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学论文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人口学论文，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二)家庭和父亲相关的人口学变量与高中生情绪智力的关系1．描述统计和分析本研究搜集的家庭和父亲相关的人口学变量的详细信息见表1。2．家庭和父亲相关的变量对高中生情绪智力影响的多元回归分析与家庭相关的人口学变量对高中生情绪智力影响的多元回归分析，即做出生次序、常同谁生活、家庭所在地和家庭经济状况的虚拟变量对高中生情绪智力的回归，得出的结果见表2和表3。从表2可见，出生次序、常同谁生活、家庭所在地和家庭经济状况整体可以解释高中生情绪智力2.3%的变化;方差分析的显著性显示，显著度＜0.05，表示回归模型整体解释变异达到显著水平，说明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具有显著的线性关系。从表2中B的估计值栏可以看出，在控制了其他变量之后前者与后者情绪智力的差异或变化值。比如，该列的第二个数据意指在控制了其他条件的情况下，家庭经济收入中等的高中生的情绪智力比中等以下的高2.316;而“老二＆独生”一行则解释为家中排行老二的学生，其情绪智力会比相同条件中的独生子女低3.491。其中，该列的第一个数据显示，在中等以下收入家庭，经常同爸爸妈妈一起居住，家在农村，且为独生子女的高中生的情绪智力平均是116.74。该回归模型的回归方程式可以表示。但是，从显著性一栏可以看出，只有“中等以上＆中等以下”“城市＆农村”“老二＆独生”3个虚拟变量的回归系数是显著的，表明该3个变量与因变量间存在显著的线性相关关系。同时Beta分布一栏显示，在10个虚拟变量中，对高中生情绪智力的贡献从大到小依次是“城市＆农村”“中等以上＆中等以下”“老二＆独生”“中等＆中等以下”“老大＆独生”“乡镇＆农村”“老四及以上＆独生”“其他＆爸爸妈妈”“老三＆独生”“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爸爸妈妈”。从整体上看，经常与高中生一起生活的家庭成员对高中生情绪智力的贡献最小。这说明，经常与高中生一起生活的家庭成员是谁，不管是不是父母，对高中生情绪智力的影响都不大;高中生家庭所在地和经济状况则相对重要，且对于非独生子女的家庭，学生的出生次序对其情绪智力的影响作用也不容忽视。父亲相关的变量对高中生情绪智力的多元回归分析，即做父亲的职业、年龄、学历及与父亲关系的虚拟变量对高中生情绪智力的回归，结果见表4和表5。从表4可见，父亲的职业、年龄、学历以及与父亲关系的虚拟变量的整体可以解释高中生情绪智力4.2%的变化。且方差分析的显著性显示，显著度＜0.01，表示回归模型整体解释变异达到显著水平，说明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具有显著的线性关系。该回归模型的回归方程式可以表示。回归结果显示，“46到55＆46岁以下”、“大专或大学及以上＆初中及以下”二个虚拟变量的回归系数是显著的，表明该两个变量与因变量间存在显著的线性相关关系。其中“高中或中专＆初中及以下”变量的显著性(0.067)接近显著。同时这11个虚拟变量对高中生情绪智力的贡献从大到小依次是:“大专或大学及以上＆初中及以下”“46到55＆46岁以下”“其他＆企业员工工人”“高中或中专＆初中及以下”“56及以上＆46岁以下”“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企业员工工人”“较好＆很好”“自由职业个体＆企业员工工人”“一般＆很好”“专业技术人员＆企业员工工人”“一般以下＆很好”。从整体来看，学生自我报告的与父亲关系状况对高中生情绪智力的贡献最小，其次是父亲的职业。这说明学生自我报告的与父亲关系状况对高中生情绪智力的影响最小，父亲的职业的也不太重要;而父亲的学历和年龄相对很重要。

二、讨论

(一)高中生的性别、学科、是否班干部、年级、民族与情绪智力根据t检验结果可知，高中生的性别、学科、是否班干部、年级、民族在情绪智力上的差异是没有统计学意义的。其性别差异的结果与王才康对高一高二以及刘成伟对高中生的研究结果一致。Harrigan等人认为情绪智力没有性别差异，Ro-othman和Kirsten研究亦表明，性别没有影响情绪智力。但是也有不同的研究结论，比如张秋艳等人的研究发现中学女生情绪智力非常显著地高于男生;杨建锋等人的研究结论恰好相反。国外Schutte等人的研究发现，中学女生情绪智力显著高于男生;Ghazali研究则发现，男孩情绪智力显著高于女孩。年级差异的研究结果与耿亮等人的研究一致。民族差异上的研究结果与宛蓉对贵州大学生的研究相一致。综合对上述数据指标的分析，本研究认为高中生的情绪智力与性别、学科、是否班干部、年级和民族的关系不大，甚至可以忽略不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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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洪亮吉人口学观念

从洪亮吉上书中我们可以看到洪亮吉是一个关心国家关心百姓疾苦的人，其上书的《极言时政启》中，不仅将朝廷中出现的弊端进行指出，还将社会中出现的一些恶性，百姓生活的疾苦等现象进行阐述，虽然洪亮吉的上书惹怒了嘉庆皇帝，但是我们还是要从洪亮吉上书事件中认识洪亮吉的人口学观念。从洪亮吉的《治平篇》、《生计篇》等政论中我们可以看出，洪亮吉将人口增长、人口过剩等问题进行明确的阐述，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措施。

1.人口增长速度过快。洪亮吉认为，人口增加的速度超过了经济生产速度，其中“……，其户口则视三十年前增加五倍焉,视六十年以前增加十倍焉,视百年数十年前不窗增二十倍焉”“，顷,宽然有余矣,以一人生三计之,至子之世而父子四人各娶妇即有八人,八人即不无佣作之助,是不下十人矣。以十人而居屋十间……，视高曾时口已不下五、六十倍,是高曾时为一户者至曾元时不分至十户不止”，这些洪亮吉的《治平篇》中都可以看到，这是洪亮吉眼中的人口增长速度。正是因为人口增长过快，超过了生产力的发展速度，所以在社会中出现了人口过剩的现象，“或者曰高曾之时隙地未尽辟,简崖未尽居也,然亦不过增一倍而止,或增三倍、五倍而止矣,而户口则增至十倍、二十倍”“，田与屋之数常处其不足,户与口之数常处其有余”等等，这些都是反映社会中人口增长速度过快的文字，从中我们也看到了当时社会中人口增长的速度。

