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传播学教育论文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新闻传播学教育论文，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博士生教育是当代国际上公认的正规高等教育的最高层次。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和数量是衡量一个国家高等教育发达程度和文化科学发展水平及其潜力的一个重要标志;它不仅关涉一个国家人才培养的整体质量,而且影响到一个国家科学创新能力的储备与民族文化的传承,以及与之相关的学术声誉与民族形象。

我国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生教育始于1985年。该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开始招收第一批新闻学博士生。直到上个世纪末,我国先后有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武汉大学等四所高校和中国社科院拥有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共设置了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5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3个。在这15年间,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一直在稳步发展,培养了一批活跃在新闻传播学术界的出色人才,产生了一批优秀的学术成果,同时也积累了一定的新闻传播顶尖人才的培养经验。进入新世纪后,在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快速发展、且重点建设研究型新闻传播学教育体系的要求在许多高校日益高涨的形势下,经过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传播学科评议组的两次评审,又先后有清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北京大学、四川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暨南大学、浙江大学、上海大学、厦门大学和政治学院等十所高校获得了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新增设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6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7个。应该说,经过这两次评审,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有了一次整体规模的推进,打造了一个更宽广的高层次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平台,形成了竞争与合作的整体态势;对于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来说,这可谓是一次大的“跃进”。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量的增长、规模的扩大并不必然带来新闻传播博士生教育质的提升。尤其是在今天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整体规模迅速扩张的背景下,更应该冷静地对其最高阶段博士生教育进行审慎规划、科学布局和系统建构,将其作为一个关系新闻传播学长远发展的大计,进行具有战略性和基于科学发展观的探讨。

一、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20来年历史与其他学科相比时间并不长,因此,一直是处于摸索和尝试阶段;加之近些年来,随着教育环境的急剧变化以及教育目标及体系的不断调整,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发展的同时,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首先,对博士生教育的目标定位不够明确。如前所述,博士生教育是正规高校教育的最高层次。这一层次的教育是将一个学科的知识体系与学科方法进行综合性地传授和深入地积淀,并培养学生站在学科前沿和尖端,通过具有创新性和开拓性的研究以产生具有学术性和实践性的成果的过程。这一具有普遍性的指导原则,应用于不同学科,就需要针对本学科发展的要求和现状,对自身的目标定位作出准确而清晰的界定。众所周知,相对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新闻传播学科有着自身的“独特性”;它深深植根于人类对新闻传播业的需要和理解之中[1];它既融合其他学科的知识和理论,又与实践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也正因为这一“独特性”,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开创时,还曾一度被认为没有必要,也被质疑到底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这正说明了中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面临的定位问题。传统上认为,博士学位是精英性、研究性学位,是为从事学术工作或一些领域的应用研究工作做准备的。然而多年来,有为数不少的新闻传播学博士实际上主要从事一般的教学工作和新闻传播实务工作,而在自己的专业方面做的研究工作并不多。特别是近些年来,随着众多业界人士纷纷攻读博士学位,博士学位的传统目的(为研究进行训练)和实际用途日渐分离,已是不争的事实。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究竟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专业化究竟如何体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社会美誉度怎样?如何将博士生教育与新闻传播界的整体发展相联系?对这些问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理应作出系统的、建制化的回答。

第二,博士生教育模式尚不够清晰和稳定。与博士生培养目标定位的不确定相应的是,新闻传播学的博士生的培养模式还缺乏科学和深入的界定。目前一些新闻传播院校的博士生培养方案基本上沿袭其他学科的模式,缺少对新闻传播学科特点,以及学科需要掌握的知识及方法的全面探讨,因此难以制定出针对自己学科特点的人才培养方案。如博士生的入学门槛应该如何设定,是重在考察其学识和科研能力,还是重在考察其一般专业知识和外语水准?博士生学习期间应该掌握什么样的知识体系和方法论,应该开设哪些必需的课程?博士生的课程学习与学位论文怎样衔接?博士生教育应该采取欧洲式的教授与学生一对一式的传授方式,还是采取像美国博士生培养中的集体培养方式,或者采取其他科学有效的方式?博士生要不要实行淘汰制,如何淘汰?在明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时,对这些问题必须作出科学的回应。但遗憾的是,由于经验的不足,认识上的错位,加之我国教育制度安排上的原因,致使一些高校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随意性和不规范的现象。比如,一些很有科研素养和潜质的考生,仅仅因为“英语差分”便被拒之博士候选人门外。再如,有的院校对博士生教育规定课程的学习重视不够,课程如何设置、教师如何教、学生如何学,都无“一定之规”,结果课程学习往往未能达到帮助学生获得从事研究工作、准备学位论文所必需的宽广深厚的学科知识基础的效果。还有,博士学位论文开题之前的资格考试或综合性考试应该如何“把好关”,有的院校也无明确的要求和规则,结果造成在培养过程中对博士生的学习效果和质量缺乏“刚性”的制约和监督机制,博士生只要进了“门”一般都能拿到博士学位。

第三,一定程度的浮躁之风对博士生教育造成不良影响。这一方面表现在近些年随着招生规模急剧扩张,师生比例失调,师少生多,导师投入到每个学生身上的时间和精力减少,学术互动和交流受到影响,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呈现出下滑之趋。另一方面表现在培养目标上,不是注重鼓励博士生具有扎实深厚的理论功底、宽广的学术视野和熟练到位的研究方法,而是以数量等硬指标为指针,使得学生在学习期间将凑足文章的发表数当作主要学习内容。再一方面还表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把关上不严,由于每年毕业生数量增加,在开题、答辩等环节,对博士学位论文的要求有所下降;加之学风不正,道德失范,致使弄虚作假,剽窃等现象在博士学位论文中也时有发生。

第四,博士生教育缺乏学术创新性和创造性。博士生教育的价值在于培养具有创造性的人才,产生具有创造性的智力成果。因此,检验博士生教育成效的主要标准,应该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水平上。学位论文是博士生教育计划的核心要素,必须是进行创造性的研究,以对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有独特的贡献。然而,实事求是地说,目前有些高校对此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和高度的重视。其具体表现是:一些博士论文的选题或过于陈旧,或过于空泛,或流于琐碎,或流于炒作,而不能把握当前学术前沿,参与学术对话;一些博士论文的前期资料积累不够扎实,因此不能针对最具价值的切入点进行广泛而深入地探讨,论述流于粗放;一些博士生对所需了解的相关领域的知识涉猎不广,基础不牢,因此在论文撰写过程中常常捉襟见肘,理论和方法运用不能做到娴熟有秩;一些博士生在批判性、创造性等方面的训练不够,造成思想的力度和对相关问题的挖掘和解决不力。这些都造成了一些论文成为资料的简单梳理,即使有的选题具有新意,但由于研究功力不足,无法创造出具有创新性和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

二、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几点建议

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上述问题,有的是由于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历史较短,对学科规律和博士生教育规律相结合的一些根本性问题缺乏系统深入地全面整合和思考所致,有的是教育制度设计上的欠缺造成的,也有的是由于社会和教育所面临的大环境的冲击所导致。因此,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要使得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得以可持续发展,为社会输送真正优秀的高层次人才,新闻传播学教育自身应积极借鉴国内外博士生教育的经验,针对新闻传播学的学科特点和中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的特殊规律,结合人才需求与社会实际,整合教育资源,走出一条真正合乎科学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之路。

第一,科学界定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内涵。大学的“教育理念是人们对大学精神、性质、功能和使命的基本认识,是对大学与外部世界诸元素之间关系的规定;它是大学内容管理及运转的理性认识基础”。[2]大学的新闻传播教育作为一项专业性的教育,理应如台湾著名新闻传播教育家郑贞铭所言,“在技术学习之外,更要探讨理论、从事研究,以期建立一套严谨的理论体系,才能在高等学术殿堂中树立起应有的地位”。[3]为此,对于新闻传播学科高层次人才的培养,既要注重对其学术视野宽广度的拓展,又要使其具有较强的专业性;既要使其具有较深厚的学养造诣,又要让其关注学科前沿和现实的新闻传播实践,注意研究解决理论与实践问题,具有很强的科学研究能力。这种人才应是其他学科培养不出来的,在学术素养和科研上有自己的特色和专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目标与方向,理应琐定在培养这样的专业人才上,即着力为高校和科研机构造就优秀学者。

