自身规律可循的自然历史过程；选择性即承认社会历史及其经济运动又是历史主体的人有目的的活动过程。前者肯定客观世界和其规律的必然性及其对人的制约性，后者肯定主体的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认为作为历史主体的人一身兼任“剧中人物”和“剧作者”双重身份。[7]因此，人类社会历史和经济运动的规律，是通过现实的人的有选择的能动性活动而得以实现的。人的实践是联接两者的中介，正是在实践基础上，两者达到了辩证的统一。经济哲学研究的目的之一，就在于通过对经济现实的理性考察，为发挥人的自主能动性提供理论根据，因此它应当从决定与选择的统一角度，研究作为客体的世界与作为主体的人之间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这种统一在马克思经济哲学思想中，同样得到了体现。

在马克思看来，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陷入纯实证经济论和蒲鲁东陷入纯思辨的经济论，原因之一就是他们离开历史的主客体关系来考察经济问题，没有看到客观经济规律既是人的能动实践的结果，因而人在它面前并非束手无策；但经济事实作为既定产物又具有客观必然性和制约性，因而人在它面前不能随心所欲。由于不能正确认识经济活动中决定性与选择性的统一关系，导致他们或者陷于机械决定论，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为“永恒之手”，完全制约着人的活动；或者陷于唯心能动论，视个体理性、“社会天才”的自由意志为解决经济矛盾的灵丹妙药。与他们不同，马克思一方面认为社会的、历史的物质活动是人类生产实践、经济生活的根本内容，生产力是在人类从事生产的经济活动的历史过程中积累、创造的物质力量，而不是自身无前提的先验假设；同时又认为人类生产实践是主体的人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生产力是人的实践能力的物化，生产关系是人为适应生产力而创造的结果。这样，马克思通过物质生产实践作为历史的主体与客体的基础和中介，科学地预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和经济活动，是历史决定论和历史选择论的统一。

今天，借鉴马克思的上述方法考察当代中国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和制订新世纪现代化战略决策，有助于我们走出“超越论”和“循序论”的两极，既立足于“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研究诸如中国与世界体系的联系与交往中，经济的调整、重组、改革、开放等关系；又充分发挥主体的能动创造性，在历史的决定性与选择性的交错点上“抓住机遇”，切实把我们的事情做好。借鉴马克思的上述方法研究生态和可持续发展等问题，有助于我们走出“人类中心论”或“生态决定论”的两极，进而深入研究诸如经济增长与自然成本和生产效率、人口生产与物质生产，社会发展中的物质生产、人口生产与精神生产，自然发展与社会发展，以及社会生产和再生产与自然可再生性发展等等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

四、共时性与历时性的统一

共时性与历时性，是分别从静态与动态、横向与纵向的维度考察社会结构及其形态的视角。前者侧重于以特定社会经济运动的系统以及系统中要素间相互关系为基础，把握社会结构；后者侧重于以社会经济运动的过程以及过程中的矛盾运动发展的规律为基础，把握社会形态。运动通过静止表现出来，相对静止中有永恒的运动。因此，共时性与历时性两者有着辩证统一的关系。

上述理论在马克思经济哲学中，具体体现为他的“有中介的社会生产体系”[8]观：社会就其静态存在看，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就其动态展开看，是生产力发展改变生产关系及其一切社会关系。生产方式作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中介，既为生产力所决定又决定生产关系，既具生产力功能又具生产关系价值，是共时性与历时性的统一。人类社会特定结构及其整个历史运动，既是一个以生产方式内部各要素相互作用为基础的系统，又是一个由生产方式运动推动的过程。因此，社会结构与社会形态统一的基础，在于社会的生产方式。

今天，借鉴马克思的上述观点研究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助于我们既从历史的、现实的国情出发，又把它置于“世界历史”、“全球化”的国际背景中；既从我国特定的经济发展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出发，又联系人类社会发展的全过程和总趋势，从而既看到生产方式、交换方式因其中介性，可以共存于两种社会制度之间并互通互补，生产的技术层面构成生产方式的基础，经济体系以它为坐标系，经济形态的依次演进从根本上决定所有制形态的一般发展，因而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市场经济发展阶段不可超越，中国必须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实行市场经济；又看到生产方式、交换方式的中介性必然与一定的经济关系、社会制度结合，生产关系的社会层面决定社会的基本制度，不同的所有制形态可以反映相同的经济形态。因此，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是可以超越的，中国实行的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应该而且必然是社会主义的。

五、实证归纳与理性概括的统一

实证归纳与理性概括的统一，是马克思经济哲学研究中又一基本的方法论思想。它体现为马克思的经济哲学不仅从经济现实出发，在研究经济现实中进行哲理的分析推论，并从中引出世界观、方法论的结论，而不是止步于实证归纳；而且在对经济现象进行哲理的分析与揭示中，融入经济的实证使之有根有据，而不致流于哲理的空洞思辨和抽象演绎。

还在马克思创立经济哲学之初，他就批判地审视了当时的经济理论，既反对蒲鲁东用先验原则、抽象哲学理念投射经济现实，认为这只能导致“可笑的哲学”；[9]又批评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停留于纯粹经济事实的肤浅表述和实证归纳，认为其不从经济关系的社会历史性考察、深究经济现象的本质，导致了他们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固定永恒的规律的唯心史观结论。而马克思《资本论》中贯串始终的抽象与具体、逻辑与历史、分析与综合、演绎与归纳的方法，则是他融合经济学实证性与哲学思辨性的结晶。虽然这部研究资本主义的巨著侧重于分析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但这种分析却既因哲学唯物史观的运用而使经济学的实证分析，超越了纯粹的表象描述而具有强烈的理性思辨，又因经济学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的实证而使哲学的逻辑推演，超越了纯思辨的抽象论证而具有透彻的经验说服力，从而使它的价值，远远超过了任何单纯的经济学著作或单纯的哲学著作。纵观马克思的经济哲学思想，其哲学与经济学在相互交融基础上达到了辩证统一。如同劳动、分工、生产力、生产关系既是经济学又是哲学的基本范畴一样，马克思的经济哲学理论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既是社会的、历史的、哲学的经济学，又是经济的社会学、历史学和哲学。

今天，借鉴马克思的哲学理性思考和经济学实证分析统一的方法研究和建构当代中国经济哲学，必须做到：一方面，在探讨诸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全球化等具体问题时，必须运用世界历史理论、社会形态论加以理性抽象而不能止于经济范式、技术模式、操作手段等经济学的表层。另一方面，在深化诸如的社会结构论、形态论、本质论、动力论等基本理论时，必须结合和依据世界、中国的社会经济变化现状和趋势，以及新科技革命、信息革命等问题加以经验证明，而不囿于抽象的概念框架和理论体系。更重要的是要在融合两者特征的基础上，创建出既不因满足于繁荣表象而对自身功能产生幻化、又不因囿于空洞思辨而对自身功能产生怀疑的，既适合又能指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现实的经济哲学理论。

【参考文献】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140，149.

[2]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98.

[3][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121，466-467.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23.

篇3

二、价值基础

选定与夯实合理完备的价值基础是当代中国公共管理学学科建设的津要所在。一方面，公共管理学的学科特色、专业内涵以及发展方向等重大问题，均取决于价值基础的价值结构的合理规划、价值秩序的有效构建；另一方面，合理的价值基础不仅在理论上为公共管理学作为独立的学科存在提供了坚实的合法性、正当性理据，也在实践中成为对公共管理实践做出好坏优劣等评判的基本准绳。考虑到“公共行政是政府的艺术与科学跟管理的艺术与科学的联姻。效率与经济主要属于管理理论的范畴，而社会公平属于政府理论的范畴。”同时，随着公共服务理论的发展，民主参与、公民权也日益成为公共管理学走向成熟的重要理论支柱。因此，公平、民主与效率应当成为当代中国公共管理学的价值基础。进而言之，正如学人江畅所言，“由于人的需要（欲望）所指向的无非是目的和手段，同时只有当一个事物作为目的或手段时它才能成为满足人的需要（欲望）的事物，因而目的和手段对于人都是有价值的，而且对于人而言的所有价值都无非是目的（性）价值和手段（性）价值这两类。”借鉴上述对价值的分类，公平应属公共管理学的目的性价值，而效率则是手段性价值；至于民主，笔者认为兼而有之。首先，公平应当被确立为公共管理学的目的性价值基础。“社会公平强调政府提供服务的平等，强调公共管理者决策和项目执行的责任，强调公共管理的变革，强调对公民需求而非公共组织需求的回应……新公共行政所关注的基本问题之一就是公平的对待公民。社会公平就包括旨在增强这些少数群体政治权力并改进他们经济福祉的一系列活动。”在《正义论》中，罗尔斯针对正义分配提出了著名的“差别原则”，即：“社会的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这样安排，使它们在与正义的储存原则一致的情况下，适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诚然，社会公平并不意味着所有的不平等都会消失，但是每个人的基本利益都应该得到起码的尊重与保障。公平价值赋予了公共管理伦理的内容，强调了公共组织提供的服务是面向全体公民的，每个人都应该享受平等的权利。公共管理学研究如何合理有效的配置社会资源，如何为社会提供优质的服务，这与每个公民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其次，民主既是一种手段性价值也是一种目的工具性价值。就前者而言，不论是政治生活还是社会生活，目的都在于追求一种公平、正义、自由、幸福的生活。近千年的人类政治实践历史已经揭示了如下政治学公理，即：相对于其他政治范式，民主是实现优良生活的最有效手段。就后者而言，民主本身已然成为一种可欲的现代生活方式。现代民主生活中所充盈的平等的理念、自由的氛围、尊重的品格、人道的魅力甚至参与的乐趣等待，已经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个人与民族矢志不渝地将民主作为上下求索的价值目标。在当代共和主义思潮、尤其是公民资格理论的深度影响下，民主即参与、“民主意味着参与”，已经成为公共管理学学科建设的思想背景。民主价值、公民参与等依然成为作为公共管理理论重要补充的公共服务理论的观念圭臬。因为公共服务中公民参与的初衷是为了通过公民的参与来保障公民享受公共服务的权利。不论是公民参与还是享受公共服务，都是公民权的重要体现。公共服务是政府运用公共资源，根据社会公共需求，为社会福利最大化而提供的社会产品和服务。公民的参与能迅速高效的反应社会需求，从而为政府最大限度的满足社会需求提供有力参数。最后，作为公共管理学的手段性价值，“效率”是一个颇具歧义的概念。通常而言，效率可分为经济与社会两个层面，经济学效率“强调的是以最少投入取得最大产出”；社会性效率“以社会价值观念为目标，规范的予以衡量的效率”。从行政学本身的应用属性来看，对于效率的一定追求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然而由于实际操作中对于“效率至上”原则的过分夸大，原本的“工具合理性”变为追求的最终价值目标。公共管理学在合理吸收西方价值工具的同时也要警惕工具的目的化，尽量规避效率原则的弊端。不可以简单的将绩效作为评判组织优劣的标准，还要防止效率异化而破坏了社会的公平，以致出现公共权力的滥用现象。西方传统的科学管理所追求的效率原则是建立在工具理性的操作程序之上的，而当代社会的公共管理学在研究其效率的同时更应关注“人”———效率的创造者；毕竟，公共管理的最终目的并不是效率，它只是实现目标的手段。中国公共管理学早期深受传统行政学“效率至上”原则影响，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并以此指导社会实践。单纯的追求效率让社会陷入两极分化动荡不安，中国饱尝效率至上之苦。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公共管理学进入平稳发展阶段，其价值取向也发生了变化，认识到行政的目的在于更好的服务；亦即，公共管理要为社会的公共利益服务。政府组织有先天的官僚特质，在参与社会利益分配时不仅会降低效率更会损害其公平性，因此公共管理学要做的是建立公正合理的分配秩序，满足公共需求。

