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创作论文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文学创作论文，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当前，很多文学批评作品的政治化倾向明显，实际上不过“以学究之陋解诗”罢了，对作品只是理论上的标示，仅仅用文学理论去解释作品，而不是基于审美或经验主义。在职业批评家看来，也只是“禾”与“莠”在一个田地齐生共长的景致。事实上，其对于推动文学创作和文学发展的功用微乎其微。20世纪初改良派提出的“小说界革命”，目的就在唤醒民众，启蒙民智，改良社会风气。文学的功利主义、实用主义色彩浓厚无可厚非，而当代文学则必然要求借鉴西方文学的精华，宣传新思想、新观念，反映新生活、新文明。因此，文学批评者也必须从美学立场出发寻找安身立命之处，这样，文学批评界的社会地位才能有所提高。

2.文学创作的民族化与文学批评的现代化相互制约

文学发展整体形势不容乐观。文学创作要民族化，文学批评要现代化，大家的思考重心往往都放在“如何改革上”，而缺少对“为何要这样”的深入思考。其实，答案不在于艺术，而在于政治。令人遗憾的是，创作方法可以探索创新，创作原则却难以动摇，现实主义的意识形态背景必须时刻牢记和体现，那么，在文学批评当中，批评的政治立场显然比艺术方法重要，文学批评的“推陈出新”的实践时隐时现，文学批评的从属地位逐渐占据主流地位。

二、文学批评的未来与展望

1.丰富批评理论体系，消弭批评与创作之间的无形鸿沟

文学创作从来不源于理论思考，并超前于理论思考，其最本质的东西就是这种“清风自来”的新鲜感，而这恰恰是一般批评家所未能进入的境界：他们往往把或许也曾感受到的这种得之不易的新鲜感置之脑后，其所看重的只是文学史的知识和材料而已。威尔逊提出，批评家仅仅是批评家也是不够的，他应该首先是艺术家，善于创作诗歌、小说、戏剧，才能真正对艺术创作者及其作品产生真挚的同情，才能把作品中最真实的信息传递给读者。

2.将艺术和审美相结合，实现文学批评的美学化

篇2

Abstract:Theauthor’sinvisibility,ortheunfaithfulnessoftranslatedliterature,hasalwaysbeenacontroversialtopicintranslationstudiesinChina.Whyisthetranslatordissatisfiedwiththe“formalequivalence”betweenwordsfromdifferentcultures?Underwhatcircumstanceswilltheauthorofthesourcetextbeinvisible?Whatistherelationshipbetweentheauthor’sinvisibilityandthetranslator’svisibility?Fromaculturalperspective,howdoesthenotionofinvisibilityaffectthedevelopmentoftranslationstudiesandthepursuitoftranslationcriticism?TheauthorattemptstofindanswerstothesequestionsbyemployingatheoreticalframeworkbasedonAndreLefevere’sviewsontheinfluenceofpoetics,ideologyandpatronageontheproductionontheproductionoftranslation.

Keywords:author’sinvisibility;poetics;ideology;patronage;translatedliterature;relationship

在翻译文学的创作过程中，译者在处理原作时，由于不同的策略取向，会导致原作不同程度的变形，译作不同程度的失真，笔者将这种翻译文学中的变形现象称为“原作之隐形”。

“原作之隐形”，换言之即“译作之不忠”，这一现象一直困扰着翻译界。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为何不“依样画葫”？原作会在何种情况下隐身于译作之后？原作的隐形与译者地位、翻译学科建设和翻译评论之间究竟有何因缘？这是一个值得译界深入探讨的课题。在本文中，作者试图从勒菲弗尔的“三要素”理论入手，对此现象作一文化透视。

理论依据

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éLefevere）是文化学派的典型代表。他在《翻译、重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操纵》一书中阐述了关于翻译的“三要素”理论。勒菲弗尔认为，翻译是对原文的重写。翻译不能真实地反映原作的面貌，主要因为它始终都受到三种因素的操纵：诗学观（poetics）、译者或当代的政治意识形态（ideology）和赞助人（patronage）。翻译文学作品要树立何种形象，译者的观点取向和翻译策略都与意识形态和当时的译语环境中占主流地位的诗学观紧密相关。而赞助人，包括政党、阶级、宫廷、宗教组织、出版社和大众传播机构等等，都无时无刻不在操纵着翻译活动的全过程（Lefevere,1992a）。

勒菲弗尔的“三要素”论对长期以来为翻译“对等”的樊篱所缚的翻译界无疑带来了一股新鲜空气，它为研究各种翻译现象提供了新的文化参照系。那么，它对于“原作之隐形”现象又具有怎样的解释力呢？让我们来看一看种种隐形情绪背后所蕴藏的禅机，或许能够发现异样的谜底。

隐形情结和因缘种种

一、隐形与诗学

诗学，根据勒菲弗尔的定义，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是指文学技巧、文类、主题、人物、环境和象征，另一方面是指文学的社会角色。前者构成文学的功能，而后者则主宰着文学作品的影响程度(Lefevere,1992a:26)。

在翻译中，由于译者心目中的意向读者和服务对象来自译语系统，译者本身又浸染于译语系统文化当中，译语系统的主流文学形式和当时社会流行的文学观在这种“作用”下发生变形。这种变形首先是译作对原作的语言，特别是语法结构、逻辑形式、文体风格等方面的改变。

语言上的隐形可以发生在各种各样的语篇当中，即使是权威的经书典籍比如《圣经》和赫胥黎的《天演论》这样的作品，也会由于诗学观的影响在译者的诠释和解构中发生变化。例如，路德（MartinLuther）在以德文译《圣经》时就经常添加一些表示“转折”的连词，比如“Allien（但是）”。这是因为，虽然拉丁希腊文中无此原文，但德语的语法结构却要求他作这样的改变（蒋百里，1921）。而对于严复是如何配合他的“用心”郑重地选用了当时流行于士大夫之中的桐城派古体，又是如何根据汉语的习惯将《天演论》进行“化整为零”的拆变，则早已成为译坛百年之佳话。

语言的隐形不仅受到社会主流文学观的影响，有时还为译者本人的文学观和审美意识所操纵。这种隐形在诗歌和戏剧翻译中尤为明显。例如：对于拜伦的《希腊岛》（TheIslesofGreece），不同的译家便采用了不同的文体。以第一句为例：

TheislesofGreece,theislesofGreece!

Whereburningsappholovedandsung,…

梁启超译文：（沉醉西风）咳！希腊啊！希腊啊！你本是和平时代的爱娇，你本是战争时代的天骄！……

马君武译文：希腊岛，希腊岛，诗人沙孚安在哉？爱国之诗传最早。……

苏曼殊译文：巍巍希腊都，生长奢浮好。情文可斐斐，茶辐思灵保。……

译文：嗟汝希腊之群岛兮，实文教武术之所肇始。

诗媛沙浮尝泳歌于斯兮，亦羲和、素娥之故里。……

（谢天振，2000：146-147）

对于拜伦这首著名的诗篇，同一个国家的译者，为什么样会有这些不同的处理方式呢？一方面译者要借诗明志；另一方面，更由于各自的文学观和审美意识不尽相同。梁启超要用他的元曲全来宣扬政见，马君武则采用七言古诗来哀叹民族的命运，苏曼殊取五言诗体来抒发个人情怀，而则要用离骚体来进行语言文化比较（杜争鸣，2000：48）。他们都有以自己的文学观从不同的欣赏角度给译作涂上了浓烈的个人色彩，重塑了拜伦诗中的艺术形象和不同的拜伦形象。

文体方面的变形不仅将原文结构或文体隐身于译作之后，同时还可以导致风格的变形。风格上的隐形，可以发生在语言的各个层面，有时甚至是一个词的添减便改变了整个面貌。如：

ItwaseventwylightwhenheentredthecittieofAntium,andmanypeoplemethiminthestreets,butnomanknewhim.SohewentdirectlytoTullusAufidiushouse,andwhenhecamethither,hegothimupstraighttothechimneyharthe,andsathimdowne,andspakenotawordetoanyman,hisfaceallmuffledover.Theyofthehousespyinghim,wonderedwhatheshouldbe,andyettheydurstnotbydhimrise.For,ill-favoredlymuffledupanddisguisedashewas,yetthereappearedacertainemajestieinhiscountenance,andinhissilence:WhereupontheywenttoTulluswhowasatsupper,totellhimofthestraungedisguisingofthisman.（十六世纪英语）（王克非，2000：292）

这是英国十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散文译家诺斯（ThomasNorth）从阿米欧的法文转达译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贵人传略》中写柯里奥兰纳斯一书的开场白。风格既无阿米欧的古典，也不像原作者普鲁塔克，而是一段颇具诺斯色彩的生动活泼、充满戏剧色彩的新篇。其中，“Theyofthehousespyinghim”中spying是诺斯为原作所加的颇为戏剧化的一笔，而文中新增的副词ill-favoredly亦使整段译文更富神秘色彩。

如果说，语言结构和文体风格上的变形只是不同程度地碰破原作的“形”与“壳”，那么，译语文化与原语文化的错位则会或多或少地触及原作的“灵”与“肉”。

二、隐形与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指的是社会的、政治的思想观念或世界观。它可以是社会的、上层的，也可以是个人的（Lefevere,1992b）。

意识形态使用于翻译过程时，造成原作的文化在译作中的隐形。“翻译为文学作品树立何种形象，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译者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可以是译者本身认同的，也可以是赞助人强加给他的”（Lefevere,1992a:41;陈、张，2000：177）。因此，在不同的意识形态的支配下，原作中带有民族文化特性的东西就有可能褪色、变形乃至消失。

比如，傅东华在翻译玛格丽特·米歇尔的《飘》时，为了让译文符合中国读者的文化意识，有意将男、女主人公RedButler和Scalet译成了颇具中国色彩的“白瑞德”和“赫思佳”。傅东华是“不必字真句确地译”（谢天振，2000：148）的拥护者，他从译语文化出发，将原语的姓氏文化隐形，从而把读者引入他所营造的文学氛围。

又如，苏曼殊在译雨果（VictorHugo）的《悲惨世界》时，为了呼应当时提倡西方“科学”、“民主”和“打倒孔家店”、封建制的主流意识形态，特意杜撰了一段故事，并增加了原作中不曾出现的人物男德，同时借男德之口，吐出了一段批判孔子的话(王宏专，1999：40)。

文化隐形的现象在有关伦理道德的小说中表现更为明显。在20世纪初蟠溪子所译的《迦因小传》中迦因未婚先孕的一节即被译者删除（陈、夏，1997），因为当时中国社会的伦理道德不允许女子越雷池半步。《查太莱夫人的情人》节译本中有关描写的许多场面都被删减（成、周，1998），因为当代社会虽然开放了许多，但其主流意识形态仍不鼓励性开放。而针对古希腊剧作家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的名剧《吕西斯忒拉忒》（Lysistrata）中的台词，不同的译者所作的不同处理足以让我们对异国情调刮目相看。

在Lysistrata这幕剧剧终时，女主人公在请由美女扮演的“和平(Peace)”把斯巴达的和平使者带来时说了一句台词：“Enmedidotencheira,tessathesage.”直译：Ifhedoesn’tgivehishand,takehimbythePenis.对于这句台词，不同的译者的处理方式是：

①Ifanydonotgivehishand,leadhimbythenose(ByWilliamJ.Hickie1902).