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必须科学规划博士生的课程学习,并加强对其在阅读、读书笔记、专题讨论、研究方法等方面的训练和提高。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教育上,十分注重专业基础课程的学习。该院的博士生课程一般分为两类,即知识类课程与研究类课程。前者以专业知识的系统掌握和融会贯通为目的,既有广度,又有深度,并有相关研究成果的最新信息;课上还提供详细的阅读书目,要求博士生写读书报告,培养其欣赏和批判专业学术著作的能力。后者的目的是通过边学边做(研究),以培养和训练博士生从事研究和写作的综合能力;在课上,博士生们围绕一个专题进行思考、讨论、做研究。这样,不仅训练、提高博士生的研究和写作能力,更重要的是营造了一个现实的专业研究者的工作环境,教会博士生如何进行批判性的思考,如何遵循学术规范,如何使用各种研究资源,如何设计研究题目,如何解读原始资料,如何回应他人的批评和建议。这种训练实际上是一个铸造学术文化或学术习性的过程。

此外,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还应制定相应的培养模式,对思想道德教育、课程设置、综合考试内容和方式、论文开题时间和形式、博士论文的学术规范等,制定出切实可行的、符合自身特点的方案,并严格实施。

第二,控制规模,严进严出,打造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品牌效应。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平台随着多家高校新闻传播院系的加入而变得更加宽广了,这同时也意味着博士生的数量和规模必将比以前有较大的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更应该注重维护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共同为提高教育成效、培养顶尖人才而努力。针对目前社会上对新闻传播学博士生还缺乏广泛的认可和美誉,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整体效应发挥尚未达到理想的程度,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的招生、培养、资格考核、学位论文答辩以及学位授予上,比较注意通过制度建设,严把质量关。一是控制招生规模。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现有博士生导师15人,每年报考博士生人数达到三四百人之多,但招生人数一直控制在30人左右,平均每位博导招收2人。二是提高博士候选人门槛。这主要是借助资格考核(综合考试)和学位论文的开题报告两个环节,实施筛选、淘汰,以保证德才兼备的合格人才进入到博士候选人行列。三是严格规范学位论文的答辩和学位授予。

这主要通过学位论文双盲评审、校内外专家的集体评审以及学位公示等举措,保证每个博士学位获得者都是符合标准的优秀人才。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每年只有不到十位博士生获得博士学位,占当年招生人数的三分之一左右。

第三,重视博士生导师及指导团队的综合素质要求和能力考核,确保博士生教育师资队伍的素质及其指导教育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博士生导师及其指导团队在招生、培养学生及博士论文答辩等方面较其他层次的教育具有更大的权限,因此要重视博士生导师人选的遴选,重视其“人格”塑造和“师德垂范”;同时要引导、促进博士生导师在博士生课程教学、科学研究、论文把关等方面加大指导力度,鼓励导师与学生经常交流、沟通。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对博士生导师所进行的遴选和考核,就包括着学术水平、道德素养、敬业态度、组织能力以及待人处事等方面的内容。与此同时,还十分注重将学生的成才与导师的责任感、信誉、综合素养联系起来,注重维护导师职责的神圣性和荣誉感。

第四,实行差异化竞争与合作,实现博士生教育的多元化。在博大精深且具备批判精神、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整体素质要求下,各院校新闻传播学博士学位授权点应彰显自己的特色,根据自己的学科优势和特色侧重培养博士生,使其成为该领域和方向的顶尖人才,从而促进人才与学科前沿接轨。这不仅要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和创新性上,而且应系统地体现在博士生培养的各个环节上。目前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相比,新闻传播学的整体发展水平并不高,高质量学术研究成果、学养深厚的优秀人才并不充裕,因此博士生教育更应成为促进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和高层次专业化人才辈出的舞台。

第五,确保博士生教育的经费投入,开拓多元化经费筹措渠道。要发展就要有投入,博士生教育要加大经费投入,尤其是在学术研究上以及优秀人才与成果的奖励上,更应有足够的经费支撑。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实现,高等教育的资助渠道必将越来越多样化,对此,我们要注意积极争取,大力开拓、吸纳。近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除了通过课题申报,争取政府和学校拨款外,还十分注意与相关传媒、产业合作,拓展经费来源。目前,全院博导的科研经费年均人平在8万元以上。

总之,在今天新的人文社会科学革命和大众化高等教育的时代,为了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发展成为一种培养有创造力的优秀学者的有效途径,应着力注重完善其基本结构,扩展其必需的学科知识,力求教学质量优秀和研究设施、成果先进,从而便于其在规模增加的基础上尽快建立并完善有自身特色的多样化、高质量的学术体系。

参考文献:

[1]单波.反思新闻教育[J].新闻与传播研究,1998(4).

篇2

新闻传播学既是实践性、操作性极强的应用性学科，又是有厚实的理论与学识基础的人文社会学科。在新闻传播教学中，有的主张“厚基础、宽口径”，有的主张“通识教育”，有的主张“文理工渗透”等。无论哪利，方式，最终都要落实到“教”与“学”的环节中来。“教”涉及教师的职责、功能，“学”涉及学生的态度与习惯。时代在变，“教”与“学”的方式与内涵也应改变，其中最关键的是师生思想观念的改变。

教师应有大的时代观，学生要有新的学习观。新闻传播学的教学应与时展紧密相连，作为该学科的教师，应该时刻关注时代环境的变化，以新闻者的敏感感悟时代的变迁，以大环境为参考，进行教学内容的调整、更新与补充。所谓的大环境，就是包含国内国外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在内的时代环境，这些环境的变化不仅影响到新闻传播的发展，也应在新闻传播中得到反映。从国际环境看，经济全球化所引发的信息全球化，不仅推动了传媒一体化的发展。而且促成了全球传媒市场的形成，传媒竞争加剧；与此相关的信息传播力、文化影响力、思想凝聚力、舆论引导力越来越成为一个国家的“软实力”，国际间传媒的竞争事实上也是国与国之间软实力的竞争。从国内环境来看，我国正处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深刻转型期，我国传媒先后经历了三次大变革，每次变革都影响深远，无论是从“事业单位”到“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或是报刊业的“经营与采编剥离”到广播影视业非新闻节目的“制播分离”，还是“事业与企业的两分开”的“转轨转制”，都直接推动着我国传媒产业的发展。大学新闻传播教育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为传媒界培养、输出新闻传播人才，这类人才不仅应具有广阔的视野、具有国际竞争的意识与国际竞争的能力，而且还应对国内媒介发展背景与发展态势有清晰的认识与了解，知道自己置身何处。知道自己面临的挑战。而这一切需要新闻传播学的教师进行引导与培养。因此为师者只有具有大时代观，才能在教学中有意识、有目的地培养学生的时代意识、竞争意识；才能及时调整、增补新的知识、新的观念和新的思想。

21世纪是个知识经济的时代，是个特别强调知识与学习的时代，是个特别需要学习与创新的时代。如今世界各国纷纷掀起建设学习型组织的热潮，各大有名的跨国公司成为学习型组织的先导，如GE、微软、壳牌、摩托罗拉、宝洁等，他们将企业的竞争看做是企业学习力的竞争，壳牌石油公司企划主任德格说“唯一持久的竞争优势，或许是比你的竞争对手学习得更快的能力”。学习力成为21世纪的核心竞争力。说到学习，似乎每个人都是天生的学习者，但不是每个人都具备良好的学习能力。综观我国的应试教育，所强调的学习是对知识的死记硬背，是对习题的反复操练，这事实上是对个人学习力的扼杀。那么进入到大学校园的学生，应该重新树立新的学习观，改变过去不良的学习习惯。新闻传播学的学习绝不是对新闻传播原理的掌握，也不是对教材上规则范例的模仿，而是通过本学科的学习，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探索未来的能力。

