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管理论文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农业管理论文，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二、农业企业盈余管理动机

（一）内部动机

1、农业行业弱质性的特点。

农业对自然高度依赖，容易受到自然风险与市场风险的双重影响，加之基础薄弱，使得农业具有弱质性。尽管政府极其重视与支持农业的发展，投资周期长以及投资利润低下、多元经营决策失误、主营业务衰退等问题，使得农业企业整体业绩欠佳，因此农业企业的管理层为了提升业绩或者面对监管的压力有充足的理由进行盈余管理。因而，可以认为农业行业自身的弱质性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盈余管理的发生。

2、农业企业筹资困难。

农业企业筹资主要有内部筹资和外部筹资两种方式。内部筹资主要是利用自有资金。自有资金的持有数量主要取决于经营业绩，我国农业企业投资利润低，整体业绩表现欠佳，自由资金的利用程度是有限的。外部筹资主要是债务筹资，包括发行债券、股票或者银行借款等方式。不论是发行债券还是发行股票，我国相关法律都有相关规定，尤其是对净资产收益率有严格的限制。对于投资利润低、总体经营业绩欠佳的农业企业来说，外部筹资的难度也是显而易见的。因此，筹资困难是农业企业盈余管理的动机之一。

（二）外部动机

1、政府优惠政策的诱导。

农业作为国家的基础产业，不仅关乎老百姓的生存问题，还决定着二三产业的发展，因而中央和地方政府对农业的发展都给予高度支持，如：税收减免、出口贴息、财政补贴等。然而获得政府的支持是有条件的，根据国家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关于印发《关于2013年农业综合开发产业化经营财政补助项目申报评审工作的通知》，对经济林及设施农业种植、畜禽水产养殖基地项目，农产品加工项目，储藏保鲜、产地批发市场等流动设施项目实行财政补贴政策，扶持对象为对农民增收带动作用强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社。为了获得政府补贴，农业企业必然会利用盈余管理来弥补企业自身不足之处。

2、相关法律法规的不健全。

在我国，公司进行上市必须遵循相关的规定，只有满足了各项规定的公司才能挂牌上市。具体要求包括：上市公司必须保持连续三年盈利，三年累计净利润超过3，000万，三年累计净经营性现金流量超过5，000万或累计营业收入超过3亿元，且无形资产与净资产比例不超过20%，过去3年的财务报告中无虚假记录。因此，上市公司有理由通过盈余管理操纵业绩以满足上市要求。农业企业也不可避免的为了能够上市而进行盈余管理。

篇2

这里我们并不想对上述两种观点进行评判，而只是想说，既然同一段话可以做不同的解释，一种思想也完全可能产生不同的影响，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就好比小孩子看《红楼梦》里面尽是吃喝玩乐，青年人看《红楼梦》里面尽是谈情说爱，中青人看《红楼梦》里面是钩心斗角一样。要研究儒家思想对于传统科技的影响，关键应该看被影响的对象是如何做出反映的。正如儒家思想在不断变化一样，传统的知识分子对于农业的态度也并非是一成不变。本文的主人公（1811—1872）对于农业的认识可能就与孔孟有所不同。

出身农家，农业在他一生的经济和精神生活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即便是后来他做了大官，无需躬耕以足衣食，可他并没有因此而忘怀稼圃，戎马倥偬之余，他也采用家书的方式一再教导子弟重视农业生产。咸丰十年（1860）闰三月初四日给纪泽（1839—1890，长子）的信中提到：

昔吾祖星冈（曾玉屏，1774—1849，祖父）公最讲求治家之法：第一起早；第二打扫洁净；第三诚修祭祀；第四善待亲族邻里……此四事之外，于读书、种菜等事尤为刻刻留心。故余近写家信，常常提及书、蔬、鱼、猪四端者，盖祖父相传之家法也。尔现读书无暇，此八事纵不能一一亲自经理，而不可不识得此意，请朱运四先生细心经理，八者缺一不可。

同月二十九日在与其弟澄侯（曾国潢，1820——1885，次弟，行四）的信中也提到：

余与沅弟（曾国荃1824——1890，四弟，行九）论治家之道，一切以星冈公为法，大约有八字诀。其四字即上年所称‘书、蔬、鱼、猪’也，又四字则曰‘早、扫、考、宝’。……星冈公生平于此数端最为认真，故余戏述为八字诀曰：书、蔬、鱼、猪、早、扫、考、宝也。

以后“八字诀”多次出现在的家书之中。

有时，也会把其中与农业有关的几件事单独提出来，叮嘱再三。同治五年（1866）六月二十六日在给纪泽、纪鸿的信中提到：

尔等亦须留心于莳蔬养鱼，此一家兴旺气象，断不可忽。

同年九月十七日又向纪泽、纪鸿（1848—1881，次子）再度重申：

家中外须讲求莳蔬，内须讲求小菜。此足验人家之兴衰，不可忽也，此谕。

对自己的兄弟也是如此要求。咸丰八年（1858）七月二十一日于在给澄、季（曾国葆，1828——1863，五弟）两弟信中写道：

家中种蔬一事，千万不可怠忽。屋门首塘养鱼，亦有一种生机。养猪亦内政之要者。下首台上新竹，过伏天后有枯者否？此四事者，可以觇人家兴衰气象，望时时与朱见四兄熟商。

同年八月二十二日的信中又写道：

家中养鱼、养猪、种竹、种蔬四事，皆不可忽。一则上接祖父以来相承之家风，二则望其外有一种生气，登其庭有一种旺气。虽多花几个钱，多请风个工，但用在此四事上总是无妨。

同年九月二十八日的信中再次提到：

押韵之‘书蔬鱼猪’，不押韵之‘竹’，千万留心一一培养。……县城菜园之人，似尚须请来治菜畦，一切究竟在行些。

事情就出在花钱请人种菜上面。尽管一而再，再而三地教导自己的子弟要种蔬、养鱼、养猪，但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兄弟之间却存在分歧。咸丰十一年（1861）四月初四日字谕纪泽，提议从省城用重价雇人至家种蔬，他说：

乡间早起之家，蔬菜茂盛之家，类多兴旺。晏起无蔬之家，类多衰弱。尔可于省城菜园中，用重价雇人至家种蔬，或二人亦可。其价若干，余从营中寄回，此嘱。

不料他的建议却遭到了一直在家料理家务的澄弟的反对。澄弟的意见如何不知，但从的反映来看，兄弟间的斗争还是很激烈的。咸丰十一年五月十四日，致澄弟家书写道：

省城雇一种菜之工，此极小之事，弟便说出许多道理来，砌一个大拦头坝。向使余在外寄数万金银，娶几个美妾，起几栋大屋，弟必进京至提督府告状矣。

何以要如此坚决地从省城用重价雇人至家种蔬呢？城乡之间的蔬菜种植水平的差异是其中重要的原因，他在与弟书继续写道：

乡间种菜全无讲究，比之省中好菜园，何止霄壤！余欲学些好样，添些好种，故令纪泽托在省雇工，弟可不必打破耳。

两个月后，再写信给澄侯四弟，问：

家中雇长沙园丁已到否？

虽然大部分时间不在乡间务农，但对于农业生产的关注和实践，使他对于某些农业生产技术，也有了自己的心得，并能将之运用于生产之中。咸丰八年九月二十八日，在给澄侯、季洪两弟的信中提到：

押韵四字，蔬菜茂盛，此是一家生意。细塘上之横墙不筑尽可，下首须雄过上首，此吾弟之老主意，兄亦颇主此说。且有菜无淤，亦是罔济，淤亦押韵字也。

这是就菜园周边环境和施肥所提出的见解。咸丰十一年六月二十四日在给纪泽的信中又提出了一个菜园布置之法：

省城园丁来家，宜废田一二丘，用为菜园。吾现在营课勇夫种菜，每块土约三丈长，五尺宽，窄者四尺余宽，务使耘者及摘蔬之时，人足行两边沟内不践菜土之内。沟宽一尺六寸，足容便桶。大小横直，有沟有浍，下雨则水有所归，不使积潦伤菜。四川菜园极大，沟浍终岁引水长流，颇得古人井田遗法。吾乡老农虽不甚精犹颇认真，老圃则全不讲究。我家开此风气，将来荒山旷士，尽可开垦，种百谷杂蔬之类。如种茶亦获利极大，吾乡无人试行，吾家若有山地，可试种之。

对于竹木的种植密度也有自己的见解。他在同治三年（1864）四月二十四日给澄弟的信中提到：

黄金堂下手之竹，务须大删，每二尺宽乃可留一根。柞树尤宜多芟，否则愈密愈不长也。

他自己对于农业生产深有体会，并能把这种体会，来用解释读书时所遇到的问题。古文中有“涵泳”二字，左思《吴都赋》：“#鼊鲭鳄，涵泳乎其中。”唐韩昌黎集十四禘祫议：“卧生遭圣明，涵泳恩泽，虽贱不及议而志切效忠。”《朱子语类》五‘性理二’：“此语或中或否，皆出臆度，要之未可遽论，且涵泳玩索，久之当自有见。”《陆象山语录》：“读书切戒在慌忙，涵泳工夫兴味长；未晓不妨权放过，切身须要急思量。”涵泳二字对多数读书人来说，也许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在咸丰八年八月初三日写给纪泽的一封家书中提到：

涵泳二字，最不易识，余尝以意测之。曰：涵者，如春雨之润花，如清渠之溉稻。雨之润花，过小则难透，过大则离披，适中则涵濡而滋液；清渠之溉稻，过小则枯槁，过大则伤涝，适中则涵养而勃兴。泳者，如鱼之游水，如人之濯足。

又如“穜種”二字，在咸丰十年四月初四日给纪泽的信中提到：

尔问穜種二字。此字段茂堂辩论甚晰。穜为艺也（犹吾乡言栽也、点也，插也），種为后熟之禾。诗之‘黍稷重稑’，《说文》作‘種稑’。種，正字也。重，假借字也；穋与稑，异同字也。隶书以穜種二字互易，今人于耕穜，概用種字矣。

从中也可以看出，对于农业是有相当了解的。

原本是个读书人，尽管他出自农家，但在传统的中国社会中，读书的目的便是“跳农门”，所谓“学而优则仕”。仕就是做官，从事治国平天下的大事，而农业则一般被视为小人之事。最典型的就是前面提到的孔子鄙樊须的故事。自樊须之后，中国知识分子都不愿轻易地谈论有关农业的问题，更不愿意躬亲农耕，或从事与农业有关的研究和著述，以远小人之嫌。以致于在整个中国古代出现了一种“农者不学，学者不农”的现象。这就极大地影响了农学的发展，明代马一龙在谈到他著《农说》的宗旨时说：“农者不知道，知道者又不屑明农，故天下昧昧不务此业。”而一些从事农业研究和著述的人则往往有一种“作贼心虚”的感觉。

贾思勰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在提到《齐民要术》的写作宗旨时，说“鄙意晓家童，未敢闻之有识，故丁宁周至，言提其耳，每事指斥，不尚浮辞。览者无或嗤焉。”这虽然可以看作是贾思勰的谦虚之词，但自谦中流露出了自卑的心态。这种因自卑而怕人耻笑的心态，在后世一些农学家身上也得到了反映。如，唐韩鄂在《四时纂要》“序”中说到，该书“虽惭老农老圃，但冀传子传孙。仍希好事英贤，庶几不罪于此。”可见当时人们鄙农的思想并未消除。而诗文更受人们的欢迎，读书人热衷于“诵短文，构小策，以求出身之道”。

宋朝的情况较之唐代要好些，但士大夫们仍然是“以耕桑之事为细民之业，孔门所不学，多忽焉而不复知，或知焉而不复论，或论焉而不复实。”宋代虽然出了不少花谱一类的著作，但这些著作无论是作者本人，或是当时的人都不把它当作农书，有哗众取宠之心，而无实事求是之意，“近时士大夫之好事者，尝集牡丹、荔枝与茶之品，为经及谱，以夸于市肆。”至于“农者，政之所先。而稻之品亦不一，惜其未有能集之者。”正如陆游有诗云：“欧阳公谱西都花，蔡公亦记北苑茶，农功最大置不录，如弃六艺崇百家”。只是后来有了曾安止爷孙俩的出现才打破了这种局面，为谱录类著作中增添了《禾谱》和《农器图谱》两书。

当然，鄙视农业，看不起农民，这也可能并不是中国特色，而是人类的一种通病。法国著名的遗传育种学家法布尔（J.H.Fabre）就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历史赞美尸骨累累的战场，却不屑于谈论人们赖以生存的农田；历史知道皇帝私生子的姓名，却不能告诉我们小麦是从那儿来的，这就是人的愚蠢之处。”但根植于中国文化的儒家思想对于这种愚蠢是负有责任的。

但我们在承认传统中国“农者不学，学者不农”这样一个基本事实的前提下，也必须看到在这样一个大的历史背景下所发生的一些变化。这种变化可能与科举制度的形成有关。科举制度形成之后，使得一些读书人不得不面临考场失利之后，自身的生计成了问题。于是唐时便有人说：“夫治生之道，不仕则农。”农业成为人生的第二志愿。唐代诗人陆龟蒙在科场失意之后，便选择了躬耕垂钓的生存方式，宋人陈旉也以“种药治圃以治生”。可以说，科举制度形成之后，士人务农的例子多了起来，但这并非是自觉自愿。

