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领域论文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艺术领域论文，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近几年来，全国高等学校艺术教育的发展呈现出巨大的表里反差。在表层次看来，艺术教育的发展是令人乐观的．从生源基础来说，中小学基础音乐的教育的积极广泛开展，为高校艺术教育提供了雄厚的招生来源；从高等学校艺术类专业教育来看，各大音乐(师范)院系的持续扩招，各大综合高校乃至于理工科院校普遍新增艺术院(系或者专业)I从高校艺术教育的推广普及来讲，各级各类高校文艺活动如“艺术节”等节庆如火如荼。以2006—2008年全国的艺术类高考报名人数的增长为例，自2006年全国艺术类高考报名人数过百万以后，艺术类高考热潮迭起，全国每年以约20％的水平递增。高考大省河南2007年更是艺术类高考报名人数创纪录的四成增长，2008年继续递增19．4%。同期，全国2000多所高校中已有逾700所高校新设或则新增艺术类专业。但是，从深层面来看，对于高等学校艺术教育进行全面深入分析和调查的人士都能够体味到，我们时下的艺术教育教学存在着巨大的隐忧。首先是高校艺术类教学水平在扩招形势下出现下滑；在就业形势压力下，许多高校(尤其是新增艺术类专业学校)的艺术专业办学出现萎缩局面，更为危险的是许多艺术类专业教师乃至于教学主管领导，没有把艺术教学的目标确立为开发学生自我创造潜力的独特活动，视艺术教学为校园中令人愉悦的装饰品，把艺术教学的存在看做可有可无；在各种艺术具体教学活动中，艺术类教学的发展为技巧技能的强化训练所左右，教学效果服从和服务于少数人(精英)的成功，教学创造力的培育受困于教学主体——学生缺乏人文精神的理念和对于艺术作品和生活审美感知的淡漠。这些问题最终必将导致我们艺术教育作为美育和素质教育支柱的功能缺位，作为高等学校艺术教育工作者，我们必须在自己酌教育教学实践活动中对这一课题加以思考，并寻求应对之策。

一、我国现行的高等学校艺术教育体制分为专业和非专业(公共艺术类教育)两个层次，分别针对于艺术专业学生和广大非专业学生。但是无论专业和非专业教学中，我们都有意无意地把技能训练，技法技巧的强化作为重点。因此无论在教学内容安排、教学组织形式、教学时数的安排，还是大学生广泛参与的社团文学艺术活动中，只讲求专业忽视技巧背后对于艺术美、人性丰满的追求。这必将导致艺术教育教学陷入对于技能技巧的无限崇尚，对于时尚艺术的跟风模仿(这对于感知敏锐而又缺乏相应的理论和实践修养的高校学生是具有自身合理性的)。高校学生艺术设计表现出来的无生机的雷同，音乐创作演奏演唱中呈现出来的刻板的“神似”，这可以在如火如茶的高等学校校园各级各类文艺活动中屡见不鲜。在这种教育教学氛围内发展的艺术及其作品必然缺乏对于思想的表达，无力于情感信息的表现，更加无法成为透射大学生人生的信仰、理想、情感、人格追求、审美趋向的强力音符。在这种技能技巧教育主导取向指导下的艺术教育，必然导致“习艺愈勤，修养愈浅”。这种所谓的艺术教育在许多教育学者必然是看来是非人文的，非人性的。

由此，以人文精神统领技艺技巧教育就成为艺术类教育教学的必然选择。当代科学史奠基者萨拉将科学、宗教和艺术视为人类对自身的真、善、美探究的结晶体，将之喻为一个三棱锥体的三个面．从锥体底部的各个侧面看去，它们之间似乎相距甚远，但愈往锥体顶端攀登，它们的距离愈靠近，及至顶端，达到了完整的统一。这就要求我们的技能技巧教学要紧密结合学生对于自我的生活中“真”和“善”的理解，以自我独特视角的审视、统领和构造自己的技能技巧。这些技能技巧也只有在融入自己对于特定对象和作品的创造性理解之中时，才能成为真正的艺术。因为只有这样，艺术才具有创造者个体的属性，才具有内在于人自身生命的人文意义，这就是现代意义的人的生存价值和意义的统一。所以，有必要加强艺术史、艺术欣赏、艺术批评、特别是美学的教育，打破以往技能技巧训练占绝对主导地位的局面，通过广泛而深人的人文学识修养教育和引导，实现大学生人文精神的塑造，这是走出‘‘艺术创造一技艺训练”这一教育教学困境，培育具有创造力的艺术人才的必然选择．

二、高等学校艺术教育的宗旨在于培养和造就“我国21世纪的一代高素质新人”。因此我们的艺术教育应该是大众教育，即面向每一个受教育者，以提升整个受教育群体的艺术素养和艺术创造力为最终目标标，这就是艺术教育在高校内的大众化。但是基于我们传统的艺术教育的目标取向，艺术只能是一部分人的高雅享受，艺术是一部分人天才的创造，艺术教育只能为一部分人服务，无论是闲暇阶层，抑或是天赋异禀者。这种艺术教育的“精英化”实际上否认了高等学校艺术教育的大众化。鉴于此，美国音乐教育学家贝内特·雷默(BennettReier)曾经基于传统音乐教育中五线谱的教学作过这样的论述：“五线谱是非常复杂的，哪怕是单行谱表．如果我们想要普通音乐课上所有的在校孩子们都培养起实际使用它的能力，即使只用于学生们在这样的课上唱歌和演奏比较简单的音乐，那我们也必须花上过量的时间来教读谱技能。事实上，我们已经这样做了大约两个世纪了，结果却是令人羞愧．只有极少比例的学习者的乐谱读写能力真正超出了入门阶段……，这不是我们现有艺术教育教学活动的真实写照吗?特别是面临时下商等学校持续扩招，我们将面对着越来越多技能水平参差不齐，兴趣爱好丰富多样的大学生，我们的艺术教育的对象受到越来越多的置疑。许多艺术教学工作者对于自己的教育教学的工作目标也越发模糊了。高等学校文化艺术活动，无论专业还是非专业领域，总是只有一部分人，而目总是一少部分人愿意和能、够参与的活动。这必然导致高等学校艺术教育教学实践活动与宗旨的错位。

以上问题的解决的关键在于我们转变对于艺术教育的“精英化”观念，实现艺术教育的大众化，更需要我们对于艺术教育的内涵上作更深层次的理解。首先在艺术教育教学的对象上，我们的专业教学和公共艺术类教学应该注重发掘大多数人的艺术潜能，善于激发少数优秀者的才智，以多向度的发掘代替单一的技能技巧评比，最终实现艺术教育对于大多数人的本来意义——学会发现美、欣赏美、创造美。其次，在教学内容的丰富化，我们要特别注意将具有表现力的，能够激发起学生活力的各种作品，无论其风格特色抑或是来源地域，都应该引入我们的艺术教育教学。而不是与此相反，以在我们现有许多学校的专业音乐教学中，一味排斥所有的流行音乐和“非主流音乐学习外国音乐的兴趣仅仅局限在欧洲文化圈之内；更没有能够充分尊重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的许多优秀的本土音乐文化，近年来高校专业音乐教学对于青歌赛中原生态唱法的“失语症”的根源就在于此。所以，高等学校应该将艺术教育的普及与提高相结合，尤其是重视普及，加强公共艺术类教学的师资，改革教学体系和内容，为最广大的高校学生创造良好的艺术潜能发掘展示和培养的环境。

篇2

交互设计方法体系

交互设计是以客户为基础，提供有效、高效，有用、可用和易被采纳的服务设计。参与用户调研融入用户体验是非常必要的，交互设计者要收集调研资料，统计体验回馈，进而调整产品的战略战术。多数用户需要轻松且解决问题的体验，“轻松”是对于用户来说的。为此，设计者应该调动一切力量，去完成并提供这样的体验。产品是没有生命的，需要设计师去定义，去赋予它生命，而且在用户需求基础上使产品具有独特的表现力。例如手媒产品，产品本身的反馈机制用户在一个页面逗留多久，在观看图表的哪个节点退出，这些信息就像被安排好的有秩序的邮件，最终传输到终端处理器，但最后出来的结果和用户的真实需求不符，表述不清，逻辑性混乱，相反还会给用户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再例如，乘坐地铁需要通过售票机，点击目的地，投币购票，然后拿着票进站上车，如果这一流程清晰合理，顺畅无碍，那么它也是一个合理可行的交互设计，服务也就达到了目的。分析数据也可以算是了解用户需求的一个途径，但数据往往与用户想要的相差甚远，所以设计团队要注意每个细节，而且在收集整理数据之后要做及时调整。总结以上，设计者如完成良好的设计必应思考五个原则，以用户为中心，团队合力创造，按顺序执行，真实呈现，顾全整体性。

创新思维与创新方法的研究

如何设计一个体验良好的不对等沟通机制，是信息与交互设计的关键，我们需要一个或多个创新的思维和创新的思维方法。现今的产品，服务与系统越来越适应使用需要情境和积极主动地配合用户的行为动作，甚至为用户想到下一步的预案。新式的交互方式开始转变人们对传统产品设计的认识，例如用双手多点触摸的方式放大照片，用手在空中上下划动的方式，滚动网页相对于滑动鼠标滚动方式，这些设计是基于人的行为习惯创造出来的，让用户感到心切，操作愉悦。交互加入体感手段，这便是是通过看得见，摸得着实体交互设计帮助用户和产品，服务与系统交流的手段。体感交互意味着人体与有形物体的交互，在体感UI里一定会找到可握持和可触摸的元素。相对于基于电脑屏幕的人机交互而言，会更有效地帮助设计开发和提高用户与产品的交互模式，因为体感交互显得更亲密，更简单，更通情达理和更具有美学意义。

用户在服务过程中，以时间为维度与相关触点产生关系并形成体验，从服务前的期待到服务中的体验再到服务后的评价，形成服务的闭环。不要在意用户提出的具体产品功能，抓住他们真正想要的。用户要的是能争取最大利益，要的是稳定和高质量，要的是全世界都能看到他们的信息出现在各个媒体上，并有效的传播，这些需求才是我们真正的关注点。

篇3

通感这种积极修辞方式在修辞学领域已经被大家研究讨论得比较深入和全面了。通感不仅能调动人们认识客观事物的主观性和积极性，使人们更好地多方面地感知事物，从而达到改造客观世界的目的。同时，通感还能够调动人们的联想与想象，让人们从不同角度感受美，全身心地沐浴在美的光辉里，得到美的陶冶，美的享受。运用通感，可以产生奇妙的美学效果。下面。我们着重从文学、音乐、美术、建筑、舞蹈等几个方面来谈一谈通感的这种审美作用。

通感在文学作品中运用得相当普遍，作用也很大。它作为一种创作手法，可以塑造形象，创造意境，使形象丰满有神，意境含蓄有味。由于通感多方面诉诸人的感觉，因此容易引起人们的共鸣，使人有身临其境的感觉。如：

“等待着，等待着，

载着你遗体的灵车，

碾过我们的心………。”(李瑛《一月的哀思》)

和总理遗体告别时那种悲痛欲绝之情在机体觉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应，为我们所感知，但很难把它描述出来，现在用肤觉(碾过)来表达，这一感觉的移用，生动、形象地写出了人们失去总理的悲痛心情，读来不但富有诗意，含蓄有味，而且感染力很强，几欲催人泪下，最易引起人们感情的共鸣。

“她松松的皱缬着，像拖着的裙幅；她滑滑的明亮着，像涂了‘明油’一般，有鸡蛋清那样软，那样嫩。”(朱自清《绿》)

这是写温州的梅雨潭。湖水微漾，光亮，洁净，这些都是视觉可见的，可作者用“滑滑的”、“有鸡蛋清那样软，那样嫩”这样出其不意的肤觉上的感受去形容，似乎有一种触手可及的柔嫩感跃然纸上，顿时把读者引入一种新的境界，使人充分感受到梅雨潭的明澈，可爱，如同亲眼见到它的湖光潋滟之色一样。这样写新鲜感强，给人多方面的美感享受。同时，语言也优美传神，生动形象。

