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刑法论文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经济刑法论文，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一、民营经济刑法保护的必要性

2004年通过的《宪法修正案》明确规定了要保护民营经济，然而当前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侵犯民营企业相关他权利的犯罪较为突出，损害了民营企业的合法权益。犯罪的客观现实，需要刑法对民营经济提供必要的保护。只有通过刑法对各种侵犯民营经济私有财产等经济犯罪的惩罚，才能有效地维护正常的经济秩序，保证市场经济的自由、健康发展，才能有效地实现对民营经济利益目标的最大化。

二、我国民营经济刑法保护的现状与不足

1.我国民营经济刑法保护的现状

(1)我国刑法中确立了对民营经济财产权利保护的地位。刑法明确规定保护私有财产是其任务之一，按其所保护的社会关系的重要程度对犯罪进行分类排列，将侵犯财产罪排列在分则中的第五章，同时将私有财产所有权规定为刑法所保护的客体。

(2)我国刑法具体规定了对私有财产保护的方式。我国刑法对私有财产的保护首先是规定了侵犯私人财产的犯罪行为，如我国刑法分则第五章“侵犯财产罪”中，规定对私有财产的犯罪行为包括夺取型、交付型、侵占型、挪用型、毁损性等犯罪。这些犯罪行为基本涵盖了目前社会条件下对私有财产的侵害情形。其次，规定了承担民事责任优先的原则，犯罪人在承担赔偿责任或有正当债务应当偿还时，应当优先于罚金和没收财产这两种刑事责任承担方式。再次，刑法不仅保护被害人的私有财产，同时对犯罪人的私有财产也予以保护，刑法第59条规定没收财产对犯罪分子个人及其抚养的家属应保留必须的生活费用，对其家属所有的或应有的财产不得没收。

2.我国民营经济刑法保护的不足

尽管现行刑法为我国民营经济的发展、壮大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现行刑法“厚公薄私”的立法状况突出。反思我国现行刑法典，刑法对民营经济财产权利的保障仍存在诸多不足。

(1)私有财产权保护机制缺乏，且不平等，刑事立法缺乏对私有财产的全面保护与尊重。首先，公与私之间的身份不平等。我国刑法用了很大的篇幅和力度对公有制经济，尤其是国有经济以特殊的保护，而对私有财产只给于一般性保护。这种在立法上存在的基于所有制形式而导致的刑法保护力度的不公平，不仅体现在罪名设置的总体比重上，还体现在量刑幅度与适用标准上。其次，刑事立法在单位犯罪与自然人犯罪之间对私有财产的保护不平等。(2)民营企业主私有财产权与国有资产所有权界定不明确。在改革开放初期，许多私营企业主害怕受到歧视，纷纷将企业产权挂靠政府主管部门或采取集体控股的模式。这种名为“国有”、“集体所有”，实为个体的经济组织导致司法机关对该类刑事犯罪案件定性困难，争议极大。

(3)对政府侵犯民营企业私有财产所有权的行为缺乏有效的司法救济。私有财产所有权没有法律的明确界定，政府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无法划出明确界限，这可能造成政府权力无限膨胀的恶果，甚至出现“依法“侵权现象。因此，只有保护民营企业私有财产所有权，才能构建安全的投资环境。才能真正实现“身份刑法”向“契约刑法”的转变。

三、完善刑法对我国民营经济保护的建议

为彻底体现刑法对市场主体的平等保护，促进我国民营经济的健康、有序地发展，针对上述问题，笔者认为以下几方面值得注意：

1.完善刑事立法，消除不平等因素

(1)性质相同的犯罪行为应实行同罪同罚，打破主体的差异性带来的异罪异刑。各种经济组织中，不论公有制的还是非公有制的，只要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实施贪污、受贿、挪用行为的，一律定性为职务侵占罪、公司企业人员、挪用资金罪。同时，为加强保护力度，适当提高这二个罪的法定最高刑。笔者以为，在死刑存废争议较大的今天，参照国际惯例，上述二罪的最高刑定为无期徒刑较为适宜，这其实是降低了对侵害公有制经济合法利益的惩处力度，同时提高了对侵害非公有制合法利益的惩处力度。

(2)弥补非公有制经济刑法保护的立法空白，打破主体差异带来的罪与非罪区别。对刑法中规定的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为亲友非法牟利罪、签订履行合同失职被骗罪、造成破产、亏损罪，应把其犯罪主体扩大到所有经济组织中的工作人员，即非公有制经济中的工作人员的上述行为也构成犯罪。把“私分国有资产罪”修改为“私分公司、企业资产罪”，把私分非公有制企业的资产也纳入到该罪中，严厉打击经理阶层私分非公有制企业资产的不法行为。

2.在刑事司法领域，改善司法环境，转换司法主体的观念和思想，真正实现对民营经济的平等保护。

由于历史的影响，一直以来部分司法人员潜意识里视公有制经济为正统，视非公有制经济为“异己”。对“异己”不关心，不支持，甚至有排斥和敌视心理。这种思想导致司法主体工作起来不积极、不主动，能拖则拖、能压则压，这一正一反的两方面，都极不利于非公有制经济的保护。因此，需要转变司法主体的观念和思想，树立市场主体一律受平等保护的理念。对侵犯非公有制经济合法利益的行为，构成犯罪的，一定要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这样，才能为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的司法环境。

篇2

从市场主体调控关系来看，国家为了维护市场的有效运行和整体利益，通过市场准入制度等制度，对市场主体进行经济调控。以《商业银行法》为例，商业银行在金融市场上主要经营负债业务、资产业务和中间业务，由于金融业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安全至关重要，为了保障商业银行的安全性，国家对商业银行的设立规定了极为严格的准入条件。《商业银行法》第13条以严格的准入制度对金融业做出了调整。商业银行在设立后仍要受到持续调控，由于商业银行主要是经营负债业务，负债率就是一个极为关键的问题。针对这一问题，新《巴塞尔协议》做出明确规定，要求各成员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应高于8%。我国也根据这一协议做出了相应的要求。这些规定无不显示出经济法对现代经济关系的积极调控，也可以说，正是由于这些经济关系的重要性，才引发了国家通过经济法进行有效的调控。

此外，国家为实现一定的产业布局调整以及社会公平目标，也经常通过产业政策、再分配政策、财政政策等对经济发生作用。这在日本等发达国家集中表现为《产业政策法》《结构不景气法》等法规。无论是经济法调整对象的哪一方面，源于经济法的产生正是客观经济关系出现而传统的民法、行政法都无力调控，它们天生就具有强烈的经济性，这也内在地决定了经济法具有经济性，并且经济性理应成为经济法的本质特征。

二、经济法调整工具的经济性

经济法的发展与干预主义的出现密切相关。干预主义的经济学基础是凯恩斯主义。但干预主义并没有提出可供操作的干预经济的调控工具。随着西方市场经济以及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西方国家逐渐提出了操作性极强的调控工具。

以国家对垄断的干预为例，由竞争引起的垄断，反过来又必然妨碍、限制甚至消灭竞争，最终使市场机制遭到破坏。为维护市场机制的健康运行，通过经济法限制垄断成为必然的选择，但何时该由国家介入呢？在微观经济学理论中，市场结构区分为完全竞争市场、垄断竞争市场、寡头市场和垄断市场。当竞争使得市场集中到一定程度后，就会出现垄断。衡量市场集中度有几种经典的指标，譬如四企业集中度（CR4）、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HHI指数）以及熵指数（entropindex,EI）。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采取了HHI指数作为判断企业收购行为是否构成了垄断威胁，国家是否应当进行干预。根据微观经济学理论：

联邦贸易委员会要求意图实施兼并的企业必须提供该企业以及其竞争企业的市场占有率，接着由该委员会计算兼并前与兼并后的HHI指数值的差值，倘若这个差值达到兼并法则规定的数值，联邦贸易委员会随即根据反垄断法作出允许或者不允许企业兼并的决定。运用HHI指数进行垄断的认定有一个相当典型的案例，即可口可乐与百事可乐的兼并较量。倘若允许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实施兼并，将使兼并后的HHI值严重超过法则规定。

在美国反垄断法的实施过程中，经济学的工具被运用于判定垄断与否的标准，而反垄断法被称为“经济宪法”，是经济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法的调控工具具有浓厚的经济性，其数据完全来自真实的市场经济运行过程，而诸如HHI指数之类的调控指数最先纯粹是经济性的指标，而后才引入了经济法的领域，故而经济性成为经济法的特征自然而然，并且应该成为经济法的本质特征。

三、专业技术规范的引入

经济法的重要表现，是经济法往往把经济制度、经济活动的内容和要求直接规定为法律。直接赋予经济规则以法律效力，也意味着经济法具有专业性。在我国经济法的法律框架之中，存在相当多的专业性技术规范。在经济法的各个领域内，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找出此类规范。譬如房地产法中的《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会计法中的《企业会计准则》。这类规范产生的目的带有极强的经济目的性，来源于对市场交易关系、结算关系进行规制的需要，显然这些社会关系具有强烈的经济性。故而从经济法对专业技术规范的引入也反映出经济法的经济性特征。

以上从经济法的调整对象、经济法的调控工具以及专业技术规范的引入三个方面进行分析，并适当运用了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对经济法的经济性着重论述，深化了对经济性这一特征的理性认识。当然，经济法仍具有诸如政策性、综合性、回应性、指导性、后现代性等特征，但与经济性相较而言，其他对其特征的表述均是第二位的，或可称为经济法的区别特征，但毕竟不是本质特征。因此，经济性是经济法的本质特征。

