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政论文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市政论文，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和教育公平一直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但由于受历史、政策、经济等因素的影响，我国中小学教育在区域、城乡、学校之间存在非均衡发展问题。中小学教育绝大部分处于义务教育阶段，义务教育非均衡发展最直接的后果是侵害了一部分学生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这显然违背了我国义务教育法基本指导思想，不利于教育公平的实现。教师轮岗制(又称教师交流制或教师轮换制)正是一些地方教育行政部门为了遏制“择校热”，促进中小学教育均衡发展所采取的一项新举措。它是指为了促进教师成长和教育均衡，县级及以上教育行政部门有计划地组织其所属行政区域内的教师，在不同学校间进行定期或不定期交流任教的制度。应该说，教师轮岗制的实施在平衡教师资源、促进教育均衡等方面取得了部分预期效果，但是，其在实施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中小学教师轮岗制实施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教师轮岗制非国人创举，日本、韩国等国早已实施此制度数十年。但是，由于我们对这个“舶来品”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再加上教育非均衡问题的历史性以及我国国情的复杂性，我国教师轮岗制的实施状况的确有些不尽如人意。中小学教师轮岗制在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主要表现为以下两方面。

(一)政策未得到有效执行

一项教育政策要得到有效执行，需要政策执行者具有较高的素养，能深刻领悟教育政策精神，切实担负起执行该项教育政策的责任。但在实际当中，政策执行者往往是利益关系人，当一项教育政策对其自身利益造成威胁时，这种内在的冲突往往使政策执行者阻碍政策的执行，从而影响政策的执行效果。如：在对某市教师轮岗政策实施情况进行调查中，我们发现一些优质学校的校长没有将真正的骨干教师交流出去，他们总是千方百计地将“挑大梁”的班主任或者学科教师留下，而将教学水平一般或者富余的学科教师交流出去。另外，一些被选派的轮岗教师也并非真心想帮助薄弱学校发展，而仅仅借机将这一政策当作捞取金钱的手段；还有一些被选派的轮岗教师根本不达标、也不对口，这也迫使薄弱学校不得不在接收轮岗教师上持一种“谨慎欢迎”的态度。

(二)轮岗教师存在后顾之忧

教育的生态环境是以教育为中心，对教育的产生、存在和发展起制约和调控作用的多元的环境体系。稳定、良好的教育生态环境有利于教师充分发挥自己的教学水平，一旦这种教育生态环境恶化，就会对教师的心理、工作等带来影响，最终会影响教师教学水平的发挥。教师轮岗政策实施后，与之相连的轮岗教师的福利待遇问题、职称评聘问题、教师归属感问题等却没有配套的法律予以保障或没有得到快速而有效的解决，致使教师的教育生态环境恶化，部分教师由此产生忧虑和抵触心理，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教师工作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这显然违背了教师轮岗制的初衷。

二、中小学教师轮岗制实施中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中小学教师轮岗制未得到有效执行以及轮岗教师存在的后顾之忧是众多因素综合作用的必然结果。

(一)政策目标超出政策能力限度

教育政策的能力限度是指教育政策力所能及的范围和解决教育问题所能达到的程度。教育政策能力存在着限度，能否认识和把握教育政策的能力限度对教育政策的制订与选择、教育政策的执行以及政策的结果都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中小学教师轮岗制的最终目标是想通过教师轮岗政策来解决中小学教育非均衡发展问题。但是，正如前面所谈到的，我国中小学教育出现的非均衡发展状况是由多种因素长期作用的结果。改革开放初期，为了尽快扭转“”造成的专门人才青黄不接的局面，在教育投资有限的情况下，我国实施“重点学校”“精英型教育”等政策，经过20多年的“马太效应”式发展，最终造成了我国中小学教育的非均衡现状。可见，我国中小学教育非均衡发展的结果并不完全是由师资质量造成的。因此，想仅仅依靠教师轮岗这个单一政策来遏制“择校热”、实现教育均衡发展，显然是不够的，这远远超出教师轮岗政策的能力限度。因此，要想最终实现我国中小学教育的均衡发展，除了教师轮岗政策之外，还需要佐之以其他政策及保障措施。

(二)政策相关者利益冲突

一项教育政策之所以没能得到有效执行，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于该项教育政策利益相关者维护各自利益所致。教育行政部门、校长、教师基于不同的利益考虑，他们的看法和做法是不相同的。教育行政部门站在全局的角度来布局，校长则站在自己学校利益的角度来采取应对措施，教师则会考虑自己各方面福利待遇的得失。各自的利益交织在一起，使得情况变得复杂，进而导致教育政策执行过程中的政策失真现象，最终导致该项教育政策不能被有效执行。另外，政策执行者与政策制订者之间的利益冲突往往是政策得不到有效执行最为重要的根源。政策执行者通常身兼执行者和目标群体双重角色，他们经常处于整体利益和局部利益，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矛盾中。当某项政策给执行者带来利益上的损失，或使其面临更大的困难时，缺乏岗位责任意识或这种意识不强的执行者，为尽可能维护局部的乃至个体的自身利益，就会采取各种对策和行动，而使政策不能被有效执行。

(三)政策实施缺乏人文关怀

针对这样一项涉及众多人更的改革，政策实施者应该坚持以人为本的精神，深入细致地做好思想动员工作；积极营造氛围，引导广大教师更新观念，自觉自愿地参与轮岗；要注重轮岗的意义和效果，特别要注意方式方法，体现人文关怀。但是，我们在调查中发现，有些政策实施者在实际工作中对轮岗教师缺乏基本的人文关怀，如：有些地方采用抓阄的方法来决定轮岗教师，抓到的教师必须去，缺乏对教师实际困难的考虑。这就使得轮岗的教师心灰意冷，即使勉强到了新单位，也谈不上什么工作热情，最终影响其教学水平的发挥。这样的轮岗很难达到政策的预期效果，同时也对政策的执行带来不少阻力。转(四)教育行政部门督查、纠偏不足

任何一项教育政策在实施过程中总会遇到一些阻力，使该项教育政策偏离原来方向执行。一个科学、完善的教育政策体系必然要有教育政策的监督、检查和纠偏机制。当一项教育政策没有得到正确、有效执行时，相关人员能及时发现问题，采取对策，进行纠偏，使其按照预定方向执行，最终实现政策目标。然而，我国一些地方的教师轮岗政策却缺少这样的监查纠偏机制。我们在调查时发现，有些地方的教育行政部门在实施教师轮岗制时，对于政策实施中出现的问题，没有一套及时、有效的反馈纠偏机制，因而造成部分教师抵触情绪较为强烈，影响政策的执行效果。例如：有些教师反映，自己已经完成了轮岗，可是职称评定时却并没有体现原来说的优先考虑；还有些教师反映，轮岗政策的确是实施了，可是原先承诺的与之相关的交通费补贴、生活费补贴却迟迟不能予以解决；等等。

三、解决问题的对策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认为，教师轮岗政策在实施过程中需要加强以下几方面的建设，才能保证其取得预期效果，保证目标的实现。

(一)加强专家调研和论证工作，完善政策体系

专家调研和论证是教育政策制订的前提性工作，对教育政策的制订、实施和政策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因此，要想提高教师轮岗政策的实效性，就需要组建一支研究教师轮岗政策的专家队伍，深入学校、深入基层，搞清问题形成的来龙去脉，并进行论证分析，最终形成一系列有价值、能够指导教育改革发展的调研成果，使问题得到有效解决。其实，解决我国中小学教育非均衡发展问题的根本在于区域、城乡、校际之间教育资源的均衡化。要想从根本上解决我国中小学教育的非均衡发展问题，必须有一套完善的政策体系和一系列法律法规作保障。而中小学教育要均衡主要是政府的责任，政府要在政策上思考定位。因此，推行教师轮岗制的地方政府应从完善政策体系出发，制订一系列与教师轮岗政策相配套的政策措施，如财政投资、资金管理办法以及法律保障等政策措施。

(二)构建利益冲突消解机制，照顾各政策相关者利益

政策相关者为维护各自的既得利益不受损害，往往采取各种手段规避不利于自身的政策，因而有必要构建利益冲突消解机制来补偿政策相关者的利益损失。利益冲突消解机制就是使得矛盾化解的各项措施。例如，针对重点学校的教师不愿去薄弱学校的实际情况，可以采取以下措施：第一，优质学校教师到薄弱学校任教给予其物质上的奖励；第二，在职称评定时，可以降低其评选条件；第三，到薄弱学校轮岗的教师在推先评优、培养选拔等方面在同等条件下给予优先考虑；第四，按照薄弱学校的交通、医疗等条件将其划分为不同的级别，然后按其级别提供特殊津贴，当这些轮岗教师重新调回重点学校时，特殊津贴自动取消发放。

(三)畅通沟通渠道，注重以人为本

在教师轮岗政策实施过程中，政策执行者应该切实考虑每位轮岗教师的实际生活困难，畅通沟通渠道。比如，可以建立教师轮岗信箱，使教师的意愿能够及时上达，将问题化解在摇篮里。另外，在政策的具体实施中，执行者应该秉持以人为本的理念，避免采用非人性化的方式来应付上级领导交给的轮岗任务，避免教师将消极情绪带到课堂上。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借鉴日本的做法，日本的教师轮岗制除规定哪些教师必须轮岗外，对不应轮岗教师也作了相应的规定，如任教不满3年的教师、57岁以上未满60岁的教师、妊娠或休产假期间的教师等。

(四)建立健全政策督查与纠偏机制

健全的政策督查、纠偏机制是教育政策得到有效实施的保障环节，也是防止教育政策失真的重要手段。一项教育政策在实施过程中，由于认识上的偏差，往往会出现政策执行者错误解读现象；如果教育政策执行者与制订者之间存在利益冲突，那么教育政策的执行就会出现偏离政策目标的趋势。因此，对于教育行政部门而言，加强教育政策的监督、检查，对出现的问题及时加以纠正，保证民意上传渠道的畅通，是保证教师轮岗制有效实施的重要环节之一。