三、研究对象

众所周知，确定研究对象不仅是划定学科分类的重要依据，也是界定研究任务、创建学科体系的观念前提。就当代中国公共管理学学科建设而言，确立妥当的研究对象是其立身之本与发展之源。人类是在对利益的不断追求中发展进步的，然而人的社会性又决定人类对于利益的追求不能离开社会，也就是说面临着公共利益的分配。公共管理就是要满足社会需求，合理分配公共利益，最大限度地为社会提供服务。公共管理学以公共部门管理作为研究对象，其核心是政府部门管理。公共利益的现实表现形态是公共资源。政府组织要做的是有效地组织公共资源，使其能够有效增值；合理分配公共资源，使其能够依据社会需求实现资源利用最大化。政府保障对于公共资源的合理分配是满足社会和个人需求的前提。但与此同时也要防止在追逐利益的过程中，对于社会公平与正义的破坏。对于中国来说，政府以官僚组织的形式运行，在官僚体制中人治现象突出缺乏法制规范。同时，臃肿庞大的官僚机构也容易使得信息在收集、传递过程中出现失真，效率低下。这就容易导致政府对于社会需求的变化反映迟缓，也就不可能有效地组织、合理地分配公共资源。权力过分的集中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权力有限。但我们面对的是瞬息万变的21世纪，长长的信息传递链条不仅容易使信息失真，而且往往会错失良机。公共服务理论认为现代政府组织的角色是帮助公民表达并满足他们的利益诉求，而不是“掌舵”。因此，行政机构改革势在必行。“力求使政府不走弯路，使政府专心处理公务减少闲杂事务，加强和纯洁政府的组织机构，为政府的尽职尽责带来美誉。”这也要求政府组织在进行政策制定、执行时要鼓励公民参与。民主不仅有利于公民的主人公意识、公民精神的培育，也会促进公共资源的合理流动。另一方面，随着公共管理学的推进，公民社会自治网络的形成，公共管理的主体趋向多元化，不仅包涵政府组织也包括为社会公共利益提供服务的非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管理是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一条路径，同时非政府组织的参与也是对于政府组织管理的有效制约和监督，对于维护公民权利有重要意义。俞可平先生认为：由民间组织独自行使或他们与政府一道行使的社会管理过程，便不再是统治，而是治理……治理和善治的本质特征是公民社会组织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独立管理或与政府的合作管理。当前中国社会非政府组织发展极不健全，原因是多方面的。在中国公共公共管理学未来的发展中，应探究如何应健全法规从制度层面保障非政府组织的合理存在，发挥非政府组织的应有作用。

篇4

一、问题的提出

新时期写作学理论研究与建设经过三十年的探索和发展，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写作学理论专著、教材和论文成果的丰硕，足以令我们感到鼓舞和振奋。然而，作为人类社会早已存在的两大部类的写作活动——应用(或实用)写作与文学写作，其学科理论研究水平相比较而言却存在着一定的不平衡性，即应用写作还滞后于文学写作的研究水平。

应该说，近二十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普遍从重视文学写作研究转向了越来越重视应用写作研究。在应用写作研究领域，同样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诸如著作、教材和论文等)，其中不乏有创新之作。但从学科建设的视野审视，应用写作学还未能形成较为完备、科学的理论体系；应用写作教程，仍明显地停留在“知识+格式+例文”的经验和方法的归结层面上，未能建构起深刻揭示应用写作自身本质特征和内在写作规律的科学化的理论与训练体系。当代应用写作学还未能出现像“文学写作学”那样的诸如“诗歌创作论”、“小说创作论”、“散文创作论”、“戏剧影视文学创作论”等那么多的宏篇理论巨著。这种研究现状不能不令我们写作学界同仁倍增时代责任感。

2O世纪9O年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更新了人们的思维观念，开阔了人们的研究视野，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进一步扩大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各个方面、各个领域都在逐步转轨变型，现作活动也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应用文体写作的适用范围几乎遍及了国内外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外交、商贸等各个领域和科学技术、文化交往的各行各业。现代化建设和经济建设对应用写作人才迫切需求的客观事实，不允许人们对当代应用写作学的研究与理论建设问题等闲视之，所以，20世纪9O年代成为应用写作大发展的年代，成为应用写作学的理论体系和训练体系逐步形成的年代。笔者认为，到了21世纪初期的今天，应该是当代应用写作学的理论研究和建设尽快提高质量和层次与水平的年代、是真正建立起科学化的当代应用写作学理论体系和训练体系的年代。

二、首先应准确界定当代应用写作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与内容

建立科学化的当代应用写作学的理论体系和训练体系，首先必须弄清楚和回答四个重要而又基本的问题，即何谓应用写作?何谓应用写作学?应用写作学独特的研究对象是什么?应用写作学的研究范围与内容如何界定?这些根本而又重要的理论问题。写作界学者们虽已有多种论述，但认识却很不统一。

我们说，作为人类所特有的精神生产的写作实践活动主要分两大部类：一类是具有审美功能的文学写作活动，一类是具有实用功能的应用写作活动。所谓“应用写作”，是指在经济社会管理中，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各种商贸组织所广泛运用的各种行业性的常用文章的写作。它一般包括处理公务的机关应用文和处理私务的日常应用文两大类。

从现当代文体分类学的角度看，写作学界一般把当代文体分为四大部类，即文学类文体、应用类文体、理论类文体、新闻类文体。而广义的应用写作，除包括上述应用类文体(公务应用文和日常私务应用文两大类)外，还包括一些习惯上人们不称之为应用文的新闻文体、理论文体等，人们又多以“实用写作”称之(相对于文学写作而言)。

就当代应用写作(广义)而言，又通常把它分为四个部类：第一类是行政公文写作(十三类)；第二类是工作事务文书写作(诸如工作计划、工作总结、工作报告等)；第三类是日常应用文写作(诸如书信、申请、协议等)；第四类是行业专用文书写作(诸如法律文书、财经文书、新闻文体、理论文体、外交文书、军事文书、科技文书等)。对现当代应用文体要进行系统归纳分类，可多至数百种。

应用写作的“应用”二字，是其基本的特性和功能，它具有以下四层含义：一是它的写作内容是经济社会管理和社会生产与生活以及实际工作中所需要解决的问题，具有直接的应用价值，在经济社会管理中起到“中介性”①和“工具性”的功能作用(它不像文学写作那样对阅读欣赏者只是在潜移默化中产生思想情感的共鸣作用)；二是它有着直接明确的写作目的，或传播信息、或交流经验、或指导工作、或指挥行动、或协调关系、或告知事项等，其针对性很强，行使着行政管理的社会职能(它不像文学写作那样主要是为了审美愉悦和消遣，作者的创作思想是靠“形象”描写本身予以间接地表现的，其创作目的在于寓教于乐，陶冶人们的情性)；三是它的写作表现方法不是采取文学写作的艺术化的方法(如虚构、夸张、典型化等)，而采用的是朴实简练、准确真实、实录直书式的表达方法，直接宣明写作的主旨和目的，靠无可置疑的事实材料表述和逻辑分析论证来理智地“说话”；四是它的文体结构组合形式一般都有大致的规范性和格式化的要求(它不像文学文体那样没有结构的格式化要求，追求创意性的特色)。由此可见，有针对性地解决实际工作问题、明确写作目的、真实具体的写作内容、朴实简练和准确直书式的语言表达、写作格式规范性的要求、直接产生实际工作效率的写作价值，以及在经济社会管理中起到“中介性”和“工具性”的管理功能作用等特点，构成了当代应用写作活动的本质特征。

应用写作和文学写作其精神劳动的最终成果形式固然都是文章，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客观事物在作者头脑中思维、反映的产物，运用的表达工具都是语言文字，写作目的都是为了表达思想情感和传达信息，但二者的区别却是十分明显的。最本质的区别在于二者的社会功能作用不同：应用写作的直接目的和作用主要在于指导经济社会的生产、发展和管理，以及日常工作的开展，主要行使经济社会管理的“实用性”功能；而文学写作的主要功能是“审美性”，即通过艺术形象的塑造，对阅读欣赏者实现着审美愉悦和陶情冶性的教育影响作用。“实用性”是应用文体写作成为经济社会管理的“中介”和“工具”的本质功能；“审美性”是文学文体写作成为大众“审美欣赏教育”的本质功能。这既是两种写作活动的“个性”特点，又是二者的本质区别点。

