渔业论文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渔业论文，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规制经济学发展至今经历了规制公共利益理论、规制俘虏理论、规制经济理论、可竞争市场理论以及激励性规制理论五个阶段（周慧许长新，2006）。通过对其发展过程的研究，范合君等（2007）总结出西方规制经济学发展的特征，其中规制内容从经济性规制到社会性规制演进，规制手段从传统规制手段到激励性规制手段演进与渔业规制相关，特别是规制手段的变迁。传统的渔业规制没有改变过度捕捞的激励，而基于产权的渔业规制如可转让的个体配额（IndividualTransferableQuotas,ITQs）就是一个激励性的渔业规制。

2渔业规制目标

渔业政策目标包括两个方面：经济上的和环境上的。一方面，政府应该保证渔民获得应有的利润，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另一方面，政府应该采取措施保护海洋环境，避免过度捕捞。在现实社会中，渔业资源是一种公共资源，它具有非排他性和可耗竭性的特点，随着捕捞者的增加，拥挤成本也会越来越大。渔业的这种开放获取的性质主要带来了以下问题：①经济上和生物经济上的无效率。与私有产权相比，开发获取导致付出较多的捕捞努力但是获得较少的收益。并且，高水平的捕捞努力使得生物经济学的均衡鱼存量低于最大持续产量。②过度捕捞。由于渔业几乎没有进入的技术障碍，因此人人都可以进入该部门。在这种情况下，渔民总是试图捕捞更多，因为如果他们不这么做，别人也会这么做。这就产生了“捕捞竞赛，导致渔业资源的迅速减少甚至耗竭。

尽管有学者认为水产养殖是一个避免过度捕捞并且满足不断增加的对海产品需求的好方法，但是它也会带来一些环境问题。首先，发展水产养殖可能会毁坏海岸的地貌，破坏某些生物的栖息地。例如，在我国，许多红树因为水产养殖而遭到砍伐，而由此整个红树林生态系统也遭到了难以修复的破坏，这些损失难以弥补。另外，过多的水产养殖会降低水质，而修复水质，清洁沉积物也是一个巨大的问题。因此，要解决渔业资源开放性获取所带来的无效率和过度捕捞，在经济与环境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不能仅仅靠用水产养殖业来代替渔业。政府必须通过一系列的管制措施来纠正开发获取带来的问题，弥补市场失灵，实现渔业的可持续发展，这也是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渔业规制目标。

3主要渔业规制手段

根据渔业规制的经济学理论，渔业规制可以分为：产出控制（限额捕捞、个体配额）、投入控制（许可证制度、个体投入控制）和技术措施（休渔制）。

3.1渔业许可证制度和限额制度政府主要通过对控制渔船和捕鱼工具，发放许可证和捕捞限额来管理海洋渔业。从1989起，政府就开始对渔船的数量和它们的总功率进行控制，以此来限制捕捞力。限额由农业部分配到沿海各省。当地的渔业管理部门

负责根据配额控制渔船数量和功率。在我国，在已经实行限额制度的海域捕鱼或是捕捞已经对其捕捞数量进行限制的鱼种，捕捞者需要得到相关部门的同意。

为了更好的实施“双控”制，渔业许可证制度也开始实施了。

2002年的《渔业捕捞许可管理规定》（下简称《规定》）中将渔船分为三类：海洋大型捕捞渔船，主机功率大于或等于441千瓦；海洋小型渔船，主机功率小于44.1千瓦且船长不到12米；海洋中型渔船。各类渔船由不同的部门进行许可证的审批以及发放。大型拖网、围网，到我国与有关国家缔结协定的共同渔区、南沙、黄岩岛海域作业以及到特定渔业资源渔场、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作业的这三类渔船的许可证需由农业部进行审批，委托农业部各海区渔政监督管理局发放。远洋渔船的许可证由农业部审批发放，其它渔船的由地方部门进行审批发放。《规定》还指出使用期一年一上的捕捞许可证实行年审，公海渔业捕捞许可证年审期为两年。同时规定，我国的渔业捕捞许可禁止进行交易和转让。1999年，政府宣布每年的总捕捞量应该实行“零增长”。在此之后的第二年，新修订的《渔业法》出台，宣布实行对捕捞量的配额管制。这种对产出的控制将某海域内的目标鱼种的最大捕捞量限定在与前一年大致相当的数量上。在图1中，我们可以看到从实施了“零增长”之后的2000年起，到2005年，总捕捞量基本保持在145万吨，增长率在0%处波动。

3.2休渔制休渔制既包括休渔期，也包括休渔海域。休渔制是在一段时期内在某个特定的海域禁止捕捞特定鱼种或是禁止使用特定的方式作业。休渔期一般是在夏季，因为夏季是海洋主要经济鱼类繁殖和幼鱼生长的重要时期，在该时期进行休渔，可以保护主要经济鱼种的亲体和幼鱼资源，使渔业资源得到修养生息。在80年代末，我国就开始实行休渔制度对特定的鱼种进行保护。①1981年，从4月1日到7月31日，北纬32°到34°，海岸线以东至东经122°30’海域禁止使用拖网作业。这主要是为了保护大黄鱼和黄花鱼。②自1988年起，渤海海域全面禁止拖网作业。③自1989年起，为了保护带鱼，从5月1日到6月30日禁止在带鱼产卵区（北纬28°30’到30°30’，海岸线到东经124°30’）作业。

全面的休渔期制度始于1995年，首先是对东海和黄海两大海域，1999年开始在我国其它海域实行。由于每年的环境、气候等情况不同，各年具体的休渔日期不尽相同，2003年农业部对休渔方案进行了调整，并强调所有海域定置作业休渔每年不得少于两个月，具体时间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自定，并报农业部和所在海区渔政渔港监督管理局备案。所有休渔渔船必须在休渔时间开始前进港集中，休渔期间不得擅自离港或转移停泊地点，不得从事加水、加冰、加油等活动。

4对我国主要渔业规制的评价

我国的渔业规制主要包括许可证制度、限额制度和休渔制度。但是，这三种制度都仅仅是在限制或是禁止，没有实施激励性的规制手段。有学者认为，在我国的捕捞限额制度还没有真正实施的情况下，捕捞许可证制度和休渔制度会导致“捕捞竞赛”，一方面“激励渔民在渔汛期为获得尽可能多的份额而激励竞争”，另一方面，“激励渔民通过各种手段增强或扩大其捕捞生产能力”。休渔结束以后，强大的捕捞压力和“捕捞竞赛”使其无法达到预期的效果。在陈卫忠的研究中，也提到休渔制度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对海洋鱼类的数量恢复几乎无所作为。尽管如此，作者仍旧对我国的渔业规制持乐观的态度。王海峰等（2006）用带有虚拟变量的计量经济模型考查了“零增长”、休渔制度、“双控”制和加入WTO对海洋捕捞产量的影响。结果发现“零增长”、“双控”制和休渔制度影响显著，但是仍需要改进。其中，“双控”制度在投入控制方面的成果还不稳定。一方面因为它“没有控制机动渔船的吨位”；另一方面，“机动渔船的千瓦数也在临界值,随时可能超过合适的渔船千瓦数”。

总的说来，我国的渔业规制尚存在激励不足，效果不明显，不能有效地改变资源耗竭的状况。不过，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对渔业的规制起步较晚，仍有很大的空间进行改进，相信通过更多更深入的研究，我国的渔业规制可以得到改进，渔业可以沿着可持续的道路发展。

【论文关键词】规制渔业中国可持续发展

【论文摘要】随着我国海洋渔业的发展，随之带来的资源环境问题也变得日益严重。政府为了达到经济发展和坏境保护这两个主要的政策目标，实行了一系列的关于海洋渔业的规制。本文回顾了海洋渔业规制的相关文献，对我国主要的规制手段进行分析，最后对其进行简要的评价。

5参考文献

[1]宁方勇.规制经济学的理论综述[J].北方经济，2007，(1)：8-9

[2]张红凤.规制经济学的变迁[J].经济学动态，2005，(8)：72-77

[3]周慧，许长新.新规制经济学理论的发展[J].经济评论，2006，(2)：152-158

篇2

规制经济学发展至今经历了规制公共利益理论、规制俘虏理论、规制经济理论、可竞争市场理论以及激励性规制理论五个阶段（周慧许长新，2006）。通过对其发展过程的研究，范合君等（2007）总结出西方规制经济学发展的特征，其中规制内容从经济性规制到社会性规制演进，规制手段从传统规制手段到激励性规制手段演进与渔业规制相关，特别是规制手段的变迁。传统的渔业规制没有改变过度捕捞的激励，而基于产权的渔业规制如可转让的个体配额（IndividualTransferableQuotas,ITQs）就是一个激励性的渔业规制。

2渔业规制目标

渔业政策目标包括两个方面：经济上的和环境上的。一方面，政府应该保证渔民获得应有的利润，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另一方面，政府应该采取措施保护海洋环境，避免过度捕捞。在现实社会中，渔业资源是一种公共资源，它具有非排他性和可耗竭性的特点，随着捕捞者的增加，拥挤成本也会越来越大。渔业的这种开放获取的性质主要带来了以下问题：①经济上和生物经济上的无效率。与私有产权相比，开发获取导致付出较多的捕捞努力但是获得较少的收益。并且，高水平的捕捞努力使得生物经济学的均衡鱼存量低于最大持续产量。②过度捕捞。由于渔业几乎没有进入的技术障碍，因此人人都可以进入该部门。在这种情况下，渔民总是试图捕捞更多，因为如果他们不这么做，别人也会这么做。这就产生了“捕捞竞赛，导致渔业资源的迅速减少甚至耗竭。