士人对于农业的态度随着理学的兴起而发生变化。理学标榜“穷天理、明人伦、讲圣言、通世故”，关注的是社会问题，但他们提出了“格物致知”，“即物穷理”的口号，并运用于自身的实践当中。农业生产也就成为格物穷理的一个方面，他们开始有意识地参与其中，并研究一些与之相关的理论与技术问题。如朱熹在任南康军（今江西省星子县）地方官时，针对当地农业生产中存在的技术问题，了劝农文，提出了一系列相应的技术措施。宋学家陆九渊（1139-1193）就对自家水稻增产的经验做过总结。明末清初程朱理学的继承人陆世仪在谈到自己涉猎农事的心路历程说：“自甲申、乙酉以来，教授不行，养生之道几废。乙酉冬季，学为贾，而此心与贾终不习。因念古人隐居，多躬耕自给。予素孱弱，又城居，不习田事，不能亲执耒耜，但此中之理不可不略一究心。虞九江兄向有水四在西郭，已躬耕有年矣，为予略说其概。予有薄田二十亩，在二十三都，佃甚贫，不能俱种。予乃出工本买牛具，自往督而佐之。一则古人省耕、省敛之方；一则稍欲涉猎其事，以验农田水利之学也。”从中可以看出，象陆世仪这样的理学家涉猎农事，有不得已的一面，也有一定程度的自愿。这也就是他们在农学上取得一定成就的原因。陆世仪著作多种，《思辨录》为其代表作，书中“修齐篇”的一部分讲述了区田种法，亦算是有所发明，其中尤以对农业中的三才理论阐述最为值得称道。清初张履祥作《补农书》也受到了理学的影响。张本人就是一个著名的理学家。他的弟子陈克鉴在“《补农书》引”提到：“农书之补，何为而作也？昔吴康斋先生讲濂、洛、关、闽之学，而隐于农，率弟子以躬耕。先生慕而效之。读书馆课之余，凡田家纤悉之务，无不习其事，而能言其理。谆谆以耕读二字教后人者，于《初学备忘》、《训子语》中载之备矣。”著有《豳风广义》、《修齐直指》、《知本提纲》等的农学家杨屾也曾受到与孙奇逢、黄宗羲并称“三大儒”的李颙（二曲）的影响。

理学虽然部分地改变了人们对于农业的态度，但整个社会对于农业根深蒂固的观念并没有根本的改变。对大多数人来说，从事农业是一项不体面的职业。时代就是如此。道光四年（1824）吴邦庆在为农书《泽农要录》所作序中指出：“古无不学之农，……亦少不农之士。后世农勤耒耜，而士习章句，判若二途。故农习其业而不能笔之于书，士鄙其事而末由详究其理。”一般读书人对于农业还是不屑一顾的。

是个大人物，用梁启超先生的话来说，“曾文正者，岂惟近世，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惟我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孟子说：“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以这样的大人，何以要念及小人之事呢？原因有三：

一是家教。曾家从其祖父曾星冈开始便以耕读为治家之法。曾星冈年少时虽然也沾染过不少“游惰”习气，引起一些人的讥笑，但自35岁起立志自责，苦心致力于农事。他居枕高嵋山下，见到“垄峻如梯，田小如瓦”，觉得不便耕作，便领着耕夫“凿石决壤”，“开十数畛而通为一”。与此同时，他又精心钻研水稻和蔬菜栽培技术及管理方法。为了增加收入，他“入而饲豕，出而养鱼”，一年四季，“彼此杂职”，无有空闲。他曾对等孙辈说：“凡菜茹手植而手撷者，其味弥甘；凡物亲历艰苦而得者，食之弥安也。”这种亲耕劳作的观点，对于兄弟的影响是极其深刻的。从给子弟的家书中即可以看出这点。

二是理学。重视农业虽然出自家传，也是受理学的影响所致。在京中时，追随唐鉴、倭仁等人讲习理学。唐鉴号称理学大师，在京城士林中声望较高。他告诫，读书“当以《朱子全书》为宗”，“此书最宜熟读”，可以当作自己学习的课程，“身体力行，不宜视为浏览之书”。朱子等理学大师对农业的认识与重视，肯定会对产生影响。是一生尊奉程朱理学，以“理”为世界万物之本，同时极其重视经国济世之学。

三是认识。在继承前人的思想之上，也有所发展。如果说，唐宋士人将农业看作是治生之道，宋明理学认为是格物所需，则将农业看作是持家之道，他是从家族的兴衰来看待农业问题的。他在道光二十九年四月十六日给他的几个弟弟的信中写道：

吾细思：凡天下官宦之家，多只一代享用便尽，其子孙始而骄佚，继而流荡，终而沟壑，能庆延一二代者鲜矣。商贾之家，勤俭者能延三四代；耕读之家，谨朴者能延五六代；孝友之家，则可绵延十代八代。我今赖祖宗之积累，少年早达，深恐其以一身享用殆尽，故教诸弟及儿辈，但愿其为耕读孝友之家，不愿其为仕宦之家。

咸丰四年四月十四在给四个弟弟的信中提到：

吾家子侄半耕半读，以守先人之旧，慎无存半点官气，不许坐轿，不许唤人取水添茶之事，其拾柴收粪等事项一一为之，插田莳禾等事亦时时学之，庶渐渐务本而不习于佚矣。

八月十一日的信中再次嘱咐：

子侄除读书外，教之扫屋，抹桌凳，收粪，锄草，是极好之事，切不可以为有损架子而不为也。

同年早些时候，曾手写过一副由其父曾麟书亲自撰写的一幅对联：

篇3

华北地区的二年三熟制，有人认为出现于两汉，形成于后魏[1]。也有人认为始于唐代，但到明清时期才形成一种基本的耕作制度[2]。其实，直到明末清初，二年三熟制始终未能成为华北的种植制度的主要形式。王象晋在《群芳谱》中说：“凡田，来年拟种稻者，可种麦。拟种棉者，勿种，……若人稠地狭，万不得已，可种大麦、裸麦，仍以粪壅力补之，决不可种小麦。”很明显，能够种植水稻、棉花的地区，是华北平原气候、水利条件较好的地带。然而据王象晋所说，二年三熟制尚不普遍，其实行的障碍是肥料问题。

华北地区的自然条件远比南方差，农民很难以自己的土地以外获得草木灰、河泥等肥料。而华北的社会条件—商业性农业不发达和作物收益性低，又限制了人们购买肥料使用的可能。因此，为了解决肥料问题，北方农民创始了绿肥作物与粮食作物的套种制。徐光启在《农政全书》中指出：“凡美田之法，绿豆为上，小豆胡麻次之，率皆五六月中骥种。七月八月犁掩杀之。为春谷田，则亩收十石。”可见，在那时为了解决肥料问题，是以牺牲一熟为代价的。

华北地区实现二年三熟的另一个障碍是劳动力问题。这一问题可从明代耿荫楼在农书《国脉民天》中提出的“亲田法”得到说明。耿荫楼在天启、崇祯年间在山东临淄、寿光做知县，他认为：“青齐地宽农惰，种广收微。”耿荫楼还认为，一户人家是种不了百亩耕地的。耕作时，应把其中的八十亩照粗放经营方式耕种，其余二十亩则精耕细作。如果年成丰稳，这二十亩的收获必比粗放经营的八十亩高出数倍。据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引王家宾《青州府志序》，青州的民户三十万，耕地为十三万六千顷，以户量地每户平均45亩。青州在明代是人均耕地面积较少的地区。以万历六年（1578）为例，北直隶每户平均耕地为115.79亩。河北与北直隶接近，为117.14亩。山东为45亩[3]。这些省的户均耕地面积都或等于或超过青州，自然都属于“种广收微”的粗放经营之列，是不可能普遍实行二年三熟制的种植制度的。

此外，从人地关系的发展来看，当农民还有大量垦殖荒地的可能性时，是不会以实现二年三熟来提高复种指数的，而明代的情况正是这样。据《天下郡国利病书》转述明末一河南地方官的话说，河南各府中开封、汝宁、归德、南阳等府，明初因荒芜严重，税粮最轻，经过多年垦辟，“各府之荒芜，皆尽开垦”。北直隶各府的土地，根据《畿辅通志》卷三十二亩赋志所载数字累计，万历年间实丈亩数是492，564顷。比弘治十五年净增222，859顷，增长了八成[4]。山东各府耕地增长的全面情况资料不足，从兖州、东昌两府看，其耕地的增长亦属可观。兖州府辖济宁州，旧额粮地4000余顷，嘉靖二十四年丈量后，增加三倍[5]。郓城县耕地增长，根据崇祯年间县志记载，嘉靖年间耕地竟是明初的十二倍[6]。华北地区耕地面积增长如此之速，而未垦荒地尚多。嘉靖《山东通志·风俗篇》说，明朝“承平百余年，休养生息，济、东、兖颇称殷庶，而登莱二郡、沂济以南土旷人稀，一望尚多荒落。”说明华北地区垦殖的潜力还是很大的，较多的劳动力流向垦荒，必然使原有耕地劳动力更加不足，只能实行粗放经营，根本谈不上实行二年三熟的种植制度，提高复种指数。

[1]万国鼎：《农史文献中所见的农作制》，《中国农报》，1962年第2期。

[2]闵宗殿、董凯忱、陈文华：《中国农业技术发展简史》第109页。

[3]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乙表32，明洪武、弘治、万历三朝每户每口平均亩地数。

[4]从翰香：《十四世纪后期至十六世纪末华北平原农村经济的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3期。

[5]从翰香：《十四世纪后期至十六世纪末华北平原农村经济的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3期。

[6]从翰香：《十四世纪后期至十六世纪末华北平原农村经济的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3期。

清代二年三熟制的发展

雍乾之际，二年三熟制开始在华北发展起来。至乾隆中期，二年三熟制在华北已较为普遍。在《宪庙朱批谕旨》中有大量关于直隶、河南、山东“收获之地布种二麦”以及“麦收之地……耕犁布种晚谷秋豆”[1]的记载。二年三熟制得以在清展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是种麦的普及。由于受自然条件的限制，北方冬季能够在田间越冬的作物主要是小麦。所以，在二年三熟制复种组合中不能不以小麦为主作物，然而再根据麦收之后积温的多少与生长期的长短来搭配其他作物。因此，华北二年三熟制的普及程度也就取决于种麦的普遍程度。雍正乾隆年间，华北各省大力提倡种麦，如“直隶各州县凡高阜之处以及次等洼地悉皆播种冬麦，比旧甚广，滋长发生，青葱遍野。”[2]顺德、广平、大名三府州县“种二麦者十居八九”[3]。“东省农务麦田最关紧要”，“各属种麦甚广”[4]。至于河南，“产量唯二麦为最广”[5]。清政府鼓励农民种麦，是和推广二年三熟制联系在一起的。乾隆二十二年六月，司农司奏请饬令地方官查明瘠薄地亩只令种麦时，遭到了乾隆皇帝的驳斥：“地脉肥瘠不同，其播种所宜应听农民相地土之宜自为布种，可两熟者，农夫必不甘只令一熟，其只可一熟者，亦不能强之再种”[6]。这也从侧面说明当时推行二年三熟制已经相当彻底了。

其二是肥料问题的解决。为了解决肥料不足与二年三熟制的矛盾，北方农民采用了以粪肥代替绿肥的办法。粪肥的应用同人口的数字成正比。珀金斯在《中国农业的发展（1768-1968）》一书中曾指出：“在明代后期，浙江北部嘉兴府施到地里的粪肥，恰好同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华南的同一数值相同。那时候，该府人地比率也与三十年代整个华南的人地比率大致相同，大概在人口稀少地区，施用粪肥的数量要少得多。”《致富奇书广集》曾说“北方不能用（人粪尿）”，实际上是由于清初北方地广人稀，而人粪尿来源不足，才得不到相应的重视。这种情况到清代中期才大为改观。十八世纪刊行的北方农书《知本提纲》把肥料分为十类，把人粪归入好的肥料中的第一等，而把绿肥归为一般的最下等。当时山东农书《农圃便览》也有“人粪为上”的提法，可见，这时人粪已取代了绿肥的地位。北方农民还大力饲养畜力牵引大型化所必须的耕畜和中小家畜，以此来获得大量的畜肥。我们从康熙末年行刊的《教稼书》中可以了解到，山东的富盛之家，每年都可以从铺满地砖、深达丈余的大肥料坑中生产出大量被称作“池发粪”的肥料，随着耕畜比例的提高，家畜所具有的肥源性质就更明显了。养猪也大量地发展起来。据蒲松龄《农桑经》可以看出当时山东流行地主强迫佃农养猪以取得肥料的作法。畜肥的增加和随着人口增加而来的人粪的增加，解决了华北肥源不足的问题，使华北的二年三熟制迅速发展起来。

其三是人口的压力。清代的人口问题自康雍之际已见端倪，但真正因人口问题而造成经济压力，还是在乾隆以后。从雍正二年至乾隆十八年，直隶人口由3406843人激增至9374217人，净增175.16%；山东人口由2278305人激增至12769872人，净增460.50%；河南人口由204917人激增至7114346人，净增247.14%；而人均耕地却分别降至7.01亩、7.6亩和10.16亩[7]。人口的激增和人均耕地的剧减造成了粮食供给不足，粮价不断上涨，驱使农民大量开垦荒地。但是，靠垦荒来增加耕地的可能性必定是有限的，因而进一步提高土地的利用率就成为减缓人地矛盾的有力措施。另一方面，人均耕地的减少也为实行二年三熟制准备了充足的劳动力条件。顾炎武在《日知录集注》水田注中说：“一夫之力，可耕旱地三十亩。”蒲松龄著的《农桑经》也说：“大约春秋田三十亩，必用一人。”尹会一在《敬陈农桑四务疏》[8]中以此作为精耕细作、兼收倍获的标准。按每户七口二丁计算，至此，直隶、山东、河南都达到和接近了这个水平。二年三熟制正是在这一时期迅速发展起来。

