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统计论文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金融统计论文，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每年，上海政府部门都要公布上海的人均建筑面积、人均居住面积指标。其目的为说明人民住房水平在“节节高”、“年年高”，更为了彰示政府部门的业绩。那么，“人均建筑面积”、“人均居住面积”又是怎样得来的？得到那些数据又经过了怎样艰苦繁复的调查和计算过程？

笔者为了验证上海统计部门有关住房统计数据的准确性，曾经历过了艰苦繁复的计算，但计算结果总与政府公布的数据大相径庭。是一个突发的奇想，使笔者在半个小时内就算出了与统计部门数据基本吻合的上海十年来的“居民住房总建筑面积”以及相关的“人均建筑面积”。其计算结果，“居民住房总建筑面积”与各类统计年鉴公布的相应数据平均只相差3.6%，“人均建筑面积”与建设部近三年的《城镇房屋概况统计公报》中的相应数据百分之百相符。

是什么样的“突发奇想”有如此神奇的效果？笔者是这样“奇想”的：“吗要那么认真？”鬼使神差，笔者信手将1995年以来每上一个年度的住宅建筑面积与当年竣工的商品住宅建筑面积相加，结果就与统计部门“统计”的“居民住房建筑面积”基本相符，再将统计年鉴中公布的“非农人口”与“居民住房建筑面积”相除，就得到了与建设部《城镇房屋概况统计公报》数据一模一样的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的“上海人均住房建筑面积”！

当然，在1999年到2004年，笔者的计算结果与统计部门数据相比还略少些，多则少10个百分点，少则少5个百分点。于是，笔者再次“突发奇想”，“我如果把空置房、已拆迁房都拿来填空缺呢？”于是，“奇迹”再次出现——笔者“灵感”激发中计算得来的上海住房建筑面积就与政府部门的统计数据99%、100%地相符了！

难道政府统计部门是在如此搞笑的状态下工作的吗？

笔者不愿相信。

如果需要计算的是上海全部居住房屋总面积，那可以把上年的居住房屋面积加上当年的竣工住宅面积——竣工住宅面积指“报告期内房屋建筑按照设计要求已全部完工，达到住人和使用条件，经验收鉴定合格，可正式移交使用的房屋居住面积的总和”（此解释见由上海市房屋土地资源管理局和上海市统计局联合编辑出版的年鉴类刊物《上海市房地产市场》，下同），但必须减去已经拆迁了的住房面积。然而这样得出的全部居住房屋总面积数不能用作计算人均居住房屋面积的基数，因为当年和往年的竣工住宅中的没有实现销售的部分是不能按照已经移交使用的“人居房”来计算人均面积的。

如果需要计算的是上海已经实现了“人居”的全部住房面积，那么在每个当年度的竣工住宅中必须扣除还没有发生“人居”的面积，并减去已经拆迁了的住房面积。请注意，如果扣除了每个当年度竣工住宅中的没有发生“人居”的面积，在此就不发生“空置房”的概念——空置房指“销售物业报告年度内某类物业经初始登记一年后未售出的数量”，该面积已经包含在初始登记年的竣工住宅面积中。

笔者“第一次奇想”时的计算方法谬误在于：如果是计算全部居住房屋总面积，其没有减去已拆迁房的面积；如果是计算实现了“人居”的全部房屋总面积，其一没有减去已拆迁房的面积，其二没有减去以往年度积存的空置房面积，其三没有减去当年竣工住宅面积中没有实现销售的部分。

照笔者“第一次奇想”时的计算方法来计算“人均住房面积”，那是偷换了“人均住房面积”的概念——虽然统计部门没有对“人均住房面积”的计算方法作出定论，但是，作为体现住房条件改善的最重要指标，人们对“人均住房面积”的约定俗成的理解就是已经实现了“人居”的房屋的人均住房面积！

笔者“第二次奇想”时的计算方法谬误更是显而易见——那是明知故犯了——不但不将这些没有发生的、不存在的因素做减法，相反还把这些因素又做了一次加法！每一个按常规思维的人会为此感到不可思议。笔者同样不信政府部门工作人员会故意这么做。这么做的后果是严重的，这使得上海在2005年时的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平添了13.33平方米——在把2005年全部竣工住宅作为已经实现了“人居”的前提下！因为1999年到2004年，上海城市的拆迁面积总和加上每年空置住宅面积的累计数是5520万平方米，这些数字不扣除，就是多计算了5520万平方米未实现“人居”和已经灭失了的住房面积，这些数字还要再加一次，那就是在1999年到2004年，多计算了5520×2=11040万平方米未实现“人居”和已经灭失了的住房面积；同样，在1996年~1998年以及2005年的住房面积中，也因为没有扣除拆迁面积和空置住宅面积，导致多计算了4278万平方米的未实现“人居”和已经灭失了的住房面积，只不过没有再重复加一次而已。这样，1996年到2005年每年多计算的“人居”住房面积累计一共是11040万+4278万=15318万平方米——2005年竣工面积中的未实现销售部分还未计算在内，2005年上海的非农业人口是1148.94万，15318÷1148.94=13.33，这13.33就是按照笔者“搞笑计算法”计算出来的属于“多算”的人均建筑面积！

笔者相信政府工作人员不会这么搞笑，笔者也认为，计算结果一样不等于计算过程一样，但是，由于政府部门对住房面积的计算过程不见公布，作为上海市民，希望能看到政府统计部门对于上海住房面积的计算过程。

笔者的计算过程见表（一）、表（二）。

表（一）、上海居民“人居”住房面积计算过程表(与统计部门的统计结果相符)单位：万平方米

注：1.“统计部门提供的市区住宅建筑面积”中，97、98、99三年的数据来自《上海投资建设统计年鉴》，其他数据来自年鉴刊物《上海市房地产市场》。2.“当年商品住宅竣工面积”来自年鉴刊物《上海市房地产市场》。

3.此表中的已拆迁住宅面积和空置住宅面积不包括1976、1997、1998、2005年数据，这些数据见表三和表四。已拆迁住宅面积来源：见《上海市房地产市场》，空置住宅面积来源：2000年前数据见《上海统计年鉴》，2000年后数据散见于媒体报道的官方统计数据。

4．撤县改市增加的住房面积中，99年数据是指青浦、松江的住房面积，2002年数据是指南汇、奉贤的住房面积，2003年数据是指崇明的住房面积。数据来自《上海统计年鉴》。

表（二）、2003~2005年上海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计算表(与统计部门的统计结果相符)

数据来源：《上海市房地产年鉴》，2005年数据见《上海统计年鉴（2006）》

2．搜集了自2000年到2005年由政府部门认定的每年的空置住宅面积数据。

之所以称为“搜集”，是从2000年开始，《上海统计年鉴》就不再公布每年的空置住宅面积，《上海市房地产年鉴》也不见公布。现在统计部门公布的居民居住房屋总面积中是把空置住宅也当作已居住的房屋面积计算的（年鉴刊物《上海市房地产市场》明确居住房屋面积中包括空置住宅面积），但是就常识而论，空置住宅面积是不能作为“居民人均建筑面积”来充数的。所以，笔者要把空置住宅面积剔除出人均居住面积指标体系。虽然统计部门关于空置量的计算自1999年以来都是“根据上市量与销售量的变化判断空置量的增减或升降趋势”，然而，有总胜于无。空置住宅面积见表（四）：

表（四）、商品住宅空置面积（95-2005），单位：万平方米

注：1.2005年空置住宅面积根据当年商品房空置面积536.56平方米的60%计算。

2.对于空置量的概念和计算方法，2000年到2005年的年鉴类刊物《上海市房地产市场》均这样注解：“空置量是销售物业报告年度内某物业经济竟初始登记一年后未售出的数量（建筑面积）。由于本市楼宇个数众多，目前根据上市量与销售量的变化判断空置量的增减或升降趋势”。

3．计算了不应该当作“居民居住水平提高”来展示的住房面积增加因素。

上海市区居住房屋面积增长由多种因素造成，并非所有的增长因素都是“住房改革的成果”，有些增长甚至还是住房改革导致的“后果”。因此，不论是住房总面积增加还是人均住房面积增加，并非都能为之歌颂的。