通感的运用与作品的意境、情调是协调一致的，它使得作品更富有韵味、情致。如：

“微风过处，送来缕缕清香，仿佛远处高楼上渺茫的歌声似的。”(朱自清《荷塘月色》)

这句传达出一个幽微淡雅的意境，它与整个作品的意境是一致的，读之正如“东风徐来”、“幽花初开”，“高楼月上，短笛斜吹”给人以美感。假如写“缕缕清香”仿佛远处天边隐隐的雷声，虽然二者也可以找到一些相似点，但由于“隐隐雷声”中包孕着“雄浑”与“悲壮”，“缕缕清香”里蕴含着“典雅”与“恬淡”，二者的意境不同，风格不同，只会使人哑然失笑。

我国自古以来的艺术作品都很重视意境的虚实相间。太虚则浮，太实则滞，只有虚实搭配，才能使语言富有感染力，作品气韵生动。通感就是使虚实相间的一种好方法。通感首先对事物有具体的感觉，但它又不限于某一感觉，能调动人们的联想与想象。因此，通感可以少胜多，留下大片空白，让读者用联想与想象去补充。达到虚实相间、气韵生动的艺术境界，给人以巨大的美的感染。如：

“绿杨烟外晓寒轻，红杏枝头春意闹。”(宋祁《玉楼春》)

“红杏”是视觉形象，“红杏枝头”这是春天的实景，但一个“闹”字形成视听通感，它不但写出了红杏的鲜红耀目，开得热烈，而且还激发了我们的联想与想象，使我们仿佛看到了蝴蝶的翩翩飞舞，似乎听见了蜜蜂的嗡嗡小唱……因此，王国维说：“著一‘闹’字而境界全出。”(《人间词话》)这一个“闹”字，既是实写，又是虚写，虚实统一，将春天的蓬勃生机刻划得淋漓尽致，生动形象。

通感在音乐别重要。在音乐创作中，音乐家总是力求把听觉转化为视觉，追求音乐的形象和色彩。如：在德彪西的《月光》中，我们感到了月夜的恬静。幽邃的远山，粼波潺的溪，清风和明月；而门德尔松的《春之歌》则把我们带到绿色满园的春天，山涧漫溢着春潮，生命在田野欢舞……欣赏音乐时，运用通感，展开想象的翅膀，随着音乐而欣喜，而悲伤。正如巴金在《家》中描写的“清脆的，婉转的笛声，好像在诉说美妙的故事。它从空中送到楼房里来，而且送到众人的心里，使他们忘记了繁琐的现实。每个人都有过一段美妙的梦景，这时候都被笛声唤起了。于是，全沉默着，沉醉在回忆里，让笛声软软地在他们的耳边飘荡。”这样，就使我们驾着通感的小舟，在音乐的海洋上漫游，能够畅行无阻。我国古代伯牙鼓琴表现高山，钟子期说：“巍巍乎若高山”，又弹奏流水，钟子期则默然神会，说：“洋洋乎若流水。”钟子期死后，伯牙终身不复鼓琴，以至传为知音美谈。钟子期在欣赏琴声时，就充分运用了听觉与视觉的通感，由此可见，通感在音乐创作与欣赏中的作用。有人认为：在音乐欣赏中，只停留在音乐听觉上，没有感情的波动与形象的联想(亦即利用通感)得到的只是生理的而不是美感，这是不无道理的。

篇4

在此背景下，本研讨会主要是检视文化资产的评价及保护过程中的张力和机会，并在较宽广的社会领域中，检视以发展为目标的文化资产使用方式。希望探索文化资产如何在转变及在流动的价值观中“运作”，并探索观光与游客形塑、嵌入、改变社会遗产价值的各种方法，如：

·观光的运作和身为游客，如何影响我们对文化资产的理解？

·我们对过去历史的价值观如何转变？

·在这实时、多重实体的时代以及多重文化的社会中，（应该）如何使游客和社会大众了解文化资产？

这类问题都影响文化资产的政策和政治活动，及国际观光业的动态。

本研讨会目的为提供跨越不同学术领域的关键对话，也征求各学术领域论文，如人类学、考古学、艺术史、建筑学、文化地理学、文化研究、民族学、民俗学、经济学、历史学、遗产研究、景观研究、休闲研究、博物馆研究、哲学、政治学、社会学、观光研究、都市与空间计划等。

我们欢迎所有探讨关于观光及文化资产关系的观点。任何与遗产相关的论文都是我们征稿的对象——世界遗产、自然遗产、人造及都市遗产、殖民遗产、宗教遗产、遗产景观、无形遗产、博物馆遗产、食物遗产等等。主题包括：

·了解游客的遗址体验——叙事、记忆与情感

·阐述并传达遗产的价值——包含复杂的观众

·藉有形及无形资产建立认同感——挑战传统

·以遗产为基础的再生计划——怀旧经济

·将过往历史作为观光消费的商品化过程——（反）传统再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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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习语，作为人类发展的产物，大多来自于民间故事、文学作品及日常口语等各种形式，并由于受到地理环境，生活习惯以及思维方式等因素的影响，习语具有较强的文化特征。长期以来，人们对习语的研究大多局限于习语词条的收集、编纂以及习语的文学以及文化特征的研究等。本研究将在概念隐喻理论的基础之上，运用Lakoff的框架理论来分析习语理解、诠释以及运用。

2. 习语和隐喻的定义

2.1习语的定义

在汉语中，习语又被称作熟语，《现代汉语词典》(1998)将熟语定义为固定的词组，只能整个应用，不能随意变动其中成分，并且往往不能按照一般的构词法来分析。《美国习语字典》(2005)将习语定义为固定短语（”set phrases” or “fixed phrases”）。《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1997)则将习语定义为不能依据其字面拆解的意思获得其含义、须要作为整体来理解的短语或者句子（Phrase or sentence whose meaning is not clear from themeaning of its individual words and which must be learnt as a whole unit）。

2.2 概念隐喻理论

Lakoff和Johnson(1987)所建立的概念隐喻理论强调人们的经验和认知能力在语义理解中的重要作用文学艺术论文，提出了经验主义的语义观。他们认为，隐喻可以通过人类的认知和推理将一个概念域系统地、对应地映射到另一个概念域论文开题报告。他们指出，“我们的许多概念系统是由隐喻构建的”(1980)。这种隐喻式推理一是基于人的经验，二是基于具体到抽象域的映射，即从源域(sourcedomain)到目标域(target domain)的映射。

3. 概念隐喻与习语

3.1概念隐喻理论对习语的阐释

Lakoff和Turner(1989)曾通过一般层次隐喻的假说解决两大问题——拟人和谚语。根据这一假说，我们也可以将其解释后者的方法运用于习语的认知研究和阐释。例如：

（1） 屋漏偏逢连夜雨。

看到这句话人们的脑海中首先出现一个屋顶漏雨的房屋的图式，一直以来在人们的观念中，房屋是一个让人躲风避雨的栖身之所，但是假如房子漏雨了，偏偏还恰逢连夜雨，那么这样的房子便称不上栖身之所了。

由此特殊场景图式我们映射到一个一般场景图式。

一件事情已经发展到了困难重重的地步，但是假如这个时候再遭遇到连连的障碍，便会使整件事情几乎陷入举步维艰、难以进行的绝境。

由于万事万物间的联系性、依存性，由这个一般场景我们又可以映射到一个与之相关的人类行为的图式：

一个人身处困境，在这个时候又遇到更多新增的麻烦，由此陷入无所适从的绝境。

这样一个与人类行为有关的一般图式可以适用于各种具体的情景，因此，可以实现该习语在具体情境中的应用。例如，

Lakoff和Turner将这种具体领域与一般领域之间的关系称作普遍即特殊隐喻（GENERIC IS SPECIFIC metaphor），即通过一个特殊领域到一般领域的映射以达到理解的目的。

3.2 概念隐喻理论对习语阐释的不足

概念隐喻理论通过由特殊到一般，再由一般到特殊的方式为我们理解习语并运用习语提供了方便的途径。但同时，也存在很多的不足，由于该理论的解释大多局限于字面意思的解释，在解释一些具有跨文化差异甚至矛盾的习语时便显得捉襟见肘，无法深入地对该习语的文化背景以及深层含义进行阐述和理解。例如：

在汉语中，出门在外我们常说“四海之内皆兄弟”、“在家靠父母文学艺术论文，出门靠朋友”，但是在英美文化中，却更多地流传着这样的习语， God helps those that help themselves(天助自助者)； Self-preservation is thefirst law of nature(自我保护是自然的第一法则)。这些关于同一问题的习语却体现出了较大的差异性甚至矛盾，是我们无法单独地借助概念隐喻理论解释的。

4.Lakoff的框架理论与习语

4.1Lakoff的框架理论

“框架”（Frame）这一术语最早是由人类学家Bateson（1956）提出的心理学概念，美国人工智能专家Minsky(1975)首先提出了框架理论（frame theory），并将其运用于计算机心理学，Fillmore(1975)首先将框架理论引入了语言学。在这一背景下，Lakoff（2004）在《了解你的价值观并构建辩论》一书中将认知科学以及社会学中的“框架”（frame）运用到了政治学等领域中论文开题报告。

他认为，心理结构即框架决定了我们对世界的看法和认识。我们的心理框架可分为表层框架和深层框架。在我们平时的活动中，所见、所闻会激活我们的表层框架，并唤起代表了最根本的价值观和道德观的深层框架，只有当我们所见、所闻的事物所代表的价值观、道德观与我们自身的价值观、道德观相契合时（即所见、所闻的事物所构建的框架与我们的心理框架相契合时），才能引起我们的共鸣，反之则无法产生认同。也就是说，框架构建了我们的观念，决定了我们的思考方式，继而影响了我们的行为方式。如：

又如：

（2）tax relief

Lakoff认为，tax relief是布什使用最成功的词语。他认为，tax relief是一个隐喻，relief这个单词唤起了人们内心这样一个框架——一个无辜的人，由于受到一些外力的因素影响而深受苦难，而relief所传达的意思则是解除痛苦和烦恼（taking away of the pain or harm）。众所周知，在美国文化中，税收是与人们的衣食住行密切相关的，大到买房产、买地皮文学艺术论文，小到买一支牙膏都需要付税。因此，当布什的tax relief通过演说、报纸传达到全家万户时，势必在绝大多数人的心中唤起了上述心理框架，为他赢得大选起到了重要作用。

由此我们可以得知，我们的心理框架决定了我们对所见、所闻的反应和看法，从而左右我们的决定。反之，心理框架也主导了措辞的选择和使用，即不同的措辞反映了不同的心理框架。而习语，作为长期流传于民间，为人类所用的语言，必然集聚了深厚的社会文化气息，因此也就必然反映了不同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因此，若要真正地了解一个习语的内涵且为自己所用，就不能仅仅局限于对该习语的字面解读，而要深入地解读和理解，因为只有当该习语所反映的价值观与使用者所处的文化背景相一致时，才可能产生预期的影响力。因此，我们可以使用Lakoff的框架理论分析一些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甚至自相矛盾的习语。

4.2 框架理论与相互矛盾的习语阐释

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有着不同的价值观、道德观，自然对相同的事物存在不同的甚至相互矛盾的理解，换言之，不同的习语也对应着不同的价值观和道德观。比如：

（3）a Our sins and our debts are often more than we think. (我们的罪和债远比我们想像的要多。)

b 人之初，性本善

这两句习语都是关于人性的，前者阐述了人性原罪说文学艺术论文，而后者则强调人性本善的观点。而究其根本，还是由于两个习语来源于不同的文化，基督文化信奉原罪说，而中国儒家思想则认为人性本善，因此对人性也就构架了不同于基督文化的框架，见诸于文字；反之我们也可以说，不同的习语反映了架不同的心理框架。又如下例：

（4）a Hard words break no bones. （难听的话不会伤筋动骨论文开题报告。）

b 棍棒伤皮肉，恶语伤人心。

前者认为别人的流言蜚语不会对自己造成影响，而后者则恰恰相反。这是因为，在西方社会，人们极其注重品德品行。西方文化认为，只要行得正，没有做有损他人利益的事情，别人对自己的评价并不重要。而在东方文化中，由于长期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一定程度上，人与社会环境是密切相关甚至一体的，人在社会中得到的评价是判断名誉面子的标尺。

因此对心理结构即框架的了解为我们跳出字面意义的局限性，了解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习语提供了很好的工具和方法。

4.3 框架理论与习语的使用

Lakoff的框架理论帮助我们理解了字面表述不同甚至矛盾的习语的深层含义，反之，我们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构建不同的目标框架，选用相应的习语，以达到传达的目的。比如，作为老师，我们常常要劝导学生好好学习文学艺术论文，积累知识，使用“知识多，不压人”；在和一个沉迷于电脑游戏，不思进取，不爱学习的学生交流时，我们可以说Art is long, life is short；而对于那种将时间过度用在学习上，而忽略生活的学生，我们则需提醒他们劳逸结合，则可以说All work and no play makes Jack a dull boy.

