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经济形势论文模板(1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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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论文我国当前经济形势及其走向形势与政策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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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意义上的国际经济学是在传统的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作为一门系统的和独立的理论，它的出现大约在本世纪40年代， 即以凯恩斯为代表的新古典主义学派兴起后不久，几十年来，国际经济学研究吸引了西方许多经济学者的注意力并不断得以发展，新的方法和学说层出不穷。国际经济学的一般理论包括国际贸易理论和政策、国际金融理论和国家货币政等。 一、金融自由化的风险。 金融全球化的本质是金融资本的全球高速流动以寻求最大利润。巨额资本的快速流动增加了金融系统的潜在不稳定和不确定因素。发展中国家金融市场不健全、具体制度不完善、缺乏有效的监督管理机制，产生金融危机的诱因可以说无处不存，无时不在。主要是因为： 1.短期资本的大进大出，国际游资频繁在各国外汇、股票市场流动，具有投资、投机两重性。短期资本的大量涌入造成了经济结构性失衡，形成“泡沫经济”，一旦出现逆差或货币贬值，资金便迅速抽逃，导致国际信用危机。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便是典型例子。据IM F估计，国际短期游资多达7.2 万亿美元，约占世界总额的20%。其投机性、流动性和逐利性构成了对发展中国家金融经济安全的严重威胁。

2.作为资本流动载体的金融衍生工具的最大特点便是其“杠杆效应”，能以较少“定金”买卖几十倍乃至上百倍于定金合约金额的金融产品，如远期合同、期货、期权和互换等，形成以证券料汇、利率和商品行情的信息预期为客体的金融衍生资本。一家金融机构的少量交易即可牵动整个国家经济甚至整个国际金融市场，金融链条上的任何环节出问题都可能使整个金融系统遭到毁灭性打击。 3.“对冲基金”规模不大，但借贷能力特别强，能够迅速筹集资金投放市场。一批基金联手再加上众多世界级银行财团的支持及其在国际组织、各国政府中的强大游说能力，足以将任何一个市场置于危机之中。 [中 华 励 志 网 Www.ZHLzw.Com] 二、 国际经济体系中的美元霸权霸权。 虽然从理论上说，国际美元本位像任何关键货币一样，对于提高国际交换效率和降低国际交易成本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然而，后布雷顿森林会议体系中，作为国际本位货币的美元毕竟只是由美国政府法令强制使用的一种纯粹的、完全不兑现纸币，它的“生产”完全受到美国国家机器的控制，它所服从的完全是美国政府的政策制订者所愿意奉行的任何国内规则。所以美国不会，也没有义务把别的国家的利益置于美国的国家利益之上。 三、 货币一体化理论。 货币一体化就是各成员国联合起来，结成固定的汇率，执行共同的货币政策。西方学者对不同层次的货币一体化进行了划分：(1)汇率同盟。(2)假汇率同盟。(3)货币一体化。(4)货币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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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正处于传统产业经济向新型循环经济转变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社会各个领域都在发生着巨大变化，社会经济的发展与自然环境的矛盾日益突出。只有始终坚持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与协同进化，才能推进我国人口、资源、环境的全面可持续发展。尽管我国已颁布相关法律法规，为发展循环经济奠定了一定基础，但是我国现行法律法规中还存在诸多与循环经济理念不相适应的制度规定，对循环经济的形成与发展设置了障碍。

一、体制障碍

1．税收制度上存在的障碍。我国现行税制不仅缺少以环境保护为目的、针对环境污染的行为或产品课征的专门税种而且还存在某些不利于循环经济发展的税种。

(1)增值税。企业增值税是我国现行税收制度中的主要税收来源，增值税的计税依据是增值的比例。虽然现行增值税法规定，对利用三废产品生产的产品免征增值税，对废旧物资回收企业也实行其他税收优惠政策，但是我国涉及环境保护的增值税税种过少，征收范围也过小，很多企业均享受不到国家的这些优惠政策。

(2)资源税。现行资源税是针对自然资源的经济价值而征收的一种财产税。我国资源税规定对开采原油、天然气、煤炭其他非金属矿原矿、黑色金属矿原矿、有色金属矿原矿和生产盐的7种矿藏品征税，并按资源自身条件和开采条件的差异设置了不同的税率。就目前而言：一是资源税征收范围过小，仅限于部分不可再生资源，导致大量非征税资源价格偏低；二是已开征的资源税税率太低，导致资源的价格严重背离其价值。这些不但造成了资源的不合理开发和利用，而且加大了初次资源和经过循环生产的再生利用资源之间的价格差，使得废弃物转化为商品后的经济效益难以实现，不利于循环经济的发展。

(3)消费税。消费税是对特定的消费品和消费行为征收的流转税。目前，我国消费税包括的11个税目所涉产品的消费大多直接影响环境状况，消费税的征收起到了限制污染的作用。其中，对汽油、柴油和小汽车、摩托车征收的消费税对环境污染有较强的抑制作用。但总的来说，消费税对环境保护的程度非常有限，许多容易给环境带来污染的消费品尚未被列入征税范围，如电池、一次性用品、煤炭、化肥、农药等。我国的消费税还没有起到引导公众绿色消费的作用，还不能适应循环经济对消费环节的绿色要求。

(4)排污费。排污收费制度建立十多年来，为污染控制筹集了大量资金，对污染防治工作做出了巨大贡献。但该制度也存在着许多问题：一是收费标准偏低，使得企业宁愿缴纳排污费也不愿积极治理污染；二是收费方法不合理，总体上实行的是单项超标排污收费制度，即只对超过浓度标准的排污者征收，且当排放的污染物在同一排污口含有两种以上有害物质时按最高一种计算排污费，导致排污者仅注重被收费的污染物的治理；三是排污费的使用不合理。我国排污收费制度建立的初衷是用排污费补偿治污资金的不足，因此排污费的80％要返还排污者治理污染，但由于没有相应的约束机制，返还的资金只有少数被用于污染治理。可见，现行排污收费制度不利于企业自觉采纳循环生产模式，不利于循环经济在我国的形成和发展。

2．经济核算制度上存在的障碍。以往的预算、统计、会计和审计等经济法律制度在进行国民经济资本与成本评估时都未将环境的价值因素纳入社会成本中，这就在无形之中助长了人们以破坏环境和掠夺资源的粗放式经济发展模式去谋求暂时的、局部的经济利益。

(1)会计制度。我国传统会计只反映了企业主体与企业主体内部的经济关系，只承认那些能以货币计量的并且能用价格确认和交换的东西，未将资源和环境的消耗计入成本，仅计算了微观的经济成本，而没有计算宏观的社会成本，变相鼓励了以牺牲环境、透支未来而取得短期利益的做法。

(2)审计制度。传统审计制度重企事业单位的财政财务情况、轻企业的经济绩效审计，对于环境绩效审计更是一片空白。根据环境审计具体内容的不同，还可以将环境审计的具体目标细分为以下四类分项目标：①评价环境法规政策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帮助法规政策制定部门制定更加科学合理的环境法规、政策与制度；②评价环境管理机构的设置和工作效率，揭示影响其工作效率的消极因素，提出改进建议；③评价环境规划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帮助有关部门制定出更加科学合理的环境规划；④评价环境投资项目的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为改善环境投资提出建设性意见。而当前我国的审计制度设计上，无论是国家审计还是独立审计或者内部审计，这一方面都很欠缺。

(3)GDP核算。传统GDP核算没有扣除自然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的损失，因而社会成本和效益并不清晰，既不能准确反映一个国家财富的变化，也不能反映某些重要的非市场经济活动及社会公众的福利状况，特别是不能反映经济发展给生态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

二、完善对策

1．税收制度上。与国外相对完善的生态税收制度相比，我国缺少针对污染、破坏环境的行为或产品课征的专门性税种，即生态税收，这就限制了税收对环境污染的调控力度，也难以起到环保作用。

以德国为例，为了更好地贯彻循环经济法，德国于1998年制定了“绿色规划”，在国内工业经济界和进入投资中将生态税引进产品税制改革中。德国生产排除或减少环境危害产品的企业只需缴纳所得税即可。此外，企业还可享受折旧优惠，环保设施可在购置或建造的财政年度内折1360％，以后每年按成本的10％折旧。

以日本为例，日本的循环经济立法是世界上最完备的，日本政府一直积极支持循环利用项目，制定了各种资金投入和税金制度来支持循环经济的发展。在税收上，日本采取了以下措施：①政府对废塑料制品类再生处理设备，在使用年度内除了普通退税外，还按取得价格的14％进行特别退税。②对废纸脱墨处理装置、处理玻璃碎片用的夹杂物剔除装置、铝再生制造设备、空瓶洗净处理装置等，除实行特别退税外，还可获得3年的固定资产税退还。③对公害防治设施可减免固定资产税，根据设施的差异，减免税率分别为原税金的40％～70％。④对各类环保设施，加大设备折旧率，在其原有折旧率的基础上再增N14％~20％的特别折旧率。

美国亚利桑纳州1999年颁布的有关法规中，对分期付款购买回用再生资源及污染控制型设备的企业可减税(销售税)10％。美国康奈狄克州对前来落户的再生资源加工利用企业除可提供低息风险资本小额商业贷款以外，州级企业所得税、设备销售税及财产税也可相应减免。美国对公共事业建设和公共投资项目，包括城市废物贮存设施、危险废物处理设施、市政污水处理厂等，给予免税的优惠待遇；而企业单一的污染控制设施难以享受这一优惠待遇。

参照发达国家的做法，结合我国实际，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改进：①增值税。扩大涉及环境保护的增值税税种，让节约资源和循环利用资源的企业享受到国家的增值税优惠政策，也可以参照日本采取退税政策。②消费税。树立绿色消费税的立法理念，将有关措施进一步改进和细化。特别是在实行差别税率的同时进一步扩大差别税率的差距。③资源税。扩大征收范围，对某些虽可再生但速度缓慢及对国计民生有较大影响的资源也征收资源税；完善计税依据，只要自然资源被开采，无论资源是否销售或自用，开采企业都要纳税。④排污费。可以参照国际通行的做法开征污染税。污染税的课征对象是直接污染环境的行为和在消费过程中会造成环境污染的产品。

2．经济核算制度上。

(1)会计制度设计。应逐步构建和完善绿色会计理论体系。绿色会计把视野扩大到主体同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将整个社会生产消费和相应的生态循环都反映到会计模式上，来计算和揭示会计主体的活动给社会环境带来的经济后果。它或表现为社会资源的增加，产生“社会利益”，或表现为社会资源的减少，形成“社会成本”，并将社会利益与社会成本加以比较来评价企业的社会贡献。

绿色会计应克服传统会计的缺陷，其基本目标就是在促使企业提高经济效益的同时高度重视生态环境和物质循环规律，合理开发和利用环境资源，努力提高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其具体目标是充分披露有关的环境信息，为决策者实施经济和环境决策提供信息帮助。超级秘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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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国有企业；经营管理；管理问题；策略

一、国有企业经营管理存在的问题

1、历史的原因。在过去计划经济条件下,国有企业的投资资金全部由国家无偿注入,企业的一切投资活动都是按政府的计划实施,“拨改贷”后,国家投资资金虽改为银行有偿贷款,但投资计划仍由政府制订,贷款指标由政府掌管。对企业来说,财政拨款是国家的钱,银行贷款也是国家的钱,二者并没有本质区别,企业对投资效益均漠不关心,致使贷款投资效益低下。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国家将企业推向了市场,但我国国有企业长期以来所形成的依赖行政的恶习却始终没有改变。

2、企业内部因素京的影响。一些经营者为扩大企业规模,高利集资,或通过对出资决策人行贿或给自扣等不正当的手段取得银行贷款,无形中增加了投资成本。加之,企业管理不善,生产经营状况日趋恶化,资金损失严重,无力偿还贷款本息，即使有的项目取得了效益,企业也是将银行贷款视同为财政拨款,总是想方设法拖欠、躲债、赖债,而将资金挥霍在其他方面,所欠债务就象雪球般越滚越大,不断累积攀升。

3、政企不分。经济体制改革以后,虽一再强调政企分开,可实际上政府职能仍严重错位；一方面,政府继续干预企业生产经营活动,致使我国国有企业无法成为真正的市场竞争主体,助长了企业依赖行政的恶习；另一方面,政府仍然干预金融机构放贷经营自,往往以行政手段要求金融机构贷款、削弱了银行对企业贷款投资的监督力度。此外,政府单纯追求区域经济的发展,热衷于上项目,盲目投资。