2.人口过程导致社会问题出现。洪亮吉对社会中的危机现象等有很敏锐的察觉能力，根据洪亮吉的观察，江南地区的生产水平如果按照家庭人口的来算，一人得到大约四亩地，十口之家则需要四十亩地，而今天四十亩地的宽度和古代百亩地的宽度相当。洪亮吉将乾隆初期和末期的社会物价做了对比，在洪亮吉的《生计篇》中有记载：“指乾隆初期，吾祖若父之时米之以升计者,钱不过六七,布之以丈计者,钱不过三、四十。……有一人营力于外而衣食固已宽然矣。”乾隆时期社会人口的增长速度是，农民数量是以前的十倍，但是田地的数量并没有增加，商人的数量是以前的十倍，但是货物不增加，学生的数量是以前的十倍但是教授学业的馆舍数量并没有增加等等，这些是乾隆年间人口增长的速度，由于形成了通货膨胀导、生产力低下，生活水平低等，致社会生产中出现各种问题，无所事事，游手好闲的人数也增加至以前的十倍数量，遇到水灾、旱灾、疾病等情况是没有办法应对，这就是洪亮吉眼中的人口过剩引发的社会问题，这些问题都是值得思考和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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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描述性分析

1.1.1消费者的食物储存知识调查如表2所示，利用6个问题，考察了受访者的食物储存知识。受访者每答对1个问题得1分，如果答对3个及以上问题，则认为该消费者的食物储存知识“合格”。从调查结果看，受访者的食物储存知识的平均得分仅为1.86分(满分为6分)，合格率仅为28.6%。

1.1.2消费者的食物处理知识调查如表3所示，利用食物清洗、生肉解冻等4个问题，考察受访者的食物处理知识。受访者每答对1个问题得1分，如果答对了2个及以上问题，则认为该消费者的食物储存知识合格。调查结果表明，受访者的食物储存知识的平均得分仅为1.55分(满分为4分)，合格率为49.8%。

1.1.3厨房设施使用及维护知识调查如表4所示，利用冰箱使用、厨具清洁等6个问题，考察受访者的厨房设施使用及维护知识。受访者每答对1个问题得1分，如果答对3个及以上问题，则认为该消费者的厨房设施使用及维护知识合格。应该指出的是，在这6个问题之中包括2个多选题，对于这两个多选题，受访者只要选中其中的一个或多个正确答案，并且没有选择错误答案，则即被认为回答正确。本部分的调查结果表明，受访者的厨房设施使用及维护知识的合格率为50.8%，平均分为2.53(满分为6分)。

1.1.4个人卫生知识调查如表5所示，对个人卫生知识的考察主要包括手部的清洁等5个题项，其中包括2个多选题。受访者每答对1个问题得1分，如果答对3个及以上问题，则认为该受访者的个人卫生知识合格。应该指出的是，在这5个问题之中包括两个多选题，对于这2个多选题，受访者必须选出全部正确答案，并且没有选择错误答案，才被视为正确回答该问题，即得1分;其它情况下，则认为该题回答错误，不计分。分析结果表明，个人卫生知识部分的合格率仅为8.1%，平均得分为1.12分(满分5分)。

1.1.5食物中毒知识调查如表6所示，食物中毒知识共包括5个题目，主要考察了与家庭食物消费链关系较为密切的微生物中毒知识。受访者每答对1个问题得1分，如果答对3个及以上问题，则认为该受访者的食物中毒知识合格。应该指出的是，在这5个问题之中包括1个多选题，对于此题，受访者必须选出全部正确答案，并且没有选择错误答案，才视为正确回答该问题，即得1分;其它情况下，不得分。调查结果表明，食物中毒知识部分的合格率仅为6.2%，平均分为1.11分(满分5分)。

1.2统计检验

1.2.1家庭食品安全知识与人口学特征的关系食品安全知识共包括26个题项，受访者每答对1个问题得1分，如果总得分在13分及以上，则认为该受访者的家庭食品安全知识合格。表7可以看出，对家庭食品安全知识合格率和总得分具有显著影响的3个人口学特征是:性别、居住地、年收入。

1.2.2家庭食品安全知识薄弱的高风险消费群体的确定性别、居住地、年收入3个人口统计学变量对于消费者的家庭食品安全知识的掌握程度具有显著影响。我们利用以上3个人口学特征对受访样本进行交叉后可得到2*2*3=12组排列组合。在这12个组合中，有6个组别的样本数小于10，代表性较差，故不对其进行分析;其余6个组别的家庭食品安全知识得分及合格率情况参见表8。为了能够辨识出食品安全知识薄弱的高风险消费者组别，我们对得分进行了百分化处理，即将各组别家庭食品安全知识得分的平均值除于满分(26分)。从表8可以看出，全部6个组别的总得分均少于11分(满分26分)，说明我国消费者的家庭食品安全知识整体水平很低。其中，得分最低的3个组别是:(1)性别为男性、居住在农村、年收入在3万元以下的消费者;(2)性别为男性、居住在城市、年收入在3万元以下的消费者;(3)性别为女性、居住在农村、年收入在3万元以下的消费者。以上3个组别尤其需要被特别关注，在食品安全教育模式选择、渠道选择等方面，必须考虑这些重点人群的特征及渠道接触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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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在学校进行成人英语教学的几年中，发现由于学生基础差，又是在职学习，学习时间不多，口语底子相当薄弱。当今社会对英语口语的要求很高，为了让学生能学有所用，我在口语教学方面格外下功夫，总结出口语教学的一些心得，与大家共同探讨。

一、激发学生学习兴趣，让学生主动开口

在英语教学中，我们应激发学生对英语口语学习的积极性。被动的让学生学习英语口语往往是事倍功半，而底子薄的同学很容易产生放弃情绪，所以应根据具体情况经常变换教学内容和形式。

为了让学生较多使用英语，产生能用流利的英语讲话的欲望，我们向学生先传授一些非常有趣的短语、习惯用语等，这样既可以活跃课堂气氛，又可以为学生打好基础，使他们在不知不觉中学到知识。我们可以举出一些短语，如“Aluckydog”（幸运儿），“Loveme,lovemydog”（爱屋及乌），“Indeepwater”（在水深火热中），“Themonkmayrunaway,butthetemplecan’trunwithhim.”（跑了和尚跑不了庙），“Toputonairs”（摆架子），“Athornintheflesh”（眼中钉），“Tofishintroubledwaters”（浑水摸鱼）等，让学生根据学过的知识翻译过来，因为这些短语、习惯用语与日常生活比较贴近，所以课堂气氛马上高涨起来，学生的学习兴趣被激发了出来。但当我让学生用这里的词造句，尽量表达流利时，教室里顿时沉默下来。他们开口说英语的最大阻力就是他们自己的心理障碍，怕说错了人家笑话。等了好几分钟，也没有人敢自愿上台，为了打破僵局，我用“Thickchecksbringsuccess”（厚着两脸皮，处处占便宜）来鼓励学生，终于有位学生主动站起来，虽然讲的不很合语法，但紧张的气氛被打破了，课堂又恢复了轻松愉快。学生们这时一个接一个地说，真正做到了开口说话的突破，那么在以后的课堂上类似的锻炼逐渐多了起来。