②Iftheydon’tgiveahand,alegwilldo.(ByA.S.Way1934)

③Ifhandsarerefused,conductthembythehandle.(ByDouglassParker1964)

④Butiftheywon’tgiveyoutheirhands,takethemandtowthempolitely,bytheir…life-lines.(ByPatrickDickenson1970)

⑤Takethembythehand,women/orbyanythingelseiftheyseemunwilling.(ByDudleyFitts1954)(Lefevere,1992a:41-42)

显然，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译者对penis这个词作了不同的诠释和意象转移。为什么其中的差异如此之大？主要的原因还在于意识形态的影响。译者要为某一套意识形态服务，就会配合这一意识形态树立某种形象。当原作的文化意象与译者的社会文化意识不相符或不相容时，译者便会根据他要服务的译语社会的意识形态可以接受的形象作隐形的移植。

三、隐形与赞助人

赞助人（Patronage）在勒菲弗尔的“三要素”理论中被视作最为重要的因素。作为“任何可能有助于文学作品的产生和传播，同时又可能妨碍、禁制、毁灭文学作品的力量”（陈、张，2000：176），赞助人主要控制作品的意识形态、出版、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它可以是诸如宗教集团、阶级、政府部门、出版社、大众传媒机构，也可以是个人势力（Lefevere,1992a:17）。对于翻译活动的走向、翻译文学的兴衰，译者的地位乃至生命，赞助人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种作用，在原

语言结构或

作的“二度隐形”中表现尤为突出。

二度隐形使原作发生“二度隐形”的译品，大多是通过某一媒介转述或通过已有的译本转译、改编而来。因为原述者或原译本在第一次翻译时已一度变形，在这种基础上再创造的译本难免遭至二度变形。二度变形的译本导致了原作二度隐形。在这方面，林纾是当之无愧的译林高手。林纾不懂外文，他的译品主要建立在助手的转述和自我加工、改译的基础上（钱钟书，1981）。他还不顾原作的内容和形式，把莎士比亚的剧本《亨利四世》、《凯撒》和易卜生的剧本《群鬼》等都译成小说（冯至，1959）。与林纾同行的日本明治中期的高产译者黑岩泪香对侦探小说的改写度更是比林杼有过之而无不及：“他读了许多英文侦探小说后，有趣的故事情节尚在脑中，”然后坐在他自己创办的《万朝报》编辑室里，“不看原书，信笔译去，创所谓通俗易懂的‘泪香风格’”(王克非，2000：324)！而三、四十年代由、改编的托尔斯泰的名作《复活》在南京公演时不但抹去了《马太福音》，而且还有意让原作中的波兰革命者唱起了抗日救国的战歌(黄，2000；谢，2000)！这些作品虽然经过了二度变形，但其不断增长的出版数量足以证明“林译小说”和“泪香风格”都在各自的国度获得了成长的土壤：林纾以180余众的高产位列众多译家之首，而黑岩泪香也以130余本入居高产译者之列。、的《复活》更是在民众之中引起巨大的轰动。

那么，是什么原因使这些让原作“隐”了“形”甚至还带有各种错误的译本在读者或观众中具有广阔的市场呢？从文化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当时的社会环境呼唤新的文学形式，但更重要的，还来自于当时的文学赞助人的广泛支持和扶植。在林纾的时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迅速兴起，大批康有为、梁启超们致力于翻译以政治小说为主的各类文学作品来达到改良政治的目的（王宏志，2000）。林纾的译作如《巴黎茶花女遗事》、《黑奴吁天录》等正是顺应这股潮流而生的，理所当然受时上层改良家们的支持。“译才并世数严、林，百部虞初救世心。……”康有为的这首诗，是对林纾最好的肯定和宣传。而黑岩泪香所处的日本明治中期，亦属于“民智未开”的社会，侦探小说的这种崭新的文学形式自然吸引了广泛的读者。更何况，黑岩泪香本身就是舆论工具的控制者，他的译作大多就是在他自己创办的《万朝报》上连载(王克非，2000：324)。而、将《复活》改编并成功地搬上舞台，都离不开当时正在走向胜利的“红色”力量的扶助和领导。由此可见，作为赞助人的政治权威、文化权威和新闻出版机构在隐形的文本流通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确是举足轻重。

隐形与共识

从勒菲弗尔的“三要素”论和大量的史料来看，翻译文学创作过程中的原作之隐形现象是社会、文化、意识形态乃至权力操纵的必然结果(Hermans,1996:26)。翻译不是单纯的文字转换，而是两套不同文化系统的相遇和冲击(Toury,1978:89)。原语文化系统和译语文化系统无论在语言意识形态还是在权力关系等各层面上都有各自独特的“规范(norms)”。译者面对不同的文化系统和不同的“规范”，必须作出适当的取舍。如果以原语文化为主导，不对原著做适当的“修枝剪叶”，译文便会最大限度地保留原著面目，而迫使译语文化让步，结果是译文“晦涩难解”（鲁迅，1981：151-153），很难进入译语文化系统。试想一下，有哪能一本“逐字翻译”的作品真正流传于世呢？相反，译者也可能将原著文化或“规范”彻底，但这已超越了“翻译”的界定范围。比较合理的选择常常是处于两个极端之间的某一位置，即，译者会浓度既牺牲原语文化的某些“规范”也打破译语文化的某些“规范”(Toury,1978:88-89)，其终极产品会因为不同的偏向而烙上“异化(foreignization)”或“归化(domestication)”的色彩。而译者为满足译语文化读者的文化意识和审美取向，同时由于译者本身又受译语文化的种种制约，更多的时候是以牺牲原语文化为代价，让原作隐形于译作之后，而这种隐形的具体表现形式，正是勒菲弗尔所说的诗学、意识形态和赞助人，它们在翻译文学的创作过程中控制着原作的隐形程度。

隐形不仅是文化交流的必然产物，也是翻译理论研究的新的增长点。勒菲弗尔以他的“三要素”论，把翻译中的隐形现象置于历史文化的大范围中进行审视，把一向不愿为“奴”而又诚惶诚恐于“以忠实为天职”的译者从困惑中解放出来，使我们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重新审视翻译与原作的关系，重新认识作为译者的影响和作用。传统译论把翻译视作原著的复制品，因而翻译在地位上屈从于原著，翻译研究也以“原著为中心(source-textoriented)”，对原著任何的隐形都被视如“叛逆”或“不忠”。而在勒菲弗尔看来，译者能不能译出与原文相近的译文已不重要，重要的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必然故意对原文进行改写，根本不存在要和原文对比”(王宏志，1999：17)。换句话说，即，对原作的隐形是译者根据翻译目的对原作进选择文化解构。勒菲弗尔的这一理论对“原著中心论”提出了原则性的质疑，确定了翻译研究以“译语为中心(target-textoriented)”的理论基础。在这一点上，勒菲弗尔并不是孤独的施行者。纵观世界翻译史和翻译理论研究史，与勒菲弗尔牵手的人比比皆是：埃文—佐哈尔(ItamarEven-Zohar)的“多元系统论”(Polysystem)，图里(GideonToury)的“规范”(Norms)论，斯内尔—霍恩比(MarySnell-Horn-by)的“格式塔”(Gestalt)，弗美尔(HansJ.Vermeer)的“目的论”(Skopostheory)，都在不同程度上否定原文至上的观念，勒菲弗尔在英国的同伴巴斯内特(SusanBassnett)更是赞同“翻译有如‘吸血’”，译者应对原作“粗暴地妇占(womanhandle)”(陈、张，2000：186)！而解构学派则坚信只有将原来的“器皿”击成“碎片”，将原作“置之死地”才能重塑“后起的生命”！翻译不再是原作的复制品，翻译过程中的隐形也并非是对原作的“淹没”，而是原作的“再生”，是原作“生命延续”的阶段(theirstageofcontinuedlife)(Benjamin,1992:73)。看看庞德是如何让李白在美国复活，看看在中国早已死去的“寒山诗”是如何成了“垮掉的一代(theBeatGeneration)”的精神食粮，再想想英国的二流作家哈葛德是怎样在林纾的笔下家喻户晓，想想在挪威并非最突出剧作家易卜生是怎样在《新青年》上光芒四射的，翻译中的隐形对译者、读者和原作的意义不言而喻！那么，翻译家为什么还要甘于作“茧”？翻译家要提高自我价值，首先必须有勇气让自己“现身(Visible)”，让原作“隐形(invisible)”。“亦步亦趋”，是永不可能建立起“卓而不群”的学科体系的！

隐形现象带给我们的另一个思索是如何看待译品评介的问题。传统的译评常常介于“空泛的赞赏”和“集中评错”之间(王宏志，1999：7)。而这种“错”，往往是由于隐形所导致的。挑“错”标准仍然以原著为参照。确实，从纯

