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学人社会论文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化学人社会论文，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中图分类号：C0 文献标识码：A

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从根本上说就是人。为此，人性就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绝对不可能绕开的核心命题。休谟就曾说过：“显然，一切科学对于人性总是或多或少地有些关系，任何学科不论似乎与人性离得多远，它们总是会通过这样或那样的途径回到人性。”[1]但是关于人性，笔者在此并不想陷入无休止的争论，而只想紧扣社会科学研究的主题，来看看我们应当怎样研究人性，才更有助于社会科学的研究。

我们注意到，社会科学所要研究的人，并不是一种静止不动、死气沉沉的东西，而相反是活生生、有血有肉、会思考会行动的一种生物，并且显然正因如此，才产生了一切有意义的结果。所以社会科学研究人，不是要去解剖它的生理构造，而是要去观察、说明和解释人的行为，这才是社会科学研究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从这个主题出发，笔者以为，要使对人性问题的探讨具有意义，那就只有把人性与人的行为联系起来才行。也就是说，社会科学研究人性，实际上就是根据一定的人性假设去解释人的行为；反过来，社会科学解释人的行为，实际上就是在探讨人性。这就正如有学者所言：“多年来，已有许多人提出多种理论解释人的行为。对其中包含的人性的基本观念和它们所主张的原因需要作仔细分析。这是因为，理论家相信人是什么样的，这种信念既影响他们最充分讨论人的行为的哪些决定因素和机制，也影响他们未考察哪些决定因素和机制。”[2]

一、“经济人”与“文化人”假设的对峙及其整合

社会科学在对人的行为进行解释时，所形成从而所依据的人性假设有好多种，比如“生物人”、“精神人（心理人）”、“经济人（理性人）”、“社会人”、“文化人”、“进化人”等等。我们注意到，在这些人性假设之间有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大体上形成了“经济人”与“文化人”两大假设相对峙的局面，其它的人性假设则分别依附于它们。这种对峙，既表现为它们在社会科学中占有最大的“市场份额”，也表现为各自的支持者不断争论，相互排斥甚至是相互攻击。

（一）“经济人”假设

“经济人”假设自然在经济学中非常流行，“经济理论家们总是预设，经济行为就是人们寻求最优化某种清晰可辨的目标函数的行动。在经济学中，理性是在工具的意义上来说的，即选择达到既定目的的最佳手段”[3]。简单地说，“经济人”总是选择以最好的手段达成目的。

在笔者看来，“经济人”假设其实是和“生物人”与“精神人”假设站在一边的，它就是在这两种假设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实际上，“经济人”假设与成本-收益分析密不可分，也就是说，人们被假定是在对其行为的成本与收益（预期）进行权衡的基础上而作出决策的，以期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的收益。而手段就是人们所必须付出的成本，达到目的则是其行为的收益，所以选择以最好的手段达到目的，也就是选择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的收益。之所以“经济人”会这样进行选择，这完全源于趋利避害的生物本能，毕竟人首先是一种生物。在“经济人”假设中，手段形成成本，所以是害，而达到目的形成收益，所以是利，因此选择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的收益或者说以最佳手段达到目的，还原到底，就只不过是人们趋利避害（有利则趋之，有害则避之；取大利舍小利，迎小害避大害）的表现而已。因此“经济人”假设其实是建立在“生物人”假设基础之上的，吸收了人作为一种生物而具有趋利避害的本能这一要点。又由于在“经济人”假设中，人们进行利害权衡从而作出选择的过程，需要理性思维，所以这个假设又从“精神人”假设中吸收了一部分养料，并且正是在此意义上，“经济人”亦被看成是“理性人”。

（二）“文化人”假设

与“经济人”假设唱对台戏的是“文化人”假设。这种假设在社会学和人类学别流行。著名的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说：“没有文化，我们便根本不能被称为通常意义上我们所理解的‘人’”。“社会学家们提到文化时所关心的是人类社会那些通过学习而非遗传获得的方面。这些文化要素只有被社会成员共享、合作和交流才能得以发生。它们形成了社会中的个体赖以生活的基本环境。一个社会的文化既包括无形的方面——信仰、观念和价值，这是文化的内容，也包括有形的方面——实物、符号或技术，它们表现着文化的内容”[4]29-30。照此说来，人只不过是文化塑造的产物，人性就表现在文化之中，而文化就是社会化。文化既然塑造了人，那么当然也就塑造着人们的行为，人们就是按照文化的指示而行为的。所以有人类学学者说，关于文化，“最近的定义，倾向于清楚区分实际行为的一面与存在于行为背后的抽象价值观、信仰和世界观的另一面。换句话说，文化不是可见的行为，而是人们用以解释经验和导致行为并为行为所反映的价值观和信仰。那么，可为人所接受的现代文化定义便是：文化是一系列规范或准则，当社会成员按照它们行动时，所产生的行为应限于社会成员认为合适和可接受的变动范围之中”[5]241-242。这就是“文化人”假设对人的行为的解释。

“文化人”假设是与“社会人”假设站在一边的，二者也实在不好区分开来。比如马克思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6]56吉登斯就说过：“社会就是把个体连接在一起的具有内在相互关系的系统，……所有社会的整合都依赖这样一个事实：它们的成员是在共同文化造就的结构化的社会关系中被组织起来的。没有社会，文化就不可能存在；反之亦然，没有文化，社会也不可能存在。”[4]29不仅如此，由于文化总是跟一定的社会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文化便具有差异性和可变性，这样一来，“文化人”假设与“进化人”假设[7]也是站在一边的。

（三）过去整合的失败

总的来看，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中，看似诸多人性假设林立，实则是以“经济人”和“文化人”假设为代表的两大阵营相对峙的局面。这相对峙的两类人性假设，分别强调人的生物（自然）属性与文化（社会）属性，或者说塑造人性的内在因素与外在因素，各执一端，从而在对人的行为进行解释时，一个走内向路线，一个走外向路线。这两类各执一端的极端假设，虽有一定的解释力，但人也因此被分裂了，从而从根本上损害了它们的解释力。

实际上，人显然是既具有生物性又具有文化性的，是二者的统一，人的行为也必定是这二者共同作用的产物[8]76。所以，我们必须把这两种假设整合起来，也就是要把人的生物性与文化性统一起来，恢复一个完整的人，以获得对人的行为的完整而合理的解释。

应当说，这种整合的尝试早已有之，但在笔者看来，过去的努力是失败的。之所以失败，关键就在于，过去人们尽管看到了应该将人的生物性与文化性整合起来，但却没有把握住和揭示出二者是怎样结合在一起而对人的行为产生作用的，从而大而化之，浮于表面[9]。有的学者也试图去探索这两种属性的相互关系，但只是泛泛地谈二者之间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实际上等于什么都没说[10]。还有的学者试图根据的实践观，将二者整合在人的实践中，但依然是空洞的泛泛而谈[11]。更有甚者则是简单地罗列这两种属性，或者简单地将二者相加了事，那更是失败[12]。

二、“文化-生物人”假设的提出

为了把人的生物性和文化性整合起来，要避免重蹈过去失败的覆辙，我们就必须攻克两种属性是怎样结合在一起而对人的行为产生作用这个关键性的难题。为此，我们需要深入剖析“经济人”和“文化人”两大假设的缺陷和贡献。

（一）“经济人”假设的缺陷与贡献

如前所述，“经济人”假设，还原起来就是一个趋利避害的“生物人”假设。应当说在这一点上，这个假设并不是错误的。中国古人早就说过：“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13]1540但是“经济人”假设的确有问题，就在于它有一个错误的假定，这是直到晚近才为个别经济学家所开始注意到的问题[14]5。

我们知道，尽管人人都是趋利避害的，但人们所追逐的利和所避免的害并不是什么客观的东西，而完全是主观的范畴，那是一个人根据其需要而进行主观判断或预期的结果。即，对于任何人来说，符合其需要的，就会被认为是有利的，反之则会被认为是有害的，因此需要是一个人判断何者为利及何者为害的唯一标准。但是对人来说，需要是有生物性需要和文化性需要之分别的。比如吃喝拉撒和是生物性需要，而爱情、家庭、友谊、形象、隐私、尊严等等则是文化性需要。生物性需要是先天的生物本能，是人作为一种生物而产生出来的需要；文化性需要是人在后天的社会生活中习得并产生出来的，即是社会化的结果。如果说生物性需要是人所共有且稳定的话，那么文化性需要则有所不同，它是有差异且会变化的。显然，正是文化性需要彰显了人之为人的特性。然而也正是在这里，“经济人”假设作出了错误的假定。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经济学帝国主义”的鼓吹者加里·S·贝克尔认为[15]7-8，经济分析假定一个人的偏好不随时间的变化而发生根本性变化，而且即使是在来自于不同社会和文化的人们之间，其偏好也没有很大的差异。稳定的偏好不是指对具体产品或劳务的偏好，而是指选择的实质性目标。这些实质性偏好和市场上的具体商品或劳务没有确定的联系，它们显示的是生活的根本方面，比如健康、声望、肉体快乐、慈善或妒忌。也就是说，贝克尔所说的偏好并不是指一个人对某个具体商品或劳务的需要，而是指抽去了具体对象的形式上的需要。但即便如此，“无差异的稳定的偏好”这个假定也是错误的，因为在人的需要中，只有生物性需要才是如此，而文化性需要则是有差异且可变的。比如说对人权的需要就不能说是无差异且稳定的，因为这个文化观念在过去没有过，甚至直到今天在很多地方都还没有或者未被人们所接受。

由于坚持“无差异的稳定的偏好”这个错误的假定，“经济人”假设就存在两个重大的缺陷：一是假设的过度简化，导致对人的行为的解释同一化，而难以解释人们行为的差异（在相似的情境下）；二是对人的文化性的轻视或忽视，在一定意义上是把人降低到动物的水平上。照这种假设分析起来，好像只要向一群饥饿的人投下面包，每个人就都会并且总是会像狗一样去扑食，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总之，“经济人”假设的贡献仅限于提出了人的趋利避害的行为机制，而不是“无差异的稳定的偏好”这一错误的假定。

（二）“文化人”假设的缺陷与贡献

尽管相对于“经济人”假设，“文化人”假设注意到了并且也特别强调文化属性的作用，但它也有两个重大的缺陷。

首先是作为“文化单一决定论”，“文化人”假设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忽视了人的生物性，仅仅用文化性来解释人的一切行为，这是行不通的。著名的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就曾告诫说：“我们必须立即承认，如果不与环境和他人发生联系，人类动机几乎不会在行为中得以实现”，但是“一旦承认了这一点，也应继续告诫理论家，要防备过分注重外部、文化、环境或情景。我们的中心研究对象毕竟是有机体或性格结构。情景理论很容易走这样的极端，使有机体仅仅成为情境中的一个附加物体，大概等同于一个障碍物，或这个机体试图获得的某个对象。我们必须记住，个人在一定程度上创造了他的障碍物和有价值的对象”[16]33。“遗传的或其它生物方面的因素既非唯一地起着作用，也非丝毫不起作用；这是一个程度的问题，是一个多或少的问题”[16]150。比如说在文天祥的案例中，文天祥就并不只是产生了维护个人名誉或尊严的文化性需要，他也产生过求生的生物性需要，因为文天祥在与元军的对抗中，曾被元军俘虏并一度逃脱过。若他并无求生之需要，又何来逃脱之行为呢？可见“文化人”假设仅仅用文化性来解释人的行为是不够的。

其次，“文化人”假设虽然看到了文化性对人的行为的作用，但对于这种作用的机制的认识却是错误的。这个假设以为文化是直接针对行为的规范，人的行为就是接受文化的指示的结果。但事实并非如此，人的文化性仍然是通过趋利避害这个生物机制而对人的行为起作用的。也就是说，文化并不能直接促发和指示人的行为，它仅仅是塑造人的文化性需要（通过社会化过程），这种需要再通过趋利避害的机制而对人的行为产生作用。如若不然，文化上说我们要懂礼貌，那岂不是人人时时都有礼貌行为了？

总之，“文化人”假设的贡献仅限于指出了人具有文化性需要，文化性对其行为也具有作用，而不是它对文化性如何作用于行为的错误认识，即以为文化是行为规范，直接指示人们如何行为。

（三）“文化-生物人”假设的提出

通过比较“经济人”和“文化人”假设的缺陷与贡献，我们可以确认：第一，人首先是而且始终都是一种生物，它不仅具有先天的稳定的生物性需要，而且固有一种趋利避害的生物机制——这是其永恒的行为法则。这就是对人的生物性的基本界定。第二，人同时也是文化（社会化）的产物，由此塑造了人的具有差异性和可变性的文化性需要——这是人之为人的特性。这是对人的文化性的基本界定。第三，人的文化性并不能超越趋利避害这个生物机制，而恰恰就是通过它而对人的行为产生作用的。据此，笔者提出“文化-生物人”假设：人是在生物性需要和文化性需要的推动下，通过趋利避害的生物机制而作出行为选择的。

具体说来，“文化-生物人”假设意味着：人类首先是而且始终都是一种生物，它总是产生人所共有且稳定的生物性需要，但人类同时还过着社会生活，在社会化的过程中产生出人各有异且会变化的文化性需要。其次，需要（无论是生物性需要还是文化性需要）是人类行为的深层动因或者说动力，由此导致人们产生动机，即采取满足需要的行动的冲动。再次，产生动机的人们将寻找满足需要的手段并通过趋利避害机制而进行选择。即人们将首先根据其需要而对所找到的手段作出主观的利害判断（能满足需要的就有利，妨碍需要满足的则有害），然后在利害判断的基础上进行理性的利害权衡（有利则趋之，有害则避之；两利相权取其大，两害相权取其轻），最后根据利害权衡的结果对手段作出选择，从而产生相应的行为（行为选择）。

笔者以为，“文化-生物人”假设应该是很好地整合了“经济人”和“文化人”两大人性假设，从而恢复了完整的人。因为我们没有轻视或忽视人的生物性和文化性中间的任何一个，并且找到了人的生物性与文化性相互结合而对人的行为产生作用的方式，即趋利避害的生物机制。

三、“文化-生物人”假设的运用

笔者提出“文化-生物人”假设，是着眼于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去运用的，否则这项研究也就失去了意义。为此，我们就需要说明一下究竟应该如何来运用这个假设。

（一）运用“文化-生物人”假设的前提

任何假设的提出和成立，都是有前提条件的，因此在运用时，就必须要首先指出这些前提条件。对于“文化-生物人”假设来说，其前提条件为：首先，该假设只对有意识状态下的人才适用。在无意识的情况下，比如昏迷、睡眠、麻醉等等，人不能产生需要和动机，不能采取行为，当然也就无法对其进行分析了。其次，该假设只对能够社会化的人才适用。能够社会化的人才具备与他人交流的能力，才能习得人类的文化，才算是真正完整的人。而那些无法社会化或者社会化过程出现严重障碍的人，比如先天性痴呆、精神病人、植物人等等，严格说来并不是真正的人，顶多算是一种生物。对于这些“人”，按照一般生物来分析就够了，这里的假设对此是不适用的。

不过总的来说，上述两种情况，或者只是极少数的非常案例或非常状态，比如植物人、昏迷者，因而不必予以关注；或者即便是正常状态，比如睡眠，但在社会科学研究中也不具有什么意义，因为我们很难想象人类是在这种状态下创造历史的。所以，如果有人以上述情况来反驳这里的人性假设，那么我们将认为那不值一驳。

除去上述两大前提外，“文化-生物人”假设也的确有它的局限性，那就是它只能用于分析和解释单个人的单个行为，至于构成我们社会生活的人际互动，那就必须要用到博弈模型了，因为人际互动是双方甚至多方的战略互动行为。但由于人类的所有活动都是由单个人的单个行为所构成的，所以我们说“文化-生物人”假设不适于用来分析和解释人际互动，那仅仅是说不能够直接用于分析和解释人际互动的过程和结果，但却可以用于分析和解释博弈某一方或某个人的单个行为。其实，“文化-生物人”假设与博弈模型并不冲突，相反，前者正是后者的前提、基础和起点。

（二）运用“文化-生物人”假设进行分析和解释的步骤

根据“文化-生物人”假设，分析和解释一个人在一定情境下的行为，切入点在于把握此人当时的需要是什么及其相对程度如何。

首先，把握一个人的需要是什么，也就是需要的具体内容或内涵是什么，这有助于我们分析和解释这个人对于为满足需要而寻找到的手段进行利害判断的情况，因为利害判断的一般法则是：能满足需要的就有利，妨碍需要满足的则有害。而要把握一个人的需要是什么，我们就要仔细观察当时的情境，包括行为者自身的生理状况和所处的环境状况，因为一个人的需要不是由内在的生理刺激，就是由外在的自然或社会环境刺激而引起的。通常来说，在相似的情境下，人们所产生的生物性需要会是相同且稳定的，比如在口渴时产生对水的需要。但是对于文化性需要来说，这却未必成立，因为每个人的社会化经历存在差异，这就需要我们更深入地去了解一个人的社会化经历背景。比如说，在饥饿且走投无路的情境中，有的人会去乞食而有的人却不会。不去乞食的人，可能就是深受“廉者不受嗟来之食”教育的人，他们在那种情境中，可能产生了对尊严的文化性需要。

