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22 17:48:59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经济管理硕士论文,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感受古人智慧与现代科技
一进山东馆,映入眼帘的就是一尊高2.561米的铸铜贴金孔子雕像。孔子是山东的文化标签,如何向全世界的朋友介绍孔子及儒家精神,是山东馆讲解员必备的素质。
张宇晴说,除了孔子,山东馆大门口的“鲁班锁”同样体现了古人的智慧。“鲁班锁”其实是2000多年前鲁班发明的一种木制卯榫结构,也是中国传统建筑和家具中的常见结构。
而在第三展厅,场馆风格突然大变,犹如来到未来世界。张宇晴表示,山东馆第三展厅里有先进的物联网冰箱,人们可与冰箱“对话”。通过电脑,可以知道冰箱里有什么,冰箱还会提醒你:哪些东西该采购?哪些东西保质期快到了?并自动提示购买。只需手指一按,商家就会送货上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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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学习各国人员敬业态度
一、引言
公司治理的主体主要是董事会,董事会是公司经营管理的的监督者,也是公司发展的制定者与决策者,是公司决策制定和控制权系统的核心。董事会的基本职责,就是为了股东和社会大众的利益,监督公司的管理层,预防管理层为了自身利益来操控公司,而损害公司的价值。从1980年以来,有关公司董事会特征与经营绩效的研究大量涌现。公司治理的设计,通过创造机制以加强并支持董事会监督作用,立于确保投资者得到回报。董事会处于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枢纽地位,对公司生存与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如何完善董事会的结构与运作,对于建立健全符合市场经济规律、适合现代企业治理机制的公司来说,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由于近年来海峡两岸经贸交流互动频繁,如何减少两岸企业彼此间在治理结构上的差异对其经营绩效的负面影响是值得关注的。高科技产业的快速发展成为经济发展的支柱,也成为其它产业发展的推动力。因此,本文以海峡两岸电子产业为例,研究两岸的董事会特征是否存在明显差异,并深入研究其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为进一步完善董事会制度,提高公司治理效率,推动企业的现代化进程提出具有借鉴价值的建议。
一、文献综述
( 一 )董监持股与公司经营绩效 Jensen和Meckling(1976)提出利益趋同说,认为董事会持股比例较高时,会尽力监督管理当局的行为,使其不危害股东权益,而且能提供较为合理谨慎的决策,创造公司价值最大化。因此他们认为董事会持股比例与公司经营绩效正相关。另外,Morck(1998)认为当董事会的持股比例没有达到一定水平时,对于管理当局的监督能力和意愿都会比较有限,对公司价值影响不大;但当持股比例超过一定水平后,管理层支出的偏好行为造成公司财富的损失需由自己承担,因此他们会有较大的动机去执行董事会应有的职责,监督管理当局,对公司的经营绩效会产生正面的影响。Salancilk(1977)认为外部股东的股权越集中,所产生信息不对称的情形就越少,股东更换不胜任的经理人的权利也就越大,因此,外部股东持股比例越高越能提高公司价值。然而,Jensen和Ruback(1983)认为董事会基于本身职位安全性考虑,通常都会有一些反接管的行为,如否决对股东有利的合并案。若股权越集中在董事会或少数股东身上,反接管的行为更为严重,对公司的营运会产生负面影响。多数学者认为董监事持股比例与公司经营绩效正相关(杨俊中,1998;刘仲嘉,2006;等)。高睿鸿(2006)发现,董监持股比例与公司盈余管理呈显著负相关关系。柯大钢、毕艳杰(2006)以家族控股上市公司为例,发现董监事持股比例与公司绩效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认为持股作为一种激励措施,能激励董监事执行有效的监督之责。而袁萍(2006)发现董监事持股比例与企业绩效并无显著关系。
( 二 )董事会规模与公司经营绩效 Jensen和Meckling(1976)与Lipton和Lorsch(1992)认为董事会规模与公司经营绩效呈现负相关关系。他们认为董事会人数的增加,会增加沟通意见的成本并降低公司运作的效率。大群人中的交流、任务协调和决策制定的有效性比小规模董事会难,成本也更大,且超过了依赖更多人带来的好处,搭便车情况也更为严重。Chaganti、Mahajan和Sharma(1985)与Pearce和Zahra(1992)则认为董事会规模扩大,组织的复杂性就相对提高,很多学者也得出类似的结论。然而,Bacon(1973)有着不同的观点。董事会规模大,说明公司同环境建立的外部关系的能力强,可以获得更多的稀缺资源并得到更为优质的咨询意见,因此可以提升公司治理(Dalton等,1999)。进一步,由于信息分享,规模大可能会提高董事会决策过程的效率,并通过提供多样性以帮助公司获得重要资源,降低环境的不确定性以提高公司业绩。高睿鸿(2006)以1998年至2006年间发生财务危机的113家上市公司及其对应的113家财务正常公司为例,发现董事会规模与盈余管理显著负相关。刘思琦(2005)实证研究发现经营绩效与董事会人数没有直接的关联性。申心吉(2005)发现在一定范围内,董事会规模越大,企业绩效越好;而超过这一范围,董事会规模则与企业绩效负相关。汤小华(2007)研究发现,董事会规模与企业价值间并没有显著的相关性。