笔者先计算了从1993年浦东新区成立以来，在撤县改区过程中新增加的原县属城镇住房面积。

1991年浦东新区成立前，上海市区区域面积是745平方公里，九个郊县的面积是5590.5平方公里，到2005年，上海市区区域面积是5155平方公里，一个郊县（崇明县）的面积是1185.49平方公里；1991年时市区户口数是269万，郊县户口数是167万，当2005年，市区户口数是468.1万，郊县户口数28.6万。这样的变动当然会对市区住房总面积产生影响——光从1997年金山撤县改区起算，到2002年上海先后有松江、青浦、奉贤、南汇等整区建制的2000多万平方米的原县属城镇居民住宅面积并入了市区居民住宅面积，而崇明县的镇建制住房也有305万平方米在2003年并入市区住宅面积。上海2002年的居住房屋总面积比1997年多了12677万平方米，减去5434万平方米的空置住宅、拆迁住宅面积，余下的住宅增加面积是7243万平方米，这其中22%是原县属镇居民住房划并为城区居民住房所致。显然，这些因行政区划变动带来的城区住房面积增加不能视作“住房改革的成果”，不能视作“居民居住水平提高”的佐证。

笔者再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计算了各社会层面拥有的房屋资源状况。这个计算揭示了“人均住房指标”已经对国计民生的真实情况产生了误导。在“住房商品化”前后拥有权力资源的家庭集中挤上了“单位分房末班车”，这是导致1998年到2001时上海居民住房面积激增的原因之一。在这个时期，商品住宅还轮不到普通市民来“商品化”——那时普通市民接受的“商品化”，不过是在1998年~2001年差价换房5000户、10694户、16941户、10888户，出售已购公有住宅10155套、19771套、43411套、69832套（见年鉴刊物《上海市房地产市场》）。最多是到1999年底，居民在出售已购公有住房后再购新房时“吸纳新建商品房总建筑面积达250平方米”（《上海房地产市场（2000）》。1999年以后不见有关统计数了，但根据2000年和2001年居民出售已购公有住房560万平方米的数据，那到2001年，全市居民在出售原有公房后再购置的新建商品房不过是10万套左右。这就是住房商品化开始前后上海普通市民消化商品化住房的能力——2001年，上海城市居民中等收入家庭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是11155元，恩格尔系数是47！

这个时期内销商品房（包括住宅、办公楼、商业用房，住宅面积平均占95%）的出售情况是：1997年出售3.76万套，1998年7.46万套，1999年11.95万套，2000年16.16万套，2001年20.01万套，总共59.36万套。其中外地个人购买6.61万套，本地单位购买4.27万套，本地个人购买48万套（见年鉴刊物《上海市房地产市场》）。注意，1997年到2001年“本地个人”购买的商品房中购买的商品住宅是40万套，而“本地个人”购买的套数其实是有假的，因为从1999年“住房商品化”政策起步开始，就有不少有“实力”有“势力”的单位以事实上的单位出资来为少部分个人购置房产；而各级党政企事业单位负责人，也在此时加紧让自己的住房面积“达标”、“超标”，“达标”、“超标”的标准，是1995年颁布的沪房地改（1995）767号文件《职工家庭购买公有住房建筑面积控制标准》，在这个文件中，明确一般职工、干部和初级技术职称人员可购买公有住房面积的上限是75平方米，科级干部、中级技术职称人员、具有证书的高级工购买上限85平方米，县处级干部、副高级职称人员购买上限100平方米，副局级购买上限120平方米，正局级、正高级和享受正高级待遇的专业技术职称人员购买上限140平方米。购买公有住房面积的前提是要首先住房要达到这个面积标准，不少掌握权力资源者趁机将自己的住房面积大大地上了几个台阶，当他们将自己突击得来的房屋用“购买公用住宅的标准价”买下，他们就拥有了比普通市民多得多的住房资产——他们才是住房商品化的最大得益者。

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到2000年为止，上海的中心城区和新建城区共有457.16万家庭户，其中15.5%家庭户（70.6万户）人均建筑面积40平方米以上，这部分家庭户拥有城区35.2%的房屋资源，这些家庭户以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业、事业单位负责人为绝对主体；而人均建筑面积19平方米以下家庭几乎全都是底层社会普通劳动者家庭，这部分家庭占到城区家庭户总数的53.3%（244.1万户），他们拥有的房屋资源只占到24.8%，当时城区有80万户家庭、225.5万人居住在人均建筑面积8平方米以下的居所，65.2万户家庭、183.1万人居住在人均建筑面积9~12平方米的居所。

在以后的“住房商品化”过程中，“负责人”群体在家庭住房上占有的地段优势更是远远超出了其在2000年时单纯的面积优势，这种地段优势体现的商品化价值远不是面积优势体现的商品化价值所能比拟。因此，不分职别不分区域地段的笼统的全市性的人均住房指标已经失去了统计的意义、公布的意义。

需要指出，笔者曾经在有关投资建设统计年鉴（可能是《上海投资建设统计年鉴》？）中见过1994年~1999年的上海市区建筑面积、居住面积、市区人口统计数（见表五），不管数据是否准确，起码，此表将人均居住水平指标是如何产生的过程透明化了。而现在的统计数据对于公众来说，是从根本上缺乏透明度的。此次笔者能把上海的住宅建筑面积和人均住宅建筑面积算到与统计数据差不离，不过是“蒙”对了而已。

原表说明：人均居住面积一般以各类建筑房屋的实际建筑面积乘以各自平面K值折算成居住面积，与市公安局提供的年末长期人口数相除后求得。73年通过房屋普查，以实际测得居住面积计算。

但此表中的“市区人口数”在《上海统计年鉴中》中是找不到出处的。《上海统计年鉴中》提供的1994年到1999年的“非农业人口”与此表中的“市区人口”相比，少则相差4%，多则相差14%，“年末区人口”与此表中的“市区人口”相比，相差得就更多。

笔者丛观历年的住房统计数据，发现有的年份以“市区人口数”为人口计算基数（1994-1999），有的年份则以“非农业人口”为计算基数（2003~2005），而更多年份的人口计算基数还无从核对无从查找。这样，上海的人均住房统计指标光是因为“人口数的统计口径不同”，就已经没有可比性了。

还有必要认真对待“人均居住面积”、“人均建筑面积”吗？

“人均居住面积”、“人均建筑面积”还能反映绝大部分居民的真实居住状况吗？作为一个公民，笔者提请政府部门变更上海住房指标的统计方法。事实上，这并不是需要白手起家的作业——第五次人口普查已经提供了全国各地的非常详细的住房统计资料，上海当然不例外。一个疑点：第五次人口普查中有关住房的数据为何不见引用？

2000年的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提供了非常详细的住房统计资料。这个住房统计资料反映，在2000年，上海中心城区一共有627.92万人，人均建筑面积15.85平方米；新建城区有657.21万人，人均建筑面积27.45平方米，将城区人均建筑面积乘以人数，上海城区范围内的住房建筑面积应该是27993万平方米，比统计部门用因袭下来的统计方法计算出来的面积要多7128万平方米——统计年鉴公布的2000年上海各区的住房建筑面积统计数是20865万平方米。

第五次人口普查是“重大的国情国力调查，是和平时期最大的社会动员，涉及到社会的各个方面、每一个家庭和每一个人”，“对于全面实现我国现代化建设战略目标，研究下个世纪的社会、人口变化情况具有重要意义”（见《国务院关于进行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通知》）。通过这样的调查得来的有根有据的数据却不见引用，这又是为什么？

不解決為什麼人的問題，住房改革不可能成功

近年来，有关住房改革是否成功的讨论进行得轰轰烈烈，笔者不讳言，笔者认为住房改革是失败的。即使这样，笔者还没有对上海的居民居住房屋总面积和人均住房面积提出过怀疑，笔者还是相信政府统计部门是在严肃认真的工作态度下科学地得出这些统计数据的。但因为笔者搞笑般地计算了一番上海住房数据竟意外地与政府统计部门的计算结果相同，而这样的计算结果是要让上海的人均建筑面积平添出13.33平方米的，这不由得笔者诚惶诚恐——即使笔者认定住房改革是失败的，也不希望以“统计部门多算人均建筑面积13.33平方米”来作为佐证呀！

篇2

    近些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中国的财政金融体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加入WTO后,中国面临着金融风险相互传递所带来的风险。这对于中国构建稳健的金融体系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一、金融稳健统计在衡量金融稳定性中的地位: 

    20世纪90年代以来,金融风暴在全球经济体系中造成了巨大的危害性。随着金融业趋向全球化,全球金融市场之间的联系和依赖加强,金融风险在国家之间相互转移、扩散的趋势也在增强。此时,在国际化的背景下,金融稳健统计成为了新时期维护国家经济稳定、提高金融体系稳定性的必然要求。 

    在货币与金融统计中,对金融稳定性的审慎分析包括金融监管统计和金融稳健统计。其中,金融监管统计是从微观层面上,对单个金融机构的风险进行监管和统计,衡量的是个体风险;而金融稳健统计则是从宏观层面上,对各个金融机构的集体行为对宏观经济运行产生的影响进行分析和统计,衡量的是整个金融体系的风险,即系统风险。 

