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与中国文化论文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汉字与中国文化论文，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本文围绕着东亚文化圈与汉字这一论题，再次强调汉字在东亚文化圈中的作用。

汉字虽然是语言学领域的概念，但它将渗透到历史﹑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其它各个广泛领域里。汉字作为传递文化信息的主要载体，以古代中国的中原地区为核心，传播到朝鲜﹑日本﹑越南等边缘国家，形成了所谓的东亚文化圈，又在这些国家的文字系统中以多样而复杂的语言形式发展下去。

一、东亚文化圈

（一）东亚文化圈的概念

文化圈理论是德国的格雷布（1887年～1934年）与奥地利学者施密特（1868年～1954年）提出来的。根据他们的叙述，文化圈大概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2]：

①世界上存在若干个文化圈，每个文化圈都包含一定的物质以及精神文化的共有成分在内；

②文化圈由核心（文化源地）和边缘（文化收容区）这两个要素构成；

③核心影响边缘，边缘反过来作用于核心，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和诸多要素的影响，核心与边缘的位置有可能会置换；

中国复旦大学姜义华教授[3]称文化圈是一种‘文明系统’，系统中的诸多国家享有基本共同的传统文化属性﹑文化特征﹑但它并不排斥现代性之下的普世性和多元性，所以在强调同质性的同时，也不能完全否认它的异质性。

东亚文化圈即属于地域概念，也属于语言概念和文化概念。它包括曾受汉字文化和传统儒教文化影响的亚洲东部一些国家。东亚文化圈的地理范畴以古代中国的中原地区为中心，其边缘地区包括越南﹑日本﹑韩国、朝鲜等地区。东亚文化圈不是由单纯的政治或者军事力量而形成，而是以地理环境为优先条件，在诸多因素的作用下，接受相关文化的过程中形成的产物。

（二）东亚文化圈的形成与发展

东亚文化圈是世界文化圈中历史最悠久的一种，大概有着五千年的历史，经历了起源﹑形成﹑发展﹑中衰以及裂变、兴起等阶段。它的形成与发展以及演变过程也是以深厚的历史﹑政治﹑文化等背景为基础。

东亚文化圈起源于中国的华夏文化，后来渐渐扩展到周边国家，并与其他文化交融到一起。它的核心文化是中国文化，边缘文化是越南﹑日本﹑韩国、北朝鲜等地区的文化。东亚文化圈的发展过程既是中国文化不断向周边扩展和被接受的过程，也是其他地区的文化影响中国文化，并不断深化和丰富整个东亚文化圈的过程。

19世纪中期，西方文明给东亚文化圈带来剧烈的冲击，作为核心地区的中国以及边缘地区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时的日本迅速地摆脱了边缘地区的位置，通过吸取西方文明主义的道路以和实施野蛮的军事手段，慢慢站到了核心地位。华强教授[1]指出，东亚文化圈在近生的两次裂变均是由日本的侵略行为所造成的。第一次裂变是日本侵占琉球﹑台湾和吞并朝鲜半岛而导致的，第二次裂变是日本发动全面的和太平洋战争而引起的。持续了将近半个世纪的战争给东亚文化带来了莫大的物质以及精神损失。在战争结束后的和平年代里，经过两次重大裂变之后的东亚文化圈发生巨大变化，它需要建立一个崭新的东亚共同体。

二、东亚文化圈与汉字

谈到东亚文化圈，不得不提起汉字。因为尽管东亚文化圈里有汉字﹑儒教﹑佛教﹑律令等诸多共同要素，但汉字始终作为文化积淀﹑传承和交流的主要载体，承担着不可欠缺的历史任务。它在东亚地区所担当的主要功能大致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

第一﹑从古代中国的儒教与佛教传播到边缘地区，到人们解读和精通这些儒教和佛教书籍，都是要靠汉字作为载体；

第二﹑边缘地区为了建立自己的语言文字体系，借用大量汉字来标记本土语言，并把它融入到自己的文字系统里；

第三﹑日本和韩国等地区在接受西方文明的过程中，也是借用大量汉字来翻译或创造一些新文化用语；

第四﹑在现代社会里，汉字仍然在东西方以及东亚各地区之间的交流中起着非常重要的媒介功能。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的产业链交流，首先就需要进行大量专业用语的翻译工作。

第五﹑另外，从提高人们的知识度，完善教育制度的角度来讲，仍有必要在东亚各地区坚持汉字教育。

汉字在东亚地区的文化交流中起着如此非凡的作用，与它自身的特点是分不开的。如上所述，汉字属于自源文字，夏商之际（大约在公元前17世纪前后）就已经形成了完整的文字系统，源头是河南安阳古代殷都的甲骨文。特有的方块字形是汉字最突出的个性之一，它的每一个音节都具有独立的意义，使人们很快就能记住并适应汉字。而且汉字的形﹑声﹑义三者在方块字中形成一种完美的结合，造字方法非常独特。汉字除了这些构形方面的优点，还具有超越空间和时间限制的特点。这些都为汉字负载丰富的文化信息，铺垫了良好的基础。每一个汉字都是广义文化意义的全息码，它积淀着无文字时代的文明信息，又蕴含着有文字时期文明进化的韵律，体现了多维的价值。东亚文化圈的复兴之路也是实现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的道路。这条路虽然比较坎坷，但有了汉字这一强有力的武器，就见到了一线灿烂的光明一样，它的前途也是无量的。

每个文化都有它自己的历史阶段和发展过程，‘东亚文化圈’也应遵循这个原理。‘东亚文化圈’一度崛起﹑发展，又由于各种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出现过裂变时期。随着“东亚文化圈”的发展和变迁，汉字也在东亚各地区有了不同的发展和演变过程。东亚文化圈与汉字是两个密不可分的存在。

本文主要以韩日两国为对比研究对象，考察汉字在这两个国家的传播、接受以及应用与发展情况。笔者从宏观的角度出发，对韩日两国的汉字传播阶段、接受形式以及相关文字政策等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三、汉字在东亚地区的传播与接受

汉字作为记录汉语语素音节表意性的书写体符号，给东亚各地区文字系统的形成与发展做出了不菲的贡献。在韩国和日本等地区处于无文字时期的时候，汉字作为东亚地区的通用文字长期借用下去，并充当着标记各民族语言的作用。权强在自己的研究论著中阐述古代东亚世界的定义时，特别强调了汉字的作用。他称“古代东亚世界是指以中国的汉字作为媒介，接受儒教、佛教和律令等几个要素的东亚地区，其中包括韩国和日本[1]。”汉字传播时期，东亚各地区的书面语和口头语还处于互相分离的状态，只有皇族、贵族以及官僚等少数阶层才能获得接触和学习汉字的机会。由于崇拜先进、发达的中国文化，汉字很快就成了文化传播的媒介，之后又成为了东亚各地区的通用文字。

汉字的传播不仅体现了文化的优越性和文字的可普及性，还体现了当时的政治权力关系。围绕着中国王朝的权威以及以古代中国的册封关系为中心的东亚世界里，中国往往是东亚各地区争先想靠近的对象。有关东亚地区汉字传播的研究中，除了汉字作为文字记录语言的功能和它的文化传播功能以外，还要注意到历史、政治以及外交等诸多因素对汉字传播的影响。汉字的传播与其说是为了实现它的语言记录功能，不如说最初是为了实现它的文化传播以及政治外交功能。

东亚地区的汉字接受形式大致分为汉字的借用与仿造。借用是指通过借音、借义以及音义兼借等方式，用汉字标记本土语言的方法，主要有音义兼借、音读现象以及训读现象等。仿造是指根据汉字的形态以及制造方法创造出汉字式文字，主要有孳乳仿造和变异仿造等。孳乳仿造是指通过根据原有汉字的形态或者偏旁部首创造出新汉字的方法，来补充旧汉字的新旧混用方式。变异仿造是指通过重新创造出新汉字的方法，来区分新旧汉字的方式。

梁重海指出，汉字的接受过程主要有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不改变汉字的形态，按部就班地使用原有汉字。第二个阶段是创造出新的汉字。第三个阶段是改变汉字的形态或减少汉字的结构，创造出崭新的音节文字。第四个阶段是创造出完全不同的文字系统[2]。

汉字是中国文化的象征，有着数千年的历史。汉字与东亚各地区之间的接触是在悠久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分析东亚各地区的汉字传播与使用问题，如语音变化、词汇与语法、应用等现象是考察东亚各国国语史和发展过程的重要线索。汉字虽然属于语言学领域的概念，可它广泛地渗透在历史、经济、政治以及社会与文化等诸多领域里。数千年来，汉字作为传播文化信息的重要媒介，以古代中国的中原地区为核心，逐渐传播到朝鲜半岛、日本列岛以及越南等周边地区，并形成所谓的东亚文化圈，之后又在东亚各地区的文字系统里不断地发展成新的文字形态。汉字在东亚各国的应用与发展并不是很顺坦，越南和北朝鲜现在已经彻底废除了汉字的使用，创造了一种新的文字系统，而韩国和日本也正在有意识地限制汉字的使用。韩日两国都具有符合本国实情的汉字标记法和使用方法，这些地区仍然在使用着汉字。韩国虽然在日常生活和官方正式场合中彻底废除了汉字标记，但在人名和道路标识等领域里还保留着汉字标记法。日本是受中国文化和汉字影响最深的一个国家，它通过颁布当用汉字表和常用汉字表等一系列汉字相关政策，使日本人至今还在日常生活中广泛地应用着汉字。

至今为止，东亚各地区各自实施了截然不同的汉字相关政策，其过程中也陆陆续续出现过汉字废除论、汉字限制论、汉字简化论等不同的论点，汉字在一些国家也渐渐失去了踪影。如果我们不顾一切，极端地废除或扼杀汉字的适当应用，东亚各地区之间的相互交流就会出现‘断层现象’。为了维护共同文化圈的持续发展，也为了实现经济一体化，各地区应该客观地接受汉字的实用性和功能，为汉字今后更好的发展未来而做出最大的努力。

健全而强有力的经济发展，需要规范化的汉字应用和正确的汉字相关政策，同时还要具备有能效应用汉字编码的环境。为了阐明怎样有效应用汉字，并促进国际化交流的研究课题，我们不仅要探讨汉字编码以及汉字字体的统一等一系列新的问题，而且还要在充分掌握东亚各地区汉字应用的共性与个性的基础之下，吸取相互的经验教训，摸索符合时展的正确方向。

我们不仅要从历史的角度去考察东亚各国的汉字传播与使用情况，发掘它们的共性和个性，还应考虑到东亚地区的繁荣昌盛，彻底研究和分析汉字在各国的政治、经济、历史以及文化等领域中要起的作用和责任，并确立出崭新的课题和解决方向。汉字是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的过程当中所创造出来的的宝贵文化，它可以客观而正确地记录人类历史与文化，同时也肩负着继承和发展灿烂文化的重要责任。汉字的应用，必须要完全符合新文化、新语言的发展规律，只有这样汉字的存在价值和地位才会更加巩固和完善。

特别注释：本论文为中国2010年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的研究成果，是得到国家留学基金资助而完成的。

注释：

[1]冯天瑜（2003）.汉字文化圈论略《中华文化论坛》.第2期 50页

[2]胡礼忠、汪伟民（2004）.东亚文化圈：传承，裂变与重构.《国际观察》 第2期 70页

[3]胡礼忠、汪伟民（2004）.东亚文化圈：传承，裂变与重构.《国际观察》 第2期 77页

[4]権強（2004）.古代日本·朝鮮における文字世界の形成.東京大学博士論文1页

[5]（1987）.韓日兩民族？ 漢字漢文？ 受容？ 發展？ ？？ 比較硏究[Ⅱ].《CHEJU UNIVERSITY JOURNAL》，Vol.25 No.1 14-15页

参考文献：

[1]张公瑾.《文化语言学发凡》[M].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

[2]汪大昌.《语言与文化》[M].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

[3]赵峰.《汉字学概论》[M].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9年

[4]何九盈、胡双宝、张猛.《汉字文化大观》[M].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年

[5]凌加杰.《汉字现代化之路》[M].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

[6]马曼曼（2008）.中西文字文化传承功能之比较研究[C].湖北大学 汉语言文字学专业 硕士学位论文

[7]刘伟（2009）.汉字和汉语的关系[C].南开大学 汉语言文字学专业 硕士学位论文

[8]宋之贤（2003）.论汉﹑韩﹑日语言循环影响与规律[C].北京大学 外国语学院东语系亚非语言文学专业 博士学位论文

[9]陈辉（2006）.论早期东亚与欧洲的语言接触[C].浙江大学人文学院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 博士学位论文

[10]尹铁超（2010）.论文字在文明演进中的地位和作用[C].东北师范大学 世界史专业 博士学位论文

[11]俞新天（1996）.东亚文化研究的意义[J].社会科学，第10期

[12]周有光（2000）.中国和汉字文化圈[J].群言，第1期

[13]周有光（2000）.朝鲜文化的历史演变[J].群言，第2期

[14]周有光（2000）.日本文化的历史演变[J].群言，第3期

[15]周有光（2000）.越南文化的历史演变[J].群言，第4期

[16]许征（2000）.汉字的产生、演变与发展[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第2期