( 三 )独立董事与公司经营绩效 Fama和Jensen(1983)强调独立董事在执行决策职能时的重要性,认为独立董事与内部董事相较下更具独立性,更能保护股东权益,进行有效的监督,防止管理当局有任何不当而损害股东权益的投机行为。独立董事还能发挥在管理监督方面的更为广泛的经验和专长。独立董事,代表股东,有较强的动机组织并发现管理层机会主义行为。很多学者都发现独立董事比例与公司经营绩效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另一方面,独立董事常常有自身动机和依赖性,这可能会威胁到他们的客观性,从而降低其积极作用的发挥。Mayer等(1997)认为,当公司被接管的时候,独立董事较能执行有效监督,以保障公司价值,但以长期而言,独立董事的比例与公司价值并无明显关系。刘思琦(2005)和刘仲嘉(2006)发现独立董事比例与公司经营绩效正相关。不过吴宗辅(2006)研究指出,外部董事人数比例与公司绩效呈现负向的关系。还有很多学者发现独立董事比例与公司经营绩效无关。黄佳妮(2007)研究发现,独立董事比例对商业银行的经营绩效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申心吉(2005)用净资产收益率、每股收益来衡量企业绩效,发现独立董事比例与企业绩效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相关性。陈旭东、迟丹凤(2007)发现独立董事无助于改善公司业绩;而当独立董事逐渐成为董事会中的多数甚至绝对多数时,独立董事比例与公司业绩负相关。
( 四 )两职合一与公司经营绩效 Jensen(1993)指出存在两职合一时,内部控制系统会瘫痪,因为董事会不能有效履行包括评价并开除CEO之类的职责。董事会两职分离可以增进董事会的监督效果并改善公司绩效(Fama和Jensen,1983;Berle和Means,1932)。还有学者认为两职合一限制了董事独立性,降低了董事会监督管理层的作用,可能会对公司业绩有负面影响(Dayton,1984)。另一种观点基于资源供应观,认为两职合一可能是有效的。如果董事会被委任协助管理层,CEO加入董事会则是有益的,不但能改进董事会成员的信息交流,而且与董事会成员的沟通和讨论可能会得到更宝贵的建议和更好的公司绩效。Jensen和Meckling (1976)认为,董事长兼任总经理职务的现象多见于家族企业,当董事长或其家族成员拥有较高的持股比例时,董事长通常会追求公司利益的最大化。Davis等(1997)认为两职合一时,潜在的利益冲突较少。若总经理是道德高尚的人,对公司营运状况极为了解,兼有董事长的职务,可能会使公司价值提高。Sridharan和Marsinko(1997)认为,当董事长兼任总经理时,可以大幅提高经营利润及生产效率,使公司的价值提升。此外,两职合一的领导者对公司以及环境也更为了解。黄钰光(1993)发现两职合一与经营绩效负相关,而高睿鸿(2006)发现两职合一与公司盈余管理呈显著负相关关系。还有很多学者认为二者关系不显著。吴淑琨(2002)发现公司规模越大,越倾向于采取两职合一。申心吉(2005)、谢军(2007)等发现两职合一与公司经营绩效正相关。然而,王昭(2004)发现两职合一与经营绩效显著负相关。
国内外学者分别从各种视角对董事会特征与公司经营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研究,形成了许多成果,但是尚未有学者探讨过两岸董事会特征对企业经营绩效相关性的比较研究。基于近年来两岸在经贸交流上的日益频繁,本文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继续深入研究,探讨两岸董事会特征差异对经营业绩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改进两岸各自的董事会特征,从而更好地便利两岸经贸交流。
三、研究设计
( 一 )研究假设 Jensen和Meckling(1976)提出利益趋同说(Convergence of interest)。认为董事会持股达到一定比例时,董事的财富水平就会与公司经营绩效密不可分,其切身利益与公司利益趋于一致。当公司运营较好时,董事的财富也会相对增加,因此董事会的监督意愿增强,会尽力控制管理当局的行为,降低管理当局作出危害公司行为的可能性。由此,本文提出假设1:
H1:董监持股比例越高,公司经营绩效越好
Bacon(1973)认为董事会规模与其效率正相关,较多的董事会人数可集思广益地作出更全面的决策,以提升公司价值。Chaganti、Mahajan和Sharm(1985)研究发现扩大董事会规模能够对管理层形成更有效的监督。由此,本文提出假设2:
H2:董监事会规模越大,公司经营绩效越好
由于独立董事大多是具有信誉的专家,在公司持股方面较少,当计划失败时,不会遭受太多损失,却需要承受信誉扫地的风险。为了防止信誉扫地,他们多半能尽自己的义务进行有效监督,并以专家客观的角度去评估高管层做出的决策。此外,独立董事不仅能提供多样且专业的建议,也掌握了公司所需要的外部资源,由独立董事作为媒介,使公司更容易进行策略联盟或是取得互惠关系。由此,本文提出假设3:
H3:独立董事占董监事会比例越高,公司经营绩效越好