二、解决国有企业经营管理问题的对策

强化企业管理,提高科学管理水平,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内在要求,也是我国国有企业扭亏增盈、提高竞争能力的重要途径。

1、转变行政管理职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作为社会管理者,负责搞好宏观调控,制定和组织实施产业政策,进行行政管理,维护正常的经济和信用秩序,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严格执法监督。但不得干预企业的经营活动，国有企业应完全脱离对政府的依赖,真正成为政企分开,产权清晰、权责明确、管理科学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的主体。

2、加强我国国有企业发展战略研究。企业要适应市场,制定和实施技术创新战略和市场营销战略,并根据市场变化适时调整。实行科学决策、民主决策,提高决策水平,搞好风险管理,避免造成损失。

3、调整结构，推进现代化制度建设。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加强所有者对经营者的约束,进一步对我国国有企业管理实现政企分开,政府主要通过产业政策、行业规划和行业管理,引导投资方向,指导企业健康发展。同时,行政主管部门要尽快制定调整行业标准,扶优限劣,关闭、淘汰一批能耗高、效率低、质量差、污染严重、产品过剩、扭亏无望的小厂小矿,保证优势企业生产能力得到进一步发挥。

4、逐步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建立一个以成本管理为核心,质量管理为重点、财务管理为根本的管理体系。改以前人管人变现代企业制度管理人的机制,充分发挥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增强法制意识,依法经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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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以来，我国针对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货币信贷投放过多、外贸顺差过大及农业基础薄弱等问题，以科学发展观为指针，注重宏观调控的预见性、及时性和有效性，因势利导地采取相应对策，确保了国民经济的平稳快速发展。当前，我国国民经济运行中遇到来自国内外的不确定性因素还在发展，宏观调控面临很大挑战。

一、我国国民经济运行中的热点问题

2008年，我国经济面临的不确定性骤然增加，国内有突如其来的雪灾、地震、严峻的通货膨胀和可能出现的投资反弹等问题，国外有美国次贷风暴的进一步蔓延、美元持续不断贬值和持续高位的国际油价和粮价等问题。国内外各种因素交织在一起，宏观经济形势面临的复杂程度是前所未有的。因此，当前我国宏观经济形势及其未来的发展趋势，潜伏着许多不确定性因素，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在2008年，物价无疑是最热点的话题，防止价格总水平过快上涨是今年宏观调控的重大任务。

我国资源的稀缺性及对国际市场的依赖性，进口资源成本价格的迅猛上涨，引发了输入型通货膨胀。从全球角度看，我国是世界上人均资源较少的国家。只有煤炭人均资源占有量达到世界平均水平的86％，其他资源的人均占有量都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随着资源的不断耗竭，资源稀缺性成本越来越高，国际稀缺资源传导成本价格，成为引发我国通货膨胀的重要因素。2007年以来，受国内农产品价格和国际市场初级产品价格上涨的影响，我国物价几乎呈现逐月走高的趋势，全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达4.8％，创1997年以来的新高。目前，造成物价上涨的国内外因素尚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物价上涨的压力短期内难以缓解，物价面临的形势依然相当严峻。一般说来，物价控制在4％以内，为可容忍的通货膨胀。2008年，中央把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控制目标确定为4.8％左右，意味着物价形势很严峻，也表明政府对此作了充分估计。但对今年的物价形势也不必惊慌失措。这一轮物价上涨，与20世纪80年代乃至90年代初不同，当时是商品全面短缺，现在是供求总体平衡，通过中央正确的宏观调控措施的作用，可以把物价控制在可承受的范围内。

我国已成为世界的贸易大国，进出口额名列世界第三位，国民经济发展和国际市场的关联度逐步提高。目前，我国已成为世界原油、铁矿石和粮食等产品的消费大国。2007年全球粮食总储备下降到3.7亿吨，比2005年下降16.2％，粮食库存只占当年总产量的17.1％，占当年总消费量的16.5％，低于世界粮农组织确定的世界粮食安全线。迄今，全球粮食储备量已减少到30年来的最低水平，给世界粮食安全笼罩上了阴影。2008年初，国际油价开盘高走。据分析，国际每桶石油价格上涨10美元，对国内通货膨胀输入是0.05％；巴西矿业巨头淡水河谷与日本新日铁、韩国浦项最近达成铁矿石涨价协议，2008年国际铁矿石价格将上涨65％；2007年以来，我国煤炭进口平均价格由1月份的每吨43.2美元大幅上扬至12月份的每吨54.4美元，预计国际煤炭价格短期走高的态势不会改变；2007年以来，国际市场所有大宗粮食的价格都创10年来新高。2006年，用玉米、糖料、高梁等农产品加工生物燃料的产业快速发展，生物质能源的兴起导致农产品市场出现结构性变化，推动国际农产品价格走高。从全球看，在世界能源价格坚挺的背景下，农产品价格上涨将是持续性的，很难回落，这必然拉动国内粮食价格的上涨。现在主要粮食出口国都在减少粮食出口，一是为保证国内供应，减轻国内通货膨胀压力，二是将抬高国际市场粮食价格。粮食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政治问题，涉及到国家安全。我们必须站在经济转型与经济安全的高度，对农业发展做全面战略考虑。我国近10年来粮食自给率一直保持在95％以上。目前我国粮食产需仍有缺口，2004—2006年，我国粮食净进口分别为497亿斤、445亿斤、508亿斤，3年累计净进口l450亿斤。2007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农村工作会议告诫全国人民，粮食安全的警钟要始终长鸣。在解决农产品供求矛盾问题上，我们一方面要加大对农业的投入(2008年中央财政预算投入5625亿元，比2007年增加1307亿元)，另一方面又得放开对农产品价格的管制，管制农产品价格必然导致农产品价格涨幅小于农资价格涨幅，反过来加大农产品价格上涨压力。随着国内粮食市场与国际市场接轨程度的深化，国际市场对国内市场供求与价格的影响越来越大，保持国内粮食市场供求与价格稳定的难度随之加大，需要我们在粮食安全问题上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

在初级产品贸易上，我国也是净进口国。国际市场石油、粮食、矿产资源等重要商品价格大幅上涨，从外部加剧了我国的通货膨胀压力。如果我们不采取有效的措施，化解可能出现的风险，国内的能源、粮食、原材料价格上涨的压力就会迅速放大，引发明显的通货膨胀。要应对国际初级产品市场价格快速上涨的态势，最根本的还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着力调整产业结构，加大节能减排力度，寻找替代品或大幅减少消耗。与此同时，还要逐步理顺资源价格，使资源价格在市场机制中发挥杠杆作用，以利于引导资源的合理消费。至于价格如何接轨，时机、节奏和步骤怎样把握，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很难事先设定时间或目标。总的原则是不要对我国经济运行产生过大冲击，在全社会和老百姓能承受的范围内，寻找适合我国国情、对各方面震荡比较小的办法来进行。以粮价调控为例，国际粮食市场价格大幅上涨，国内粮食市场价格因此面临巨大压力。中央政府除价格调控外，确保粮食补贴到位应成为最重要的政策手段。当前我国粮农面临的是种粮成本上升的压力。2008年3月，二胺由去年同期的2700元／吨涨价至4400—4600元／吨，尿素由1600元／吨涨价至2000元／吨，复合肥价格更是上涨48％，种子价格也不同程度上涨。2008年2月8日，国家在年初公布提高最低收购价的基础上，再次提高稻谷和小麦的最低收购价，两次累计提高幅度分别是9％－10％和4％－7％。在目前农民新增收入中，来自非农产业收入比重接近60％。因此，要调动农民增产粮食的积极性，重点应放在落实各项粮食直补(包括农资综合补贴、良种补贴和提高最低收购价)政策。

房地产价格也是人们关注的热点问题。2007年，伴随房地产价格的猛涨，房地产投资热度持续升温。全年房地产销售总额为2.9万亿元人民币，而房地产公司购买土地的总额就超过3万亿元人民币。经历2007年二、三季度的房价大涨后，2007年第四季度以来，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涨幅趋缓，广州、深圳等一线城市房价出现回落，一些房地产企业开始打折销售，市场观望气氛弥漫。这能否说明我国长期供不应求的住房供需状况是否就此将出现逆转呢?这需要进一步观察。2007年全国房地产市场总体供需两旺。在人民币升值、流动性过剩、房地产市场预期看好的背景下，资金通过各种渠道进入房地产开发领域，全年完成的商品住宅投资增长32.1％。尽管商品住宅投资大幅度增长，并没有缓解供不应求的矛盾。据40个重点城市2007年全年统计数字，商品住宅批准预售面积同比增长约10％，登记销售面积同比增长24％，供求指标增幅相差近14个百分点，有效供给依然不足。供应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与一些开发商取得土地后没按期开发有关。二手房交易市场和租赁市场不够活跃，也是造成住房市场有效供给不足的重要原因。目前，由于部分大中城市房地产市场销售量明显下降并出现有价无市的状况，一些城市的地价也大幅回落，甚至出现土地流拍。这一市场信号的变化，使人们对房价普遍上涨的预期也发生相应变化，观望的气氛较为浓厚。这表明部分城市住房供求矛盾有所缓和。房地产市场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第二套房房贷首付款比例不得低于四成的政策出台、从紧的货币政策和央行连续6次加息等，抑制了部分超前消费和投资性购房需求。二是地方政府保障性住房建设力度的加大和各地限价房计划供应量增加，分流了部分购房需求，使更多的中等及中等偏低收人家庭寄希望于通过政策性住房这一途径解决住房问题。三是由于一些城市房价上涨过快，大大超过购房者的承受能力，部分购房者不得不推迟改善性购房计划。再加上市场波动带来的预期变化，一些一线城市房地产市场出现调整和观望是必然的，或许还会持续一段时间。虽然房地产市场出现一些波动，但需求旺盛仍然是现阶段房地产市场的基本特征，供给总量不足仍是当前房地产市场的突出问题。目前，我国房地产市场需求旺盛主要来自四个方面：一是快速城市化带来的新增城市人口首次置业的需求。二是城市居民收入不断提高带来的旧房换新房、小房换大房的改善性需求。三是人口结构变化和持续的旧城改造、城镇房屋拆迁带来的刺激性需求。四是流动性过剩、通货膨胀压力和负利率造成的投资性、投机性需求，人民币升值带来的外资投资需求。

在解决住房供求矛盾问题上，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市场取向的改革方向，这不仅因为我国城镇住房已有80％是通过市场交易的，同时还因为市场机制可较好地适应不同家庭的多样化的住房需求，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这在解决居民住房问题上应处于基础性地位。但住房又是高附加值产品，不是绝大多数家庭都能买得起，这就要求把市场调节房和政府保障房有机结合起来。当前面临的困惑是，廉租保障房的比例确定到什么程度，既能解决困难群体的住房困难问题，又能与市场化方向相衔接。目前新成立的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有一个比较完整的思路：低收入家庭依靠政府提供廉租房解决住房困难，中低收入家庭依靠经济适用房解决住房问题，政府只研究限价房、廉租房、经济适用房等住房政策，高收入家庭住房问题由市场解决。为缓解房地产市场供求矛盾，有关部门应适当增加住宅用地供应量，严格落实中小户型住房政策，强化金融政策实施效果，提高投资尤其是投机的机会成本，控制外来投资购房规模。在维护房地产市场秩序方面，应大力查处开发商囤地、捂盘惜售的现象。同时应加快推进住房保障建设，增加有效供应。值得注意的是，国务院2008年的工作要点有一个重要转变，即特别强调抓紧建立住房保障体系，重点发展面向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积极解决城市低收入群众住房困难，加大廉租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建设的力度。这标志房地产政策向住房保障倾斜，我国房地产市场将由过去单纯市场化改革转向市场与保障并行的双轨制，伴随着保障性住房所占比例的上升，房地产开发商垄断住房定价权的局面将被打破，房地产价格的走向将发生实质性变化，人们期待着一个理性的房地产市场的到来。