参考文献：

[1]黄达.金融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篇3

一引言

转型经济学是指一种研究如何从方案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经济学理论。20世纪90年代以来迅速发展的转型经济学主要是指具有共同研究主题和追求目标的一些理论文献以及撰写这些文献的经济学家(盛洪，1996)。目前，关于转型经济还没有完整的理论体系，也很难说谁是转型经济学家，因为还没有专门从事这一理论研究的人。关于其理论体系，我们只能从现在构成这一经济学流派的一些理论文献，以及撰写这些文献的经济学家的文献、研究思路来寻找一条线索，理清其脉络。本文首先介绍转型经济学的内涵，然后简述一下各个学派关于转型经济的理论要点，最后简要回顾中国经济奇迹并作以简要评述。

二转型内涵

关于转型概念的懂得，比较经典与广泛的定义是热若尔·罗兰的表述：转型即一种大规模的制度变迁过程或者说经济体制模式的转换。从目前国内的文献来看，从三个层面上使用转型的概念：第一种含义是从传统的社会主义方案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第二种含义是在包含了第一种含义外，还包含那些过去实行广泛管制的经济向自由市场经济转型；第三钟含义是在前两种懂得基础上还包含了所有发展中国家促进经济市场化，实现经济发展的过程。

实际上许多人把转型经济学看作制度经济学的一个分支的原因正是由于把转型懂得成为一种制度的变迁过程，只是描述了转型的一般的特点。不错，转型的确主要是一个制度变迁的过程，但转型还有其本身的特殊性，而这些特殊性仅依靠制度变迁是不能够真实的描述，更别说来解决这些问题。鉴于以上理论实践中三个层面使用转型概念的事实，笔者个人比较赞成转型的第一种含义，即方案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当然，后两种转型概念的懂得当然没错，但关键是其不符合概念提出的历史与逻辑的一致性，更不合适建立新的独立的研究学科。对于第二种懂得，放松政府管制，实行经济自由化，其实这在传统的主流经济学框架内可以得到解释；对于第三种发展经济学范畴内使用的转型概念，现有的发展经济学就有了相应的解答与分析框架。转型（或者转轨、过渡）概念的提出应该来说主要发源于二十世纪上半期全球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方案经济实践中遇到困难并探索其解决方法的历史事实。

三几种转型理论范式

20世纪80年代末，包含前苏联、东欧国家和中国在内的30多个国家开始了从中央方案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JosephE.Stiglitz)将其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一起称之为“二十世纪两项最伟大的经济实验”。毫无疑问，这场涉及多达15亿人口的重大变革吸引了全世界学者的目光，他们应用新古典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信息经济学、演化经济学以及比较经济学等最前沿的理论成果从不同侧面对这一变革加以研究。在短短的十几年里，相关文献数量迅猛增长，从而在主流经济学中赢得了巩固的学术地位，并且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催生出了一门新的学科—转型经济学，来专门研究如何从方案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

1、主流经济学的激进主义转型理论

新古典经济学是对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理论的系统化。按照新古典理论的懂得，市场机制不过是资源配置的工具，其核心是供求和价格的相互作用。在转型之初，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基础的华盛顿共鸣在转型经济理论和政策研究中占据统治地位。根据华盛顿共鸣：严厉的需求紧缩，加上放松管制、贸易自由化和私有化，就可以推动经济增长。因此，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核心就是“管住货币，放开价格”，实行以宏观经济稳定化、国有企业私有化和价格自由化为核心的激进式的“休克疗法”。采取了一系列诸如：大幅度缩减货币供给量，实行高利率；保存少数重要商品的国家定价，绝大多数商品价格全面放开；消除预算赤字，减少价格的国家补贴；取消对企业工资的限制；全面改革财税体制等措施。

2、演进主义的渐进式转型理论

随着俄罗斯等国的激进式改革的受挫和中国经济改革的宏大成功，演进主义的兴起及其影响力的扩大是转型经济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演进主义理论核心思想可概括为：知识和信息是有限和主观的，并以分散的状态为个人拥有，因此，人们根本无法认识和把持社会生活，最好的社会就是顺其自然。想通过理性设计而进行大规模的社会变革必然造成社会的灾难。渐进式改革实际上是社会不断的积累、加工信息，而且知识与信息是具有连续性的，用一种完全不同的系统来强制使其中断是不可取的。经济体制本身是一个具有自我强化机制的复杂系统，在演进过程中会不断汲取旧制度中的合理因素。因而，渐进式改革更可取。

3、新制度经济学转型理论

新制度经济学把企业制度、产权制度、市场制度以及国家的法律制度和意识形态等制度现象纳入经济学分析的框架之内，扩展了经济学的视野，对于我们研究制度现象有重要的参考意义。根据这种理论，改革的过程本质上是在一定的条件下通过成本收益分析寻求成本最小的最优改革路径。经济学家热若尔·罗兰曾指出：“如果转型的经验给了我们任何启示的话，那便是，没有以适当的制度为基础的自由化、稳定化和私有化政策，不大可能产生实际的效果”。公共选择学派代表人物布坎南指出市场制度是自由交易的制度，这些制度结构是长期历史发展的产物。另外，科尔内、萨克斯都提出了新制度经济学转型理论的代表性观点。

4、凯恩斯主义转型理论

与新古典主义理论相比，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对于市场经济的运行过程和内在机理的认识更符合现代市场经济的现实，他们对于转型经济中产权改革、宏观经济、转轨速度和次序、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等一系列重要问题的认识值得重视。

在《社会主义向何处去》一书中，新凯恩斯主义的代表人物斯蒂格利茨对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基础的转型经济理论提出批评。认为在决定选择哪种市场经济模式时，一定要牢牢记住实际的市场经济是如何运行的，而不是去记住毫不相干的完全竞争范式；在经济转型过程中，竞争远比私有化重要得多；由于信息的不完全，私有企业和公有企业一样都会出现鼓励问题，因此，建立一种集中与分散、公有因素与私有因素相结合的混杂体制才是现代市场经济的正确选择。马克·奈尔（MarkKnell）等人认为激进式改革对自由市场的崇拜是盲目的。市场化和私有化的方案往往忽视了这样几个重要因素：人们之间的经济关系并不是一种单纯的交易关系，而是一种生产关系；企业是生产组织，市场是交易机构，企业与市场是相互补充的，而不是相互替代的；价格机制不仅是一种解决经济问题的手段，同时还有金融功效、战略功效等，在满足这些功效上越是成功，有效配置资源的功效就越难以实现；私有化对于提高效率并不是必要的；国有企业也可对市场做出积极的反响。因此，政府对经济的干涉是重要的。

5、市场社会主义

市场社会主义就是以实现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为目标的一种理论和主张。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本质是实现社会主义与市场机制的结合，能否在理论和实践中解决社会主义与市场机制的结合问题，是决定经济体制改革前途和命运的关键因素。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最初模式即兰格一泰勒一勒纳模式，借助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工具。这一理论假定，市场机制仅仅是一个中性的概念。后来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虽然在许多方面超越了新古典的范式，但是中性论的假定却被接受下来，因而这些理论难免会带有新古典理论的缺陷。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改革的实践表明，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兼容是一项复杂的长期的任务，绝不可能一蹴而就。经过近百年的探索和实践，市场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获得宏大的发展，市场社会主义也成为当代社会主义运动的主流和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之一。

6、比较主义

用比较经济学理论来分析现实的改革问题是九十年代以前转型经济学的主流。这种理论从不同的经济体制中总结出若干基础的经济体制模式，在此基础上进行比较，做出最优选择，指导改革的实践。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几十年里，从南斯拉夫的自治社会主义，到匈牙利新经济机制和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再到90年代东亚模式，都曾是人们心目中的理想。有比较才能有鉴别，学习和借鉴其他国家市场经济模式和市场化道路的经验教训，对于中国的经济转型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当然比较经济学的方法也存在着根本的缺陷。一方面，这一理论是经验的而非规范的，因而无法形成具有广泛指导意义的理论。另一方面，它把不同社会制度和不同历史环境下的经济体制简单化，因而无法深刻懂得制度变迁的复杂现实。

7、特殊改革方法理论

中国的学者在借鉴国外关于转型经济理论的基础上，把转型经济研究放在中国特殊国情和特殊道路选择上。林毅夫等人认为，经济改革的核心是经济发展战略的转轨，改革以前中国发展缓慢的根本原因在于推行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而改革以来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关键则在于改革“三位一体”的传统经济体制，使资源的比较优势能发挥出来。中国改革成功的一个重要保证是选择了渐进式改革道路。张军指出，由于传统国有部门的绝对规模使它事实上处于垄断地位，因而，在改革过程中如果实行完全的价格自由化，就可能给国有企业供给把持市场的机会，造成生产下降和经济的衰退。相反，在价格双轨制下，国有部门将比完全的价格自由化条件下生产的产品多且定价更低。以价格双轨制为特征的“边界改革”的经验正在于，国有部门在方案外边界上通过对价格信号做出反响去捕捉获利机会，要比突然被私有化的国有部门去对经济扭曲和短缺做出的反响更迅速。

四中国增长的“奇迹”

自1978年开始，中国开始经济转型。10年后，东欧和俄罗斯及其他独联体国家也加入转型的行列。在从方案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中国选择了与东欧和前苏联不同的道路：“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改革，而不是激进的“休克疗法”。中国经历了20年迅速的增长，而俄罗斯和其他独联体国家却经历了将近10年的下降。改革方法选择的不同导致了不同的改革结果。以下两组数据清楚的表明了中国改革与前苏联、东欧改革成果的宏大反差：中国改革二十多年的稳定的高速发展，引起全球的瞩目，经济学家也提出了不同的解释。专家指出中国能在这二十年间迅速发展的原因在于1979－1983年之间中国建立的联产承包责任制起了非常重要要的作用，在此之后，中国又进行了政治体制改革，还有乡镇企业的作用。中国的改革成功的原因是基于保持和建立在社会和组织资本上的这一系列的制度变迁。斯蒂格利茨认为基于社会资本的制度变迁是中国改革成功的基础，而在很多国家转型后的社会资本比转型前要薄弱的多。相对而言中国特别重视创造和改组，特别是新企业和创造新的就业机会，而不仅仅是进行单纯的私有化。而在国有企业改革中国采取了渐进型的方法。这对于改革普及到其他企业是非常重要的。:

虽然中国经济改革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但是存在的问题也是明显的。体制外增量改革对解释转型经济的中国供给了有创建性的解释，但随着转型的完成，对存量的改革也许会成为重点；国企改革还存在诸多困境；城镇改革与农村改革的冲突；消费需求的拉动力不足；与世界经济接轨的问题等等一系列问题亟待解决。

五简评

篇4

二、发展资源开发型经济

通过开发集体有效资源，走集体、农民互利之路。据统计，全市332个村，共盘活经营性资产4700多万元，盘活村组集体土地27023.5亩，水面27852.7亩，新增集体收入1100多万元，为村级集体经济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吴窑镇立新社区将集体拥有的国有河堤岸边资源对外发包，年收入10多万元。东陈镇万富社区利用建造高速公路在社区留下600多亩废塘，引进嘉定客商与本村能人合股建设淡水白鲳养殖场，增加村营收入近20万元。经济技术开发区（城北街道）花园桥社区发展多个农业项目累计流转土地3379亩，达到总面积的81%，其中属于社区集体所有的路、渠、沟、塘等公共面积241亩，每年村集体可获收入24.1万元。

三、发展资产经营型经济

充分利用土地集体所有、集体统一规划的优势，通过盘活闲置场地、集体闲置货币资金，找准市场需求点，开展资产经营，实现资产增值。如城街道城南社区充分发挥资源区位优势，因地制宜，大力发展物业经济，使资金向资产转化，资产再产生收益，从而确保资金、资产的保值、增值。利用集体积累4238万元购置经营性资产10905平方米，年租金收入达183.9万元，实现了组组有资产、年年有收益、户户有分配、人人有享受的目标。磨头镇磨头社区以186万元的价格整体购买占地12亩的金磨综合市场产权，由居委会统一管理经营，村级集体年实现收入70多万元。

四、发展物业带动型经济

通过推进农民集中居住，强化村级物业管理，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搬经镇湖刘社区大力推进农民集中居住区建设，现已形成入住300多户的农民集中居住区，通过小区物业管理及房屋出租每年可增加村集体收入20多万元。搬经镇中心社区在农民集中居住推进过程中，社区统一对外发包代建，将小区的服务配套用房对外发包，既保证项目的整体推进，又为集体增加收入50多万元。

篇5

(一)目前区域经济发展形势

1、区域经济的亮点

如果用一句话来高度概括区域经济发展的特点，可以说，在高位增长中促进不同区域的协调发展以及大力度地进行经济转型，是我国区域经济的亮点。目前，这种协调与转型出现以下特点。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特征十分突出。但在我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过程中，区域经济正在转型与互动中促进协调，在各区域主体功能逐渐明确、到位的基础上，大幅度提高整体发展水平。中央从区域经济发展的整体战略出发，协调发展的政策正在一步步完善。其推进思路是：东部地区在“率先发展”基础上，继续发挥经济特区、上海浦东新区的作用，推进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持续推进西部大开发。应该说，各区域的主体功能对于整体的发展来说都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从推动局部区域的超常发展，到注重总体协调，这本身就是一个重大的战略调整。站在这一角度理解新时期区域发展总体战略，观察2006年以协调发展为基调的各区域发展呈现出的不同走向与特色，我们认为，以科学发展观为支撑的区域协调发展格局，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逐步清晰。

(二)分析探讨区域经济对银行发展的影响

总体上看，区域经济对城区银行金融发展也产生了影响。金融资源配置不均衡性问题更加突出。由于贷款审批权限小、贷款项目少，在实行严格的贷款责任追究制度下信贷人员责任大、个人承担风险高，加之上级行采取下达存款考核任务、提取二级准备金、对上存资金给予优惠利率等政策，这些因素促使欠发达地区基层行日益“重存轻贷”，直接导致欠发达地区资金的严重外流，资金供求的“剪刀差”逐渐加大，经济发展的区域性差异日趋加大。二是降低基层银行的资金利用效率和盈利水平。严格的规模限制，不仅不利于银行资金效应的最大发挥，而且造成了经济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后劲的明显不足。三是弱化了城区银行在县域市场经济中的作用和地位，导致地方政府对银行给予地方经济的支持逐渐失去信心，由此可能使地方政府对银行的支持力度减弱甚至存在工作协调障碍。

二、银行怎样借助区域经济实现持续发展

树立全局意识，处理好整体和局部的关系，促进经济的协调发展。当前城区银行在经营战略上进行了较大的调整，经营对象主要集中在大中城市、大行业、大企业和高效益的项目上，这无疑符合利润最大化的要求。但是我们不能片面为强化这一战略而忽视了我国的国情、经济金融的发展过程和当前的经济现状。在当前不发达区域迫切需要金融支持而国家金融体制改革又尚未到位的情况下，作为金融主体的国有城区银行，在实施集约经营过程中，应特别谨慎市场的“取舍”，况且，现有的区域经济与企业状况也只是相对的，随着国家对非公有制经济支持力度的加强和经济的发展，区域经济与企业的强弱态势也会发生转换，这已被经济发展实践所证实。城区银行应该根据不同区域的经济发展状况，妥善、合理的配置信贷资金，为各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缩小区域经济差距作出应有的贡献。通过对地方经济的支持，获得地方党政部门认可，使之正确认识、看待、支持城区银行改革，理解、尊重城区银行按市场经济规律、金融法则办事，主动关心重视金融工作、帮助解决金融发展中的问题，为金融业的发展构建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树立发展意识，处理好集权与放权的关系，合理确定贷款权限，完善授权授信制度。城区银行在推行“三大”战略的同时，应完善内部授权授信及比例管理制度，城区银行二级分行应妥善衔接信贷授权和统一授信，不能忽视对县域经济的信贷投入，在有效控制风险的前提下，应根据县域城区银行的管理水平、经营能力、风险控制能力和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实事求是地合理配置信贷权限及贷款比例限额，适度下放信贷权限给县级城区银行。

三、银行发展规划需要注意的事项(应对区域经济变化所产生的不良影响)

城区银行业的发展核心是银行和政府的关系和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银行若想经营好，必须重在机制改革，尤其是传统体制下转型而成的银行，更需要在体制、机制改革上下功夫，苦练内功，完善银行的制度，改进技术水平，改善管理方式，要明确银行是做什么的。客户需求多样化也是影响城区银行发展的一个因素。自从银行业的发展从产品层面上升到客户需求层面后，金融产品和服务都是围绕客户需求来创新的，城区银行需要在客户需求的挖掘上多下功夫，根据客户的需求来创新产品，满足日益增长的需要。业态竞争对于城区银行来说要定位准确，大银行做大银行的事情，小银行做小银行的事情，城区银行要根据自身的现实条件进行约束，极大的改进城区银行的管理和人才的问题。城区银行要改进体制问题，要注意在银行经营中，依法经营、合规操作是银行一切工作的基本要求，是每一个银行员工应尽的基本职责。合规文化建设是促进城区银行各项业务健康快速发展的重要手段。推进合规文化建设，重点在于把合规经营理念贯穿到员工的日常行为之中，使之成为自觉的习惯；重点在于把立规建制的工作做实、做细，把操作风险管理的各项措施真正细化落实到每一个环节、每一个岗位、每一个节点。城区银行在根据客户需求提品方面要有一定的产品约束。要创造出了解客户特点的产品。使产品能够根据业务发展的状况能够较好的提供客户服务。城区银行要注重内外兼修，重在修炼内功。从银行的信贷工作着手，逐步完善城区银行的信贷调查流程，使信贷调查能够真正的为城区银行起到规避风险的作用。规避企业吃亏、银行吃亏、政府吃亏、信贷调查有问题、未形成良性的体制等一系列问题，避免城区银行成为“孤岛”。

个人客户是各城区银行涉及面最广泛的群体。城区银行在进行个人银行业务发展规划时，要充分考虑各方面的因素，对这一业务领域的经营管理、市场拓展、营销组织和质量成本控制等工作进行规划，认真分析市场现状和预测发展动向。在保证传统业务稳定发展的同时，积极推进银行卡、个人消费信贷、个人住房信贷等业务。建立完善的个人银行业务，对业务发展战略、机构建设设置布局、新产品的开发与业务拓展方式等都要作出具体的规划，使之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建立个人银行业务成本监控体系，要认真落实国家的有关利率管理规定和财务管理政策，严格成本控制，增强安全经营、有效经营的自律性，提高市场盈利水平。城区银行的中间业务是与资产负债业务并驾齐驱的现代城区银行业务，中间业务包括为企业提供信贷支持以外的结算业务、业务、信托业务、租赁业务、项目评估、财务顾问、信息咨询、建设监理等综合性的服务。随着城区银行转轨步伐的加快，金融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中间业务的开展越来越受到各城区银行的普遍重视，因此在制定城区银行中长期发展规划时，要做好中间业务发展规划。各城区银行都有其自身特点，都有自己的优势业务，在制定发展规划时就应该充分发挥其优势，突出其特点，以促进其他业务的发展。例如建设银行在制定中间业务发展规划时，就应该依托长期从事固定资产投资管理这一基础，以市场为导向，以满足客户的需求为宗旨，建立全方位、多层次、多功能的中间业务体系，不断丰富业务种类，把建设银行的金融服务从项目基本建设资金管理延伸到企业的生产经营过程中，确保传统银行业务与中间业务双轮驱动，全面推动城区银行业务的发展。财务管理工作是城区银行管理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城区银行在制定中长期发展规划时，一定要按照中央关于城区银行要“强化集中统一管理，实行统一核算、统一调度资金、分级管理的财务制度”的精神，对财务管理工作进行统一规划，以达到建立以综合业务经营计划为主线，以经济效益为中心，资金统一调度，资产负债合理安排，财务资源合理配置，监管有力的计划财务管理体制；建立制度统一、集中核算、集中管理会计信息、有效监督的会计管理体制；建立高效快捷的清算汇划体系，强化清算系统的市场服务功能。