董事长为董事会的领导者,在公司中的职位及权力均大于其它的董监事,其责任是带领董事会做好监督的角色。由一人同时担任董事长和总经理两种角色,可能会产生两种问题:一为利益冲突,容易借着职位之便,作出对公司不利的决策,损害股东权益;另一个是无法超然独立地评估管理当局的绩效,因为董事会失去其自主性,成为管理层的橡皮图章。这样,董事会监督功能无法正常发挥,失去监督管理层的客观公正性,从而使公司的经营绩效降低。由此,本文提出假设4:
H4:存在董事长和总经理两职合一的情形,公司经营绩效降低
( 二 )样本选取和数据来源 内地方面的研究样本来自2004至2006年的沪深两市的电子类上市公司,剔除了ST、PT公司和所有者权益小于零的公司之后,共获得研究样本291个;台湾方面的研究样本来自2004-2006年台湾电子业上市公司,删除一些数据不全的上市公司,共获得研究样本717个。台湾经济新报数据库系统、CSMAR中国上市公司财务年报数据库、TSEC台湾证券交易所(.tw)、公开信息观测站(.tw)、巨潮信息网(.cn)和金融界(.cn)等网站数据。
( 三 )变量定义与模型建立 本文构建回归模型如下:Yi=β0+β1P+β2LIAB+β3SIZE+β4GROW+ε (1)
其中,y表示公司经营绩效,公司经营绩效可分为财务性绩效和非财务性绩效,考虑非财务性绩效取得不易,故以财务性绩效作为公司经营绩效的衡量指标,在本研究中则采用资产收益率(ROA)作为公司经营绩效的指标,在稳健性测试中使用每股盈余(EPS)来度量公司经营绩效;P为董事会特征的研究变量,分别用董监事持股比例(DISSTOCK)、董监事会规模(DG)、独立董事比例(INDEP)和两职合一(LZ)来表示;本文以负债比率(LIAB)、公司规模(SIZE)及净利润增长率(GROW)作为控制变量。变量详细说明表如表(1)所示。
四、实证检验分析
( 一 )描述性统计 样本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2)。从表(2)可以看出,2004年至2006年两岸样本在ROA、EPS、董监事持股比例、董监事会规模、独立董事比例、两职合一、公司规模以及资产负债率上存在显著差异。内地在每股收益上偏低,其可能原因: 会计准则计算基础上有一些不同;税率制度,亦会对税后盈余有些影响。而在净利润增长率方面,两岸无显著差异。
( 二 )相关性分析 相关性分析如表(3)所示。各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均在正负0.3以下,表明变量存在相关性。
( 三 )回归分析 回归分析如表(4)所示。台湾方面,董监事持股比例、董监事会规模以及独立董事比例对经营绩效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两职合一也有正向影响,但不显著。然而,内地方面,董监事持股比例、董监事会规模以及独立董事比例对经营绩效的影响皆不显著;只有两职合一对经营绩效有微弱的负向影响。
( 四 )稳健性测试 本文进行了稳健性测试,同原结果基本一致。台湾方面,董监事持股比例、独立董事比例对经营绩效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董监事会规模、两职合一尽管也有正向影响,但不显著。内地方面,所有测试变量皆不显著。
五、结论与建议
综上分析,台湾方面董监持股比例符合假设,支持利益趋同说。内地方面以EPS作为公司绩效变量时,董监持股比例符合假设,但不显著。可能由于内地董监持股比例过低,使其利益与公司绩效很难保持一致,而使董监事没有动力做好有效监督以提升公司绩效。台湾的董事会规模与企业经营绩效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支持假设。而内地方面,董监事会规模对经营绩效的影响不显著。可能是由于内地的董监事因自身鱼龙混杂的背景及专业技能,在参与企业经营管理时受到限制,没有真正地发挥监督和指导作用。台湾和内地方面,在独立董事占董监事会比例,均符合假设,其比例越高,企业经营绩效越好。然而,独立董事制度内地还是不很健全,许多独立董事徒有虚名,因此内地独立董事比例对经营绩效的影响不显著。台湾两职合一与企业经营绩效存在正相关关系,不支持假设。其可能原因,台湾的上市公司多半是从家族企业发展起来的,董事长兼总经理的情形可能存在,其利益与公司的利益趋于一致。内地两职合一,以ROA作为公司绩效变量时,符合假设;然而以EPS作为绩效变量时,结果不显著。可能是由于内地上市公司的领导结构过于复杂,很多都是从原国有企业改制而成。
本文提出如下建议:强化董事会职能,董事会成员应本着忠诚、谨慎且高度注意的态度以公司利益为前提,评估公司经营策略、风险管理、年度预算、业务绩效及监督主要资本支出、并购与投资处分等重大事项,同时也应确保公司会计系统和财务报告的正确性,并避免有董事会成员损及公司的行为或与股东间发生利益冲突的事情;实质性地对董事和监事授予股票期权计划,并继续提高其持股比例;在选任董监事以及独立董事时,要考虑其背景及专业技能,从而优化董监事人员结构;董事会应有绩效评估制度,藉以衡量每一位董事的贡献;对原国有企业改制、历史遗留形成的领导结构尽快规范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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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人才资源是经济发展的首要资源,对推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谁发挥了人才资源的作用,谁就能掌握经济发展的主动权。据报道,当年我国第一批从事“863”计划的年轻技术人才至今已所剩无几,有的出国、有的去了外企,现如今企业中技术型人才流失的现象比较严重,这些核心技术人才的外流带走了企业的核心商业机密,包括客户、融资关系以及企业关键核心技术,给企业造成巨大的损失。特别是中国加入到世贸组织以来,大批国外企业进驻国内市场,也势必在国内寻找和培养大量技术型人才,这也加重了国内企业技术型人才流失。在现代企业中,技术型人才拥有专业知识资本,在组织中独立性、自主性较强,由追求终身就业的饭碗向追求终身就业的能力转变,因此导致人才流动频繁。对于一个企业来说只有不断的改善人才结构,提高人才素质,保持人才的合理流动才能更好地实现企业内人才队伍的整体优化。