[1]雍正十二年五月十九日山东巡抚岳睿奏折，《宪庙朱批谕旨》第15函，第5册，第32页。

[2]《宪庙朱批谕旨》第13函，第6册，第10页。

[3]同上，第12函，第3册，第3页。

[4]同上，第15函，第5册，第32页。

[5]尹会一：《尹少宰奏议》卷2，第20页。

[6]《大清高宗纯皇帝圣训》卷211，第9页。

[7]《清朝文献通考》卷4，回赋4《田赋之制》卷19，户口1。

[8]尹会一：《尹少宰奏议》卷2，第11页。

二年三熟制的分布及作物搭配

雍乾之际，华北平原三省已普及了二年三熟制，但因省而异，普及的程度及搭配的作物又有所不同。河南除最南部一直是实行一年两熟制外，其余地区普遍实行二年三熟制。即春末种高粱或棉花，秋后种麦，来年麦收后种豆或晚谷，周而复始。在作物中，除小麦外，“高粱为盛”，这是因为河南地属平原，夏季多雨易涝，“唯高粱质粗而杆长，较他谷为耐水，故种植者广”[1]。又因为黄河流经河南，两岸堤长工险，每年抢险都用秫秸（高粱杆），向民间征用较多，因此农民普遍种植高粱，再次是小米和棉花。山东二年三熟制也很普及。“坡地（俗谓平壤为坡地）二年三熟……，初次种麦，麦后种豆，豆后种蜀黍、谷子、黍稷等。涝地（俗谓污下之地为涝地）二年三收，亦如坡地，唯大秋概种子……，麦后亦种豆”[2]。作物除小麦外，以豆为多，其次是谷子、子、禾稷等。麦后种豆非常普遍。在蒲松龄（山东淄川人）在康熙四十四年所著的《农桑经》和丁宜增（山东青州人）在乾隆二十年所著的《西石梁农圃便览》中都有“赶雨种豆”，“且割（麦）且种”的说法。山东种豆较多，一方面是因为清政府征收黑豆以供“京师官兵牧养马驼需用”，另一方面，是因为山东和江南相邻，“青白二豆，向充江省粮食”[3]。河北在华北三省中是农业生产力水平较低的地区。这主要是受气候和土壤条件的影响。一般来说，保定以南太行山东麓平原地区，水土条件较好，而“农工亦周到”。其他地方，特别是河间、天津、顺天、水平等府，地土多瘠硬或沙碱，“农工亦苟简”。所以不同地区之间单产高低很悬殊。南部地区较高，北部地区则处于低而不稳的水平。如河间府河间县，“地鲜膏腴，竭终岁之力，收入颇寡，履亩但得五六斗，七八斗即庆有年矣”[4]。永平府滦州“不知水利，旱涝皆听于天，计丰岁所收，每亩不过四五市斗”[5]。至于偏远的山区，产量更为低下，易州广昌县在七月即已降霜，该地主要在清明时种麦、豆和五月种粟等作物，即使是丰年，每亩产量也不满一斗[6]。由于河北北部地区天气较冷，土壤条件差，作物的生长期短，通行是一年一熟。因为特别种麦需肥多，种植期长，产量低，所以种植较少；而杂粮因为生长期短，适应性强，产量较高，种植较多。因此，河北是华北平原三省中二年三熟制普及较差的地区。直到民国时期，二年三熟制尚不完全普及。如三河县“有一地纯种一谷者”[7]。河北的粮食作物有小麦、大麦、谷子、高粱和豆类。其中小麦、谷子占有较大比重。“土俗谷雨种谷，小满中黍稷”[8]。“麦既登场……，或以种豆或以种禾”[9]。种的禾名叫“六十日还家”，看来是生长期较短的作物，适合当地的气候条件。

实行二年三熟制具有很大的优越性。

首先，从经营效益来看，二年三熟制是一种轮作制，它使土地肥料的缺乏得到一定程度的补偿。“北方各省，农产种类极多……，凡是充分利用这些不同作物轮植的地方，上等土地无须多施肥料，便可得到很好的收获”[10]。在河南、山东的二年三熟地区，其基本轮作复种方式是：麦—豆—秋杂，这是豆类作物与谷类作物的轮作复种。在这种二年三熟的轮作周期中，安排一季夏大豆，对维持土壤氮素平衡，保证轮作周期粮食的总收量来说，起到了良好作用。因大豆有强大的固氮能力，据文献记载，通过种植大豆能为每亩土壤积累氮素20斤，相当于硫酸铵100斤，或粗肥1万斤。但大豆成熟期晚，不宜直接种麦，经冬闲之后，加强土壤养分的矿化作用，然后种植春谷或高粱，能够增加产量，而且，二年三熟制是以小麦为主作物的，“通常麦价高于粗粮价格一倍”[11]，经济效益远较单种杂粮为优。同年，还可以种高粱、豆类、谷子，解决饲料、燃料等问题。

其次，从劳动效益来看，实行二年三熟制的地区劳动期较长。从蒲松龄的《农桑经》和丁宜增的《西石梁农圃便览》来看，劳动期都在十个月左右，一年间的农活分布，是较为平均的。而一年一熟制的地区一年中最忙的时间只有十几天，农民的剩余劳动时间较多。而且，二年三熟制的轮作换茬方式及其相应的作物布局，可以使春耕秋耕交替进行，使劳动力、肥料得到合理的调剂，便于实行精耕细作。农民通常是把自己的土地分为两部分轮耕的。雍正十年，河东总督田文镜在奏折中描述了河南人民把土地分为两部分轮耕的情况：“豫省民俗大率广种秋麦，并无余地留种春麦。间有未种秋麦地亩，皆留以播种早黍、早谷、芝麻、高粱等项”[12]。乾隆十年，尹会一在《敬陈农桑四务疏》中也做了类此的描述。直到清末，《清国事情》还介绍了山东烟台附近兄弟二人“四十亩地分作两份，轮换耕作”的情况。农民把土地按作物品种分为第一年和第二年的来种植，三月种高粱早谷，五月种豆，八月种宿麦，使播种前后的各种收获和中耕锄草工作也都能合理地安排，从春天到秋天就可以不间断地分配农活了。而且夏季作物收获期按品种不同而分布在六月大暑天到八月秋分的特点，也有利于农活的平均分配。

[1]尹会一：《尹少宰奏议》卷2，第20页。

[2]刘贵阳：《说经残稿，沂水桑麻话》。

[3]冯柳堂：《中国历代民食政策史》第237页。

[4]乾隆：《河间县志》卷3，《风俗》。

[5]嘉庆：《滦州志》卷1，《风俗》。

[6]乾隆：《易州志》卷10，《风俗》。

[7]《三河县新志》卷75，第2页。

[8]《宪庙朱批谕旨》28册，第71页。雍正五年四月十五日署理直隶总督宜兆熊、协理直隶总督刘师恕奏折。

[9]王筠：《夏小正正义》第38页，《丛书集成》1336册。

[10]《北华捷报》，1883年8月3日，第136-137页。

[11]景甦、罗仑：《清代山西经营地主的社会性质》，第56页。

[12]《宪庙朱批谕旨》第11函，第8册，第43页。

二年三熟制与华北农业的商业化和集约化

二年三熟制的普及使华北农业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首先，自然经济的农业开始向商业化农业发展。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农民能够生产出更多的商品粮投放市场，并且逐渐地把原来种植粮食作物的土地部分地解放出来，改种经济作物。据乾隆时编纂的河南《光山县志》记载，当地农民“终岁所入，口食所余，悉以出粜”，“邻县远方车骡运载不绝于途”[1]。同期的《罗山县志》也记载“北人粜贩步小车驱驴往来如织，日去米不下数百石”[2]。当时还形成了经济作物产区和粮食作物产区的分工。如“山东临清州所需粮食，麦、谷由河南贩运。秫梁由天津贩运”[3]。甚至有些地区，种植粮食作物完全是为了出售，如河南嵩县人民食粟、麦而不食水稻。但水稻却在嵩县大量种植，其原因无疑是“多得缗钱”[4]。粮食的商品化还表现在踩曲造酒上。“河南素称产麦之区，遂有山西富商大贾挟其厚资乘麦收价贱时在于马头集镇广收麦石，开坊踩曲。每商自数十万以至数百万块不等”，“耗麦奚啻数千万石”[5]。乾隆初年，围绕着禁曲还是开禁在朝廷上引起一场争论。由于农民手中的余粮必然要找到出路，清廷禁而不止，终于被迫宣布在乾隆三年开禁。

农民不种粮食，改种经济作物，一方面是因为手中有了余粮，另一方面是受市场价格的影响。如棉花价格高，“五谷之利，不及其半”，因此农民种植较多。乾隆年间，棉纺业发达的松江，部分原料贩自山东、河南[6]。直隶种棉，比山东、河南稍晚，但到乾隆年间，已相当普遍。直隶的冀、赵、深、定诸州“栽培棉花者十之八九”[7]。种烟之利，因“倍于百蔬，五倍于五谷”[8]，种植更为普遍。山东的济宁州，雍正年间“膏腴皆为烟所占，而五谷反皆瘠土”[9]，州内业烟者六家，“每年买卖至白金二百万两”[10]。直隶、河南种烟也很普遍。“磁人舍本逐末，多种烟叶靛苗，稻田渐减”[11]。河南邓州“纵横数十里，皆烟田”[12]。其次，粗放经营的农业开始向集约经营的农业发展。历史上，华北的农业一直是粗放经营。张士元在《农田议》[13]中曾经勾画出康熙实年华北农业的轮廓，“逾淮而北过山东直隶之境，则平原旷野，千里荒芜，虽有种禾黍者，亦少深耕易耨之功，岁收益薄。”尹会一在乾隆初年所上的《敬陈农桑四务疏》[14]中，也生动地描绘了华北农业的粗放经营景象：“北方地土辽阔，农民唯图广种。一夫所耕自七八十亩至百亩不等，意以多种则多收，不知地多则粪土不能厚壅而地力薄矣，工作不能遍及面人事疏矣。”然而，这种情况随着二年三熟制的普及开始发生变化。乾隆中期以后，华北农业出现了集约化倾向。

华北农业的集约经营主要表现在资本集约和劳动力集约上，它是一种把一定量的生产资料和活劳动，集中投入较少的土地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经营方式。二年三熟制的普及，使华北的农业进入了良性循环；单位面积粮食产量的增加，使农民可以把部分原来种粮食的土地改种经济作物，通过出售剩余的粮食和经济作物获得农业资金，还可以用剩余的粮食喂养大型牵引牲畜和其他大小家畜。据乾隆二十年成书的《西石梁农圃便览》记载，山东省青州府日照县西石梁村丁宜曾家喂养的大型牵引牲畜和其他大小家畜就为数不少。二年三熟地不仅产量高，而且能生产商品价值高的麦和大豆。据景甦、罗仑的《清代山东经营地主的社会性质》一书，山东省济南章邱县东矾硫村太和堂李家就是在乾隆中期种植和出售麦子和大豆而发家的。太和堂在光绪时期，除了饲养十七头耕畜外，还饲养着四十只猪和一百多只羊。这些家畜每年可产肥五千余车。从同书中引用的树荆堂毕家的事例也可看到，毕家养有十几头牛和一百多只羊。这三家都是地主，种植方式都是高粱、粟—麦—黍、豆—休闲的二年三熟制，都饲养大量的大牲畜和大小家畜，积肥都比较多，经营都非常成功。虽说他们不一定能完全代表华北农民的经营方式，但是，这种大牲畜耕作的资本集约的经济方式，无疑是当时华北地区占统治地位的经营方式。

华北农业的资本集约和劳动力集约还表现在经济作物的种植上。如种植烟草，“必择肥地，用十成粪”[15]，每万株需要“灰粪二三百担，麸料粪水在外”[16]。山东济宁州，种植烟草和种包谷的人工费用是四与一之比。“其工力与区田等”[17]，种植烟草所需的肥料和劳动力因地区而异。据包世臣的估计，烟草需要六倍于水稻或四倍于旱地作物的肥料；在劳动力方面，也要求是其他作物的十倍多[18]。在河北，还种植着靛蓝等经济作物，也是需要花费大量的劳动力和肥料的。至于棉花为集约经营的经济作物，更是无庸置疑的。

总之，华北农业的商业化和集约化是以二年三熟制的普及为开端的，二年三熟制促进了华北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就此来说，二年三熟制的普及在当时具有划时代的经济意义。

[1]乾隆：《光山县志》卷13，第6页。

[2]乾隆：《罗山县志》卷1，26-29页。

[3]方观承：《方恪敏公奏议》卷2。

[4]康基渊：《嵩民种田说》，康为乾隆时人，该书作于1765年前后。

[5]尹会一：《尹少宰奏议》卷5，5页；卷1，21页。

[6]叶调生：《鸥陂渔话》卷4，引吴伟业：《木棉吟》。

[7]嘉庆：《一统志》卷60，东昌府二。

[8]方观承：《御制棉花图》跋语。

[9]方苞：《方望溪全集》，集外文，卷11，《请定经制札子》。

[10]乾隆：《济宁直隶州志》卷3，臧咸：《种蜀黍记》。

[11]包世臣：《安吴四种》卷6，14页。

[12]吴邦庆辑：《畿辅河道水利丛书》，《水利营田图说》，磁州。

[13]杜修昌：《中国农业经济发展史略》。

[14]《皇朝经世文编》户政十一，农政上。

[15]刘贵阳：《说经残稿》。

篇4

以江西南丰县为例，目前该县不管是增加农民收入还是财政收入，主要还是靠农业和农村经济。乡镇企业非常薄弱，提供的税收是390万元，不到税收总额的10％。出路就在于依托农业搞二、三产业。目前包括安徽、四川、河南、江西，这几年快就快在其特色产业上。中部地区尽管特色农业发展很快，但是是不完整的产业。以南丰的鲜果来看，现在有21万亩鲜果生产。鲜果进入盛果期，到2000年每一年提供2亿公斤到2.5亿公斤鲜果，其概念就是在100天的产销期间，每一天需要400辆卡车，每一辆卡车装5000公斤来运输，对于我们来说是根本不可想象的，因为没有产后的加工。

产业化重点应该放在中部地区，因为中部地区很多县是农业大县、财政穷县、工业小县，主要还是靠特色农业的发展，如何发展特色农业，就涉及农业产业化的问题。

产业化本质上是经济发展问题，但包括了很大的改革成分，如产前产后产中都与各部门有关，怎样搞？比如南丰甲鱼要依靠外地老板，自己不能搞，这涉及新的流通组织建设。还有资金的问题，收购甲鱼资金需要量很大，金融机构如何配套。包括供销社能不能利用自己的优势，搞一个购销组织。现在供销社经济很困难，能不能利用供销社的人力，加上县里的支持来购销，这都涉及体制改革的问题。

蒋励（广东省农研中心副主任）：农业产业化是现代化农业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没有农业产业化，就不会有农业的现代化。但是农业产业化不能代替农业现代化，不能以为现在提了农业产业化，就不提农业现代化了，这个关系一定要搞清楚。

农业产业化，应该是多种模式的，但是也应有共同的特点：

第一实行农业工厂现代化生产；第二建立区域专业规模化现代化的商品生产基地；第三建立利益共沾、风险共担的利益分配机制，使得农工商和生产紧密配合；第四联合各方要产权明晰、独立核算，大家都不吃大锅饭，既发挥联合优势又能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第五在生产力和专业分工高度发达基础上实行联合，联合是发展生产的客观要求。

