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体制论文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金融体制论文，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从根本上说，金融市场和金融体制是实物经济发展的结果和需要，是为实物经济服务的，我国发展金融市场、设计金融体制也必须从经济发展的需要出发。现代经济增长的途径有三个：一是通过要素积累，增加资本、劳动和自然资源这三大投入要素中的一项或多项；二是经济结构转移、产业结构由低级向高级转换；三是技术变迁.每个国家的要素、禀赋中自然资源是先天给定的，在生产中大规模增加自然资源比较困难。劳动力的增长受到人口出生率的限制，"各国、劳动力变动的差异不大，一般年增长率在：1％一3％之间。唯一对经济增长率有大的影响的是资本积累的变化，各国在要素投入增加方面的主要差异就：是资本积累率的不同、经济增长还可以通过经济结构升级的方式实现。将投入要素由低效率的部门向高效率的部门重新配置，同样数量的投入要素的产出能在此而增加。在经济增长的的三大源泉中技术变迁是最关键的。技术创新使得资本的边际效率不会下降，从而维持经济长期增长。单纯依靠增加要素投入的外延式扩大再生产迟早会停滞下来的，而且市场竞争会使这种经济增长方式在资源耗竭之前就早早失去活力。产业结构的升级会促进经济增长，但是产业结构升级的基础则是技术进步。技术进步使既定要素投入可以生产出更多、更有竞争力的产品，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从而实现经济增长。技术变迁与资本积累关系密切。现代技术创新从科学研究、控制实验到新产品试制、投产，需要花费大量的资本投入，同时，许多先进的技术需要资本设备作为其载体，技术创新往往体现在资本设备性能改良上。技术的升级实质上是通过资本积累来实现的，技术进步和资本积累两者相互促进。相互依赖。而一个社会资本的积累和配置效率决定于资本市场的效率；资本积累的速度和规模与资金的投资回报率正相关。资本积累的高回报取决于资本的配置和利用效率。现代金融体系存在的基本价值就是积累资本，配置资本，资本的配置效率依赖于金融体系。的效率。我国目前的金融改?quot;出发点必须定位于提高金融体系的效率，使其能够很好地动"员资本、配置资本，服务于经济发展。

二、我国金融市场的现状；落后与混乱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长期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金融体系是为实现这一战略服务的，由于我国是个落后的农业国，资本极为稀缺，因此，如果利用市场机制配置资本，资本价格就会非常高昂。而重工业一般是资本密集型的，投资周期长，风险大，需要从国外进口机器设备。这样，在市场机制下，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就会落空。为了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国家只好人为压低利率和汇率，以便降低资本价格。在这种情况下，金融市场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政府用行政手段直接分配稀缺的资本。这种计划体制可以保证处于优先发展地位的重工业获得足够的资本支持；但是却牺牲了资源配置和利用效率、稀缺的资本没有配制到生产率最高的部门。

改革开放以后，国家为了调动各方面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对经济的控制逐渐放松。即遵循所谓"放权让利式"改革。随着资源配置、的计划控制减弱，乡镇企业等非国有企业发展起来，由非政府部门掌握的剩余也多了起来，加上国有企业改革也在一步步走向深入，自扩大，因此客观上产生了对金融服务的需要。国家为了重建金融体系，开始改变资本分配体制，对国有企业的财政拨款改为银行贷款，先后重建了四家专业银行，90年代初又恢复了证券市场，外汇管理也逐渐放宽。人民币大幅贬值。但是，在国有企业完全市场化以前，金融市场化会导致国有企业的资本成本大幅大升。国有企业因为有政策性负担，没有自我生存能力，完全市场化必然使大部分国有企业无力负担资本成本而无法生存。为了保护国有企业，国家并没有让金融体系市场化，而是具有很强的政策性。四大专业银行80%以上的贷款给了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很难得到银行贷款。其它融资渠道如有企业无缘。改革开放以来，非国有经济发展很快，是中国量。但是，非国有经济缺乏正常的融资渠道，进入正式的金融体系杨本很高。甚至不可能，极大地限制了非国有经济的发展，除了银行以外，国家也陆续开始恢复或新建成保险、信托、证券等金融市场，这些非银行金融部门发展很快，对国民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由于国有企业改革滞后，国有企业仍然承担着政策性负担，国家也仍然要对国有企业的经营负一定责任，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之间不能在产品市场上开展公平的竞争。这在金融市场上则表现为金融市场缺乏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各健全的法制，金融市场十分混乱，非市场因素太多，不能有效动作，没有起到为技术创新呼经济增长积累、配置资历本的作用。

三、金融市场的发展与基本特征

如前所述，技术变迁对维持长期经济增长起着关键作用，而技术变迁又与资本积累关系密切，正是经济发展对资本积累和配置的需要才产生了金融市场，因此，金融市场的发展目标只能是为经济发展高效率地筹集和分配资本。为了实现这个大目标，金融市场发展出两大类，一类是直接融资，另一类是间接融资，两者各有优势，互相补充。直接融资方式主要有发行股票、债券等，资金供需双方直接进行交易、或者在中介机构帮助下实现直接交易。间接融资主要是银行贷款，资金供给着将钱存到银行，银行再把集中起来的资金贷放给资金需求者，实现社会剩余的动员和资本化。在直接融资中，由于资金需求者和资金供给者之间往往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和监督技术问题，相对来说，资金供给者，特别是小额资金供给者，很难控制资金需求者的资金运用，面对的投资风险很大。作为反面，由于不受或很少受到资金供给者的监督，直接融资的资金需求着可以较为自由地使用筹集到的资金，一旦经营失败，也不必负偿还责任，因此筹资风险小而且还可以利用信息不对称，在发行股票或债券时进行炒作，以获得溢价发行的好处。但是，间接融资的情况恰恰相反，资金供给者只要将钱存到银行即可，由于商业银行受到中央银行的监管，有存款的再保险机制，投资风险完全由银行承担，因此资金供给者面临的风险微不足道。从银行获得贷款的企业或其他资"金需求者却必须面对银行的严格监督，从贷款申请到使用、还款，都受到专业水准很高的银行监督，在相当大的长度上保证了贷放资金的安全。在间接融资中，投资者的资金回报比较稳定可靠，银行承担了投资风险，并负责资金经营，所以要分离一部分投资收益，资金所有者得到的回报比较直接投资少。但是直接投资者面临很大的投资风险，一旦投资失败，连本带利一概亏蚀。对于资金需求者来说，由于信息不对称，为了说服资金供给着购买本企业的股票或债券人需要做许多工作，而且需要付给投资者的报酬也较高，因此直接融资成本高昂。但是，如果通过间接融资，因为资金的直接供给者只是一家或数家银行、交易成本低廉、因而其融资成本就会大大下降。

从资金拥有者和资金使用者的角度来说，直接金融和间接金融的各有利弊，在现实经济中，金融市场是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结合，最有效的金融结构取决于企业、生产的性质。如果一个经济中的企业以资金密集型的企业和产业为主，其融资渠道以从大银行贷款和发行股票、债务为主。如果一个经济中的企业是以劳动密集型的中小企业为主，则有效的融资方式应以中小银行贷款和企业自有资金为主。

上述金融体制格局的形成主要是由交易费用和信息成本决定的。劳动密集型的中小企业需要的资金不多，而且分散在各地，大银行等大金融机构获取其经营和信用状况的成本很高。因此，中小企业难以得到大银行的资金支持。即使想用间接融资，也因为规模小，承担不起股票、债券的发行费用，更不易取得公开发行上市的资格，因此中小企业一般不依赖间接融资。大银行天生喜欢为大企业服务，因为无论银行贷款的数额大小，一笔交易的信息费用和其它成本相关无几，大企业资金需求量大，银行发放一笔大额贷款所需花费的平均成本比小额贷款低许多。中小银行因为资金规模小，无力经营大的项目，只好以中小企业为主到E务对象。而且，中小银行与中小企业一样，分散在各地，对当地的中小企业资信和经营情况比较了解，信息费用不高，因而中小银行也愿意为中小企业服务。

四、我国的产业发展与金融体制改革

有一种错误信念在国内理论界和实践部门广为流传，以为在开放时代，中国应该重点发展资金密集、技术尖端的大企业，只有这样才有实力与外国企业展开竞争，否则民族工业就会在市场竞争中败北。这实际上是过去长期推行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思想的变种。实际上，一国产业的竞争力主要取决于其产品的成本，成本越低的产业竞争力自然就越强。而一个产业的成本高低主要取决于其是否利用了本国的比较优势，比较优势又是由一国的要素禀赋决定的。在我国，现阶段的要素禀赋是劳动力丰富，而资本稀缺，因此，具备比较优势的行业具有劳动力密集的特征。如果我们举全国之力发展资金密集型的大企业，必然需要继续人为压低资本价格，井采取种种行政措施保护资本密集型企业免受市场竞争挤压，结果必然是保护落后，资本密集型企业既没有竞争力，也不思进取，不去努力增强竞争力。这样，金融体系也不可能真正市场化。

