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医疗论文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农村医疗论文，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河北省目前有乡镇卫生院1960个，乡镇卫生院床位数58777张，平均每千农业人口1．18张(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1．16张)，乡镇卫生院住院人数为155．4万人，病床使用率为55．4%(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58．1%)。河北省目前有村委会48969个，村卫生室65375个，设卫生室的村占总村数100%。河北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年诊疗人次为24484．6万人次，其中乡镇卫生院为3756．2万人次，占15．34%，村卫生室16494．3万人次，占67．37%。在农村基层就诊患者中，高脂血症、高血压、脂肪肝、糖尿病、冠心病、感冒、胃肠炎的患病率较高。

1．2农村基层乡镇卫生院及村卫生室医疗技术人员概况

河北省乡村医生和卫生员总数为85639人(其中乡村医生82527人，卫生员3112人)，平均每村村卫生室人员为2．13人(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2．29人)，平均每千农业人口村卫生室人员为2．09人(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1．53人)。河北省农村基层卫生技术人员中，执业医师占25．2%(每院平均5．2人)，执业助理医师占24．1%(每院平均5．0人)，注册护士占10．6%(每院平均2．2人)，药学专业技术人员占5．1%(每院平均1．1人)，见习医师占4．6%(每院平均1．0人);具有本科学历人员占4．4%(每院平均不足1人)，大专占27．8%(每院平均5．8人)，中专占50．2%(每院平均10．5人)，无学历人员分占5．2%(每院平均1．1人);具有高级职称人员占不足1%(每院平均不足1人)，中级职称占8．5%(每院平均1．8人)，初级职称占59．5%(每院平均12．4人);25岁以下人员占7．0%(每院平均1．5人)、26～45岁占67．6%(每院平均14．1人)，46～55岁占13．2%(每院平均2．8人)，56～60岁占4．0%(每院平均不足1人)，60岁以上的人员占1．0%(每院平均不足1人)［1］。从河北省农村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机构的现状可以看出，农村基层卫生技术人员学历及职称偏低，卫生技术人员机构不合理，缺乏实用和高层次人才。

2河北省农村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机构的发展对策

2．1加强农村卫生人才培训

调整医疗、护理、预防保健、管理人员结构，满足服务职能;加强农村卫生人员知识培训，普及基本专业技术，建立卫生专业人员岗位培训制度，巩固和更新医疗卫生知识，提高基本医疗卫生服务能力;建立逐级进修学习制度，乡镇卫生院每年安排一定数量的卫生专业技术人员到上级医疗卫生机构进行临床进修和短期培训，有计划地选派中心卫生院业务骨干到市级培训基地进修学习;乡村医生每年接受乡镇卫生院的免费培训和业务指导;继续开展乡村医生中专学历教育，鼓励在职人员通过自学考试和职业教育，提高专业学历水平，改善农村卫生人才结构，满足农民群众健康需求。

2．2提高农村基层医疗技术人员待遇

由于待遇低、基础设施差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农村基层卫生院普遍存在着技术人员队伍不稳定、流动性大的特点，影响了乡镇卫生院整体的技术水平和发展。因此，一方面应加快基础设施和硬件建设，为卫生技术人才创造可以施展才华的平台;另一方面，制定科学合理的绩效工资及奖惩制度和激励机制，提高广大医疗技术人员的工作积极性。

2．3加强卫生管理人才培养

坚持“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公开招聘作风好、懂技术、善管理、有工作热情、具有中级及以上卫生专业技术资格的优秀人才担任卫生院长或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管理干部;建立基层卫生管理干部岗位培训制度，提高基层卫生管理人员依法行政、科学决策和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有计划地选拨、选派有管理才能的后备干部，到市、县区医疗卫生机构挂职锻炼，提高综合管理能力;逐步建立卫生管理干部持证上岗制度。

2．4加强基层卫生人才培训基地建设

充分发挥市直、县区医疗卫生单位的技术优势，加强培训基地的规范化建设，加强基地师资队伍建设，提高基层卫生人员的培训能力，形成以市直、县区带乡镇、乡镇带村所的逐级培训网络，加大对农村中心卫生院和村卫生室专业技术人员的水平培训力度，全面提高农村基本医疗卫生服务能力。

篇2

资料来源于国家卫生计生委、各省级政府相关部门的官方机构网站，主要检索2010年3月－2013年11月出台的新农合重大疾病保障政策实施方案及相关意见，同时收集各省(市、自治区)卫生厅(局)上报的新农合大病保障工作汇报材料和相关统计报表。截止2013年11月，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新农合大病保障实施方案全部纳入研究，天津市未检索到本研究相关的大病保障政策文件，故未纳入分析。

1．2研究方法

对收集的资料进行汇总、整理、分类，数据资料采用Excel软件进行统计。运用描述性统计和对比分析方法，从实施方案出台时间、试点病种数量、定点医疗机构级别的确定、医疗费用支付与补偿办法、救治申报程序与费用支付模式、管理与保障措施6个方面，对各省(市、自治区)新农合大病保障政策的主要内容和做法特点进行比较研究。

2结果

2．1实施方案出台时间

卫生部于2010年6月《关于开展提高农村儿童重大疾病医疗保障水平试点工作的意见》，到2011年6月，全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出台了实施方案，虽然于2012年相关文件，但其儿童先心病免费救治工作启动时间较早。2011年4月，卫生部出台文件要求逐步扩大重大疾病救治试点的病种范围(优先考虑妇女两癌、重性精神疾病等病种);2011年，全国共出台扩大病种实施方案及相关文件16份。2012年5月，卫生部《关于做好2012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工作的通知》要求推开终末期肾病、妇女乳腺癌、宫颈癌、重性精神疾病、艾滋病机会性感染、耐多药肺结核6种大病保障，同时将血友病、慢性粒细胞白血病、唇腭裂、肺癌、食道癌、胃癌、1型糖尿病、甲亢、急性心肌梗塞、脑梗死、结肠癌、直肠癌12个病种纳入试点范围;2012年，各地共出台扩大病种实施方案17份。2012年11月卫生部出台《关于加快推进农村居民重大疾病医疗保障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进一步明确了各省(市、自治区)大病保障的目标任务和工作要求。2013年9月国家卫生计生委文件进一步要求以省(市、自治区)为单位全面推开20个病种的重大疾病保障试点工作。

2．2实施方案覆盖病种

根据卫生计生委要求，2013年各地应全面推开20个病种的重大疾病保障试点工作。目前，8类大病中，内蒙古妇女两癌及艾滋病机会性感染尚未纳入，宁夏仅开展了儿童两病保障，仅出台了儿童先心病免费救治工作实施方案，其余省(市、自治区)全部纳入;12类大病中，吉林、重庆两地各有4类尚未纳入、陕西只将8类大病纳入，其余省份全部纳入。除国家规定优先纳入试点的20种大病外，16个省(市、自治区)新增了部分病种，其中安徽省新增病种数最多，达到了30种，以冠心病、白血病等心血管系统疾病为主;其余大部分省份新增病种为1－8种。同时，部分地区结合本地实际，将一些地方病或发病率较高的病种纳入大病保障范围，如内蒙古新增的布鲁氏杆菌病，新疆、青海两地分别增加的肝硬化和肝癌(表1)。

2．3定点医院的确定

卫生部《意见》指出:重大疾病实行分级诊疗制度，20种重大疾病中的大多数病种原则上尽可能在县级医疗机构诊治，复杂疑难病例转诊到三级医疗机构。各地定点医疗机构级别的确定主要包括4种类型。

2．4补偿机制

按照卫生部要求，新农合对相关病种的实际补偿比例原则上应当达到本省限定费用的70%左右，在此基础上，由医疗救助对符合条件的患者再行补偿。各省(市、自治区)在实施方案中对按病种付费的费用定额标准和支付方式进行了规定，一些地方探索利用新农合基金建立了大病补充补偿基金或购买商业大病保险。

2．4．1推行按病种付费为主的支付方式。根据国家要求以及各省实施方案的规定，重大疾病的诊疗费用支付主要采取按病种付费，包括按病种限额付费、按病种定额付费两种形式，其他支付方式有按病种限额与定额相结合、按床日付费、按人头付费等形式。

2．4．2费用定额和报销比例。先行试点的儿童“两病”多采取统一规定费用定额标准和报销比例的方式。对扩大病种在不同级别医疗机构就诊的费用定额标准和报销比例的确定大致分为3种形式。对于超出定额标准的费用，除海南省规定由定点医院和参合患者按1:1比例承担外，其余各地普遍规定由定点医疗机构承担。青海、河南、湖南、内蒙古等地对儿童两病等病种的报销比例规定有所不同。新疆、、湖南儿童先心病均推行免费救治政策。见表4。

2．5申报及结算程序

卫生部《意见》要求，各级新农合经办机构应按照便民、利民原则，简化并规范重大疾病的救治申报和结算报销流程，推行定点医疗机构即时结报和异地结报，推进新农合、医疗救助“一站式”服务。

2．5．1申报程序。对于大病患者救治申报程序的规定主要有以下两种形式:福建、贵州、海南、江苏、河南、湖北、湖南、广东、河北、江西等地要求患者到定点医疗机构确诊后开具相关证明，经新农合机构审批后再开展按病种付费诊疗;安徽、云南、四川、宁夏、则由定点医疗机构确诊并审查患者参合信息后，对确诊符合大病报销条件的患者按重大疾病类别进行管理，并做好相关材料备案和标注工作，患者出院后由医院向新农合经办机构提交申请补偿的材料。

2．5．2即时结报与“一站式”报销模式。各地大病诊疗费用基本实行即时报销。安徽、海南、河南、湖北、湖南、吉林、山东、上海、甘肃等大部分省份规定，大病患者出院时只需按照规定的定额比例支付自付费用，由定点救治医院垫付其余全部费用，并由新农合经办机构将基金应付款和医疗救助垫付款“一站式”拨付医院。云南、河北、浙江、内蒙古等地新农合经办机构仅拨付基金应付款，医院垫付的医疗救助资金则需由医院向民政部门提出申请。贵州、青海两地即时结报则采取由新农合基金向医院预付报销定额的部分费用，医院垫付剩余报销费用，患者支付自付费用的方式。

2．6管理与保障措施

2．6．1申报管理。在重大疾病的救治申报管理方面，针对患者纳入大病报销的限制条件分别作出了规定，主要包括3方面:①参加新农合;②疾病诊断及主要治疗方法符合各省方案规定的保障范围;③在各省指定的重大疾病定点救治医院按规定的临床路径或诊疗方案治疗。同时，安徽、海南、河南等地还在实施方案中规定，在1个参合年度内，重大疾病住院患者同一种疾病限享受1次方案规定的重大疾病保障政策(方案另有规定的除外)，再次住院发生的医药费用不纳入大病保障。