粹的翻译技巧上看，如果我们认为只要不是“逐字”的翻译便是翻译的败笔的话，那么，严复的翻译确乎算不上成功，因为他在系列“醒世”译译作中将“俚鄙不经之事”皆“芟剃不言”①。但从严复深刻的“用心”、精湛的语言和百年不变的影响上来看，我们能说他的译品不是成功之作吗？翻译毕竟不是一种纯技巧活动，它是一种社会文化活动，翻译作品不可避免地要烙上文化的印记。因此，对译品的评介不应该只限于狭义的“忠”与“不忠”的范围，而应该置之于历史的、文化的广阔背景中加以讨论。在“信、达、雅”之外，译评家有更多的核心问题可以触碰和深入探索，比如说，由于隐形所产生的佳译或劣译的文化背景和社会效果，等等。

最后一点是对于“隐形”的态度问题。从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culturalturn)”(Lefevere,1992b)和全球文化交流的趋势来看，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隐形现象在未来的翻译文学中不仅不会销声匿迹，而且还将伴随“异化”现象的升温而继续与之分庭抗礼。随着人们知识水平的提高和社会环境的日益开放，对隐形现象的欣赏度也会越来越大。作为译者，在特定的诗学观、意识形态和赞助人的影响下对原作进行适度的隐形是完全必要的。作为学者，更有责任学会如何客观地分析历史事实和历史现象，没有必要把这种“隐形”视如“文化堕落”（孔慧怡，1999）而战战兢兢地敬而远之或面红耳赤地诛而伐之，更不能武断地要求译者“附庸”于原作，因为异域的文化在进入新的氛围的过程中经过一路“颠顿风尘”和“遭遇风险”，“不免有所遗失或受些损伤”（钱钟书，1981），它的终极形式不可能是纯粹的“之乎者也”，也不可能是纯粹的“YesorNo”（冯至，1959）。而作为原作者，也大可不必因为“译作的声音超过了原作”而抱屈，因为文学作品的生命正在于流传。原作通过译者在异域得以繁殖，虽然被涂上了新的色彩，但也被赋予了新的生命。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作者该做的似乎不是怨天尤人，而是对译者满怀敬意。

注释

①此为吴汝纶在通信中与严复讨论翻译标准时对严复的鼓励之辞，转引自王克非编著《翻译文化史论》，p.51，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8。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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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

我国现当代主流文学创作将自然生态内涵视为反对工业主义的存在，当自然成为现代人心灵的庇所时，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却天然具备自然主义的启蒙性，九十年代以后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中看不到丝毫对自然主义的消费，而是作为一种审美的愉悦之源而存在。例如土家族文学讲究返璞归真的情性自然，视“无执着”为自然的本质状态，代表名著《梯玛神歌》展现了土家族人面对死亡的豁达；纳西族民间歌谣的审美对象覆盖了宇宙星空与山川风物，专注于平凡小事，力求呈现人与物的自然性灵，传递物我合一的思想；苗族古歌充满了对客观自然的模拟，将真实之美视为自然之美，早期的《中麻歌》、《枫木歌》是自然物象的真实；中期的《铸日造月》、《栽枫香树》是自然境遇的真实；后期的《迁徙歌》、《神子神孙》则是自然情感的真实。虽然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对自然的审美体验各不相同，但均取法于天地，立象以尽意。正如荣格所说，自然不能成为人们面对世界工业化的安慰剂，更不能化身文学炫耀的产物，我们可以如此理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自然主义精神，即“它是一种不以自然为自然的创作精神”，对于少数民族作家而言，并没有将自然创作对象与其自身鲜明区分，少数民族文学的自然主义精神物我不分，不是建立在对自然的虚拟想象与征服之中，相反是人化的、神性的、对生命自然的确证。

二、诗意言说方式：作家最高体的性灵之光

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最擅长的是对自然的诗意言说，原因在于真切可感的大自然不仅存在于少数民族生产生活劳作中，还存在于少数民族的民族命运之中，是民族命运中的一切自然之物给予了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特殊驱动，使之相较大众文学的自然言说多了一分犹如小儿蒙昧未开又天真无邪的诗意。首先，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天然具备自由野性的特质，云南佤族的《西岗里》意为从山洞走出来的人，描写了“猎头祭谷”、“生食动物”的部落生活，但对自然的倾心塑形却达到了中国文学的极致，佤族的河流、山岗、阳光在文中自由穿梭，即使是最可怕的“人头祭祀”也因为“山神的节日”隐去了血腥与荒诞，取而代之的是山里人的歌、大峡谷的惊天涛声，以及作者在秋天的转弯处看见的一座座哀伤的石头。汉族作家迟子建形容他为“最生动的身姿、最沉着的气度、最辽远的包容”。此类自然的抒写在少数民族作家的眼里“既是基于生存厉害关系的表达，又是对人类自然存在的诉说与感情依附”，因此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自然主义情怀源自作家的原始冲动，他们没有对自然强大的控制欲，依靠自身与自然命运的深刻联系来反映人与自然的依存。其次，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自然主义思绪是无目的性的自发抒情，倾向于表达人的内在和谐性以及对土地、生命的真实感知。无目的性是自然主义文学的精髓，即意识到自然外物对身体的作用都是为了让心灵获得生而为人的各种影像，布依族文学《洪水潮天》中的砍柴翁在饿死的时候庄严地致谢天地让他看到了神的力量；维吾尔族的《中国土地上的圣战》虽然是描写伊犁少数民族反抗封建压迫的作品，但却对战争做出了超越性的解释，指出是自然的意志教导我们主宰民族的生命，依靠感觉、快乐以及思想来活着才不会被混乱不堪的心神困扰，对人的自身自然做出了经典的诠释，丝毫看不到人处于残酷战争中的心理失衡以及与自然的紧张对立关系，自然早已进入了创作者的意识，成为文学思维的高级形式促使作家内化自然与社会的关系，而作为心灵的造景者，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使命仿佛就是对自然无止境的观想涌现，始终保持着最适当的姿态，其恬然闲适的距离化、人文情怀以及审美空间弥漫着浪漫与古典的诗意，“那并不是对生活的短暂溢出或调味，是面对自然真正的谦卑与敬畏”。

从二十世纪开始，我国文学创作接受了西方的心身学说，体现为对哲学的二元论检阅，在主张物质与思维的同时，大量地参入了对文学功能性的贯彻，对此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却游离于外，闪耀着最高本体的性灵之光。严格意义上来说，中国现当代自然主义作品都是“科学化的自然主义”，以探索自然资料与感官证据来反映世界的合理性，而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却是体悟性的自然主义，例如拉祜族《扎努扎别》对作家童年田园生活细致入微的描绘，抒发“哪里有自然哪里就有黄金”的呐喊，表现作家经由自然净化后对生命价值的沉思，质问读者人死后会再生吗？除了穿衣吃饭你还操心些什么呢？土家族《母船》、《百合》写游子在千里之外怀想故乡宁静古朴的生活，展示了土家族人恬淡、和谐的生存样态，是作家立足于乡土自在生命的精神回归。可见，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自然主义情怀处处蕴含着作家主体在场的心灵表白与叩问，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对自然诗意的表达，是诗意的自然对少数民族作家心灵塑造的结果。根据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的灵魂学说对文学创作进行的补充，文学既是服从现实物质实体的形态表征，又是“对作家心身探索中无广延的、不朽的精神力量的感性解构”，少数民族作家正是受到了自然有形体与无形体的知觉影响，从而塑造了自身的自然观念、思维以及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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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出身及当时社会创作风气

曹操(155-220 )，东汉末年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本姓夏侯，字孟德，小名阿瞒，沛国谁郡(今安徽毫县)人，出生于一个大官僚地主家庭，长子。因其父曹篙乃是中常侍曹腾之养子，故改姓曹。亦因这种关系，曹操自幼便有机会接触官宦子弟。日后的劲敌袁绍亦是曹操年少时朋友。曹操身长七尺，细眼长须。自幼放荡不羁，但很有才华，又足智多谋，善于随机应变。当年，汝南有个善于评论人物的名士，叫许助，评论曹操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初平三年，董卓为王允、吕布所杀。而二人又被卓部下李催、郭祀所逐。献帝乘乱与一帮大臣逃出长安，但被李、郭二人所追捕。而曹操接受荀或、程显建议，迎接献帝至许昌。时为公元196年，曹操四十二岁，从此曹操便开始挟天子以令诸侯。建安二十一年(216)，曹操进位为魏王。建安二十五年(220)，曹操病逝，享年六十六岁。翌年(221)，操子曹巫篡汉，建国号魏。追尊曹操为太祖武皇帝。

东汉末年社会动荡不安，人们逐渐从经学的束缚之中解脱出来，正统观念开始淡化，思想出现了活跃的局面，深受两汉经学影响的士人们僵化了的内心世界让位于一个感情细腻的世界。重个性、重欲望、重感情，强烈的生命意识成了建安士人内心生活的中心。随之而来的是文学成了感情生活的组成部分。它自然而然地失去了政教目的，失去了经学附庸的地位。士人们经过东汉末年的党锢之祸，才逐渐从麻木之中清醒过来，不再忠于一朝，正所谓“良禽择木而栖”，名士择良君而仕，有的人中间曾经变换几个主子。比如王架，起初是依附荆州刘表，后来归属曹操，成了建安七子之一，一生随曹操南征北战，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同时也留下了不少的军事题材的诗歌。如著名的《从军诗》5首、《初征赋》等。曹操面对士人原有意识形态、价值观念逐渐解构的现实，提取揉合儒道法等各种思想中的合理内核，形成了自己的实用理性，这不仅标志着魏晋南北朝时期“人的觉醒”，同时也开启了文学的自觉，为诗文灌注了鲜明的个人特色，从而构建了曹操诗歌慷慨悲凉、阔大豪奇的审美境界。