其次，把握一个人的需要的相对程度，这有助于我们分析和解释一个人对于其所找到的手段进行利害权衡的情况。事实上，在对寻找到的手段进行利害判断之前，没有人会仅仅产生一种需要。如果说把手段所用以满足的需要称作一级需要的话，那么随着手段的出现，人们就会产生其它一些基于手段的刺激而产生的需要，可称之为二级需要。比如在乞食的案例中，对食物的需要是一级需要，一个人为满足这个需要所找到的手段，即乞食，就会刺激二级需要，即对尊严的需要的产生。正因为多种需要的连锁产生，才导致人们对于所找到的手段在进行利害判断的基础上还要进一步进行利害权衡，这样才能最终确定该手段是有利还是有害的。比如在乞食的案例中，从对食物的需要来说，乞食是有利的，但从对尊严的需要来看，乞食又是有害的。那么乞食这一手段到底是有利还是有害的，这就需要进行利害权衡了。可见利害权衡是更加复杂的利害判断。

而在利害权衡的过程中，某一项需要的程度越高，其所占的权重就更大，从而决定着利害权衡的结果。比如在乞食的案例中，对于那些深受“廉者不受嗟来之食”教育的人来说，对尊严的需要的程度就远远高于对食物的需要，从而在利害权衡的过程中，前者占据更大的权重，所以决定着利害权衡的结果，即判定乞食这种手段是有害的。所以我们需要把握一个人各项需要的相对程度，才能解释此人对于其所找到的手段进行利害权衡的情况。

那么怎样才能把握一个人某种需要的相对程度呢？这确实是有难度的。在乞食的案例中我们已经看到，即使是在相似的情境中，同一种需要的相对程度也可能会因人而异，甚至就是同一个人，也可能会因时而异。但是人们的需要的相对程度还是有一些规律可循的，即生物性需要的相对程度与一个人的生理失衡程度成正比，而文化性需要的相对程度则与一个人的社会化程度成正比。比如说，饥饿是一种生理失衡的状况，因此这种生理失衡越严重，对食物的需要程度就越高；而一个人在社会化的过程中，如果深受“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价值观教育，那么他对贞洁的文化性需要程度就越高。这样的话，通过仔细调查一个人的生理失衡状况和社会化经历背景，我们还是可以把握一个人某种需要的相对程度的。

最后，在利益权衡最终作出后，一个人对于所找到的手段的选择也就出来了：如果手段被判定为有利，那么就采取，否则就抛弃，转而寻找替代手段。不管怎样，这种对于手段的选择，都将导致人们作出某种行为选择：采取某种手段，或者抛弃某种手段而寻找新的手段。而人们的这些行为选择，无不体现出趋利避害的特征。这样，根据“文化-生物人”假设，我们就解释了一个人的行为。

（三）“文化-生物人”假设的理论意义

“文化-生物人”假设不仅可以直接用于分析和解释单个人的单个行为，而且还可以在此基础上发展出更为复杂的行为模型（比如博弈模型），以分析和解释更为广泛和复杂的行为和活动，因此该假设的运用是前景广阔且充满希望的。可以说，如果“文化-生物人”假设确实能够将从前四分五裂的各种人性假设，特别是“经济人”和“文化人”假设都统一起来，从而恢复一个完整的人，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元假设，那么社会科学研究就有了一个统一的基础，“经济学帝国主义”和“社会学帝国主义”这两种偏颇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主张则必将坍塌，而社会科学研究的大同主义则有望实现。

有人可能会担心人性假设的统一会使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社会科学学科失去身份特征，不过在笔者看来，这可能正是一件好事。社会科学的出路，本来就在于破除学科壁垒和偏见，而走上一条融合统一的道路，因为那才符合社会科学研究的主题。

[参考文献]

[1]休谟.人性论：上册[M].关文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6.

[2]班杜拉.思想和行动的社会基础：上[M].林颖，王小明，胡谊，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1.

[3]Bill Gerrard. The Economics of Rationality[M].London： Routledge， 1993：1.

[4]吉登斯.社会学：第4版[M].赵旭东，齐心，王 兵，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5]哈维兰.当代人类学[M].王铭铭，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241-242.

[6]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6.

[7]普洛格，贝茨.文化演进与人类行为[M].吴爱民，邓 勇，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

[8]基辛.人类学绪论[M].张恭启，于嘉云，译.台北：巨流图书公司，1989：76.

[9]孔宪铎.基因与人性：生命科学与社会学理论的分析[J].文史哲，2004（4）：6-14.

[10]郭俊永，王圣松.正确理解人性的二重性[J].吉安师专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4）：5-55，96.

[11]刘泽民.论“人性”[J].益阳师专学报，1984（2）：2-9.

[12]陈冬华.人的本质与人性[J].重庆工学院学报，2006（9）：77-80.

[13]二十四史全译·史记：第2册[M]. 许嘉璐，主编.北京：汉语大辞典出版社，2004：1540.

篇2

一、社会文化理论

以Vygotsky为代表的社会文化理论认为知识的建构应在社会和文化的环境下，以语言和社会活动为中介，强调社会环境在人心理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并阐明认知与发展的关系。Vygotsky（1994）用文化历史发展观研究人的心理，开创性地揭示了心理发展的两条基本规律：其一是人所特有的被中介的心理机能不是从内部自发产生的，而只能产生于人们的协同活动和人与人的交往之中；其二是人所特有的新的心理过程结构最初必须在人的外部活动中形成，随后才可能转移至内部，成为人的内部心理过程结构，即内化的过程。

二、社会文化理论下认知发展的理论基础

2.1 中介。中介是社会文化理论中最核心的概念。维果茨基认为，在儿童成长的过程中，由生物因素决定的低级心理机能（包括听觉、视觉、自然记忆等）会被保持并发展成更复杂的由社会文化因素决定的高级心理机能（包括逻辑记忆、有意识的注意、概念思维等）。在高级心理机能发展的过程中，社会文化环境是首要的、起决定作用的因素。低级心理机能向高级心理机能的转化是通过高级文化工具（语言、计算和逻辑等）的中介作用来实现的。符号中最重要的是语言，语言是人类拥有的最普遍、最强大的工具。它是人类用来连接世界、彼此以及自身的中介。通过符号工具人类调节和有意识地控制生物因素所赋予的心理机能。

2.2 内化。维果茨基认为，在儿童的发展中，这种从社会的、集体的、合作的活动向个体的、独立的活动形式的转换，从外部的、心理间的活动形式向内部的心理过程的转化，其实质就是人的心理发展的一般机制――内化。内化是个人之间以及个人与环境之间交互的形成，并改造内部心理机能的过程。正是通过内化，人与人之间的活动以及人与文化产品间的活动才转化为大脑内部的活动。

2.3 语言和思维。维果茨基（1962）指出，语言对认知发展具有两大功能：其一是在文化传承中成人将生活经验和思维，解决问题的方法经由语言传递给儿童；其二是儿童以学得的语言为工具，用于适应环境和解决问题。基于此义，他认为，语言与思维的关系是前者为因，后者为果，即语言具有促进儿童认知发展的功能。从社会文化的观点来看，思维源于合作性的对话，当这些对话被内化为“内在的语言”时，即从外部的活动向内部的心理过程转化，学习者就能够用“言语思维”独立地去表达那些起先只能在成人或知识更丰富的同伴帮助下才能表达出来的意义。通过与他人的交往和对话，学习者获得新的处理知识和解决问题的模式。

2.4 最近发展区。维果茨基认为，儿童存在两种发展水平：“实际发展水平”与“潜在发展水平”，前者由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而定，后者则指在成人指导下或与能力较强的同伴合作时儿童能够解决问题的能力。根据这两个发展水平的界说，维果茨基提出了“最近发展区”这一概念。其意指认知发展真实水平与认知发展的潜在水平这两者之间的距离。维果茨基认为教学不要面向儿童的昨天，而要面向儿童的明天，也就是说教学应当走在发展前面，引导发展。

三、社会文化理论在教学中的应用

维果茨基的社会文化理论从不同的视角解释语言的习得与发展，打破了传统的第二语言习得的局面，为外语教学带来了种种启示，对在课堂上培养学生通过使用语言来学习语言的能力以及交际能力有着深远的知道意义。

3.1社会文化环境与外语教学相结合

教师应把语言课堂看成是外语教学的社会环境，努力营造与现实世界相吻合的课堂氛围，为学生提供使用语言的情景和机会。鼓励学生积极地参与到目的语的文化环境中，在语言的交流中学习和使用语言。通过社会情境的营造，学习者带着不同的先前经验，进入所处的文化和社会情境进行互动，通过学习者之间的合作、交流、相互启发、相互补充，增进对知识的理解。

3.2 发挥中介的作用

社会文化理论的核心概念是人类的高级心理机能通过中介来实现，语言是最重要的中介工具，第二语言习得也是一个中介参与的过程。因此，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利用中介概念可以研究如何提供搭手架。此外，学习者之间的对话与学习者和教师之间的对话一样有效果。通过同伴调节学习，学生从与同伴的交流中有效地为彼此提供帮助。而有些非语言的文化产品，如学生档案袋也可以作为中介工具，促使学生建立学习目标，选择有效的策略。

3.3 采用交际教学法

交际法强调语言的意义和运用，置语言的流畅运用于首位，要求学生在学习初期就流畅的表达思想，重视言语活动而非语言练习，重视言语的流畅而非语言的准确，语言练习和背诵等从掌握语言形式进而使用语言表达思想，并不等于己经发展了听说能力，尤其是口语能力。而且在交际之中，习得语言可以实现言语活动与思维活动的直接联系，从而实现活用式掌握外语。

3.4 教学中实施动态评价

根据“最近发展区”理论，最近发展区存在个别差异和情境差异，即不同个体之间最近发展区有所不同；在不同情境中，同一个体也可能有不同的最近发展区。过去人们把学生发展水平仅仅看作静态的“点”，而最近发展区概念的引入，把学生的潜在水平和现实水平之间的距离作为评价的对象，现在学生发展水平是一个变动的“区段”。因此，对学生学习能力的充分了解需要教师用发展的观点，了解每个学生所处的发展阶段，评估出学生成绩的可修正度，采取持续动态的测量方法，让学生发挥潜力，更好地促进学生对知识的内化，取得更好地教学效果。

社会文化理论与其他心理语言学及二语习得理论的根本区别是社会环境和心理语言过程不再被看成是两个分开的现象，考虑社会交互和语言发展的关系，对二语习得者来说，语言发展产生于社会交往的过程中，在社会交往中二语学习者积极参与意义建构，并通过该过程习得第二语言。因此，在日常的教学中应引入社会文化理论，有效的促进学习者第二语言的习得。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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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关于第二语言习得理论的分类，有二分法、三分法、四分法、五分法，甚至有的研究者提出了52种学习理论。其中三分法的赞同者居多。多数专家认为，语言习得理论大致可分为外在论、内在论和社会文化论。内在论是这三大理论流派中最庞大的一个，主要分为两大流派──先天论和认知论。认知论又包括信息处理模式、连接主义论、信息竞争模式等理论。三大理论流派中，社会文化论是当今研究的热点。它主要包括新近出现的对话论、活动论、实践共同体等理论。早年研究者多对内在论和外在论进行了比较研究，但内在论尤其是认知论与社会文化论方面的比较研究并不多见，本文试从这一角度对其进行初步的探讨，以期对外语教学和研究有所启示。

一、认知论与社会文化论的主要观点

1.认知论的主要观点。

20世纪70年代以来，二语习得研究对象从单纯的语言开始转向学习过程中学习的主体等因素，在研究学习者外部因素时，开始对曾经被视为是"黑箱"的学习过程进行了全面探讨。

认知论认为，第二语言习得是一个心理过程，是二语知识系统的发展和在交际中的使用。从认知的角度研究，第二语言习得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把语言等同于一般性的知识，把学习一般知识的方法应用于语言学习之中。认知论包括信息竞争理论、信息处理论和其他多种理论。无论哪种理论都认为：第二语言学习是对一种复杂认知技能的习得。学习一种外语，就是学习一种技能。把语言习得等同为一般的认知过程，认为第二语言习得过程就是一个语言信息在大脑中输入、加工、处理，新旧信息各个阶段的重组和连接直至自动化的过程；试图以人类学习一般知识的过程为依据来认识第二语言习得，只要经过最初的机械练习，以及不断的信息处理和加工，通过掌握语言规则，就可以逐渐达到信息处理的程序化和自动化。

2.社会文化论的主要观点。

社会文化论综合了理解人类行为的多个学术领域，发展出超越了个体与环境的二元论的概念。人类通过能动地作用于外部世界而变革外部世界，进而变革自身，在这种交互作用的过程中使客体的心理表象得以表征与具体化。借助心理表象的中介，主体与客体世界的关系得以实现，从而说明人类受外部客体的制约，特别是受社会环境的制约。因此，二语习得同样受到社会因素的制约。社会文化论强调二语习得中社会文化的作用，强调学习者的内在因素和社会文化因素之间的互动，从而丰富了第二语言习得理论，也为研究第二语言习得提供了新的研究方法［4］。维果茨基狭义的社会文化理论认为，社会关系和文化制品在组织人类特有的思维中扮演主要角色，并提供了一个不孤立于社会环境而可以系统研究认知的框架。

二、认知论与社会文化论的区别

1.强调语言习得模式中的不同环节。

这两大理论都承认语言习得模式是输入（或环境或刺激） 语言习得内部机制输出（或习得的知识，或行为）。但认知论更关注语言习得的内部机制；而社会文化论则更重视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以及二者的关系。

2.与心理语言过程的关系。

社会文化理论与包括认知论在内的其他语言学习理论的根本区别是社会环境和心理语言过程不再被看成是两个分开的现象，社会化和语言习得不从产生它们的语言交互环境中剥离出来。对二语习得者来说，语言发展产生于社会交往的过程中，在社会交往中二语学习者积极参与意义建构，并通过该过程习得第二语言。

3.运用发展法来分析学习者语言习得时的隐喻不同。

认知论的隐喻是习得，即学习者接受语言输入，习得语言并储存在头脑中，在需要的时候输出。社会文化研究方法的隐喻是参与，个人在学习中起一定的作用，但个人最终能独立完成的能力必须在社会交往中以协作的方式获得。社会文化理论因此为语言学习提供了一个更全面的视角，认为个人和社会融为一体，语言知识和语言使用不可分离［7］。

4.二语习得领域的相关研究方法。

以临近发展区为例，二语习得领域的研究大部分集中在微观发生领域，即在逐句的话语交际中来认识学习者第二语言的内化。社会文化理论的微观发生研究从认为交互导致语言学习，转向认为交互是语言学习发生的场所，从而为二语习得研究提供了更多的方法选择。

5.对于语言输入、输出在二语习得中的作用的探讨。

Krashen的输入假说与Swain的输出假说对语言输入与输出活动在二语习得中的作用持有不同甚至相反的观点。认识论并未对这一矛盾提出解释。但运用社会文化理论探讨语言输入与输出活动在二语习得中的作用时，他们的分歧可以得到解决。维果茨基认为人类高级思维功能建构于社会、文化、历史和教育的环境中。而这个环境是一个由社会相互交流编织成的网，一个由语言输入与输出的辩证统一体。所以，语言输入与输出活动的相互作用引起第二语言的发展。

6.相互交流中参与谈话者的作用的不同理解。

受认知论启发而提出的相互作用假说对于在帮助学习者理解以及被理解的过程中扮演的角色与社会文化论有着不同观点。其主要区别在于对个人认知过程的强调不同。相互作用假说强调学习者头脑中的个人认知过程。相互作用通过给予学习者需要的输入来加速内在的过程，最终使那些认知过程成为可能。社会文化论者认为，通过社会的相互交流而发生的学习过程中，交流会话更重要，他们认为，随着社会活动中知识的内化，人们借助中介控制和重组他们的认知过程。

三、认知论与社会文化论对外语教学的启示

1.认知论对外语教学的启示。

内在论强调学习者从自身经验背景出发对客观事物的主观理解和意义建构，重视学习过程而反对现成知识的简单传授。认知学习论为现今的外语教学带来了一场新的革命。该理论认为学生学习时头脑中的认知结构和认知加工过程是决定学习结果和学习效率的直接原因，教材、教法等一切外部条件虽然重要，但都只是影响学习的间接因素。这种观点对我们今天的教学有许多启发。教师要让学生充分参与到教学活动中，采用现代教学手段，以激发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对学习材料的深入思考，提高对新学知识的解释、推理、运用能力，树立教学目标的新观念。从发展的角度来看，没有什么教学目标比使学生成为独立的、自主的、高效的学习者更为重要。所谓独立，是指学生离开老师，甚至离开学校之后还能继续学习；所谓自主，就是让学生去主宰、支配学习内容，而不是由学习内容来支配、控制学生，变"要我学习"为"我要学习"。 教师在创设学生学习的外部条件时，必须以学生头脑中的认知规律为前提。这些外部条件指能激起学生努力去从事思考和记忆等心理活动的事件。外语教师要改变传统的教学方式，抛弃"一言堂"的传授方法，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要重视学生内在认知动机的作用，这里的内在认知动机是指由学生的学习活动本身所引起的学习动机。

2.社会文化论对外语教学的启示。

最近发展区是维果斯基社会文化理论中的重要概念，儿童现有水平与经过他人的启发帮助可以达到的较高水平之间的差距，就是“最近发展区”。维果斯基认为：教学不仅应该考虑儿童已经达到的水平，而且要考虑儿童经过努力可能达到的水平。只有当教育走在发展之前时，才是好的教育，他主张教师要重视学生学习的最佳期限，不应盲目拔高或迟滞，以免错过最近发展区。据此，可以得到以下启示：①学生是自主积极的学徒式学习者。②学生的学习受背景影响。③教学应向学生提供挑战性认知任务和有效支架。④教学是一个相互作用的动力系统。最近发展区对学习英语的启示是：教师在英语教学中，应关注学生学习的背景，倾听学生需要；激发英语学习兴趣，创设有效支架；创设活动情境，增强参与意识；发挥学生特长，体验成功乐趣；提倡合作学习，享受合作成果等。

四、结语

不管是二语习得研究的主流认知论还是研究的新热点社会文化论，在外语教学中的应用都有可以兼容的部分。正像Zuengler和Miller文章的标题"认知和社会文化: 两个平行的二语习得视角?"所预示的一样，社会文化视角可能是在原有的世界之外开创了另一个新天地。如Yoric所倡导的，假如我们能为学生多建几座桥梁让他们从中选择的话，相信他们到达终点的可能性就会大很多。二语习得研究的社会文化视角只是这众多"桥梁"中的一座。

【参考文献】

［1］ 焦俊峰.第二语言习得过程的多角度透视［J］.浙江树人大学学报,2009(1):71-74.