2．6．2组织管理与保障措施。各地实施方案中对于大病保障政策的组织管理和保障措施，主要从加强组织领导、确保服务质量、提高管理水平、加大查处力度几个方面作出了要求。省、市、县各级卫生、民政、财政部门分别负责实施方案的制定和组织实施与监督;在确保服务质量方面，一般要求各救治医院要在临床路径基础上制定各保障病种的标准化诊疗方案，严格掌握入、出院指征，从手术、麻醉、治疗、药品及辅助检查等环节着手，确保医疗质量，有效控制费用。同时要求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及经办机构组织对救治医院进行监督检查和考核评估，重点对诊断升级、分解住院、放宽住院标准、推诿重症患者、降低服务质量等行为进行严肃查处。

3讨论

3．1大病保障政策目标

逐步缓解农村大病患者家庭的“因病致贫”问题是新农合大病保障政策的根本出发点。考虑到新农合基金稳定性和使用效率，优先纳入试点的20种重大疾病均为疾病负担相对较重、灾难性卫生支出发生率较高的病种，如儿童先心病、妇科和消化系统恶性肿瘤。目前，各地大病保障政策均能围绕缓解“因病致贫”问题的核心目标，绝大多数地区的试点病种范围和补偿水平达到国家要求，并有1/2的省份结合实际情况新增了部分试点病种。在保障机制方面，尽管仍有少数省份采取提高政策范围内报销比例的方式，但按病种限额补偿70%与医疗救助相结合仍然是各省大病补偿的主要形式，符合救助条件的患者自付费用不超过定额的10%，并且在按项目付费别强调了大病补偿不受新农合报销药品目录与诊疗项目目录的限制，能够较好地满足重大疾病通常存在报销目录外费用高的特点。在救治申报与报销程序的制定方面，尽管各省份具体步骤存在一定差异，但都遵循“便民利民”的基本原则，特别是大病诊疗费用“即时结报”和“一站式”报销的普遍推行，能够方便患者即时获得补偿。

3．2大病保障付费方式

按病种付费作为预付费制度的一种，与按项目付费等后付制相比，在兼顾医疗质量与住院费用控制方面具有明显优势，也是新农合大病保障费用支付采取的主要形式。然而，并非所有的重大疾病费用支付都适用按病种付费，因该支付方式通常以某个疾病治疗方法的主操作和/或主诊断为基础来确定费用定额标准，因此多适用于诊断清楚、疗效确切和费用离散度低的疾病，对于一些临床上诊断分型较为复杂的恶性肿瘤以及重型精神疾病等病程长短差异较大的病种则并不适用。目前仅内蒙、辽宁、新疆等少数省(自治区)在按病种付费的基础上，对部分病种探索推行其它支付方式改革。同时，有1/3的省份采取了按病种限额付费，在不超过费用最高限额的范围内，同类疾病的诊疗费用高低可以根据病情的不同按照实际提供的诊疗项目价格和数量而调整，但该种支付方式失去了严格意义上的预付费制度的控费能力，其本质上仍属于后付制，对大处方、大检查等行为的约束作用有限。出现上述现象的原因，一是由于目前国家层面出台的大病保障政策中，针对重大疾病的补偿形式主要强调了按病种付费，而未对不同病种的适宜性作出具体规定或要求;二是由于目前我国按病种付费制度的发展尚处于初级阶段，省级层面仍未建立起统一、细化的疾病分型分类标准，难以根据不同病种的实际需要合理测算预付费的费用标准［1－2］。

3．3大病分级诊疗制度

县级医疗机构作为我国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提供网络的龙头，应当承担大部分重大疾病的诊疗服务，国家鼓励通过差别化医保报销政策、支付方式改革等措施引导各级定点医疗机构之间建立分工协作和双向转诊机制。从目前各省(市、自治区)制定的政策看，分级诊疗制度仍未完全建立，1/3的省份并未将县级医疗机构作为主要定点机构，仅有不到1/5的省份开展了重大疾病诊疗费用的差别化报销。即使是在已经推行差别化报销的省份，不同级别医疗机构之间报销比例差距相对较小，难以有效引导患者到县级医疗机构就医。导致差别化报销政策以及分级诊疗制度难以推行的重要原因，一方面可能是由于县级医疗机构诊疗能力有限、资源配置相对不足，难以成为大病患者就诊的首选［3－4］;另一方面，省级层面尚未制定不同级别医疗机构之间具体的双向转诊标准，大部分省份对于不同病种的首诊、筛查程序缺少明确的规定。

3．4医疗服务监管体制

国家要求各省(市、自治区)纳入试点的20种大病以循环、消化、呼吸系统恶性肿瘤和心脑血管系统疾病为主，这些疾病多具有病程长、诊疗费用高、临床分型较复杂等特点［5］。以儿童白血病为例，根据卫生部制定的费用标准，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标危组和中危组的定额标准分别为8万元和15万元，相差达到7万元;而对于妇女两癌及消化系统恶性肿瘤等大病，多数省份并未针对同一病种的不同分型或分期分别制定费用标准。在费用定额确定的情况下，容易发生诊断升级或推诿重症患者以及分解住院、放宽住院标准、不严格执行临床路径等各种逐利行为，建立完善的医疗质量监管和控制体制显得尤为重要。而目前尽管各省(市、自治区)在实施方案中提出要求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及经办机构对救治医院进行监督检查和考核评估，但并未对不同部门的监管职能进行细化并制定统一的考核评估标准，对于定点医疗机构内部质量监督机制的建立缺少强制性的制度设计。监管体制的缺陷，首先是由于在按病种付费制度下，医保经办机构尚未充分发挥其作为购买方的职能，未能与医院建立起基于合理的定额协商基础之上的外部监督机制［6］;同时，定点医院自身对按病种付费制度下的内部质量管理给予的重视不足。

4建议

4．1大病保障以定额付费为主，探索多种形式的支付方式改革

各地大病保障按病种付费的具体形式存在差异，为使其控费效果得到更好的体现，建议结合实际情况逐渐由限额付费过度到定额付费，对一些临床分型较为复杂的恶性肿瘤等病种，应分级制定费用标准，并根据重大疾病诊疗过程中病情的异常变化给予一定的费用浮动空间。同时，大病报销工作应与新农合支付方式改革相结合，充分发挥不同付费制度的激励机制，克服单一付费方式的弊端。根据病种需要，对于一些不适用于按病种付费的疾病类型，如重性精神病、终末期肾病，以及一些临床分类较为复杂的恶性肿瘤等病种，应积极探索按床日、总额预付以及按项目付费等多种支付方式［7－8］。

4．2明确不同级别定点医疗机构的定位，加快推进差别化报销政策

应合理划分不同级别医疗机构对不同病种的诊疗功能定位，确立县级医疗机构作为大病救治定点医院的主体地位，并统筹推进差别化报销政策，合理拉开不同级别医疗机构的报销比例差距，引导患者到基层就医［9］。同时，以重大疾病的临床专科能力建设为核心，重点提升应主要在县级医疗机构得到治疗的终末期肾病、妇女乳腺癌、宫颈癌、艾滋病机会性感染、胃癌、结肠癌、直肠癌等疾病的诊疗技术水平，完善相应的设施和设备配置。省级层面应加快制定病种双向转诊标准，确保疑难重症在县级医疗机构初诊后，在必要的情况下及时转诊到三级医疗机构。

篇3

一、中国农村医疗卫生状况现状分析

我国目前进入了老龄化时期，65岁以上老年人在人口中的比例已超过7%，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已达1.43亿，占总人口的11%，21世纪中国老龄化有加剧的趋势。我国是典型的未富先老型国家，中国农村的医疗卫生状况令人堪忧，三级医疗网络濒临解体，乡镇卫生院1/3基本瘫痪，1/3仅能维持生计，1/3能够发展（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05），农民抵御重大疾病灾害的能力十分脆弱。

严格的城乡户籍制度造成了我国分明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甚大，国家对城乡间医疗保障制度的安排也不合理，而城乡居民面对的是统一的药品定价和医疗服务费用，造成了在中国农村普遍存在的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现象。有研究表明，医疗消费在中国农村有着奢侈品的性质，农民对医疗存在着潜在需求，但是受到目前收入水平的制约，医疗需求的满足尚处于从属的地位（卫龙宝，2005）。有以问卷形式对中国内地六省310个村庄进行了直接入户方式的调查访问，结果显示，有79.7%的调查对象反映，他们所在村庄存在农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现象（岳书铭，2005）。国家卫生服务调查的结果显示，在中国农村的贫困户中，因病致贫的户数占了很大的比例，该比例在1998年和2003年分别为21.61%和33.4%（卫生部统计信息中心，2004）。更有学者认为，在中国的不同地区，疾病导致了20%～70%的贫困（Jiang，2004）。

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合理性分析

合作医疗制度能够提高整个社会医疗卫生服务的利用率和公平性，这一点已经得到研究证实。合作医疗能为大多数农村居民提供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与自费看病相比，参与农村合作医疗的农民在花费相同成本的条件下能享受更多的医疗卫生服务。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对中国10个贫困县进行的调查，合作医疗覆盖的低收入人群比没有参加合作医疗的同等收入人群有更高的医疗卫生服务利用率，他们的经济负担（个人在医疗方面的支出占其总收入的比重）也相对低。这表明合作医疗提高了农村医疗卫生服务的利用率和资金筹集方面的公平性，以及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另外，以历史的观点考察我国农村医疗保障制度的演进，发现合作医疗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并且执行层有历史经验可循，在制度探索方面可以总结经验，少走弯路。根据[2003]3号文件《关于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意见》的规定，农村合作医疗基金主要补助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农民的大额医疗费用或住院医疗费用。保大病即在农民患大病的时候给予医疗费用保障，防止农民因看不起病而陷入贫困，有利于实现卫生资源在不同收入水平农户之间的合理分配。这种观点认为，农村民众更加关注医疗合作制度对大病的保障程度。补助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农民的大额医疗费用或住院医疗费用的制度更能提高社会的综合绩效和社会整体福利，同时也是农民当前所需要的。关于保大病还是保小病这一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有所争议，笔者认为这一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三、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存在的缺陷及建议