二、营造活跃的课堂气氛

一些学生由于羞于开口，他们开口锻炼的机会就少得可怜。为了让这部分学生也开口说英语，我就经常给他们讲英语故事，用英语介绍时事政治，以培养他们的语感；或者在每堂课前安排几个学生各自用几分钟进行新闻汇报或讲笑话故事，并给他们打分。通过采取这样强硬的措施逼所有学生开口，无形之中他们说的机会就增多了，即使是以前很少抛头露面的学生经过几次这样的锻炼，以后也就不再怯场了。在课堂上的讨论话题应设计得巧妙，以让学生有话可讲，有事去讲。电影TheTitanic播映后，组织了讨论会，许多学生都发表了感慨。Whoisyourfavoritenovelist？（谁是你最喜欢的小说家），Whatisyourfavoritenovel（你最喜欢的小说是什么），Thefunofliving（潇洒人生），Aminuteonfun（开心一刻），Believeitornot（信不信由你），学生们对这些话题的讨论都很热烈。总之，永远保持一种新鲜感对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是很有必要的。

三、组织互助组，创造用英语说话的环境

我教的班级学生年龄的差距很大，有20岁左右的年轻人，也有40多岁的中年人，年龄的差异造成学生对于知识的接受方面快慢不一。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就让年轻的学生和年龄较大的学生、水平高的学生和水平低的学生互相帮助，结成互助组，让他们相互带动，共同提高。

根深蒂固的“母语”对于学习外语有一定的负作用，因此，我规定在课堂上学生和学生之间沟通只能用英语。一开始，学生很不适应，常常连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但时间一长，学生的口语水平就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也养成了用英语说话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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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学生口语辅导策略

（一）要熟悉评分、明确重点知识

在口语考试过程中，电脑一般会综合四个方面因素给学生口语进行打分，这四个因素分别是准确性、完整性、韵律性以及流利性。在这四个因素中，完整性所占的比例是70%，准确率是20%，剩下的是5%。进行单词评估时，如果学生在单词重音、辅音以及元音都准确无误时，可以拿到比较高的分数。口语不太流利，主要是学生在词汇、短语停顿时，只注意到句子中的实词和虚词，没有注意到首词。因此，不能准确地进行停顿。一般而言，停顿主要有连词后停顿、代词停顿以及副词停顿等等。因此教师要在准确性、完整性以及流利性上下工夫。

（二）全面普查，分层要求

在学习初期，教师要对学生的口语部分进行全面检查。在检查过程中，教师会有所发现，一些英语基础比较好的学生，他们自我感觉比较良好。在朗读短文以及话题时，一般都是课堂中临时进行，很多学生都缺乏流利性以及准确性，韵律性就很难达到了。这个时候，学生要使用自己已学的知识进行自我监控。想要实现监控应该满足两个前提：一、学生要重视语言的准确性，有避免语言错误出现的强烈欲望。二、学生要了解相关的语言规则。教师在进行教学过程中，就需要给一些自我感觉良好的学生施加一定的压力，教师明确提出教学要求。借助要求要激发学生学习积极性。学生通过自我的监控，纠正自己的错误。这样教师才会有更多时间去关注口语问题比较严重的学生，从而推动班级教学水平提高。

（三）创设情境，加强训练

从口语考试题型中看出，很多都是情景问答类型的。教师对学生教学过程中，要做到教学针对性，这才可以弥补应试不足问题出现。深入研究发现，学生缺乏的不是材料的准备，而是在面对情境时，不能准确地做出回答。学生在进行回答时，不论是选择了完整回答还是简略回答，一般都会使用到语块。语块之所以会被大量使用，最主要的原因是基于它的省力原则。使用语块可以直接影响学习者语言的流畅性，如果只是简单的依靠语法规则是远远不够的，这还注重对语块的学习和使用。在情境问题中，主要考察的是学生在语言交际过程中语言的使用灵活性。学生平时学习到的语块可以简单的被使用，而且还能够保障流畅性和准确性。语块的使用不仅是使用于简略的回答，完整回答也是需要的。举个例子，进行动作陈述时，在一个星期天的晚上，李华看了场电影，名字是《音乐之声》。他觉得这部电影很好看。第一，When andwhere did LiHua see the film The Sound of Music第二，What did he think of it？学生在进行问题回答时，需要明确这两个过去式的问题使用的句式，第一问题可以回答为He saw it at the Red StarCinema last Sunday，对第二个问题回答时，只能回答“He thought itwas wonderfu1不能简短的回答成wonderfu1。

（四）当堂抽查，现场指导

进入了总复习阶段，一般学习时间都比较紧张，学习任务也比较繁重。但是教师不能忽略了当堂抽查，现场指导教学环节。上课时，教师可以随机抽查三位学生，要求学生朗读某一个短文，学生的语音语调要正确，在读的过程中要注意连读、停顿、注意爆破音等等。节奏要紧凑、语速要自然流利。最好全班要进行情境问题训练，要求全班同学在认真的听，教师随机叫一位学生进行回答，然后教师点评学生的回答速度，看学生表达准确性。学生可以针对话题进行简述。进行朗读短文教学时，学生对文章背诵连贯性、完整性以及流利性都需要进行观察把握，从细节中查看变化。

三、使用图式理论方法推动阅读水平提高

阅读前要求学生要有充分的准备，要能够实现从上到下的内容图式激活。所谓激活就是对学生闹钟所学知识及结构的刺激。在实际阅读之前可以鼓励学生根据课本中的插图或者关键词来进行预测。学生应该高度重视这些关键词，要仔细研读掌握这些关键词并结合这些关键词来探讨文章的主题。在阅读过程中教师要引导学生对文章内容要进行深入理解，通过深化理解来提升学生的阅读技能。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必须要要求学生建立起相应的语篇图式。通过建立图式能够帮助学生更加准确迅速地掌握教材脉络，同时还能够增强学生的记忆力、推理能力以及理解能力。此外在阅读过程中还应该把新知识融入到学生原有的图式结构中，最终产生新的图式。在阅读完成之后教师应该向学生提供更加宽松的讨论范围，要允许学生进行争论，通过讨论来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在实际讨论过程中要逐步扩充和应用新的图式知识。为了让学生更加深刻地掌握图式知识，在阅读完成后还可以进行图式复述以及图式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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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124

在过去30年时间里，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是一个奇迹，中国也被称之为“赶超经济体”。改革初期，中国人均GDP只有100美元，是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之一。必须以快于其他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的增长速度来实现GDP增长，否则永远不可能赶超发达国家。目前我国已经超越日本50%，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中国将于2016年超过美国。中国与其他金砖国家相比，经济增长速度快很多。中国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转轨型国家，过去的高速经济增长是有目共睹的。只有根据国情，认清中国经济增长有别于其他国家的特殊原因，才能认识经济增长的规律，才能了解目前的减速是必然的。

一、中国经济减速与周期性失业

2012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降到了8%以下，但并未看到过去出现的担心。截止2012年9月，中国有1024万新增就业，超过全年计划数14%，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1%，与2011年持平，18个省市区提高最低工资平均涨幅19.4%。工资持续上涨意味着就业空间缩小，而用工荒、招工难仍是主旋律。以劳动单位提供的岗位数为分子，求职者为分母，2012年约为105%，与2011年持平。这说明岗位数多于求职人数。从经济学家观察就业的指标上看，就业没有出现周期性褪变。当然有些行业如出口行业状况不好，但其他行业又创造出新的就业岗位弥补。虽然出现了一些结构性失业、摩擦性失业现象，但这都是短期的，不是根本性问题。