随着人才流失现象的日益严重,流失过程中也暗藏着惊人的成本和对公司利润的损害,对企业利润产生巨大的内耗。美国管理学会(AMA)报告显示,替换一名雇员的成本至少相当于其全年薪酬的30 %。对于技能紧缺的岗位,此项成本相当于雇员全年薪酬的1.5倍甚至更高。因此如何吸纳、留住人才成为知识型企业亟待解决的问题。如何减少知识型企业人才的流失,如何摆脱因企业人才流失的困境,已成为当今企业管理者应当关注的一大课题。
我国新制度经济学和现代产权经济学的创始人张五常曾说过:劳动和知识都是资产。每个人都有头脑,会作自行选择,自作决定。我要指出的重要特征是,会作选择的人与这些资产在生理上合并在一身,由同一的神经中枢控制,不可分离,跟这些资产混在一身的人可以发奋图强,自食其力,自我发展或运用,也可以不听使唤,或反命令而行,或甚至宁死不从。对人才流失的研究有利于丰富和发展人才流动理论和模型研究,其次从研究内容及研究对象来讲,从人才流失内在动因进行探讨,这对以往人才流失的研究范围是一个有力的补充。最后通过需求层次理论及战略式激励理论,研究企业应对人才流失的办法。
二、技术型人才的定义
人力资源是开发自然资源,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主动力量。发展经济的决定因素是人力资源而不是自然资源,其中人力资源中起决定作用的是人才资源。字典上对“人才”的解释是:有才识学问的人,德才兼备的人。参照国内关于人力资源方面的各种资料,一般对“人才”有这几种界定的范围:
(1)以学历层次为界限,把“大专及大专以上”的人界定为人才资源;
(2)以学位级别来界限,把“学士及学士以上”的人界定为人才资源;
(3)以职称为界限,把中级职称以上的人界定为人才资源;
(4)以奖励级别为界限,把获得某种社会公认的重要奖励(如市级、省部级以上等等)的人界定为人才资源。
技术型人才是指能利用自身所掌握的专业技术知识,为企业不断创造价值。技术型员工从事的并非简单的重复性劳动,而是能够在易变与众多不确定的环境中充分发挥个人的资质,来应对可能变化的情况,为企业技术研究的进步不断做出贡献。技术型员工是企业中的劳动者,这与一般意义上的“普通员工”没有本质的区别,但另一方面,技术型员工拥有专业的技术知识,其又有“资本性”的一面,因此,对于企业来说,技术型人才的管理就更具难度与挑战性。
企业的技术型人才具有稀缺性,一方面表现在一定时期内,由于专业人才的供给数量不足,导致企业间相互争夺;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人才呈现非均衡分布同时其价值难以按照市场化的标准来衡量,导致不同企业对于人才的开发培训具有相对的差异,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人才的稀缺。由于人才稀缺性,人才一旦流失很难找到一个同样的,因此会给企业带来巨大的损失。
三、技术型人才的流失现状
人才流失是企业中人才流动超过其合理限度的部分。人才流失是指企业中企业关键作用的人才非单位意愿地流走,或失去积极作用的现象,人才流失有显性和隐性之分。当今世界人才已不再属于某一个地区、某一部门或某一国家,人才属于整个世界,属于全人类。人才交流和信息交流将变得越来越重要,人才的流动对信息技术的交流与更新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当前全球化的形势下我国面对冲击最大的不只是产品市场、而且还有人才市场,经济的一体化使得人才竞争与人才流动国际化,全球作为一个开放大市场,人才流动市场化将势不可挡。
“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出走”,前者是水的运动规律,后者是人才流动规律。人才的流动除受各种经济规律制约外,有其自身的运动规律。由于社会发展的不均衡,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组织的经济、政治、文化以及科学技术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人们为了实现自身的价值,必然会离开不适合自己发展的地方,而选择适合自己成长与发展的环境,进而使自己的人生价值得到更好的实现,为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同时人才的流动过程也是一个相互学习的过程。