《乐府诗集》中收录曹操诗共21首，其中包括《气出唱(一作“倡”)三首》、((精列》、《度关山》、《燕露》、《篙里》、《对酒》、《陌上桑》、《短歌行三首》、《苦寒行二首》、《塘上行》、《秋胡行二首》、《善哉行二首》、《步出夏门行》、《却东西门行》。这些诗歌分属于相和曲中的相和、清调、瑟调三曲。根据《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的收集，其中《善哉行》(残句)、《董一卓歌辞))(“卓”当为“逃”之误)、《谣俗辞》、《有南篇》(残句)、《饮马长城窟行》(残句，6首)，为《乐府诗集》未收作品。

据《汉书·艺文志》记载:“至武帝定效祀之礼，祠太一于甘泉，就乾位也;祭后土于汾阴，泽中方丘也。乃立乐府，采诗夜诵。从这段话我们不汉知道乐府被立于汉武帝之时，而且知道了乐府与诗歌的关系，诗的语言形式再加上乐府的曲调，便成了可以歌颂的形式了。又据《汉书·艺文志》:“自武帝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赵代之讴，秦楚之风。”“李延年善歌，为新变声。是时上方兴天地诸祀，欲造乐，令司马相如等作诗颂，延年辄承意弦歌所造诗，为之新声曲。这是文学史上所记载的较早的文人做乐府诗。从这段话我们也可以看出来，文人乐府诗的产生，与“新声”或“新声曲”的关系极为密切。这种“新声”是配辞而唱的乐曲，其曲牌就是后来的乐府常用的诗题。

二、曹操的乐府情结与反映真实情感作品的创作

自武帝立“采诗夜诵”的乐府机关后，整个西汉时期的乐府，由《效祀歌》、《房中歌》、《饶歌》三大类构成，至东汉明帝时，乐府被定为“四品乐”并且经常在宫中演奏。另据《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与裴松之注引《曹瞒传》及郭颂《世语》等之记载可知，曹操为宦官曹篙义子，自小生活于皇宫中的曹操，自然在很小的时候，就受这种音乐的熏染和影响，自然对这些音乐会很感兴趣。再看《宋书》卷二十一《乐三》的一则记载:，’(但歌》四曲，出自汉世。无弦节，作伎，最先一人倡(唱)，三人和，魏武帝尤好之。从这段话可以看出，一代袅雄，魏武帝曹操对《但歌》四曲是非常喜欢的。

这些在皇宫内经常被演奏的乐府诗，是东汉皇宫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自幼生活于东汉皇宫内的曹操，不但从小耳濡目染这些音乐，而且这种透露着王者气势的音乐对“少机警，有权数，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的曹操有极大的吸引力。这种音乐所蕴涵的气概，正是曹操倾其一生所努力追求的。曹操的“仿效乐府”，表达了他对王权的向往与努力追求，历史地成了曹操难以割舍的乐府情结。在《短歌行》、《对酒》、《气出唱》、《步出夏门行》v露》等诗中，表现了曹操古直悲凉，胸有大志、慷慨激昂的气度。请看其《步出夏门行·观沧海》一诗，以雄健豪迈之笔，对大海吞吐日月、含孕群星的气魄，进行了生动形象的描绘，实际土曹公是借大海来抒发自已博大的胸襟，读之令人回肠荡气，感慨万千。一代袅雄的博大气概尽在其中。

曹操诗歌，有不少是“歌以言志”的，多借助乐府歌辞以抒发自己的抱负。兹可举出数例:

歌以言志，晨上散关山。歌以言志，有何三老公。歌以言志，我居昆仑山。

歌以言志，愿登太华山。歌以言志，天地何长久。歌以言志，四时更逝去。歌以言志，戚戚欲何念。—(以上见其《秋胡行》)

还有《步出夏门行》中的“幸甚至哉，歌以言志”均出现了“歌以言志”四字，这充分说明了曹操借乐府歌辞以抒大志的文学思想。再看《三国志·魏志》卷一《武帝纪》裴松之注引《魏书》云:

(太祖曹操)创造大业，文武并施，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书，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登高 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

还有《诗品序》云:

三祖(指魏武帝太祖曹操、魏文帝高祖曹王、魏明帝烈祖曹春)之辞，文或不工，而韵入歌唱。曹操善于以乐府旧题写时事，以抒己志。除了抒发自己要建功立业的伟大志向之外，曹操也有不少诗歌表达了对人民的同情。如《秋胡行》:

四时更逝去，昼夜以成岁。四时更逝去，昼夜

以成岁。大人在先天，而天弗违。不戚年往，忧世不治。存亡有命，虑之为痴。歌以言志，四时更逝去。(《秋胡行》)

又如《短歌行》第一首云: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惟有杜康。青青子补，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令。哟哟鹿鸣，食野之萍。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明明如月，何时可辍。忧从中来，不可断绝。越陌度吁，枉用相存。契阔谈宴，心念旧恩。月明星稀，乌鹤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 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在这二首诗里，抒发了诗人深沉的“忧伤”。慨叹“去日苦多”而贤才未至，功业未建，治世难待。诗的末尾托周公以喻志。

曹操的不少诗唱出现实生活中的苦和乐。在《气出唱》中有“解腹愁，饮玉浆”。在《短歌行》中有“何以解忧，惟有杜康”。《露行》中有“瞻彼洛城郭，微子为悲伤”。《篙里》中有‘性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苦寒行》中有“树木何萧瑟，北风声正悲”。“悲彼东山诗，悠悠令我哀”。《塘上行》中的“念君去我时，独愁常苦悲”。“念君常苦悲，夜夜不能寐”。

在曹操诗歌创作中，表达欢乐之情的也为数不少。如《气出唱》第二首:“酒与歌戏，今日相乐诚为乐。”《秋胡行》第二首:“戚戚欲何念!欢笑意所之。”《善哉行》第三首:“朝日乐相乐，酣饮不知醉。”“弦歌感人肠，四坐皆欢悦。”

这些诗歌创作，无论是叙悲伤，还是言欢乐，都表现了曹操重视内心真实感情的抒发，不虚伪，不做作，所以读起来给人以真实的感觉。人生活在世上，不可能不存在喜怒哀乐等各种感情，曹操就是把这些真性情通过诗歌创作给抒发了出来，表现了人的合理的感情和欲望。正是人性获得解放的标志。正所谓“尚通脱者”也，这种风尚是“人的自觉”的产物，士人从经学束缚中解脱出来，发现了自我，发现了感情、欲望、个性。通脱，正是这种自我发现在行为上的反映。裴松之引《曹瞒传》，说曹操:

好音乐，倡优在侧，常以日达夕，被服轻纺，身自佩小架囊，以盛手巾细物。时或冠恰帽以见宾客。每与人谈论，戏弄言诵，尽无所隐;及欢悦大笑，至以头没杯案中，肴膳皆沾污巾情。其轻易如此!

这些都是纯任性情的自然发作，不加任何掩饰，看不到礼的任何约束的痕迹。至于曹王要部下在王聚墓前学一声驴鸣，为集送行;称衡的脱了衣服在庙堂之上击鼓;南荆的三雅之爵，河朔的避暑之饮，等等。全都是不受任何礼法的约束，情有雅俗，性有善恶的表现。

三、《文心雕龙》对曹操文学思想的评价

《文心雕龙》中论及曹操文学思想的有以下几处:

曹公称:为表不必三让，又勿得浮华。所以，魏初表章，指事趁实，求其靡丽，未足美矣。

“为表不过三让’，见曹操《上书让增封》:“无非常之功，而受非常之福，是用忧结，比章归闻，天兹慈无已，未即听许。臣虽不敏，犹知让不过三。所以仍布腹心，至于四五，上欲陛下爵不失赏，下为臣身免于苟取。”其 目的是为了功赏实事求是。反对“浮华”是曹操的一贯主张。路粹《为曹公与孔融书》称曹操:“抚善战士，杀身为国，破浮华交会之征，计有余矣。”孔融因为与称衡等人搞“浮华交会”、以虚乱实而被曹操杀掉。“浮华交会”，是汉末士风的一大特点。“浮华交会”就是指朋友、生徒之交游聚会时“合党连群”，用浮游无根，华而不实之词或于品题人物时“互相褒叹”(如孔融与称衡的相互吹捧)，或在清议时事时胡乱攻评。曹操认为，孔融就是“浮华”之风的典型代表。曹操在写作实践中也是反对浮华的，他写的命令文告，都是有什么说什么，不掩饰不含糊，大胆真实。东汉末年，在写作上已经存在内容陈旧、词藻过胜的现象。对此，曹操的文学主张有革新的意义。当时的碑铭，有不少是谈墓之作。蔡琶是很善于写墓铭的，他说:“吾为人作铭，未尝不有惭容，唯为郭有道碑颂无愧耳。”(《世说新语·德行》注引《续汉书》)为了抵制碑铭文之华而不实之风，曹操于建安十年下令“禁厚葬”，“禁立碑”。曹巫在《典论·论文》中主张“铭诛尚实”之说，即与曹操相同。

《文心雕龙·诏策》篇云:“戒救为文，实诏之切者……魏武称:‘作戒软，当指事而语，勿得依违。晓治要矣。”，

“戒救”是皇帝诏策中的一种文体。曹操深知这种文体的特点，为了充分发挥戒救为政治服务的功能，保证它的切实可行性，故在论述其写作时说，戒救要有很强的针对性，即要求针对具体的人和事而发，且其态度应当十分鲜明，当“依”则“依”，当“违”则“违”，不能“首鼠两端”，模棱两可，含糊其词。

《文心雕龙·章句篇》云:

诗人以“兮”字入于句限，楚辞用之，字出句外。寻“兮”字成句，乃语助余声。舜咏“南风”，用之久矣，而魏武弗好，岂不以无益文义耶?