造成中国经济减速的原因：一是中国迎来了刘易斯转折点；二是中国的人口红利已经消失。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认为，发展中国家以二元经济为基础，特点是能够提供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农业部门，能够实现经济增长中的劳动力无限供给。在整个经济增长过程中，劳动力不断涌现取决于是否有足够快的经济增长率足以创造多个劳动岗位，能够按照不变的工资水平支付劳动力。如果发展到某一阶段，用不变工资招不到工，要想招工必须提高工资时，刘易斯转折点就来临了。刘易斯转折点的核心不是劳动力短缺，而是劳动力没那么无限了。2004年是中国的刘易斯转折点。第二个因素是中国人口红利的消失。这两个因素注定中国劳动力不足状况已经发生，由此而产生的宏观经济波动与以往不同。将“十二五”规划的经济增长速度主动调到7%，2012年又放弃了8%的增长率，表明中央政府也意识到中国劳动力市场发生的根本性变化。

菲里普斯曲线与奥肯定律均表明经济增长与就业密切相关。经济增长速度快，就业岗位就多，失业率就低。经济增长速度慢，岗位数减少，失业率高。因此，将通货膨胀率替代经济增长与失业率做比较，表明：失业率高，通货膨胀率低；反之，失业率低，经济增长较快，通货膨胀率反而较高。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之间是反向关系。这就是著名的菲里普斯曲线。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奥肯提出的奥肯定律则直接以经济增长与失业率做比较。此处的失业概念仅指周期性失业。

一般意义上的失业概念分为自然失业与周期性失业两种。自然失业主要包括结构性失业与摩擦性失业。结构性失业是指劳动者与岗位不相匹配，需要对劳动者进行技术培训或实践训练而产生的失业。摩擦性失业是指雇主与劳动者之间还未签订劳动合同阶段中劳动者的失业状态。在中国特殊的国情下，周期性失业完全被农民工承担了。2009年春节前后，由于遭受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的实体经济特别是出口、外向型企业受到打击，农民工遭受了周期性失业、大规模返乡。反之，当经济恢复，特别是劳动力需求大幅度增加时，又反映出用工荒与就业难。

如果经济真正减速或者说是消极减速的话，就会导致周期性失业现象，如果没有导致周期性失业现象，证明经济减速可以接受，是自然、合理的。实际经济增速仍高于潜在增长率的经济减速是可以接受的。现实中2012年遇到的现象正是如此。2012年的增长目标是7.5%，“十二五”规划的经济增长率为7%，2011年为11%，大幅超过该指标。2012年潜在增长率是7.5%， “十二五”期间平均潜在增长率是7.2%，2012年实际经济增长率是7.7%，高于增长目标与该年的潜在增长率，同时高于“十二五”期间的平均潜在增长率。由此判断，我国不会出现周期性失业的现象。

二、经济增长的主要理论与实践

英国人口学家和政治经济学家马尔萨斯提出了“马尔萨斯增长”理论。认为人类经济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不增长。因为人们的生活稍有改善，就进行繁衍，人口的增长将创造的价值摊薄了。“马尔萨斯式增长”是一个贫困的陷阱，现今很难再见了。但在工业革命之前被称为马尔萨斯时代，经济增长不增长或增长得十分缓慢。

二是刘易斯转折点。经济学家们发现，这种经济增长既不同于马尔萨斯时代，也不同于新古典经济增长时代，在某种程度上不完全靠现代的科技推动，在二元经济结构背景下，有大量的、剩余的劳动力促进经济的增长。

三是是索罗时代，即新古典经济增长。认为经济增长依靠技术的创新与产业结构的转化、升级。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核心是资本报酬递减论，认为生产要素是等量回报的，投得多，收入就多。但如果在劳动力短缺的基础上不断投入资本，最终不会产生效率，报酬会不断递减。了解这三个阶段的经济增长理论，我们就可以较为系统地了解人类的经济增长史。

世界银行是第一个发现世界经济发展史上出现了所谓“东亚奇迹”的机构。“东亚奇迹”包括日本的发展。战后的日本曾经是一个贫穷的国家，但在短短的时间内，迅速成为富裕国家，日本是第一个奇迹的表现。日本之后，又有了“四小龙”，其经济增长速度、赶超速度均超越了日本。90年代中期后，东南亚五小虎甚至中国的沿海地区崛起，经济增长十分快。1993年，世界银行出了一本报告——《东亚奇迹》，吸引人们的目光去观察亚洲经济、东亚经济。在关注中，有些学者持怀疑态度，包括华人经济学家刘遵义在内做了很多研究，认为“东亚奇迹”主要靠投入，投入资本、劳动力，但是没有技术进步，也没有生产力的提高，是前苏联模式。世界银行出这个报告时，苏联已经解体。因此，很自然地就出现了这样的观点。很多经济学家通过经济模型、大量的计算来证明对亚洲经济怀疑的观点。最著名的是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麻省理工大学杰出校友、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保罗·克鲁格曼，他用流行的语言将学者们复杂的理论与公式写成文章，认为因缺乏技术进步，东亚模式是不可持续的，最终结果将与苏联一样。接下来两年后，东亚发生了金融危机，由此认为他预测了亚洲金融危机。笔者认为克鲁格曼的判断是错误的。这些国家虽发生金融危机，并未危害到国家经济的健康。四小龙仍是发达的、高收入的经济体。判断错误的原因是克鲁格曼虽然是凯恩斯主义的捍卫者，但按照新古典经济学观点与思路来分析问题。在新古典经济学家看来，资本报酬递减是天经地义的。西方国家发展初期，劳动力不是无限供给的，而是短缺的。在这样的视角下思考问题，容易忽略东亚的人口红利问题。东亚经济增长现象不是索罗能够解释的，是刘易斯才能解释的。如果克鲁格曼没有认识到东亚、中国有无限供给的劳动力这个问题，就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由于没有劳动力短缺的问题，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就不会出现资本报酬递减现象。而东亚经济体依靠人口红利、无限供给的劳动力、使劳动力大规模地从农业转向非农产业，实现经济较快、持续、长期的增长。

由此可见，人口红利可以决定是否有更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中国的经济增长就是来自人口红利。简单地说，我国的人口结构这些年发生了变化。目前，大体分为两类：一类是依赖型人群，年龄段为15岁以下和65以上。特点是只有消费能力，没有生产能力。第二类是劳动型人群，年龄段在15-65岁之间，是生产型人群，生产多于消费，扶养老人与孩子。2010年之前，中国的人口结构具有“食之者寡，生之者众”的生产性。15岁以下的少年儿童趋于减少，65岁的老年人口趋于增加，但速度不是特别快。增长得最快的是劳动人口。这种生产性表现在：由于劳动力增长非常快，数量不会成为经济增长的瓶颈。以劳动型人口为分母、依赖型人口为分子的人口抚养比一直在下降，就可以实现可持续生产与高储蓄率。这种人口结构对经济发展是非常有利的，是所谓的人口红利。整个经济增长的源泉中都可以看到人口红利。不能简单地将人口红利理解为劳动力数量和劳动力比重。过去30多年对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是资本的积累。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71%，资本投入与人口红利有直接的密切关系。首先，人口红利证明人口结构好，扶养比下降，有可能实现高储蓄、高积累，就有资本来投入。其次，有人口红利，劳动力供给是无限的，就打破了新古典增长理论中劳动力短缺的规律，资本报酬不会递减，国家投入资本就有产出，促进经济增长。