知识经济时代,人才具有更多的就业选择权与工作的自主决定权。不同的企业或部门之间,不同的地区或国家之间人才的流动已十分频繁,人才流动呈现出一种全球化、国际化的趋势。面对人才市场的竞争,小到一个单位,大到一个国家,人才的流入与流出应当是平衡的。否则,就会造成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单位之间发展的不平衡。然而,由于经济、管理、信息等各方面的差距,人才流动往往会出现失衡的现象。人才严重流失就是人才流动失衡的表现。在人才流动过程中,人才流失会严重影响和制约一个集体或一个国家的发展。不能“人尽其才,物尽其用”,不仅会造成人才的浪费,而且对发展造成不利的影响,其最终必然会导致人才流失。因此,在人才的流出与引进过程中,只有做到人人皆有用武之地,才会吸引更多的有识之士的到来,才能最终避免人才的流失。
零点调查公司、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危机管理课题组和中国惠普有限公司工作合作完成《企业危机管理现状》中指出,59.8%的国有企业中存在着人才危机,35.1%的国有企业认为人才危机对企业产生了严重的影响。
四、技术型人才流失对企业所造成的影响
根据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等完成的“企业危机管理现状”研究数据表明:
随着改革开放以及经济时代的到来,技术型人才成为企业、社会中的稀缺资源,也成为人才市场争夺的主要对象。技术型人才流失现象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类型企业中间具有不同的流动趋势。
地区流向:贫困地区-发达地区-中小城市-大中城市-核心城市,呈现出梯形分层流动。企业类型的流向:国有企事业-民营企业-外商合资企业-本土外商独资企业-新进入的外商独资企业。
在某管理咨询公司(睿仕管理咨询公司)2010年1月对683名被访者的在线调查发现,你与上司进行职业讨论的频率的调查显示,每3个月1次的占到15%,一年2次的占到17%,一年1次的占到30%,而从不与上司讨论的占到37%,同时调查还发现,绩效最优的组织比一般组织为员工创造的职业发展机会多近3倍。
社会对于技术型人才的高需求由于其自身的特殊性,因此其流动性一般比其他员工要高。人才资源成为当前企业最重要的资本,企业要想在经济全球化的市场竞争中谋生存、求发展,就必须依靠人才资源。人才资源的流动可以带来技术、资金、信息、管理的流动,而人才资源的流失会给企业带来巨大的危害。
(一)消极影响
技术型人才流失会迫使企业重置人才,产生大量成本。给企业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造成企业关键岗位的空缺,企业需要在尽量短的时间内招募到新的员工,并且通过培训,使得新员工能够尽快胜任工作,因此这就给企业增加了招募成本以及培训成本。同时新员工进入到企业中能够胜任工作、能否对企业忠诚,也都使企业的成本上升。
技术人才的流失会带走关键的技术,使得企业项目中断甚至会影响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损害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员工的离开会造成士气的下降,凝聚力减弱,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大了企业的管理成本。比如,一家科技企业想挖来一个技术总监,绝对不只是看中他的个人能力,一定还希望得到他的技术资料和开发管理经验 等;特别是掌握核心技术或商业机密的知识型员工的离职可能导致科技企业赖以生存的核心技术或商业机密的泄露。一旦发生这种情况,带给科技企业的将是极大的损失,尤其是当这些知识型员工跳槽到竞争对手企业或另起炉灶时,科技企业将面临严峻的竞争压力。
企业对人力资源更替成本的模型
人才的流失可能导致企业关键岗位的空缺。由于知识型人才掌握某种专门的技能,所以一旦他们离职,企业可能无法立刻找到可替代的人选,那么这一关键岗位在一定时期内会空缺出来,这势必影响企业的整体运作,甚至可能对科技企业形成严重的损害。
人才流失对企业声望会产生负面的影响。在当今商业资讯传递迅猛的时期,一个企业发生人才流失现象,不管人才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离开企业的,很快就会被媒体报道,再经过人们的不断传递,影响面不断扩大,一些不利于企业的言论就会自觉或不自觉的传开。一个不断流失人才的企业,在人们不清楚原因的情况下,将会造成多猜忌,各种传言,这些都将对企业精心塑造的形象带来损失。就流失员工自身来讲,一个员工主动离开一个企业,或多或少都存在对企业一定程度的不满,又少了在企业内部的约束,也不可能像在企业里一样,尽心尽力的维护公司的声望了。因此,他们在对外的交往中,可能自觉或不自觉的损害企业的声望。再者,企业声望的降低,也必然提高企业招聘与维护人才的成本。华为公司前员工另起炉灶,引出知识产权官司,经过媒体的不断报道,不能不说对华为公司从经营到声望造成了巨大影响。
(二)积极影响
正所谓“流水不腐,户枢不蠹”人才流动能够淘汰企业当中的不合格员工,引进高素质人才,适度的企业人才流动率能
够给企业带来生机与活力,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上提升了企业的工作效率,有利于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得到更好的表现。对于高新技术、管理具有很大的挑战,对于一个复杂的任务工作,需要不同专业的人才分工与配合,大家取长补短,相互启发,兼收并蓄,才能迎面挑战,因此专业人才的不断组合就促成了人才的流动。
五、企业应对技术型人才流失的办法
(一)招聘阶段