这五个特点，我认为是农业产业化的主要标志，不能把什么事情都包括进去。加快产业化，正确处理改革与发展的关系，我认为十分重要。要搞产业化，大量的工作是改革的任务。体制上要改革与政府相关的管理体制，要积极探索。

农村的改革，我认为关键问题是产权，产权的问题搞清楚了，才能推动整个资源的流动，才能谈得上土地相对集中的规模经营。

何加正（人民日报经济部副主任）：农业产业化实际上是最终把农业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发展成面向市场的农业。农业产业化是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现代化的一个很重要的步骤。通过这个桥梁有可能更顺利地接近于中国农业的现代化。它将推动中国的农业和农村经济向新一轮发展，向新一个层次发展。目前，不管大家对农业产业化的问题认识上有什么分歧，有什么不同的看法，但这个概念提出来以后，在实践中，大家的做法基本上是大同小异，这就说明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是不约而同的。这不是一种偶然的现象，应该说是中国农村经济发展，中国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农业产业化实际上是一个过程。农业产业化的发展，跟中国农村的生产力水平、农业的发展水平以及中国的市场的需求，和中国人的消费水平等都是相关的，他们之间是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一说产业化，农村的所有问题都解决了，我认为不是这样。要搞农业产业化就会遇到一系列问题，正是因为遇到这些问题，才会推动改革措施的出台，一些地方搞农业产业化，不得不先搞一些改革。农业产业化本身是在实践过程当中，我国实际上还是处于起步阶段。下一步还需要我们进行更多的探讨。

产业化的实质是体现利益分配的关系。农业投资和产业化开发的利润不能来自对既得利益的损害。在产业化过程中，应该把农民放在农业发展的中心位置。

谭向勇（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我觉得公司加农户的模式，整个过程都是自上而下的，把农民放在最末端，没有把农民放在农业发展的中心位置上。中国农业产业化，主要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农产品的供给问题，一个是农民收入增加的问题。整个农业产业化发展的思路上，第一步应在中国首先发展比较完整的农户经济，实际上好多现代的农业技术在农户经济中也是可以纳入的。

为此，政府应制定一系列有利于农户发展的政策，产业化首先要把农户经济发展起来，使农户经济逐步现代化。

第二步在农户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发展真正意义上的农业合作组织。在具体的形式上有两种：一种是运销合作社，一种是信用合作社。我们谈引导农民进入市场，就要找一个中介的组织，能够带领农民进入市场。另外一个就是信用合作社，使农业有比较充足的资金。

第三步在农业合作社的基础上，能够逐步发展具有股份制性质的农民自己的工厂企业。我觉得是不是在考虑自上而下的发展思路的同时，考虑一下自下而上的发展思路，从农户到农民合作社，再到农民自己办的股份制性质的工业工厂企业。在一些龙头经济中，农民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因为他没有能力跟龙头企业竞争。另一方面，对于工厂企业来说，他们交易费用也可以降低，因为面对的不是千家万户的农户，而是合作社和农民自己的工商企业。这样的话，整个市场经济才能全方位运转，特别是在市场化过程中农民的谈判地位能够提高。

李海涛（河南省商丘地区行署副专员）：从我们地区产业化的初步实践看，农村搞产业化不仅是农村的需要，也是城市工业发展的需要。从大的方面讲，城乡工农分割这种格局如果不改变，我国的工业发展就受影响。

现在工业生产和农民的关系是买卖关系。比如农民卖棉花，中间要通过各个环节，为什么农民卖棉花要塞砖头，有很多原因。我们有几个工厂那么积极地去和农民结合，让利给农民1/4或1/3，这样农民非常高兴，生产非常积极。从宏观讲，国家经济的发展迫切需要产业化，而农村产业化要到农村去和农民结合起来，要注意农民的需要，而不是某一个方面的需要，各方面需要紧密结合，就能形成新的生产力。

农村产业化，以我国幅员之大，情况很复杂，要连结城乡纽带，光靠简单的合同是不行的，要有产权作纽带，这样连结起来就更牢固了。

郭书田（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农业经济技术研究所所长）：农业产业化过程必然是总体多元化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包括国有、集体所有、个体、私营，还有外资等等，形成的一种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联合体。

在这种联合体当中，我们要吸取过去的经验教训，要突出产权清晰化，避免在产业化过程中重新出现由于产权界定不清晰，导致资产流失的问题。在界定权当中，特别要重视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问题。大型工商企业进入农业产业化，一般是采取公司加基地加农户的形式。由于公司是以盈利为主要目标，而作为农业产业化的基本主体，农民是很分散的，为了使农民适应大市场的需要，减少市场和自然的风险，这就需要重视依法保护农民共同所有的资产，并且使其能够得到应有的增值，并通过股份制或股份合作，使农民能够有决策参与权、收益分配权、管理人员的选择权，这也是农业产业化是否有生命力的关键。为此就需要在社会范围之内，建立连接市场的中介组织——合作社或协会。在这一过程中，最终得益者应该包括亿万农民。樊纲（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教授）：所谓农业的“产业化”，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定义，我在此只强调两点：

篇5

发展现代农业，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首要任务。[1]这对于国家重点扶贫县，“八七”扶贫攻坚县，国家农业部、湖北省农业厅定点扶贫县的宣恩山区，既是一项全新的课题，也是一个伟大的实践。地处鄂西南边陲的宣恩县，集老、少、边、穷于一体，山水资源丰富，生态农业特征突出，但生产条件恶劣，农业基础十分脆弱。在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强农惠农政策，以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农民增收为核心的大前提下，应突出生态经济特色，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将发展山区现代农业作为繁荣农业、农村经济的一项战略措施。

一、突出山区特色，发展生态农业

宣恩山区，生态环境优美，物产资源丰富，素有“中国贡品之乡”之美誉，是天然的绿色有机农业生产区。加快发展现代农业，实现山青水秀民富的科学有机统一，在于突出山区特色，发挥比较优势，围绕“兴致富产业，建生态家园，创文明新村”，积极发展山地现代生态有机农业。

（一）以生态经济为核心，培植现代生态产业体系

现代农业的多功能性，包含农业农村经济一、二、三产业，这是与传统农业本质的区别。谋划山地现代农业，必须跳出就农业抓农业的思维定势，要以高效生态经济为抓手，培植现代生态有机农业产业。

1.做大生态有机农业板块，优化第一产业。坚持以特兴山、以林蓄水，依托山地生态经济资源，加速推进板块经济的基地、企业、设施、品种、品牌、标准、服务等要素的连接和整合。坚持科学规划，联片开发，提升素质，扎实推进一村一品，一乡一业，区域开发，规模经营。在产业发展的布局上，应重点建设万寨—椒园—晓关“贡茶经济带”，沿209国道初步形成的“贡水白柚经济走廊”，特色中药材产业和畜牧业等生态有机板块。力争“十一五”期末，茶叶总面积发展到66667hm2；年发展商品猪35万头、商品羊8万只，家禽100万只，畜牧业总产值达4.43亿元；特色水果总面积达到8000hm2；建立2667hm2中药材GAP规范基地；蔬菜种植总面积达到8667hm2，其色商品蔬菜生产面积达到4667hm2，总产值达到1.5亿元。

2.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壮大第二产业。凡是优势资源都可做成支柱产业，凡是支柱产业都要培植龙头企业，凡是龙头企业都应建设订单基地。通过“招商引资引龙头、政策支持扶龙头、联合重组强龙头、创造环境壮龙头”等方式，培植一批劳动密集型、资源加工型农业龙头企业。围绕特色主导产业发展，重点扶持宣桃公司、锦合公司、万盛茶厂等茶叶加工企业；永丰食品、宏伟牧业等畜产品养殖加工企业；武陵中药材、民丰药业、汤木瓜等药材种植加工企业；松乐公司、沙坪白酒、西部食品等特色农产品加工企业。壮大龙头企业，带动烟、茶、畜、果、菜和中药材等六大主导产业体系的良好快速发展。

3.积极发展现代农村物流，搞活第三产业。以城镇化建设为载体，用第三产业的大发展，拓展农民就业创业空间，丰富现代农业内涵。积极发展农业中介、专业服务、农村超市、连锁经营等现代农村物流新产业，服务现代农业发展。充分利用宣恩山区丰富独特的人文、生态资源，大力发展生态旅游、农家乐、流域漂流、天然氧吧、乡村度假观光等现代旅游观光农业。

（二）以有机农业为旗帜，打造现代山地农业品牌

围绕发展山地有机农业，适应消费市场由营养型向健康型转变的潮流，实施绿色有机品牌战略，把高效生态经济开发与宣恩土家族特色的民族文化资源进行有效嫁接，整合绿色有机品牌，把山地现代农业品牌叫响做强。坚持对获绿色有机品牌认证企业的奖励制度，引导企业积极开发绿色食品和有机食品。大力发展伍家台贡茶，“宣恩早”蜜柑，宣恩富硒火腿、贡水白柚等国际国内知名品牌，将其做大做强，树品牌、创名优，提高特色农产品市场竞争力和附加值。

（三）以质量标准为抓手，创建绿色有机产业生产示范区

现代农业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产品质量标准化。积极引导企业带基地、联农户，用质量标准化推进农业产业化。加强特色产业生产技术规程和产品标准的研发制定。在已制定的黄金梨、木瓜、竹节参等技术标准的基础上，加速研发实施绿色白柚、有机贡茶、中药材等特色产品标准。建立绿色有机农业标准化生产示范基地、示范企业、示范市场，用示范促推广，带农民。加强农产品质量标准体系建设，组织引导企业和农民，严格执行标准，推进农产品质量标准和良好农业操作规范（GAP）的实施，把宣恩建成绿色有机农业标准化示范区。

二、明确发展任务，强力有序推进

建设现代农业的过程，就是改造传统农业，不断发展农村生产力的过程；就是转变农业增长方式，促进农业又好又快发展的过程。宣恩山区“三农”变革的新趋势，集中反映了建设山区现代农业的新走势。准确把握山区现代农业发展趋势，深刻认识现代农业内涵，必须坚持突出山区特色，因地制宜，扬长避短，紧扣着力点。

（一）调整农业、农村经济结构

现代农业以工业化理念发展农业，实现农业生产在调整中发展，在发展中提高，在提高中转型，在转型中升级。坚持“人无我有、人有我优、同业求专、同品求精、同类求特”的原则，大力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发展特色农业，努力形成一批具有较大市场影响力的特色农业板块经济，以特色争市场，以规模增效益，切实解决市场狭路碰撞和效益偏低的矛盾。进一步解放思想，拓宽思路，因地制宜，加快农业结构调整步伐。以市场为导向，引导广大农民大力发展优质、高产、高效、生态、安全农业。坚持差别化竞争、特色化取胜策略，着力挖掘和发挥本地农业的比较优势，增强农产品的国际国内竞争力。

（二）大力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为重点，强化发展现代农业的设施支撑。

1.抓好生态家园建设。以沼气池建设为抓手，加快推进“五改三建”（改水、改路、改厨、改厕、改圈，建沼气池、垃圾池，建致富园，建生态家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和村容村貌。

2.抓好乡村道路建设。抓住西部大开发机遇，着力抓好通村公路、通村油路和乡村客运站、候车棚及渡口建设，提高乡村公路及渡口的通畅率。同时，加大乡村公路的管护力度。实现80％的村通油路和90％的村通公路的目标。

3.抓好农田水利和饮水安全工程建设。积极争取国家、省、州支持，搞好全县各类小型病险水库整治和小流域治理，积极改善耕地灌溉条件；着力实施好农业综合开发土地治理项目，烟叶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全面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加大饮水安全项目实施力度，解决好全县农村人畜饮水和乡集镇的饮水安全问题。

4.抓好生态环境建设，继续实施好天保工程。积极争取退耕还林政策，切实加强生态建设和管理，建设生态良好、环境适宜的“生态宣恩”。

（三）全面提高农民的综合素质以培养新型农民为重点，强化发展现代农业的人才支撑。要培养一批有文化、懂技术、善经营的新型农民。

1.加快发展农村社会事业。巩固“普九”成果，提高义务教育普及率，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落实好“两免一补”政策。积极发展职业教育，提高农民自主创业、自谋职业的本领。加强农村文化体育基础设施和服务体系建设，建好“农村科技书屋”，实施好“农民体育健身”工程，积极开展“科技、文化、医疗”三下乡活动，繁荣农村文化、体育事业。稳定农村低生育水平，提高出生人口素质。

2.加大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力度。重点实施好“阳光工程”、“雨露计划”、“新型农民培训工程”、“星火计划”和“温暖工程”，提高农民科技素质和务农、打工技能，努力把广大农民培养成有较强市场意识、有较高生产技能、有一定管理能力的现代农业经营者。

3.充分发挥农村“乡土人才”的作用。在农村，有一批拥有一技之长、实际收入较高、思想观念较新、适应市场能力较强的能工巧匠，他们在农民中认同度较高，对农民的影响更直接，引导更实在，示范更有效。因此，应充分发挥他们增收致富的带动作用、科技应用的示范作用。对农村这一批人才要从政策上给予扶持、服务上给予便利、技术资格上给予确认，舆论上给予鼓励，促进他们壮大规模，增强实力，进而在广大农民中形成学技能、闯市场、做实业的良好导向，带动更多农民掌握一技之长，学会经营本领。

4.加强对农民的法制教育和思想道德教育。加大法律法规的宣传普及力度，不断提高农民的法律意识、守法的自觉性和维权能力。大力倡导农民崇尚科学、抵制迷信、移风易俗、破除陋习，引导农民树立尊老爱幼、邻里和睦、见义勇为、扶贫济困的文明新风，树立先进的思想观念和良好的道德风尚。

三、创新推进机制，发展现代农业

（一）构建宣恩现代农业建设投入机制

1.发挥财政投入的主体作用，加大对现代农业的投入。[3]要充分贯彻落实2008年4月6日副总理在宣恩考察时的讲话精神，积极争取国家和省里的政策和项目支持，构建多元化投入机制，将建设资金主要用于农业生产转变和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从机制上根本解决农业生产发展的投入问题。

2.加强对农业投入资金的整合。对不同渠道的资金，实行“统一规划、集中投入、各负其责、各记其功”，最大限度的发挥项目资金整体效应，形成“各炒一盘菜、共做一桌席”的局面。从根本上杜绝分散使用、重复建设等现象的发生，以提高投资效益。