教育的功能是培养与训练，学生的学习是心智模式的修炼。大学教育的功能主要不是传授知识，而是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和学习研究方法。在新闻传播学的教学中。你让学生看教材、看书本，没有一个人会说看不懂。那么还需要老师讲什么，如何讲?是不是教师把书本内容变成PPT，加以视觉或音效处理就可以了呢?这显然是不够的!作为新闻传播学的教师，重在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与学习研究方法，并借助于现代媒体技术训练学生的操作技能。俗话说思想决定行动，只有教会学生如何去思想，才能引导学生如何去做。在这里涉及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理论的教学，二是实务的教学。通常情况下，前者传授新闻传播学的基本原理，培养学生的理论素养；后者培养学生的传播技能、方法和应用知识。只有将两者结合起来，才能培养出合格的新闻人才。目前学界一直关注和讨论的是在教学中如何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现今社会瞬息万变，新的思想、新的理论、新的知识层出不穷，这就要求教师不仅要深入把握传统的新闻理论，而且要紧密关注理论前沿，要运用理论剖析当代社会现实，通过解析的过程启发学生学会运用所学理论去发现问题、研究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同时通过大量的业务实践来让学生感知、体验和消化所学的理论，并最终通过掌握新闻采编的实际能力来检验其理论素养和业务水平。

进人大学校园的学生，学习的过程实际是心智模式修炼的过程。心智模式是认知心理学的一个概念，指人们长期记忆中隐含着关于世界的心灵地图。心智模式根植于每个人的心灵之中，是关于自己、别人、组织以及世界每个层面的形象、假设和故事。实际上就是指人的心理素质、思维方式和心态。由于受我国传统教育的影响，在大学之前我们所接受的教育是同质化的教育，要求规范、统一，有预设的标准答案，符合者得肯定以及表扬，不符合者会受到否定以致惩罚，很少顾及个性的发展，很多时候读书学习变成是为父母、为老师，而将个人、自我的喜好追求缩小到最小。这使我们的心智模式定位于听话、乖顺就是好的。带着这种观念进人大学就像戴着心灵的枷锁进入新的学习苦旅，无论如何，这是迫切需要改变的!因此，对新闻传播学的学生来说，首先应该反思以前所接受的教育观念，正视自我，尽可能地开放自己的心灵，敞开压抑的胸怀，有选择、有偏好地去学习自己想学的，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而不再是从众、顺服。比如，新闻传播学的学生应该具有良好的社交能力，具有敏锐观察、迅速反应的能力，这些能力不是天生的，是可以通过后天的努力培养的。因此，平时在课堂上应敢于表现自己，有意识地训练自己的胆识：课外积极参加社团活动、社会实践活动，借此锻炼自己的交际能力。心智模式的转变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需要不断地吸收、借鉴、调整与完善，而学习是重塑心智模式最有效的方法。这里的学习不是单纯的课堂学习、知识的学习，而是与能力有关的所有行动。

篇3

英国作为主要的西方主要发达国家之一，是现代高等教育发源地之一，新闻学起步较早，在新闻传播学教育方面具有十分突出的优势，值得我们进行学习、研究与借鉴。

一、中国新闻传播学发展趋势

随着新闻装备、人们思想观念、计算机网络技术的不断提高，新闻传播学得以飞速发展，并呈现出一些新的趋势与特点。

（一）、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相互交叉融合。传统的新闻学研究突出实用性质，淡化理论性。传播学被引入新闻学界以后，新闻学研究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研究领域，它包括广播、电视、网络媒体等多种传播媒体或形态，而且涉及了大量的非新闻类的媒体传播的内容。这种融合不仅是原来两个学科的融合，而且与传媒活动相关的各个学科的研究成果，也越来越多地被运用到新闻传播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中。这就要求必须创新现有的课程设置以及教材内容的划分方式，重新构建一种适合新的环境条件的新闻传播理论。

（二）、新闻传播学的研究领域正在不断扩张。近年来，中国的传媒处于大整合的时期，传播业急速膨胀，传媒每日每时与社会发生互动，矛盾冲突的频率上升，新闻官司增加，社会对传媒职业道德不规范的指责增多。因此，传媒业自身的法治建设和职业行为的规范化，越来越成为学界关注的问题。传媒经营、新闻法治与职业道德成为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新领域。

（三）、新闻传播学的内涵不断拓展。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广播电视特别是电视的发展速度和规模空前。从行政、综合市场、专业市场三个角度看中国电视产业的市场格局，中国电视产业呈现三大发展趋势：政府导向让位于市场导向；民营电视业将成为市场上的一支重要力量；电视资源要素的流通和集中同时进行，形成区域性传播中心。

二、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发展历史渊源

英国作为主要的西方发达国家之一，在近现代新闻传媒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新闻传播学教育源远流长。

（一）、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起步较早。

英国最早的日报《每日新闻》创办于1702年，是世界上较早采用双面印刷并分栏、较早形成近代日报形式的报纸；1851年出现在伦敦的路透社，是世界上首批诞生的新闻通讯社之一；1922年以民营形式组建的英国广播公司于1927年改组为公立（BBC）以来，已成为西方最大的公共广播电视机构；1936英国广播公司（BBC）建立的电视台是世界上第一座电视台，英国的新闻传播教育也伴随着新闻媒介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在英国人的观念中，掌握实际本领的最好办法就是实践，从实际接触中学习其中的技巧，新闻传播教育也不例外。这种理念影响着早期的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奠定了英国新闻传播学的地位。

（二）、传播学发展先于新闻学。英国的传播学出现在新闻学之前。早在上世纪30年代，一些社会科学家便开始对媒体效果研究产生兴趣，传播研究与传媒研究院系应运而生。西方新闻学的研究领域很早就不再局限于传统的传播学，范围更加宽泛，设计大量的非新闻类的媒体传播内容，以及广告研究，公共关系研究，媒体经营研究等。在英国传媒教育领域颇具盛名的城市大学新闻系被规划入该校的艺术学院，而另一所著名的维斯敏斯特大学新闻和大众传播却在同一个学院，还有一些院校的传播学被划入英语学院和商学院。

（三）、新闻学专业研究生教育起始较晚。在新闻与传播学教育方面，伦敦大学曾率先开设新闻学专业本科教育（非学位教育）；最早开设新闻学专业研究生教育的是卡迪夫（Cardiff）大学，于1971年开始进行新闻学专业研究生教育；伦敦城市大学于1976年开始辨新闻学专业研究生教育；但本科学位教育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的。英国的新闻与（大众）传播学教育、媒介教育起始较晚，但英国以其悠久的历史和文化，具有自己特色的大学教育传统和发达的传媒业等基础，在新闻与传播教育/媒介教育与研究中形成了自己独有的特点。

三、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现状

英国高校的新闻与传播学教育，尤其是研究生层面的教育，新闻学教育与传播学教育区别较明显，而且整个学科领域的教育总体上也形成了几种不同类型的学位点，而各校又自有其特色。

（一）、新闻传播学强调专业实践性。从新闻学与传播学教育的区别角度来讲，英国新闻学教育领域的学位点，虽然提供宽厚的理论框架，但更加突出的是强化专业新闻实践。无论是伦敦大学戈德斯密斯学院媒介与传播系研究生教育中按媒介及其实务细分的专业方向设置，还是威斯敏斯特大学媒介、艺术与设计学院研究生教育中划分较宽的专业方向设置，均要求学生深入某种媒介领域进行大量练习。而传播学领域的研究生课程设置，则侧重于传播学、文化学和相关学科的理论视角、争议点、研究方法等，以便为研究生选择课题进行研究，奠定宽广的理论基础。

（二）、新闻传播学教学要求严格。关于整个学科领域形成不同类型的学位点，英国高校的新闻与传播学科的研究生教育，不仅有欧美较为常见的研究型、课程（教学）型之分，而且还有研究与课程（教学）型，而且对课程学习的数量要求非常高。就“ResearchDegrees”来说，不但该专业的博士学位点在时间分配上以研究为主，并对开题报告、研究项目和博士学位论文有严格的要求，要求博士论文达到8～10万，并强调博士论文对于专业的独创性贡献，而且该专业的哲学硕士点（A型）也要求学生聚焦于选定的研究领域并撰写4万词的学位论文。而该专业属于教学型（“TaughtProgrammes”）的硕士学位点，则要求研究生修满4门课，撰写1万词的学位论文。

