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现象论文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社会现象论文，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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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于医疗方面生老病死是人们必须面对的问题。生病一直是人们所畏惧的事情，因为生病不仅是要花费掉很多的财力，同时还可能使人们面临死亡的威胁。俗话说，有什么别有病，没什么别没钱就是这个意思。而伴随着我国老龄化的增长，现在一个家庭中四个老人的现象很普遍，医疗费用成为人们很大的一个负担。而医保及新农保的出现，恰恰解决了人们的这个问题。对于特殊的疾病给予免费质量，对于普通的疾病在很多程度上有国家来担负，这大大的缓解了人们的压力。

二、目前社保进行过程中的问题

尽管我国城乡居民参加社会保险的人数在不断的增长过程中，但是就参保比率而言较其他国家还有很大差距，很多人对社保仍是不了解。尤其是在农村地区，尽管新农保的介入给到了普遍性的可能，但是由于新农保推进不够快，致使很多地区并没有享受到社保带给他们的好处。而且大多数人是因为新农保的强制性而参保，并不是真正意愿上的。因此在这方面，我们仍然有很多工作需要做。

1、居民应主动接受保险意识人只要活在世上，必然时时刻刻面临着风险。生病、老去、失业等问题我们虽然不可能避免，但是可以通过选择正确的方式将风险降低，得到最好的保障。而社保的出现就是为了更好的帮助人们解决面对此问题时的困扰。为了能够更好的利用社保的优势来服务于自身，居民应当积极的了解社保及新农保的信息，了解保险知识，了解保险涉及的内容及范围，以此来为以后生活中出现的各种风险做好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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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日语中的「可い一词音译成汉语是“卡哇伊”,国内各种广告宣传词、店面招牌上都经常会打出这一词汇。那么,商家为什么要靠这一日语词汇来吸引消费者眼球呢?这一单词对市场消费会起到什么影响呢?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对这一“可爱现象”进行分析,探讨这一现象背后所蕴含的深层意义。

二、「可い一词的语源

「可い在明镜国语词典中的解释:

1.幼さやか弱さを感じとり、まもり慈しみたいと思うさま。また、そのように思わせるさま

2.外、しぐさ、性格、行式などがほほえましく、情を感じさせるさま。らしい。くるしい。可だ。

3.日用品などが小さくてらしい。

4.どこととなく心をくすぐるところがあって好感が持てる。

参考《明镜国语词典》的解释可见「可い(可爱)一词有对幼小、脆弱的事物包含慈爱的心情;另外也指对外形、动作、性格、行为方式等方面能体察到可爱之情的意思;还包括对小巧玲珑的日用品感到爱怜之意;其次对抱有好感的对象也可以使用。可以说“可爱”一词在日语中内涵丰富,包含了对弱小的人或事物的怜悯、爱意。另外,在百科词典中,「可い一词源于:映し,原意是表示对方很优秀,以至于自己不敢与对方见面,表示“害羞,害臊”之意,后来转变为“可怜”的意思。现代日语中音变为「かはゆし、可い。

在日语中,「可い一词可以用在很多场合,下面试举几例:

1.子:クラスに可い子とかいないの?①

2.妹には生日に可い人形を上げました。②

3.そこに出てくる食器や装品の事なこと、可いこと、私たち若い子は、素で芸性が高くても、引っくるめて可いの一言でませる癖がある。③

4.私は今までの嫌なことがあったと同じように、お弁当にしても、自分の子どもには可いお弁当を作ってあげようと誓った。④

5.京都。春の芽吹の、夏の新、秋の…美しい自然と可い小さな草花たちに魅せられ作した押し花100点他作品集、小物などをします。⑤

描述人物、玩偶、装饰品、便当、花草等都可以使用「可い一词,包含了对谈论对象的怜悯、慈爱、喜爱之情。可见,「可い一词已经和日本人的生活紧密联系在了一起。

三、「可い一词所反映的审美情趣

在日常生活中,日本的年轻人经常以「可い一词来称赞对方的性格、发型、衣服等。男性称赞女性也多用「可い一词,我在与日本大学的大学生交流时,曾问及这一问题,对方回答说,如果是赞扬女性的话,最常用的词汇是「やっぱり可いですね。在人际交往中,「可い一词的使用也起到了剂的作用,营造良好的语境氛围。如今,「可い一词不仅音译到了中文,英语中也有了“kawaii”这一词汇。「可い一词传入其它国家后也被年轻人广泛使用。日本的时尚杂志,如『カワイイ『cute等都在宣扬“可爱”的观念,从衣着打扮、体态举止上影响着年轻人的审美观念。

从上述「可い一词的语源可以看出,日本人往往对弱小事物寄予怜爱之情,以“小”为美,以浓缩为“可爱”,我们可以从日本的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觅得其踪影。日本的庭院文化中各种景观、盆景等,都是浓缩了的自然,从浓缩的山、水、石中看到大自然;花道的插画艺术也是浓缩了“天地人”的观念;日本的饮食亦如此,将各种美味佳肴盛在小巧玲珑的精致器皿中,宛如一件件精美的艺术品;日本古典文学中的和歌俳句也是短短几行,却意味深长。

不仅如此,在日本「可い一词的使用已经超出了一般的人际交往范围,由「可い一词所带来的“可爱现象”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了日本人的消费及生活,并且在生活、经济、政治舞台上也发挥了巨大作用。

四、日本社会中的可爱现象对消费文化的影响

在当今社会,各国都在加强经济合作,世界经济出现全球一体化现象。同时,经济上的往来也使各国文化进一步加强了交流,一些经济大国也在通过扩大经济往来的同时推广本土文化,扩大其影响力。文化的传播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例如,日本消费文化在世界范围内就具有强大的影响。日本的电器产品、游戏软件、日式饮食、漫画、动画等已经在全球范围内产生了巨大影响。笔者所论述的“可爱现象”与日本消费文化的传播有着密切关系。下面以日本动漫的推广为例,探索日本“可爱现象”对日本文化传播起到的作用。

1.日本漫画、动漫中的可爱形象。

现代日本社会工作生活节奏紧张,在紧张的忙碌之余,很多日本人选择欣赏漫画或动漫来放松绷紧的神经。日本的出版商和媒体巧妙利用了动漫作品中的可爱元素,使观众在视觉上获得美感、缓解疲劳。