“兮”字为语气助词，有声无义，曹操不好用之。考曹操所存诗赋，无用“兮”字者。这里，实际上“兮”字是可有可无的，加上与去掉并不影响文义的完整表达。曹操是尚简尚实的，所以反对这种用法。曹操不仅为人“简易”，为文也“简约严明”(见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反对“烦富”和“陈词滥调”。他在《孙子序》中说:“吾观兵书战策多矣，孙武所著深矣……而但世人未之深明此说，况文烦富，行于世者，失其旨要，故撰为《略解》焉。”曹公的“反对烦富”的文学思想于此可见一斑。

《文心雕龙·事类》云:

文章由学，能在天资。才自内发，学以外成;有学饱而才馁，有才富而学贫……才为盟主，学为辅位，主佐和德，文采必霸;才学偏狭，虽美少功……故魏武称:“张子之文为拙，然学问肤浅，所见不博，专拾崔杜小文，所作不可悉难，难便不

知所出。”斯则寡闻之病也。

这段话反映了曹操的反对模仿因袭，主张创新的文学思想。曹操批评张范为人欲学邮原而为文专拾掇崔、杜。其结果是:“造之者富，随之者贫”—有创造性的人富有，跟着走的人贫穷。俗话说“吃别人嚼过的摸没味道”，也是这个意思。它集中表现了曹操重创造轻因循，为文重学问广见闻的文学思想。

又如《章句》云:

贾谊、枚乘，两竟辄易。刘欲、担谭，百句不迁。亦各有其志也。昔魏武论赋，嫌于积韵，而善于资资。陆云亦称四言转句，以四句为佳。观彼制韵，志同枚贾，然两句辄易，则声韵微嫌。

这段话反映了曹操反对写作诗赋一韵到底的文学思想。这一主张，亦为五言和七言诗的进一步发展和成熟指明了方向。最早的一批文人七言诗，多是一韵到底的。一韵有尽而换韵可致无穷。如此，就能增大诗体的容量即表现力。

再如《养气》云:

至如仲任置观以综述，叔通怀笔以专业，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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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儿童文学在中国儿童文学发展的进程中扮演了不可小视的文化角色，为中国新时期儿童文学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特别是新时期以来，李凤杰、王宜振、安武林、孙卫卫等作家出版了数量可观的著作并且在全国获得了认可，支撑了陕西儿童文学这片天空。

一、西北儿童文学的重镇李凤杰

李凤杰是我国当代儿童文学的一个重量级作家。自1963年首次在《陕西日报》发表作品至今，从事创作已整整40年。他用真实的笔墨，将童年的苦难与欢乐描绘出来，以诗化的语言，尖锐的思想，深刻的内涵，悠长的韵味，打动着广大少年儿童读者的心。评论家李星认为《针眼里逃出的生命》:“称它为新时期中国儿童文学的‘经典’，也一点儿不会过分。”[1]同时，李凤杰也是较早自觉接受“儿童文学应该以儿童为本位’，的写作立场的作家之一，其作品能“关注儿童，表现儿童，有助儿童”，堪称真正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儿童文学作品。

李凤杰是一位具有全面创作素质的优秀作家。他创作了大量的儿童小说、儿童散文、童话、报告文学等。他是一位有深刻洞察力的现实主义的作家、是一位具有浪漫主义气质的作家、是一位具有现代意识的作家。他游刃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用激情的笔墨奉献出许多感动人心的儿童文学篇章。他创作的三部长篇、八部中篇、一百多个短篇儿童文学作品，题材广泛，体裁多样，精雕细刻，品位高雅，赢得了读者，也受到了评论界的长期关注，曾五次获得国家级文学、图书大奖，十七次获得省级以及省级以上文学刊物奖。这就是他ao年创作生涯的硕果，}o年心血的结晶121。

李凤杰的儿童文学创作体现着现实主义的品格。评论家李星曾说过:“李凤杰的作品有一个总主题，就是写关中农民口头常说的‘活人难’—不过是以少儿的方式!”即‘活人难”这三个字准确地道出了李凤杰儿童文学，特别是其儿童小说创作的深厚的社会内涵和生活底蕴，准确地道出了李凤杰儿童文学创作所坚持的现实主义立场。

二、西北笛王王宜振

王宜振在当代中国JL童诗歌群体中是非常突出的。“他是继柯岩、金波之后中国当代儿童诗的又一个艺术高峰”。[3J他是一个全能式的人物。他的作品在全国各地的少年儿童读者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王宜振的儿童诗语言优美，意境清新，讲究思想性和时代气息的有机结合，有一定的社会实用价值。他的JL童诗歌是诗歌的艺术与诗人的人生经验及现代儿童观相结合的产物，是诗人大胆的艺术探索和艺术借鉴的产物。总体看来，艺术质量优，思想品位高。近年来，王宜振的儿童诗创作尤为丰收。他的儿童朗诵诗，引起儿童诗界人士的强烈关注和广大的少年儿童的传诵。并在国内各种评奖中频频夺金。“王宜振”这个名字，成了儿童诗界的莫大骄傲。

从1998年一2002年，王宜振的儿童诗歌创作以惊人的佳绩进人了高峰状态。校园朗诵诗是王宜振这几年创作的亮点。他的少儿朗诵诗的艺术特色，主要有:一、语言朴素流畅。他的校园朗诵诗追求一种自然、流畅、朴素的语言风格，摒弃贫乏、浮夸的语言。如《爱心之歌》一诗，诗行整齐，讲究押韵和对称，语言明白如话又不空洞:“……你的心是一把花束，/我的心是一把花束;/}L灵和心灵挽在一起，/这世界就构成花团锦簇;/拭去眼泪拭去痛苦，/踏响快乐踏响幸福;/人人向社会献出一份爱心，/共同把一个美好的世界铺筑……”。它们语言清新、明快、浏亮。读这些诗，让人如沐春风，如饮甘露，如听清音;读这些诗，读者不仅有返朴归真的陶然，还有不乏生命活力。二、非常讲究新的意境。他的朗诵诗非常注意优美意境的营造，特别善于从平凡的常见的事物和诗歌题材中找到新意，发现奇趣，挖掘深义。如《小小墨水瓶》，就是从少年儿童日常的生活事物中发现诗意，把人带到了童话般的意境。《红草毒的夏天》这首少年朗诵诗，以特别的目光关注着“山里的孩子”，诗中乡村的“男孩女孩子的小脚印星星点点布满山野/他们像快乐的小鹿跳来跳去嬉戏追逐/甜甜的笑声被夏风酿成芳香的蓝色酒。”不难发现，他是颇具理想主义气质的诗人，用清新但又不乏唯美的语言表现了当代少年的生存状态和生命意识，同时以动感机智的诗歌繁复意象，构筑了一个色彩缤纷、清新活泼的艺术画面，营造了一个令人向往的艺术境界。三、注意构造音乐美。朗诵诗是音乐与诗的结合，他的每一首朗诵诗都讲究押韵，有的一韵到底，听起来气势磅礴;有的变换押韵，诵起来悠扬悦耳;有的为了造成回环迭宕的音乐美，大量使用叠音词和对称句或重复句，增加了诗的音域，扩大了朗诵诗的舞台表现空间。

总之，王宜振的儿童诗带有浓郁的抒彩，语言活泼，意象跳跃，意蕴丰富，将现代诗歌的表现手法与古典诗歌的精致凝练的语言结合起来，在艺术性方面是相当成功的。

三、陕西儿童一文学的双栖明星—一安武林

陕西青年儿童文学作家中，在全国影响最大的要算安武林。他身兼作家、评论家、编辑数职。安武林是中国儿童文学新生代的代表作家之一。安武林的儿童文学创作成绩主要在幼儿文学方面，他先后发表了大量幼儿童话、寓言、儿童报告文学。代表作品是《老蜘蛛的一百张床》、《水杯里的大耳朵》、《一朵花，两朵花，三朵花》、《天使不忧伤》等童话作品集和儿童报告文学集，其中，《老蜘蛛的一百张床》获得第二届张天翼童话寓言奖金奖C安武林的童话都比较短小、精致、优美。金波认为“他的童话大多是在素淡的底色上簇聚着一批有趣的小生灵，展开了一幅幅动人的图画。”其《水杯里的大:耳朵》写的是大耳鼠为追求美而仿效鲜花跳进了水杯，甘愿挨冻受苦的故事。《一朵花，两朵花，三朵花》的故事情节极其简单，但形象鲜明生动，在小狐狸的身上表现了宽厚的性格，整个故事充满纯真的气息。安武林的童话创作充分体现了他熟悉儿童心理，了解儿童的需要，他以诚恳的态度和极大的热情为儿童建造着一个个幻想与美的世界。安武林的幼儿童话，无论是花鸟虫鱼，还是天光云影，都饱含诗情，这正是他对儿童世界明彻深切的体验，也是他纯朴率真在心灵深处的迸发。安武林的儿童文学评论主要散见于《中华读书报》、《中国图书商报》、《儿童文学研究》等报刊，多以“随笔”形式出现，于感性的叙述中阐明自己的一些儿童文学见解和艺术观点。

四、阳光大男生-—孙卫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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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首动听的《但愿人长久》将苏轼的《水调歌头》和当代音乐有机地结合起来,于优雅的音乐声中彰显无尽的文学气息。音乐创作的艺术源泉是广泛的,文学元素作为其中之一,为音乐创作赋予了深刻的内涵。

一、不同类型音乐创作对文学元素的吸收

音乐创作的类型是不拘一格的,正是借助不同类型的音乐创作,方可凝练出它们对文学元素吸收的共性。在戏剧、歌曲、乐曲三种类型的创作中,文学元素的吸收应用增添了音乐艺术表达的吸引力。

第一,戏剧对文学元素的吸收。戏剧指以语言、动作,舞蹈,音乐,木偶等形式达到叙事目的的舞台表演艺术的总称。所以在戏剧两个字中,“戏”代表着音乐,“剧”代表着剧情,而剧情来源很大程度上需要文学的依托。古今中外,众多知名的戏剧无不凝结着文学创作的精髓。例如,罗西尼的《意大利的土耳其人》,莎士比亚的《麦克白》、《哈姆雷特》,中国的《白毛女》、《刘三姐》等,虽经历了岁月的洗礼,却始终不失经典艺术的风范。再比如,被誉为中国国粹的京剧也饱含着文学艺术的血脉,《铡美案》的创作就是源于《均州志・进士篇》中的内容。戏剧对文学元素吸收的特点在于遵循剧情的要求进行配乐,并以剧作本身的台词填充到表演当中,提供给观众视觉和听觉的双重感受,所以它对文学元素的音乐表达使原创作品更为灵动。