（三）、社会科学特征明显。英国站在社会科学的视点上研究新闻和传播活动的规律，表现出较强的社会科学特点。从理论课授课内容也可以看出其较强的社会科学特点，比如《新闻理论》，涉及战争与新闻、新闻业市场结构与新闻实践、新闻从业者为谁而工作、新闻与政治、国际新闻流与通讯社等专题。与英国相比，中国的新闻与传播学教育尤其是新闻学教育表现出较强的人文学科特点，新闻学更多地“体现出政治与文学杂揉的特点”，“更具人文学科的特点”。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这种新闻学教育视角与社会对新闻人才的需要基本合拍。

但是，“当新闻活动越来越表现为一种文化消费活动时，以社会科学的态度对待新闻学已是一种必然选择。”站在社会科学的视点上把握新闻传播活动的规律，可以让新闻学教育更贴近现实操作。

篇4

英国作为主要的西方主要发达国家之一，是现代高等教育发源地之一，新闻学起步较早，在新闻传播学教育方面具有十分突出的优势，值得我们进行学习、研究与借鉴。

一、中国新闻传播学发展趋势

随着新闻装备、人们思想观念、计算机网络技术的不断提高，新闻传播学得以飞速发展，并呈现出一些新的趋势与特点。

（一）、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相互交叉融合。传统的新闻学研究突出实用性质，淡化理论性。传播学被引入新闻学界以后，新闻学研究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研究领域，它包括广播、电视、网络媒体等多种传播媒体或形态，而且涉及了大量的非新闻类的媒体传播的内容。这种融合不仅是原来两个学科的融合，而且与传媒活动相关的各个学科的研究成果，也越来越多地被运用到新闻传播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中。这就要求必须创新现有的课程设置以及教材内容的划分方式，重新构建一种适合新的环境条件的新闻传播理论。

（二）、新闻传播学的研究领域正在不断扩张。近年来，中国的传媒处于大整合的时期，传播业急速膨胀，传媒每日每时与社会发生互动，矛盾冲突的频率上升，新闻官司增加，社会对传媒职业道德不规范的指责增多。因此，传媒业自身的法治建设和职业行为的规范化，越来越成为学界关注的问题。传媒经营、新闻法治与职业道德成为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新领域。

（三）、新闻传播学的内涵不断拓展。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广播电视特别是电视的发展速度和规模空前。从行政、综合市场、专业市场三个角度看中国电视产业的市场格局，中国电视产业呈现三大发展趋势：政府导向让位于市场导向；民营电视业将成为市场上的一支重要力量；电视资源要素的流通和集中同时进行，形成区域性传播中心。

二、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发展历史渊源

英国作为主要的西方发达国家之一，在近现代新闻传媒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新闻传播学教育源远流长。

（一）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起步较早。

英国最早的日报《每日新闻》创办于1702年，是世界上较早采用双面印刷并分栏、较早形成近代日报形式的报纸；1851年出现在伦敦的路透社，是世界上首批诞生的新闻通讯社之一；1922年以民营形式组建的英国广播公司于1927年改组为公立（BBC）以来，已成为西方最大的公共广播电视机构；1936英国广播公司（BBC）建立的电视台是世界上第一座电视台，英国的新闻传播教育也伴随着新闻媒介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在英国人的观念中，掌握实际本领的最好办法就是实践，从实际接触中学习其中的技巧，新闻传播教育也不例外。这种理念影响着早期的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奠定了英国新闻传播学的地位。

（二）传播学发展先于新闻学。英国的传播学出现在新闻学之前。早在上世纪30年代，一些社会科学家便开始对媒体效果研究产生兴趣，传播研究与传媒研究院系应运而生。西方新闻学的研究领域很早就不再局限于传统的传播学，范围更加宽泛，设计大量的非新闻类的媒体传播内容，以及广告研究，公共关系研究，媒体经营研究等。在英国传媒教育领域颇具盛名的城市大学新闻系被规划入该校的艺术学院，而另一所著名的维斯敏斯特大学新闻和大众传播却在同一个学院，还有一些院校的传播学被划入英语学院和商学院。

（三）新闻学专业研究生教育起始较晚。在新闻与传播学教育方面，伦敦大学曾率先开设新闻学专业本科教育（非学位教育）；最早开设新闻学专业研究生教育的是卡迪夫（Cardiff）大学，于1971年开始进行新闻学专业研究生教育；伦敦城市大学于1976年开始辨新闻学专业研究生教育；但本科学位教育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的。英国的新闻与（大众）传播学教育、媒介教育起始较晚，但英国以其悠久的历史和文化，具有自己特色的大学教育传统和发达的传媒业等基础，在新闻与传播教育/媒介教育与研究中形成了自己独有的特点。

三、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现状

英国高校的新闻与传播学教育，尤其是研究生层面的教育，新闻学教育与传播学教育区别较明显，而且整个学科领域的教育总体上也形成了几种不同类型的学位点，而各校又自有其特色。

（一）新闻传播学强调专业实践性。从新闻学与传播学教育的区别角度来讲，英国新闻学教育领域的学位点，虽然提供宽厚的理论框架，但更加突出的是强化专业新闻实践。无论是伦敦大学戈德斯密斯学院媒介与传播系研究生教育中按媒介及其实务细分的专业方向设置，还是威斯敏斯特大学媒介、艺术与设计学院研究生教育中划分较宽的专业方向设置，均要求学生深入某种媒介领域进行大量练习。而传播学领域的研究生课程设置，则侧重于传播学、文化学和相关学科的理论视角、争议点、研究方法等，以便为研究生选择课题进行研究，奠定宽广的理论基础。

（二）新闻传播学教学要求严格。关于整个学科领域形成不同类型的学位点，英国高校的新闻与传播学科的研究生教育，不仅有欧美较为常见的研究型、课程（教学）型之分，而且还有研究与课程（教学）型，而且对课程学习的数量要求非常高。就“ResearchDegrees”来说，不但该专业的博士学位点在时间分配上以研究为主，并对开题报告、研究项目和博士学位论文有严格的要求，要求博士论文达到8～10万，并强调博士论文对于专业的独创性贡献，而且该专业的哲学硕士点（A型）也要求学生聚焦于选定的研究领域并撰写4万词的学位论文。而该专业属于教学（“TaughtProgrammes”）的硕士学位点，则要求研究生修满4门课，撰写1万词的学位论文。

（三）社会科学特征明显。英国站在社会科学的视点上研究新闻和传播活动的规律，表现出较强的社会科学特点。从理论课授课内容也可以看出其较强的社会科学特点，比如《新闻理论》，涉及战争与新闻、新闻业市场结构与新闻实践、新闻从业者为谁而工作、新闻与政治、国际新闻流与通讯社等专题。与英国相比，中国的新闻与传播学教育尤其是新闻学教育表现出较强的人文学科特点，新闻学更多地“体现出政治与文学杂揉的特点”，“更具人文学科的特点”。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这种新闻学教育视角与社会对新闻人才的需要基本合拍。但是，“当新闻活动越来越表现为一种文化消费活动时，以社会科学的态度对待新闻学已是一种必然选择。”站在社会科学的视点上把握新闻传播活动的规律，可以让新闻学教育更贴近现实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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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传播教育在我国高等教育中的地位，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突出和重要，高校新闻传播教育为新闻传媒业的健康发展所做出的贡献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巨大、直接与明显。新闻传播事业在中国，已成为联接新闻信息产业和以高科技为特征的传播技术产业的桥梁，不仅有其经济效益，而且有着重要的社会效益。我国新闻传播事业的迅猛发展，给中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的研究带来了重大的契机。

一、新闻传播学的发展特点

1．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相互融合。传统的新闻学研究有较强的实用性质，但理论色彩较弱。传播学被引入新闻学界以后，许多传播学的理论假设和研究方法已成为新闻理论研究的一部分。新闻学研究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学报，它包括广播电视、网络传播等各种传播媒体或形态，而且涉及了大量的非新闻类的媒体传播的内容，以及广告、公共关系、媒体经营的研究等等。