四、银行怎样抢占区域市场份额

城区银行市场呈现六大特点，一是，市场规模增长迅猛随着城区银行积极推进，银行市场规模呈现快速增长态势。城区银行实现业务创新、提升品牌形象，提高综合竞争能力的主要方式。二是，市场竞争日益激烈，随着金融市场竞争的加剧，我国各城区银行纷纷将金融创新列入银行新的发展战略，电子银行业务的开展成为许多城区银行实现金融业务创新的首选。三是，市场集中度偏高，银行和招商银行为主体的几家金融机构，市场集中度很高。四是，客户需求逐渐多样化，客户需求向多样化、个性化方向发展。网上交易类业务已成为满足部分客户金融服务的主要内容，部分银行已经开始试办网上小额质押贷款、住房按揭贷款等授信业务。

五、银行怎样巩固区域市场的地位银行巩固区域市场的地位要考虑到以下几点

1、市场细分：市场如何细分？各细分市场的规模、增长率和毛利率如何？各细分市场的集中度如何？各细分市场的产品生命周期处于哪个阶段？

2、客户需求：目标客户群体有哪些独特的需求？目标客户群体中谁是行动决策关键人？目标客户群体有什么样的行为特点？如何通过客户需求制定适合的产品、价格、渠道和品牌战略？

3、关键成功因素：行业中有哪些不同的成功模式？这些模式各自的关键成功因素是什么？哪个是最有利的成功模式？服务、创新还是效率？价值定位与盈利模式是什么？

4、竞争力分析：与竞争对手在关键因素上相比有什么优势和劣势？要培养什么核心竞争力？要建立什么样的竞争优势？如何规划核心竞争力？总之，城区银行的发展任重道远，尚需政府、企业、社会等各个方面的共同努力，城区银行在我国正处于发展阶段，市场增长潜力较大，抓住机遇将占据市场竞争主动权，但是，如何有效地抓住机遇，首先必须实施城区银行业务战略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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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的颁布，宣告了以“纵横统一论”为基础的大经济法的解体，尽管自此以后经济法学界仍有个别学者坚持以“纵横统一论”作为经济法的基础理论（注：孔德固：《“纵横统一论”是科学的经济法基础理论》，《政法论坛》1997年第1期。），但属经济法学研究中的个别理论现象，多数学者转向“经济管理关系论”，将经济法定义为“政府管理经济的法律”（注：李中圣：《经济法：政府管理经济的法律》，《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4年第1期。），将经济法的调整对象界定为国家调节社会经济过程中发生的社会关系，即国家经济调节管理关系（注：漆多俊主编：《经济法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1页。），有学者甚至得出这样的结论：“在经济法学研究中，人们的最大共识莫过于‘经济法应调整经济管理关系’的判断”，并认为“把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概括为经济管理关系，体现了社会主义国家管理经济的职能，也符合经济法的本来含义”（注：王保树：《市场经济与经济法学的发展机遇》，《法学研究》1993年第2期。）。因此，经济法学在近十多年特别是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的理论研究中，“经济管理关系论”基本上占据了经济法学研究的统治地位，成为经济法学研究中代表性的理论基础（注：经济法学界关于经济法的基本观点很多。在诸多观点中，以“经济管理关系论”最具代表性，其他的观点或难引起理论界的共鸣，或为“经济管理关系论”的不同表述方式，所以，本文以“经济管理关系论”为基础展开讨论，其他的观点不再一一评析。）。

由于“经济管理关系论”将经济法的调整对象界定为经济管理关系，因此，什么是经济管理关系或者说经济管理关系的本质是什么？这是经济法学界集中讨论的一个问题。在1992年以后，经济法学界逐渐从争执不休的状态中摆脱出来，从市场经济与国家干预的角度去认识和把握经济管理关系，把经济管理关系的本质理解为国家干预经济所形成的经济关系。但是，国家干预经济所形成的经济管理关系是否都属于经济法调整对象的范围呢？对此，经济法学界分歧较大：有的认为所有的经济管理关系皆属于经济法调整的范围（注：谢次昌：《论经济法的对象、地位及学科建设》，《中国法学》1990年第6期。），有的认为笼统地讲经济法调整所有的经济管理关系是不妥的，因为经济管理关系中还包含有行政管理关系，而行政管理关系应由行政法调整，经济法只应调整部分经济管理关系（注：王保树：《经济体制转变中的经济法与经济法学的转变》，《法律科学》1997年第6期。）。但哪部分经济管理关系应由经济法调整经济法学界意见又不一致：有的认为经济法调整的是国家以公有财产和公共利益代表人的身份参与市场经济活动所形成的纵向经济关系（注：尹中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框架初探》，《法学研究》1993年第6期。），有的则根据国家经济管理手段的不同把国家的经济管理划分为直接管理和间接管理，认为在直接管理领域发生的经济管理关系，本质上是一种以权力从属为特征的行政关系，这部分管理关系应由行政法调整，而在间接管理领域发生的经济管理关系，则是一种非权力从属性的经济关系，这部分经济管理包括宏观调控经济关系和市场管理经济关系两个方面，它们才是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注：王保树：《经济体制转变中的经济法与经济法学的转变》，《法律科学》1997年第6期。），还有的学者认为，经济法调整的仅仅是间接宏观调控性经济关系（注：王希圣：《经济法概念新论》，《河北法学》1994年第2期。），等等。所以，尽管经济法学界多数学者主张或赞同“经济管理关系论”，但学者们对作为经济法调整对象的“经济管理关系”的理解和认识并不一致。

将经济法的调整对象界定为经济管理关系，虽然将经济法与民商法区分开来，但与行政法的调整对象-行政管理关系发生了碰撞，所以，经济法学界在诠释这一基础理论的同时一直致力于经济法与行政法关系的讨论，力图将经济法从行政法中分离出来。

（一）在经济法学界，学者们大多从以下诸方面阐述经济法与行政法的区别

1.经济法与行政法的调整对象不同

从调整对象的角度区分经济法与行政法，这是经济法学界集中讨论的一个方面。但由于学者们对经济法所调整的经济管理关系的性质及其范围缺少统一认识，因而，在讨论作为经济法调整对象的经济管理关系与作为行政法调整对象的行政管理关系之间到底有哪些本质的不同和区别时其观点亦各不相同。从总体上说，凡主张经济法应调整所有经济管理关系的学者多依据管理内容有无经济性而将国家的管理关系分为经济性的管理关系和非经济性的管理关系，认为行政法调整的是非经济性的管理关系，而经济法调整的则是经济性的管理关系，从而依据调整对象是否具有经济内容而将经济法与行政法区分开来（注：刘国欢：《经济法调整对象理论的回顾、评析与展望》，《法律科学》1996年第1期；梁慧星等：《经济法的理论问题》，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13页。）。凡主张经济法只调整部分经济管理关系的学者则多从作为经济法调整对象的经济管理关系与作为行政法调整对象的行政管理关系（包括部分经济管理关系）的不同法律属性方面去分析两者的不同和区别，他们从传统的行政管理理念出发，将行政管理关系理解为一种直接的、以命令服从为特征的隶属性的社会关系，因此，在经济管理领域，如果经济管理关系是依据行政命令而发生的，是一种直接的管理关系的话，那么，这种管理关系就是一种仅具经济外壳的行政关系，它应由行政法去调整；相反，如果经济管理关系的发生根据不是行政命令，而是普遍性的调控措施、间接的调节手段，那么，这种宏观的、间接的、非权力从属性的经济管理关系应由经济法调整，因为这种经济管理关系与一般的行政管理关系有着本质的不同（注：王保树：《市场经济与经济法学的发展机遇》，《法学研究》1993年第2期。）。

2.经济法与行政法的调整手段不同

基本的看法认为行政法主要依靠直接的调整方式作用于管理对象，而经济法则主要采用间接的调整方式（注：徐中起等：《论经济法与行政法之区别》，《云南学术探索》1997年第5期。）；行政法主要采取单一的以行政命令为主的行政手段，而经济法的调整手段主要体现为普遍性的调控措施，体现为财政、税收、金融、信贷、利率等经济手段的运用，经济法发生作用的主要方式是通过充分发挥经济杠杆的调节作用引导市场经济的发展（注：李中圣：《关于经济法调整的研究》，《法学研究》1994年第2期；徐中起等：《论经济法与行政法之区别》，《云南学术探索》1997年第5期。）。从而以经济管理的方式是经济手段还是行政手段作为区分经济法与行政法的标准之一。

3.经济法与行政法的法律性质不同

在经济法学界，有学者引证英美法系国家行政法的观念而将我国的行政法定性为“控权法”、“程序法”、“管理管理者之法”，认为行政法并不重在经济管理中的经济性内容，它重在经济管理中的程序性内容，并以行政程序监督权力的行使，防止权力的滥用；而经济法既不是也无需是控权法，经济法最关注的是用以干预经济的调控政策、竞争政策是否得当，并认为对作为经济法主体的行政机关制定这些经济政策的行为进行控制是荒谬的（注：徐中起等：《论经济法与行政法之区别》，《云南学术探索》1997年第5期。）。这种观点将经济法视为一种实体法、授权法。

此外，还有学者从行政法与经济法所追求和实现的价值目标、行政法与经济法产生的不同历史背景等方面去分析经济法与行政法的不同：认为行政法所追求和实现的是国家利益，而经济法所追求和实现的是社会公共利益；行政法是在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在“法治国”、“依法行政”的理念下产生的，是政治法，而经济法则是生产社会化和垄断的产物，它产生于自由资本主义竞争向垄断过渡的阶段，是国家干预经济的结果；在我国，行政法是计划经济的产物，是计划经济的法律代名词，它无法承担起管理市场经济的任务，对市场经济的干预和管理只能依赖经济法，实质意义上的经济法是市场经济的产物，等等。