篇2

民事诉讼离不开证据，证据制度是民事诉讼制度的核心。而举证时限是证据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诉讼中是否承担不利裁判风险的一个分界。一般认为，举证时限制度，是指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应当在法律规定和法院指定的期限内提出证明其主张的相应证据，逾期不举证则承担证据失效法律后果的一项民事诉讼期间制度[1]。这个定义揭示了举证时限的两层含义：其一是限定的期间，其二是法律后果，包括逾期不举证时一方当事人应承担的不利后果和另一方当事人相应获得的有利后果。我们认为，第一层含义是形式上的，第二层含义为实质上的，只有以法律后果为支撑，限定期间才不致落空。所以，从根本上说，举证时限制度的设置，是为保障举证责任制度落实的重要手段，乃举证责任制度的基石之一。

我国民事诉讼法典对此规定含糊，给举证制度的实施带来种种弊端。诸如当事人持有证据但故意不向法院提交，以期在庭审中“突袭”而制胜，或一审中故意不提出而在二审乃至再审中以“新证据”提出，达到后发制人的效果。有学者曾在新民诉法典实施后提出建立举证时限制度的建议[2]，然而关于举证时限的理论并为受到应有的重视。而在民事庭审改革中这一问题日益凸现，有鉴于此，我们愿以此文对举证时限问题作一理论上的探讨，并提出总体的立法构想。

1、举证时限制度的理论基础

对于举证时限制度的理论基础，鲜有学者论及，然而这是一个无法绕开的问题，是建构举证时限制度须体现的价值追求和考虑的深层依据。我们试从以下四个方面阐述之：

（一）举证责任涵义。举证责任是指诉讼上无法确定的某种事实（确定一定法律效果的权利发生、变更或消灭所必要的事实）的存在时，对当事人产生的不利后果（其所主张的有利的法律效果不被承认的后果）。[3]在认识和理解举证责任的问题上不仅应当把握举证责任的形式，还应当从举证责任的内容和后果上来认识。即使法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但如果对提供证据的时间及逾期举证的后果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举证责任也就形同虚设了。举证时限制度正是为了克服这一缺陷而设计的。它规定了当事人若不在限定的期限内举证，将失去证据的提出权和证明权，即承当举证责任的败诉风险，由此举证责任才得以真正贯彻和落实。而且举证时限制度给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一种外来的时间上的和不利后果上的压力，能够敦促当事人积极履行举证责任，为求得胜诉而主动调查收集证据并及时向法院提出其所拥有的全部诉讼证据，为法院顺利开庭集中审理提供了充分条件。所以可以说举证时限制度是举证责任的应有之意和必然要求。

（二）程序安定理论。所谓程序安定，是指民事诉讼的运作应依法定的时间先后和空间结构展开并作出终局决定，从而使诉讼保持有条不紊的稳定状态。[4]程序运作的安定必须贯穿于整个诉讼过程中。庭审是诉讼的中心环节，而证据是庭审的核心，当事人的讼争须围绕证据而展开，法官的裁判也须依据证据作出。如果证据的提出没有时限规定，它可以在一审、二审和再审中随时提出，也可以被任意地推倒重来，那么，法院的终局裁决就具有了明显的不确定性，双方当事人最终的权利义务就处于悬而未决的状态。在诉讼中忽视程序安定而追求实体真实的做法，往往是传统的“重实体轻程序”观念在作祟。举证时限制度的目的在于通过限定举证的有效期间，尽量减少或杜绝程序的回复和重新启动，保证程序的有序性和稳定性，避免随时提出证据带来的程序动荡。随时提出证据的一种典型情形就是有蓄谋的“突然袭击”（surprise），即一方当事人不是在指定的期间内开示（discovery）证据，而是把证据留待庭审中搞伏击，杀对方当事人一个措手不及。这种突袭策略不但违背平等对抗原则，而且造成讼争焦点不明，程序动荡不定，既判软弱无力，严重影响了裁判的权威性。程序的安定性，作为诉讼的基本价值，应当成为诉讼过程的价值取向之一，受到法院的重视，有时甚至要牺牲其它的便利。

（三）形式真实主义。民事诉讼法中对案件事实的证明，是对已经发生事件的回溯，虽然从哲学意义上说，人的认识能力是无限的，但诉讼不可能无限期的拖延，因此，证据的调查收集会受时间、空间及探知手段的限制，庭审认定的事实依据只能是拟制的“真实”，而非原始状态的实际的“真实”，它必须符合法律的形式规定，并且受制于法律的评价。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说，“审判所能达到的只能是形式真实而不可能是实质真实。”[5]另一方面，由于民事诉讼法所要求的标准远底于刑事诉讼法所要求的“确实和充分”的证据标准，因此，以“形式真实”或由“法律真实”作为民事诉讼证明标准模式之选择并无不妥。然而，在我国民事诉讼法中长期坚持的追求客观真实的证据制度是对上述理论的全面否定。它贯彻哲学中实事求是的精神，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出发，认为人的认识能力是无限的，真理总可以被发现，所以审判人员对案件的认识可以达到完全的真实，即使判决形成也不意味着这种认识活动的终结，有了新证据的提出必须“有错必纠”。在这种理念下，追求案件客观真实成了一种无止境的认识活动，证据随时提出主义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我们认为，这种观念完全忽视了一个前提，即司法活动是受一定时间限制的活动，它不可能也不应该无限制地处于不确定的状态，“经过程序认定的事实关系和法律关系，都被贴上封条，成为无可动摇的真正的过去。”[6]法官也不能随意地宣布已经过的程序不算数而要从头再来。在西方，一般把诉讼看成是一种竞技（sport），那么在诉讼这场体育比赛（race）中，双方当事人作为平等的参赛选手，法官作为公平执法的裁判，一切都必须遵循比赛规则。在特定的时间和特定的地点，双方当事人以全部的精力参与竞争，并且共同接受裁判，事后即使再有实力再优秀也不能改变这一结果。虽然，这种形式真实有可能与客观真实存在误差，甚至导致人们所说的“错案”。但这种牺牲应该被认为是保证程序整体公正的必要代价。

（四）诚实信用原则。当事人在合理期限内不举证而逾期提出了新证据，有时可能是当事人有正当理由不能提出新证据，但更可能是当事人出于恶意，故意不提出证据而把它当作“秘密武器”，期待出奇制胜。法律不能约束纯粹的道德，但可以通过约束其意图取得的法律上的利益而加以规制。诚实信用（GoodFaith）原则引入民事程序法的目的就在于它可以有效规制诉讼主体地诉讼行为，制约其诉讼权利的滥用，使传统的“敌对诉讼斗争”观念转为符合当今时代精神的“平等主体之间的公平论战”观念。[7]在这种平等对抗的前提下双方当事人应当本着真实与信用之准则，不能采取突然袭击这种明显的不正当竞争的方式，也不得在诉讼的进行中蓄意主张与先前的程序相矛盾的事实，法官可以依职权禁止当事人运用策略（恶意地）违背先前的立场（position）、出尔反尔。“如果使双方律师一味追求这种诉讼策略和技巧作为胜诉的决定性因素，那么，在实质上就是对诉讼公正的一种亵渎”[8]。所以当事人在法定的期间不行使诉讼上的权能（提出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基于保护另一方当事人对预期行为的信赖（一方当事人不提交证据，则对方当事人就不必为此作出防御准备），可以不再允许该当事人行使此项权能，即禁止逾期提出新证据。通过规定超过举证时限规定而提出的证据失权这一法律后果，诚实信用原则“在此发挥了一种对当事人诚信，及时行使权利进行督促的作用。”[9]

二、举证时限制度立法之比较

（一）举证时限制度之历史阶段比较

法定顺序主义阶段是举证时限制度的最早立法阶段。德国普通法时代，为适应书面审理的需要，当事人必须严格依照诉讼阶段提供相应证据，如果当事人在该举证阶段错失了举证的时机，该证据则产生失权效果，之后永远不能复出当作证明该事实的证据使用。这种做法与书面审理主义相结合，其好处在于使诉讼程序稳定，但由于过度使审理过程失去活力而变得僵化，而且因当事人举证能力受限制而导致诉讼的拖延，所以被抛入了历史的垃圾堆。

作为举证实现制度的第二阶段，随时提出主义阶段是对法定顺序主义阶段的一种纠正，它规定证据的提出不限于诉讼阶段，当事人可以按照审理的进度调整辩论的焦点，随时提供诉讼资料和证据，甚至可以在后阶段提出前阶段未曾提出的证据，导致程序的回溯。这种立法规定使得证据提出的自由活泼，但有可能引起举证权利的滥用（如突然袭击），存在诸多弊端。这似乎有对法定顺序主义阶段的矫枉过正的嫌疑。然而，这种做法在一些国家仍然存在。

第三阶段是限制随时提出主义阶段，限制随时提出主义又称适时提出主义，这是当前大多数国家立法中的规定。它对举证时间规定一定的界标（临界点），即保证了诉讼进程的自由活泼，又保持了程序的安定性。[10]证据的限制随时提出主义必然要求在民事诉讼中设立举证时限制度，它不仅有利于诉讼效益的提高，而且有助于程序公正的实现。

（二）举证时限制度之域外立法比较

1．美国。美国是实行彻底当事人主义民事诉讼模式的国家。根据《美国联邦民事诉讼规则》

第16条第3款第15项规定法院可以在审前会议（pretrialconference）的事项中确定允许提出证据的合理的时间限制。在法官作出的最终的审前命令（finalpretrialorder）中，主要就双方当事人将在法庭审理时所需证据开列证据目录，未列于审前命令中的证据不允许在开庭时提出。若当事人违反审前命令提出新证据，法官可以拒绝审理或者限制当事人的证明活动。[11]美国民事诉讼法的显著特点就是审前准备与开庭审理程序分开，审前准备以证据开示程序为核心，要求双方当事人调查取证，彼此了解对方所掌握的材料。由于在开庭审理前就冻结了争点，突然袭击这种几个世纪来一直被认为正当而令人称道的策略才得到抑制。