这种融合不仅是原来两个学科的融合，而且与传媒活动相关的各个学科的研究成果，例如社会学、社会心理学、人类学、法学、经济学等等，也越来越多地被运用到新闻传播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中。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相互融合，新传媒的研究发展迅速。

2.传媒经营、新闻法治与职业道德成为新闻传播学的研究热点。近年来，中国的传媒处于大整合的时期，各媒体不再仅仅是党的机关报或国家的广播电视台，也是经济实体和利益单元，报业和广电业的集团化，传媒之间的竞争内地传媒与境外传媒的竞争，都要求各媒体的负责人懂得传媒经营。把受众接受传媒作为消费行为的研究，将传媒娱乐视为经营策略考察也纳入了传播经营的理念之中。

随着中国传播业近几年的急速膨胀，传媒每日每时与社会发生互动，矛盾冲突的频率上升，新闻官司增加，社会对传媒职业道德不规范的指责增多。因此，传媒业自身的法治建设和职业行为的规范化，越来越成为学界关注的问题。近几年，该研究扎实而有成效，涉及新闻官司的各个方面，从各种新闻侵权现象到著作权问题，从隐性采访到隐匿权、更正与答辩，就论证的范围而言已经相当全面而完善。

3．舆论监督的内涵发生变迁。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广播电视，特别是电视（包括卫星电视）的发展速度和规模空前。有的学者从行政、综合市场、专业市场三个角度看中国电视产业的市场格局，指出中国电视产业的三人发展趋势：政府导向让位于市场导向；民营电视业将成为市场上的一支重要力量；电视资源要素的流通和集中同时进行，形成区域性传播中心。

目前，舆论监督成为与新闻理论、新闻法治和职业道德相关的一个重要学术课题，并涉及到了社会学、政治学和公民权利的研究等等。中国的新闻学从传统的党报理论转向一般新闻学理论，其背景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环境变化，“舆论监督”的内涵发生了变迁。

二、现阶段高校新闻传播专业教育特色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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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语言、文化、旅游之间的关系 

语言即文化、文化即语言,脱离文化的语言教学不仅生涩,呆板,更重要的是不符合旅游英语教学的要求。 

文化是旅游的魂,它关系到民族文化传承和保护,更是一切旅游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旅游过程中的吃、住、行、游、购、娱若失去了文化的特色,那么旅游的魅力和吸引力将大打折扣。 新疆高校旅游英语教育有责任承担起弘扬和传承新疆本土文化尤其是旅游文化的使命,为新疆本土文化的传承与保护,为新疆地区经济的发展提供支持。 

2 旅游英语教学中文化教学的现状及其原因 

岳福曹的《模因论视角下审视新疆旅游文化的对外推介——以新疆高校旅游英语教学材料为例》(2010)一文论述了新疆高校旅游英语教学中新疆本土旅游文化导入的现状,然而新疆国际旅游对旅游英语专业人才提出的新要求,新挑战以及旅游英语教学如何应对国际旅游发展的研究和探讨并不多。为此,本文对新疆高校旅游英语教学现状做了进一步的调查和分析。 

2.1 旅游英语“教” 之现状 

本文以塔里木大学旅游英语教学为例,针对其教学过程中教材使用和教师授课情况进行了调查:目前主要以唐飞和陈丽主编的《旅游英语》教材为主,同时以杨忠桥和李欣等编著的《新疆旅游导游辞》为辅助教材,但是这两本教材对新疆旅游文化涉及很少。 

其次,就授课情况讲,大多老师的英语水平毋庸置疑,但是在讲授的过程中始终摆脱不了以词汇,句型和翻译为主的语言授课模式,对英语文化和新疆旅游文化的讲解并不系统,造成学生对英语文化和新疆本土文化的学习仍是一知半解、支离破碎。 

同时,岳福曹的《模因论视角下审视新疆旅游文化的对外推介—以新疆高校旅游英语教学材料为例》一文对新疆高校包括新疆大学旅游学院、新疆师范大学旅游学院、新疆农业大学旅游学院、新疆财经大学旅游学院等七所高校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各大高校普遍使用的《英语导游教程(第二版)》和《导游英语情景口语》中有关新疆景点,文化和旅游的文字介绍甚为廖廖,试想这样的教材如何能满足新疆高校旅游英语教育的要求,新疆旅游文化传承和对外传播又将何去何从？ 

2.2 旅游英语“学”之现状 

本文以塔里木大学旅游英语教育为例, 对现有56名学生的学习态度、方法及其学习效果等进行了问卷调查,问卷发放总数为56份,收回50份,回收率达98以上。 

据此次调查结果显示,首先就学生在学习旅游英语过程中涉及新疆旅游景点内容的多少来讲,持“少”与“极少” 观点的人数总计34,占总人数比重的68%,这表明现有的旅游英语教材中涉及新疆旅游景点内容并不多,与岳福曹的《模因论视角下审视新疆旅游文化的对外推介—以新疆高校旅游英语教学材料为例》的调查结果一致,从而证明了目前新疆高校旅游英语教材普遍存在的问题——新疆旅游文化不足。 

其次,就平时阅读旅游书籍和资料时,是否注重新疆旅游资料内容的学习,持“多”的人数总计32,占总人数比重的64%;这表明大部分学生对新疆旅游文化的学习引起了普遍的重视。 

同时,就是否增加新疆旅游景点和文化以及是否增加英语文化背景知识等问题进行统计,持“应该”态度的占多数,这表明学生对英语文化,特别是新疆文化导入的期待超过了对内地景点的支持,也表明了学生对新疆文化和英语文化的重视。 

就课堂教学手段和方法的调查结果看,持“满意”态度的学生比重为100%,但这并不能表明旅游英语教师的教学模式在提高课堂学习效果的方面作用显著。 

除此之外,就学生在旅游英语课堂上的学习效果进行自我评价的结果来看,持“一般”观点的学生占多数,这说明学生虽对旅游英语教师的教学模式持肯定的态度,但是旅游英语课堂的教学效果并不十分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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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是教学得以实现的重要依托。课程设置决定性地影响着培养对象的定位，是教育质量和目标实现的关键环节。

自1983年6月中国大陆设立广告学专业①至今，广告学教育课程体系在近30年的历程中不断得到完善，课程设置基本稳步的沿用，为我国广告业界培养了大批人才。但发展过程中始终伴随着不少争议和问题，面临着不少挑战。台湾在1983年由辅仁大学设立了广告学专业②，两岸成立广告学专业的时间几乎同时，但背景不太相同，大陆正值改革开放，而台湾已经有了较多年的经济发展基础,所以两岸广告学专业的发展会有一定差异。

鉴于此，本文通过对中国大陆与台湾高校广告学课程设置比较，从课程的整体规划、课程的分配比例、学界教育与业界实务的接轨、授课模式等方面对广告人才的培养问题展开讨论，期望通过比较，发现一些两岸的广告学课程设置优劣势，互相取长补短，共同发展进步。

一、研究背景

1、大陆广告学本科办学模式基本情况

中国大陆开办广告学专业是从综合性大学新闻传播学科中起步的。1983年大陆最早的广告教育诞生在新闻传播系，其课程设置主要参考香港及海外等校的课程设置体系，在师资力量、实践教学和课程设置等方面都具有其优势，从而一直沿续至今。中国大陆广告学专业总体是以新闻传播型为主导，以新闻传播学广告专业课程设置模式为基础进行发展。据2009年不完全统计，开办广告学专业的院校已发展到三百多所，如果包括民办的广告院校，至少在四百所左右③。目前已不仅在综合性大学新闻传播学科开办广告学专业，也有商业财经院校、师范大学、影视学院、理工大学、民族大学、农业大学和艺术学院开办了这一专业，最终形成了三大主要的办学模式即新闻传播型、商业经贸型和艺术设计型④。