人口红利致使资本报酬不发生递减、扶养比下降、高投入高回报、包括技术进步、管理水平的提高、体制的改善、人的素质提高、资源效益的在内都可以提高生产率。计量经济模型一般分为两类，一类是技术进步，一类是资源配置优化。资源的配置更优化来自三大产业。农业中劳动力大量过剩，产值就会大大低于其他的部门，如果把这个部门的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其他生产率更高的部门，资源配置效率可以得到明显的提高。例如，在生产率的提高的全过程中，技术进步占一半比例，而劳动力配置效果在提高，即劳动力从农业转向非农产业部门贡献了另外一半。生产率提高也与人口红利相关。有了劳动力的转移，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每一种推动经济增长的源泉都与人口红利相关，而不仅仅是劳动力。很显然，如果人口结构变化，人口红利消失，不仅是劳动力供给受到影响，所有的经济增长源泉都将受到影响，经济增长速度就不可能那么快了。人口红利消失必然导致潜在增长速度的下降。

三、人口红利消失导致潜在生产力下降

2010年进行了第六次人口普察，这次普察的结果是劳动型人口绝对减少，即2010年达到顶峰，随后下降。扶养比从2010年开始上升，“十一五”与“十二五”的转折点，成为人口的转折点。就此，中国的人口红利消失了。这对我们的经济增长能力产生了影响。经济增长能力又称为潜在增长能力，或潜在产出能力。投资、劳动力的投入与劳动力的改善影响着经济增长能力。劳动型人口数绝对减少，劳动力的增长率显然是负的。投资的增长速度过去是平均16%，未来不可能保持这么高。未来平均增长速度是13%，期间还是递减的。投资下降，劳动力负增长，假设生产率的变化与过去保持一个趋势，那么，潜在增长率一定会下降。

未来投资增长要减速的假设是否有道理？中国劳动力开始出现短缺就越来越出现了新古典经济学中的特点——资本报酬递减现象。资本的边际扣除率无一例外也在下降。特别是这一两年，有更加严重的趋势。投资不再能带来那么高的回报了，按市场规律假设，投资增长速度减缓。当然，还有一种可能性会产生继续投资，即政府给予的补贴，廉价的或免费的资本。

1978-1995年，中国的经济潜在增长率是平均10.3%，1995-2005年平均是9.8%，“十一五”期间，是10.5%。2010年是一个转折点，劳动型年龄人口由正变负，人口扶养比由负变正，变化较大，潜在增长率下降。因此，预测出“十二五”期间经济增长率只有7.2%，“十三五”期间还会进一步下降，只有6.1%。这种减速是人口红利消失导致的潜在生产能力的变化，决定了潜在生产率是必然下降的。失业是趋势性、长期性的，不是周期性的。如何看待国际上对中国需求的减少而导致中国经济减速？笔者认为，从一定意义上说，国际上出现的这些不利于中国出口的现象是好事，中国的潜在生产率下降，而国际上如果还保持着强劲的对中国产品的支持，则中国经济将受到结构性的伤害。如果此时国际需求减少，反而对中国经济有利。

四、可持续发展是中国经济问题的关键

能否创造可持续增长，取决于中国经济发展方式是否转向内需。城镇化蕴含着浓厚的内需，笔者认为，此处的“内需”指的是消费需求，而地方政府会更多地理解为投资需求。针对经济增长减速，一些经济学家也提出了经济增长应以拉动内需为目的建议，当然大部分经济学家也认为此处的需求是投资需求。如果要走投资需求的道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恐怕要落空了。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城镇化要有房地产开发、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主要是投资需求的问题。这种说法获得支持的原因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经济学家提出来的以投资拉动需求的建议与政府以往推动经济增长的经验一拍即合。成功经验有西部开发、中部崛起、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等等，这些项目都创造了巨大的投资需求。第二，政府通过产业政策这个手段，达到了刺激投资需求。例如，确定了十大振兴产业、七大战略型新兴产业，可能还会根据新的情况来推行，认为这是政府可以做的，也是善于做的。第三，2009年，政府提出了4万亿一揽子的投资计划，也是在刺激投资需求。日本等一些其他国家也出现了用短期政策解决长期结构性问题的现象。第四，经济学家的建议、政府的认同与其他国家政府与经济学家的推动，导致中国采取人为地制造投资需求的手段来保持经济增长。国外一些投资经济学家、政治家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提出中国恐怕只能“硬着陆”的观点，建议中国出台一些刺激政策。虽然，中央政府很坚定地保持政策的稳定性，但地方政府仍有一些小分歧。这有可能会导致中国在经济上犯错误。当学者们进行中等收入陷阱的讨论时，问题不在于潜在增长率下降而使我们处在他们所提出的中等陷阱中，真正的危险在于当潜在增长率下降时，用人为的需求因素将实际经济增长率提高到潜在增长率之上。这个错误会导致经济的崩溃，长期陷入停滞不前，这才是真正的中等收入陷阱。

经验告诉我们，过度运用产业政策会导致产能过剩。政府鼓励的产业，其利用率低于平均水平，意味着产能过剩。产业政策中的产业都处于优先发展之列，轻工业、纺织业位于世界前列，钢铁、汽车、船舶、石油、化工、有色金属均是政府鼓励的产业，但鼓励的结果是产能过剩。由于政府的鼓励，给予相应的优惠政策、补贴，甚至资金投入，不考虑企业投资报酬的问题，因此企业无需考虑盈亏的问题，成为“大而不倒”的企业，宏观上也出现了产能过剩的问题。

鼓励西部和中部发展的区域政策，着力点放在刺激经济增长与投资上，导致中西部地区产业资本密集度大大高于沿海地区。按照经济规律，中西部地区应该是资本稀缺区域，而沿海地区人均收入高，资本密集度高。而现在中西部地区资本密集度比沿海地区还高，人均收入并未提高，偏离了比较优势，不可能实现可持续增长，还会导致一些常见的错误，如扭曲生产要素价格、导致通货膨胀等现象的发生，以日本为例，20世纪50年代日本的人口扶养比都在下降，处于人口红利时期，保持平均9.2%的经济增长速度，这是日本经济增长的黄金时代。70年代日本的人均扶养比降到了最低点，20年内未提高也未下降，稳定于此。而经济增长速度大幅减速，从9.2%降到3.8%，在此期间，日本经济学家们不愿意接受下降的现实，民间、产业界与政府达成了一致的共识——促进经济的增长。由此，日本成为凯恩斯主义与各种变形的凯恩斯主义的大试验场。试的结果就是泡沫经济、保护落后，造成僵尸企业。1990年，人口红利消失了，人口扶养比上升，泡沫破灭，自那以后，平均每年GDP增长速度为0.85%，日本在20年中是0.24%的增长速度，因为其通货膨胀率不到1个百分点，日本失去了20年，判断日本还会失去第三个10年。目前，日本仍然认为自己存在需求不足的问题，包括内需与外需，仍然采取大幅的宽松货币政策与财政刺激政策。笔者认为日本不能走出困境。