由此论之，所谓“应用写作学”，就是研究现当代应用文章的写作特点、过程、功能作用、写作规律和写作规范、方法、技巧的一门学问。

根据同志的“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矛盾论》)之说，应用写作学的研究对象就是当代应用类文章在写作实践活动过程中所具有的各种特殊的矛盾性的问题。

由应用写作的特殊的矛盾性问题，决定了当代应用写作学的主要研究范围和内容应由九个方面构成：一是应用写作活动运作过程、特征、功能和写作规律的研究；二是应用写作学理论体系构成的研究；三是应用写作活动产生、发展历程和历史经验的研究；四是应用写作作者应具备的智能素养研究；五是应用写作学的教学目标和教学方法论的研究；六是应用文体的分类与分类原则和方法的研究；七是各类各种应用文体的写作原理、写作规范、写作方法和技巧的研究；八是各类各种应用文体的写作训练体系和训练方法的研究；九是当代应用写作工具与手段的现代化变革(如电脑写作操作技术)的研究等。

三、当代应用写作学理论与训练体系的建设

由以上对当代应用写作学的学科概念、研究对象、研究范围和内容的探析，我们认为，建立起科学化的“当代应用写作学”的理论体系与教学训练体系，应由“两个理论层次”与“九论”构成。其理论体系的层次构成为：

上编为写作基础理论层次：“当代应用写作原理学”，主要由五个部分构成：

(一)应用写作行文过程、特征、功能与规律论——主要是对当代应用写作行文运作过程的研究，包括对应用写作的取材、炼意、谋篇、行文、定稿、成文与行文办理程序的研究；包括应用写作活动的本质特征、社会功能作用、写作行文规律的研究等。它旨在阐明应用写作活动行文运作过程的特点、内容与规律。

(二)应用写作理论体系构成论——主要是对应用写作学的研究对象、范围、任务、内容、方法和理论体系构成的研究，以及对应用写作学与其他相关学科的联系与区别的研究等。它旨在阐明如何科学地建构当代应用写作学的学科理论体系与训练体系。

(三)应用写作产生发展流变论——主要是对应用写作的产生与发展历程、学科理论的逐渐形成与发展、国内外应用写作学的研究状况等理论问题的研究。它旨在阐明应用写作产生、发展与演变的特征、内在规律与历史经验。

(四)应用写作作者智能素养论——主要是对从事应用写作的作者应具备的智慧、能力、素养以及智能结构如何合理形成的研究。它旨在阐明从事应用写作的作者要成为高素质的写作人才应该具备的主、客观条件和智慧与能力。

(五)应用写作教学目标与方法论——主要是对应用写作课程的教学职能、培养目标、专业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的研究。它的研究应做到：针对不同专业的特定教学对象和培养对象，制定科学的培养目标、文体写作与训练的类别和内容。针对长期以来写作教学与社会对写作人才需求存在的偏差问题，其研究应注意做到：纠正写作教学目的的误区，使应用写作人才的培养与当今务实致用的社会需求相结合；纠正写作教学培养目标的误区，使应用写作人才的培养与为当今经济社会的发展服务相结合；纠正写作教学方法的误区，使应用写作人才的能力培养与人文素质的全面提高相结合；最终实现“懂理论、会写作、能办文”的(“学者+作者+实务者”)“三位一体”应用写作人才的培养目标。

下编为写作技术理论层次：“当代应用文体写作与训练学”，主要由四个部分构成：

(六)应用文体分类论——主要是从文体分类学的角度对当代应用文体分类的原则、标准、方法、意义和作用等进行研究，从而对当代所有应用文体作出系统、全面、科学的类别划分。它旨在阐明各类文体的独立意义、个性特征和社会功能作用。

(七)各类应用文体写作原理、规范、方法论——主要是对当代各类各种应用文体的文体特点、写作原理、写作规范、写作方法与技巧等的研究。它的研究应做到各种文体写作原理、写作规范和写作技法论述的理论性与写作实践训练的可操作性达到有机结合；其研究应改变过去那种“知识+格式+例文”的旧格局，构建起“写作理论+写作规范+写作方法技巧+例文导学”的新模式，力求上升到一定的理论高度。

篇5

    在经济学说史上，奥地利经济学派的出现应该说始于门格尔（carl menger）《经济学原理》一书于1871年的出版。接着，庞巴维克（eugen von böhm-bawerk——门格尔德学生）和维塞尔（friedrich von wieser）与门格尔一起，创立了第一代奥地利经济学。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奥地利学派的第二代传人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庞巴维克的学生）、迈耶（hans meyer——维塞尔的学生）与哈耶克、哈伯勒（gottfried haberler）、马克卢普（fritz machlup）、莫根斯坦（oskar morgenstern）、以及罗森斯坦－罗丹（paul n. rosentein-rodan）等一大批学者一起，出版和发表了大量著作，从而把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推向了鼎盛期。二次战后，尤其是20世纪60－70年代之后，奥地利经济学派的一些理论观点逐渐被新古典主流经济学所吸纳和融合起来了，随之奥地利学派的理论主张也逐渐模糊起来，于是就有了哈耶克的“自立门户的奥地利学派虽已不复存在”说。尽管如此，在20世纪60－70年代后，仍有israel kirzner（米塞斯的关门弟子），e. streissller, ludwig lachmann, murray n. rothbard, l. b. yeager, gerald p. o’driscoll, mario j. rizzo, roger w. garrison等一批当代学者在坚持弘扬并重新解释奥地利学派的传统思想和理论主张，尤其是自20世纪90年代后，在国际上出现了奥地利经济学的新一波的复兴运动。按照柯茨纳（kirzner, 1991）和马克卢普（machlup ，1982）的总结和归纳，奥地利学派的理论观点和经济主张大致有以下8点：（1），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主张对经济现象的解释应该回溯到对个人的行为中去解释；（2），认识上的主观主义，承认只有通过有关个人的知识、信息、感觉和期望，才能理解和解释人们的行为；（3），经济分析中的边际主义，强调决策者所面临的数量预期变化的重要性；（4），在市场运行上，坚持认为效用尤其是边际效用递减对需求和进而对市场价格有着决定性的影响；（5），机会成本理论，承认影响决策的成本是指为某一目的而使用生产要素所放弃的最为重要的选择机会，而不是指已被放弃去选择其他目的的机会；（6），强调消费和生产的时间结构，坚持认为人们有时间偏好，并注意生产的“迂回性”；（7），相信市场和竞争是一个学习和发现过程；（8），坚持认为个人决策是在不确定环境中的一种选择行为，并认定有关选择的机会也是决策的一部分。

    上述8个主要观点，部分由奥地利学派第一代传人门格尔、庞巴维克、维塞尔所初步提出，并经由其第二代传人米塞斯和哈耶克等学者的深入解释而变成了奥地利学派思想家们所关注的核心问题和理论意识。奥地利学派的这8个主要理论观点，绝大部分目前已被当代经济学家们所接收，从而已几乎全部被吸纳和融合到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分析和学术发展中去了。由此可以认为，奥地利学派的3代经济学家们，已对当代主流经济分析和人类的经济思想，做出了巨大的理论贡献。这已是一个为世人所公认的事实。尽管奥地利学派已对人类知识存量的积累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其思想方法及其理论主张却不是没有问题的。深入探讨奥地利经济学派的思想方法论问题，对未来经济学的成长和发展，将会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尤其是对经济学制度分析的未来理论建设来说，可能有着根本性的理论含蕴。

（二）

在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已经知道，奥地利经济学派的思想方法论，可以简单地归结为两点，即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和分析进路上的主观主义。熟悉当代主流经济学的学者会马上意识到，奥地利经济学派方法论的这两个基本点，恰恰也构成了当代微观经济学理论分析的潜隐基础，并且实际上也是以科斯（ronald coase）、诺思（douglass north）、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和张五常为代表的当代新制度主义（new institutionalist）经济学理论架构的暗含前提。因此可以说，尽管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家和新制度学派的经济学家们并没有明言——甚至他们其中的一些学者还并没有自我意识到——，源自于奥地利经济学派的这一思想方法论，实际上已构成了当代经济学理论大厦的最底层的一块基石。

    要理解这一思想方法论的意义及其潜在的问题，看来还要从经济学的选择理论上入手。在这方面，当代一位著名政治哲学家诺齐克（robert nozick）生前已做了许多深入的思考和讨论，曾发表过“纽康柏问题（newcomb’s problem）与选择的两条原理”（1969）、“对纽康柏问题的反思”（1973）、“论奥地利学派的方法”（1976），“经验、理论与语言”（1986）（这几篇论文已收入nozick, 1997）等重要论文，并在《个人选择的规范分析》（nozick, 1990）和《理性的本质》等著作中进一步讨论了相关问题。沿着诺齐克的轮辩理路，在以下的分析中，我们将从两个方面初步讨论一下奥地利经济学派的思想方法论的理论意义及潜在问题。

    首先，让我们来讨论和审视一下奥地利学派的方法论个人主义。这里首先应该指出的是，经济学界所说的奥地利经济学派的方法论个人主义，一方面非同于政治学即意识形态意义上的个人主义主张，另一方面也与文化研究中的个人主义有着实质性的差别（参韦森，2003a，第六章）。政治学和文化研究中所见的个人主义，均强调“个性解放”、“个人自由”、“个人自主”和“自我独立”，并且均公开支持在社会经济活动中个人对自身利益的张扬追求；而奥地利经济学中的方法论个人主义，其基本主张是坚持要把对经济现象的理论分析还原到对经济当事人的个人行为的解释中去。正如诺齐克（nozick, 1997, p.111）所见，“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声言，社会科学中所有合乎事实的理论均可以还原为（reducible to）个人行动的理论，外加一些人在其中行动的约束条件。”