相反，遵循比较优势发展起来的产业因为成本低廉而具有相当强的市场竞争力，因此不需要政府保护和扭曲资源价格。由于这种产业竞争力强，因而盈利能力强，经济对稀缺转变为相对富裕，劳动力反而日益显得稀缺起来。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动进而推动产业结构快速变化，具有竞争力的产业越来越带有资本密集、技术先进的特征，中国逐渐走出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发展阶段。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指导下的赶超型产业结构升级模式，表面上似乎一下子将中国产业结构高级化到与发达国家相近的水平，实际则无异于拔苗助长，因为这种脱离要素赋的产业结构是无效率的，产业结构升级背后的决定因素是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没有要素禀赋的升级，人为拔高产业结构，结果必然以失败而告终。遵循比较优势战略表面上似乎没有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对产业结构升级促进作用大，实际则是""小步快走"，是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正确选择。因此，现阶段我国最具竞争力的企业是与我国要素禀赋相一致的劳动密集型的中小企业，保证这些企业的融资需求应该成为我国当前金融体制改革的出发点。根据前面的分析，对中小企业来说，最合适的融资方式是利用银行进行间接融资，但是大银行主要是为大企业服务的，所以发展市场化的中J、银行即成为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当务之急。

90年代以后，我国地方性的中小银行在改造各地城市信用社的基础上开始发展起来，但是目前业务量还不大，而且实际运作很不成熟、规范。地方性的中小银行一定要实现商业化，不能由政府行政控制，以致成为地方政府的第二财政，依附于地方政府，甚至成为地方政府背离当地实际和比较优势，进行盲目投资的工具。如果那样，中小银行就不但会与四大专业银行一样不能成为中小企业融资的方便渠道，而且必然产生严重的银行金融风险，另外，发展中小银行需要健全金融监管体系，防范可能发生的金融风险。中小银行并不是越大越好，需要有一定规模，以具备必要的抵御风险的能力，中小银行虽然是地方性银行，也要注意引进银行间的竞争机制，防止人为垄断生产低效率。

五、结束语

篇2

在我国农业是“弱质产业”，农民是“弱势群体”。中国农村经济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的要求越来越迫切，农村发展对资金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需求越来越大，而融资渠道不畅通是制约农村经济发展、压抑农民收入增长的重要原因。农村贫困问题很大程度上是资金缺乏，而资金缺乏归根结底是金融制度安排不合理。因此，如何构建合理的农村金融制度，对于改变农村整体面貌，构建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和谐社会主义新农村至关重要，也是在当前全球金融危机下走出困境的有效途径之一。

一、我国现行农村金融制度的缺陷

历经几十年的改革与发展，中国农村逐步形成了以农村信用合作社为主，多层次、多渠道提供服务的农村金融体系。但农村金融问题突出，商业性金融远离农村，政策性金融支农济，合作社金融名存实亡，非正规金融活动频繁，但管理缺乏规范，资金供给渠道不畅，与新农村建设资金需求极不相称。

（一）涉农金融制度安排不合理

第一，商业银行的趋利性动机使其支农功能严重弱化。近年来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市场定位和经营战略发生重大转变，信贷业务重点逐步向大城市倾斜，县域内的国有商业银行机构大量撤并，对农村的信贷业务逐步减少。同时，国有商业银行进行资金管理体制改革，普遍上移贷款权限，县域营业网点逐渐演变成“多功能的储蓄所”，只吸收存款，不发放贷款。随着国家行政体制的大部制改革，政府机构精简，实行乡镇撤并，原来设立的乡镇商业银行网点也将不复存在，银行信贷资金也将退出这些农村市场。

第二，农村信用合作社支农功能发散，势单力薄，而且存在结构性的矛盾。许多地方农信社功效失灵，形成大量不良贷款和亏损挂账。以短期融通为主的资金供应难以满足新农村建设周期长的资金需求，经营的商业化倾向越来越明显，大量资金流向收益率相对较高的城市和非农业部门。另外支农乏力，规模较小，抗风险能力筹，对大规模的农、项目资金投入能力不足，并由于长期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业务创新能力和市场化程度不高。

第三，政策性金融支农严重不足。政策性金融机构仅农业发展银行一家，而且基层的机构设置到县域，远离农村，无法为农村建设提供，泛的支持。目前农发行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资金来源渠道和资金应用方式不规范。

第四，非正规的金融供给操作与管理混乱。其形式有自由信贷、典当业信用、民间贴现等，在正规金融支农不足的情况下，非正规金融为满足农村资金需求发挥重要作用。但现行的金融制度不承认其合法性，非正规金融的法律地位及身份缺失，只能在广大农村开展“地下活动”，其支农效能受到严重限制。

（二）缺乏有效的竞争机制，协调能力不足目前我国农村存在多种形式的金融组织，但这些金融组织并没有形成有效的竞争机制。农业银行作为国家商业银行，市场地位发生了重大变化，业务范围已与其它国有商业银行无异，而各种形式的民间借贷属于非正规的金融部门，不受政府政策上的鼓励与保护，且具有较高的金融交易成本，如今在农村农信社“一家独大”，其它涉’农的金融组织难与其竞争，农村金融组织基本上是各自为政，各为其事，造成较高的信息成本和资源浪费。

（三）农村金融信用建设滞后，道德风险高由于缺乏有效的失信惩罚机制，对欠账、赖账的个人惩处力度不大。许多农户受教育程度不高，信用意识淡薄，法制意识薄弱，严重影响了信贷资金的安全。一方面，居住于农村的借贷人通常居住分散，生产手段简单、生产规模小、信贷需求不大的特点，使得金融机构的规模效益难以发挥；另一方面，农村的信贷往往难以严格用于生产性用途，非生产性需求仍是主要的金融需求，为仅实现低小康水平的农户借贷人具有较强的刚性生活融资需求，足出现婚丧嫁娶、疾病、子女上学等问题。

金融品种单一，不适应新农村建设多样化资金需求收入较低的农户阶层在出现资金缺口时，向亲朋好友寻求无息和贴息贷款的居多，互助信贷为其首选。对于收入较高的农户来说，需要的是大额农资信贷，但是又苦于寻找到担保对象和抵押品，因而获得正规贷款的机率较低，而散户人际信贷所能提供的信贷规模又极其有限。目前农村金融业务仍然以传统的存、贷、汇为主，信息化水平低，缺乏信贷服务品种创新，农村金融结算以手工为主，银行汇票、本票等结算工具使用很少，支付结算票化程度低。

二、我国金融制度安排的战略取向与对策

（一）对涉农金融机构支农功能重新定位

建立多层次金融安排，以金融和止规金融优势补的农村金融体系。第进步加强和完蒋农业发展银行的政策支农功能。首先，将原属农银行务范的如于人贫息贷款、农业综合开发划归农业发展银行为这些业务由农行承办将向商业化靠拢，难以得到支农的效；其次，调整信贷结构，逐步将支持晕点农产品流通领域转向生产：领域、础设施建设领域，以提高农资贷款的利川效率，实现资金优化配置；冉次，完善政策性金融机构体系，将其机构设置下放到乡镇，可以设一级机构，走进群众，倾听使其成为躬剐其实的支农助农开发银行。

第一，发抨比较优势，深化衣信社改革。要奇：足于农村，服务农厂应该牢牢抓住农村这片沃土，，发挥其在乡村点多、与农户联系紧密的优势：构建独特的企业文化，加强自己业务效率建设，促使内部产，集聚效应，对外产生辐射效应；创新金融产品，以效益为导向，实施有效的业务创新，在农户中培养一批黄金客户，注意拓展信贷领域，扩人支农范围，加大农村运输业、农产品加工业及农业综合开发项目的信贷支持力度：加快电算化建没步伐，发展兑结算、租赁、咨询、投资理财等中介业务。第三，积极引导和规范民间金融。非规金融已经成为农村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日益活跃。应尽快出台相关的政策法规，承认其市场主体地位，给予其合法的身份，同时允许非公有制资本进入农村金融领域，并对其给积极疏导，规范其操作降低法律成本，搞活民问金融市场。