5. 结语

习语作为文化、思想知识的传承，既是值得珍惜的人文财富，同时也是日常生活中重要的交流工具。本文在概念隐喻理论的基础之上，运用Lakoff的框架理论，突破了以往研究局限于字面的局限性，阐释了部分习语的深层含义、文化背景以及蕴含的价值观、道德观，并为这一部分习语的使用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即根据个人的目的和想法，使用习语以达到传递信息的目的。

[参考文献]

[1]Hornby A S, Li Beida Oxford advanced Learner’s English- Chinese Dictionary[Z]. The Commercialpres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

[2]Bateson G. “The message ‘Thisis play’”. In B. Schaffber (ed.). Group preocesses: transactions of theSecond Conference. New York: Josiah Jr. Founation. 1956

[3]Fillmore C. “An alternativeto checklist theories of meaning”. Proceedings of the 1st AnnualMeeting of the Berkeley Linguistics Societ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1975

[4]Lakoff G.& Johnson, M. MetaphorsWe Live by [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5]Lakoff G.& Turner, M. Morethan Cool Reason: A Field Guide to Poetic Metaphor [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9

[6]Lakoff G. Don’t Think ofan Elephant Know Your Values and Frame the debate [M]. Chesea GreenPublishing, 2004

[7]Minsky M. “A Framework forPresenting Knowledge”. In P. H. Winston (ed.) The Psychology of ComputerVision. New York: McGraw-Hill

[8]Ortony, Andrew. Metaphorand Thought [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9]Spears R.A. Dictionaryof American Idioms [Z] Mc Graw-Hill Company, 2005

[10]郑勋烈郑晴.中国习语[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6

[11]中国社科院词语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Z].北京：商务印刷馆，1998

篇6

西方的文化教学始于中世纪的拉丁语教学，从最初的语言教学开始，语言教学与文化教学就形影不离。1880年法国改革家和教育家Gouin发表的一本语言学专著《语言教学与学习的艺术》一反过去传统式的拉丁语教学模式，明确将文化教学目标列入语言教学，开创了语言教学和文化教学并举的先河。1900年，美国出现了有关语言文化教学的提案，这是第一份将文化教学列入语言教学的正式文件(转引至陈申，2001)。1945年美国学者Fries首次将外语教学中的文化教学意义揭示出来。他认为语言的掌握是建立在对其使用的文化环境充分理解的基础之上的。

20世纪60、70年代国外语言学界掀起的文化热打破了传统的语法翻译法模式影响下，文化学习模式被视为理解课文，文化知识的习得建立在文学作品的课文的理解和翻译上。人们认为，外语教学的过程实际上是一种跨文化交际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交际双方始终进行着一种文化协商。美国语言学家Lado也较早提出语言教学应当包含文化教学。1957年他出版了《跨文化的语言学》和《语言教学的科学的方法》两书，都明确提出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20世纪60、70年代出现的文化热使有关研究文化教学的文献陡然增多。语言学界对语言与文化关系的研究由浅入深，在语言教学中实施文化教学的观点从理论上被提上议事日程。如英国学者Michaelyram和美国学者Ned Seelve，Gaff Robinson等对在外语教学中如何结合文化教学提出了一系列的理论与方法。社会学家Hymes在他的名作《文化与社会中的语言》、《论交际能力》中首次提出交际能力的概念，导致了语言教学领域方向性变革，正是他赋予了社会交际与文化因素在语言能力中的崇高地位。至此，语言学界在文化的研究领域里取得了巨大成功。

虽然70年代以前，外语教学中吸纳了一些文化内容，但教学中涉及的文化面较窄，有些文化知识并不是目的语本身所蕴藏的文化，尤其是交际文化涉猎甚少。70年代末，许国璋先生最早将社会语言学这一关注语言得体性的学科引进国内外语教学领域，这以他于1978年发表的《社会语言学及其应用》一文为标志，该文强调以语体的变化适应不同的交际需求，强调考虑交际文化因素。80年代跨文化交际学引入我国。由于交际教学强调语言的社会功能，很自然地，文化教学与语言教学紧密地联系到了一起。我国跨文化交际研究较早见于何道宽(1983)的《介绍一门新兴学科跨文化交际》和胡文仲(1985)的《不同文化之间的交际与外语教学》。9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对外语人才的听、说能力要求愈来愈高，反映在英语教学中，所学语言的跨文化因素和学生交际能力的培养越来越受到重视。许多学者在语言文化的不同层次上展开了许多研究。1980年许国璋先生在《现代外语》第4期上率先发表了有关语言与文化的论文。他在文章《词汇的文化内涵与英语教学》中区分了英语教学环境、中国文化环境和英语国家文化环境三种语言环境后指出了词汇的文化内涵应对号入座，进而首先揭示了词汇的文化内涵与英语教学的关系问题。我国跨文化交际研究方面的权威一一胡文仲教授关于跨文化交际的作品颇丰。1988和1990年他编写出版的《跨文化交际与英语学习》、《跨文化交际学选读》两书着重从语言和非语言手段以及人们交往等各个侧面，论述文化因素对于人们交际的影响，分析了中国学生典型的文化错误并对如何进行跨文化教学进行了介绍。胡文仲还收集整理了大量关于跨文化方面的研究成果，如他的专集《文化与交际》(1994)集国内44篇有关文化研究的论文成果于一体，给外语教学界的文化教学提供了强大的学术支持，因为该论文集中有相当的篇幅讨论了文化因素与外语教学的关系，并对在外语教学中如何克服和预防文化干扰，提高对文化差异的认识和敏感性等方面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教学建议。还有其他学者在跨文化交际这一领域论述也颇丰。如贾玉新(1987)基于文化和交际的关系生动地探讨了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交际时表现出来的种种差异；赵贤洲于1989年发表在《外语教学与研究》第1期上的文章“文化差异与文化导入论略’，是较早提出“文化导人’概念的论文之一；邓炎昌、刘润清(1989)出版了《语言与文化》，该书采用英汉两种语言撰写，比较了中西方文化的差异，讨论了使用英语时所涉及的文化内涵和非语言交际问题；桂诗春(1988)在《应用语言学》里呼吁将社会文化项目纳入外语教学大纲，并介绍了几种进行社会文化教学的具体办法；高一虹(2000)在《语言文化差异的认识与超越》一书中，把对语言文化差异的认识放在了以中国为背景的社会、文化、语言、教学中，并进行了科学有效的实证性的研究。进入21世纪，许多的大学教授、学者以及一线的基础教育工作者也对文化教学产生了浓厚兴趣，并对各地文化教学现状展开了实证研究，发表了很多的学术论文。这些都对我国语言与文化教学产生了较大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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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CT25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23X（2013）03-0116-04

随着当代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社会已进入了信息化时代。电子信息科技的快速发展，不仅为人们的信息传递提供了便利，同时也为图书文献资源信息的储存、传输、共享创了条件。怎样充分利用电子信息这一科学技术手段开发高校图书文献资源，促进高校图书文献资源信息化建设，并建立起各具特色的电子信息图书文献资源，是处于相对落后的云南高校图书馆建设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认真研究这一问题，对促进云南高校图书馆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云南高校图书馆文献资源的特色优势

截至2013年，云南共有59所高校，各高校都建有图书馆，云南大学、云南师范大学、昆明理工大学等几家图书馆藏书较为丰富，藏书达到150万册以上，大多数高校图书馆藏书在50万册左右，小的只有10多万册。尽管云南的高校图书馆藏书规模相对较小，但颇具文献资源特色。

（一）得天独厚的馆藏文献优势

云南各高校图书馆经多年的文献资源建设，已形成独具特色的收藏体系，拥有得天独厚的馆藏文献优势。历代珍稀历史文献、地方民族文献以及相应的生物、矿产、水电开发、旅游资源等文献收藏数量多，极富地方特色。如：云南大学图书馆以生物生态学、历史学、民族学及地方少数民族资料为收藏重点，并珍藏有2000余种民国时期报刊。昆明理工大学图书馆已形成以理工为特色的多学科、多层次、多类型的专业文献资源体系，被国家有关部门确定为西南地区有色金属专业文献信息中心。云南民族大学图书馆的特色文献包括了少数民族语言文学、民族学、文化人类学、民族地方文献、民族古籍。云南师范大学图书馆的时期西南联大研究文献是其特色馆藏。云南农业大学图书馆以农业和生物科学文献为收藏重点。西南林业大学图书馆在林业科学、生态旅游等领域形成具有区域特色的专业文献保障体系。云南艺术学院民族艺术资料中心拥有丰富的艺术文献资源，其中民族民间艺术资料颇丰，在全国各类图书馆中也较为突出。红河学院图书馆在收集哈尼族文献资源方面狠下功夫，也独具匠心，成为我国馆藏哈尼族文献最多的图书馆。大理学院拥有一定数量的南诏大理地方文化研究资料和民族医药文献。西双版纳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藏有我国最多的“贝叶经”和傣医药文献资料。临沧师专图书馆藏有丰富的佤族文献资料等。一个独具特色，初具规模的云南高校图书馆文献资料特色优势已经显现。

（二）云南高校图书馆文献资源特色优势的作用

尽管云南高校图书馆文献资源特色优势开发利用还不够充分，但其优势作用已经初步显现。一是与云南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促进了云南经济社会发展。云南大学、昆明理工大学、大理学院、西双版纳职业技术学院等图书馆的生物生态学、有色金属、民族医药文献资源，为促进云南的生物产业、冶金产业、民族医药产业等经济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二是我省各高校的民族文献特色资源有力地证明和推动了云南各民族和睦相处，共同进步的历史。三是促进了高校的学科建设。云南大学的人类学民族学获得教育部一级学科并在全国高校该学科建设中排名第一，云师大的西南联大研究在全国独树一帜，昆明理工大学的矿冶专业在全国各高校赫赫有名等等，这些都与云南高校图书馆文献资源特色优势发挥的作用分不开。

（三）有待解决的问题

云南高校图书馆文献收藏不仅各有自己的特色，而且展示了云南高校图书馆文献资料收藏与云南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多元性特征，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一是图书资源收藏规模小、散，资源开发信息化程度不高，信息共享和图书文献资源的充分利用不够，特色突出，但整合不够，系统开发不足，文献资源信息化开发和管理科技人才严重短缺，开发能力差，开发与保护方面做得不到位。二是与地方档案馆和高校图书馆特色文献资源信息共享做得不够。云南省图书馆藏有几百万册图书，其中孤本、善本等特殊资源比较丰富，云南省档案馆收藏的历史文献资料有的是各高校所不具有的，州市图书馆也藏有许多具有地方及民族特色的文献资料，但开发不足，与高校文献共享方面做得并不到位。由于不能共享，导致高校的特色图书资源丰富性优势显现不充分，实力还显单薄。三是收集特色文献资料力度不够。由于受到经费的限制，民间还散落着许多特色文献资料没有得到收集和保护。特别是有的资料还要到国外收集，如：云南的傣族、哈尼族、佤族、景颇族等都是跨境而居的民族，其独具民族特色的文献资料在国外还保存有许多，有的是散落在民间，有待我们进一步收集整理，以丰富云南省高校图书馆的特色文献资料。