［2］ 刘绯.国外著名第二语言习得理论综述［J］.贵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1):72-75.

篇4

“无侨教，则无侨务”，华侨教育一直被台湾视为侨务工作的第一要务。近年来，台湾又提出“有什么样的侨教就有什么样的侨胞”，进一步突出台湾当局赋予侨教工作的政治色彩。台湾当局的华侨文教工作可以分为岛内和岛外两部分。岛内工作主要是吸引侨生到台湾升学，岛外工作主要是推展海外华文教育。

（一）吸引侨生到台升学。

台湾当局认为，侨生是能够在海外推动台湾侨务工作、开展“草根外交”的种子，而且优质的侨生政策也是争取侨生父母对台湾向心力的有效途径，所以一直将侨生工作视为发展侨教的“起点工作”，给予高度重视。上台后，继续积极地开拓新途径、新方式吸引海外侨生回台升学，对侨生在台就学期间予以妥善悉心的照顾，并注重加强对毕业侨生的联系。

为吸引侨生回台升学，“侨委会”于2000 年7月与“教育部”研拟修订了“侨生回台就学及辅导办法”，放宽了侨生到台湾升学的限制性规定，同时报请“行政院”核准开放各大学研究所侨生名额，全面开放科技大学、二年制专科学校招收侨生等办法，扩大办理海外侨生回台升学工作。此外，继续贯彻自1997 年起就实行的双联学制，授权台湾的大学院校与外国大专院校合约合作办学 ，协助外国大专院校毕业生到台湾续读衔接大学院校大三、大四课程，两年内取得台湾的学士学位。

由于台湾大专院校每年所接纳的正规侨生名额有限，为了吸收更多侨生及培养华侨青年在侨居地的谋生能力，台湾“侨委会”每两年举办一次“海外青年技术训练班”，让海外青年分别就读于屏东科技大学、逢甲大学、文化大学、高雄海洋技术学院及大华技术学院等高校，学习实用技能。这些学校招生一般不受名额限制，凡符合入学规定者均予分送入学。

侨生在台湾就读期间，“侨委会”全面落实在学侨生的生活辅导和照顾。“侨委会”特别订定“辅导办理照顾海外只身在台侨生接待家庭计划”，该计划鼓励岛内百余所大专院校教职员工及社团担任侨生接待家庭，让侨生安心在成学业。为协助贫困侨生解决经济问题，“侨委会”专门为侨生办理工读补助，每学期均提供 600 余个工读名额，补助金每名每月 2500 元（新台币）。①此外，“侨委会”积极辅导地区性及学校性侨生社团举办各种文娱联谊活动，丰富侨生生活，并且对在学侨生社团举办活动及出版刊物提供补助。

毕业后回侨居地是侨生培养的原则之一，“侨委会”非常注重加强与毕业侨生的联系。每年在侨生毕业前夕，台湾分北、中、南三区举办“大专院校应届毕业侨生欢送会”。同时鼓励毕业侨生加入侨居地的校友会或联谊会，让毕业侨生充分发挥“民间外交”的角色。目前留台校友会总数已达101个，遍布亚洲、欧洲和美洲等地。此外，“侨委会”每年邀请海外“留台”毕业校友返岛访问，并辅导“留台”校友会举办各种联谊庆祝活动，以加强联系“留台”校友，笼络人心。

在多种鼓励回台升学的措施及海外“留台”校友会的努力下，侨生回台升学人数逐渐回升。根据“侨委会”的统计资料，1998学年度侨生回台升学人数为9357人，199年度增至 10566 人，2000学年度续增为11033 人。②而2000至 2003年学度，仅经“侨委会”辅导申请回台湾升学人数合计有10914人，辅导海外侨生自行回台湾升学的有533人。③

（二）振兴海外华文教育。

台湾当局将海外华文教育视为岛内教育的延伸，学制、教材等方面都与岛内教育相衔接。台湾“教育部”下专设“侨民教育委员会”，主要负责海外台北学校的营运与发展。针对台商赴海外投资日益增多，为解决其子女教育问题，“侨委会”已协同当局有关单位在东南亚各国创办了6所海外台北学校：印尼雅加达台北学校、泗水台北学校、马来西亚吉隆坡中华台北学校、槟城台湾侨校、泰国中华国际学校、越南胡志明市台北学校。④另外，为统合海外华文教育工作，借鉴大陆的做法，于2004年成立了由“教育部”主导下的跨部会的“对外华文教育政策委员会”，负责海外华文的推广工作。

上台后，提出了“全面振兴海外华文教育”的革新理念，致力于提升海外文教的软硬件品质。具体措施主要有：

1、注重海外华文师资的选拔和培训。

海外华文师资的选拔和培训主要通过三大途径：一是鼓励海外华侨赴台就读师范学校，毕业后推荐到海外侨校任教；二是委托岛内教育机构分期对海外侨校在职华文教师进行培训，如开办“海外华文教师研习营”、“华文网络种子师资研习班”、“全球华文网络教育研讨会”（一般两年一次）等多种活动。三是选派优秀教师到海外侨校任教，并经常选派教育专家、学者、侨教志愿者赴海外巡回教学、讲演，为海外华校教师传授教学知识和技能，以此提升华校的师资素质。

虽然“侨委会”限于预算的有限，在海外华文师资培训上的期数及参训人数上增加不大，但在办理方式及培训对象方面进行了创新，如协助缅甸、泰北侨校开办简易师范科，以培训当地青年加入华文教育行列；结合民间资源合办侨居地的华文教师研习班，扩大培训效果等。

2、实行多种途径办学。

在办学途径上，台湾当局根据不同条件，因地制宜，采取多样化办学。主要有：

其一，开办函授教育。从1956年起，台湾“侨委会”在台设立侨民函授教育学校（1966 年改名为中华函授学校），以通讯及视听教学方式向海外传扬中华文化、科学知识、生活技能及华文教育。函授教育设有华文教师、中华文史、中国语文及应用文、农牧、工商业、高中进修、初中进修、小学进修等多种学科和课程。1979年开办中华函授学校空中书院，利用台湾《亚洲之声》广播电台广播开设华语教学科目，用多种语言向全球的华侨华人播教，以扩大函授招生。为整合资源，2001年将空中书院课程归并于函授教学内。另外，还运用现代网络教学科技，提升函授远程教育功能，以适应海外侨民多元化学习的需要。2000－2003年，海外侨民报名函授网络课程多达70156人。⑤

其二，设立华侨文教服务中心。从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起，台湾“侨委会”开始在华侨、华人集居地设立华侨文教服务中心，作为“侨委会”在海外开展工作的重要服务据点。目前台湾已在美国的洛杉矶、旧金山、纽约，澳大利亚的墨尔本、悉尼，菲律宾的马尼拉，南非的约翰内斯堡，法国的巴黎等地华埠设立了 16 个华侨文教服务中心（原为 17 个，后伦敦侨教中心因租金昂贵等因素于 2003 年底关闭）及37个侨务服务站（遍及北美洲、亚洲、欧洲、中南美洲、大洋州和非洲），并已经着手在美国华盛顿、巴西圣保罗和加拿大温哥华三地以购地自建方式建盖侨教中心，前者预算 265 万美元，后两地预算各约 100 万美元。⑥文教服务中心提供的服务有：开办中外文补习班、民族舞蹈、武术等民俗班；提供咨询服务、职业训练；举办文化、教育、体育等各类活动。⑦这些中心及服务站直接联系或间接控制各地的中文学校和社团。至今以这些信息中心网站为骨干，形成了虚拟的全球华人网络社区，同时全力推动“全球华文网络教育中心”的建设，力争使“全球华文网络教育中心”发展成为中华语言及文化的入口网站。

二、协导侨商经贸。

“拼经济”乃台湾当局的施政重点，为让台湾成为永续发展的“绿色硅岛”，“侨委会”配合岛内各部门采取了多种措施密切与海外华商的联系，希望凭借华商力量的整合服务于台湾经济的转型，促成台湾经济的多元化和国际化。

（一）充实侨商经贸网络，奖励华侨经济学术研究。

为充实侨商经贸投资信息，增进网络商机，“侨委会”建置了“海外华人信息服务网”入口网站，整合台湾各涉外机构及“侨委会”、“全球华商信息网”、“华人地球村”、“全球华文网络教育中心”等六大网站为单一服务窗口，其中“全球华商信息网”内已经涵盖全球 170 个侨商团体的基本资料。此外，还陆续更新《华侨经济年鉴》，提供海内外侨商经营事业及投资厂商参考，2002 年完成《华侨经济年鉴》的《美洲篇》及《欧亚篇》，2003 年已陆续完成《华侨经济年鉴》的《亚太篇》及《东南亚篇》。

为深度了解华商经贸实力，引导海外华商参与台湾岛内的重要经济计划，“侨委会”还奖励台湾岛内公私立大学院校开设华侨事务课程，鼓励各校从事华侨经济事务教学研究，增进大学院校学生认识华侨事务。另外还制定了“侨务委员会华侨事务研究硕博士论文奖”作业要点，鼓励岛内大学院校硕、博士生从事侨务相关议题的论文研究。

（二）扩大培植侨社经贸人才。

为强化侨营事业的经营管理并协助培训经贸专业人才，“侨委会”举办了许多培训研究班，如“海外华商财务经理人研习会”，“海外华商电子商务趋势与应用研习班”，“商务会务 E 化训练研习班”，“海外华商国际贸易研习班”，“华商国际投资研讨会”，“海外华商国际贸易研习班”，“海外华裔烹饪研习班”，“海外华裔青年创业研习班”等。另外，“侨委会”还制定“海外侨营事业经营服务团”计划，派遣专家分别赴海外巡回讲授经贸专业课程，协助提升侨营事业的竞争力。为加强侨商学习渠道，“侨委会”于 2003 年起推行远距离教学，除已建置“高效能团队领导”、“工作目标设定”、“行销基本概念”等课程外，另在网络上设置“台湾经贸名师”，聘请“国际贸易”、“企业管理”等领域的专家学者，提供海外侨商运用网络释疑及汲取经贸新知识。

（三）继续强化“华侨贷款信用保证基金”功能，协助侨商融资。

该基金成立于 1988 年 7 月，由“侨委会”与“财政部”共同出资以协助海外侨民创业。基金设立的宗旨是在于对具有发展潜力而缺乏担保品的侨营事业、华侨创业者或台商事业提供信用保证，协助获得金融机构的资金融通。截至 2003 年 9 月底，累计承保件数为 3705 件，承作保证金额为 5.9466 亿余元新台币。同时，与该基金合作的海内外银行计 74 家，承办据点计 165 处，分布于 26 个国家，56 个都会区。⑧

（四）协助海外侨商组织发展。

自 1988 年起，“侨委会”即逐步辅导各地台湾商会成立洲际性、世界性联合总会。目前，世界台商总会共有 170 个分会。同时，为加强与各地台湾商会负责人的联系、建构全球侨商网络，“侨委会”还辅导开展“世界华商经贸会议”、“世华金融联谊会”等活动，并从 2000 年起，办理“全球台湾商会会长班”，每年一至二次，邀请各地台商商会会长等重要负责人返台研习。

显而易见，台湾近年来对华侨教育、侨商及团体采取的种种扶持性措施，进一步加强了台湾和海外侨校、华人社团、侨社的关系，客观上对海外华人社会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但台湾极力扶持华侨教育、积极辅导侨商经贸的目的是要同大陆争取海外华侨华人的向心力，培植其亲近力量，进而通过华人的社会关系对其国施加有利于台湾的政治影响，拓展台湾所谓的“生存空间”，其政治目的显而易见。这一点，我们必须有明确的认识和足够的警惕。

(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法政与公共管理学院)

注释：

①③⑤⑧2003年11月19日张富美在台湾“侨务委员会议”上的报告。

②台湾中央社，2000年7月5日。

篇5

    当前，体育社会科学理论与实践研究呈现研究视角广泛，研究方法新颖，研究成果剧增的兴盛的局面，但又呈现出研究对象、研究领域、研究成果的“混沌”状态。体育社会科学理论与实践研究如何走出这一“矛盾”阶段，对进一步深人理解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目标与内涵，构建体育社会科学理论与实践体系，充分发挥体育社会科学的功能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本文在分析我国体育社会科学理论研究现状的基础上，简要阐释影响体育社会科学理论发展研究的主要因素，并提出我国体育社会科学理论研究的发展对策。

1对我国现行体育社会科学理论研究状况的解读

1. 1学科门类的交叉性

    体育社会科学理论体系中各门学科通过加强多学科的渗透与融合，促进本学科发展，已成为社会科学学科发展的一种趋势。诸如:哲学与历史学与文化学与政治学*体育史学与奥林匹克学、教育学与教学论与课程论、学校体育学与竞技教育学、社会学与文化学与经济学与管理学、体育社会学、社会学与管理学与行政学体育管理学等等。运用多学科融合的优势互补，重视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从而加强学科间的整合。然而，体育社会科学研究在多学科融合的过程中，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多门学科与相邻学科内容“重叠”的现状，缺乏学科体系性与独立性的问题，如《学校体育学》与《体育教学论》与《体育课程与教学论》与《体育教育学》等学科课程，都包涵着体育过程、体育教学目标、体育教学设计等内容。甚至在性质不同、名称不详的体育社会学科中存在内容体系雷同的问题。如:《体育经济学》与《体育产业学》、《体育市场营销学》等学科的内容都有相当比例的“重叠”。再如:《社会体育学》、《体育社会学》学科名称既相似又有区别，但就所涉及的内容同样存在“重叠”现象。这一现状反映在一定范围和特定条件下，多学科“融合”作用容易导致各门学科设置缺乏学科自身发展的结构牲与主体性，“有些研究有牵强附会，生搬硬套之嫌”。如果长期保持这种学科之间的“混沌”与“模糊”状态，便会影响到体育社会科学理论体系的构建、发展与成熟。

1.2学科研究的引领性

    作者查阅并粗略统计了2005—2008年被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收录的以“体育社会科学”、“奥运”、“社会体育”、“体育管理”、“体育心理”、“体育哲学”、“学校体育”、“体育伦理”、“体育美学”、“体育社会学”、“体育人文”为题名的部分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文献。在这些研究成果中属于宏观理论研究的课题较少，尤其是缺乏高瞻远瞩的、整体性的、战略性的、规划性的、具有全局指导意义的体育社会科学理论研究成果。体育学者们“似乎已经习惯了宏观研究是政府决策部门的事，学校只能进行微观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容易形成比较重视体育社会科学某一理论与实践的微观研究，最多只能上升到中观研究的空间，客观上反映出忽视体育社会科学宏观研究的倾向，以导致在一定程度上体育社会科学理论研究的“引领”作用不够明显与突出，有待形成目标明确、方法科学、内容实际的理论体系，以指导体育社会科学的研究与发展。

1.3研究质量的波动性

    体育社会科学理论与实践的研究成果数量剧增，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当前“在很多情况下，无论对个人还是群体的研究成果的估价，用的都是数量语言叫。就高校而言，申报体育类硕士点与博士点、重点学科、各级研究基地等都应有核心期刊代表作、学术专著与各级科研项目数量上的要求。就个人而言，国内各高校对体育教师个人学术成果也有数量上的要求。上述要求虽然反映了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数量语言，“但这并未根本改变语言的数量特征”，更不能全面反映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质量。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数量在不断增加，但客观上也存在着研究成果质量不高的问题。在现有的研究成果中属于一般描述性、简单整合的研究“文体”占有相当比例。能够运用哲学、系统科学、逻辑学、文化学等的理论与方法，从深层次与不同视角分析与研究体育社会科学发展基本规律的研究成果十分匾乏。追求高质量的研究成果是体育社会科学发展水平的根本体现。如果单纯追求数量的增长，而忽视质量的提升，其结果只能是数量越多，质量越低，产生伪劣作品多的可能性就越大。

2影响体育社会科学理论研究的主要因素分析

2.1人才队伍

    “研究质量是人才质量的标志和反映。体育社会科学研究质量的提高，关键是要有高水平的研究人才’。我国体育社会科学研究人才队伍单从数量上看，应该说是比较庞大的，如大中小学体育教师中绝大多数是从事体育社会科学研究的，但也应看到“精英”队伍建设存在很大的缺陷，主要表现为各级政府对体育社会科学人才培养不够重视，培养制度不完善;体育社会科学学科“领军”人物不多，许多具有“知名”头衔的“高级”人才的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不多，在国内影响力不大;硕士点、博士点培养机制的问题间接导致优秀体育研究人才不能脱颖而出;体育社会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存在近亲繁殖现象等等。反映出当前我国体育社会科学研究人才队伍整体水平函待提升的现实。这种现象长期发展下去，将影响到体育社会科学研究人才质量的提升，将影响到体育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水平。