日本是闻名世界的动漫大国,日本的动漫能风靡日本并走向世界,笔者认为动漫形象的塑造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铁臂阿童木》塑造的是一位聪明、勇敢、正义的机器人形象,与美国动漫所塑造的人物形象不同,日本动漫主人公大多是未成年人,比如阿童木就是动漫中可爱的日本小英雄,虽然是机器人,但是塑造的却是一个男孩形象,身高135cm,绿色的短裤,红色的长统靴子。《哆啦A梦》中机器猫的形象可谓深入人心了,机器猫身高129.3cm,脑袋和身体的比例大约是1比1,看起来憨态可掬,腿短、没有膝关节,眼睛、鼻子、脸、手、腿都是圆形的,全身颜色也采用了明亮的天蓝色,头顶黄色的竹蜻蜓,脖子上用红色带子系着一个黄色铃铛,其可爱的外形深受儿童的喜爱。另外,《千与千寻》、《樱桃小丸子》中的主人公形象也体现出了动漫人物的可爱元素。动漫中的人物动作刻画细腻入微,营造出了温馨并充满人性的氛围。动漫形象看似普通,实际上作者在设计这些形象时可以说是煞费苦心,观众在欣赏时毫无抵触感,非常容易接受,能唤起观众的共鸣。

日本动漫通过其可爱的人物造型、模仿孩童的稚气发音很快赢得人心。在日本,动漫和漫画书可以说随处可见。在电车上可以随处看到翻看漫画书籍的上班族,以动漫中的人物或卡通形象制作的广告也数不胜数。如著名的Hello Kitty形象出现在笔记本、玩具、电器、手机等各种商品上;阿童木形象印在了信用卡上;日本当代艺术家村上隆、奈良美智、草间弥生将卡通绘画推广到了世界领域,村上隆与LV合作的限量版箱包曾引起广泛关注,可爱的卡通形象所带来的“简约”、“轻松”理念得到了更多人的认可。这些漫画卡通及动漫作品让忙碌的日本人缓解了工作压力,得到了片刻放松。可见,动漫中的“可爱”元素功不可没。

2.日本电器、机械产品。

日本的电子产品在国际上享有盛誉,以外形精巧,质量上乘而受到消费者亲睐。在外形设计上,很多产品可以说是以“可爱元素”出奇制胜的,造型小巧,设计简洁,色调非常柔和。看似普通的电子、机械产品,因为有了“可爱元素”而显得设计更人性化,充满了人情味。本来是金钱交易的市场经济,因为有了一些可爱的造型设计,消融了消费者与商家之间的利益壁垒,甚至可以使消费者在温暖的心理氛围下提升购买欲。各种印有卡通形象的电子产品,比如广受赞誉的日系汽车,受到了很多人的追捧,日产PIVO汽车造型圆润;三菱Colt汽车色泽艳丽,车头部分斜长曲面设计,整体线条饱满;丰田、本田等也推出了多种小巧车型。

五、“可爱现象”与外交政策

除了经济文化方面外,在政治上,日本政府也善于利用“可爱”文化进行对外交流。“现年69岁的日本首相麻生太郎自称是动漫迷,呼吁日本实行‘漫画外交’。2008年5月,Hello Kitty成为日本旅游大使。2008年3月19日,日本外务省举行了一个特殊的‘外交使节就任仪式’:全世界都家喻户晓的蓝色的机器猫哆啦A梦正式‘接受’时任外务大臣高村正彦的‘任命’,成为日本历史上第一位卡通大使,承担向全世界宣传日本动漫文化和提高日本对外形象的重任。”⑥另外,日本传统故事人物桃太郎是日本大米的代言人,日本卡通“凯蒂猫”是日本的旅游亲善大使,铁臂阿童木则是日本的海外安全大使。2009年,日本外务省选出了三名“可爱大使”代言日本流行文化,这三名大使是“校服魔法师”藤冈静香、时尚杂志模特青木美沙子、东京原宿代言人木村优,三位可爱大使会参加日本驻外使馆组织的各种交流活动,传播日本流行文化。

这些日本文化的输出战略为低迷的日本经济带来了巨额利润,同时也逐步改变了二战以来的日本形象。这些动漫及卡通形象色泽明快、调皮可爱,年轻漂亮的“可爱大使”更是吸引了无数眼球。以往嗜战的武士道形象已经越来越远离了大众的视线。日本不仅在经济上占领越来越多的国际市场,而且逐步在推销自己的大众文化,从而获得更大的商业利益。

六、结语

综上所述,日本的可爱文化现象可以说是渗透到了日本社会的各个层面,这离不开日本经济的发展,以及媒体的宣传。可爱文化在日本的经济、文化、政治上起到了重大作用,现在仍然在发挥着巨大作用。

注释:

①テレビドラマ『魔女の条件からの台.

②新日(第一册)第十六クリスマス.

③西村玲子.おしゃれのレシピ:自分らしく生きる.PHP研究所,2007:138.

④井上ゆり子.心を救って.文芸社,2006:109.

⑤私の花生活.日本ヴォグ社,2009,(51):73.

⑥广州日报,2009-2-13.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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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社保机构应提高服务质量

树立良好社会形象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盼是社保改革和进步的动力。只有让人们充分的体会和意识到社保带给人们的实际意义，才会有效的提高我国居民的社保参保率。为此，国家及相关机构应当充分的发挥舆论的作用，增强对社保的宣传力度，可以通过新闻介绍、公益广告、社会调查问卷等形式进行宣传，在广大群众中普及社保的知识。同时社保机构应当进一步的提高服务的质量，可以从我国相关的制度改革和社会发展需要出发,展开各种各样的增值服务以及附加值服务,如开展免费体检、健康咨询、向客户提供再就业培训、就业、信息及教育咨询，这样可最直接最有效地提高国民的参保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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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70年代初期，美国的精英电子学家出于为军事服务的考虑将几所大学的计算机用电缆连在了一起，起名为ARPANET，这就是我们今天称为INTERNET的鼻祖，网络的迅速发展超出了当初它的发明者的预见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占领了我们的社会，从70年代的试点，到80年代的发展，再到90年代的普及，网络这个以计算机为基础的庞大物理实体以其不可取代的实力改变了我们的生活。这种渐进式的改变让许多科学家有些措手不及，由这种改变也出现了通过网络这一共同物质条件而互相联系起来的网络人群，构成网络社会，网络社会的出现不仅仅带来了科技上的新起点，也为社会学家们提出了全新的社会问题，人类社会进人了一个双重社会时代。不同于以往研究的人类社会，网络社会并不是一个具体的实在，也没有相对固定的社会人群，人员的流动性很大，最大的区别在于每个个体的人在网络社会中都被转化为一个符号，一串代码，以机器的方式进行交流，除了ID地址之外没有什么可以验明正身，在网络这块面纱的掩饰之下，网络社会的活动准则与现实社会的道德规范之间出现了偏差。