尽管有学者认为水产养殖是一个避免过度捕捞并且满足不断增加的对海产品需求的好方法，但是它也会带来一些环境问题。首先，发展水产养殖可能会毁坏海岸的地貌，破坏某些生物的栖息地。例如，在我国，许多红树因为水产养殖而遭到砍伐，而由此整个红树林生态系统也遭到了难以修复的破坏，这些损失难以弥补。另外，过多的水产养殖会降低水质，而修复水质，清洁沉积物也是一个巨大的问题。因此，要解决渔业资源开放性获取所带来的无效率和过度捕捞，在经济与环境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不能仅仅靠用水产养殖业来代替渔业。政府必须通过一系列的管制措施来纠正开发获取带来的问题，弥补市场失灵，实现渔业的可持续发展，这也是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渔业规制目标。

3主要渔业规制手段

根据渔业规制的经济学理论，渔业规制可以分为：产出控制（限额捕捞、个体配额）、投入控制（许可证制度、个体投入控制）和技术措施（休渔制）。

3.1渔业许可证制度和限额制度政府主要通过对控制渔船和捕鱼工具，发放许可证和捕捞限额来管理海洋渔业。从1989起，政府就开始对渔船的数量和它们的总功率进行控制，以此来限制捕捞力。限额由农业部分配到沿海各省。当地的渔业管理部门

负责根据配额控制渔船数量和功率。在我国，在已经实行限额制度的海域捕鱼或是捕捞已经对其捕捞数量进行限制的鱼种，捕捞者需要得到相关部门的同意。

为了更好的实施“双控”制，渔业许可证制度也开始实施了。

2002年的《渔业捕捞许可管理规定》（下简称《规定》）中将渔船分为三类：海洋大型捕捞渔船，主机功率大于或等于441千瓦；海洋小型渔船，主机功率小于44.1千瓦且船长不到12米；海洋中型渔船。各类渔船由不同的部门进行许可证的审批以及发放。大型拖网、围网，到我国与有关国家缔结协定的共同渔区、南沙、黄岩岛海域作业以及到特定渔业资源渔场、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作业的这三类渔船的许可证需由农业部进行审批，委托农业部各海区渔政监督管理局发放。远洋渔船的许可证由农业部审批发放，其它渔船的由地方部门进行审批发放。《规定》还指出使用期一年一上的捕捞许可证实行年审，公海渔业捕捞许可证年审期为两年。同时规定，我国的渔业捕捞许可禁止进行交易和转让。

1999年，政府宣布每年的总捕捞量应该实行“零增长”。在此之后的第二年，新修订的《渔业法》出台，宣布实行对捕捞量的配额管制。这种对产出的控制将某海域内的目标鱼种的最大捕捞量限定在与前一年大致相当的数量上。在图1中，我们可以看到从实施了“零增长”之后的2000年起，到2005年，总捕捞量基本保持在145万吨，增长率在0%处波动。

3.2休渔制休渔制既包括休渔期，也包括休渔海域。休渔制是在一段时期内在某个特定的海域禁止捕捞特定鱼种或是禁止使用特定的方式作业。休渔期一般是在夏季，因为夏季是海洋主要经济鱼类繁殖和幼鱼生长的重要时期，在该时期进行休渔，可以保护主要经济鱼种的亲体和幼鱼资源，使渔业资源得到修养生息。在80年代末，我国就开始实行休渔制度对特定的鱼种进行保护。①1981年，从4月1日到7月31日，北纬32°到34°，海岸线以东至东经122°30’海域禁止使用拖网作业。这主要是为了保护大黄鱼和黄花鱼。②自1988年起，渤海海域全面禁止拖网作业。③自1989年起，为了保护带鱼，从5月1日到6月30日禁止在带鱼产卵区（北纬28°30’到30°30’，海岸线到东经124°30’）作业。

全面的休渔期制度始于1995年，首先是对东海和黄海两大海域，1999年开始在我国其它海域实行。由于每年的环境、气候等情况不同，各年具体的休渔日期不尽相同，2003年农业部对休渔方案进行了调整，并强调所有海域定置作业休渔每年不得少于两个月，具体时间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自定，并报农业部和所在海区渔政渔港监督管理局备案。所有休渔渔船必须在休渔时间开始前进港集中，休渔期间不得擅自离港或转移停泊地点，不得从事加水、加冰、加油等活动。

4对我国主要渔业规制的评价

我国的渔业规制主要包括许可证制度、限额制度和休渔制度。但是，这三种制度都仅仅是在限制或是禁止，没有实施激励性的规制手段。有学者认为，在我国的捕捞限额制度还没有真正实施的情况下，捕捞许可证制度和休渔制度会导致“捕捞竞赛”，一方面“激励渔民在渔汛期为获得尽可能多的份额而激励竞争”，另一方面，“激励渔民通过各种手段增强或扩大其捕捞生产能力”。休渔结束以后，强大的捕捞压力和“捕捞竞赛”使其无法达到预期的效果。在陈卫忠的研究中，也提到休渔制度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对海洋鱼类的数量恢复几乎无所作为。尽管如此，作者仍旧对我国的渔业规制持乐观的态度。王海峰等（2006）用带有虚拟变量的计量经济模型考查了“零增长”、休渔制度、“双控”制和加入WTO对海洋捕捞产量的影响。结果发现“零增长”、“双控”制和休渔制度影响显著，但是仍需要改进。其中，“双控”制度在投入控制方面的成果还不稳定。一方面因为它“没有控制机动渔船的吨位”；另一方面，“机动渔船的千瓦数也在临界值,随时可能超过合适的渔船千瓦数”。

总的说来，我国的渔业规制尚存在激励不足，效果不明显，不能有效地改变资源耗竭的状况。不过，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对渔业的规制起步较晚，仍有很大的空间进行改进，相信通过更多更深入的研究，我国的渔业规制可以得到改进，渔业可以沿着可持续的道路发展。

【论文关键词】规制渔业中国可持续发展

【论文摘要】随着我国海洋渔业的发展，随之带来的资源环境问题也变得日益严重。政府为了达到经济发展和坏境保护这两个主要的政策目标，实行了一系列的关于海洋渔业的规制。本文回顾了海洋渔业规制的相关文献，对我国主要的规制手段进行分析，最后对其进行简要的评价。

5参考文献

[1]宁方勇.规制经济学的理论综述[J].北方经济，2007，(1)：8-9

[2]张红凤.规制经济学的变迁[J].经济学动态，2005，(8)：72-77

[3]周慧，许长新.新规制经济学理论的发展[J].经济评论，2006，(2)：152-158

篇3

休闲渔业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拉丁美洲的加勒比海沿岸，兴盛于20世纪90年代欧美亚太地区。国际上，休闲渔业已逐渐成为现代渔业的支柱性产业。我国近邻日本，在上世纪70年代就提出了“面向海洋，多面利用”发展休闲渔业战略。东南亚诸国，如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等较早把休闲渔业与旅游业有机结合，形成了形式多样广纳客源的游钓业。中国的休闲渔业始于上世纪90年代初，广东福建和浙江省先行。现阶段，休闲渔业旅游在国内蓬勃发展。国内学者对于休闲渔业的研究，也始于上世纪90年代初，研究者多为渔业经济专家。而对休闲渔业从旅游业角度也即对于休闲渔业旅游的研究者极少。本文第一次就休闲渔业旅游概念类型以及发展休闲渔业旅游的意义进行探讨。

一休闲渔业旅游概念的界定

休闲渔业旅游，包含的概念有三个，休闲渔业旅游。其组合，可以是休闲渔业，也可以是渔业旅游，或者休闲渔业旅游。休闲是指免于工作家庭社会的责任之外，个人觉得自己的意愿所从事的活动，目的是为了获得松弛娱乐或扩大知识促进社会参与实践创造力。关于休闲渔业的概念，国内外许多学者都有所涉及。最早对休闲渔业进行定义的是台湾著名经济学家江荣吉教授，认为：休闲渔业就是利用渔村设备渔村空间渔业生产的场地渔法渔具渔业产品渔业经营活动渔业自然环境及渔村人文资源，经过规划设计，以发挥渔业于渔村休闲旅游功能，增进国人对渔村与渔业之体验，提升旅游品质，并提高渔民收益，促进渔村发展。洪惠馨先生在《大力发展休闲渔业拓展渔业发展空间》一文中定义：休闲渔业，是利用海洋和淡水渔业资源陆上渔村村舍渔业公共设施渔业生产器具渔产品，结合当地的生产环境和人文环境而规划设计相关活动和休闲空间，提供给民众体验渔业活动并达到休闲娱乐功能的一种产业。研究休闲渔业的林法玲专家认为：休闲渔业是以资源为依托，从市场需求实际出发，通过渔业和旅游资源的优化配置，将休闲娱乐餐饮等行业与渔业结合为一体，实现第一产业与第三产业的结合，提高渔业的社会生态和经济效益，实现资源开发和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的一种新型的渔业。国内多数专家认为，休闲渔业是一种集渔业旅游休闲为一体的新兴产业，它不同于普通的渔业，因为它具有包括旅游休闲娱乐业的性质；也不同于以生产为主要目的的第一产业，而属于以服务增殖为特性的第三产业。国内也有专家定义：休闲渔业是在资源开发和环境护协调发展的前提下，以市场为导向，以效益为中心，将休闲娱乐餐饮等活动与渔业有机结合，实现渔业资源和旅游资源优化组合的一种新兴产业。上述专家对休闲渔业概念的表述虽各有侧重，表达形式各异，但其共识点有三：一是休闲渔业要利用渔业资源；二是休闲渔业是将传统渔业与第三产业相结合的新型渔业方式；三是休闲渔业是一种新兴的产业。