第二,歌曲对文学元素的吸收。相对歌剧来讲,歌曲更容易被人们熟知。歌曲的历史也非常久远。例如,隋唐时期兴起的宋词就是古代歌曲的代表。每一首词都有一个表示音乐性的调名,《菩萨蛮》、《沁园春》。事实上,词代表着曲子词的意思,将歌词和曲调融合起来进行歌唱,就是古代的歌曲形式。发展至西汉年间,乐府民歌尤为兴盛。古代文学创作的寓意深刻,曲调编排错落有致,豪放派和婉约派也需要从歌词内容加以甄别。所以音乐创作围绕文学作品本身的基调,达到了文学元素吸收的极致。现当代歌曲创作向通俗的方向迈进,但其中不乏以文学作品为歌词的元素,因而也表达着浓郁的文学气息。例如,将《霸王别姬》作为歌名,将“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歌词等,都离不开文学元素对创作的夯实。

第三,乐曲对文学元素的吸收。乐曲演奏不涉及人物的歌唱表达,所以单纯依靠乐曲创作来诠释文学内涵具有一定的难度,在曲调、节奏、声色等方面应当尽可能模拟作品的描述,达到惟妙惟肖的境界。以协奏曲为例,中国的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从引子开始,到呈示部、展开部、再现部,直至尾声,都生动地再现了主人公的感情流露,俨然通过对文学作品的消化吸收,用音乐勾勒出栩栩如生的画面。西方的钢琴套曲《罗密欧与朱丽叶》也具有异曲同工之处。基于乐曲创作的独特性,它更需要深入吸收文化元素,使作品的饱满度、逼真度达到理想的状态。

二、音乐创作对文学元素吸收的时代性

如果从横向来看,音乐创作的不同类型对文学元素的吸收各具特色,那么从纵向来看,音乐创作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吸收具有时代性的特征。历史的纵向演进交织着文学的纵向发展,每个历史时期的文学特征各不相同。在西方,文艺复兴时期文化处于蓬勃向上的态势,文学作品风起云涌,由此也推动了歌剧的发展。此后的巴洛克时期、古典时期、浪漫时期,都分别拥有不同的文学与艺术风格。在中国,隋唐时期的文化兴盛使词曲创作达到了新的高峰。至清乾隆时期,经济政治稳定,文化受到鼓舞,京剧产生。著名京剧《黛玉葬花》就是根据曹雪芹的《红楼梦》而创作。当代中国对文化的重视也极大地拓宽了音乐创作的渠道,古典与现代的融合,东方和西方的融合,都是音乐创作吸收文化元素的表现形式。因此,音乐创作与文学的繁荣和衰落是相并行的,从而印证了音乐创作对文学元素吸收的时代性特征。

三、音乐创作吸收文学元素的意义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音乐创作过程中对文学元素的吸收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对文学元素的吸收增加了音乐创作的素材。音乐创作不是创作者的凭空想象,创作者离不开艺术源泉的支撑,而文学元素恰恰能够担当起这一使命。文学元素的类型是多种多样的,从剧情的设计,到词曲的撰写,都彰显出文化的精华。所以全面解读文学元素,可以使音乐创作者源源不断获取创作的灵感。

其次,对文学元素的吸收增强了音乐创作的动态性。所谓动态性,就是指音乐创作对文学元素的吸收不是完全局限于某一个历史时期,超越了这一历史时期,音乐创作就必须按照新的文学元素特征加以吸收。事实上,它的吸收具有横向和纵向的动态性,古典的音乐创作可以在现今获得全新的艺术表现,同一文化元素也可以被不同类型的音乐创作所吸收。例如,在时代文化力量的推动下,肖邦大胆突破古典协奏曲的规范形式,用钢琴协奏曲渲染出一个乐观而又勇敢的波兰民族。

最后,对文学元素的吸收促进了音乐创作的国际交流。古往今来,国际间的文化交流处于不断发展之中。音乐创作在国际文化交流的影响下获得了创新的激励。比如,《图兰朵》是意大利经典歌剧,而张艺谋版的《图兰朵》用全新的演员阵容和布景,为观众创造了耳目一新的音乐作品。音乐创作是没有国界的,全面吸收文学元素将会带动国际范围内的音乐创作不断跨越新的高峰。

总结

丰富多彩的文学元素为音乐创作营造了独特的艺术氛围,将文学元素用音乐创作加以诠释不仅提升了音乐作品的艺术魅力,也为一个时代下的文化繁荣点燃了火把。相信随着时代的发展,音乐创作对文学元素的借鉴和吸收将会日新月异,绽放夺目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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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 摘要：卢思道生活在魏晋南北朝末期，其思想及文学观念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儒释道三教的结合、南北朝不同的文学思想观念、文人集团的出现及唱和、批评活动等因素对卢思道文学创作均产生了重要影响。

论文关键词：卢思道；南北朝；文学思想；时代特色

卢思道生活在魏晋南北朝末期，是“

这些都是文人们针对当时社会混乱状况所开列的济良药，而这些思想反映在文学上，则是讲究质朴无华，从而能真实地表露作家的情怀。思道创作受其影响，这是时代的要求，亦是环境熏染的结果。这里的环境不仅包含上述的人文环境，亦包括北方的地理环境对文人的陶冶。卢照邻在《南阳公集序》言：“北方重浊，独卢黄门往往高飞；南国轻清，惟庾中丞时时不坠。”北方的雄浑与浊重，使得诗人抒写情志往往有阳刚之气。《隋书·文学传序亦云：“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颜氏家训·音辞》中亦有 自然 环境不同从而对人有不同的影响的描述：“南方水土和柔，其音清举而切诣，失在浮浅，其辞多鄙俗。北方山川深厚，其音沉浊而讹钝，得其质直，其辞多古语。”山川的深厚不仅可以影响人的语音质量，而且还影响人行为处世的气质。反映在文学创作上，表现出的是一种昂扬的情趣和价值取向。颜之推在其《颜氏家训·风操》中云：“别易会难，古人所重；江南饯送，下泣言离。有王子侯，梁武帝弟，出为东郡，与武帝别。帝日：‘我年已老，与汝分张，甚以恻怆。’数行泪下，侯遂密云，赧然而出。坐此被责，飘繇舟渚，一百许日，卒不得去。此间风俗，不屑此事，歧路言离，欢笑分首。”“聊’南人北人对分别一悲一乐，差距较大。卢思道的赠别诗中就有此种豪放情韵。他的《赠刘仪同西聘诗》和《赠司马幼之南聘诗》中都充满了对分离的一种勉励和鼓舞，显示出一种豪情：“灞陵行可望，函谷久无泥，须君劳旋罢，春草共萋萋。”(《赠刘仪同西聘诗》)诗人祝愿刘仪同此次西聘能创宏伟事业，诗人更想在其凯旋后，与其在春光中再故地重游。“陆侯持宝剑，终子系长缨。前修亦何远，君其勖令名。”(《赠司马幼之南聘诗》)那些前贤又有什么遥远的呢?你的出使南朝亦可以获得和他们一样的美名!在这两首诗中，作者虽有悲情的存在，但最后抒写的都是豪情壮志，阳刚之气粲然十足。

我们再来分析南北文学交流对卢思道文学思想的影响。南朝一直是被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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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黛尔菲娜》和《柯丽挪》两部小说中，主人公黛尔菲娜也好，柯丽娜也好，她们都有独立的人格和生存能力，她们不是男权社会的附属品。黛尔菲娜可以自己负责自己的生话，也有独立的思想和精神，她对爱情的追求以及对婚姻的理解，都具有她个人的个性特点，她的人格完善，道德判断准确深刻。柯丽娜不仅是这样，同时她还具备了过人的才华，她在意大利是广受欢迎的诗人，赢得了一定的声誉，她追求爱情，向往婚姻，却不破坏别人的婚姻和家庭，她有独立的思想和意识。这两部小说的女性主人公都反应出作者斯达尔夫人的思想，即在启蒙思想盛行的18世纪，女性再也不是男性的附属品，她们具备独立的人格和个性，她们可以成为独立的人。这样的观念让斯达尔夫人的小说中女性形象鲜明突出，女性在斯达尔夫人的小说中不单是审美的作用，又具备了道德伦理的功能，女性地位突出。

二、斯达尔夫人反对旧婚姻制度对人性的束缚和对爱情的桎格

斯达尔夫人反对传统婚姻制度，反对婚姻对人性的束缚，反对无爱的婚姻，她认为真正健康和正确的婚姻是建立在爱情基础上的，她同时也认为，无爱的婚姻是可以离散的。“现代人却懂得男女之间的其他关系和联系，只有他们才能表现他们最为钟爱白各猶入戯辱生命运与爱情联系起来前那种情怀黛尔菲歐*女主人公黛尔菲_贩对无爱的婚姻，所以她拒绝她不喜欢敢坦求音的求婚她不破坏别人拍螯庭，所以感途線爱雷意她.也受供變牲s_。録爾天主教中不允许离婚的要求，认为那不过鼙让无爱婚姻延长，補盖了_德:賴簾之下的道德佚序。《柯丽娜》中的女主人公柯丽娜个性高贵，才华横溢，她游ff各国；对欧洲许多民族的特点和局限都有自己深刻的认识，她追求个性独立，追求爱情幸福，并在此基础上追求婚姻&但是她的爱人却终于屈服于传统的婚姻标准，并没有能够勇敢地娶柯丽娜这样的女性为妻，而是重新回到传统妻子的标准中找到了自己婚姻的归属。柯丽娜最终并没有获得婚姻幸福。这两篇小说中的女主人公，虽然都未能获得幸福，但是从中透露出斯达尔夫人对传统婚姻道德的批賴却显而易见。斯达尔夫人希望启蒙思想感染下的欧洲女性有独立的意识，追求爱情和婚姻，并让婚姻幸福。