[17]周有光（2000）.汉字文化向邻国的传播[J].教师博览，第5期

[18]史继忠（2001）.论汉字文化圈[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2期

[19]李虎（2002）.论汉字在东亚文化圈形成中的作用及影响[J].东疆学刊，第4期

[20]冯天瑜（2003）.汉字文化圈论略[J].中华文化论坛，第2期

[21]孔刃非（2004）.汉字起源观念的文化审思[J].乌鲁木齐职业大学学报，3月

[22]胡礼忠、汪伟民（2004）.东亚文化圈：传承、裂变与重构[J].国际观察，第2期

[23]许孝梅（2004）.“汉字文化圈”浅析[J].胜利油田党校学报，第4期

[24]胡礼忠、汪伟民（2004）.东亚文化圈：传承，裂变与重构[J].国际观察，第2期

篇2

平面设计的起源可追溯到古代文明的起源。古老洞穴上的壁画就可以看作最早的平面设计作品。它的发展史也是从最为抽象的汉字符号开始的。在近现代，汉字的图形化设计最早开始于日本、台湾等地区。在日本当代的平面设计中，设计师们对汉字和中国书法的研究和利用似乎更早一些，但日本的设计师主要是从汉字与书法的形式美的角度去寻找可用的设计元素。现在文学硕士论文小编就来给大家讲讲，希望能帮助到大家。

中国的汉字作为独立的载体，它有着双重的属性。它不仅具有传达信息的功能，同时也具有着图形化的意境，即可传情达意。平面设计作为一门视觉艺术，也决定了汉字在其中会占据重要的地位。

我们也可以见到大量的以汉字或日语假名为基础元素，用中国书法的表现方式并且加入现代平面构成理念的而形成的作品。从中我们也可以感受到汉文化的魅力和汉字对世界平面设计领域独特的影响力。相对于外国设计师来说，中国设计师似乎更善于从中国文化所蕴含的深层意义中去探寻设计元素和灵感，去表现更为本土的民族文化特色。>>>国字产生和变迁中汉字对日本文化的影响

中国现代平面设计的真正兴起是在20世纪80年代，伴随着艺术设计学科的建立和完善，平面设计这一学科也开始逐渐开始出现。而随着中国平面设计的发展与成熟，中国的平面设计师将更多的精力转向中国传统文化的挖掘。大多数平面设计师，已经在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汲取汉字以及其它艺术形式的精髓，进行研究与创作，将它们运用到平面设计中，达到更为理想化的完美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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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

中图分类号：K248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3-0751（2017）06-0131-05

明清时期，西方来华传教士研习中文、译介中国经典并将其介绍到欧洲的文化活动，对当时欧洲的社会生活和思想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语言转换的目的和动机的影响，西方传教士在传播中国文化时，造成欧洲国家对中国文化存在一定的误解。本文拟从社会语言学视角分析来华传教士对中国文化的解读及其在西方国家的传播，以期对这次文化传播过程中出现的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误读有一个较为清晰的认识。

一、传教士向欧洲介绍汉字

1.制定罗马字母拼音方案，编纂词典

明清时期的儒家思想在中国的政治、文化和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儒家思想积两千年之久的浸，已深深植根于中国人心中” ① ，要在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的国家传教，语言就成为双方交流的重要纽带和桥梁，因此，传教士迫切地感受到学习汉语的必要性，他们认为掌握中文是征服中国、改造中国人信仰体系的唯一途径。

在学习汉语过程中，这些传教士使用罗马字母来标注汉字的读音，并以此为启发编纂中西字典，为欧洲人认读汉字提供了有效的工具。最早采用了这一拼音方案的是罗明坚和利玛窦于1583至1588年间合编的《葡汉辞典》。由于早期的罗马字母体系不完善，如：声调和送气音的缺失，造成了许多汉字读出来的音不准确，从而引起交流过程中听者理解上的偏差。尽管有这些缺点，《葡汉辞典》载有近代葡汉两种语言文字，是世界上第一部欧汉双语词典，为中国的音韵学研究指明了方向。如果说《葡汉辞典》是西方研究汉语语音的发端，那么《西子奇迹》标志着汉语语音的形成。《西子奇迹》源于1605年利玛窦赠给友人的三篇文章，后由教会编成小册子，通过字符、字母和声调符号的不同组合，传教士可以拼读出汉字的读音，这实际上是罗马拼音方案的第一次实际应用。1626年，《西儒耳目资》的出版，意味着汉语拼音方案的完善。该书由法国传教士金尼阁所编著，是一部供传教士学习汉语的工具书。全书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译引首谱》，通过图例对汉语音韵进行概述；第二部分《列音韵谱》拼音切字；第三部分《列边正谱》按笔画音查。《西儒耳目资》的发行，启示了传教士们，他们借用西方文字帮助，研究更完善的汉字记音系统，不仅帮助来华传教士更加快速准确地认读汉字，而且“首次将中国传统的字书与韵书的体制特点结合在一起， 融会了二者的长处，从而使其在三百多年前就具有了现代词典的雏形” ② 。

2.研究并传播汉字字形和字义

耶稣会士加戈神甫最早把汉字介绍到了欧洲。他在1555年9月23日写回欧洲的信中，列举了“魂”“畜生”“日”“月”“天”“人”这六个汉字，并用日文解释。后来，这封信连同其他信笺于1565年在可因布拉（Coimbra，葡萄牙中部的一个城市）结集出版。 ③ 汉字传入欧洲后，引起了欧洲语言学家的关注。“他们希望找到一种直接表达事物和思想的字符。”“欧洲本土学者的汉语研究实际上是对汉字进行解释性的介绍”，而来华传教士结合自身学习的体验和感受，“更加注重汉语口语的学习，以及对汉语实用技巧的探讨和研究。” ④

葡萄牙人耶d会士曾德昭所著的《大中国志》以中国研究为主体，首次对汉字的笔画和结构特征进行了具体的分析和描述，具有了一定的系统性和科学性，为西方人进一步理解和学习中国语言提供了必要的理论前提。罗明坚受中文老师的启发，采用看图识字的方法，将图片、字形和字义联系到一起，仅三年时间内就掌握了一万五千个汉字。利玛窦学习汉字有一套独特的记忆法，他撰写的《西国记法》介绍了如何快速识记中国文字，通过观察、分析汉字的字形、结构，形成联想，赋予汉字独特的解释来帮助记忆。例如：“闻”字被解释为“大耳正悬门中”；“焉”字被理解为“以一马正面向外而立”。也有取其谐音来帮助记忆的，如“醇”字以“鹑”，“描”字以“猫”等。 ⑤ 这种将字形和意思联系起来的方法，有助于汉字的牢固记忆。

3.研究传播汉语语法

早期的传教士偏重于汉字的认读以及字形和字义的研究，而对语法的研究鲜有涉及。从16世纪末开始，汉语语法的研究得到重视，相关的论著陆续出现。卫匡国、瓦罗、马若瑟等人的汉语语法专著促进了西方世界对汉语的认知，对中国文字的传播和中欧文化的交流与融合，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同时也为后人研究近代汉语提供了借鉴与参考。

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卫匡国于1652年编写的《中国文法》是第一部在欧洲出版的汉语语法著作。该书引用中文实例解释了汉语词性和种类，罗列了相关的语法要点。总体来说，卫匡国参照拉丁语系的研究方法，对汉语语法结构加以扼要介绍，但个别举例牵强生硬，且缺乏专门的句法内容，对汉语语法的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入。尽管有诸多欠缺，卫匡国开启了传教士研究中国文法的先河。《华语官话语法》是第一部正式出版的汉语语法书，由瓦罗于1682年完成。该书依据明末清初“南京官话”的语音、语法、词汇为研究蓝本，参照拉丁语法框架，阐述汉语语法的规则和诫律。他不仅系统介绍了汉语词类的划分及其形态和范畴，还特别强调汉语研究重要的三个方面，即词汇、声调和词序。总之，瓦罗对汉语语法的研究更加深入和准确。耶稣会传教士、法国著名汉学家马若瑟于1728年完成的《汉语札记》分别就汉语口语语法和书面语语法进行了讨论。该书引例翔实，大都出自中国的小说、戏剧等经典作品。他基本摆脱了拉丁语语法的束缚，区分了汉语口语语法和书面语语法，提出了汉语虚词和实词的术语，使汉语语法研究更加符合汉语本身特性。

1814年，马礼逊编著的《通用汉言之法》、艾约瑟撰写的《上海方言口语语法》和《汉语官话口语语法》等语法专著相继出版，使汉语语法研究取得了创新性发展。汉语语法研究的巨大成就，掀起了欧洲人学习汉语的热潮。

4.向欧洲介绍汉语的学习方法

随着来华传教士对于汉语语言的认知与理解，汉语逐渐在欧洲传播与扩散，在欧洲掀起了对中国语言学习和研究的热潮。传教士们纷纷通过来往书信、出版著作、写回忆录等方式向欧洲介绍汉字。

法国耶稣会传教士晃俊秀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表达了自己对汉语的认识。他介绍了汉语与西洋语的差异，感叹汉语是世界上最难学的一门语言。《利玛窦中国札记》谈到了汉字的五种声调，读音不同，意思也不相同。对于语言中没有声调的西方人来说，要想准确掌握汉语的声调实在是困难。利玛窦在《西国记法》中还指出，把语音、声调、字形、字义结合起来是记忆汉字的最好方法。曾德昭的《大中国志》、安文思的《中国新史》则对汉字的起源、结构、象征意义、笔画特点和形声字的特点这几个方面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传教士们的汉语研究成果大部分传回到欧洲，这一方面使欧洲人在对汉字了解和认识的基础上，能够迅速地学会和掌握中文，另一方面奠定了欧洲汉学研究的基础，对欧洲整个语言学的发展趋势产生重大的影响。西方传教士在介绍中国文字的同时，也传播了中国的思想和文化，对当时欧洲人的思想、文化、生活等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传教士向欧洲介绍中国文化

随著汉语研习成就的不断扩大，传教士从中发现了中国的文明思想，特别是儒家思想。他们钻研中国的文化典籍，通过翻译、出版、邮寄、携带等方式把大量的中国古籍介绍到欧洲，对欧洲的政治、社会、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译介儒家经典

众所周知，文化交流离不开翻译活动。传教士对儒家经典的译介活动可大致分为：19世纪前的来华传教士把拉丁语、法语、西班牙、意大利语等转译为英语以及19世纪起至20世纪初的英美新教传教士将汉语直接译为英语两个时期。

来华传教士在掌握汉语的同时，深深意识到儒家思想在中国社会和民众心理中的重要地位。要想突破中国传统文化壁垒，使士大夫和文人们皈依基督教，就必须把基督教教义转换成中国文人士大夫容易接受的内容。基于此，传教士们把基督教教义和儒家思想进行比附、杂糅，一方面将改造过后的基督教教义传播到中国，一方面又通过翻译、注释等方式把代表中国儒家思想的“四书五经”传播到欧洲，以便西方人学习中国文化。

成书于元末明初的《明心宝鉴》融合儒教、佛家、道教三教学说，论述了儒家圣贤的道德观念和修身养性等思想，是明朝最为流行的劝善书和启蒙书之一。西班牙传教士高母羡将其翻译成西文，传播到欧洲，这也是中国历史上译介到西方的第一本古籍。“《明心宝鉴》为沙勿略所倡导的‘适应’策略提供了理论支持，对东方传教事业影响深远。” ⑥ 之后，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罗明坚把“四书”中的《大学》部分内容翻译成了拉丁文，其原稿现仍收藏于意大利国家图书馆中。利玛窦提出合儒、补儒、超儒的传教策略，主张将中国的孔孟之道和天主教教义相结合，他翻译的拉丁文《四书》虽然译本至今下落不明，但对西方人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做出了重要贡献。卫匡国在欧洲出版的拉丁文《中国上古史》介绍了孔子和儒家思想。该书还谈到《四书》，翻译了《大学》的片段，并且首次将孟子及其著作介绍到欧洲。葡萄牙传教士曾德昭的《中华大地国志》介绍了儒家思想及其经典著作，并且表达了对孔子人格的高度崇拜。葡萄牙传教士安文思的著作《中国新志》颂扬了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智慧，同时还翻译了《四书》和《五经》。比利时传教士柏应理等编译的《中国哲学家孔子》被认为是16―18世纪中国文化在欧洲传播过程中最有影响的西文书籍，该书第一次全面深刻地向西方世界解读儒家思想，同时把孔子描绘成中西学术融合的新形象。虽然编者借用基督教思想诠释儒家思想，其中比附、汇通的思想倾向较为严重，但对于西方人了解中国的儒家思想和文化，促进中西文化交流具有重要作用。