（二）经济法学界在讨论经济法以及其与行政法的区别时以下问题值得一提

1.在关系到经济法地位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上至今没有形成共识

具体表现在：（1）在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方面，如前所述，尽管经济法学界多数学者赞成“经济管理关系论”，但作为经济法调整对象的经济管理关系到底具有哪些本质特征以及它与作为行政法调整对象的行政管理关系之间有哪些实质性的不同和差异至今未能解释清楚，至于不赞成仅以经济管理关系作为经济法调整对象的观点就更多、更杂。因此，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到底是什么，这实际上是经济法学界讨论至今仍未能解决的一个基本问题。（2）在经济法的调整方式上，尽管多数学者将经济法的本质特征定性为国家干预经济之法，但是，国家干预经济（经济管理）的方式或者说“国家之手”有哪些具体表现形式说法不一：有的认为，国家之手有三种基本动作即强制、参与和促导（注：漆多俊主编：《经济法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9—31页。），有的认为国家干预经济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非法律手段（包括价格、税收、工资等和行政手段如国有化和计划），一种是法律手段（注：刘国欢：《经济法调整对象理论的回顾、评析与展望》，《法律科学》1996年第1期；梁慧星等：《经济法的理论问题》，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13页。），有的认为国家干预经济的方式是普遍性的调控措施（注：王保树：《市场经济与经济法学的发展机遇》，《法学研究》1993年第2期。），还有的认为国家干预所使用的是一系列具有充分弹性的经济手段（注：徐中起等：《论经济法与行政法之区别》，《云南学术探索》1997年第5期。），等等。（3）在经济法的体系结构方面，对经济法调整对象及调整方式的不同认识导致经济法体系构架上的分歧与混乱：有的认为经济法应由市场障碍排除法、国家投资经营法、国家宏观调控法及涉外经济法所构成（注：漆多俊主编：《经济法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目录第1—5页。），有的认为经济法主要包括市场管理法和宏观经济管理法两方面（注：王保树：《市场经济与经济法学的发展机遇》，《法学研究》1993年第2期。），还有的认为经济法仅是指宏观调控法（注：王希圣：《经济法概念新论》，《河北法学》1994年第2期。），等等。

2.理论研究中存在着理论与实践的脱节及研究方式上的牵强附会

具体表现在：（1）不少学者一方面坚持认为经济法调整的是宏观的、间接的经济管理关系，财政、金融、税收及其他普遍性的调控措施和经济手段才是经济法作用的主要方式，是经济法与行政法的本质区别，另一方面又将市场管理法纳入经济法的体系范围，并将竞争法视为经济法的龙头与核心，而在市场管理法中，无论是竞争法、价格法还是其他的管理法，立法上都是直接授予经济行政管理机关以监督检查权、处理处罚权，这些监督检查权、处理处罚权无一不是行政法上以直接管理为特征的行政手段。（2）由于经济法学界一再试图将经济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去研究，因而，在实际研究中唯恐触及行政法的内容，为了以示与行政法的区别而不得不在具体的研究中标新立意。譬如在阐述经济管理法律关系时，为了以示与行政法律关系的区别而将行使经济行政管理权的行政机关及其他行政主体称之为经济法主体，将行政主体在经济行政管理中的职权与职责称之为经济法主体的权利与义务（注：张守文等：《市场经济与新经济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33—139页。），将行政主体在经济管理活动中对经济主体及个人实施的罚款、责令停产停业、没收违法所得、吊销许可证和执照等行政处罚称之为经济法律责任，将经济组织与个人不服行政主体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引起的诉讼称为经济诉讼，甚至建议制定统一的《经济责任法》和独立的《经济诉讼法》（注：杜飞进：《论经济责任》，人民日报出版社1990年版，第192—195页。）。

3.对行政法特别是我国行政法的本质特征存在着重大的认识上的误解

具体表现在：（1）关于行政管理关系本质特征的误解。不少学者将行政管理关系理解为一种单一的、机械的、直接的、以命令服从为特征的隶属性社会关系，并得出结论认为这种社会关系只适用于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对经济的管理而不适用于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对经济的管理，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对经济的间接管理关系需要由经济法去规范和调整。（2）关于行政法手段的误解。与对行政管理关系的误解相联结，不少学者将行政法手段等同于行政手段，又将行政手段简单地理解为行政命令，同时将经济手段等同于经济法手段，是经济法作用的体现，并以示与行政法相区别。（3）关于行政法价值目标的误解。有学者将行政法所追求和实现的价值目标简单地归结为国家利益，认为行政法的直接目的就是为了满足国家利益的需求，而经济法所追求和实现的是社会公共利益。（4）关于行政法本质特征的误解。有的学者置我国行政法上诸如治安行政管理、工商行政管理、税收征收管理、城市建设管理、资源环境保护、司法行政管理、教育科技文化管理等方面的行政实体法、管理法于不顾，而片面地依据英美法系行政法的理念将我国的行政法定义为“控权法”、“程序法”、“管理管理者之法”，从而将作为我国行政法组成部分的行政管理法分割出去，并将作为行政实体法一部分的经济行政管理法纳入经济法的范畴。

二、经济（行政）法的实质及其法律属性

如果将经济法定性为调整经济管理关系的法律规范，那么这种意义上的经济法实际上就是经济行政法，对此学界早有论及（注：梁慧星等：《经济法的理论问题》，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96—213页。）。但关于经济行政法的性质及其法律属性经济法学界与行政法学界在认识上

存有较大分歧：经济法学界认为，经济行政法是与行政法相并列的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行政法仅是经济行政法形成过程中的一个渗透因素（注：王保树：《关于经济法与行政法关系的思考》，《法学研究》1992年第2期。）；而在行政法学界看来，经济行政法不构成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它仅仅是行政法的一个分支学科，它与行政法之间是总则与分则、基本行政法与部门行政法的关系，经济行政法在法律属性上为行政法（注：王克稳：《经济行政法论》，《法律科学》1994年第1期。）。

在行政法学领域，经济行政法之为行政法，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去认识：

（一）国家干预经济的本质是公权力（行政权）的作用

亦如经济法学界所述，现代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离不开国家的干预与调控，我国也不例外，同时，在现代法治社会，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和管理必须纳入法制的轨道，正因为如此，经济法学界多数学者将经济法归结为国家干预经济的法律。但国家如何去干预、管理经济活动或者说“国家之手”有哪些具体方式？经济法学界的概括模棱两可，让人难以捉摸。而从行政法的角度看，国家干预经济的方式无非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国家权力的干预，即通过国家行政权的运用和行使来达到调节经济活动的目的，而国家在运用行政权干预、调节经济活动方面，其手段是多种多样的：既可以是直接的干预，也可以是间接的调控，既可能是以行政命令、行政强制为主的行政手段，也可能是以税收、利率、信贷等经济杠杆为主的经济手段，选择怎样的干预和管理手段是由经济活动的具体情况所决定的（注：在1997年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中，各国和地区干预和处理这一危机的手段即不尽相同，其中印度尼西亚政府直接下令关闭了16家信誉不好的银行，而我国香港特区政府则采取提高银行贷款利率、增加投机交易成本的方式打击金融投机商的交易活动，上述就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调节手段，但他们的本质及其所要达到的目的是一致的。）；二是国家的非权力干预，即国家以非强制的手段在取得有关经济组织和个人同意或协助的基础上来达到调节经济活动的目的，这种非强制的手段通常称之为行政指导，主要有劝告、通告、建议、警告、注意、指导等形式。由于这种非权力的干预以取得相对人的同意或协助为前提，它不直接导致相对人法律上权利义务关系的取得、变更或消灭，相对人不服从这种干预和指导，亦不会导致法律责任的产生，因此，在行政法上，这种行政指导为不具法律效力的事实行为，所以，它属于国家干预经济的非法律手段。由于这种手段的非法律属性，因此，它不是行政法上所关注和规范的重点，行政法所关注和规范的重点是国家对经济活动的权力干预，即必须将国家对经济活动的权力干预纳入法制的轨道。因此，严格意义上说，经济行政法是规范国家权力干预经济的法律。在经济法学界，不少学者也注意到经济管理关系必须借助国家公权力（行政权）调整，经济行政法实际上是通过国家权力来完成民法所无力解决的市场主体的规制问题，正因为如此，经济行政法在法律属性上属于公法。（注：刘大洪等：《现代经济法的反思与重构》，《法律科学》1998年第1期；王保树：《经济体制转变中的经济法与经济法学的转变》，《法律科学》1997年第6期。）但经济法学界的研究缺陷在于他们没有能够进一步认识和把握公权力（行政权）作用所发生的社会关系的性质以及规范公权力（行政权）的法律的本质属性。