2．德国。德国的民事诉讼法可以说是大陆法系的典型。它在1976年修改法典前实行的是证据

随时提出主义，修改后变为证据适时提出主义（德国民事诉讼法第296条规定：“在作为判决基础的言词辩论终结后，再不能提出攻击和防御方法”）。[12]德国原来的法律规定只要在法庭辩论结束之前当事人都有权提出证据，现在规定为在主辩论期日之前提出证据，并且还设立了准备性的口头辩论阶段，当事人应当在此期间提出证据并通知对方当事人，否则其证据失效，在主辩论期日原则上不准提出新证据。

3．法国。1806年的法国民事诉讼法典是近代第一部民诉法典，4．在大陆法系民诉法发展史上有

着相当重要的地位，它几经修改，至今仍相当先进。法国现行民诉法第134条规定，“法官应规定将证据通知对方的期限，如有需要，并规定通知的方式，必要时可采取强制处分”；第135条规定，“法官可以摈弃那些没有适时通知对方的证据。”[13]在预审程序之后，当事人相互提供的证据被固定封存，即使当事人在事后提出了新的证据，法官也不予审理。

5．日本。日本民事诉讼法在战后历经修改，6．1995年后确立了三种准备7．程序。准备8．程序的期日

由准备法官指定，准备程序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整理争点和收集证据，促进当事人在准备程序的期间内提出全部的诉讼资料，对于准备程序笔录或准备书状里没有记载的事项，在以后的口头辩论中，当事人原则上不得主张。开庭后才出示的证据，当事人必须具备正当理由，并由法官酌情采纳。[14]

9．台湾地区。台湾在此问题上采取的是“证据适时提出主义”原则，10．并且设立了证据实时限

制度，要求当事人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举证活动，否则将失去提供证据的权利或负担某种不利的法律后果。台湾民诉法第196条规定，“攻击或防御方法，得于言词辩论终结前提出之。”即将举证时限的终点确定在第一审法庭辩论终止前。[15]

从国外和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的发展来看，对证据提出的期限加以限制应当说是一种趋势，并且都相继规定了证据适时提出主义。相对来说，我国的证据提出时限就有必要进行反思了。

（三）中国大陆的举证时限立法比较

我国民事诉讼法并未规定当事人的举证时限制度。民诉法典第125条规定“当事人在法庭上可以提出新的证据”；第132条规定“需要通知新的证人到庭，调取新的证据，重新鉴定、勘验，或者需要补充调查的”，可以延期审理；第153条规定在二审中可以把一审判决因证据不足而发回重审；第179条规定了再审程序的启动条件之一是“有新的证据，足以原判决、裁定的”。最高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第76条规定：“人民法院对当事人一时不能提交证据的，应根据具体情况，指定其在合理期限内提交。当事人在指定期限内提交确有困难的，应在指定期限届满之前，向人民法院申请延期。”虽然此条为当事人规定了举证期间，却未涉及逾期后证据是否还可以被采纳是否还具有证据证明的效力，所以学界普遍认为我国并未规定举证期限。总的说来，我国允许当事人在一审、二审和再审中都可提出证据，也无相应的证据失效（失权）制度，所以认为我国举证制度采取证据随时提出主义当无疑义。这种作法在司法实践中至少存在三个弊端：一是难以质证从而影响证据的真实性，二是证据采取突袭性，违背了诉讼的公正性，三是造成诉讼拖延，影响诉讼的效率。现在的民事审判方式改革中，许多地方摈弃了以往冗长的庭前审理程序，推行“一步到庭”、“直接开庭”，这对审判人员先入为主、主观臆断的确是一种纠正，但由于相关的程序运作限制了当事人在审前平等充分地进行举证，对方的证据在审前几乎不能获悉，从而为当事人在庭审中搞突袭提供了机会，这不能不说是陷入了另一个误区。因此，作为举证时限制度的配套改革--庭前证据交换制度--也成为必要。

相对于民事诉讼法来说，其它程序法中的举证时限制度还有许多值得借鉴的地方。今年3月开始实施的《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一条规定，“被告在二审过程中向法庭提交在一审过程中没有提交的证据，不能作为二审法院撤销或者变更一审裁判的证据。”第二十六条规定：“被告应当在收到状副本之日起十日内提交答辩状，并提供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的证据、依据；被告不提供或者无正当理由逾期提供的，应当认定该具体行政行为没有证据、依据。”说明行政诉讼法原则上把举证时限定在一审结束前，而刚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则更进一步，把举证时限定在了一审开庭前。该法第八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应当开庭审理前完成举证。当事人完成举证并向海事法院出具完成举证说明书后，可以申请查阅有关船舶碰撞的事实证据材料。”第八十五条规定：“当事人不能其在《海事事故调查表》中的陈述和已经完成的举证，但有新的证据，并有充分的理由说明该证据不能在举证期间内提交的除外。”可见，行政诉讼法和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对举证时限的规定已走在了民事诉讼法的前面。

三、我国举证时限制度的构想

（一）关于举证时限的临界点问题

所谓临界点，即举证时限的起止点或时间界标。关于举证时限的临界点的实质分歧在于：有人认为应把临界点定在一审辩论终结前；有人认为应把把临界点定在一审开庭前。我们认为，关于举证时限的临界点问题不能孤立地讨论，而应放在整个民事诉讼过程中研究：如果把举证时限的临界点定在一审辩论终结前，就意味着允许当事人在开庭后提出新证据，同时限制当事人在终局裁判作出之后以新证据判决，那么现在的二审程序和再审程序都存在改革的必要。如果把举证时限的临界点定在一审开庭前，就意味着必须在审前准备程序中冻结双方的争执点，一次性解决证据的集中问题，那么审前程序的证据开示制度就成为配套改革的重点。我们注意到，有的学者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了动摇，表明在这二者之间的矛盾与艰难选择。我们认为，民事审判方式的改革是以法官中立、加强当事人的对抗性为突破口的，因此强调庭审中双方当事人的平等抗辩。由于过去的证据随时提出主义往往导致“突然袭击”，破坏这种平等性，因此庭审中新证据的提出应当受到限制，而且庭审的集中化要求证据的集中化，所以从程序安定与诉讼公正的高度来看，把举证时限的界标定在一审开庭前应当是证据制度立法的最终选择。

(二)关于审前程序的完善问题

设置有效举证时限的目的，是促使当事人尽早提供证据，而在此过程中的程序保障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纵观国外关于举证时限的有关规定都与审前程序紧密相连，即在完备的审前程序中规定证据的展示制度，在开庭前解决证据的集中问题。而在我国的诉讼法学界一直存在一种误解，认为审前程序无足轻重，特别在新民诉颁布后更是弱化了审前程序的功能。我们认为设置举证时限必须有配套的审前程序加以保障，诉答程序和庭前证据交换制度是值得考虑的选择。民诉法应第113条规定被告必须在法定期间提交答辩状，以便原告了解被告提出的证据，组织有效的抗辩。而庭前证据交换制度则是根据国外的立法先例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提出来的，目前在广东上海及青岛正进行试点。但问题是在现行民事诉讼法还有效的情况下，在法院规则中规定证据交换甚至举证时限这样重大的制度是否妥当，我们认为要解决根本的问题只能通过修改民事诉讼法或制定证据法来进行。

（三）关于举证时限的例外问题

程序的不可逆性是一个基本的原则，但也不能把它绝对化。时限制度设置一定要考虑影响证据提出的原因，避免失权的绝对化。在现实中也确实存在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举证不能，如不可抗力和其他条件限制。例如美国，也并非以一刀切的方式规定任何证据超过举证时限的皆不予接受，而是有诸多例外[16]，值得借鉴。我们认为，在当事人非因恶意而举证不能时，不能一味排除逾期提出的证据，而应给予适当的补救。一则法院在涉及专门知识和借助专门技术手段才能收集证据时给予当事人帮助，可以由法院依职权调取证据；二则在当事人有正当理由需要延长举证期间时予以酌情放宽限制，可以适当延长举证期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76条虽然对例外情况作了类似规定，但其不明确性却导致实践中当事人以此为依据多次申请延期，拖延诉讼。因此，法律应对举证时限的例外情况作出明确的规定，防止当事人滥用。

（四）举证时限与当事人的举证能力

把举证时限定在一审开庭之前对当事人举证能力的要求是很高的，如何保证在有限的时间里收集的证据的质量成为一种隐忧。如果没有一种正当有效的途径和手段来保证当事人收集到涉及案件的有关证据资料和信息，那么当事人再有主动性、积极性也无法及时举证，做到充分准备的。在这种情况下进行审理活动，反而造成诉讼的不公正和拖延，有悖于设立举证时限制度的初衷。我们认为，在对当事人举证行为严格规制的同时，应当赋予其相应的权利，为当事人调查证据以一定的程序保障和手段支持，给予更多的自由和便利。如在庭审前，在法官的主持下，一方当事人可以向另一方当事人就案件的有关事项进行询问，其询问笔录作为一种证据；对询问笔录后仍存在的问题，可以采用质问书的形式再针对性地调查；认为有必要要求对方当事人提交证据或传唤证人的，可以向法院提出书面申请；并且可以申请法院对有关书证、物证、视听资料以及某人的身体、精神状态和场所进行鉴定和勘验。另外，考虑目前律师的活动受到过多的限制，所以律师的调查取证权亟待扩大。

篇3

政工师必须具有坚定的政治立场，坚决拥护和执行党的方针路线政策，并且也要在实际工作中不断的丰富自身的理论文化知识，用具体的丰富的理论知识来感染影响员工，来教育引导员工形成正确的思想认识。