1812年马礼逊发表了《三字经》《大学》英文版。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马歇曼于1809年用英文翻译、出版了《论语》。1891年英国出版了传教士詹宁斯译著的《诗经》。伦敦会传教士理雅各首次系统、完整地把中国的儒家经典《四书》和《五经》翻译成了英文。从1861年到1886年的20多年里，他共计翻译了28卷中国主要经典著作，为使欧美国家了解东方文化和中国伦理道德做出了巨大贡献。法国传教士顾赛芬采用直译方法，使用法语和拉丁语双语对汉语译释，先后完成了《四书》《诗经》《书经》《礼记》的翻译。德国礼贤会传教士花之安推崇“孔子加耶稣”传教思想，使用德文翻译了《论语》和《孟子》。德国传教士卫礼贤不仅是一位新教传教士，也是儒家思想的忠实信徒。他先后将《论语》《易经》《礼记》《吕氏春秋》等儒家典籍译成德文，其中《易经》对西方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相继被转译成英、法、荷兰等多种文字。

明清之际的耶稣会士对《四书》《五经》的翻译大都使用拉丁语对中国的儒家思想进行介绍或注释，其中由于受到“合儒、补儒、超儒”思想的限制，许多译文带有一定的偏颇。19世纪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对《四书》《五经》的翻译不仅在语言种类上更加多样化，除拉丁文外，还有英文、法文、德文等版本，而且对儒家文化的研究也更加系统和深入，语言表达更加优美。另外，翻译策略开始采用逐字对译的方法，这对尊重原文、保存《四书》《五经》的原有精髓大有禅益。

新教传教士打破了西方宗教思想和哲学思想的藩篱，不再把翻译与诠释混为一谈，对中国的儒家思想的阐释更为客观，从而使西方人能够真实地了解中国的儒家文化，继而找出中西文化的异同及其可能沟通的途径。

2.翻译其他古籍

来华传教士除了译介儒家经典外，还关注中国文学、科技、医药、地理、农业等其他典籍，通过翻译把中国典籍所承载的思想价值和美学价值等传到西方，促进了中西文化的借鉴、吸收与融合。

在中国文学研究方面，法国耶稣会士马若瑟用法文翻译的元杂剧《赵氏孤儿》最先出现在了解中国最权威的书《全志》第3卷中。由于该剧讴歌高贵的英雄，与法国古典主义戏剧有切合之处，一经出版便在欧洲广为流传，并被译成了英、意、德、俄等多种文字。

在科技典籍方面，英国传教士伟烈亚力对中西方科学文化的交流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中国数学科学札记》比较了中西数学之间的差别，首次对当时的中国数学做出了相对比较客观、公正的评价，为西方研究中国数学奠定了基础。他在创办的《六合丛谈》刊物上曾多次发表文章介绍中国的天文仪器，使西方学者更加了解中国天文学的起源与发展。18世纪来华的法国耶稣会传教士宋君荣著有《中国天文学史》《中国天文学》《古代中国对黄赤交角的观测》《1735年的七星表》《公元前206年以前的中国王朝天文史》等。此外，地理学方面的著作有《北京志》《和林的地理位置》等。宋君荣的所有论著成为西方研究中国天文和地理的重要参考文献。

在医学方面，据统计，“从1700年到1840年，西方人翻译并出版的有关中国医药的书籍多达60余种” ⑦ 。卜弥格是首位向西方介绍中国医学的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其主要著作有《中国医药概说》《中国植物志》《中国诊脉秘法》等，引起欧洲医学界对中国医学的关注和了解。来华医学传教士雒魏林和嘉约翰分别翻译了清代早期民间流传的价值颇高的中医产科专著《达生编》。该书强调对孕妇分娩和用药知识的宣教，反对迷信活动，译作有利于近代中西医产科方面的交流与借鉴。法国耶稣会士殷弘绪把中国人工种痘的方法介绍到了欧洲，肯定了中国古代种痘技术的先进性，高度评价了中医的优势。殷弘绪还把他在中国观察、了解的各种植物的医用和保健的疗效通过大量信件介绍给欧洲朋友。这些信件被编入了《通志》。

明清之际，中国农业技术和农学也借助于传教士的力量传播到了欧洲。中国传统农业著作《授时通考》的“蚕桑篇”和《天工开物・乃服》的蚕桑部分以及徐光启的《农政全书》中的部分内容由传教士翻译出版，在欧洲引起了强烈反响。传教士还出版专著如门多萨的《大史》、基歇尔的《中国图志》等书籍介绍中国传统农业技术和农学。中国重视农业的思想以及中国农产品对欧洲人的生活产生了深刻影响。

三、语言转换中中西语言文化的碰撞与错位

明清时期的欧洲正处于启蒙运动时期，基督教在欧洲占据着统治地位。为了达到在中国传播基督教、开展贸易和殖民中国的目的，两种文明和两种思想在交流过程中不断引起碰撞、冲突和融合，使明清时期的传教士对中国语言和文化的研究失去了客观性。一些译著在语言转换的过程中，失去了其原有的特色，充满了歪曲和误读。

1.以基督教附会儒教，混淆儒教和基督教的文化内核差异

明朝来华传教士为了突破中国传统文化壁垒，使基督教更好地融入中国文化，采取“合儒”“补儒”“超儒”的理论，以使中国人认同其教义。他们混淆儒教和基督教的文化内核差异，以耶儒互释，尝试用中国人所能理解的思维方式或理论框架来阐释基督教，从而实现基督教的中国化。

《天主实义》是利玛窦所著的一部把基督教与儒家思想进行调和的杰作。书中利玛窦引证中国古代经典，将“上帝”和“天主”进行会通，同时把儒家的忠孝与基督教奉主的思想紧密联系在一起，由此奠定了基督教与中国文化进行互释和沟通的基础。但利玛窦的附会策略是基于天主教原理之上进行的，不管编译还是释译，其目的都是为了实现基督教中国化，所以不可避免地就会产生歪曲现象。理雅各诠释《论语》时表现出强烈的宗教立场，认为儒学即是中国古代的宗教，儒学所倡导的道德教诲和基督教教义如出一辙。通过《论语》中的孔子与《圣经》里的耶稣之间的类比，他肯定了基督教的优越性，认为中国只有转而信仰西方上帝，方能推动宗教进步。英国传教士苏慧廉在英译《论语》时也彰显了许多基督教成分，如：他把儒教的天命观等同于基督徒的救赎观等。

传教士常常以翻译为工具，运用基督教经院哲学思想肆意诠释中国典籍，极力寻求孔子伦理和基督教义的共同点，导致了中国文化西传中的附会、曲解、利用和误读。

2.中西方语言思维的差异以及翻译策略的局限

传教士由于身份和本国固有文化的前见，其译著受翻译目的和动机的驱使，在东学西传中就难免会染上译者的主观色彩，从而影响翻译的质量。另一方面，由于中西方语言思维的差异以及翻译策略的局限，加上译者中文水平参差不齐，一些译本不同程度地出现了曲解和误读。如“圣人”是儒家做人的最高典范。圣人集“仁德”为一身，不仅具有高尚的道德品质和崇高的人格魅力，而且智勇超常，是常人所敬仰的楷模。由于中西方语言思维的差异，早期传教士未能准确把握儒家“圣人”一词的内涵。利玛窦在《天主实义》第八篇里对儒家的“圣人”给出了这样的解释：“大西法称人以圣，较中国尤严焉。” ⑧ 他认为西方人对圣人的界定更为严格。被冠名为天主教“圣人”（Saints）的人，信仰坚定，可以是犯过错误的人，须通过罗马教廷的严格考察方能成为与上帝直接沟通的人。而儒家的“圣人”，只是遵守基本的做人的道德标准，不能与天主教所认定的圣徒相提并论。通过儒家的孔子与基督教里《圣经・新约》中约翰（John the Baptist）之间的类比，利玛窦把基督教里“圣徒”嫁接到了儒家的“圣人”的身上，最终实现了圣人身份的重构。

清代以来的传教士逐渐脱离基督教思想体系，不再把基督教思想生搬硬套在儒家思想上。他们通过寻找儒家思想与基督教文化之间的差异，以便找出传教的突破口。理雅各对《诗经》的译介避免加入译者的任何观点，更多地从思想上挖掘中国学者对待《诗经》的态度，因此译著内容更加客观、真实。但由于语言理解偏差等原因，有些译文存在明显的误译，如《诗经》第1首《关雎》对“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英译为“The modest， retiring， virtuous， young lady：― For our prince a good mate she.”将中文的“君子”对英文里的“prince（王子）”，这无疑存在明显的用词错误。他还从儒家经典中找出大量实例证明儒教中所谓的“帝”或“上帝”和基督教里的“God”是同一概念，潜意识仍未脱离基督教的窠臼。除了术语表达问题外，理雅各对内容的译介也存在一定的偏颇和局限。在翻译《论语・卫灵公》中“子曰：其恕乎”的“恕”字时，只是借用朱熹的注解，而抛弃了其他众家的观点，造成了中国文化传递中的失衡。

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语言转换的目的和动机的影响，明清时期的传教士对中国语言和文化的研究存在一定的附会和误读。尽管如此，传教士对中文典籍的传播活动，还是值得肯定的。

注释

①梁工：《基督教与明清之际的中西文化交流》，《北京图书馆馆刊》1998年第3期。

②宋洪民：《〈西儒耳目资〉在辞书编纂史上的贡献》，《德州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

③Donald F. Lach. Asia in the Making of Europe， Vol. I， The Century of Discovery .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5， pp.656-657.

④董海眩骸16―17世纪中期西方汉语研究的历史分析》，《浙江学刊》2003年第6期。

⑤利玛窦著；朱维铮主编：《利玛窦中文著译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51―1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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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汉字何以成为一种文化

“汉字何以成为一种文化？”这个题目以“普通语言学”的眼光审视，暗含着一个“制度陷阱”，因为它预设了汉字的文化属性，而文字的定义――依西方文化的教诲――早已被否定了文化内涵。手头一本已经翻烂了的伦敦应用科学出版社《语言与语言学词典》（中译本）对文字的定义是：“用惯用的、可见的符号或字符在物体表面把语言记录下来的过程或结果。”也就是说，文字的存在价值仅仅是记录语言的工具。这样一个冰冷的定义让中国人显然很不舒服，它和我们传统语文对汉字的温暖感受――“咬文嚼字”、“龙飞凤舞”乃至“字里乾坤”――距离太远了！抽出我们的《辞海》，看看它对文字的定义：“记录和传达语言的书写符号，扩大语言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交际功用的文化工具，对人类的文明起很大的促进作用。”这就在西方语境中尽可能照顾了中国人独有的汉字感觉。

汉字成为一种文化首先是因为汉字字形有丰富的古代文明内涵。且不说汉字构形映射物质文明的林林总总，即在思想，如《左传》“止戈为武”，《韩非子》“古者仓颉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谓之公”，字形的分析总是一种理论的阐释，人文的视角。姜亮夫先生说得好：“整个汉字的精神，是从人（更确切一点说，是人的身体全部）出发的。一切物质的存在，是从人的眼所见，耳所闻、手所触、鼻所嗅、舌所尝出的（而尤以‘见’为重要）。……画一个物也以人所感受的大小轻重为判。牛羊虎以头，人所易知也；龙凤最详，人所崇敬也。总之，它是从人看事物，从人的官能看事物。”[1]69我们可以说汉字的解析从一开始就具有思想史和文化史的意义，而不仅仅是纯语言学的意义。

汉字成为一种文化又因为汉字构形体现了汉民族的文化心理，其结构规则甚至带有文化元编码性质，这种元编码成为中国人各种文化行为的精神理据。汉字在表意的过程中，自觉地对事象进行分析，根据事象的特点和意义要素的组合，设计汉字的结构。每一个字的构形，都是造字者看待事象的一种样式，或者说是造字者对事象内在逻辑的一种理解，而这种样式的理解，基本上是以二合为基础的。也说是说，汉字的孳乳，是一个由“一”到“二”的过程，由单体到合体的过程，这正体贴了汉民族“物生有两”、“二气感应”、“一阴一阳谓之道”的文化心理。

汉字的区别性很强的意象使汉字具有卓越的组义性。莱布尼茨曾说汉语是自亚里士多德以来西方世界梦寐以求的组义语言，而这一特点离不开表意汉字的创造。在汉语发展中大量的词语组合来自汉字书面语的创新，由此大大丰富了汉语书面词汇。组义使得汉字具有了超越口语的强大的语言功能。饶宗颐曾说：“汉人是用文字来控制语言，不像苏美尔等民族，一行文字语言化，结局是文字反为语言所吞没。”[2]183他说的正是汉字极富想象力且灵活多变的组义性。难怪有人说汉字就像“活字印刷”，有限的汉字可以无限地组合，而拼音文字则是“雕版印刷”了。比较一下“鼻炎”与“rhinitis”，我们就可以体会组义的长处。《包法利夫人》中，主人公准备上医学院了，却站在介绍课程的公告栏前目瞪口呆：anatomy， pathology， physiology， pharmacy， chenistry， botany， clinical practice， therapeutics，hygiene and materia medica。一个将要上大学的人，对要学的专业居然“一字不识”，这样的情节在中国人听来匪夷所思。