五、关于中国经济的建议

笔者认为，潜在的增长速度是不应当用人为制造出来的需求来拉动的。中国人口红利消失是中国经济减速的主要原因。所以，可以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方式，解决劳动力短缺的问题，提高潜在增长率。劳动力供给不足，自然要提高劳动生产率。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因素有三个。一是从定量角度上来说，定量资本是提高劳动者素质，二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三是提高劳动资本比率，即多用资本，少用劳动力。均能解决劳动力短缺、供给不足的问题。在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过程中，日本又提供了反面教材。1920年，日本出现刘易斯转折点。劳动力工资上涨，于是日本开始提高资本劳动，大量投入资本，以机器带动劳动力，刚开始很有效，但继续就使得机器投入太快，超越劳动力的承受能力，资本报酬下降，不可持续了。同时，日本保护落后，在人口红利消失后犯的所有的错误，都使全要素生产率没有提高。这是第一个失去的10年。1991-2000年间，日本在资本劳动率提高，人力资本虽然也做了贡献，但94%来自资本劳动力的提高。有了高储蓄，开始大量投资，推行区域鼓励政策，大量补贴，而要素生产力的贡献是-15%。可以理解其为什么失去了国际地位。

（一）户籍制度改革：提高劳动参与率

提高劳动参与率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目前，我国潜在增长率下降是由于劳动力供给不足、劳动年龄负增长造成的。即使出台鼓励生育的相关政策也不可能瞬间造就劳动力。劳动年龄人口既定的前提下，提高劳动参与率，让有工作能力的人能够充分工作，可以增加劳动力供给，提高劳动生产率。如果将劳动参与率每年提高一个百分点，可以提高潜在增长率0.88%。光靠延长退休年龄来提高劳动参与率是非常有限的，还要推行户籍制度改革。目前，1.6亿农民工进城实现了1.3%的城镇化率，而进城后由于没有城市户口，非农业户口人口比重是34.7%，户籍差别导致了不平等待遇，使他们成为周期性失业的唯一受害者。劳动力供给呈现不稳定、不充分的状态。户籍制度改革恰恰提高了农民工的劳动参与率与劳动供给。总的来说，户籍制度改革是一种立竿见影、一石三鸟的改革。

首先，稳定与增加了劳动力供给，劳动生产率就有了提高。第二，吸纳的劳动力从生产率低的部门转向生产率高的部门。过去已经呈现了这样的趋势，但因为待遇的差别与工资需求，转移的动力不足了。如果通过户籍制度改革这项公共政策，替代工资拉动效益，让农村劳动力继续转移出来，创造资源重新配置效应，将有利于提高生产率。第三，农民工转移更充分，就业增长就更快。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可以大幅提高消费需求，使经济增长更加平衡。

今后，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可以放缓，但产业结构调整速度应该加快，劳动者将从第二产业的劳动密集型转向第三产业的劳动密集型、第二产业的资本密集型和第三产业的技术密集型，这是今后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目前转到第二产业的劳动密集型所需要的大量劳动者与产业所要求的教育水平是不匹配的。需要加强对劳动者的培训，通过政府的宏观调控与鼓励政策提高劳动力的教育年限。重点放在鼓励更多的人完成高中教育，进一步扩大高等教育的招生规模。通过户籍制度改革，可以使劳动者的教育年限提高。

（二）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我们今天正处在从二元经济结构模式转向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式的转折期。一般认为，正是在淘汰旧知识、学习新知识的阶段，会出现中等收入陷阱。我们还未学会、还不善于做的就是如何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新古典经济学理论适应中国目前的国情了。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最常见的办法是技术进步。中国与发达国家有技术差距，也就具有“后发优势”，可以学习借鉴他人的先进经验。其次就是要充分发挥资源匹配效应。由于产业之间、行业之间有生产率差别，流动可以提高配置效率。重点是生产要素可以在一个行业中企业之间自由流动。没有效率的企业被淘汰，被有效率的企业所兼并，扩大规模，整体的效率就提高了。

目前，行业之间、企业之间生产要素流动的障碍是所有制歧视、国有企业的垄断、民营企业准入门槛高。部分企业获得补贴与特许经营后，未与其他企业处在同一起跑线上。笔者用3个30%的来自完全无关三个领域数据来说明问题。第一类数据来自美国，其生产率的提高有30%-50%来自部门之间、企业之间的消涨，有效率的企业扩大了规模，没效率的破产。第二类数据是在中国部门内、企业间有巨大的生产率差距，这种差距如果缩小到美国的水平就可以提高生产率30%-50%。第三类数据来自中国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生产率比较。在改革期间，国有企业的生产率表现只有非国有经济的30%。提高生产率的潜力主要取决于企业之间生产率差距是否可以缩小，能否创造出一个“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的环境，由于国有企业的垄断，这个潜力无法充分发挥。应该用改革的办法获得新的经济增长源泉，提高潜在生产力，而不是用人为拉动需求的老办法去超越潜在生产力。笔者认为，用改革的办法提高潜在生产率保持中国的经济增长，是符合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深化经济体制要求的。

国际上认为，中国是东亚经济的加强版。东亚经济在崛起的过程中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政府在经济中作用异常重要。东亚是唯一的最早实现经济赶超的地区，政府起到的作用是毋庸置疑。而政府认为自身可以做无所不能的经验会延续下去，当需要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时却无法意识到时，出路是什么呢？让政府多关注民生，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当公共服务成为政府的唯一职能与日常工作时，政府就没有精力跑步前进替企业拉赞助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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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蔡昉. 城市化与农民工的贡献——后危机时期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的思考[J].中国人口科学，2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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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利用任务型教学法推动高校英语口语教学

(一)利用任务型教学法调动学生学习英语的积极性。在高校英语口语的任务型教学法实施的过程中，教师可以通过引入各种形式多样的任务来激发学生参与的热情，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这些特殊的形式可以包括利用多媒体等多种展现形式展示与任务相关的图片、故事、小电影等实例来创设仿真情景，营造良好的课堂学习氛围，以提高学生学习英语的积极性。

(二)实现教师引导，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方式。教师在任务型教学法的实施过程中，要根据学生的性格特点、语言表达能力、英语实际水平等方面进行分组。在分组过程中要充分照顾到各个组都能参与到每个任务的实施过程中去。让全体成员都能利用自己各个方面的优势来参与讨论和进行展示、表演。教学的指导思想是以教师为引导，以学生为中心，以加强和巩固学生英语语言知识的应用和实际应用技能的提高。在学习和完成任务的过程中学生们采取自主学习和合作学习的学习方式，主动完成各类老师提出的由简到难的各项任务，以此巩固语言运用能力，习得英语口语基本知识，并能更加直观和深刻地理解任务主题，完成英语口语训练，以实现教学目的，养成学生良好的英语口语学习习惯和思维方式。