近几个月来，股票市场价格出现较大幅度回落。2008年第一季度，A股总市值从33.68万亿元下降到21.60万亿元，缩水12.08万亿元，相当于2007年国民生产总值的40％。主要原因是投资者对股票市场未来发展不确定性的预期。据央行对全国七大城市的抽样调查，居民支出选择中，认为在当前物价和利率水平上，更多地投资股票和基金最合适的占比，2007年第三季度达历史峰值44.3％之后，第四季度大幅回落8.5个百分点，下降至35.8％，2008年第一季度继续回落8.2个百分点，达27.6％，两个季度累计回落16.7个百分点。这一轮股票市场价格大幅下跌，既有外部原因，也有内部原因。外部原因是美国次贷危机让人们看到金融泡沫对实体经济的严重冲击。在A股市场60多倍市盈率的高估值面前，股指出现一定程度的回落，有利于中国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问题在于不应作出过度悲观的估计。几经起伏的中国A股市场又到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股票市场逆转必将带来一系列负面效应，最直接的影响是银行业的中间业务收入。与此同时，把资金逼回银行，还会带来诸多难题。一是加重银行经营负担。目前银行贷款受到严格限制，流动性很大，居民储蓄进一步加大，银行业绩会被拖垮。二是不利于发展资本市场及促进经济结构调整。三是由于银行股在股价指数中权重较大，一旦银行股效益受到储蓄回流的影响，会进一步拖累股市，并形成恶性循环：储蓄回流越来越多——银行效益越来越不好——银行股股价下跌并拖累整个股指下滑；股指越是下滑，储蓄越是更多的回流，银行的效益就越差，到头来股市价格越是下跌。更令人担心的是，一旦资金大量的从股市撤出，回流到银行，银行一方面存在付息压力，更严重的是，银行资金充裕，诱发大量放款冲动，可能发生严重信贷风险。为此，国务院2008年的工作要点指出，要优化资本市场结构，促进股票市场稳定发展，着力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维护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秩序。二、我国国民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问题

目前，我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上呈现持续、平稳、快速发展的好形势。但也出现一些值得注意的新情况、新问题，主要是存在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价格由结构性上涨转为全面通胀的风险。多年来，我们一直没有解决好“三过”问题，即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货币信贷投放过多及国际收支不平衡而引起的外贸顺差过大。其实，这些问题都相互关联，而最核心的问题是投资增长过快。即由投资增长过快而形成的“经济怪圈”：投资增长过快导致产能过剩，产能过剩导致外贸出口过大，外汇因此储备过多，迫使货币增发过多，信贷增发过快，反过来促使投资增长过快。这个怪圈形成的根源在于收入分配不合理，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失调。这就必须合理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优化投资结构和严把土地、信贷闸门和市场准入标准，严格执行项目开工条件。坚决控制高耗能、高排放和产能过剩行业盲目投资和重复建设，提高限制发展行业的准入标准和项目资本金比例。与此同时，必须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及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进一步完善消费政策，拓宽服务消费领域，稳定居民的消费预期，扩大即期消费。为此，必须发挥财政促进结构调整和协调发展的作用，增加对薄弱环节、改善民生、深化改革等方面的支出。继续调整财政支出和政府投资结构，较大幅度增加“三农”、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文化、节能减排和廉租住房建设等方面支出。与此同时，要继续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加大对冲流动性力度，合理发挥利率杠杆的调节作用。要注意控制中长期贷款增长，严格控制对高耗能、高排放企业和产能过剩行业的贷款；完善担保、贴息等制度，加大对“三农”、服务业、中小企业、自主创新、节能环保和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的支持。

虽然2008年和2007年一样，强调继续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但有一点不同，即首次提出要防止经济下滑，避免大的起落的问题。为此，必须密切关注经济形势的变化，加强对经济社会发展中重大问题的分析研究，把握好宏观调控的节奏、重点和力度，加强经济运行调节，积极应对各种困难和风险。应清醒地看到，我国经济正面临诸多外部挑战，这种挑战一方面来自于美国经济放慢及由此引发的全球经济降速。另一方面，来自国际原油价格和原材料价格以及以粮食为代表的大宗农产品价格不断走高，给世界各国造成不稳定性和通货膨胀压力。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我国与各国经济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美国次贷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不可低估。以外贸为例，在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三大因素”中，出口占重要位置。美国和全球经济放慢将使我国整体出口环境趋紧。从2007年10月至2008年2月，我国进口增速一直高于出口增速。从外贸出口总额看，2008年第一季度增长21.4％，比2007年同期降低6.4个百分点；从外贸进口总额看，2008年第一季度增长28.6％，比2007年第一季度上升9.4个百分点。外贸顺差同比减少50.2亿美元。外贸顺差减少是我国宏观调控的结果，但这无疑会影响总需求。就国内因素看，2008年以来，物价上涨压力趋大，消费必然会受到一定的抑制。我国居民消费信心指数已从2007年10月的96.5下降到2008年2月的94.3。这就存在着如何防止经济下滑、避免大起大落的问题。要防止我国国民经济可能出现下滑的风险，在外部需求降低的情况下，就要从扩大国内需求着想。与内部需求相比，外部需求相当于最终需求，因为外贸出口意味着产品退出本国再生产过程。与外需不同，内需在很大程度上依靠投资拉动，而投资过度增长会形成产能过剩。当前我国经济增长的投资动力强劲，各方面加快发展的积极性很高。因此，严格控制投资过快增长，便成为防止经济过热、产能过剩风险的重要措施。针对这种情况，必须按照“有保有压”的原则，有针对性、有选择地扩大投资。与此同时，要着力扩大消费，因为消费也是最终需求。当前值得注意的是，占较大比重的住房消费明显收缩，如何引导住房需求平稳、可持续增长，需要有相应配套措施。应该说，从紧货币政策与稳健财政政策的组合，并不完全是收紧、收缩型政策。稳健的财政政策是一种中性的政策，对应付不确定性风险有较大的弹性。

三、我国宏观调控必须把握的几个基本原则

(一)在指导思想上，更加注意落实科学发展观。国务院2008年工作要点明确提出，既要防止经济由偏快转为过热，又要防止经济下滑，避免大的起落。一旦国民经济增长缓慢，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失业率上升。如果我国经济增长放慢，那怕是一个百分点，意味着大量农民工和刚毕业的学生，将面临失业或变相失业，出现高通胀、高失业率。而以往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之所以会出现大起大落，究其原因，就是在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上急于求成，片面追求高速度。几乎每一次宏观调控都是在经济过热到难以为继时，不得不被动地进行治理，难免大起大落。我们这一轮宏观调控是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把重点放在防止过热，即在经济运行出现偏快或过热苗头时，就主动进行微调，未雨绸缪，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向过热。这样，既控制经济增长速度不大起，又防止经济增长速度大起之后的大落，延长经济的平稳较快增长期。

(二)在宏观调控的重点上，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在宏观调控的重点上，再也没有比“三农”问题更重要了。我国历史上每一次较大的经济波动，几乎都与农业出了问题有关。2008年第一季度，我国居民消费价格上涨8个百分点，其中6.8个百分点是食品价格上涨引起的。

篇6

现代公司的经济重要性在于它将许多分散的资本加以集中，并聘用具有专业知识的职业经理人来运作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使得公司制相对于合伙或独资企业而言，集聚了更充裕的资本，所以公司制企业在寻求项目投资和生产营运时具有较强的规模效应。在实现上述利益的同时，公司所有者也将资产的营运权赋予了职业经理人。当股东将经营权赋予经理人员时，经济意义上的委托—关系便出现了。作为人的经理人员负责制订决策以增加股东的财富。股东将公司视为一种投资工具，他们期望经理人员努力工作以实现股东财富最大化的目标。经理们利用自身的人力资本为股东创造价值，他们将公司视为获取报酬以及自我价值实现的源泉，他们为了达到自身的目标，有时会以牺牲股东财富为代价制订决策从而使自身利益最大化。对股东来讲，防止经理人员做出自身利益最大化决策的唯一办法是设计有效的雇佣合约，指明在所有可能的情况下经理人员应该采取的特定行为。在信息完全的情况下股东能合理地设计上述合约，但是现实世界的信息是不对称的，股东并不完全了解企业的管理活动与投资机会，作为人的经理阶层比作为委托人的所有者更了解企业生产、收益和成本等方面的信息，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经理阶层就可能采取偏离股东财富最大化的决策而使自身利益最大化，同时股东也就必须承受由经理人员最大化自身利益行为所引致的成本，这种情况通常称之为问题。问题会直接影响公司的投资、营运与财务政策，行为的“弱无效”有可能导致股东价值的显著减损。我们将问题归纳为以下四类，对于不同类型的公司而言，不同种类的问题对其造成影响的程度不同。

1.努力程度问题。劳动经济学家指出工人通常会偏好闲暇所带来的利益，直至闲暇所带来的边际利益等于丧失收入所带来的边际成本为止。对于经理人员而言，上述理论同样适用，因为他们也是受薪雇员，也同样会产生以努力程度为基础的问题。Jensen和Meckling（1976）的研究证明，经理人员拥有的公司股份越少，他们在工作中偷懒的动机就越大。对于给定水平的偷懒程度而言，经理人员自身遭受的成本会随持股权份额的增大而增加。所以，持有更少的股权可能使经理人员偷懒的动机更强，这可能会使股东价值遭受更大的潜在损失。偷懒程度是不能直接加以量化的，因此该领域中的实证研究集中于观察经理人员的可见行为并以此作为偷懒问题发生的证据。研究者们检验了经理人员的外部行为是出于最大化股东财富的考虑，还是因为经理人员对收入、特权或个人名誉的追求。Rosenstein和Wyatt（1994）发现，当一个公司的经理人员被聘为另一个公司董事的消息时，公司的股价趋于下降。上述证据与“经理人员有时会为个人利益而制订决策，此类行为会使他们所管理公司的价值遭到减损”的观点相一致。

2.任期问题。一般来讲，经理人员都有一定的任期。相对于经理人员任期来说，公司有更长的生命期间，股东们关心的是未来期间的现金流。而经理人员在任职期间的要求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期的现金流。当经理人员接近退休时，他们任期的有限性与股东持股期的无限性（如不将股票抛出的话）之间的矛盾所带来的问题将变得更加严重。比如，经理人员可能偏好投资于具有较低成本和能够更快取得成效的项目，而放弃更具获利性但是成本较高且需长期见效的项目。公司应投资多少研究发展费的决策就是此类问题的一个例子，研发费的支出削减了会计收益从而减少了经理人员的当期报酬。因此，临近退休的经理人员可能会承受研发费的成本而未能享受其所带来的利益。Dechow和Sloan（1991），Murphy和Zimmerman（1993）的证据都表明，当经理人员接近退休时，研发费的支出随之减少。当资本市场需要花费较长的时间确认公司新项目的价值时，经理任期问题将变得更加严重。DeAngelo和Rice（1983）指出，如果项目初期对于资本市场表现得无利润，经理人员可能拒绝有吸引力的项目，因为他们害怕由敌意收购所带来的职位丧失。

3.不同风险偏好问题。资产组合理论指出，持有资产的多样化有效地分散了公司特定风险，但是不能消除系统风险对于公司股价的影响。所以，具有多样化投资的投资者主要关心的是系统性风险。一般而言，经理人员并没有很好的多样化自身资产，他们财富中的很大比例与他们所在公司的成败息息相关。当报酬中很大一部分由固定工资组成时，经理人员的风险偏好可能更接近于债权人，而不是股东。财务危机或破产的发生通过对经理人员的名誉造成影响会极大地减少经理人员的净价值，增加了他们另谋职位的难度。经理人员可以有效地应对威胁公司生存的事件，但当情况发生好转时，他们报酬的增加却有上限，奖金数目经常为工资的特定百分比或是一个固定数目。研究者们发现，美国上市公司经理人员所拥有的小额股权对于激励他们最大化股东财富发挥了有限的作用。比如，Jensen和Murphy（1990）发现，平均而言，CEO报酬（包括选择权）对公司价值变化的敏感性是0.00325.也就是说，公司价值每增长1000美元，CEO的报酬仅增长3.25美元。经理人员的处境更接近于债权人，当公司陷入财务危机时，他们会失去更多，但是当公司收益上升时，获得的利益却很少。因此相对于股东而言，他们具有更小的风险偏好性。为了获得他们的风险偏好，经理人员会利用公司的投资与财务政策减少公司所面临的全部风险。比如，他们可以选择扩张已存的生产线，利用已知的技术等具有更小风险的行为，而不是投资于具有开创性的产品、科技与市场。经理人员也可能寻求购并扩展公司的产品生产线，或扩张进入另一个行业，这样可以减少他们所在行业（或公司）的特定风险。在一个多样化经营的公司中，一个分部的较差绩效可以其他分部的较好绩效所抵减。如果这些抵减效应减少了公司现金流的变动性，可以减少他们失去工作的可能性。近来对美国市场的实证研究表明，在相同的行业中，多样化经营公司的股东收益小于非多样化经营公司的收益。这些研究表明，经理人员可能作出自身利益最大化并以牺牲股东利益为代价的投资决策，他们可以从公司多样化战略中获取较多的利益。经理人员也能利用财务政策去影响公司现金流的变动性与财务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因为杠杆作用放大了经营绩效的波动性，相对于股东偏好而言，经理人员可能使用更少的负债融资，对于他们来说，债务融资的成本超出了利益。最后，处于成熟期公司的经理人员可能选择低股利支付政策，这能使公司利用内部融资，类似的政策不仅可以使杠杆作用较低，而且还可以避免债权人的过多干涉。