（二）思想政治素质

政工师要具备高度的政治敏感性以及坚强的政治责任感，必须能够在重大问题上保持清醒的头脑。第二，则是实事求是，政工师在工作的过程中，需要对所有的员工要保持平等对待，要实事求是的处理所遇到的各种情况与问题。第三，则需要以身作则，政工师一定要严于律己、真诚待人，关心与帮助员工解决所面临的困难，用自己良好的品行和实际行动来感化员工，并以此来增强企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共同的为企业的发展而努力做贡献。

二、加强企业政工师思想政治理论学习的路径与方法

（一）加强政工师的思想政治理论学习

要提高企业中政工师的政治素养与思想政治理论水平，就必须高度的重视思想政治理论知识的学习与掌握，只有熟练掌握思想政治理论的相关知识。才能更好的在企业员工中开展自己的工作。才能为思想政治工作的顺利开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二）培养优良的思想道德修养

要做一个优秀的企业政工师，除了其自身要具备的政治素养与思想政治理论水平之外，还必须重视培养优良的思想道德修养。政工师必须要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其中更要做到以德服人，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对员工起到指导与教育作用。政工师必须要保持良好的工作态度和生活作风，随时的深刻反省自己在日常工作生活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并且做到严以律己，通过不断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来为同事和员工树立榜样。

（三）重视实践锻炼

政工师的工作能力与实践才能都是在实际工作中锻炼出来的。通过实践锻炼，能够有效的增强企业政工师的社会责任感并且提高他们的思想政治觉悟，同时使他们在实践生活中增长才干，而且这还对加强他们的思想政治理论学习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在实践工作的过程中，企业政工师还能够了解当前的国情形势，了解社会现实存在的复杂性，明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艰巨性。通过增强历史责任感与时代紧迫感，海能促使政工师更好的开展日常工作，为企业的发展和整个社会进步作出更大的贡献。

（四）自我反思，与时俱进

企业的政工师对于自己的工作生活情况，应该及时的进行自我反思，自我检查与自我解剖。时刻的联系思想政治理论实际，对于发现的工作中所存在的各种问题，应当虚心的听取他人的意见和建议，并以此来不断的完善和提高自己的思想政治理论水平。同时在实际工作生活中，要虚心学习以博采众家之长，并根据自己所面临的新情况与问题来采取新的措施，真正的做到与时俱进，以更好的适应政工师所面临各种实际工作，提高思想政治理论水平。

篇4

议论文都提出要证明的观点，这就是通常说的论题。从形式逻辑学来看，论题，是被证明的判断，也叫论断、论点。从总体来看，多数议论文的论题都出现在文章开头部分，出现方式，多种多样。

有的议论文，开门见山亮出论题。冯骥才的《警惕自我糟蹋文化》（2010年9月14日《人民日报》），在文章开头，干净利落地摆出了论题：一种文化上的自我糟蹋的现象不能不使人忧虑。这种方式出现论题，明快、醒目。

有的议论文，通过名言警句引出论题。高深的《对探路者适当宽容》（2012年7月14日《人民日报》），文章开头部分引用了晏子的话语：“任人之长，不强其短，任人之工，不强其拙。”从中自然引出了文章论题：对探路者要适当宽容。这种方式出现论题，其根基，有哲理，有文采。

有的议论文，通过事实导出论题。路勇的《出书应有底线》（2010年6月29日《人民日报》），通过客观事实自然导出论题。文章写道：“今天，出版市场是空前繁荣了，出书是空前的方便了，但是能够留之后世的‘大书’却少了，感情苍白，面目可憎，无思想无洞见的垃圾作品越来越多。”从上述事实，文章自然导出论题：出书也是该有底线的。这种方式出现论题，有事实根据，有现实依托。

论题提出之后，要进行证明，要证明，必须有根据，证明论题的根据，叫论据。为了证明论题，常常要摆事实，说理由，打比方，这样一来，就有了习惯上所说的事实论据、理由论据和比喻论据。

通过摆事实证明论题，其论证的根据，习惯上叫事实论据。艾斐的《文化有什么“用”》（2012年6月1日《人民日报》），为了证明文化之用用于有重大作用的精神建构的论题，用、大庆创业、航天人对飞天梦的不断追索、汶川人在地震后的坚韧重生无不是精神力量在起重要作用的事实予以论证。其论据，习惯上叫事实论据。

通过讲理由证明论题，其论证的根据，习惯上叫理由论据。高深的《对探路者适当宽容》的论题是对探路者要适当宽容。为了证明这一论题，文章写道：“既然‘人无完人’，那么用人，就少不了宽容这一条。”文章用上述理由论证了对探路者要适当宽容的论题，其论据，习惯上叫理由论据。

通过打比方证明论题，其论证的根据，习惯上叫比喻论据。周奉真的《接地气才有生气》（2012年6月18日《人民日报》），为了论证“干部要深入群众”这一论题用了比喻论据“源浚者流长，根深者叶茂”，其论据，习惯上叫比喻论据。

有了证明论题的根据――论据，还要自觉地理解论据与论题的逻辑联系方式，即用什么推理方法来证明论题。由于用了不同的推理方法，因而有了不同的论证方法。常运用的论证方法有归纳论证、演绎论证、类比论证等。

列举一个个事实，然后进行归纳，概括出一般道理，用这种推理方法证明论题，叫归纳论证。柳斌杰的《灾难也是大学校》（2008年6月5日《人民日报》），通篇是归纳论证。论题是灾难也是大学校。论题提出后，列举出“5・12”大地震后的一个个具体事实：党学会了临危不惧，快速决策；政府学会了科学应急，果断指挥；军队学会了非战争使命的快速反应；人民学会了关爱他人，热爱生命……最后得出归纳推理结论：灾难变成了大学校。以此论证了论题。

从一般道理推出个别事实，用这种推理方法证明论题，叫演绎论证。高深的《对探路者适当宽容》为了论证论题对探路者要适当宽容，不少地方用了演绎论证，如用了“人至察则无徒”的古训。其演绎推理式可以书写为：“人至察则无徒（人过分挑剔别人，要成为孤家寡人）”；不要“无徒”，因此，不要“人至察”。其推理结论与论题相一致，因此，论题获得论证。

从事物的相同、相似之处推出它们在别的地方也有相同、相似之处，用这种推理方法论证论题，叫类比论证。隋星的《接好“地气”才能更有“底气”》（2011年3月8日《人民日报》）引用了同志用种子比做党员干部的比喻。其类比思路是：党员干部与种子有相似之处，种子依靠土地，党员干部依靠群众，依靠基层，于是推出新的认识：种子遇到土地就扎根、开花，党员干部也会像种子那样，在人民群众中扎根、开花，即留得住，创建事业。以此，论证了要论证的论题：党员干部下基层要留得住。

由此可见，论证，就要提出论证的观点――论题，然后用论证的根据――论据，通过不同的论证方法，对论题进行证明。这就是论证，议论文的基本表现形式。

议论文的基本表现形式是论证，论证什么？论证道理，就是用各种推理获得的新判断证明要证明的判断，也就是用各种推理获得的已知道理证明要证明的道理。这就是议论文表现的基本内容。

那么什么是道理呢？道理是事物的本质和规律。

什么是本质？本质是事物的基本属性，或事物的主要性质。如人有种种性质，人能说话，能思维，能用生产工具从事劳动活动，能团结互助，能尊老爱幼，等等，其中人能说话，能思维，能用生产工具从事劳动活动，为人的基本属性，或人的主要性质。由此，构成了人的本质。在日常生活中，人们经常抓住事物的本质与他人进行交流。如，李明品德好、学习好、身体好，是好学生。

什么是规律？规律是现象间的必然联系。必然联系，同类事物普遍具有的联系，即现象间的普遍联系。列宁说：“必然性=‘存在的一般性’（存在中的普遍性）。”（《列宁全集》第38卷，291页）如，摩擦生热。摩擦是一个现象，生热又是一个现象，两者存在着机械能转化为热能的必然联系。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揭示事物的规律。如，勤奋学习，推动学习成绩提高。

所有的议论文都提出论题，有的议论文没有直接提出论题，但在论证过程中可以看出论题，否则，就成为无的放矢的滥议论了。论题，通常都具有本质性意义或规律性意义，因此，具有道理意义。论题提出之后，要进行证明，其实是通过不同推理方法来证明论题，而推理本身都具有本质性意义或规律性意义，因而具有道理意义。

朱晓驰的《细节为何决定成败》（2012年7月25日《人民日报》）的论题是：细节决定事业成败。这一论题本身揭示了是否注重细节与决定事业成败的内在联系，这具有规律性意义，因而具有道理意义。接着文章运用各种推理对这一道理进行论证。文章运用了归纳推理：日本汽车企业把精细化理念贯彻到生产经营中去，取得巨大成功。我国的海尔公司大力倡导“抓细节，无缺陷”的生产经营理念，成为家电制造巨头。可见注重细节，是形成核心竞争力的有效途径。文章运用了演绎推理：引用了老子的话语：“天下大事必做于细。”其演绎推理式可以书写如下：必须从细小的事情做起，才能成就大事业；要成就大事业，因此，必须从细小的事情做起。这是一个必要条件假言推理肯定后件式，演绎推理的一种。文章运用了类比推理：引用了荀子的话语：“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河。”事物的细节，与小步、细流是不同的，但有相似之处：都是细小的东西；它们还应有相似之处：既然小步能至千里，细流能成江河，因此，重视细节也就应该成就大事业。这些推理的结论与论题相一致，因此，论题获得证明。这些推理本身都具有规律性意义，因而具有道理意义。

篇5

同时发行A股、B股的公司，除了要按照我国会计准则标准编制财务报告并经境内审计师审计外，同时要提供按国际会计准则标准编制并经国际审计师（以下称境外审计师）审计的财务报告。当一个公司的财务报告由不同的审计师进行审计并审计报告，的审计意见相同还是不同？又是什么因素影响审计师发表相同或不同的审计意见？对这个问题的分析和讨论有利于加深对审计国际化影响因素的理解。