综观现实社会，个人要想融人其中，接受、承认并且遵守社会道德是一个必备条件。举例来说，在一个健全的市场中信守承诺之类的现代商业道德法则，得到了绝大多数市场主体的广泛奉行，因为这是他们长期立足市场并自主活动的一种必要条件。马克思·韦伯在谈到“资本主义精神”时也曾指出只要个体涉足于市场关系之中，资本主义经济就会迫使其服从资本主义的活动准则。任何一个社会，不讲信用，恶意欺诈等不道德现象，主体活动空间必将受到压缩。然而在网络社会中的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从个体作为社会成员参与之时起，就已经开始了欺骗，作为现实存在的人在网络社会中变成了一个代码，一个符号，从姓名、性别到情感、心理等诸多方面的随心所欲，都成为遵守网络行为规则的一种表现。现实社会的不道德在这里反而成为大家都认同并且都付诸实践的一种道德行为，主体的活动空间也并不因为这种现实生活中认定的不道德行为而受到压缩，相反，其活动空间扩大到整个世界。这种与现实社会道德相左的道德现象大致分为三类:

一、网络社会中的无责任现象

在网络社会中，人是一种非现实的存在，人以数字化的方式出现，因而他在现实社会中的角色及其关系在网络社会中也会发生变化，形成与现实社会中不同的主体存在方式，“人在网络中就是非现实的虚拟方式，其活动也是非现实的虚拟活动，由于这种虚拟特性造成网络社会中的个体都具有“怀疑一切”，“批判一切”的倾向，自身的不真实性导致对所联系的对象的真实性的批判，成为怀疑论者”。而这种怀疑性也就使虚拟个体认为根本不用考虑从而放弃了对其相联系的另一个虚拟个体的责任感，同时在网络社会中又没有健全的社会关系、道德关系及客观的社会道德加以要求，这种不负责任的现象成为必然。只有这种行为上升到损害现实社会中具体的某一个体或某一群体的切身利益时，行为主体才会受到现实社会中的道德规范乃至法律规范的制约和审判。同时，在网络面纱之下的非现实的虚拟个体代替现实社会中的具体存在的个体思维来批判现实社会，这种批判则作用于现实社会，对现实社会造成积极或消极的影响，而这种批判则是以无责任为前提的有感而发，只要是无损现实社会的根本利益，行为主体都不用也不会考虑到现实社会的道德谴责。

二、网络杜会中的绝对自由现象

仅就自由这一要概念来说，自由是同受限制相对立的。“人只有摆脱了外在力量的限制才会感到无拘无束，才会感到自由，因此，自由就是对外在限制的摆脱”。哲学家们对于自由的这种一般含义是普遍认同的。哲学中则以积极能动的社会实践的观点来说明自由的本质，自由与客观规律是相互依存的，人不能不受到外在客观必然性的限制，完全摆脱约束，不要任何限制的绝对自由是不可能存在的。然而在网络中却有一种特殊情况我们不能不考虑，就是这个社会上的社会成员不是具体实在的人，而是代表具体实体的机器背后的数字符号。作为现实社会中的个体，必然是要受到客观规律的制约，对客观规律性认识得越准确，人的自由程度越高，而在网络社会中，对规律认识的主体是虚拟的符号，获得自由的主体也是虚拟的符号。网络社会中的规律对现实社会中的个体的限制是间接的，因而作为现实社会中的个体可以相对地摆脱网络中规律的限制，网络社会中的大部分人群认为网络社会是个大同社会，网络上的东西是共享的、无限的和自由的。网络信息是无限的，拷贝是自己的，拥有知识或信息是每一个网络个体的权利，任何人都可以平等地获取、修改、下载信息而不被限制;网络信息又是自由的、完全的不受到任何权力机构的制约。因为信息的共享无限和自由，所以大多数人认为对计算机网络的访问是无限制的、完全的，对网络信息的修改、删除和窃取都是正当的，是自己的一项不可质疑的权利，是绝对自由的。由于这种大多数人普遍认同的行为，直接影响到了现实社会的经济利益，在网络发展的初期有关版权、知识产权等方面的争论就已经开始了，庆幸的是现今已经出现了限制这种“绝对自由”的规范和法则，然而这些规范和法则只有在行为主体对现实社会利益有所触及的时候，才能对其有所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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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植应具有很强的依附轨迹”［2］。依附轨迹（PathDependence）是指体系面对内外因素的挑战时所做出的体系内在特有的响应规律。不同的政策体系会明显地依循不同的原则［3］。一项制度欲移植成功，首先应符合继受国基本政策的根本指导方向（即原则），才能在该国的运作原则中得到认同，且在政策的制度化中得到合法性。HSE制度从本质上反映了社会本位的基本理念，它体现了对社会权利、社会平等、社会正义、社会和谐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的需求，而此同我国坚持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全面协调的科学发展观是完全一致的。据此，HSE制度在我国具有依附轨迹。

但成功的制度移植除了需具有相容性外，还必须满足一些条件。本文认为影响我国HSE成功移植的条件主要包括：结构差异（StructureFactor）［4］、制度差异（InstitutionVariance）［5］、移植动机（ProperMotiva－tion）、文化差异。

（一）结构性差异

BP公司和Shell公司都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商事主体。从19世纪末至今，西方发达国家正经历着“福利国家”的产生、建立阶段，在处理自市场无法解决的问题（如职业健康及安全）时，福利国家承认政府的主动角色并通过社会福利的制度安排，鼓励劳资双方形成健康的议价制度，并让各方都承担部分职业健康及安全的责任［6］。以英国为例，英国政府于1974年颁布了《工作与健康法令》（HSWA），《法令》设立了健康与安全委员会（HSC）和健康与安全执行局（HSE）；建立了工人安全代表制度（safetyRepresentative），赋予工会及工人参与职业健康和安全的决策权力，建立了一个以政府、工会和雇主共同商议职业健康和安全水平的三角结构［7］。该法被誉为“将石油工业HSE体系从一个以规则为基础的体系变为更加现代的以风险为基础的体系”［8］。由是观之，HSE制度在BP公司和Shell公司的产生及发展完善具有一个稳定的结构性因素。政府通过程序和法律的安排去界定各个社会群体的角色及形态，并促进或规范各个社会角色怎样做决策和做什么决策［9］。

HSE制度在我国石油行业的贯标过程始终采取的却是行业自律模式（SelfRegulation），强调在市场的支配下公司和员工各自承担职业健康及安全责任，而政府仅通过法律确立劳资双方在职业健康及安全方面的一般性责任，藉此营造劳资双方“自我管理”的安全文化的规范［13］。我国职业健康安全的基本法《安全生产法》构建了一个由政府、雇主、雇员、工会共同承担责任的法律框架，但深究其条款却不难发现该法赋予工会以及工人权利的规定均过于空泛，仅框架性地赋予工会或员工“建议权”、“拒绝权”，缺乏对企业行为的义务性规范。但由于企业对于职工是为强势主体，因此这种“正当”的权利规范较之“应当”的义务规范往往更容易沦为一纸空文［10］。此外，我国政府在职业健康安全的监管环节采取的态度较为宽容，“先劝吁，后检控”的策略，以及长期存在的执法环节的沉疴，同样证明了我国政府作用在HSE领域的缺位。综上，笔者认为我国HSE制度在结构因素中过于信任企业的自律行为，缺乏国家和工会的有力参与，并未真正形成政府、工会和雇主的三角结构。