2. 2实践研究

    关于体育社会科学研究实践的问题，是关系到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是否具有科学性与研究价值的问题，目前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较大的误区。“所谓研究体育实践就是运动技术教学实践活动，就是在运动场上进行的各种身体练习活动。所谓研究体育实践，就是了解情况，收集一些事实资料而已。所谓体育实践研究，就是按照个人的主观意图让别人填写调查表”等等。上述对体育社会科学研究实践的认知具有很大的局限。不可否认，体育社会科学研究实践，涵盖上述实践活动，但就体育社会科学研究对象、内容、组织、方法与手段而言，已经远远超过上述研究体育的实践活动。“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坚持真理的实践标准，要着力处理好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要根据实践的需要加强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建设，同时，更好地发挥理论对于实践的指导作用”。由于各方面因素的干扰，体育社会科学实践研究还未受到重视，“距离”主体的人甚远，只是在体育书本或相邻学科的教科书中寻找体育实践的“答案”，造成很多体育社会科学研究课题的深度与质量不高，普遍存在低水平重复的现象。

2. 3智慧层次

    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水平必须依靠学者个体的哲学智慧的功底与科学思维能力，两者的有机结合，可以促使研究过程的“优化”，更加精确地反映研究结果与结论的可靠性、准确性。在体育社会科学研究过程中，许多学者比较注重体育经验知识的运用，比较注重综合知识与交叉学科知识的运用，比较注重体育知识的“接受”与“整合”，因而在科学知识体系的框架下，出现了许多体育社会科学中的“体育十某某学”二“体育某某学”、“某某学十体育”二“某某体育学”，不断地重复进行己经确定了的知识体系重新组合。在某种程度上凸现体育社会科学理论研究缺乏“反思”，缺乏由体育“客观事物”抽象出来的理论或“思想”。以至出现许多“形而上学”的体育社会科学理论观点，如“体育人文社会科学二体育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体育社会学=社区体育”、“竞技体育与学校体育是对立的关系”等等，反映体育社会科学理论研究中缺少哲学智慧的引导，习惯用知识范畴下的“线性”思维方式去理解我国体育社会科学发展中的许多复杂问题，容易受到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干扰。

2. 4利益追求

    所谓“利益追求”，反映到体育学术界，也就是为获取物质资料而进行的各种生存活动。这种生存活动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如职称评聘、人事分配、成果评奖、晋升导师、学科建设、学位评审、项目申报、工作调动、年终评优等，无不与科研成果的“数量”、“质量”有关。绝大多数的体育科研院所与高等院校对体育专家、学者和体育教师都有科研业绩要求，普遍实行数目量化管理。规定不同职称的论文篇数，发表“层次”，并将篇数“赋值”，发表篇数越多，论著字数越多，得分越高，奖金越多;“层次”越高，得分越高，奖金越多。“层次”不同，“赋值”不同，得分不同，获得的“利益”不同。学术界盛行的个人“利益”与本位“利益”的作用，助长了盲目追求数量与速度，轻视质量与效益的急功近利的、浮躁的学风，甚至导致学术腐败的产生。体育界学术腐败现象的滋生，与社会的整个学风和道德规范有着密切的联系，与个体在社会环境所处的地位也有着密切的联系。当前，社会对体育学术成果价值评价导向的功利性超越了实用性、教育性与社会性，而这种实质性的转变所产生的“效应”，在某种程度上对追求功利的少数的社会地位相对较高的学术个体与群体容易产生负面影响，甚至造成为了个人利益、小群体利益、本位利益，不惜败坏体育学风与学术道德的事件时有发生，严重污染了体育学术环境。

2. 5学术环境

    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期望营造一种宽松、健康和谐的学术氛围，需要营造有利于学者主体作用发挥的环境。优化体育学术环境对广大的体育工作者努力从事体育社会科学研究，具有十会积极的意义。然而，缺乏健康学风的问题仍然是比较突出的问题，体育学术“垄断”现象比较普遍，例如各级体育课题申报中“行政”干扰所产生负作用的辐射，使得体育学术“行政化”的倾向占领上风。这种“行政化”的体育学术氛围所造成的结果，必然是体育学术规范体制功能的逐渐削弱，不利于优良“文风”与“学风”的塑造，长期下去，便容易产生体育学术腐败的土壤。再如体育学术评价中的非理性化倾向，“由于公正、认真的学术评价被人为地引入到复杂的人际关系领域，偏离了正常的学术评价的轨道”。再如学术霸权现象，“就几个人搞学术统治，他们的研究左右着整个学术领域，使其他人没有发展空间”。这种学术“垄断”现象所产生的“负面效应”极大，严重挫伤了广大体育工作者从事体育社会科学研究的主动性与积极性。

3促进我国体育社会科学理论发展研究的具体方略

3.1重视实践，从创新过程中探索学科的独立性

3.1.1拓展体育社会科学实践领域

    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是一种特殊的实践活动，它与其它的实践活动之间具有一定的联系，“最终保证理论与社会互动的意义是实践”，通过设计、调查、模拟、体验、运动、测量、实验等实践活动形式，获得各种体育研究素材，并对各种体育社会现象进行分析、综合、归纳、判断、推理等研究。一方面要加强现有体育社会学科的实践活动，促进各学科深人发展，避免学科之间和个体学科内容的过多交叉与重复，逐步完善学科理论与实践的独立体系;另一方面进一步拓展体育社会科学的实践领域，如:国际体育、奥运经济、区域体育经济、体育文学、老龄社会体育、农村体育发展等。通过体育学科系统理论之间的互动，获得新的研究视角，促进体育学科理论的“生成”与创新，保持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具有独立性的特质。

3.1.2倡导体育社会科学实证研究

    体育社会科学研究的前提并不是事实的本身，而是事实所蕴含的无法得到解释的问题。现实中对各种体育社会现象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思想方法、不同实践标准进行解释，很容易产生于体育事实本身相背离的或者相互矛盾的结论，这种研究由于主观意识性较强，人为的因素较多，其研究结果大都缺乏说服力。因此，需要把自然科学研究中常用多种实证研究方法，运用于体育社会科学理论研究的有关领域，通过脚踏实际的努力，获得具有说服力的证据。这对描述体育事实的真实性与精确性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体育社会科学中各门学科在加强实证研究的过程中，要主动获得符合完善自身理论体系的信息与技术，探索与促进某一学科理论体系的建立与发展。

3.1.3加强体育社会科学实验室建设

    加强体育社会科学实验室建设，运用电子计算机、网络设计与交互、微缩与传真设备、录像与电视，建立具有文献复制、数据分析、体育技术、体育语言等功能的实验室。通过理性认识与实践探索把文字、声像、信息、数据处理成图形化、数据化，并进行定性与定量分析，得出符合实际的、精确的和比较全面的结论。体育社会科学实验室建设是一项基础性、经济性和科学性很强的综合性工作，必须通过加强实验室的管理，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提高实验室的师资队伍质量，充分利用实验室现有资源，提高利用率，促进实践研究的深化，把体育社会科学实践研究提升到新的水平。

3. 2开阔视角，从学科发展中拓展理论的创新性

3. 2. 1重视体育社会科学学科理论批判

    体育社会科学学科发展研究应该重视对各门学科自身理论与知识体系的批判，因为体育社会科学学科理论并不是永恒不变的绝对真理，其理论的产生与发展过程以及价值取向并非都是具有中立性的，容易受到人为的、主观的、利益的与权力的制约，容易受到社会体制、社会组织、社会文化、社会教育、社会意识形态的主流思想影响及其控制作用的约束。开展对体育社会科学学科理论的“他批判”与“自批判”，一方面有利于分辩体育社会科学学科理论与知识体系的真伪，阐明其本位功能;另一方面有利于对批判的理论进行检验与反思，促进体育社会科学学科理论的创新。

3. 2. 2定位体育社会科学实践理论导向

    体育社会科学的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应以实践理论为导向，要用发展的、全局的、战略的眼光，分析体育领域中的各种问题。体育社会科学的实践理论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不同的理论内容，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社会科学指导作用的渗透，体育社会科学的实践理论处于不断变化与发展之中，形成语言层面的实践理论与指导现实过程的实践理论相结合的动态系统。确立以体育社会科学实践为视角的认识观，阐明体育社会科学实践活动是人的存在方式，并在此基础之上为个人与社会提供具有指导意义的理论与实践方法。只有在充分发挥宏观研究的导向作用与微观研究的具体作用的基础之上，才能为体育社会科学理论与知识体系的创新奠定坚实的实践理论基础。

3.2.3挖掘体育社会科学系统理论智慧

    开发与利用体育社会科学系统理论智慧，进行体育社会科学知识资本扩张与智慧教育，为更有效地进行体育社会科学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奠定理论基础。体育社会科学的发展具有自身的理论体系，其科学性、指导性需要经过严密的、科学的逻辑推理和证明过程，才能形成有价值的、系统的、超越的、能动的理论体系。通过建立学科整合、体系构建、理论创新，促进体育社会科学系统理论的智慧进化与智慧更新。体育社会科学研究应以正确的发展观、价值观、实践观为指导，站在宏观研究的角度，从微观人手研究体育社会科学系统理论的功能，正确认识体育社会科学的本质、规律与发展趋势。

3. 3严格规范，从学风建设中追求成果的质量

3. 3. 1坚持体育社会科学研究学术规范

体育社会科学研究应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不断推动学术进步。勇于学术创新，努力创造先进文化，积极弘扬科学精神、精神与民族精神。从学风建设上可以通过体育社会科学知识传递和积累的制度约束，展现个体与群体行为示范，鼓励体育学术创新。

3. 3. 2形成体育社会科学研究个性特色

    所谓个性特色就是和别人不相同的、具有自身独特性的、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体育社会科学研究从主体出发有个体研究、小群体研究、团队研究等多种形式，然而无论何种形式的研究，都应该形成自身的研究特色和特点。必须依靠自身的体育社会科学某一领域研究的相对优势，敢于探索别人未涉足研究的领域，生产具有个性特色的体育学术精品，凸现体育精品的学术地位，推动体育社会科学的发展研究向高层次方向转变。

3. 3. 3打造体育社会科学研究学术精品

    体育社会科学研究必须树立学术精品意识，通过体育社会科学领域的学术创新，打造一批精品，占领体育社会科学研究的前沿，形成学科优势。“学术创新，可以打造学术精品;打造学术精品，又可以推动学术创新”。创新是学术精品的“灵魂”，要学会运用各种思维方式，潜心钻研，推陈出新，敢于超越，提出体育社会科学发展的新理论与新方法。只要把学术创新贯穿于研究的全过程之中，就可以出现《体育人文社会学概论》、《奥林匹克学》、《体育基本理论教程》等体育社会科学研究的学术精品。

3. 4建设梯队，从培养机制中提升人才的层次性

3.4. 1制定体育社会科学人才战略规划

    体育社会科学“要牢固树立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观念，充分发挥人才资源开发，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基础性、战略性、决定性作用。”要繁荣发展体育社会科学，就必须提升体育社会科学研究队伍的整体水平。各级体育研究机构、高等院校、各级体育行政部门、社会体育机构要把体育社会科学人才培养作为一项系统工程，应该制定相应的人才战略规划，包括培养目标、培养数量、培养层次、培养梯队、培养机制、培养评价等。

3. 4. 2优化体育社会科学人才培养机制

    从体育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需要出发，重视培养中青年优秀研究人才。通过体育社会学硕士点与博士点建设、体育社会学研究基地建设、体育社会学重点学科建设，形成合理的体育社会科学人才学术梯队，通过培养体育重点学科带头人、体育学术带头人、后备体育学术带头人、体育学术骨于、青年体育学术优秀人员，形成合理的体育社会科学人才梯队结构。注重体育社会科学人才培养机制的创新，优化人才资源配置;建立公平竞争机制;建立健全人才的管理制度;建立体育社会科学科研成果的评价体系;加强体育社会科学人才的档案建设。

篇6

当前，体育社会科学理论与实践研究呈现研究视角广泛，研究方法新颖，研究成果剧增的兴盛的局面，但又呈现出研究对象、研究领域、研究成果的“混沌”状态。体育社会科学理论与实践研究如何走出这一“矛盾”阶段，对进一步深人理解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目标与内涵，构建体育社会科学理论与实践体系，充分发挥体育社会科学的功能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本文在分析我国体育社会科学理论研究现状的基础上，简要阐释影响体育社会科学理论发展研究的主要因素，并提出我国体育社会科学理论研究的发展对策。

1对我国现行体育社会科学理论研究状况的解读

1. 1学科门类的交叉性

体育社会科学理论体系中各门学科通过加强多学科的渗透与融合，促进本学科发展，已成为社会科学学科发展的一种趋势。诸如:哲学与历史学与文化学与政治学*体育史学与奥林匹克学、教育学与教学论与课程论、学校体育学与竞技教育学、社会学与文化学与经济学与管理学、体育社会学、社会学与管理学与行政学体育管理学等等。运用多学科融合的优势互补，重视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从而加强学科间的整合。然而，体育社会科学研究在多学科融合的过程中，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多门学科与相邻学科内容“重叠”的现状，缺乏学科体系性与独立性的问题，如《学校体育学》与《体育教学论》与《体育课程与教学论》与《体育教育学》等学科课程，都包涵着体育过程、体育教学目标、体育教学设计等内容。甚至在性质不同、名称不详的体育社会学科中存在内容体系雷同的问题。如:《体育经济学》与《体育产业学》、《体育市场营销学》等学科的内容都有相当比例的“重叠”。再如:《社会体育学》、《体育社会学》学科名称既相似又有区别，但就所涉及的内容同样存在“重叠”现象。这一现状反映在一定范围和特定条件下，多学科“融合”作用容易导致各门学科设置缺乏学科自身发展的结构牲与主体性，“有些研究有牵强附会，生搬硬套之嫌”。如果长期保持这种学科之间的“混沌”与“模糊”状态，便会影响到体育社会科学理论体系的构建、发展与成熟。

1.2学科研究的引领性

作者查阅并粗略统计了2005—2008年被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收录的以“体育社会科学”、“奥运”、“社会体育”、“体育管理”、“体育心理”、“体育哲学”、“学校体育”、“体育伦理”、“体育美学”、“体育社会学”、“体育人文”为题名的部分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文献。在这些研究成果中属于宏观理论研究的课题较少，尤其是缺乏高瞻远瞩的、整体性的、战略性的、规划性的、具有全局指导意义的体育社会科学理论研究成果。体育学者们“似乎已经习惯了宏观研究是政府决策部门的事，学校只能进行微观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容易形成比较重视体育社会科学某一理论与实践的微观研究，最多只能上升到中观研究的空间，客观上反映出忽视体育社会科学宏观研究的倾向，以导致在一定程度上体育社会科学理论研究的“引领”作用不够明显与突出，有待形成目标明确、方法科学、内容实际的理论体系，以指导体育社会科学的研究与发展。

1.3研究质量的波动性

体育社会科学理论与实践的研究成果数量剧增，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当前“在很多情况下，无论对个人还是群体的研究成果的估价，用的都是数量语言叫。就高校而言，申报体育类硕士点与博士点、重点学科、各级研究基地等都应有核心期刊代表作、学术专著与各级科研项目数量上的要求。就个人而言，国内各高校对体育教师个人学术成果也有数量上的要求。上述要求虽然反映了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数量语言，“但这并未根本改变语言的数量特征”，更不能全面反映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质量。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数量在不断增加，但客观上也存在着研究成果质量不高的问题。在现有的研究成果中属于一般描述性、简单整合的研究“文体”占有相当比例。能够运用哲学、系统科学、逻辑学、文化学等的理论与方法，从深层次与不同视角分析与研究体育社会科学发展基本规律的研究成果十分匾乏。追求高质量的研究成果是体育社会科学发展水平的根本体现。如果单纯追求数量的增长，而忽视质量的提升，其结果只能是数量越多，质量越低，产生伪劣作品多的可能性就越大。

2影响体育社会科学理论研究的主要因素分析

2.1人才队伍

“研究质量是人才质量的标志和反映。体育社会科学研究质量的提高，关键是要有高水平的研究人才’。我国体育社会科学研究人才队伍单从数量上看，应该说是比较庞大的，如大中小学体育教师中绝大多数是从事体育社会科学研究的，但也应看到“精英”队伍建设存在很大的缺陷，主要表现为各级政府对体育社会科学人才培养不够重视，培养制度不完善;体育社会科学学科“领军”人物不多，许多具有“知名”头衔的“高级”人才的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不多，在国内影响力不大;硕士点、博士点培养机制的问题间接导致优秀体育研究人才不能脱颖而出;体育社会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存在近亲繁殖现象等等。反映出当前我国体育社会科学研究人才队伍整体水平函待提升的现实。这种现象长期发展下去，将影响到体育社会科学研究人才质量的提升，将影响到体育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水平。