3.抓好招商引资。充分发挥本地资源优势，出台优惠政策，大力引进资本、技术和经营人才，做强做大优势产业。

4.建立信用支农金融机制。加大对龙头产业的扶持力度，同时积极发展农业保险和农业信用担保，提高金融支农的政策效果。

5.创新投入机制。在国家政策性投入以外，本着“谁经营谁投资、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鼓励企业投资，引导农户投资，广泛聚集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增加农业投入。

（二）构建宣恩现代农业建设的支持和保护机制深化改革创新，不断增强现代农业发展的动力和活力，全面推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跨越。

1.建立完善统筹协调的农业产业发展机制。按照大力推进“一主三化”战略，促进现代农业与工业化、城镇化统筹互动发展。

2.建立完善现代农民培育创业服务机制。加强劳务信息服务体系建设，为农民工免费提供政策咨询、就业信息。加强农民工维权服务体系建设。大力发展农村机耕、机收、机防队伍等农村第三产业。

3.建立完善以城带乡的现代农业帮扶机制。鼓励和动员社会力量广泛参与新农村和现代农业建设。建立对口帮扶以规划和发展农村产业、支持建设农业基础设施、推广农业技术为重点，形成上下联动，齐心协力，以点带面，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为现代农业发展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鼓励农业科技人员以技术入股、技术承包等形式开展科技帮扶服务。

4.建立完善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经营管理机制。适应现代农业标准化、商品化、集约化的发展要求，在坚持基本经营制度和保护农民利益的前提下，积极推进经营机制创新。建立土地经营权流转平台，采取股份制、租赁制等多种形式，推进土地向龙头企业、农业大户集中，促进土地合理流转和集约经营。鼓励企业采用龙头带基地、基地连农户的办法，把生产第一车间建在农村，引导企业采取“公司＋协会＋农户”、“企业＋基地＋农户”等形式与农户结成生产、加工、销售利益共同体，形成农产品产供销一体化格局。

（三）构建龙头企业带动的农业发展机制

1.培植壮大龙头企业，带动农民发展。[4]目前，全县已发展规模以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21家，其中省级重点龙头企业2家，州级重点龙头企业9家，带动基地8000hm2。高度重视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发展成果，坚持用抓工业的理念抓农业，用市场化的手段提升农业，促进龙头企业发展壮大。

2.发展完善合作组织，组织农民发展。目前，宣恩县已发展各类专业合作组织44个，入会会员达3万余户。按照“政府引导协会、协会引导农民”的思路，坚持“民办、民管、民受益”的原则，围绕茶、果、烟、菜、畜、药等主导产业，采取政策引导、资金扶持等措施，进一步大力发展农村各类合作经济组织，以合作组织为纽带，组织千家万户的农民应对千变万化的市场，分享农产品流通环节的利润。

3.加强农业信息网络建设，拓宽销售渠道

。积极培育和完善各种形式的中介服务组织，发展壮大农村经纪人队伍，为农民提供系列化服务。依托龙头企业、运销大户和其他中介组织大力实施订单农业，形成产销链条。

（四）构建农业人才队伍建设机制

1.进一步完善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相互衔接的农业人才教育培训体系，大力发展农业远程教育。强化用人单位建立和规范带薪学习制度。充分利用各种教育培训资源，全方位、多层次开展农业人才教育培训。加强农业人才教育培训基础设施和师资队伍建设，重点建设一批农业人才教育培训基地。改革教育培训内容，创新教育培训方法，提高教育培训的针对性和实用性，确保教育培训质量。

2.增加农业人才开发的投入。建立健全政府主导、用人单位、个人和社会多元化投入机制，加大农业人才开发投入力度。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和方向，大幅度增加对农业职业教育、继续教育和农民培训的投入。要把人才开发经费列入年度财政预算。广泛动员社会资金，建立各种农业人才培养和奖励基金。农业企业要根据自身需要和可能逐步增加职工岗位培训的投入。

3.健全农业人才服务体系。整合各类人才信息资源，构建农业人才信息服务平台，为农业行业各类机构、各类人才提供信息服务。加大政策倾斜和优惠力度，改善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人员工作条件，引导各类人才到农村创业。支持农业科技人员开展科技开发、技术推广、试验示范等有偿技术服务，依法保护知识产权和经营所得。

4.营造有利于农业人才成长的环境。加强政策引导，进一步破除体制障碍，为农业人才健康成长创造公平竞争的良好环境。定期开展农村优秀人才表彰，继续做好享受政府特殊津贴、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的推荐选拔工作，大力宣传优秀农业人才典型事迹，在农业系统营造尊重人才、爱护人才、向优秀人才学习的良好氛围。

5.建立农业人才的评价机制。积极推进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加快农业人才的培养。建立职业培训和技能鉴定有效衔接的机制，鼓励、引导和促进技能型人才参加职业技能鉴定，获得相应的职业资格证书。积极建立技能人才凭业绩贡献确定收入的分配机制。加快建立以职业能力为导向，以工作业绩为重点，注重职业道德和职业知识水平的农业高技能人才评价机制。

参考文献：

[1]文中平，陈耀明，徐国祥.用新的理念发展现代农业[J].现代农业科技，2008，(12).

篇6

2完善农业机械安全生产管理的途径

2.1完善农机安全生产方面的法律法规

要求做到以下3点:健全相关法律法规的基础是要掌握农机使用的基本信息。这就要求要根据当前农机使用的数量进行统计并分类，根据安全隐患的轻重进行划分，从而完善相关的法规;做好相关的控制措施，根据安全隐患的发展特点严格把关国家在生产农机时的质量与性能，以确保从根源上杜绝隐患的发生;要确保相关法律政策的实施范围与力度，尤其是要加大对私有农机的管理。

2.2强化农机安全生产的管理力度

2.2.1要进一步落实农机安全生产责任制，强化对安全隐患的排查工作力度由于我国在农机安全生产管理方面的工作开展较晚，致使遗留问题与新问题并存。因此，这就需要不断的强化农机安全生产的管理力度，确保抓住安全隐患问题的重点，找到管理工作中的弱点，从而不断地完善农机安全生产管理工作。2.2.2要做好农机生产安全的防范工作这就要求要建立农机安全预防机制，以进一步完善农机安全生产管理系统，做到有备无患，将安全隐患及时扼杀在萌芽中;与此同时，要建立完善的责任追究制度，并做好关于农机生产安全隐患的应急预案，从而确保在第一时间内解决问题，强化管理力度［2］。

2.3完善农业安全生产管理机构

只有完善当前农业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才能确保相关法律制度的落实，从而才能从根本上提高管理工作的水平。这就要求当地政府要根据当前国家相关的法律法规，并结合当地实际状况，因地制宜的制定相应的规章制度，要以农民的利益为根本，以保障农民人身与财产安全为己任，不断的强化自身的管理能力与管理水平，并在加大对农民安全教育的同时，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从根本上规范农机生产秩序，确保农机生产的安全。

2.4加大相关方面的宣传力度

针对当前农民文化素质不足与对安全生产意识淡薄的显现，需要不断的加大相关方面的宣传工作，使农机安全生产方面的法律法规能够得到彻底的贯彻，提高农民生产的安全意识与法律意识。这就要求要针对从事农机生产的人员，加大对其的培训力度，从而提高操作者的知识与技能，确保农业生产的安全性。与此同时，要在加大培训工作的基础上，严格管理农机设备，如加大对年检、挂牌以及驾证等方面的管理，并做到从严治理，确保培训工作能够真正的发挥出作用［3］。

篇7

大多数发达国家不管农业有没有优势，都是实行从田间到餐桌的一体化的管理体制。也就是农业部门的管理，是从农产品生产的田间开始，最后配送到消费者的餐桌。像中国这样一种分散的农业管理体制，要与对农业进行综合管理的体制竞争，显然是没办法抗衡的。

农业政策存在巨大的效益损失

现在的农业政策也是按照过去那样一种计划经济的设计，也就是解决短缺问题，动用一切资源搞农业生产。我们的农业补贴，实际上是给了中间部门、流通环节。比如国家对粮食的补贴，不可能到粮食生产者的手上，而是通过国家订购制度、保护价制度等等，补给了粮食企业、粮食流通部门，对农业的支持和补贴实际上是不到位的。

生产政策与销售政策不配套，与进出口政策也不配套，在这种互相隔离的情况下，政府在政策上支持的效果与初衷是不一致的。农业政策目标实质是针对生产者的，但农民得不到好处，都被消耗到中间环节，实际上存在巨大的政策效益损失。

过去的农业政策设计，主要是考虑解决粮食供给问题，没有考虑农产品的品质，也没有考虑到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现在考虑加入世贸组织后的应对问题，要提高竞争能力，感觉在政策上缺的东西太多。比如欧洲的疯牛病出来以后，腾出很大的牛肉市场空间，按道理我们有丰富的畜牧生产资源，我们的畜产品应该是具有优势的，但是就是因为长期以来，我们的畜产品标准、我们的整个市场体系都是按照国内市场与需求设计的，没有考虑到欧洲市场的需要，也没有考虑其他国家市场的需要，因此在这样的关键时刻，我们没有任何政策手段能够动员资源，拿出具有竞争能力的、符合要求的牛肉进军欧洲市场。今后我国农业政策的设计，要考虑如何提升中国农业的竞争能力问题，要由过去解决短缺问题，向解决质量问题、解决竞争能力问题转变，现在到了必须大规模调整农业政策的时候。

没有全国大市场流通体制弊端暴露

流通体制最大的缺陷是，至今为止，我们还没有形成竞争有序、全国统一的农产品大市场，这也意味着失去农产品的价格权力。

从技术角度看，目前流通体制还存在下述问题：第一，市场的基础设施比较薄弱，批发市场、期货市场发育不健全，影响了农产品进入市场的机会，农产品没有一个充分竞争的环境，虽然是粮食主要需求方，由于市场的隔离，定价权等于交给了外方，如果不能预先掌控价格变化，对营销就缺乏一个制高点。我们开放程度较高的产品都应进入期货交易，不能进行期货交易的可进入批发市场。第二，没有健全的质量标准体系。农产品到目前为止，往往是无标上市，无标流通。农民生产的时候，根本不知道市场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农产品。对于农产品来讲，没有健全的质量标准体系的约束，怎能进入国际市场？怎么能符合人家的要求呢？第三，缺乏一个比较完备的、系统的信息体系。也就是农民种粮食或者是种蔬菜、水果，往往是马路信息、邻里信息，没有办法得到真实的市场反应与信号。不完备的农产品市场信息体系极大制约了农业竞争能力的提高。

改革开放以来，凡是开放时间比较早的农产品，市场化程度比较高的农产品，现在竞争能力已经开始形成。凡是国家管得比较死的农产品，现在面临巨大挑战。而且现在流通体系缺乏市场化的特征。所以在国内的市场全面开放以后，要抓紧时间进行调整，真正的让它市场化、商业化，不能由政府管死。

政府不是竞争主体

以往政府管理的力量非常强大，在经济中参与的程度比较深，但政府不是市场竞争主体。政府最多是提供一个竞争的环境，公平竞争的环境是政府该争取的，竞争主体应是企业。靠农民是不行的，但是我们又有多少企业能够参与挑战呢？所以我觉得，在目前分散的农户家庭经营制度下，面对越来越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有一个制度上的缺陷，那就是我们没有真正的农业的市场竞争主体。我们现在没有大的粮商，也没有大的油商、畜牧商，也没有什么果商，我们这么多柑橘，但是似乎没有一个柑橘协会，没有一个组织来把这个行业组织起来。

在这种分散的农户和激烈竞争的大市场之间，应该有一个制度创新。创新的重点是：一要培育我们的龙头企业，尤其要培养我们的航空母舰。二要把农民组织起来，成立行业协会。

没有好产品也谈不上竞争

产品是竞争的起点，也是竞争的终点。市场全面开放后，对农业的冲击，最可怕的是来自国外企业的竞争，我们不怕美国的大豆、小麦到中国市场，而是怕它的跨国公司来分配和垄断中国农产品市场，所以我们需要通过制度创新来解决竞争主体问题。但是如果我们有了企业，没有好的产品也是不行，今后的农产品应该包含四个基本的竞争要素：

第一，品质。要实现农产品的规格化和标准化，像做工业品一样来做农产品。就像日本市场上的大葱，不同的长度、不同的规格，有不同的价格，我们应该培养农民有这样一个意识。

第二，安全性。现在全球都对农产品的安全性提出怀疑，对农产品有信任危机，不敢吃。像欧洲出现疯牛病以后，在欧洲吃牛排是很困难的。这意味着，今后中国农产品要参与国际竞争，首先得让全世界的消费者信任我们的农产品和食品。因此，我们必须抓好农产品的安全体系建设，不管是政府部门，还是企业、行业，以及我们的农民，应该树立这个安全观，要让全世界的消费者对中国的产品放心。我们不仅要让国内的消费者、城市的消费者放心，更重要的要让全世界的消费者对中国的农产品放心。

第三，外观和风味。既好看，又好吃，这是农产品竞争的最基本因素。

第四，均衡供应，通过技术手段分散上市。农产品是靠天吃饭的，农产品供应就有季节性，不均衡供应，比如说到收获季节，是集中上市的，到淡季就没有了。这样，价格就有波动性特征，对农产品稳定的供给就产生一些风险。如果通过技术、设施能够熨平这种波动的话，很显然，这个农产品就能够保持市场的稳定供给，相应就可以稳定市场份额。

突破壁垒，让中国的农产品走出国门

中国农产品进入国际市场首先要考虑是否符合国际市场的标准和要求。比如说禽肉，中国本来具有优势，在国际市场中，价格上的优势也比较大。为什么现在我们的禽肉进入不了欧洲等市场或者进入的很少呢？就是因为我们国内的很多禽肉生产的厂家，过去没有考虑欧洲等国际市场的要求或者说它不知道欧洲市场、美国市场有何规定，而欧洲、日本、美国市场的技术壁垒也令人望而却步。所以，一方面，我们的产品可能不符合这些市场的要求；另一方面，也很难突破这些市场的技术壁垒，由此就难以进入欧洲等国际市场。他说，进入欧洲市场时，国内企业在商业运作时，要考虑与欧洲的营销商合作，通过欧洲卫生检疫部门的认可。一般欧洲官方会对养鸡厂周围的环境，水的质量，包括鸡舍条件、饲料、残留等等，都要进行检查，如果符合它的标准，就意味着你可以得到进入欧洲市场的“通行证”。