（二）宏观调控农村金融市场促使农村金融主体在竞争中谋求合作，在合作中谋求发展，优化资金配置，实现功能互补。

第一，重新整合现有金融体系，明确各自在农村金融市场上的职责和分工，并尽可能强化合作，信息共享。积极开拓市场，在保证基本重组的情况下，加强监管，规范风险，允许各地根据实际情况，尝试建立多种所有制形式的金融主体，配置新的竞争力量，如建立农业互助组织、互助保险机构和农村基金等，设立乡镇农行、社区信用合作社。

第二，加强协调机制的系统化建设，催生协同效应，减少组织运转的交易费用。通过对各成员、各环节、各要素的功能磨合和能力整合，使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产生的整体功能远远超出各成员、各环节、各要素的功能之和的效应。由于新农村建设是一个不断发展和深化的进程，所以应以动态发展的眼光不断深化改革，不断推动农村金融机构适应新农村建设的需要。将农村金融机构置于新农村建设的大环境中，通过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协调机制的建设，提高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对新农村建设的贡献度。

（三）加强农村金融信用制度建设

第一，通过创建信用户、信用村镇活动，引导广大农户增强信用意识，推动农村地区信用建设，逐步在农信社和农户间建立良性互动机制和诚信桥梁，对高信用用户在同等条件下简化手续，服务优先，刺激更多的农户遵守信用。

第一，加强对内授权、对外授信的管理，合理界定信贷授权授信限度，以效益性和风险性原则为标准，根据经营规模、经营实力和经济效益实施不同程度的授予权。同时，授权、授信应视具体情况进行必要的定期调整和期间调整。把好贷款审批关、正确选择贷款投向是新增贷款风险管理的关键，农村信用社应该不断加强信用社班子的民主建设，充分发挥贷审会职能，对贷款决策进行集体审批，减少决策失误，严禁搞“一言堂”。

第三，打击金融欺诈和恶意逃废银行债务等违法行为，保护金融债权。对在清理整顿农资金融机构的良资产过程中，地方政府要予以帮助和清收，盘活和变现，减少农信社的资产损失。建立科学的网络体系，使信用社和银行同业之间联合起来，利用人民银行的信贷琶记查询系统相互配合，将列入“黑名单”的企业停止对其发放贷款并清理结算户，维护良好的信用环境。呼吁尽快出台《金融债权管理条例》和《金融债务行为处罚办法》，加强社会信用制度建设。

（四）完善农村金融配套设施建设

第一，组建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由于农业固有的高风险，必须主要依靠政府的力量直接或问接支持农业保险。根据农业保险面量大、风险高与赔付率高等特点，政府应给与财政税收、贷款政策等方面的支持，根据各地实际情况建立由农户、农村经济单位自愿出资形成非赢利性的合作保险组织，承担理赔范围主要是农户的养老、家养牲畜死亡及乡镇企业职工失业保险等。

第二，开发多样化的贷款担保形式。除传统的担保方式、保证和不动产担保外，应探索动产抵押、仓单质押、权益质押，在担保机构上既鼓励政府出资的各类信用担保机构和现有商业性担保机构开拓农村市场，还要积极探索吸收民问资本进入农村担保信贷，推进其市场化。

第三，提供优惠的金融财税。人民银行给一些低息长期再贷款，中央财政分期拨款给信用社补充由于保值储蓄的贴补支出：降低农信社的营业税和所得税税率，对西部地区试点的农信社律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由地方政府承担部分农信社的坏账，再由农村信用社利用自身积累冲销部分坏账；在民间借贷比较活跃的地方，实行灵活的利率政策。

参考文献：

[1]黄成莲，温智良．从农户融资看农村金融制度安排的取向[J]．武汉金融，2006，(12)．

篇3

2.国家政策性金融支农作用弱化。在农村金融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国家政策性金融支农战略，一直是其改革发展的核心组成部分。国家政策性金融支农作用的弱化，使原本发展就不够健全的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再次陷入发展的困境。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由于面临着许多无法解决的政策性问题，其发展水平与规模，逐渐停留在改革的初步阶段，不但无法促进农村经济的繁荣发展，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村金融经济改革体制的健全发展。近几年，农业发展银行作为唯一的农业政策性银行，虽然其存在与发展倍受广大农民的关注，但由于其自身存在的功能缺位问题，其具有局限性的业务范围，始终无法真正的发挥政策性支持作用。此外，农业开发、农业技术创新、农业生产设备更新等的发展，都离不开政策性支持的作用。因此，在农村金融体制改革进程中，必须强化国家政策性金融支农策略的有效性。

3.民间金融组织发展水平较低。在发展农村经济的过程中，民间金融组织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在农村，由于民间金融组织在资金流转方面具有贷款手续简单、贷款期限相对宽松、贷款方式相对灵活等优点，广受农村人们的青睐。但是民间金融组织在运行中，由于受到合法身份、监督机构缺位等问题，始终无法有效的扩大规模，导致其业务范围具有局限性，并伴随着很大的经营风险。最终由于民间金融组织发展水平较低，其自身职能无法有效发挥，使之还是无法有效的支撑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进一步发展。

4.农业保险承保效果不明显。目前，在大部分农村，农业保险市场的发展水平仍相对滞后。由于我国农业保险的发展规模比较小，数量相对较少。加之其发展结构失衡、大多农民由于保险意识薄弱，在农民购买力较低的情况下，农业保险的赔付率一直居高不下。此种状况的长期发展，导致大多数商业性保险公司开办农业保险的意愿不强，农业保险的相关业务，只能由政策性银行来经营。农业保险市场无法真正发挥作用,农业保险承保效果不明显，难以满足国家对于新农村经济的规划发展。

5.农村金融体制改革落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农村金融体制呈现出农业发展银行、农村信用社、农业银行以及高借贷组织等组成的主导模式。政府对于民间高借贷组织的发展，一直是用政策进行限制的同时，扶持农业发展银行、农村信用社、农业银行三个民间金融机构以低利率水平为广大农民服务。一方面，由于农业发展银行、农村信用社、农业银行贷款利率较低，资金使用成本相对较低，在农村资金缺乏、供不应求的地区，金融部门为了顺利履行机构职能，在政府政策控制下进行金融服务。这种服务模式，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导致农村金融体制改革长期得不到有效发展。

二、促进我国农村金融体系发展的有效策略

1.进一步增强农村金融服务功能。在开展新农村建设下的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过程中，综合新农村经济建设发展的实际状况，整合农村金融资源，使之可以进一步的增强农村金融服务功能，才能为发展新农村建设下的农村金融体制改革事业，奠定一定的物质基础。在实际工作中，进一步增强农村金融服务功能，需要在结合新农村经济发展的实际问题，调整金融机构在部分农村地区的布局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尽量改善部分经济基础较好的农村地区，农村金融服务机构聚集，而在部分经济基础较差地区，农村金融服务机构较少的不平衡式金融服务机构布局情况。积极的发挥政府政策职能，合理确定农村金融网点的布局安排，优化农村金融网点的布局结构。同时，要逐步深化农业发展银行业务支持新农村经济的主导职能。在具体的执行工作之前，可以采取问卷调查的形式，透彻了解农村金融机构运行中存在的重要问题，积极反馈给当地政府部分，努力解决农村地区融资难、融资成本高等问题，切实从新农村建设下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角度出发，促进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

2.结合农村经济发展特点，建立科学的信贷管理制度。为了更好的促进新农村建设下农村金融体制改革进程的发展，结合农村经济发展特点，建立科学的信贷管理制度势在必行。综合近几年的社会实践工作，建立科学的信贷管理制度，需要综合考虑农村地区经济发展的水平以及进行金融体制改革的阻力因素，严格控制部分落后地区金融资金的不必要流出。同时，应及时的建立相对科学的信贷人员考核办法，进一步规范民间信贷工作中仍存在的一些问题。在执行信贷人员考核办法的工作中，也应适当简化信贷审批程序、相关的手续。

3.建立健全农村经济贷款补偿机制。目前，建立健全农村经济贷款补偿机制，是促进新农村建设下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关键策略之一。在鼓励农民进行农业生产的过程中，建立健全农村经济贷款补偿机制，对于贷款中由于非人为因素导致的损失，经审核确定真实情况后，国家给予一定的补偿。建立健全农村经济贷款补偿机制与核销农村经济风险贷款制度后，国家可以通过扩大利差收益率的办法，积极的调动金融部门从事农村经济贷款的积极性，促进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化发展。

4.加大扶植和支持农村金融发展的力度。加大扶植和支持农村金融发展，也是促进新农村建设下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发展的重要策略。新农村建设下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政策扶植。国家通过一定的税收优惠政策、金融支持政策以及发放部分财政补贴，可以全面促进农村金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使新农村建设下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可以在充足的运行资金状态下，促使农村金融体制改革事业平稳、有序的进行下去。