休闲渔业相对于传统的渔业而言，两者具有本质的区别。从从事的目的看，传统的渔业生产方式是渔民为了生存而进行的捕捞行为。其生产目的是为了获得捕鱼量，销售后获得渔业经济收入，从而维持生计。获取渔业经济收入是传统渔业生产的唯一目的。而休闲渔业是为了活化渔业资源，吸引渔业从事人员以外的人，也即旅游者的参与。旨在为前来观光休闲的客人即旅游者创造和提供体验渔民捕鱼生产方式的机会，通过旅游者对渔民生产生活方式的亲身体验，获得身心的休闲与放松，体验另一种生活情趣，从而丰富人生的阅历，增加人生经验。也就是说，渔民是通过旅游者休闲的取得，来获得相应的经济收入的。渔民从事休闲渔业作业的主要目的是获得渔业经济收入，但这不是唯一的目的，休闲渔业的目的具有双重性，也即创造渔业收入和为旅游者创造休闲体验。除此，休闲渔业其活动的主体活动的时间活动的空间范围以及活动形式等也与传统的渔业不同。休闲渔业更注重活动主体的参与性，体现出活动时间的短暂性以及活动形式的多样化。根据休闲渔业的这些特征，结合旅游业特点，认为可将休闲渔业旅游概念表述为：休闲渔业旅游是以现有各种渔业资源为依托，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休闲为表现形式，将旅游活动与现代渔业生产活动结合为一体的一种新型的体验型的旅游产品。

而对于渔业旅游，目前旅游业专家涉略的还不多，尚没有对渔业旅游进行定义。笔者认为，休闲渔业是个人或团体从事经营的一种关于渔业方面的旅游产品，是渔业旅游的一个组成部分，渔业旅游即是由一种以上休闲渔业旅游产品构成的多种休闲渔业旅游产品的组合，是休闲渔业旅游产品的组装，通常也指关于休闲渔业旅游的线路或者游程。

二休闲渔业旅游类型

对于休闲渔业，台湾专家将其分成五种形态：一是运动形态，主要指以钓鱼为主的体育运动。二是体验形态，让游客直接参与渔业生产活动，如采集贝壳等。三是食鱼形态，表现为旅游购买，品尝海鲜等方式。四是游览形态，指游玩，观赏渔业劳作的观光形式。五是教育文化形态，主要是水族馆渔业博览会及各种展览会等，带有一定的教育性和科普性。

根据以上五种分类，国内一些休闲渔业研究专家将现代休闲渔业分类为：生产经营型，指一些渔场以渔业生产为主，以垂钓为辅的生产经营方式。休闲垂钓型，指一些专业垂钓园和设施较完备的垂钓场以开展垂钓为主，集游乐健身餐饮为一体的休闲渔业。观光疗养型，指一些公园山区及沿海地区结合周围旅游景点，综合开发水资源，“住水边玩水面食水鲜”，既有垂钓餐饮，又能观景休闲度假避暑。展示教育型，指一些水族馆以展示海洋鱼类为主，集科普教育观赏娱乐为一体的现代博览馆。

除此，对于休闲渔业分类还有多种。2004年12月，在浙江省休闲渔业之乡舟山市举行的休闲渔业研讨会上，与会代表对休闲渔业类型进行了多种划分，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一是将休闲渔业划分为休闲养殖垂钓型涉渔运动观光型;旅游综合配套型；二是分为海陆养殖垂钓型渔业生产体验型领略渔村风俗型海岛观光游览型和休闲综合配套型。三是分为体验型品尝型观赏型和综合型。四是分为以海钓为主，集休闲娱乐于一体的运动型，以旅游为主，集休闲观赏于一体的游览型，以品尝海鲜为主，集休闲购物于一体的品尝型。五是分为休闲垂钓型生态观光型生活体验型和综合配套型。

而对于旅游产品的划分，依据划分标准不同，其类型也呈现多样化。根据旅游目的标准，可分为观光休闲度假探亲宗教修学以及参与性专题旅游产品。笔者认为：渔业作为旅游活动，应该根据旅游者参与方式参与程度旅游目的的不同来进行类别划分。类别的数量可以因地制宜，以浙江舟山为例可分为四类：一是单纯性观光型休闲渔业旅游，也即单纯让旅游者乘上渔船，绕岛屿或者附近海(湖)域，欣赏和领略海岛风光，或岸上驻足欣赏观光海(湖)景，同时感受渔民捕鱼的经历。如舟山市普陀区朱家尖乌石塘嵊泗县菜园镇的休闲渔业旅游便是。二是参与型休闲渔业旅游，即旅游者或是乘上渔船参与捕鱼或是在圈定的深水网箱内凭杠垂钓或是在小岛(湖)边上垂钓，也可在海边赶海。使旅游者充分体验到参与的乐趣。如舟山市定海区的半岛娱乐园普陀区蚂蚁岛的渔家乐项目岱山县秀山岛的休闲渔业旅游项目以及嵊泗县的田岙村渔家乐项目等均是。三是娱乐型休闲渔业旅游。也就是说，旅游者既参与休闲渔业旅游活动，又可以休闲娱乐。如舟山市嵊泗县位于中心渔港的“海上人家”旅游项目即是。旅游者既可以乘船捕鱼，又可以享用丰硕的劳动成果，同时还可以一边欣赏音乐或高歌一曲，达到充分的休闲效果。四是科普教育型休闲渔业旅游，也即以教育为目的休闲渔业旅游，包括各种渔业博物馆海底隧道水族馆等休闲渔业旅游产品。

三发展休闲渔业旅游的重要意义

休闲渔业与旅游业相结合发展成为一种新型的旅游产业，其性质发生了变化，原本第一产业的渔业变为第三产业的旅游业，渔业仅仅成为旅游业发展的一种资源，一种工具，是众多旅游产品项目之一。休闲渔业旅游发达地区，普遍而言是渔区。在渔业发展内外环境不很理想的情况下，发展休闲渔业旅游，具有一定的意义，主要体现为：

(一)休闲渔业旅游丰富了旅游地旅游资源，构建旅游地旅游品牌

休闲渔业旅游产品的开发，丰富了旅游地旅游产品种类，特别是对于旅游资源较为贫乏的旅游目的地，可以将休闲渔业旅游产品挖掘策划成为当地主打旅游品牌。

(二)休闲渔业旅游有利于解决渔区渔民转产转业问题，推进渔业产业结构调整

在海洋渔业资源减少捕捞海域受限渔民出路存在困难的渔区，休闲渔业旅游的开发，为无路可走的渔民提供了新的就业机会，开阔了就业空间。同时，休闲渔业旅游目的地普遍在渔村，地理位置较为偏僻，其区位优势较弱，交通不太发达。休闲渔业旅游的开发，可以带动渔区交通业餐饮业住宿业等其他旅游行业以及其他产业的发展，调整休闲渔业发达旅游地产业结构。

(三)增加渔区旅游经济收入

由于休闲渔业旅游项目先期资金投入不需很多，又可以利用现存的闲置渔业器械与人力资源，具有投资少见效快的特点。发展休闲渔业旅游，增加了渔区渔民的创汇途径，有利于提高渔业经济与旅游经济收入，达到渔业经济与旅游经济的双丰收，产生较好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四)对提高渔民生活质量，构建和谐社会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休闲渔业旅游深得广大旅游者喜爱，满足了旅游者求新求奇重参与重体验的需求，迎合了旅游市场的需求。而从事休闲渔业旅游的人员原本都是渔民，休闲渔业一旦与旅游业结合，那么其产业的性质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由原来的第一产业渔业转化为第三产业旅游业，所以渔民身份与角色也相应发生变化，由原来的渔民演变为旅游业服务人员。旅游者对他们的要求，也以旅游服务人员的要求相对应。这就对渔民们提出了一个提高素质的要求。要求他们既具有渔业知识，也要具备旅游服务人员的素质。原来，渔民很少甚至根本不了解旅游业状况，经营上只注重经济效益，而现则需多方面提升自己。这样，渔民势必要改变生活方式，改变一些不良的生活陋习，利用业余时间自觉参加旅游业相关知识的学习。生活方式与业余时间支配方式的改变，渔民由闲散型生活方式向学习型生活方式的转变，既提高了综合素质，又提高了生活质量，有利于渔区的稳定，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