2. 2实践研究

关于体育社会科学研究实践的问题，是关系到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是否具有科学性与研究价值的问题，目前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较大的误区。“所谓研究体育实践就是运动技术教学实践活动，就是在运动场上进行的各种身体练习活动。所谓研究体育实践，就是了解情况，收集一些事实资料而已。所谓体育实践研究，就是按照个人的主观意图让别人填写调查表”等等。上述对体育社会科学研究实践的认知具有很大的局限。不可否认，体育社会科学研究实践，涵盖上述实践活动，但就体育社会科学研究对象、内容、组织、方法与手段而言，已经远远超过上述研究体育的实践活动。“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坚持真理的实践标准，要着力处理好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要根据实践的需要加强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建设，同时，更好地发挥理论对于实践的指导作用”。由于各方面因素的干扰，体育社会科学实践研究还未受到重视，“距离”主体的人甚远，只是在体育书本或相邻学科的教科书中寻找体育实践的“答案”，造成很多体育社会科学研究课题的深度与质量不高，普遍存在低水平重复的现象。

2. 3智慧层次

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水平必须依靠学者个体的哲学智慧的功底与科学思维能力，两者的有机结合，可以促使研究过程的“优化”，更加精确地反映研究结果与结论的可靠性、准确性。在体育社会科学研究过程中，许多学者比较注重体育经验知识的运用，比较注重综合知识与交叉学科知识的运用，比较注重体育知识的“接受”与“整合”，因而在科学知识体系的框架下，出现了许多体育社会科学中的“体育十某某学”二“体育某某学”、“某某学十体育”二“某某体育学”，不断地重复进行己经确定了的知识体系重新组合。在某种程度上凸现体育社会科学理论研究缺乏“反思”，缺乏由体育“客观事物”抽象出来的理论或“思想”。以至出现许多“形而上学”的体育社会科学理论观点，如“体育人文社会科学二体育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体育社会学=社区体育”、“竞技体育与学校体育是对立的关系”等等，反映体育社会科学理论研究中缺少哲学智慧的引导，习惯用知识范畴下的“线性”思维方式去理解我国体育社会科学发展中的许多复杂问题，容易受到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干扰。

2. 4利益追求

所谓“利益追求”，反映到体育学术界，也就是为获取物质资料而进行的各种生存活动。这种生存活动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如职称评聘、人事分配、成果评奖、晋升导师、学科建设、学位评审、项目申报、工作调动、年终评优等，无不与科研成果的“数量”、“质量”有关。绝大多数的体育科研院所与高等院校对体育专家、学者和体育教师都有科研业绩要求，普遍实行数目量化管理。规定不同职称的论文篇数，发表“层次”，并将篇数“赋值”，发表篇数越多，论著字数越多，得分越高，奖金越多;“层次”越高，得分越高，奖金越多。“层次”不同，“赋值”不同，得分不同，获得的“利益”不同。学术界盛行的个人“利益”与本位“利益”的作用，助长了盲目追求数量与速度，轻视质量与效益的急功近利的、浮躁的学风，甚至导致学术腐败的产生。体育界学术腐败现象的滋生，与社会的整个学风和道德规范有着密切的联系，与个体在社会环境所处的地位也有着密切的联系。当前，社会对体育学术成果价值评价导向的功利性超越了实用性、教育性与社会性，而这种实质性的转变所产生的“效应”，在某种程度上对追求功利的少数的社会地位相对较高的学术个体与群体容易产生负面影响，甚至造成为了个人利益、小群体利益、本位利益，不惜败坏体育学风与学术道德的事件时有发生，严重污染了体育学术环境。

2. 5学术环境

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期望营造一种宽松、健康和谐的学术氛围，需要营造有利于学者主体作用发挥的环境。优化体育学术环境对广大的体育工作者努力从事体育社会科学研究，具有十会积极的意义。然而，缺乏健康学风的问题仍然是比较突出的问题，体育学术“垄断”现象比较普遍，例如各级体育课题申报中“行政”干扰所产生负作用的辐射，使得体育学术“行政化”的倾向占领上风。这种“行政化”的体育学术氛围所造成的结果，必然是体育学术规范体制功能的逐渐削弱，不利于优良“文风”与“学风”的塑造，长期下去，便容易产生体育学术腐败的土壤。再如体育学术评价中的非理性化倾向，“由于公正、认真的学术评价被人为地引入到复杂的人际关系领域，偏离了正常的学术评价的轨道”。再如学术霸权现象，“就几个人搞学术统治，他们的研究左右着整个学术领域，使其他人没有发展空间”。这种学术“垄断”现象所产生的“负面效应”极大，严重挫伤了广大体育工作者从事体育社会科学研究的主动性与积极性。

3促进我国体育社会科学理论发展研究的具体方略

3.1重视实践，从创新过程中探索学科的独立性

3.1.1拓展体育社会科学实践领域

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是一种特殊的实践活动，它与其它的实践活动之间具有一定的联系，“最终保证理论与社会互动的意义是实践”，通过设计、调查、模拟、体验、运动、测量、实验等实践活动形式，获得各种体育研究素材，并对各种体育社会现象进行分析、综合、归纳、判断、推理等研究。一方面要加强现有体育社会学科的实践活动，促进各学科深人发展，避免学科之间和个体学科内容的过多交叉与重复，逐步完善学科理论与实践的独立体系;另一方面进一步拓展体育社会科学的实践领域，如:国际体育、奥运经济、区域体育经济、体育文学、老龄社会体育、农村体育发展等。通过体育学科系统理论之间的互动，获得新的研究视角，促进体育学科理论的“生成”与创新，保持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具有独立性的特质。

3.1.2倡导体育社会科学实证研究

体育社会科学研究的前提并不是事实的本身，而是事实所蕴含的无法得到解释的问题。现实中对各种体育社会现象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思想方法、不同实践标准进行解释，很容易产生于体育事实本身相背离的或者相互矛盾的结论，这种研究由于主观意识性较强，人为的因素较多，其研究结果大都缺乏说服力。因此，需要把自然科学研究中常用多种实证研究方法，运用于体育社会科学理论研究的有关领域，通过脚踏实际的努力，获得具有说服力的证据。这对描述体育事实的真实性与精确性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体育社会科学中各门学科在加强实证研究的过程中，要主动获得符合完善自身理论体系的信息与技术，探索与促进某一学科理论体系的建立与发展。

3.1.3加强体育社会科学实验室建设

加强体育社会科学实验室建设，运用电子计算机、网络设计与交互、微缩与传真设备、录像与电视，建立具有文献复制、数据分析、体育技术、体育语言等功能的实验室。通过理性认识与实践探索把文字、声像、信息、数据处理成图形化、数据化，并进行定性与定量分析，得出符合实际的、精确的和比较全面的结论。体育社会科学实验室建设是一项基础性、经济性和科学性很强的综合性工作，必须通过加强实验室的管理，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提高实验室的师资队伍质量，充分利用实验室现有资源，提高利用率，促进实践研究的深化，把体育社会科学实践研究提升到新的水平。

3. 2开阔视角，从学科发展中拓展理论的创新性

3. 2. 1重视体育社会科学学科理论批判

体育社会科学学科发展研究应该重视对各门学科自身理论与知识体系的批判，因为体育社会科学学科理论并不是永恒不变的绝对真理，其理论的产生与发展过程以及价值取向并非都是具有中立性的，容易受到人为的、主观的、利益的与权力的制约，容易受到社会体制、社会组织、社会文化、社会教育、社会意识形态的主流思想影响及其控制作用的约束。开展对体育社会科学学科理论的“他批判”与“自批判”，一方面有利于分辩体育社会科学学科理论与知识体系的真伪，阐明其本位功能;另一方面有利于对批判的理论进行检验与反思，促进体育社会科学学科理论的创新。

3. 2. 2定位体育社会科学实践理论导向

体育社会科学的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应以实践理论为导向，要用发展的、全局的、战略的眼光，分析体育领域中的各种问题。体育社会科学的实践理论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不同的理论内容，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社会科学指导作用的渗透，体育社会科学的实践理论处于不断变化与发展之中，形成语言层面的实践理论与指导现实过程的实践理论相结合的动态系统。确立以体育社会科学实践为视角的认识观，阐明体育社会科学实践活动是人的存在方式，并在此基础之上为个人与社会提供具有指导意义的理论与实践方法。只有在充分发挥宏观研究的导向作用与微观研究的具体作用的基础之上，才能为体育社会科学理论与知识体系的创新奠定坚实的实践理论基础。

3.2.3挖掘体育社会科学系统理论智慧

开发与利用体育社会科学系统理论智慧，进行体育社会科学知识资本扩张与智慧教育，为更有效地进行体育社会科学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奠定理论基础。体育社会科学的发展具有自身的理论体系，其科学性、指导性需要经过严密的、科学的逻辑推理和证明过程，才能形成有价值的、系统的、超越的、能动的理论体系。通过建立学科整合、体系构建、理论创新，促进体育社会科学系统理论的智慧进化与智慧更新。体育社会科学研究应以正确的发展观、价值观、实践观为指导，站在宏观研究的角度，从微观人手研究体育社会科学系统理论的功能，正确认识体育社会科学的本质、规律与发展趋势。

3. 3严格规范，从学风建设中追求成果的质量

3. 3. 1坚持体育社会科学研究学术规范

体育社会科学研究应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不断推动学术进步。勇于学术创新，努力创造先进文化，积极弘扬科学精神、精神与民族精神。从学风建设上可以通过体育社会科学知识传递和积累的制度约束，展现个体与群体行为示范，鼓励体育学术创新。

3. 3. 2形成体育社会科学研究个性特色

所谓个性特色就是和别人不相同的、具有自身独特性的、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体育社会科学研究从主体出发有个体研究、小群体研究、团队研究等多种形式，然而无论何种形式的研究，都应该形成自身的研究特色和特点。必须依靠自身的体育社会科学某一领域研究的相对优势，敢于探索别人未涉足研究的领域，生产具有个性特色的体育学术精品，凸现体育精品的学术地位，推动体育社会科学的发展研究向高层次方向转变。

3. 3. 3打造体育社会科学研究学术精品

体育社会科学研究必须树立学术精品意识，通过体育社会科学领域的学术创新，打造一批精品，占领体育社会科学研究的前沿，形成学科优势。“学术创新，可以打造学术精品;打造学术精品，又可以推动学术创新”。创新是学术精品的“灵魂”，要学会运用各种思维方式，潜心钻研，推陈出新，敢于超越，提出体育社会科学发展的新理论与新方法。只要把学术创新贯穿于研究的全过程之中，就可以出现《体育人文社会学概论》、《奥林匹克学》、《体育基本理论教程》等体育社会科学研究的学术精品。

3. 4建设梯队，从培养机制中提升人才的层次性

3.4. 1制定体育社会科学人才战略规划

体育社会科学“要牢固树立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观念，充分发挥人才资源开发，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基础性、战略性、决定性作用。”要繁荣发展体育社会科学，就必须提升体育社会科学研究队伍的整体水平。各级体育研究机构、高等院校、各级体育行政部门、社会体育机构要把体育社会科学人才培养作为一项系统工程，应该制定相应的人才战略规划，包括培养目标、培养数量、培养层次、培养梯队、培养机制、培养评价等。

3. 4. 2优化体育社会科学人才培养机制

从体育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需要出发，重视培养中青年优秀研究人才。通过体育社会学硕士点与博士点建设、体育社会学研究基地建设、体育社会学重点学科建设，形成合理的体育社会科学人才学术梯队，通过培养体育重点学科带头人、体育学术带头人、后备体育学术带头人、体育学术骨于、青年体育学术优秀人员，形成合理的体育社会科学人才梯队结构。注重体育社会科学人才培养机制的创新，优化人才资源配置;建立公平竞争机制;建立健全人才的管理制度;建立体育社会科学科研成果的评价体系;加强体育社会科学人才的档案建设。

篇7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且地域辽阔的文明古国。各地区、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形成了与众不同的民风民俗，同时也在潜移默化中深受风俗的影响。

此外，风俗的自产生以来就与民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两者有着众多共同的特性和内容。所谓“民俗者，风俗也”。我们可以将已有的民俗研究成果应用到风俗的研究上来。本文便是运用此方法来对风俗的文化功能进行探讨。

一、 风俗的定义

风俗是我国一个古老而重要的文化概念，自其产生之日起便与我们有着密切联系，并且为历代统治者所重视。它有着独特的起源，发展与传承历史。

“风俗”“民风”等词最早见于《礼记。王制》：“觐诸侯，问百年者就见之。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此外，《诗经》《管子》等文献也有许多记载有关风俗的记载。至汉代，“风俗”一词则已普遍使用。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有关风俗的文史资料，如《史记。货殖列传》、《汉书。食货志》、《风俗通义》等。这些资料不但记录了当时的风俗，而且对风俗的各个方面都进行了探讨，使得风俗的研究进一步发展。汉代以后，我国有关风俗的著作更是不断出现，如《岁时广计》、《东京梦梁录》、《清嘉录》等，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风俗与人们的生产生活是密切联系的，风俗对人们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和进行文化规范的作用。综合中国古代的风俗观，我们可以发现古代学者对风俗有两个典型的概念：一是如《周礼》所说：“俗者习也，上所化曰风，下所习曰俗”；一是如《风俗通义》所说，：“风者，天气有寒暖，地形有险易；俗者，含血之类，像之而生”。通过比较，我们可以看出风俗的这两种解释都有其合理之处，他们 不同的角度揭示了风俗的特点。前者主要从文治教化的角度出发，是就风俗形成的社会动力而言；而后者则主要是从自然和 社会两个方面对风俗的产生作出解释，认为风俗兼具自然和社会的双重属性。

在近代社会，由于西学东渐的影响，风俗的内涵发生了许多的变化，近代学人对风俗的研究也更为关注。1910年张采亮写成中国第一部风俗史――《中国风俗史》，它以风俗为线索，将政治文化，典章制度，文人风气，生产方式，生活习俗融为一体，以历时的角度，建构中国通史，体现出中国固有风俗概念在接受西学的影响后，发生的独特变化。1922年胡朴安著《中华全国风俗志》，他通过对中华各地风俗的详细记载，既突出了我国风俗的整体性，体现出风俗中的国家意识，又显示出了我国各地风俗鲜明的个性特征。1923年北京大学成立的“北京大学风俗调查会”也在旨趣中写到：“风俗为人类遗传性与习惯性之表现，可以觇民族文化程度之高下；间接即为研究文学、史学、社会学、心理学之良好材料。”

而现在，我国对风俗的定义则主要集中在各类学术著作以及各类辞典中，其中较具代表性的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以《辞海》为代表，说：“风俗：历代相传积久成习的风尚、习俗”；另一种以《现代汉语词典》为代表，说：“风俗：社会上长期形成的风尚、礼节、习惯的总和”。

简而言之，风俗是在一定的社会共体中，人们普遍公认的，积久成习的各种行为方式的总和。它是一种社会文化传承，有着丰富的内容和多样的形式。

二、风俗的特征

风俗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形态，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特征。这些征主要表现在：

（一）风俗具有社会性

风俗的产生是人民群众集体创造的结果，是得到特定群体认可、接受和传承的文化事象。任何单个人社会行为是不能称为风俗的，只有当这种行为得到其所处社会群体的认可和接受，它才能成为一种风俗。风俗的社会性也可理解为群众性。

（二）风俗具有地域性和多样性

中国文化受地理环境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风俗作为一种文化形态，也必然深受地域的影响。所谓“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便是对风俗地域性的形象说明。由于地理环境的差异，我国各地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地域性风俗。例如，我国南方和北方民族的居住习俗就表现出很大的差异性。另外，我国的风俗也是多种多样的，这主要表现为：不同的地区，民族有不同的风俗，甚至同一地区，民族也有不同的风俗。风俗的地域性也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风俗的多样性。

（三）风俗具有传承性和可变性

风俗作为一种历史文化传承，它是人们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是一种跨越时空的文化连续体。同时，风俗还具有相对稳定性，一旦形成便不会轻易改变。然而，由于风俗是与政治、经济，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等相联系的，所以风俗在其发展过程中又不可避免地受这些因素的影响，从而产生变异。“时异俗易”“移风易俗”等词就体现出风俗的这种可变性。总之，风俗是在传承与变异的统一体中不断发展的。

三、 风俗的文化功能

关于文化的功能，英国文化人类学家马林洛夫斯基有过精辟的论述。他认为“文化根本是一种手段性的现实，为满足人类需求而存在。”风俗作为社会文化的重要领域，充分认识并把握它的文化功能，才能有助于它的传承和发展，才有利于激发全民族的文化创造力，增强我国文化的活力，从而使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人民的精神面貌更加积极向上。具体来说，风俗具有以下的文化功能：

（一）风俗具有塑造共同的民族心理，培养爱国主义情感的功能

风俗具有社会性，任何一种风俗事象都不是个人的行为，而是社会普遍传承的风尚和习俗。个人的生活习惯，爱好和他所要遵循的礼仪等，只有与社会习俗相结合，社会才会给予承认，才能融入到社会的风俗之中。由此可见风俗是与广大人民群众紧密联系的文化，它是人民群众生产与生活领域的一个方面，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一个民族的民族心理与民族精神。另外，由于风俗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使得它也具有一定的教育意义，能够不断强化每一个国民的国家意识与民族意识，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例如，我国传统的家族观念强调“精忠报国”，教育子孙后代要热爱祖国，珍惜家人。顾元明先生也指出：“一个民族的风俗习惯、待人处事无不反映着民族精神”。

另外，风俗总是和一定的社会群体相联系的。因受同一种风俗观的影响，这些社会群体便容易形成共同的价值观，民族观。因此，像春节、端午节等对全国都有影响的风俗则更容易使中华民族形成共同的民族心理，从而增强中华民族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凝聚力和向心力。