本文的研究主要立足于新闻传播学广告专业课程设置模式，在此基础上期望对其它办学模式以借鉴。

2、台湾广告学本科办学模式基本情况

我国台湾地区广告业的发展比内地早20多年，号称华人广告教育的“先行者”，其课程参考美国阿拉巴马大学（University of Alabama）、伊利诺大学（University of lllinois）、西北大学（Northwest University ）等校的课程设置体系⑤。其在师资力量、实践教学和课程设置等方面都具有优势。从时间上看中国台湾广告学教育的起步与大陆基本同步，也是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正式的广告学专业教育，开办广告学专业也是从综合性大学新闻传播学科中起步的，但台湾有经济起步发展时间长的背景。早在1957年政治大学新闻系就开设了“广告学概论”⑥。同时，1964年由业界自动发起的中华民国第一届广告研讨会在台北市金华街政大公企中心举行。台湾第一本有关广告学的教科书是王德馨1963年所著的《广告学》,这使得台湾广告教育发展跨上了新的台阶。1968年，台湾第一个广告科系开办，醒吾商专二年制“商业广告科”成立，并于四届后停办。1971年中华文化学院的“中华学术院”创建了“广告研究所”，并于第二年举办了为期三天的“台湾第一节电视广告研讨会”，于1975年出版了“广告学刊”的第一期。这些早期的发展起到了良好的先锋作用，为台湾广告教育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加快了广告教育的发展步伐。1983年辅仁大学设立了广告学专业，这标志了台湾广告学教育的正式启程（与大陆成立广告学专业同在1983年，时间不相上下）。台湾的广告学教育也是从综合性大学新闻传播学科中起步，发展有传播学院模式、管理学院模式、艺术学院模式，主要还是以新闻传播学广告学和商学院的商业经贸型广告学模式为主导和较为完善。

二、两岸广告学本科课程体系比较

本文的课程设置的研究对象样本主要以中国大陆南北方两所代表院校和台湾较早成立广告学专业的两所代表性院校⑦：下文中分别以中国大陆A校、B校；台湾方面A校、B校来表示。分别从四个方面进行比较：培养目标、课程整体结构及分配比例、课程设置内容、学界教育与业界实务的接轨、授课模式等。

1、两岸广告学本科培养目标比较

从海峡两岸广告学专业课程培养目标对比中可以发现，关于广告人才的培养目标各学校有所不同，但从整体上来看，实质上可归纳为两种：一是迎合当前大学教育的通识教育的要求，培养宽口径、重基础的通才；二是强调专业性突出的“专才”。两岸广告专业的培养模式都开始从单一目标走向目标的多元化与多样化。台湾高校重视培养通用性广告人才，注重实务型人才的培养，并且培养的目标定位比较清晰明确。台湾A校广告传播学系培养目标尤为鲜明：始终秉持着“理论与实务并重”的基本信念体现其办学特色。台湾B校广告学系三大学群：广告企划学程、公共关系学程、跨媒体创作学程设置了细化的培养目标，大陆广告传播学系广告专业具体人才方向的培养还不够细化。

2、两岸广告学本科课程设置结构比较

我们将大陆与台湾高校学院开设的课程结构进行简单对比：中国大陆A校必修课程为45门、选修课程为11门；大陆B校必修课达50门，选修课为26门；台湾方面A校必修课38门，选修课53门，台湾方面B校必修课40门，选修课77门；两岸在选修课和必修课课程数量上面还是有很大差距的。

台湾值得借鉴的经验有：比较鼓励学生选修本细分专业外的课程以丰富自己的知识体系和有针对性的增加某一特定领域的专业知识，台湾高校将广告课程按各自不同学群将传统广告课程进行归类，明确学群的培养重点，在这方面就显得我国大陆高校在广告专业培养方面过于笼统。

文化艺术课程板块比较：两岸高校在开设文化艺术板块方面都存在一定的欠缺，对文学、美学、艺术等方面的课程开设的比较少，不能全面展现出该板块的要求。在新闻传播广告学专业可以大胆尝试加强文学、美学、艺术、艺术设计等方面的课程，使得学生根据兴趣灵活地选择自己的发展空间，真正实现博采众长的“专才”与“通才”的结合。

3、广告学课程的实践创新

目前台湾广告教育正在向重视实践教学方向发展。学校开设了“工作坊”，工作坊中，亦使用现代视觉的影片和投影片，并加入空间、声音、文字、动作、灯光等元素，学生可以从参与工作坊工作中激发创意并得到宝贵的工作经验，使他们对广告或公关行业有更深入的了解和认识，使课堂学习与实践相辅相成。此外，为保证学生能够将课堂所学知识与实践结合，台湾很多广告系都聘请广告界资深实务人士担任教学任务。

相比较而言，大陆广告教学中还普遍存在理论教学多，实践教学少的问题，目前正在引起重视。如大陆A校就提出“理论顶天，实践立地”的理念，并坚持理论教学是基础，实践教学是提升，两者相得益彰。在大陆广告专业课程教学改革中，广告学专业的教学创新，可总结归纳为以下几种：实战教学、专业大赛和广告实习等。

实战教学：“广告工作坊”等准公司的实践机构，给学生以更多的实践机会和空间；模拟广告公司运作也是实战教学的重要方式之一，以补充实习基地空间有限的不足。这种工作坊可以让学生在进入企业之前先了解企业工作的流程与运作，能够为以后顺利走进工作岗位奠定基础，也充分符合现在企业“招之即用之”的现状。

广告专业大赛：专业性赛事是指在业内有一定影响的广告节、广告奖一类的大赛，学校内部所进行的赛事不包含在内。一般面对大学生的专业性赛事比较典型的有：大陆方面的全国大学生广告艺术大赛、中国大学生广告艺术节学院奖，台湾方面的时报广告金犊奖等。鼓励学生参加大型的相关赛事，从创意到执行对学生进行系统培训并始终贯穿参赛过程，这是有效落实这是一个教学相长的好机会，可以培养学生的团队协作意识，加强沟通能力、表达能力，并磨练学生的心理素质。

广告实习：坚持校企联合、系企联合，与企业建立固定的实习基地，让学生能够在广告公司得到充分实习的机会。实现课堂教学与社会实践的互动，使教学方式多样化、立体化，紧跟上广告事业的发展趋势。

结语

台湾的广告课程设置体系虽也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总体有许多大陆需要学习的地方，如课程培养目标的鲜明和细化、通识教育的权重、重视营销类课程、重视设计创新、重视与业界的沟通、教学方式的创新等等方面，对大陆高校有所启示。大陆高校目前广告学教育虽存在着诸多缺憾，但总体发展势头良好，队伍不断壮大，且不少高校在发展中探索新的改革卓有成效，在与国际接轨的进程中，我们建议大陆高校：进一步加大通识教育的成分、优化广告学科结构改革、重视营销类和公关类课程、重视艺术创造教育、改善课程结构、广告教学方式的革新。新的时代日新月异，如何更有效培养人才，仍是广告教育界需要不断讨论的重要问题。■

参考文献

①陈培爱：《中外广告史新编》[M].第四章，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②黄深动，《我国广告教育之展望》[J/OL]，《商学学报》，1995：114-115

③李涛、孙平，《对当代广告教育教学的再认识》[J].《科教文汇（上半月）》，2006，11：86-87

④赖建都：《台湾广告教育回顾与前瞻》[M].台湾政治大学广告学系出版2007：16-17

⑤林玉体，《台湾教育面貌四十年》[M]．台北：《自立晚报》，1987

⑥郭良文，《第三届中国广告教育论坛上的发言》，《深圳大学》，20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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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杜威与传播学的渊源

约翰・杜威（John Dewey），1859年出生于美国佛蒙特州，他是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心理学、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他一生写了30多本书和800多篇论文，其中影响比较广泛的主要有：《哲学之改造》、《民主与教育》、《自由与文化》、《我的教育信条》、《教育哲学》、《追求确定性》、《心理学》、《批判的理论学理论》、《经验和自然》、《经验和教育》等等，他对诸多领域都有着卓越的贡献。

传播学的孕育始于美国，这固然是美国社会、经济、文化以及媒介发展的需要，但也与美国注重实证的传统有着必然的联系。在美国，传播学研究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杜威、库利、帕克和米德，而杜威便是他们四位中研究传播学的“鼻祖”，尽管他自身从来没有以传播学者自居，也没有人认为他是主要的传播研究者，甚至没有专门的传播研究论文，但他以其独到的传播观对传播学的形成作出的贡献是不可磨没的。