（二）凡基于国家公权力（行政权）作用所形成的社会关系本质上皆属行政关系，为行政法的调整对象

尽管经济法学界对于国家运用公权力干预、调节经济活动所形成的社会关系的表述各式各样，但从行政法学角度审视，政府运用行政权干预、调节经济活动所形成的社会关系实际上就是经济行政管理关系，这种经济行政管理关系与政府运用行政权在其他领域进行干预和管理所形成的行政管理关系没有本质的不同和区别，它们都属于行政管理关系的范畴，为行政管理关系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在中国行政法学界，尽管学者们对行政法所予的定义不完全相同，但对行政法调整对象的认识是一致的：即行政法的调整对象是行政管理关系，这种行政管理关系是行政机关在行使行政权过程中所发生的各种社会关系，也就是说凡是基于行政权的作用所发生的一切社会关系都属于行政法的调整范围，这一点不仅在行政法学界没有分歧，在其他学科亦是公认的。由于经济行政法所调整的经济管理关系本质上属于行政管理关系的范畴，因此，经济行政法在法律属性上为行政法。此外，经济法学界有学者将行政管理关系定性为一种单方面的命令服从关系，并据此认为经济管理中出现的一些间接的、非权力从属性甚至带有平等性质的社会关系为一种不同于行政管理关系的新型的社会关系。笔者认为，这涉及到对行政管理关系本质特征的认识：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计划经济的本质决定了政府管理经济的单方面性，一切经济管理关系皆因行政机关单方面的意思表示而形成、变更或消灭，因而命令与服从成为这种体制下政府管理经济的典型特征，同样，在一般的行政管特别是公共行政管理领域，命令与强制也是经常使用的管理手段，这也容易理解，因为在一般的行政管理中政府如不具有这样的强制手段，政令将无法推行，法律将无法实施。但是单纯的命令与强制忽视了相对人的意思表示，因而它难以调动相对人的积极性和参与意识。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主体的平等、意思自治等特征使政府机关逐渐认识到如果单纯使用命令与强制手段反而不易达到经济管理的目的，因此，一些间接的、非强制性的、甚至带有平等性质的管理手段开始得到应用和推广，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行政合同，它基于行政机关与相对人的意思表示一致而成立，在行政合同关系中，相对人不再仅仅是被管理的对象和义务主体，他的意思得到了尊重，他的利益得到了保护，因而，充分调动了相对人参与国家经济管理活动的积极性，在法国、德国、日本等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行政合同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和重视，被作为贯彻实施国家经济政策、经济计划及执行其他公务的一种重要手段。在我国，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推进，行政合同作为经济管理手段迅速发展起来，成为国家经济计划、经济政策贯彻实施，基础产业建设，国土资源开发与保护，国有资产经营与管理，农村产业开发与农副产品收购等领域中为人们所普遍熟悉和接受的一种新型的管理方式，甚至已经拓展到人事管理、治安管理、计划生育管理、生态环境保护等公共管理领域。尽管这种合同关系与传统意义上的以命令与服从为特征的管理有着极大的不同和差异，但谁也不能否定这种带有平等性质的行政合同关系在本质上仍是一种行政管理关系，调整这种行政合同关系的法律-行政合同法在法律属性上为行政法。因为行政合同关系的发生、变更与消灭实质上仍然是行政权作用的结果，行政合同的目的也是为了满足或实现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这说明，在现代的行政管理特别是经济管理活动中，命令服从性管理关系仅仅是行政管理关系的特征之一而不是行政管理关系的唯一特征。

（三）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行政权作用的方式是多重的，但这些不同形式的权力运作方式在法律属性上是共同的，它们都属于行政法律行为

在经济法学界，也有部分学者主张以国家干预经济的方式作为划分经济法与行政法的标准，即将国家干预经济的方式划分为经济手段

与行政手段，并以此作为经济法与行政法的重要区别。而实际上，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都不是法律范畴内的概念，至今为止我国法学界包括经济法学界也从未对经济手段、行政手段的涵义以及两者之间的区别做出科学的说明。从我国的法律制度及实践来看，规范、调整经济活动的法律手段只有三个方面：一是民法手段，二是行政法手段，三是刑罚手段。如果将经济手段理解为国家运用经济杠杆间接调节经济活动的手段，把行政手段理解为国家运用行政权直接作用于管理对象的手段的话，那么，无论是经济手段还是行政手段都仅是行政权作用于经济活动的不同方式，它们都属于行政法手段，在法律属性上它们都属于行政法律行为，其中颁布规范性文件、制定产业政策和经济计划、调整产业结构、税收、利率、汇率、价格的决定等宏观调控措施（经济手段）在法律属性上为抽象行政行为，而行政许可、行政征收、行政检查、行政强制措施、行政处罚等直接的管理措施（行政手段）则为具体行政行为。所以，无论是经济手段还是行政手段都只不过是行政法律行为的不同表现形式而已。

（四）在经济管理活动中，凡行政权的行使所引起的争议都属于行政争议，都只能通过行政救济途径解决

从法学理论上说，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它不仅要有不同于其他部门法的调整对象和调整手段，而且必须有不同于其他部门法的法律责任体系及独立的争议纠纷解决机制。在经济法学界，尽管有学者曾极力主张将罚款、责令停产停业、没收违法所得、吊销许可证和执照等行政处罚作为一种独立的经济法律责任，将相对人不服经济行政处罚所引起的诉讼作为一种独立的经济诉讼，但是，这种观点已被国家的立法所明确否定。其中1996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明确将行政机关在行政管理活动中实施的所有罚款、没收违法所得及非法财物、责令停产停业、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和执照等行政处罚行为统一纳入该法规范的范围，而《反不正当竞争法》、《税收征收管理法》、《产品质量法》等被视为经济法核心内容的法律也都无一例外地将政府经济管理部门实施行政处罚及采取其他诸如查封、扣押、冻结等行政强制措施所引起的争议统一纳入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受理范围。这些立法清楚地表明，凡行政权行使所引起的争议都属于行政争议，都只能通过行政救济途径解决这些争议，经济管理领域亦没有例外。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经济法没有不同于行政法的异质的调整对象，没有区别于行政法的特别的调整手段，没有独立的法律责任体系及其相应的救济途径，因而，它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既没有理论基础，也没有法律依据。需要说明的是，对经济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的否定并不意味着对经济法学研究成果及经济法存在价值的彻底否定，而是说明经济法学的研究需要转换视角，即将经济法放在行政法这个大的法律框架内，将它作为行政法的一个分支学科并相对独立地进行研究，利用经济法学现有的研究成果，汲取行政法的基本原理，这样才能彻底解决长期困扰经济法学研究的基本理论问题，理顺经济法与行政法的关系，从而科学地构建经济法的理论体系，为经济法及经济法学的发展注入生机与活力。从行政法学的角度看，随着我国行政法的不断健全和完善及行政法学研究的不断深入，行政法学理论研究亦需要从一般理论问题走向具体实践问题，从行政法学原理走向部门行政法学，以增强我国行政法的应用性及可操作性，也才能推动我国的行政法学研究向着更高的层次拓展，因此，经济行政法作为一个独立的部门行政法，这也是行政法学研究不断深入及行政法制建设不断完善的必然趋势。

三、经济行政法的涵义及体系结构

在明确了经济行政法的性质及其法律属性后，笔者给经济行政法的定义是：经济行政法是调整国家经济行政主体在运用行政权调控、监督、干预、管理市场经济运行的活动中所形成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体，它是行政法的一个分支学科。经济行政法的调整对象为经济行政管理关系，简称经济管理关系，也就是说，凡是国家行政权干预经济生活所形成的一切社会关系都在经济行政法的调整范围之列，这既符合经济法的研究宗旨与目的，也不违背部门行政法划分的基本准则。在我国，因国家对市场经济运行的干预集中体现在宏观调控、市场管理及国土资源、资产管理三个方面，因此，我国的经济行政法也就相应地由宏观调控法、市场管理法及国土资源、资产管理法三个方面组合而成。

（一）宏观调控法

宏观调控法是规范国家宏观调控经济活动的法律规范的总称。从总体上说，国家宏观调控经济的活动包括国家经济政策的制定和经济政策的实施两个方面，因此，宏观调控法实际上包含了规范国家经济政策制定行为的法律和规范国家经济政策实施行为的法律两个方面，规范国家经济政策制定行为的法律主要是计划法、国民经济稳定增长法、改善地区结构法、产业政策法、预算法、中国人民银行法、农业法等，规范国家经济政策实施行为的法律主要是税法、价格法、金融法、投资法、财政法等。

（二）市场管理法

市场管理法是调整国家监督、管理市场活动的法律规范的总称。由于国家对市场的管理包括了对市场主体的管理、市场交易行为的管理和市场客体的管理，因而市场管理法也就相应地包括了管理市场主体的法律、管理市场行为的法律及管理市场客体的法律三个方面。其中管理市场主体的法律主要是公司法、企业法、商业银行法等规范市场主体的法律中有关公司、企业及其他经济组织注册登记管理的法律规范，管理市场行为的法律主要是反垄断法、反对限制竞争法及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倾销法、反补贴法、反价格欺诈法、反暴利法等，这部分法律是市场管理法的核心，而广告法、证券交易法、房地产法、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则为规范市场客体的法律规范。需要提及的是，规范市场秩序的法律规范大多具有双重法律性质，这种规范市场秩序法律的双重法律属性体现了国家在监管市场活动中行政法手段与民法手段的结合运用，因此，我们这里所讲的市场管理法指的仅是规范国家权力监管市场活动的那部分法律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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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企业自身经营管理问题经过长时间的历程，相关的例子已经向我们证明，正确的对企业进行管理会使得企业的经济发展取得更好的成效。对于我过的相关民营企业来说，采取家族式模式的有九成以上。然而，这样的一种方式，在诸如聘用人才、进行相关组织都包含了家族思想。尽管这样的方式对于建成民营企业有推动作用，在初期可以解决成本问题，同时使得企业凝聚力得到体现，但是当其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之后，这样的一种家族式方式会使得其难以有更加长远的发展。在近段时间内，尽管部分的民营企业都进行了相关的转变，然而对于一类概念的认知仍然是模棱两可的地步，这样使得相关问题的处理分不清楚。造成虽然作为企业家，对于现代化的概念不能做出完善的认知，无法形成一个专业的管理阶层来处理民营企业诸方面的事情，让自己一个人来决定整个企业的未来，促使相关决策得不到平衡，故此以来整个民营企业的未来就决定于企业家的个人手中，时间一长，这样的管理理念就占据了主导地位，使得符合现代化的相关管理思想得不到体现，相信这也是当前民营企业进步缓慢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城市管理创新助推民营企业良性发展的策略