5.完善农业保险体系，确保农业生产的发展。完善农业保险体系，确保农业生产的发展，作为新农村建设下农村金融体制改革事业进行的基础性措施，是实现农业保险纳入农村经济发展规划的切入点之一。政府完善农业保险体系，估计农民积极的参保，提高农民的参保意识，并根据农村经济发展的有效需求，增加保险的险种，对于确保农业生产规模的扩大，具有积极的意义。完善农业保险体系，在一定程度上会带动农村经济的蓬勃发展。农村金融环境的改善，也会拉动更多的农民从事农业生产，进而促进新农村建设下农村金融体制改革顺利开展。

篇4

实施“走出去”战略，是我国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目的在于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以增强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和后劲，对于促进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但海外投资是一项高风险经济行为，一些国际经验较为欠缺、竞争优势并不明显的企业在这一过程中会遇到一系列问题和困难，其中最为突出的是资金实力和抗风险能力较弱，难以解决海外投资过程中遇到的资金和风险保障这两大“瓶颈”问题。为帮助“走出去”的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站稳脚跟、做大做强，我国应借鉴国际经验对海外投资金融支持体系进行战略性安排，从制度和政策层面入手加大“走出去”的金融支持力度。这既是世贸规则下所允许的政府干预与扶持行为，也是“走出去”战略取得成功的关键所在。

一、构建“走出去”金融支持体系的总体思路

正常市场条件下，商业性金融是一切经济活动的融资主渠道，但海外投资活动中的高风险性及国家风险因素等特点，使商业性金融在很多具体领域与项目上不敢、不愿或无力涉足。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在海外投资发展初期，由政府提供后盾支持的政策性金融一般都是金融支持的主导力量。政策性金融以国家信用为支持，通过向海外投资企业及参与的金融机构提供条件相对优惠的融资支持与风险保障，使海外投资的起始风险点相对降低，从而使社会中商业性资金介入意愿增强，吸引更多资金参与海外投资。当海外投资企业逐步发展壮大，商业性金融进入的深度和广度足以支撑企业发展时，政策性金融再逐步淡出，从而形成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良性互动。

目前，我国海外投资还处于起步阶段，海外企业规模小，资金实力不足，商业性金融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大多不愿意承担企业发展初期的风险，贷款条件苛刻且金额有限，远远不能满足企业的融资需求。政策性金融虽然承担了较多的金融支持职责，但在国家财力有限的情况下，“僧多粥少”的局面不可避免，资金供需矛盾十分突出。为有效解决这一问题，我国应当确立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分工合作、协调发展的金融支持体系，国家通过政策引导和扶持，鼓励商业性金融采取多种形式，为企业“走出去”提供配套资金支持，同时充分发挥政策性金融的引导、辅助与补充作用，通过政策性金融的拓展，带动更多商业性资本和民间资本介入。

二、围绕国家战略和产业发展要求确定金融支持重点

走出去”既是企业战略，也是国家战略。在金融支持方面，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应当根据不同行业、不同企业的特点合理进行分工，突出支持重点，充分体现海外投资的国家利益和产业政策导向。

（一）根据企业类型确定支持重点

从投资目的上看，“走出去”企业大致可以分为资源开发、市场开拓、技术和品牌获得以及劳务输出四种类型。其中，资源开发型投资对于缓解我国资源紧张局面、保证工业对能源和原材料的需求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国家应当对这类投资提供专门的政策性金融支持，鼓励企业扩大对资源开发业的投资。由于这类投资资金需求量大，投资周期长，投资风险也大，为保证企业获得充足的资金供应，国家可以设立专项基金，由政策性金融机构提供长期低息贷款，包括前期费用、勘查资金、专利使用费、其他取得资源开发权所需资金等。投资金额特别巨大的，政策性金融机构还可以采取股权融资的方式，先占有海外投资企业的部分股权，一旦企业经营步入正轨之后，再将所持股权转让给其他的投资伙伴，从而分担企业的投资风险，减轻企业的资金负担。对于勘探开发境外石油、天然气、木材、矿产等国内短缺资源的企业，其自产产品运回国内，国家应当给予进口配额、税收和外汇等方面的优惠政策。在其他类型的投资中，政策性金融的支持重点应当放在带有国际合作性质或涉及国家战略利益的投资项目上，优先考虑拥有自主品牌和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产业、能够带动大宗物资出口的境外承包工程项目以及家电和轻纺等具有比较优势的领域。对于企业自主的投资行为，特别是一些规模小、竞争力不强的投资项目，则以商业性金融支持为主，要求其自筹资金、自担风险，充分发挥现有商业银行境内外分支机构的作用。与此同时，政府部门通过放松管制、简化手续创造一个宽松的政策环境，支持企业采取多种融资方式在境内外融资，推动有条件的企业在国内外资本市场发行股票、债券，拓宽资金来源渠道。

（二）根据企业发展阶段确定支持重点

按照企业生命周期理论，企业发展一般会经历四个阶段：创业期、成长期、成熟期和持续发展期（或衰落期）。一般而言，“走出去”的企业在前两个阶段各种投入比较多，流动资金短缺，由于在当地缺少信用记录，再加上经营情况不理想、不熟悉东道国的金融和法律环境等原因，“融资难”的问题比较突出。此时，国家要加大政策性金融的支持力度，一方面通过提供优惠贷款、财政贴息、内保外贷、税收减免等手段解决制约企业发展的资金瓶颈，提高企业的自生能力；另一方面，通过与东道国签订投资保护协定、提供出口信用保险和风险管理咨询等方式为企业提供有力的风险保障，避免企业因非正常原因遭受财产损失。一旦企业在国外市场站稳脚跟并实现盈利，能够凭借自身信用筹集资金，政策性金融就可以逐步退出，转而由商业性金融充当企业资金供应的主渠道。

（三）根据企业投资方式确定支持重点

近年来，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日趋多样化，除传统的设备、技术、现金投资外，逐步出现了并购、参股、换股或BOT等更为灵活的投资方式。2005年，我国通过收购、兼并实现的直接投资占到当年流量的一半。国内企业通过并购可将其优势与国外企业的强项相结合,形成协同优势；或通过并购获得带有垄断性、稀缺性资源,包括具有特殊价值的人力资源和专有技术等。随着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程度的加深，特别是随着我国企业国际化经营水平的提高，跨国并购将成为我国企业“走出去”的主要方式。大型跨国并购往往会涉及巨额资金筹集，不仅项目前期投资数额巨大，并购后的整合阶段也需要持续的资金投入，因此，能否获得强有力的资金支持是并购成功的关键因素。为了积极有效地运用跨国并购方式，培养更多的世界级跨国公司，我国应当将跨国并购列为政策性金融支持的重点，在政策和资金上予以扶植和鼓励。对于采取现金并购方式的企业，政策性金融机构可以通过银团贷款、股权融资、对外担保等方式为其提供多层次的资金来源，外汇管理部门则适当放宽外汇汇出限制，满足其合理的用汇需求。对于采取股票置换、资产折股等其他并购方式的，有关部门要完善管理规定，研究制定配套政策。同时，我国还要大力推动投资银行业的发展，充分发挥投资银行在跨国并购中的专业顾问和媒介作用，积极开展银企联合或战略合作，鼓励企业采取股票上市、发行债券、杠杆收购、海外存托凭证等手段拓宽融资渠道，逐步减少对政策性金融支持的依赖。

（四）根据企业投资地域确定支持重点

境外企业出现“融资难”既有自身的原因，也与东道国投资环境欠佳有一定的关系。截至2005年底，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遍布全球163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一些发展中国家国家和地区的投资环境还不够成熟，金融市场欠发达，对外国投资者采取一些限制性政策，致使我国企业在当地很难获得稳定的、低成本的资金来源，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我国企业在这些区域的投资规模。从发展趋势看，广大发展中国家（包括经济转轨国家）拥有众多的人口和庞大的消费群体，自然资源丰富，经济增长较快，并且我国的许多产业相对于其国内产业具有较强的竞争优势，是许多国内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理想的目标国。为进一步拓展对外直接投资市场的多元化，鼓励企业扩大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我国应当对这些有资源、有市场、有效益和双边关系友好的国家和地区提供更多的政策性金融支持，以弥补商业性金融的不足，免除企业的后顾之忧。