（二）风俗具有教育规范功能

风俗作为一种社会文化传统，它有着教育大众，规范人们行为的双重功能。它的这种功能在人们成长的过程中表现的十分明显。例如，一个人出生以后便要接受“诞生仪礼”，成年后则要经历“成人仪礼”，紧接着又要经历“婚姻仪礼”，人死后则又有“丧葬仪礼”。此外，在人的一生中，他还会受服饰风俗，岁时风俗，村落风俗等的规范和影响，从而不断实现人的“社会化”。因此，我们认为风俗既塑造和影响我们的人格，同时又规范我们的行为。风俗的教化规范功能与学校教育、家庭教育互为补充，对人的成长发挥着不可磨灭的作用。

（三）风俗具有历史功能

风俗是一种历史文化的创造和积累，是活的社会“化石”，它记载着人类社会传承和发展的历史，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功能。其次，风俗本身也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反映出各个时代的时代特征。例如，我国历史上很多有关记载风俗的著作在今天已经成为研究各个朝代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重要资料。另外，对于那些依靠口头传承的社会风俗，其历史功能更是体现的突出。例如，我国一些少数民族的《创世纪》以及各类神话叙事诗不仅反映出这些民族的原始宗教观，而且还记叙了这些民族的文化发展史，至今仍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文化遗产。

（四）风俗具有文化认知和审美功能

通对风俗事象的考察研究，我们对特定时代和特定领域里人们的思想意识，审美意识，精神追求，价值取向及其文化心理将会有更深的理解。风俗作为一种特色的文化事象，其文化认知和审美功能是十分突出的。例如，我们通过传唱各种民谣则可以体会到古代劳动人民审美情趣和精神追求。再如，我们通过写春联，画年画则可以感受到中国书画艺术的独特魅力，也可以感受出中华民族追求美好生活的文化心理。由此可见，风俗是我们认识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

（五）风俗具有娱乐功能

风俗既是人民物质生活的一部分，也是人民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满足精神生活的需要，各民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创造了许多的娱乐活动，从而达到放松消遣，愉悦身心的目的。风俗的这种娱乐功能又以节日风俗和竞技风俗表现的最为明显。例如，蒙古族的那达慕大会，傣族的泼水节等。另外，风俗的这种娱乐功能也使得其生命力更强，影响更大。至今天，很多少数民族的风俗正是因为其娱乐功能才逐渐走入大家的视线，为大家所熟知。

总之，风俗的内容和特征是多种多样的。同样，风俗的文化功能也是多方面的。通过对风俗文化功能的深入探讨，我们进一步发现了风俗的巨大作用与价值，也发现了风俗对自己潜移默化的影响。对待风俗，我们应采用辩证的观点，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同时，面对传统风俗不断消失的现状，我们要采取有效的措施来保护我们的文化生态环境，使我们宝贵的精神文化遗产得以传承和发展，从而使风俗的文化功能得以继续正常发挥，使我们及我们的子孙能在良好的风俗中健康成长，快乐生活，使我国的文化更加和谐而丰富多彩。

参考文献：

[1]徐杰舜.汉族风俗史.上海：学林出版社.2004

[2]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

[3]张亮采.中国风俗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4]陶立.民俗学概论.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

[5]胡坤生.社会风俗三百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6]萧放.“风俗”论考.《民间文化青年论坛第一届网络学术论文集》2003

[7]萧放.中国传统风俗观的历史研究与当代思考.《北京师范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

[8]苏蔓；李美娟.中国民俗文化的特征与社会功能.《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0

[9]尹伊君；王国武.民俗文化的特征、功能与传承.《学术交流》.2009

篇8

布里斯托是英格兰西南部重镇，18世纪以黑奴、烟草和白糖贸易一度成为英国最大的港口城市。昔日财富随着布里斯托港口地位丧失，逐渐消耗殆尽。然而，历史遗产依然有着深厚的底蕴，比如英格兰西南部铁路枢纽地位，发达的公路网，著名高校布里斯托大学(2007年全英排名第7名，《泰晤士报》排名)，现在当地主要产业是金融服务，IT、航空、汽车制造也非常发达，空中客车和劳斯莱斯在当地都有工厂。当地房价在英国位居前五之列。

2006年9月，蔡京林同学刚刚从附近的威尔士首府卡迪夫完成自己的本科学业，来到布里斯托读书，他对记者说，自己所在的学生宿舍，似乎有一半是中国学生。据记者了解，事实上中国学生在那所宿舍中的比例远远低于50％。

社会心理学研究表明，人类的“面孔识别”具有种族效应，也就是同一种族的人对于分辨和识别同种族人的面孔总是优于对其他种族面孔的识别。这也许可以解释，虽然这座城市中国人的增加并非是跳跃式的，然而当地的中国学生在心理上却能够强烈感受到自己的同胞占据着了这座城市的每条街道，同时那种他乡遇故知的惊喜，逐渐淡化成擦肩而过的匆忙。

然而中国人，尤其中国大陆人，在当地的发展还刚刚开始。

作为见证的教堂

在布里斯托，早期的华人主要是来自香港、东南亚的华人为主，主要从事餐饮行业。1999年布里斯托与广州市缔结了友好城市，应该说粤语社团是这座城市的华人主流，而香港人是这个主流的中坚。

情况在悄悄变化。在当地的白女士路的华人教堂中，每周日下午礼拜吸引了大约120名信徒，来自中国大陆的信众大概有15％左右，因此除了英语和粤语的布道，目前已经增加了普通话服务。

华人教堂作为中国社团发展的一个标记，目前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大陆人的参加。来自山东青岛的高女士就是一个例子。2003年，高女士通过劳务输出的方式，来到布里斯托当地的医院当护士。同时，她积极地参与当地华人教堂活动，成为市中心一个聚会小组的负责人，每周五她把自己的住所贡献出来，让大家查经聚会之用。在她的聚会小组里，常常有来自布里斯托大学的中国学生、大陆医生、访问学者参加。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上世纪80年代公派出国的中国留学生鲜有参加当地华人教堂活动。据记者了解，布里斯托上世纪80年代出国并留下来的中国学者，大约有50人左右。他们一般拥有英国大学的博士学位或者专业证书，在当地大企业有着稳定工作，比如空中客车、Orange、劳斯莱斯、布里斯托大学等单位，拥有自己的物业，子女都已经是十五六岁的年纪。他们的生活除了工作之外，也常常有自己的社交活动。最为典型的是饭局。由于当地中餐馆以广东口味为主，他们很少光顾，同时也不是很喜欢西餐。因此，他们聚会常常在当地一家山东老板开的中餐馆，只要提前预约，常常能够吃到地道的油条和东北酸菜。

中国学生学者

英国人是擅长商业的民族。二战之后，当英国制造业遭到严重破坏的时候，他们开始向全世界推销自己的牛津词典。而如今，英国把高等教育作为重要的出口资源。与卖词典不同的是，留学不仅把教育卖出去了，而且把人也带到了本土，刺激当地经济。

布里斯托有两所大学，其中一所是布里斯托大学，计算机科学、机械工程，化学，戏剧、心理学等学科享有国际声誉，曾经产生过6名诺贝尔奖得主，英国著名的首相丘吉尔曾在1929年到1965年间担任这所大学的校长。中国物理学家黄昆先生1947年在该校获得博士学位，现任民盟主席、前南京大学校长蒋树声博士曾在布里斯托大学从事过研究工作，2003年被布里斯托大学授予名誉博士学位。

也正是在2003年开始，该校的中国留学生大量增加，根据当地学联统计，2002年这所学校有600多名中国会员，到了2006年会员已突破1200人。而这所学校在英国历来以入学条件苛刻著称，大量申请牛津剑桥失败的学生来到这里，2003年英国一些教育媒体曾经抗议该校招收的少数族裔学生过少。即使在这样入学条件苛刻的大学，短短的3年之内，中国学生数量的稳步增加，显示了中国对英国高等教育的供给能力。

宋永华博士也许是目前为止布里斯托大学最值得骄傲的中国学者。1989年，他在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获得博士学位之后，1992年宋博士来到英国发展，第一站就是布里斯托。2004年7月，他当选为英国皇家工程院院士。最新的消息是，今年12月，他将出任英国利物浦大学的副校长。这样的发展速度，目前不管是在布里斯托，还是在整个英国都是罕见的。

大陆劳工的困境

2003年8月，徐先生通过温州当地中介，以劳务输出形式来到布里斯托，不久之后他把自己的妻子接过来。徐先生在一家香港人开的外卖店担任大厨，妻子在市中心购物中心的美食街找到了一份工作。

2006年6月，徐先生把自己两个男孩也申请到了布里斯托。由于夫妻俩人都不懂英语，他们向记者求助，帮助两个孩子申请入学。这项申请大概进行了4个月。小儿子申请相对容易，因为所申请的学校刚好有位置空缺，几乎就是一个电话就搞定了。

然而，大儿子的申请颇为曲折。英国小学分为公立和私立。布里斯托有着全英最好的私立学校，同时它的若干公立小学在全英是倒数之列。

由于英国公立小学入学申请，采取了就近原则。在第一所小学申请被拒绝之后，徐先生大儿子申请另外一所学校，离家3公里左右的小学，那是当地一家不错的公立小学，以橄榄球作为传统体育项目著称，加上地理位置在市区，入学竞争尤为激烈。然后该学校再次拒绝了这个申请，市政府提供了一家8公里之外的小学，每天让孩子独自坐公共汽车往返。

记者受徐先生之托，帮助他们向市政府递交了申诉要求。市政府安排了一个有当地三位教育界人士参加的听证团，经过3个多小时的申诉和说明，最后裁定接受徐先生的申请。

不懂英语几乎成为所有中国劳工在当地发展的一个瓶颈，华人社团内部的差异，也使大陆人在当地发展增加了难度。在英国没有取得绿卡或者入籍，外国人很难把自己的事业做大，尤其是低技术的移民。

就业与社团的瓶颈

学生、学者和劳工构成了目前布里斯托中国大陆人的三大块，每个亚群体在教育程度，语言能力、社会资源差异非常明显。然而除了上世纪80年代留学定居下来的中国留学生之外，其他亚群体在英国发展都面临着共同的问题：身份。

移民在英国寻求的身份分为两种，一种是永久居留权，俗称PR或绿卡，一种是加入英国国籍。前者是大多数中国人比较切实追寻的目标。

英国不是一个鼓吹“英国梦”的国家，即使他们在推行多元社会的价值观和强调融入的今天，他们对于移民的选择有着严格务实的标准。

2006年6月16日，英国内政部修改了永久居留权的申请条件，把在英国工作年限从4年延长到5年。最近修改的高科技工作签证，加重了学历和年龄在申请高科技工作签证上的份量。这项修改应该说对很多中国留学生利好的消息，但是这并不能够增加英国的工作机会。

此外，英国法律严密，税收重，这对于想在英国发展自己的事业将是非常大的压力。税收重，对于拿到了绿卡之后的劳工，无论是开办餐馆，还是从事进出口贸易，将需要一个大笔的首期投入，这笔投入对于到海外淘金的劳工来说，尤为艰难；法律严密，使得在欧洲大陆常见的温州人经济现象，在英国缺乏一个宽松的土壤。

篇9

但是，象莫扎特这样的“音乐神童”之灿烂光芒，却眩晕了人们的心智。以至于人们很少、甚至从来也没 有认真思考过“音乐神童何以可能出现？”这样的问题。

实际上，所谓“音乐神童”，并不仅仅是“先天遗传”的结果，而是儿童“特殊先天秉赋”与“早期音乐 教育”反馈互动的产物。

就此意义而言，“音乐神童何以可能出现？”这样的问题，似乎应当使其转型成为如下这样一个更加科学 的问题：“两岁至十一岁左右儿童之早期音乐教育何以往往取得较为成功的结果？”

与此对照的论题是：“数学、逻辑学、以及其它一些进行纯粹抽象形式运演的学科，成才的一般年龄，似 乎相对较音乐成才的年龄要大”。

其中定有某种内在的原因可寻，其中一定有某种内在的机制可探。

本文之宗旨，就是在本文作者建构之“人文进化学”（牛龙菲，1985，1987，1989，199 0）（1）的理论框架之内，对与此有关的问题进行初步的理论探索。

一

根据“人文进化学”的研究，人类的进化，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单纯的生物进化，而是人类生物进化、人 类社会进化、人类文明进化之共济耦合的反馈协同进化（2）

在此“人文进化”过程中，人之行为能力的发育、成熟、增长，并非单纯受先天遗传之生命基因的控制， 而是与其生存的社会群体关系网络中在其体外相对独立存在的历史文明密切相关。

不仅在族类的层面上，人类生物进化、人类社会进化、人类文明进化之间有一种复杂的共济耦合、反馈协 同关系；其个体的发育、成熟，以及其能力的习得、增长，也受到机体、社会、文明这三个方面的制约、影响 。

具体而言，每一个体，自怀胎之日起，便开始置身于一个复杂的社会群体关系网络之中，每日每时受到体 外文明的直接、间接刺激，并开始将其“内化”。只是在成熟到一定阶段，此“内化”之“体文明”，才始成 为“习得能力”，才通过具体的行为实践，作用于周围的世界，“外化”为客体的“对象”，汇入人类体外文 明的大系统之中。此被卡尔·马克思称之为“人的本质的对象化”（3）的历史文明，又将再次“内化”为某 一个体的“习得能力”。如此，“内化”之间，有一种“往复循环”（reycle）的反馈机制。此正如下图所示 —一

就此“内化”与“外化”的反馈机制而言，人之童年是一个关键的时期。俗语说：“三岁看老”。人之童 年阶段“内化”的“体外历史文明”，将对其成熟之后一生的“外化”实践，具有某种举足轻重的作用和影响 。

这种“举足轻重的作用和影响”，自“童年”的“史前期”—一“胎儿期”，便开始发生。

在胚胎发育期，就胚胎与母体的关系而言，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生物进化重演系统”；但就处在复杂社会 群体关系网络中，且存在于一定文明时空中的母体与周围世界的关系而言，胚胎的发育仍在一个人类生物进化 、人类社会进化、人类文明进化之共济耦合、反馈协同进化的人文进化系统之中。因此，就族类的层面而言， 以“胎教”形式进行的体外文明之“内化”，仍处在“外化”与“内化”的往复循环圈中。

正如日本诧摩武俊《儿童的性格与心理》一书所说：“在孩子出生之前就已经存在着一个有形无形的文化 圈子”（4）。但是，这个“有形无形的文化圈子”，是通过母体的中介对胎儿发生影响。正因如此，所谓“ 胎教”，说是“教子”，其实是通过“教母”以间接“教子”。汉代刘向在其《烈女传·周室三母》中所提出 的“胎教”概念，正是因此而要求怀孕的母亲“目不视邪色，耳不听声，夜则令瞽颂诗道正事”。

对于有自觉意识的成人社会而言，不仅对“胎教”给予了相当的重视，尤其更看重“儿童的早期教育”即 “幼教”。

明代孙志宏在其《简明医彀》一书中便曾言及：“古云：‘教妇初来，教子婴孩’，一生人品善恶，高下 全看幼时。”正如西人弗兰克·戈布尔在评述“马斯洛心理学”时所说：“幼年时期是重要的时期—一在这一 点上，实际上心理的所有学派都殊途同归。”（5）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人出生时，尚未完全发育成熟。“人类的孩子是在某一时代的某一家庭这样的一个 社会文化的环境中度过相当于其它动物在胎内发展的时期。”（6）。在此，“子宫外的生长期”（7），“ 人类智力的形成是儿童正在成熟的神经结构、正在发育的智力结构和他们周围的言语、行为之间相互作用的结 果”（8）。在此过程中，“体外文明”的信息刺激，不仅仅只是作用于儿童的心理发育，还将作用于儿童的 生理发育，并在“实体长入”的意义上“内化”于儿童的生理结构之中。

正因如此，皮亚杰才特别强调：“表现型是遗传因素与环境因素之间从胚胎发生阶段起就存在着的一种不 可分离的相互作用的产物，这就使得要在天赋的东西与获得的东西之间找出一条固定的界限是不可能的，因为 在这两者之间存在着发展所特有的自我调节区域；在认知性行为水平上，就更是这样。”（9）。也正是基于 同样的认识，《汉书·贾谊传》早就言及：“孔子曰：‘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化与心成，故中道若性” 。西人马斯洛所谓的“似本能”，正是这一类“若天性”、“中道若性”之“内化”与“外化”反馈循环机制 的产物。这里，根本没有什么有些人所谓的“先天的似本能”（10）。

如果，更深入一步分析，我们将会发现，人类的行为，“乃是由于不同水平层面的三种行为图式所决定的 。其一是‘刺激机体反应’（SOR）的‘本能’行为图式；其二是‘刺激模仿反应’（SIR） 的‘仿能’行为图式；其三是‘刺激文明反应’（SCR）和‘文化刺激反应’（HSCCESR）的 ‘智能’行为图式”（11）。马斯洛所谓的“似本能”，实质上，仍不过是对“少成若天性”、“中道若性 ”一类的“仿能”、“智能”的不精确描述。

正是在上述的理论框架中，我们发现，所谓“音乐神童”的出现，并没有什么莫名的玄妙。质言之，所谓 “音乐神童”，乃是处在一定文明时空、一定社会关系、一定家庭环境中具有“某种特殊天赋”的儿童，接受 包括“胎教”在内的“早期音乐教育”的成功结果。其“少成若天性”、“中道若性”的音乐才能，并不仅仅 是由先天赋予，而是在期童年时期，人类人文进化之“内化”与“外化”往复循环反馈机制作用的结果。