下面分析实行保大病不保小病的医疗保障模式有悖于提高社会总体福利效益。构建简单评价社会总体福利效益的模型：建立三维坐标体系，分别以X轴表示参合的居民人数，Y轴表示社会平均单位参合人员医疗费用，Z轴表示社会平均单位参合人员福利效益。在X（参合的居民人数）轴与Y（社会平均单位参合人员医疗费用）轴所构成的二维平面的曲线积分表示社会用于医疗保障的全部资金；在X（参合的居民人数）轴与Z（社会平均单位参合人员福利效益）轴所构成的二维平面的曲线积分表示Q（社会总体福利效益）；Y（社会平均单位参合人员医疗费用）轴与Z（社会平均单位参合人员福利效益）轴所构成的二维平面中，把从消费社会平均单位参合人员医疗费用的一个额外的数量中所获得的额外的社会平均单位参合人员福利效益定义为边际效用，假设Y（社会平均单位参合人员医疗费用）=0时，Z（社会平均单位参合人员福利效益）=0；根据边际效用递减的原则，确定Y（社会平均单位参合人员医疗费用）与Z（社会平均单位参合人员福利效益）之间的函数关系Z=Yb，其中（0b，Z（社会平均单位参合人员福利效益）=（A/B）b，社会总体福利效益为Z（社会平均单位参合人员福利效益）在X（参合的居民人数）轴上的积分，Q1（社会总体福利效益）=AbB1-b.实行保大病不保小病的模式，医疗保障的覆盖面为患大病或住院的参合居民a×B，其中a为患大病或住院的参合居民人数与全体参合居民人数的比值（0Q2.结论为实行保小病不保大病的医疗保障模式比实行保大病不保小病的医疗保障模式更能够提高社会总体福利效益。

定位于保大病的机制，造成高成本、低效益、收益面过小、制度缺乏可持续性。农村新型合作医疗设立了严格的起付线，只有大额医疗费用或住院治疗费用才能纳入补偿范围。而1993年和1998年两次全国卫生服务调查显示，中国农村人口住院率只有3%左右（刘军民，2005）。这么低的受益面显然无法激励农民积极参加，而且这种设置在很大程度上阻止了人们获取以预防、初级保健为重点的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在自愿参加的条件下，即使参加以后也会有人不断退出，最后造成制度无法持续。而保小病有利于刺激农民参加合作医疗的积极性，同时真正影响居民整体健康水平的是常见病和多发病，保小病可以有效防止许多农村居民因无钱医治小病而拖延成了大病。

所以，要根据我国实际国情和生产力发展水平，充分考虑我国不同地区农民收入水平的差异，采取不同的医疗制度安排，在经济发达地区实行保大病不保小病的模式，在经济欠发达的地区实行既保大病又保小病的模式，确保把农村居民中无力支付合作医疗费用的低收入者纳入到农村医疗保障体系当中。

四、筹资措施

从2006年开始，国家提高了中央和地方财政对“参合”农民的补助标准，中央财政的补助标准由目前每人每年从10元提高到20元，地方财政也相应增加10元，这样政府给每位农民补助提高到40元，而农民缴费标准不变。然而，即使政府给每位农民补助提高到40元，仍然不能满足农村居民医疗保健的费用支出，全国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每年医疗保健支出96.61元，其中发达地区120～270元，经济欠发达地区100～119元，经济贫困地区60～99元（王向东，2004）。农村医疗费用仍然存在较大缺口，如何解决这一问题成为目前的一个焦点，农村医疗保障费用的筹措成为推进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发展的瓶颈。

从历史上看，中国农业对工业贡献的主要受益者是全民所有制企业和城市，表现为劳动积累和资本积累，以及城市扩张的用地。全民所有制企业和城市理应成为反哺成本的首要承担者。自从全民所有制企业更名为国有企业后，农民对原有的全民所有制企业的积累贡献被淡化，在国有企业改制的过程中呼吁保护工人权益的同时也淡化了全民中所包含的农民成分。由于国家具有强制力和财政资源的支配权力，所以以各级政府及其职能部门为行为主体的工业反哺农业行为的政府反哺，应当是工业反哺农业中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反哺。有学者研究了政府反哺实现机制和社会化反哺实现机制，认为工业反哺农业应当视为农业对工业的早期投资所形成的历史投资的一种“期权收益”和工商业为获取对农业生态产出的消费而支付给农业的生态建设基金（朱四海，2005）。农业应当获得对工业的历史投资所形成的期权收益以及农民应当参与国有企业（改制后的全民所有制企业）利润分红，同时农业应当为提供生态产出而获得工商业提供的生态投入及生态建设的基金。

农业为工商业提供生态产出，工商业为农业提供生态投入，生态消费者支付生态生产成本，这就是工业化背景下分摊生态责任的基本逻辑、基本思路。当今社会，随着经济的发展，生态环境有不断恶化的趋势。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生态环境成本不断提高，生态环境的恶化主要是由于工业化的进程造成的。工业对农业有负的外在性。工业发展过程中伴随着自然资源耗费、生态破坏、环境污染等种种后果。农业在承受工业发展带来的生态恶化恶果的同时却没有得到应该得到的补偿。单纯对生态环境的作用而言，农业对工业具有正的外在性，农民在进行农业生产的同时，不仅在从事生产实际的农业产品的工作，而且改善了农村和城镇居民共同生活的自然生态环境。生态环境具有明显的非排他性，农村居民在享受自己创造的良好生态环境的同时并不能阻止城镇居民享受，因而农民无法向城镇居民收取应该得到的生态建设资金，城镇居民无偿地享受了由农村居民生产的良好生态环境。所以应该由国家强制执行这一操作，以实现工商业为获取对农业生态产出的消费而支付的生态建设基金。这样不仅可以为农村保障制度进程的推进筹集到所缺乏的资金，更重要的是可以降低中国经济发展的社会总成本，有效解决外在性导致的无效率。当工业对农业存在负的外在性时，工业的边际社会成本大于行业边际生产成本，差额就是边际外部成本。工业为了实现行业利润最大化需要行业平均价格等于行业边际生产成本，而有效的生产应该是行业平均价格等于边际社会成本，外在性造成了社会生产的无效率，增加了社会总成本。同样道理，农业对工业的正的外在性也会造成社会生产的无效率，增加社会总成本。所以发展农业必须从过去单纯注重其经济意义向经济意义和生态意义并重的方向转变，工商业必须为获取对农业生态产出的消费而支付生态建设基金。

篇4

一、中国农村医疗卫生状况现状分析

我国目前进入了老龄化时期，65岁以上老年人在人口中的比例已超过7%，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已达1.43亿，占总人口的11%，21世纪中国老龄化有加剧的趋势。我国是典型的未富先老型国家，中国农村的医疗卫生状况令人堪忧，三级医疗网络濒临解体，乡镇卫生院1/3基本瘫痪，1/3仅能维持生计，1/3能够发展（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05），农民抵御重大疾病灾害的能力十分脆弱。

严格的城乡户籍制度造成了我国分明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甚大，国家对城乡间医疗保障制度的安排也不合理，而城乡居民面对的是统一的药品定价和医疗服务费用，造成了在中国农村普遍存在的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现象。有研究表明，医疗消费在中国农村有着奢侈品的性质，农民对医疗存在着潜在需求，但是受到目前收入水平的制约，医疗需求的满足尚处于从属的地位（卫龙宝，2005）。有以问卷形式对中国内地六省310个村庄进行了直接入户方式的调查访问，结果显示，有79.7%的调查对象反映，他们所在村庄存在农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现象（岳书铭，2005）。国家卫生服务调查的结果显示，在中国农村的贫困户中，因病致贫的户数占了很大的比例，该比例在1998年和2003年分别为21.61%和33.4%（卫生部统计信息中心，2004）。更有学者认为，在中国的不同地区，疾病导致了20%～70%的贫困（Jiang，2004）。

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合理性分析

合作医疗制度能够提高整个社会医疗卫生服务的利用率和公平性，这一点已经得到研究证实。合作医疗能为大多数农村居民提供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与自费看病相比，参与农村合作医疗的农民在花费相同成本的条件下能享受更多的医疗卫生服务。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对中国10个贫困县进行的调查，合作医疗覆盖的低收入人群比没有参加合作医疗的同等收入人群有更高的医疗卫生服务利用率，他们的经济负担（个人在医疗方面的支出占其总收入的比重）也相对低。这表明合作医疗提高了农村医疗卫生服务的利用率和资金筹集方面的公平性，以及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另外，以历史的观点考察我国农村医疗保障制度的演进，发现合作医疗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并且执行层有历史经验可循，在制度探索方面可以总结经验，少走弯路。根据[2003]3号文件《关于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意见》的规定，农村合作医疗基金主要补助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农民的大额医疗费用或住院医疗费用。保大病即在农民患大病的时候给予医疗费用保障，防止农民因看不起病而陷入贫困，有利于实现卫生资源在不同收入水平农户之间的合理分配。这种观点认为，农村民众更加关注医疗合作制度对大病的保障程度。补助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农民的大额医疗费用或住院医疗费用的制度更能提高社会的综合绩效和社会整体福利，同时也是农民当前所需要的。关于保大病还是保小病这一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有所争议，笔者认为这一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三、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存在的缺陷及建议

下面分析实行保大病不保小病的医疗保障模式有悖于提高社会总体福利效益。构建简单评价社会总体福利效益的模型：建立三维坐标体系，分别以X轴表示参合的居民人数，Y轴表示社会平均单位参合人员医疗费用，Z轴表示社会平均单位参合人员福利效益。在X（参合的居民人数）轴与Y（社会平均单位参合人员医疗费用）轴所构成的二维平面的曲线积分表示社会用于医疗保障的全部资金；在X（参合的居民人数）轴与Z（社会平均单位参合人员福利效益）轴所构成的二维平面的曲线积分表示Q（社会总体福利效益）；Y（社会平均单位参合人员医疗费用）轴与Z（社会平均单位参合人员福利效益）轴所构成的二维平面中，把从消费社会平均单位参合人员医疗费用的一个额外的数量中所获得的额外的社会平均单位参合人员福利效益定义为边际效用，假设Y（社会平均单位参合人员医疗费用）=0时，Z（社会平均单位参合人员福利效益）=0；根据边际效用递减的原则，确定Y（社会平均单位参合人员医疗费用）与Z（社会平均单位参合人员福利效益）之间的函数关系Z=Yb，其中（0b，Z（社会平均单位参合人员福利效益）=（A/B）b，社会总体福利效益为Z（社会平均单位参合人员福利效益）在X（参合的居民人数）轴上的积分，Q1（社会总体福利效益）=AbB1-b.实行保大病不保小病的模式，医疗保障的覆盖面为患大病或住院的参合居民a×B，其中a为患大病或住院的参合居民人数与全体参合居民人数的比值（0Q2.结论为实行保小病不保大病的医疗保障模式比实行保大病不保小病的医疗保障模式更能够提高社会总体福利效益。