二、联合建设具有地方特色的

文献信息资源收藏体系（一）重视纸质文献收藏

特色化文献是地方高校图书馆资源的根本优势所在，是文献信息服务的基本保障，也是文献资源共建共享的基础。地方高校的教学和科研与当地经济文化建设密切相关，在每年为地方经济文化建设输送大量人才的同时，产生了大量的科学研究成果，形成富有地方特色的文献资料，学校对教学科研的文献信息需求也具有很强的地域性。各高校图书馆继承和发扬传统，在原有文献资源建设的基础上，发挥主观能动性，扬长避短，利用学校所在地的地理优势及资料收集的便利性，采取相应措施继续建设具有地方特色的文献资源收藏体系。加强收集反映当地历史沿革、文化源流、民俗风情、民族文化、自然资源的文献研究资料。结合本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并以学校的优势学科为导向发展特色馆藏，采取经费倾斜的政策，加大对优势学科的实体文献购置。本地域各高校图书馆之间相互协调，联合采购文献资料，发挥各学校的学科优势，突出各校特点，走资源共建共享道路，共同建造有地方特色的文献资源共享体系。

注重特殊文献资料的收集，包括本校学位论文、内部刊物、调查资料、会议文献等，比如：西双版纳州政府与云南大学联合举办了三届全国贝叶文化研讨会，其会议文献是研究傣族历史文化不可缺少的资料。2009年7月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第十六届世界大会在昆明召开，有大量的会议文献资料产生，每年有许多国际会议在云南各高校召开。收集会议的文献资料是一种补充特殊馆藏的良好途径，同时也为文献资源的数字化建设准备实体资料。各高校的专家学者著述和收藏颇丰，收藏其赠书也是一种补充特殊馆藏的良好途径，如云南大学图书馆文库保存的方国瑜教授赠书，其研究价值和收藏价值都很高。

（二）加强电子信息资源建设

在建设馆藏纸质资源的同时，需要加强电子信息资源建设，丰富文献信息资源的种类和数量。网络环境下，信息资源数量剧增。云南地区各高校图书馆由于规模大小不同，投入电子资源建设的经费多少不一，所采购数据库的数量有很大差别。如昆明理工大学图书馆的电子信息资源建设包括：各种中文电子期刊全文数据库、中文电子图书系统、外文全文数据库、外文文摘库、博硕学位论文和会议论文库、专题库和综合库、视听资源及大量的免费资源库和推荐资源库。相比之下，各地师范专科学校图书馆的电子信息资源建设就比较少。以一馆之力提供用户所需的文献信息资料是不现实的。应该树立共同发展的理念，走联合发展道路。本地域的大学图书馆联合起来，进行电子信息资源联合采购，降低单个图书馆的采购成本。同时建立起共建共享信息协作网络，提高资源的利用率，促进电子信息资源的共建共享。建立联合书目数据库，互通馆藏信息。并充分利用互联网信息资源数量大、检索方便快捷等特点，收集相关的网络信息资源，建立相应的学科资源导航库，以满足学校教学科研的需求。

三、联合开发各高校的特色文献资源

（一）建设特色数据库

现阶段各高校图书馆基本都自建了馆藏书目数据库，有条件的高校馆还建立了本校的博硕学位论文库，并将部分特殊馆藏进行了数字化处理。云南大学图书馆把珍藏的民国时期报刊和一部分利用率较高的图书数字化，到目前为止，自建的书库中书刊已达上千种，用户可在校园网上查获全文，深受用户好评。但各高校建成的特色数据库很少，不能很好地满足学校教学科研需求。高校用户群体有多层次、多学科、个性化、专业化等特点，随着进入网络时代，网络信息资源在其工作和学习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为了解本省省情，掌握学校教学科研的基本情况，学校专业设置和科研动态，图书馆工作人员应深入到各学院了解用户文献信息需求，采用文献借阅统计分析、用户需求问卷调查、座谈会、学术论文文献计量分析、数据库文献下载统计、网络信息交流等方法。深入了解并分析不同层次和不同学科用户的文献信息需求，掌握用户的文献信息需求的规律和特点，以此为依据，有针对性地开发文献资源，进行特色数据库的建设。

充分发挥云南高校图书情报工作委员会的作用，根据本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情况制定文献资源开发规划，联合开发各馆所收藏的文献资料，提高其利用率，筹集资金，组织人力物力，以学校教学科研为导向，本馆资源为主体，与其他图书馆加强横向联系和信息交流，利用现代化信息技术和已积累的大量文献资料，挖掘各图书馆的特色资源，建立各种具有地方特色的专题文献数据库，以发挥当地文献资源优势。比如：建设云南特有的15个少数民族专题研究数据库[1]（P45～47）、云南生物资源、水电能源、旅游资源、矿产资源开发、云南高原湖泊环境治理保护、国际河流跨境资源环境研究等专题数据库，上网提供服务。既能使有限的资源经开发后发挥最大效用，又可在全球范围内的资源共建共享中占有一席之地。

（二）建立学科机构库

机构库（Institutional Repository）是开放存取运动中推荐并发展起来的一种学术资源整合和服务方式。机构库收集、保存本校学术资源，如期刊论文、电子预印本、学位论文、图书或其章节、技术报告、实验数据、会议记录、教学课件、计算机软件、学习资料等。能够全面、系统、持续地反映学校的教学科研成果，促进学术交流。方便用户查阅资料，改变传统学术出版造成的学术出版通过商业出版，再由用户付费购买的状况，节约经费，有效应对学术危机。早在2004年吴建中教授就指出：机构库是指收集并保存单个或数个大学共同体知识资源的知识库，在学术交流体系改革的诸要素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即扩大对研究资源的存取能力，重申学术机构对学术的控制力，增强竞争力，减少杂志的垄断性，提高经济自救力和与各类机构及图书馆之间的关联性等。未来的图书馆不仅要整合信息资源，而且要整合各类知识资源，如大学、研究机构以及实验室形成的知识资源，因此，机构库对图书馆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和意义。图书馆只有采取积极的姿态，迎接挑战，与时俱进，才能真正实现自己的价值，完成自己的使命。[2]（P5～8）

大学机构知识库可成为图书馆最有特色的数字化学术资源，在现代信息网络环境下，顺应潮流构建机构知识库对于大学图书馆是一种新的发展机遇，高校图书馆系统应该充分利用各校的教学科研成果优势建立学科机构库。以云南大学为例，民族学的教学与研究有优良的传统和深厚的基础，早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民族学研究的先驱杨成志、吴文藻就在云南大学从事人类学的教学与研究，后经几代民族学家八十余年的努力，该校的民族学研究在国内外达先进水平，成为民族学和人类学在中国西南的重要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基地。生态学与微生物学是云南大学的另一优势学科，多年来教学科研人员在科学研究、应用技术开发推广和人才培养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成为承担国家和省部级重大科研项目的研究基地和人才培养基地，为开发利用云南生物资源和经济建设发展服务。这些学科经多年的建设发展，积累了大量的教学科研成果，为机构库的建设贮备了丰厚的资源。其他高校也同样存储了各具特色的建库资源。目前国外的大学机构库的建设发展十分迅速，已研发出成熟的建库软件、建库模式和管理模式，我国的机构库建设也处于起步阶段。云南各高校图书馆经过多年建设发展，硬件设施齐全，资源组织能力较强，并有建库的人员和技术支持，具备了良好的建库基础，云南地区高校学科机构库的建设可借鉴台湾地区机构库采用的“分散建置，集中呈现”模式[3]（P63～66），只要积极开展学科机构库的建设，一定会有成果产生。

（三）注重电子信息人才培养，加强国际国内及省内各高校图书馆之间的交流

云南是多民族省份，是全国多民族和谐共生的典范。云南独有的25个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字符号、文化资源等，怎样将其转化为图书文献资源并建立数据库，做到各高校资源共享，是一个需要攻克的技术难题。不能做到特色文献资源信息化、数字化，对于交通不便的云南各高校来说，要做到资源共享就是一句空话。所以，加强把少数民族特色文献资源和各高校馆藏的图书文献资源转化为可共享的电子信息资源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同时，应注重培养图书资源信息化管理技术人才，着力培养一批研发、传播、应用管理人才，在浩瀚的图书资源海洋中能用最短时间收集到所需要的文献资料信息，国外已有成熟的技术。怎样将国外成熟技术学习和嫁接到云南的图书管理上，我们需要培养应用型的图书文献资源电子信息管理人才，在这方面，云南大学已经做出了探索，如：派图书管理员到印度等民族图书文献资源开发做得好的高校交流学习，培养自己的现代电子信息图书管理人才，借鉴其先进经验并应用到自身的图书馆建设上，这是值得推广的经验。

要重视与国内特色图书文献资源开发研究做得好的高校图书馆加强交流。我国新疆大学图书馆馆藏的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文献、北方民族大学图书馆馆藏的“回族学”和“西夏学”、兰州大学馆藏的“敦煌学”、高校图书馆馆藏的“藏学”等民族特色学科文献资源的开发和建设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要充分利用西部大开发和西部区域论坛等平台，加强与上述高校的交流学习与合作，借鉴先进经验培养一批独具云南特色的高校图书文献资源现代管理人才。

建立起云南省高校特色图书馆资源开发应用的组织机构，成立云南省高校图书馆特色资源研究会，通过研究会来整合各高校的特色图书资源，并交流信息，互通有无，推广成功经验，促进云南省内各高校图书馆特色文献资源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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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一、中国地理学的开先河之作

1858年（咸丰三年），英国人慕维廉（w.muirhead）所著《地理全志》由上海的江南制造总局出版。该书是中国最早的一部用中文所写的地学文献。慕维廉是英国传教士，1846年来华，居住上海。他和洪仁轩有交往，曾到南京考察的政治、经济、宗教。他的中文著述还有：《大英国志》、《天文地理》及《知识五门》。《地理全志》由“广学会”发行，是适应维新运动而出版的科学著作。该书分上、下编，共十五卷，线装木刻本。上编主要讲地理，除总论外，分别论述亚西亚、欧罗巴、阿菲利加、亚墨利加、大洋群岛等五个地域，“分文、质、政三等”论述。下编主要讲地质，标题是：地质论、地势论、水论、气论、光论、草本总论、生物总论、地文论、地史论〔1〕。 将世界地理的知识介绍给了中国。之后，上海还陆续出版了《绘地法要》（著者不详，金楷理、王德均译，1875年江南制造总局出版）、《测地绘图》（富路玛著，傅兰雅、徐寿译，1876年江南制造总局出版）、《测候丛谈》（著者不详，金楷理、华衡芳译，1876年江南制造总局出版）《测绘海图全法》（华尔敦著，傅兰雅、赵元益译，1901年江南制造总局出版）等介绍西方地理学方法技术的著作以及《八省沿海图》、《平园地球图》（两图均为江南制造总局出版，年代不详）等地图。

1901年，在上海南洋中学任教的张相文编写了《初等地理教科书》（二册，上海南洋公学印，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初版）和《中等本国地理教科书》（四册，上海兰陵社印，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四月初版）。此两书是我国最早的地理教科书，印行总数达二百万部以上，为地理学知识在我国的普及做出了重要贡献〔2〕。

1908年，张相文著中国第一本自然地理学著作——《地文学》（地文学一词来自日本，即自然地理学），由上海文明书局印发，至民国二年（1913年）已发行了第三版〔3〕。 作者鉴于当时一般的地文学著作不是译自东洋就是西洋，故撰此书，“会萃各大家学说，博引旁搜，一切证例悉以中国之事实为本”，力求“亲切详瞻”〔4〕。 这在当时也是一个可贵的创举。