    金融稳健统计,是一个国家检测宏观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的重要工作。其核算基础是《国民经济核算》《国际会计准则》和《巴塞尔协议》,在对金融机构业务经营、信用状况的监控方面,金融稳健统计遵循审慎性原则,坚持《巴塞尔协议》中的CAMELS标准,它包括五项考核指标,即:资本充足状况,资产质量,收益与利润状况,流动性和对市场的敏感程度。金融稳健统计涉及的统计对象包括存款机构部门、非银行金融机构、企业部门、住户部门、金融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其中,对一国金融稳定影响最大的当属存款机构部门。 

    银行资本是银行抵御风险的基础,因此,巴塞尔协议始终坚持以资本充足率为核心的监管思路。90年代中期来,由于国际银行业的经营环境发生了较大变化,尽管《巴塞尔协议》中关于资本充足率的规定已经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银行信贷风险,但国际银行业存在的信贷风险远未消除。 

    本次国际金融危机表明,即便在银行资本充足和资本质量得到保证的前提下,流动性出现问题也容易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因此,在2010年12月16日,巴塞尔委员会了第三版巴塞尔协议(Basel III)的最终文本,并要求各成员经济体两年内完成相应监管法规的制定和修订工作。虽然目前来看,我国难以在短期内达到巴塞尔协议新标准,但是从长远看,我国金融业分步骤地实行。

    根据第三版巴塞尔协议,《指导意见》统筹考虑宏观审慎监管与微观审慎监管的要求,设定了三个层次的资产充足率监管标准:一是三个最低资本充足率要求,即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一级资本充足率和资本充足率分别不低于5%、6%和8%。二是引入逆周期超额资本要求,三是系统重要性银行的附加资本要求,暂定为1%。 

    二、金融国际化对我国金融监管的启示: 

    在我国,由于商业银行损失准备计提严重不足,因此导致估计的资本充足率严重偏高。此外,对资本充足率偏低的银行,没有明确的监管措施,并在许多方面放宽了标准。这些问题是导致我国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明显偏低的重要原因。伴随着金融国际化发展趋势,各国都在不断地对金融监管进行调整,适合国情的、有效的监管框架是促进金融体系稳健发展,维护公众的信心的关键。我国现有的金融监管在开放发展中应一些做必要的调整,加强和改进金融监管的对策有: 

    1、监管理念、内容、方法和手段等方面的创新: 

    监管活动应从事后被动处置向事前预警防范转变;制定完善的法律法规,规范监管行为;从注重金融机构外部监管向注重金融机构内部控制及加强行业自律转变,实现社会联动监管;树立全面风险管理理念,转变控制金融风险的思路,从目前以防范风险为主的监管向支持金融创新与防范风险并重的监管转变。 

    2、加强监管机构间的协调配合: 

    加强综合监管力度,不断提高整体监管的水平和效率,从整体上降低监管成本。提高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能力。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应相互协调、相互支持,对有些业务和有些领域应当实施联合监管和综合监管,要充分发挥银、证、保之间有效的政策协调的信息共享机制的作用,从整体上降低监管成本,提高和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能力。 

    3、完善金融法律体系,为监管提供强有力的法律保障: 

    对同一发展阶段的不同经济体而言,立法之后会使其在国际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并付出高昂成本。如不尽快完善我国的金融监管法律体系,填补金融监管的法律空白,外资金融机构拥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和卓越的优秀人才,有可能发现法律漏洞乘虚而入,从而引发恶性行业竞争,影响金融秩序。 

    4、在分业监管的基础上,为最终的同一监管创造条件: 

    建立有效的金融金融监管体系是一国金融健康运行的必要前提。但是一国选择何种金融监管体系模式或金融监管体系变迁的路径则取决于其经济、金融运行的内外部环境。在西方各国监管的发展的发展中,英国、美国的金融监管最具有特色。尤其是监管机构和监管内容的变化最能反映出金融监管制度的适应性与灵活性。 

    加入WTO后,一方面,我国金融业将越来越多地开始按照国际惯例进行风险管理;另一方面,我国金融业将会面临外资金融机构全方位的竞争和挑战。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各金融机构就必须采取一定的措施和对策,不仅需要注意各金融机构盈利能力的提高,更需要注意其安全能力的保障,因此,新时期下金融机构业务,需要我国的金融监管和风险管理能力的与时俱进,更需要我国的货币金融统计工作加强金融稳健统计的基础,为提高金融体系稳定性、防范金融市场系统性风险、加强金融体系对抗风险的能力做好充分的准备。 

    参考文献: 

篇3

    近些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中国的财政金融体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加入WTO后,中国面临着金融风险相互传递所带来的风险。这对于中国构建稳健的金融体系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一、金融稳健统计在衡量金融稳定性中的地位:

    20世纪90年代以来,金融风暴在全球经济体系中造成了巨大的危害性。随着金融业趋向全球化,全球金融市场之间的联系和依赖加强,金融风险在国家之间相互转移、扩散的趋势也在增强。此时,在国际化的背景下,金融稳健统计成为了新时期维护国家经济稳定、提高金融体系稳定性的必然要求。

    在货币与金融统计中,对金融稳定性的审慎分析包括金融监管统计和金融稳健统计。其中,金融监管统计是从微观层面上,对单个金融机构的风险进行监管和统计,衡量的是个体风险;而金融稳健统计则是从宏观层面上,对各个金融机构的集体行为对宏观经济运行产生的影响进行分析和统计,衡量的是整个金融体系的风险,即系统风险。

    金融稳健统计,是一个国家检测宏观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的重要工作。其核算基础是《国民经济核算》《国际会计准则》和《巴塞尔协议》,在对金融机构业务经营、信用状况的监控方面,金融稳健统计遵循审慎性原则,坚持《巴塞尔协议》中的CAMELS标准,它包括五项考核指标,即:资本充足状况,资产质量,收益与利润状况,流动性和对市场的敏感程度。金融稳健统计涉及的统计对象包括存款机构部门、非银行金融机构、企业部门、住户部门、金融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其中,对一国金融稳定影响最大的当属存款机构部门。

    银行资本是银行抵御风险的基础,因此,巴塞尔协议始终坚持以资本充足率为核心的监管思路。90年代中期来,由于国际银行业的经营环境发生了较大变化,尽管《巴塞尔协议》中关于资本充足率的规定已经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银行信贷风险,但国际银行业存在的信贷风险远未消除。

    本次国际金融危机表明,即便在银行资本充足和资本质量得到保证的前提下,流动性出现问题也容易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因此,在2010年12月16日,巴塞尔委员会了第三版巴塞尔协议(Basel III)的最终文本,并要求各成员经济体两年内完成相应监管法规的制定和修订工作。虽然目前来看,我国难以在短期内达到巴塞尔协议新标准,但是从长远看,我国金融业分步骤地实行。

    根据第三版巴塞尔协议,《指导意见》统筹考虑宏观审慎监管与微观审慎监管的要求,设定了三个层次的资产充足率监管标准:一是三个最低资本充足率要求,即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一级资本充足率和资本充足率分别不低于5%、6%和8%。二是引入逆周期超额资本要求,三是系统重要性银行的附加资本要求,暂定为1%。

    二、金融国际化对我国金融监管的启示:

    在我国,由于商业银行损失准备计提严重不足,因此导致估计的资本充足率严重偏高。此外,对资本充足率偏低的银行,没有明确的监管措施,并在许多方面放宽了标准。这些问题是导致我国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明显偏低的重要原因。伴随着金融国际化发展趋势,各国都在不断地对金融监管进行调整,适合国情的、有效的监管框架是促进金融体系稳健发展,维护公众的信心的关键。我国现有的金融监管在开放发展中应一些做必要的调整,加强和改进金融监管的对策有:

    1、监管理念、内容、方法和手段等方面的创新:

    监管活动应从事后被动处置向事前预警防范转变;制定完善的法律法规,规范监管行为;从注重金融机构外部监管向注重金融机构内部控制及加强行业自律转变,实现社会联动监管;树立全面风险管理理念,转变控制金融风险的思路,从目前以防范风险为主的监管向支持金融创新与防范风险并重的监管转变。

    2、加强监管机构间的协调配合:

    加强综合监管力度,不断提高整体监管的水平和效率,从整体上降低监管成本。提高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能力。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应相互协调、相互支持,对有些业务和有些领域应当实施联合监管和综合监管,要充分发挥银、证、保之间有效的政策协调的信息共享机制的作用,从整体上降低监管成本,提高和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能力。

    3、完善金融法律体系,为监管提供强有力的法律保障:

    对同一发展阶段的不同经济体而言,立法之后会使其在国际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并付出高昂成本。如不尽快完善我国的金融监管法律体系,填补金融监管的法律空白,外资金融机构拥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和卓越的优秀人才,有可能发现法律漏洞乘虚而入,从而引发恶性行业竞争,影响金融秩序。

