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哲学论文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生态哲学论文，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二、以主体性哲学为基础的西方管理是反生态管理

以西方近代主体性哲学为指导，在西方管理理论和实践中，管理的研究者和实践者都只看到了自然物的“消费性价值”，都片面地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忽视了人与自然的生态关联。纵观西方管理思想史，各种管理理论几乎概莫能外地聚焦同一中心———片面追求经济效益。泰罗的科学管理的根本目的是谋求最高工作效率，而达到最高工作效率的重要手段是用科学的管理方法代替旧的经验管理，因此科学管理理论重点解决的是如何用科学的方法提高生产现场的生产效率问题;法约尔的组织管理理论所研究的中心问题是组织结构和管理原则的合理化，管理人员职责分工的合理化问题，以确保效率的提高;行为科学学派试图通过行为科学的研究，掌握人们行为的规律，找出对待工人、职员的新手法和提高生产效率的新途径;管理科学学派的主导思想是使用先进的数学方法和管理手段，使生产力得到最为合理的组织，以获得最佳的经济效益;决策理论学派以统计学和行为科学作为基础，力图在管理领域寻找一套科学决策方法，以寻找到实现最佳效益的最佳方案;社会—技术系统学派认为，组织不仅是一个社会系统，而且也是一个技术系统，只有把二者协调起来，才能解决组织矛盾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可见，西方管理思想的终极旨趣都是为了追求本单位经济效益、利润的最大化，而没有考虑或很少考虑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对自然的破坏和影响，没有考虑到自然的生态价值和生态平衡问题。这种片面追求效益而忽视人与自然之间的生态关联的管理是当前迫切需要反思的。在现代管理实践中，人们皆自觉不自觉地在行为上忽视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管理学家指出各行业中管理工作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都是为了实现本单位的既定目标，通过决策、组织、领导、控制和创新等职能进行着任务、资源、职责、权力和利益的分配，协调着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现代管理实践仅仅是为了实现本单位的、局部的利益目标，在社会系统内部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排除了人和自然之间的生态关系。在西方近代主体性哲学的指导下，西方管理理论和管理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对组织和组织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的关系以及其应承担的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关注不够，这就使组织形成了以片面追求效率为核心的功利的、反生态的管理观。这样，西方管理理论对人掠夺自然的事实视而不见，在客观上放任和加速了这种掠夺的进程，从而造成了资源危机、能源危机、人类生存的生态系统的危机，这种危机本质上就是人的生存危机。因此，为了人类的永续生存，用一种新的哲学和管理理论来指导管理实践，已经成为大势所趋。这种新的哲学就是生态哲学，新的管理理论就是生态管理理论。

三、生态危机时代需要生态哲学指导下的生态管理

哲学具有时代性，任何哲学都是其时代的产物。生态哲学是以生态世界观为基础而构建的新哲学，是一种不同于西方主体性哲学所尊崇的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的新哲学，是以地球生态系统的平衡与稳定为基础的整体论哲学。生态哲学是一种整体论的生态世界观。一般认为，世界由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所构成。而社会是人的社会，思维也是人的思维，因此世界就是由自然界和人所构成的世界，世界观就是关于自然和人的总的看法和态度。生态哲学所坚持的生态世界观在对人、自然的态度上坚持整体论、系统论的观点。人作为地球整体生态系统的一员，是自然界高度发展的产物，但人无论怎样特殊，都与自然具有同一性，其生存须臾离不开地球生态系统整体平衡所提供的清新的空气、温暖的阳光、充足的食物、清洁的饮用水等。目前，地球整体生态系统的平衡已经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其终极原因就在于西方近代主体性哲学没有把包括人在内的自然界视为一个整体，而是把统一的自然界人为地割裂开来。生态管理就是在生态哲学的指导下，合理吸收生态学、系统论、经济学、管理学、现代技术科学等学科知识，反思现代管理理论和实践，在管理理念和管理目标上，处理好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在维护整个地球生态系统的稳定和平衡的前提下，实现人的可持续生存。生态管理的内容十分广泛、庞杂，涉及人类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各个领域。从不同的视阈进行研究，可以构建出不同的生态管理理论体系。从国内的研究状况来看，以“生态管理”为关键词的学术专著和论文都很少。笔者才疏学浅，暂无力构建系统的生态管理理论。这里，提出几点有关生态管理的基本原则:

第一，实行生态管理，要坚持整体论的管理观。

由于地球整体生态系统的平衡是人类可持续生存的基础，因此为了人类的生存，必须更新管理理念，重新审视现代的片面追求利润、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管理目标，把维护地球整体生态系统的平衡作为当代乃至未来管理的基本理念和目标，作为管理的出发点和归宿。一切管理模式、管理方法、管理手段等都必须服从、服务于这个理念和目标。今天的管理者尤其是高层管理者、领导者，必须从忽视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现代管理理论中“超拔”出来，充分认识到现代管理理论及其指导的管理实践给人类的生存环境造成的危害，认识到这种情况如果任其发展下去，人类就将走向不归路。

第二，实行生态管理，关键是要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

整个地球生态系统是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在这个整体中，不同的自然物不仅具有供人消费的“消费价值”，而且具有维护整个地球生态系统平衡的“生态价值”，这两种价值都是人类生存所必需的。然而，这两种为人类生存所必须的价值却是正相反对的:对于同一自然物来说，实现它的“消费性价值”，就必须牺牲它的“生态价值”;而实现其生态价值，又无法实现其消费性价值。面对这种窘境，人类只能有一种选择，即必须对人类改造自然的管理实践进行必要的规约和限制，尊重自然，善待自然，从而保证地球生态系统的平衡与稳定。人类生存的生态系统稳定平衡的保持，是人类管理实践活动的底线。

篇2

由于人是以类的方式存在于宇宙之中的社会动物，一个文化系统的文化生态必然涉及到人与终极实在、人与自然宇宙、个人与他人以及人之身心之间的关系。正是这些方面构成了特定文化系统的基本存在形态，亦即文化生态模式的基本“世界图式”。中国哲学“文化生态模式”基本的世界图式可名之为“生机主义的万物一体”图式。

在这一图式中，天地万物通过被生命化而统合为紧密相连的一体。中国哲学看待天地宇宙以及万物的基本范式就是“生命典范”的，即自觉地把天地宇宙以及万物均看作是类人的存在、有生命的存在。这在作为中国哲学之思想源头的《周易》哲学中即已奠定了基本精神方向。正是借助于生命典范，《周易》建构起了一个涵容天地人“三材”、足以“曲成万物”、“范围天地”而又以“道”一以贯之的机体网络系统。沿着《周易》哲学所开辟的基本精神方向，以儒家和道家为主体的中国哲学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这一以生命典范贯通天地万物的世界图式，从而形成了“生机主义的万物一体论”。在这一世界图式中，人、人类社会与自然界既各自构成相对独立的系统，又共同构成了一个紧密相连的整体。它们之中莫不包含了某种内在的生命力量亦即“道”或“天道”。“道”或“天道”构成了万物的存在根源，同时也是贯通万物的内在本性。以生命体存在的万物统领于“道”或“天道”，共同构成了充满生机的大化流行。

在这一图式中，作为万物之灵的人既内在于自然，又有着自己的特殊使命。它强调，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人是内在于而非外在于天地万物的。《周易》哲学从两方面突显了天地万物对人的内在性。其一，天地万物构成了人之所以为人的存在前提。《序卦》明确指出：“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这显然是把天地万物的存在看作是人、人类社会存在的前提。其二，天地宇宙亦是人的价值之源，人之所以为人所应具的德性是“法天效地”的结果。这从《系辞》“生生之谓易”与“天地之大德曰生”的论断中即可清楚地见出：“生”不仅是天地之基本的存在形态，而且更是天地之最高德性，正是天地宇宙所昭示的“大德”为人类提供了价值的源头。由此，《周易》开启了后儒以“生”释“仁”，将人之本质属性与天地之德相联系，以为之确立形上根据的基本精神方向。与此同时，人作为大宇长宙中唯一具有灵明者，又不是完全类同于其他万物的存在，而是具有一种特殊使命，即只有通过人的存在而不仅更为充分地实现天地之道，而且使之发扬光大。《中庸》所谓“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所言明的就是这个道理。当然，人虽有着与其他万物不同的特殊使命，但归根结底依然是为了实现天地万物自身本有的内在价值。

立足于“生机主义的万物一体”的世界图式，中国哲学“文化生态模式”表现出了和谐性、平衡性与稳态性等颇为独异的理论特质。

追求和谐是中国哲学中包括《周易》哲学、儒家哲学与道家哲学共同具有的价值取向。即以儒家而言，对普遍和谐的追求自孔子起就已奠定了基本精神方向。原始儒家的这一理论意向经后儒的不断发明推广而成为儒家基本的价值取向之一。《中庸》指出：“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就明确地表示，建立在“中”这一天下之大本基础上的“和”是天下之达道，人能够达致天下之达道，则可以使天地万物达到各安其所、物各付物的理想境界。在儒家哲学中“和谐”与“生生”又是紧密相连的。扩而大之，亦可以说，“生生”与“和谐”的一体，共同构成了中国文化的价值理想。

篇3

 

一．引言

进入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西方翻译开始转向对翻译文本的译者和接受者(读者和译语文化的接受环境)的研究，因此，如何描述和解释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成为翻译理论的根本问题之一。起步于2001年的生态翻译学是在翻译适应选择论研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译者主导、译者中心是其核心理念，并取向于译者与翻译生态环境相互关系的研究,特别是译者在翻译生态中的生存境遇和能力发展研究。