汉字成为一种文化，更在于汉字的区别性很强的表意性使它具有了超方言的“第二语言”作用，维系了中华民族的统一。汉字的这一独特的文化功能，其重要性怎么强调也不为过。索绪尔晚年在病榻上学习汉字，明白了“对汉人来说，表意字和口说的词都是观念的符号；在他们看来，文字就是第二语言。在谈话中，如果有两个口说的词发音相同，他们有时就求助于书写的词来说明他们的思想。……汉语各种方言表示同一观念的词都可以用相同的书写符号。”[3]51汉字对汉语“言语异声”的表达进行观念整合，达到“多元统一”。这样一种“调洽殊方，沟贯异代”（钱穆语）的功能，堪称“天下主义”！一位日本友人说，外国人讲日语，哪怕再流畅，日本人也能发现他是“外人”。而她走遍了中国大地，中国人并不在意她的口音――在西北，有人以为她是南方人；在北方，有人以为她是香港人或台湾人；而在南方，人们则以为她是维族人。中文“四海之内皆兄弟”的观念整合性，在这位日本人看来，与英文相似，是天然的世界语。（当然，汉字的“世界性”和拼音文字的世界性，涵义是不一样的。）汉字的观念整合性，一方面自下而上，以极富包容性的谐音将汉语各方言文化的异质性在维护其“言语异声”差别性的同时织入统一的文化经纬，另一方面又自上而下，以极富想象力的意象将统一的文化观念传布到九州方域，凝聚起同质文化的规范和力量。由此我们可知，汉字本质上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建构，是中华文化的深层结构。正如柏杨所说：“中华字像一条看不见的魔线一样，把言语不同，风俗习惯不同，血统不同的人民的心声，缝在一起，成为一种自觉的中国人。”[4]472

与汉字的观念整合性相联系的，是汉字的谐音性使地方戏曲有了生存空间。汉字的观念整合走意会的路径，不涉音轨，客观上宕开了方音艺术的生存天地。在汉字的语音包容下，汉语各方言区草根性的戏文唱腔与官话标准音“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相安无事，中国几百种地方戏曲源远流长，由此形成西方拼音文化难以想象的异彩多姿。汉字保护了方言文化生态多样性，也就保护了中国各地方文化的精神认同和家园意识。当然，这种保护是有代价的，即方言尤其是中原以外的方言及其戏曲，不再具有汉字的书写性，从而不再在中华“雅文化”或者说主流文化中具有话语权。

汉字作为一种文化，在汉民族独特的文学样式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在这里，与其说是汉字记录了汉文学，毋宁说是汉字创造了汉文学的样式。在文字产生前的远古时代，文化的传承凭记忆而口耳相传。为便于记诵，韵文形式的歌舞成为一种“讲史”的仪式。闻一多解释“诗言志”之古义即一种历史叙事。然而，随着社会生活的复杂化，“韵文史”渐渐不堪记忆和叙事之重负，西方产生了散文化的叙事诗，而中国却是诗歌在与散文的“混战”中“大权旁落”，淡出讲史的领域，反过来强化其诗。在这一过程中，汉字起了十分关键的作用。复旦大学的张新教授在多年前就颇有见地地指出：“文字的肌理能决定一种诗的存在方式。”一方面，“与西方文字相比，中国文字具有单音的特点。单音易于词句整齐划一。‘我去君来’，‘桃红柳绿’，稍有比较，即成排偶。而意义排偶与声音对仗是律诗的基本特征。”西方艺术虽然也强调对称，但“音义对称在英文中是极其不易的。原因就在英文是单复音错杂。”另一方面，“中西文法不同。西文文法严密，不如中文字句构造可以自由伸缩颠倒，使句子对得工整。”张新认为，“中国文字这种高度凝聚力，对短小的抒情能胜任，而对需要铺张展开描述的叙事却反而显得太凝重与累赘。所以中国诗向来注重含蓄。所谓练字、诗眼，其实质就是诗人企望在有限的文字中凝聚更大的信息量即意象容量。”[5]在复旦大学的“语言与文化”课上，一位2003级新闻系同学对汉语是什么的回答，此时听来更有体会：汉语是炫目的先秦繁星，浩渺的汉宫秋月；是珠落玉盘的琵琶，“推”、“敲”不定的月下门，“吹”、“绿”不定的江南岸；是君子好逑的《诗经》，魂兮归来的《楚辞》；是千古绝唱的诗词曲赋，是功垂青史的《四库全书》……

汉字何以成为一种文化？我们还可以有更多的回答：汉字记载了浩瀚的历史文献，汉字形成了独特的书法和篆刻艺术，汉字具有很强的民间游戏功能，等等等等。一旦我们用新的视角审视这个历久常新的问题，我们就会从中找到中西语言文字、中西文化、中西学术的根本分野。此时，我们完全可以重新为汉字定义：汉字是汉民族思维和交际最重要的书面符号系统。

二、从去汉字化到再汉字化

中国独特的人文传统有三个通融性：

其一是小学（语言文字学）与经学的通融。许慎强调想接绪历史传统、读懂儒家典籍，就必须对汉字的形音义关系进行正本清源，字义明乃经义明，小学明乃经学明，强调汉字是“经艺之本”：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故曰“本立而道生”……（许慎《说文解字序》）许慎的“本立而道生”实际上借助字学（小学）建立了经学与识古（史学）之间的同构关系，消解了典籍散佚所带来的历史认同危机。经学建立的记载阐释历史的模式得以延续。

其二是经学内部表现为文史哲的通融。苏轼说：“天下之事，散在经、子、史中，不可徒得。必有一物以摄之，然后为已用。所谓一物者，‘意’是也。”（宋葛立方《韵语阳秋》）在我们看来，这“意”，就是汉字元编码为传统文史哲提供了统一的思想资源和表述方式。因此清代经学家章学诚在其《文史通义》开卷便宣称“《六经》皆史也”。经、史之所以相通，实际上基于汉字的表意思维或元编码：表意汉字既是一种对事实的照录（“史”的方式），又是一种对世界的形象表达（“文”的方式），还是一种对现实独特的认知方式（“哲”的方式）。文史哲的通融，实为汉字表意性元编码的体现。

其三是小学内部表现为语言与文字、书写文本与非书写文本的通融。我们分别表述为字词通融和名物通融。首先看字词通融：汉字倾向于使自身成为一个有意义的符号来记录汉语的语符（语素或词），这要求汉字保持一个有意义的形体、一个音节、一个词义三位一体。这种对应使得汉字的字义与词义、字形与词形之间难分难舍，呈现一种跨界、整体通融性，体现了汉字与汉语独特的既分离又统一的张力关系。再看名物通融：从言文关系看，汉字代表的是一个语言概念单位，而从名物关系看，汉字对应的则是一个现实物，这就要求汉字对现实物具有形象描摹性即绘画性特征。如“仙”这个简化字，字面义是用“山中之人”的意象去表达某个现实物的。汉字的这种意象性打通了书写与绘画、书写与物象的界线。这种书写与非书写之间的越界，进一步造就了汉字书法、文人画这样的书写编码与非书写图像编码相通融的文化景观。

这三个通融显示了汉字在中国学术传统中的本位性。“本立而道生”，说明汉字不仅是汉文化的载体和存在基础，也是中国语文得以建构的基本条件。

中国语言学的科学主义转型主要发生在“五四” 前后的新文化思潮时期。该思潮引进了西方语言中心主义的立场，把文字看作是单纯的记录口语、承载语言的科学工具，因此将是否有效地记录语言和口语看作是文字优劣的唯一标准。根据此标准，远离口语的汉字成为五四先驱们的众矢之的。废除汉字、提倡文字拉丁化和白话文， 进而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颠覆，这成为“五四”时代的主流思潮。我们将这种思潮称之为“去汉字化”运动。此后直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去汉字化”一直是中国学术和文化界的主流意识形态。八十年代起，去汉字化所造成的传统断层越来越受到关注和批评。不断有学者强调写意的汉字与写音的字母之间的文化差异，认为汉字是独立于汉语的符号系统，要求对汉语、汉字文化特性重新评估，提出艺术、文学创作的“字思维”或汉字书写原则，而中西文化的差异在于“写”和“说”、“字”和“词”。对去汉字化和全盘西化的批判，越来越表现出回归汉字的情绪，“再汉字化”思潮初露端倪。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文化语言学，是“再汉字化”思潮的先声。文化语言学把语言学看作是一种人学，把汉语言文字看作汉文化存在和建构的基本条件。作为中国现代语言学中以陈望道、张世禄、郭绍虞等前辈学者为代表的本土学派的研究传统的继续，文化语言学强调汉字汉语独特的人文精神，强调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语言学，在文史哲融通的大汉字文化格局中研究汉语，尤其注重汉语中的语文精神即汉字所负载的传统人文精神的研究。郭绍虞是最早提出汉语的字本位性的学者，文化语言学派继承了这一传统，并在进入21世纪后逐渐汇通中国社会科学诸领域，进一步形成文化批判和文化建设两大主题。

文化批判方面的思考主要有：批评五四以来汉语研究的西方语本位立场[6]，五四以来现代汉语研究是“印欧语的眼光”[7]，将“五四”以来的归结为“去汉字化运动”[8]，五四以来中国学术在西方文论面前患了“失语症”[9]，五四白话文运动过于强调语言的断裂性，要对二十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化走向进行重估[10]，反思现当代文学中的“音本位”和“字本位”思潮[11]，对八九十年代出现的以汉字本位为特征的“母语写作”思潮进行总结[12]，《诗探索》从1995年第2期起开辟专栏，发表了大量有关“字思维”的文章。有论者认为，关于母语思维与写作的讨论，“将是我们在二十一世纪的门槛前一次可能扭转今后中华文化乾坤的大讨论。”

文化建设方面的思考主要有：强调汉字对汉语的影响及汉语的字本位性质，提出文化语言学理论、汉字人文精神论（申小龙1988，1995，2001）；提出字本位语言理论（徐通锵1992、1998，苏新春1994，潘文国2002）；提出或倡导文学的“字思维”原则（汪曾祺1989，石虎1995，王岳川1996）；提出汉字书写的“春秋笔法”是中国学术的话语模式（曹顺庆1997）；中国经学是“书写中心主义”（杨乃乔1998）；提出以汉字和汉语的融合为特征的“语文思维”概念（刘晓明2002）；提出中西文化的差异在于“写”和“说”、“字”和“词”（叶秀山1991）；提出汉字是华夏文明的内在形式，强调汉字与汉语的关系既是汉语的最基本问题，也是汉文化的基本问题（孟华2004）。

“再汉字化”思潮或中国学术的“汉字转向”的核心问题是汉字与汉语、汉字与汉文化的关系以及汉字在这种关系中的本位性。

中国历史上重大的文化和学术转型都是围绕汉字问题展开的，抓住这一点，中国学术和中国思想史的许多根本问题就会迎刃而解。而在西方国家，由于使用拼音文字，西方学术界普遍将文字看作是语言的工具，文字学甚至不是语言学内部的独立学科。国内学术界自五四以来引进了一种西方语音中心主义的文字学立场，将汉字处理为记录汉语的工具，汉字的性质取决于它所记录的汉语的性质，汉字独立的符号性及其所代表深厚的人文精神被严重忽视。重新评估汉语言文化的汉字性问题就是文化语言学的“再汉字化”立场。它不是简单地对传统语文学的肯定和回归，而是要求重新估价汉字在汉语言、文学、文化研究中的核心地位及其利弊，以实现中国学术与西方学术的差别化和对话：一方面使自己成为西方学术的一个有积极建设意义的“他者”，同时又使西方学术成为中国学术的积极发现者。因此，中国学术二十一世纪面临一个“汉字转向”的问题：汉语和汉文化的可能性是建立在汉字的可能性基础上的，这是中国学术，包括汉语言、文学、历史、哲学、文化存在的基本条件。这种“再汉字化”立场，是中国文化语言学为世界学术所贡献出的最为独特的东方理论视角。

“再汉字化”转向，也顺应了世界学术的大趋势。当代世界学术经历了两个重要的转向，一是语言学转向、二是文字学或图像转向。

所谓语言学转向，主要表现在文史哲诸人文领域开始思考世界存在的条件是建立在语言的可能性基础上的，文学、史学、哲学都开始关注语言问题，并从语言学那里吸取方法论立场。复旦大学的文化语言学在八十年代举起了中国学术语言学转向的大旗，其语言文化哲学思想在中国哲学界、文学界等人文学科领域均产生了重大影响。

所谓的文字学转向，一般认为肇始于法国哲学家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哲学。他的“文字”概念是广义的，泛指一切视象符号，如图像、雕塑、表演、音乐、建筑、仪式等等，当然也包括汉字、拉丁字母这样的狭义文字。德里达的基本观点是，现实、知识、真理和历史的可能性是建立在“文字”的可能性基础上的。因此，文史哲在考虑自己研究对象的存在条件时，由对其语言性的思考再进一步转向对语言、文字、图像三者关系性的思考。因为现实、历史和知识不仅仅是以语言为存在条件的，文字、图像也同等重要（在今天的“读图时代”尤其如此）而且更易被忽视。在世界文化格局中，汉字是一种极为独特的符号系统，它处在语言和图像中间的枢纽位置，它既具有图像符号的视觉思维特性，又具有语言之书写符号的口语精神。中国文化的汉字本位性一方面抑制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图像思维，又抑制了汉语方言的话语精神，汉字自身替代了图像、话语，成了中华民族历史、文学、知识、思维、现实存在的最基本条件。这就是汉字的“本位性”问题。该问题构成了中国学术、中国文化最核心和最基本的问题，学术界和文化界对该问题的觉醒和重新阐释，这就是“汉字转向”或“再汉字化”。中国文化语言学在引领中国上个世纪末的“语言学转向”之后，再次擎起“文字学转向”的旗帜，这是时代所赋予的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

再汉字化提出的汉字文化的新视角，基于这样一种学术理念：语言（言）、文字（文）和视象符号（象）三者构成了文化的核心要素和条件。中国语言、学术、文化的基本问题是一个汉字的问题，即以汉字为枢纽，在言、文、象三者的对立统一关系格局中研究其中的每一个要素，并将这种以汉字为本的言文象三者既分离又统一看作是中国学术、中国文化存在的最基本条件。它要求我们冲破传统学科分治的壁垒，在一个大汉字文化观的格局下进行学术研究。这种学术立场也可叫做“新语文”主义。

以“再汉字化”为宗旨的汉字文化新视角研究，具体围绕五个基本主题：

第一，汉字文化特性的研究。

第二，汉字的语言性研究。

第三，汉字的符号性研究。

第四，汉字书面语研究，具体分为三个层次：

（1）现代汉字书面语的历史发展研究。

（2）现代汉字书面语的文化特性研究。

（3）现代汉字书面语的网络形态研究。

汉字文化新视角的研究，预示着中国语言文化研究在一个世纪的“去汉字化”的历程之后，将要实现“再汉字化”的世纪转向。这一转向的本质就是在中国文化的地方性视界和世界性视界融通的过程中，重新确认汉字在文化承担和文化融通中的巨大功用和远大前景。

参考文献：

[1]姜亮夫.古文字学[M].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

[2]饶宗颐.符号・初文与字母――汉字树[M].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

[3]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M].商务印书馆，1980.