招聘程序要科学合理。企业的人力资源部门要根据岗位说明书,对应聘者进行全面细致的考察,例如员工的道德品质、工作能力、工作动机等。同时对招聘的岗位要有客观、真实地介绍,避免员工进入企业后产生心理落差。在招聘阶段通过合同约束来保护企业的机密,同时对关键岗位设置离职壁垒,例如离职一定期限禁止从事与本企业有直接或间接竞争的行业,或者承担一定的离职赔偿,通过增加员工离职成本在一定程度上防范员工的流失。
(二)培训阶段
通过讲座、参观、文化活动将企业文化扎根于员工心底,提高员工对企业的忠诚度。企业应当为员工在入职前制定长远的职位规划,因为如果员工对于自己的职位与职业生涯抱负以及个人预期的奋斗目标不相符,且很难有调整的机会的话,在日后就很容易产生“跳槽”的倾向。
(三)正式工作阶段
1.为员工构建沟通的平台。企业人才的如果在工作中如果存在不满,如果缺乏开放的沟通渠道,一旦不满淤积,就会萌生去意。特别是技术型人才,由于去其具有较强的工作能力以及自我意识,因此对于企业的不满会相对多一些。公司应当定期发放不记名调查表。及时了解员工对于企业、管理者的看法。
2.制定合理薪酬制度。定期对本地区、同行业进行薪资调查,获取一手的薪资信息,从而制定出符合公司又具有竞争力的薪资支付水平。以此来解决外部公平性问题,有利于避免人才的流失。同时,公司要给员工尽量提供具有挑战性的工作,因为旧国企的员工管理方式,会磨灭员工的斗志,特别是对于技术型人才来说,他们需要通过挑战性的任务来体现自己的价值。
人才之所以离开企业,是因为其自身发展与企业给予他的满足感不匹配。当新员工进入到企业中,首要考虑的是高薪酬,以此来满足自己在衣食住行上的需求。当物质需求逐渐得到满足后,企业人才便会寻找更高的追求,这时企业就需要在提供高薪酬福利的同时,只能出晋升、发展的机会,合理的薪酬体系包括岗位技能基本工资、灵活的奖金以及自助式福利体系构成。让企业人才通过这些方面,感受到自己在组织中的重要性,也更好地为企业的发展做出贡献。
3.满足技术型人才的多元化需求。由于技术型员工的教育程度、工作性质、工作方法不同于一般的员工,因此就形成了其特有的思维方式以及心理诉求。因此企业不但要满足技术型人才的高薪需求,还要提供能力提高与事业发展的机会。
4.开辟技术晋升渠道。为技术型人才提供公平、透明、动态的晋升机制,建立双轨制晋升通道,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人才流失的冲动。
(四)员工离职阶段
企业应当正确对待人才的流失,对于即将离职的员工进行正确沟通与记录,以此来分析和改善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漏洞,提高企业的整体素质。
企业就应当为人才提供方便之门,把他们视为终生的朋友和资源,并保持联络,使其“流” 而不 “失”。例如麦肯锡咨询公司为离职的员工建立花名册,形成特殊的“校友录”,以确保离职员工与企业始终能够保持紧密的联系。
由此可见,在经济发展的社会大潮中,人才流动是不可避免的,适当的人才流动对于推动经济发展有着积极的作用。企业既要保持一定的人员流动比例,又要有效地吸引、保留住技术型人才,使他们更好地为企业的发展壮大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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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北京市西城区房屋管理局)
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王丽娟.技术性贸易壁垒趋势及对策,2011(10):66-68.
一、企业文化的内涵、价值与战略定位
(一)企业文化的内涵
企业文化由四个因素、四个层次构成的一个完整体系。核心层的精神文化、中间层的制度文化、基础的物质文化、表层的行为文化均不可或缺。[1]从企业文化构成要素角度来看,既包括公司的惯例与风气也包括企业价值观以及企业英雄人物标志。从价值观和行为角度来看,其既包括信奉的思想也包括伦理规范。从经济性角度来看,其在企业竞争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二)企业文化的价值
优秀的企业文化对于企业而言具有重要价值。一是促进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提高。优秀的企业文化,促进企业内部技术创新,促进企业管理水平的提高,促进企业变革与发展,将价值观与准则内化,员工与企业依存关系加强,从而最终促进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提高。二是促进企业的可持续成长。通过企业文化,确认企业的核心价值观,在自我批评的过程中不断继承与延续,为企业发展指明方向,提供持续动力。三是有助于吸引并保留优秀人才。优秀的企业文化使员工拥有归属感,热爱企业,增强企业的竞争力。
(三)战略定位
企业文化决定着企业管理,也决定企业的内外部行为。企业文化的构建与作用的发挥,与价值取向、规章制度、管理行为密切相关,并作为以上种种的核心得以存在。因此,企业文化在企业中发挥着战略性作用。
企业文化不仅仅是物质文化、也是价值文化、制度文化等多层次文化构成的立体文化。因此,应该把企业文化放在一个战略的高度来定位,企业文化正确则企业战略正确,进而企业决策过程才具有正确的基础,企业才能被很好的管理。战略正确,各种人、事、物之间的关系才能被正确处理,进而才能变得协调。[2]这样才会变成员工、顾客、股东、管理层所信仰并遵守的行为准则。
二、台湾与日本企业文化的考察
(一)台湾企业文化