篇4

渔业资源是人类从海洋获得的最主要的水产品，占人类捕捞的水产品的90%，也是海洋最主要的生物资源，与海洋生态环境甚至整个地球生态系统都有紧密联系。对于渔业资源的国际法关注也早就突破了单纯海洋法的范围，国际环境法的视角的强化更强调对海洋渔业资源的养护。为实现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人类活动应恪守义务约束；且活动关注的中心也应从人类利益转向人类与生物共享的全球利益。可以预见的将来，对渔业资源的国际法规制必定是更多地吸收国际环境法的先进理念并通过具体的制度予以落实，这也意味着渔业资源国际法规制终将归位于全球利益原则和义务重心。

1.2极限理论

渔业资源枯竭的现状说明渔业资源的总存量是有限的，渔业资源的再生和自我更新能力也是有极限边界的；人类的过度捕捞活动一旦超越了这一边界就会产生渔业资源衰竭的问题。二十世纪80至90年代联合国对公海“大型远洋流网捕鱼”作业的系列决议就是渔业资源“极限”问题的实证。海洋资源分配所体现的基本精神义务，它为人们占有、开发海洋资源的行动设置限制，它要求各国占有、开发海洋资源的行动服从全球海洋资源持续利用的总体安排。作为最主要的海洋生物资源，要以有限的渔业资源满足人类不断增长的需求自然也应服从这种以义务为重心的分配，而这种分配的义务重心则不仅要求渔业资源法律制度以限制人类行为为主，更重要的是为各项制度安排明确的义务主体并建立完整的责任体系。因此，对海洋渔业资源的国际法规制最终仍应落实和以推进国际合作国家责任为方向发展。全球共同利益原则和极限理论说明：一切作为人类共同财产的资源，其一定是将义务置于权利之上的，即将义务作为重心。且这种义务本身也是为了实现义务承担者的长远利益。国际海洋渔业资源法律制度正应以“全球共同利益原则”和义务重心的基本思想为指导原则，任何可能背离这两点基本法理的尝试都是危险的。实际上，国际渔业资源法律制度的发展已经表明其义务重心，《公约》和后公约时代的各项制度都通过义务主体的安排，对渔业活动予以了越来越具体的限制，且越来越强调通过国际合作履行义务。

2专属经济区内渔业资源管理

2.1专属经济区的概念

所有的沿海国都享有一种领海权利，即沿海国有权把沿海捕鱼权完全保留给本国国民，禁止或限制其他国家的国民在其管辖海域内从事捕鱼活动，这种权利被称为渔业管辖权。二十世纪40年代起，以拉丁美洲沿海国家为首，提出了一种新的主张，在沿海二百海里海洋区域内建立经济专属区。自此，很多海洋国家开始纷纷效仿，专属经济区的概念也就被提到各种海洋大会议题。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专属经济区是领海以外并邻接领海的一个实行特定法律制度的区域，该区域的最大宽度从测算领海宽度的基线起不应超过200海里。

2.2专属经济区的权利和义务

之所以要制定专属经济区内渔业资源相关法律，其目的就是明确海洋渔业资源管理的主体，并规范沿海国在享受海洋权益的同时，承担该海域的养护任务。沿海国享有是权利主要包括：①自行决定该海域内海洋生物的可捕量，分为不同时期对海洋生物的可捕量控制，个别国家对海洋生物的可捕量控制，个别船只对海洋生物的可捕量控制；②限定其他国家对该海域的可捕量，因享有专属经济区的沿海国有促进该海域内生物资源得到适度利用的义务，因此，在这个前提下，他们可以限定其他国家对该海域生物资源的利用；③其他国家的国民在共享海洋资源的同时，必须遵守沿海国的相关法律法规，这也是确保沿海国能确实有效的保护海洋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前提。而沿海国同时也要承担防止该海域内渔业资源的过度开发，并承担养护的义务。

3公海渔业资源管理

3.1公海渔业资源管理的历程

格劳修斯在1609年的时候曾发表了《海洋自由论》，自此，一种“公海捕鱼自由”的观点逐渐被大家追捧。而随着沿海国对海洋渔业资源的捍卫以及海上霸权的争夺，以及后来《公约》的形成，开始对“公海捕鱼自由”进行限制，许多国家纷纷加入了该《公约》，公海捕鱼的限制逐渐被广大沿海国所接收。根据《公约》的规定，所有的缔约国均有义务要求本国国民或自行，或与其他国家合作采取养护公海生物资源的必要措施。事实证明，不管是渔业资源的有效开发利用，还是渔业资源的养护与管理都离不开国际间的合作。同时，国际间的合作也是弥补海域划界所导致的管辖权争议，衔接各海域渔业制度的有效方式。除了《公约》对各个国家规定的义务外，《促进公海渔船遵守国际养护与管理措施的协定》也规定了公海渔业信息的交流与合作制度，这在很大程度便利了国家间在公海信息的广泛交流。《遵守协定》强调船旗国之间应互相交流有关渔船的资料，以协助彼此查明悬挂其旗帜、从事有损国际保护和管理措施的违法渔船。另外，《遵守协定》还设定了缔约国间通过粮农组织开展的合作。

3.220世纪90年代早期开始出现的船舶改挂旗帜现象，成为对渔业管理措施最具破坏力的因素之一，引起了全球的关注。

所谓的船舶改挂旗帜，是指船舶撤销其在一个国家的注册后又在另一个国家重新注册，其通常是为了达到降低运行成本和优惠的缴税条件等经济目的，从而规避区域性渔业管理组织规则的约束。渔船改挂船旗规避管理措施的行为，不仅严重危及了区域性渔业组织的管理主体地位，还直接影响了国际社会和区域性渔业管理组织所采取的养护和管理渔业资源措施的效果。针对公海渔船改挂船旗，一系列国际法律文件都试图以强化船旗国义务为问题解决的突破口。

4洄游鱼类种群资源管理

针对洄游鱼类种群，国际法首先突出对此类鱼类种群的特殊关注，在进一步分类的基础上，就不同特点的洄游鱼类予以不同的制度规制，并特别强调国际合作，突出区域性渔业组织的主体地位，此外，针对洄游鱼类严峻的生存状态，引入预警原则。预警原则的基本概念最早出现于1992年6月通过的《里约宣言》，“为了保护环境，各国应根据资金的能力广泛适用预警方法。如果存在严重不可逆转的损害，缺少完全的科学确定性的危险不应当作为拖延采取代价昂贵的措施防止环境损害的借口。”《公约》主要强调国际合作义务，以期各国间通过协商或通过国际组织实现渔业养护与管理的协调与配合。但是实践中各国立场冲突使得存在对《公约》条款解读的不一致，同时沿海国管辖权的明显扩张意图共同导致对这两种鱼类保护的不力。鉴于国际法没有高于国家的统一的执行机构，洄游鱼类种群渔业资源的国际法规制的执行主体仍要落实到各国。国际海洋渔业资源制度的执行一方面需要国家的对执行规定的遵守；另一方面，也需要国家就规定执行应具备的相应能力。但是，国家的执行意愿与执行能力往往难以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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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实施案例教学法的必要性

《渔业政策与渔业管理》课程主要讲授渔业政策法规及渔业管理的基本知识、国际国内渔业政策法规的形成与发展、渔业管理的体制与机制、制度与措施、问题与对策等，课程教学内容涉及多个学科，知识面广、理论性强，教学难度大，学生对知识往往难于理解或掌握不深。经过多年的教学实践，虽然在教学内容上进行了一些优化、背景知识上进行了一些补充、前沿发展上对学生进行了引导、教学方法改革等方面作了持续的改进，但学生的思维能力、实践能力、决策能力仍不理想，有待于进一步的提高。通过调研，笔者认为，案例教学法在《渔业政策与渔业管理》课程教学中的应用十分必要。主要基于以下几点考虑：（1）本课程性质适合采用案例教学法。渔业政策法规的形成来源于渔业生产与管理实践，渔业生产与管理实践又推动着渔业政策法规的完善，因此，在渔业生产与管理中应用的政策、法规等都来源于实际生产中的案例。通过案例教学，可以使学生理论联系实践，一方面有利于学生理解渔业政策法规与渔业管理的理论知识和专业背景，另一方面有利于培养并提高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应用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2）学生的意愿。笔者曾对141名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其中，139名学生认为该课程应采用理论和案例教学相结合，占总人数的98.6%，另外有92.2%的学生认为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该注重学生能力的培养。可见，能力的培养也是学生渴望的。因此，通过具体的案例，引领学生提高分析问题的能力，是符合学生的要求的，同时也能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3）教学效果明显。案例教学法对管理类课程有明显的教学效果，因为管理类课程本身就是从案列中发现问题、总结问题，进而得出结论。（4）应用效果良好。学生在课堂上已经接触到实践中的案例，并结合理论知识，学会了对具体案例的研究和分析，因此，在工作中能快速转换角色，深入一线进行渔政执法。根据用人单位的反馈，采用案例教学法的学生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较强且较合理。

三、案例教学法的改革实践

（一）调整课程教学大纲

渔业政策与渔业管理课程学时数从原先的64学时缩减到现在的32学时，课堂教学学时明显减少，而要实施案例教学，则首先需调整课程教学大纲，应根据课程教学内容，研究确定哪一些内容有必要设置案例教学，并充分利用多媒体、网络教学等资源及课外自学与实践环节，合理设计案例，使理论讲课、案例教学等的学时分配科学合理。通过改革，《渔业政策与渔业管理》课程案例教学学时应占课程总时数的50%左右。