[4]柏杨.中国人史纲（上）[M].中国友谊出版社，1998.

[5]张新.闻一多猜想――诗化还是诗的小说化//新诗与文化散论[M].学林出版社，1995.

[6]申小龙.人文精神，还是科学主义？20世纪中国语言学是思辨录[M].学林出版社，1989.

[7]徐通锵.语言论[M].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8]孟华.汉字：汉语和华夏文明的内在形式[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9]曹顺庆，李思屈.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基本路径及其方法[J].文艺研究，1996，（2）.

[10]郑敏.世纪末回顾：汉语语言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J].文学评论，1993，（3）.

[11]郜元宝.音本位与字本位――在汉语中理解汉语[J].当代作家评论，2002，（2）.

篇5

目前，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都不同程度地兴起了汉语学习热。在海外已有一百多个国家的三千余所高校开设了汉语课程，通过不同渠道学习汉语的人数已经突破了4000万人。就国内而言，自改革开放以来，前来中国学习汉语的世界各国学生人数也逐年增多。论文百事通面对这种源源不断的需求，国内除专门从事对外汉语教学的高校(如北京语言大学等)继续扩大招生规模外，其他一些高校也纷纷设立以开展对外汉语教学为主要任务的国际教育学院(不同的高校有不同的名称，未统一定名)，集中接纳众多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外国留学生学习汉语，这就使得对外汉语教学课堂逐渐演变成一个传播中国文化的重要舞台。面对越来越多来自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背景的外国学生来华学习，如何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把握好“以学生为本”的原则，是一个对外汉语教师必须要去思考和研究的重要问题。在笔者看来，要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把握好“以学生为本”的原则，必须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一、充分尊重外国学生的多元文化背景

学生来源的多样化，必然带来文化背景的多元化。如何充分尊重不同国家学生的民族心理、风俗习惯、文化差异和学习特点等，就成为对外汉语教学活动中首先必须面对的问题。这也是对外汉语教学界比较重视的一个问题，因为它关系到对外汉语教学活动的针对性、趣味性和有效性，要求我们必须深人认真地去了解、认识和把握不同国家学生的特点以及这些特点背后所承载的文化差异和文化内涵来开展教学活动。

1.欧美学生的特点。体现在欧美学生身上的文化特点是多种多样的。就欧洲大陆而言，国家的分布星罗棋布，一个国家有一个国家的民族特征和文化特点，而美国社会的多元文化背景就更是毋庸置疑。以美国学生为例，他们普遍具备了荣誉感强、自主性强、表现欲强等突出特点，这些特点背后有着其特有的文化背景支撑，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一是多元化社会所带来的不同文化理念和不同思维方式；二是充斥在美国社会方方面面的竞争机制使学生从小就处在一个激烈竞争的环境中；三是精英教育体制为学生的脱颖而出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四是教育工作的服务性特征决定了教师的整个教学环节都必须围绕学生的需求来进行。因此，针对欧美学生这种不同文化背景下呈现出来的特点，只有在教学活动中注意做到“有的放矢”，才能激发学生学习汉语知识的热情。

2.亚洲学生的特点。就笔者所在的学校而言，亚洲学生的来源主要集中在东亚(以日本、韩国为主)、东南亚(以泰国、马来西亚、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国为主)和中亚(泛指亚洲中部地区的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等五个国家)，而西亚的学生相对较少。这里仅以中亚学生在学习汉语过程中出现的“重听说轻汉字语法”的特点为例来进行阐述。目前，中亚学生汉语学习的这一特点在对外汉语教学界已经达成基本共识。一方面，中亚学生之所以只重视汉语的听说技能训练，是由他们的民族性格和学习动机所决定的。中亚学生对自我评价较高，而且性格敏感、活泼开朗、普遍外向，在学习中善于模仿、勇于开口、充满自信。这对于他们的汉语听说学习非常有利。同时，中亚学生的学习目的比较务实，半数以上都想借助掌握汉语来从事商业贸易活动。这就决定了他们的学习更加注重日常交际，因此口语水平提高很快。调查表明，中亚学生中62%的人如果没有听懂教师的讲解，会立刻请教师再进行解释；67%的学生会在错误被纠正后主动模仿教师大声重复正确的表达。他们在这样做时表现得自然、大方，没有什么顾虑或心理障碍沪另一方面，中亚学生之所以轻视汉字语法学习，主要是由于他们的母语与汉语的巨大差异造成的，因此不可避免地在学习汉字语法时产生畏难情绪。在伊莉曼?艾孜买提(新疆师范大学汉语教育学院)看来，中亚学生的母语多为俄罗斯语、哈萨克语、吉尔吉斯语。这几种语言分属印欧语系和阿尔泰语系，无论在词汇、语法，还是文字上，都与汉语存在较大的差异。因此，母语在他们的汉语学习中形成了很大的干扰，汉字和语法学习就成为他们学习汉语的困难所在。中亚学生的母语在书写上采用拼音文字，字形直接表音，而汉语的文字与语音是分离的，无法根据字形拼读字音。因此，中亚学生在汉字的记忆、书写方面存在很大的问题。抽样调查显示，约57%的(中亚)学生并不在意自己说汉语时所犯的(语法)错误产对于中亚学生这种因民族性格和语言差异呈现出来的学习特点，作为教师，笔者认为只有在肯定他们的长处和优势的同时，始终按照语言教学的规律，采取一些针对性强的教学方法来帮助他们消除语言学习中的障碍，全面提高他们的汉语学习能力和水平，才能体现出对他们最大的人本关怀。

3.非洲学生的特点。非洲文化的多样性是人所共知的。仅就语言而言，有通行阿拉伯语的非洲，通行英语的非洲，通行法语的非洲，通行葡萄牙语的非洲，通行西班牙语的非洲，更不用说还有非洲原有的、与欧洲殖民者无关的好几十种语言。3在非洲研究、开发和管理协会创办人和会长，喀麦隆学者丹尼尔?埃通加—曼格尔看来，非洲是一个贫穷、集权主义和缺乏社会公正的地方，这是由非洲传统的文化价值观和态度所决定的。他认为，权力高度集中和垂直的传统；注重过去和现在，而不是注重未来；不抓紧时间；不爱工作；压制个人首创性、成就感和节约(必然带来的是嫉妒别人的成功)；信巫术，养成非理性和宿命论等是非洲文化中所特有的一些现象。这些文化现象对于来中国学习的非洲学生所产生的影响是不可避免的，因而在一部分非洲学生身上表现出诸如时间观念不强、学习的进取心不够，但又迫切希望通过学好汉语而留在中国做生意，以尽快摆脱现实贫困等的一些特点。针对这些特点，笔者认为，重视从民族心理上尊重他们的传统文化恐怕要比其他任何方面都显得更为重要。

除此之外，还可以列举出很多国家和地区学生的特点，这里就不再一一赘述。

二、不断满足外国学生习得汉语知识的强烈愿望

外国学生到中国来学习汉语的动因和归宿自不必言。只有不断满足外国学生习得汉语知识的强烈愿望，才能确保他们的学习取得成效，也是体现“以学生为本”的又一条重要原则。因此，充分运用好跨文化交际理论，以学生为中心来安排设计教学内容，同时根据不同国家学生的思维习惯和学习特点“因材施教”，让整个教学活动更加富有针对性和实用性，就能充分体现出这一原则。

1.以汉字学习为例。汉字认知是阅读和写作的基础，也是提高语言交际能力所必须具备的前提条件。一个汉语学习者如果不能掌握足够的词汇，就无法完成意义的表达，也不可能应用汉语语言进行交际。因此，只有积累和掌握一定数量的汉字，才能使语言的学习和表达变得更加通畅。外国学生学习汉语通常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有汉字背景的，如华裔子女和母语书面语中有汉字的(如日语、韩语)学习者；一种是无汉字背景的，主要是使用拼音文字(如英语、法语、德语等)国家的学习者。从美国学生学习汉字的特点来看，汉字与拼音文字相比，其字形和字音的联系很弱。对于初学汉语的美国学生来说，汉字字形和字音的联系其实是零。一个汉字的字形和字音的联系，不论用什么方法，都需要花工夫才能在他们的头脑中建立。因此，无论是对有汉字背景的，还是无汉字背景的学生，我们的汉字教学都必须做到根据不同学生的特点，结合汉字发展变化的规律，相应采取一些不同于教授中国学生的手段和方法，来给他们讲清现代汉字的形、音、义，帮助学生认读汉字，书写汉字，学习汉语，掌握汉语的书面语。艾这对于外国学生很快进人良好的学习状态，激发他们更好、更有兴趣地融人汉语语境中学习是十分必要的。而这样做的目的也会使他们对学习汉字更加自信、更有成就感。

2.以语音学习为例。对于外国学生来说，语音学习问题主要表现在对声调的掌控上。通常他们无法读准二、四声，即二声上不去，四声下不来，所以才出现了“洋腔洋调”的问题。学习外国语的内容分成发音、语法跟词汇三个主要的部分，学习的次序当然是也应该按照这三样按步进行。发音的部分最难，也最紧要，因为语言的本身、语言的质地就是发音，发音不对，文法就不对，词汇就不对严所以一旦学生的发音不准、不好，就会影响其对词汇、语法和汉字的掌握，并且影响表达和理解，甚至影响到学生学习汉语的自信心。针对这一问题，如果教师能够多下点工夫，用科学的方法和手段来帮助学生克服掉“洋腔洋调”的毛病，对于提高学生的自信心尤其重要。

三、注重培养外国学生的中国文化视野

在对外汉语教学过程中，无论是处在学习的初级阶段还是高级阶段，给学生适时讲授中国文化都是一个不能回避的话题，也是培养外国学生的中国文化视野必须要跟进的一个重要步骤。如果我们没有做到把传播中国文化融人对外汉语教学中，就会偏离外国学生学习汉语的动因和目的，就体现不出“以学生为本”的原则。在我看来，可以考虑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培养外国学生的中国文化视野。

1.把握好中国文化的民族性特征。中华文化种类繁多、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以其五千年延续不断的发展态势成为世界文明史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文化的基本特征是民族性，民族文化是民族存在的标志。因此，笔者认为，让外国学生把握好中国文化的民族性，就是把握了中国文化的基本特征。

李瑞环同志曾经指出：“文化总是具有鲜明的民族形式、民族风格。中华民族文化是一个丰富博大的有机整体，即包括汉民族的文化，也包括各少数民族的文化；既包括悠久的古代文化，也包括近代和现代文化。”因此，只有完整地而不是片面地把握中国文化的民族性，才能真正领会中国文化的主流精神。作为一个对外汉语教师，如果能把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影响深远这三个显著特点给外国学生讲清楚，就能把中国文化的主流精神灌输到外国学生的思想和心灵深处。因为这几个体现中华文化思想精髓的显著特征，不仅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化进步与发展产生广泛而深远影响的根源所在，同时也是中华文化长盛不衰的根基所在。