4.资产使用问题。公司资产的不正确使用与用于个人消费也会带来成本。在职消费可以使公司吸引具有丰富经验的经理人员。然而，如果津贴过度，则会使股东财富遭到减损。经理人员仅仅负担此类支出成本的一部分，但是却获得了全部的利益，所以他们有强烈的动机进行比股东所希望的更多的在职消费。经理人员也有动机进行无利润的投资以增大公司的规模，从而增大了他们的报酬与特权。来自一些对美国公司CEO报酬的研究（比如Murphy，1985）发现，对于样本CEO报酬而言，公司规模（用销售额表示）比经营绩效具有更高的解释力。Jensen（1986）指出，经理人员具有过度投资的动机是非常明显的，通过此种方式他们可以获取超额现金流，Jensen将超额现金流定义为公司所有具有正净现值的可投资项目所产生的现金流与需要投入到其中现金流之间的差额，他还指出最可能产生超额自由现金流的公司是具有有限增长机会的盈利公司。

二、成本的治理机制

许多机制都能协调经理人员与股东的利益取向，限制经理人员自利行为产生的成本。

1.持股权。让经理人员拥有一定比例的持股权，是协调经理人员与股东利益的最直接方法。拥有大量公司股权的经理人员相应承受着经理层决策所带来的后果，持股比例大的经理人员工作得可能更加努力，相对持有较少股份的经理人员来说，他们可能作出更符合股东利益的投资决策。大量的实证研究证明，在持股权与公司绩效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尽管联系可能是非线性的。Stulz（1988）的研究表明，经理人员拥有适度的持股权可以缓和经理人员与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Smith指出，绩效改进是由于持股权增进了经理人员创造财富的动机，进而提高了营运效率。Agrawal和Mandelker（1987）指出，经理人员持股权会影响公司的资本结构，相对于债务水平减少的公司而言，债务水平增长公司的经理人员趋向于拥有更多的股票，这表明更大比例的持股权缓和了不同风险偏好问题。Schooley和Barney（1994）指出，经理人员持股权会影响公司的股利政策，他们发现较大比例的持股权增加了经理人员分配超额现金的动机，而不是将其用于投资，在CEO持股比例超过公司股份总数14.9%的公司具有更高的股利支付比率。

2.报酬合约。报酬合约是协调经理人员与股东利益的关键机制，一项有效的报酬合约将以尽可能低的成本为经理人员提供做出股东偏好决策的激励。在经理人员作出大量不容易被董事会或投资者所监控决策的公司中，有效的报酬合约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比如，新产品的发展、新市场的进入等。相对于处于成熟期的公司而言，处于迅速增长阶段公司的经理人员有更多的机会作出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决策。缺乏及时与可靠的信息，使得评估处于增长中公司经理层决策的质量是非常困难的。设计经理人员报酬合约的问题在于，怎样使报酬具有充分的数额与合理的结构以吸引和留住有能力的经理人员。报酬合约一般包括薪金、奖金与股票期权。A.薪金。定期的绩效评价作为经理人员提升、降级与解雇的标准。实证证据表明，美国公司并没有有效地使用薪酬机制。Medoff和Abraham（1980）在一项对美国两大制造业公司7629个绩效等级的研究中，发现具有最低绩效的雇员收到的薪水仅仅比具有最好绩效的但具有相同级别的雇员少7.8%.Warner，Watts和Wruck（1988）发现仅仅当公司处于最低的绩效水平时，高级经理人员被解雇的可能性才显著增长。Bakeretal.指出在薪水与绩效之间的弱相关是经常的，他们认为原因在于固定薪金支付系统：a.将重点放在支付数额上；b.缺乏对做好工作的内在激励；c.使雇员仅关心手边的工作；d.会挫伤雇员的士气。一些用于减少成本以绩效指标为基础的支付系统存在着一些实际问题。首先，选择合适的绩效计量指标是困难的，不恰当的计量方式会使经理人员过于狭隘地集中于某一活动，或寻求起反作用的行为。第二，当经理人员的任期快要结束时，绩效评价的事后处理过程成为更无效的。对于任期内工作较短的经理人员来说，未来雇佣收入的现值是大的，重新谈判是一项减缓努力与任期问题的有效机制。但是对于任期内工作时间较长的经理人员来说，重新谈判的控制作用是较小的，工作时间长的经理人员趋向于是更重要的决策制订者，对于努力与任期问题而言，未来薪水的变化控制力较弱。最后，因为一个固定报酬流的现值依赖于公司的偿债能力，在报酬计划中包含大量的固定薪水会增大不同风险偏好问题。B.奖金。奖金也是以绩效指标为基础的报酬，它可以削减成本。在这些计划之下，如果达到了提前规定的绩效指标，经理人员可以收到现金、股票或二者兼而有之。将报酬与绩效指标相衔接会使经理人员工作更加努力，在制订投资决策时会以长期视角看问题，削减过度投资，合理利用财务杠杆。但奖金也有它自身的问题。首先，因为它基于会计数字，经理人员可以进行盈余管理来获取较高的奖金。其次，绩效指标的选择可能使经理人员仅仅关注会提高该指标的活动上，比如以销售额为考核指标会使经理人员以牺牲利润为代价促进销售。C.股票期权和有限制的认股权。期股和有限制的认股权能够解决任期与努力问题，因为股价与期权的市值与未来现金流的现值正相关，同时它也能减缓不同风险偏好问题，因为期权价会随资产收益率的增长而上升。Mehran（1995）的研究表明，以市场为基础的报酬使美国公司的持股者受益，他证明了在制造业公司的绩效与以股权为基础的报酬之间存在正相关。然而，这种报酬制度也不是万能的。比如，当股利上升时，期权的价值下降，这增加了经理人员限制股利的动机。此外，以股权为基础的报酬使经理人员的报酬具有波动性。如果经理人员报酬的不确定性增长到足够高的程度时，他们就可能要求更高水平的报酬。这表明在控制成本方面，以期股和有限制的认股权可以作为持股权的替代机制。[1][2]

3.董事会。一般来讲，董事会的主要职责包括批准或同意主要的管理决策，并监控这些决策的执行、聘用和解雇经理人员以及为他们制订报酬水平。尽管董事会作为股东利益的代表机构，但是董事会并不总是利用它的职权为股东利益服务，当董事与股东的利益发生冲突时，董事会可能会以牺牲股东利益为代价来制订决策。一些研究者指出，当董事会中外部董事的比例增加时，股东与董事会的利益协调更容易进行。Weisbach（1988）指出，相对于外部董事来说，内部董事很少会对CEO提出异议，因为CEO对他们的职务有重大的影响。进一步而言，内部董事（包括CEO）有动机维护超过市场水平的报酬或超额在职消费。在一些情况下，外部董事可能不比内部董事更有效。Mace（1986），Lorsch和Maclver（1989）指出，美国公司的CEO经常决定着董事的提名过程，这样CEO就可以提名支持自己决策的外部董事。公司之间相互兼任的董事关系也会减少外部董事的独立性。如果CEO兼任公司董事，外部董事可能害怕报复而决定不去弹劾CEO.外部董事与内部董事谁能更好地代表股东利益是一个实证性的问题。Bhagat和Black（1997）发现，来自美国证券市场的数据并不支持独立外部董事影响未来公司绩效的观点。然而其他的一些实证证据表明，外部董事能更好地维护股东利益。比如，Rosenstein和Wyatt（1990），Hermalin和Weisbach（1988）都指出，在美国公司中外部董事是基于股东利益而被提名的。Rosenstein和Wyatt指出，当公司任命外部董事时股价表现出显著的上升反应，这表明市场预期股东将从外部董事的任命中获益。Hermalin和Weisbach发现，在公司绩效下降之后，相对于内部董事的任命而言，外部董事的任命数增长，这表明外部董事被认为更可能接受提高公司绩效的挑战。关于董事会决策的股价反映的实证研究表明，美国市场对外部董事比例占优势董事会的决策反应更好，市场对内部人控制董事会的决策表示怀疑。比如，Byrd和Hickman（1992）发现当决策更可能是由外部董事比例占优势的董事会作出时，在收购竞价公告日前后的非正常竞价收益的数额是非常大的。类似的结果也被经理层收购（Leeetal.1992）和采纳毒丸计划（Brickleyetal.）的研究所证实，他们都发现当外部董事对董事会有投票控制权时，这些情况下的非正常收益非常大。一些其他的研究还表明，外部董事的比例与动机报酬计划的使用正相关，外部董事更可能采取决策替换具有较差绩效的CEO.比如，Mehran发现具有更多外部董事的美国公司实行了更多的以持股权为基础的报酬计划；Weisbach（1988）发现如果外部董事具有投票控制权，具有较差经营绩效的CEO更可能被解雇；Borokhovichetal.（1996）的研究表明，外部董事比内部董事更可能作出由来自公司外部的经理人员替换具有较差经营绩效CEO的决策，他的研究表明当需要时外部董事更情愿支持公司政策的重要变化。[1][3]

4.经理市场。Fama（1980）指出，经理市场通过一个对于经理人员过去绩效的“事后处理机制”能够有效地控制成本。他认为如果目前绩效会影响经理人员的未来工作机会，经理人员就会有动机控制以牺牲股东利益为代价的自利行为。Fama和Jensen（1983）将这种观点应用于外部董事的劳动力市场，他们指出更多的外部董事关心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名誉，因此他们在监控经理人员的行为中是努力的。Gilson（1990），Kaplan和Reishus（1990）报告了与Fama和Jensen的理论相一致的证据。Gilson发现外部董事作出的决策会影响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声誉，在从陷入财务危机公司辞职的董事中仅有少于三分之一的人在其他公司谋得了职位。Kaplan和Reishus也发现，经理人员的绩效会影响他在劳动力市场上寻求外部董事的声誉，相对于没有削减股利的公司而言，他们发现处于削减股利公司的经理人员在以后有更少的可能成为其他公司的外部董事，该证据的一个解释是，任职于削减股利公司的经理人员被看作业绩较差因此被邀请加入其他公司董事会的可能性减少。

5.公司控制权市场。Marris（1963）和Jensen（1986）都指出，当公司内部治理结构无效时，公司控制权市场能够用于缓和冲突。上述理论基于市值已经反映了预期成本的观点，即当投资者预见到经理人员的无效管理时，公司的股价下降。市值的下降吸引了潜在竞价者的关注，竞价者相信他们能通过收购公司、改变其战略、改进其运作效率或消除公司无意义的行为获取利润。一些来自美国市场的研究提供了接管会增进靶子公司效率的证据，从1976年到1990年，在购并中支付的平均金额是目标公司购并前价值的41%.Martin和McConnell（1991）发现目标公司在被接管后，CEO的收益率增长，与接管以前的绩效相比该增长对于目标而言是相当之高，他们的结果与接管市场培训了较差经理人员的假设相一致。Healyetal.（1992）发现在购并之后公司绩效得到改进，而且绩效改进不是由于削减对于研发费或资本支出的长期投资来获得的。Morcketal.（1988）指出，敌意竞价的目标来自衰落或面临严重变化的行业。Jensen（1986）引用石油行业的公司作为例子。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石油行业可获利的投资机会减少，许多石油公司因此而持续地进行昂贵的勘探计划或在石油行业之外作出投资。Jensen指出公司管理人员有强烈的动机避免公司收缩，他们想要维持他们的控制范围并且他们的报酬可能与公司规模相关，他们不想在任职期间发生解雇和工资减少的现象。对于上述公司而言，只有外力充分的大才可以克服这些偏差，此时公司控制权市场可以帮助削减阻碍必要公司变化的惯性力量。