张相文在《地文学》绪论中，一开始就说：“地文学者，地理学之精髓也。言地理必济地文，其旨趣始深，乃不病於枯寂无味，而於他学科亦多互相关联，如天文学、地质学、动植物学、人种学、气象学、物理学、化学，莫不兼容并包，以为裨益人生之助。……于以统合各科，而蕲进于实用，此地文学所以为最重要之学科也。”此言时至今日仍有参考价值。

《地文学》一书，篇幅不多，全书共197页， 附中西对照表长达13页，附彩色图十余幅。该书的特点主要有：

（1）内容分星界、陆界、水界、气界、生物界五编。

（2）“参酌东西各大家学说”。如讲到太阳系的形成时， 介绍了康德及拉普拉斯的星云说。

（3）对于旧地学家迷惑不解地许多自然地理方面的事物， 均能科学地阐明其形成原因与发展规律。例如，在讲到片麻岩的形成时说：“原始界（太古界）岩石，层理清晰，乍见儿如水成岩，而其成分则为结晶质；又与火成岩无异，是为化形岩（变质岩），大抵受地下之热力与压力，使最古之水成岩，悉数融解，再为凝结，逐变为片麻岩。”

（4）重视联系中国实际。“举为例证，以本国为宗， 其为中国所无，或调查未晰，而于地文有切要之关系者，兼及他国”如讲到地质时代各界、系地层时，就指出其在我国的分布，讲到河口泥沙沉积时，则以崇明岛为例而加以说明。

（5）“尤时时注意实用，如防霜、避电、培植森林、 改良土壤等，各举其要，以为实地应用之资”。

二、活跃的地理学术组织及刊物

后，上海地理学的发展出现一段颇为繁荣的时期。除了继续介绍国外地理学的知识和思想外，中国人自己的研究活动逐渐地活跃了起来，研究人员不断增加，研究活动向有组织的方向发展。在这段时期先后出现“中华地学会”、“建国地学社”和“中华地理教育研究会”三个地理学术组织，并发行了《地学季刊》和《地理之友》两个地理学术刊物。

1.中华地学会及《地学季刊》

中华地学会于1931年1月成立，由葛绥成（中华书局编辑）、 盛叙功（暨南大学教授）、李长傅（东方舆地学社兼暨南大学南洋文化事业部编辑）、丁绍恒（大同大学教授）、刘虎如（商务印书馆编辑）等人发起，先后参加会员约80人，其中大部分系上海方面的会员，外地会员约20余人，分布在江苏、浙江、安徽、湖北、湖南、四川、福建、河南及辽宁等地。

该会成立后的主要工作是编辑出版《地学季刊》。1932年1 月创刊号出版，共刊载18篇文章，合计约20余万字，由大东书局印行。“发刊词”称：“地学之宗旨，在于研究人地相互关系，使吾人于世界各处之风土人情，能详释其因果，寻求其系统，以明今后应如何改造之途径。……同仁有鉴于此，组织中华地学会，以期交换知识，发展地学。内而国计民生，外而国际概况，俾有真确之认识。期有裨益于中华之建设，固意中之事也”。至1934年底，《地学季刊》一卷四期出齐，共80余万字，此时由于印刷困难，1935年2月2日举行第三次年会，讨论季刊的继续出版工作，并修改会章，改选职员，聘请丁文江、王云五、何炳松、竺可桢、金兆梓、翁文灏、费伯鸿、舒新城、为名誉会员，选举葛绥成、李长傅、盛叙功、丁绍恒、顾因明、董文、楚曾、洪懋熙、褚绍唐为执行委员、葛绥成为总务主任、李长傅为编辑主任、褚绍唐为干事。《地学季刊》第二卷起改由学会自行印发，每期约15万字，内容理论与实际并重，着重系统研究和现代趋向，至1936年底后又出版了四期，共约50余万字，由上海中国科学公司总经售，各大城市均有特约代售处。

1937年抗战开始，因会员分散，季刊无法继续出刊，学会工作也告停止。至此，《地学季刊》共出刊了2卷8期，合计约130万字， 刊载各类文章124篇（其中包括续载7篇，译文24篇，如不计续载则为117 篇）。其类别为：1.介绍辩证唯物主义的地理学思想的论文6篇；2. 经济地理及人文地理10篇；3.自然地理12篇；4.中国地理28篇；5.历史地理（包括边疆地理、地名学及地理学家）19篇；6.外国地理6篇；7. 地理教学9篇；8.游记及考察9篇；9.地方志17篇；10.书目及书刊评介3篇；11.国外地理动态及会务报告5篇。

三十年代的上海各种思潮都在此汇聚。当时上海地理学的领域中部分人士开始接受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并介绍新哲学观点的地学刊物。这方面的文章计有楚图南的“人文地理学的发达及其流派”、李长傅的“地理学研究的新阶段”（2卷1期、2期）、“转形期的地理学”（2卷4 期）等约10多篇。

楚图南在“人文地理学的发达及其流派”一文最早介绍了新社会派的人文地理学的基本思想：“这个学派最先的渊源，当然要从嘉尔（即马克思）算起，他的《资本论》的名著里已经提出了经济怎样为一切历史建筑或社会建筑的基础。由于经济手段或经济关系的变化，而历史或社会也不能不随之而变化。将这个原则应用于地理学上的问题，即人地相关的问题。于是发生了人类历史的发展即人类文化的发展是自然契机（因素）规定了呢？还是社会契机（因素）规定了呢？据蒲列哈诺夫的意见，自然环境是最终的规定。但自然环境对于人类的影响，则以在自己的作用之下所发生的经济关系为媒介而主要地影响人类，这便是这派人文地理学的最基本见解或根本原则。这个原则的最初应用，始于墨西尼可夫的《文明与历史上的大河》，其方法和体系的大致规定，则始于威特福噶尔诸人的《地理学批判》。”李长傅在该刊二卷中连续发表了四篇介绍辩证唯物主义地学观的文章。他在“科学的地理学的新转向”一文中批判了当时流行的人地关系论后指出：“人地关系的缺憾，据威特福噶尔之说，陷于速成推理法，把人与地的中间项的劳动过程漏掉了，其结论是任意规定，虽有时正确，但常常半正确，甚至完全错误。要救济这缺憾只有利用辩证法的唯物论”。他又在“转形期的地理学浅释”一文中认为：“正确的地理方法应是辩证唯物论，它应用于社会科学即唯物史观，应用于自然科学即自然辩证法。人对自然的活动不是个人的而是集体的，因此发生人对自然、人对人们二种活动……，自然以劳动过程为媒介，才能在人类之社会生活中发生作用。所以，一切人文地理学的现象，其主动力不在自然、不在人类，而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该文还引介威特福噶尔的图式，说明在不同社会制度下，劳动力、劳动手段和劳动对象的不同特点由此形成不同类型的人地关系，这也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地理学的中心思想。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他们的文章不得不用隐晦的词句论述，如资产阶级为“布尔乔”，马克思为“马卡尔”、“嘉尔”等巧妙地躲避当时政府的审查。

《地学季刊》中关于中国地理方面的文章，李长傅的“中国地理区域论”（1 卷1期和3期）两篇文章是比较系统的中国地理的区划研究。前文介绍了中国各种地理分区（如张其昀、翁文灏、香川干一、葛德石、博克斯顿、洛克斯比的分区和田中季作的东北分区等），并加以评论，最后提出作者的意见，分全国为25个地理区。后文分为绪论和本论两段。绪论历述地形区（野田势次郎、史密斯、李长傅）、气候区（竺可桢、甘德楼）、生物地理区（邹树文、钱崇澍）等部门分区及综合分区（张其昀、葛德石、香川干一及李长傅等）。作者将全国分为北部、南部、东北及西北四大区，26个分区，并论述了各分区的特征。以上两文是我国三十年代较系统的地理区划研究论文。

李长傅的“中国湖泊的研究”（1卷4期）论述了湖泊的意义、分类、成因、变动与人生的关系及我国湖泊的分布等。此文亦为我国早期系统的全国湖泊研究论述。

褚绍唐的“中国都市的地理因素”（1卷2期）对我国205 个较大的城市，从地理位置、腹地条件、水运和气候条件及经济基础分析了我国都市的地理因素，为我国较早研究都市地理因素的文章。

《地学季刊》在历史地理方面主要有楚图南的“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2卷3期）。该文讨论了历史地理学的定义、发展史略、研究的重要性、有关的科学、历史地理学与唯物辩证法、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目的等。作者还提出了必需以唯物辩证法的方法来研究历史地理，同时指出中国历史地理学的最终目的不仅是说明历代疆域沿革，最重要的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以历史的地理因素或条件，来阐发中华民族、中国社会文化的发展的性质和发展的过程。

在地名学方面，葛绥成的“地名的研究”（2卷1期），论述了地名的意义、种类、构造、变化、同地异名及别称、地名和国语、翻译地名应注意的事项等等，是我国最早较系统的地名研究论述。李长傅的“扬子江名称考”（1卷2期）指出在隋唐时即有扬子桥，扬子津之名，唐永淳元年（682年）曾在扬子桥设扬子县， 扬子津扬子江之名已散于诗歌文章中。当时扬子江仅指扬州以南的大江。至1658年（顺治十五年）马尼刺大学教授d.f.navarette始称中国最有名的大河洋子江， 意为“大洋之子”（son of ocean），后又译为扬子江，并谓此江发源于云南。至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英国使者马卡尼（marcartney）至扬州，称自此至扬子江岩约二英里，此后在国外的文献中，遂多称全江为扬子江。

关于地理景观方面的论述，葛绥成的“景观研究（1卷4期）论述了文化景观、空中摄影、景观综合、景观论等内容，主要根据日文材料，此文为我国介绍景观论的早期论述。

此外，还有盛叙功译介的日本黑正岩的“科学的经济地理学”（ 1卷1期、2期），德国威特噶尔的“中国农地的灌溉问题”（2卷2期）和“中国治水事业与水利事业”、丁绍恒的“中俄界约桌原委与边防之危机”（1卷1期）、葛绥成的“十年来的中国疆域和政治区划的变迁”（2卷1、2期）、褚绍唐的“中国地图史略”（1卷4期）、 楚图南译的“近代地理测量及绘图学之发达”（2卷2期）、何锡昌的“自然科学体系所见地理学之地位及其本质”（1卷3期）、张沦波的“地理科学之解释及其代表作”（1卷3期）、周宋康的“地理环境决定论”（2卷3期）、葛绥成译taylor.g的“环境和人种”（2卷 3、4期）等较重要的文章。以上说明，30年代上海中华地学会编辑的《地学季刊》站在时代的前列，起到了推动我国地理科学发展的作用。

2.建国地学社

建国地学社由卢材禾（社长、复旦大学教授）、乐汉英（上海艺术研究社出版部主任）、陈闻远（南京朝报编辑）、卢毅（复旦大学教授）、黄望平（中华铁工厂工程师）、庄国钧（立达图书公司经理）、王成祖（大夏大学文学院院长、圣约翰、东吴大学教授）、黄国璋（清华大学、中央大学、北平师范学院地理系主任）、陆承荫（中华舆地学社绘图组长）、蒋天任（苏州中学讲师）、申广霆（暨南大学助教）12人发起。据他们向当时社会局申请备案〔5〕的理由称：（1）集合地理学者，研究专科学术；（2）联络会员感情，增进工作效能；（3）协助政府推进地理教育，并研究地理建国方案，以为政府之参考；（4 ）促进国民理解地理建国之重要，以养成正确之国家观与世界观。他们准备做的工作有：（1 ）聘请专家编辑地理教材，地图以及各种专门著作；（2 ）计划制作地理模型、仪器、照片，以应一般教学与普及之需要；（3 ）对本国各区域作精密之实地调查（注重土地利用），出版报告；（4）举行学术演讲；（5）搜集地学资料，会员约30至50人。据笔者访问当时活跃在上海地学界的现华东师大地理系褚绍唐教授和西欧北美地理研究所的钱今昔教授，该学会在上海虽未开展较有影响的活动，但当时的地理学工作者积极以地理学参加抗战后国家重建的精神由此可见一斑。