定位于保大病的机制，造成高成本、低效益、收益面过小、制度缺乏可持续性。农村新型合作医疗设立了严格的起付线，只有大额医疗费用或住院治疗费用才能纳入补偿范围。而1993年和1998年两次全国卫生服务调查显示，中国农村人口住院率只有3%左右（刘军民，2005）。这么低的受益面显然无法激励农民积极参加，而且这种设置在很大程度上阻止了人们获取以预防、初级保健为重点的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在自愿参加的条件下，即使参加以后也会有人不断退出，最后造成制度无法持续。而保小病有利于刺激农民参加合作医疗的积极性，同时真正影响居民整体健康水平的是常见病和多发病，保小病可以有效防止许多农村居民因无钱医治小病而拖延成了大病。

所以，要根据我国实际国情和生产力发展水平，充分考虑我国不同地区农民收入水平的差异，采取不同的医疗制度安排，在经济发达地区实行保大病不保小病的模式，在经济欠发达的地区实行既保大病又保小病的模式，确保把农村居民中无力支付合作医疗费用的低收入者纳入到农村医疗保障体系当中。

四、筹资措施

从2006年开始，国家提高了中央和地方财政对“参合”农民的补助标准，中央财政的补助标准由目前每人每年从10元提高到20元，地方财政也相应增加10元，这样政府给每位农民补助提高到40元，而农民缴费标准不变。然而，即使政府给每位农民补助提高到40元，仍然不能满足农村居民医疗保健的费用支出，全国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每年医疗保健支出96.61元，其中发达地区120～270元，经济欠发达地区100～119元，经济贫困地区60～99元（王向东，2004）。农村医疗费用仍然存在较大缺口，如何解决这一问题成为目前的一个焦点，农村医疗保障费用的筹措成为推进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发展的瓶颈。

从历史上看，中国农业对工业贡献的主要受益者是全民所有制企业和城市，表现为劳动积累和资本积累，以及城市扩张的用地。全民所有制企业和城市理应成为反哺成本的首要承担者。自从全民所有制企业更名为国有企业后，农民对原有的全民所有制企业的积累贡献被淡化，在国有企业改制的过程中呼吁保护工人权益的同时也淡化了全民中所包含的农民成分。由于国家具有强制力和财政资源的支配权力，所以以各级政府及其职能部门为行为主体的工业反哺农业行为的政府反哺，应当是工业反哺农业中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反哺。有学者研究了政府反哺实现机制和社会化反哺实现机制，认为工业反哺农业应当视为农业对工业的早期投资所形成的历史投资的一种“期权收益”和工商业为获取对农业生态产出的消费而支付给农业的生态建设基金（朱四海，2005）。农业应当获得对工业的历史投资所形成的期权收益以及农民应当参与国有企业（改制后的全民所有制企业）利润分红，同时农业应当为提供生态产出而获得工商业提供的生态投入及生态建设的基金。

农业为工商业提供生态产出，工商业为农业提供生态投入，生态消费者支付生态生产成本，这就是工业化背景下分摊生态责任的基本逻辑、基本思路。当今社会，随着经济的发展，生态环境有不断恶化的趋势。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生态环境成本不断提高，生态环境的恶化主要是由于工业化的进程造成的。工业对农业有负的外在性。工业发展过程中伴随着自然资源耗费、生态破坏、环境污染等种种后果。农业在承受工业发展带来的生态恶化恶果的同时却没有得到应该得到的补偿。单纯对生态环境的作用而言，农业对工业具有正的外在性，农民在进行农业生产的同时，不仅在从事生产实际的农业产品的工作，而且改善了农村和城镇居民共同生活的自然生态环境。生态环境具有明显的非排他性，农村居民在享受自己创造的良好生态环境的同时并不能阻止城镇居民享受，因而农民无法向城镇居民收取应该得到的生态建设资金，城镇居民无偿地享受了由农村居民生产的良好生态环境。所以应该由国家强制执行这一操作，以实现工商业为获取对农业生态产出的消费而支付的生态建设基金。这样不仅可以为农村保障制度进程的推进筹集到所缺乏的资金，更重要的是可以降低中国经济发展的社会总成本，有效解决外在性导致的无效率。当工业对农业存在负的外在性时，工业的边际社会成本大于行业边际生产成本，差额就是边际外部成本。工业为了实现行业利润最大化需要行业平均价格等于行业边际生产成本，而有效的生产应该是行业平均价格等于边际社会成本，外在性造成了社会生产的无效率，增加了社会总成本。同样道理，农业对工业的正的外在性也会造成社会生产的无效率，增加社会总成本。所以发展农业必须从过去单纯注重其经济意义向经济意义和生态意义并重的方向转变，工商业必须为获取对农业生态产出的消费而支付生态建设基金。

篇5

农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主要指的是以县级医疗服务机构为龙头，镇乡卫生院为主体，村卫生室所为基础的卫生服务体系。农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建立能够为农民提供基本的卫生服务，同时也可以缓解农村地区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为了实现农村地区“小病原则不出村、一般疾病不出乡、大病基本不出县”的目标，自2006年，卫生部等部委制定并正式实施《农村卫生服务体系建设与发展规划》，该规划中国家预计投入农村卫生建设资金216．9亿元，这是我国投资力度最大的一项农村卫生服务建设规划。国家强力构建以政府投入为主体的经费保证制度机制，努力实现基本卫生保健服务覆盖全体公民的目标，特别是重点扶持中西部地区。自2009年至2011年三年期间，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在我国45个县共安排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项目4　843个，其中包括71个县级医院、427个乡镇卫生院和4　412个村的卫生室。国家在45个县增加医疗卫生机构总数较2008年多410个，其中村卫生室增加总数为291个。15　052个村已经建立卫生室，达到应建数的90．5％。在我国县级医院中，已经有半数医院达到二级甲等水平。随着三级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健全与完善，农村地区也加强了对疫情的监测网络建设。农村地区已有100％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93．5％的医疗卫生机构和70％以上的乡镇卫生院实现了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网络直报。国家也非常关注困难地区重大传染病、地方病①和职业病的预防和控制，给予了专项补助。对艾滋病、乙型肝炎、结核病、血吸虫病等严重传染病患者实行免费或低收费治疗。

（二）国家加大政策支持力度，逐步加强农村卫生人才培养

近年来，我国政府非常注重乡村医护人员队伍的建设。农村地区医生素质及医生人数是否充足直接关系到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建设。根据国发办［2011］31号精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乡村医生队伍建设的指导意见》，我国要进一步完善乡村医护人员队伍建设②。我国农村地区医疗卫生人员技术偏低且长期处于人员不足的状态。针对这种情况，国家不断增加医务人员的数量。截至2011年6月底，县、乡两级医疗卫生从业技术人员较2008年增加7　889人。村卫生室的卫生人员增加了1　076人。同时，我国也加强了对农村地区医疗卫生人员的培训力度，并安排部分培训专项补助经费，对农村地区的卫生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开展大规模的岗位培训。从2009年至2011年，我国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人员接受各类培训的人数达13．47万。提高农村地区医疗卫生人员的整体素质有效地推动了我国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完善。

（三）新农合制度的实施使农民医疗保障得到整体提升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及现代化建设的不断深入，“三农”问题成为关系国家大局和民生的根本问题。解决农民的医疗保障问题已经成为为农民谋福利的重要工作之一。2002年10月，国家提出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该制度是由政府组织，农民自愿参加的合作医疗制度。筹资方式主要来源于个人、集体和政府多方。新型合作医疗制度是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农民医疗互助共济制度。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关系到我国几亿农民的利益，是深化我国农村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重要举措。从新型农村医疗合作制度实施以来，政府加大了财政投入，这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为解决农民的基本医疗卫生问题进行的大规模资金投入。到2008年底我国已经建立了全面覆盖有农业人口的县（市、区）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③。新型农村医疗合作人均筹资水平由2003年的30元提高到2012年的300元左右。2012年，新农合政策范围内住院费用报销比例进一步提高到75％左右，最高支付限额提高到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的8倍以上，且不低于6万。我国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实施保障了农民获得基本卫生服务，在减轻农民的疾病经济负担的同时，缓解了农民因为疾病致贫和因病返贫的问题。

二、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存在的问题

建立权责明细的分工协作机制、加大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资金投入、改革和创新我国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管理体制已经成为全面提高农村医疗卫生服务能力，提高农村地区人民健康保障水平的重要途径。但是我国农村卫生服务体系建设虽然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是还存在一些薄弱环节。

（一）城乡投入结构严重失衡，农村医疗卫生资金投入不足

随着我国医疗改革的不断深入，医疗卫生事业取得了较大的成就。政府在公共卫生中的财政支出费用比例也有所提高。但我国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仍然存在资金投入不足，同城市相比投入结构严重失衡的问题。根据我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我国50．32％的人口居住在农村，但是我国的财政投入多半集中在城市，80％的医疗资源主要集中在城市。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财政投入严重不足，政府用于农村卫生事业的投资费用比例偏低，在预防保健等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经费的投入方面也存在不足现象。资金投入不足直接导致农村基础医疗卫生条件差且建设能力有限。虽然农村地区的卫生室数量有所增加，但仍然存在卫生室布局不合理、资源总体不足的现象。在药品配备方面，现有农村卫生所、社区医疗卫生站所能够开的药品种类仅有118种，可以采用的注射针剂也只有18种。由于资金投入不足，农村所拥有的医疗器械更是十分有限，设备更新周期缓慢，医疗器械老化，与城市医疗情况相比悬殊很大。农村的就医环境也不容乐观，由于资金有限，无法对就医环境进行修缮和改建，很多街镇卫生院用房多为七八十年代建设，房屋大多数陈旧破损，面积不足。很多村镇的就医环境已不适应医疗卫生现代化和群众的健康需求。

（二）医疗卫生队伍建设滞后，技术人才缺乏

我国农村地区医疗人员队伍建设相对滞后，技术人才缺乏。农村地区的医院吸引留住人才能力也十分有限，人才主要都集中在交通方便的县直医院或效益比较好的乡镇卫生院，很少有人喜欢到偏远山区工作，特别是本科应届毕业生更不愿意到乡镇卫生院工作。我国农村地区的医疗卫生人员，普遍学历偏低，大专以上学历人员仅占14．5％，75％的医疗卫生人员没有正规学历。且农村地区医疗卫生队伍老化、现有技术落后、技术教育和培训不足，这些已经严重影响了我国农村地区的医疗卫生服务水平。农村地区的医疗卫生人员素质也直接关系着农村地区人口的生命和健康。据统计，我国乡镇卫生院中20％不具备计生能力，50％不能进行下腹部手术。县、乡两级医疗机构卫生技术人员比例偏低，村卫生室具有乡村医生执业资质的人员数量不足，还不能完全满足需要。一些主治医师虽然有相关医疗资格证书，但仍存在年龄偏大、基本素质低等问题。一些年轻的医生更是存在水平不足、缺乏实际操作经验的问题。部分庸医因为不懂医术，开大方，滥用抗生素和激素等问题，对人体健康造成了严重的损害。此外，农村还存在游医难以管理的现象。很多没有专业技术的假冒医生通过欺骗，不仅治不好病还骗取钱财，对农村人口的健康造成了很大的危害。很多不法药贩将假冒伪劣和城市过期药品倒卖到农村，这给农村地区的医药环境带来了很大的危害。农村地区医疗卫生人员的素质已经成为制约完善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瓶颈。