6.机构持股者。Shleifer和Vishny（1986）指出，单个股东监控经理人员并不是最优的。原因之一在于监控经理人员的单个股东承担了全部监控成本，而仅仅获得了取决于自身股份额度的利益。因为监控利益在所有持股者之间按比例分享，拥有较少份额的持股者有动机搁置监控并希望其他股东进行监控投资。这个“搭便车”行为表明如果不存在协调股东行为的机制，在公司中就存在对经理人员的较少监控。搭便车者会对批量持股者造成较小的影响。批量持股者会从对经理人员的监控中得到更大的利益，并且会超出他们的成本。而且，批量持股者经常是职业投资者，他们在评价公司绩效时是更专业化的，他们的监控成本比单个持股者是更低的。所以批量持股者的出现增加了监控的可能性，减少了成本，增加了公司价值。

7.债权人。作为“准固定收入”的要求者，经理人员偏好低杠杆。假定其他情况相同，更低的债务水平降低了财务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和伴随的工作职位丧失。一些研究者指出，高水平的债务削减了成本。因为债务支付是法定的，它强迫经理人员支付可能被错误使用的基金。债务也使经理人员面临更多的市场力的监控。在一个无债务或低债务的公司，懒惰的经理层可以减少持股者的收益而不影响经理人员的福利与职位。当债务水平升高时，经理层、较低的利润与现金流会使企业不能偿付到期债务，从而陷入财务危机，这时债权人会在治理结构中发挥作用，替换绩效较差的经理人员。[1]

三、对完善我国公司治理的几点启示

篇7

我国现代森林经营是森林产业由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过程中的重要问题，是现代森林产业建设中不能避免的问题，必须予以面对和解决。

1 森林经营概述

对于森林经营，国内和国外都有众多不同的定义，在计划经济下我国对于森林经营的定义是，为了达到将森林的防护效益及经济效益进行提高的目的展开的营林活动，主要内容可以分为林苗的抚育、林分改造、防火、病虫害防治和森林的更新等。森林经营的基本要素总共有3个，分别是经营的机构、体系和对象。而在国际上对于森林经营的定义是将法律、技术、社会、行政和经济等各种手段包含在内，利用人为的计划性干预措施实现森林生态系统功能的维护，与此同时，通过具有经济价值或环境、社会价值品种的种植，满足人们的环境需求和物质需求的行为。

2 明溪县森林资源整体情况

明溪县位于福建的西北林区，是福建省的重点林区之一。全县森林资源占地面积达14.58万hm2，森林覆盖率高达81.2%。在13.85万hm2的林地面积中，国家级的重点自保区为1.82万hm2，省级和国家级的生态公益林总面积可达3.77万hm2。自实施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并不断深化以来，对林业的经济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3 森林经营中存在的问题

通过实地调查和问卷调查的方式，对明溪县森林经营中存在的问题进行调查分析，发现主要存在树种单调，没有充分应用科技，造林中的补助不高，存在林权纠纷等问题。

3.1 林中树种单调，森林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差

通过实地调查，发现明溪县林农在造林中经常选择的树种主要有杉木、毛竹、果树和马尾松等，其中杉木35.95%、毛竹24.61%、马尾松10.97%、果树11.89%、其他16.58。这些树种生长周期较短，栽种与经营的技术相对来说比较成熟，并且具有较高的经济效益，如毛竹在3～5年即可成林，毛竹成材后每年均可进行采伐销售，且其附属产品竹笋也能创造较大的经济效益；杉木同样是速生型树种，高效栽培10年左右即可利用，不需大量投入农药或化肥，成本较低，收益较高。

但造林中选择的树种相近且种类较少，会导致在土质不同的土地环境中无法形成多树种、适地适树的经营模式，从而使森林中的树种比较单一，对生物的多样性不利，森林稳定性较差。同时，同地区中同类树种的大面积栽植，也容易造成病虫害的大面积发生。

3.2 科学技术含量低

虽然明溪县对科技培训极其重视，但森林经营中新技术的需求还是没有得到充分的满足。主要包括森林科技知识的培训覆盖不全，导致部分乡镇接受技术培训的机会较少；相关部门展开的技术培训不能针对林农需要的技术进行，如林农最需要收益高、回报快的经营技术；此外，人员配备不足，导致科技培训工作不能有效的开展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3.3 造林中经济扶持较少

造林补助较低，部分林农觉得依靠森林经营所得的收入太少，且收效的时间相较于其他产业较长，缺少积极性和主动性，放弃森林经营转投其他产业，导致了大片荒林的出现。另外，部分生活状况不佳的林农利用偷盗林木增加经济来源，对森林造成了严重的破坏。

3.4 存在林权纠纷

森林经营过程中最关键最核心的问题就是产权问题，它是决定森林经营所得效益最终归属的重要因素。在进行改革时，不可避免地出现了部分产权上的纠纷问题，对森林经营的正常展开造成极其不利的影响。虽然近年来产权纠纷有所减少，但仍时有发生，尤其是在中标户间、国营林场和林农之间。

4 解决森林经营问题的可行性建议

4.1 加强宣传力度，采取奖励措施鼓励森林经营中的树种多样化

鼓励林农在森林经营中进行多树种栽植，利用电视、宣传栏、宣传画等多种渠道对新品种进行有力的宣传，引发林农对新产品的兴趣，并向林农提供相应的栽植经营技术。同时，制定适当的奖励措施，对在森林经营中采用多树种经营的林农给予适当的奖励，如免费提供林苗、免费现场指导和减免税费等。另外，还要为林农提供最新的市场行情，杜绝大面积栽植统一树种引发供大于求的现象发生。

4.2 加强各乡镇中林业站的人员配备，提高工作人员的职业素质

各乡镇中的林业站属于最基层的林业机构，为各乡镇中的森林经营提供服务和指导工作。目前很多林业站的人员配备不足，相关建设不够完善，导致很多工作不能高效开展。要改善乡镇林业站的基础设施和办公条件，给工作人员提供稳定的工作环境，加强信息化建设。加强林业站内的人员配备，提高工作人员的业务素质。尤其是在偏远的地区，要保证林业专业人员的数量，配备专职林业员，充分发挥林业站的指导作用。同时，还要适当提基层工作人员的待遇，调动他们的工作积极性。

4.3 展开多种形式的技术交流和培训

要加强技术培训，为林农的森林经营提供充分的技术支持。对于林农来说，比较实用的技术主要有林区防治病虫害技术、贮存保鲜技术、施肥翻土技术和种苗管理技术等。同时，还要展开多种形式的技术交流与培训会，以满足森林经营中的需求。可以定期举行一些森林经营的经验交流会，将经营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进行共同探讨并加以解决。建立先进技术示范点，让林农可以亲身操作。

4.4 提高造林补助，完善补助方式

造林补助是林农较为关注的问题，对森林经营有重要的影响。在实际生产中，可以将造林补助适度提高，尤其对于经济较为落后的乡镇，以调动林农进行森林经营的主动性。对于补助的方式也要加以完善，可以采用林农更乐于接受的方式，如免费提供林苗或将补助以现金形式发放。

4.5 协商解决产权纠纷

产权纠纷对森林经营的正常展开和稳定发展有重要影响，当发生纠纷时，政府部门要将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在广大民众中征求意见，对实施的方案进行调整，协商解决产权纠纷。可以召开相关的协商会议，让产权纠纷中涉及到的人员参与其中，并邀民众参加，展开集体讨论，协商出适当的处理方案，经2/3以上与会人员同意后加以实施。（收稿：2013-04-27）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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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11)06-0001-08

收稿日期：2011-08-11

作者简介：刘士林(1965-)，男，河北曲阳人，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文艺学博士。

大约20年前，我提出了中国诗性文化的概念与理论，认为美轮美奂、源远流长的中华古典诗词不仅是一种文学技艺或审美对象，也是我们民族传统文化的完整承载体系与中华民族在历史上最真实的生活方式。此后我一直不懈努力，将诗性文化理论运用于美学、中国文化、江南文化、都市文化等领域，希望能够为我们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源流、结构与功能，推动中国文化的转型与创新，提供一种新的理论基础和新的解释框架。值此诗性文化理论提出20周年之际，我想结合个人的探索和认识过程作一简要回顾，以求教于大方之家，并希望它能在21世纪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中发挥一点正面和积极的作用。

一、诗性文化的学术地图与多向拓展

我对中国诗性文化的探索与研究，起自1990年着手研究、完成于1991年、出版于1992年的《中国诗哲论》，中间经过1994、1995年的《中国诗学人类学》，最终在1999年出版的《中国诗性文化》中得到较为完整的表述。(在2006年出版的四卷本《刘士林中国诗性文化系列》中，《中国诗哲论》易名为《中国诗学精神》，《中国诗学人类学》易名为《中国诗学原理》，但基本内容均保持未变。)2002年以后，我又将中国诗性文化的基本原理运用于“江南文化”和“都市文化”研究中，先后撰写或主编有《江南话语丛书》(2002第一版，2008第二版)、《诗性智慧丛书》(2005)、《中国都市化进程报告》(自2007年起，每年一卷)、《中国脐带：大运河城市群叙事》(2008)、《江南文化读本》(2008)、《江南文化精神》(2009)、《江南文化理论》(2010)等。20年来，我个人的学术方向与领域虽几经变化，对诗性文化理论、价值态度等也有或大或小的调整和补充，但以诗性精神与价值谱系审视、反思、批判古代的政治伦理异化、现代西方工具理性和当代全球商业欲望的主旨始终如一。在这里，我想简单从三方面加以梳理和反思。

首先，关于诗性文化概念的最初出场，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纯乎偶然”。当时我还是一个刚刚毕业的大学生，由于在大学时有写诗的经历，以及很偶然地接触到与西方理性传统差异很大的维柯的《新科学》，特别是在后者提出的“诗性智慧”的刺激与启发下，我几乎是在一种“诗意迷狂”的状态中偶然撞开了诗性文化之门。从最核心的“中国文化的本体是诗，其精神方式是诗学，其文化基因库是《诗经》，其精神峰顶是唐诗。一言以蔽之，中国文化是诗性文化”，到随意发散出的“不是历史学，不是道德哲学，而恰是古典诗学，才真实地把握和描述出古代中国人的生命本体及其精神方式”等，可以说都是无法论证的诗性直觉产物。

门户既开，就为以后的探索与推进提供了可能。直到1998年夏秋之际完成了《中国诗性文化》的写作，借助人类学对原始思维和早期人类文明起源研究等理论与方法，特别是在中西文明的比较框架下，中国诗性文化的出身之谜和深层结构才日渐清晰和完整，并最终凝练为我经常喜欢讲的一句话――“如果说，西方文化的深层结构在他们的哲学中，那么中国民族的最高智慧则在中国诗学里”。后来，我还经常用“思想芦苇”和“情感芦苇”来说明中西文化的深层差异――“以‘思想芦苇’自居的民族最发达的是理性机能，以‘情感芦苇’自居的民族最发达的则是审美机能。主体机能发育的不同，也直接影响到他们思考、解决现实问题的思路与方式。如果说解决‘思想’问题主要靠哲学，那么最擅长解决‘情感，问题的则是诗学，这也是哲学在西方文化中占主导地位、而诗学成为中国文化深层结构的根源。”

其次，在对诗性文化的价值态度上，我也经历过思想上的曲折与反复。在写作《中国诗哲论》前后的几年中，由于受20世纪80年代西方现代思潮和工业文明必胜的影响，尽管当时可能比现在更热爱古典诗歌和田园生活方式，但对中国诗性文化的评价与态度却相当悲观甚至冷酷，如我在《中国诗哲论》的“结语”中曾写到“诗性文化是一种较为落后并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的文化形态”，这种青春思想特有的叛逆直到很久以后还未能被淡化，以至于多年以后如王改正先生还会以《诗性文化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吗?》(《中华诗词}2009年11期)一文赐教。但老实说来，这个观念在我的研究中占的时间很短，在1994年出版的《文明精神结构论》中，我提出一个健康的文明在深层应包括“真、善、美”三大观念或“科学、伦理、审美”三种“精神实践方式”，并将之对应于人类历史中的古代农业文明、现代工业文明和后现代消费文明，特别是在深入研究了西方现代的“美拯救世界”思潮，以及在1994、1995年通过撰写《中国诗学人类学》(即2006年收入《刘士林中国诗性文化系列》的《中国诗学原理》)而比较充分地了解到诗的起源与发生之后，我对科学主义和工业文明中心论有了很大的超越。但真正做到把诗性文化与理性文化看作对立、互补的两大谱系，则是在1997和1998年写作《中国诗性文化》的时期，通过对中国诗性文化的原始形态、历史源流、深层结构和现代价值的充分研究，这个关于诗性文化的探索才大致告一段落。