由于农产品贸易保护主义在欧洲、日本非常盛行，因此，具有竞争优势的农产品，也不一定能够进入他们的市场。政府应在多边、双边贸易谈判中发挥巨大作用。某一个国家市场对你的某种产品不一定是开放的，我们的企业、行业组织就应向政府提出要求，让政府积极谈判，这样才使产品出口成为可能。比如说禽肉，欧盟于1996年8月1日停止了中国产品进入其市场，经过双方政府的艰苦谈判，到今年5月份才仅仅开放了上海和山东地区的市场，对北京市场和其他市场还没有开放。要想打开所有市场，还需经过政府部门艰苦的谈判。

受不了冲击该怎么办

按照世贸组织的规定，我们可采取的贸易政策主要是以下三种类型：

第一，对于中国的农产品来讲，可以使用关税政策的产品，但不能采取比承诺条件更高的关税。世贸组织也有一些配套的保障措施，如反倾销、反补贴条款等。WTO《农业协定》对关税化农产品还设置了“特殊保障条款”。日本限制我们三种农产品的时候就打了这个旗号。日本是没有道理的，但是这提醒我们，如果今后的某一个产品或者某一个产业遇到国外产品冲击时，应该考虑动用世贸组织的这些保障措施。

第二，关税配额管理。关税配额管理不是对所有农产品，对中国来说，主要针对粮棉油糖毛，这些所谓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点农产品。这种管理办法最主要的特点就是为农产品设置了一个进口配额，配额内的进口是低关税，超过配额采取高关税。所以在管理方式上，按照世贸组织的规则来搞一些管理办法，尽量把可能的漏洞堵住。

第三个，技术性的贸易壁垒（TBT）。主要是包括像动植物检疫（SPS）、质量标准等措施。如果别国的产品不符合我们的标准，我们就不允许进入市场。现在争论比较多的就是转基因农产品问题，现在美国、加拿大，还有一些南美国家，支持搞转基因产品。而欧盟、日本等国家，对转基因产品有限制。这实际上是技术加政治问题。欧盟、日本就利用转基因问题，限制美国的玉米、大豆进入其市场。TBT是非常复杂的贸易政策问题，要综合使用，前提是必须在世贸组织的框架之内，不能超越世贸组织的框架，否则就会引起人家的。

加入世贸后农民怎么办？这是一个难以回答的战略问题。对我们的农民来讲，要提高科学种田水平，生产出消费者满意的，甚至是全世界消费者满意的农产品。尽可能的走出土地，转向其他部门。对于基层政府来讲，在我们的农业组织制度还不健全的情况下，能够担起保护农民利益的重任，目前最紧要的就是减少强加给农民身上的一些负担。

过渡期内的主要对策建议

应对加入WTO给我国农业带来的严峻挑战，最根本的措施是加大支持力度，全面提升我国农业的竞争能力。与此同时，要抓紧建立农业产业安全保障体系，采取措施减少市场开放所带来的冲击。

1．深化农业管理体制改革。要抓紧改革目前部门分割、行业垄断、地方保护主义严重，农产品生产、加工、流通与内外贸脱节，管理部门职能重叠、管理环节过多的农业管理体制，针对加入WTO后我国扩大对外开放、国际竞争更趋激烈的新形势，统一设计和部署农业管理体制。要在明确界定政府职能的基础上，加强中央统筹协调和宏观调控的职能，逐步形成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对外贸易一体化管理体制。

2．加强农业国内支持政策，从根本上提高农业的国际竞争力。

第一，加大对农产品科研、推广、病虫害防治、市场信息服务、基建等“绿箱政策”的支持力度。应设立专项育种科研支持基金，加快农产品优质品种选育，缩小与国外农产品的品质差距。加强农产品质量标准体系、质量检测检验体系、市场信息体系、病虫害防疫防治体系建设，全面提升农产品竞争能力。

第二，对进口敏感农产品及具有出口潜力的农产品，根据WTO“微量允许标准”建立价格支持制度，保护农民生产积极性。但应调整补贴结构，由现在补贴流通环节，转向补贴农产品生产者。

3．尽快建立农业产业安全保障体系，采取措施减少市场开放所带来的冲击。

建立农产品进口监测与产业损害预警系统和快速反应机制；有效利用WTO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机制，加强主要敏感农产品的进口管理，提高海关监管水平与效率，坚决打击和防范农产品走私。

4．积极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加快农产品加工企业的重组与技术改造，重点扶持和培育农业龙头企业，改革农产品流通体制，建立农产品生产、加工和销售一体化的产业化经营体系。要鼓励建立几个大粮商、畜牧商等农产品大企业，控制国内市场分配，参与国际竞争。

5．鼓励组建农业产业行业协会，促进农产品生产、流通、加工及外贸一体化管理。农产品行业协会主要负责：提供农产品国际国内市场信息、政策法规咨询服务；农产品技术研发与服务；国际市场开拓；行业准入管理；国内市场价格及进出口价格协调与管理；反倾销反补贴调查、应诉，行业损害调查，贸易纠纷处理等。

6．实施农产品出口促进政策。

篇8

2提高农业机械管理工作效率的对策

2.1提高农民农业机械的管理意识作为农业大国，我国应该重视起对农业机械的管理，明确加强农业机械管理及检修维护工作对提升农业生产效率和推动农业发展的重要性，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首先，应该提升农民的农业机械管理意识，在日常的农业生产过程中注重对农业机械的检修和维护；其次，指派专业技术人员，定期或者是不定期的对农民进行指导，逐渐提升农民的自身素质和技术水平，使其能够胜任农业机械的管理工作。

2.2进行制度化管理为了能够有效的提升农业机械的管理工作效率，在对农业机械进行管理的过程中，应该施行制度化管理，建立完善的农业机械管理制度以及维护制度，责任落实到厂商。在农业机械的管理中，施行厂商售后管理制度，规定农业机械生产厂商在将设备销售出去之后，定期对机械进行追踪检查管理，及时解决机械可能存在的问题。在维护工作上，根据不同种类农业机械的具体维护需求，组建专业的维护团队，定期或者不定期的对机械进行检修维护，保证机械安全稳定运行。

2.3对于陈旧落后的农业机械进行及时更换我国自建国以来就一直注重于农业的发展，大多数农业机械使用的时间都比较长，机械比较陈旧，加上科技发展速度比较快，农业机械的革新速度也比较快，一些农业机械虽然还能够正常稳定的运行，但是却已经满足不了农业生产对于发展的需要[3]。因此，更新陈旧落后以及存在安全隐患的农业机械，保证农业机械现代化和高效化，就显得十分有必要，也只有保证机械的现代化和高效化，才能够进一步提升农业生产效率，推动农业发展。

2.4提高管理人员的整体素质专业的技术人才，才能够满足农业生产对于农业机械管理及维护工作的需要，因此，想要保证农业机械管理及维护的工作效率，就要提高包括农民以及专业管理技术人员在内的所有管理人员的整体素质。首先，要加强对农民机械管理知识的传授和专业技能的培训，提从根本上提升农业，也就是一线管理人员的专业素质和技术水平；其次，为各农村指派专业的技术人员，定期或者是不定期的对农业机械进行检修和维护，并在检修和维护过程中不断对农民进行培训。

篇9

1、创新性

农业科技项目最主要的就是管理，不过其主要的就是其创新性，倘若整个项目从规划到最后的阶段没有一定的创新，那么开展农业项目科技在最初阶段也就没有动手实施的必要了，创新性是现在最能够体现科技和技术进步的标志，它具有时代的前瞻性、实践性等独特性能，项目科技管理在创新性上面体现的比较多样化，不仅包含的是整个项目实施的最终成果具有创新性，还主要体现在管理技术和方法的差异性以及创新性，无论哪一种管理模式都不可能会有复古式的管理模式，往往是朝着前面发展的，并且这种创新的管理模式体现的不仅是具有不一样的新颖性，还应该体现出其管理突出的效果和作用[2]。

2、明确指向性

针对性显著这是农业科技项目在现在管理中最突出的优势之一，它的指向性体现的不仅仅是在论证方面，还主要包含在开始规划和着手的几个阶段，目的就是为了能够在遇到一些不能够应对的难题上面，能够顺利进行具有针对性的解决措施，以便达到之前所预定的目的和收益[3]。

3、风险性与不确定性

在整个农业科技项目的进行全阶段，总是会由于各种原因而导致项目不能够顺利的完成或者是完成的质量差等，这些具有风险的因素都说明了其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农业科技项目活动是集创造与创新一体的工程，在完成的过程中总是会遇到一些小偏差以及施工上的难度等而让工程终止[4]，并且在整个项目管理过程中都会遇到资金周转不足等一系列的风险而让项目的完成进度推迟或者失败等，并且在实施的过程中出现项目实施到一半的基础上由于某个数据或者某个角度不符合要求而返工的情况也是屡见不鲜的。这些不受控制的因素往往是不能保证的，具有鲜明的风险性和不确定性[5]。

二、农业科技项目管理的不足之处

1、在规划前期对项目实施的可行性不明确

农业科技项目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应该体现其管理过程中所具有的先进性、差异性、质量的可保障性等其它特性，现在农业科技的项目管理并不是面面俱到，整个实施过程存在着诸多的麻烦和问题，首先就包括了整个项目的责任人对项目还未进行全面的规划和思考，对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以及进度的实施与安排等都没有明确的分析和研究[6]，对其缺乏全面性的评估，加之项目一下来之后，很多负责人为了最终的成果往往显得浮躁，急于求成，想在最短的时间内看到最大的经济收益，所以总是容易造成项目漏洞，其次，对于项目的承担商根本就没有一定的了解，对其的质量、信誉以及一些方面的东西都没有清晰的认识，必定也会让农业科技项目受到影响。最后就是项目负责人对自己设备能力预测过高，并且对设备和技术的先进性夸大其词，往往造成最后的质量效果失真[7]。

2、项目的开展缺乏完善的动态监督机制

由于没有完善的动态监督机制，项目的相关高层部门对整个项目的开展情况并不是了解深入，一些细节上的事情也不会察觉出来，势必会造成滥用项目费用、私自动用公款的情况，以及遇到一些项目开展过程中的麻烦就不愿意返工而不按正常项目的要求进行等情况出现，并且现在在定下项目之前往往会签订合同，只有在具有完善的动态监督机制对其进行监督，才能预防随意更改合同的情况出现[8]。

3、缺乏相对的竞争机制

以前的农业科技项目管理死板，没有一定的创新性，并且内部之间的竞争处于僵硬状态，在没有竞争的状况下，压力就会随即消失，在项目管理的过程中没有超越的竞争感，也没有大家齐心协力为项目的完成而努力和合作的团结感，使得大量的人才显得比较分散，没有凝聚力，加之现在我国的农业科技项目规模都比较小，并且水平有限，没有形成一定的产业链，导致最终的效益无法凸显出来[9]。

5、不完善的成果评定

在整个农业科技项目的实施和完善的整个过程，由于机制的不完善取得的成果不能进行充分的鉴定，或者由于鉴定不到位等导致最终的效益受到影响，并且在完成整个项目开展过程中的一些创新点都能够也就不能体现出来[10]。

6、没有维护合同的权威性的法律制度

在农业科技项目管理与相应的客户进行签订合同之后，由于没有相应的法律制度体系来维护其合同的权威性，将会导致一系列人员随意的进行更改合同的情况，并且时常出现违约的情况，加之没有相应的具有约束性的制度对其进行防范，将会导致一系列的情况发生，造成社会混乱。

三、农业科技项目提升的措施

1、摒弃旧的观念，培养全新管理思维

随着时代的进步，科技的发展，先进的技术越来越被广泛应用，信息技术、多媒体等高端技术普遍用于生活中，那么农业科技项目也是一样的，要将农业科技项目的管理推向实处，就需要将过去的传统的管理方法抛弃，按照现在的科学发展观，将现代技术运用于农业科技项目管理的实施过程中[12]，并且管理的方法也不能够单调，而是应该呈现出多渠道和样式的管理模式，并且在管理的过程要在专家的特别指点下进行，在不同的农业项目管理阶段应该采取不同的管理模式，并且针对其问题想出具有针对性的对策进行分析和讨论，以应对各种突如其来的问题。

2、完善整个项目的监控体系

在农业科技项目管理的过程中应该针对已经规划的目标、内容等进行全方位的监督，在整个项目的开展过程中进行全方位的跟踪监督评价，以防一些私自挪用项目建设的费用以及一些出现的一些问题不及时解决的情况，对于这些情况要及时的给予处分，另外对于在进行农业科技项目管理的过程中还应该建立一系列的多媒体网络体系，以便及时的传递信心和进行交流，定期选派人群进行管理培训和学习等，以此来提高管理水平，相应的上级领导部门应该及时的做好每一阶段的评估和成果的预测，下级部门要将实施过程中出现的诸多问题及时不漏的上报给上级领导，以及时的提出建议和措施，在管理中出现的创新之处和对项目的进行有利的建议和想法都应该进行奖励，以此来激励其他人的竞争力。

3、提高农业科技项目管理人员的技能

农业科技项目管理不仅仅只是管理就好，最重要的就是管理的手段和技能的高低，时代在进步，科技在发展，倘若我们只遵循以前懂得的管理技术，势必会被社会淘汰，就应该定期的组织人群进行技能的培训，以便提高其管理的技能，主要就包括对进度的控制、成本的控制，以及开展项目管理的过程中出现问题时的应对能力等的培养，以便能够提高管理的质量和效益，尽可能降低那些不确定性和风险性因素的可能性产生，定期进行农业科技项目管理不仅能够提高其管理的最终效应，还能够提高管理技术，凝聚大批的专业技术人员[11]。

4、制定出项目首席负责人制

以前的项目负责人以及整个组织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经过大家推荐的相关人员成立的，没有团队意识和经验，遇到问题时不能有效及时的解决，并且成本等也不能够得到合理的控制，使得整个项目建设返工还会出现重新返工，概算不清不楚，投资力度永远不够等，但是最终的效益却并没有突出成就，但是实施首席负责人制则能够有效的控制整个生产的成本、进度以及投资的力度等，对提高农业科技项目管理具有现实性的意义。