只有在此本元层次的理论基础上，我们才能更进一步地探索“儿童早期音乐教育为何往往取得较好的成果 ？”一类的有关问题问题。

二

根据“人文进化学”有关“人类进化乃是人类生物进化、人类社会进化、人类文明进化之共济、耦合、反 馈、协同进行”的理论，我们在探讨有关“儿童早期音乐教育”的具体问题时，必须同时关照儿童生理发育、 社会家庭环境、特定历史文明这样三个密切相关的方面。

就此三个方面比较而言，所谓“儿童生理发育节律以及儿童心理发育节律”的问题，特别值得我们注意。

从胚胎时期开始，个体的发育一直受一定发育“节律”的控制。正如恩斯特·海克尔所说：“胚胎发育是 一种重演性发生的遗传现象”（12），其各个不同的阶段，对应着族类生物进化历史的各个不同的时期。

个体出生之后，其机体的生理发育，仍然有一定的“节律”。中国古典医籍，早就有关于小儿“所以变蒸 者，皆是荣其血脉，改其五脏，故一变毕，辄觉情态忽有异也”（13）的发育节律理论。这里所说的“变蒸 ”，就其“情态”一语推敲，则不仅是对其生理发育节律的描述，而且也是对与生理发育节律密切相关之心理 发育节律的描述。

对此与儿童生理发育节律密切相关之儿童心理发育节律，当代瑞士“发生认识论”的创立者皮亚杰，已有 深入讨论，皮亚杰认为，儿童自二岁至十一岁左右，经历了一个从“前运演”到“具体运演”再到“形式运演 ”的生理一心理发育成熟历程（14）。

其所谓“前运演”，是指儿童已经开始意识到“主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已经开始意识到自己（主体） 有别于在其体外“永久”存在着的一些客体，已经开始意识到自己发出动作之后，可以影响客体的位置、方向 等等。只是在此时，儿童尚不能很稳固地建立可逆的（可重复的）、守恒的运演模式，其每一个动作，都带有 即兴的、尝试的意味。

所谓“具体运演”，是指儿童已经可以把一些具体的客体，当做某种运演模式的“算子”，来进行可逆的 （可重复的）、守恒的运演操作；并在此过程中，以自己的动作，赋予这些“客体算子”以某种运演的结构。

所谓“形式运演”，是指儿童已经超越了仅仅作用于“客体算子”的具体运演阶段，开始使用抽象符号以 进行纯粹形式的推演运算。

正是这个“从前运演到具体运演再到形式运演”的儿童生理—一心理发育节律，制约着体外历史文明通过 社会关系网络对儿童发生“文而化之”（牛龙菲，1987）作用的早期教育实践。

在二至十一岁左右的儿童早期教育，除了“语言”之外，其它需要操作“抽象符号”之“形式运演”能力 的学科，如数学、逻辑等，都未能获得圆满的成功；而一些作用于“客体算子”之具有“具体运演”性质技艺 或游戏、运动，却因其适应二至十一岁左右儿童“具体运演”的能力，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近代“音乐神 童”以及“体育神童”多发的现象，正是一个典型。

对儿童的早期音乐教育，除了“胎孕期”以及“初生期”的“音乐信息刺激”之外，从两岁开始，便可以 让孩子玩弄一些诸如小鼓、小钹等节奏乐器。由于生理的本能，由于生命本来具有的节奏律动，这些节奏乐器 的演奏，对于儿童来说，有一种“先天”的基础。通过这些节奏乐器的演奏，孩子便可以意识到自己的动作与 有节奏的音响之间的“因果性关系”。而所谓“因果性关系”，正是人类认知能力特别是推理性能力的根本基 础。通过“早期音乐教育”，使儿童直接的把握事物之间的“因果性关系”，对于儿童的智力开发具有奠定基 础的重要作用。

对于大多数儿童而言，四至六岁之后，已经可以通过有律乐器的演奏，作用于其有“客体算子”性质的“ 乐响之音”；并在此演奏过程中，把一个一个的“乐响之音”组织成为一首一首的“优美乐曲”；换言之，在 此演奏过程中，以自己的动作，赋于这些具有“客体算子”性质的“乐响之音”以某种可逆的（可重复的）、 守恒的“运演结构”。

不仅如此。儿童在演奏有律乐器的过程中，通过自己的“动作”，把一个一个的“乐响之音”，组织成为 一首一首的“优美乐曲”，便感性直接地把握了“部分”（“乐响之音”）与“整体”（“优美乐曲”）的关 系。而所谓“部分”与“整体”的关系之中，“由部分到整体”正是所谓的“综合”；“由整体到部分”，正 是所谓的“分析”。而“综合”与“分析”，则是人类思维之最基本的两种形式。儿童通过音乐艺术的实践， 感性直接地把握“综合”和“分析”这两种最基本的人类思维运演形式，将对孩子一生的智力发展产生重要的 影响。

只是到了十一岁左右之后，孩子才可能凭空意想不发出实际音响的“抽象音符”。此时，儿童的音乐理论 学习才会有令人满意的结果；由“即兴演奏”到“纸上谱曲”的升华，也是一般处于这个阶段。

正是由于以上儿童生理—一心理发育阶段的制约，“音乐神童”中，大多为“演奏神童”或“演唱神童” ，而“作曲神童”则实属凤毛鳞角。而且，即使是“作曲神童”，也只是到了十一岁左右之后，才初步显露其 “纸上谱曲”才能（牛案：而并非由他人对其“即兴演奏”进行“记谱”）；真正的艺术杰作，则要在更晚一 些时候，才能创作成功。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人文进化之人类生物进化、人类社会进化、人类文明进化之共济、耦合、反 馈、协同的关系，在童年，主要地受到了人类生物进化之儿童生理发育节律的制约；儿童之心理发育节律，受 其制约，与其同步，有着固有的程序、步骤。

对此天道有常的发育节律，人类只能“道法自然”（15）。《素问》有言：“化不可代，时不可违”； “从之则治，逆之则乱”；“从之有福，逆之有咎”。《灵枢》更强调说：“未有逆而能治之也，夫惟顺而已 矣！”在“儿童早期音乐教育”的过程中，贻误时机和拔苗助长的做法，均不可取。

所谓“音乐神童”的多见，换言之所谓“儿童早期音乐教育往往取得较好成果”的历史现象，虽然没有什 么莫名的玄妙，却实在是因为天道的神机。王充在《论衡·实知》中曾说“儿始生产，耳目始开。虽有圣性， 安能有知？项托七岁，【诘问孔子】（16），其三四岁，而受纲人言矣。”同样，我们也可以说：“儿始生 产，耳目初开。虽有灵性，岂能知音？十岁左右，神童造就，其二、三岁，而学习音乐矣。”

只是在这个基础，诸如“音乐世家”这样的社会生态环境，“普遍富裕”这样的历史经济条件，“明星效 应”这样的特定信息刺激等等，才形成了一个相互作用的系统网络，使得更多的音乐神童不断涌现。

三

当代认知心理学的最新成果之一，就是人们发现：“任何一种认识都与动作有关”；“认识一个客体意味 着把它合并到动作图式中”（17）。

极而言之，人类的一切思维形式，都是“动作思维”的衍化、抽象。可以说，“实践”、“活动”、“动 作”，乃是人类一切智能、一切认知能力的发生之源。人类的“认知图式”，并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对物质 客体的静观反映，而是实践活动过程中能动的施加于客体之上的主体自身“动作”的抽象。

举例来说：“1＋1＝2”，起初不过是人们把一头牛和另一头牛牵到一起之后，发现它们比单独的一头 牛要“多”。在这里，把一头牛和另一头牛“牵”到一起的动作，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就此意义而言，儿童早期音乐教育中，器乐演奏的训练，具有开发儿童“动作思维能力”的特殊重要作用 。

在音乐艺术中“操而奏之”、“行而运之”的演奏实践，不仅具有一般的“动作”特征，而且直接作用于 主体自身之外的乐器，并作用于具有“客体算子”性质的“乐音之响”使之成为“比音之乐”（18）的“优 美乐曲”，使之具有一定的、可逆的（可重复的）、守恒的“运演结构”。

因此，无论从“动作实践”（演奏）自身，还是从“动作实践”之“认知图式”的成果（乐曲）而言，器 乐演奏都是儿童早期教育过程中，启发儿童动作思维的最佳方式之一。

如果对此问题作更深一层的思考，我们可以发现：儿童的动作思维，与当代最新自然科学、科学哲学的某 些结论，恰有正相吻合之处。

当代自然科学、科学哲学业已指出：所有对实体的“测量操作都是由刚体之间的比较所组成，并通过观察 重合关系而完成。所有空间性的命题仅仅只涉及物体的行为”（19）。因此，在当代自然科学、科学哲学的 文献中，“时间”已经取代了“空间”，“运动”已经取代了“实体”而成为关键的词汇。正如莫里茨·石里 克所说：“世上一切事件都已被解释为运动了”（20）。

其实，几千年来，人类的音乐艺术实践，早就已经把世界万物象征示为运动流行之“乐象”。通过音乐艺 术的实践，人类早已引入了一种类似“向量场”的“参考系”，并在其实际演奏操作中，把握了万事万物之“ 运行动态”的“重演”或“自同态转换”关系（21）。

就此而言，音乐艺术可以看成这样一种“音响动态模型”（22），其“比音之乐”之“乐音关系”，可 以适当地模拟整个万象世界之四维时空连续统的“运行动态”（23）。

儿童在接受早期音乐教育的过程中，尽管并不能真正理解如此深远的理论意义，但在感性直观上，已经通 过音乐艺术的演奏实践，直接进入了“万物同其节奏”（24）、“万物同其态势”（牛龙菲，1993）、 “大乐与天地同和”（25）之“天人合一”的境界；直观把握了“宇宙万象同其道行”的真谛。

但是，不能不强调指出，由于儿童生理—一心理发育节律的制约，这一切只能是感性直观的潜移默化，而 不应是理性自觉的强制灌输。换言之，在对儿童进行早期音乐教育的过程中，应提倡一种“游于艺（26）的 原则，而不要过多附加其它的目的，过多介入除“具体运演”之外的其它内容。

对儿童进行早期音乐教育，无非是使其具备一定的音乐修养，并发展儿童的音乐才能；当然，也可以为某 些儿童将来从事音乐专业打下良好的基础。

但是，由于“攀比”，由于“竞争”，一些音乐艺术自身之外的某些目标，如“进步超人”、“考级顺利 ”、“比赛成功”、甚至“求职如愿”等等，却往往被有适当地过分强调，并造成了儿童、父母、老师不必要 的心理负担。

除了这些附加的外在目的之外，在儿童早期音乐教育的过程中，还有一种倾向，就是过分地追求“解说音 乐形象”（牛案：本文无暇顾及对“音乐形象”概念的批评）而多余介入了“具体运演”之外的其它内容。

虽然不可否认，在整体音乐艺术中，的确存在某些诸如“歌词”、“剧情”、“符号用法”（27）、“ 特定功能”等等的“他律”文明信息；但是，“比音之乐”之“自律信息”与“他律信息”之间，却有着不同 性质、不同层面的相关联系。某些“思想情感”、某些“视觉形象”与“比音之乐”的关联，即使是对于成人 ，也并不容易把握，更不容易言传；对于儿童而言，则困难尤甚。如果这方面要求过多，便会干扰儿童对音乐 艺术的感性直观，诱导一些“幻想型”的儿童产生一些与“比音之乐”风马牛不相及的任意联想。反之，“联 想”的不成功，又会使某些儿童产生“音乐难以理解”的错觉，使某些儿童产生自卑的心理。

其实，对于两岁至十二岁的儿童而言，“早期音乐教育”的重点应该是“具体运演”的器乐演奏，和“动 作思考”的潜移默化。除了演唱适宜的儿童歌曲之外，不应过多介入其它内容。

古往今来的历史事实说明，不管是古代罕见的“音乐神童”，还是近代多发的“音乐神童”，大多是“器 乐演奏神童”、“歌曲演唱神童”。之所以如此，恰正是因为，“器乐演奏”、“歌曲演唱”之“具体运演” 的性质，完全适合于儿童的生理—一心理发育节律。

众所周知，无论是远古的“巫乐”、周秦的“礼乐”、汉唐的“宴乐”、明清的“剧乐”，都负载了音乐 艺术之“具体运演”、“形式运演”之“自律信息”之外的其它大量有关信息—一“他律信息”。因此，中国 古典音乐，大都以成熟的“巫觋”、“乐工”、“家奴”、“戏子”为其主体（28）。孔子所谓“立于礼， 成于乐”（29）者，对这种负载有大量“他律信息”的“礼乐”一类音乐艺术之“主体”，提出了最高的要 求。

只是在近代，相对“自律”、相对“纯粹”的“器乐音乐”兴起之后，才为“音乐神童”的出现，创造了 更为适宜的条件。相对于更加注重“他律”内涵的古代音乐而言，近代较少负载“他街”信息的“纯粹器乐音 乐”，大大减轻了儿童的认知负担。儿童早期音乐教育的理论研究，应当对此加以明晰的说明。

结语

“儿童早期音乐教育”，是一个可以“大做”的“小题”。

由于对“儿童早期音乐教育”的研究，我们不仅可以通过一个独特的角度，更加明晰是透视音乐艺术的特 美本质，更加清楚地了解音乐艺术的审美机制，更加深入地把握“儿童早期音乐教育”与“儿童生理发育节律 —一儿童心理发育节律”的内在契合和反馈协同关系；同时也可以进一步讨论不同时期、不同民族之不同内涵 、不同形式之不同音乐文明在“文化成人”过程的不同作用。

希望更多的同人关注于此，并有更加精到的论说面世。

注：

（1） 《有关“人与文化”的两点思考》（署名：思之），载1985年第1期《兰州学刊》，第82 －85页；又载1985年第3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K1历史学》，第53页－56页。

《人文进化学—一一个元文化学的研究札记》，甘肃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年9月第1版。

《知识生态学—一对人类与知识实体关系的新探索》（与人合作，署名：牛龙菲、张一凯），载1990 年第1期《兰州大学学报》，第13－17页；又载1990年第3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B2自然辩 证法》，第65－69页。

《Human-Culture-Civilization Evolutionology and General Evolution Theory》（《人文进化学与一 般进化论》）载1990年第30卷（纽约、伦敦、巴黎、蒙特勒、东京、墨尔本）《World Futures-The Jo urnal of General Evolution》（《世界未来—一一般进化论杂志》），第85－94页。

《异质发生学与一般进化论》，载1992年第5期《哲学研究》，第69－75页。

《“超循环的太极循环”—一人文进化与一般进化的根本内在机制》，载1992年第3期，《晋阳学刊 》，第60－66页。

（2） 同注（1）。

（3） 卡尔·马克思《1844经济学—一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79年6月第1版刘丕坤中译 本，第80页。

（4） ［日］诧摩武俊《儿童的性格与心理》天地图书有限公司）？年版第55页。

（5） ［美］弗兰克·戈布尔《第三思潮：马斯洛心理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2月第1版 ，第6页。

（6） 同注（4），第67页。

（7） 参欧阳光伟《现代哲学人类学》，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4月第1版，第138页。

（8） 邱仁宗《认识的立体网络模式》，载1985年第9期《百科知识》。

（9） ［瑞士］皮亚杰《发生认识论原理》，商务印书馆，1981年9月第1版，第63页。

（10） 参许金声《人格三因素论—一一种关于健康人格问题的理论设想》（1985年油印稿）。

（11） 参牛龙菲《人文进化学—一一个元文化学的研究札记》，甘肃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年9 月第1版，第191－192页。

（12） ［德］恩斯特·海克尔《宇宙之谜》，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3月第1版，第65页。

（13） 王焘《外台秘要》卷三十五《小儿变蒸论》。转引自赵璞珊《中国古代医学》，中华书局19 83年3月第1版，第108页。

（14） 参［瑞士］皮亚杰《发生认识论原理》，商务印书馆，1981年9月第1版，第一章。

（15） 老子《道德经·二十五章》。

（16） 参敦煌卷子《孔子项托相问书》。

（17） ［瑞士］皮亚杰《生物学与认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3月版，第8页 。

（18） 参《礼记·乐记》；另参牛龙菲《行象简论》，载《（1991年）意象艺术国际研讨会论文 集》，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1年第8月第1版，第76页。

（19） ［德］莫里茨·石里克《自然哲学》，商务印书，1984年11月第1版，第32页。

（20） 同上，第83页。

（21） 参牛龙菲《新的音乐艺术模型—一“自同态转换群集”概说》，载1992年第2期《星海音 乐学院学报》，第48－54页；又载1992年第8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J6音乐舞蹈研究》，第 14－20页。

（22） 牛案，“音响动态模型”，是我在中央音乐学院1985年“《乐记》、《声无哀乐论》学术 讨论会”上提出的概念。参与嵫冉《愈辩愈明真理在—一〈乐记〉、〈声无哀乐论〉学术讨论会记略》，载1 985年第3期《中央音乐学院学报》。

（23） 同注（21）；另参［德］莫里茨·石里克《自然哲学》，商务印书馆，1984年11月第 1版，第32页。

（24） 宗白华《美学散步·中国诗画中所表现的空间意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5月第1版 ，第95页。

（25） 《礼记·乐记》。

（26） 《论语·述而》。

篇10

[中图分类号] C9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3437（2017）06-0109-04