（二）制度性差异

“制度通过向人们提供一个日常生活的结构来减少不确定性”［11］。HSE制度之所以在英、荷等国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首先，是有一定的制度环境作为基础。劳工阶级冲突使传统资本主义国家开始用福利立法来实现资源的有效分配，实现稳定与发展的统一［12］。HSE制度也是福利立法的制度安排之一。其次，作为起源于西方社会的企业管理制度，HSE制度的具体制度安排与其商事主体的权利义务制度安排是契合的，例如信息披露制度、审计制度、公众参与制度、企业社会责任等。相对健全的制度体系有力地保障了HSE管理制度的有效运行。第三，制度实施机制被誉为“制度的生命线”［13］，而英、荷国家的HSE制度均具有较完善的实施机制，如英国的“公司过失杀人罪”

（TheCrmieofCorporateManslaughter）制度即为雇员的安全生产提供了法律制度上的保障；又如英、荷等国完善的职业健康、安全诉讼机制和巨额罚金制度。

反观我国HSE体系，从制度环境、制度安排到制度实施机制，都没有真正本土化。首先，从制度环境来看，我国福利社会立法刚刚起步，能与HSE制度配套的法律法规数量极少且多为效力较低的条例，不足以支撑HSE制度的有效实施。其次，我国HSE制度仍处于企业简单模仿的初级阶段，缺乏企业社会责任，淡漠的信息披露理念以及排斥外部审核的行为习惯，只会使HSE制度的移植产生逾淮而枳的结果。最后，我国长期存在的“有制度难行、难依”的现象同样存在于HSE领域。我国石油企业只将HSE制度视为一种可有可无或是简单应付的管理制度，必将导致HSE制度在我国移植的失败。

（三）移植的动机

诺斯等经济学家的研究表明，制度变迁的诱致因素在于经济主体期望通过制度创新（上接第113页）来获取在已有制度安排中无法取得的潜在利润。只有当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时，制度变迁主体才会去推动直至最终实现制度的变迁。HSE管理制度在西方社会的兴起是以诱致性变迁为主、强制性变迁辅助的制度变迁模式。大型石油企业是这场管理体制改革运动的发起人，为了响应市民权利运动和社会福利政策而自发倡导、组织进而施行；政府则运用法律手段对HSE制度的发展做出适度规范，企业和政府相辅相成、相互补充。而HSE制度被我国石油企业引进的根本动机是出于应对安全环保领域的国际贸易壁垒。为了进入国际市场而不得不与这项国际制度接轨的移植动机，难免会使该制度的真正本土化陷入尴尬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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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城乡一体化背景下农民工社会保险调查概况

（一）调查目的。本次调查的主要目的在于对目前农民工社会保险需求与供给现状有一个较为全面的了解。需求层面主要包括农民工社会保险的参保情况，对社会保险的了解程度、需要程度，对现行政策的满意程度、意见和建议等方面。供给层面主要包括政府机构、社保机构、企事业单位等用人机构在社会保险供给上所取得的成绩、相关的制度与措施，存在的问题与困难等。

（二）调查对象。本次调查主要采用问卷调查与深度访谈相结合的形式。研究小组成员对宜昌市制造业、建筑业、服务业的农民工进行了随机抽样调查，共发放问卷207份，其中回收有效问卷193份。受调查对象中，男性占75.6%，女性占24.4%，年龄在18岁至55岁之间。从行业分布情况来看，建筑业领域农民工居多。受调查对象的学历主要集中在小学及以下，初中两个层次。

（三）调查内容。调查问卷共设计五十个问题，内容分为基本信息方面，如年龄、性别、行业、婚姻、受教育情况等，和社会保险需求方面、供给现状方面。社会保险需求与供给现状根据社会保险种类分为五个部分：养老社会保险方面，医疗社会保险方面，工伤保险方面，失业保险方面，生育保险方面。从五个险种分别考察农民工对每种保险的了解情况，需要程度，参保现状，政策满意程度，意见和建议等。

三、城乡一体化背景下农民工社会保险需求状况与影响因素

（一）需求状况。从五种社会保险总体来看，农民工对五种社会保险的重视程度各不相同。37.3%的农民工认为养老保险最重要，32.6%的农民工选择医疗保险更重要，20.2%的农民工表示工伤保险最重要，而选择失业保险和生育保险最重要的农民工分别占4.7%和5.2%。而单独考察每一种社会保险，在养老保险方面，农民工对其需求强烈，有73.8%的受调查者明确表示需要或者非常需要养老保险，只有11%的受调查者认为不需要养老保险；而且绝大多数受调查者对养老保险提出了更高层次的要求，主要表现在提高现行养老金水平和降低领取养老金的缴费年限两个方面。72.5%的农民工表示愿意多缴纳费用以提高现行养老金水平，28.3%的受调查者明确指出国家需要改进养老保险金水平；34.2%的受调查者认为领取保险金缴费年限太长是参加养老保险最大的障碍，同时30.5%的农民工表示国家需要改进养老金缴费年限。医疗保险方面，农民工对其诉求也非常强烈，78.8%的受调查者认为需要或非常需要医疗保险，仅仅只有2.1%的农民工明确表示不需要医疗保险。而当被问及生病时会采取的措施，有40.9%的农民工选择会立即上正规医院检查、治疗；选择去街头小医院、私人诊所，自己去药店买药，不到万不得已不去医院的比例分别占18.1%、33.7%、7.3%。另外，受调查者对简化报销手续，增加医保范围内药品种类提出了较为强烈的需求，79.9%的受调查者认为需要改进现行医保制度关于这方面的内容。农民工对工伤保险的需求程度就更为强烈，81.9%的农民工都需要或非常需要工伤保险；其次就是对简化工伤保险报销程序的需求较强，占到了60.7%。同时59.0%的受调查者希望扩大工伤保险的保障范围和保障人群，使更多的农民工受益。相对于前三种保险，农民工失业保险和生育保险方面的需要程度较低，明确表示需要或非常需要这两种保险的受调查者分别占63.2%，52.3%，认为不需要的占19.2%和20.2%。在失业保险方面，41.4%的受调查者认为失业保险补贴比率低，32.3%的受调查者希望可以提高失业保险给付金额度。而在生育保险方面，64.8%的受调查者表示生育保险的产假达到需求，23.4%的农民工希望扩大生育保险就医规定范围内的药品、医疗服务设施，20.9%的农民工希望扩大生育保险的覆盖范围，使更多人受益。