    如果把人类社会的所有事实和存在均还原为当事者（agents）个人的行为及其结果，那么，进一步的问题是，是什么决定了并支配着人们行动和选择？在这个问题上，奥地利学派的第二代传人——尤其是哈耶克——进一步推进了门格尔及其他奥地利学派第一代传人的思想，并在分析进路上进一步走向了主观主义。哈耶克坚持认为，只有通过对有关个人的知识、信息、感觉和期望的了解，才能理解和解释人们的行为，从而，哈耶克以信息的获取以及知识在社会中运用作为出发点，构建了他的宏大社会理论的基本框架，也从而极大地推动了人类对自身参与其中的经济社会现象的理解。应该说，就当代社会经济理论发展的整体进展和目前格局来看，从门格尔－米塞斯－哈耶克所一脉承传下来的奥地利经济学派的理论思想，要比其他经济社会理论（包括新制度经济学派的理论学说）具有更强的现实解释力，并且他们也提供了一个完全自恰的理论体系。对于这一点，我已经在《社会制序的经济分析导论》第2章中专门做了介绍（见韦森，2001）。

回到个人的行动与人类社会的“生活形式”（我是在西方社会人们的实际使用中包括习惯、习俗、惯例、制度等在内的“social institutions”概念的宽泛涵义上来“等价”使用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中的这个术语的）的相互关系上，有了其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从门格尔开始，奥地利学派的思想家们就自然而然地把人类社会的种种习俗、惯例和制度视作为只是具有不完备信息和分立知识因而只具备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的个人参与社会博弈的适应性演化的“非企划的结果”（unintended result）（参menger, 1883, book 3, appdenices i-iii）。哈耶克（hayek, 1960，pp.58-60）后来进一步发展了门格尔的这一思想，并在《自由的构成》中提出了如下名言：“在各种人际关系中，一系列具有明确目的制度的生成，是极其复杂但却又条理井然的。然而，这即不是什么设计的结果，也不是发明的结果，而是产生于诸多未明确意识到其所作所为会有此结果的人的各自行动”。为什么种种社会秩序和制度规则会得以如此自发生成和扩展？照哈耶克看来，这仍然需要从个人的行动原则及其社会后果的角度来进行解释。譬如，在1945年在都柏林大学所做的“个人主义：真与伪”的著名讲演中，哈耶克（hayek，1947，p. 8 ）就明确指出：“我们在人类事务中所发现的绝大部分秩序都是个人活动的不可预见的结果，这种观点与把所有可发现的秩序都归结为刻意设计的观点的区别，可以从18世纪的英国思想家的真正个人主义和笛卡尔学派的所谓的‘个人主义’的鲜明对比中看出来。”从哈耶克的这些评论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只有理解了自门格尔以来的奥地利学派的个人主义方法论传统，方能对哈耶克的自发社会秩序理论有一个真正到位并脉络清晰的理解。

    概言之，奥地利学派的重大理论贡献之一是较清晰和“客观”地展示了人类的种种社会生活形式的生成与演化机制，而这一重要理论贡献一方面与其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密不可分，另一方面也与奥地利学派的思想家们对其社会理论解释对象的把握和理解有关。具体说来，基于其个人主义的方法论，奥地利学派的思想家们一般把包括人们的习惯、习俗、惯例和制度在内的社会生活形式（institutions）看成是人们“行动表征”（act tokens——诺齐克语）的总和（sums），而哈耶克本人则进一步精确地把其中的社会秩序（social orders）视作为人们社会活动与交往中的常规性（regularities）的整合（configuration）。由于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们一般都把人们的社会生活形式视作为人们社会博弈的非个人设计并往往是意想不到的自发生成结果，这就为未来博弈论制度分析预留了巨大的发展空间，并为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在国际上才开始出现的演化博弈论（evolutionary game theory）制度分析在研究方向上预标了分析路径（参韦森，2003b）。从这个视角来展望，在世界未来的经济学发展中，奥地利学派的思想方法和理论洞识，还将会为学术界进一步挖掘，并将会得到进一步张扬和重新进行理论诠释。

(三)

    尽管从某种程度上说奥地利学派的方法论个人主义已为现代微观经济分析奠定了思想基础，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们的理论洞识也在很大程度上推进了人们对社会经济现象的认识和理解，然而，从经济学——尤其是中国经济学——进一步发展的角度来审视，奥地利学派的思想方法论不是没有问题的。现在看来，其问题之一是，如果把种种社会秩序和制度规则都还原为个人行动的结果，那么，进一步的问题是什么决定了人们的社会选择和人们个人行动的原则？是否能像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现代博弈论以及新制度经济学那样仅仅把市场参与者一律视作为一台台追求着个人利益（或自我效用）最大化的“超级”计算机？

    对于这类问题，应该说奥地利学派的思想家们只是以含糊其辞（尽管哈耶克从信息的获取与知识的利用论及了这一问题并与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观点和主张鲜明地区别开来了）而处之，或者至少可以说他们没有试图给予明确的回答。当然，对于以建立精美数学模型为导向的主流经济学来说，现在似乎还没有必要回答和深究这两个问题，但是，对于以认识和理解人类社会经济活动中的种种秩序和制度的生成机制为主要理论任务的奥地利学派自身来说，这类问题就无论如何也是躲不过去的了。现在看来，要对这类深层问题有一些真正到位的认识，仅仅依靠经济学的理论推理以及直观观察和判断显然是无济于事的。由于这些问题与伦理学、（文化）人类学、（社会和认知）心理学甚至演化生物学密切关联着，只有经过一些基于经济学理论分析但又超越纯经济学理论推理的跨学科思考和研究，才有可能走出目前的困境。

    只是把种种社会生活形式视作为个人行动的结果，而不去进一步深究是什么决定了人们的社会选择和行动的原则，这自然会给奥地利学派思想家们的理论话语诠释带来许多尚待解释的空间和问题。现在看来，仅从个人行动和的选择决策与人类社会的生活形式的关系来看，问题也似乎绝非如奥地利学派的思想家——尤其是哈耶克——的做法那样假定存在一种先验的人类行动模式（priori pattern of human action），而人类的社会生活形式只是这种先验个人行动模式的无企划的结果。如果是这样的话，奥地利学派与新制度经济学以及与经济学一样，最终都会走向历史决定论。事实上，在社会生活博弈中，个人的行动和选择一方面会导致社会秩序和制度规则的自发生成和演化变迁，另一方面，既存的社会秩序和制度安排也会反过来影响人们的行动选择，——甚至如诺齐克（nozick, 1997, pp. 115-118）所见的那样会型塑（shape）人们的效用函数（或言选择中的“偏好”）。如果是这样的话，个人行动与社会生活形式之间的关系，显然就不尽如奥地利学派所见的那样只是一种单方向的因果作用关系链条，而可能存在一种动态的、复杂的相互作用和关联机制。由于一方面任何社会生活形式（包括种种习惯、习俗、惯例和制度安排）都是人们行动的结果，而另一方面在任何社会的任何历史时点上人们的行动原则与选择表征（choice token）又为人们的社会生活形式所型塑和影响——严格说来是制度地、社会地、文化地、生物地和历史地决定了的，那么，这种复杂的双向作用一方面与与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path-dependence）密切关联，另一方面又生发和产生着社会变迁到的巨大张力（strains）。并且，如果把个人的社会行动和博弈选择视作为是生物地、文化地、制度地、社会地以及历史地决定着的，而不是像奥地利经济学派和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家们所假定的那样存有一种先验的人类个人行动模式，我们也就自然不会仅仅相信人类社会只有一种演化路径、且只存在一种惟一的最优制度安排了。

    当然，我们这里必须认识到——且也必须承认，任何放松经济学现有理论中个人选择和行动原则上的一些先验假定的做法，都会给未来的经济分析和理论建模带来巨大的困难和问题。但是，要对人类社会经济现象——尤其是想要对人类种种社会生活形式的的生成和演化路径——有一些进一步切近现实的理解，我们还不得不把研究的“集中意识”（focus awareness）聚焦到人类个人行动的原则和社会选择的决定因素及其形成机制这一根本性问题上来。经济学理论200余年——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数十年——的积累性发展，已把这个问题重新提到了走向21世纪的经济学家们面前。现在，是要回复经济学的亚当·斯密传统——即从多维视角思考人的选择和行动的原则——的时候了。

    参考文献：

hayek, f. a., 1949, individualism and economic order,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中本译，哈耶克，

  《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贾湛等译，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

hayek, f. a., 1960, 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中本译， 哈耶克，《自

由秩序原理》，邓正来译 ，北京：三联出版社1997年版。

hayek, f. a., 1967,  studies in philosophy, politics and economics,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中译本：哈耶克，《经济、科学与政治——哈耶克论文讲演集》，冯克利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kirzner, i. m., 1991, “austrian school of economics”, the new palgrave: a dictionary of economics, vol. 1,

london: macmillan.

machlup, f., 1982, “austrian economics”, in douglas, greenwald (ed.), encyclopedia of economics, new york:

mcgraw-hill.

menger, c., 1883,  problems of economics and sociology, urbana, ill: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63).

nozick, r., 1990，the normative theory of individual choice，new york: garland

nozick, r., 1993, the nature of rationalit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nozick, r., 1997, socratic puzzle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篇6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0845（2013）02-0037-02

中国现当代文学是普通高等师范院校语文教育和新闻、文秘专业学生的一门基础主干课。这门课程以“五四”以来的我国的文学史和作家的作品为教学内容，其中贯穿了该时期我国文艺思潮的发展和论争等内容。通过对这一时期我国文学现象和作家作品的学习和了解，可以还原该时期文学存在的图景，可以培养学生具有深厚的人文知识、深刻的人文思想、丰富的想象能力、敏锐的审美感悟能力和较强的写作能力。在中国现当代文学课堂上运用探究与讨论式教学方法时，“探究”是目的，“讨论”是方法。所以，若缺乏“探究”精神，“讨论”就可能只是聊天。

一、探究与讨论式教学方法的实施

1.恰当质疑

在这个环节中，教师要在讲授某一文学史或作品前给学生布置供他们思考的习题，以让学生能带着问题去阅读相关资料。针对某一文学现象或某一部文学作品，教师只能根据教学大纲选择一到两个适合学生的问题以供学生进行探究和讨论，不能像采用讲授法那样面面俱到。这是因为，问题多了，学生的精力会分散，会抓不住重点，最后实质问题会得不到解决。比如在讲授经典戏剧《雷雨》时，我给学生布置了这样一道题：谁是《雷雨》的主人公？这看起来只是一道题，其实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对《雷雨》中的人物进行认真的分析，同时其中还必然兼有对于《雷雨》主题的分析。再如在讲授《游园惊梦》时，我也给学生布置了一道题：《游园惊梦》中的意识流的手法是如何体现的？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先弄懂《游园惊梦》的内容，然后才能知道其中的对意识流的写作手法的运用。这个过程看似简单，看似只需教师在下课前用几分钟时间用多媒体课件对问题加以展示即可，实则体现了教师对于这个问题的十分成熟的理解，教师抛出的这个问题其实就是《游园惊梦》授课中的重点和难点。