5、将网络体系运用于农业科技项目管理

传统的管理模式受到时间、空间、地域等限制，往往出现沟通不及时，回报不明确的情况，但是倘若有效的建立起多媒体网络体系，则能够打破这些传统上的不足，提高效益，节省大量的时间，避免上下级沟通不及时而误事的情况，建立起相应的数据库，在内部建立起相应的系统平台，倘若建立起这种系统平台，那么将能够完成高校的信息传送和数据分析，另外还应该构建相应的财务网络体系，对进行农业科技项目管理中的一些成本进行有效的控制，对其进行的开销的支出全部都记录再按，整理呈完整的信息库和财务预警系统，以防止偏离正常经营轨道而建立的报警和控制系统，它以项目管理的信息化为基础，利用数据化管理方式，通过对各种财务数据资料的分析，对经营管理活动中存在的财务危机及早警示，对潜在财务风险进行实时监控，为经营决策提供可靠依据。建立财务危机预警系统，可对财务运营过程进行监控、预测，及早发现财务危机信号，在其萌芽阶段采取有效措施进行预防和控制，避免情况恶化造成更大的损失。以此来对项目管理的整个过程进行有效的自成一体的控制[12]。

6、健全科技项目的评估

长期以来，在农业科技项目的选取在主观判断上都是依靠管理者的意见，缺乏专家的指点，也导致项目选取存在较高的失误率。在选择科技项目的时候，其复杂性主要表现在开发过程中的不明确性以及在决策上的失误而引发的风险，另外，还表现在了对于技术的复杂程度、费用支出以及收益等都难以估计。所以，对于农业科技项目体系的科学评估需要从管理的发展战略作为出发点，充分的考虑市场、经济、技术以及社会等会对项目选取造成的的影响，从而让选择更具科学性，尽可能的避开选择风险，让最有限的资金发挥出最大的作用，从而实现经济、社会效益。

7、推行项目风险评估体系

农业科技项目不是一般的简单项目，关系重大，加之他本身就具有的一些特点，使得它的风险新和不确定性因素重重出现，从农业科技项目管理的相关资源的安全角度来分析可知，风险评估主要是对企业内部的资料进行相应的分析，评估风险的来源和对管理的危害度，风险评估是保证其内部资源具有高的安全系数的主要措施，它将归类于资源的安全管理这一企业经营体系中。风险管理人员的目标就是在预测到风险的同时及时的发表建议并报告给上级部门，以便尽快解决目前威胁农业科技项目管理的既定目标的风险。

篇10

生态环境是整个社会经济尤其是农业经济发展的重要依托，历史时期农业的发展也是如此。在生态环境诸因子中，气候条件及其变化是原发性要素，它的发展与变化直接影响着植被、土壤和循环状态，奠定着特定时期生态环境的基点。

根据历史气候学的研究，两汉时代正处于大理冰期结束以后的第三个温暖期。这一时期起于公元前800年左右，止于公元200年左右，高于现代的年平均气温1℃-2℃。这种气候的特征，我们可以从许多方面找到佐证。

从植物分布变迁方面看，在这一历史时期，由于气温上升，南方亚热带与暖温带植物纷纷北上。以竹为例，目前大面积的竹林基本上不超出长江流域，而在当时，竹子的生长区域却超过了北纬46度，黄河流域分布着数量众多的大面积竹丛。比如，春秋时的淇水一带，竹木巨大成荫，连延不绝。《诗经·卫风·淇奥》咏道：“瞻彼淇奥，绿竹猗猗”；“瞻彼淇奥，绿竹青青”；“瞻彼淇奥，绿竹如箦。”到汉代时期，这一带仍然竹木繁茂。西汉元封二年，黄河决口，武帝发卒数万人塞瓠子决河，即以“下淇园之竹为楗”；[1]（《河渠书》）西北地区也是广有竹林，《山海经·西次二经》即记六盘山一带：“其木多棕，其草多竹，泾水出焉。”《史记·河渠书》亦记：“褒斜材木竹箭之饶，拟于巴蜀。”当时的关中地区，同样是竹林众多，在《诗经·小雅·斯干》中就曾言：“如竹苞矣，如松茂矣。”司马迁所言“渭川千亩竹”[1]（《货殖列传》）、班固所言“鄠杜竹林，南山檀柘，号称陆海”，[2]（《地理志》）更是脍炙人口。春秋战国与两汉时代竹简的盛行，也可以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当时竹木分布的普遍。

除了竹林之外，其他一些暖温带、亚热带植物的北移也十分引人注目。如《诗经》中屡屡在北方出现关于“梅”的诗篇。《召南》之“摽有梅”，地域当在当时的雍梁之地；《秦风》之“终南何有？有条有梅”，其地域应在秦岭山脉。另外，《陈风》有“墓门有梅，有鸮萃止”，《曹风》有“鸤鸠在桑，其子在梅”，该两国地域均在兖、豫之地，即今河南山东一带。而梅树的下限温度为-14°，因此当时平原中部冬季最低温度比现在要高。[3](P15)

值得注意的是，梅为长江流域的原产，何以在春秋时代大面积地出现于北方？对此，历代经学家百思不得其解，对《诗经》中的“梅”作出了种种不同的解释。如明末大儒王夫之在其《诗经稗疏》中，曾经引经据典，对“有条有梅”解释道：“条有两种：一则《毛传》所云槄也。《尔雅》：槄，山榎。榎，今谓之楸，似梓，至秋垂条如线，故谓之条。一则《尔雅》所云‘柚’、‘条’，郭璞注谓似橙实酢，生江南者。梅亦有二：一则今之所谓梅，冬开白花，结实酸者；一则《传》所谓柟，今西川所出大木，大数围者，乃似橙之条，出湖、湘、闽、粤，而梅花唯江南多有。”

王夫之所处的时代，正是一个低温期，所以他认为“似橙之条”与梅均出自江南岭表，这应当是正确的，但他又以此为据，去诠释千余年前处于温暖期的《诗经》中的记载，这就有些失之偏颇了。他是这样诠释“有条有梅”的：“此《诗》云‘终南何有’，又云‘有纪有堂’，皆遥望之词，非陟终南，而历历指数之也。则条、梅皆非树名，梅当与枚通，小树之枝曰条；其茎曰梅。盖秦山无树，但有灌莽郁葱而已。望终南者，遥瞩其山阜之参差，远颌其荆榛之苍翠，以兴望君而韵慕之词。故曰：其君也哉，亦遥望而赞美之也。”这一推论显系公羊手法。其实，《诗经》本身已经明确无误地告诉我们：梅，就是江南之梅，开花结实，可以食用，而且时人以梅之开花结实作为男女求婚的时节，亦可见梅树的种植普遍。如《召南·摽有梅》所云：“摽有梅，其实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摽有梅，其实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摽有梅，顷筐塈之，求我庶士，迨其谓之。”由“其实七兮”到“其实三兮”到“顷筐塈之”形象地道出了梅实熟落的过程。为何可以把梅诠释为“小树之茎”？“有条有梅”之条亦然，王夫之已引古人注，谓条或柚或楸。但因不产于北方，又推论条即小树之枝条，亦属大谬。“有条有梅”相对而言，梅为杨梅，条则为柚。许慎《说文》亦明确指出：“柚，条也，似橙而酢。”

实际上，直到汉代，桔与杨梅依然可以在关中种植，而且，除此两者外，还有柑橘、橙、枇杷、荔枝、龙眼（桂圆）、香蕉（甘蕉）、槟榔、橄榄、留求子、蜜香树等多种南方作物在关中落户。《三辅黄图》卷三《扶荔宫》曰：“扶荔宫，在上林苑中。汉武帝元鼎六年，破南越，起扶荔宫。以植所得奇草异木；菖蒲百本；山姜十本；甘蕉十二本；留求子十本；桂百本；蜜香、指甲花百本；龙眼、荔枝、槟榔、橄榄、千岁子、甘橘皆百余本。”《西京杂记》卷一说：上林苑有“梨十（种）……枣七（种）……梅七（种）……枇杷十株，橙十株……桂蜀漆树十株”。司马相如在《上林赋》中曾对此也有详细描述：“于是乎卢橘夏熟，黄甘橙楱，枇杷橪柿，亭柰厚朴，梬枣杨梅，樱桃蒲陶，隐夫薁棣，荅遝离支，罗乎后宫，列乎北园。”

从河流冬季稳定封冻线看，在这一历史时期，其南线出现北移现象。据有关专家研究，当今河流冬季稳定封冻的南界大体上东起连云港附近，经商丘北跨黄河，沿黄河北侧高地西伸，这条线以北的河流每年都有隐定的封冻现象。但在春秋西汉时期，河流冬季稳定封冻线北移大概至今山东曲阜一带甚至再向北一些。[3](P15)据《左传》、《汉书·五行志中之下》记载，在关中地区及曲阜、洛阳地区，于鲁桓公十四年（前698）、成公元年（前590）、襄公二十八年（前545）、汉武帝元狩六年（前107）昭帝始元二年（前125）都有“无冰”记载；《后汉书·五行志二》也云：“庶征之恒燠，《汉书》以冬温应之。中兴以来，亦有冬温，而不记录云。”李贤注引《管子》曰：“冬不冰也。”而河流封冻要比河边出现冰情所要求的冬季温度还要低。这种气候状况与梅树所指示的情况基本吻合。

另外，这一时期，渤海湾地区还出现大范围的海侵现象，据有关专家考证，这与当时气候之温暖不无关系。《汉书·沟洫志》记载：“王莽时，征能治河者以百数……大司空掾王横言：‘……往者天尝连雨，东北风，海水溢，西南出，浸数百里，九河之地已为海所渐矣。’”谭其骧等专家认为，王横所言，乃是发生在西汉中期的一次大海侵。其“九河之地”相当于今渤海湾西岸的天津、宁河、宝坻、武清、静海、黄骅六县市各一部分或大部分地区，即这次海侵的范围大体在海河平原上海拔四米的等高线附近，方圆数百里。直到东汉中叶以后，海侵地区的海水才渐渐后退；东汉末年，海陆形势基本恢复到海侵以前的局面。但至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一地区仍然人烟稀少。因而这一地区出现了西汉中叶以来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化遗存在年代上的中断现象；而且在这一区域的七里海北岸大海北村的汉代文化层内发现大量的孔虫壳体，其组合可能代表一个稳定的沼泽湖环境。[4]这些都表明，温暖、多雨是当时气候的一个重要特色，王横所言“天尝连雨，东北风”，当不是孤立现象。

由上所述，我们不仅对汉代的气候条件有了初步的把握，而且还可以注意到这种气候条件已经对这一时期植物的生长与分布发生了重大影响。同样，它对于其他生态因子诸如植被、土壤、水资源以及农作物布局、产量等乃至生产方式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

二

两汉时气候条件的相对温暖，带来了降水的充沛，水资源的丰富，而且对于这一历史时期的植被与土壤结构也都发生着重要的影响。

气候的温暖可以直接提高一个地区的降水水平，所以，在两汉时代，尤其是西汉时代，有关大雨、霖雨、雨的记载不绝于史。如《汉书·五行志》记载：“文帝后三年秋，大雨，尽夜不绝三十五日。”“昭帝元年七月，大水雨，自七月至十月。”“元帝永光五年夏及秋，大水。颍川、汝南、淮阳、庐江雨，坏乡聚民舍。”“成帝建始三年夏，大雨，三辅霖雨三十余日，郡国十九雨……秋大雨三十余日；四年九月，大雨十余日。”《后汉书·五行志一》也记载：“和帝永元十年，十三年，十四年，十五年，皆雨伤稼。安帝元初四年秋，郡国十雨伤稼。永宁元年，郡国三十三雨伤稼。建光元年，郡国二十九雨伤稼……”各帝纪中尤其武帝以后诸帝纪对大雨的记载也是不绝如缕。丰富的降水，一方面会造成“山谷水出”，河流溢满，致使水灾；但另一方面也使水利资源相对充沛。我们还是以关中为例。班固《西都赋》言此地“决渠降雨，荷臿成云，五谷垂颖，桑麻铺棻”。杜笃在《论都赋》中也写道：“畎渎润淤，水泉灌溉，渐泽成川，粳稻陶遂。”《太平御览》卷八二一所引王朗《上求正贷表》言：“昔在两京，有鄠杜膏腴之饶，池阳谷中之利，泾渭三川之水，郑国白渠之溉。每年成熟，雨灌并亩，至今号为陆海。”俨然一派水乡景象。当然，这并不是文学家们的夸张与铺衬，关中地区的实际情况亦然。两汉时代，关中地区可以说是河网密布，水源众多，长安附近，八水环绕，有泾、渭、灞、浐、丰、镐、涝、潏。以泾水为水源修建的郑国渠、白渠，有灌溉能力为4.45万顷。如《通典》卷一七四云：“秦开郑渠，溉田四万顷，汉开白渠，复溉田四千五百余顷，关中沃衍，实在于斯。”而目前泾水最大月份的水量，却只能灌溉50万亩。

其他地区亦多如此。据《汉书·地理志》记载，西汉时代，黄河下游地区与黄河相连的河流就有南岸的济水、浪汤渠、汳水、汴水、涣水、沙水、洧水、获水、睢水、涡水、鲁渠水、濮渠水、漯水、笃水河等；还有北岸的汊道、屯氏河、屯氏别河、张甲河、鸣犊河等；下游地区鸿沟以来，泗济以西，江淮以北，大河以南，共有较大的湖泊140多个。黄河水系以外，北方还有其他水流系统，如山东南部地区即有沭水、汶水、泗水、沂水、桐水、南梁水、潡水、承水、祖水等。近几十年来，考古发现又向人们揭示了这一地区数十条不见文字记载的古河流，为土地灌溉提供了充足的水源。汉代的湖泊陂泽更是星罗棋布，不计其数。据统计，《水经注》记载的大小湖泊仅在黄淮海平原地区就有190个之多。正因为这一时期有丰富的水利资源，所以，灌溉工程格外发达。《史记·河渠书》对武帝时的情况有一概括的记载：“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而关中辅渠灵轵引堵水；汝南、九江引淮；东海引巨定，泰山下引汶水，皆穿渠为溉田，各万余顷。佗小渠披山通道者，不可胜言。”