（三）农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监管不到位，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保障程度还比较有限

从监管保障机制来看，我国农村公共服务缺乏必要的监督机制。我国应该进一步明确农村公共服务的法律法规，以法律法规形式规范和保障各级政府对农业和农村的建设和投入。对各级政府的农村公共服务项目、内容、进程、资金等方面予以明确的规定，并对各级政府所提供的农村公共服务质量和数量进行有效的监督。从法律的层面来看，通过法律来监督政府公共服务行为，也是维护公民权利和义务的保障。从监督的深度和广度来看，农民参与监督也是提高政府公共水平的重要途径之一，因为农民来自基层，更加明晰基层公共服务的具体要求。他们可以通过公共问询、行政问询等方式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和建议。从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现状来看，我国农村地区普遍存在医疗机构网点分散、规模小、设施简陋、专业人员数量不足的现象。农村大多数的群众依法保护自身权益和自我防范意识不强，加之我国农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监管不到位，农村基层药品市场的监管一直比较薄弱，部分农村基层单位药品质量不过关。受我国基层医疗现有的体制机制影响，农村地区的诸多卫生所都已转为私人性质，乡镇卫生机构已没有领导卫生所的权利。即使是上级卫生部门也只是在特定时期，就特定的问题进行排查，很难做到对农村基层医疗机构的实时监督。我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建立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农民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但由于还未建立统一的全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网络信息共享平台，市外诊疗监管往往只能采取外出实地核实或者是电话核实等原始办法。高昂的监管成本往往制约监管机构监管的频率和力度。另外，我国新型农村医疗的保障程度还比较有限。如表2003—2012年新农合开展情况所示，虽然我国新农合参合人数及参合率逐年提高，但是其社会满意度仍然很低，社会满意度低主要源于农民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障水平低的担忧。

虽然2013年，各级财政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补助标准由每人每年240元提高到280元，中央财政对西部和中部地区的分担比例也分别从2012年的65％、55％提高到80％和60％，对东部地区的补助比例也相应提高。但是总体来讲，因缺乏集体经济和其他社会慈善资金支持，受制于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及地方政府财政投入总量的限制，我国新型农村医疗的保障程度还比较低。此外，新农合的保障范围有限。新农合主要是以大病统筹和兼并小病理赔的农民医疗互助制度，例如门诊、跌打损伤等并不在新农合的保障范围之内，这使得农民实际受益的范围并没有预想的大。很多农民也因缺乏风险意识不愿意参加新农合，他们只从自己短期的利益得失考虑，认为自己目前身体状况良好，小病又不能报，加上门诊报销费用偏低没有必要花冤枉钱参加新农合。少数中老年农民虽然想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但还存在因经济困难无力按期缴纳新农合参保资金的情况。还有部分外出务工农民，因其流动性大不愿在本地缴纳新农合的情况。部分参合农民因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服务态度、诊疗质量不满意，或者认为报账程序过于繁琐而停止缴纳。

三、推进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的建议

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是纯公共产品和半公共产品。在推进我国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完善建设的过程中，必须彰显以政府投入为主导，强化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体制机制，强化农村地区医疗基础设施建设和人才队伍培养，统筹城乡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完善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是加快打造“农民健康工程”的重要途径。

（一）以政府为主体，积极增加资金投入，加快基层医疗基础设施建设

农村医疗卫生事业是纯公共产品，需要更多的政府支持。针对我国目前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所存在的问题，政府要积极增加资金的投入量，用来加快基层医疗建设。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及财政部、发改委、卫生部《关于印发关于卫生事业补助政策的意见的通知》都指出农村公共卫生经费的重要性，并强调一定要保障农村公共卫生服务所需经费，并进行统筹安排。政府的经费投入一方面要加快农村医疗卫生设施建设，着力改善农村医疗卫生服务环境的滞后状况。要加大对我国村镇卫生机构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投入，整合农村地区医疗卫生资源、改善医疗基础设施、引进先进医疗设备，并有计划有步骤地分批解决我国基层医疗房屋、医疗设备不足的现状。为农村地区提供基本的医疗服务和公共卫生工作所需要的基础设施和条件。另一方面，政府应动员全社会参与到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建设中。鼓励和支持各类社会资本和投资主体参与到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建设中。

（二）加强人才培养，健全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人才队伍

政府要更加重视并制定农村卫生人才培养和培训计划，加快培养面向农村地区的医学人才。我国可以通过制定更优惠的政策引导并鼓励本科及以上的大学毕业生和城市医疗卫生技术人员到农村服务，或轮流下派医疗卫生技术人员到边远山区卫生院工作。目前，该政策已经在我国部分省市实施，部分省市规定凡是晋升中级以上职称的医疗卫生技术人员必须到乡镇卫生院工作两年以上。在医疗卫生技术人员培训方面，应建立健全继续教育制度。一方面要加强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卫生技术人员学历教育和业务培训，不断更新医学知识，提高业务水平。另一方面要求乡镇卫生院的临床医疗人员必须达到执业助理医师以上资格，其他卫生技术人员必须具备初级以上执业资格。同时，对乡镇卫生院应制定一些优惠政策，例如在招聘大专以上毕业生时，要使其待遇与大城市医院人员一样。在人事制度改革方面，要进一步推行全员聘用制，并采用竞争上岗、按岗择人、按事定岗、择优聘用的原则，形成具有激励机制的人事管理制度。在人事分配制度改革方面，要进一步推行绩效工资，按个人业绩定报酬，重实绩、重贡献的分配原则。同时也可以进一步发挥志愿者队伍的作用。大力提倡医疗卫生机构或医学院校学生和老师加入志愿者队伍，为农民提供医疗卫生服务。例如农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网络①就可以通过发挥城乡志愿者，推动和鼓励具有医疗卫生专业知识背景的志愿者到农村提供义务医疗卫生服务项目。

（三）统筹城乡医疗卫生发展，着力创新体制机制

加快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是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环节。农村医疗卫生工作是统筹城乡一体化的重要途径之一，要通过统筹城乡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和优化城乡医疗卫生资源的配置，不断地加强农村地区三级卫生服务网络的建设。不断加强城乡医院之间的对口支援，促进医疗资源纵向共享，推动城市大医院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合作。统筹城乡医疗卫生发展也可以以社区为单位建立健全卫生服务体系，形成城乡医疗卫生机构的互动。医改也应把村级医疗卫生机构和乡镇卫生院作作为改革的主体。通过加强农村医疗卫生工作改革，形成促进城乡统筹发展的局面。同时，通过抓住影响农村医疗卫生工作的突出矛盾和问题，积极推进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体制机制创新。要建立高效的农村卫生管理体制，形成以县直医疗卫生服务单位为中心，镇乡卫生院为枢纽，村卫生室所为基础的三级医疗预防卫生保健网络。强力发挥该网络的整体功能，注重相互之间的衔接、畅通和互动，使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有机结合。

篇6

在市场化改革不断深入，医改方案呼之欲出的今天，农村乡镇卫生院生存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如何看待乡镇卫生院存在的问题?农村乡镇卫生院改革的道路在何方?都没有现成的答案，就此笔者浅谈一些个人想法。

1科学的界定农村乡镇卫生院功能

农村乡镇卫生院是农村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和医疗卫生服务及药品供应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预防保健和基本医疗两项重要职能，它既是农村公共卫生的主要实施者、监督者，更是政府向农民提供健康服务的重要载体之一，它的公益性、福利性质毋庸置疑，这也是乡镇卫生院被定义为“卫生院”而不是医院的根本原因。在此情况下，当效率与公平发生冲突时，我们的卫生政策就应该更多向公平倾斜，除基本医疗可能略有赢利(注意：这种赢利可能需要建立在滥用药物的基础之上，“以药养医”)外，其他都是需要有政府资金投入的。一般常识告诉我们，疾病预防的投入产出比是巨大的，减少疾病的发生发展才是最经济有效的，把乡镇卫生院都往医院模式上逼是现实的无奈与尴尬。

农村基层卫生院是农村卫生服务三级网的枢纽(~At,-目前还没有任何—个组织能够将其取而代之)，起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尽管这些卫生醇河能有不同的所有制形式，但都不应该冠以“赢利性”和“非赢利性”的帽子，除非这些卫生院已经变成医院，如果我们政府投入不足以解决地方群众的卫生保健问题，能够有一定民间资本加入，也是一件好事，有总比缺失强。

2正确认识农村乡镇卫生院的过去，客观对待乡镇卫生院面临的问题

农村乡镇卫生院是在计划经济时代由各级政府和农村集体组织共同筹资兴建的，承担着农村卫生防疫、妇幼保健、健康教育、急诊急救和常见病的防治工作，经费来源主要是农村县市财政的投入和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各种形式的扶持，卫生院的职工多数来自赤脚医生，他们离土不离乡，为当地的父老乡亲做着力所能及的工作，他们的工作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当时的农村卫生制度甚至被后来的发展银行誉为“发展中国家解决群体医疗的典范”，是农村卫生“三大法宝”之一。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市场经济手段在经济建设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效率优先”的现实需求下，作为社会公益机构的农村乡镇卫生院不断地被“市场化”，进而逐步边缘化，逐步演变成为“翻牌医院”或“翻牌诊所”，公共卫生服务、社会卫生管理和疾病预防控制等公共卫生职能被不断削弱，乡镇卫生院应有功能被人为地严重扭曲。

由于乡镇卫生院条件艰苦、基本经费无法保障，其中许多能够“治病挣钱”的优秀人才不断外流，使乡镇卫生院的生存状况进一步恶化，乡镇卫生院的就诊率不断下降，据统计，全国乡镇卫生院的诊疗人次从1985年的11亿人次下降到2003年的6．9亿人次；床位使用率由1985年的46％下降到2003年的36％，出现群众就医困难，职工无事可干的尴尬局面，有限的卫生资源得不到充分利用，预防保健工作不断滑坡，1994年农村孕产妇和婴儿死亡率分别是城市的1．9倍和2．9倍，到2003年农村孕产妇和婴儿死亡率分别是城市的3．7倍和2．5倍，这表明，在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农村居民的健康状况与城市的差距在不断扩大。有关专家用期望寿命来推论，农村要达到过去10年城市人口的期望寿命将需要20年。