2.确定好导入中国文化的基本内容。给学生讲授中国文化永远也不可能做到面面俱到，一旦对此把握不好，就会让他们失去对中国文化的兴趣，从而影响到教学效果和学生学习汉语的积极性。在内容确定上，虽然对外汉语教学界的看法略有不同，但在三个方面基本一致：一是知识文化，即课文内容所涉及的诸如历史、地理、建筑、园林、服饰、旅游、饮食、绘画、音乐、舞蹈、教育、文字、哲学等。讲授可以有一定的广度，但并不要求有多少深度，只需普通常识而已。二是交际文化，一般包括在问候、称呼、感谢、邀请、婉拒、赞扬、批评、发誓等套话或习惯用语之中。揭示并掌握其中的特殊含义和特殊作用，有助于学生开展正常的思想交流活动。三是习俗文化，主要指在节庆、婚姻、丧葬、生日、生育、开业等事件中的饮食习俗和活动习俗。这对于外国学生理解课文内容和处理日常生活相当有益和有用。此外，还可以从思维文化(即由思维方式形成的文化，如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由大到小，欧美人由小到大等)以及体态文化(即伴随语言的体态文化。如用手指着太阳穴旁转圈，中国人表示动脑筋，而美国人表示发疯；“握手”在中国没什么讲究，但俄罗斯则不允许隔门或跨门槛握手，认为这样是不吉利的)。等方面让学生充分感受中国文化的特点。总之，不断把文化教学内容融人到语言教学之中，将种类繁多、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种子潜移默化地扎根于外国学生心中，就能使外国学生在掌握好汉语知识的同时，主动去了解并喜欢中华文化。

3.让学生充分领悟中国文化的精髓。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之一，中国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早已载入世界人类的文明史册。从50万年前的周口店“北京人”遗址，2000多年前开始修筑的万里长城到明清的北京故宫、苏州园林，中国已有28处文化和自然遗产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人了世界自然和文化遗产的名录。因此，笔者认为，给外国学生充分讲解最具代表性的中国历史文化遗产，恐怕是让学生最直观、最简捷、最有效地领悟中国文化的最佳途径。在课堂上，老师通过自身讲解以及给学生播放相关的教学专题片，或许只能给他们一些视觉和听觉上的感受。如果同时还能借助学校所处地域范围内就有中国历史文化遗产地的优越条件，把课堂延伸到具体的环境中去进行现场教学，让学生身临其境地感受中国历史文化遗产的魅力，体会中国的历史文化遗产在中国历史发展和形成过程中所积淀下来的文化价值和文化品味，效果将会更加明显。与此同时，大胆鼓励并有序引导学生利用在中国学习的有限时间里，充分利用假期和休息日到北京以外的其他文化遗产地去走一走、看一看，对于他们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遗产在世界文化遗产中的地位、作用、影响和所占的比重，以及现存数量和所处地域的地域文化是十分有益的，而且对于他们进一步领悟中国文化的精髓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篇6

现代设计已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历程，各国发展的道路与特征均有不同。德国长期以来强调设计中的功能主义原则，强调设计的民主特色，反复提倡”好的造型”。因此，理性原则、人体工程原则、功能原则是设计天经地义的宗旨，不能因为商业主义的压力而放弃。这些因素造成德国设计的坚实面貌：理性化、高质量、可靠、功能化、冷漠的特征；与之恰恰相反，美国设计的幽默感与随意性形成了这个自由国度的标识。美国短暂的历史，自由的人性，使得设计师对设计的社会效应，对大环境可能造成的影响，现代设计对于民族传统的继承性和发展性，以及设计本身的社会含义等则考虑不多，这使得美国设计更具轻松、乐观的色彩；法国的现代设计是基于法国设计传统的，即设计为富裕的上层人的活动，设计的内容是豪华、奢侈的产品，设计不应该是民主的、大众的，而应该是权贵的、高尚的。法国的设计除了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外，地区主义也非常强烈；丹麦是斯堪的纳维亚五国中最小的一个，国土狭小，经济高度发达，其发展一开始就与大自然作斗争，这种背景使丹麦人长期以来对于设计具有高度的重视，而丹麦民族的、地域的、文化的统一性，使丹麦的现代社会也对其设计风格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丹麦现代设计中贯穿了一种冷静的，严肃的高度功能化的风格，体现了大企业的精神；日本的现代设计发展得非常迅速和成熟，日本利用了30多年的时间，完成了欧美各国用了70多年才达到的目的。传统与现代双轨并行是日本设计的一个重要特点，日本是一个学习外国先进经验的最好学生，从传统的日本设计可以看到中国、韩国的影响；从日本的现代设计中，可以看到美国、德国等欧美国家的影响。无论是日本的陶瓷、传统工艺美术品、传统服装、传统建筑、传统文化的设计(如茶道、花道、盆景设计)，还是现代设计，如汽车、家用电器、照相机、现代建筑和环境设计，现代平面设计、包装展示设计，都是非常与众不同的。世界上很少国家能够在发展现代设计时完整地保持，甚至发扬了自己的民族传统设计，日本在这方面提供了非常意义的经验。

中国的现代设计相对欧美等国来说，就不是那么乐观了，设计上抄袭模仿的现象普遍存在，作品的质量不高，能够走出国门、真正展示自己的东西还是太少。完全照搬国际现代主义设计，虽然可能设计水平看似提高了一些，但是毫无中国特色可言。我们分析西方各国的设计，它们都有着自己本土特色的东西，是它们文化的体现。中国有着五千多年的文化底蕴，孔孟哲学、诗书礼仪，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是我们唤醒中国本土设计面向世界的重要源泉；并且中国传统艺术丰富多彩、陶器、染织、家具、古建筑、书法、绘画、民间艺术等是我们创作的宝贵资源。

一、图腾、纹饰在现代设计中的体现

将传统元素衍生后再融合到现代设计中来，香港设计大师靳埭强先生就是一个很好的典范，他的”靳埭强设计有限公司”的司标就是在公司”以人为本”的理念倡导下，采用了”同心相合、彼此相通”的”方胜”这一传统吉祥图形作为基本框架。司标原形虽然取之”方胜”，但靳埭强先生敏锐的视觉感受力以及他对传统图形内涵气韵的深刻感悟力，使他没有对原形的如实照搬，而是经过了形的提取、衍生、再造，使司标更加具有东方民族个性，也更加适用以后的展开运用。又如凤凰卫视中文台的台标，借用丁原始社会彩陶上的凤鸟图形，并使用了中国图案特有的”喜相逢”结构形式，反映出一种厚实的文化底蕴，凤鸟两两相对旋转的翅膀极富动感，体现了现代媒体的特色。在其他视觉传达艺术、环境艺术等设计领域也处处可见图腾、纹饰元素的运用。

二、汉字在现代设计中的体现

汉字是表达思想语言的符号，同时也是一门独特的艺术，它的构成方式和形式美，在世界各国文字中独树一职。从皇帝时期的仓颉造字到商周时期的甲骨文，再到秦汉时的小篆、古隶和宋明时的印刷字体，直到我们现在常用的宋体、黑体、仿宋、综艺、琥珀、圆体等，汉字经历了几千年的发展和演变。随着时代的发展，站在信息化、视觉化、艺术化的视角审视，汉字无疑是一种有巨大生命力和感染力的设计元素，广泛地运用于现代设计之中，铸就出现代视觉传达设计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靳埭强先生在其招贴设计《自在》中，运用了中国水墨画技法，融合了现代技术的特殊肌理效果，现代又不失传统。作品《甲骨文·众生》中”众生”、”方舟”、”日、月、云、水”都是甲骨文字的设计组合。作者通过新设计的甲骨文力求使古老的文字具有时代气息而又不同于传统甲骨文。

三、书法艺术在现代设计中的体现

书法是我中华文化之精气神的一种独特的表相。汉字是中华民族独特的智慧创造，其美无比，天上人间独一无二，汉字书写也成了专门的高超艺术，已传承了几千年之久。中国的书体丰富多彩，有甲骨文、金文、大篆、小篆、隶书、草书、行书、楷书等等。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标志”中国印·舞动的北京”中，将中国传统的印章和书法形式与现代体育运动想结合，印章中的”京”字似”京”似”龙”又似”人”，把”北京”、”中国”、”人文传统”、”现代运动”包蕴其中，印章中经过巧妙的处理形成一个面向前奔跑、欢呼的人形，又体现了奥林匹克运动会以运动员为主体的健康向的精神，充满了朝气和活力，方寸之间把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设计理念有机地糅合得非常完美。

四、民间艺术在现代设计中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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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初文与字母一汉字树，饶宗颐，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

美典：中国文学研究论集，高友工，三联书店，2008

从“文”到“文学”的变迁表明，中国文学观念受到现代西方影响，逐步转换为对“心声”的诉求，强调文学作品与主体心灵之间的内在关联，而这里的文学作品主要被理解为那种在场的声音语言，然后才是作为语言之记录的文字。但即便如此，百年文论进程中仍有不少学者尊重或坚持传统思路，看重文字(而非直接的语言)与文学的相关性。这种复杂的情况，最突出莫如鲁迅。鲁迅的新文化新文学立场非常鲜明，但1926年在厦门大学时撰《中国文学史略》讲义(后改名《汉文学史纲要》)，则以“自文字至文章”开篇，强调自古以来由文字而成就文章，以形声为主的汉字可“口诵耳闻其音，目察其形，心通其义，三识并用”，以至“其在文章”“其所函，遂具三美：意美以感心，一也；音美以感耳，二也；形美以感目，三也”。对文学的理解上，鲁迅坚持“感动”的指标，但在相当程度上调整了早年的文学“心声”观念，即转而坚持文学与“文字”较强的相关性。这一思路既有西来影响，但更源自师辈学术及其背后的小学传统：章太炎《文学总略》有“榷论文学以文字为准”的说法，而刘师培《文章源始》则明言：“积字成句，积句成文，欲溯文章之缘起，先穷造字之源流”。百年文学中不少学者有类似的思想，比如周氏兄弟、朱自清、郭绍虞、台静农等，都一直深受“语”与“文”对待问题的缠绕。笔者以为，理解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对中国文学和文化之“文字性”及其现代际遇的把握。

，概括地说，“文字性”就是中国文学和文化在很多深层方面的以文字为准、系于书面文字甚至最终归于文字化的特点。当然，在特定的具体情况中，“文字性”的内涵可以不一而足。比如，就古典时代的文学和文化而言，它可能体现在作为文学的语文层面上的“文字化”取向，也可能是文人雅士透过视觉化的文字艺术而突出出来的趣味情怀，更可能是整个文化传统所体现出的深察名号、专论字义的行为模式和潜在的文化意识。

首先看文学的语言文字层面。在中西文学传统的比较中，语言性取向和文字性取向的差异相当突出。西方因为拼音文字的关系，言文一致，大体均以语言为其基型。而汉文学在古代往往言是言，文是文，并且如章太炎在《书・订文》中所言的“文因于言，其末则言擎迫而因于文”。也就是说，古代长期的文学和文化传统是，语言往往趋向于文字，才能更好地发挥影响，体现价值：正所谓“言之不文，行之不远”。此中分析而言，所谓“文”，相当意义上即是指篇章文字的取向在文化整体中的规定性和影响力。“言”之“文”大抵即如孔子所坚持的“雅言”，或者是数千年来作为统一的文化共同体所采用或接纳的文字化传统。在特定场合说话写文章做事情，必须突破现场语音的具体性和随意性，而诉诸规范化的文化模式和语文样式，以实现某种超越和提拔，获得相应的普遍性。郭绍虞先生认为，长期以来汉语反过来受具有悠久历史传统和连续性的文字的规定与影响，理应称为“文字语”。这是相当有道理的。由此看来，中国文学或汉文学与西方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就有大为不同的地方，即文学在文化落熟的中国或汉文化圈，名为语言艺术，其实是文字艺术。

那么，古代民间就没有口传的文学吗?当然有。但在传统中国，总的情况是“言语文学，厥科本异”，民间风俗与书面雅言“沟分畛域，无使两伤”。并且“言语仅成线耳，喻若空中鸟迹，甫见而形已逝”，可以想见，没有形诸文字，也往往在历史流传中消逝无形。而作为直接现实的，则是被纪录下来的、同时亦被文字化的文学。即就近世古典小说言，在唐宋以降，由讲唱变文和说话而来的小说其实越发文人化，“讲的故事”渐被“看的小说”取代，而就社会地位而言，过去的职业编书人或说话人也远不及吴承恩、吴敬梓、李汝珍、纪昀和曹雪芹这样的文人小说家。大的趋势即是：语言艺术变成了语言文字艺术，最后乃或变成文字的艺术了。

五四是个古今中外各种思潮交锋剧烈、文化方向纷纭的时代，如同在多重歧路口急于抉择。也正因此，对自己文化与文学的根性问题往往未及深入追问，文字性即是诸多问题之一。而在当代中文学界，相关追问和探讨日渐出现，并且这种追索已经深入到社会文化深层次的内在肌理。这方面目前看到的最为深广的研究，当数龚鹏程的《文化符号学》。在龚氏看来，中国文学和文化的传统的骨干即在“文”，“文是由文字崇拜、文人阶层、文学艺术等所形成之相关文化状况……不知此，即不能体会中国人的行动、思维与感情，亦不能切察中国社会之底蕴。”该著气魄宏大，内涵高迥，其核心观点即在强调，中国文化中无论是文人还是儒道释，无论各类文艺还是各家学术甚或文吏政治，都存在浓重的尊崇文字、文书化、文学化的传统。而这一点与西方文化重视语言、逻辑和(句子)文法的思维方式和文化定势颇不相同。中国文化在语文训诂、思维方式和文学写作诸方面都突出体现出“专论字义”的作风和特点，“训诂明而义理明”的夸说更体现出深入骨髓的“深察名号”的正统名分意识和行思方式。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是颠扑不破的，“名”落实于现实生活中，当然可以是人们言语中的名号，但更可能是、并且一般都要落实到某种如同器物一般的“名字”：“名”在古代即训为“字”!通过这种“哲学文字学”对中国文化深层肌理的探讨和描述，龚氏宣称，由文字而文学进而文化，整个古典中国社会生活都充分地文字化、文学化，形成了一个以文字文化为核心的文学社会。