(三)教学过程循序渐进。教学过程按照任务前、任务中和任务后的程序进行。在设定任务时，教师要充分考虑到任务的主题要与本次课要求学生掌握的教学内容相一致。任务中，教师引导学生按照顺序逐个完成任务，保证每个学生都有足够的机会参与到小组活动和讨论中去。每个小组的组员之间针对相同或是相异的任务进行合作和讨论。在整个任务完成的过程中，教师更多的是一个观众，而不是一个指导者。在任务后，每组选派出代表同学针对本组完成任务的情况进行总结性发言，表明本组同学针对某一问题的态度、达成的一致意见和得出的结论，或是对于某一特定任务通过表演、讲解、对话等形式进行表现。

(四)评价总结实现知识的提升。在学生完成任务后，教师要引导全班同学进行评价，针对本节课需要学生掌握的知识点进行总结。评价的过程既包括学生自评、小组互评也包括教师点评等几个环节。评价的过程同时也是教师总结需要学生掌握的知识的过程。教师在评价学生学习成果的同时更可以对任务材料中的重点、难点加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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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意识

来源于英语的“MiddleClass”在中文当中衍生出中产阶层、中间阶层、中间阶级、中产阶级等相似的概念。阶级的划分标准，按照马克思的理解是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1而学术界对中间阶层（中产阶层）的界定，有侧重于社会资源配置的，有侧重于以收入和财产为标准的经济角度的，有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地位界定的2，而对中间阶层（阶级）和中产阶层（阶级）所涉及的阶级与阶层一般也并没有严格区分。本文不进行严格意义上的区分，主要指日本二战后高度经济成长期和中国改革开放后出现的所谓“新中产阶级”（也叫新中间阶层或新中产阶层）。

日本在20世纪50年代末进入高度经济成长期，直到70年代初的石油危机为止，国民生产总值（GNP）的实质增长率在年均10％左右，国民生活得以提高，形成“一亿总中流”的社会。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以后，持续发展至今，国民生活亦得以改善。而自20世纪80年代社会学在中国复兴以来，对中国中产阶级的研究就成为社会学界的热点。抛开对“中产阶级”和“中产阶层”的严格区分，中国究竟有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中产阶级呢？

低文盲率体现的是教育的广度国民学历构成，而体现教育高度与深度的则为国民的学历水平。在产业社会不断高度化的产业结构中，提高每个劳动者的产出，维持支撑产业结构的人才的基础也变得越来越重要。本文试从国民学历构成和就业人口学历构成展开论述。

二、高度成长期日本国民的学历结构和就业人口的学历结构

1、高度成长期日本国民的学历结构

日本从明治维新以来，一直致力于教育事业的发展，培养了大量的科学技术人才毕业论文格式。二战后，对旧有的教育体制进行了根本性变革，扫除了军国主义，实现了教育民主化，使得日本的教育重新走上正轨。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日本经济腾飞，教育也获得了巨大发展，特别是高等教育在这个时期实现了质的飞跃，进入了大众化阶段，为日本经济社会的发展培养了不同层次的、足够的人才，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加速了日本社会中间阶层的形成，加剧了社会结构的变革。

1955～70年，日本高中毕业人数从71.6万人增加至140.6万人，增加了大约2倍，短期大学毕业人数从 2.8万人增至 11.5万人，增加了4.1倍，大学毕业人数从 9.5万人增加至 24.1万人增加了 2.5倍。 在此期间，日本的教育水平在资本主义各国中仅次于美国居于第2位。

大学及高等专科学校在学人数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

 

 

  日本

美国

英国

西德

法国

意大利

1960

0.7

1.8

0.5

0.5

0.6

0.4

1965

1.1

2.8

0.4

0.7

1.0

0.6

1970

1.6

4.1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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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主办单位：北京大学

出版周期：双月刊

出版地址：北京市

语

种：中文

开

本：16开

国际刊号：1674-1668

国内刊号：11-5646/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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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范围：国内外统一发行

创刊时间：1994

期刊收录：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CHSSCD―2004)

核心期刊：

中文核心期刊(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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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作者简介]车士义，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经济学博士研究生，郭琳，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100872

[中图分类号]F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9)10-0104-04

2008年对于中国是极不平凡的一年，中国的整体经济形势也可以用“大起大落、震荡前行”来形容，对于处在实现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目标的中国。人口与经济发展是学者、政府与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其中，就业问题及对策、各群体的收入提高及差距的弥补、人口红利的利用等则是人口学界热切关心的话题。值得说明的是，学者们的研究往往并不是就一个小的专题，而是不同专题之间的结合。如教育与人力资本的关系、人口抚养比对地区收入差距的影响、对失业人员的社会保障等。

考虑到论文的代表性，本文的检索范围是2008年全年在五种人口学界核心期刊(《人口研究》《中国人口科学》《人口与发展》《人口与经济》和《人口学刊》)公开发表的所有有关人口与经济发展各个主题的论文，也包括部分相关学科较有影响的期刊论文，共检索有关论文75篇，进一步筛选其中主要文章，检索以主题和关键词为主。如就业问题就以“就业”主题(这样会包括有关“失业”和“工作”等方面的文章)和“就业”关键词分别对5种期刊进行逐一检索。然后进行汇总。当然检索难免有所遗漏，取舍和解读也会有或多或少的偏颇。只期望能够抛砖引玉，以方便同仁的进一步研究。

(一)就业

伴随经济结构的深度调整和全球金融风暴的席卷而来，我国2008年的经济形势出现了大的转折，大量弱势群体(尤其是农民工和大学毕业生)面临失业的风险，于是就业问题作为长期的热点在2008年更加升温，关于就业的研究热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总体劳动力供需形势与就业问题；产业结构变化与就业；大学生及其他弱势群体就业和保障问题(包括农民工、农村女性、残疾人等)。

全球经济增长中表现出低就业的趋势，从2000年到2006年，伴随着经济的持续较快增长(增长率为6.26％)，失业人口增加了约10％(从2000年的1.77亿增加到2006年的1.99亿)，因此如何把经济增长转化为就业岗位、减少贫困就业者的数量，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问题(刘瀑，2008)。

我国同样表现出经济增长和就业增长不同步的现象，就业压力增大。我国劳动力总体供给远大于需求的局面近几年并没有转变，2001～2005年劳动年龄人口每年多增加440万人以上，2006～2010年多增加200万，2011～2015年多增加100万左右，2015年劳动年龄人口达到峰值(薛峰，2008)；而劳动力的总体需求则出现下滑。原因是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逐步减小，最能吸纳劳动力就业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和传统第三产业发展相对缓慢。