3.中华地理教育研究会

1947年8月31日，中国地理学会在上海召集年会， 讨论中学地理课程问题，因时间匆促，一时未能获结果，乃推举葛绥成、许逸超、褚绍唐三人负责召集上海中学地理教师作一讨论。9月10日， 中学地理讨论会在晓光中学开会，各大中学地理教师共二十九人出席，由葛绥成报告开会宗旨，许逸超讲述地理学教育的趋势。旋即讨论地理教学实际问题，如教学时间问题、高中自然地理教学问题、高中本国地理区域问题、各省区域面积问题、外国地名译音问题。讨论结果由于问题颇大，需较长时间讨论与研究，乃决定筹备上海地理教育研究会，推举葛绥成、许逸超、王文元、邱祖谋、卢材禾、褚绍唐、陈尔寿、陈大森、朱jǐng＠①琳九人为筹略委员。10月5 日上海地理教育研究会在市立育才中学成立，到会会员四十七八，会上洪绂先生作了中国省区改造问题报告，最后逐条讨论章程并选定第一届理监事。推举翁文灏为名誉理事长、王成祖为名誉副理事长、许逸超为理事长、葛绥成、卢材禾等14人为监事，褚绍唐为总干事、葛绥成为总编辑、洪绂、丁锡祉等11人为研究委员。该会成立后为了使外地同行加入便利而更名为“中华地理教育研究会”，同时在国内各重要城市均进行组织分会。武汉分会由邹新垓主持；北平分会由王成祖、李良骥二人主持；东南分会由李式金（厦门大学）主持；南京分会由孙承烈（南京中国地理研究所）主持，西北分会由冯绳武（兰州大学）主持；昆明分会由王立本主持，贵阳分会由王钟山（贵阳师范学院）主持；台湾分会由任德庚（台北师范学院）主持。中华地理教育研究会已成一全国性的地理学术组织〔6〕。 中华地理教育研究会“其旨趣拟本纯学术之立场，探讨新地学之真义，以效之方法，使达成教育之目的，并期待群策群力，搜辑地学之新资料，以谋有所贡献于我国之地理教育”。〔7〕

中国地理教育研究会成立后，会务积极进行，1947年10月21日召开首界理监事会，并欢迎中央大学李旭旦教授由美国返国，开会时由李先生报告了美国地理教育状况，并决定该会刊物名称为《地理之友》，创刊号于1948年3月出版〔6〕。该研究会的主要活动是编辑出版《地理之友》。翁文灏在其发刊词中称：“地理研究对于国民思想，民族前途，以及人类文化等，都有莫大的关系。……我国科学地理师资的缺乏，教材和教法的欠当，是人所共晓的事，以至三十年来的地理教育，始终在非驴非马的状态中。……但补救之道不外两点：一是普及地理教育灌输正确观念和知识；二是服务地理界的同志，要从今后下决心训练自己，同时放弃一味室内埋首陈书的陋习，各就所在各地做实地考察。这样时日一久，自有相当满意的收获。我希望‘地理之友’的同志，能负起这等使命！”

至1949年前，《地理之友》共出版两期，第1 期文章有：许逸超“地理学的因素和原则”、洪绂“地理教育之目的”、葛绥成“记清代地图学家邹代钧”、丁锡祉“地理基图”、李震明“中国地形的区分”、杨景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领土之变更”、马湘泳“钱唐江下游地形实察与今后潮汐之影响”、李震明书评“南海诸岛地理志略”、任德庚“新生的菲律宾共和国”、褚绍唐“修正高级中学课程标准草案意见书”、章生道“北行纪要”。第2 期文章有：刘恩兰“我国疆土拓殖的地理背景”、王成祖“地理教材的适用”，刘德生“台岛地形随笔”、卢材禾、秦华麟“台北区域地理”、徐俊鸣“河南的地理形势和军略价值”、陈尔寿“当前我国水利建设的三大要务”、章生道“佘山地形考察”、唐永銮“东北地理景观”、秦华麟“〔新书介绍〕谌译中国区域地理”、陈大森译“刚果河之游”。许逸超在“地理学的因素和原则一文中认为研究地理的因素可分为两组九个，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各占四个半因素。研究地理要根据因果原则、通论原则、分布原则。分布原则是地理学特有的原则。“地面上任何现象涉及到分布，就含有地理的意义。火山的原因和现象，个别叙述，地质的意味很浓，但寻求火山的分布，并问为什么地球上的火山带要环绕着太平洋沿岸，这就是地理了。”很好地表述了地理学的特质。但文中也存在着当时地理学者将自然现象同人文现象简单类比的问题，“至于我们中国，有人说是老而不死的一个国家；早晚能否大地回春很难推料。我们知道，这种由幼而壮而老而返老还童的轮回哲学，本是地形学的基本原则，今日人文地理的许多现象，也都可以引用了。”洪绂在“地理教育的目的”一文中提倡了地理的爱国主义教育功能，“地理学为中学初级教育重要之一门，应使学生认识中国大好河山，无尽之富源，与我刻苦耐劳之人民，从而引起爱国爱乡之念。学地理始知中国之伟大，其在世界之使命，并藉以明晰中国文化之地理基础，以冀从因袭的，传统的文化根基上，创造一个有意识的，合理化的新文化。在物质方面，由目前在崩溃中的传统的经济重建科学的技术的经济，……。”李震明在“中国地形的区分”一文中阐述了中国地形的要点、分布、界线、几种特殊的地形（黄土、赭色砂岩、石灰岩地形、沙漠）和五大地形区（青藏高原、蒙新沙漠草原地域、北部地域、中部南部地域、东北地域）。王成祖在“地理教材的适用”一文中讲述了区域的顺序、位置的意义、地形气候的比较、分布范围的确定、统计数字的应用、时事发展的诠释、风土人情的影证、风景区的描摹、图解的补充、中外地理的差别十个地理教材适用的问题。陈尔寿在“当前我国水利建设的三大要务”一文中论述了当时我国黄泛区的复兴问题，yva （长江上游水利计划）的梦想和南北两大港口（北方塘沽港的继续修筑和南方黄浦港的正式开辟）三大水利建设要务。在黄泛区的复兴问题中提出“不仅是希望这个区域能够恢复昔日的旧观，并且可以将‘工业农’的理想在这里作为试验，……”。它们反映了当时上海地理学和地理教育研究的水平。上海解放后，中华地理教育研究会继编了一期《新地理之友》。1951年，上海地理学会成立，中华地理教育研究会逐并入其中，刊物停办。

三、地理教育事业与地理学著作和地图的出版

上海的地理教育在中国也是较早开始的。1870年，上海同文馆开设了地理课〔8〕；1876年创办的格致书院也开设有地理课〔8〕。1897年创办的南洋公学也开设了地理课〔8〕，1899年至1903 年中国近代地学大师张相文在此教授国文与地理〔9〕。

1929年，大夏大学高等师范专科开设了史地组，后在文学院下设史地系。开设有人生地理、中国地理、外国地理、地理绘图、地理教学法、自然地理等课程。主要任课教师有：葛绥成、李长傅、邬翰芳、孟寿椿、王成祖等〔10〕。1931年，暨南大学史地系成立，先后开设了中国地理、历史地理、地理学史、气象学、地形学、经济地理、人文地理、世界地理、政治地理、地图学等课程。楚图南、王庸、王勤＠②、王成祖、姚明辉、许逸超、盛叙功、洪绂、王文元、褚绍唐、葛绥成等先后在此开课〔11〕。复旦大学在抗战期间成立了史地系，其设立的目的是：“养成能独立研究史地之人材”；“培养中等学院史地课之良好师资”；“灌输全校学生以史地知识”〔12〕。开的地理课程有：中国地理、气候学、地图学、经济地理、地学概论、人文地理、亚洲地理、美洲地理、欧洲地理、政治地理。任美锷、叶粟如、顾颉刚等曾在此任教。〔13〕

这一时期，上海凭借其雄厚的研究、出版力量，出版了许多地理学著述，它们中较有影响的有：葛绥成编著《世界文化地理》、《地理数学法》、《中国近代边疆沿革考》、《地形学》等书；李长傅的《人文地理学》、《地理政治学》、《转形期的地理学》、《南洋地理志略》等书；盛叙功的《农业地理》、《交通地理》；丁绍恒的《近代本国地理沿革志》；张资平的《地图绘法和绘制》；楚图南的《地理学发达史》等书。地图出版在国内更是一枝独秀，大量的地图出版机构（如世界舆地学社、东方舆地学社、大众舆地学社、中华舆地学社等）出版了大量的地图。其中《申报地图》为我国的地图出版做出了重要贡献。《申报地图》是上海《中华民国新地图》和《中国分省新地图》的习惯统称，是上海《申报》为创刊六十周年而于1930年秋由丁文江、翁文灏、曾世英开始编绘的。它在地学上的贡献主要是根据古今中外经纬测量成果，运用等高线，并采用分层设色法编绘，具有很强的科学性。它为我国地学所做的另一贡献是为我国培植了地图印刷力量。（原有人主张到日本小林又株式会社胶印厂印刷，印价较便宜，但丁文江等人最终确定在上海出版）。至1949年后，我国印刷质量较高的地图大都由当时《申报地图》培植起来的上海中华厂承印〔14〕。

解放前上海地学一百年的发展过程中，呈现出了从译介到独立研究不断发展；研究力量从个体到形成组织；内容逐渐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地理教育较发达；地理出版兴旺等特征。上海是我国近代地理学研究、教育和传播的一个重要中心，为我国地理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参考文献】

〔1〕王子贤：《简明地质学史》，河南科技出版社，1985年出版，第202至206页。

〔 2〕林超：《中国现代地理学萌芽时期的张相文和中国地学会》， 会议资料，存河南大学地理系资料室。

〔3 〕张天麟：《张相文对中国地理学发展的贡献——纪念“中国地学会”成立七十周年》，会议资料，存河南大学地理系资料室。作者为张相文堂兄弟。

〔4〕《地学杂志》创刊号：绍介图书。

〔5〕上海市社会局第五科36组55号（上海档案局全宗号6、目录号5、案卷号1807，该资料现藏上海档案馆。）

〔6〕“中华地理教育研究会务概况”，《地理之友》1卷1期。

〔7〕“中华地理教育研究会缘起”，《地理之友》1卷1期。

〔8〕唐振唐：《上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91页。

〔9 〕张天麟：“张相文对中国地理学发展的贡献——纪念‘中国地学会’成立七十周年”。

〔10〕《大夏大学年鉴》民国十八年，藏华东师大档案馆。

〔11〕据华东师大地理系褚绍唐教授和西欧北美地理研究所钱今昔教授回忆。

篇9

【正文】

一、中国地理学的开先河之作

1858年（咸丰三年），英国人慕维廉（W.Muirhead）所著《地理全志》由上海的江南制造总局出版。该书是中国最早的一部用中文所写的地学文献。慕维廉是英国传教士，1846年来华，居住上海。他和洪仁轩有交往，曾到南京考察的政治、经济、宗教。他的中文著述还有：《大英国志》、《天文地理》及《知识五门》。《地理全志》由“广学会”发行，是适应维新运动而出版的科学著作。该书分上、下编，共十五卷，线装木刻本。上编主要讲地理，除总论外，分别论述亚西亚、欧罗巴、阿菲利加、亚墨利加、大洋群岛等五个地域，“分文、质、政三等”论述。下编主要讲地质，标题是：地质论、地势论、水论、气论、光论、草本总论、生物总论、地文论、地史论〔1〕。 将世界地理的知识介绍给了中国。之后，上海还陆续出版了《绘地法要》（著者不详，金楷理、王德均译，1875年江南制造总局出版）、《测地绘图》（富路玛著，傅兰雅、徐寿译，1876年江南制造总局出版）、《测候丛谈》（著者不详，金楷理、华衡芳译，1876年江南制造总局出版）《测绘海图全法》（华尔敦著，傅兰雅、赵元益译，1901年江南制造总局出版）等介绍西方地理学方法技术的著作以及《八省沿海图》、《平园地球图》（两图均为江南制造总局出版，年代不详）等地图。