台湾企业文化受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影响,注重家族和人情。同时,台湾企业也善于借鉴先进的西方文化。虽然已经突破了家族界限,但是在台湾企业中,传统文化的精髓没有变,家族凝聚力在更大范围内,更深刻地发挥着重要作用。
1.“与众乐”:善待投资人的观念。传统儒家主张的“差等性”仁爱是家族企业与家族管理出现和发展的伦理基础,家族内部的人员更愿意聚合在一起,互帮互扶,所以台湾企业在创业初期大多由家族成员合力完成,由家族成员把持企业的发展。但仅靠家族内部成员已经难以满足企业发展的需要。“与众乐”的新观念被台湾企业家所接受。与“独乐”不同,企业将善待股东,使投资者和经营者同乐的理念贯彻在企业的经营过程中,形成合力,让投资人乐意持股和增股,不断支持企业的壮大。
2“以人为本”:注重员工关怀。台湾企业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根基,以儒家社会思想为基础构建企业文化,同时结合西方现代管理方法和管理技术,为台湾企业的永续发展奠定了深厚的文化基础。对于多数台湾企业来说,要建立多层次的关系,首先就是家族内部的关系,将管理权限和利润进行合理分配;其次是企业与股东之间的关系,使他们乐意长期持股并追资;再次是企业和顾客的关系,要把物美价廉的产品或者服务提供给顾客,使他们愿意长期选用本企业产品或者服务;最后是企业和员工的关系,使员工在和谐的企业环境中获得个人事业发展的平台,与企业共同发展、进步。
3.“兼济天下”:承担社会责任。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企业承担的责任不再仅仅是提供有价值的产品或者服务,还要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这与孟子提出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思想不谋而合。经营企业如果不能为社会创造财富,掌握社会财富却仅仅为了达成企业一己之利,那么,这种企业是目光短浅的,它的意义也就非常有限了,这样的企业注定是短命的。台湾企业乐意参加公益活动,有的捐款给本地学校和医院,有的捐款资助贫苦学生,有的常年扶贫。企业的公益行为会使员工滋生强烈的自豪感和归属感,使员工更加去用心对待自己的企业。
4.“绿色形象”:重视绿色管理。近年来,台湾企业倡导绿色设计,采用先进技术,清洁生产,推动ISO14000;绿色管理正是台湾企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的表现。[3]台湾企业管理文化高度融合了中西方文化,讲究企业与社会的和谐,既满足了企业营利的目的,又为社会创造了一定的价值。台湾很多企业能够把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有机结合起来,为社会创造了更大的、更深远的社会效益,为其他企业树立了楷模。
(二)日本企业文化
日本的企业文化中引入了禅宗思想,强调守业、敬业,依靠劳资同权,形成企业凝聚力。
1.“心知佛”:注重恪守企业即成佛。日本战国末年的铃木正三将禅宗思想引入日本的经营管理之中,主张“心知佛”。“是法平等无有高下”,铃木强调“众性平等”,任何职业皆为佛行,人人恪守其业,各敬其业;松下、索尼、丰田、日立等公司是日本式企业管理的典型代表,也代表了一N企业文化现象,极具宗教色彩。[4]同样,绝大多数中小企业也将极具宗教色彩的经营理念渗透到公司的管理之中。他们认为向顾客提供的是不仅仅是有价值的产品,更是一份满意,是从心里珍惜的难得的缘分,这已经在日本企业界达成了共识。
2.“劳资同权”:调动员工积极性。劳资同权的“命运共同体”是日本企业文化的基础,也形成了日本企业特有的凝聚力。这种“命运共同体”的文化基础是企业不仅属于股东,更属于从业人员,把公司所有员工的利益、使命、责任结合在一起。这种“集团主义”的企业文化内涵极大地调动了从业人员的积极性。
综上,台湾企业文化中对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视与传承,日本企业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借鉴、创新对于我国企业文化的建设均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三、我国企业文化的建设路径
(一)我国企业文化建设应注重“五个转向”
1.企业文化从“照搬照抄”到“学习借鉴”。中国企业文化建设的时间短,在建构初期喜欢“学习经验”,全盘否定或者全盘接受。但是不同时期,不同企业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如果不考虑企业自身的特点盲目照搬照抄别人家的经验,难免会出现排斥现象,不但不能解决企业自身面临的问题,不能促进企业的发展,甚至会造成企业的混乱。随着我国企业文化建设经验的积累与教训的总结,中国企业无论是对于优秀传统文化还是先进的外来文化都抱着学习借鉴的心态,结合企业自身特点有选择性地吸收借鉴,使文化建设为企业的长远发展提供支持。
2.企业文化从“老板化”转向“团体化”。企业在创业初期更多依靠创业者的智慧与能力,所以逐渐形成企业文化“老板化”,老板在企业的创立、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企业的命运往往系于一人之想法。但是老板的个人意志有时难免有失偏颇。唯老板是从,员工不愿或者不敢表达自己的想法,员工在企业中没有归属感与主人翁意识,这样的企业极其容易因为决策失败或内部涣散而陷入困境。随着规模的扩大以及面对的问题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企业文化应从“老板化”专项“团体化”,在做决策之时,要集思广益,鼓励各个阶层、各自专业领域内的员工为企业献计献策,他们所提建议会更加贴合企业实际,也更加科学,企业依此所作出的决策才更加科学、高效。