（二）设计案例

案例教学法中，案例的设计是至关重要的，不能把所有的在实践中发生的事例都作为课堂上的案例题材，这样肯定不行，而且会适得其反，混淆学生对概念的理解，因此，案例设计应根据不同的教学内容，对广泛收集案例进行整理分析，筛选出有针对性、代表性的典型案例，考虑案例的难易程度，并在此基础上对案例进行系统设计，同时须恰当地把案例的背景、事件的过程、反映的问题、矛盾和冲突等提示清楚，因为在案例设计过程中追求案例的实际教学价值。渔业政策与渔业管理课程遵循上述原则设计了系列教学案例，设计的案例类型可分为描述引导性案例、问题讨论性案例、综合提高性案例三类。通过对案例的讨论分析和研究，可以使学生理解国内外渔业政策制定的背景、掌握专业知识的应用技巧、提升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1.以案例教学促进学生对国际渔业法形成发展的理解。

在国际渔业法形成发展这一知识点中，主要设计了引导性的案例，如较早出现的公海渔业冲突的案例“英国与法国在英吉利海峡的渔业冲突”、第一个多边渔业协定案例“北海渔业争端与《北海渔业公约》”、“北太平洋海豹渔业争端”案例、国际淡水渔业协定案例“美国与加拿大的五大湖渔业协定”以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形成过程的相关案例等。通过对这些案例的分析和总结，可以使学生掌握渔业政策、法规等的制定背景，从而更深入地理解政策法规等的内涵，有利于在渔政执法中，将渔业政策正确地应用于渔业管理中。

2.以案例教学促进学生更好地把握国内外渔业政策与渔业管理的特点。

在本知识点中，主要设计了引导性案例和问题讨论性案例。引导性案例主要设计了日本、韩国、美国、挪威、新西兰等国家有关的渔业政策与渔业管理方面的案例；问题讨论性案例主要设计了国家之间相关知识点的比较研究案例。通过对这些案例的教学，使学生能更深入地理解渔业政策与渔业管理的专业知识。

3.以案例教学促进学生更好地掌握主要的国际渔业管理制度。

本知识点中，主要设计了问题讨论性案例，有日本和韩国的渔业权制度、中国的捕捞许可证制度和伏季休渔制度、挪威和加拿大的TAC管理制度等相关案例、不同国家之间渔业管理制度的比较研究案例、我国渔业管理制度存在问题分析案例等，如韩国和中国的渔业许可证制度的区别和共同点。通过对比分析，使学生能进一步掌握国内的渔业政策、法规等的相关内容，从而更有助于渔政执法。

4.以案例教学促进学生的创新思维和解决实践问题的能力。

主要设计了问题讨论性案例和综合提高性案例，问题讨论性案例主要设计了违反禁渔区线、无证捕捞、违反公海大型流刺网作业、涉外渔业违法案件等一批案例；综合提高性案例主要设计了一批调研专题，由学生选题，主要利用课外时间在渔政执法部门完成，对于这一举措，用人单位比较赞同，认为相当于让学生提前进入实习阶段，有利于学生今后工作的开展。

（三）案例教学的实施

案例教学的过程，应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主要扮演设计者、引导者、评判者的角色。引导性案例采取教师讲解和学生提问相结合的方式；问题讨论性案例采取学生讲解、其他学生提问、教师引导评判的方式；综合提高性案例采取学生通过调查研究，完成论文报告并参加答辩，学生和教师共同参与讨论，教师学术讲评等方式。在案例教学中，还可邀请渔业生产主管、渔业管理专家等参与，开展专题讲座和实际案例剖析等方式。通过案例教学的实施，不仅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而且培养了学生的综合能力。

四、加强案例教学法的几点建议

1.转变教学观念。

教师应转变教学观念，由注重知识的传授向注重培养学生探究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转变，由注重结果向注重教学过程转变，由单向信息传递向综合讨论互动转变。要改革传统课堂的教学模式，敢于创新，不断开发学生课堂教学的参与热情，使课堂不再是教师一个人的课堂，而是广大学生的课堂。

2.提升案例教学能力。

案例教学对教师的要求高。案例教学中，教师是设计者、引导者、评判者，不仅要求教师有强烈的责任心、事业心，更要求教师不断研究学习，在课前教师须精心策划、设计案例，做好案例教学的实施方案；在课中要引导学生思维，控制课堂的氛围和秩序，把握案例讨论评析学术方向；在课后要调研小结，及时改进案例教学效果。教师应加强案例教学研讨，积极参与校际经验交流，吸取案例教学成功经验，提升案例教学能力。

3.加强教学案例库的建设。

案例教学的核心是案例设计，关键是实施方案，因此，加强教学案例库的建设十分必要。案例库建设需要一个长期的积累过程，需要教师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本课程的教学案例要有历史案例、现实案例，国际案例、国内案例，同时由于海洋争端加剧，国际渔业政策法规变化较快，因此要求教师关注国内外渔业政策法规变化，及时收集更新教学案例。同时，在案例设计上应研究不同案例的格式、内容，注重案例的针对性、代表性、实用性和层次性，力求案例教学能起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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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渔业总产量逐年增加，但增长率却是逐年下降。捕捞业先是经历了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飞速增长阶段，这主要是经济体制改革打破了计划经济的桎梏，给与微观经济部门自主经营权，提高了经济效率，带来了渔业的大发展。到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增速突然减慢，这是由于经济体制改革带来的增长动力已经趋于衰弱，需要其它因素来推动产量增加。此后，随着渔业产业工业化的发展，捕捞技术的提高，又带来了一个新的渔业产量增长的。而且到九十年代末，渔业产量增速明显下降。

渔业产量特别是捕捞产量的下降是多种原因造成的，包括人口的增长，海上项目的建设，污染物对大海的过量排放等。最重要的原因是对渔业资源缺乏管理所引起的过度捕捞，捕捞区域的扩大和捕捞强度的加大，造成渔业资源的严重破坏。渔业资源虽然是可再生资源，但它的使用不是无限度的。渔业资源的特点是当捕捞量不超过其自我更新量的情况下，可以获得稳定的产出，一旦超出其自我更新的能力，产量就会下降，这种情况持续下去将会使整个物种丧失再生能力，成为不可再生资源。世界粮农组织的报告显示世界各地普遍出现对渔业资源过度开发的情况，在中国所在的西北太平洋海域已经有8%的渔业资源达到了耗竭的水平，形不成渔汛；有76%的渔业资源处于完全开发状态，产量已达到极限；只有16%的渔业资源处于适度开发状态。而我国近海海域的情况由于地理特点的原因还要更加严重。

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对可持续发展做出以下定义：可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的要求，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渔业资源目前的这种状况显然是不符合可持续发展的目标的，如《超越极限》中所描述的：指数增长不可能长期维持，最终不加限制的指数增长将带来对资源的毁灭性后果，引起崩溃。资源相对稀缺性的变化要有制度的变迁与之适应，而环境经济学所要做的就是要分析这种不符合效率和可持续目标的状况出现的原因，并找出对策。

2引起这种危机的原因及纠正方法

造成目前渔业资源当前这种状况的原因是由于外部性的存在，引起市场失灵。外部性是指某个经济主体的效用或生产函数包括了一些实际变量，这些变量的取值由忽略了对这一经济主体的福利影响的其它主体决定。开放的渔场可以自由进入，渔业资源在使用上具有非排他性，由于高额利润驱动,渔民会不断地扩张生产,增加捕捞努力量,直到捕捞收益等于捕捞成本,即利润为零,达到个体的经济均衡点为止。因此最大可持续产量的目标是无法实现的,必然要出现过度捕捞问题。捕捞者的过度捕捞行为对渔业资源具有破坏性，捕捞者只考虑其个人生产成本，不考虑其行为的社会成本。所以渔业资源的需求是过度的；供给由于具有公共物品性，进入者普遍存在搭便车行为，所以供给是不足的。

对外部性的纠正，就要给损害者一种激励，使其限制其行为对他人的损害，将外部性内部化，要达到这个目标有不同的方法。

2.1庇古税

庇古税是指对造成外部性的破坏者要对其行为所造成的损害支付费用，支付额等于其所造成的损害额。庇古税的思想是引入一个价格，使损害者的破坏行为可以衡量。这样损害者可以把外部性纳入自己的效用或生产函数，做出对其自身也同时是对社会最有效率的选择。庇古税在环境污染方面有着广泛的应用，但在渔业问题上，对大型渔业企业收取一定的税费还有一定的可行性，但对于我国的个体渔民来说，由于数量过多，分布又比较分散，对其征税有一定的困难。

2.2调整产权

产权不明晰是外部效应的一个典型来源，所以在一些情况下可以通过适当地界定所有权来消除外部效应导致的市场扭曲。使用产权调整的方法不同于庇古税，它不是引入一个价格，而是引入一个市场，通过界定清晰的产权，使各利益主体通过市场谈判，达成交易，从而实现外部性的内部化。

产权是一个权力束，包括使用权，收益权，决策权，让度权等。产权的安排有多种方式，要使产权安排能够对资源产生有效率的配置，产权必须满足三个条件：所有权的排他性，所有权的可交易性，对所有权的宪法保护。