生态翻译学认为，翻译是‘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1],它确立了译者的中心地位和译者的主导作用。这里的译者具有动态的“双重”身份:一方面接受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与制约,另一方面又以翻译生态环境的身份实施对译文的选择与操纵。译者的这种“双重”身份可以表述成译者既是原文的“读者”、又是译文的“作者”。

回顾20世纪以来国内古典诗歌英译研究状况，争论的焦点之一就是“应该译成韵体还是散体”[3]。或重声韵，用传统英语诗律翻译唐诗，以求再现唐诗的整体美；或重意象，用自由的散体译诗，以求传达唐诗艺术的真质。这两种方向，既有其成功之处，又有其遗憾不足。诗律有碍达意英语专业毕业论文，“因形害义”；而达意又要丢弃唐诗本身的形式美，以致损害了唐诗本貌。

胡庚申教授提出的生态翻译学理论对唐诗的翻译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从胡庚申教授提出的“原文一译者一译文”三元关系视角看[4]，我们从译者居中的位置向两端审视，由此演绎出来的译论构架也有可能相对‘中和”稳定。基于这个理论视角，笔者认为唐诗英译的过程是译者适应与译者选择交替进行的循环过程，其实质是译者适应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译者在其过程中起着主导作用。本文运用“生态翻译学”来分析著名唐诗《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双译本的异同，探讨唐诗翻译中译者的双重身份。

二．《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英译对生态翻译学的体现

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包括了翻译活动的不同阶段、不同层次、不同维度的译者适应与译者选择。生态翻译学认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只有真正地做到‘多维’地适应特定的翻译生态环境和至少‘三维’的选择转换，才有可能产生恰当的译文”[5]。从这个意义上说，许渊冲和庞德在英译《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过程中适应原文和译语文化生态环境、继而做出对原文的主题思想“取便发挥”，这种做法又可以解释为是两位译者适应其生存境遇的一种选择。

2.1 译者是原文的“读者”对翻译生态环境的适应

译者作为原文的“读者”具体表现为对“能力”的适应。译文产生过程的第一阶段即“翻译生态环境”选择译者，“重点是以原文为典型要件的翻译生态环境对译者的选择”[2]翻译生态环境中的原文是一首李白的送别诗《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那么,以原文为典型要件的翻译生态环境要选中的,可以说应当是诗人译者,或者是对中国古典诗词有一定造诣的译者论文格式模板。许渊冲先生是“诗译英法惟一人”,他用韵文来译,显示出了中国翻译家力求保持中国古诗词民族特色的诉求。美国诗人庞德改译的《华夏集》包括《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等中国古典诗词十九首，其译文语言简练、流畅而不浮华，遣词造句富于现代气息。艾略特为此称赞庞德为“中国诗歌之发明者”[6]。 《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的英译本中许渊冲和庞德这两位文学大师的译文得到广泛流传，说明两位译者不仅没有被“翻译生态环境”给淘汰掉(比如或审稿者“未通过”、或出版商“不出版”、或读者“不愿看”、或译评者“不认可”等等)，而且其译作也做到了“适者生存”。

2.2 译者是翻译过程的“作者”实施对译文的选择

译者不仅要适应翻译生态环境，还要接受翻译生态环境的支配。因此，在译文的产生过程的第二阶段即生态环境选择译文，“重点是以译者为典型要件的翻译生态环境对译文的选择”[2]。这时的译者是翻译过程的“作者”，是真正的“主宰”。“译者以翻译生态环境的‘身份’实施对译文选择”[2]。这种选择性适应集中体现在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三个维度上。评判译品的“整合适应选择度”,首先要看译者是否多维度地适应了特定的翻译生态环境,尤其要看是否做到了“三维”转换。本文从这三方面看唐诗《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两译本的异同。

2.2.1 译者对语言维的选择转换

“语言维层面的适应性选择转换即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语言形式的适应性选择转换。这种语言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是在不同方面、不同层次上进行的”[7]。

在形式上，唐诗整齐、简练,信息载量丰富；英文诗中冠词、介词、连词常常是不可缺少的，这就使得在行数方面保持形似十分困难。作为七言绝句，《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只有四行，每行七字，充分体现了唐诗布局合理，排列整齐，富于建筑美的特点。在两篇译文中英语专业毕业论文，许渊冲先生的译文保存了原诗的这一特点，也是四行，而在音节数上是呈递减趋势，从形式上反映出帆影渐渐远去，消失在天际的画面，从诗的形式上与情境遥相呼应。而庞德采用了现代自由诗体译成了散文诗，他认为，翻译不应该受原语句法的限制，应该根据译语的表达需要，采用自然的、符合译语表达习惯的句法表达思想。笔者认为，唐诗乃中华文化之瑰宝，有其特定的形式与内涵，所以译者在适应译语生态环境的同时，需要发挥译者的主体性，选择和原文较为一致的形式来传达诗意。因而，就形式方面笔者认为，两篇译文中，许的译文较为突出。

在韵式方面，诗人颇具匠心地选择了/楼/州/流三个声调悠扬的韵脚,吟诵起来余音袅袅。这与孤帆远去、江流天际的景象以及诗人目送友人、以及对友人无穷无尽的思念十分切合。在这两种译文中,许渊冲的译文保持了唐诗的音韵美，采用了aabb式的韵脚的转换,并在句数上采用了绝句的四行式排列。而庞德译这首诗时运用现代自由诗体。可见，由于两名译者的体会、判断和选择的不同，即使是对同一首诗，也会产生不同的译作。

2.2.2 译者对文化维的选择转换

“由于原语文化和译语文化在性质上和内容上往往存在着差异,为了避免从译语文化观点出发解原文,译者不仅需要注重原语的语言转换,还需要适应该语言所属的整个文化系统,并在翻译过程中关注双语文化内涵的传递”[1]。

首句“故人西辞黄鹤楼” 在“黄鹤楼”送行富有文化内涵。许译的第一句“My old friend has leftthe west where the Yellow Crane towers”，既交代了友人是自西向东而行，又传达出了黄鹤楼的文化内涵：黄鹤楼既是传说中仙人飞上天空去的地方，也是千古登览圣地和中国诗人经常留下诗句的地方。庞德在此句的译文中保留了古风和异国情调，例如英语专业毕业论文，他选取“Ko-jin”代替“故人”，“ko-kahu-ro”代替“黄鹤楼”原因在于这两个词作为名字好听，和“故人”的汉音有点类似，带有一点恰当的异国情调，放在诗歌的开头和首句末显得亲切、自然，对整体意境传达起着一定的作用。

次句“烟花三月下扬州。开元盛世的“扬州”是当时整个东南地区最繁华的都会,象征着欣欣向荣,充满希望。通过对诗人写作背景的研究,可以考证当时的扬州确实是李白心之所向。许译用River Town向译文读者点出了扬州的水乡特征,有助于译文读者产生有益的联想。庞德的译文舍弃了表示目的地的“扬州”，而换成了一个新的意象：The smoke-flowers are blurred over the river. 似烟如雾的花丛随着孤舟渐行渐远，慢慢地变得模糊不清。这一意象凸现了一个动的过程，孤舟的远去，花丛的逐渐模糊与送别之人的心情交相辉映，送别之人的情感由此得到升华。

文化传递本来就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对诗歌而言尤为如此。两位大师在文化维的选择转换都是在翻译过程中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和创生性,应用他们各自的语言来体现两种文化的转换,都选择尽量把文化内涵传达到位, 可谓都是较为好地适应了翻译生态环境而做出的翻译。

2.2.3 译者对交际维的选择转换

“翻译过程中交际意图的适应性选择转换,是说译者关注原文中的交际意图是否在译文中得以体现”[1]论文格式模板。诗歌在交际维层面的转换体现为原文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互动。通过译者的桥梁作用，读者与作者在情感、思想等各方面产生共鸣，促成原文作者与译文读者间交际目的的实现。因此，译文中意境的传达也是不可或缺的，它是诗意赖以飞翔的翅膀，是一种软信息的传达。

诗的第三、四句”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从表面上看,这两句诗全是写景,实际却描写的是李白送别诗友时的惜别深情。许译文用“theboundless azure sky”表明天空的无穷无尽，这种空间上的延续也能表明诗人送友人时的怅惘情怀。原文中的“流”这个意象，许译为“rolling”，表示的是长江的气势和浩荡，与诗人感伤的情绪形成了对比，衬托出诗人对友人的无尽思念。庞德对两个意象的英译仍然没有逐字对译，而是用“lone sail”，“blots”和“thefar sky”，将一叶白帆远去消失在天边的画面清晰地呈现在读者面前，用“reaching heaven”将“天际流”的意境和美感白描了出来，构成了一幅动静结合的山水画英语专业毕业论文，这一方面充分表现了中国诗歌的特色――诗中有画，画中有情，另一方面让西方读者可以透过诗中突出的语言意象了解到异域文化，潜移默化地领会到诗中所蕴含的情感意味。这样的译诗,经过内容和形式上的“转述、改写、变形”后,在当时客观的时代文化氛围中大获成功,这是译者庞德的成功,然后才是李白诗歌的成功“出访”。在这部分译文中,两位译者对原文的处理增减恰当,将原诗中的“诗眼”和美的意境一览无余地展现在读者的眼前。从翻译创生性来看，两位译者是发挥其主导作用，在适应翻译生态环境下实现了交际目的，堪称最佳翻译。

三．结语

综观两篇译文，通过从生态翻译学视角分析，两篇译文各有千秋。为了形成“整合适应选择度”最高的译文，各自都尽可能地跟原诗保持一致，都在不同程度上传达了原诗的意境和形象。基于此，译者需要克服巨大的时空差距和文化差异，从各自的审美视角出发，通过译作竭力将壮丽的画卷忠实地再现在译语读者面前。生态翻译学认为,翻译是一种以“译者为中心”的活动。译者作为原文的“读者”不仅要忠实于原作,对原者负责;同时是译文“作者”，要服务于读者,对读者负责。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双重”身份表明译者是翻译成功的根本因素。因此译者是翻译的真正主人,翻译的过程就是译者在翻译生态环境中的适应选择过程。译者的素质越高,他在翻译的过程中“适应”与“选择’才会完成得更好。

参考文献：

[1]胡庚申.翻译适应选择论[M].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123,136,137-138.