3.企业文化从“短期化”转向“长期化”。企业文化构建初期,很多企业在还不明确企业文化是什么,没有明确企业自身定位,没有明确企业文化在企业发展过程中应起到什么作用,没有试错,没有修正的情况下就构建了一套并不实用的企业文化。企业文化能够增强企业的软实力,和硬件相比较,企业文化对于企业的长期、稳定发展可能更具决定性。企业文化要“长期化,”只要企业存在,企业文化就应处于构建期。
4.企业文化从“形式化”转向“实质化”。企业文化应该被企业中所有人所认可、在企业的日常管理中被贯彻。企业面临重要抉择时,企业文化往往最终决定着企业未来的走向,因为,企业文化决定着企业最看重的价值是什么。一般商事企业将营利作为其最终目的,营利与否,营利多少是他们做决定的最终依据。而社会企业则将公益性作为其最终追求,营利只是为了更好地实现其公益目标,是否有利于实现其公益目的才是他们做决定的最终依据。当企业文化从“形式化”转向“实质化”时,企业文化才会最大限度地发挥其作用,企业才会沿着其目标得到永续发展。
5.企业文化从“片面化”转向“系统化”。一个企业是一个复杂的系统,企业文化就相当于这个系统的大脑,需要系统地考虑与构建,不仅要考虑物质文化,使每个企业中的人都能从中获益,使员工真正认同企业文化,愿意为实现企业的发展目标而努力。既要让企业价值观被企业人所接受,又要让企业文化有合理的实现途径与方式,让企业文化真正能把企业人聚拢起来,让企业文化渗透到一个企业的方方面面,最大限度地发挥其作用。
(二)我国企业文化建设应注重“五个链条”
1.企业文化中的制度观:“公平性―激励性”链。企业制度观是企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企业制度目的是为了约束人、激励人,公平性与激励性是必须兼顾的两方面不同要求。企业制度的激励性是指企业制度能够激发员工与组织保持一致的目标,保持实现企业与自身共同愿景的自主性和积极、主动性。公平性包含着公开和公正两层含义。[5]激励性与公平性是一对矛盾体,企业应该根据自身特点,选择适合自己生存发展的“公平性―激励性链”。企业的制度文化要发挥作用,就要真正贯彻执行,管理层尤其要起示范作用,还要完善实施和监督机制,时时、事事都按照规章制度来实施。
2.企业文化中的价值观:“价值观―共同愿景―核心竞争力”链。家族凝聚力以血缘和亲情为基础,有很强的生命力。如能将家族凝聚力转化为企业文化,树立“企业―家”的观念,使企业成为所有员工的家,每个员工如同家族成员一样,存在自我约束、自我牺牲、自我合作的精神。企业文化的深层意义在于它将企业所信奉的原则、守则、最终目标内化为企业及企业每位员工的内心,每个员工都对自己企业的价值观的实质有了全面而深刻的理解,并逐渐产生丰富而深刻的情感体验,会以企业文化来衡量自己的行为是否合乎要求,来决定自己的作为,将企业的未来与自己的未来相关联,将企业的愿景作为自己的愿景。当一个企业所有人都在为一个共同的愿景而努力时,也就形成了企业的核心竞争链。
3.企业文化中的利益观:“员工―顾客―企业相关利益者”链。追求物质财富是传统企业的终极目标,却忽略了人,这一最重要的资源与财富。通过对台湾与日本企业文化考察可知,现代企业要想获得长足的发展,就必须重视人,重视企业员工,[6]重视利益相关者,建立员工向导型“员工―企业”理念,除了物质激励以外,还要加强对员工的精神激励,打破“血缘、地缘、情缘”为核心的用人理念,[7]与员工进行信息沟通,了解员工,将员工的发展作为企业的职责所在。拥有高素质、高忠诚度的员工是企业最大的竞争优势。如果说员工是企业生存与发展的内在动力,那么顾客可能是影响最大的外部推动力,因为企业的所有产品或者服务最终都要接受顾客的考验、评判。除此之外,债权人、供应商等交易伙伴,以及政府部门、本地居民、媒体、自然环境等等利益相关者都与企业的生存发展密切相关,[8]企业文化应该关照到,考虑到他们的利益需求,形成企业员工――顾客――企业相关利益者相互影响与制约的利益观。
4.企业文化中的关系观:新的“顾客―企业”链。台湾与日本的企业文化中非常注重“顾客”的地位与感受。“顾客是上帝”,这句话很贴切地说明了顾客对于企业生存与发展的重要性。如何在顾客的个性化需求高涨和企业产品差异越来越小的现代市场环境中赢得更多、更忠诚的顾客直接影响着企业的市场占有份额。美国管理学家阿德里安・G・斯莱沃茨基提出企业管理视角要从“内视型”像“外型”转移,以市场为导向,[9]重视顾客的需求,强化服务客户的意识。企业文化要建立新的“顾客―企业”链,强化员工对客户的服务意识,建立高效的客户服务部门,及时反馈客户的意见并进行跟踪处理。
5.企业文化中的经营观:“诚信―协作共赢―创新”链。单一地以利润为目标导向的经营观已经不能适应新的市场环境,企业的着力点不应仅仅停留在自身利益。企业要想取得长足的发展,应以“诚信―协作共赢―创新”的经营观建构追求利润的合理性基础。台湾与日本的企业文化也表明了这一点。诚信是企业立足之本,是赢得大量、忠实客户的根本。企业内部员工秉持共同的愿景与共同的原则,发挥各自的专长,相互协作,和企业共同成长进步,并在自身提升与满足客户个性化需要、应对新的市场环境的过程中不断进行创新,使企业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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