我国在渔业资源的产权上存在很大的缺陷，虽然从法律上来说，我国对于渔业资源的进入排他权有明确的限定，按照我国《渔业法》的规定，只有持有必需证件的渔船才能从事捕捞作业，但是，由于各种原因非法捕捞渔船却大量存在。即使无证捕捞被有效地排除在外，由于大量持证人的存在，渔业资源对他们来说还是事实上的自由准入。

对产权引起的外部性的解决思路，必须要建立符合实际，具有可操作性的产权制度。依据上面所说的有效率产权安排的原则，各国设计了旨在通过完善产权来消除外部性负面效果的政策和规则。但这些调整产权提高渔业资源利用效率的方法，在我国具体实施的时候也同样面临一些困难，首先，我国在渔业信息的取得方面还有很大的缺陷。第二，配额的分配方法如何实现效率和公平的问题。第三，如何加强规则的监督。另外这一制度还会因我国个体渔民所拥有的份额太小而无法实际操作，或者难以实现捕捞的规模和范围经济，特别是在像我国这样的渔民多资源少的国家。2.3自组织管理

建立在产权分析的基础上，奥斯特罗姆在经过对小规模共有资源问题的案例研究，提出了解决共有资源问题的模型，强调了共有资源参与者有自发解决问题的能力。奥斯特罗姆条件共有八条，这八个条件可以分成三类：第一类是产权条件，“清晰界定的边界”，落实产权是自组织管理的基础。第二类是组织条件，“占用和供应规则与当地条件保持一致”，强调各个地区存在资源的占用和供应的独特性，所以在规定占用的时间、地点、技术和资源单位数量的时候要因地制宜。“集体选择的安排”这一条件，也反映了对不同社区特殊性的考虑，即参与的经济利益体能够对规则的制定有一定的影响力，而不仅仅是规则的被动接受者。“对组织权的最低限度的认可”要求上一层级的权威不能干涉占用者集体设计制度的权利，这一权利是由更上一层级的权威以其宪法的形式确定。“分权制企业”这一条件要求有一个多层次的组织，将分散的群体通过一个个小的团体组织成较高层次的大团体，分别解决不同层面的问题。第三类是规则的维护条件，“监督”与“分级制裁”结合起来，一起发挥作用。“冲突解决机制”要求较低成本的公共论坛的存在（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型式），对占用者之间或占用者与官员之间的冲突加以及时的协调解决。

奥斯特罗姆条件在相对小范围的共有资源情况下比较适用，参与者少，相互影响比较大，信息获得相对容易一些，比较倾向于由资源的占用者协商达成一致。但在参与者众多，公共资源本身边界并不清晰的渔业资源的情况下，其适用性仍需要研究。

3政策建议

根据以上对几种主要的解决外部性问题的理论的论述，我们发现每一种理论都有其优越性和相对的局限，没有哪一种理论可以简单地解决这一问题，也没有哪个单独的经济主体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这个问题。这就需要政府在设计规则的时候，首先要从产权的角度，制定有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符合上述三个原则的产权制度，其次，虽然自组织管理在较小范围内适用性比较强，但也不是说奥斯特罗姆的条件在这里就不适用。因为尽管从整体上说整个近海海域的渔业资源无法清晰地划分边界，但各个社区实际上活动的范围还是相对稳定的，还是能形成一个个小的利益团体。

我国《渔业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国家统一管理，地方层层细化的限额制度，但限额并没有具体的分配方法，所以些规定在具体的实施中还要吸取地方的意见，做出明确的规定。配额的分配方法，由各个海区根据当地渔业的历史和现实，在广泛讨论和协商的基础上，通过行政方式划分成个别市县配额和商业捕捞配额。渔业局可鼓励有条件的市县将其拥有的配额进一步划分成总渔村可捕量和总休闲渔业可捕量，并根据预先确定的标准，采用行政方式将总渔村可捕量划分成个别渔村配额，下达给各个渔村；社区配额分配方法上，政府由于不能获得完全信息，分配不可能符合当地的情况，应该给与一定的指导原则，由参与者自己协商，参考传统规则、地理特点和产品特点自行决定。对于休闲渔业可捕量和商业可捕量，可采用拍卖方式决定其归属，分别形成个别休闲渔业公司配额和个别商业可转让配额。

制度的有效实施首先当然是要靠规则制订的合理可实施性，但如果没有对规则的监督，那么再好的制度也难以长期维持下去。应该采纳奥斯特罗姆自组织管理理论中的思想，把政府监督和社区参与者的相互监督结合起来，设计多层次惩罚机制，建立处理冲突的各个级别的论坛。

另外，制度的转变要适应效率和可持续目标，效率和可持续性是随着资源的相对稀缺性而变化的。在渔业问题上，法律法规必须与渔业的发展实际情况相适应。例如随着海洋生物种群的稀缺性的变化，某种数量曾经比较丰富渔业产品被过渡捕捞，对资源的可持续利用造成破坏，法律法规应做出及时反应，对此种物种的捕捞加以管理，本来没有限制配额的要及时引入配额制度。

要达到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目标，不能单靠经济方面的政策，相关政策必须加以配合才能使这些政策有效实施，例如做好信息的搜集，完善渔业统计体系，是建立配额制度的基础。同时，宣传教育也是必要和有效的方法。

论文关键词：渔业可持续发展产权

论文摘要：渔业是我国国民经济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但近几年渔业的情况却不容乐观。由于产权制度的缺陷和管理的不利，渔业资源面临普遍的过度开发，长此以往将难以为继。本文对我国渔业资源状况以及造成这种困境的原因进行了分析，进而比较了几种纠正这种低效率的理论和政策，指出其各自的优势和局限。提出完善法律制度与健全市场相结合，政府政策规范与微观经济主体自主管理相结合，共同维护渔业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政策建议。

参考文献:

[1]奥斯特罗姆等.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集体行动制度的演进.三联书店出版社，2000.

[2]刘新山.ITQ渔业管理制度与物权理论的关系.上海水产大学学报,2002,11.

[3]梅多斯等.超越极限--正视全球性崩溃，展望可持续的未来.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

篇7

科技创新对渔业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其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科技创新有利于提高资源利用率科技创新是实现渔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推动科技进步，突破资源和环境约束，依靠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促进经济发展对我国来说尤其重要。对我国渔业发展而言，科技创新是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途径，建设现代渔业，促进渔业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必须走低耗、节约、集约经营的道路，而利用科技创新可以使等量资源投入产出更多的产品组合，满足了现代渔业发展的需求。因此，科技创新有利于提高资源利用率。科技创新促进渔业的可持续发展当代资源和生态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向人类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这些问题既对科技、经济、社会发展提出了更高目标，也使可持续发展问题日显重要。现代渔业已成为各种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密集应用的行业，渔业的规模化、集约化、标准化和产业化发展，使其对科技的依赖程度在不断提高。科技创新与可持续发展二者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可持续发展对科技创新不断提出新的要求，科技创新也要为可持续发展提供绿色技术支撑。

篇8

渔业资源是人类从海洋获得的最主要的水产品,占人类捕捞的水产品的90%,也是海洋最主要的生物资源,与海洋生态环境甚至整个地球生态系统都有紧密联系。对于渔业资源的国际法关注也早就突破了单纯海洋法的范围,国际环境法的视角的强化更强调对海洋渔业资源的养护。为实现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人类活动应恪守义务约束;且活动关注的中心也应从人类利益转向人类与生物共享的全球利益。可以预见的将来,对渔业资源的国际法规制必定是更多地吸收国际环境法的先进理念并通过具体的制度予以落实,这也意味着渔业资源国际法规制终将归位于全球利益原则和义务重心。

1.2极限理论

渔业资源枯竭的现状说明渔业资源的总存量是有限的,渔业资源的再生和自我更新能力也是有极限边界的;人类的过度捕捞活动一旦超越了这一边界就会产生渔业资源衰竭的问题。二十世纪80至90年代联合国对公海“大型远洋流网捕鱼”作业的系列决议就是渔业资源“极限”问题的实证。海洋资源分配所体现的基本精神义务,它为人们占有、开发海洋资源的行动设置限制,它要求各国占有、开发海洋资源的行动服从全球海洋资源持续利用的总体安排。作为最主要的海洋生物资源,要以有限的渔业资源满足人类不断增长的需求自然也应服从这种以义务为重心的分配,而这种分配的义务重心则不仅要求渔业资源法律制度以限制人类行为为主,更重要的是为各项制度安排明确的义务主体并建立完整的责任体系。因此,对海洋渔业资源的国际法规制最终仍应落实和以推进国际合作国家责任为方向发展。全球共同利益原则和极限理论说明:一切作为人类共同财产的资源,其一定是将义务置于权利之上的,即将义务作为重心。且这种义务本身也是为了实现义务承担者的长远利益。国际海洋渔业资源法律制度正应以“全球共同利益原则”和义务重心的基本思想为指导原则,任何可能背离这两点基本法理的尝试都是危险的。实际上,国际渔业资源法律制度的发展已经表明其义务重心,《公约》和后公约时代的各项制度都通过义务主体的安排,对渔业活动予以了越来越具体的限制,且越来越强调通过国际合作履行义务。