一、审计意见差异：一个分析框架

审计意见是审计师运用审计准则对被审计单位财务报告的客观、公允程度进行判断所做出的结论，审计意见是审计质量的外在表现，审计质量是审计意见的内在实质，影响审计质量的因素即影响审计意见。根据DeAnglo（1981）对审计质量的定义：审计质量是审计师发现并报告公司舞弊的联合概率。发现客户违背会计准则的概率取决于审计师的专业技术能力、运用的审计程序和样本的选择等，报告客户的违规取决于审计师相对客户的独立性。我们可以把影响审计意见（审计质量）形成的因素分为两大类：（1）技术性因素。主要指审计准则、会计准则等技术性规范和审计师的专业技术水平，它可以通过培训、制定审计准则等措施予以解决，也可以在全球范围进行协调和统一；（2）非技术性因素。主要指证券市场监管制度安排，监管制度的安排会影响审计师独立性从而影响审计意见的出具。

审计师根据公司对会计准则的遵循程度和审计准则的要求出具相应的审计意见。我们可以合理预期在遵循相同审计准则的情况下，如果基于不同的会计准则，审计意见可能不同，反之亦是。在审计准则、会计准则一致时，如果由不同的审计师进行审计，在审计过程中，需要运用审计技术和审计程序对信息质量进行鉴别，在审计师专业技术能力存在质的差异时，审计师在主观上会对同一公司财务报告信息质量做出不同的判断，出具不同的审计意见。但是如果审计师的专业技术能力不存在质的差异的情况下，那么影响审计意见的因素就体现为审计师的独立性，即是证券市场监管制度的安排。

Kida（1980）指出，审计师明显有能力辨别出接近财务困境的公司，但受到客户关系的影响而不会按照预测结果对客户公司的持续经营问题发表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审计意见是会计信息使用者判断公司提供的会计信息质量是否客观公允的标准之一，如果审计师对公司出具了非标准无保留意见，投资者等信息用户将会对公司的劣质信息做出反应，对公司不利，所以公司重视审计师所出具的审计意见类型。但是公司同时也是审计师的衣食父母，如果审计师出具了公司不乐意接受的客观的审计意见就有可能失去客户，但顺从公司意愿出具不客观的审计意见，就可能因诉讼而发生赔偿。根据理性经济人假设，审计师的行为有逐利性，是否出具应该出具的审计意见，在于公司对审计师的贿赂收益与预期因诉讼赔偿和丢失客户的损失之间的大小，贿赂收益主要由公司决定，因诉讼赔偿产生的损失由证券市场监管制度安排决定。丢失客户的损失由审计师的声誉机制决定。

二、案例介绍

1．公司财务状况和持续经营能力。

A公司创建于1985年，是一家同时发行A股和B股的上市公司。近两年公司的主要财务指标显示，公司的财务状况严重恶化。按我国会计准则计算，2001年的净利润为－22.5亿元（-20.1亿元），每股净资产为－4.14元（-4.16元），净资产收益率为-399.10%（-366.09%）；2002年，尽管盈利657.5万元（819.1亿元），但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是亏损3477.1万元，每股净资产为－4.16元（-4.14元），净资产收益率也仅只有1.28%（1.64%）。采用Altman（1968）“Z”计分判定模型对该公司持续经营能力（破产危机）进行预测，2001年Z值为－23.78（－23.18），2002年Z值为－8.76（－7.41），根据判定标准Z值小于1.81，则企业存在很大破产风险，说明A公司陷入财务困境，持续经营能力值得怀疑。

2．审计师审计意见和公司对持续经营问题的说明。

2001年境内审计师、境外审计师都在审计报告中披露了A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问题，二者一致认为A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值得怀疑，但具体出具何种审计意见上存在分歧（境内审计师出具的是带说明段的无保留意见，境外为拒绝表示意见）；2002年，境外审计师，仍然就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出具了保留意见，而境内审计师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二者在是否需要披露持续经营问题上存在分歧。

2001年公司董事会报告称，公司董事会同意M会计师事务所和香港N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公司董事会认为，2001年度公司巨额亏损主要是由于当年根据新的会计准则计提了大量的坏帐及减值准备金所致。因第一大股东和T公司对本公司资产重组工作的推进做出了承诺，特别是T公司于2002年3月正式购买本公司部分股权已成为本公司第一大股东。鉴于这些原因，公司董事会认为本公司实际重组工作已于期后全面展开，相信通过各方的积极努力本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将有望在2002年度得以恢复。

2002年，针对境外审计师出具的保留意见，公司董事会报告也认为，由于2002年公司的债务重组工作尚未完成，还存在着巨额的债务风险，注册会计师在审计报告中对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提出了质疑，并出具了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同意香港N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B股审计报告。对此，公司董事会认为，自公司的最大债权人T公司2002年3月正式加入本公司后，债务重组工作取得了较大的进展。根据相关协议T公司将短期借款及其相关利息转为长期借款，随着债务重组的不断进行，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将得到提高。

从董事会的说明可以看出，A公司持续经营问题的解决依赖于与T公司的债务重组，但直到2002年底，债务重组尚未取得实质性进展，持续经营能力存在疑虑。

三、审计意见差异的剖析

1．技术层面因素与审计意见差异。

境外审计师是按照国际审计准则和国际会计准则出具审计意见，境内审计师是根据我国审计准则和会计准则所出具审计意见。要考虑技术层面是否是引起审计意见差异的主要原因，必须分析3个方面：（1）审计准则对持续经营审计的规定；（2）会计准则；（3）审计师的专业胜任能力。

我国审计准则制定的指导原则是国际化。目前正按照服务贸易总协定的要求，尽快建立健全有关法律体系，其中包括与国际惯例相协调的独立审计准则（李爽，2002）。国际会计师联合会的《国际审计准则公告第23号——持续经营》和我国《独立审计具体准则第17号——持续经营》的差异主要是：国际审计准则要求，一旦公司审计师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存在疑虑，就在审计意见中必须予以揭示，因此针对持续经营问题，国际审计准则规定的审计意见当中没有标准无保留的审计意见类型；而根据我国独立审计准则的规定，如果管理当局采取的改善计划能够消除注册会计师的疑虑且进行了充分披露，可以出具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在如何判定公司是否存在持续经营危机上，我国审计准则与国际审计准则尽管在表述上存在差异，但仔细分析我们发现，两者都是从财务、经营及其他3个方面来界定持续经营是否出现问题的。在A公司的问题上，我们依靠财务方面的特征，无论按照国际审计准则还是我国审计准则，A公司均属于审计师要对持续经营予以关注的对象。

那么会计准则的要求不同是否会导致审计判定差异呢？根据A公司的财务数据，我们可以看出IAS下的财务指标与我国企业会计准则下的财务指标相差不大，净利润尽管在绝对数上有一定差异，但相对数较小，而且没有改变净利润的符号，这说明会计准则的差异不会导致审计师出具不同的审计意见。

技术层面的另一重要方面是审计师的专业胜任能力，即境内外审计师是否能够判定公司存在持续经营危机。就2001年而言，境内外审计师都关注到公司的持续经营危机，并均在审计报告当中进行了披露，这说明境内外审计师在判定公司是否存在持续经营危机上不存在显著差异，两者的专业胜任能力至少在这方面是接近的。在2002年，由于董事会的说明中披露，同意境外审计师的就持续经营发表的保留意见，说明董事会自己承认了持续经营危机的存在，即使存在专业胜任能力差异，境内审计师也可以通过这个信息来调整自己的专业判断，所以，专业胜任能力不是产生意见差异的主要原因。

根据境内外审计师出具的审计意见并参照相应的审计准则，我们可以推断：（1）在2001年，境内审计师认为被审计单位存在对其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影响的情况，且管理当局没有相应的改善措施，或虽有改善措施，但这些措施不能够消除注册会计师对其持续经营能力的疑虑，不过被审计单位已在会计报表中进行充分披露；而境外审计师认为审计范围受到重要限制，审计人员无法获得必要的审计证据；（2）2002年，境内审计师认为被审计单位存在对其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影响的情况，但管理当局计划采取相应的改善措施，并且这些措施能够消除注册会计师的疑虑。被审计单位已经作了充分披露；境外审计师认为，会计报表附注披露不充分，被审计单位应该进行持续经营能力的评估，但管理当局予以拒绝，仅凭现有的证据与措施不能判断持续经营假设的合理性，按照持续经营假设编制的会计报表可能会误导投资者。

如果假定审计师是客观出具了审计意见，那么境内外审计师真正的分歧应该集中在按照持续经营假设编制财务报表的合理性，是否可能会误导投资者，公司是否对持续经营进行了充分披露和审计范围是否受到限制。这些在客观上对境内外审计师不会有差别，正如前面提到的在专业胜任能力相差不大时，境内外审计师对这种客观上一致的披露在主观上的认识也不会出现质的差异。因此，不是由于境内外审计师在公司持续经营状况的披露和审计范围受到限制上的看法不同而导致了审计意见差异。

2．非技术层面因素与审计意见差异。

对审计意见差异的另外一个解释是非技术层面因素，证券市场监管制度安排将影响到境内外审计师出具不同的审计意见。在分析框架中，我们提到，证券市场监管制度安排通过影响审计师的利益函数来影响审计意见的出具。理论上一个完善的证券市场监管制度安排应当能够促使审计市场质量的提高，具体表现为审计服务提供方——会计师事务所——愿意提供高质量的审计服务，审计服务的需求方——直接表现为上市公司——需要高质量的审计服务（刘峰等，2002）。一个高质量的审计市场，在于通过监管制度安排为审计师、上市公司建立一个利益函数，以引导审计师提供高质量的审计服务和上市公司需求高质量的审计服务。