2.阅读解疑

阅读解疑由阅读文本、随机讨论和最后形成文字材料等环节组成。认真阅读文本是学生参与讨论的前提，只这一个环节就实现了对于以往的讲授法的质的超越。讲授法是一种“填鸭”式的教学方法。运用讲授法，学生只要记好笔记并在考前对之加以背诵就能拿到高分，看不看文本都无关紧要。这自然激不起学生看书的兴趣。相反，使用探究与讨论式的教学法，讨论时每个学生都要或都可以展示自己的观点，会让学生有一种使命感和责任感，由此阅读作品也自然就成了他们必须完成的一项学习任务。因为教师要的答案并不是文学史教材已经归纳好的，所以即使学生能认真阅读作品，他们也未必能得出自己非常确定的结论。此时，随机讨论便自然是学生的一种需要了。有时候，针对某个重点问题学生们会展开热烈的争论，甚至争论得面红耳赤。争论本身就是一个或肯定、或质疑、或反驳的过程，这对促进学生对相关问题的探讨和理解是十分有益的。通过讨论或争论，学生们思考成熟了，观点明确了，就可以动笔形成文字材料，就可以用这种材料在课堂上发言。

3.学生释疑

学生释疑即学生在课堂上条理清晰、语言流畅地阐述自己的观点。实施探究与讨论式教学法时，这个环节经常会冷场，原因是大多数学生由于准备不充分而不愿发言。这时教师一定要给学生以鼓励，尤其是要设法让没有准备发言的学生勇敢地站起来说出自己对某个问题的看法。与当同时，教师也一定要做好“无人喝彩”的准备，即真的“干启不发”的状况出现时，自己也不能急躁，不能放弃，要一边讲授相关内容，一边鼓励学生发言。在通常情况下，冷场是不会持续很久的，只要教师能循循善诱，僵局总是会被打破的。教师还应该具备在现场对学生的发言进行讲评或总结的能力，对于正确的观点要加以肯定，并提示其他同学予以记录；对于错误的、有分歧观点，则应组织学生进一步展开讨论。在此环节中，如果学生能积极踊跃地发言，教师一定要对之加以引导，即引导学生针对某一问题沿着正确的思路由浅入深地予以探讨，不能四面出击，否则会劳而无功。比如在讲授《锻炼锻炼》时，我向学生提出的问题是：“如何看待杨小四？”学生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根据杨小四的工作方法和工作态度进行分析，吃不饱时的狡猾、小腿疼时的蛮横和支书的“和事佬”作风等都只能作为论证杨小四性格的佐证材料，不能突出加以强调。

4.教师答疑

教师答疑就是教师要针对学生释疑过程中的错误加以纠正或解释，其中也包括对问题进行进一步的挖掘，也包括教师对问题的必要的画龙点睛。这个过程看似简单，实则不易。“要想给人一杯水，自己就要有一桶水”。在学生解读文本之前，教师必须深入细致地钻研文本，然后形成自己的认识，同时教师还要设想学生对问题的可能产生的看法，还要设想学生可能提出的各种问题。只有经过这种较充分的准备，教师在课堂上才能应付自如，才能对学生予以正确的引导。例如在讲授《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这首诗时，学生一般不能从一开始就真正理解其中的含义。　学生会认为，“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一个温暖的名字”“陌生人，我也为你祝福”“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这样的诗句表达了海子热爱生活、对未来充满希望的情感。此时，教师若提示学生再看一看海子的生平，再进一步了解他仅25年的生命历程，同时也说明此诗的创作时间是海子自杀前的两个月，那么学生的思想感情就会受到触动，就会对该诗中的一些字眼再进行玩味，比如进一步玩味“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愿你在尘世获得幸福”“我只愿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这之后，再经过讨论，再加上教师给出的一个参考性的结论，即本诗是海子自杀前的宣言，是海子伤心的绝笔。如此之后，就会给学生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

5.深思省疑

深思省疑就是要求学生在课下对问题再作进一步的反思。学生在课堂上的表现只是昙花一现，要想使学生对问题有进一步的认识，还必须有课下的理解、消化和吸收。为此，笔者经常鼓励学生将自己在课堂上的发言或提出的问题记录下来，然后进一步进行研究。如果是观点明确，思路清晰，就要及时形成论文，以供大家共同赏阅；如果是自己没有解决的问题，则更要及时地将它记录下来，以供进一步探讨。这个“省疑”的过程是学生对自己的每一次思考的一个总结，同时也是他的下一次思考的开始，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一个学习的环节。“省疑”过程是学生论文形成的过程。有了这个收束的过程，探究与讨论式教学法才真正能以“讨论”达到“探究”的目的。

二、探究与讨论式教学法的长处

首先，探究与讨论式教学符合人本思想，与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的性质也是契合的。中国现当代文学是真正的“人的文学”，它实践着“五四”精神，即“人本思想”。“‘五四’文学革命是一次地地道道的革命，它不仅画出了旧文学与新文学的明确分界，还初步确立了作为新文学主体的‘新人’的本体精神。换句话说，现代意义上的‘人’的自觉和‘文’的自觉，构成了‘五四’文学革命对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主要贡献”[2]。因此，学习这样一门课程我们自然要培养学生的人本精神，要使学生树立起自己的作为主人翁的社会责任感，从而关注人的生命及其价值，探索人生的真谛。只有将这种“五四”精神体现在中国现当文学的讲授中，才能让学生真正理解本学科的学科内涵。探究与讨论式教学能给每一个想发言的学生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机会。运用这种展示，他们会亲手绘制出这一时期中国文学的地图。

第二，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能力。探究与讨论式教学法视学生为课堂的核心，尊重学生的意愿，首先重视为学生创设一种较为宽松的学习环境，以让学生能感受到“心理安全”和“心理自由”。在这种环境里，学生不会产生危机感，不会惧怕受到批评。其次，在这种环境里，教师和同学的认可会极大地增强学生的自信心，会使他们敢于探索，乐于找到论据来充实自己的看法，敢于坚持自己的看法。这也会让学生逐步学会有效的学习和探究式的学习方法。最后，坚持不懈地采用探究与讨论式的教学方法，让学生在一段相对较长的时间内独自阅读和思考，然后将自己的所得表达出来，会使学生逐渐养成自主学习的好习惯，会使学生的创造能力得到充分的挖掘。“讨论法通过引发问题激荡人的思维，把潜藏在人的意识深处的才能激发出来，把每一个人都视为是新思想和新知识的创造者，会让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展现自我、表达自我、开发自我，会让每一个学生都能把握自己的思想，主动地发展自己”[3]。

第三，学生将自己思考成熟的看法形成论文，有助于学生的就业。俗语说，“编筐编篓，重在收口”。对学生的学习来说，写出论文也就是“收口”。没有最后这个”收口”的过程，他们以前的思考和所得很快就会被遗忘的；相反，如果收好了这个“口”，则会获益无穷。实践证明，写作过专业论文的学生，他们在写作毕业论文时就会知道如何构思、如何组织语言、如何围绕中心阐述自己的观点。这种能力在答考研试卷时会让导师另眼相看。就因为有这一条，所以我院每年都有优秀的学生考取了名牌大学的研究生。

三、运用探究与讨论式教学法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

其一，运用探究与讨论式教学法会使得课堂的涵盖量变得较小，一般只能讨论一个到两个问题。但这个缺憾比较容易解决，解决的办法就是教师可将探究与讨论式教学与讲授式教学结合起来。

其二，运用探究与讨论式教学法容易导致学生的两极分化。善于表达、基础较好的学生会从中尝到甜头；不愿认真准备的学生，则往往会在课堂上被边缘化。这是运用探究与讨论式教学法时会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并且也是一个不易解决的问题。

其三，目前学生课业压力较大，有效阅读时间有限，所以就导致运用探究与讨论式教学法容易流于表面。运用探究与讨论式教学法是需要给学生以较多的时间的，但目前文学院学生每周都要上30多个学时的课。披星戴月地上课使学生甚感疲劳，经常抱怨没有时间看书，所以课堂讨论就往往没有深度，没有内容。每当这个时候，教师便有些进退两难：终止讨论，怕挫伤学生的积极性；任由没有实质内容的讨论讨论下去，又怕耽误时间。这也是一个有待解决的较为棘手的问题。

参考文献：

篇7

伴随着大量社会问题的纷纷涌现，科学与技术遭遇到深重人性与生态危机，传统人文社会科学的价值再次引起人们的全面关注。20世纪中叶以后，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全面崛起，人文社科教育从传统大学的核心地位演变为整个现代高等教育的根基。本文基于当代社会环境的变迁及人类精神危机产生的文化背景与成因，来阐释人文社会科学的新的社会功能，进而认识、强调高职教育在技术社会的责任，探讨建构高职院校人文社会科学教育的实践途径。

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的社会功能

对人文社会科学社会功能的分析，不能脱离特定的时代和社会背景，人文社会科学本身就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在近代以前，古典的人文学科涵盖了如今的科学与人文所有领域，其功能在于维护宗教精神的统一性；近代自然科学逐渐取代宗教的权威之后，人文社会科学逐渐被边缘化，丧失了它作为人的精神统一性的知识和文化基础的地位。大学教育也面临自中世纪大学兴起以来从未遇到过的困惑，即在愈加专业化的学科规训中，教育内容也同样面临四分五裂的尴尬处境。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自然科学的功用性价值也伴随技术科学的迅速发展被无限地放大，几乎所有国家都不余遗力地把技术的进步视为民族振兴和国家军事、政治、经济实力提高的唯一途径。在外部势力的强力推动下，大学内部科学与技术的联姻达到空前密切的程度。在与技术联姻过程中，大学教育走向了更为狭隘、不断分裂和满足社会不断膨胀物欲需要的方向。与此同时，在分工更为细密，竞争愈加激烈的劳动力市场中，社会对技术和技能人才的特殊偏好，影响了大学的办学行为。在这种复杂的背景下，人文社会科学在当代大学教育中备受冷落。