经管类本科高校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存在着创新教育缺乏系统组织保障、创新教育培养环节薄弱、课外创新实践平台不完善、综合评价体系不健全等问题。广东财经大学作为一所经管类本科财经高校，近年来，在人才培养方式、人才培养方案、分层分类教学改革、创新创业教育体系、人才综合评价体系建设等方面对经管类本科高校创新型人才培养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和探索，形成了一定的特色和优势。

一、改革人才培养方式

在经管类本科高校创新型人才培养方面，通过政策引导、资源配置等多种举措和方式，鼓励支持二级教学单位采取嵌入式、项目驱动式和集约式三种培养方式，积极探索经管类本科高校创新型人才培养方式的改革。

嵌入式人才培养是指通过开放式办学，推进校地、校企的全方位深度合作，将应用型人才培养嵌入地方行业、产业发展，实现经管类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人才培养过程和人才去向与地方行业、产业的紧密对接。“国际会计（ACCA）省级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与ACCA广州代表处、德勤会计师事务所等12个跨国经营公司及英国卡迪夫城市大学、美国中田纳西州立大学等单位协同，采用嵌入式人才培养方式，培养国际化应用型创新型会计人才，取得了良好成效，具体建设内容体现在如下方面：第一，将ACCA资格认证课程及部分CPA考试课程嵌入实验区人才培养方案。第二，由ACCA广州代表处负责培训教师，提供教学指导、教材及教学资料、资格认证报名与考试等服务，发展学生会员，联系牛津布鲁克斯大学授予名誉学士学位，为学生联系实习与就业机会。第三，由德勤会计师事务所等单位负责为学生提供实践导师及学习案例，为学生提供、推荐实习单位及就业单位。第四，合作单位利兹都会大学负责为ACCA九门课程考试合格且通过GMT考试的学生以优惠条件申请前往利兹都会大学攻读硕士研究生。在国际会计（ACCA）省级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2015届52名毕业生中，有8人考取英国莱斯特大学、澳洲昆士兰大学和悉尼大学等世界知名高校的硕士研究生，16人入职全球四大会计师事务所、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和星巴克咖啡公司等世界500强企业，26人通过F类9门课程的考试，成绩位居广东省前列。

项目驱动式人才培养方式是指构建了由创业课程教学、创业模拟体验、创业项目设计和创业项目孵化组成的严密、完整的创业教育体系，有效实现大学生创业项目与大学生课外科技活动项目的对接。近年来，学校精心打造创新创业精品活动和活动品牌，坚持以“项目驱动”和“团队驱动”的方式不断深化和完善创新创业活动运作模式，同时按照“一院一品牌、一院一特色”的思路，大力支持和鼓励各二级学院打造具有鲜明专业特色的品牌活动，形成以“挑战杯”竞赛为龙头，大学生英语竞赛、数学建模大赛、管理决策模拟大赛、U势界创业项目大赛、模块商务谈判、模拟投资大赛、大学生广告设计大赛、物流管理大赛、电子商务大赛、旅游规划大赛等齐头并进的学生创新创业活动体系。实践证明，项目驱动式培养极大地激发了学生参与创新创业活动的热情，增强了学生的成就感和归属感，促进了学科专业的交叉融合，推动了创新创业教育的发展。

集约式人才培养方式是指实行特殊政策，集中校内外优质教育资源，大力推进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改革，提高教育资源配置的绩效，尝试在普通本科院校培养未来经管精英的可行路径。学校赋予各类实验区和实验班“特区”政策，具体包括在全校范围内整合资源、在全校范围内遴选学生、教师在实验区或实验班新开发课程的教学工作量翻倍、分别按1∶0.8和1∶1给予省级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和国家级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配套建设经费、在实践教学师资培养和国际交流师资培养中对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给予倾斜，不断健全经管类创新拔尖人才培养体系，有效提升了经管类本科高校创新型人才培B质量。

二、优化创新人才培养方案

经管类专业以“知识传授、能力培养、素质教育协调发展”的现代教育理念为指导，坚持“厚基础、宽口径、重应用，强化学生个性发展和潜能开发”等原则，不断优化通识课、学科基础课、专业课、专业拓展课和综合运用课五大课程模块体系，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人才培养方案。本专业还通过人才培养方案的实施，做到“以知识学习为基，以素质教育为本，以能力培养为重”，促使学生在知识学习过程中不断提高学习能力，并将知识内化为素质，外显为能力。

学校将创新创业教育纳入本科人才培养方案，贯穿于人才培养全过程。在本科教学计划中开辟创新创业模块，开设一系列创新创业课程，设置一系列开放式课程（项目），鼓励学生以创新创业设计、创新创业竞赛、创新创业培训、创业模拟、创业孵化等方式获取相应学分；结合创新创业教育要求优化各类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试点专业的综合改革培养方案，充分发挥各类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和综合改革专业教学计划的示范、辐射、带动作用；重视学科交叉融合，优化辅修、双学位教学计划，有效推动了经管类本科高校创新型人才的培养。

鼓励有条件的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制订具有自身特色的人才培养方案。国家级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制订了融“知识学习、能力培养、实践训练”于一体的人才培养方案。该实验区围绕具有企业家精神和潜质的复合型经济管理人才的要求，针对国内同类院校长期普遍存在的重理论轻实践、重知识轻能力、重教师轻学生、重课内轻课外等问题，制订了一套有自身鲜明特色的培养方案：一是构建一套由一般方法与一般技能教育、学科方法与学科技能教育、专业方法与专业技能教育组成的系统的方法论教学与实践教学体系，以切实加强学生能力的开发与训练；二是将自然科学前沿专题、人文社会科学前沿专题、方法论专题与工商管理专业理论前沿与实践专题、行业知识专题等作为独立课程开设，以提高学生的科学文化素养，拓宽学生的学科专业视野，实现学校与社会、学校与企业的交融和贯通，提高学生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三是将实验实践教学系统、全面、有机地反映在专业培养方案中，除了各类课程实验、专业实验和跨专业综合实验课外，还开设了企业见习、创新创业模块、项目开发和创业实践等，实现了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的高度统一。国际商务省级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为提高学生的创业、创新、创造能力，制订了由“课程学习及培训、创新模拟活动和实践操作”相结合的互相补充、互为支撑的人才培养方案。在课程学习及培训方面，一方面将创新项目融入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在课程模块学习中要求学生运用课程的专业原理，对现实数据和现象进行分析、解读和预测；另一方面，邀请企业高管和培训师开设创业学课程和专题讲座，以提升学生的创业理论基础和实战能力。该实验区的人才培养方案专门设计了创新创造创业能力模块，该模块由实验/实训课程、校内活动和校外活动三个子模块构成，实验、实训课程包括国际贸易综合实验课、ERP供应链管理、电子商务、创业学和校内仿真综合实习等；校内活动由模拟商务大赛、模拟广交会、模拟国际拍卖会、网络创业模拟大赛、贸易实战模拟大赛等组成；校外活动由GMC国际企业挑战赛、U势界创业项目大赛、SIFE世界杯大赛、挑战杯大赛、创业计划大赛、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等重要赛事组成。通过各类实验/实训和校内外赛事，充分锻炼了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的发挥。

三、构建课程、专业、跨专业层面的分层分类教学改革体系

在保证人才培养基准质量规格的基础上，为促进学生个性化发展和复合型人才培养，学校强化了分层分类教学改革力度，逐步构建了由课程、专业和跨专业三个层面分层分类教学组成的分层分类教学体系。在课程层面，大学英语、数学、计算机、体育等四门公共课程实行分层分类教学，取得了不错的效果。在专业层面，已形成由1个国家级、3个省级和4个校级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组成的经管类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建设体系。国家级、省级和校级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作为本科高校创新型人才教学改革探索的“试验田”，充分整合了校内外优质教育资源，在探索地方本科院校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范式和路径方面创出了一条路子，取得了不错的人才培养效果。在跨专业层面，实施双学位（辅修）教育制度和专业二次调整制度，克服单一专业口径人才培养的不足，有力促进了复合型、应用型创新人才的培养。学校于2014年开始陆续加大了中外合作办学人才培养实验班的规模，中澳合作本科金融学专业实验班、中美合作本科国际商务专业实验班已招生并走上正轨，专业层面分层分类教学学生的覆盖面进一步扩大。2014～2016年，课程层面分层分类教学顺利推进；专业层面分层分类教学改革取得新突破，新增2个省级经管类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跨专业层面分层分类教学取得新进展，357名经管类学生成功转换专业，3052名经管类专业学生参加双学位教育。学校不断推行与国外高校进行课程、学分互认，拓展学位互授合作范围，鼓励学生赴国外带薪实习，根据国外修读课程和实习的育人实效灵活认定课程、学分，2014～2016年，我校共派出102名经管类专业学生赴国外学习或带薪实习。

四、构建创新创业教育体系

学校注重对学生创新精神和创业潜质的培养和挖掘，将创新创业教育体系嵌入人才培养体系，构建了以创新创业教育课程创新创业模拟体验实验创业项目设计创业项目孵化为核心链条的创新创业教育体系。

加大创新创业课程改革力度。学校根据创新创业教育目标定位和创新型人才建设需求，构建了层次递进、三大课堂有机衔接的涵盖创业基础课程、专业类创新创业课程、跨领域创新创业课程和开放式课程的创新创业教育课程体系：一是在通识必修课模块中设置创业基础课程，由创业教育学院组建专门的教研室为全校学生讲授创业基础理论，开课方式借鉴国外创业教育模式，采取大班讲座、小班辅导相结合的方式。二是在通识选修课模块中增设“创新创业模块”，该模块由创业家及创业管理实务、创业计划制作实务、创业营销、创业教育指导和大学生KAB创业教育等五门课程组成。三是增设跨领域创新创业课程，打通一级学科或专业类下相近学科专业的基础课程，开设创业战略设计、商业模式设计、创业跨境电子商务、创业与管理：决策模拟等跨学科专业的交叉课程，以协同培养跨学院、跨学科、跨专业的创新创业人才。四是充实和完成创业学在毕博平台中的资源建设，依托创业学精品课程建设，完成“大学生创业学习特色数据库”的建设，已收集与创业相关的论文、图书、报纸、杂志、网络视频、学生作品等相关资源上万条。五是多部门协同建设一批开放式课程。学生可自愿选择参加开放式课程（项目），并按照学校《开放式课程（项目）学分管理k法》获得相应学分。学生参加竞赛获奖、公开发表研究论文和作品、公开出版专著（译著）、获得专利和权威职业资格证书、参加各类创新创业活动均可折算学分并替代相关课程。《开放式课程（项目）学分管理办法》的实施，激发了学生参与“挑战杯”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和SYB创业系列培训等创新创业活动的热情，使第一、二、三课堂的教学活动在创新创业教育层面实现了有机整合。六是引进由名家名师主讲的通识教育网络视频课，采用“数字化网络学习平台+辅导教师线上线下授课”的新型课程教学模式，在有效延展课堂时空的基础上，促进了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有效提升。七是开展SYB创业训练课程，面向有志于创业的学生进行有针对性的创业训练，对参加SYB创业培训班的学生进行夏、秋两季小学期集中培训。进入SYB创业特训班的学生不改变其专业归属，但在课程学习过程中需重新组建团队，并完成团队及个人的创业计划书，考核合格的学生在获得创业培训合格证书的同时，可申请替代相关选修课程。八是开展大学生KAB创业课程培训，成立KAB课程创业俱乐部，已招收三届KAB培训班学员，并通过俱乐部平台，对学生创业进行有针对性的指导和培训。

加大创新创业教育平台建设力度。学校构建了由校内创业模拟实践教学平台、校内创业孵化园、校外实践教学基地和应用型人才创新创业教育综合平台构成的创新创业教育平台体系。校内创业模拟实践教学平台主要依托经济与管理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利用ERP软件开展企业行为模拟，通过开发、训练学生的综合决策能力和综合执行能力，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业能力。为着力抓好跨专业综合实验教学、校内仿真综合实习和校内创新创业实践三个重要环节，经济与管理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与用友、金蝶、国泰安、国家信息中心中国宏观经济网（下称中经网）等知名企业通力合作，在实验教学顶层设计、实验教学课程实施和实验技术研发等方面开展深度合作，取得显著成效。IBM、用友、中经网、国泰安和中山京通等公司的行业、企业专家全程参与ERP实验教学项目的设计；用友和国泰安安排企业导师进入课堂；部分ERP课程考核直接采用行业标准和企业标准；国泰安和中经网为师生免费开放部分数据库，支持我校跨专业实验教学；用友、金蝶和杭州贝腾等公司为学生提供模拟竞赛平台，帮助学生与其他高校学生同台竞技，吸引风险投资关注和选择项目；中经网和国泰安与我校合作共同开发仿真实习案例库；杰赛科技、中山京通和国泰安与我校合作研发出“基于云计算基础上的企业模拟仿真实验教学系统”，进一步发挥基于云计算及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的作用，在跨专业虚拟仿真企业运作综合实验教学及资源共享方面率先突破。我校经济与管理国家级实验教学中心分别荣获国家级教学成果奖、国家级教学团队和国家级精品课程等奖励或项目资助，学生的综合实践能力、综合决策能力和综合执行能力得到明显提升。2014年，我校获批教育部首批国家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创业孵化园区的项目建设为学生搭建了“平台支撑――项目扶持――基地实战――成功创业”的创业实践平台，为提升学生的实践创业能力提供了较大的助推力。学校在挑战杯创业计划竞赛和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基础上，通过专家评审和公开招标方式，遴选有基础、能落地的团队入园进行学生项目校内孵化。以校友创业企业为依托，建设了深圳网商协会、明次镆倒芾碛邢薰司校外创业见习基地，组织国家级实验区和有创业孵化项目的学生到创业见习基地见习，让学生能够接触真实的创业过程与环境，学习创业企业的管理和成长经验。2014年，学校获得“广东省大学生创业教育示范校”称号，同时也获得广东省人社厅授予的创业培训机构资质，成功申报并获批成为全省创业培训定点机构。校外实践教学基地在承担学生实习教学任务的同时，根据专业发展特色，尝试探索具有自身特色的实践教学方式，如金融学院与华南师范大学金融系、证大速贷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山小榄村镇银行等共同组建了“微金融创新协同育人平台”，在协同培养华南地区微金融创新人才方面做得颇有特色。第一，该平台将微金融实务课程嵌入金融学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第二，和金融企业高管及实务部门人员协同编写金融类教材或著作；第三，协助证大房产申报建设我校餐旅实验楼。协调证大速贷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的招聘及培训工作安排；安排学生去证大集团和证大速贷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实习；与广东小贷协会初步达成合作培训意向等。金融学院学生深入参与微金融行业金融机构建设及咨询服务，在“微金融创新协同育人平台”上得到了较多的实战演练机会，创新创业能力不断增强，在全国挑战杯大赛中屡获殊荣。应用型人才创新创业教育综合平台获得中央财政支持地方高校发展专项基金资助200万元，正在筹划建设创业实验室和创业模拟室各一间，创意实验室开设创新创意思维拓展课程，开拓学生创新思维；创业模拟室建设两个校内创业模拟教学子平台，即“创业训练平台”和“创业服务平台”，并计划将该平台建设成为一个能支撑创业教育、自主学习、创业师资能力提升的资源支撑中心。

加大创新创业教育师资培训体系建设。学校选派教师参加全球创业管理领域的领导者――百森商学院的“创业思维与行动（TEAE）教学培训”及“SIYB创业师资培训”。“创业思维与行动”项目是百森商学院为两岸四地及新加坡等在内的大中华区精心设计的针对性强的创业教育师资培训。长达12天密集的全英文创业课程内容，涵盖了百森创业教育模式、创业教育生态系统、设计思考与创业创意、创业市场测试与商业计划、创业领导、天使资本与创业融资、创业孵化器、公司创业、家族创业和社会创业等与创业管理、创业教育相关的10余个专题。“创办和改善你的企业（SIYB）创业师资培训”是联合国国际劳动组织开发的，为有意愿开办中小企业的人量身定做的创业培训项目。该项目引入中国后，在部分省市试点运行取得良好效果。学校获得广东省人社厅颁发的“大学生创业教育培训（SYB）承办机构”资质后，已开展5期398位学生参加的SYB创业教育培训，学生参与SYB创业教育培训的积极性颇高。

五、构建经管类本科创新型人才综合评价体系

为客观公正地测评经管类本科创新型人才的各方面表现，使学生及时认清自身发展的优势和劣势，在实践中扬长避短，更好地实现自我发展。学校以国家级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为试点单位，结合该实验区学生的人才培养目标和实际培养情况，构建了一套较为合理的、可操作性强的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学生综合考评体系。该考评体系以核心素质为根本，以思想道德素质为基础，以专业素质为支柱，以能力素质为拓展。核心素质侧重考评学生的创业能力、开拓创新能力、追求效率的能力、团队合作能力和财务运用能力；思想道德素质侧重考评学生的政治素质、法律观念和个人素质；专业素质侧重考评学生的专业素养、外语水平和计算机水平；能力素质侧重考评学生的决策能力、市场营销能力、沟通交流能力和社会实践能力。该考评体系的构建，实现了学生自主评价和教师评价相结合、个体评价与团队评价相结合、过程评价和结果评价相结合，较为全面、科学地体现了对经管类本科创新型人才的激励、约束和引导机制。该考评体系经过三年的实践证明，同样适用于省级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创新型人才的测评，在校内得到了较好的推广和应用。

[ 参 考 文 I ]

[1] 杨晓慧.我国创业教育与创新型人才培养研究[J].中国高教研究，2015（1）.

[2] 徐小洲，叶映华.创新型人才的素质结构与生成转化机制[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1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