1.改进民营经济政策促进发展市场环境必须提倡两个方面的内容，即平等和自由竞争，然而要形成这样的情况，地方行政机构就必须对现有的模式进行改革，不能过多的进行相关干涉，对不充分的地方进行补正，明白自己在整个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履行自己的责任；除此之外对于垄断问题也必须进行改善，不能形成一家独大的情况，逐渐进行开放，追求社会经济的最大化发展；同时让国有企业的也进行相关的变化，进行重新的构建，将相关的管理制定规章制度，并且加强实力建设，使其在新生产业也能拥有竞争力；执政机构也需要改变自身对于民营企业的看法，让自己能够为其服务而不是过多的监督，增加其认知度，最终做到保证民营企业也能够作为主力参与到社会的竞争中去，形成良性发展。

2.助推民营企业融资金融创新民营企业融资需要采用多元的方式来建立一个长期的制度。首先需要在各方面的贷款上面进行进一步的改善，同时对于民营企业来说，各类银行应该对其建立更加牢靠的信任，并且制定相关的方法对其进行放贷。其次，可以采用捆绑发债的方法来对于民营企业进行帮助，这样不仅可以解决企业的资金问题，还可以增进企业间的信任，在信贷机构之间成立债券工作组的方式来解决相关的问题。再者，进一步细化评定信用等级的制度，使得政府能够参与其中，进一步完善各个部门之间信息平台的建设工作，使得不同的金融机构能够对于民营企业的当前状况以及信用等级能够及时的进行了解并且进行相应的帮助。应该试着像比较小的信贷机构寻求帮助，建立小型专门为民营企业提供贷款的组织，这样可以帮助民营企业进行发展，加快上市的进程，并且不断探索进行融资租赁的方式。最后，作为信贷机构必须不断更新自己的理念和结构，只有这样才能在对于民营企业存在的问题进行相应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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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韩阳 张伟伟 段金龙 哈尔滨商业大学金融学院 长春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黑龙江省财政厅

商业金融机构的碳金融产品支持(1)商业银行绿色信贷支持，所谓绿色信贷,是指各种等金融机构依据国家政策,对研发和生产治污设施,从事生态保护与建设,开发及利用新能源,从事循环经济生产、绿色制造和生态农业的企业或机构提供贷款扶持并实施优惠性的低利率,对污染企业的新建项目投资贷款和流动资金进行贷款额度限制并实施惩罚性高利率的政策。一方面银行可以通过绿色信贷产品支持低碳经济发展。另一方面,银行也可以采取绿色贷款政策支持低碳经济发展。银行可以通过专项贷款的形式来支持可再生能源资产融资;提供给那些购买新型高效住房和投资于翻新、高能效设备以及低碳和绿色能源的零售银行客户群体相对市场更低的利率;还可以选择通过覆盖由传统动力向低碳和绿色动力住房的转换费用来提供抵押贷款。(2)碳项目应收账款融资支持。由于低碳项目投资期限较长,贷款的流动性比较差。为提高贷款的流动性,金融机构可以通过元气购买可与的形式,按未来碳信用收益发放贷款。在一个基于项目的融资模式下,远期购买合同可以作为贷款偿还的保证。这种模式使得未来碳收益流能够被提前回笼并运用与项目投资。(3)碳交付担保。由于低碳项目从开发到减排单位交付的过程中一般都伴随着极大的不确定性,投资者或借款人为降低风险可能会压低减排单位的价格,从而不利于低碳项目的开发。为此,各大金融机构可以通过远期合约形式给项目开发商提供一个最优的减排单位价格,为项目提供信用增级以及为一级市场开发商按约向二级市场上的卖家交付减排单位提供担保,从而在提高项目开发商收益的同时,降低了投资者和贷款人的风险,有助于碳项目的推广。(4)低碳保险支持。低碳保险一般包括两类产品。一是根据低碳和环保相关特征制定的不同费率的产品,二是专门为清洁技术和减排活动设计的产品。金融机构可以通过提供相应的保险产品来帮助企业在减排交易和低碳项目中应对碳的价格波动,进而降低风险发生的概率。(5)低碳证券支持。相关金融机构可以以碳信用的未来价格为基础发行债券或其他资本工具。以债券为例,碳价格越高,投资者所获得的票息回报也就越高。这些债券可以针对那些寻求“亲环境型投资”的机构或个人投资者,将所募集到的资金投资于低碳项目的开发一获取更高的碳信用。

公共和商业银行的碳基金支持。所谓碳基金(CarbonFunds),是促进项目市场发展的一种集合投资计划,将来自政府、投资银行、企业等各类投资者的资金集合起来,用于在全球建立环保项目,并购买项目签发的减排单位,待项目完成后,以减排单位或现金的形式回报投资者。(1)国际组织和国家碳基金。以世界银行为代表的国际组织,主要投资于清洁发展机制项目和联合履行项目,这些项目均有助于温室气体减排,但却因为风险、投资期长,商业银行等私人投资者不愿意进行投资。为推动碳市场的发展,减少发展中国家的贫困并使其实现可持续发展,一些国际组织可以发行国家的碳基金,来推动低碳项目市场的形成和发展。除国际组织外,一些国家政府也可以设立碳基金。这方面在国外已经具有了成熟的经验。英国碳基金于2001年设立,旨在降低温室气体排放的同时促进低碳技术的研发和商业化。荷兰银行也有一个政府主导的,始于1995年的绿色基金活动。通过购买绿色基金的股份或者投资于一家绿色银行,市民可以免于缴纳资本利得税并在个人所得税上获得折扣。投资者因此可以接受更低的投资收益率,而银行就以以更低的贷款利率借款给环保友好型项目。(2)商业银行发行的碳基金。商业银行发行的碳基金,可以将投资者分散的资金集中起来,由专业的团队投资于碳市场,并将投资收益按投资者投资份额分配给投资者,是从碳市场发展中获利的一种金融创新。目前国际市场上存在的商业银行的碳基金主要包括绿色投资基金和绿色基金两大类。如瑞银股权基金,其大部分资产都投资于生态社会的领先企业,余下的则投给生态创新项目和企业。通过在传统投资策略的基础上增加低碳和环保内容,该基金在生态创新领域大量投资在新兴且有前途的技术上,如燃料电池技术、邮寄超市运营和水质改善项目等。(3)碳指数基金。碳指数基金是以碳指数为投资对象的基金,指数包括公开上市的低碳经济或环保股票指数,或者与其他气候变化和环保相关的指数。

以汇丰银行推出的汇丰全球气候变化基准指数(HSBCGlobalClimateChangeBenchmarkIndex)为例,该指数包括气候变化指数、清洁能源产品指数、能源效率指数以及废水、气、物处理指数四个子指数。该指数旨在反应和追踪在应对气候变化过程中获益企业的股价。碳金融市场的支持。碳金融市场的参与主体非常广泛,不仅包括受排放约束的企业或国家,减排项目的开发者、政府主导的碳基金、私人企业、交易所,也包括国际组织、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等金融机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碳金融市场的形成不仅为上述参与主体提供了各种碳金融工具交易的场所,更是促进了市场流动性的提高,提供结构性产品来满足最终使用者的风险管理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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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有制建筑经济在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主导地位，对高质量完成建筑任务、加大社会劳动力再就业岗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增加创造经济效益能力，使公有制经济获得更多经济利润与发展空间，提高国民经济整体收入水平，为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一个高效的发展平台。同时加强公有制建筑经济的发展力度对于私有制建筑经济也有较强的促进和提升作用。

（二）私营建筑经济的作用

私营建筑经济是我国建筑行业市场在长期不断发展与深化的结果，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加强私营建筑经济的发展对提升竞争实力具有积极意义。私营建筑经济不仅可以促进建筑行业经济市场的有效管理，还可以规范社会主义建筑市场发展秩序，能够有效地促进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缓解城镇就业压力，提升农村劳动力人口自身素质，加速农村人口合理转移，有效地解决了国家人口剩余劳动力的问题。私营建筑经济对公有制建筑经济的改革深化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与我国公有制建筑经济共同发展、相辅相成。我国建筑经济发展的现阶段仍然是公有制建筑经济为主体，公有制建筑经济在发展中存在诸多问题，影响了建筑企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而私营建筑行业在市场经济上的激烈竞争，使得私营建筑经济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公有制建筑经济的一系列不正当市场操作行为，强化了建筑行业的市场经营管理制度。

二、我国建筑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一）国有建筑经济存在的问题

国有建筑经济的主要问题是一部分建筑企业管理层损公肥私行为严重，阻碍了建筑经济的发展。一些国有建筑企业高层管理者以经济改制为名义，对国有资产进行重组，将新成立的建筑公司的管控权移交给自己或亲属，将利益丰厚的建筑项目交给重组后的新公司来完成，在进行利润分配时，将多数利益分配给自己或亲属，严重造成国有资产大量流失浪费，使国有资产变成私有资产。一些国有建筑企业的项目领导者不顾企业的生存与发展，经营现象混乱，大肆贪污，牟取私利。

（二）私营建筑经济存在的问题

私营建筑经济主要存在两个问题，缺乏有利的法制环境和经营规模小。我国目前建筑行业经济政策和相关法律法规还不完善，私营建筑企业经常受到建筑相关管理部门乱收费、乱罚款等处罚行为，没有得到有效的法律保护；私营建筑企业的发展规模不大，经营形式单一，分布零散，缺乏抵御风险的实力，加上现阶段我国建筑行业整体处于发展低迷状态，建筑项目所需资金数额庞大，使得私营建筑企业融资渠道缩小，融资能力相对较弱，追求短期利益，不考虑企业长期发展规划。