三、“走出去”金融支持的具体措施

（一）尽快研究制订《海外投资法》等专项立法，建立完善我国海外投资的法律体系

目前，国内还没有一部完整、全面规范海外投资行为的法律，立法滞后造成多头管理、责任不清、监管不力等体制性问题，不利于我国对海外投资进行统筹规划，影响“走出去”战略的有序推进。为保证海外投资政策的系统性、长期性和稳定性，我国应借鉴世界各国的成功经验，尽快制订《海外投资法》等相关法律，将现有的海外投资政策和条例纳入法制化的轨道，建立和完善海外投资的制度保障体系、监管和调控体系、金融支持体系以及市场服务体系。为有计划、有重点、有步骤地推动企业“走出去”，防止盲目投资和重复建设，《海外投资法》应当对中国海外投资方向、投资主体、投资方式、组织结构、地域分布、产业布局、金融支持等进行法律上的规范和指导，同时加强对海外投资市场经营秩序的监管，避免恶性竞争。

此外，《海外投资法》还应明确海外投资监督制度，对企业“走出去”以后的发展状况给予积极关注，注重提高“走出去”的质量和效益，提高境外项目的成功率、境外企业的存续率和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应针对不同的投资主体，采取相应的监管措施，对于国有企业，监管重点是建立境外国有资产管理制度、经营责任制度和健全考评、评价体系，确保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对于民营企业，要着重防止投资移民、资本外逃和境外非法经营等问题。

（二）进一步改变“宽进严出”的外汇管理政策，为企业“走出去”提供外汇便利

“走出去”必然涉及跨境资金流动，企业在外汇管理方面的需求主要有：取消在外汇资金来源审核、购汇审核、利润汇回等方面存在的不必要的限制；适当延长境内公司对境外投资企业出口收汇核销期限；简化对外担保的审批和履约核准手续；放宽境外放款在资格条件和资金来源方面的要求；境内外资金集中管理和调拨；非贸易项下资金有效运作和高效管理；规避汇率风险、提供更多金融创新产品等。随着我国经济融入全球化的程度不断加深，在外汇短缺时期形成的管理思路和政策亟需改变，外汇局应当在审慎监管、风险可控的前提下，不断提高用汇和汇出的便利化程度，满足企业合理的业务需求。

（三）支持中资银行的国际化经营战略，为“走出去”企业提供本地化、多元化的全方位金融服务

实证研究表明，银行海外分支机构的增长和分布与一个国家的对外投资具有一致性，相关度几乎达100%。外资银行进入中国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奉行“跟随客户”的战略，大多以本国企业为主要的目标客户群体。近年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不断扩大，企业实力逐步增强，为金融机构开展国际化经营创造了有利时机。2006年，国内几家大银行都加快了海外发展的步伐，中国建设银行收购美银亚洲，中国银行收购新加坡飞机租赁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工商银行收购印尼Halim银行。今年，国家开发银行成功入股巴克莱银行，更是我国最大的一笔海外投资。中资银行通过在境外新设网点和开展跨国并购不仅能够增强海外竞争力和影响力，也可以为境外中资企业提供更全面的金融服务，实现银企战略合作。

（四）支持国内银行开展业务创新，满足企业“走出去”多样化的融资需求

目前，国内中资银行还缺乏清晰的市场定位和明确的发展战略，同质化竞争严重，业务品种高度相似，客户群体相对集中，金融创新意识和自主创新能力明显落后于外资银行。由于对中资银行的服务不满意，一些有意“走出去”的企业都会考虑和外资银行成为全球合作伙伴。为防止优质客户流失，中资银行必须改变传统的盈利模式，加快金融创新步伐，针对不同类型的海外投资企业设计金融产品，提供差异化的金融服务，如离岸金融服务、提供股权融资、出口应收账款质押贷款、海外资产抵押贷款等形式多样的业务品种。

（五）明确政策性金融机构的职能定位，改革政策性业务的运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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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货币政策层面与金融制度层面

（一）货币政策应该为经济提供良好的货币环境。金融制度的供给也是影响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变量。事实表明，过度宽松的货币环境是助长投机因素的温床。如果在资产价格异常波动的阶段，即使对企业发放贷款，这些资金也很有可能避实向虚，而不是真正应用于生产领域。

（二）货币政策调控不应使经济形成对货币的依赖。多年以来，中国的实体经济与货币政策之间的关系可以概括为“一放就乱、一紧就死”，经济下行时刺激政策出台、经济好转时刺激政策退出。目前，我国M2/GDP比率已经很高，意味着资金的产出效率明显下降，也意味着整个社会的杠杆率较高。在此货币环境下，金融机构面临两难抉择。

（三）货币政策要关注融资成本，运用相关工具进行调节。这一方面要求货币政策从数量型向价格型转化，另一方面需要加快资金价格改革，从而充分发挥金融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

（四）要进一步加快金融体制改革。通过改革准入制度，推动金融机构良性竞争，提高服务实体经济的水平。加快资本市场发展，通过直接融资市场的发展，提高金融动员资金的能力。大力鼓励社会创业，使资本、科技与企业家精神充分结合。从宏观审慎管理的角度，抑制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确保实体经济健康有序发展。加快金融领域的简政放权，是引导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重要途径。

三、监管政策层面

（一）从监管上杜绝层层加水、体内循环的问题。2014年4月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监会、中国证监会、中国保监会、国家外汇局联合出台的《关于规范金融机构同业业务的通知》即是很好的范例。在此之前，金融机构通过一系列产品和交易结构的复杂创新，银行信贷资产化身为理财产品、信托计划、券商资产管理计划等，旨在规避监管。企业通过资金池等非信贷渠道获取资金，导致融资成本提高。此类问题必须从监管层面加以杜绝。

（二）信贷资金的监管应严格按照《流动资金贷款管理暂行办法》《个人贷款管理暂行办法》《固定资产贷款管理暂行办法》和《项目融资业务指引》的规定，坚持受托支付，避免挪用，坚决打击挪用信贷资金进行投机炒作的行为。

（三）注重高频交易的监管。随着技术的发展，在金融市场上出现了利用高频交易套利的行为。高频交易对于市场具有强烈的影响，对于金融市场的发展有利也有弊，需要结合服务实体经济的目标健全相应的管理机制。

（四）加强对金融创新的引导。金融产品的设计和金融业务的延伸应以国家的产业政策为前提导向，禁入产能过剩行业，对于新兴产业中的中小微企业应定向投放，降低其融资成本。对于金融领域的创新产品，特别是交易结构复杂的创新产品，应要求金融机构充分披露信息，监管者要充分掌握产品功能、设计原理及其风控措施，以正确作出引导、加强监管。

（五）探讨建立全国性资金流向监控系统，及时掌握信贷资金、银行表外业务、类信贷业务等各类金融工具融入资金的流向，以保证监管实效。

四、金融机构层面

金融机构要不断提高自身的经营管理水平，在经济周期中始终保持稳健。一要不断完善内部控制机制，增强市场反应能力，抓住市场机遇，在支持经济实体的发展同时，提高壮大自身实力。二要健全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努力防控经营过程中的信用风险、操作风险、市场风险及其他各类风险，健全审慎经营机制，运用风险抵补措施缓冲经济周期带来的影响。三要不断开发金融技术，努力控制成本，延伸服务范围。四要坚持金融创新。创新始终是金融机构发展的重要动力。金融机构要加强对经济形势的解读，由此找准支持的对象、产业和企业。金融机构应当创新金融工具、设计出新型的融资方案，为新兴产业提供更多的融资渠道，积极引导企业转型，促进产业升级，推动整体经济形成内生增长动力。

五、金融基础设施、金融生态及金融技术的层面

（一）加强金融基础建设。尽快建立金融业统一征信平台，完善登记、托管、支付、清算等金融基础设施，为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提供便利。

（二）从金融基础设施的源头根绝监管漏洞。很多看似监管的问题实际上与金融基础设施有着很强的关联。比如，如果企业账户管理规范、绝大多数交易以及全部大额交易都通过电子渠道结算，资金流向清晰且有迹可循，则资金监控就较容易，防范信贷资金挪用的成本就会降低。又如，如果合同管理、发票管理规范，那么利用假合同、假票据骗取金融机构融资的可能性就大大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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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理论及实证研究综述

（一）货币供应量仍可充当中介目标

我国1996年正式将M1的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同时以M0、M2作为观测目标。目前在赞成以货币供应量充当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学者中，主要有两种观点：

1.在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内，货币供应量仍可充当中介目标

王松奇（2000）认为，从我国目前情况说，从货币政策到社会总支出的变动控制，其中可供选择的中间指标只有两个：一是货币供给量；二是利率。利率是否可以选作货币政策的中间指标，关键还要看它与社会总支出关系的密切程度。从实证数据看，投资的利率弹性过低，而利率对消费支出也不能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也就是说，它与社会总支出中间关系不够密切，因此，就不能把利率作为我国货币政策的中间指标。在目前及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内，货币供给量都是我国货币政策最合适的中间指标。