[2]胡庚申.翻译适应选择论的哲学理据[J]. 上海科技翻译,2004(4):1-5.

[3]王海艳，刘秀华.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浅析中诗英译现状[J]. 辽宁工业大学学报,2009(3):48-50.

[4]胡庚申.从“译者主体”到“译者中心”[J]. 中国翻译,2004(5):10-16.

[5]束惠娟.生态翻译学视角下的公示语翻译———以上海世博会主题标语为例[J]. 上海翻译,2010(2):39-42.

[6]吴其尧.庞德和中国文化[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 111.

篇4

儒家文化是一门重要的中华传统文化，其中蕴含着非常丰富的生态文明哲学思想。现阶段，随着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不断发展与进步，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应当对儒家文化中以“仁”、“德”思想为中心的生态智慧加以继承并运用，积极探索可持续的对大自然的索取与利用方式，以此来实现对生态环境的永续利用，并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一、儒家文化中的生态文明哲学思想

（一）儒家文化的生态伦理思想

从根本上来讲，传统儒家文化中的生态伦理观念的最大原则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但是儒家“天人归一”的生态伦理理念，想要表达的是个体思维具有整体性与系统性。正是在这两大特点的基础上我们才有能以正确的态度对待自然环境与人类发展的之间的关系，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实现科学发展的目标，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与发展。传统儒家文化中的“天人合一”的理论，被越来越多的人推崇，主要是因为作为一个传统而又古老的哲学命题，它又与现代化生态环境建设与保护密切统一，其具有的生态伦理价值有利于实现人与人之间的有效合作，实现自与自然的和谐发展。生态环境失衡不但体现在人与自然之间，更表现在人与与，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在这里所说的生态危机不是单纯的环境恶化、自然灾害频繁发生等一系列表层现象，而是指人类正在面对的一系列生存危机。这些危机都是我们对地球无节制物计划开采，耗费所造成的。

从儒学的角度来看，人类对生态环境应该怀有敬畏之情。对此，孔夫子有三畏之说，“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其本意是说，我们应该对生命，对自然，对他人怀有基本的敬畏、尊敬之情，要尊重生命本身的多样性与自身的发展规律。大自然中存在着不同种类的生命，其形态以及其他调整各有各的不同，我们应该尊重生物物种的多样性，尊重生物物种的发展规律。保持谦卑、兼容的认识观，在爱护自身的同时，也爱护其它生命体，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同时，也要以同样的态度来对待其他生命形式。共同建造一个和谐共处，共同发展的生存环境。

（二）儒家文化的生态责任担当

儒家文化思想体系博大精深，它不仅包含了丰富的生态伦理思想，同时也包含了环境科学与生态学文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将传统儒家生态环保伦理观念与现代化生态环保学进行统一，促进现代化生态文明建设工作的有效进行，对于和谐社会建设目标的实现来讲，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根据传统儒家观念中“个人―家族―国家―天下”的认识逻辑，“个人”是其所有认识的出发点，位于其他几个重点内容的中心位置，儒家思想认为个体通过自身修养的提高，以实现齐家，治国最后平天下的远大战略目标，其在生态环境的保护中，也要担负起自己的职责。

作为当代生态文明建设思想观念的来源，必须要从全球化生态保护的需求出发，对儒家生态伦理思想的全面性、系统性进行深入探讨，将其与现代化生态环保理念意识想结合，使之引导我国生态建设工作的有效发展。为了进一步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为子孙后代生存与发展提供可持续发展的资源与良好的生态环境，进一步促进家国国家发展，切实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

二、生态文明下儒家文化在当下的意义

（一）“仁”

简单来说，传统儒家文化最基本的一个思想中心就是“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仁”又作为一种包含内容极为广泛的道德品质而存在，中心思想是指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怜惜、体谅、互助以实现可持续发展。在这一理念基础上“仁”已经成为整个人类社会得以继续发展向前的重要动力。

在古书《中庸》中写到“：仁者，人也，亲亲为大。”对作为个体，却又属于社会的人的存在结构与生存原则作了简明，清楚的论述。以“仁”为核心的儒家思想观念正是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儒家哲学与美学的大体构框架。根据儒家文化的初始观念来看，我们对“仁”字的本质有了一个大致的认识，是从目前个体生存权进行拓展，涵盖所有生命形态的生存结构与态度。在《礼记・大学》中，古人个体想要有大的作为，为天下人服务，首先要做的是提高个人修养，这是个体发展的基础，只有处理与与自己的关系，才能以正确的态度与世界，与他人相处。

（二）个体与群体的协调和睦

在儒家的传统文化思想中，尤其看重个体与社会群体之间的和谐，统一。从先秦开始，众多入派学家一直将人的社会性群体性看得特别重，不过即便是这样他们并不否认个体存在的价值以及个体对群体的作用。在儒学思想观念中，人类本能情感的抒发与表现必须要以共同存在的条件作为前提，这里所说的共同存在的环境就是中国人一直以来比较重视的社会伦理与道德规范。虽然儒家学派的精神与道家精神境界相比，缺乏一种维度性，不过从人类社火存在的大环境来看，儒家学派所体现这一条件，恰好体现了人类智慧与理性的优势，同时也使得人与之之间，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能够保持一种正确的关系。处于对个体生命有限性与群体生命无限性的理性认识，在儒家学派的思想观念下，认为个体更应该怀有一种人本主义的情愫。

（三）“天人合一”

还是从儒家学派的核心思想理念，即“天人合一”来论述，其中“天”就是指自然生态环境，而“人”即指个体实体，也指个体的精神状态与情感意志，个体言行举止。根据儒家美学的观点，个体情感与意志可以寄托与自然，同时也会以自然变化为转移，自然作为客体与人这种审美主体之间存在着“比德”联系，最能体现这一点的就是“知者乐水，仁者乐山”。另外，个体意志情感与自然相附而存在，从古语“乐而不，哀而不伤”中可以反应出古人的这一思想。大自然馈赠人类，人类要服从于自然，才能共同存在，长远发展。对于儒家学派来说，天人合一，人顺于天，才是生态美学的终极体验与目标。根据马斯洛的相关理论来看就是：人与自然是彼此最为重要的组成内容，这就要求人类必须与自然保持某种程度上的相似性，才能在自然中持续获得持续长久的发展……而且人和超越他的实体之间其实不存在任何绝对化的间隔。这一观点打破了以为生态观下对生命认识的局限性，它是从生命的普遍性这一角度出发，对生命之间的联系进行认识，以实现不同生命体与结构之间的协调性。

（四）“德”

我国儒家生态理念的重点是坚持以德性为中心，从爱民普及到爱万物，达到“仁者”与世间众生统一的思想境界。在这里所说的“仁”，就是仁爱。在《论语》一书，第一次对“仁者，爱人”的思想内涵做了一个概述，反映了儒家生态哲学的观念。从儒家学派所反应的生态哲学中我们可以对人类在宇宙中的重要地位和价值有初步的认识。儒家思想观念中，人是万物之首。孔圣人曾经说过“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这就反映了儒学中仁爱的三层内涵：第一是爱亲人，第二是爱祖国，第三是爱世间万物。儒家学派的继承发展人孟子也曾说过遵循规律，按时播种，粮食年年有余；不用过密的欲望，放过小鱼仔则鱼鳖年年充足；山林砍伐采摘有度，则材木山货用之不尽，只有这样民众才可以获得长远富足的发展，这也是治国之道也。从孟子的观点我们可以看出：儒家学派不但将仁德看做是人类的本质品性，而且希望能够将这一品性推及到世间其它物种，包括宇宙自然的万物，让作为个体的人具有一种普世的价值情怀。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儒家思想在号召仁德的同时，给予世间所有的生命以尊重和爱护。儒家思想中顺天时，万物生生不息，尽天命的观念与态度，为当今人类生态保护工作的开展提供了充足而有力的理论支持，为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平等和谐发展提供了指导作用。

三、结语

总而言之，中华传统儒家文化中蕴含有丰富的生态文明哲学思想，儒家以仁德出发“亲亲，仁民而爱物”的生态伦理观，以及儒家的“天人合一”辩证思想对于建设生态文明、实现人与人和谐、人与自然和谐、人与宇宙万物和谐共生，建设和谐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随着生态文明建设活动的不断深入，我们要认真分析、学习儒家文化中的“仁”、“德”精髓，结合当下生态环境现状，重新审视人类的生产发展模式，转变无规划、无限度地索取大自然的粗暴方式，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参考文献：

篇5

在13日上午的大会报告阶段，先后做主题报告的有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叶平教授、吉林大学的刘福森教授、北京大学的郇庆治教授、南京师范大学的曹孟勤教授、东北大学的秦书生教授、北京工商大学的王鲁娜教授。14日上午的大会交流阶段，清华大学的蒋劲松副教授、南京林业大学的曹顺仙教授、四川师范大学的唐代兴教授、哈尔滨工业大学的解保军教授、北京林业大学的杨志华副教授、东北大学的于春玲副教授等做了主题发言。专家学者们就生态文明的研究范式、理论体系构建、实践路径选择等相关主题做了报告。