2专属经济区内渔业资源管理

2.1专属经济区的概念

所有的沿海国都享有一种领海权利,即沿海国有权把沿海捕鱼权完全保留给本国国民,禁止或限制其他国家的国民在其管辖海域内从事捕鱼活动,这种权利被称为渔业管辖权。二十世纪40年代起,以拉丁美洲沿海国家为首,提出了一种新的主张,在沿海二百海里海洋区域内建立经济专属区。自此,很多海洋国家开始纷纷效仿,专属经济区的概念也就被提到各种海洋大会议题。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专属经济区是领海以外并邻接领海的一个实行特定法律制度的区域,该区域的最大宽度从测算领海宽度的基线起不应超过200海里。

2.2专属经济区的权利和义务

之所以要制定专属经济区内渔业资源相关法律,其目的就是明确海洋渔业资源管理的主体,并规范沿海国在享受海洋权益的同时,承担该海域的养护任务。沿海国享有是权利主要包括:①自行决定该海域内海洋生物的可捕量,分为不同时期对海洋生物的可捕量控制,个别国家对海洋生物的可捕量控制,个别船只对海洋生物的可捕量控制;②限定其他国家对该海域的可捕量,因享有专属经济区的沿海国有促进该海域内生物资源得到适度利用的义务,因此,在这个前提下,他们可以限定其他国家对该海域生物资源的利用;③其他国家的国民在共享海洋资源的同时,必须遵守沿海国的相关法律法规,这也是确保沿海国能确实有效的保护海洋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前提。而沿海国同时也要承担防止该海域内渔业资源的过度开发,并承担养护的义务。

3公海渔业资源管理

3.1公海渔业资源管理的历程

格劳修斯在1609年的时候曾发表了《海洋自由论》,自此,一种“公海捕鱼自由”的观点逐渐被大家追捧。而随着沿海国对海洋渔业资源的扞卫以及海上霸权的争夺,以及后来《公约》的形成,开始对“公海捕鱼自由”进行限制,许多国家纷纷加入了该《公约》,公海捕鱼的限制逐渐被广大沿海国所接收。根据《公约》的规定,所有的缔约国均有义务要求本国国民或自行,或与其他国家合作采取养护公海生物资源的必要措施。事实证明,不管是渔业资源的有效开发利用,还是渔业资源的养护与管理都离不开国际间的合作。同时,国际间的合作也是弥补海域划界所导致的管辖权争议,衔接各海域渔业制度的有效方式。除了《公约》对各个国家规定的义务外,《促进公海渔船遵守国际养护与管理措施的协定》也规定了公海渔业信息的交流与合作制度,这在很大程度便利了国家间在公海信息的广泛交流。《遵守协定》强调船旗国之间应互相交流有关渔船的资料,以协助彼此查明悬挂其旗帜、从事有损国际保护和管理措施的违法渔船。另外,《遵守协定》还设定了缔约国间通过粮农组织开展的合作。

3.220世纪90年代早期开始出现的船舶改挂旗帜现象,成为对渔业管理措施最具破坏力的因素之一,引起了全球的关注。

所谓的船舶改挂旗帜,是指船舶撤销其在一个国家的注册后又在另一个国家重新注册,其通常是为了达到降低运行成本和优惠的缴税条件等经济目的,从而规避区域性渔业管理组织规则的约束。渔船改挂船旗规避管理措施的行为,不仅严重危及了区域性渔业组织的管理主体地位,还直接影响了国际社会和区域性渔业管理组织所采取的养护和管理渔业资源措施的效果。针对公海渔船改挂船旗,一系列国际法律文件都试图以强化船旗国义务为问题解决的突破口。

4洄游鱼类种群资源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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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污染事故应急处置关键技术

随着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高速发展，突发性水污染事故频繁发生如松花江水污染事故、太湖蓝藻暴发、铜矿水渗漏事故等，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的同时也严重污染了水环境，因此，事故应急监测和应急处置方面的研究非常必要。总体来看，发生频率高、污染影响大的水环境污染事故主要有溢油、化学和有机污染物、重金属和水体富营养化污染等几个类别。针对海底管道泄漏和海底井喷两种原油泄露源，分别对应水下干法、湿法维修和盖帽虹吸法、打减压井法等不同的封堵技术。2010年美国BP墨西哥湾溢油事故应急处置案例中将上述关键技术结合运用，形成了一套应急处置方案，最终原油消除率达到80%以上。针对化学物质和有毒有机物泄漏类污染事故，标准的处置流程为:首先，采取措施堵塞排水口，尽可能减少化学物质随着排污水管线流入天然水体;其次，根据自然条件如风向等确定污染区域，进行布点采样监测，确定水体中污染物的浓度;然后，根据泄漏化学物质的性质，选择燃烧、投加活性炭、投入试剂进行氧化还原反应、微生物分解等手段，降低污染物浓度;最后，对污染区域进行跟踪监测，掌握污染物变化趋势，确保完全消除对环境造成的有害影响。针对重金属污染处理的传统方法包括离子交换法、硫化物沉淀法。目前，污染小、去除率高的电化学凝聚法及微生物和植物吸收法是目前的研究热点，更适用于静态水体(如湿地或池塘)污染时使用。例如有研究表明利用凤尾蕨除砷，3个月内砷浓度可以从10．2μg/L降至2μg/L，砷积累量达161mg/kg。针对水体富营养化，通过研究藻类生长机制、环境条件等控制因素，用生态工程技术控制藻类暴发，能够从源头抑制水体富营养化。随着我国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高速发展，突发性水污染事故频繁发生，但处置水平还稍显不足，需要借鉴发达国家经验，重点进行关键技术、装备和材料的研发，形成应对不同类型污染事故的标准流程。针对海上溢油开发环保型表面活性剂、高性能吸油毡等，还可进行微生物分解原油的筛选和探索，从根本上提升溢油应急处置能力。针对化学物质污染，在我国苯类物质泄漏事件的发生几率较高，目前常用燃烧法进行处置，但难以完全消除有害影响，对其消解规律和新型治理方法的研究应引起特别重视。针对重金属污染，我国学者对砷、铬、镉等的处置方法也进行了大量研究，以铁或铝作为阳极，生成的氢氧化物可作为絮凝剂与砷酸根离子发生反应，达到除砷效果;以水洗废啤酒酵母为吸附剂，对镉的去除率大于96%;采用堆肥－零价铁混合渗透性反应墙(permeablereactivebarrier，PRB)除铬，去除率接近100%，但利用电化学和植物吸收重金属的方法还未见报道。针对水中的氮、磷以及有机污染物积累引起的藻类暴发，大部分湖泊地区采取人工打捞收获藻类的传统方法，虽然能有效减轻局部水华灾害，缓解藻体死亡分解引起的毒素污染，但只是暂缓蓝藻进一步蔓延，并造成人力资源、水资源浪费，亟需借鉴国外先进经验，转变污染处置的理念，从治理转变为预防，研究控制藻类爆发的有效方法。

3重点发展方向

通过对渔业生态环境学科研究现状的系统梳理，可以看出近十年我国在生态环境学科方面的研究取得了显著进展，主要的技术和流程也日趋成熟。而针对目前的政策导向和研究热点，今后应更重视机理性、规律性研究和基础数据库构建，明确学科重点发展的方向。

3．1国家级大型环境监测数据

网构建研究我国环境监测网的基本架构已经比较成熟，未来研究重点应放在运用新型设备采集监测数据，并由政府相关部门牵头构建大型环境监测数据共享平台。新型水质监测设备如电化学传感器能够显著提高监测相关参数的效率和准确性，减少人工成本。环境监测数据共享平台属于政府支持的长期基础性科研数据库构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包括环境监测专题数据库，涵盖所有监测点的监测指标如水温、水体pH、典型污染物的浓度等，由环境监测站定期录入，可供环境相关研究人员查询;此外，还包括遥感影像数据库，涵盖全国多时相的卫星影像和资源卫星数据。

3．2灾害预警的机理性研究

目前，我国对环境灾害的预警还停留在经验预测法和统计分析法，对灾害的机理性研究偏少，理论研究方法比较落后，与国外相比还有较大差距。并且我国对赤潮预警的研究相对较多，对其他环境灾害的研究目前还很欠缺。下一步的研究重点首先应该放在构建稳定合理的赤潮灾害预测模型上，选取赤潮多发的典型区域，根据历史数据统计，合理运用数值分析方法如模糊推理法，通过各种物理－化学－生物耦合生态动力学数值模型模拟赤潮的发生、发展、、维持和消亡过程，尽可能排除环境因子选取的主观性和盲目性，提高赤潮灾害预测的精准度。除赤潮外，洪涝、海冰、海啸等由多种因素综合引起的环境灾害都可借鉴这种数值预测方法。

3．3分子水平上污染物对生物毒理作用和遗传变异规律研究

目前对常见污染物在水体中的存在形式、富集状况和迁移转化规律研究较多，但污染物在分子水平上对生物的毒理作用和遗传变异研究还不够，特别是重金属和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在生物体内富集和沉积，长期过程中对本体细胞产生的影响，其致癌、致畸、致突变作用的机理等仍没有进行深入和系统的挖掘。加强分子水平上的研究能够明确污染物对生物造成危害的具置和作用机理，并跟踪和监测DNA的变化，从而为研究消除典型污染物危害的方法提供基础和依据。