就不同角度和现象而言，“文字性”特点和取向并不容易捕捉，并且对其内涵的把握和理解也不一而足。对这个问题的深入探讨，总是无可避免地涉入汉字、文学与文化的关联域及其逻辑和历史根源的分析。这实在是一个幽微难言而不易把握的境界。其中的研究思路之一就是设想“文字性”特点有其文化基因上的特异性，亦即在世界范围内看来的汉文字的特异性。早期进入中土的传教士提供了初步的他者意识和语言学把握，但更多基于经验的认识和把握上的困难而对汉语文颇多恶声。目前看来对这个问题的理解，确实需要很好的语言哲学(就汉语文而言或可称“语文哲学”)高度。比如德国思想家、教育家洪堡，他提出了迥异于时俗的理解：虽然中国人并不追求语法的精确概念和表达的清晰性与逻辑性，但这并不能排除汉语文在形式上没有的东西可能意味着深厚的思想和文化，所短之处实则优

势所在，现代人所熟悉的独体(实体)的分析的思维所不能把握的内涵很可能在中国人的关系化、结构化的思维和语文中包含着，并且中国思维和文化较多地带有审美和伦理的色彩。这些观点竟然成为相当多一部分中国文化学者的基本思路，至今仍然值得细细审度。

对这个问题另有一种探讨思路，就是具体化到语言文字之学的历史研究，或者从追源早期中国文字和文字文化的生成逻辑入手，并且必须在比较语言学的角度与其他早期文明进行比对。也就是说，需要经验的实证史学的印证。在百年相当实证化的学术传统中，人们对此相关的具体细节和科际整合的成果的期望非常之高，但是目前看来，这方面似乎成果也比较有限。饶宗颐的《符号・初文与字母――汉字树》在穷诸方资源多方比勘后，有如是比对：“古代交通困难，人民各安其居，不相往来。我想每个地区可能有它自己的语言。观扬雄在西汉所调查，其复杂可见，三代以前更难以想象，由于方言的复杂，唯有用文字来作为控制工具，幸而汉语是单音语系，一字一音。文字主要作用在于记名(包括物名、私名、族属之名)，在古代汉民族圈内，文字的社会功能，不是口头语言而是书面语言，在这种情形之下文字与语言是游离的。不像西亚，文字必须与语言结合，为了方便才发明字母来记录口头语言，才可取得语、文必须一致的效果。”也就是说，其一，文字系统的生成及其使用状况也必须结合着古代经济技术基础及相应文化分层的状况，即在古代(尤其是上古)文字是属于上层阶级并且较多用于相应文化圈内的精英交流和外交鼎鼐的。正是这种在地的特殊性，孕育了前现代世界各大文明自身的特色、政治文化的内在机制，以及各具特色的文字文化。其二，与苏美尔文明的文字文化注重财产记录和经济计算、古埃及文字文化注重年历记时和符咒通神不同，古代华夏民族直至汉代的文字文化从总体上看其主要功能在于记名，书以记姓名、主名山川。犹有进者，饶氏对汉字对文化的规定性状况及其历史演化有较为深入的辨析：“汉字属单音制，在形成的过程上，大体保持一字一音，文字的构造，以形声字为主，占最高的百分比，由一个形符与声符组成。形符主视觉，声符取其读音，与语言维持相当联系，前者保存汉字的图象性的美感，形符声符二者相辅而行，双轨并进，形成了文学上的形文与声文结合的文章体制，奠定汉字不必去追逐语言，脱离了语言的羁绊，在政治生活上，文字使用于政令上礼制上作为某种印信的工具，其名字可以识别，简单明了，不必与语言结合，所以我说汉字是用文字来控制语言，不像苏美尔等民族，一行文字语言化，结局是文字反为语言所吞没。”这种观点看来是从另一个角度发明了鲁迅先生“自文字至文章”的思路。基于科际整合，进一步的梳理和深描汉字发生学的脉络和文字文化的生成缘由，需要更多平实征信的历史印证和文化比较，很值得期待。

也有不在文字文学和文化的起源学而从中国抒情文学传统之书写机制上着手，专力于探讨汉语文之“文字性”潜能及其利用的思路。在这方面探讨最深入和成果最细致的当数高友工的《美典：中国文学研究论集》。他认为，汉文字自有特点，但中国抒情传统之形成其实更多地在于中国人的使用偏好：由于中国的孤立语，由于中国的象意字，也许更由于中国人对内在意象的重视，竟能用我们最古老的文字语言来象征，舍细节而取主旨，轻实证而重印象，以至现实时间反而要通过心理空间来表现，“内在经验居然能用纯形象语言的象征来保存。这是文化史的一个关键。它奠定中国语言，甚至思想的发展方向，决定了文学和美学的理想。”与前一种思路显然相同，高氏不欲将“文字性”或“文字文化”这些范畴本质化，而专从汉语文的使用状况上来把握汉文字之艺术潜能的思路。他在文字使用或功能的角度上突出了“中国的文字语言”的潜能及其在抒情传统的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中国的抒情美典不是建立在日常普通交流上的，只有“在语言的运用上着重文字的内涵，而忽视文字的外指，也就是在语言的运用上不取代表而走象意的路；使语言脱离实存，集中在它的性质、本性，也就是把语言视为和音乐、抽象美术一样的媒介”，正是在这种“文字语言”的基础上，复杂的抒情才可能诞生，中国特色的抒情美典才可能生成。西方美典从美感经验的条件上看以外观和代表为主，走向对单个艺术品的分析、解释和评价，而在中国抒情美典，则以内化和象意为主，无论是创作还是欣赏，都需由形窥神，趋向主体经验和理想。因此文学和文化(包括文字、诗文、书法乃至绘画一切文人施为)都特别重视一种有限制的艺术形式，很容易孤立地来看，而非融入人际活动的现实讯息的传达。独立的书语倒与个人内心情态、活动可以融为一体，从而形成一种书写活动心态，进一步就成为更趋极端的艺术活动类型。“文字语言”已然成为一种艺术形式。从总体上看，这种研究掘进到中西比较、史论相融而抽绎原理的理论化阶段，发人兴味，也难能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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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中外交流的渠道和范围不断拓宽,并由此引发了具有世界性的“汉语热”和“中国文化热”。这种变化,一方面使我国的对外汉语教学事业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对对外汉语教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传统的以语言机能为重心的对外汉语教学模式已经不能满足汉语学习者渴望了解中国文化和进行深层交流的需求,文化教学的重要性越来越被人们所认识。笔者就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教学进行了一些探讨,并提出了三点教学原则。

一、文化因素是对外汉语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本质来看,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同时也是承载文化的工具。文化学习和语言学习是一个相辅相成的过程,文化因素在语言教学中的重要性不容忽视。对此问题,北京语言大学教授、原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吕必松先生曾经指出:“在学习外语的过程中,必然会遇到一些不熟悉或难以理解的文化现象,这类文化现象就成为理解和使用目的语的文化障碍。要消除这种文化障碍,在第二语言教学中就必须同时进行相关文化因素的教学……对这类文化现象进行专门的研究,建立起系统的理论,不但是第二语言教学的迫切需要,而且也是语言理论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1]

具体到对外汉语教学,文化因素及其教学应是其重要组成部分。

首先,语言存储着丰富的文化信息,而文化信息的传达则必须以语言为中介,两者共生共存,互相依托。从语言学习的角度看,很多词语的意义来源于特定的文化背景,词语表面的指示意义包裹着含有文化因素的“内涵义”。如果不了解文化背景,不明白其内涵义,就难以理解语言的真正意义。

如“愚公移山”这个寓言,可以说是中国男女老少皆知的故事,对其寓意也不会有人提出异议。可是,外国学生听了这个故事后,有的说“讽刺了一个真正傻的老头儿”,有的说“批评了不听别人劝的人”,接着他们会提出问题:“为什么愚公不把自己的家搬走,而要花那么大的力气把山挖平呢?”这反映了学生思维的活跃,同时也说明了他们对中国文化传统和民族性格缺乏了解。他们不明白,在中国,愚公是以一个不怕困难的形象进入千家万户的,他象征着中华民族坚韧性的斗争精神。只有当我们把这个寓言产生和使用的文化背景讲解清楚以后,才能解除学生的困惑。

其次,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教和学都受实用原则的支配。外国人学习汉语,或者是为了当教师、做翻译,或者是为了解、研究中国,或者是为从事经济和文化交流活动。因此,他们在学习过程中始终对中国文化保持着浓厚的兴趣和认识欲望。刚开始,他们想学的就是怎样打招呼,怎样问候,怎样称呼别人,等等;有的才学会一些常用词语,就迫切地想了解中国人的家庭观念、社会习俗,而到了中高级阶段,他们更是对中国人的思维方法、民族心理、风土人情和潜在的观念差异等十分敏感。学生对交际文化知识的浓厚兴趣和学习劲头,从教学对象方面来看,表明交际文化与语言学习和使用的密切联系,说明单纯地学习语言不能满足需要。从教师方面来看,面对的不是自幼生长在母语文化环境中的中国学生,教师必须在教学中采用同教中国学生完全不同的方法。因此,在教授目的语的同时,教师应有意识地把目的语文化传授给学生,以弥补他们这方面的缺陷,使他们把语言技能转化为实际的交际能力,达到正确使用汉语的目的。

二、在文化教学中应遵循的三点原则

首先,总体设计,循序渐进。

所谓文化教学的总体设计就是在全面分析对外汉语教学中文化教学的各种内外因素,综合考虑各种可能的教学措施的基础上制定出最佳教学方案,对教学目标、教学内容和教学途径等作出明确的规定,使各个教学环节成为一个互相衔接的、统一的整体。[2]

在进行总体设计时,循序渐进是我们应遵守的重要原则。一般地说,初级汉语教学的重心是语音和汉字等基础语言知识的训练。对于外国学生来说,了解和掌握汉语的音、字、词、语法的规律更重要。因此,这一阶段的教学,语言以外的文化内容还是少一些为好。即便遇到具有风俗语义的词语,也不宜采取介绍和说明的方式,而应采取简单注解的方式,尽可能不分散学生对语言规律的注意力。相应地,这一阶段的文化教学应集中介绍汉字文化。汉字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体现着中华民族的传统思维方式和审美观点,是初学汉语者探求中国文化的金钥匙。掌握汉字文化是外国人了解中国文化的第一步。

中级阶段,口语课和汉语课的文化内容都有增加,应将语言教学和文化教学并重。这一阶段的语言教学主要集中在使外国学生掌握并运用大量的汉语词汇和句式。汉语词汇浩如烟海,意义相当丰富多彩,其中所蕴含的文化底蕴宽广而深厚。汉语几乎每个词、成语、俗语、歇后语、谚语、惯用语的后面都有一个文化背景,汉语词汇能给学生展开一个广阔的文化空间。而掌握不同的汉语句式能使学生具备语言交际能力。中级阶段汉语课的文化内容,对教材提出了更高要求,学生除了考虑字、词、语法等方面与初级及高级教材接轨之外,还要兼顾到文化内容的系统性,把系统的语言知识和系统的文化内容有机地结合起来,使二者互为表里,同步上升。

高级汉语教学是以传播中国文化为主要内容,使学生理解并掌握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提高在现实生活中的语言交际能力。这一时期的文化教学集中在介绍中国的文学、历史、地理、习俗及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道德观念;进行中外文化的多方对比,从中总结出中国文化的特点,有利于外国学生与中国人在更深层次上的交流。

其次,区分学生的文化圈,有针对性地因材施教。

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学生属于不同的文化圈,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该以此把握对外汉语文化教学的层次。

受中国文化影响很深的东亚、东南亚国家,如日本、韩国、朝鲜、新加坡等国,中国文化的若干深层次的精神内涵已经融入到这些国家的文化中。例如韩国、日本至今还保留着中国的许多习俗、饮食、价值观念,韩国文化里有许多诸如“远亲不如近邻”这样的俗语和“虚岁”这样的习俗,在日语中使用大量的汉字和偏旁。对这些国家的学生来说,理解和接受中国文化知识就比较容易,可以从较高的起点进行对外汉语文化教学。

相反,像欧美、非洲等许多中华文化圈以外的学生,其本民族文化与中国文化有很大反差,学生起点较低,文化教学的重点应放在物质文化层面,并且要注意适度与适量。在词汇教学中,教师要讲清汉语与学生母语中所包含的不同文化,避免混淆。对中华文化圈外的学生,教师必须等他们的语言及文化知识提高到一定水平后,再进行较高层次的文化教学。

再次,由于对外汉语教学的性质之一是“对外的”,教学目的在于培养外国学生使用汉语进行言语交际的能力,他们的交际活动又是“跨文化的”,因此,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教学也应该置于跨文化交际的维度之中来考虑。