审计师与公司意见不一致时，存在两种选择：一是坚持自己的观点，出具客观公正的审计意见；二是迎合公司的要求，出具审计意见。审计师如果应公司的要求出具审计意见，那么，公司为了获得审计师的“合作”，将可能支付额外的贿赂，事务所获得贿赂收益；但审计师未客观出具审计意见，可能被查处，查处后，审计师将被罚款、暂停执业或吊销执照，甚至追究刑事责任，造成事务所的直接损失，此外，如果审计师被查处，基于信誉受到影响，市场份额下降，还将导致间接损失。如果审计师坚持自己的观点，出具客观的审计意见，审计师将失去客户，审计师的正常收费（包括现在的和预期未来的审计收费的贴现值）就没有了，但声誉得到提高，增加事务所未来收益。

在我国证券市场上，注册会计师和事务所的法律风险，特别是民事赔偿责任近乎为零，声誉机制几乎不起作用（刘峰、许菲，2002；刘峰等，2002），DeFond,Wong和Li（2000）的实证分析也表明，审计师会失去一定的市场份额，因此我国独立审计准则的实行伴随了证券市场集中度的下降和上市公司对高质量审计的规避。这说明境内审计师在坚持己见出具审计意见，将面临市场份额下降。民事赔偿责任为零，声誉机制不起作用，使得事务所按照公司意见出具审计意见时，不但能够接受贿赂收益，而且面临损失的机会少。

我国针对上市公司的监管指标，就A股而言，如：配股条件、ST和PT以及退市机制，均以境内审计师的A股财务报告为准，即同时发行A、B股的上市公司，利益集中在A股财务报告上。基于这些利益所在，公司将愿意花费更大的代价贿赂境内审计师。所以境内审计师比境外审计师更倾向于接受贿赂，按公司意愿出具更轻微的审计意见。

在A公司问题上，技术性的差异不是导致审计意见差异的主要原因，那么这种非技术性的差异将可能是主要原因。在审计收费上我们得到一个旁证，一般来说，境外审计师的审计成本要高于境内审计师，境外审计师的审计收费按照国际标准收取，将高于境内审计师。但我们发现，在2001年，A公司分别向境内、外审计师支付33万元、27万元审计费用，2002年分别支付了33万元和23万元审计费用，连续2年境内审计师的收费均高于境外审计师，2002年居然高出10万元之巨，而恰好在2002年境内审计师为A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未对持续经营危机进行揭示。

四、若干启示和研究局限性

同时发行A股、B股的公司由境内外审计师进行审计，为分析不同审计师的行为特征提供了一个机会，尤其在A公司案例中，境内外审计师针对同一持续经营的不确定性事项出具不同的审计意见，消除了一些由于技术性规范差异所带来的影响。我们的分析发现，产生意见差异的主要原因是由于证券市场监管制度的安排，使同时发行A股、B股股票的公司的利益集中在A股财务报告上，使得公司更愿意贿赂A股审计师，现有的法律风险环境使得A股审计师有激励与公司合谋，出具公司期望的审计意见。

我国以国际审计准则为蓝本，不断制定和完善独立审计准则体系，这为提高审计质量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我们看到，改进上市公司审计质量除了不断完善技术性规范外，更为重要的是改革证券市场监管制度的安排，尽快建立审计师的声誉机制。

我们的研究是针对B股市场的境外审计师分析的，但境外审计师在A股市场上将可能改变其行为特征，其与境内审计师所面临的情况是一样的，境外审计师的决策期望效用值与境内审计师相同，正如刘峰、许菲（2002）指出，五大一定会根据中国的法律法规来调整其行为，从而达到相关当事人利益最大化的目的。

2001年12月，证监会了《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6号——A股公司实行补充审计的暂行规定》，要求上市公司需要融资的，必须聘请国际知名会计师事务所按国际会计准则进行补充审计。这里隐含了两个假设，一是国内技术规范和国内审计师的专业胜任能力可能导致审计低质量，二是国际审计师更具独立性。而我们的分析认为更多的应该考虑证券市场监管制度安排。

参考文献：

1．陈朝晖．论持续经营不确定性．会计研究，1999，（7）：15－22．

2．刘峰，许菲．风险导向型审计·法律风险·审计质量．会计研究，2002，（2）：21－27．

篇6

二、时政课堂应“动之以情，晓之以理”

初中学生的阶段性和特殊性对初中老师提出了新的要求，特别是思想政治老师，初中阶段是学生的心理和生理出现巨大变化的时期，在这期间学生性格和心理上的不稳定性和阶段性，对初中学生以后能否健康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根据初中学生的智力发育，政治教育一般遵循以理性知识为主，感性知识为辅的原则。在初中学生发育期的敏感时期和关键时期，老师更应注意和学生进行心和心的沟通，构建良好的师生关系，为以后的教学教育奠定良好基础。另外，老师要把时政教育的内容贯穿到课堂每一个环节中，潜移默化地对学生进行时政教育。初中生可能因为年纪的关系无法迅速准确地理解时政，教师作为传播者更应该详细地给学生分析、讲解，不能放松对他们的时政教育。学生不可能脱离社会而存在，应该鼓励学生主动关注时政内容，了解国家和国际上发生的大事，培养他们的爱国情怀和民族使命感。因为时政内容的理论性和多方面性，老师应有计划、有针对性地选择教育内容，选择适合学生感兴趣的话题作为切入点，提高学生学习主动性，以感性知识引入理性知识，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比如讲“邪神教”时，老师可以事件当中人物的年龄作为切入点，相近年龄可以引起学生兴趣，并对学生及时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激发学生的爱国情怀和正义感。并且引入一些民族政策，比如那些分裂祖国党内团结、破坏民族团结、破坏国家社会稳定的事件、无视他人生命安全的恶劣行径，是受到全社会的抨击和抵制的，也是学生义不容辞的责任。

三、充分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

学生是教学过程中的主体，素质教育要求在课堂中充分尊重学生主体地位，不能“反客为主”，把课堂交给学生，老师引导学生学习，怎样学习。教师就成了学生学习的帮助者，也为良好师生关系的建立提供了帮助，良好的师生关系提高了学生的学习成效。初中政治教学主要是思想传播和心灵的碰撞，更应该顺应潮流。怎样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呢?教师之前要有足够的时间完善教育方法，了解每一位学生，在合适的时候提出合适的问题，引导学生学习思考，养成自主学习的良好习惯。

四、及时捕捉热点，提高学生的兴趣

教师应该及时捕捉热点，引入社会上的热点，让学生身在学校却心系国家，培养学生的责任感和民族感。学生处于现代化社会，都有现代的印记。他们勇敢，表现欲望极强。因此，教师鼓励他们在课堂上评论和分析时事，强化他们的参与意识，激发他们对时政的兴趣，满足他们的表现欲望。比如：教师可以每星期专门拿出两节课开展一个讨论会，老师提出要讨论的话题，让学生自己收集资料，让每个学生都发表看法和意见。老师引人突出的有争议的话题，引导学生专门讨论、分析和总结。这样的教学方式会很好地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强化学生的参与意识，提高学生主动关心国家时事的积极性，提高爱国情怀，激发“主人翁”意识。在此过程中，既可以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锻炼其独立思考的能力，又可以宽善其知识结构，促进其全面发展。

篇7

二、问题

“刘秋海系列案”中行政案件的处理是包括当事人在内的各界关注最多的焦点所在，而行政案件中公安机关道路交通责任认定这一行政确认行为可否接受司法审查又是关涉一切问题的瓶颈。有关该问题的争论贯穿事件的终始，至今仍意见纷呈且意犹未尽。持肯定观点者主要从立法上的相互矛盾指陈问题，进而抱怨司法机关面对变动不居的现实缺乏应有的能动性和灵活性。其实，该意见背后蕴涵着对行政诉讼个性品质的深层曲解与误读。行政诉讼区别于其他诉讼模式的显著特征和内在机理在于其面临着如何调处行政权与司法权的紧张关系，进而实现二者良性互动的问题。为此，司法审查的焦点主要集中而且必须集中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当然，有关行政处罚也可适当触及合理性），并非通常理解的那种民事诉讼式的全面审查；持否定意见者则以为：既然原告方仅以公安机关扣车行为的合法性为标的提讼，法院也只能就此进行审查。况且，“公安机关的事故责任认定行为是否合法，不是其实施扣车行为的前提条件”。在现有法律框架下，该观点无疑有其一定的合理成份，但无法回避的致命弱点就是它狡黠地隐去了一个大写的前提：即，原告方是否具有行使诉权的自由选择空间。如果一方面限制甚至剥夺了原告对公安机关道路交通责任认定行为的诉权，另一方面又说原告只对扣车行为提讼，司法机关也爱莫能助。这显然同医院对一身无分文而又身患绝症的病人说“你有选择死亡的自由”一样荒唐无聊。不难想见，假如原告方有选择余地的话，其还会不会只对行政强制措施这样的前提性从行为提讼，而对与自己权益有更大杀伤力的责任认定熟视无睹。故此，问题不在于司法机关如何审查，而在于立法机关自始是否给司法机关配置了适当的审查权限。换言之，公安机关责任认定行为是否具有可诉性。我们知道，认定行为是行政确认的一种重要形式。这样，问题似乎又可合乎逻辑地拓展为对行政确认可诉性的检讨与分析.三、分析