“现代人却懂得男女之间的其他关系和联系，只有他们才能表现为钟爱齓杷人的毕生命运与爱情联系起莱的那种情怀这种观念推翻了1S传统，体现了在斯达尔夫人道德曝?中砷现代性思繼《斯达尔夫人并没有推》婚鑛度，而是不认ini前婚姻制度，希望?立新的婚姻标准，这一标准能投让女性有真正播幸福，也能改造欧洲传统社会中的婚姻弊端。

三、斯达尔夫人强调女性的自主和独立

斯达尔夫人本人就是一位非常独立的女性，她了解欧洲许多民族的特点，并希望看到民族间的融合，她追求个性的独立，也追求爱情和婚姻的幸福。女性可以独立存在于当时的社会中，可以有对自已的发言权，对婚姻家庭的发言权，以及对文学、艺术和政治的发言权。这种道德观念在传统社会中是没有的，斯达尔夫人首次提出了女性的权利和解放。:她不再继续认为女性屈从于男性之下,或者是跗属品，女性应充分发挥自己的个性和特点，有独立的人格和杈利*这种观念直接影响到她的文学创作，在她笔下的女主人公，无论是黛尔菲娜还是柯丽娜，都有独立的精神和自由的意志。黛尔菲娜帮助自己需要帮助的朋友，在自己的婚姻问题上大胆而坚决，柯丽娜能够让自己个性鲜明，才华得到发展，并追求自已所爱的人，这些都体现出女性的解放和独立。斯达尔夫人小说中的女主人公，更具备社会伦理道德意义上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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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感是人类思维活动中的一种常见的思维现象，它客观而又普遍地存在于人们的生活和思维之中，有着悠久的历史与神秘的气息。在西方，早在古希腊时代就有人提出了灵感概念，并试图对其本质和规律予以说明，认为：灵感由“神”和“气息”两个词复合而成的，意即神的灵气。“灵感”一词在英语里写作inspiration，意思是灵气(spirat)的吸人，它的原始意义也是一种降神术。翻阅我国古代众多的关于本体感受的古代文论，可以找到“灵感”这个词，却没有“inspiration”所包含的特定含义。这说明中西关于灵感的理论，虽然有不同的发展轨迹，都有自己独特的概念形态，但大致是相通的。本文试图通过对中西文论中关于“灵感”的言论的比较和分析，浅探“灵感”的产生与获得。

一、西方古典文论视野中的“灵感说”

在古希腊时期，许多人认为一个人如果能创作出优秀的文艺作品，那他准是接受了“神”的启示。“灵感’，在文艺上的原始意义，指创作时一种神性的着魔，即获得神的启示，写出优秀诗篇”。…(纵观整个西方古典文论视野中的“灵感说”，我们可以将之分为两个阶段，即：在西方文艺复兴以前，主要表现出“神启论”的特征，以柏拉图的“迷狂说”为代表，强调“神灵附体”，神秘不可知；近代“灵感说”则主要表现出“天才论”的倾向，理论建构上以康德、歌德、黑格尔为主，强调人的本质力量，注重后天实践的勤奋、经验的积累。作为人类思想的结晶，他们对西方现代一些非理性主义的文艺思想，如尼采的“酒神精神”、叔本华的“天才”说等学说的提出有巨大启示．但两者都未能对“灵感”的产生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存在着诸多不足。前者以柏拉图为例，他的“灵感说”包括三个方面，即：灵感的源泉主要是“神灵凭附”；“灵感”的表现是“迷狂”；“灵感”的获得过程是在“灵魂回忆”真善美的理式世界。这一“灵感说”的“神”不可见不可知，所赐予的对象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其可遇不可求，不仅充满了唯心主义的神秘色彩，而且无益于创作，否定了人的自由自觉的努力。

黑格尔作为现代“灵感理论”的代表，力图从“外在的机缘”与创造者内在的“自觉要求”相结合的高度去揭示灵感的本质及其产生的内在的机制。这是黑格尔较以往的学者高明的地方。但是，黑格尔关于灵感问题的考察，最终还是未能摆脱他的荒谬的“绝对观念”体系的纠缠，因而他在灵感问题上所取得的成就最后还是淹没在他的“绝对观念”的无用的体系之中。

二、中国古代诗学中的“灵感论”

与西方以柏拉图为首的一批灵感理论研究者相反，中国古代的灵感理论研究者更注重研究具体的艺术构思过程。特点之一，就是重主体的能动性和情志的抒发。由此产生的概念形式，自然不是那种“神巫交感”的“灵感”，而是“应感”、“兴会”、“性灵”等文艺心理学术语。可见，从“人物沟通、心灵感应”这个基本论点出发，我国的灵感理论得到了不同于西方的独特发展。在我国文学史上，最早将灵感说与艺术构思联系在一起的是陆机。之后的文论家如皎然、严羽、李贽等也有诸多关于“灵感”的言论，但陆机的观点比较全面而具有代表性。在《文赋》中他详细地描述了灵感现象，即“应感兴会”，指出“灵感”即是刨作时文思最为畅达，感情最为充沛，思维最为活跃，形象最为鲜明的心理状态，说明了激发作家产生灵感的是心与物的相互作用，是物之触动和心之感发的结果。不管从灵感产生的来源(情与境会)、心境(虚静自然)，还是从灵感的积蓄过程(勤于思考和读书)来说，中国的“灵感论”都与西方的“神赐天启”说有着本质的不同，我国的文论家将灵感理论与艺术创作实践结合得更紧密，展开得也更充分。但不足之处在于既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甚至只是只言片语的感悟式抒写，也没有对灵感产生的心理作出细致深入的探讨。

三、“灵感”的状态与特征

关于灵感到来时的心理体验，从柏拉图关于灵感的“迷狂说”和我国古代诗论著作中的一些描述中，如刘勰“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严羽“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可以大概知道：

灵感就象梦境一样，作者沉醉其中，却又难以名状，它突如其来又转瞬即逝，它是创作的最佳状态。在这短暂的体验中，作者沉浸在一片纯净而完善的幸福与自在之中，摆脱了一切焦虑、紧张等束缚，与世界融为一体。这种尽善尽美的境界解决了一直作者困扰的问题而有了豁然顿悟的感觉，因而获得了一种喜悦以至狂喜，伴随着不可遏止的激情。由此观之，灵感状态具有孕育的长期性、出现的突然性、形式的模糊性、消失的瞬时性和结果的创造性等基本特征。

四、“灵感”的生成与获得

在了解了“灵感”来临时的状态后，我们尝试着从心理学的角度阐释这一现象的生成与获得。弗洛伊德、荣格的关于无意识理论为之提供了理论依据。通过意识与无意识的区分，“灵感”这种不受自觉意识控制的力量得到了较为合理的解释。无意识被认为是人的智力和创造力的不竭源泉。灵感出现之前，人们对某一问题已有长时间的思考，虽思而不得其解但已触到问题的实质，这些在大脑皮层留下了痕迹，当有意识的思考中止时，无意识的认知活动却仍然继续进行。当人们处于高度放松的时候，在某一刺激的引发之下，长期沉积在无意识中的信息与意识之间沟通，灵感便跳人人们的大脑。由此看来，灵感的产生经历了一个由显意识到无意识、再由无意识到显意识的过程。

(一)由显意识到无意识——生活的积累

灵感来源于现实生活的积累。柏拉图把灵感现象概括为“灵魂在迷狂状态中对于天国或上界事物的回忆和观照”，这里的“天国或上界的回忆”，正是现代意义上作家个人的记忆、潜意识的显现。这个“积累”是多方面的，我们将之统称为“体验”，分为“有意注意”和“无意注意”。“体验”的范畴大于“生活积累”，它是融生活经历和生命情绪为一体的，就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文学是“作家体验的表述”。

从“有意注意”来说，作家可能会为了心中的某一个题材而深入现实生活寻找写作材料，如作家周立波扎根于创作的现实环境体验生活；也可能会为了某一个典型形象而对生活原型进行独特的选择并对其独特的言行举止进行深入的观察，如高晓声笔下的新时期的农民陈焕生，之所以能够成为新旧交替时期的农民典型，就在于作者将当时生活中农民身上的“半新半旧”的思想赋予了这个特殊的角色；而最通常的“有意注意”莫过于阅读积累。

与“有意注意”的目的性和局限性相比，“无意注意”则具有无限的开放性和历史积淀性，“无目的观察比有意观察还有效”在通常情况下，“无意注意”可能会被我们很快遗忘，但有特殊感情参与的无意注意会不受意识控制地积淀到无意识之中。它不仅有利于形象的记忆，而且因了感情的独特会使得这一记忆在唤起时独具特色。如，同是对贵族生活的描写，托尔斯泰的笔下充满了矛盾与辩证，曹雪芹则是看透名利的虚空与嘲讽。

“有意注意”和“无意注意”的界限很多时候是十分模糊的，比如缺失性体验、丰富性体验、孤独体验等，几乎可以说是混合的注意。在实际的文学创作中，更是两者的结合，“有意注意”立竿见影的效果得益于“无意注意”的启发和补充，“无意注意”只有得到“有意注意”的整理、淘汰才能成为形象元素。如韩少功的《暗示》和《马桥词典》所呈现的“知青写作”，即：在苦难的生活中看不到对苦难的抱怨，对人性美的揭示胜过对人性丑的鞭笞，苦涩的记忆里不乏对那～段生活的美好怀想。“知青”体验刻骨铭心，但这种体验在当时绝不是美好的，只是时过境迁，用现今的眼光去回忆，滤去了苦难的外衣，裹上了现今的反思，是作家将“有意注意”融合于曾经的“无意注意”，从而促成了新的体验的生成。

生活的积累当然不只是简单地等于以上所说的“有意注意”和“无意注意”，它甚至可以是作家所经历所感受的人世万象，比如，随着年龄日益完善的人格，作家平日的练笔，在练笔时激发出的思想火花和在练笔中造就的文从字顺的功力等等。限于篇幅，这里不再展开讨论。