    4、在分业监管的基础上,为最终的同一监管创造条件:

    建立有效的金融金融监管体系是一国金融健康运行的必要前提。但是一国选择何种金融监管体系模式或金融监管体系变迁的路径则取决于其经济、金融运行的内外部环境。在西方各国监管的发展的发展中,英国、美国的金融监管最具有特色。尤其是监管机构和监管内容的变化最能反映出金融监管制度的适应性与灵活性。

    加入WTO后,一方面,我国金融业将越来越多地开始按照国际惯例进行风险管理;另一方面,我国金融业将会面临外资金融机构全方位的竞争和挑战。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各金融机构就必须采取一定的措施和对策,不仅需要注意各金融机构盈利能力的提高,更需要注意其安全能力的保障,因此,新时期下金融机构业务,需要我国的金融监管和风险管理能力的与时俱进,更需要我国的货币金融统计工作加强金融稳健统计的基础,为提高金融体系稳定性、防范金融市场系统性风险、加强金融体系对抗风险的能力做好充分的准备。

    参考文献:

篇4

关键词：银行风险会计防范

随着银行经营环境的不断变化和银行间竞争的日益激烈，我国银行业面临的风险日趋多样化，特别是会计风险问题，受到银行业内高度重视。近几年金融系统案件频繁发生，大多源于会计监督乏力。因此，加强银行会计风险的防范是我国当前金融风险防范的重中之重。

一、银行业会计风险产生的原因分析

（一）外部政策环境不完善

实行新会计制度后，银行记账原则由“收付实现制”变成“权责发生制”，权责发生制未将会计谨慎性原则贯穿于业务发展的始终。谨慎性原则作为企业对不确定事项采取稳妥谨慎态度的一种必要的反映，是企业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为应付复杂多变的外界环境，将风险损失尽量减少到最低限度的一项会计政策，是风险控制在会计核算上的具体运用。它体现了会计实践的一般规律。在银行会计的核算中，采用符合谨慎性原则的会计处理与报告方法，可以有效地防范与抵御银行风险，而不采用会计谨慎原则来指导银行经营行为，小则事关银行自身的厉害得失，大则事关整个金融业的安危和整个社会经济的稳定与否。所以，只重视权责发生制而忽略谨慎性原则对防范经营风险极为不利，甚至直接导致风险。另外国家对金融机构监管缺少经验，监控力度不够，措施没有及时到位，因而很难在风险处于萌芽状态时进行有效的防范和控制。再则，金融改革后，对金融会计在金融机构中的作用认识不够，有关法规不够健全，管理制度滞后，直接制约着会计职能的发挥，会计仅限于记账、算账、报账，而忽略了事前预测、事中参与决策、事后分析评价的管理功能。

（二）内部稽核不力

虽然近几年来我国银行界对内控制度的建设空前关注，然而各银行却没有根据经营环境的变化对内控制度资源进行合理的配置，使之系统化、程序化。一方面，银行会计内部控制目前仍作为一个个被分解的单元分散在各项管理制度之中，如会计内控制度规定了不同岗位的职责，不相容业务的分离，业务程序的先后制约，却未形成一套生产流水线式的防范风险程序（一般应由目标系统、决策系统、执行系统和监督系统组成），难以及时发现和处理存在的问题；另一方面，相互制约机制不健全，一些重要职责和岗位没有严格分离，混岗或集多职于一身的现象时有发生，一些银行分支机构缺乏有效的内部管理部门，对主要负责人和决策管理层的权力缺乏必要的监督制约措施，常常出现“控下不控上”的局面，使内控制度形同虚设，留下事故隐患。

（三）银行从业人员素质偏低

近年来，国有独资银行在快速商业化的变革中，为抢占市场份额，实行外延式急速扩张的策略，真正精通银行会计业务的专门人才严重不足，一些新手未经岗位培训，对于各项规章制度，操作规程没有很好的掌握，缺乏风险防范意识和能力，致使会计核算的随意性较大；另外，在会计队伍趋向年轻化的同时，也容易受社会上拜金主义思潮的影响，从而在会计业务操作中违规甚至违法。

二、防范银行业会计风险的对策建议

（一）健全适应银行经营要求的会计监管体制

加强银行业的会计监管，不仅需要规范监管标准、统一监管规则、完善监管政策，而且要求银行业与银行监管部门的分工进一步明确，使银行业把更多的精力投身于风险管理工作。

银行业的监管应该保证透明化和市场化。监管项目应该以银行业最基本的指标，如：资本充足率、股权结构、储户的资金安全性等为准绳，监管标准对任何银行都应该一视同仁。就目前来看，银监会正致力于不断提高监管水平，把精力主要放在具体政策和规定的制定上，这与当前国内银行业的发展阶段与管理水平直接相关。但从长远来看，有些具体的规定可以交给银行自己来做，不需要强求统一。因为银行业的发展水平不同，有些银行可以把规则制定得更细一些，而有些银行可以把规定做得相对简单一些，这有利于大幅度提升银行业在金融市场上运作的独立性，强化其风险意识，增强国内银行业的整体抗风险能力。

银行业的研发分工需要进一步优化。目前，我国的银行业除本行工作以外，还作了一些宏观金融研究。在国外，这些研究往往不是由银行来做的，而是通过国家宏观经济监管部门来提供数据，由其他各种学术性或非学术性机构来进行宏观研究，银行所关注的只是在这种宏观背景之下，如何提升自身的风险管理能力的问题。因此，优化国内银行业与宏观监管部门的分工，使银行业把更多的人力、物力、财力放在风险管理上，这对提高两个部门的工作效率，提升银行业的风险管理水平都大有裨益。

（二）构建防范银行风险的监督保障系统全会计内部控制制度，重点应遵循以下几个原则：真实性原则。内控制度建立应该从银行的实际情况出发，根据机构规模和业务特点，制订切实可行、便于实施的会计内控制度，以保证会计核算和结算的准确及时，防范银行经营风险；规范性原则。各项会计业务流程按照会计内控要求予以规范，加强重要环节的控制，做到会计核算、财务核算、会计处理方法和会计信息的规范化，提高操作透明度；谨慎性原则。谨慎性原则是处理会计业务的基本原则，也是深化内控机制应严格遵循的准则。对会计业务处理必须实行交易授权，不得私自处理未经授权的事务。对重大会计事项实行审批制度，防止发生舞弊行为。

建立科学合理的内控机制，包括三个相对独立的控制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在一线会计核算全过程中融入相互牵制、相互制约作用的制度，建立双人、双职、双责为基础的以防为主的监控防线。会计人员处理业务必须事前建立授权分责的记录，以明确业务处理权限和应承担的责任，对一般业务或直接接触客户的业务，均要经过复核，重要业务必须实行双签有效的制度，禁止一个人独立处理业务的全过程。第二个层次是设立事后监督，事后监督是指通过完善各种现场、非现场的财务检查制度，对会计部门各个岗位、各项业务进行日常性、周期性核查，建立以堵为主的监控防线。事后监督可以根据业务量状况，设置相应的机构，组织一批业务素质高、思想品德好的人员，在规定时间内将全部会计业务重新进行一次复核性操作，以便及时发现和消除潜在的风险隐患。同时，对监督的过程和结果以及反馈要纳入程序化、规范化管理。第三个层次是以现有的稽核审计为基础，通过内部常规稽核、离岗审计、落实举报等方法和手段，对会计部门实施内部最后控制。以上三个层次构筑的内控体系，对于及时发现问题，防范和化解会计风险，将具有基础性的作用。

（三）加强银行会计信息的披露与揭示

离开了来自银行内部及时、可靠、完整的会计信息，金融风险的防范与控制就根本无从谈起。为此，对来自银行外部借款单位的会计信息应就其真实性、全面性和相关性提出相应要求。首先，考虑到目前我国企业虚假会计报表满天飞、会计信息严重失真的现实情况，银行在接受贷款申请时，应强制要求其报送经由注册会计师审计验证后的会计报表，并要求出具审计报告的会计师事务所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其次，银行在接受企业贷款申请时，应要求所有的贷款企业必须提供现金流量表，并应将原先着重对企业利润指标和静态财务比率的考核，转变为对现金流量指标以及与现金流量表有关的财务比率的考核上来。第三，鉴于我国企业编制与提供的会计报表过于简化、信息含量低的情况，银行在接受企业超过一定数额的贷款申请时，除要求企业报送主要会计报表以外，还应要求企业提供能详细披露其偿债能力的补充会计信息。