行政确认是一学理概念，我国台湾地区一般将其纳入“观念行为”或“表明行为”的范畴进行研究（张载宇《行政法要论》［M］，台北，汉林出版社，1978·375）。在大陆，也有学者视其为—“准行政行为”，但行政法学界的通说常对其作如下表述：“行政确认是指行政主体依法对相对方既有的法律地位、法律关系或法律事实进行辨别，给予确定、认可、证明并予以宣告的具体行政行为。”（〗罗豪才《行政法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184）行政确认权是国家行政权的有机组成部分，行政确认行为是行政管理的有效方式和手段。行政主体通过确认特定的法律事实或法律关系是否存在，来达到确认或否认相对方法律地位和权利义务的行政目的。尽管行政确认不创设新的法律关系，但毕竟是严肃的法律行为，被确认对象一经法定行政主体的甄别和宣告，其状态就具有了不可抗拒的法律拘束力、确定力，除非法定机关依法定程序予以撤销。同时，行政确认本身并不直接处分相对方的权益，它一般只是为其他处分性行政行为的作出创造前提。所以，其只能间接地产生法律效果。行政确认这种“中性”或非处分性的特点，往往成为人们否定其作为行政救济对象的理由，如德国行政法理论就认为，“如果部分行为本身不完全具备最终影响时，它们作为一大程序的组成部分，不得单独引起昂贵的法律救济程序”（见《德国普通行政法》，［德］平特纳著，朱林译）。与此相左，我们认为，行政确认固然不具有直接处分性，但它直接确认了关涉相对人权利和义务的事实或法律关系，对其可诉性不能僵化地一概而论，作为一种有拘束力的具体行政行为，理应有条件地适用行政诉讼救济程序。理由如下：首先，行政确认有稳定法律关系，减少各种纠纷，保障社会安定秩序，维护行政管理相对人合法权益的重要作用。因而作为一种现代行政管理的科学模式被各国广泛应用于治安、民政、教育文卫、劳动、经济等诸多领域。但事实上，“政治哲学和权利学说历来面临一个不可回避的二律背反：权力是保障权利和自由必不可少的力量，但为了切实保障权利和自由又必须限制权力”。（程燎原、王人博：《赢得神圣——权利及其救济通论》［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186—187）在我国行政执法领域，由于行政确认缺乏有效的规制，权力支配者出于私欲的冲动，常常越过理性的樊篱而滑入恣意的空间，违法行政确认行为俯首皆拾并成为现实中的常态——如违法医疗事故鉴定，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权的滥用以及非法发放（或不发放）和评定（或不评定）学历证书等等。这种“法外现象”的大量存在，不仅影响了行政管理目标的实现，更重要的是严重侵噬着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故此，加强对行政确认权的监控势在必行。在权力制约的诸多方案中，“以权利制约权力”固然是一种最能体现权力最初来源以及充分昭示公民自身强大力量、激发其主体意识的有效制约模式，但因为“权利与权力不在同一天平上，不具有相同的权价，以权利制约权力，缺乏应有的力度，不具有可操作性。”（汪进元：《权利制约的理性思考与模式选择》［J］，武汉：法学评论，1998（1）。）从这个层面讲，以“权力制约权力”才是一条可行的策略，这大约是现代行政诉讼制度发生的现实基础——手无寸铁的公民，并不直接与庞大的行政权交锋，而是通过向法院，来达到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以及监督行政权之目的。故此，赋予利害关系人以诉权，仰仗司法机关的审查与监督，不仅合乎行政诉讼法的立法目的，而且是从根本上改善并可望杜绝违法行政确认发生的有效途径。其次，我国行政诉讼受案范围采用的是“列举+概括+排除”的混合式立法例。尽管行政确认未被明确纳入所列举的具体行政行为的范围，但也并没明文禁止。2000年3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简称《解释》），较之行政诉讼法，实质上以放宽原告资格标准的方式扩大了受案范围。《解释》第12条借用第三人的概念规定了利害关系人的原告资格，给行政确认的可诉性留下了一定的生存空间——与争议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人可依法对其提起行政诉讼。这里的“具体行政行为”当然涵盖了行政确认行为。其实，有关行政法规、规章、司法解释甚至在司法实务当中已经肯定或变相肯定了部分行政确认的可诉性。举例说明：例一，国务院1991年《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作为一项行政法规，并未对公安机关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行为的可诉性作任何否定性限制。至于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1992年的《关于处理道路交通事故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我们一直坚持认为，它无非是特定历史背景下的一个“怪胎”。其间向人们展示的司法

和行政联手，用“法”统辖社会时浓厚色彩是对法治原则和分权制衡民主理念的严重背离。故此，用观念考究，该文件实属无效。不过，既便在此通知中，也只是规定当事人仅就公安机关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行为不服，不得提讼，并未否认责任认定行为和行政处罚行为一并接受审查的可能性。例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7条规定，利害关系人对人民政府或者其主管部门有关土地、矿产、森林等资源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归属的处理决定不服，依法向人民法院的，人民法院应作为行政案件受理。这里所谓的“对所有权或使用权的处理”，究其实质是以裁决的形式表现出的行政确认行为。换言之，该条规定事实上是对行政确认可诉性的肯定回答。例三，倍受关注的“刘燕文诉北大案和田永诉北京科大案”，（两案中虽有许多理论问题值得探讨，但笔者认为，其中涉及至关重要的问题之一就是“证明”这一确认行为的可诉性。详见，程雁雷《论司法审查对大学自治的有限介入》，［J］，北京：行政法学研究，2000（2）和刘连泰《行政审判的能动性管窥：一个实证的分析》［J］，北京：行政法学研究，2000（3）。）争议的焦点是校方应不应该履行自己发放毕业证和学位证的义务。而毕业证、学位证的功能正在于对行政相对人的学识、水平、某一经历进行确认是典型的行政确认的凭证。上述两个案件的审理表明，实践已超越了理论研究局限并走在了前面。再次，将行政确认纳入受案范围，也是树立司法权威的迫切要求。随着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的逐步深入，一个价值多元化的社会格局初露端倪。而在“游戏规则”尚不健全的大背景下，不同利益间的冲突与碰撞不可避免地呈加剧趋势。于是，司法因在整合社会利益、吸纳不满情绪诸方面不可替代的地位与作用，受到人们前所未有的青睐。但是，司法在发挥改革“稳压器”的正面作用的同时，也滋生了大量腐败现象，致使公众的期望值与现实之间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司法公正成为“稀缺资源”。这样，人们又不得不着手对司法权进行严格的监督与控制，甚至于“个案监督”这一“法治畸儿”也将呼之欲出。但是长期以来却收效甚微，问题的症结在于我们往往忽视了司法自身恰恰也是改革的重点对象这一现实，没有意识到司法权威和司法公正也需要我们的精心培植与呵护，才能健康成长。既无财权，又无军权的弱小的司法在受到必要制约的前提下若没有足够的权力给养，势必萎缩为政治的婢女，其“正义的最后一道屏障”的美誉也永远只具符号意义——结果我们失去的就不仅仅是个案的公正！故此，我们必须跳出传统的思维怪圈，给司法一份应有的关爱。特别是立法机关应该给司法配置更多的权力资源。其中适时地扩大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就是极富意义的重要一端。

四、说明

篇8

文化市场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系中的一个十分重要而又特殊的市场。分析、研究文化市场的基本特征，对于文化市场的管理、发展、繁荣，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思考价值，而且具有重要的实践参考作用。本文结合笔者个人近年来文化市场管理工作的具体实践与理性思辨，对文化市场特征这一重要命题，发表几点拙见，以期引起关注与讨论。

一、文化市场的特殊性

文化市场的第一大特征，就是它的特殊性。

总所周知，所谓“市场”，是商品买卖的场所，是一定地区内商品或劳务等的供给和有支付能力需求之间的关系。按地区范围划分，有国际市场、国内市场；按商品种类划分，则有粮食市场、蔬菜市场、黄金市场等；按商品性质划分，又有金融市场、信息市场、技术市场、劳务市场等。从本质上考量，所有的市场都是社会分工的产物，与商品经济密切相关，也就是说，市场具有交换商品、交流信息、融通资金等重要作用。

而商品经济则是与“自然经济”相对应的经济形式，它是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活动都必须借助商品货币关系来进行的经济形式。人类社会的商品经济，大致经历了简单商品经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三大阶段。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特征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商品经济的发展，是社会主义不可逾越的阶段，它对于促进生产专业化、技术现代化、人民生活富裕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必要条件。

可见，我国文化市场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而文化市场的特殊性，又集中体现在文化商品的特殊性上面。

所谓“商品”，是指为交换而生产的劳动产品，它具有使用价值与价值两大要素。一般的商品，其使用价值与价值都是通过经济价值得以具体体现的，而文化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则通过经济价值与社会值得以具体体现。也就是说，文化商品具有经济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双重属性，是商品领域中的“交叉商品”或“边缘商品”。

因此，作为文化商品流通市场的文化市场，便具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双重性。也就是说，文化市场不能为了单纯盈利赚钱，而同时要注重人民文化素质的整体提升与和谐社会的总体构建。而这，正是文化市场特殊性之所在。

二、文化市场的复杂性

文化市场的特殊性，决定了文化市场的复杂性。因为涉及到精神领域与文化层面，所以文化市场便凸显出它自身复杂性特征。文化是一个内涵相当广泛的大概念，“所谓文化或文明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包括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人而获得的其他任何能力、习惯在内的一种综合体。”（泰勒：《原始文化》）文化是包括各种外显或内隐的行为模式，通过符号的运用使人们掌握并传承，构成了人类群体的显著成就。文化是历史上经过选择的价值体系，它既是人类活动的产物，又是限制人类进一步活动的因素。

文化市场的复杂性，集中体现在它的两面性：一方面，文化市场具有提供人们文化娱乐，审美愉悦、陶冶情操、美化心灵、完善人格等正面效用；另一方面，文化市场又存在着黄、赌、毒、网祸等负面效用。

面对此种复杂性，我们就要坚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支持健康有益的文化，努力改造落后文化，坚决抵制腐朽文化，使文化市场健康有序地发展，使全体人民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

三、文化市场的综合性

篇9

人事保证，或称职务保证或身元保证，乃指于雇佣关系或职务关系中，就可归责于受雇人之事由，致生损害于雇用人时，保证人应负损害赔偿责任之一种特殊保证契约。在信用问题日益受到人们关注且危机显著的情形下，人事能否用来保证以及通过“人事保证”方式所赋予的“信用”能给人们带来多大安全尚须实践检验。