幸运的是，我这些早期并不成熟的探索并没有被时代抛弃，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特别是新世纪以来，随着西方现代社会病象横生以及现代工业文明的漏洞百出，在生态文明、可持续发展等新的时代背景和要求下，我更加意识到关于中国诗性文化的偶然探索，具有远比它本身更加重要的理念价值以及思想文化资源意义。再后来，由于越来越明白包括中国诗性文化在内的任何形态的文化都有两面性，所以我不再胶着于诸如“中西文化孰优孰劣”、“诗性文化与现代社会是离是合”这类大而无当的问题，而是以“与文化为善”的态度并积极地“从建设性

角度”推进中国诗性文化的研究工作。具体说来，一方面是不断地思考和阐释诗性文化的本质与内涵，努力通过具体内涵的深入挖掘以探索中国诗性文化蕴涵的现代性价值。如提出在中国民族生命中存在的是“诗化的感性”和“诗化的理性”，既不会走向高度抽象的西方逻辑系统，也不容易走向西方非理性的欲望狂欢。另一方面，则是努力探求诗性文化作为一种基础理论进人到一些新的学术领域(如江南文化研究)和更广阔的现代社会生活(如都市化进程研究)的可能与具体路径。我觉得这比早年那种空泛的讨论在实际上更有助于诗性文化的当代重建和复兴。以“诗化的理性”节制“消费生活方式和消费意识形态”的恶性膨胀与无限扩张，以“诗化的感性”平衡“大众文化和娱乐文化”的“娱乐至死”，更是我经常强调和努力探索的。如2004年出版的《苦难美学》、2006年出版的《一个人的文化百年》，主题都是以中国诗性文化理论反省、检讨、批判西方以非理性为核心的现代文化和以纯粹欲望为主题的后现代消费文化。所以尽管在表面上这与中国诗性文化有所偏移，但在研究的主旨与关切的核心问题上，却可以说与诗性文化仍是一脉相承的。这一切都因为，我有一个很大的梦想，就是希望在经济全球化、社会麦当劳化、文化粗俗化的当今世界，实现中国诗性文化在当代的整体重建或走向真正的文艺复兴。

再次，在经济全球化和文化都市化的背景下，民族与传统文化的利益与安全问题日益重要。近几年来的都市文化与城市发展研究，使我对中国诗性文化的安全与可持续问题也有了一点新的思考在2004年《解放日报》发表的一个演讲中，我提出一个问题：“自近代以来，中国民族在文化上的创造越来越少，从人文思想资源这种形而上的‘道’，到生产工具这些形而下的器物，基本上都是从西方引进的。这个过程与中国诗性文化的衰亡是同步的，它说明了什么问题呢?”在2006年《中国教育报》发表的另一个讲演中，我提供了一个初步的答案：“因为与诗性文化一同消亡的，还有我们民族诗性的精神机能与生命本体，包括我们民族特有的诗性的感官、直觉、心理、思想与创造力。而与此同时，是我们在文明上与西方日益趋同，越来越没有自己的风格与特征。尽管我们仍在生产与创造，但由于从观念到工具都是西方的，所以整个现代生产过程就摆脱不了一个巨大的异化怪圈：我们越生产，我们就越缺乏；我们越创造，就越没有创造的能力。因为我们没有一件劳动成果可以与西方区别开。这表明，一旦失去了诗性文化，我们就只能充当其他强势文化的工具，并按照它们的意图去生产与消费。”

现在讲文化利益与安全的人物与言论很是不少，但我认为，由于对中国传统文化深层结构与真实精神的陌生，很可惜他们大都未能抓住中国文化最根本的文化利益与需要。因为与其他古代民族对人类的贡献不同，中华民族最大的贡献是诗性文化，这既是我们民族与其他民族相区别的标识，也是中华民族内部自我认同的身份证明。所以说，中国最根本的文化利益是诗性文化，中国文化的安全就是诗性文化的安全。从诗性文化出发，我们才知道什么是中华民族的真、善、美；立足于诗性文化，我们才可以真正理解我们真实的存在以及表达我们真实的需要。现实的状况恰恰相反，由于世事忙碌、倦于思考以及被其他民族文化所惑，我们早已不知道自己真实的存在与需要了。当然，我们应该学习西方，应该了解科学、商业、管理等，以便在全球化的竞争中占据更有利的位置。但更要强调的是，未来世界绝不会是理性文化独步天下，而诗性文化既是理性文化最重要的批判者，也是人类要全面发展不可或缺的另一半。在这个意义上，维护诗性文化的利益与安全，既是我们对中华民族应该承担的伦理职责，也是对人类文化必须作出的庄严承诺。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我20年来一直不敢懈怠并努力推广诗性文化的根源。

二、学术语境、历史背景与理论建构

中国文化不同于西方，这是不争的事实。但关键在于找到其根源，这是我们深入理解自身的传统，以及与其他文明进行平等对话与交流的大前提。诗性文化作为一种原创性的、综合了历史方法与逻辑方法的文化研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为中国文化的“正本清源”提供了一个有着坚实理性基础的本体论结构。我认为，中国诗性文化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首先，在学术语境上，以区别“历史研究”与“文化研究”为前提，为中国文化的“文化研究”提供了新的途径与范式。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西文明交流与接触的深入，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成为热点问题。尤其在90年代西方学者提出“文明的冲突”与“殖民文化”理论之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本体论结构的理论阐释，也就变得更加重要起来。但长期以来，我们对中国文化的研究，不是束缚于传统的国学范围，考证源流，董理国故，缺乏对其现代意义与价值的阐释，就是受制于西方的文化殖民新传统，纸上空谈，隔靴搔痒，甚至是风马牛不相及。究其原因是把“文化研究”变成了“历史研究”。进一步说，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阐释是“史”而不是“学”，主要表现为史料之间的松散的排列组合，既缺乏核心范畴又没有逻辑系统。具体说来，一是缺乏基本理念，用中国哲学的话说，是那种大而无对的本体，是那种不可能被其他文化所涵盖、也不可能借助其他语境来显现的“道”。二是缺乏紧密的内在统一的逻辑进程，即那种依靠民族话语而展开的自我精神运动过程。这往往使研究变成从时间角度来排列历史生活现象，而不是从逻辑角度来重建可理解的历史有机体。对文化研究来说，不仅需要历史资料及相应的历史学方法作基础，更需要建立中国文化的基本理念及相关的逻辑系列。只有这样才能讲清楚中国文化的质的规定性并阐释出其现代性价值。基于这样的认识，对中国文化的文化研究，一方面必须在观念领域建立中国文化的最高理念，它浓缩着中国文明的全部精华而又“与物无对”；另一方面还必须在学术方法上完成从“史”到“学”的转换，彻底抛弃现代学术中的二元论理念及其思维方式，把自现代以来一直迷漫在中国学术界的“文化殖民主义”给予一次大的清扫。《中国诗性文化》就是这样一种尝试，在基本理念上，它提出了中国诗性文化的观念，论证了其特有的本体结构与历史形态；在逻辑范畴上，以不同于西方理性智慧的诗性智慧为核心，从原始发生、逻辑内核、精神方式、结构关系、历史流程、价值归宿、当代意义等角度，对中国文明的精神结构与中国文化的本体内涵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阐释。

其次，在历史背景上，以雅斯贝尔斯的轴心期和张光直的青铜时代为理论资源，在批判欧洲文明中心论的基础上建构了一种全新的文化起源史观。

在当代关于文明的起源研究中，普遍存在着两种误区：一是文明中心论对于人类历史整体的扭曲；二是欧洲文明中心论对其他民族文化模式及历史形态的独断论阐释。它们本质上可以称之为文明中心论学术史观，并直接导致了文化殖民主义的恶性发展。出于对这一问题的反思和认识，我们试图建构

一种关于文化起源的新学术史观。具体而言，是把雅斯贝斯的轴心期理论与张光直对中国青铜时代的卓越研究结合起来，以前者为根据避免了文明中心论的独断论认识图式，以后者为基础捍卫了中国文明的本体性结构。同时，.经过对人类学、历史学、考古学以及古文献等方面的综合分析，为人类精神起源研究建立了一个新的历史背景：从青铜时代到轴心期，也即中国古人一直念念不忘的“三代”社会。中华民族在这个历史区间所面临的挑战与经历的变化，是中国诗性文化得以发生的最直接的历史背景。这段历史既是原始文化的终结处，也是文明时代的历史起点。其中最显著的变化在于人的精神意识的诞生。而导致这一巨变的深层原因则主要有二，即历史角度的食物分配方式变革与心理角度的意识结构转型。根据古生物学有关研究，原始物种的灭绝和变异，都根源于自然界固有食物链的突然中断，人类的起源亦如此。要而言之，一是第四纪冰川以及大洪水时代对原始食物资源的巨大破坏，正是在食物再分配过程中导致了人类与自然界的分离；二是青铜时代原始公有制的瓦解以及轴心期私有制的成熟，它解构了原始民族普遍存在的“永生的信仰”，促发了以“死亡意识”为精神核心的个体精神生命的觉醒。如果说，前一个过程产生的是人不同于自然界的“类本质”，那么后一个过程则直接催化出个体不同于他人的“自我意识”。在这个过程中，如果说人类与其他古生物共同的问题是必须改变食性与食谱，那么其巨大的差异则在于，由于“类本质”和“自我意识”的出现，人类的反应开始具有“对象化”与“主体化”的性质。前者意味着自然界成为“对象”，后者意味着人自身成为“主体”，在原始诗性智慧中自然和谐的“天人合一”秩序由此走向崩溃，人类不仅不再依附于大自然，相反只有通过改造与征服自然才能生存与繁衍下去。西方历史学家将之称为“轴心时代的精神觉醒”，并具体表现在希腊、印度、埃及与中国四个最古老的文明中。尽管由于自然地理条件与经济生产方式的不同，它们觉醒的方式与收获各不相同，但正是在经历了这一历程之后，人类才开始有了自身的精神、文化与传统。以后所有的文明创造与成果，都是在这个基础上展开的。

再次，在理论建构上，以“文化研究”为学术语境，以“轴心时代的精神觉醒”为历史背景，以马克思社会生产理论为总方法论，通过对早期文明在物质生产方式、人自身的生产方式及精神生产方式的差异考察，阐释了中国诗性文化的模式特征、深层结构和核心功能。

按照维柯的天才看法，诗性智慧是人类最初的智慧。关于诗性智慧的概念，在源头上讲，类似于人类学的“原始思维”，在现代意义上，又近乎美学的“艺术思维”。其具体内涵，用中国哲人的阐释，是“物我无对”或“物我浑然”，用西方哲学的话说，是主客直接统一着的“一元论”。从文化功能角度看，诗性智慧本质上是一种生命伦理学。正如庄子说“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在原始时代，由于意识机能的极度不发达，人们不仅不能区分物我、个体与他人，甚至也不能区别开生与死。在这个原始的精神系统被破坏之后，人类面临的最大问题主要有二：一是如何面对资源越来越紧张、生存条件越来越恶劣的大自然，他们不明白，曾经极度慷慨的大地母亲为什么突然变得吝啬与残酷起来?二是如何应对生命内部异军突起的“自我意识”与“个体需要”，他们很可能更不明白，为什么原本朴素的内心世界在一天天变得工于心计与欲壑难填。前者是“对象”问题，后者是“主体”问题。在最古老的四大文明中，大约产生了四种回应方式，一是全盘否定“对象”，如古埃及的“来世论”，认为这个世界是完全不真实的；二是彻底消解“主体”，如古印度的佛教哲学，认为生命的本质是“空”。这当然是两种最极端的反应。三是希腊类型，我把它的关键词称为“主体化”与“对象化”，这两方面是相反相成的，前者使人自身由原始的情感主体逐渐发展为冷静的理性主体，而主体的日益强大则意味着人与大自然的原始有机联系日益走向解体。对于后者，大自然与人类的敌对关系的出现与不断升级，意味着两者之间的矛盾斗争变得更加酷烈与无法调和，原始的和谐彻底破裂。四是中国类型，由于诗性智慧在中_国保存得最好，它既限制了外部的人与自然的分裂，同时也限制了生命内部感性与理性的对立。具体说来，它在肯定个体意识与需要的同时，又无法彻底割裂原始人群中遗留下的血缘亲情；而在不得不征服自然以换取生活资料的同时，它又希望能够保持与大自然的原始和谐关系，因而，它只能是在肯定自身的同时又限制自身，在改造自然的同时又希望不要“伤筋动骨”。与希腊模式相对，中国模式可称为“非主体化”与“非对象化”。希腊模式的要义有二：一是表现为感性与理性的二元对立，二是宇宙裂变为主体与客体两部分，那种冷酷地压抑感性以及冷酷地征服自然的西方社会生产方式，正是以此为基础积累形成的。中国模式不同，它一方面尽力消解生命内部逐渐展开的“感性”与“理性”的对立，另一方面又通过限制主体的欲望以尽可能减少人与自然的矛盾。希腊模式是理性文化的代表，完全背离了人类最初的诗性智慧。中国模式是诗性文化的典范，最大限度地继承了原始的诗性智慧系统。以后的中国文化，尽管层次繁多、旁逸斜出，但都以诗性智慧为根底，所以说，中国文化是从“诗性智慧”中转换生成的诗性文化形态。