然而，自20世纪70年代后，这种科学技术所主导的发展逻辑和文化结构潜伏的危机开始出现：永久繁荣的神话因为资源即将枯竭而彻底破灭；人类生存的环境日益恶化；在效率取向的科层体制下，现代人正面临自身被科技奴役和异化的危机；战争的阴云依然密布；在工业化国家，暴力、吸毒、失业、边缘化现象和贫穷日益加剧，各种形式的狂热盲从有所发展。面对当代世界所涌现出来的大量复杂的社会问题，面对发展所遇到的前所未有的困境，人文社会科学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和思考。

伴随着社会环境的变迁、人类精神危机的产生及知识格局的调整，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相对于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而言，社会功能具有以下几层含义：

（一）实现与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融合

科学原本就萌生于西方人文传统之中，故而，还需回到丰厚的人文土壤中才能找到它的精神之根。

中世纪大学就是基督教文明对古希腊与罗马文化传统有所选择和剔除的产物，尽管它内部的医学和法学教育带有一定的实用性（这些学科的形成基础也同样离不开“七艺”），但在总体面貌上，它以一个超凡脱俗的精神性机构呈现于世人面前。从中世纪到现代美国高等教育体系形成之前，大学内部的所有教学内容与世俗生活处于相隔离的状态，包括算术、天文、几何、物理等自然科学，它们与其他古典知识一样，在性质和功能上应属于精神科学、人文知识范畴。为此，中世纪的科学原本就是人文学科的基本组成部分，从大学的功能角度而言，由中世纪自然哲学到早期的近代科学，它从来没有真正成为与知识整体、人的精神统一性相悖离的具体学科，而一直是人文学科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近代晚期，伴随宗教与哲学、科学的分离，人的主体地位的提升，自然科学也获得了相对独立的自主地位，但是，在功能上它依旧不具有世俗化取向，而是指向人的精神完满，在本质上，此时的自然科学具有浓厚的人文色彩。

为此，人文社会科学相对于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而言，在社会功能指向上，绝非是一种简单的缺乏与弥补的关系，犹如精神与肌体，两者唯有相互交融，富有精神和生命活力的有机整体才能浑然而成。自然科学的自由求索和技术科学的创新，人类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才不断得以丰富；由于人文社会科学关于科学的文化思考，科学技术才真正有可能成为促进人类进步、社会文明的积极力量。

（二）作为一种精神、价值、文化，构成支撑整个知识世界和人类精神世界不可或缺的一维，彰显其特殊的人文社会功能。

人类生活的世界既是一个物质的自然世界，又是一个意义的世界。自然科学执著于对物质世界规律的探索、发现和解释，通过技术科学对发现的广泛利用来间接地体现它的社会功能，即满足人类不断膨胀的物质需求和欲望。然而，自然科学不可能去阐述人生意义问题，解释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及回答科学与技术的价值和意义。而关于这些问题的思考显然需要人文社会科学来回答。人文社会科学内含的是一种精神，一种关怀社会、关怀人生甚至关怀自然的人文品格，对于科学精神以及基于科学精神建构起来的所谓“真实”世界，意义非同寻常。科学一旦失去其原初的精神之根，就难免会沦落为纯粹满足人的物欲需要的工具，在物欲的无节制膨胀之中，它甚至有可能成为恶势力的帮凶。

（三）对科学活动提供有意义的反思、指导和规范

在自然科学的“真”与技术的“用”结合愈加密切的当代社会，人类的确从中获得了丰厚的回报。然而，也正是因为科学技术的巨大功用性，才使得它作为一种公共资源的属性日益淡化，由于分配的不均等，在现代社会，它往往成为强者征服、掠夺和侵占弱者利益的工具。如何让科学技术更富于人性化，让它能够成为推动世界和社会公正、公平的力量，而不是加剧世界和社会不平等的消极力量，这就需要人文社会科学的评价、检视、指导和约束。因此，在探索和利用物质世界规律的同时，人类仍然需要以一种终极关怀精神来探问自我行动的意义、目的究竟何在，需要以一种谨慎、理性、睿智和批判的冷峻视角来审视科学进步、科学行为的本质内涵。这正是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社会功能的体现。

技术社会中高职教育的责任内涵

进入20世纪，由于科学与技术的联姻，技术作为一种反映外在社会需求的强大力量，开始对大学进一步的专业化发展走向产生全面的推动作用。在20世纪中叶之前，如果说因为对科学和理性的无限推崇，大学丧失的是人的精神统一性，那么，在20世纪中叶后，技术功利主义在大学的全面盛行，则不仅意味着大学人文精神的失落和人的精神完整性的瓦解，而且也意味着在一个由技术所控制的世界中，人与其自然属性的背离，也就是人与自然世界的和谐关系的瓦解。

就技术的发生学意义而言，人无疑是主动的。因此，要摆脱目前人、社会和自然被技术控制的尴尬状态，只能诉诸人自身。在当今时代，人类社会的进步的确需要技术，但是技术本身及其所内含的效率化价值取向并非是人的根本需要和人类追求的终极目的。人类不可能拒斥技术，也不可能以技术手段来摆脱技术的控制，而是要从人、社会和自然的和谐统一角度，重新反省被技术扭曲了的科学观以及技术自身的效用观。反省的主体自然是“人”，而反省的对象在本质意义上也是“人”。为此，重新诠释大学作为“人”的培养机构，在当代技术社会中关于人的培养理念和培养过程，有着重要的价值。

19世纪70年代，科学开始应用于工业，促进了世界文明从经验技术到科学技术的转变。社会需求引发了高等教育机构的分化，高职教育进入了高等教育系统。因此，高职教育在20世纪60年代各国高等教育机构改革之时蓬勃兴起，各发达国家把发展高职教育提到了重要日程。

参照新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制定的“国际教育标准分类”的说明，高等职业教育是高等教育属性，职业教育类型，是以培养高级技术性技能人才为目标。

然而，由于高职教育的“先天特性”（高职院校缺乏普通大学的人文传统）和“后天定位”（高职院校以培训技能为目标），使之存在专业化、工具化倾向严重，伦理问题、价值体系难以进入教育的视野，人文社科教育与高职教育分割明显等主要问题。

“具有人文教育内涵的职业教育才是真正的职业教育”。在当代技术社会，对社会有着高度人文关怀和责任感的大学，所培养的人才绝不是技术至上主义者，而是一个有着强烈反省意识的技术主宰者。高职院校欲有所作为，一个现实的途径不是对传统科学和技术理性的拒斥，而是培养能够清醒地意识到自己行动的个体价值与社会意义的新人。这一理念的实质就是反省意识，即一种饱含着深切的生态和人文关怀，善于对既往知识、文化、技术以及自我行动的意义进行反思的心理和思维倾向。

反省意识的形成，需要人们能够不仅以科学的视角而且以人文的视角去理解自然，不仅以效率的视角而且以生态关怀的视角去审视技术，不仅以技术进步意义的观念而且以人自身解放为宗旨来批判社会。在高职教育过程中，反省意识形成的基本体现包括以下几方面：

立足于广博的知识视野去思考视野的褊狭是把人塑就为冷漠、生硬的理性人和效率化机器的罪恶之源。反省能力是一种融合了丰富的知识，对人和自然有着深切的情感关怀、意义体悟的基本素养与能力。这种素养与能力的获得，需要传统的“专业人”适当跨越学科和专业的樊篱，通过相对广阔的知识教育，获得关于人和自然的意义。也唯有如此，人类才有可能摆脱技术的工具理性控制，在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中获得自身的解放。

自觉的批判精神这里的批判主要指对当代技术社会与技术文化的批判。现代技术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在德裔美籍哲学家和社会理论家马尔库塞看来，就是技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对人的压迫，这种意识形态无所不在，成为现代社会奴役和压迫人的一种最为普遍的合法性权力结构。现代社会的种种迹象表明，在对科学和技术的过分盲从和崇拜中，人类不仅没有把自己从各种社会束缚中解放出来，反而在逐渐走向不自由之境。更为可怕的是，在由技术所创造出来的光怪陆离的迷幻世界中，人甚至忘记了自己从用四肢爬行到如今可以借用飞行技术穿梭旅行的来路和“文明化”的轨迹，因而置自然的法则而不顾，毫无顾忌地打乱原有的自然程序和自然赋予的生命密码，重新编译和再造自然。因此，作为培养高层次技术应用人才的高职院校要有所作为，就不能不注重培养具有自觉批判意识和精神的人才，其宗旨在于促成每一个个体能够从社会伦理和自然生态伦理两个层面，批判性地审视既往的人类技术文明的发展过程，检视被技术扭曲了的社会形态和文化，回归自然、回归生活世界，这才有可能创造性地开辟出通向未来的新路。

智慧的品质美国环境研究学者奥尔在分析人类环境危机与当代大学教育间的关系时指出：智慧与经验学习分离，甚至不知道智慧为何物，这是当代大学教育最严峻的问题。的确，只是理论的抽象和深奥，这仅反映出一种认知性的智力水平，只是技术的实用和经济，这仅是一种技巧，而都不是智慧。真正的智慧是一种融知识（理智）、技术（实用）、艺术（美）和伦理（自然与人文的关怀）于一体的高层次整体驾驭能力。智慧品格的培养是培养大学生反省意识的最终环节。如果广博的知识在于培养学生全面认识客观世界本质、理解人类生活世界的意义，自觉批判的精神在于培养学生发现、检视和反思技术文明所存在致命缺乏的能力，那么，智慧的品格则代表一种如何能够以一种深切的生态与人文关怀来灵活运用知识、探索知识并有效解决问题的基本素质。在技术主宰一切的当代社会，它无疑是实现人类在不滥用技术的前提下获得可持续发展的希望所在。