（二）影响因素分析。通过调查和分析，影响农民工社会保险需求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对社会保险的了解情况。在调查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不少受调查者并不了解社会保险或某种社会保险，甚至存在误解。调查数据显示，只有5.7%的人表示非常了解养老保险，7.3%的人表示非常了解医疗保险，而对于工伤、失业、生育保险，仅有5.7%、4.1%、3.6%的受调查者明确表示非常了解。相对应的，受调查者中不了解或只了解一点点养老、医疗、工伤、失业、生育保险的分别占63.7%、57.5%、58.5%、77.7%、76.7%。农民工对社会保险的不了解或者误解直接大幅度降低了他们对社保的需求程度，也影响到他们合法维护自己的权益。第二，收入状况。收入是影响农民工参保能力和参保意愿的重要因素。农民工的参保意愿一般与收入成正相关关系,也就是说收入越高,其参保能力和参保意愿就越强。调查发现，月收入低于1000元的人群当中，有1.0%的人没有参加任何种类的保险；月收入1001-2000元人群当中，有5.2%的人没有参加任何种类的保险；月收入在2001-3000元的人群当中，有5.2%的人没有参加任何种类的保险；月收入在3001-4000元的人群当中，有1.6%的人没有参加任何种类的保险；月收入在4001-5000元的人群当中，有3.1%的人没有参加任何种类的保险；月收入在5001元及以上的人群当中，有0.5%的人没有参加任何种类的保险。由于农民工之间收入差距并不是十分明显,因此收入与农民工的参保意愿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在我们调查数据当中并没有明显地体现出来。也就是说。在收入相差并不悬殊的情况下，收入对于农民工社会保险的需求的影响并不是特别明显。第三，行业的差异。由于不同行业的农民工其职业稳定性和面临的风险不同，也会影响到农民工对不同种类社会保险的需求程度。建筑业的农民工由于工作强度大、工伤风险高，希望参加工伤保险比例较高，服务业则相反。用人单位的性质对农民工参保率也有很大的影响，一些用人单位会主动为农民工购买社会保险，大大提高了社保的参保率。第四，婚姻状况。养老保险方面，已婚农民工的参保率（67.0%）高于未婚农民工（49.3%）；医疗保险方面，已婚农民工的参保率（90.4%）也大幅度高于未婚农民工（71.2%）；而在工伤、失业、生育保险方面婚姻状况对于社会保险需求状况没有显著的影响。第五，工作稳定性。调查数据显示，随着每年更换工作的频率由1次及以下逐渐递增到6次及以上，受调查者养老保险的参保率由60.3%逐渐下降到6.9%；医疗保险的参保率由60.2%逐渐下降到7.5%；工伤保险的参保率由56.4%逐渐下降到12.7%；失业保险的参保率由60.5%逐渐下降到0%；生育保险的参保率由64.9%逐渐下降到0%。明显可见，农民工参保率与更换工作的频率成反比，也就是说工作的稳定性直接影响农民工对社保的需求状况。

四、城乡一体化背景下农民工社会保险供给状况与影响因素

（一）供给状况。中国户籍直接与教育、社保、医疗等诸多福利挂钩，城乡二元户籍制的弊端明显。近年来，社会逐渐形成共识，加快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逐步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覆盖常住人口，为人们自由迁徙、安居乐业创造公平的制度环境。国家和各级地方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法律和政策有效地提高了农民工的参保率。国务院总理还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2013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会议确定，出台居住证管理办法，分类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完善相关公共服务及社会保障制度。保护农民合法权益。但调查过程中，我们发现农民工社会保险供给现状仍不乐观。调查数据显示，只有51.8%的受调查者与用人单位签订了合同，35.8%的受调查者没有与单位签订合同。当被问及是否有过参加社会保险后来又退保的情况时，80.8%的农民工选择了没有发生过这种情况，但有19.2%的农民工明确表示有过退保现象。而在发生退保现象的农民工中，有15%的受调查者退保的原因是收入不能保障持续交纳保险金，19.2%的受调查者担心交了保险金以后不能收回来，39.4%的被调查者是由于换工作或流动时办理起来很麻烦，25%的农民工觉得社会保险起不到什么作用。养老保险方面，参保率为60.7%，参保者中，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占54.1%，参加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占45.9%。绝大部分农民工每年缴纳的养老保险金为100元左右。医疗保险的参保率则十分可观，高达83.4%，其中64.4%的受调查者参加的是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30.7%的受调查者参加的是城镇职工医疗保险，绝大部分农民工每年缴纳的医疗保险金为60元。与养老和医疗保险相比，工伤、失业、生育保险的参保率均比较低，分别为28.5%、19.7%、19.2%。从调查数据我们看到，农民工社会保险供给与需求相比，仍然存在着严重的滞后现象，政府、社会以及用人单位对于农民工社会保险的供给还存在着许多不足和缺陷。养老保险方面，当被问及中央确定的基础养老金标准是否合理，29.0%的受调查者认为不合理或非常不合理。另外，25.4%的农民工对《农民工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办法》中规定的农民工个人缴费比例不满意。医疗保险方面，17.6%的受调查者认为医疗保险的缴费比率不合理；当被问及参加医疗保险有没有减轻生活负担，15.5%的农民工表示医疗保险费用加重了经济负担，57.0%的农民工表示减轻了经济负担，但是效果不明显。而工伤保险方面，58.5%的农民工认为上班单位不愿意承担责任，没有为他们办理工伤保险，受工伤后，选择自己出钱医治与和雇主私了的农民工分别占20.2%、23.3%。失业保险和生育保险方面更是亟待提高，有70.5%的受调查者在失业期间依靠以前攒的钱，维持一段时间，只有4.0%的受调查者是依靠失业保险生活。

（二）影响因素分析。影响农民工社会保险供给的因素，可以从以下三个层面分析。

1.政府及社会保险机构方面。第一、法律体制不完善，政府监督落实不到位。大部分用人单位没有与农民工签订合同，所以并未履行为农民工办理社保的职责。相关政府机构对此监管不力。第二、社会保险宣传教育不到位。农民工由于本身知识水平有限，无法了解办理的程序，而社保本身宣传的不到位致使农民工社会保险知识严重缺失。第三、部分社会保险办理机构执行力不够，效率低下，使得本就程序复杂的社保办理变得更加困难，农民工因此而不愿办理。实际上因为本身程序复杂农民工办理的意愿就降低了。

2.用人单位方面。用人单位不负责，不愿分担农民工保险负担，不给农民工买社会保险。由于竞争的激烈，部分企业利用农民工的对自身状况的低要求，试图通过降低劳动力成本来提高价格竞争优势。使得农民工无法获得企业应该给与的社保。