气候的温暖与湿润，也为两汉时期森林植被以及土壤状况能处于一种良性的自然循环状态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我们可以看一下同期的山东与关中。据有关专家分析，春秋战国时代，山东地区木本植物孢粉比重增至30%-58.5%，森林植被是以阔叶树为主的针阔叶森林，主要树种有栎属、栗属、榆属、桦属、鹅耳杨属、桑属、枫香属、胡桃属、枫杨属等多种乔灌木混交。当时山东的森林面积约有7万平方公里，覆盖率为46%。如《禹贡》所言：兖州“厥草惟繇，厥木为条”，徐州“草木渐包”。《孟子·滕文公上》也说，这一地区“草木畅茂，禽兽繁殖”。经春秋以来的开发，到两汉时代，虽然自然森林面积逐渐减少，但经济林木与经济植被即人工再生林及次生植被却形成规模，像“齐鲁千亩桑麻”，“淮北、常山已南，河、济之间，千树荻”，[1]（《货殖列传》）以及“曹、卫、梁、宋，采棺转尸……邹、鲁、周、韩藜藿蔬食”，[5]（《通有》）等等，都很有特色。正因为如此，才会对这一地区有“膏壤千里”之誉。对此，史念海先生曾分析道：“兖州的坟土为什么为黑色，这是由于兖州森林草地最多，草木旺盛，土壤中腐植质也相应的增多，所以在《禹贡》中，兖州之土为上中。”[6]（《河山集三·战国至唐初太行山东经济地区的发展》）这是两汉时代山东经济繁荣的重要条件。

居于兖州之上的是雍州之土，为上上，其原因也在于森林草木植被的完好，司马迁即言“山西饶材、竹、穀、纑、旄、玉石”。司马贞索隐：“穀，木名，皮可为纸；纑，山中苎，可以为布，今山间野苎。”司马迁又言：“燕、秦千树栗”；“渭川千亩竹”。所以，“关中自汧、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1]（《货殖列传》）东汉班固的记载更是清楚，他说：关中“有鄠、杜竹林，南山檀柘，号称陆海，为九州膏腴”。[2]（《地理志》）又言长安之地“其阳则崇山隐天，幽林穹谷，陆海珍藏，蓝田美玉。商、洛缘其隈，鄠杜滨其足，源泉灌注，陂池交属，竹林果园，芳草甘水，郊野之富，号为近蜀”。[7]（《西都赋》）东汉杜笃的《论都赋》亦言：“滨据南山，带以泾渭，号曰陆海，蠢生万类。楩楠檀柘，蔬果成实。”据史念海先生考证，秦汉时吕梁山、秦岭、崤山、首阳山、邙山、中条山、太岳山、析城山、黄龙山、嵩山、太行山、王屋山等山区，都覆盖着大片森林。[6]（《河山集二·历史时期黄河中游的森林》）

三

气候的温暖与温润改变了以往的作物布局，扩展了各种作物的种植空间。在植物方面，前已详述，此不赘述。就农作物来讲，以水稻为例，水稻为喜温喜水作物，产量较高，由于气候的温暖，水利的兴盛，两汉时代的水稻种植面积大大扩展。

水稻原产于南方，早在仰韶文化时代即陆续北传，春秋温暖期到来后，种植面积不断扩大。《诗经·鲁颂·宓宫》云：“有稻有秬。”《唐风·鸨羽》云：“王事靡盬，不能艺稻粱，父母何尝？”《小雅·白华》亦云：“滮池北流，浸彼稻田。”《七月》云：“十月获稻。”战国时代，中原地区稻作生产已占有一定的地位。《战国策·东周策》记道：“东周欲为稻，西周不下水，东周患之。苏子谓东周君曰：‘臣请使西周下水，可乎？’乃往见西周之君曰：‘君之谋过矣，今不下水，所以富东周也。今其民皆种麦，无他种矣。君若欲害之，不若一为下水，以病其所种。下水，东周必复种稻，种稻而复夺之。若是，则东周之民，可令一仰西周，而受命于君矣。’西周君曰：‘善！”遂下水。苏子亦得两国之金也。”纵横家之言，固然不可全信，但由此我们还是可以看出，东周一带应当是拥有相当数量的稻田，所以，当西周不下水时，才会“患之”。我们还可以看出，或有相应的水利，东周境内可以普遍种稻，正因为此，苏秦才会建议西周下水，待东周种稻后，再以水源控扼其命运，“令一抑西周”。

两汉时代，北方的水稻种植依然在发展中。从近几十年的考古发现看，北京黄土岗，河南洛阳西郊、辉县城北、洛阳烧沟以及江苏徐州奎山等地，都先后有稻谷出土，许多地区出现了大面积的稻作区。如关中一带，内史所掌握的公田中，即以稻作为主，据《汉书·沟洫志》记载，“倪宽为左内史，奏请穿凿六辅渠，以益溉郑国傍高仰之田”。武帝曰：“左右内史地，名山川原甚众……今内史稻田租挈重，不与郡同，其议减。令吏民勉农，尽地利，平徭行水，勿使失时。”民间种植也很广泛。汉武帝微服外出狩猎，“驰鹜禾稼稻粳之地，民皆号呼骂詈”；[2]（《东方朔传》）直到东汉时代，关中仍然“畎渎润淤，水泉灌溉。渐泽成川，粳稻陶遂。厥土之膏，亩价一金”。[8]（《杜笃传》）“粳黍稼穑之所入，不可胜算”。[9]（《京兆樊惠渠颂》）河北一带亦然，早在魏襄王时代，史起为邺令，即引漳水溉邺，广植水稻，民歌之曰：“邺有贤令兮为史公，决漳水兮灌邺旁，终古舄卤兮生稻梁。”汉哀帝时，待诏贾让主张治河北水患，“多穿漕渠于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杀水怒……若有渠溉，则盐卤下湿，填淤加肥，故种禾麦，更为秔稻，高田五倍，下田十倍”。[2]（《沟洫志》）东汉安帝时，大力发展水稻生产，“河内好稻……地产不为无珍也”；[10]（《冀州论》）渔阳太守张堪，在狐奴（今北京顺义县东北）开稻田8000余顷。这是汉代水稻种植的北界。在黄河以南的中原地区是汉代北方著名水稻产区。如东汉初山阴太守秦彭“兴起稻田数千顷”。[8]（《岑彭传》）东汉末，夏侯淳在陈留、济阳间“率将士劝种稻”。汝南一带更是“鱼稻之饶，流衍他郡”。[8]（《邓晨传》）

由于水稻种植的扩大，两汉时代的北方地区已掌握了比较系统的稻作技术，并较南方更早地进行了归纳与总结。出现于北方的《氾胜之书》与《四民月令》，可视为西汉与东汉的两部代表著作。这两部著作，对水稻种植技术的主要环节都有记载，如对于播前整地，《氾胜之书》指出：“种稻，春冻解，耕反其土。”“种稻，区不欲大，大则水深浅不适。”对于播种，北方地区已掌握了不同品种的不同时节，《氾胜之书》云：“三月种粳稻，四月种秫稻。”《四民月令》也云：“三月……时雨降，可种粳稻。”对于播种量，《氾胜之书》也指出：“稻，地美，用种八升。”这也可以告诉我们，西汉时代，水稻种植尚为撒播，亦即直接播种。不独北方如此，南方地区亦未见到移苗插秧的记载，一些地区画像砖上的播种方式也是撒播。到东汉时代，北方与南方共同出现了插秧技术，《四民月令》五月所记：“是月，可别稻及蓝。”是我国农作文献中首次对这一技术的记载。与此同时，南方出土的东汉画像砖上也出现了有关内容，如广东佛山澜石出土的水田模型中，就有农夫插秧的形象；贵州兴义出土的水田模型中，也刻画出了整齐的禾苗，显然是插秧的结果。这也表明，北方地区的水稻生产技术，因种植面积的扩大，也达到了一定的水平。

由于气候的温暖，使粮食的耕种时间大为提前，如《氾胜之书》记：“冬至后一百一十日可种稻。”“立春后，土块散。”“三月种粳稻。”据专家推算，这要比目前关中地区耕种的时间提前约一个物候或一个节气。这对农作物的生长乃至产量影响较大。

气候变化对于农产量的影响对于高纬度地区，亦即我国北方地区的农作物产量更为直接。张家诚先生曾经提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年平均气温每下降1℃，粮食单位产量就会比常年下降10%；同样，年降水量每下降100mm，单位面积粮食产量也会下降10%。[12]而低纬度地区则影响不大。吴慧先生曾认为，如统一以今亩计算，秦汉时代的平均亩产量为132公斤，东晋南朝为125.35公斤，较前朝下降2.84%，这主要来自纬度较高的长江以北地区，以种植水稻为主的长江以南地区，水稻亩产量反比秦汉上升了5.2%。北朝时代的平均亩产为128.8公斤，较之秦汉下降2.48%。而唐代的粮食产量则直线上升，较之汉代，增长了26.6%；较之南北朝，增长29.66%。

余是非先生所考订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粮食亩产量的变化起伏要高于上述结果。他认为，曹魏与两晋时代，粮食亩产较之两汉下降1.5%；北朝则下降13.3%；隋唐较之南北朝又上升了1.3%。[12]这与气候的变化趋势亦相吻合。

良好的生态环境对两汉时期的生产经营方式也产生了连锁反应。从关中、关东地区来看，当时的生产经营方式总的来说不是单纯的经营农业，而是兼顾林、牧、副、渔诸业，这从当时的史料记载中便可看出。就畜牧业来说，即使以农业为主的中原关中地区当时农牧兼营比较突出。如齐人卜式，“以田畜为事……羊致千余头，买田宅”；[2]（《卜式传》祝鸡翁，洛人，有鸡千余头；[13]（《祝鸡翁》）宣曲任氏“力田畜”，“富而主上重之；”；关中桥姚“有马千匹，牛倍之，羊万头，粟以万钟计”；[1]（《货殖列传》）陈广汉除有大量的田产外，还有“千牛产二百犊万鸡将五万雏，羊豕鹅鸭，皆道其数”。[14]（《卷四》）马援“在上林苑，因处田牧，至有牛马羊数千头，谷数万斛”，[8]（《马援传》）这些与董仲舒所说的“多其牛羊”、“广其田宅”，[2]（《董仲舒传》）仲长统所说的“马牛羊犬，山谷不能受”，[8]（《仲长统传》）都是典型的农牧兼营的豪强。另外，从一些名人曾从事放牧业，如淄川公孙弘“放豕海上”，[2]（《公孙弘传》）梁鸿“牧豕上林苑”，[8]（《梁鸿传》）济阴孙期“牧豕于大泽中”。[8]（《孙期传》）从民间祭礼中“富者祈名岳、望山川，椎牛击鼓”，中者“屠羊杀狗”，贫者“鸡豕五芸”；从济南王康拥有“马千二百匹”、外戚马光仅腊日用羊即达三百头，可从另一侧面反映当时中原关中地区畜牧业之发达。

由于水利资源丰富，汉代养殖业也得到了很大发展。当时一方面出现许多大面积养殖区，如《史记·货殖列传》所说“水居千石鱼陂……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凡生产“鲐鱼千斤，鲰千石，鲍千钧”者，可比千乘之家；东汉的樊宏家“池鱼牧畜，有求必给”。[8]（《樊宏传》）另一方面，当时的水田陂塘也往往实行多种经营，将稻作、养殖、种藕等诸项有机地融为一体，农、渔、副兼顾，一举多得，这种现象我们从出土的汉代陂塘模型中便可看到。如在1978年在陕西勉县发掘的四座东汉墓中，出土了塘库农田模型一件，陶陂池一件，方形塘库三件。所出塘库农田模型为长方形，塘库与稻田连为一体，中有一坎相隔，塘内有螺蛳、蛙、鳖、鱼；陶陂池是一独立的蓄水设施，池内分布有荷叶、莲包，有鱼、虾、鳖、鱼、螺、龟，池坎上还有鸭子；另外三件塘库模型也分布有上述物品。又如，1977年在四川峨眉县东汉砖墓中出土的石塘库农田模型，右边为塘库，塘中有鸭、虾、蟹、螺等，左方为两方农田；在通往农田的水口处，还置有竹笼，以防鱼虾进入田中。四川成都天回山出土的东汉陶水塘，中以高堤相隔，右塘有荷花、鱼、鸭和小船，左塘为鱼池，池内有两条大鱼象征着养殖业丰收。[15]

经济作物作为农业生产的一部分，在汉代得到长足的发展。其种植规模之大、分布之广、品种之多，都是前后诸朝所不能比拟的。据《史记·货殖列传》载，当时带有商品生产性质的园圃，栽种量往往以“千树”、“千畦”、“千亩”、“千石”、“千种”、“千章”、“万个”、“千斗”计；各种园林比比皆是，两汉史籍中诸如“柚之乡”、“果布之凑”、“枣粟之饶”、“园圃之利”、“千亩桑麻”、“千亩姜韭”、“千亩竹”、“千亩卮茜”、“果菜千钟”、“桑麻铺棻”、“梨栗、桑麻、竹箭之饶”不绝于书。各豪强庄园的经营多是以农业为主，兼营其他。如樊重“能治田，殖至三百顷……陂池灌注，竹木成林，六畜放牧，鱼赢梨果，檀棘桑麻。”[16]（《比水》）陈广汉家除种植一般农作物外，还有藷蔗二十五区，蹲鸱三十七亩，有果蓏肴蔌[13]（《卷四》）等等。各小农小户们也如班固所说：“菜茹有畦，瓜瓠果蓏，殖于疆场。”[2]（《货殖传》）由于种植环境的良好，加上技术的提高，经济作物的种类也大大增加。西汉的蔬菜，见诸记载的就有36种之多，《四民月令》所记庄园中仅蔬菜就有20余种；检《西京杂记》卷一所载，当时果树种类梨有10种、桃有10种、枣有7种、李有15种、梅也有7种之多。

汉代这种以农业为主，兼顾牧、副、渔诸业的生产模式，反过来又为水土保持及生态环境起到维护和发展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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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刘向.列仙传[M].四库全书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