从银行内部来看，要进一步修订现行银行定期编制的会计报表，要充分反映银行表内业务的会计信息，同时要充分反映披露与银行风险有关的会计信息，如风险资产总额及资本充足率、逾期贷款平额及资本风险比率、备付金及备付金比率、贷款风险集中度、贷款结构及不良贷款资产状况以及对外投资可能发生的损失等。要全面推行现金流量表，以弥补目前报表难以反映的相关信息，即能够向使用者提供银行在会计期间内现金流量的情况，特别是能充分披露银行在实行权责发生制时，收入、利润中含有的应收未收部分所造成的收入与支出在实际收付上不对称的有关信息。要充分披露表外业务信息，改变表外业务仅以会计报表附注的形式予以反映的现状，应要求银行编制一张表外业务情况表，增强表外业务的透明度，以全面反映表外业务的潜在风险。2006年公布的新会计准则对此已有所完善，这对防止行业风险，提升社会诚信度，促进行业的健康发展，提高与国外金融企业会计信息的可比性都将发挥重要作用。

（四）创建重视知识和人才的机制

当今社会，知识是创新的必备条件，人才是创新的主体。德才兼备的人才不仅是现代企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基，而且是构建企业管理体系，推动企业管理创新的中间力量。因此，重视知识和人才，造就优秀的人才，创建重视知识和人才的机制，是当前银行业所面临的一项迫在眉睫的、势在必行的战略任务。

首先，改革企业用人制度。在引入竞争机制，实行平等、公开的竞聘上岗的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企业人才等级制度。管理者要知人善任，创造让优秀创新人才脱颖而出人才机制，让相应才能的人才处于相应的能级岗位，注意发现和使用那些具有信息意识、竞争意识、风险意识、创新能力、管理能力和公关能力的一批人，要扬长避短，量才为用，使人才配备尽量合理化，这是留住人才的有效措施之一，也是优化人才配置，提高银行业风险防范水平的必备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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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在当前银行机构及业务大扩张下,实现银行业务跨区域流水化作业处理,使业务处理达到规范化、标准化和高效化,不断满足银行各项业务发展需要,实现降低成本,提高服务质量和服务效率,达到实现银行经营综合效益最大化目的。而这些均需要先进的银行系统支持,而这种集中化跨区域的银行系统,首先面对的就是多实体、多分支机构的系统布局。

2银行系统架构案例分析

2.1多实体的基本布局

多实体的概念于系统中的实现,就是针对银行中的层次细分(数据、机构、岗位与用户)进行结构化与逻辑化的关联,而在系统中提供了相应的参数来达成层次关联的实现,这些参数包含:Unit、Role与User。

Unit:

Unit是实现系统多实体化的重要参数,其主要目的是用来设定每个运行实体的所能存取的数据表,与各个数据表的存放位置(数据库与主机),系统中可以定义任意多个Unit,而每个Unit可以同时存取一个到多个数据库,同样的一个数据库可以同时被多个Unit存取,借此系统就可以完成多实体运行环境中的数据分布/布置。

Role:

另一个实现多实体运行的参数就是Role,通过Role来定义各个岗位的职责(授权),岗位职责的变动、岗位的调动、变动均通过参数Role来实现。

User:

有了Unit(机构)与Role(岗位)的设置,也必须要有人(即用户)去那个他所属的机构报到与任职,而User这个参数除了用来设定用户基本信息、密码与安全策略外,就是巧妙的连串起Unit与Role,而形成了Unit、Role、User的三角关系。

所以可利用这三个参数的巧妙关系,根据行内的实际需要搭建起数据、机构、岗位与用户的多实体分布状态关系,以完成多实体运行机制的目标,并可运用在日后可能的进程的合并或分割的调整。而此类的运用在大银行中就发挥得淋漓尽致,在银行合并的过程,就牵涉太多太多机构的调整:有合并的、有分离的、有升格成外汇指定中心的(即单证中心,根据地区大小辖下有数量不同的分支机构),甚至也存在分离后降格成一般分支机构的,除了多实体运行的分布外,尚存在许许多多的资料重整。

2.2多实体机制的应用

单证中心的定位,组织架构的定位

单证中心是中心、成本中心还是利润中心,在系统建设初始就需要定位,不同的定位对需求的导向会产生很大影响。如果是中心性质,单证中心就不存在任何账务;如果是成本中心性质,单证中心有自己的账务行,同时也负责表外记帐;如果是利润中心性质,就需要考虑中心与经办行之间的利润分配问题。

业务框架的灵活调整

在单证中心的定位与组织架构确认后,就会对相关业务框架进行可能的调整,图1是以信用证开证为例来说明可能的改变:

2.3多实体、多分支机构的模式转换

一个支持多实体(Unit)、多分行(Branch)运行的系统,透过系统所提供的参数,在多实体、多分行的环境中,用户可以根据实际需要来安排集中、分散或部分集中部分分散的运行环境,且由于透过参数的方式,系统也可进行分散向集中的靠近,或是集中向分散的分离。在公司的现有用户中上述情况也都有发生过。

银行组织结构中一般包括了机构、岗位、岗位职责、员工等基本要素,系统通过参数实现了这些要素的建立及变更,以实现组织结构的建立与变动。关系如图2所示:

系统通过Unit参数来建立运行机构的实体如:总行、单证中心及各级分支行,并可设置每个运行机构的承做行代号、记账行代号与该所属运行机构下每个数据表所存放的数据库(同时多数据库支持),可通过Unit参数的设置与调整来实现分支机构的合并、升级、新增、撤销。利用岗位职责参数来定义每个岗位(Role)的授权功能,而再以Role参数来设定每个机构(Unit)的职能(即操作功能)。

通过Role参数来定义各个岗位,并将已经建立好的FUNC(岗位职责)授权给各岗位。岗位职责的变动、岗位的调动、变动均通过参数Role来实现。

通过User参数来确定银行的职员,并将相应的Role(岗位)及职员所在的Unit授权给相应银行职员。银行职员的岗位调动、新进职员、职员离职、职员在总分支行间的调动均可通过User参数来实现,并可设定用户基本信息、密码与安全策略。

经由参数的调整来实现运行模式转换,系统可支持银行所要求:从总分行式的运营模式到集中化处理运营模式(单证中心)的转换,其中包括业务授权与岗位的转换,也可透过Unit参数中对数据存放的设置来完成数据的转换。

账务核算机制的建立

在上述的单证中心定位明确后,与相应的架构调整完毕,接着就是账务核算规则的订立,与新核算规则下所引发的业务口账务调整。在系统的设计上,仅需要对公共流程中的账务模块进行调整。

3结语

本篇主要设计一种多实体、多机构的系统架构模式来说明集中模式下的银行系统作业。由于篇幅的原因未对具体架构进行更深层次的展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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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层次化.模块化并存[J].微电脑世界,2000,(40).

[3]刘广云.银行转制的钥匙──《走向商业银行》评价[J].中国图书评论,199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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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货币危机和银行危机理论:文献回顾

(一)货币危机理论。对于过去30年来发生在拉丁美洲、欧洲和亚洲的货币危机和银行危机的起因,目前已经有了大量的文献。研究货币危机的文献通常在一开始就介绍有关模型用来解释一些拉丁美洲国家在20世纪七十年代末所经历的危机。这些模型把货币危机看作是脆弱经济基础的结果。第一代模型开始于Krugman(1979)、Flood和Garber(1984)的创造性研究,重点关注广义的宏观政策的不一致性,这些宏观不一致性可能包括过度的国内信贷增长、脆弱的财政状况和疲软的经济表现。这些研究的贡献不在于指出不一致性会导致货币调整,因为这一点我们都能很好的理解,而是在于它预言:当有远见的市场参与者意识到目前的汇率不能再维持下去的时候,外汇储备可能会急剧突然流失。

Obstfeld开创了第二代货币危机模型。Obstfeld强调在一个国家追求的各种政策目标之间可能存在相互抵消的关系。由于银行体系崩溃预期,财政出于救助而导致的财政赤字也可能触发货币危机——这种政府不得不救助银行体系的预期可能会导致债权人抽离资金,从而引起货币崩溃并产生危机。这意味着一个国家可能会遭受自我实现式的货币危机。也就是说,因为一些时间或行动(例如由一个投机者所发起的时间或行动),这种均衡可能会从固定汇率体制转换到浮动汇率体制,或从一个固定汇率水平转换到另外一个贬值了的固定汇率水平。

自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货币危机的理论研究已经深入了许多。所谓的第三代模型将货币危机看作是一国的资金外逃或者金融恐慌。第三代模型更关注对一国债权的结构,因为它会影响金融危机的风险。债权人,特别是那些短期债权人,能够突然撤回债权,从而导致该国外汇和流动性的急剧短缺,从而触发货币或金融崩溃。