不同的产业结构对劳动力就业的吸纳能力大不相同。对上海和广东吸纳劳动就业能力的对比发现，类似的经济增长，但不同的产业结构、国有经济比重和集体经济活力等创造劳动力就业的能力却差异巨大，1996～2000年期间广东从业人口增长了32.36％，而上海仅增加4.3％(张祺、王桂新，2008)。而运用产业结构偏离度和就业弹性指标对江苏省的研究也发现，三次产业的偏离度大大高于国际标准，第二产业就业弹性偏低，说明我国就业结构和产业结构仍不符合，需要加大对第二和第三产业中劳动密集型行业的扶持力度，同时优化劳动力在不同产业间的流动能力(战磊，2008)。对鲍穆尔一富克斯假说的检验也说明，制造业相对于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会促进服务业各行业就业的增长，也是制造业就业弹性不高的原因(王俊，2008)。

随着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的大批高校扩招，2008年我国大学毛入学率已经达到适龄人口的23％(广州日报，2008-11-11)，大学毕业生数量的跃升也使大学生的就业问题越来越严重，2002年“大学生就业难”开始出现，之后越来越严峻，在大学生供给增加的同时，大学生需求下降(姚裕群，2008)，2008年大学毕业生达558万。是扩招前的2001年毕业生人数的4.8倍(姚裕群，2008b)，而同期经济增长率仅增长一倍多，加之就业弹性的降低，尤其是全球金融风暴导致的国内经济困难，导致我国大学生就业形势越来越严峻。可以说，大学生就业难是总量问题、结构问题、体制问题和经济形势等共同造成的。

另外，学者们一直都在关注弱势群体的就业问题。首先是对农民工就业的歧视问题的深入探讨。农民工就业歧视表现为就业机会歧视、就业待遇歧视和就业保障歧视三个方面，农民工就业歧视影响农民工社会保障的经济基础，加重了农村社会保障的负担(曹信邦，2008)。其次是就业中的性别歧视问题，市场机制是导致性别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但在最近的10年里，性别歧视因素成为影响性别收入差距的更重要的因素(李春玲、李实，2008)，由于女性所承担的生养责任、我国劳动力市场供过于求等现实，使中国女性在经济转轨中面对市场的冲击更大(李爱莲，2008)。还有残疾人就业问题。张建伟、胡隽回顾了我国残疾人就业的成就、问题，认为近年来。我国残疾人的就业率、就业规模和就业服务均取得很大进展，但在总体就业形势十分严峻的大背景之下，作为最困难群体的残疾人就业更为艰难，存在就业层次低、收入水平低和发展不平衡等问题(张建伟、胡隽，2008)。

学界对就业问题的关注还涉及到失业保险体系的国际比较(董克用、李刚，2008)。我国资源型城市的劳动力就业问题(李雨潼、王海红，2008)，农村失地妇女的创业问题(王静，2008)，就业稳定性对不同群体工资差距的影响等。

(二)收入分配

对收入问题的研究可以细分为三个方面：收入的影响因素；收入差距(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的原因后果和措施；如何提高收入；等。2008年学界的研究主要关注我国城乡、地区、职业、年龄等多方面的收入差距和弱势群体收入提高的问题。

伍小兰(2008)利用中国老龄科研中心2000年“中国城乡老年人口一次性抽样调查”数据分析了我国老年人口的收入差异，发现老年人口内部的收入差异较大，总收入的一半以上集中在20％收入最高的老年人群当中。薛进军、园田正等(2008)对深圳市2006年住户调查分析分析发现深圳市的基尼系数为0.56，已成为中国收入差距最大的城市。朱农、骆许蓓(2008)利用1989和

2004年的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分析认为，中国城乡收入水平总体显著提高，贫困率极大降低，但是城乡之间、城市内部等收入的不平等也都在明显扩大。

对于造成收入分配差距的原因学者们大都归因于教育差距和劳动力市场分割和歧视等方面。如薛进军、园田正等(2008)认为，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主要是由政府的差别性政策等制度性原因和教育差距等市场因素造成的。朱农、骆许蓓(2008)则发现收入水平的改善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教育回报率的上升和农村非农产业的就业增长。Sylvie Demurger、Martin Founder(2008)认为劳动力市场分割对城镇地区职工的收入差距拉大有显著影响。

王晓峰(2008)关注了农村青年劳动力致富(提高收入)的问题。认为青年自身应提高教育程度、积极外出打工。政府应拓宽农业投融资渠道、改善进入市场的便利程度等。

(三)人力资本

人力资源是一切资源中最主要的资源，在经济增长中，人力资本的作用大于物质资本的作用。人力资本的核心是提高人口质量，教育投资是人力投资的主要部分。因此要充分发挥我国人口大国的优势，必须实现向人力资源强国的转变。学者们对人力资本的研究集中在分地区、分教育程度的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不同影响，人力资本影响经济增长的机理以及我国人力资本投资存在的问题及解决途径等。

人力资本提升对地区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是学界的共识，而新的研究发现人力资本的作用在地区之间、性别之间等都是有差异的。唐祥来(2008)采用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和Lueas生产函数研究认为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江苏省存在地区间的差异：高等教育对于苏南地区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比其他两个地区都明显；苏中和苏北，中等教育和初等教育对经济增长作用显著，且苏中地区物质资本投资作用凸现。而由刘洪银(2008)的研究可能发现这种差异应该是地区间对人力资本利用效率不同所造成。顾佳峰(2008)研究发现相对于女性，男性人力资本的提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更为显著且贡献更大。郑勤华、赖德胜(2008)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差异系数分析技术考察城市化水平的地区差异，认为人力资本水平对城市化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人力资本能够促进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中国地区之间的城市化水平由于人力资本的差异而更显著。

(四)人口红利

在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高的情况下，人口生产性强，社会储蓄也较高，从而带来经济的更快增长，这就是人口红利的一般含义。但是也有相当一部分学者对人口红利的这种定义表示质疑，或者提出新的概念进行修正，或者对人口红利的实现附加一系列条件。

陈友华、吴凯(2008)认为国际上通用的联合国人口年龄结构类型划分标准“实乃国人的一大误解”。因为它导致了中国的年老型社会与人口红利并存的矛盾。作者构建了新的人口年龄结构类型划分标准，指出在目前世界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水平下，只有当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达到或超过17％时才能认为进入年老型社会，这对于我们重新认识我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提供了不同的视角。陈涛、陈功等(2008)则认为“人口红利”并不单由人口年龄结构决定，还受人口规模、人口素质、就业结构、生产与消费模式等因素的影响。在对人口抚养比进行标准化的基础上，作者引入“标准消费人口”的概念，对不同年龄结构人口的消费状况进行统一，同时考虑不同产业的劳动人口就业率和产业之间的产出差异，并将标准化后的抚养比称为“社会抚养比”，最终发现标准化后的实际抚养比很大程度上与该地区的产业结构有关。而穆光宗(2008)则认为人口红利实质是指人力资本的积累和人力资源的开发，并据此提出了三个判断：“人口机会窗口”不等于“人口红利”；中国有窗口之美而无机会之实；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收获人口大红利。作者还尝试构建广义人口红利理论，就是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收获人口的转变红利、投资红利、转移红利和转型红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