加强高职院校人文社科教育实践的途径

高等职业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目标是培养适应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第一线需要的高等技术应用型专门人才。我国高等职业院校大都建校时间较短，历史和文化积淀不足，人文环境较差，甚至出现人文教育的“盲点”。然而，专门人才的内涵不仅在“专”而且在“人”上。

针对目前高职院校教育现状，加强人文社科教育可通过以下途径：

树立全面发展的教育理念，创建科技与人文兼融的高职教育文化高职院校应克服专业化的高职教育主导模式，克服工具化、功利化的严重倾向,定义全面发展理念；高职教育的人文发展要参与推进技艺性教育、科技性与学术型教育融合的实践；作为实现培养目标的课程及其教学（包括实验、实习、实训、设计等实践教学），都要渗透人文社科教育。因为，即使是一门纯技术的课程，它也是人化的结果。

拆除专业“篱笆”，谋求学科贯通，促进创新思维当前高校的人文社科的教育模式显得较为封闭保守，学科、专业之间存在太多的隔膜与界限。因此，要突破学科界限，进行交叉学科、综合学科的学习。

依托校园文化，发挥理论辐射作用内蕴丰厚的校园文化所创设的浓厚的人文教育氛围犹如人文社会科学理论之光产生多角度、多层次辐射作用的基础塔台。所以，应很好地依托于校园文化建设，通过各种形式活动，将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导引与校园文化的感性滋养融合起来，让人文社科知识、观念和方法从课内延伸到课外，从书本延伸到生活，潜移默化，塑造教育对象的灵魂。

参考文献：

[1]瞿葆奎，郑金洲.中国教育新进展[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2]孟广平.面向21世纪我的教育观[M].上海：广东教育出版社，2004.

[3]阎光才.大学的人文之旅[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5.

[4]董步学.高等职业教育学[M].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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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传统小学体育课的弊端简析

（一）课程设计的不合理

传统的体育课程设计仍是沿用传统的课程设计方法，其内容仅仅为不断锻炼小学生的身体健康，从而忽略了考虑学生的学习兴趣。众所周知，男生与女生在体育爱好方面是有较大差异的，男生通常偏向一些剧烈运动，例如足球、篮球之类；而对于女生而言则更喜欢温和的体育运动，如羽毛球、跳绳等。因此，在体育课程设计方面不能将全班同学等同视之，而应根据学生的不同爱好而制定合理的体育课程。

（二）体育目标的不合理定位

从传统的体育教学来看，时至今日，不乏大型体育盛会的举办，但仍存在不少人对体育活动存在误解。他们总把体育归为一种单纯的竞技项目，而忽略的体育活动的本质，即身体素质的培养。在体育活动中，我们不仅应感受到体育活动带来的个人成就，而是更加关注它给我们带来的身体素质的提升以及各方面的全面发展。在小学体育教学中亦是如此，体育教师不应单纯地关注学生的体育成绩，更应该变传统以分数衡量体育成果的观念，而是应该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得到身心的全面发展。

（三）文化课地位的不断上升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各方面的竞争压力逐渐增大，这尤其体现在学生的学习中。论文格式，体育竞技。当代的学生为了升学而一而再再而三地挤压其课余活动时间，小学生亦难逃与此。更有甚者，一些小学教师为了小学生小升初取得更好的成绩而占用学生的体育课时间，这不仅不利于学生身体健康的发展，对学生的今后发展也将产生不良影响。

二、小学体育课对学生素质培养若干建议

（一）重视体育课堂中德育教育的渗透

1、对小学生进取精神的培养随着世界上各重大体育盛会的连连举办，各小学的体育活动也开展的如火如荼，这就为小学生进取精神的培养以及心理素质的培养创造了有利条件。但不难发现，由于我国对体育的认知并不成熟，大多数人在观看这些竞技活动时总是忽略运动给选手带来的快乐而关注各选手的运动成绩。论文格式，体育竞技。这种错误的观念很容易影响小学生对体育的看法，造成他们在体育中一位求胜的心态，从而忽略了体育给他们带来的快乐和进取心的培养。因此，体育教师在体育教学中应教导小学生不应一味看中比赛成绩，当然，成绩可以反映竞赛的一方面，但不是竞赛的全部，我们应通过竞赛的成绩激励自身奋发向上。2、加强对小学生顽强意志的锻炼

众所周知，任何一项体育运动锻炼的成效不是一朝一夕可以看见的，而是要通过长时期的锻炼才可达到的。随着社会发展步伐的加快，顽强的意志品质已成为人们不可或缺的素质，因此，对于小学生意志品质的培养可以通过体育活动来实现。在体育锻炼或是竞技中，小学生必然会碰到这样或那样的困难，同时必然也要面对承受失败的压力。论文格式，体育竞技。由此可知，在校学生一次又一次地克服困难、勇敢面对失败后，其意志品质必然会得到巨大的提升。因此，在小学体育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多注意对小学生意志的锻炼，鼓励其在失败中仍能享受体育的乐趣。（二）在追求身体满足的同时关注小学生心理素质的提高1、帮助小学生养成锻炼身体的良好习惯

体育并不仅仅是通过课堂上有限的时间就能达成其效果的，而是要求小学生在课余时间也能养成锻炼身体的良好习惯。在小学体育课堂上，体育教师应激发小学生参加体育活动的兴趣，并教小学生一些简单的体育活动，如乒乓球、羽毛球等，鼓励他们在学习之余享受体育带来的快乐。

2、在体育活动中注重对小学生心理健康的培养

体育教师应转变传统的教学观念，在锻炼小学生身体素质之余多加关注对小学生心理健康的发展。小学生正处于生长的萌芽期，其对外界的认知能力仍要依靠外界的正确引导，同时，由于其年龄小的特点，造成了他们的心理承受能力较弱同时也缺乏一定的团队精神。针对这些，体育教师可以安排一些体育竞技活动，如拔河、球类比赛等，让小学生在体育活动中感受团队精神的力量并增强他们的心理素质。

3、指导小学生进行正确的体育活动

由于小学生的年龄较小，身体正处于生长发育阶段，所以继续营养的补充以及强悍的身体。论文格式，体育竞技。由于上面提到的，体育教师应鼓励小学生多参加课余的体育活动，但仍应注意的是，体育教师在体育课上应指引小学生采取正确的方法参加体育锻炼，以免造成身体损伤等不良后果。论文格式，体育竞技。

三、小结

综上所述，注重体育课的重要性，转变传统的体育教学模式，在小学体育教学中加强对学生各方面素质的培养有着一定的积极作用。论文格式，体育竞技。因此，各小学、体育老师以及学生家长应转变传统的教育观念，鼓励小学生积极开展他们所爱好的体育活动，帮助他们重新树立体育的目标是身体素质提高的理念，让小学生在体育活动中放松身心，劳逸结合，从而促进文化课成绩的提高以及心理素质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张智;;当前兰州市中小学学校体育改革的问题与对策[A];中国当代教育理论文献——第四届中国教育家大会成果汇编（下）[C];2007年

[2]竺航;;对奉化市高中生课外体育活动现状的调查分析[A];浙江省第十三届运动会体育科学论文报告会论文集[C];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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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号]G301

科学计量学作为信息科学的子领域,其研究人员通常利用各种定量指标来评价科学成就。科学计量指标的获取大都来自论文及其引文数据,有时也会用到专利数量及其引用指标。本书的作者,匈牙利学者P6ter Vinkler是一位在科学计量学领域卓有成就的专家。2009年,由于在科学定量研究方面做出的突出贡献,Peter Vinkler荣获了普赖斯奖(The Derek de SollaPrice medal,科学计量领域国际最高奖)。来自匈牙利科学院化学研究中心的Vinkler在科学计量界素有“孤独的狼”之誉。虽然匈牙利有着悠久的科学计量研究历史,而且大规模的计量统计和分析往往需要依赖团队的力量完成,但Vinkler是个特例,绝大多数著作都由其独立完成。

在Vinkler漫长的科学计量研究生涯中,他引入了基础比率指标――“篇均引文”,并对该指标的普适性推广作了大量研究。Vinkler的成果内容以个人、团队绩效评价指标的研究为主,其中,被引用最多的是《若干科学论文评价方法的评估》,该文发表在1986年SCENTOMETRICS(卷10,3-4期。第157-177页)上。

本书涵盖了上述指标并组织成体系给予阐释。具体而言,这些指标用于测度科研活动的成果(例如论文)、过程(例如每年论文数量的差异)或生产率(例如每位科学家的成果数量)等方面。可用于微观、中观和宏观等不同层面的评价研究中:如个人或研究团队(微观层面)、院系和研究所(中观层面)、大学或国家地区(宏观层面)等。评价研究可以是某个时间点(静态描述)或者一段时期的时间序列指标(动态发展)。

在利用科技论文及其引文进行科学评价时,如果评价基准线是世界水平,大多数科学计量研究人员会利用汤森路透集团的WOS(Web of Science)、期刊引用报告(Joumal Citation Report)、其他有关数据产品或者Elsevier Scopus数据库。因此,为了帮助使用者更好地理解上述数据库产品,作者在书中介绍了这些数据库及其指标的局限性。此外,作为拥有化学专业背景、目前供职于匈牙利科学院化学研究中心的Vinkler,在书中还介绍了其他文献数据库如化学文摘库(ChemicalAbstracts)。虽然本书对若干国际化的文献数据库进行了介绍,但对各国的本国数据库并未提及。

另外,目前在科学计量领域颇为流行的H指数(见《科学观察》2006年第1卷第1期,利用若干篇文章专门介绍该指标)及H系列指数,在本书的介绍中也有所涉及。可以说,本书的大部分篇章,致力于介绍作者本人在评价指标方面所作的研究工作,其中,包括几个与H指数设计思想有相仿之处的评价指标。

书中的章节包括:

・科学计量评价的特点;

・科学计量指标的分类;

・科学的增长及其测度;

・加菲尔德(Garfield)的期刊影响因子;

・科学信息的老化;

・科学评价指标的可比性;