广而言之,第三代模型已经注意到资产负债表效应对货币目标可持续性的重要影响。这方面的文章认为,资产负债表的不匹配会迫使银行或公司快速产生外汇需求。当很大一部分金融部门或者公司部门都有外汇需求时,汇率就会面临压力。但汇率贬值时,会有更多的金融机构或企业为了应对无止境的头寸需要而寻找外汇,进一步加剧资本流出,引发货币危机。

(二)银行危机理论。银行业的困境有两个:一是单个银行困境;二是系统性银行困境。有关第一种类型银行困境的原因,理论上更多地是从微观角度展开研究。一些主要发达国家使用的实证模型广泛运用这一理论来预测金融困境。单个银行困境可以导致系统性银行困境。Chari和Jagannathan(1988)的模型假定银行危机是这样的误解造成的:没有信息来源的存款人错误地认为,其他提取存款是因为一些有关银行资产的不利信息而行动的。

危机的另一个传播机制是通过银行间存款进行传导。单个银行困境的溢出效应通过同业拆借可以影响整个银行体系。金融机构的规模、银行间市场和其他金融市场的功能等因素将决定传染的可能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型市场中的银行风险更大。

决定银行体系困境的重要微观因素是一国整体制度框架的质量。由于道德风险、信息披露有限、公司治理框架薄弱、存款保险过度或者监管水平低所导致的市场纪律差,是决定信息不对称的程度、银行管理的质量以及脆弱性积累的关键因素,这些都会引发系统性银行危机。在系统层面上,宏观经济因素——对利率的冲击、汇率贬值、商品价格的冲击、经济增长减速和资本外流——也是危机的重要决定因素。

二、预测金融危机

(一)开发早期预警模型的原因

第一,发生银行危机和货币危机的国家损失惨重——由危机溢出效应而影响的其他国家受损也特别严重。自从20世纪七十年代后期以来,已有93个国家发生了100多次系统性银行危机事件(Caprio和Honohan,2001)。从公共部门解决危机的成本来看,其中约有18次危机(均发生在发展中国家)的成本达到了危机发生国GDP的10%或更多。根据货币基金组织1998年的一项研究报告,一国在银行业危机爆发后需要约3年时间才能使产出恢复到正常趋势,平均累积产出达GDP的12%。

危机还有“传染”的特征。即使是在一个相对较小的经济体中发生的金融行业严重问题也会有广泛的溢出效应。若世界某地发生了货币危机,其他国家(经济体)遭到投机性冲击的概率上升7%,即使相关国家对其政治经济基本因素采取了控制措施。

第二,简单观察货币风险及违约风险的传统市场指标往往不能获得多少关于即将发生危机的预警信号。目前的证据表明,在亚洲金融危机的发展过程中,利差和信用评级等指标的表现令人失望。研究表明,3个月期限的离岸证券利差这一指标没能对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的困境发出预警。也就是说,这类指标不是平坦就是下降,只是对泰国给出了断断续续的信号。

在新兴经济体中,预测单个银行困境和破产也存在一些问题。最近一项研究分析了一些国家的银行困境,结果表明,传统的银行脆弱性指标,如资本资产比率、净边际利润率、营运成本与资产的比率、流动比率等,在找出有问题银行方面的作用十分有限。也就是说,传统的CAMIL类型的比率——资本充足率、资产质量、管理稳健程度、收益、流动性——将不能预测单个银行是否要陷入困境。总而言之,仅仅集中精力于一个或者两个“包治百病式”指标的“廉价做法”不太可能得到一个良好的早期预警系统。若投资于一个综合的早期预警系统,则更可能获得成功。

(二)早期预警实验的一般规则。第一,在金融危机起源中寻找系统性模式意味着不能局限于最近的一次危机(或者一系列危机),而是要研究一个更大的样本。否则,在重要因素与不太重要因素之间进行区分就可能会有太多解释,或者所得出的最后结果经不起更多实际经验的检验;第二,要像关注货币危机一样关注银行危机。关于金融危机先行指标的文献大都涉及货币危机。然而,发展中国家银行危机的成本比货币危机成本更大。银行危机似乎是引致货币危机的一个更重要的原因;第三,尽量使用比较广泛的早期预警指标集合。因为在新兴经济体中,金融危机的根源很多,因此需要大量指标来反映潜在风险源;第四,采用样本外检验来判断先行指标的有用性。一个模型的样本内表现会使人们乐观地误以为模型在样本外也能表现良好。

(三)早期预警实验中有意义的发现。通过实际数据的运用,Goldstein、Kaminsky和Reinhart(2000)从早期预警模型中获得了一些实证结果。下面介绍一些有代表性的发现:(1)新兴市场中,银行危机和货币危机在爆发前都有征兆,有些现象有重复发生的行为特征;(2)对于新兴经济体而言,利用月度数据对银行危机进行准确预测的难度要大于货币危机。在样本内,银行危机的平均噪音信号比货币危机的要高;同样,在样本外,该模型对货币危机的预测表现也比对银行危机的预测表现要好很多;(3)对于货币危机来说最好的月度指标是实际汇率(相对于趋势)的升值,而对于银行危机来说最好的月度指标是证券价格的下跌、出口的下降、M2与国际储备比率的偏高以及经济衰退;(4)银行危机和货币危机的最优先行指标之间既有很多共同之处也存在很大的区别,因此应单独考虑这两种危机;(5)在预测新兴经济体的货币危机和银行危机方面,信用评级变化的表现比经济基本因素中较好的先行指标的表现要差很多;(6)先行指标的样本外检验结果一直是令人鼓舞的——至少在货币危机方面是这样;(7)国家间危机传染效应表明,在理解新型市场发生货币危机的脆弱性时,要更加关注国家特有的经济基本因素。

三、总结

国家应该预期到未来的金融危机,并为此做好准备。为了限制金融危机的风险和实际危机的冲击效应,需要对脆弱性和金融风险进行实时监测。这可以通过运用设计良好的分析和预测框架——早期预警系统经常对金融稳定进行评估来实现。一定的危机应急计划也很有用,特别是如何应对早期银行危机的第一个信号的计划。因为最初银行危机的第一个信号经常决定是否会产生更加系统性的银行危机。然而更重要的是,国家要不断改进其整体激励框架,以使私人部门的金融机构及企业有意愿也有能力合理地管理其金融风险。这需要良好的宏观经济管理水平,包括适度的汇率管理,并确保实现金融部门和公司部门稳健的所有支柱都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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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金融业目前的大部分网络应用而言，典型的省内网络结构一般是由一个总部（省级网络中心）和若干个地市分支机构、以及数量不等的合作伙伴和移动远程（拨号）用户所组成。除远程用户外，其余各地市分支机构均为规模不等的局域网络系统。其中省级局域网络是整个网络系统的核心，为金融机构中心服务所在地，同时也是该金融企业的省级网络管理中心。而各地市及合作伙伴之间的联接方式则多种多样，包括远程拨号、专线、Internet等。

从省级和地市金融机构的互联方式来看，可以分为以下三种模式：（1）移动用户和远程机构用户通过拨号访问网络，拨号访问本身又可分为通过电话网络拨入管理中心访问服务器和拨入网络服务提供商两种方式；（2）各地市远程金融分支机构局域网通过专线或公共网络与总部局域网络连接；（3）合作伙伴（客户、供应商）局域网通过专线或公共网络与总部局域网连接。

由于各类金融机构网络系统均有其特定的发展历史，其网络技术的运用也是传统技术和先进技术兼收并蓄。通常在金融机构的网络系统建设过程中，主要侧重于网络信息系统的稳定性并确保金融机构的正常生产营运。

就网络信息系统安全而言，目前金融机构的安全防范机制仍然是脆弱的，一般金融机构仅利用了一些常规的安全防护措施，这些措施包括利用操作系统、数据库系统自身的安全设施；购买并部署商用的防火墙和防病毒产品等。在应用程序的设计中，也仅考虑到了部分信息安全问题。应该说这在金融业务网络建设初期的客观环境下是可行的，也是客观条件限制下的必然。由于业务网络系统中大量采用不是专为安全系统设计的各种版本的商用基础软件，这些软件通常仅具备一些基本的安全功能，而且在安装时的缺省配置往往更多地照顾了使用的方便性而忽略了系统的安全性，如考虑不周很容易留下安全漏洞。此外，金融机构在获得公共Internet信息服务的同时并不能可靠地获得安全保障，Internet服务提供商（ISP）采取的安全手段都是为了保护他们自身和他们核心服务的可靠性，而不是保护他们的客户不被攻击，他们对于你的安全问题的反应可能是提供建议，也可能是尽力帮助，或者只是关闭你的连接直到你恢复正常。因此，总的来说金融系统中的大部分网络系统远没有达到与金融系统信息的重要性相称的安全级别，有的甚至对于一些常规的攻击手段也无法抵御，这些都是金融管理信息系统亟待解决的安全问题。