蒋瑛琨等人（2005）运用协整检验、向量自回归、脉冲响应函数等方法，围绕国内外学者争议较多的货币渠道与信贷渠道，对中国由直接调控向间接调控转轨的1992年一季度至2OO4年二季度期间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进行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90年代以后，从对物价和产出最终目标的影响显著性来看，贷款的影响最为显著，其次是M2，M1的影响最不显著，这表明，90年代以来信贷渠道在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占有重要地位。从对物价和产出最终目标的影响稳定性来看，M1比较持久和稳定，其次是M2，最后是贷款。由于对最终目标影响稳定的中介变量更易于调控，因此就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选择而言，M1优于M2，M2优于贷款。现阶段以及未来一定时期内，中国仍应当以M1为中介目标，将M2作为观测目标。M1更适合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而取消贷款规模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是合理的。

2.当前以货币供应量为中介目标是适合的，但需调整与完善

范从来（2004）认为，现阶段货币供给量作为货币政策中间目标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这种局限性的克服不应该是简单放弃货币供应量目标，而应该根据我国经济市场化和货币化的程度调整货币供应量的统计内涵，通过汇率制度和利率市场化的改革，创造一种有利于货币供应量发挥中间目标功能的货币控制机制，提高我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刘明志（2006）通过实证分析表明，中央银行利率调整是中央银行对物价变化所做的政策反应，但尚无实证分析结果支持中央银行利率调整或银行间市场利率变动可明显地影响物价变化或经济景气变化的结论。因此。在利率市场化尚未彻底完成、利率形成机制尚不灵活、利率变动与经济景气变化之间的直接互动关系尚未建立之前，不宜遽然放弃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而改采用利率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但考虑到银行间市场利率对于市场信号变化的敏感性以及日常可观测性，利率市场化彻底完成以后，利率形成机制将进一步完善，利率变动与经济景气变化之间的互动增强，利率在调节经济景气变化方面的作用将更加明显，可以考虑使用银行间利率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

封思贤（2006）通过运用向量自回归（VAR）模型、脉冲响应函数（IRF）、方差分解分析等经济计量方法,对我国现行货币政策中介目标进行了实证分析并得出结论: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目标的有效性正不断降低,实际利率作为中介目标的实施效果好于货币供应量。基础货币难以控制、货币乘数不稳定、货币流通速度不断下降和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完善等因素是产生上述实证结论的重要原因。在我国现行的经济金融条件下,针对中介目标选择的一个可行思路是,近期宜在完善货币供应量可测性、可控性和相关性的基础上,继续使用货币供应量作为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同时,必须加快利率市场化进程和配套的金融改革,在时机成熟的时候再由货币供应量转为利率。

（二）以利率为中介目标

以利率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先后经历过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从20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适逢凯恩斯主义盛行，英美等西方国家在制定货币政策时，采用凯恩斯主义的主张－－盯住名义利率。第二个时期是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在“泰勒规则”的指导下，以实际利率为中介目标，如美国。“泰勒规则”认为，实际联邦基金利率与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之间具有长期稳定的关系。在自然失业率水平下的通货膨胀率和潜在产出增长率都对应着一个实际均衡的联邦基金利率。若货币当局以实际均衡联邦基金利率作为中介目标，便可以获得通过改变名义均衡联邦基金利率来稳定或影响产出、价格水平的最优路径。我国学者在对利率中介目标进行讨论的时候，并没有明确地区分名义利率与实际利率。

李燕等人（2000）认为，由于货币总量控制有效性的基本条件不能得到满足，央行对基础货币控制能力有限，货币乘数也不稳定，因此有必要对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进行调整：即从货币总量控制向利率调节转变。

周诚君（2002）认为，在内生货币分析框架中，货币供给是内生的，利率则是外生变量。由此，一国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应该是利息率而不是货币供应量。对我国而言,货币供给具有较强的内生性，而利率则具有几乎完全的外生性。因此，目前我国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应转向利率调控为主的间接型货币调控模式。以正因为此，我国目前利率改革的方向不能是追求单纯的利率市场化，而应是一个多元的间接利率调控体系。

张强等人（2003）通过考察货币运行效果，发现货币供应量对经济的影响有减弱趋势，在一定程度上作用不力。随着金融开放度的加深，货币供给越来越依赖于经济的发展，利率作为资金的价格，在反映经济动态的敏感性方面更具有优势，中央银行应根据经济金融发展程度渐进地调整中介目标。过渡期内中央银行考察货币供应量中介目标时，逐步将中介目标由数量型过渡到以利率为主的价格型指标，同时将汇率、金融资产价格作为辅助指标纳入中介目标体系。

（三）采用通货膨胀目标制

以通货膨胀目标作为货币政策目标规则缘起于20世纪90年代。面对严重的通货膨胀，新西兰储备银行率先进行了通货膨胀目标的实践，其后又有加拿大、新西兰、英国等7国宣布采用通货膨胀目标制，甚至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如波兰、巴西、泰国、秘鲁、菲律宾等也开始相继采用该货币政策规则。Svensson（1999）认为，通货膨胀目标可以被解释为一种目标规则，以实现损失函数最小化。目标规则可以被解释为中介目标规则，在操作程序上，以一定区间的通货膨胀预测作为中介目标变量。从其表述来看，通货膨胀目标制既可以被理解为关注最终目标的货币政策规则，也可以是中介目标规则。正因如此，国内主张采用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学者主要有两种观点：

1.货币政策目标直接盯住通货膨胀率，以利率、货币供应量和经济景气指数等作为监测目标

夏斌等人（2001）通过对我国调控货币供应量的实践进行考察,认为从1996年我国正式确定M1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M0和M2为观测目标开始,货币供应量的目标值就几乎没有实现过。他们从货币传导机制角度分析了近年来货币供应量目标无效的深层原因：货币供应量本身不好控制导致我国货币供应量可控性差，货币流通速度下降导致我国货币供应量目标效果不佳。因此，货币供应量中介目标客观上已经不合时宜，应尽快废止。尽管我国的银行拆借利率等短期利率已经基本市场化，可以作为货币政策操作目标，但从短期同业利率到市场利率的生成机制还付诸阙如，利率目前显然不能作为新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不仅如此，以利率、汇率或货币供应量等工具变量作为中介目标都存在一个共同缺陷，即此时货币政策的灵活性较差。一个可行的选择是放弃采用任何中介目标，直接盯住通货膨胀率，同时将货币供应量、利率、经济景气指数等其他重要经济变量作为监测指标，即采取通货膨胀目标。事实上，这也正是越来越多的国家在放弃货币供应量目标后的共同选择。当前我国比较适宜的措施是放弃货币供应量目标后，暂不宣布新的中介目标，在实际操作中模拟通货膨胀目标，努力使物价恢复并稳定在一个合理范围内（按照一般理解,指核心物价指数上涨率在1-3%内），建立一个通货膨胀目标下的货币政策操作框架。

奚君羊等人（2002）认为，从1996年我国正式确定M1为货币中介目标、M0和M2为观测目标起，实际货币供应量与目标值之间始终存在很大的离差。由此可知,作为中介目标的货币供应量在可控性上存在严重缺陷。从稳定价格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这一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来看,货币供应量目标也不能令人满意。从1998年起，M2与价格出现了明显的背离趋势，价格在M2快速增长的情况下继续呈现持续性负增长，出现通货膨胀紧缩的迹象，经济增速也是逐年下降。货币供应量目标缺乏有效性的原因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货币供应量的计量口径可能失真；二是基础货币投放常因外汇干预或所谓的“倒逼机制”等原因而难以控制，且货币乘数不稳定；三是货币流通速度下降，尤其是1996年后M1和M2的流通速度出现了急剧下降的现象（郑超愚、陈景耀，2000）；四是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出现了“肠梗阻”。以货币供应量作为我国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已严重干扰了我国的舆论判断和公众预期。因此，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把我国的货币政策目标直接钉在通货膨胀率上，同时将利率、货币供应量和经济景气指数等其他主要经济变量作为监测指标，这应是一个可行的选择。

2.将通货膨胀作为中介目标，以产出和就业缺口、货币供求、利率和汇率等作为监测指标

李扬（2002）认为，从可测性、可控性、相关性三个方面来看，货币供应量M1和M2作为我国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已不太合适，继续按照现有模式使用它们作中介目标将有损我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通过统计回归分析验证了我国实际存贷款利率对投资和通货膨胀率的作用，这说明，即便在现今我国对名义存贷款利率实行一定程度的管制的情况下，实际存贷款利率的变动对经济仍具有显著的作用。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推进，特别是金融管制的放松和金融市场的发展，利率－－信用的价格－－在经济中的作用就如同产品和服务的价格一样，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然而，理论和各国经验显示，如果采用利率充当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还不如索性直接采用“通货膨胀目标制度”，在这种货币政策框架中，通货膨胀是中介目标，而被称为“货币状况”的一系列指标，如产出和就业缺口、货币供求、利率和汇率等将成为中央银行日常监测的指标。