篇6

中国的生态哲学从环境伦理学研究开始。环境伦理学概念首次出现在1980年《现代生态学中的方法论问题》译文中。2 译者余谋昌作为中国环境伦理学的首创者之一，于1991年6月出版《生态哲学》一书，提出了生态哲学的理念，填补了我国生态哲学研究的空白。生态哲学作为一种新的哲学转向，让人类重新思考如何看待自然、如何行动。中国的生态哲学历经几十年的发展正在走向成熟。它从生态伦理学的发展阶段展开，历经自然观入手的自然哲学研究以及对技术异化的批判、在人类思维的历史进程中的生态思想研究，直至今天生态哲学正在走向全面发展。

一、生态伦理发展阶段

西方发起的环境保护运动和“”结束后，一些学者很快从“”中走出来，此时，中国的生态哲学研究也开始从环境伦理学涉及。在研究过程中它把握了西方环境伦理学理论及思想，阐释了生态伦理内涵，也形成了富有特色的研究基础，产生很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从而形成了中国环境伦理学重要的认识内容。

中国的生态哲学与自然辩证法有着深刻的渊源，或者说中国的生态哲学就是从自然辩证法中发展出来的，人与自然的关系、自然观就是它的根。自然辩证法学科的奠基人于光远于1958年《人在变革自然界中的能动作用》（《自然辩证法通讯》3期），这是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自然辩证法通讯》还在1964年第1期发表了惠伯纳・魏汉藩的文章《什么是自然哲学？人们为什么要研究它？》，1981年第3期发表了唐以剑的论文《人类生态学――环境科学研究的核心》。于光远在1991年7月发表的《自然》（《自然辩证法研究》）一文对自然做了深入的研究。这既是自然辩证法对自然的研究，也属于哲学上的自然观的研究，更是生态哲学的基础，是关于自然的哲学。今天几乎绝大多数研究生态哲学的学者都出身于自然辩证法。生态哲学的研究成果有相当多的在《自然辩证法研究》、《自然辩证法通讯》、《科学技术哲学研究》（即原来的《科学技术辩证法》）这三大杂志。

人与自然的关系不仅属于哲学的基本问题之一，也是生态哲学贯穿始终的基本问题，中国的生态哲学也从人与自然的关系开始。1980年，余谋昌把环境伦理概念介绍到国内， 1986年发表了《关于人地关系的讨论》，认为远古时代人类社会生产水平很低，对自然的控制能力弱，对自然只是一味的崇拜。第一次技术革命以后，机器技术体系装备的生产力高速发展，人类凭借着这种力量控制一个又一个自然力，在征服自然的凯歌中开辟人类的新天地。1人类产生了自己是主人的思想，形成了控制自然、战胜自然的观念。1988年2月其发表的《生态学中的主体与客体》一文将人与自然的关系和社会与自然的关系作为生态哲学中的主客体来研究，这是当代重要的全球性问题。2一方面人作用于环境，另一方面环境也作用与人，这两个方面是相互辩证的关系。此时的学者们已经将目光集中在人与自然关系的讨论中，这是评判问题的依据所在。正如余谋昌在《生态伦理学的基本原则》一文中所说，生态哲学以人与自然关系为基本问题，它区别于人与自然二元分离和对立的传统哲学，是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哲学。3

人与自然的关系延伸进入伦理学研究领域，生态哲学就从环境伦理学发展起来。源于20世纪末西方的环境保护运动使得环境伦理学很快成为一种世界潮流，这影响着中国的生态哲学，其发展主要集中在对西方环境伦理学的学习和跟踪。中国生态哲学开始研究西方环境伦理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在伦理道德的层面研究人与自然关系，研究生态伦理学问题。1991年叶平发表了《人与自然：西方生态伦理研究评述》一文，文中提到西方的生态伦理学创立经过了孕育、创立和发展三个阶段。41992年余谋昌撰文阐述了生态伦理学的基本原则，他认为生态伦理学把伦理学知识领域从人与人的关系扩大到人与自然的关系，道德对象的范围从人类共同体扩大到“人―自然”共同体。5

在中国的生态哲学发展过程中，一直存在着“人类中心主义”和“自然中心主义”在环境伦理上的激烈争论。孙道进认为，人类中心主义对人的理性崇拜本身恰恰是非理性的1，为了人类的利益、为了经济目的，人类掠夺自然从而产生环境问题，这促使环境伦理学重新思考自然的价值、自然权利等问题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的真正本质。杨克俭在《生态环境危机与人类角色转换》一文中指出，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危机已经成为制约经济发展、危及人类生命安全的全球性问题，要想消除危机，必须改变把人看成是自然之主人的观念，重新认识人类在自然界的地位和作用，实现人与自然共同体的和谐共存、共同发展。2随后余谋昌于1994年发表《走出人类中心主义》一文，引发了“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争论，提出人类应该走出人类中心主义。这是现实对我们提出的迫切需求。因为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贬低自然，虽然获得了局部上的成功，但是危害了自然整体，也危及人类的根本利益，使得我们陷入困境。3因此，人类所面临的抉择是从旧意识向新意识过渡的过程。人不应该是世界的统治者，而应该是看护者。

对于这样的批判和反驳，人类中心主义也在不断扩展自己的理论内涵并为其寻求辩解。在《走出人类中心主义》发表后的第二年，《自然辩证法研究》发表了《天人和谐之道――兼评“走出人类中心主义”》和《走进人类中心主义 ――兼向余谋昌先生请教》两篇文章。文中提出人的利益与自然的利益相统一，自然的利益体现为人的利益时才有意义。要解决目前的环境危机问题，人类必须尽快超越目前的发展阶段，使人类文明持续不断地提高。4与走出人类中心主义的观点相反，潘玉君等认为人类中心主义非但不应该走出，而且应当走进和重建。困扰人类的一系列问题并不是人类中心主义的产物，人类中心主义是人类主体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使人类体现或实现了价值。51996年张理海《人类中心主义：一种哲学观念还是一种传统文化精神？》并明确提出，现代人类中心主义应该能够缓解人类与自然的冲突，可以建立起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关系，除了走进现代人类中心主义，别无选择。6

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基于价值观的不同所导致的争论，使得自然价值问题成为环境伦理学的一个焦点。自然价值不仅关系到人如何看自然，更涉及自然的权利，与人的行动相关。自然价值、自然权利是生态哲学在环境伦理上不或可缺的内容。

首先讨论的焦点集中在自然是否存在内在价值。环境伦理揭示，自然不仅能满足人类的需要，自然对人有价值，更能满足每一生命个体的需要，这是自然的生态价值。1995年叶平的《人与自然：生态伦理学的价值观》一文首次将自然的价值问题做了比较详细的说明。他认为自然界的价值具有多样性，除了有工具价值以外还包含着内在价值、固有价值和生态系统的价值。人类应该针对自然事物本身去评价其价值，而不仅仅是从它的用途、功用来评价，自然事物有不依赖于人类评价和存在的价值。11996年佘正荣发表了论文《自然的自身价值及其对人类价值的承载》，他认为自然不仅有内在价值还具有创造性和维持性，不断建造和优化自己生存及发展的条件，并维持着稳定的生态系统。2自然的内在价值不是人类赋予的，是其本身具有的，内在于自然之中，是自然千百万年发生、发展、进化的产物，人类的价值也只是自然所产生的千百万种价值之一，服从于自然生态系统的整体价值。自然是内在价值、工具价值、系统价值的统一。3

其次，自然的内在价值是不依赖于人的评价而存在的，在亿万年前没有人类的自然界就已经存在其自身的价值。《自然的价值与自然的本质》一文提出，将自然的价值成立条件归于人的评价是有偏见的。在千百万年的自然史中都有价值的产生，这并非什么人类心智中的、主观的过程。4但是《论自然的价值及其主体》一文却认为，所谓“价值”，实质上是指自然事物能满足人类的所需，即对人是有用的。这里的自然价值是对人类需要的满足，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的意义。5这与自然主义不同的是明确否定了自然的内在价值，认为自然主义对于自然内在价值和外在价值的解释是矛盾的。而《自然价值的伦理精神》一文认为，自然不仅具有外在价值还具有内在价值。这种价值不必以人类作参考，是自然所固有的。自然的外在价值和内在价值都共处于地球生态系统之中，体现了它们的统一性。6自然拥有内在价值是毋庸置疑的，没有评价者就没有价值的问题也迎刃而解。就如同一幅美丽画卷，即使没有欣赏他的人，也不影响它的客观存在。就是说，没有评价者当然也能有价值。承认自然的内在价值并不否认人的内在价值，在生态系统共同体内，人与自然既有相互依存的工具价值，又具有各自独立的内在价值。7

然后，就是对于自然权利的研究，研究者在肯定自然价值的基础上提出了自然权利。1999年纳什的《大自然的权利》由青岛出版社出版。其核心观点认为自然是有权利的，并且作为生物链最顶端的人类有必要尊重自然的权利，并且对它赋予道德关怀。大自然也必须拥有其自身的天赋权利。12001年《自然权利论――环境伦理学的理论基础》发表，文章阐明自然的权利是将权利扩展到人以外的存在物，不仅包括动物、所有的有生命体还包括无生命的自然在内的整个自然界。人所具有的内在价值赋予人权利，同理，自然庞大内在价值也赋予自然相应的权利。2郑慧子在1999年发表的《人对自然有必然的伦理关系》一文中认为，人首先是存在于地球表面系统内的，人是生活在由自然共同体和社会共同体两者构成的区域当中，人类应该承担起责任和义务去维护共同体的秩序与和谐。3因此人对自然有必然的伦理关系是个不争的事实。