(二)由无意识到显意识——外物的触发

灵感的来源是艺术家大脑中生活和知识积累的突然泛起，是外物诱发所致。这里所说的“外物的触发”包括来自外界的偶然机遇与来自内部的积淀意识。这两类现象，不仅激发信息的来源不同，而且发生机制也不一样。我们将在下面的内容中具体讨论：

由外部机遇引发灵感是最常见、最有成效的，这类灵感的激发大致可以分为大致可以分为四种情形：一、思想点化，如在阅读或交谈中偶然得到某种闪光的思想提示；二、原型启示，如白杨树之于茅盾的

以上四种类型，归结起原因来，便是作家的生活积累与外物之间有一种“同化”优势，即：作家的美感经验并不仅仅是静止地被动地接受外来信息，而是主动地活跃地与其发生契合，将自己的情态赋予对象，因而即使面对同一事物，作家较他人而言，藉着敏感和积淀，更有一种独特的亲切感和选择的倾向性，从而形成外在物象和内在心象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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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小学作文训练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系统，它包括许多子系统，诸如语言文字知识技能训练的系统，心理能力训练的系统，思想内容积蓄的系统以及语言交际功能发展的系统。在这些子系统中，儿童语言交际功能发展的系统是起主导作用的系统，是小学作文训练的主线。从哲学角度看，表达语言文字的知识技能属于手段和形式的范畴，而语言的交际功能是人们为了实现某种交际目的而进行的语言活动，它属于动机和内容的范畴。动机决定手段，内容决定形式。每一种语言的交际功能都有相应的语言形式和手段。因此，在小学各个阶段教学生哪些表达语言文字的知识技能，首先不是决定于语言文字知识本身的逻辑体系，而是决定于学生从事哪一类语言活动，发展哪一种语言的交际功能。

小学阶段可以分为低年级（一二年级）、中年级（三四年级）、高年级（五六年级）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由于主导活动不同，语言交际功能的发展其有较明显的年龄特征。

低年级学生主要从事读、写、算入门的活动和游戏活动，也从事简单的劳动和人际交往活动。通过这些活动，学生对周围世界形成初步的、带综合性的认识，并掌握最简单的学习工具和做人的基本道理。因此，这一阶段学生主要发展初步的概括信息、交流信息和表达自己真情实感的语言功能。为了顺利地完成这一任务，教师不能仅仅让学生坐在教室里复述教材和看图作文，而应该让他们有充分的时间去听广播、看电视，阅读儿童报刊、童话故事和浅显的科普作品，参加各种自我服务劳动，兴趣小组活动和户外游戏活动，以便让他们尽可能地了解人类社会和自然界变化的一般知识，初步形成一些基本的道德品质。在此阶段，讲童话故事、写童话体习作最能激励学生的作文动机。通过丰富的想象，儿童把自己喜闻乐见的各种动物、玩具和文具人格化，并用自己的知识和经验去描绘它们的所作所为，用夸张的手法去展开故事的情节，以充分表现自己的价值观念思想感情。

中年级学生主要从事比较系统的读、写、算活动，也从事一定的人际交往、劳动和社会实践活动。通过这些活动，学生从不同的侧面对周围世界有比较深入的认识，掌握基本的学习工具和遵守《小学生守则》所规定的道德规范，因此，这一阶段学生主要发展比较系统的概括信息、交流信息和表达真情实感的语言功能。为了顺利地完成这一任务，教师应充实学生的科学知识和生活领域的知识，充实他们的常用词汇，一是要加强习作和各科教学的联系，开发课外学习资源，指导学生认真积累在语文阅读、自然常识、音乐、美术等科目和课外活动中学到的基本知识和专门名词，二是进行专门设计的观察习作（也称素描习作），即以实物、音乐、表演、图画、语言等手段创设情境，引导学生学会观察，激起儿童的兴趣和独特感受，形成表达的愿望。

高年级学生除了系统学习书本知识外，还积极参加各种课外和校外活动，人际联系逐渐成为他们的主导活动。这一阶段学生主要发展根据不同对象施加影响和自我教育的语言功能。为了顺利完成这一任务，教师要经常根据形势确定一些带有综合性的教学主题，或者随机确定一些主题。前者可以相对稳定，如“热爱故乡”“绿化校园”等，也可以随形势确定，如“庆祝北京申奥成功”“迎接世界杯环境保护日”等。要鼓励学生自己组织活动，在活动中主动积累人际交往经验，学写各类记实作文，同时恰当地进行想象作文。

二、必须根据学生思维发展的年龄特征确定作文训练的形式和培育创造力的要求

语言活动是交际和概括的统一。交际需要概括，而人的思维可以实现这种概括。小学生主要学写记叙文，也应兼学其它各种简单的实用文体。他们的作文能力可以有多种，但概括起来是两种；产生文章思想内容的能力和表达文章思想内容的能力。前者包括选题、审题、产生材料、选择材料等具体能力，后者包括安排文章结构、选词、造句等具体能力。在这两种能力中，前者是写好作文的关键所在，它的心理机制是将鲜明的表象和准确、生动的语言结合起来，以及正确地运用归纳推理、演绎推理和发散性思维。因此，在小学作文教学中要根据儿童思维发展的年龄特征确定各种不同的作文训练形式，以逐步培养各种作文的智力技能和创造技能。

小学低年级主要进行想象作文，同时适当地进行记实作文，重点培养学生重现表象的技能。

低年级儿童思维的主要特点是具体形象性。许多心理学家认为，低年级儿童产生意义（包知思想、意向、情感、需要等）的主要心理结构是想象。他们正是借助于想象和幻想来理解他们生活的世界，研究和解释这个世界。用神话的方式来观察和解释世界是他们固有的特点。因此，低年级要发展儿童初步地概括信息、交流信息和自我表现的语言功能，最佳的作文心理形式既不是复述，也不是看图作文和观察作文，而是创造型的想象作文和童话体作文。通过童话作文，可以培养学生有意地重现表象的技能，包括在头脑中有目的地产生丰富的表象，确定表象之间的联系和积极地变换表象结构。童话体作文教学，应着力培养想象的流畅性、变通性和独创性。

小学中年级主要进行记实性的观察作文，同时适当地进行想象作文，重点培养学生形成典型表象的技能。

在中年级，学生的观察能力迅速发展，表现为观察的目的性、持续性、细致性和概括性不断加强，能通过观察比较正确、全面、深入地感知事物的特点。观察力的发展也是学生具体形象思维和抽象概念思维逐步取得均衡发展的重要标志。可以说中年级是学生观察能力发展的最佳时期。此外，作文教学的主要任务不是教会学生“虚构”，而是教会他们用语言表达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因此，中年级要发展儿童比较系统地概括信息、交流信息和自我表现的语言功能，最佳的作文训练形式是观察作文（素描作文），即以实物、音乐、表演、图画、语言等手段创设情境，引导学生学会观察，激起儿童内心的感受和情致，形成表达的愿望。儿童需要观察，犹如植物需要阳光，空气和水一样。因为儿童靠观察去认识周围世界，观察为儿童的思维、想象活动积累了表象。有许多创造发明就是在实际观察中，从某一现象中得到原型启发而成功的。所以，通过观察存储表象，是培养儿童创造性思维的首要步骤。在观察情境的过程中，教师应让学生获得丰富、鲜明的感性表象，帮助他们从五光十色的感性表象中“筛选”出典型的表象，并让他们通过想象生动地表现该典型表象。

小学高年级主要进行实用型的记实作文，同时适当地进行想象作文，重点培养学生归纳推理、演绎推理和多角度、多侧面地进行发散性思维的技能。

高年级学生思维的特点是抽象思维开始成为思维的主要形式。此外，高年级的学生开始进入少年期，他们的自我意识迅速增强，人际交往开始成为他们的主导活动。因此，要发展他们根据不同对象施加影响和自我教育的语言功能。作文训练应该从观察作文转向实用型作文，包括写中心明确的记叙文，写简单的议论文和说明文，写各种应用文和读书笔记，其间，也要依靠具体形象思维和抽象逻辑思维的协同活动适当地进行想象作文训练，或者鼓励学生在前述文体中展开想象。写各类实用文必须培养学生归纳推理、演绎推理的技能以及发散思维能力。

各年级的作文训练形式和培养创造力的目标：

三、根据培育创造力的要求科学地确定小学作文教学的序列

（一）小学作文教学中培育学生创造力的含义和突破口

所谓创造力，是为了一定的目标，运用已知信息，产生出某种新颖、独特、具有社会和个人价值的产品的能力。这种产品可以是新观念、新设想、新理论，也可以是新技术、新工艺、新作品（包括创造性作文）等等。它的最本质含义就是“新”，一般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的“新”是对人类社会来讲是新的，是前所未有的，通常将这一层次的创造力称为“特殊才能的创造力”；第二层次的“新”是对社会某一个特定群体来说是新的，而对于社会来说可能并没有新的含义，通常称之为“群体比较的创造力”；第三层次的“新”是对每个个人自己来说是新的，是前所未有的，而并不要求其他，通常称之为“自我实现的创造力”。在一定条件下，这三个层次的创造力可以相互转化。小学作文教学要培育的，主要指第三层次的创造力。我们判断学生的习作是否具有创造性，是以他个人（或同龄儿童）的经验和知识范围为依据的，只要能摆脱常规经验和现成答案的影响，独立体验，独立思考，表述自己的独特感受和独特见解，这样的习作就算具有创造性。

在小学作文教学中培育学生的创造力，其核心是培养创造思维能力，同时也要激发创造意识和逐步形成创造性个性品质（如主动、好奇、自信心、独立性、变通性、独创性等）。

我认为，根据《语文课程标准》，当前小学作文教学应从以下五个方面突破，以实现培育学生创造力的目标。

1.在作文命题上培育学生的创造力，提倡学生自主拟题，少写命题作文。提倡写简单的研究性文章。

2.在作文材料来源上培育学生的创造力，除了对现实的记实作文外还应将想象作文列入教学计划，鼓励学生写想象中的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