在现代以来的中西文化比较研究中，我们经常能见到的一系列二元对立，诸如西方科学而中国审美、西方理性而中国感性、西方善于征服自然而中国擅长维系社会等，可以说都根源于“理性文化”与“诗性文化”这两种迥然相异的本体素质。如果说理性文化很容易获得物质生活资料，那么，不与自然相对立、相分裂的诗性主体，如何从自然界获取足够的生活资料，完成其与自然之间必须展开的物质交换以维系其类的延续性，则不仅是一个必须解答的问题，同时也包含着诗性文化最根本的秘密以及最重要的现代性价值。马克思曾指出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有很大的区别，前者依赖于自然，人的本质力量所实现的不仅是主体的劳动逻辑，同时也是对象固有的目的的展开。如农民种庄稼在满足主体生活需要的同时，也实现了种子“长成庄稼”这一自然的目的性。但在工业文明的劳动逻辑中，主体与对象之间所发生的“物质变换”过程，则意味着把对象生产为与其自身相异的东西，其最典型的是化学工业。中国诗性主体的生命活动方式源于史前时代的诗性智慧，其劳动逻辑可以表述为：如何在与自然发生关系、进行物质交换的同时。又把对象生产为对象本身以及同时把主体生产为主体本身。这在本质上是一种把自然再生产为自然、把人再生产为人，把世界澄明为世界的自由劳动机制。正是在这种内在生产观念及由其外化形成的自由生产关系的制约下，中国民族形成了一种与西方文明完全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在环境、能源和社会不断出现问题和危机的当下，诗性主体特有的这种生命活动方式，在某种意义上昭

示着中国诗性文化对人类未来的重要意义。

三、中国诗性文化的传承创新路径

中国古典诗歌，既是人类诗性智慧最直观的物化形态，也是中国诗性文化最重要的载体。在这个意义上，以阅读、鉴赏、研究与写作为主要形态的中华古典诗词传习，有着比一般的读书与知识教育更伟大的使命和更深刻的作用。

这一点可通过与当下十分兴盛的国学研究的比较得知。国学教育尽管在理念上十分重视中国文化知识，但由于其遵循的文史哲框架来自现代学术，或者说来自受现代西方学术文化影响巨大的中国现代学术，因而在文学、历史学、哲学研究中，随处可见的都是经过西方理论语境过滤、解释和修正之后的中国文学、历史、哲学经验，而它们能否真正揭示和澄明中国文化的真实历史经验与内在精神本质，是很值得怀疑的。中西文化最根本的差异在于诗性文化与理性文化的对立，以诗性文化理论为基本语境、以中华诗词传习等为具体教育手段，可从根本上解决现代以来中国文化在西方理性文化语境中一直被割裂、遮蔽甚至是扭曲的尴尬与困境。

尽管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诗词可以很形象地表达和再现中国文化，但由于诗词本身是文学而非理论，是意象和灵感而不系统，人们对此普遍存在的一个疑问可以归结为它是否可以传达尤其是可以系统地传达中国文化及其精神。关于这个问题也比较大，这里仅从两方面加以简单论述：在理论上讲，那种认为诗词不具有文化理论的观点，本身就是理性中心主义建构的一个思维镜像。如果从维柯《新科学》的角度看，诗性文化本身就是一种完整的知识谱系和智慧形态。关于这一点，维柯在《新科学》中讲得十分明确，一方面从诗性文化中发展出诗性的逻辑功能、伦理功能、经济功能和政治功能；另一方面发展出物理知识、宇宙的知识、天文知识、时历和地理知识，这些也都是诗性的。以中国的《诗经》为例，“《诗经》是中国诗性文化的第一次系统表达，同时它表达的也是诗性文化的黄金时代，因而成为中国文化精神的一部典范教材，后代的人们，无不先从这里获取语言、思维方式、价值观等，并逐渐奠定了它在中国文化典籍中‘经’的地位与意义。”①从历史上看，以先秦《诗经》与周代文化为例，《诗经》本身尽管在形态上是诗，但本质上更可以称之为“周代文化百科全书”，对此既可参见孙作云先生的《诗经与周代社会》一书，也可参看1990年代初期姚孝先先生在《开封师专学报》上发表的一系列的文章，其中涉及周代文化的“天、地、人”、“衣、食、住”、审美观念、婚姻状况、酿造技术、动物学等方面。总之，周代文化的主要方面，在《诗经》中都获得了或清晰或模糊(模糊是因为它采取的艺术化表达方式)的反映。由此可得出诗性文化本身曾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关键在于如何通过现代教育框架与制度把它重建起来。

按照当代的学习型社会理论，一个完整的知识谱系主要包括五种，即哲学学习、政治学习、实用知识学习、伦理学习与审美学习，它们涵盖了理念、现实、工具理性与制度理性、人之为理性生命的伦理原则及人之为自由生命的审美尺度。与那种认为诗词是一种零散、破碎、非系统的知识相反，中国诗性文化大体上包括了以上五种知识谱系。

在哲学知识谱系，正如我们反复强调的，“中国民族的最高智慧在中国诗学里”、“不是历史学，不是道德哲学，而恰是古典诗学，才真实地把握和描述出古代中国人的生命本体及其精神方式”、“从诗的角度，能更直接、更真实、更确切地描述出古代中国人精神结构中发生过的裂变、演化和跃迁过程”。这是因为，中国诗学在中国古典文化中的位置，正相当于西方哲学在西方文化中的支柱地位与意义。在《中国诗哲论》中，我曾深入论证了古代伟大诗人的哲学价值，他们在诗中以直觉的方式直接展示了古代人的精神深度，只要我们能够“如其本身所是”地把握了它们，就等于把握住了中国文化的历史结构和精神本体。正如汉代经学说“诗者，天地之心”，它表明诗还是整个宇宙的精神轴心，在诗的本体论结构中深蕴着宇宙、社会、生命运作的密码与机制。也由于这个原因，诗在表层结构上的任何变化，都是世界本身存在状态变化的预演或征兆。如《毛诗序》说“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如刘勰《文心雕龙・时序》说“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讲的都是这个道理。尽管中国这种源自上古的诗性智慧，在经历了玄学、理学、佛学人诗的历程后也沾染上一些杂质，但从总体上看，并未改变其深层的结构与功能。

在政治知识谱系上，以中华诗词为表现形式的中国诗性文化，从一开始就具有强大的政治功能，同时这一功能在古代世界中也一再被重建。早在周代以前，诗的政治功能便以“观民风”的形态登上历史舞台，如《礼记・王制》所说：“天子五年一巡守。岁二月，东巡守……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如《汉书・艺文志》所说：“古者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而诗性政治功能最典型的重建是自居易的“补时政说”：“大凡人之感于事，则必动于情；然后兴于嗟叹，发于吟咏，而形于歌诗矣。故闻《蓼萧》之诗，则知泽及四海也。闻《禾黍》之咏，则知时和岁丰也。闻《北风》之言，则知威虐及人也。闻《硕鼠》之刺，则知重敛于下也。闻‘广袖高髻’之谣，则知风俗之奢荡也。闻‘谁其获者妇与姑’之言，则知征役之废业也。”(《策林六十九》，《白香山集》卷四十八)由此可知，诗歌创作与传播既曾是古代君主了解现实的基本渠道，同时也是古代士大夫为生民请命的重要的参政议政方式。此外，这还集中体现在“诗歌之道与政通”上，如《乐记》所说：“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借助于文化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我们还提出这与上古时代的诗性政治相关。根据我们对“周六诗”的阐释，它们都是上古诗性政治的主要手段。具体说来，其中的“风”、“比”为中国古代的生殖歌舞，是母系时代形成的那种以生殖崇拜为主题的诗性智慧的延续，其目的在于刺激生产劳动者的本能，以保证整个种族在人口数量上的再生产。其中的“兴”、“赋”为农业生产歌舞，其主要目的一是用来刺激物质生产所需要的劳动热情，二是用来消除分配过程中产生的有可能影响到社会再生产的冲突与矛盾。而“雅”与“颂”则是这一诗性政治功能的进一步延伸，前者主要用于弥补周天子与诸侯国之间的利益冲突，后者则意在维护周部族内部的安定团结。从总体上看，它们分别对应于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人类社会生产的三种基本形式，即关于人自身的再生产、关于生活资料的再生产以及以意识形态为中心的精神生产。

在实用知识谱系上，与针对自然的西方科学知识不同，诗性文化主要针对的是社会和人群，体现为一种“以人为本”或以实用理性为突出特色的实用知识谱系或工具功能，并在具体层面上涉及知识传授、情感表达、观察方式、伦理结构、外交修辞等方面。如大家熟知的这些记载：

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

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

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

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

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

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

与现代诗学刻意强调诗的审美价值不同，诗性文化先验地融审美与实用为一体。在古代人的生活世界中，诗歌在处理社会问题时的确可以发挥程度不同的作用。如《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记载的“赋诗以观其志”：

郑伯享赵孟于垂陇，子展、伯有、子西、子

产、子大叔、二子石从。赵孟日：“七子从君，以

宠武也。请皆赋以卒君贶，武亦以观七子之

志。”子展赋《草虫》，赵孟日：“善哉，民之主也!

抑武也不足以当之。”伯有赋《鹑之贲贲》，赵孟

日：“床第之言不瑜闽，况在野乎?非使人之所

得闻也!”予西赋《黍苗》之四章，赵孟曰：“寡君

在，武何能焉?”子产赋《隰桑》，赵孟日：“武请受

其卒章。”子大叔赋《野有蔓草》，赵孟日：“吾子

之惠也。”印段赋《蟋蟀》，赵孟日：“善哉，保家之

主也，吾有望矣”。公孙段赋《桑扈》，赵孟日：

“匪交匪敖，，福将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辞福

禄，得乎!”

曹植也曾用《诗经》之句帮助自己躲避了政治迫害，他在太和五年(公元231年)的上疏中写道：

远慕《鹿呜》君臣之宴，中咏《常棣》匪他之

诚，下思《伐木》友生之义，终怀《蓼莪》罔极之

哀。(陈寿：《三国志・魏书》卷十九)

与针对自然界的西方自然科学和理性文化不同，中国诗性文化更关注从社会兴衰中发现历史规律，因而在中国有“诗史”之说。与西方主要以生产工具来划分人类社会各阶段不同，如我们熟悉的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蒸汽机时代、计算机时代等，中国古代更倾向于用诗体更迭显示历史的变迁进程，如我们熟悉的诗经、楚辞、汉赋、南北朝民歌、唐诗、宋词、元曲等。

在伦理知识谱系上，与古希腊柏拉图以诗歌伤风败俗为由，提出要把诗人赶出理想国不同，在中国则有“诗教“一说，以为诗具有无与伦比的教化功能：

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

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

俗。(《毛诗序》)

诗之为道，可以理性情，善伦物，感鬼神，设

教邦国，应对诸候，用如此其重也。(沈德潜：

《说诗啐语》)

夫诗教之大，关于国之兴微，而今之论诗

者，以为不急，或则沉吟乎斯矣，而又放敖于江

湖裙屐间；借以为榆杨赠答者有之。诗之衰也，

诗义之不明也。(黄节：《诗学》)

这种看法还体现在提倡“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新乐府》序)的元白诗派上，如自居易对张籍的评价：

张君何为者?业文三十春。尤工乐府诗，

举代少其伦。为诗意如何?六义互铺陈。风雅

比兴外，未尝著空文。读君学仙诗，可讽放佚

君。读君董公诗，可诲贪暴臣。读君商女诗，可

感悍妇仁。读君勤齐诗，可劝薄夫敦。上可裨

教化，舒之济万民。下可理情性，卷之善一

身……(《读张籍古乐府》)