二、从自然观入手的自然哲学研究以及对技术异化的批判

2000年之前，中国的生态哲学主要从人工自然的角度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研究自然观，2000年之后转向从技术异化的批判角度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自然观。人与自然的关系贯穿于生态哲学研究始终，人通过技术与自然建立联系，技术的不断发展引起学者对人工自然的哲学研究。1993年发表的《由自然哲学到人工自然哲学》认为，自然哲学的研究需要从自然扩展到人，人的活动所产生的产品及其过程、人对自然的能动作用、人的活动及其产品对人类的反作用等等都应该扩展为研究内容，也就是说人工自然必须走入研究视野，自然哲学要走向人工自然。4林德宏在1993年《自然观研究的新阶段》，提出系统地开展人工自然观的研究是自然观研究的新阶段。人工自然是人类行动产生的，人的行动沟通人类和社会并以人工自然呈现。对于人工自然的研究有助于进一步揭示自然与社会的本质联系，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实现生产模式的转轨。51999年陈洪良《人工自然观与现代社会发展》指出，人类社会在自然之中发展，自然的发展是其前提，人工自然观首先必须体现生态文明，这是人类的精神对自然的生态把握，把人类意识融入宏大的自然生态系统中。6

从自然哲学维度入手研究生态哲学，是从生态自然观研究开始的。生态自然观更是中国生态哲学研究不可缺少的。肖玲在1997年发表的《从人工自然观到生态自然观》一文中指出，自然观既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考量，也是人类自身成熟状态的重要标志。自然发展过程与自然观演变进程（天然自然观――人工自然观――生态自然观）相吻合，生态自然观产生具有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合理性。7自然观就是如何看待自然。《现代自然观与可持续发展》一文提出，自然界本身无所谓善恶，人不能等待自然“善待”自己，也不应该自认为是大自然的统治者。作为自然生态系统中的一员，为了生存人类需要利用自然。人类通过发展科学技术利用、控制、改造自然。不应该因为科学技术的局限性对发展科学技术没有信心，也不应该弱化甚至放弃科学技术，只靠伦理信念规范人的行为，利用自然、改变自然依靠科学技术，人与自然的协调可持续发展也需要科学技术。1

科学技术是科学技术哲学的研究对象，针对科学技术所产生的问题，分析人类利用技术对自然产生的影响，是从技术哲学维度入手研究生态哲学中的自然观问题。2001年发表的论文《自然中的技术异化》是从批判的角度分析技术对自然产生的危害。这篇论文是人工自然与天然自然研究的继续。自然中的技术异化将人工自然和天然自然相互抽离，可是，自然界作为整体的生态系统，由于技术进步的控制和干预，其整体平衡受到干扰，阻断了天然自然的自然进程。技术的进步在不断地削弱自己和人类的存在基础。技术越发展越显现出技术异化现象。2《从哲学视角审视人工自然》一文指出，技术的进步促进人工自然的产生和发展，对人类的进步有积极意义。然而，人工自然作为人劳动的产物，从天然自然中分离出来，在与天然自然的对立中成为导致异化的因素。3

对技术异化的克服就是要把技术放置于生态之中，并以生态的形式展现出来，那么技术就可以是天使。论文《生态技术――技术可以是天使》（2005年）认为，生态纪的技术就意味着那些增强“生命之家”的创新。技术是天使，使人类的故事演绎出辉煌。技术也带来危机，它产生了环境污染、生态灾难、物种灭绝，以至于我们现在的新生代正在走向终结。然而，终结也是新生的契机，新生代的终结意味着生态纪元的开始。4也就是说先进技术必须与生态的技术相一致，这也是技术的天使本性决定的，技术可以是天使。

把技术放到生态之中克服技术异化，是建立在生态世界观和价值观基础上的现实行动，随着生态哲学的发展，中国学者把世界观和价值观联系在一起。世界观决定价值观，决定我们的行为。郁乐和孙道进在《试论自然观与自然的价值问题》中提出了一种新的观点，他们认为回答自然价值问题的理论根据是自然观。关于自然价值和自然权利的道德争论的背后隐藏着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不同自然观。无论是何种对自然权利的理解都取决于他们偏向于何种自然观。要么将人融化于自然，要么从自然的利益出发批判人的所作所为。5薛勇民和路强在《自然价值论与生态整体主义》一文中提出了只有将自然价值论放置在生态整体主义的视野中，自然价值论的确立才能成立，才能以丰富多彩的自然价值批判只有人类才有价值的错误观念，自然价值论本身蕴于生态整体思想之中。1可见，中国学者们不再纠结于人与自然的抽象对立，而是将视野扩大到更全面更广泛的生态整体主义的视野下去理解自然的价值问题。

三、人类历史思维进程中的生态思想研究

2010年以后，中国学者开始研究西方哲学历史中的生态哲学思想，再加上对中国传统哲学生态思想所做的挖掘，中国的生态哲学在哲学的历史思维中研究生态思想的历程，从思维的层面丰富了生态哲学的研究。在人类的思维历史中，生态思想的发展是持续的，期间有过反复、曲折。生态哲学有价值观维度的研究，也就是生态伦理学或环境伦理学；有本体论维度的研究，也就是生态自然观；在哲学思维历史进程中研究生态思想，就是思维层面的生态哲学研究，这相当于认识论维度的生态哲学研究。

中国传统哲学中所蕴含的生态思想一直都是中国学者的研究内容。《自然辩证法通讯》在1989年第4期发表了李志超的《抱朴子的自然观》一文，1993年第6期发表了周昌忠的论文《中国传统哲学天人关系理论的环境哲学意义》，1997年第4期发表了胡化凯的论文《感应论──中国古代朴素的自然观》。这些研究都阐述了中国传统哲学中的自然观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1998年第5期的《自然辩证法通讯》发表了徐刚的《莱布尼茨与朱熹自然哲学》，把东西方思想家的观点做了比较研究。

生态思想在西方哲学思维的历史进程中有着曲折的道路。2010年发表的论文《哲学历程中的生态思想轨迹――从古希腊到科学革命》，这是生态哲学研究深入人类思维领域，在哲学的历史进程中研究生态思想。论文聚焦于每一时代哲学所关注的主题，不同时代有不同的主题，这体现为哲学的外在转向。文章指出，哲学史是人类思维的代表，自古希腊以来就有了人和自然的生态性思想，但是对思维的抽象强调切断人和自然的有机联系，将哲学引向了中世纪的宗教。哲学背离自然、背离人，以神的唯一创造性代替自然的内在创造力，以上帝扼杀人性，割断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科学革命之后，伴随着牛顿力学而强大起来的科学，以机械自然观解构了自然生态，终结了生态思想。文艺复兴对人的理性与思维的张扬片面强调意识、思维、理性，彻底终结了哲学中生态思想发展之路。2

被机械自然观终结的生态思想如何回归人类思维历程，中国学者做了卓有成效的研究。2011年《哲学历程中的生态思想轨迹――从笛卡儿到怀特海》一文就是对生态思想重回人类思维的历史过程的探索。文章指出，笛卡儿提出的心物两分的二元论把生态性只给了人，人类思维从此空前提升，忽视了自然和世界；休谟和洛克对二元论的质疑和反思，使生态思想得以呈现，但又因社会与文化局限性而不能彰显；到了康德的心灵体验和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再也看不到对自然的生态阐述，自然只有精神上的客观存在，生态性的思想只属于那个客观的精神，一个完全没有物质基础的存在。 12012年罗久发表了论文《自然中的精神――谢林早期思想中的‘自然’观念探析》，他指出，为了克服康德留下的精神与物质的二元论，谢林发展了一种有机自然的理论，认为自然并不是完全受制于因果规律的客观对象，其本质上并不是完全外在于自我意识的纯粹客观对象的总和，自然是一个有机的整体。2

哲学所关注的主题体现为哲学的外在展现，哲学的发展还有其内在的逻辑，从哲学的内在逻辑入手研究生态哲学是纯粹的思维向度的研究。2012年发表的《从达尔文到怀特海的本体论逻辑进程》一文，详尽阐释了生态思想如何从达尔文开始一直到怀特海，更彻底的生态哲学思想如何从达尔文的进化论经过创造进化论、突创进化论，最终到怀特海的有机体哲学这一发生、发展并形成的过程。32012年发表的论文《关系性―过程性原则的逻辑必然性》则阐述了在人类哲学思维的历史中，从哲学的内在逻辑发展中揭示生态哲学的出现是哲学发展的历史必然。探讨哲学内在逻辑的演变历程也是生态哲学的研究任务。古希腊哲学是哲学的逻辑起点，对物质世界的认识同时肯定了“世界是真实存在的”的本体论原则以及“认识必然可能”认识论原则。从这两个可以推出“关系是普遍存在的”关系原则和“世界是过程的”过程原则。本体论原则、认识论原则、理性原则可以推出关系性、过程性、有机性逻辑必然性。生态哲学提倡关系、过程，强调整体和有机。这是从哲学的内在逻辑来解析哲学的发展历程，分析思维整体中的生态哲学思想，更是生态哲学得以完善的标志。4