二、现代金融网络面临的威胁及安全需求

目前金融系统存在的网络安全威胁，就其攻击手段而言可分为针对信息的攻击、针对系统的攻击、针对使用者的攻击以及针对系统资源的攻击等四类，而实施安全攻击的人员则可能是外部人员，也可能是机构内部人员。

针对信息的攻击是最常见的攻击行为，信息攻击是针对处于传输和存储形态的信息进行的，其攻击地点既可以在局域网内，也可以在广域网上。针对信息的攻击手段的可怕之处在于其隐蔽性和突然性，攻击者可以不动声色地窃取并利用信息，而无虑被发现；犯罪者也可以在积聚足够的信息后骤起发难，进行敲诈勒索。此类案件见诸报端层出不穷，而未公开案例与之相比更是数以倍数。

利用系统（包括操作系统、支撑软件及应用系统）固有的或系统配置及管理过程中的安全漏洞，穿透或绕过安全设施的防护策略，达到非法访问直至控制系统的目的，并以此为跳板，继续攻击其他系统。由于我国的网络信息系统中大量采用不是专为安全系统设计的基础软件和支撑平台，为了照顾使用的方便性而忽略了安全性，导致许多安全漏洞的产生，如果再考虑到某些软件供应商出于政治或经济的目的，可能在系统中预留“后门”，因此必须采用有效的技术手段加以预防。

针对使用者的攻击是一种看似困难却普遍存在的攻击途径，攻击者多利用管理者和使用者安全意识不强、管理制度松弛、认证技术不严密的特点，通过种种手段窃取系统权限，通过合法程序来达到非法目的，并可在事后嫁祸他人或毁灭证据，导致此类攻击难以取证。

针对资源的攻击是以各种手段耗尽系统某一资源，使之丧失继续提供服务的能力，因此又称为拒绝服务类攻击。拒绝服务攻击的高级形式为分布式拒绝服务攻击，即攻击者利用其所控制的成百上千个系统同时发起攻击，迫使攻击对象瘫痪。由于针对资源的攻击利用的是现有的网络架构，尤其是Internet以及TCP/IP协议的固有缺陷，因此在网络的基础设施没有得到大的改进前，难以彻底解决。

金融的安全需求安全包括五个基本要素：机密性、完整性、可用性、可审查性和可控性。目前国内金融机构的网络信息系统应重点解决好网络内部的信息流动及操作层面所面临的安全问题，即总部和分支机构及合作伙伴之间在各个层次上的信息传输安全和网络访问控制问题。网络系统需要解决的关键安全问题概括起来主要有：传输信息的安全、节点身份认证、交易的不可抵赖性和对非法攻击事件的可追踪性。

必须指出：网络信息系统是由人参与的信息环境，建立良好的安全组织和管理是首要的安全需求，也是一切安全技术手段得以有效发挥的基础。金融行业需要的是集组织、管理和技术为一体的完整的安全解决方案。

三、网络安全基本技术与VPN技术

解决网络信息系统安全保密问题的两项主要基础技术为网络访问控制技术和密码技术。网络访问控制技术用于对系统进行安全保护，抵抗各种外来攻击。密码技术用于加密隐蔽传输信息、认证用户身份、抗否认等。

密码技术是实现网络安全的最有效的技术之一，实际上，数据加密作为一项基本技术已经成为所有通信数据安全的基石。在多数情况下，数据加密是保证信息机密性的唯一方法。一个加密网络，不但可以防止非授权用户的搭线窃听和入网，而且也是对付恶意软件的有效方法，这使得它能以较小的代价提供很强的安全保护，在现代金融的网络安全的应用上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

虚拟专用网络（VPN：VirtualPrivateNetwork）技术就是在网络层通过数据包封装技术和密码技术，使数据包在公共网络中通过“加密管道”传播，从而在公共网络中建立起安全的“专用”网络。利用VPN技术，金融机构只需要租用本地的数据专线，连接上本地的公众信息网，各地的机构就可以互相安全的传递信息；另外，金融机构还可以利用公众信息网的拨号接入设备，让自己的用户拨号到公众信息网上，就可以安全的连接进入金融机构网络中，进行各类网络结算和汇兑。

综合利用网络互联的隧道技术、数据加密技术、网络访问控制技术，并通过适当的密钥管理机制，在公共的网络基础设施上建立安全的虚拟专用网络系统，可以实现完整的集成化金融机构范围VPN安全解决方案。对于现行的金融行业网络应用系统，采用VPN技术可以在不影响现行业务系统正常运行的前提下，极大地提高系统的安全性能，是一种较为理想的基础解决方案。

当今VPN技术中对数据包的加解密一般应用在网络层（对于TCP/IP网络，发生在IP层），从而既克服了传统的链（线）路加密技术对通讯方式、传输介质、传输协议依赖性高，适应性差，无统一标准等缺陷，又避免了应用层端——端加密管理复杂、互通性差、安装和系统迁移困难等问题，使得VPN技术具有节省成本、适应性好、标准化程度高、便于管理、易于与其他安全和系统管理技术融合等优势，成为目前和今后金融安全网络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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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成功的将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进行最完美的结合，诠释出最具有感染力的平面设计，这个对于如何吸收、融合、创新的正确的方法，对于我们的平面设计有着至关重要的作业。在设计文化成为主导文化的今天，设计的国际性与区域性的文化交流，传统文化资源与现代视觉语境之技术融合，设计的个性风格与共性风格的共同点将成为平面设计发展的必然趋势，但设计的民族性、地域性特征会为平面设计注入更强大的生命力，于是在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在碰撞中产生了整合现象，因为在文化的交流中，必须进行“吸收、融合、创新”的文化思考。但是目前在我国，在平面设计中对于不同文化领域之间进行的吸收、融合、创新的方法还只是属于初级阶段，我在校藏书馆以及网上翻看了许多关于此类的文章，但是都没有发现有对于如何吸收，如歌融合，如何创新此类方法的，或者是说没有系统的，理论的，单单针对吸收、融合、创新的方法的文献。单单对于本土文化来说，挖掘中国哲学思想之内核，将本土文化之精髓融入现代平面设计中，使设计理念渗透出本土文化语意，是中国现代平面设计发展的一个趋势。所以我来发表下我自己对于平面设计对于不同文化领域进行的吸收、融合、创新的方法的一些薄见。艺术设计作为文化的一部分，只有在汲取精华， 去其糟粕， 借鉴继承的基础上，不断地加以创新， 才能赋予传统图形以活力，推动现代设计的发展。

平面设计作为一种文化艺术，也不例外，浏览和揣摩当代的平面设计作品，我们不难发现，其中一些优秀作品之所以成功， 往往是与其恰到好处地运用传统图形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些作品， 既能体现出现代平面设计的观念与时尚，又能折射出各民族、各地区不同的历史文化特征和审美取向，充分的继承与创新了传统图形，显示了传统图形与现代平面设计紧密结合的艺术魅力。然而我一直在思考是将吸收、融合、创新的方法分成三个步骤分开来进行一一阐述，还是合为一体阐述。例如靳埭强对于水墨和设计之间的融合，不仅是传统水墨与现代设计之间的融合，试问如果不是吸收了中国传统的水墨文化，又如何能运用水墨文化来糅合到现代设计中，再经由之间精湛的设计水平，设计出了独具创意的平面海报，脍炙人口。所以我决定将吸收、融合与创新的方法分开进行各自阐述，再将三者统一为一个方法进行分析。吸收，从字面意思上就可以理解吸收不同于融合不同于创新，我们在继承和借鉴本民族传统艺术图形的同时，还应该放宽眼界，学习和借鉴国外其他民族的优秀传统图形。从世界的角度来看，每个国家、每个民族、每个时代都有其优秀的传统文化和图形，都反映出独特的地域、时代风格。这些都作为人类的文化财富，时刻为我们提供很多可供借鉴的范例 。“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文化只有在不断地交流与融合中才能得以存在和发展。“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八个字是我看到的最多的对于吸收的诠释，但是怎么才能做到取精华，去糟粕，却只字没提，只有多看，才知道哪国的文化是什么样的，只有多看，才知道哪个时期的文化及其艺术的走向是怎么样的，只有多看，才知道什么的精华什么是糟粕，只有多看，才知道什么与什么的融合是精品，什么与什么的融合会更加败笔。看，多学习了各国之间以及不同之间的文化，才能提升自己的眼见与鉴赏能力，我觉得这是现在尤其是学生最缺乏的，了解的知识面太少。众所周知，现代平面设计中借鉴和运用传统图形不是简单的、机械的、重复、移位、拼凑和变异，也不是在设计中放上一张剪纸或画上一张京剧脸谱就能称之为融合，从文化发展的历史来看，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化的发展，要想立于不败之地，就要勇于吸收，敢于继承，善于交融。在当代社会，许多艺术大师充分挖掘民族传统图形的精粹，将其与现代精神融会贯通， 创作出了许多艺术杰作，例如，众所周知的2008 年奥运会标志就典型的继承和创新了传统艺术，其将中国传统的印章和书法艺术形式与体育运动相结合。日本的平面设计， 其在世界的设计领域中也可谓是独树一帜。在吸收、融合外来文化的同时， 依然保持着浓郁的东方风情和本民族的传统特色，相当一部分设计作品凸显出鲜明的传统文化特点。首先培养自己的审美与艺术鉴赏能力，然后运用更多的尝试，才能将吸收来的特色或大众文化进行最完美的融会贯通，或者是在你的经常性，或常尝试性融合中，某一天，精品诞生。创新并不是说要斩断一切渊源，盲目追求标新立异，而是要在继承传统的优秀审美观念的同时又有突破，要赋予其新的含义与新的生命力。好的平面设计要做到既要让人“一目了然”还要做到让人“一见倾心”。为它所吸引， 顾盼之余， 留下较深的印象。这就要求其具有精湛的构思。对传统传承的意义，不在于僵化地保持传统，而在于如何在传统的基础上创新，使传统具有新的生命力。不断地打破原形不断地追求新的视觉形象，是创新的办法之一。