近年来比较流行的多元文化互动综合教学模式值得我们关注。该模式承认多元文化的存在,把学习者的本民族文化作为一个不可缺少的文化内容,以互动的方式与目的语发生关系,从而确定双向文化教学的方向。[3]

如在介绍中国传统节庆文化时引导学生对自己国家的节日风俗进行比较,使他们更加关注中华文化与其他文化的交流融合。在学习过程中,如果只是由教师阐释中国文化的内容,缺乏学习者的呼应,就难以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在进行对比时,学生还应尽量摆脱浅层的文化对比,避免以狭隘的思维方式简化丰富的文化内涵,在母语文化和目的语文化之间进行对比和思考,将自身感受和客观的叙述结合在一起,超越由教师陈述文化事实、学生简单接受的教学模式,将文化教学也转变为人际沟通的过程。

对外汉语教学的大规模开展,历史并不长,而其文化教学理论体系的建立,也经历从无到有,逐渐丰富的过程。笔者对此问题的探索只是在教学实践中的一点心得,不当之处希望得到专家的批评指正。

参考文献:

篇9

随着我国在国际上地位的不断提高，世界各国也逐渐兴起“汉语热”，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对外汉语教学的理论总结与经验探索也逐渐加强。社会各界对汉语国际教育的认识也不断加深。汉语国际教育的内容也由最初的语言教学拓展为文化知识传播。但总体而言，目前，汉语国际教育依然属于新兴专业，这门学科在教学方法、考核方式、课程设置等方面依然存在较多问题。因此，应进一步探究其教育内容和手段。而体验文化教学法近年来逐渐走进人们的视野，并被广泛应用于高校教育中。因此，我们可以采取有效措施将这种教学方法引入汉语国际教育中，以提高这门学科的教学效率。

一、体验文化教学法在汉语国际教育中的优势

首先，在汉语国际教育中合理运用体验文化教学法，可以充分调动学生的参与性和体验性。其次，体验文化教学法可以促使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留学生自觉接受中国文化熏陶，亲身体会和感受中国文化元素，并在潜移默化中接受和运用中国文化。为学习汉语语言知识打下良好的文化基础。最后，在体验文化教学模式下，教师可以构建合理的教学情境，引导学生在相应的情境中亲身体会中国文化的魅力，并鼓励学生主动运用汉语进行交流，或表达自己对中国文化的感受。在不同的体验过程中，学生可以全方位、多层次地感受中国文化，并加深对汉语知识的理解和掌握。同时，体验文化教学法还可以有效增加汉语国际教育的课堂趣味性，促使学生主动参与其中，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二、体验文化教学法在汉语国际教育中的具体运用

书法文化博大精深，具有悠久的发展历史，在当今社会也深受世界各国人士的喜爱。剪纸则是我国民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蕴含了我国传统的手工艺与美术理念。太极拳渗透了我国道家文化，将文化与体育融于一体，在当今世界的体育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因此，这些文化也历来被视为汉语国际教育的重要内容。本文就以这三种文化为切入点，详细探究体验文化教学法在汉语国际教育中的具体运用：

1.体验文化教学法在书法教育中的运用

教师要在讲授书法理论知识的基础上，在黑板上书写汉字，然后为学生拆开讲解这个汉字的结构和运笔要求，以及用笔墨色的结构、汉字的点画组合，以此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参与积极性。进而组织学生运用笔墨纸砚进行实际操作。此外，在训练环节，教师还可以书写一些古诗词，赠送给喜欢诗词的留学生，这不仅可以激发学生的积极性，让学生模仿、研究、体验这些示范性作品，还能够联络师生感情。同时，还要积极拓展课外书法教学模式，组织学生参观著名书画展，或到一些名胜古迹欣赏文人歌赋、石碑碑文、书法题词等，也可以安排留学生到博物馆参观汉简碑铭等。让学生在体验中加深对书法文化的理解，提高书法学习动力。

2.体验文化教学法在太极拳教育中的运用

太极拳具有较强的实践性，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安排学生进行演练示范，反复训练，鼓励打拳较好的学生为大家示范，或安排学生相互切磋，让学生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充分了解太极拳的竞技性。同时，太极拳也包含了丰富的理论文化知识，融合了多种传统文化元素。因此，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为学生讲解太极拳练习中涉及的拳法招式和身体部位，增强学习的计划性和系统性。需要注意的是，太极拳考核虽然以实践性为主，主要通过学生打拳、演练来考查学生的技法掌握情况，但与此同时，太极拳也蕴含了丰富的传统文化知识，因此在考核环节，教师还可以指导学生撰写小论文，鼓励学生表达自己对太极拳文化内涵的认识。

3.体验文化教学法在剪纸教育中的运用

在剪纸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当鼓励学生发挥自身的创新思维，创作出生动有趣、灵活多变的剪纸作品。同时，还可以组织学生在课堂上以问答形式，探究剪纸艺术内涵，让学生在问与答的交流中思考中国剪纸文化的发展渊源和内在审美元素。此外，教师也可以运用多媒体为学生展示剪裁技巧和叠纸方法，增强教学的直观性和形象性，可以让学生跟随视频模仿剪裁。当然，教师也可以运用多媒体为学生播放我国传统节日中民众张贴的剪纸，让学生在这些鲜活的民俗场面中充分了解剪纸艺术的魅力。

参考文献：

[1]王红.论对外汉语专业中华才艺研习课程的教学策略[J]. 读与写，2012.

篇10

    汉语是世界上最古老、最优美、最丰富的语言之一，与人类文明的进程相生相伴。文化与语言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对外汉语教学需要承载文化内容，已是毋庸置疑的事实，然而，如何在语言教学中有效地传播文化，使语言学习与文化交流和谐统一，仍是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一提高教师的文化素养是必要的前提和基础 

    语言的学习，决不可能脱离文化，因为语言不是孤立地存在的，其本身就是文化的载体，也是文化传播的媒介。因此，从事对外汉语教学的老师，不能仅仅满足于传授语言知识，必然承载传播文化的使命，除了具备丰富扎实的汉语言知识，还必须具备相应的文化底蕴。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文化”一词，在中国古代文献中，最早见于《周易》“贵卦象传”，其文曰:“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西汉刘向《说苑·指武》中出现了“文化”一词:“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从此以后，“文化”一词使用频率和范围渐增，大致都沿着“以文教化”的意思。现在，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别是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 

    文化现象十分复杂，形态多种多样。但是，凡人类所创造的一切经验、感知、科学、技术、理论、谬论以及财产、制度、教育、语言、文字等，都属于文化现象;大至宇宙观、时空观、人生观、价值观，小到衣食住行、婚丧嫁娶，一切生活方式、行为方式、思维方式、语言方式、等级观念、角色地位、道德规范、价值标准等等，都属于文化的范畴，可见文化涉及范围之广、包含内容之丰富。 

    文化的诸现象，可以有多种分类。如从结构的角度，可以分为物态文化、关系文化、心态文化等。面对如此纷繁复杂、丰富多彩的文化内容，对外汉语教学的老师除了思想上充分认识文化传播在语言教学中的重要性外，还必须加强学习，不断充实自己，切实提高自身文化素质和水平，增强自身的文化底蕴。 

    首先，应加强传统文化知识的学习。传统是指历史传承下来的具有根本性模型、模式、准则的总和。通过传统，社会的精神成就和物质成就才能得以保存和发展。这里，需要对文化传统和传统文化两个概念加以区别:所谓文化传统是指历史上形成并为后人所承袭下来的思想意识中的东西，诸如精神、心态、道德、观念、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价值观念等隐形的软文化;所谓传统文化则是指历史上由人类创造的外在于人的客观存在的东西，诸如建筑、器物、典章制度、文学艺术、文物古迹和风物特产等显形的硬文化。对文化传统应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而对传统文化则只能保护、珍爱并使之传承下去。经历了数千年的薪火相传，中国的传统文化内容已十分繁富，而这些内容，对外国人来说，都是极富吸引力的，拿最基本的汉字来说，汉字本身就有十分丰富的文化积淀。汉字属于表意体系的文字，它不是用字母和符号来记录汉语语音，而是用几万个符号(基本符号和由基本符号组成的合体符号)来表示单音节的词或词素。因此汉字与英、法、俄、西班牙等拼音文字相比，显得更有趣。留学生普遍反映汉字难写、难记、难认，但如果教师教学时能将关于汉字的构造、汉字的表意特点、汉字的形体特点等相关内容有机地融人进去，就可以使学习者体会到汉字与其本国文字之不同，领略学习汉字的乐趣，从而激发学习热情，提高学习兴趣。 

    除了汉字的学习，对外汉语教学中有许多内容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联系。例如，有的学生会问“农历”是怎么回事?“农历”与“公历”有什么不同?什么是“二十四节气”?为什么会有“甲午年”、“庚辰年”、“丙寅年”等等不同的说法?要回答这些问题，就要给他们介绍中国的传统历法。“农历”即通常所说的“阴历”，是相传创始于夏代的一种历法。这种历法是我们的祖先根据月球绕地球运行的周期而制定的。平年十二个月，大月三十天，小月二十九天，全年354或355天。由于平均每年的天数比太阳年约差十一天，所以在十九年里设置七个闰月，有闰月的年份全年383或384天。又根据太阳的位置，把一个太阳年分成二十四个节气，表明气候变化和农事季节。纪年用十天干和十二地支搭配，六十年周而复始，因而有“甲午年”、“庚辰年”、“丙寅年”等等。对这些中国文化方面的基本知识，对外汉语教学的教师应该也必须掌握。对于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文学艺术、宗教、科技、民俗等方面的知识，都要多加学习和研究，并融会贯通。 

   其次，应有针对性地学习本地的地域文化。留学生到国内来学习汉语，通常对当地的历史文化都有强烈的了解欲望。中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不同地域、不同民族又各有特色。教师应对本地的历史文化有相应的了解，教学中涉及相关问题时才可能从容应对。如凉山彝族自治州是中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具有浓郁凉山特色的彝族文化是民族文化宝库中一颗灿烂的明珠。凉山也是古朴久远的民族传统文化保留最为完整的地区，相对封闭的居住环境，让历史奇特地定格在多种不同的社会形态，保留着原始母系社会、奴隶社会、农奴社会、封建社会等历史痕迹，沉淀了极其丰厚、风情独特、极具魅力的民族传统文化。有风情独特的彝族火把节、古老的彝族文字、神秘奇特的毕摩(原始宗教)文化;有被誉为“母系氏族社会最后一块活化石”的神秘而唯一的沪沽湖摩梭风情和社会遗风;还有“香巴拉”神秘领地为主要载体的藏传佛教文化—“旭米”文化等等。这些独具特色的宗教文化和衣食住行、婚丧嫁娶、节庆、禁忌、习俗等民俗文化构成了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是我国文化宝库中不可多得的财富。学习了解这些独特的民族文化，当然有助于更好地开展对外汉语教学工作。 

    再次，还要有意识地学习世界文化、历史等多方面的知识。学习汉语的学生，来自不同的国家或地区，有各自不同的文化背景，教师对学习者所在国的宗教、历史、文化、风俗等，都应该给予尊重。因此教师自己首先要对学习者所在国的宗教、历史、文化、风俗等有所了解、研究，否则，教学中就可能出现一些小则尴尬、大则影响国家、民族团结和睦的错误，而这也是对外汉语教学的大忌。 

二恰当的方式方法是促进文化有效传播的保障 

    笔者以为，文化的传播，应该融汇在教学的过程中，而不应是为传播而传播。在学习过程中，涉及到相关内容时，自然而然地引申出文化内容来，这样的方式学生不会觉得生硬，也能收到较好的效果。例如，学到“节日”这个词时，就可引出中国的传统节日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重阳节、春节等等，通过对这些传统节日的来历、习俗的介绍，让学生了解到相关的传统文化知识，还可通过与学习者所在国的传统节日的比较，来了解不同地域、不同民族文化的差异，从而加深印象，也拓展了教学的内容。如端午节，是中国古老的传统节日，始于春秋战国时期，至今已有两千多年历史，过端午节，是中国人两千多年来的传统习惯。端午节在阴历五月初五，也叫“端阳节”、“蒲节”、“天中节”、“大长节”、“沐兰节”、“女)l节”、“小)l节”。关于端午节的由来，传说很多，有纪念屈原说、纪念伍子青说、纪念孝女曹娥说、古越民族图腾祭等，现在普遍认同纪念屈原说。它是汉族的传统节日之一，由于地域广大，民族众多，部分蒙古、回、藏、苗、彝等少数民族也过此节，虽然名称不同，但总体上说，各地人民过节的习俗还是同多于异的，其内容主要有:女儿回娘家，挂钟馗像，迎鬼船、躲午，帖午叶符，悬挂营蒲、艾草，游百病，佩香囊，备牲醋，赛龙舟，比武，击球，荡秋千，给小孩涂雄黄，饮用雄黄酒、营蒲酒，吃五毒饼、咸蛋、粽子和时令鲜果等，除了有迷信色彩的活动渐已消失外，其余至今流传中国各地及邻近诸国。有些活动，如赛龙舟等，已得到新的发展，突破了时间、地域界线，成为了国际性的体育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