四、生态共同体：生态哲学对走向生态纪元的追求

从中国学者对生态哲学在不同时代不同看法可以体会出生态哲学本身的发展。《自然辩证法研究》2000年第6期发表了《中国环境伦理学研究进展》一文，从论文的题目可以看出，当时的生态哲学就被看作是环境伦理学。作者李寿德肯定了中国学者在环境伦理学领域所做出的成就。而佘正荣2006年认为，在生态伦理学这门重大新兴学科的开创过程中，存在着多元竞争的理论是非常合理的5，这肯定了生态哲学发展的多元性。2007年张岂之《关于环境哲学的几点思考》，他指出，环境哲学的目的是要探讨伴随环境危机而产生的哲学问题，它们主要涉及人和自然之间关系的各类问题。环境哲学必定需要研究环境伦理问题。当前最紧迫的是要解决人们该做什么和如何做的问题。6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学者已经意识到生态哲学面对的问题就是哲学本身面对的问题，哲学的主题要转向关注“如何做”。2012年刘福森发表的论文《生态哲学研究必须超越的几个基本哲学观念》指出，任何哲学都只属于自己时代的“特殊哲学”，生态哲学就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生态文明，是按照生态文明的价值与逻辑所构思起来的新时代的哲学。12015年发表了论文《生态哲学之解读》，作者直接阐明生态哲学就是哲学本身，是今天的时代哲学。如何行动成为哲学关注的主题。生态哲学就是哲学转向行动，是行动的哲学。生态哲学就是哲学本身的发展，那么生态哲学的构成就要有生态本体论、生态认识论以及生态伦理学。2

由于全球生态危机的现实，生态哲学揭示其深层根源并批判现代性所存在的问题也是中国学者所研究的内容。2008年发表的论文《生态学批评中的理想人格――“生态人”之分析》指出，生态学的批评使人类中心主义思维破产，以具有关系性思维和博爱情怀的“生态人”批判独断的理性人。3卢风在《整体主义环境哲学对现代性的挑战》一文中，以生态哲学的关系及整体理论分析批判了现代性哲学所存在的问题。他的研究解构了现代性的物理主义，消解了主客体的绝对二分，挑战独断的理性主义。他提出，唯当彻底摈弃了独断理性主义的完全可知论和知识统一论时，我们才会敬畏自然、保护地球。4解决当前严重的环境危机要求的不只是改革个人和社会的行为，更要挑战现代性哲学所存在的问题，研究人类如何生存，如何发展，如何做，研究公平、正义伦理，研究生态文化，研究关爱生命、保护环境，研究生态智慧。

篇7

    论文关键词:传统哲学;生态伦理;和谐思想

    论文摘要:我国传统生态哲学思想和现代生态伦理追求具有内在一致性。挖掘和梳理我国传统哲学中的生态伦理思想，这对当代生态科学的理论升华及其在实践中的应用，丰富我国的生态文明内涵以及正确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相处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我国传统哲学中体现的朴素的生态思想和农业生产实践的成果，堪称人类农业文明时代生态伦理传统的典型，与西方近代主客二分、天人对立的思想相比，中国的传统哲学中的生态伦理思想比较适用我们当今这个复杂世界的真实情况，也有利于人类正确翅拐寸待自然，从而有益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其中蕴含的与“真善美”相统一思想能够补充西方科学理性的不足。认真挖掘其中蕴含着的朴素的生态伦理观这对当代生态科学的研究及其在实践中的应用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1、万物平等的生态价值现

    中国哲学在自然万物面前，始终月洋手一种博大的胸怀，具有一种宽容仁厚之心。始终认为自然万物和我们人类一样，也具有存在的合理胜，因此，它们的存在和个性也是应该得到尊重的，自然万物乃是平等的伙伴。《论语》说孔子:“子等勺而不纲，弋不射宿。”意思是说，孔于咋勺鱼，不用大网;打猎，不射还巢和栖息在树上的鸟。这体现了孔子对弱小动物的一种尊重和仁爱。在儒家传统中，始终是以孔子所代表的这种仁爱之心去对待万物。宋代的张载说:“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即，他人都是我的亲兄弟，天地万物都是我们的同类、同伴。北宋的程颇说:“人与天地一物也。”“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仁者浑然与万物同体。”可见，中国于拿琉哲学始终是以平等的态度对待万物，人类是自然万物中的普恿一分子，而不是雄踞大自然之上的主宰者。尤其是注子卜山书，这种对自然万物的平等意识不仅十分明确，而且十分丰富。《庄子》指出:万物在本质是一样的、平等的，没有差别的，大小、彼此、美丑、是非、生死等等莫不如此。“以道观之，何足贵贱”(《庄子秋水》)，以大来说，大海不可谓不大也，但在天地之间，它又难以称之为大了;中国不可谓不大也，但在海内，就好象“梯米之在大仓”一样，难以称之为大了。庄子说:“因其所大而大之，则万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则万物莫不小。”每一个东西都比它小的东西大，也都比它大的东西小。所以一切东西都是大的，也都是小的，“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大山为小;莫寿于子，而彭祖为夭。”从为主可看出，庄子的相对论中蕴含着极为可贵的万物平等意识。庄子这样尊重万物的存在和个性的平等思想在后世也有很强烈的回响。明代吕坤说:“山峙川流，鸟啼花落，风清月白，自是各造其天，各得其分。我亦然，彼此无干涉也”(吕坤《语》)。自然万物不仅是我们的同类，而且是我们的朋友与知己，因为在本质上与我们是同等的，我们必须尊重其天性。翘首云天，俯瞰山川，时而星垂云阔，月涌江流，时而鱼出燕斜，鬼啸猿啼。整个自然界就这样展现在人类的眼前，或壮采伟丽，眩人心目，或幽美奇致，动人清性。大自然不仅是我们的衣食父母，而且对于培养我们的审美心胸，对于培养我们的高尚情怀，对于铸造我们健康人格周淇有一种不可替代的珍贵价值。这种强烈的生态意识，这种浓郁的自然情怀，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非常有价值的精神资源。我们相信，这种宝贵的精神资源，不仅将继续嘉惠中华民族，而且必将融人世界文明潮流，成为整个人类谋求进步、和平、发展的不朽智慧。

篇8

一、生态批评的兴起及在中国的发展

生态批评的端倪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发源于美国。面对自20世纪以来愈演愈烈的环境危机，学者们陆续将批评视角投向这里。1978年，鲁克尔特在《衣阿华评论》当年冬季号上发表题为《文学与生态学：一次生态批评实验》的文章，首次使用了“生态批评”（ecocriticism）一词，从而标志着生态批评这一文论的诞生。其思想发展过程经历了“从人类中心主义到动物中心主义，再到生物中心主义，最后向生态中心主义过渡。”美国批评家斯莱梅克曾这样惊叹生态批评如此迅速地成为当今文学研究的显学：“从八九十年代开始，环境文学和生态批评逐渐成为一种全球性的文学现象。‘生态文’（ecolist）和‘生态批’（ecocrit）这两个新词根在期刊、学术出版物、学术会议、学术项目以及无数的专题研究、论文里大量出现，有如洪水泛滥。”

在中国，生态批评诞生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学者最早以生态美学为题发表的专文是1994年李欣复的《论生态美学》与佘正荣的《关于生态美的哲学思考》。经过十多年的发展，主要呈现两种理论形态，即“生态美学和生态文艺学，”“主要以生态中心主义为思想基础，探讨文学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属于生态中心主义型生态批评。”迄今为止，国内已出版众多生态批评专著，如曾永成的《文艺的绿色之思》（2000年），鲁枢元的《生态文艺学》（2000年）等。另外，对西方生态文学、生态批评的引介与研究也构成了中国生态批评的重要内容，已出版的专著有王诺的《欧美生态文学》（2003年）和胡志红的《西方生态批评研究》（2006年）。其次，还有一些博士论文题目也选定在生态批评及生态文学研究领域。

二、中国生态批评的特点

1.古老的生态文化背景

生态批评学者与宗教界人士大多赞成这样的观点，“没有一种宗教传统或哲学视野可以提供一种解决环境危机的理想办法，生态批评强调观点的多元性，这与生态的多元和宇宙观的多元是一致的。”有关学者认为，在对生态批评做全球性的建构时，东方思想东方经验的缺席是人类的败笔，东方经验的和谐性和东方话语的包容性，可以纠偏西方现代性的单边主义和消费主义，平等地向全球播撒自己的有益经验并造福人类。东方尤其是中国文化中思想精髓，如绿色和谐思想、辩证思想、综合模糊思想、重视本源性和差异性的思想、强调“仁者爱人”等思想。这些思想是中国思想对西方的一种滋养或者互动。与现代性强调人对自然的征服和最大限度地榨取剩余价值的经济学完全不同，在“后东方主义”时期，具有东方思想的生态美学和生态文化正在化解人和他人、人和自己、人和自然的冲突。

在当代社会，中国的生态批评家们研究西方的生态批评理论时发现，“发掘并引入古代东方文明的精神资源。这是当今生态批评的一个重要的发展倾向。”叔本华、史怀泽、池田大作、赫胥黎、卡普拉、罗尔斯顿等许多思想家和生态哲学家都强调了古代东方生态智慧的重要意义。哈佛大学出版社近年来连续出版了多部著作，深入探讨古代东方生态思想对当今生态文化思潮的巨大价值，如《道家思想与生态学》（2001）、《儒家与生态》（1998）、《佛教思想与生态学》（1997）。越来越多的生态思想和生态文化研究者认识到，发掘和引入古代东方生态智慧，很可能为生态哲学、生态伦理学、生态文学和生态批评找到解决上述难题的思路。

2.多元的生态思想

中国地域广袤民族众多，包括汉族在内的五十多个民族。各少数民族人民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和睦相处，共同发展。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他们通过与其所处的自然环境的交互影响、不断抗争和协调相处，逐渐形成了丰富多彩的具有本地少数民族特色的生态伦理思想。这些生态伦理思想是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蕴含着宇宙起源、万物生成和人类来源的朴素认识和天才猜，而且孕育着极为丰富的自然哲学观，并为本地少数民族生态伦理意识的形成奠定了必要的哲学基础，也比较集中地反映出了其中的生态伦理学本质。