（四）以产成品库存总额占消费总额的比率为中介目标

曹家和（2004）从我国经济建设的实践出发，认为货币政策的效应存在非对称性，即货币供给量在通货膨胀时期能够灵敏地反映出社会总需求的宽松度，并且能够有效地防止通货膨胀的出现，但在紧缩时期则对社会总需求的宽松度缺乏灵敏性，因而并不适合继续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由于货币政策效应的非对称性，客观上要求央行在不同时期选择不同的领先指标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在对目前国内学者提出的中介目标的利弊进行分析之后提出，在紧缩时期，央行可以使用产成品库存总额占消费总额的比率作为执行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在供大于求的经济中，当社会总需求增加时，产成品库存总额呈下降的趋势，而当社会总需求减少时，产成品库存总额则出现上升的趋势。既然治理紧缩的关键是增加内需，使社会供求趋于均衡，那么，能够准确反映内需变动状况的产成品库存总额占消费总额的比率，因其能够灵敏地指示货币供给量对总需求的实际影响，因而可以作为央行执行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首选指标。

（五）同时采用多个金融变量作为中介目标

张俊伟（2003）认为，货币量指标的有效性下降，“盯住通货膨胀”应当是好的选择。但“盯住通货膨胀”要以央行具有高超的经济运行预测能力和高度的政策独立性，以及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汇率政策乃至产业政策之间密切配合为前提。所以，“盯住通货膨胀”在目前的中国还不具备现实性，它只能是远期目标和努力方向。当前，可行的选择应当是在进一步增加货币政策透明度、强化央行独立性（如自主调节利率等）的同时，淡化对货币量指标的关注，转向综合利用多种金融变量所提供的信息来指导货币政策的操作，而不是像一些学者所宣称的那样，考虑用利率取代货币供应量充当我国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

方齐云等人（2002）认为，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和外生性问题,是货币当局选择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理论基础。在区分货币供给内生性与外生性的框架下,从基础货币和货币乘数角度对我国货币供给的性质进行了实证分析,论证了现阶段我国货币供给的内生性特征，为近年来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货币供应量控制实践所表现出的无效性提供了一个解释，并为我国现阶段选择货币政策中介目标提供了一种思路：面对我国现阶段货币供给的内生性特征下货币供应量指标已无法实现中介目标的功能的现状,我国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应进行相应的调整,应该在逐步弱化货币供应量目标的同时,积极引进利率等监测目标,并提高对价格指数（CPI）的关注程度,直至最终盯住通货膨胀率目标。

二、一个评论性总结

目前对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研究远没有形成一致性的意见，今后一段时期内仍将是学界研究的热点。综观既有的文献资料，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几点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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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教育服务于经济、制约于经济和反作用于经济，职业院校专业的设置是实现职业教育功能的主要手段之一。因此，当经济体发生变化甚至发生危机时，职业教育的功能及其实现手段应该做出相应的调整。当前由美国从2007年引起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对我国的经济生活正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其中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我国自金融危机以来出口型企业受到了极大的打击，导致失业率的日益上升。在此新的形势下，职业教育应该如何寻求突变，如何适应并满足新的经济发展要求，是一个紧迫而实际的课题。

一金融危机下职业教育专业设置面临的机

遇和挑战由消费需求的下降引发的企业产能剩余、生产不足，企业退出市场，造成员工失业，这是金融危机的一个表象，从中不难发现多余的产能主要是科技含量不高、工艺落后的产品，失业的员工主体是缺乏技能培训，不能适应新的岗位、个人转换岗位的能力不强的劳动者。金融危机必然带来产业的升级换代，产业的升级换代需要大批掌握新技术、岗位适应性更强的新型技能型工人，而技能型工人的培养历史性地落到了职业教育翻。

显然，职业院校专业设置必须做出新的调整，才能满足职业教育在金融危机新背景下的发展，促使它更贴切的服务于经济。要做好职业院校专业设置的适应性调整，需要解决很多问题。哪些专业课程应该增加、哪些应该减掉，哪些专业课程需要整合，所设的课程对学生能力的培养和就业上岗的能力有何影响等等。

课程设置是实现专业目标的重要手段。目前，我国职业院校在专业课程设置方面普遍存在着专业理论课程过多、专业课程与实训课程又互相分割、学科课程中心等倾向。尽管近几年国内一些职业院校引入了国外职业教育的一些新理念，如能力本位、行动体系、任务导向、模块化专业课程开发等，对现行专业课程的开发产生了一定影响，但学科中心专业课程观仍主导着职业教育的课程，难以突破，课程设置难以体现职业教育特色，严重阻碍了专业目标的实现。

因此，金融危机一方面看似乎由于企业对用工的绝对数量的减少，给职业教育发展带来了一定的阻碍，但从另一方面看，也是职业教育走向内涵发展的大好机遇。

二经济危机中国际职业教育专业设置的经验和启示

历史上曾经发生数起由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性经济危机。每次危机过后世界经济都有一次快速的发展，世界上发达国家、新兴工业国家，都是利用危机带来的经济萧条期进行产业结构调整，这样在下一轮经济发展中占得先机，率先赢得发展。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经济大萧条后，特别是二战以后美、德、日的率先经济崛起，得益于科学发展、技术进步、教育的发展；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石油危机引发产业转移、新技术革命带动新兴工业国家发展f3]。可见，每一次危机的发生都给世界经济以及不同国家的经济发展带来新的机遇。经济兴起与发展需要技术和人才的支撑，产业升级换代需要大批新型应用型技能人才，职业教育成了这些人才的最主要培育手段。从美、德、日等经济大国战后经济发展轨迹来看，这些国家有一条共同的成功经验就是注重职业教育，注重产业工人的培养，为经济发展储备了充沛的优质人力资源。因此，这些国家在经济危机中如何重视职业教育特别是探索职业院校专业设置的规律等方面为我国提供了探索性的经验。

(一)美国的社区学院模式下的专业设置

在经济结构的调整中，美国的社区学院模式下的专业设置调整具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美国职业教育专业设置比较注重职业性与普通教育专业的交叉渗透，灵活多样，与人才市场需求联系紧密。二是职业性专业在专业设置结构中的比重大，且随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不断调整，加强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课程设置的衔接与渗透，全面提高人才素质。三是专业设置讲究科学性、针对性。科学性即重视社会对人才需求状况的预测，不断调整专业，既保证专业的相对延续性、稳定性，又要使专业具有适应性和超前性。针对性是指专业设置适应社会产业结构、就业结构，不沿袭普通高等教育根据学科划分专业的习惯，而是把技术岗位群作为专业划分依据。

(二)德国的“双元制”模式下的专业设置

德国非常重视在传统工业技术基础上开拓新技术领域，而职业院校创造性的采取了学校教育与企业培训紧密结合，以企业培训为主的“双元制”职业教育新方式，为德国战后经济的崛起起到了强大的推动作用。德国职业教育呈现出了灵活和实用的特点，其专业设置遵循了三个原则：一是根据市场设置专业。德国职业教育的各类专业是根据劳动力市场对各类人才的需求而设置的。德国将职业岗位设置为380多个，将各类岗位划分为18个领域。设置专业时，各专业再从各领域中划分出来，在社会有关方面和行业的参与下，根据市场需求设置专业，为地方区域经济发展服务。二是校企合作设置专业。德国职业教育的培养目标十分明确，即培养应用型人才。为达到这一培养目标，学校的专业建设工作都是由企业直接参与、校企合作共同完成的。每个专业都成立专业委员会，成员主要由企业和学校的代表构成，负责本专业教学计划的制订、实施、检查和调整。三是结合高新技术的发展与应用，设置社会急需专业。德国在发展职业教育过程中，充分认识到高新技术转移到职业技术教育层面是现代职业教育专业设置的新特点。