3．4水环境修复与健康养殖的整体策略

研究人工鱼礁、洄游通道等设施的构建都是水域环境修复的常用手段。目前，海洋牧场、池塘一体化养殖等整体性环境修复与健康养殖结合的策略逐渐受到关注。该策略把资源环境、装备、养殖等学科有机结合起来，在一定水域内采用规模化渔业设施和系统化管理体制，利用自然的海洋、湖泊、池塘生态环境，将人工放流的水生生物聚集起来，对鱼、虾、贝、藻等生物资源进行有计划和有目的的放养，在海上范围更广，称为海洋牧场;在淡水池塘中的一体化养殖则需要更多的人工干预如投喂、水质监测等。海洋牧场和池塘一体化养殖既能够修复被破坏的环境和自然水体中的生物群落，又能够保证一定的经济效益，是目前环境修复的研究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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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两种渔业权的区分：全民所有水域上的渔业权，以及集体所有水域上（或者全民所有由农业集体经济组织使用水域上）的渔业权

我国《宪法》第九条的规定：“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都属于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由法律规定属于集体所有的森林和山岭、草原、荒地、滩涂除外。”由此可见，我国领土内的水域可分为全民所有和集体所有两类。

我国《渔业法》第十一条即针对这两种类型的水域作了不同的规定：其第一款规定了全民所有的水域上的养殖渔业权；第二款规定了集体所有的或者全民所有由农业集体经济组织使用的水域上的养殖渔业权。

2、全民所有水域上的渔业权，其法律属性是准物权，应准用物权法针对用益物权的保护规定。

这种渔业权从权利的外观与内容上看具有物权的基本特性，但是它在权利的取得与消灭上所遵守的基本法律是行政法，而不是民法，因此，是一种典型的准物权。

（1）就权利的外观与内容而言，全民所有水域上的渔业权具有物权的一些最基本的特征，具有显著的物权性。首先，这种渔业权属于支配权。此种渔业权人得在许可的范围内，直接享有采捕或养殖水产动植物的利益，而无需请求他人的同意。其次，该种渔业权也具有物权的排他性。在同一水域上，不能同时存在两个或两个以上性质不相容的同种或异种的渔业权；如在特定水域上已设定了渔业权，则不得再行设立有害于前者之实现的任何其他渔业权。再次，这种渔业权还具有物权的绝对性。按照民法学界的通说，物权最根本的特征在于其具有直接支配性、绝对性、排他性等。由此看来，全民所有水域上的渔业权具备了物权最本质的特征。

（2）但全民所有水域上的渔业权又具有其不同于物权的特征，是一种准物权。因为这种渔业权设定在全民所有水域上，其权利来源于全民或公共所有权，所以在依据渔业法取得或消灭渔业权时，并非基于私人的意思或法律行为，而是必须依据行政程序，基于代表国家的行政主管机关之许可与核准。也就是说，其权利的取得与消灭，依据的是行政法，而不是依据民法、按照民法方法来进行的。因此，渔业权只是一种准物权，而不是真正的物权。

（3）全民所有水域上的渔业权作为一种准物权，在立法上应使其准用物权法的相关规定。既然准物权具备了物权的本质特征，就没有必要为其单独制订一套法律规则，以免导致重复立法、增加不必要的立法成本；所以各国在民法制度的设置上，一般都规定将准物权“视为物权”，并准用民法物权的有关规定；这样，在法律适用上，就具有简单明了的优点。如日本和台湾渔业法都将渔业权“视为物权”并准用民法物权的有关规定。

基于上述理由，我们认为，全民所有水域上的渔业权作为一种准物权，可准用《物权法》针对用益物权的保护规定。对此，与我国《物权法》第一百二十三条的上述规定也并无冲突。

3、集体所有水域上的渔业权，其法律属性是用益物权，是“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一种具体实现方式，应适用物权法关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保护规定。

这种渔业权是在集体所有的水域上设定的，而集体所有实际上是一种以集体为所有权主体的私所有权；所以，这种渔业权是对他人所有的水域的一种使用、收益的权利，属于民法上的用益物权。

集体所有的水域多属于内水，在法律意义上与土地的性质比较接近。如河流、湖泊等往往与土地在物理上密不可分，有的甚至为土地所包围。正因为如此，不少国家规定将这种水域视为土地，准用土地的有关规定。我国《土地管理法》第四条第三款中规定：“前款所称农用地是指直接用于农业生产的土地，包括耕地、林地、草地、农田水利用地、养殖水面等”，可见我国目前的农用土地概念直接就把这一类的水域包含在内了。

《土地管理法》第十四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由本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承包经营，从事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生产……”。

即将生效的《物权法》在其第一百二十五条虽然将上述“渔业生产”略去不谈，但第一百二十四条规定：“……耕地、林地、草地以及其他用于农业的土地，依法实行土地承包经营权”，其所称的“其他用于农业的土地”在解释上应认为包括“从事渔业生产的土地（水域）”；而在集体水域上从事渔业生产，其实现形式主要就是采取承包经营的方式。因此，集体所有水域上的渔业权，实际上就是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一种具体实现方式，物权法关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保护规定可以直接适用，即可弥补《物权法》第一百二十三条规定过于笼统之弊病。

二、在物权法中规定渔业权制度如何与现行法律体系衔接

我国现行的渔业权法律体系主要由宪法、民法通则、土地管理法、农业法、渔业法、海域使用管理法、水法等构成。我国《物权法》中既然规定了渔业权制度，就必须注意如何与这些现行法律相互衔接的问题。

1、与《宪法》、《民法通则》、《土地管理法》以及《农业法》等上位法律制度的协调。

《宪法》第九条明确了各种水域的权属；《民法通则》第80、81条、《土地管理法》第

14条以及《农业法》第12条规定了集体所有或国家所有由集体使用的水域上的承包经营权（渔业权）；这些规定构成了对渔业权进行物权保护的基础，与物权法中规定的渔业权制度显然并无矛盾。

应该注意的是，物权法中规定的渔业权制度，与《渔业法》、《海域使用管理法》及《水法》等法是否有冲突，以及如何协调的问题。

2、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的协调。

《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主要是行政法，其立法的重心在于对渔业的管理，而无法顾及渔业权制度建设，对于渔业权的性质、内容及效力等方面都缺乏明确的规定。而目前在物权法中规定渔业权法律制度，事实上是弥补了《渔业法》在这方面的缺憾，而并不会导致法律规则的抵触冲突。在物权法生效之后，渔业法继续作为对渔业进行行政管理的重要法律起到重要的作用。

3、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的协调。

从我国《海域使用管理法》第七条第二款、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及第二十五条可以看出：（1）海域均属于国家所有，但也包括那些已经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经营、管理的养殖用海（即虽为国家所有但由集体使用的）；（2）海域的使用方式包括了养殖等以渔业为目的的使用；（3）海域使用权人依法使用海域并获得收益的权利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因此是一种绝对权。由此可见，如果是对海域作渔业使用，那么这时的海域使用权实际上就是渔业权。因此，海域使用权是渔业权的上位概念，与渔业权并无矛盾之处，只是在主管部门上有交叉；其关于海域使用权的法律效力的规定与物权法中的渔业权规定也并不冲突。

4、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的协调。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第三条规定：“水资源属于国家所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水塘和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修建管理的水库中的水，归各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使用。”第七条规定：“国家对水资源依法实行取水许可制度和有偿使用制度。但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使用本集体经济组织的水塘、水库中的水的除外。”可以看出，水法对水资源的权属问题作出了如下的制度设计：（1）所有权制度；以国家为水资源之所有权人。（2）使用权制度；其中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对本集体经济组织的水塘、水库中的水具有免费的法定使用权；其它取水用水的主体必须通过支付费用来取得国有水资源的使用权。在渔业权人对水域进行渔业使用时，必然会牵涉到这些水域中的水资源的利用，因此，《物权法》的相应规定，就必须与水法的这些规定相衔。

首先，全民所有水域上的渔业权，系经国家行政机关许可而设定的；对这些水域作渔业使用的许可，自然涵盖了对无法与水域相分离的水资源的使用许可，水资源的使用费也应视为包括在渔业权人向国家缴纳的税费之中。此时，水资源的使用权就相当于附属于渔业权的法定役权。

其次，按照现行法律的规定，有些水域是属于集体所有的，有些水域是全民所有但由农业集体经济组织使用的；这种集体享有的水域的所有权或使用权，也应该内在地包含了该水域中的水资源的法定使用权，因为，水域若没有了水资源就不成其为水域，水域的所有权或使用权若不同时具有水资源的使用权也将是毫无意义的。因此，在集体所有水域上或者在全民所有由农业集体经济组织使用的水域上的渔业权，也当然地对权利范围内的水域中的水资源具有法定使用权。

当然，不管是何种渔业权，其对水资源的使用不得超出渔业方式的使用范围，并且必须符合水法关于水资源合理开发利用的相关规定。这样，水法的规定与物权法中关于渔业权的有关规定是可以相互协调、相互衔接的。

参考文献：

1、孙宪忠.中国物权法总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7-48.

2、金可可.渔业权基础理论研究[J].环境资源法论丛（第四卷）,2004,4:292-3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