3.农民工个人方面。第一、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长期存在与农民工高流动性之间的矛盾，一方面农民工的高流动性与社保手续跨地区转移方面的限制使农民工的参保意愿下降，另一方面农民工社保体系未能实现区域对接、城乡对接，这最终给农民工社会保险的办理设置了障碍。第二、农民工社会保障意识淡化与缺失。由于农民工自身处于弱势状况，对工作的迫切，对待遇的低要求，以及文化程度较低，农民工大部分对是否有保采取了无所谓态度。第三、农民工的非正式就业方式阻碍了农民工及时有效的获得社会保险。

五、城乡一体化背景下农民工社会保险供需矛盾及其协调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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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化现象”是指以从事文印行业的湖南新化人为主体而形成的地缘性产业扩散经济现象。近年来，“沙县小吃”、“攸县的士”、“新化打字复印”等新型经济现象不断涌现。这类经济现象表现为“网状”、“裂变状”发展结构，极富地缘性，发展范围不拘泥于某一区域，而是以全国甚至全球为发展目标。这不仅与行业性质、起源地的地域特征有关，更与当地的文化特质有着密切联系，是地域文化、个体、市场、国家力量等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形成的。本文通过梳理“新化现象”的形成过程及发展阶段并总结其特征，进而探讨这种地域扩散型经济现象背后的社会文化动力因素。

一、“新化现象”的形成

新化县位于湖南省中部偏西，隶属娄底市，自然环境恶劣，历史上灾害频发。新化县2007年总人口为130万，人均耕地不足0.5亩。[1]这种地少人多的刚性结构使新化人不得不“以技补农”。此外，当地的村办企业以及乡镇企业起步较晚、相对贫乏，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成为农民增收的必然选择。

“新化现象”最初是以流动维修机械打字机的形式出现的。邹联经是新化县洋溪镇做文印行业的第一人，正是他使这个行业发展壮大，遍布全国的。二十世纪60年代初，他在西湖地区认识了一个林姓女士，其丈夫是上海打字机厂的工程师，邹联经由此掌握了维修打字机技术。1970至1977年间，邹联经在新化洋溪地区共带了三个徒弟，徒弟又带徒弟，在全国范围内流动维修打字机，“新化现象”初步形成。

1979年新化县洋溪公社打字机修备厂成立，学习打字机维修技术的人大量涌现。此外，邹联经继1980年到上海进修了维修打字机技术后，又在1985年到北京学习了四通打字机维修技术，回到襄樊后开办学习班，带徒弟形成了规模化、批量化。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是“新化现象”发展壮大形成规模的时期。

1992年，邹联敏在广州发现了二手复印机市场，揭开了新化打字复印从业者进行国际贸易的序幕。二手复印机市场的发现使复印店（2000年前后升级为图文店）在全国遍地开花，同时促使了国内的二手复印机产业以及相关耗材产业的蓬勃发展。至此，“新化现象”最终形成。据统计，截至2010年底，新化县共有12.8万多户家庭、20.6万人口从事文印产业，分别占全县总家庭和总人口的33.7%、15.5%。其中“新化现象”发祥地洋溪镇和槎溪镇有22 900余户、62 300余人从事文印行业，分别占两镇总家庭和总人口的71.9%、58.2%，分别占全县该行业从业家庭和人员的17.9%、30.2%。[2]

二、“新化现象”的特征

（一）师徒制

师徒制是“新化现象”中最为显著的特征。新化人有拜师学艺的传统，而且新化县被称为“中国武术之乡”。邹联经就曾拜师习武，这种师徒制被邹联经引进了文印产业中，成为“新化现象”裂变式发展的动力机制。为什么会有如此之多的人拜师学习维修打字机，主要是因为这种区别于传统的农民生计方式具有更广阔的利润空间。师徒制为产业的发展壮大奠定了技术与社会资本基础，为“新化现象”在全国扩散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二）地缘扩散式发展

“新化现象”虽然起源地在新化县，但是其发展范围却没有局限在新化地区或其他某个地区，而是在全国甚至世界范围内发展，在国内呈现出省、市、县、镇逐级渗透的趋势，国际贸易方面呈现出由亚洲国家向欧美国家的扩散趋势。这种地缘扩散式发展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一张巨大关系网络，使在外开店的新化人形成了强烈的认同感，同时这个网络也在随着业缘关系的卷入而不断扩展。

（三）在混乱中发展

“新化现象”初期，没有正式的制度规范和约束。新化县洋溪公社打字机修备厂成立之初，这个行业出现过短暂的正规化管理，可是随着邹联经的离开，混乱的局面出现了，而且一直延续至今。在利益的驱使下，很多人在外流动维修打字机时做了一些偷盗、欺诈等违法行为；“开复印店”阶段，混乱主要体现在价格战上，为了揽生意将价格一降再降，有的老乡之间相互拆台、污蔑，有的甚至通过暴力手段强行将对方挤垮；“做货柜”阶段，新化老乡之间诈骗、诽谤现象层出不穷，黑社会也在这个阶段卷入其中。

三、“新化现象”的社会文化动力因素

（一）亲缘、地缘关系与“新化现象”的关系

血缘、地缘关系认同对“新化现象”的兴起与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新化地区的宗族意识较强，重视房支与辈分的划分。改革开放后，很多村镇都重修了族谱与祠堂，有的人家还留有民国时期所修的族谱。大部分农户家在进门正对的地方都立有神祖牌，有的人家在上面摆放着祖先的遗像，每逢节日人们会对祖先进行祭拜，清明节时有大规模的祭祖仪式。此外，这一地区的人非常重视葬礼，以寨边村为例，一次葬礼最少要花费4万元左右，条件稍好一点的要花费5-8万元，最多的葬礼花销在10万元左右。这种对血缘与地缘关系的认同，促使了“新化现象”以“裂变式”结构不断发展与蔓延。血缘、地缘关系先组成初级的“链条”关系，在此基础上不断地裂变，从而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关系网络。这个关系网络具有资金技术支持、社会保障支持、情感支持等正功能，使新化人在这个行业市场中占据着绝对的优势。

（二）婚姻制度嵌入行业发展

笔者在考察新化县寨边村的婚姻圈时发现，村民的婚姻范围大多没有超出洋溪、槎溪范围。在笔者访谈从事打字复印行业的家庭时发现，多数从业者配偶的家庭也是从事这一行业的。寨边村的一位村民说：“我们这相亲速度特别快，大概一两天，两三天。大家都在外面做生意，到年初的初三初四那样就相亲，这段时间可能马上就定下来，这个女孩可能就跟着这个男孩出去开店了！就是这么快！相亲主要看男方有没有打字复印店，店面有多大，有几个。”