1901年，在上海南洋中学任教的张相文编写了《初等地理教科书》（二册，上海南洋公学印，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初版）和《中等本国地理教科书》（四册，上海兰陵社印，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四月初版）。此两书是我国最早的地理教科书，印行总数达二百万部以上，为地理学知识在我国的普及做出了重要贡献〔2〕。

1908年，张相文著中国第一本自然地理学著作——《地文学》（地文学一词来自日本，即自然地理学），由上海文明书局印发，至民国二年（1913年）已发行了第三版〔3〕。 作者鉴于当时一般的地文学著作不是译自东洋就是西洋，故撰此书，“会萃各大家学说，博引旁搜，一切证例悉以中国之事实为本”，力求“亲切详瞻”〔4〕。 这在当时也是一个可贵的创举。

张相文在《地文学》绪论中，一开始就说：“地文学者，地理学之精髓也。言地理必济地文，其旨趣始深，乃不病於枯寂无味，而於他学科亦多互相关联，如天文学、地质学、动植物学、人种学、气象学、物理学、化学，莫不兼容并包，以为裨益人生之助。……于以统合各科，而蕲进于实用，此地文学所以为最重要之学科也。”此言时至今日仍有参考价值。

《地文学》一书，篇幅不多，全书共197页， 附中西对照表长达13页，附彩色图十余幅。该书的特点主要有：

（1）内容分星界、陆界、水界、气界、生物界五编。

（2）“参酌东西各大家学说”。如讲到太阳系的形成时， 介绍了康德及拉普拉斯的星云说。

（3）对于旧地学家迷惑不解地许多自然地理方面的事物， 均能科学地阐明其形成原因与发展规律。例如，在讲到片麻岩的形成时说：“原始界（太古界）岩石，层理清晰，乍见儿如水成岩，而其成分则为结晶质；又与火成岩无异，是为化形岩（变质岩），大抵受地下之热力与压力，使最古之水成岩，悉数融解，再为凝结，逐变为片麻岩。”

（4）重视联系中国实际。“举为例证，以本国为宗， 其为中国所无，或调查未晰，而于地文有切要之关系者，兼及他国”如讲到地质时代各界、系地层时，就指出其在我国的分布，讲到河口泥沙沉积时，则以崇明岛为例而加以说明。

（5）“尤时时注意实用，如防霜、避电、培植森林、 改良土壤等，各举其要，以为实地应用之资”。

二、活跃的地理学术组织及刊物

后，上海地理学的发展出现一段颇为繁荣的时期。除了继续介绍国外地理学的知识和思想外，中国人自己的研究活动逐渐地活跃了起来，研究人员不断增加，研究活动向有组织的方向发展。在这段时期先后出现“中华地学会”、“建国地学社”和“中华地理教育研究会”三个地理学术组织，并发行了《地学季刊》和《地理之友》两个地理学术刊物。

1.中华地学会及《地学季刊》

中华地学会于1931年1月成立，由葛绥成（中华书局编辑）、 盛叙功（暨南大学教授）、李长傅（东方舆地学社兼暨南大学南洋文化事业部编辑）、丁绍恒（大同大学教授）、刘虎如（商务印书馆编辑）等人发起，先后参加会员约80人，其中大部分系上海方面的会员，外地会员约20余人，分布在江苏、浙江、安徽、湖北、湖南、四川、福建、河南及辽宁等地。

该会成立后的主要工作是编辑出版《地学季刊》。1932年1 月创刊号出版，共刊载18篇文章，合计约20余万字，由大东书局印行。“发刊词”称：“地学之宗旨，在于研究人地相互关系，使吾人于世界各处之风土人情，能详释其因果，寻求其系统，以明今后应如何改造之途径。……同仁有鉴于此，组织中华地学会，以期交换知识，发展地学。内而国计民生，外而国际概况，俾有真确之认识。期有裨益于中华之建设，固意中之事也”。至1934年底，《地学季刊》一卷四期出齐，共80余万字，此时由于印刷困难，1935年2月2日举行第三次年会，讨论季刊的继续出版工作，并修改会章，改选职员，聘请丁文江、王云五、何炳松、竺可桢、金兆梓、翁文灏、费伯鸿、舒新城、为名誉会员，选举葛绥成、李长傅、盛叙功、丁绍恒、顾因明、董文、楚曾、洪懋熙、褚绍唐为执行委员、葛绥成为总务主任、李长傅为编辑主任、褚绍唐为干事。《地学季刊》第二卷起改由学会自行印发，每期约15万字，内容理论与实际并重，着重系统研究和现代趋向，至1936年底后又出版了四期，共约50余万字，由上海中国科学公司总经售，各大城市均有特约代售处。

1937年抗战开始，因会员分散，季刊无法继续出刊，学会工作也告停止。至此，《地学季刊》共出刊了2卷8期，合计约130万字， 刊载各类文章124篇（其中包括续载7篇，译文24篇，如不计续载则为117 篇）。其类别为：1.介绍辩证唯物主义的地理学思想的论文6篇；2. 经济地理及人文地理10篇；3.自然地理12篇；4.中国地理28篇；5.历史地理（包括边疆地理、地名学及地理学家）19篇；6.外国地理6篇；7. 地理教学9篇；8.游记及考察9篇；9.地方志17篇；10.书目及书刊评介3篇；11.国外地理动态及会务报告5篇。

三十年代的上海各种思潮都在此汇聚。当时上海地理学的领域中部分人士开始接受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并介绍新哲学观点的地学刊物。这方面的文章计有楚图南的“人文地理学的发达及其流派”、李长傅的“地理学研究的新阶段”（2卷1期、2期）、“转形期的地理学”（2卷4 期）等约10多篇。

楚图南在“人文地理学的发达及其流派”一文最早介绍了新社会派的人文地理学的基本思想：“这个学派最先的渊源，当然要从嘉尔（即马克思）算起，他的《资本论》的名著里已经提出了经济怎样为一切历史建筑或社会建筑的基础。由于经济手段或经济关系的变化，而历史或社会也不能不随之而变化。将这个原则应用于地理学上的问题，即人地相关的问题。于是发生了人类历史的发展即人类文化的发展是自然契机（因素）规定了呢？还是社会契机（因素）规定了呢？据蒲列哈诺夫的意见，自然环境是最终的规定。但自然环境对于人类的影响，则以在自己的作用之下所发生的经济关系为媒介而主要地影响人类，这便是这派人文地理学的最基本见解或根本原则。这个原则的最初应用，始于墨西尼可夫的《文明与历史上的大河》，其方法和体系的大致规定，则始于威特福噶尔诸人的《地理学批判》。”李长傅在该刊二卷中连续发表了四篇介绍辩证唯物主义地学观的文章。他在“科学的地理学的新转向”一文中批判了当时流行的人地关系论后指出：“人地关系的缺憾，据威特福噶尔之说，陷于速成推理法，把人与地的中间项的劳动过程漏掉了，其结论是任意规定，虽有时正确，但常常半正确，甚至完全错误。要救济这缺憾只有利用辩证法的唯物论”。他又在“转形期的地理学浅释”一文中认为：“正确的地理方法应是辩证唯物论，它应用于社会科学即唯物史观，应用于自然科学即自然辩证法。人对自然的活动不是个人的而是集体的，因此发生人对自然、人对人们二种活动……，自然以劳动过程为媒介，才能在人类之社会生活中发生作用。所以，一切人文地理学的现象，其主动力不在自然、不在人类，而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该文还引介威特福噶尔的图式，说明在不同社会制度下，劳动力、劳动手段和劳动对象的不同特点由此形成不同类型的人地关系，这也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地理学的中心思想。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他们的文章不得不用隐晦的词句论述，如资产阶级为“布尔乔”，马克思为“马卡尔”、“嘉尔”等巧妙地躲避当时政府的审查。

《地学季刊》中关于中国地理方面的文章，李长傅的“中国地理区域论”（1 卷1期和3期）两篇文章是比较系统的中国地理的区划研究。前文介绍了中国各种地理分区（如张其昀、翁文灏、香川干一、葛德石、博克斯顿、洛克斯比的分区和田中季作的东北分区等），并加以评论，最后提出作者的意见，分全国为25个地理区。后文分为绪论和本论两段。绪论历述地形区（野田势次郎、史密斯、李长傅）、气候区（竺可桢、甘德楼）、生物地理区（邹树文、钱崇澍）等部门分区及综合分区（张其昀、葛德石、香川干一及李长傅等）。作者将全国分为北部、南部、东北及西北四大区，26个分区，并论述了各分区的特征。以上两文是我国三十年代较系统的地理区划研究论文。

李长傅的“中国湖泊的研究”（1卷4期）论述了湖泊的意义、分类、成因、变动与人生的关系及我国湖泊的分布等。此文亦为我国早期系统的全国湖泊研究论述。

褚绍唐的“中国都市的地理因素”（1卷2期）对我国205 个较大的城市，从地理位置、腹地条件、水运和气候条件及经济基础分析了我国都市的地理因素，为我国较早研究都市地理因素的文章。

《地学季刊》在历史地理方面主要有楚图南的“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2卷3期）。该文讨论了历史地理学的定义、发展史略、研究的重要性、有关的科学、历史地理学与唯物辩证法、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目的等。作者还提出了必需以唯物辩证法的方法来研究历史地理，同时指出中国历史地理学的最终目的不仅是说明历代疆域沿革，最重要的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以历史的地理因素或条件，来阐发中华民族、中国社会文化的发展的性质和发展的过程。

在地名学方面，葛绥成的“地名的研究”（2卷1期），论述了地名的意义、种类、构造、变化、同地异名及别称、地名和国语、翻译地名应注意的事项等等，是我国最早较系统的地名研究论述。李长傅的“扬子江名称考”（1卷2期）指出在隋唐时即有扬子桥，扬子津之名，唐永淳元年（682年）曾在扬子桥设扬子县， 扬子津扬子江之名已散于诗歌文章中。当时扬子江仅指扬州以南的大江。至1658年（顺治十五年）马尼刺大学教授D.F.Navarette始称中国最有名的大河洋子江， 意为“大洋之子”（Son of Ocean），后又译为扬子江，并谓此江发源于云南。至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英国使者马卡尼（Marcartney）至扬州，称自此至扬子江岩约二英里，此后在国外的文献中，遂多称全江为扬子江。

关于地理景观方面的论述，葛绥成的“景观研究（1卷4期）论述了文化景观、空中摄影、景观综合、景观论等内容，主要根据日文材料，此文为我国介绍景观论的早期论述。

转贴于 此外，还有盛叙功译介的日本黑正岩的“科学的经济地理学”（ 1卷1期、2期），德国威特噶尔的“中国农地的灌溉问题”（2卷2期）和“中国治水事业与水利事业”、丁绍恒的“中俄界约桌原委与边防之危机”（1卷1期）、葛绥成的“十年来的中国疆域和政治区划的变迁”（2卷1、2期）、褚绍唐的“中国地图史略”（1卷4期）、 楚图南译的“近代地理测量及绘图学之发达”（2卷2期）、何锡昌的“自然科学体系所见地理学之地位及其本质”（1卷3期）、张沦波的“地理科学之解释及其代表作”（1卷3期）、周宋康的“地理环境决定论”（2卷3期）、葛绥成译Taylor.G的“环境和人种”（2卷 3、4期）等较重要的文章。以上说明，30年代上海中华地学会编辑的《地学季刊》站在时代的前列，起到了推动我国地理科学发展的作用。