但是我又觉得它们三者是合为一体，不能分离的，许多优秀的现代平面设计既继承吸收了传统图形的精华， 又融入了现代平面设计的一些构成形式、表现手法和版式技巧以及现代人的审美情趣和审美观念，将传统图形用现代的创新意识和方法加以演绎，赋予传统图形以新的意义和新的视觉感染力。靳埭强的设计作品中出现的所谓中国文化的象征物，比如筷子、毛笔、砚石等等，都不仅仅是吸收，或者是融合，或者是创新的一部分，而是将三者进行了最完美的结合，所以筷子、毛笔、砚石等等在他的设计中，不仅是作为一样吃饭或者画画的工具，而是赋予了生命力以及全新的意义。靳埭强的设计，是以东方传统思想作为创作灵魂，从中国文人绘画，民间艺术中汲取营养，结合现代手法来表达，呈现为具现代感的民族化设计，最后运用他的感情与才华，创造出新的创意。中国的优秀设计师，基本都是将三者进行了完美的结合，包括陈幼坚对于西方美学和文化的吸收融合创新，当然还有其他许多知名的设计师，当然不包括更多的平面设计师，说他们就没有将三者进行最合理的结合，而是在我对于设计作品的了解跟咨询探讨后，只有是成功的设计作品，基本都是将不同文化进行了最完美的结合，所以作品才透露了一股欣然的生命力，感动你我、感染你我。现代平面设计中传统图形是其得以延续和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继承和创新传统图形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外来文化和本土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 之间必然会发生激烈的碰撞，正是这种碰撞，才使的新的传统图形焕发出强劲的生命力，使现代平面设计拥有更为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我们应学习汲养传统文化，外来文化，消化传统，消化异域，加上现代与本土生活的体现，把感情融汇其中，创造新的文化。

吸收是融合的基础，而只有融合成功了，才是一个好的创新。三者缺一不可，没有吸收来的知识，就没有东西进行融合，而只有将文化之间融合成功后，经过各种表现技法和创意的研究探讨，才会产生一个好的，深入灵魂的创新。我觉得好的平面设计，必定是融汇了吸收、融合、创新此三点。

参考文献

[1] 靳埭强《靳埭强-身度心道》[M] 2008 安徽美术出版社

[2] 孙红阳《传统美学观点对现代商业设计的影响》[J].装饰，2004，(3).

[3] 寻胜兰《继承民艺[J].艺术与设计》2002，(6).

[4] 赵希岗《现代图形设计与传统图案》[J].装饰，20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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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hematik, Germany

Andreas Greven, Universitt Erlangen,

Fachbereich Mathematik und Physik

Mathematisches Institut, Germany (Eds.)

Interacting Stochastic

Systems

2005, 450pp.

Hardcover EUR 89.95

ISBN 3-540-23033-5

本书的内容报道了欧洲随机研究协会资助的“DFG-Schwerpunkt 随机系统” 课题中在概率论方向的网络科研人员所作的原创性工作，题为“极复杂交互随机系统”科研项目，研究目标是探索和开发无限维随机分析、统计物理、基于数学生物学的全球人口模型、金融市场的复杂模型与其它学科相关的随机模型之间的联系。

该书分层次地给出了关于基本理论问题的论文，这些论文是在为期6年的科研项目快要结束时，由项目参与者完成的。把基本定理和研究中所出现的结论结合在一起产生新的方法和结果，这对应用概率论、物理学、经济学和生命科学领域中的科研人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全书收录18篇论文，分为四大部分。第一部分统计物理中的随机方法，论述了 Kac 模型的新型处理技术，由7篇论文组成：量子晶体的吉布斯测度及其存在性、唯一性和先验估计；量子域理论中的跃变过程；布朗轨道；非稳定随机趋势的谱理论；非晶体随机 Schr?dinger 算子的研究；抛物型Anderson 模型；随机谱分布。第二部分人口模型中的随机性，含有3篇论文：人口模型；随机插入与消除过程；统计序列随机环境中的分支过程。第三部分随机分析，由5篇论文组成：布朗运动的稀疏点；随机过程中的耦合、正则性和曲率；随机共振的数学方法；随机半线性抛物型方程的惯性流形连续性；交互扩散过程的随机游动表示。第四部分随机分析在金融工程中的应用，由3篇论文组成：金融保险数学应用中的最坏投资；船稳定性中的随机动力系统方法；对收缩算法的分析。

本书内容新颖，结构严谨，层次分明，既含有随机系统中最新科研成果，又给出了随机领域发展的新见解和新视点，是从事概率论、随机过程、统计物理、经济学和生命科学研究的科研人员和研究生的有益读物。

朱永贵，博士

（中国传媒大学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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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遵照教育部对经济统计学专业的要求

    严格遵照教育部对经济统计学专业的要求。主干学科为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统计学,其中核心课程为西方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计量经济学,财政学,货币金融学,会计学,经济统计学,国民经济统计学,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抽样技术与应用,应用时间序列分析。实践性教学环节包括实验课程(含基本统计分析软件应用、统计实务模拟等),社会实践(含经济社会统计调查、统计工作实习等),科研和论文写作(含毕业论文、学年论文、科研实践等)。专业实验包括计算机基本技能实验、统计分析应用软件实验、经济计量分析软件实验、数据挖掘技术与应用实验。

    2.参照其他院校的培养方案和课程设置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选择了部分具有代表性的财经院校(如上海财经大学、中央财经大学、东北财经大学、西南财经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北京工商大学、上海金融学院、 河南财经大学、浙江财经学院和山东工商学院)和综合类院校(如浙江大学、吉林大学、南京大学和云南大学)以及师范类院校(如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作为参照院校。通过比较分析得出,在统计学经济统计、商务统计、金融统计方向中,财经类院校主要突出经济学课程,招生偏重理科生。综合性院校和师范类院校主要课程为理学类,招生偏重理科生。

    综上所述,经济统计学专业应培养适应信息化社会需要,熟练掌握现代统计理论和经济数量分析方法,具有扎实的统计学、经济学和金融学基础,能熟练应用计算机软件处理统计数据的复合型高素质经济管理统计人才。学生毕业后可在政府部门、金融机构、外资企业和大中型公司等从事经济统计分析、管理咨询、市场调研和商务数据分析等管理工作。

    3.与学院培养方案形式统一

    新制订的培养方案和整个学院的形式保持了统一,以便于教务人员管理工作的开展。

    二 经济统计学培养方案专业课的设置

    经济统计学的培养目标与基本规格和招收对象为理科生,设置了保险精算、金融统计和商务统计三个方向。学生修满培养方案规定的学分并达到学位授予要求者,授予经济学学士学位。

    由于经济统计学对统计学和经济学知识的要求较高,我们提高了课程总学分和总学时,注重主干学科和专业课程的开课顺序和教学周学时分配,强化实训实践课程,实行理论和实践并行。

    培养方案确定了5门学科基础课程,分别为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C语言程序设计、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管理学。确定了5门专业基础课程,分别为基础会计学、经济统计学、货币金融学、财政学、计量经济学。确定了9门专业核心课程,分别为国民经济统计学、多元统计分析、统计预测与决策、抽样技术与应用、应用时间序列分析、金融统计学、市场调查与分析、投资学、数据挖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