（三）建筑经济管理理念薄弱

目前我国大多数的建筑企业管理者缺乏积极的经济管理意识，管理理念相对比较落后，对建筑经济成本的管理缺乏一定的预见性，没有进行合理、有效的成本预算管理与风险管理，通常是在出现了问题之后才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一些管理者在建筑企业的运营发展过程中，目光比较短浅，仅对现阶段的经营状况进行分析，没有随着建筑工程项目的开展与发展情况进行动态经济管理，缺乏动态管理意识。缺乏全面性成本管理观念，管理者只对建筑材料、施工人员工资进行成本管理，对因工程质量问题返工、设计发生变化而造成的隐性成本缺乏系统全面的管理。没有建立高素质的建筑经济管理人才队伍，缺乏专业管理知识、自我学习意识，自身的责任心不强，一旦出现了问题，企业管理者相互推卸责任的现象普遍存在，我国现有的建筑经济企业管理者人才队伍还无法及时跟上时代的发展步伐，建筑经济管理水平相对比较滞后。

（四）技术水平落后，市场开拓能力较差

我国建筑行业技术水平还比较落后，一些建筑企业缺乏专业的建筑设备和技术手段，自动化水平较低。建筑企业往往是劳动密集型的发展规模，将更多的资金成本浪费在人力成本上，缺乏对技术创新的投入，不重视高技术人才的积累和培养，技术创新能力较差，不利于建筑市场的开拓，产品质量、顾客满意度有待提高，影响了企业的经济效益。同时，与国际同行业的竞争能力较弱，在对外发展的过程中问题重重，面对严峻挑战的竞争形势应对能力较弱，无法有效地与全球化建筑行业市场经济的发展趋势相融合。

三、加强我国建筑经济发展的可行性建议

（一）深化国有建筑企业改革

我国应深化国有建筑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将产权制度作为国有大中型建筑企业改革的重点，积极探索公有制多元化有效实现形式，把握改革指导思想，推动国有建筑企业产权的多元化形式，大力发展国有、集体、个人等多种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形式。明确国有企业产权，不断吸收借鉴国内外先进、成熟的改革经验，结合我国建筑行业实际情况，组建股份制合作制经济，对国有小型建筑企业进行合作、兼并、股份制等形式，将小企业转变为大企业，不断壮大发展规模，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加强建筑企业实力。加强对国有建筑经济的监管力度，通过内部监管与外部监管相结合的形式，有效提高工程质量，落实相关建筑经济发展政策，防范国有企业管理者的行为，促使国有建筑企业健康发展，为我国私营建筑经济提供一个有效的发展空间，增强我国国民整体经济发展力量。

（二）大力发展私营建筑经济

私营建筑经济的发展对我国市场经济快速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通过对私营建筑经济的转变认识，正确处理好我国国有建筑经济与私营建筑经济之间的复杂关系，要深刻了解到国有建筑经济与私营建筑经济之间并非是相互排斥的关系，而是相互补充、共同促进的关系。加强法制建设，通过建立健全的法律法规保护私营建筑企业的合法权益，为私营建筑企业创造一个公平、公正的市场竞争环境，提供全面的指导服务，改变单一的管理模式，充分利用市场资源配置的导向作用，调整产业结构，提高私营建筑经济的发展水平。鼓励私营建筑企业的发展规模逐渐向公司化、集团化模式发展，提高经济实力，促使我国建筑经济的发展状况更为稳定、持续。

（三）加强建筑经济管理理念建设

对建筑经济管理要具有前瞻性的意识，采取有效、合理的建筑成本预算管理与风险管理工作，坚持以预防为主的管理理念，对将要出现的问题具有预见性，并及时采取风险预防措施，减少由于风险防范应急预案不足带来的经济损失。定期对建筑工程的初始投建、施工、竣工收尾等全过程进行定期监督、检查，将经济成本的预算管理观念贯穿于整个建筑工程中，确保经济管理真正落实到工程项目的动态发展中。加强建筑企业各部门之间的配合，优化资源配置水平，把建筑成本控制到最低点。

（四）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提高建筑技术水平

我国建筑企业应加强经济管理人才的引进制度，定期对经济管理人才进行理论知识培训，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加强实践管理能力。经常组织参与建筑经济发展讲座活动，与其他企业相互沟通、讨论、学习，借用互联网系统，广泛搜集信息，及时跟踪、掌握我国政府经济政策动态和国内外建筑行业的市场发展形势。与时俱进，根据建筑行业经济变化不断调整经营战略，吸引就有新技术、新材料的国际企业合作，积极发展国际市场，提高建筑技术水平，降低企业运营成本，不断推动建筑行业走向规模化、国际化，提升建筑经济在国民经济的占有率。

（五）积极发展国际建筑经济市场

我国国内建筑经济行业应积极发展国际市场，调整企业战略结构，扩宽经营渠道，通过工程、贸易、劳务等与境外建筑企业相结合的经营发展模式，提高我国建筑企业的发展规模、资金实力和经营管理水平。国内建筑企业还可以与我国其他行业强强联合，走向全国，利用国内相对低成本的劳动力优势吸引国际企业合作。或者与国际具备先进科学技术、新型材料的知名建筑承包商共同合作，增加相关科技投入量，共同发展国际经济市场，有效的应对市场经济变化莫测的发展趋势，提高国际市场竞争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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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上世纪80年代我国开展经济法研究以来，经济法学者对经济法的特征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审视当前经济法学界，大部分的经济法学者仅仅运用传统的法学分析方法，通过经济法与传统法律部门的比较，试图揭示经济法的特征。然而，毕竟经济法是一门与传统法律部门差异极大的法律部门，这样的研究方法有它固有的局限性，唯有将经济法置于整个市场经济，并将其与经济学的经典理论紧密结合，才能更加深刻地揭示经济法的特征。

分析经济法规群的共同特点，笔者认为经济性是而且应该成为经济法的本质特征。本文将从三个方面对经济法的经济性进行论述，这也是笔者的一点思考。

一、经济法调整对象的经济性

分析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我们可以将其归纳为市场主体调控关系，市场秩序调控关系，宏观经济调控关系以及社会分配关系。

从市场主体调控关系来看，国家为了维护市场的有效运行和整体利益，通过市场准入制度等制度，对市场主体进行经济调控。以《商业银行法》为例，商业银行在金融市场上主要经营负债业务、资产业务和中间业务，由于金融业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安全至关重要，为了保障商业银行的安全性，国家对商业银行的设立规定了极为严格的准入条件。《商业银行法》第13条以严格的准入制度对金融业做出了调整。商业银行在设立后仍要受到持续调控，由于商业银行主要是经营负债业务，负债率就是一个极为关键的问题。针对这一问题，新《巴塞尔协议》做出明确规定，要求各成员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应高于8%。我国也根据这一协议做出了相应的要求。这些规定无不显示出经济法对现代经济关系的积极调控，也可以说，正是由于这些经济关系的重要性，才引发了国家通过经济法进行有效的调控。

此外，国家为实现一定的产业布局调整以及社会公平目标，也经常通过产业政策、再分配政策、财政政策等对经济发生作用。这在日本等发达国家集中表现为《产业政策法》《结构不景气法》等法规。无论是经济法调整对象的哪一方面，源于经济法的产生正是客观经济关系出现而传统的民法、行政法都无力调控，它们天生就具有强烈的经济性，这也内在地决定了经济法具有经济性，并且经济性理应成为经济法的本质特征。

二、经济法调整工具的经济性

经济法的发展与干预主义的出现密切相关。干预主义的经济学基础是凯恩斯主义。但干预主义并没有提出可供操作的干预经济的调控工具。随着西方市场经济以及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西方国家逐渐提出了操作性极强的调控工具。

以国家对垄断的干预为例，由竞争引起的垄断，反过来又必然妨碍、限制甚至消灭竞争，最终使市场机制遭到破坏。为维护市场机制的健康运行，通过经济法限制垄断成为必然的选择，但何时该由国家介入呢？在微观经济学理论中，市场结构区分为完全竞争市场、垄断竞争市场、寡头市场和垄断市场。当竞争使得市场集中到一定程度后，就会出现垄断。衡量市场集中度有几种经典的指标，譬如四企业集中度（CR4）、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HHI指数）以及熵指数（entropindex,EI）。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采取了HHI指数作为判断企业收购行为是否构成了垄断威胁，国家是否应当进行干预。根据微观经济学理论：

联邦贸易委员会要求意图实施兼并的企业必须提供该企业以及其竞争企业的市场占有率，接着由该委员会计算兼并前与兼并后的HHI指数值的差值，倘若这个差值达到兼并法则规定的数值，联邦贸易委员会随即根据反垄断法作出允许或者不允许企业兼并的决定。运用HHI指数进行垄断的认定有一个相当典型的案例，即可口可乐与百事可乐的兼并较量。倘若允许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实施兼并，将使兼并后的HHI值严重超过法则规定。

在美国反垄断法的实施过程中，经济学的工具被运用于判定垄断与否的标准，而反垄断法被称为“经济宪法”，是经济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法的调控工具具有浓厚的经济性，其数据完全来自真实的市场经济运行过程，而诸如HHI指数之类的调控指数最先纯粹是经济性的指标，而后才引入了经济法的领域，故而经济性成为经济法的特征自然而然，并且应该成为经济法的本质特征。

三、专业技术规范的引入

经济法的重要表现，是经济法往往把经济制度、经济活动的内容和要求直接规定为法律。直接赋予经济规则以法律效力，也意味着经济法具有专业性。在我国经济法的法律框架之中，存在相当多的专业性技术规范。在经济法的各个领域内，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找出此类规范。譬如房地产法中的《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会计法中的《企业会计准则》。这类规范产生的目的带有极强的经济目的性，来源于对市场交易关系、结算关系进行规制的需要，显然这些社会关系具有强烈的经济性。故而从经济法对专业技术规范的引入也反映出经济法的经济性特征。

以上从经济法的调整对象、经济法的调控工具以及专业技术规范的引入三个方面进行分析，并适当运用了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对经济法的经济性着重论述，深化了对经济性这一特征的理性认识。当然，经济法仍具有诸如政策性、综合性、回应性、指导性、后现代性等特征，但与经济性相较而言，其他对其特征的表述均是第二位的，或可称为经济法的区别特征，但毕竟不是本质特征。因此，经济性是经济法的本质特征。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