作为20世纪上半叶美国影响巨大的哲学家、教育学家、社会学家，他被罗素称为公认的首屈一指的哲学家，被成为西方的孔子，他的影响不仅在于他庞大的思想体系，更在于他以教育家的身份培养的一批优秀人才，包括美国的库利、米德、帕克和中国的、陶行知、郭秉文、张伯苓、蒋梦麟等这些得意门生，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的思想。传播对于杜威而言，尽管不是主要的，但却意义非凡，它不仅曾是杜威的重要关注点，而且它与许多其他领域都存着相互关联，更是杜威晚年不断反复思考研究的问题。因此，对杜威传播思想的研究不容忽视。

二、杜威的主要传播学思想

杜威的著作中间杂着传播学的智慧火花，但鲜少为后人提及，这一方面是由于相对于杜威一生丰富的学术成就而言，绝大多数都是关于他的哲学思想和教育思想，传播学思想在他的思想系统中所占比例确实很小，而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杜威的思想远高于同一时期许多传播学者的视野，在当时的时代而言“过于先进”，以致于他的思想不能被人们所认识和理解。

杜威在《经验和自然》一书中表达了他的传播观，“在所有事物中，就数沟通最为奇妙。……沟通的果实应该是活动参与和经验分享。简直就像奇迹一般，即使化体论也黯然失色。”这也就是杜威的传播即共享的思想，有了这种共享，传播的意义就在社会的意识中得到增强、加深和巩固。杜威对传播本质的理解，倾向于把传播看成是一种工具，而他对这种工具在整个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独有偏爱，而这种工具最终的目的则是实现共享。

杜威的另一个身份就是教育家，他在《我的教育信条》中指出“一切教育都是通过个人参与人类的社会意识而进行的，这个过程几乎是在出生时就在无意识中开始了”。杜威认为教育能使人社会化，从而使社会得以形成，而教育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传播行为，这点在学界已是普遍公认的。因为从职能上讲，教育本身就是传授信息的过程，只不过这种信息是一种被称为知识的特殊信息，所以，教育本身就是一种传播。因此，在杜威看来传播又具备了教育的功能。

杜威认为“社会是众多个人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从单个的个人转变到集合的社会，传播在其中极富重要性，在这里，杜威是把社会作为有机体来研究的，在此基础形成了他著名的关于大众传播与民主关系的观念，他认为大众媒介是连结民众的工具，大众传播将是促进美国民主社会发展的重要手段。并且，在他看来，没有传播就没有人类社会，“有组织的信息”能帮助创造一个“伟大的社会”。

三、哲学视阈的杜威传播观

哲学作为一门引导性与指导性的学问，几乎每一个领域都要受它影响，这种影响在社会科学领域尤其巨大，传播学作为一门20世纪兴起的新兴学科，自然也不可避免地要受其影响。杜威作为哲学的集大成者，他的传播学思想自然无不受到他的哲学思想的影响。

（一）杜威的自然主义哲学观

杜威在哲学见解上，跟传统的经验论相比，杜威对“经验”的涵义解释亦有不同，杜威所谓的经验，并不完全是一般经验主义者所强调的“纯粹的个人认知”。他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继承并发展了皮尔士、詹姆士等实用主义哲学家的思想，走的是一条介于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之间的中间道路。这种实用主义理论学说更加忠于事实，是一种典型的多元论，自20世纪在美国诞生以来至今，对整个人类生活、研究、思想的许多领域都产生巨大的影响。

具体来讲，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认为思想、观念、理论是人的行为的工具，它们的真理性的标准在于能否指引人们的行动取得成功，因而杜威实用主义哲学也被称为工具主义理论，这一理论是建立在批评传统真理概念的基础之上的，他摆脱了黑格尔关于永恒理念开展的束缚，在他看来，要实现美好的社会和圆满的经验，就要遵循基于科学的经验方法。杜威哲学的关注点在于现实生活，而不是空洞的思辨理论，他认为思想观念只是一种工具，用来实现人们改造世界和实现生活价值的目的。杜威及其所代表的实用主义哲学思想，在把人类从形而上的理论知识中解放出来，而投身于实践以创造更大的物质成果起了重大作用。

（二）杜威哲学观视角下的传播观

杜威的传播观深受他的哲学观的影响，他正是从这种经验自然主义的哲学观出发形成了自己对传播的理解，他努力将他科学探究的方法推到到人文领域，变成有效的工具，由此产生了他最著名的观念：传播就是人们达到共同占有事物的手段，它是一种工具，它能让我们生活的更有意义的，而它是最终目的就是人们分享社会上宝贵的目标和各种学问，即活动参与和经验共享，在杜威看来，参与被杜威视为人类的首要特征，传播是参与和分享的方式与目的，人类社会生活至关重要的共同体都是在传播的参与和共享中形成的，他把传播视为人们共同从事社会实践的一种活动。

此外，杜威介于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之间的实用主义哲学思想对传播学的二元论来说也提供了一个弥合它们的最佳途径，与其说他终结了传播观上由来已久的非此即彼的二元论，倒不如说使它们双方在互动作用下对传播学的研究产生更多的启迪意义，这种互动在之前的拉斯韦尔“5W”传播模式和香农-韦弗的线性传播模式中没有的。而杜威的经验共享观念，已超越了一般的互动，从而能使我们在更广和更深的层面上解读了传播这一社会现象。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时代和自身生活背景的局限性，任何理论都不可能是无懈可击的，比如从历史发展以及现实关照的角度来看，杜威的大众传播与民主主义的关系就存在乐观主义的缺陷，大众媒介确实可以促进一定程度的民主发展，但对两者间的关系则有着过分乐观的态度，在大众传播媒介培育理性受众上也存在着过分乐观的认知，而忽视了传播技术终究不是政治，民主不会因传播而改变，因而，我们应以更加理性的态度对待杜威的传播学思想。

参考文献：

[1]殷晓蓉.社会转型与杜威的传播思想[J].新闻大学，2008年第3期

[2]许加彪.传播哲学家和间接先行者――论杜威对传播学研究的贡献[J].新闻大学，2004年

[3]刘华初.杜威的经验自然主义[D].复旦大学，2010年

[4]张军芳.共享与参与：杜威的传播观辨析[J].学术研究，2015年第5期

[5]牛耀红.芝加哥学派早期代表人物媒介传播观的理想主义缺陷[J].东南传播，2015年01期

[6]赵祥麟，王承绪译.杜威教育论著选[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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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校媒介素养教育的现状

我国的媒介素养教育起步较晚，毕业论文尚未引起充分和广泛的重视，高校中只有北京、上海等少数新闻院校比较早且有计划地开设了媒介素养教育课程，但多是以选修课形式开设的，如2004年9月，上海交通大学新闻传播信息技术学院首开《媒介素养专业》公选课，同年10月，复旦大学媒介素养小组创建并开通了中国大陆第一个媒介素养专业网站(WWW．medialiteracy．org．cn)。近几年，浙江、江苏、山东等地一些高校也开始面向全校大学生开设了媒介素养教育选修课程。到目前为止，我国仅有中国传媒火学、上海交通大学等出版了儿本有关媒介素养教育的专著和教材，如张开的《媒介素养概论》，蔡帼芬等主编的《媒介素养》，陈先元的《大众传媒素养论》，邱沛篁等主编的《媒介素质教育论集》等。同时一些新闻传播期刊和网站也登山了大量的探讨媒介素养教育的文章，高校硕、博研究生中也出现了有关专业论文，这都标志着媒介素养教育的理论研究水平在逐步的深入和提高。可喜的是，2002年中国传媒大学正式成立媒介素养教育研究中心；2004年高等教育研究所设立媒介素养教育专业硕士点；2004年10月，以“信息社会中的媒介素养教育”为主题的首届中国媒介素养教育国际研讨会在北京中国传媒人学召开；2006年6月，复旦大学媒介素质研究中心正式成立。另外还有大量相关媒介素养教育方面的个案研究出现，如调查发现，上海火学生对媒介的表征和建构能力缺乏足够的判断和警惕，获取利用信息还不够积极主动，参与媒介互动和媒介内容制作的人数比例较低等方面存在着媒介素养的缺陷等。