村民们普遍认为，有无复印店之所以成为一项重要择偶标准是行业性质所致，因为一个人很难打理一个店，而雇人打理或请外人做打字员，自己就没有什么赚头了。所以当地人都说：“找老婆就是找打字员”，随着行业竞争的加剧，有的从业者发出这样的感叹：现在找打字员比找老婆难！

在“洋溪信息港”网站的征婚广告中，大多数的征婚者都要求对方“是同行”、“最好是同行”，目标普遍是找一个帮自己打理店子或一起开店子的人。行业的性质促使了这种婚恋观念的形成，姻亲关系扩大了地缘群体范围，婚姻制度嵌入行业发展成为行业裂变式发展的重要动力因素。

（三）地方政府间接推动和国家在场的作用

新化县政府对新化打字复印行业有过一次正式的管理，就是上文提到的新化县洋溪公社打字机修备厂的成立。厂子是县领导对邹联经个人的赏识，并且为了稳定当地社会秩序而使流动维修打字机合法化而设立。由于其初衷并非是使这个行业走向正规化发展道路，所以随着邹联经的离开，厂子变的越来越混乱，随意带徒弟、冒充其他正规打字机厂员工、买卖假证明假发票的现象层出不穷，这虽然在间接上使行业得到了地域扩散，但也为后来出现的种种乱象埋下了隐患。

很多新化文印从业者都对笔者提到过“打球”一词，其实就是利用改革开放时我国政治与经济环境相对宽松以及法律的不健全。以下案例可以说明新化人在行业发展过程中遭遇挫折时是如何利用国家机构的力量来度过难关的。在二手复印机阶段专业市场形成初期，新化人在广州遭遇到了强劲的竞争对手，台湾人将二手复印机大量地卖给广州当地商人而不卖给新化人。有人想请BZZ去帮忙。BZZ说：“台湾佬把4 000多台复印机卖给广东人，不卖给新化人。最后他们给我打电话，我从上海飞到了广州。我跟那个台湾佬说，你这些机器卖给哪里？他说卖给广东。我说不行，他们根本就不懂！我说你这个是走私物品，他不承认。我说好！我往海关打电话！我打国家海关，说我看到一个台湾佬走私。后来国家海关命令黄埔海关查这件事，没过十分钟，几十部警车开了过来。进来问，哪个是上海的师傅啊？我说是我。那个人和我说，来，我们协商协商。我说，这个是走私物品嘞！他说，我们知道，国家海关要我们查处的。我说那可不可以商量？他问我是哪里人，我说我是湖南人。他就对那个台湾佬说，那就卖给湖南人吧！那台湾佬也不点数了，那天晚上，我们洋溪开店子的人，有钱没钱的人都去拉机器，最少的十几台！十台就够发财的了，一台3 000，十台就30 000，所以这些人也都发了财了。”

这个案例不仅说明了关键人物的作用，更体现出了个人、地域性关系群体、国家力量的交互作用对行业发展的影响。

（四）新化人的性格

新化人素以阳刚之性著世，俗有“新化蛮子”之称。县民生性强勇、剽悍，对事敢作敢为。“新化人保留着梅山蛮的遗风，耿直、勤俭、勇敢。”[3]这些是新化人性格中优秀的一面，也是行业范围迅速扩散重要因素之一。而当地人认为，这种性格也存在一定负面性，在行业发展中主要表现为自私、不团结。曾在郑州开店的一位村民对笔者说：“浙江人宁愿赔死丢掉也不卖给你。他们比如卖一个什么东西要十块钱，那么这个地方的人都卖十块钱，很多是不还价的，但是换成新化人，说不准6块钱就卖了。我们这个地方的人就是这样。比如你在这里生意很好，我看你生意好就在你旁边开一家，我看到没生意我就降价，你降价他也降，他跟你拼，把你挤垮。”

新化人的这种性格使新化人开的复印店在全国范围内不断扩张，但同时也是新化人没能结成一个团结的群体并形成地缘产业群的影响因素之一。在“新化现象”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新化人既利用地缘与血缘关系进行业务往来，又对行业整体未能形成一致的看法。新化人的性格对文印行业的影响，从某种程度上说，既是深层的激励因素又是出现问题的根源所在。

四、小结

“新化现象”从初步形成至今已有近40年的历史，这种由村能人偶然掌握技术后带动起来的经济现象背后存在着一种必然性，那就是产业背后的社会文化动力。本文以描述“新化现象”的形成过程及产业特征为基础，来分析其背后的社会文化因素，对产业的形成、发展与扩散机制做了初步的解答。

“新化现象”代表了一类地缘性产业扩散的经济现象，其发展基础是师徒制，这种制度的源动力是新化地区的文化与传统习俗。新化地区的宗族、亲缘地缘观念是师徒制以原子裂变的形式不断向外扩张的主驱动力，嵌入到产业中的婚姻制度使产业呈地缘性扩散。强烈的方言认同强化了人们对行业以及地缘群体的整体性认同，而新化人的性格又使地缘认同与行业竞争之间产生了一种张力。在地缘关系网络基础上，业缘关系不断被纳入，为行业发展过程中能够利用地方政府与国家力量积累了一定的社会资本。这些社会文化因素与产业市场是一种互嵌关系，影响着产业的每一阶段的发展，也使当地文化发生着微妙的变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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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种文化并存的社会

传统价值思想、现代价值思想和后现代价值取向在当代社会思想中的并存，体现了转型中的当代中国社会文化的复杂性。当今，老年人更多崇尚传统；青年人更多崇尚现代文化；而“新新人类”明显更多崇尚后现代主义。现代文化和后现代文化更多在城市流行；而传统文化更多深植于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村。同时，传统、现代和后现代思想（尤其是前者与后两者）从内在价值取向上的尖锐对立，更为文化转型带来了很大难度。传统文化客观上的保守性、以正统自居的思维、重义轻利、不尚竞争以及对新事物的天然排斥性，与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现代思想格格不入，并时常视之为敌。现代思想重视工具理性，要求创新，崇尚竞争。传统文化的深层的痼疾仍然渗透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在宣扬科学精神、民主精神、法制精神、等方面则乏善可陈，并成为当代中国走向现代化的绊脚石。同时，后现代思想反对中心和主流，也与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相背道而驰。三种文化存在着内在的尖锐对立、互难兼容之处。

尽管如此，中国人很清楚：传统是民族之根，先天存在；现代思想是发展的必需；而太多现实问题又必须依靠后现代思想来解决，三者中任何一者都是不能也不可能被社会抛弃的。因此，当人们在社会生活中遇到价值冲突时，就难免遭受取舍两难，左右摇摆之痛。整个社会文化过度“散而不一”、取向“茫然”的状况存在。