在审美知识谱系上，自从陆机提出“诗缘情”的概念，特别是经历了魏晋时代“人的自觉”与“文的自觉”之后，诗性文化的政治伦理功能有所收敛，而其固有的审美功能则有重大的提升。诗词在表达情感上的作用进一步凸现出来：

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

咏，照烛三才，晖丽万有，灵祗待之以致飨，幽微

藉之以昭告。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

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署雨，冬月

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嘉会寄诗以亲，离

群托诗以怨。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

朔野，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

单，孀闺泪尽，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反，女有

扬娥入宠，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

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聘其情?(《诗品

序》)

篇9

目前，理论界对于经济犯罪和刑事政策仍存在比较大的争议。关于经济犯罪，我国刑法学界素有大经济犯罪概念说、中经济犯罪概念说和小经济犯罪概念说“三说”之争。笔者取小经济犯罪概念说，认为经济犯罪是指市场经济主体以非法经营牟利为目的，在经济运行过程中实施的危害市场经济交易秩序和国家经济管理秩序，依法应当受刑罚处罚的行为。对于刑事政策的定义也有多种学说。其中，何秉松教授认为，刑事政策是指国家基于预防犯罪、控制犯罪以保障自由、维持秩序、实现正义的目的而制定、实施的准则、策略、方针、计划及具体措施的总称。刑事政策还有基本刑事政策和具体刑事政策之别，经济犯罪刑事政策属于“针对某一类犯罪的具体刑事政策”

综上，经济犯罪刑事政策就是指根据一定时期内我国经济发展的态势以及在特种经济政策下经济犯罪情形所制定的用以指导刑事司法的方针、政策以及原则的总称。

二、我国经济犯罪刑事政策存在的问题

（一）立法上处罚过于严格，处罚方式较为单一

根据当前我国经济犯罪的高发态势，现阶段我们应将经济犯罪立法涉及的区域扩展，提升经济犯罪化。严密法网并不代表要进行严厉的处罚。从我国刑法上看，关于经济犯罪的刑罚依旧很重。由我国的经济犯罪的刑事立法规定来看，我国刑法对经济犯罪的规定趋于严厉。在经济犯罪的罪名上，涉及死刑、无期徒刑、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罪名占有相当的比例，反映出当前我国对于经济犯罪的处罚过于严格。当前，我国在刑罚方式的运用上主要以自由刑和财产刑为主，突出了我国经济犯罪在处罚方式上过于单一这一特点。对于典型的资格刑的设置有所欠缺，同时，罚金刑也是相对于自由刑单处或者并处，很少运用非刑罚化的措施和手段。

（二）司法上重刑罚手段，轻非刑罚手段

目前，在司法实践中，我国对于经济犯罪的处罚还是以自由刑和罚金刑为主，缺乏典型的资格刑。对于经济犯罪的打击主要依靠刑罚手段，而非非刑罚手段。当前我国的经济犯罪刑事政策尚未彻底地刑法化，仍是以刑法规范为中心，特别是对严重经济犯罪进行重罚。在一段时期内，经济犯罪现象猖獗，国家会采取严厉打击的政策，对经济犯罪进行集中式的打击。过分依赖刑罚的打击方式，暴露出我国对于经济犯罪的处罚形式较为单一。随着社会文明的不断进步，多元化的处罚方式不断出现，行刑社会化已经成为当前比较科学的处罚方式之一。

（三）预防治理上重罪后处罚，轻罪前预防

当前，我们国家对于经济犯罪的注意力仍然过多的放在对于经济犯罪的打击与惩治上面，对于经济犯罪的预防关注的力度并不够。重视罪后处罚，容易带来犯罪分子在监狱内的交叉感染问题，不利于这些人员的再社会化。预防与惩治是治理经济犯罪的两个拳头，两手都要硬，才能更好地治理经济犯罪。只重视罪后处罚，轻视罪前预防已经无法适应当前经济犯罪的治理形势，因而除了运用刑事手段外，还可以灵活运用经济、行政等科学手段。

三、我国经济犯罪刑事政策的完善

（一）调整自由刑配置

首先，应减少长期自由刑的配置。当前，我国对于经济犯罪的刑罚设置偏重，十年以上的有期徒刑和无期徒刑的配置较多，突显出我国在经济犯罪上的重刑主义。当然，保留一定的长期自由刑是必要的，对于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轻罚不足以达到惩戒力度的犯罪，我们应该保留长期自由刑的设置。除此之外的，其他经济犯罪可以适当的缩小长期自由刑配置的范围。其次，扩大管制刑配置的范围。管制刑符合现代刑罚的新特点，其优越性是自由刑所不具备的。管制刑的适用有利于与国际刑罚轻刑化的接轨，也有利于摆脱我国长期以来的重刑主义思想。

（二）经济犯罪的资格刑设置

现行刑法中，资格刑的范围主要限定在剥夺政治权利这一狭窄的范围内，而在经济改革浪潮的今天，仅靠剥夺政治权利已经不能满足当前打击经济犯罪的需要。经济犯罪有着自身独特的特点，区别于其他犯罪类别。因而对于打击经济犯罪而言，针对经济犯罪的特点进行有针对的惩治，才能收到良好的效果。我们必须研究除了传统自由刑和财产刑外，是否还有其他的刑罚能够对经济犯罪起到较好的打击效果。那么经济犯罪的资格刑就呼之欲出了。经济犯罪一般具有非常强的专业性与隐蔽性，因而对于专业性强的犯罪分子进行打击，就显得至关重要。在经济犯罪中设置资格刑，就是为了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如果我们剥夺行为人在某个领域内的相关从业资格，那么就会从根本上降低其在熟悉领域内犯罪的可能性。从而能够更好地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的稳定。

（三）加强经济犯罪预防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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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是一定环境的产物。会计活动总是在一定的环境下进行的，虽然人们对会计认识的理论表达是主观的，但会计活动本身是客观的。会计环境会对于会计影响包括会计信息的需求、会计程序与方法以及提供会计信息的意愿等。

 

一、会计运行环境变化对于建设单位会计制度的影响

 

会计环境是指与会计产生、发展密切相关，并决定会计思想、会计理论、会计组织、会计规范，以及会计工作发展水平的客观历史条件及特殊情况。由于会计活动本身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随着所处社会经济环境的改变而不断发展变化的，因此，会计必将依存于特定的环境，并同时反作用于环境，二者之间具有不可分割的“血缘”关系。

 

(一)政府收支分类改革。2006年以前，“基本建设支出”作为政府预算支出“类”级科目，反映国家用于固定资产的扩大再生产与部分简单再生产的支出;在“类”级科目下，再按照主管部门与行业设置“款”级科目。2006年政府收支分类改革后，财政部取消了“基本建设支出”作为政府预算支出功能科目中的“类”、“款”科目设置，将其分散包涵在不同的政府预算支出功能科目之中。“基本建设支出”作为经济科目，核算内容为各级发展改革部门集中安排的用于购置固定资产、战略性和应急性储备、土地、无形资产以及购建基础设施、大型修缮等方面的支出;发展改革部门以外的其他部门安排的用于购置固定资产、战略性和应急性储备、土地、无形资产以及购建基础设施、大型修缮和财政支持企业更新改造所发生的支出，则列入“其他资本性支出”科目下。

 

(二)国库支付制度。国库集中收付制度要求所有财政性资金都纳入国库单一账户体系管理，收入直接缴入国库和财政专户，支出通过国库单一账户体系支付到商品和劳务供应者或用款单位，财政资金的缴拨由国库集中办理。预算单位通过直接支付和授权支付两种方式请领资金，改变了单位之间通过多重账户层层划拨资金的问题。国库集中支出方式的改革给预算会计与基本建设会计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是由于预算单位收入核算根据财政直接支付和授权支付额度通知单入账，支出核算按财政直接支付和授权支付发生额入账，收入减支出形成的结余是指额度结余，不再体现为银行存款，对于预算会计与基本建设会计在收入与支出的确认的时间、方式的等方面均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二是财政资金的拨付由原来的实拨资金改为用款额度，预算单位货币资金的形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预算单位的“银行存款”科目核算分解为“银行存款”和“零余额帐户用款额度”两个科目进行核算，对于预算会计科目设置与账户体系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三)基本建设支出预算的变化。长期以来，基本建设支出是我国政府预算“第一”大支出科目。2000年实行部门预算改革后，基本建设预算作为“项目支出”列入部门预算之中，但政府“基本建设支出”预算科目并没有改变。2006年，财政部颁布了《政府收支分类改革办法》，对政府预算收入、支出科目分类重新进行调整。新的政府收支分类根据政府职能的履行情况与经费支出的内容，对政府预算进行功能科目与经济科目设置，从而打破了按部门与经费性质分类的方法。在新的政府支出功能分类中，取消了长期以来沿用的“基本建设支出”类级科目，将基本建设支出涵盖在“一般公共服务、国防、教育、科学技术、农林水事务”等功能科目中。作为预算支出的具体内容，基本建设支出作为“经济分类”科目，核算不同渠道的基本建设支出投资。政府基本建设预算从改革前政府预算支出的“第一”大科目，到包含在部门预算“项目支出”之中，最后取消“基本建设支出”科目，更加体现了基本建设业务作为预算单位正常业务活动一部分的预算管理观念。

 

二、国有建设会计制度单独运行的主要问题

 

我国的基本建设会计制度始于20世纪50年代，尽管期间进行了几次修改和完善，但国有建设单位会计制度作为一个独立的会计体系程的状况一直没有改变。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JP2〗基本建设面临新的投资环境、政策因素、管理模式以及国家会计制度变革的背景，必然导致基本建设会计制度进行变革与调整，从而使会计制度逐渐适应会计环境变化的要求。然而，国有建设单位会计制度作为一个独立的会计体系程的状况一直没有改变，给预算单位财务管理与会计信息的使用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JP〗

 

(一)会计体系分类不科学

 

会计按其主体是否以营利为目的，分为企业会计与非企业会计(预算会计或政府及非营利组织会计)两大会计体系。企业会计以营利为目的经济组织为核算对象，非企业会计以非营利性组织为核算对象。国有建设单位会计作为一个独立的会计制度体系，系依据单项经济业务存在于企业会计与预算会计之间，其业务范围既不属于企业会计范围、也不属于预算会计范畴。其在会计体系分类上违背了按统一分类标志进行分类的基本原则，在同一个会计分类体系中，出现了两个分类标志，其分类结果显然是不科学的。

 

(二)会计业务划分不合理

 

现行的国有建设会计制度与预算会计制度同时存在于一个单位。维持单位正常运行的一般经费收支适用行政、事业会计制度，建筑安装等经费收支适用基本建设会计制度，从而把行政事业单位分为两个会计主体。一般经费收支和基本建设收支不能在一个会计主体得到全面反映，既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第一条对会计资料完整性的总体要求，也不符合《行政单位会计制度》第十一条和《事业单位会计准则》第四条规定的会计核算应当以行政事业单位自身发生的各项经济业务为对象、记录和反映行政事业单位自身的各项经济活动。

 

(三)会计信息不完整

 

由于存在两个会计主体，便产生了两套账户、两套会计报表。在报告信息批露上，每一套账表只反映单位经济业务的一部分，行政、事业单位财务不反映财政对基本建设的投入，基本建设在项目竣工交付使用前的会计核算信息在基本建设会计反映，事业财务不清楚工程项目资金动态流转情况，由此导致任何一个会计制度均不能反映单位共同经济活动的全貌。同时，随着负债机制的引入，行政、事业单位基建投资借款成为必然。由于行政、事业单位被分割成两个会计主体，一方面基本建设借款及利息无法在同一个会计主体反映;另一方面，巨额的基本建设支出由于“事业基金”不足以弥补，也无法在同一个会计主体的报表中列示，从而造成单位会计信息反映不完整、不真实。

 

(四)会计监督不到位

 

相对于基建财务而言，行政事业会计核算和监督方面基本上采用会计电算化，并建立了一套十分完善的财务控制制度。但是，行政、事业单位对基建会计的核算与监督则相对较弱，无论在会计人员配备方面，还是在内部控制方面都表现出一定的不足。基本建设会计制度独立存在于一个单位，导致个别单位的基本建设日常管理与基建财务工作由同属于一名主管领导，负责基建的领导既负责基建项目的招投标、基建项目建设等基建管理，又负责基建财务管理工作，从而使单位的基本建设与财务活动相互之间失去监督，严重违反内部控制制度。

 

(五)资金使用效益低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