一、比较法上的人事保证制度

比较法上，人事保证制度的规范类型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在立法上明确规范人事保证，主要有日本、瑞士以及我国台湾地区。另一种是以非典型契约形式存在，绝大多数国家属于此种类型。

按日本学者见解，身元保证分为三种。第一种保证人对于债权人（雇用人）保证被用人不违反其基于契约上之义务，谓之人的身元保证。此时保证人一方面对于债权人负与被用人同一之债务及责任，他方面对于债权人独立的负有使被用人不违反其义务之债务。被用人不服约束时负有劝导的义务，拐带潜逃时负有搜索之义务。第二种为于主债务人债务不履行及依契约或法律上之规定应负担之损害赔偿债务为保证，与将来之债之保证有同一性，谓之物的身元保证。第三种为损害担保契约，苟因被用人之行为使债权人蒙受损害，保证人即负填补之义务，其损害之发生不以被用人有过失为必要，保证人无检索抗辩权。具体的究属上述三种内之何种，为当事人意思解释问题，但以属于第二种为原则[1]（P948）。

瑞士债务法第492条第三项规定了人事保证的条件和定义；第503条第2项规定了人事保证制度债权人的义务范围；第510条第1项规定了人事保证合同的消灭；第512条规定了人事保证的期间。所谓职务保证，即保证人对于债权人，就债务人之身体、行及技能，保证勘任其职务，并就其因执行职务所生之损害，负担保责任；其性质属于将来债务之保证，系保证契约之一种；保证的范围，包括因受雇人不履行契约致使债权人所受之损害，以及受雇人执行职务时因故意或过失所加于债权人之损害，还包括受雇人侵占债权人财产或过失损害他人的，保证人均应负赔偿责任。而雇佣保证，则保证人不仅保证受雇人之身体、性行及技能，勘服所约定之劳务，即受雇人因疾病等亦应负有照顾或领回医疗之义务；此类契约通常见之于订立纯粹劳务雇佣契约时，保证人还应对受雇人本身事故承担担保责任[2].

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债编修订增订人事保证制度，其定义为“称人事保证者，谓当事人约定，一方于他方之受雇人将来因职务上之行为而应对他方为损害赔偿时，由其代负赔偿责任之契约”。另就人事保证之成立、人事保证之效力、人事保证之期间、人事保证之终止、人事保证之消灭、请求权之时效以及准用规定予以详细规整。

二、人事保证的性质

关于人事保证的性质，学理上主要有三种学说：第一，损害担保契约说。该说认为，人事保证契约具有独立性，因为即使雇用人与受雇人之间的雇佣契约无效，当受雇人具有侵害雇用人情事之时，雇用人仍得依据该损害担保契约向担保人请求赔偿[3]（P386）。第二，特殊保证说。该说认为，人事保证与一般保证在性质上皆具有从属性，只不过人事保证尚具有继续性、情义性与专属性等特性而已[4]（P151—161）。第三，区分说。该说认为，受雇人将来损害赔偿义务之保证，即属于特殊保证。若保证人仅于受雇人不履行其对雇用人因雇佣契约之违反所生之损害赔偿请求权，由其代负赔偿之责，则为将来债务之保证，盖保证债务是以受雇人将来发生损害赔偿义务为前提。担保雇用人不因而受损害，即属于损害担保契约。若约定受雇人加损害于雇用人时，保证人负填补损害之责，则已非保证契约，而为担保契约。此时保证债务之发生，并非以主债务之存在为前提，保证人是以契约担保雇用人不因雇用受雇人致生损害，此担保之结果不应发生而发生，保证人即负有填补雇用人损害之责[1]（P947）。

三、人事保证制度与相关制度的比较

1.人事保证与一般保证

人事保证与一般保证相比较，具有如下特性：

第一，继续性。一般保证多以一次发生的现存具体债务或可得确定债务为保证对象，而人事保证则多以将来继续发生之债务或者说以基于继续性之法律关系所发生的将来债务为保证对象；

第二，情义性。一般保证，保证人多由于经济上利害关系而承担保证，而在人事保证，保证人则多以情义关系而承担保证；

第三，专属性。一般保证所保护的债务无所谓的专属性，保证债务当然得由保证人之继承人继承，而人事保证则以保证人对于被保证人之信赖关系为基础，故原则上有专属性，除有特别约定或者特别情形外，保证人责任因保证人死亡而消灭，并不移传于继承人。但在保证人死亡前所发生之债务，则应由其继承人继承之；

第四，广泛性。一般保证，其被保证之主债务通常具有明确或可得确定之范围，保证人之责任得以预先知悉及确定，而人事保证，其被保证之主债务为受雇人将来因职务上之行为致雇用人遭受损害时之赔偿责任，其范围广泛而不明确，其损害额甚至有远远超出保证人所得预料之范围，保证人之责任难以预先知悉及确定。

2.人事保证与损害担保契约

就其性质而言，损害担保契约与保证的区别在于其对于相对人所受损害或一定收益或其他结果，自己负赔偿或担保责任，而非就他人之债务负责。所担保之危险为债务不履行或应填补之收益。所担保为债务之履行时与保证颇相类似。然当事人之意思，非就他人债务之履行附从的负责，而是由债务人之债务分离，独立地负赔偿因其不履行所受之损害，则与保证有异。损害担保契约为片务无偿之契约。相对人对于担保人之危险承担，支付对价，则成立损害保险或其他类似之契约。而损害担保契约，不妨负有负担。损害担保契约为片务无偿此与赠与相同。然在后者，以增加相对人之财产为目的，而在前者则在危险之承担，即为积极或消极的损害之填补。损害赔偿契约为片务契约，惟担保承担人负有义务，而无促进所计划事业实行之权利。对于担保之承担，虽亦得约定事业之实行，然此已非纯粹之损害担保契约，而为无名契约。主要的一方面应依事业之种类，准用关于承揽或雇用之原则，他方而应准用于损害担保契约之原则[1]（P882—883）。

也有学者认为，损害担保契约为担保债务人一定事项之发生或不发生，若该事项不发生或发生时，即对于被担保人因此所生的损害负赔偿之责。若担保人是为第三人之利益而订立损害担保契约，且该第三人与被担保人亦订有契约，但担保人与被担保人之意思，并非在就该第三人债务之履行，负附从之责任，而是与该第三人之债务分离，由担保人独立地负赔偿之责。换言之，损害担保契约的性质为独立性[6].

有学者认为，保证契约必以主债务有效存在且尚未消灭为前提，而损害担保契约，则无所谓从属性之原则。此外，担保人虽系为第三人利益而订立损害担保契约，且该第三人与被担保亦订有契约，但担保人与被担保人之意思，并非在就该第三人债务之履行，负附从之责任；而系与该第三人之债务分离，由担保人独立地负赔偿之责。因此，被担保人与该第三人间之契约是否无效、被撤销、或经解除、终止等，又其无效是否因违背法律强行规定，或善良风俗所致，均与被担保人及担保人间所缔结之损害担保契约无关。担保人与被担保人之意思，系就被担保人因其与第三人之契约无效，而受损害时，由担保人负赔偿责任者，此项损害担保契约仍属有效。但若损害担保契约本身有违反强行规定或公序良俗情事者，应为无效[3]（P366—367）。

人事保证与损害担保契约，区分的关键在于是否为完全独立契约。如果属于完全独立契约则为损害担保契约，如果既有独立性又不失补充性之契约，则为人事保证契约。

3.人事保证与赔偿保证

赔偿保证尽管与人事保证在发生上具有相似性，但也存在根本的差别。因人事保证属于特殊保证，其具有独立性一面，而赔偿保证则不具有独立性。此外，人事保证人所承担的是赔偿责任，而赔偿保证义务人承担的为补充的履行责任。

四、人事保证制度的法典化

现实生活中人事保证合同的广泛存在、诚实保险又尚缺失，对人事保证予以法律规整十分必要①。除此，人事保证制度法典化理由，还包括法律规范明确化及法律统一化的意涵。至于法典化的方法，不仅在形式上对于习惯予以确认，且对于法律实质内容进行调整。因人事保证的法典化必将改变作为习惯法上人事保证制度的利益构造，最终若非法典化归于失败，即为民间习惯的势微。

注释：

①笔者认为，以法典为载体的各种价值，在法典的实践中可以真正地表达于社会生活中去，从而实现导引社会生活的作用，但其前提是该法典没有被规避，而不被规避的前提是要在社会生活现实与价值取向之间达到一种动态的平衡。

参考文献：

[1]史尚宽。债法各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

[2]蔡明收。论身份保证[J].中兴法学，1971，（2）。

篇10

二、转变课堂学习观念，合理安排新闻运用时间

(一)逐步开展主题教学，引导学生主动探索

学政治并不是闭门造车，也不是单纯学习理论知识，相对而言，政治应该是高于生活但同时与生活有极大的联系性的基础学科。在对政治课程的学习过程中，将具体的学习与生活巧妙地联系起来，不但有利于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还有利于将学生的思维从书本中脱离出来，逐渐将自身的视角从理论学习转移到社会生活中来。以近期比较火热的“青奥会”为例，“青奥会”本身与青少年的成长紧密相关，因此，与“青奥会”紧密相关的各类时事新闻均可以在课上以主题讨论会的形式来进行。但是在针对新闻话题展开分析之前，建议教师不要采用传统的教师挑选题，学生被动参与的方式，而应由学生根据时事的变化自行选择与课上内容讲解相关的话题作为材料。此种教学模式，将原本以如何应对答题的知识点固有化和模式化所带给学生的压力，从根本上进行了缓解，枯燥无味的教学开始因为学生的积极主动性而变得更具有趣味性。

(二)巧妙设计课堂内容，融入时事新闻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