根据2004年第三次全国卫生服务调查：①产妇在家分娩的占33．9％途中分娩的占0．3％。在社会经济迅猛发展的今天，为了保证产妇安全，为什么不选择在卫生院分娩呢?究其原因，首要问题是农村经济困难，28％是由此原因在家分娩；21％是急产而来不及去医院。其实，最终还是归咎于经济困难和卫生政策错误，若经济条件允许或卫生补偿政策合理是可以在卫生院住院待产的。②第二组数据显示：贫困地区有·36．8％的孕产妇没进行过产前检查，63．1％的产妇没有进行过产后访视，73．9％以上的产妇在家中分娩。

农村乡镇卫生院出现今天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在于：政府在经济转型和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没有给予应有的支持造成的，政府长期投入不足造成的，解决问题需要综合治理，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政府必须给予足够的财政支持。

3明确政府责任。科学指导改革

只有在政府有足够投入的基础上，必须从根本上解决乡镇卫生院的经费补偿问题，必须坚决打破“吃饭靠病人、赚钱靠卖药”的体制，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在于实施科学有效的收支两条线管理和合理规范的预算管理，使乡镇卫生院能够真正实现“六位一体”目标。面对中国国情，我们应该结合各地实际。稳步推行并积极探讨多种所有制形式的卫生院改革，所有“一刀切”的做法都可能面临失败的危险，卫生院建设投^水平需要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积极探索符合当地实际情况的相对合理的发展模式。

4积极改革。稳步前进

我们应该积极对待乡镇卫生院的改革试点，所有改革必须坚持“社会效益第一，经济效益第二”的原则，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经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壮大，应该而且有能力为农民的健康事业提供应有的社会保障，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建立，对农民的健康保障无疑会起到积极的支持作用，在需方补偿逐步加大的情况下，提高乡镇卫生院的服务能力和服务质量显得尤为重要，应该积极引导乡镇卫生院从“以药养医”走向“以服务谋生存”的发展道路上来，积极探索患者“双向转诊”和医生“双向交流”机制，逐步形成规范的“分诊、转诊”秩序，加强边缘乡镇卫生院建设，做大做实农村卫生服务网络，在条件成熟的地区，可以积极推行“乡村卫生组织一体化”管理工作，走乡村协调发展道路。

5创新发展思路，谋求城乡共同发展

在条件成熟的地区，可以尝试开展“市乡一体化”试点工作，必须充分认识到实施一体化管理，可以有效避免资源浪费，极大提高资源利用率；可以有效避免低水平重复；可以有效规范分诊、分诊秩序；可以有效避免重复检查；可以有效进行分类指导；可以有效解决群众看病难和看病贵的问题；可以最大程度的减少和避免医患纠纷的发生。但是，我们必须充分认清实施一体化管理工作的艰巨性、长期性和复杂性，必须充分认清实施此项工作对管理者的素质要求，没有一个高素质的管理者队伍是不可能做好此项工作的。我们还应该清楚：此项工作必须由当地政府大力支持，“乡村卫生组织一体化”是“市乡一体化”的前提和基础，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乡村卫生组织一体化”，市乡一体化不可能实现。试点既要克服困难积极作为，又要认清形势稳步推进，避免“一哄而上、一哄而散”，必须尽最大可能发挥试点的示范效应，避免试点挫折，防止试点失败给今后的全面开展造成负面效应。

在市乡一体化前提下，必须积极科学有效地整合现有医疗资源，防止重复建设，克服重硬件建设、轻软件建设，重房屋设备更新，轻人才的培养和管理，重一次性投人，轻经常性维护投人隋况的发生。正确认识农村交通和通讯条件不断完善的状况，认真分析由此可能给医疗卫生机构布局带来的影响，传统的“市——乡——村”分级的模式已经或正在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农村卫生资源的配置必须尽快适应这种变化，必须认真做好区域卫生规划的制定工作。对因区域调整造成的“多余卫生院”绝对不能“一卖”了之，应该及时从新进行功能定位，提高现有及潜在资源的利用率，妥善安置和适当分流“多余”职工，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农民的健康事业做出应有的贡献。

6充分发挥市场调节和计划调控两种手段的积极性作用。促进农村卫生院健康发展

不能简单运用市场经济手段解决乡镇卫生院发展问题的根本性问题，并不等同于否定市场经济积极意义，医疗服务市场客观存在，市场经济中的价值规律、供求规律和竞争规律同样适用于医疗服务市场，鼓励并支持部分被撤并的乡镇卫生院进行多种形式的所有制改革，鼓励有资质、有能力的个体或集体在农村创建以专科特色为重点的个体诊所或“医院”，充分发挥“鲍鱼效应”，不仅不会扰乱正常的卫生服务秩序，还可以达到促进公办卫生院提高工作效率，扩大农民选择范围的双重目的，应该坚持“养事为主，养人为辅”，对个体诊所要综合运用“转”、“并”、“疏”、“堵”手段，把业务能力强、群众关系好的乡村医生吸收到卫生院工作，可以有效解决卫生院人才不足问题，有效合并个体诊所不仅可以有效避免资源浪费，还可以促进规范分诊、转诊秩序，同时，我们应该重点加强对农村非法诊所的打击力度，不有效打击非法就不可能保护合法者的权利与利益，就可能使越来越多的合法者向非法者看齐。

综上所述，乡镇卫生院在发展的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原因是错综复杂的，摆脱困境固然需要政府的资金支持，但仅有这一点还远远不够。农村乡镇卫生院所处的特殊地位，注定它不能用简单的市场化解决问题，综合配套改革对于农村乡镇卫生院生存发展是不可或缺的，用所谓的“断奶”、“断粮”、“甩包袱”对待农村乡镇卫生院，实践已经证明是错误的，这是一种政府不作为。

把加快农村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纳入重要工作是本届政府的庄严承诺，国家对农村公共卫生医疗体系建设欠账太多，如今作为三级初保网络的网底的“村卫生室”基本不存在，如果再没有乡镇卫生院，政府就没有办法构建农村公共卫生医疗体系和医疗保障体系。乡镇卫生院建设离不开职工队伍建设，加快培养农村卫生技术人才与农村卫生医疗体系建设同样重要，任何背离绝大多数人意愿的改革，注定以失败告终。

篇7

1.2基金的筹集标准。每人每年40元的新型合作医疗基金由县级市财政、乡镇财政和村集体经济和农民个人四方筹集。县级市财政、乡镇财政按实际参加人数给予每人每年20元支助;村集体经济按实际参加人数给予每人每年5元支助;参加合作医疗的人员均以整户为单位每人每年缴纳巧元。敬老院在院老人、五保户及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农民其个人缴费部分由县级市财政和乡镇财政各分担10元;残疾人其个人缴费部分由县级市残疾人联合会负责解决。

1.3基金遵循公开、透明的管理原则。市农医办定期结清合作医疗基金收支帐目，列出详细清单并发到乡镇人民政府，由乡镇人民政府农医办负责在该村村务公开栏上公布。

1.4医疗补助的比例。参加新型合作医疗的人员，在市内医保定点医疗机构住院所花费的医疗费用(符合补助规定范围内的)按下列标准，以分段计算的办法予以补助:500元(含500元)以下的部分不予补助;501一3000元的部分，可补助20%;3001一6000元的部分，可补助30%;6001一10000元的部分，可补助40%;10001元以上的部分，可补助50%。在临安以外医保定点医院诊治的，则按上述标准的%%进行补助。多次住院可以累计。最高补助金额为20000元。

1.5门诊药费的报销。参加合作医疗的人员，在医保定点的乡镇卫生院就诊时，其药费(自费药品除外)可当场结报10%。此部分费用不再列人上述分段补助范围进行补助。

1.6办理医疗费补助的手续。在结算周期内(结算周期为一年)发生符合规定可补助的医疗费用，将诊治医院原始发票(包括费用明细帐单、药品汇总清单)、病历、合作医疗证、本人身份证送至乡镇人民政府农医办，由乡镇人民政府农医办代其办理。

2实施情况:以对浙江某村的分析

2.1成绩分析。

2.1.1农民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热情很高。该村1504人，总参保人数为1397人，参保率为93%。

2.1.2该村已享受到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补偿的农民占了较大比重。从2004年7月l日至12月31日，该村已有14户农民报销过医药费，累计报销总额25892.11元。

2.1.3农民群众表现出了很高的热情。在询问农户“你对这项工作的满意程度如何?”时，回答“满意”的占77%，回答“基本满意”的占19%，回答“不满意”的仅占4%。95%的被调查农户表示“明年还要参加”，只有0.2%的农户表示“明年肯定不参加”。

2.2问题分析。

2.2.1宣传深度不够制约农民参保率。农民对于新型合作医疗制度的认识还比较模糊，对涉及切身利益的规定和制度把握不准。调查结果显示，只有46%的农户知道“医药费报销所需要的手续”，20.8%的农户则根本不知道。70%的农户回答“有点清楚”或“不清楚”“报销的医药费金额是怎样计算的”。门诊和住院报销的比例的区别造成农民对合作医疗报销的期望值与实际报销额之间产生了出乎想象的差距;还有的农民担心参保后生病住院不能按章兑现补偿，担心资金被挪用，这都降低了参保率。

2.2.2制度设计不够完善，影响了农民的受益面和受益水平。农民反映较多的有四个方面问题:一是报销比例偏低。补偿少，农民自己承担的费用还是偏重;二是医药费报销的起付线、封顶线制定不科学。起付线定得太高，农民担心小病不受益，影响农民的参保积极性，封顶线定得太低，农民担忧大病无保障，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三是报销手续太繁杂。特别是转院的需要经过层层环节，农民意见较多;四是关于定点医院的规定限制了农民选择医院的权利，不利于各医疗单位医疗水平和服务质量的提高。

2.2.3定点合作医疗机构的药品价格高于市场药店，农民反映较为强烈。当前农村医疗费用中，药品费用一般占到75%一85%。定点医院相当一部分药品价格大大高于市场药店。参保农户发生的药品费用在获得合作医疗报销后，仍高于药店零售价格，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民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积极性。