经历了百年屈辱的中国人，对于新时代的中国文化应该是什么样子是很清楚的。它必须既面向现代和未来，崇尚创新，又应该渗透于民族传统文化。为了找到一条解决文化冲突，以大力促进社会发展道路，中国人奋斗了一个多世纪。十九世纪洋务派主张“中体西用”，尽管肯定了现代科技和思想的积极成分，促进了思想解放，但却没有从文化内在层面找到融合中西文化观念的方法，而只是简单嫁接，注定不能成活；的倡导者们大力宣传民主科学，主张大力学习西方，但是对传统思想的不可摆脱和现代思想的不可抗拒的矛盾束手无策；进入当代，有的学者针对现代性带来的全球性问题和社会问题，提出复兴国学并取代现代思想，也有学者深入挖掘国学中的现代意义，但都没有显著的突破。尽管知道文化应然，文化如何融合的问题至今在中国都是一大课题。知道应该成为什么样是一回事，怎样去做到是另一回事。

二、文化产业化对文化整合的独特功效

在面对社会事物时，人们为必须从互难兼容的三者（尤其是前者与后两者）中选择一种价值取向，或者将它们融合于一体而感到痛苦，那么产业化的文化则常常帮助人们更容易地完成这件艰难的事情。这是文化产业对于文化发展和文化融合的独特作用。本文对这种作用进行分类考察。

（一）自动取舍

如果不是当下如此繁多的相亲娱乐节目盛行，人们对于在大庭广众之下征婚选偶的态度至少不会像今天这样包容。二十年前，尽管不必拘泥于封建“男女授受不亲”的思想，但是人们至少更倾向于“搞对象”应该更隐私化一些。显而易见，相亲娱乐节目完全采用市场化运作。正是市场的力量，潜移默化了人们的价值取向。当人们回想时，原来心中对于传统与现代的价值取舍难题已经被媒体帮助完成了。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文化产业对于文化转型的推动力。而这种自动取舍在社会中每天都在发生着。电视剧、音乐、网络游戏中多元的价值事例，通过媒体的宣化功能帮助人们改变思想，取舍价值。同时，文化产业借助新科技的传播，也常常帮助人们选择后现代性价值取向并使之日益被接受。譬如互联网的虚拟性、娱乐性消解了传统思想和现代思想的规则和严肃部分。在这些过程中，有些原来不接受的现在接受了，有些原来接受的现在抛弃了。

（二）自动融合

“中体西用”和没有找到文化整合的好办法。而今天，借助市场驱动力，文化产业却能将传统文化、现代文化和后现代文化中原本难以兼容的价值和思想进行改造，使之可以互相融合。文化商品以现代眼光解读传统，使之与现代性相通。流行音乐歌手周杰伦唱了一首《青花瓷》诠释爱情，联想集团推出了一款热销手机，采用青花瓷元素作为外壳设计。明星的作用和产业的力量，使传统与现代交融。如果没有产业化运作，恐怕很难把爱情、电子设备和青花瓷兼容起来。于丹讲《论语》，曾仕强讲《易经》，有人把老子的思想嵌入现代企业管理，还有人执着于在古代思想家的文字中找到现代民主和竞争思想并夸大之。他们都重视古籍对于现代社会生活的启示，也因此蜚声。在当下的国学热潮中，人们努力寻找传统与现代的结合点，与其说是学术需要，不如说更是市场需要。甚至可以为此人为地扭曲传统文化的原貌，使之迎合现代社会。但是这种扭曲披着高科技手段和媒体、权威的正统性的外衣，常常不被发觉。而正是在传统文化的市场化运作中，传统与现代、后现代开始了未曾有过的融合。这也是文化转型的过程。

总体上评述，产业化后的文化成为一种商品，商品生产者将主要精力投放在消费者的需求上。当人们面临文化冲突、价值取舍的苦恼时，消除这一苦恼，让思想更加明朗就成为切实需求——市场需求。通过对市场千方百计的迎合和新科技手段的应用，将文化变形、加工（包装）来出售。同时迁动了人们的思想。这是其他手段所不具备的功能，没有什么驱动力比文化商品生产商孜孜不倦地钻研商机的执着更浩大，更有效推动思想文化内在的变化。

同时，如同洗衣粉、电子产品一样，在文化生产者那里，文化作为商品也需要不断升级，不断研发创新，才能顺应时代，满足消费者变化着的需求和更高层次的要求。新的思想渴求，也是新的市场，成为带动文化转型的引擎，根据环境的变化，不断将传统、现代性和后现代性进行着整合。在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最终塑成一个属于中国、面向未来的文化之型。

三、文化产业化的局限

文化产业化并非仙丹，对文化发展也有“副作用”。社会文化的整合不可能单纯依靠文化产业完成。以净化心灵为任的文化被统摄于资本逻辑之下后，难免沾染与它水火不容的拜金主义、实用主义等庸俗之气。而这正是传统所痛斥的、现代所承受的以及后现代所无奈的。产业是市场经济，它本身就是现代性的。文化产业化就是要求文化站在现代性一边。从这个意义上说，产业化没有能力将文化带到真正的理想之境，传统、现代和后现代的矛盾不会根除，反而会带来新的问题。人们的价值取舍之痛不能痊愈。可忧的是，由于资本逻辑泛滥和新技术的应用，文化产业在满足人们精神需要的同时，可能会始料不及地把文化引向人们原本没想要去的地方。这是一种未知的危险。譬如网络在文化传播中的应用，带来了“艳照门”、虐猫事件等恶俗的东西，这也许只是冰山一角。

文化也不可能全部以产业形式存在，资本逻辑不是全部。引导文化健康发展的文化事业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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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学生从学习汉字到对一些句子的描绘，再到写作一些简单的记叙文，最终到写作说明文和议论文，这些写作阶段的演变其实是学生学习语文写作必须经历的重要过程，这些节点都是议论文写作过程中需要掌握的要素。但是针对不同形式的文体写作其实是有严格规范的，因此在学习议论文写作过程中首先需要对议论文的写作特征进行明确讲解，这也是语文教师必须给学生传递的教学要点。

2.议论文写作过程中需要明确的几个方面

在议论文写作过程中，需要了解并且准确把握议论文的重要构成部分，比如整篇文章的议论主体、议论形式和中心思想等等，这些都是议论文写作开始前要格外注意的内容。在议论文写作过程中对于某一议题的选择是写作的前提，同时也是影响整个文章议论主体以及中心思想的首要内容。对于教师而言，在语文教学过程中可以从选择议论文的主体出发加强学生对一些常见社会现象和人物行为的议论分析。这些分析不仅可以很好地锻炼学生辩证地思考一些社会问题，还能让学生对议论文的一般写作手法有一定的认识，同时还能够很好地提升学生的自我分析能力，长远来看也是完善自身知识体系的过程。

二、如何加强和提升议论文写作水平

1.议论文的写作要具有辩证性思维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