总之，社会各界对媒介素养教育的重视促进了媒介素养教育各种问题的深入研究和发展。

二、高校媒介素养教育的现实性与必要性

1．媒介素养教育的现实性

最初，以李维斯为首的英国学者是出于对大众传媒文化的强烈批评，才开始倡导媒介素养教育的。直至上世纪90年代，由于大众媒体已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欧美国家更把媒介素养教育作为信息时代对人才能力的基本要求，必备的基本素质，并把媒介素养教育作为青少年的通识教育，作为一种综合能力的培养训练，而今，全球化的媒介素养教育已经成为一种现实。在我国，大学生对网络、手机短信、校园DV等新媒体的接触与使用率越来越高。可以说，大学生这个庞大的消费群体也是新兴媒体的主要接触和使用者。然而，在他们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还未完全定型的时期，可能会受到媒体的某些误导，甚至是诱导和某些不良暗示，可能会影响到其价值、行为判断的偏颇。2003年3月哈尔滨某大学生创作并演唱的FLASH作品《大学自习室》在高校中几乎有口皆碑，但其中展示的某些大学生形象却令人担忧；2005年4月四川成都某学院的4l位在校男女学生露天，上演了一幕名为《41》的行为艺术：以身体组成电子邮件符号“”，此行为艺术在社会各界也是褒贬不一现代社会开放程度越来越高，人的发展也越来越个性化，这些在当代大学生身上的体现尤为明显，但是如果不加以正确的认识、分析和判断等系列媒介认知教育，可能会对其媒介素养能力的提高有一定的影响。

2．媒介素养教育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2006年l0月，一组以中国人民大学为背景的女生“露腿学士照”在网络上引起巨大争议，中国人民大学方面则表示，大学生的自由开放思想不应该受限制；2006年10月中国戏曲学院大四女生，自称为自居易后代，被网友称之为“国学辣妹”，其针对孔子的大胆言行在网上引发热情“辣评”一片。在大众传播事业飞速发展的今天，高校的大学生的注意力从诸如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等传统的火众媒体逐渐转向手机短信、网络、DV 等新兴媒体。然而，从诸多的传媒事件中我们感觉到当代大学生媒介素养能力的缺失，特别是对媒介素养教育有着重要影响的传媒认知能力的教育需要进一步加强。互联网的开放性吸引了整个青年群体，而大学生又是这个群体的主力军，他们可以利用手机、视频、QQ空间、博客等传播着自己的个性人生，但是如果没有正确的媒介观念与媒介素养，可能会对社会起着负面影响，对青年群体的社会认知和媒介认知起着消极作用。同时，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与高校传媒教育研究理论的提升，也为媒介素养教育的实现提供了可能，关于媒介素养教育的专著、论文和专题讨论也越来越多，媒介素养教育在理论和实践上均不再是纸上谈兵。大学生群体容易为新的技术、新的潮流所吸引，对于互联网上新鲜的东西有着无限的好奇和求知探索，而目前我国高校传媒教育课程体系如新闻学、传播学、电影学、广告学等学科体系均已成熟，加上社会学、教育学、伦理学等学科课程的支撑，它们能为善于探索求知的学生群体提供媒介素养教育的坚实专业知识基础。

三、媒介素养教育的实现途径

正确认识媒介素养教育的历史与发展概况，硕士论文有助于我们在学校甚至是在社会各个层次开展媒介素养教育。媒介素养教育的实现有多种途径与方法，作为高校，媒介素养教育的实现关键问题还是在于以下三点：

1．媒介素养教育课程体系的确立

媒介素养教育的核心是理论教育课程体系的确立，必须有一套成熟的媒介素养教育理论体系。目前诸如《媒介素养概论》、《媒介素养》等专门教材已经出现，加上传媒教育课程列：广播电视学、新闻学、传播学、电影学等学科体系的诸多课程，已基本可形成独立的媒介素养教育课程体系，专业教材、专业论文和专业教学、研究人员的出现使该课程体系的开设成为可能。各个高校可以开设《媒介素养概论》、《媒介文化》等必修课程，同时辅以《媒介伦理学》、《媒介认知与文化》、《人众传媒与社会》、《理解媒介》等选修课程和公共选修课程，给大学生提供全面的媒介教育，丰富利发展他们对传媒的认知与了解，从学习、认识传媒中发展其媒介素养，从而达到提高个人素养的目的。

2．学生参与传媒实践能力的提高

日新月异的互联网世界对于大学生是具有强大诱惑力的，在媒介素养教育理论课程的基础

上，要注重大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更多地给大学生创造参加传媒实践的机会。他们每天都在网上体验着信息时代的传播乐趣，但也因为意识上的薄弱和缺乏把理论知识用于实际的能力。他们可能沉迷于传奇、魔兽等游戏的虚拟世界，他们可能热衷于FLASH、DV的制作来展现自己多姿多彩的学生生活，他们可能醉心于论坛(BBS)、QQ空间、博客的制作与维护，但是“铜须门”事件、“国学辣妹”甚至是更多的网上“愤青”“网络暴民”却使我们认识到当代大学生媒介素养的缺失，因此，必须要用正确的媒介素养教育来教育大学生，培养他们的认知能力、动手能力，在理论和实践结合的基础上有更多的自我约束，有更多的责任意识，不至于自己的个人行为对学校、社会有负面作，也不使自己受现代媒介技术发展消极作川的影响，从而达到正确的认识媒介、理解媒介、运用媒介，提高传媒实践能力为自己认识社会、发展个人综合能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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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秦长江，侯汉清.知识图谱――信息管理与知识管理的新领域[J].大学图书馆学报，2009（1）：30-37，96，47-51.

[3]潘黎，王素.近十年来教育研究的热点领域和前沿主题――基于八种教育学期刊2000-2009年刊载文献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的计量分析[J].教育研究，2011（2）.

[4]易高峰，刘盛博，赵文华.《高等教育研究》研究热点及其知识基础图谱分析[J].高等教育研究，2009（10）.

[5]吴万伟.“慕课热”的冷思考[J].复旦教育论坛，2014（12）：10-11.

[6]Chen C.CiteSpace II：Detecting and Visualizing Emerging Trends and Transient Patterns in Scientific Literature[J].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2006（03）： 359-377.

[7]钟伟金，李佳.共词分析法研究，（一）共词分析的过程与方式[J].情报杂志，2008（5）：70-72.

[8]陈悦，陈超美，刘则渊，胡志刚，王贤文.CiteSpace知识图谱的方法论功能[J].科学学研究，2015（2）：248.

[9]武法提.论网络课程及其开发[J].中国电化教育，2006（2）：71-73.

[10]李康.网络课程的含义及其教学设计的问题[J].中国远程教育，2006（9）：46-47.

[11]陈庚，丁新，袁松鹤.网络课程要素分析及建设[J].开放教育研究，2008（6）：77-78.

[12]杨彦军，郭绍青.E-Learning学习资源的交互设计研究[J].现代远程教育研究，2012（1）.

[13]曹卫真.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网络课程资源建设的策略[J].中国电化教育，2007（4）：67-68.

[14]袁小红.基于网格技术的共享型专业教学资源库的技术框架――以深圳职业技术学院示范性院校专业教学资源库建设为例[J].电化教育研究，2008（4）：62-67.

[15]胡小勇，徐旭辉.中小学教师远程培训网络课程的调研与分析[J].中国电化教育，2010（4）：65-66.

[16]何伏刚，陈丽.网络课程学习活动的设计研究[J].开放教育研究，2007（2）：93-94.

[17]张羽，李越.基于MOOCs大数据的学习分析和教育测量介绍[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3（8）：24-25.

[18]王文礼.MOOC的发展及其对高等教育的影响[J].江苏高教，2013（2）：56-57.

[19]顾小清，胡艺龄，蔡慧英.MOOCs的本土化诉求及其应对[J].远程教育杂志，2013（5）：4-9.

[20]瞿振元.以MOOC发展为契机促进信息技术与高等教育深度融合[J].中国高教研究，2014（6）：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