2.建国地学社

建国地学社由卢材禾（社长、复旦大学教授）、乐汉英（上海艺术研究社出版部主任）、陈闻远（南京朝报编辑）、卢毅（复旦大学教授）、黄望平（中华铁工厂工程师）、庄国钧（立达图书公司经理）、王成祖（大夏大学文学院院长、圣约翰、东吴大学教授）、黄国璋（清华大学、中央大学、北平师范学院地理系主任）、陆承荫（中华舆地学社绘图组长）、蒋天任（苏州中学讲师）、申广霆（暨南大学助教）12人发起。据他们向当时社会局申请备案〔5〕的理由称：（1）集合地理学者，研究专科学术；（2）联络会员感情，增进工作效能；（3）协助政府推进地理教育，并研究地理建国方案，以为政府之参考；（4 ）促进国民理解地理建国之重要，以养成正确之国家观与世界观。他们准备做的工作有：（1 ）聘请专家编辑地理教材，地图以及各种专门著作；（2 ）计划制作地理模型、仪器、照片，以应一般教学与普及之需要；（3 ）对本国各区域作精密之实地调查（注重土地利用），出版报告；（4）举行学术演讲；（5）搜集地学资料，会员约30至50人。据笔者访问当时活跃在上海地学界的现华东师大地理系褚绍唐教授和西欧北美地理研究所的钱今昔教授，该学会在上海虽未开展较有影响的活动，但当时的地理学工作者积极以地理学参加抗战后国家重建的精神由此可见一斑。

3.中华地理教育研究会

1947年8月31日，中国地理学会在上海召集年会， 讨论中学地理课程问题，因时间匆促，一时未能获结果，乃推举葛绥成、许逸超、褚绍唐三人负责召集上海中学地理教师作一讨论。9月10日， 中学地理讨论会在晓光中学开会，各大中学地理教师共二十九人出席，由葛绥成报告开会宗旨，许逸超讲述地理学教育的趋势。旋即讨论地理教学实际问题，如教学时间问题、高中自然地理教学问题、高中本国地理区域问题、各省区域面积问题、外国地名译音问题。讨论结果由于问题颇大，需较长时间讨论与研究，乃决定筹备上海地理教育研究会，推举葛绥成、许逸超、王文元、邱祖谋、卢材禾、褚绍唐、陈尔寿、陈大森、朱jǐng＠①琳九人为筹略委员。10月5 日上海地理教育研究会在市立育才中学成立，到会会员四十七八，会上洪绂先生作了中国省区改造问题报告，最后逐条讨论章程并选定第一届理监事。推举翁文灏为名誉理事长、王成祖为名誉副理事长、许逸超为理事长、葛绥成、卢材禾等14人为监事，褚绍唐为总干事、葛绥成为总编辑、洪绂、丁锡祉等11人为研究委员。该会成立后为了使外地同行加入便利而更名为“中华地理教育研究会”，同时在国内各重要城市均进行组织分会。武汉分会由邹新垓主持；北平分会由王成祖、李良骥二人主持；东南分会由李式金（厦门大学）主持；南京分会由孙承烈（南京中国地理研究所）主持，西北分会由冯绳武（兰州大学）主持；昆明分会由王立本主持，贵阳分会由王钟山（贵阳师范学院）主持；台湾分会由任德庚（台北师范学院）主持。中华地理教育研究会已成一全国性的地理学术组织〔6〕。 中华地理教育研究会“其旨趣拟本纯学术之立场，探讨新地学之真义，以效之方法，使达成教育之目的，并期待群策群力，搜辑地学之新资料，以谋有所贡献于我国之地理教育”。〔7〕

中国地理教育研究会成立后，会务积极进行，1947年10月21日召开首界理监事会，并欢迎中央大学李旭旦教授由美国返国，开会时由李先生报告了美国地理教育状况，并决定该会刊物名称为《地理之友》，创刊号于1948年3月出版〔6〕。该研究会的主要活动是编辑出版《地理之友》。翁文灏在其发刊词中称：“地理研究对于国民思想，民族前途，以及人类文化等，都有莫大的关系。……我国科学地理师资的缺乏，教材和教法的欠当，是人所共晓的事，以至三十年来的地理教育，始终在非驴非马的状态中。……但补救之道不外两点：一是普及地理教育灌输正确观念和知识；二是服务地理界的同志，要从今后下决心训练自己，同时放弃一味室内埋首陈书的陋习，各就所在各地做实地考察。这样时日一久，自有相当满意的收获。我希望‘地理之友’的同志，能负起这等使命！”

至1949年前，《地理之友》共出版两期，第1 期文章有：许逸超“地理学的因素和原则”、洪绂“地理教育之目的”、葛绥成“记清代地图学家邹代钧”、丁锡祉“地理基图”、李震明“中国地形的区分”、杨景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领土之变更”、马湘泳“钱唐江下游地形实察与今后潮汐之影响”、李震明书评“南海诸岛地理志略”、任德庚“新生的菲律宾共和国”、褚绍唐“修正高级中学课程标准草案意见书”、章生道“北行纪要”。第2 期文章有：刘恩兰“我国疆土拓殖的地理背景”、王成祖“地理教材的适用”，刘德生“台岛地形随笔”、卢材禾、秦华麟“台北区域地理”、徐俊鸣“河南的地理形势和军略价值”、陈尔寿“当前我国水利建设的三大要务”、章生道“佘山地形考察”、唐永銮“东北地理景观”、秦华麟“〔新书介绍〕谌译中国区域地理”、陈大森译“刚果河之游”。许逸超在“地理学的因素和原则一文中认为研究地理的因素可分为两组九个，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各占四个半因素。研究地理要根据因果原则、通论原则、分布原则。分布原则是地理学特有的原则。“地面上任何现象涉及到分布，就含有地理的意义。火山的原因和现象，个别叙述，地质的意味很浓，但寻求火山的分布，并问为什么地球上的火山带要环绕着太平洋沿岸，这就是地理了。”很好地表述了地理学的特质。但文中也存在着当时地理学者将自然现象同人文现象简单类比的问题，“至于我们中国，有人说是老而不死的一个国家；早晚能否大地回春很难推料。我们知道，这种由幼而壮而老而返老还童的轮回哲学，本是地形学的基本原则，今日人文地理的许多现象，也都可以引用了。”洪绂在“地理教育的目的”一文中提倡了地理的爱国主义教育功能，“地理学为中学初级教育重要之一门，应使学生认识中国大好河山，无尽之富源，与我刻苦耐劳之人民，从而引起爱国爱乡之念。学地理始知中国之伟大，其在世界之使命，并藉以明晰中国文化之地理基础，以冀从因袭的，传统的文化根基上，创造一个有意识的，合理化的新文化。在物质方面，由目前在崩溃中的传统的经济重建科学的技术的经济，……。”李震明在“中国地形的区分”一文中阐述了中国地形的要点、分布、界线、几种特殊的地形（黄土、赭色砂岩、石灰岩地形、沙漠）和五大地形区（青藏高原、蒙新沙漠草原地域、北部地域、中部南部地域、东北地域）。王成祖在“地理教材的适用”一文中讲述了区域的顺序、位置的意义、地形气候的比较、分布范围的确定、统计数字的应用、时事发展的诠释、风土人情的影证、风景区的描摹、图解的补充、中外地理的差别十个地理教材适用的问题。陈尔寿在“当前我国水利建设的三大要务”一文中论述了当时我国黄泛区的复兴问题，YVA （长江上游水利计划）的梦想和南北两大港口（北方塘沽港的继续修筑和南方黄浦港的正式开辟）三大水利建设要务。在黄泛区的复兴问题中提出“不仅是希望这个区域能够恢复昔日的旧观，并且可以将‘工业农’的理想在这里作为试验，……”。它们反映了当时上海地理学和地理教育研究的水平。上海解放后，中华地理教育研究会继编了一期《新地理之友》。1951年，上海地理学会成立，中华地理教育研究会逐并入其中，刊物停办。

三、地理教育事业与地理学著作和地图的出版

上海的地理教育在中国也是较早开始的。1870年，上海同文馆开设了地理课〔8〕；1876年创办的格致书院也开设有地理课〔8〕。1897年创办的南洋公学也开设了地理课〔8〕，1899年至1903 年中国近代地学大师张相文在此教授国文与地理〔9〕。

1929年，大夏大学高等师范专科开设了史地组，后在文学院下设史地系。开设有人生地理、中国地理、外国地理、地理绘图、地理教学法、自然地理等课程。主要任课教师有：葛绥成、李长傅、邬翰芳、孟寿椿、王成祖等〔10〕。1931年，暨南大学史地系成立，先后开设了中国地理、历史地理、地理学史、气象学、地形学、经济地理、人文地理、世界地理、政治地理、地图学等课程。楚图南、王庸、王勤＠②、王成祖、姚明辉、许逸超、盛叙功、洪绂、王文元、褚绍唐、葛绥成等先后在此开课〔11〕。复旦大学在抗战期间成立了史地系，其设立的目的是：“养成能独立研究史地之人材”；“培养中等学院史地课之良好师资”；“灌输全校学生以史地知识”〔12〕。开的地理课程有：中国地理、气候学、地图学、经济地理、地学概论、人文地理、亚洲地理、美洲地理、欧洲地理、政治地理。任美锷、叶粟如、顾颉刚等曾在此任教。〔13〕

这一时期，上海凭借其雄厚的研究、出版力量，出版了许多地理学著述，它们中较有影响的有：葛绥成编著《世界文化地理》、《地理数学法》、《中国近代边疆沿革考》、《地形学》等书；李长傅的《人文地理学》、《地理政治学》、《转形期的地理学》、《南洋地理志略》等书；盛叙功的《农业地理》、《交通地理》；丁绍恒的《近代本国地理沿革志》；张资平的《地图绘法和绘制》；楚图南的《地理学发达史》等书。地图出版在国内更是一枝独秀，大量的地图出版机构（如世界舆地学社、东方舆地学社、大众舆地学社、中华舆地学社等）出版了大量的地图。其中《申报地图》为我国的地图出版做出了重要贡献。《申报地图》是上海《中华民国新地图》和《中国分省新地图》的习惯统称，是上海《申报》为创刊六十周年而于1930年秋由丁文江、翁文灏、曾世英开始编绘的。它在地学上的贡献主要是根据古今中外经纬测量成果，运用等高线，并采用分层设色法编绘，具有很强的科学性。它为我国地学所做的另一贡献是为我国培植了地图印刷力量。（原有人主张到日本小林又株式会社胶印厂印刷，印价较便宜，但丁文江等人最终确定在上海出版）。至1949年后，我国印刷质量较高的地图大都由当时《申报地图》培植起来的上海中华厂承印〔14〕。

解放前上海地学一百年的发展过程中，呈现出了从译介到独立研究不断发展；研究力量从个体到形成组织；内容逐渐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地理教育较发达；地理出版兴旺等特征。上海是我国近代地理学研究、教育和传播的一个重要中心，为我国地理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参考文献

〔1〕王子贤：《简明地质学史》，河南科技出版社，1985年出版，第202至206页。

〔 2〕林超：《中国现代地理学萌芽时期的张相文和中国地学会》， 会议资料，存河南大学地理系资料室。

〔3 〕张天麟：《张相文对中国地理学发展的贡献——纪念“中国地学会”成立七十周年》，会议资料，存河南大学地理系资料室。作者为张相文堂兄弟。

〔4〕《地学杂志》创刊号：绍介图书。

〔5〕上海市社会局第五科36组55号（上海档案局全宗号6、目录号5、案卷号1807，该资料现藏上海档案馆。）

〔6〕“中华地理教育研究会务概况”，《地理之友》1卷1期。

〔7〕“中华地理教育研究会缘起”，《地理之友》1卷1期。

〔8〕唐振唐：《上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91页。

〔9 〕张天麟：“张相文对中国地理学发展的贡献——纪念‘中国地学会’成立七十周年”。

〔10〕《大夏大学年鉴》民国十八年，藏华东师大档案馆。

〔11〕据华东师大地理系褚绍唐教授和西欧北美地理研究所钱今昔教授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