3思考和建议:加强行政监督，建立制度的良性循环机制

3.1加强组织领导，强化宣传教育工作。要统一思想，加强对农村合作医疗的组织领导和宣传教育工作。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一项涉及千家万户、维系亿万农民的民心工程，能否真正受到人民群众欢迎，能否具有较强的生命力，关键是我们的工作能否得到群众的认可和信任。要面向社会宣传，扩大社会各界对农村新型合作医疗的认知度，鼓励社会捐献、多方筹集资金。

3.2完善制度设计，实现制度创新。要及时深入了解和分析农民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存在的疑虑和意见，及时吸收合理的要求和建议，完善制度设计。要扩大门诊的报销范围，调动农民参保积极性。在已掌握一定信息资料的基础上，通过分析研究，及时调整补偿标准，以提高农民受益程度;要逐步降低并有效控制定点医疗机构的药品价格，最大限度降低药价。加强医务人员的职业道德教育，杜绝人情方、大处方及重复检查等，切实减轻农民医疗负担;要因地制宜对妇女及儿童等农村特定群体提供帮助，对一些农村常见的妇女病检查与治疗、分娩等制定一些特殊的照顾政策。对当年没有发生医疗费的农户提供免费体检。

3.3改善农村医疗机构基拙条件和服务模式，减轻农民就医负担。调整优化农村卫生资源，加快服务模式改革。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动员和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兴办农村医疗卫生事业。重点加强乡、村两级医疗机构建设，逐步配套必要的医疗卫生设备，合理调整优化农村卫生资源，加快改进乡村卫生机构服务模式，加快开展农村社区卫生服务。增加农村卫生投人，加大卫生支农。鼓励优秀的医学院校毕业生到农村卫生院工作，不断提高乡、村卫生机构的医疗服务能力和水平。

篇8

2现状

2.1新农合管理经办机构人力资源现状

贵州省现有总人口约为4067.34万人，其中农业人口3394.67万人，全省新农合机构总人数1104人，专职人员914人，借用190人，在岗1001人，不在岗103人，其中男497人，女607人，分别占45.02%和54.98%；50岁及以上47人（4.26%）、40~49岁364人（2.97%）、30~39岁530人（48.01%）、29岁及以下163人（14.76%）。全省新农合工作人员平均每人要负责3.39万人。

2.2新农合人员学历及学缘情况

从学历上看，硕士研究生学历8人（0.72%）、本科学历412人（37.32%）、专科学历555人（50.27%）、中专学历117人（10.60%）、高中学历12人（1.09%）。从学缘上看，医学类571人（51.72%）（包括临床、护理、检验、影像、口腔、药学、社会医学等等）、财会类111人（10.05%）、计算机信息类53人（4.80%）、管理学类146人（13.22%）、法学类118人（10.69%）、其他专业105人（9.52%）。因为新农合是一个专业性很强的行业，其工作人员应具有一定的医疗水准，但目前医学类专业人才缺乏。本科及以上医学类专业学历的新农合人员明显偏少是目前贵州省新农合管理经办机构人员存在的主要问题。

2.3新农合运行方案不同，参合者的受益程度不同

在实行的农村居民基本医疗保障制度上，各市（州）、县（市、区）新农合运行方案不统一，参合者受益程度不同：（1）贵阳市重门诊补偿，兼顾住院与大病，取消门诊家庭账户，以开阳县、清镇市为代表。两个县2345922人次，总参合人数为712149人，两县合计住院为44443人次，平均住院率6.24%，在调研的12县中稍稍偏低，门诊补偿比为60%~70%，封顶线400元。重视门诊补偿能最大程度地提高参合农民的受益面，小病能得到及时诊治，防止小病拖成大病。由于重视门诊补偿，门诊补偿资金约占总资金的35%左右。（2）大部分地区，重视住院补偿和大病补偿，同时兼顾门诊补偿的做法。此种侧重于大病补偿的传统模式，参合者的年住院率都比较高，远高于2008年第四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的居民年住院率6.8%的平均水平，而门诊的两周就诊率相对较低。为此，门诊的补偿资金一般不超过总资金的20%。（3）政府出资委托保险公司管理的运行模式，以六盘水市为代表，优点是给新农合管理机构减轻了许多工作量，定点医疗机构名义上接受双重监督，但实际的监督审查工作主要靠保险公司来完成。它的弊端在于，保险公司的自身利益，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参合农民的医疗需求和受益度。

2.4贵州省12个新农合市县住院率、新农合门诊、住院服务人次统计

在调研中，同时对所在县（市）住院率、新农合门诊、住院服务人次年统计进行收集和整理。在整个调研中看，村门诊率明显高于乡镇门诊率，乡镇门诊率高于县门诊率，住院率县明显高于乡镇和县外住院率，这说明村门诊主要是以常见的小病为主，乡镇门诊率主要是以较轻的病为主，较重的病是以县级医院为主，这也从住院率表现出来，县外（主要包括地区医院、省级医院、专科医院和省外医院）住院率主要是特大疾病和在外务工人员为主。

3存在的问题

新农合是一项由政府组织、引导、支持、农民自愿参加，个人、集体和政府多方出资，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农民医疗互助供给制度，是一种参与主体多元、决定因素复杂的制度［4-5］。在调查中，我们发现新农合存在缺乏正确认识和定位、机构属性不明确、管理制度不完善、办公场地不固定及办公经费未能及时到位、信息网络平台不畅通等问题。

3.1对新农合的认识和定位

通过对调研座谈会和问卷的整理、分析发现：首先，对新农合缺乏正确的认识和定位，认为像其他的社会保障部门一样只是给农村居民在看病上报销的福利机构，因此对新农合的工作开展影响很大，很难保证新农合医疗基金的安全性。其次从人员配置和使用上，市（州）级在人员配备上最多8人，少则2人（其中1人是借用）。在这种人员不齐的情况下，主管部门还要长期抽调工作人员到其它部门科室和岗位，导致真正从事新农合工作的在岗人员就只有2~3人，因此工作开展难度非常大；县（市、区）级工作人员配备虽然比市（州）好一点，但人员抽调现象也存在；乡（镇）级名为2~3人配置，实际上大部分都只有1个人。第三，从机构属性上，新农合管理经办部门只是按照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管理，并没有明确事业单位，就使工作人员出现了既不是公务员，又不是参公管理的尴尬局面。因此，在职称、工资、福利待遇上得不到保障，出现人心浮动，影响了工作的开展。第四，从管理属性上，省、市（州）、县（市、区）新农合上下贯通，但是乡（镇）级与省、市（州）、县（市、区）形成了一个断链：乡（镇）级新农合管理人员归到乡（镇）“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服务中心”，而县（市、区）新农合管理经办机构没有行政管辖权，所以乡（镇）级新农合工作人员不固定，随时调换，影响新农合工作的开展。

3.2对新农合的管理情况

因为机构属性不明确，造成了管理制度不完善。其表现：首先“，管办”不分，新农合管理经办机构是设在卫生局下的二级单位，因此，在监督管理过程中受外界干扰因素影响较大，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不能真正发挥执法监管的作用。其次，因为没有专门针对新农合的法律法规（目前只有江苏省出台了一部《江苏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条例》），出现了执法过程中的盲点，造成无法可依的尴尬局面。第三，由于筹资标准时间不固定，因此造成筹资工作困难。第四，称谓不统一，有的市（州）称为“新农合管理办公室”，简称“合医办”，有些县（市、区）称为“新农合管理局（中心）”简称“合医局（中心）”等。

3.3新农合的办公场地及办公经费

据调查，各市（州）、县（市、区）新农合管理经办机构大部分没有固定和独立的办公场所（多数是租借办公），缺乏必要的巡视、监督、检查的交通工具，办公经费的标准也有所不同。虽然办公经费全部由卫生局统一管理和使用，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经费未能及时到位，在工作和监督执法上产生了很多的矛盾和问题，造成了工作的被动和滞后，整个监督管理不能做到提前预防。

3.4信息网络平台不畅通

省、市（州）、县（市、区）新农合管理经办机构的信息网络平台不统一，使得信息网络终端没有覆盖到最基层（村卫生室），所以也制约了新农合的发展。如本应在第一时间完成处方的录入，但由于信息网络不畅通，结果是每个月拿到县新农合管理经办机构统一录入，这样既增加了新农合管理经办机构的工作量又不能做到及时的监管。

4建议

我国合作医疗几起几落的曲折发展历程使得新农合格外受到政府的关注［6］，其建设要结合目前农村社会宏观的政治经济环境，从战略高度研究和把握新农合制度理念［7］。

4.1构建一支结构合理的新农合工作队伍

构建一支结构合理的新农合工作队伍，必须认真制定适合的策略方针和目标［8］。首先，新农合管理经办机构是一个专业性强的机构，因此在人员配备上不能有随意性，不是什么专业都可以，要科学合理配备专业人员、要建立一支专业性强的监督执法队伍，这样才有利于监督、管理、保证新农合资金的安全运行。其次，新农合管理经办机构人员数量配置要科学合理，用工作量测算方法比较适宜。测量可以分成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测算某区域范围内，全年门诊、住院服务后的管理工作量，采用数学模型进行计算。第二部分是计算新农合管理机构，对不同层次定点医疗卫生机构的巡视、督查工作量进行统计，计算上级新农合管理机构对下级机构的业务指导、培训、定期召开例会的工作量，计算基金管理、补偿经费的核实、拨付工作量，信息资料的汇总、传送、信息平台的维护工作量，以及咨询服务等工作量的总和。将两部分相加，即为经办管理机构需要配备的工作人员数。

4.2明确新农合工作人员的工作属性

新农合管理机构的工作人员的工作属性要明确，新农合经管机构应属于国家公务员的系列范畴，可根据实际情况先由参公管理逐步走向公务员系列。这样既可以提高新农合管理机构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同时又可以稳定建设和发展新农合队伍。乡镇新农合管理机构人员应并入县（市、区）新农合经管机构，由县（市、区）新农合经管机构直接派驻到乡镇工作。这样就可以上下贯通，便于工作开展，加强新农合的管理。

4.3对新农合要有正确的认识及完善的管理制度

首先新农合既像其他的社会保障部门一样，是给农村居民在看病上报销的福利机构，但是又是区别于其他的社会保障部门：（1）这是国家给农村居民的最大惠民政策，它可以使农村居民不再因病致贫、因病返贫，使农村居民受惠，最大化的促进了社会的稳定、经济的发展。（2）可以合理整合利用有限卫生资源，发挥最大的效益，促进医疗服务市场的发育和完善，支持卫生部门的发展和建设。（3）患者在新农合中更容易享受卫生服务量和价的优惠。（4）新农合管理经办机构和医疗服务提供方，通过签订、执行合同规定的服务内容和支付方式等经济关系，抑制需求诱导，控制患者行为和医疗费用。（5）有利于预防和治疗相结合，体现预防为主的方针，可以做到预防在先、控制为主、治疗为辅，实现低投入、低消耗，实现社会经济效益目标的最大化。