・科学计量方法在科技政策中的应用。

除理论介绍之外,书中还包括一些评价指标如何应用于学术研究评价的案例,其中部分已为人所熟知的指标取自于荷兰莱顿大学科学技术研究中心(CWTS,Center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的实践成果(参见Handbook of quantitativ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search中“Measuring Science”一节,作者Vall Ra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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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产科是一门综合性比较强的临床学科知识，也是医学院校中学生必修的一门课程内容，此科学内容存在比较强的实践性和操作性，在传统教学中，通常使用常规临床带教教学形式，虽然也起到了一定成果，不过无法令人真正满意，并且此种常规带教形式存在很多问题，不能从根本上提升学生学习兴趣，带教师生之间互动不到位等。现在医学院教学方式发生了变化，学生从被动接受知识形式转变为主动形式，以学生为中心，教师引领的互动教学模式。现在将TBL和CP结合教学法使用在妇产科教学中，针对患者疾病类型进行检查、诊断治疗以及护理

等，使得患者得以早日康复，基于此，我院尝试在妇产科临床实习带教中使用CP结合TBL教学，并选取近年来我院实习的90例学生作为临床研究对象，开展相关临床研究，现具体报道如下。

1资料和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取从2018年8月-2019年7月我院实习的90例学生作为研究对象，根据随机方案分成对照组（n=45），与观察组（n=45）。所有研究对象都是专业许而生，其中观察组男性15例，女性30例，年龄19-24岁，平均（18.24±0.45）岁。对照组男性25例，女性20例，年龄20-23岁，平均（21.24±0.04）岁。学生来自的大专和本科学院，对两组学生的基线资料以及文化程度等各方面进行对比，没有统计学差异，可比较（p>0.05）。

1.2方法

对照组学生采用常规传统临床带教方式，专业教师针对妇产科理论知识讲解后，引导学生进行查房实习工作，主要过程是，专业教师针对妇产科内容进行讲述，然后分配学生和患者进行沟通，掌握病史后进行妇产科检查工作，为孕妇书写病例、产程等。整个教学过程中学生依据实习具体情况提出问题，教师进行解决，最后以试卷测试形式针对学生实习情况进行检测。观察组采用CP结合TBL教学形式，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小组划分，结合实际情况以每组3-5人不同成绩进行混搭【1】。第二，做好实习准备，教师为学生提供CP文本，简单接受后提出简单问题，实习学生和教师共同参与其中，对病情掌握后以自学形式查找资料，解决问题。第三，注重理论和实践结合，基于教师引导下，做好治疗干预工作，将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引导学生观察分娩过程，判断宫缩等。第四，个人发言时间，小组学生逐个提问进行解决。第五，总结点拨提升效果，依据学生学习过程进行判断，做好重点讲解工作，做好知识拓展，引导学生解决问题【2】。

1.3观察指标

课程接受，组织学生进行考试，分为理论和实践两个方向，以百分制形式进行，理论为60分，而实践则为40分，以调查问卷形式，收集学生学习兴趣以及实践能力等，针对结果进行对比。

1.4统计学分析

采用spss20.0软件对实习学生进行成绩考核，做好统计分析工作，成绩差异性对比可以采用t值检验检验水准α=0.05，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3】。

2结果

实习结束后对学生的理论和实践进行考核，针对考核结果进行对比，观察组最终得分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学生学习兴趣优于对照组，理论实践能力高于对照组，系团结协作能力也高于对对照组，并且独立查阅资料能力和创新意识也高于对照组（p<0.05），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3讨论

妇产科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内容，此科學是结合了内外和儿科学科知识内容，需要学生具备深厚理论基础知识和实践能力，还要具备熟练临床操作能力，以及和其他医师合作能力，同时还要具备良好沟通能力。TBL教学结合CP教学形式和常规传统教学模式对比，可以显著提升学生学习兴趣，使得学生更加自主学习，同时可以提升学生合作能力和沟通意识，进而使得学生综合素养得以提升【4】。TBL和CP教学形式在妇产科临床带教中使用，以小组形式进行教学，在整个过程中，会提升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和合作意识，进而使得学生综合素养得以提升。研究结果显示，TBL结合CP教形式可以更好的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提升学生各方面能力，促进实习学生发展。

妇产科学毕业论文范文模板(二)：浅谈留学生妇产科学教学心得论文

摘要：留学生教育现已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评价一所高校开放程度的标准之一。但由于留学生在语言、文化及学习经历等方面存在差异，导致留学生在课堂的学习和知识的理解上面临不同的困难。为了提高留学生妇产科学的教学质量，该文阐述了在妇产科学教学实践过程中的心得与体会。

关键词：妇产科学留学生教学

中图分类号：R-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791（2019）10（c）-0246-02

当今留学生高等教育现已进入高速发展时期，其教学工作已成为国内各高校一项新的任务和挑战。同时，也充分体现了一所高校的国际化程度，是高校走向国际化的重要方面，也更是体现当代中国正不断由生产经济和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的重大转变。妇产科学作为临床学科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该学科旨在研究女性特有的生理、病理变化及生育调控，是集专业性、技术性以及操作性为一体的学科，所以课堂上教师应培养学生正确的临床思维方法，充分发掘留学生的潜能，并令其逐步掌握各种常见妇产科疾病的诊疗方法。在多年留学生妇产科学教学过程中，笔者有以下几方面心得体会。

1留学生的具体实际情况

笔者学校临床医学5年制临床本科专业留学生，生源主要来自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等东南亚国家。这些学生有一定的英语口语基础，大部分学生英语口语相对流利，但部分学生英语口语带有较浓重的地方口音，并且汉语水平程度也参差不齐，所以在课堂教学过程中语言交流是教师面临的问题之一。并且学生来自不同国家，其国家的文化、信仰及教育背景也不同，所以对专业课知识的接受和理解能力也有不同程度的困难[1]。留学生课堂学习习惯与中国学生课堂学习习惯也有较大区别，留学生课堂学习气氛较为活跃，学生主动性强，与教师之间互动良好。但同时，课堂纪律相对比较难把控，因为上课过程中学生可能会打断老师的讲课随时提问，所以课堂上教师需积极引导学生，争取让学生在活跃的气氛中有所收获。

2教学方法的实施

2.1理论课教学

因为考虑留学生未来毕业后虽然可能回国工作，但在中国留学实习阶段，面临的患者大多为中国患者，所以尽量让学生适应中国的医疗环境，在课堂上采取中英双语式教学。课堂首先先用传统多媒体课件展示全英文理论课程内容，但摒弃传统课件中冗长、繁琐的文字描述，课件中采用形象的图片、多彩的动画以及部分原版英语声音影像，形象生动地为学生展示该堂课的教学目的，通过生动的讲解带动学生主动学习的兴趣。

课堂采用启发式及点拨式教学，在理论知识讲授完毕后，以“角色扮演”和“情景虚设”的方式对所学疾病总结，通过案例让留学生融入角色，并参与到情境模拟中，使其更切身感受到课堂的精髓所在，教师同时予以指导，培养留学生的临床思维，使学生熟悉和掌握相关知识点。教师事先选择一中国名学生，其作为“患者”经过课前简单的培训，以便于课堂上能轻松应对留学生的发问，并且尽量向标准化病人（SP）靠拢。然后，让学生分别对其进行病史采集、口诉体格检查项目及应实施的辅助检查名称。为了使学生更好地适应临床实习环境，要求学生需用中文依次询问病史，无法用中文准确表达者，教师在旁边进行解释说明，并鼓励课堂上其他同学用中文进行补充提问。若学生提出体格检查及辅助检查项目有误，教师在其旁询问选择该项体格检查及辅助检查的目的，进行解释说明错误所在，并回放课件中的相关知识点让学生深刻意识到错误的原因；若学生提出检查项目正确，教师应积极地对其进行下一步的引导，并以多媒体的方式展示该“患者”的检查结果，引导其针对性地探索该疾病，做出正确的诊断及同时回答出鉴别诊断名称。在这一模式中，有的学生可能因性格原因不愿意参与其中，或者对此表现得漠不关心，为了达到教学目的，应争取让每一个学生都积极参与进来。并且授课教师在补充和解答问题过程中对于重点中英文词汇做反复提醒、强调，进而加深学生对该堂课程的印象。

2.2实践课教学

因妇产科学其本身的特殊性，在临床实习过程中很可能涉及患者个人隐私问题，且基于目前中国医患关系紧张，实践课对于教师也是一个巨大的考验。实践课前教师事先准备典型病例，要求学生应在课前温习相关理论课知识，鼓励并提倡学生收集理论课堂上有所困惑的知识点。虽然理论课上有“角色扮演”和“情景虚设”环节，但牵涉到与真实患者沟通和相处的方式方法，也是医学生所必备的技能之一，在问诊过程中能让留学生深刻体会到医患沟通的重要性，旨在提高学生的医患沟通技能。病例对象选择能配合的典型病例为主，教师采用学生与患者“零距离”接触模式，事先与患者充分沟通，在取得其同意和理解后，带留学生走进病房。

然后采取将学生自由分组模式，一般分为4～5个学习小组为宜，每组选择一个学生作为代表向患者询问病史，同样使用中文式提问，再由组内其他成员补充提问。留学生代表可对患者进行简单查体，模拟式提问辅助检查结果，然后由教师在旁边给予辅助检查结果的回答。教学实践过程中组内同学可以随时讨论，尽可能完善病史采集。询问结束后再进行组间的补充回答，探讨在问诊及查体时的疏忽遗漏之处，然后进行弥补和纠正，并对该病例的体征、初步诊断、诊断依据及鉴别诊断进行分析，提出诊疗方案。最后环节再由带教老师对各组讨论结果进行补充及点评，并结合具体病例解答实践课前学生收集的有困惑和争议的问题。因留学生相比中国学生性格更加活泼、自信，且思维活跃，这种“分组式”的病例实践课，最大程度上采用了合作式、互助式的教学模式，能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所以学生的反响普遍良好，同時采用这种教学方式可以使学生更好地融入课堂，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以及教师与同学之间的完美互动及配合，增加了师生及生生之间的交流。并且让学生通过与患者的切实接触，了解中国医疗现状，适应中国国情，让他们在案例学习过程中更深切地感受到“团队式”医疗，增加团队合作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