“中国自古作为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历史上各民族相互融合，形成了一种以统一、和平、融合为主流的民族关系。”这种民族关系不仅体现在经济、政治等方面，而且也表现在思想文化的各个领域。在构建多元生态理论体系方面，除了道家和儒家，其他少数民族文化中也蕴藏着丰富的生态文化资源，显示出极高的生态智慧。少数民族传统生态伦理思想注重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它不仅在人类历史上发挥过巨大的作用，也是世界珍贵的文化资源。以此，应该对这些民族文化的生态智慧加以挖掘，让他们也发出自己的声音，从跨文化跨文明的视角，来建构真正的多元生态理论体系。

三、结论

开放政策使中国学术的落后面貌逐步得到改善，我们正日趋缩小与世界主流学术的差距。近年来在西方相继兴起的各种文学理论都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分别介绍到了中国，而生态批评更是史无前例地为中国人文学科提供了一个与西方学术接轨的良好机遇。因为“在这一思潮中研究的客体是全人类需要共同应付的、决定全人类未来出路的问题。”严峻的环境问题压迫着所有国家所有学科的学者，作为一个有蓬勃朝气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学者因建立起独具中国特色的生态批评理论框架。

参考文献：

篇9

表1是对中国国家图书馆收录的生命美学主题专著进行的数字统计。统计显示，1980年以来，国内出版的生命美学主题专著数目共计24本。②同期，收录于中国知网期刊数据库的生命美学主题论文共计600篇。两项数据的搜集统计时间均为2014年6月8日。

据表1，1989年以前，国内的生命美学主题专著数量为0。见录于国家图书馆的第一本生命美学主题论著是潘知常1993年出版的《生命的诗境一禅宗美学的现代诠释》①，它在运思上呈现了用中国现代生命美学观照中国传统生命美学的理论自觉。而潘知常1991年出版的《生命美学》专著并未见录于国家图书馆。

统计显示，2000年前后是国内生命美学体系性理论建构的高峰期，除潘知常于2002年发表《生命美学论稿一在阐释中理解当代生命美学》外，封孝伦《人类生命系统中的美学》（1999)、黎启全《美是自由生命的表现》（1999)、杨蔼琪《美是生命力》（2000)、雷体沛《存在与超越——生命美学导论》（2001)、范藻《叩问意义之门一生命美学论纲》（2002)等生命美学体系性理论专著的相继问世充实了作为一个学派的生命美学理论阵营。其后，生命美学理论的体系性写作呈稳定发展态势，有周殿富《生命美学的诉说»(2004)、潘知常《我爱故我在一生命美学的视界》（2008)、潘知常《没有美万万不能一美学导论》(2011)、陈伯海《生命体验与审美超越》（2012)。

除中国现代生命美学的体系性研究专著外，中国国家图书馆收录的生命美学主题专著另有三类:中国传统生命美学研究、西方生命哲学美学研究、部门美学研究。其中，中国传统生命美学研究又可划分为两类：一是以中国现代生命美学的眼光来关照中国传统美学资源，如潘知常《生命的诗境一禅宗美学的现代诠释》（1993)、刘伟《生命美学视域下的唐代文学精神》（2012)、刘萱《自由生命的创化:宗白华美学思想研究》(2013);—是对中国传统生命美学的阐释性研究，如陈德礼《人生境界与生命美学：中国古代审美心理论纲》(1998)、袁济喜《兴：艺术生命的激活》（2009)。相较而言，西方生命哲学美学研究专著数量较小，且自2005年才出现，主要有王晓华《西方生命美学局限研究》（2005)、朱鹏飞《直觉生命的延续：柏格森生命哲学美学思想研究》（2007)。而与生命美学主题相关的部门美学研究专著在数量上较西方生命哲学美学研究专著为多，如杨光、邓丽娟《生命审美教育：优化个体生命，享受美学神韵》（2004)、雷体沛《艺术与生命的审美关系》U006)、蒋继华《媚：感性生命的欲望表达》U009)。

据表1、图1，虽然本次统计的实际操作时间（2014年6月）不能充分反映中国国家图书馆收录国内2014年出版生命美学主题专著情况（如生命美学代表理论家封孝伦教授2014年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专著《生命之思》尚未见收录），但巳有的文献资料显示:中国现代生命美学理论体系性建构主要完成于20世纪末，并于21世纪持续修补、发展、深化。

表2、图2是对1980年以来中国知网期刊数据库收录的生命美学主题论文数据进行的统计。

表220世纪80年代至今发表的生命美学研究论文数据表

为进一步用统计数据说明国内生命美学研究的具体趋向，根据国内生命美学主题专著自然呈现的分类主题，我们将中国知网期刊数据库收录的生命美学主题论文划分为生命美学原理性研究(包含对生命美学原理性研究进行阐发、评论，以及展开批判的论文）、中国传统生命美学研究、西方生命哲学美学研究、及其他(主要是生命美学原理的应用性研究以及相关的交叉型研究）四类，分时段进行统计，得到的结果如表3。

根据中国知网期刊数据库显示，1989年以前发表的生命美学主题相关论文共有3篇。分别是宋耀良《美，在于生命》（1988)、陈乐平《生命美学的困惑一与宋耀良同志商榷》（1989)、王一川《原型美学概览一现代西方美学研究之一》（1989)由于期刊《美与时代人》未收录于中国知网期刊数据库，自然地，潘知常1985年发表的美学札记《美学何处去》亦未见录于知网数据库。

表3可见，1990-1994年期间，中国知网生命美学主题论文非常集中地呈现为两个类型：一是潘知常本人及其他学者以潘知常生命美学理论为中心的研究与述评一潘知常《中国美学的学科形态一中国美学的现代诠释》（1991)、潘知常《建构现代形态的美学体系》（1992)、潘知常《从自然的人到人的自然一中国美学的现代诠释》（1993)、吴风《生存与审美的合潘知常〈生命美学〉述评》(1992)、张节末《体系与无体系之辩一读潘知常近著〈生命美学〉》（1992)、晋仲《〈生命美学〉》（1993)、劳承万《中国当代美学启航的讯号一潘知常教授〈生命美学〉述评》（1994)等。另一类是对以《周易》、禅宗为代表的中国传统生命美学的研究及评论。虽然其时生命美学与实践美学的论争巳经展开，但从邹元江对刘纲纪先生在周易美学研究中提出的“生命即美”命题的阐发看，中国传统美学的生命价值是为实践美学所认可的。

在1995-1999年期间，生命美学主题研究有三个值得关注的趋势：1.生命美学理论阵营的壮大。1995年，封孝伦在《贵州社会科学》第5期发表“从自由、和谐走向生命一中国当代美本质核心内容的嬗变'用历史的辩证逻辑为中国现代生命美学声援、辩护，并简述了他的“三重生命”美学观。封孝伦的声援、辩护随即为潘知常引用到了他与实践美学的论辩中。2.学界开始普遍将以潘知常为代表的中国现代生命美学纳入中国现代美学史的整体视野中进行评判。1995年，《学术月刊》第9期刊载《中国当代美学的前沿一关于实践论美学争鸣情况的述评》一文，将以潘知常为代表的中国现代生命美学明确纳入后实践美学体系中进行评价。1997年，阎国忠在《文艺研究》第1期发表“关于审美活动一评实践美学与生命美学的论争”一文，视生命美学与实践美学的论争为中国（现代）美学学科完全确立的标志。同年，周来祥先生撰文《我看今日美坛》，从学理角度肯定了生命美学的学术品性。杨恩寰则在《实践论美学断想录》中针对“自由”“理想”概念对生命美学提出批判。3.生命美学应甩[生研究及交叉研究的发展，如韩森《建筑——向着人的生命意义开拓》（1998)等。

如图3所示，2000-2004年期间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现代生命美学原理性研究的高峰期。2000年，《学术月刊》第11期发表了一组生命美学专题论文一潘知常《超主客关系与美学问题》、封孝伦《审美的根底在人的生命》、刘成纪《生命美学的超越之路》、颜翔林《思维与话语的双重变革》、刘强《生命美学：阐释框架的转换与方法论的创新》。这是迈进21世纪的中国现代生命美学最重要的一组专题文章。这一时段，生命美学原理性研究大体上呈现了两个方向：1.对实践美学深化批判基础上展开的生命美学理论升华，以潘知常生命美学研究为代表。其中，深化对实践美学的批判文章有潘知常《生命美学与超越必然的自由问题——四论生命美学与实践美学的论争》（2001)、《实践美学的一个误区：“还原预设”一生命美学与实践美学的论争》（2001)等。呈现生命美学研究自我修补、升华的研究论文主要有潘知常《为信仰而绝望，为爱而痛苦:美学新千年的追问》（2003)、《为美学补“神性”从王国维接着讲一在阐释中理解当代生命美学》（2003)等。潘知常在这一时期为生命美学的思考提出了“补‘神性’”“补信仰”的维度。2.对生命美学理论体系的述评与研究。其中，既有对生命美学整体理论面貌进行研究、评述的一如陶伯华《生命美学是世纪之交的美学新方向吗？》（2001)、薛富兴《生命美学的意义》（2002)等多篇论文;亦有针对学者个人生命美学理论进行研究、评述的。其中，针对封孝伦生命美学理论进行研究、评述的论文数量最多，如薛富兴《生命美学：二十世纪中国美学的制高点一〈人类生命系统中的美学〉读后》（2001)、黎启全《建构生命美学理论体系的力作一评〈人类生命系统中的美学〉》（2002)等7篇。封孝伦三重生命美学理论被视为是继潘知常生命美学理论之后最受学界重视的体系性生命美学理论。3.超越生命美学研究，如王建疆《超越“生命美学”和“生命美学史”》（2001)等。其间，刘成纪《从实践、生命走向生态一新时期中国美学的理论进程》（2001)，提示出在与实践美学论战之后，生命美学与生态美学展开对话的理论视域。这一时期另有一值得关注的变化是西方生命哲学美学论文数量的明显上升，主要成果是王晓华对西方生命美学的研究。