4.4合理设置新农合管理机构

首先，明确机构的属性，新农合经办机构和其他一般单位不同，它既有管理的属性，又具有监督执法的行为，因此，上下要统一名称、统一管理，省、市（地、州）、县（市、区）到乡（镇）上下贯通，形成一个完整的链条，实行垂直管理，村由村委员会指派一位协管员对本村进行监督管理。其次，应完善管理制度，这样才可以基本解决新农合队伍建设中所产生问题和矛盾，使得工作经费得到更好地保障，彻底实现“管办”分离。市（地、州）、县（市、区）新农合管理经办机构应当脱离卫生部门（可以适当高于卫生部门半格），形成真正独立的监督执法部门，这样就避免了“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的尴尬局面和不应有的工作干扰，可以更有效地对新农合医疗基金实施监督管理，保证新农合医疗基金安全性。第三，国家应尽快制定和出台针对新农合的法律法规，使经办机构的监管人员在执法过程中有法可依，防止和避免非法套取新农合医疗基金的现象发生。

4.5不断改善新农合机构办公环境

各市（州）、县（市、区）新农合管理经办机构，要有固定独立的办公场所和巡视、监督、检查的交通工具，要有统一办公经费标准。这样在开展工作和监督执法时，就不会产生很多矛盾和问题，不会造成工作的被动和滞后。

4.6不断完善新农合管理制度和新农合运行方案，提高参合者的受益程度

实行农村居民基本医疗保障制度的统一，使全省的农村居民享受同等的医疗保障。应综合上述三种运行方案，兼顾门诊、住院与大病补偿，这样更有利于农村居民做到“早预防、早诊治”，“小病不出村、一般病不出乡（镇）”，切实减轻农村居民的经济负担，使更多的农村居民在医疗保障上得到实惠，同时也便于基金的管理和使用。

篇9

在我国城镇化发展的过程中，人口流动成为社会发展中的一个普遍现象。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主要体现在一个庞大群体的出现———城市农民工，他们及其亲属大多参加了城镇职工医疗保险或在原户籍地参加了新农合，由于城市报销标准和乡镇报销标准不一致，以及城市医院没有针对各地农村制定药目信息库，农民工在外工作时就无法到定点医院或药房就医或购药，而无法满足农民工的参合要求。随着我国城市化的不断发展，大批的农民工进入城市，农民工医疗问题必然会成为新农合制度管理的一项重要难题。

1.2新农合基础设施服务无法满足农村医疗卫生发展的需要

在新农合实施的过程中，由于各级政府资金短，对新农合的财政投入不足，造成农村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无法满足农村医疗卫生发展的实际需求，相关的医疗设备和器械等一旦损坏，也没有精力和金钱进行维修，这严重影响了新农合工作的开展。此外，还有部分政府盲目投资，对城镇和农村的医疗资源配置不均衡，造成城市医疗资源浪费而农村医疗卫生基础薄弱、服务水平偏低等问题，也制约了新农合的发展。

1.3新农合实施相关手续过于烦琐

由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合对象为农村户口群体，涉及人员众多，居住分散，且有相当一部分农民前往城市打工，当办理参合手续时，必须要具备身份证、户口簿以及参合的保险证等证件，此外，由于新农合相关机构工作效率极低，在办理参合手续和报销手续时耗时非常长，农民需要等相当长的时间才能领到医疗补助款，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参合农民的积极性。

1.4新农合相关监管机制不健全

在财政较为困难的基层政府，他们为了弥补政府办公经费的不足，往往会挪用合作医疗基金，使得合作医疗基金监管力度大打折扣。在实行合作医疗基金管办分离后，由于基金管理办法尚未形成统一的体系，以及贪污、挪用等情况的出现也使得新农合的作用大打折扣。

2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对策

2.1完善流动人口参合机制

就现阶段而言，新农合制度管理首先应处理好流动人口参合的工作。首先，要灵活利用新型农村医疗合作制度，将新农合与城市医疗保障体系有效衔接，从而在本地区形成统一的社会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加强对城市和农村的医疗卫生保障制度的统一管理，避免出现重复参合和重复报销的情况。其次，还应加强新农合制度管理的信息库，实现城镇居民的医疗信息共享，从而解决流动人口异地就医和报销等问题。

2.2改善农村基础医疗设施

地方政府和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必须贯彻执行以“农村卫生工作”的工作方针为重点，保障经费落实，增加农村卫生投入，动员各方面力量向农村倾斜，支援农村，添置和更新医疗设备，及时供给药品。同时，还应提供设备技术等方式，改进乡村医疗机构诊疗条件，使参加新农合医疗的农民不出村、乡就能获得对农村常见病、多发病的优质医疗服务，确保各项工作有效运行。

2.3统一合作医疗补助形式

医疗卫生部门应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统一补偿标准，规范和创新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模式，简化转诊手续，扩大补偿范围，将门诊大病纳入统筹基金补偿范围，消除县(区)之间新农合补偿差距，进一步方便农民群众看病就医，提高基金使用效率和参合农民受益水平。

2.4强化合作医疗基金监督

各地方合作医疗管理部门应提高管理机构能力，健全基金监管体系，使基金管理规范化、流程化，实行并落实监督工作责任制，提高合医基金的监管力度，应该杜绝，同时强化健全内部和外部监管机制，基金监管不流于形式，而真正落到实处。

篇10

2结果

2.1参合人群年龄结构

老化将对新农合基金带来一定的风险通过对湖北省某县数据分析可以发现，自2008年以来，新农合的参合率基本处于上升趋势，截至2012年，新农合的参合率达到99.30%，在国家政策引导下，我国的农业人口基本被新农合所覆盖，这是我国医疗保险实现全覆盖的一个好的开端。但是，参合人口的年龄结构分析结果不容乐观。从纵向看，除了0～5岁组的儿童参合人数占总参合人数的构成比呈现上升趋势外，其他年龄组参合人数构成比随着年份没有显著性变化，趋于稳定状态。从横向来看，参合年龄段中40～59岁年龄组的参合人数占总参合人数的构成比最高，40～59岁组及60岁组两个年龄组的参合人数的构成比每年达到50%以上，2012年达到59.31%，接近60%。然而这两个参合年龄组又属于发病的高发人群，势必会对新农合的基金构成一定的威胁。

2.2老年人口的住院人次逐年上升

对新农合基金造成一定冲击随着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以及医疗保险的全覆盖，我国的农村人口的卫生服务利用率在显著提高，住院人次也在不断上升。如表3所示，从纵向分析，该县总的住院人次呈现逐年增加的趋势，60岁以上老年人口的住院人次构成比也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2012年60岁以上老年人住院人次占总的住院人次的构成比达到28.98%，相比2008年住院构成比增加了9.54%，4年内增加接近10个百分点，2009年以后逐年增加的百分比呈现递增趋势。某种程度上反应了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下，老年人卫生服务利用程度的加强，但是一方面也对我国的新农合基金造成一定威胁。存在的另一个隐患是40～59岁组的住院人口构成比是最高的，住院构成比稳定在35%左右，随着我国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将会对我国刚刚建立的新农合基金造成很大的威胁。

2.3老年人口住院费用的上升对新农合基金的影响

在老年人住院人次上升的趋势下，难免会引起老年人口住院费用的上升。老年人以及总的住院人的住院费用都呈现上升的趋势，2012年老年人口的住院费用是2008年的3.28倍。2012年的住院总费用是2008年的2.25倍。可见老年人口的住院总费用上升的幅度较普通一般人群更大，值得我们去关注。2012年老年人口的住院费用占总的住院费用的比例达到27.53%。相比2008年上升8.60%。这对于农村地区没有退休金及其他稳定收入来源的老年人来说，无疑是一种巨大的经济负担，并直接影响其整个家庭的经济状况，同时对新农合基金造成潜在的危机。2.4参合老年人住院流向对新农合基金的影响，老年人选择就医的医疗机构主要是乡级医疗机构，其次是县级医疗机构。市级及市外医疗机构就诊人次所占比例相对较低，一方面，因为老年人的身体状况不便长途奔波，另一方面，因为老年人发病多为慢性病，病程较长，乡级医疗机构基本能够满足老年人的卫生服务需求。但是从纵向来看，老年人乡级医疗机构的住院人次所占比例自2010年以来呈现下降趋势，县级及市级医疗机构的住院人次所占比例呈现上升趋势。某种程度上因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使得老年人卫生服需求得到释放，但是仍然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使老年人的就医流向呈现合理的发展趋势，在满足老年人卫生服务需求的条件下高效地使用卫生资源，避免在老龄化背景下卫生资源的浪费导致的新农合基金的负担。

3讨论

3.1政府加大对新农合老年人卫生服务的财政

投入新农合自2003年实施以来，基金的使用以及管理一直处于摸索阶段，还没有达到平稳运行状态。在老年人住院人次以及住院费用占总费用的比例增加的基础上，政府应该增加对新农合中参合老年人的专项财对老年人的专项投入，确保在满足老年人卫生服务需求情况下保证新农合基金的平稳运行。

3.2“开源”和“节流”双管齐下政府

加大对老年人卫生服务投资的同时，需要以控制医疗服务成本为核心进行节流，减少医疗资源的不合理使用而造成医疗保险基金的浪费。近年来，在新农合保险广覆盖的情况下，面临着参合人群老龄化的挑战，改变参合人群的年龄结构是一个长远的问题，为此通过医疗服务的成本控制，减少医疗保险基金支出，提高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基金的使用率也是应对老龄化的重要举措。通过支付方式改革来控制医疗服务供方诱导需求产生的额外医疗服务成本，同时，通过补偿政策以及增加患者的健康保健意识，分级诊疗等措施控制需方引起的医疗资源浪费。

3.3加强乡镇卫生院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以及村卫生室的建设，合理引导老年人的就医流向老年人的就医集中在乡级医疗机构，但是近年来县级医疗机构老年人的就医人次有所上升。然而老年人的发病一般为慢性病，病程比较长，在没有紧急情况的条件下，乡级医疗机构基本可以满足老年人的卫生服务需求。国际经验表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可以诊治80%以上的常见病和多发病。为此，需要加强乡级医疗机构的建设，满足绝大多数数老年人的卫生服务需求，这一方面可以方便老年人就近就医，同时又可以保证老年人合理使用卫生资源，避免卫生资源浪费，从而控制老龄化背景下老年人医疗费用的上涨，减轻农村老年人口看病就医的经济负担，重要的是保证了新农合基金的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