据表3、图3，2005-2009年，生命美学原理性研究在数量上呈现出明显回落趋势，并且这一趋势似乎一直延续至今。自2005年以来，在完成了《学术月刊》2005年第3期、叩问美学新千年的现代思路——潘知常教授访谈》之后，生命美学的首倡者潘知常再没有在学术期刊上发表过探讨、回应生命美学的文章，而是转入了其他研究领域。因缘巧合，与潘知常生命美学研究转向的时间轨迹相应，生命美学理论的另一代表理论家封孝伦同期亦没有相关成果发表。这一时期，生命美学原理性研究主要呈现为对巳有的生命美学理论的重申、评价、反思、批判。但从中国知网期刊数据库生命美学主题论文数量上看，国内生命美学仍呈现稳定发展的态势。这一时期，中国传统生命美学研究、生命美学应用性研究及交叉研究的论文数量相较前一时期几乎同时翻了一倍。前者说明了国内学界对中国传统生命美学资源重视、发掘的逐渐升温；后者贝何支撑对生命美学在当代审美文化发展中阐释价值的论证。

篇10

[作者简介]宋坚，钦州学院人文学院院教授，广西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部湾海洋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桂学研究中心“广西北部湾海洋文化协同创新研究团队”首席专家（广西钦州 535000）。

一、引言

曾永成先生给我的印象，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儒雅博学的谦谦学者。第一次认识他，是从拜读他的专著《文艺的绿色之思：文艺生态学引论》开始的。文如其人，我相信他是一个很有责任感的人。读其书，想其人，受其思想的熏染，我心里渐渐萌生了一些想法。也许正是从那一刻起，我开始确立了自己今后的学术方向和为学目标。时隔10年之后，我终于有机会到川考察，在他的家乡成都老街，见到了曾先生。果不其然，他正是我想象的那样，是个学养深厚的学者。我们几乎彻夜长谈，从马克思到康德，再到杜威和怀特海，从生态论到感应论，再到自然生成论，无所不谈。我仔细聆听了他的学术思想和今后打算。他虽然年已七旬，依然精神矍铄，思如泉涌，侃侃而谈，一刻也不忘记自己的学术使命和人生追求。他是我所认识的人群中为数不多的一辈子也不改变自己初衷的学者之一，这就是我多年来一直对他心怀敬佩的主要原因。

我与曾先生谈论最多的，就是文艺生态学的问题。我们一致认为，在人类文明不断进步的今天，文艺的生态学问题已经引起越来越多人的重视。文学首先是人学，它应当为人的生态本性和生态环境的进一步优化而存在，建立起真正的人文关怀精神，这应该是文艺生态学的终极目标。其专著《文艺的绿色之思》正是以此为宗旨，从人类生态学和美感的自然生成这个独特的视角，系统地论述了文艺的本色、生成与发展，还原了文艺理论应有的终极关怀精神，从而给传统僵化的文艺理论注入了生机与活力，使得文学艺术和文学理论重新回到艺术的本体和人类生命的本体。

二、自然生成与气韵美感

曾先生成熟期的文艺生态学思想，就体现在他的代表著作《文艺的绿色之思――文艺生态学引论》中，这是他最富代表性的学术成果之一。他把“绿色之思”作为生态文艺的核心问题加以探讨，最终目的是为了让文艺回到人类生命本体，还原其本色与原生状态，其目的就是要使文艺更贴近人民群众的生命存在和活动，为优化人民大众的生态环境服务。曾先生始终认为，文艺从诞生以来就关怀着人性的现实处境，守望着人性生成的历程。20世纪的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文艺，把人性危机作为中心主题。那些关怀自然生态和环境问题的文艺作品，也不能不把笔触伸向人性本身的种种反生态的病相①。曾先生的文艺生态学理论的一大亮点是“自然生成论”，这个理论明显是受到了马克思的“自然向人生成”本体论的启示。马克思说：“全部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即自然界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②他通过文艺理论及其美学中蕴含的生态意识和生态智慧，提出了“自然向人生成”的论断，又从本体论中阐释人与自然相亲共融的趋势，从而揭示艺术与人类生态的本质关联。在人学与生命哲学的理论阐释中，他肯定了文艺是人类进行生态调节以推动自我生成的“精神绿地”，从而还原了文艺的本质内涵。以此为基础，他充分论述了人本生态观与美学的生态学化的问题。他认为，美学要真能对人类生命及其环境的生态优化发挥应有的作用，就必须从生态学中吸取智慧，获得必要的学理启示和价值诱导，使美学自身生态学化。

其实自然之美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意蕴。大自然是人类生命的根基和泉源，她以其美的光泽、美的旋律和美的景色昭示着生命的礼赞与向往；自然之美是上苍赐予人类的最厚重的礼物，它可以遣情抒怀，涤情荡志，又可以让人适意人生，感受幽邈，使人领略天地之浩荡，体会人生乐趣之无穷。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自然美不愧为人类内心向往之生态家园。文艺审美是人类实现生命的超越，从而丰富生命意蕴、怡情养性的高级形式。只有进入到艺术审美的高级阶段，才有可能使人类生命的原始精神透过层层的历史帷幕，闪射出最质朴、最本真的光芒，从而照亮世俗的庸常与混沌，启悟后人从烟雨迷蒙的现实中走出来，找回激情奔放的领地和理想放飞的天空。文艺通过与人类生命相谐和的节律感应形式，促进人类的生态功能，改善生理与心理状况，从而达到最佳状态。艺术作为人类情感经历和生命体验的诗意传达，包含着丰富的审美内涵，而且蕴蓄着强大的思想力量。它不仅给人们提供消遣和娱乐，使人们进入乐而忘忧、物我两忘的境地，而且提供给人类心灵的庇护所，留一方精神灵魂得以栖居的净土。艺术审美活动正是实现生命超越的触媒，它使得人类的生命顺利完成从物质到精神的过渡，从而变得自由活泼、圆润绵延，并实现生命内涵的丰富完整和生命质量水平的跃进，文艺审美活动也因此而获得永久的魅力③。这正是曾永成先生着重阐述的观点。

关于文艺生态的节律气韵美感，在曾永成先生的早期著作中就加以强调了，这种思想最早成型于《文艺的绿色之思》中。该著认为，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早就揭示了自然节律对生命进化的作用，尤其对动物美感的性选择和情绪诱导都起关键性作用；即使是自然生态，也少不了节律感应这种“原美感”的生态调适方式。人生成于自然的节律之中，自然的节律形式不仅通过节律感应给我们的生命注入更多的活力和秩序，而且也使我们在感应中领悟生命的智慧和意义，这种意义感悟又进一步激发和调适我们的生命节律，使其升华并进入美的意境。曾先生的“气韵美感”论，在他后来的系列论文中得到了更充分的阐述，这里不再赘述。

三、对怀特海与中国文化生态智慧的科学阐释

曾先生退休以后专心致力于西方怀特海和东方传统文化生态智慧的深度挖掘和阐发，先后撰写和发表的代表论文有《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论怀特海有机宇宙论哲学的生态美学意义》《有机宇宙论与中西古今美学的融通――从怀特海看宗白华美学的世界性和深生态学品格》《怀特海有机哲学“范畴体系”中的生态美学底蕴》《赋比兴：中国古代诗歌审美特性的总体概括》等。首先，他从古老的中国文化中汲取生态智慧，提出宇宙的原生之美，正是体现了让世界回归于它的本原的审美性质，指出庄子所说的“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意味着审美性和审美价值乃是世界存在和生成的原初性质，是世界存在的基础，由永恒客体合生创进的生成方式造成了世界生成的原初审美性。自然性本来就是生态性和审美性的统一和融合，生态美学也因此应该是生态哲学的出发点和基础。紧接着，他阐释了怀特海审美经验论和生态哲学观，指出了世界的神秘性和高深莫测的幽深，构成了美的特性和诗性，使人类对世界的认识不可穷尽。我们永远对这世界怀有诗意与敬畏，敬畏与承认它的神秘与幽深，而且我们对这世界秘密的探寻永远都在路上。在这方面，语言、诗与节奏旋律就让我们感受并神往于世界深邃的幽邈。

曾先生认为，西方科技文明割裂了世界的整体性，环境的破坏造成了审美观念的偏差，对“万物之理”的否定使整个世界都被祛魅，面对这样的理性颠倒，怀特海从19世纪英国浪漫主义诗歌中发现了对世界原生的审美性的深沉咏歌。对于自然界之美的依恋和敬畏，必然修正我们固有人格中的抽象和偏颇，重新建立起与宇宙自然世界之间的有机联系和对世界整体生命精神的感悟。这些诗歌把被旧哲学长期颠倒的世界景象修正、再颠倒过来，于是世界得以复归于它原初的审美本性及其审美价值。得到认可和阐释的“天地之美”，才是打开“万物之理”这个宇宙奥秘的钥匙。对此怀特海说：“十九世纪的文学，尤其是英国的诗歌，证明了人类的审美直觉和科学的机械论之间的冲突。雪莱生动地描述了盘桓在内在机体变化之上的永恒感官对象是如何地变幻莫测。诗人华兹华斯则把自然当成持续不变的场所，并认为其中包含着奥妙莫测的灵机。这里面还存在着他的永恒客观：‘陆地与海洋，未曾见此光。’雪莱与华兹华斯都十分强调地证明，自然不可与审美价值分离。”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