(三)日本短期大学的专业设置

日本职业教育中的短期大学是战后日本高等教育改革的产物，但其基本职能是实施高等职业教育，办学特点类似于美国的社区学院。短期大学以高中毕业生及具有同等资格的人为对象，修业年限2—3年。专业课程设置灵活多样，并且职业针对性强，因而毕业生就业率很高，为日本经济发展提供了大批实用型人才I61。专业设置突出了三个方面特点：一是专业设置突出体现实践性人才培养。该专业课程设置中，理论课程与实践课程的比例大体在1：1，且一些重要的理论课都要相应地配置实践课，二者的比例基本为1：1或1：2，足见实践课在整个职教体系中的重要地位。这种结构既适应了社会对实践型人才的需求，又保证了培养学生各项技能目标的实现。二是重视学生的人格培养和文化教育，开设必修专业课的同时，开设了大量的选修课，这为学生个性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问，学生可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爱好选择自己喜欢的专业课程，有利于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三是为适应时展的要求，专业设置要及时更新，抓住学科发展的动态，使学生学到最前沿的知识和技术。

三我国职业教育专业课程设置的适应性调整原则和思路

国际上职业教育专业设置成功的经验，对我国职业院校专业设置如何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进行适应性调整有较好的启示。职业院校专业课程设置的调整是否“适应”，要看是否满足三个方面的发展需求：一是社会、产业、科技等方面发展的需求，即要根据社会发展的新趋势、产业升级换代新要求和科技进步等方面来设置合适的专业。二是企业发展的需求，因为企业在金融危机下，企业外部环境的恶化加剧了企业对内部资源包括人力资源的整合，因此企业对人才的需求比危机前的要求更高；三是学生的多元化发展需求。在当前金融危机下，学生发展的需求更加趋向多元化，不仅仅体现在为就业、创业、再就业、再创业等方面储备更多的知识和技能，而且更多的在职业素养、危机教育、心里品质、终生学习能力等多个方面提出了全方位的需求。职业教育如何在金融危机中化“危机”为“机遇”，化瓶颈为坦途，职业教育的专业调整和课程设置将起到关键的作用。

(一)我国职业教育专业设置的适应性调整遵循的原则

1专业设置目标上的社会发展和市场需求导向原则

专业设置必须与社会经济发展情况和科技水平相适应，必须以社会发展和市场需求为导向。在做出专业课程设置之前，要把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起来，把人才培养与就业紧密结合起来，根据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及时调整相关专业，优化职校专业结构，通过更新、调整及增加必要的专业技术课程和实训实习项目，有针对性地灵活调整专业设置，提高学生的就业能力和适应能力。

2专业设置方式上的综合和多元性原则

职业教育专业课程目标是由培养目标所决定的。随着社会、经济、科技的发展，职业教育的课程目标必须符合未来复合型人才的培养要求。因此，职业教育的专业设置目标必须是综合性的，既要体现社会发展的变化需求，又要满足不同个体发展所需的多样化要求；既要保证专业的实用性，又要体现专业的创新性；既要反映专业的稳定性，又要体现专业的多元化。

3专业设置操作上的可行性和有效性原则

确定正确的专业方向后，必须研究实施的可行性，不能为了创新而创新。专业课程设置，要便于操作，要通过对师资力量安排、学生生源、企业用人决策、发展前景等诸方面进行可行性论证，确保专业课程设置可行有效。

(二)我国职业教育专业课程设置的适应性调整思路

在上述原则下，职业院校应当针对当前和未来社会职业岗位的各种需要来设置、调整和构架专业体系。

1专业竣置——基于产业结构发展的适应性调整

一个国家职业院校专业的设置，必须要与该国的产业结构相一致，才能使人才培养和社会需求相协调。要做到这一点，就得对产业结构的现状有一个清楚的了解，对科技进步引起的产业结构变化以及人才流动等情况能做出科学的预测，进而对职业院校的专业设置及时做出合理的调整。当前金融危机下，职业院校应该尽可能进行市场调研，分析不同行业和企业在金融危机中的抗危机能力，分析不同行业和企业在金融危机中对专业设置和课程提出的新要求，预测金融危机后经济发展的趋势，即有可能需要出现的岗位，具有前瞻性的进行专业设置。

2专业设置——基于区域特色经济的适应性调整

每个地区的经济都有一定的差异性，我国不同地区的工业、农业、林业、渔业、服务业分布情况差异特别大，职业教育的专业设置适宜根据地区特点合理规划和布局，从而体现地域特色。但是目前职业院校的专业设置地方特色并不突出，专业设置千校一面，比较普遍。金融危机对不同地区的经济的影响程度是不一样的，但是为什么对职业院校的冲击却大同小异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有的职业院校没有根据自身的条件和服务地区的实际设置专业，因此，职业院校的专业需要必要的调整，如果职业院校的专业设置能突显地方经济特色，我们就可以有效抵御金融危机对职业教育产生的消极影响。

在专业设置和规划上，需要政府和有关专门机构的支持才能更加有效。一个地区的职业教育规划不完全是职业教育的学校能做到的，还需要政府和有关专门机构及时为职业院校提供该地区的产业发展计划、人才规划、职业培训等计划。这样职业学校设置就能更加贴切地挖掘和发现真正需要的专业是什么，能有效服务地域特色的专业课程是什么。在突出地域特色基础上，还可以考虑专项跨地域特色的专业，即构建多层次跨地区的办学特色，比如根据城乡结合、中西部结合、东西部结合定点联姻办学模式等设置专业。特别是在当前国家大力发展内需，激活国内经济的形势下，区域经济的产业结构决定了就业的结构，也为职业教育专业课程设置提供了决策依据。总之，职业教育内部的专业比例必须由客观的需要决定，在制定发展规划时切不可主观臆断，必须对国民经济各部门人员的需求情况作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对科技发展引起的产业结构的发展变化动态做出科学预测，职业院校要根据这些合理规划，立足本地实际，开设地域特色的专业，同时兼顾开设跨地区的特色专业，做到有的放矢而非盲目。

3专业设置——基于企业变革的适应性调整

国际上成功的职业教育经验证明，职业教育的发展必须注重学校与企业的联系。职业院校与企业之间的校企合作是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主要途径，生产一线是职业院校学生的最佳实习课堂。但目前校企合作往往是职业学校的一厢情愿，已进行的校企合作多数也是浅层次的，合作不深入。并且职业院校与企业的合作多数停留在“采购式”，或者说“提前预订”式的合作阶段，停留在实习、聘请兼职教师等表面上，企业等用人部门没有真正参与职业院校教育教学全过程，没有深入到课程开发和教学过程中，从而导致专业设置缺乏针对性和实用性。所以在金融危机形势下，职业院校要积极调整专业方向，紧密联系社会，深度了解各行各业对专业设置提出新的要求和新的高度。职业院校可以与企业一起参与岗位设置、专业设置、课程设置等过程，对不符合企业发展需求的专业予以适当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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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转形式多样化，流转主体多元化目前，土地流转的主要形式有转包、出租、转让、互换、入股等，但以出租和转包为主。据福建省农业局统计资料，2011年全省通过出租的农地155.12万亩，占流转总面积的53%；通过转包的农地92.63万亩，占流转总面积的31%；通过转让的农地13.4万亩，占流转总面积的5%；互换的农地12.72万亩，占流转总面积的4%股份合作的农地3.35万亩，占流转总面积的1%，如图1-2所示。通过多种形式的流转，形成了有竞争力的市场价格，农民从中受益。流转土地用途主要集中在烤烟、粮食、蔬菜、食用菌、花卉苗木、水产养殖等方面。流转后的土地开发经营的项目主要涉及优势产业和特色产品，带动了一批有竞争力的新兴产业形成。同时，土地流转呈现多元化，促进农村经营体制创新。我省土地流转的范围由四荒地、林地、山地，扩展到农户家庭承包地；流转主体由原来的农户、种植能手、专业大户，扩大到农副业企业、农业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等经营实体；土地使用权流转也由原来在亲戚、朋友、承包户之间流转，扩展到外村、外乡、外县甚至外省；土地流转带动了种养大户、工商企业、农业龙头企业不断创新经营体制机制。

市场运作与政府推动相结合农地流转早期的主要是一些劳动力外出的农户或劳动力少的农户将其农地委托劳动力充裕的农户或亲友耕作，收取一定数量的收益，是基于市场的需求而产生的农户之间自发、分散、短时间内的流转。后来逐步发展为大规模的市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化运作，土地流转价格主要由相关当事人在市场的作用下协商确定。90年代后期开始，为了提高土地使用效率，规范土地流转，各级政府出台一系列优惠和规范政策，积极发动、大力引导和推动农村土地流转，各县（市、区）也相应成立了以党政主要领导为组长的农村土地流转领导小组，建立了农村土地流转指导中心，119个乡镇成立了土地流转服务中心，1284个村成立了土地流转服务站，分别占乡镇、村总数的91.2%、70.2%，为土地流转提供了有力保障。

福建省土地流转的金融供求现状分析

（一）农地流转为金融业提供巨大的市场——需求角度

1.金融需求的规模增大一方面资金需求主体趋于多元化。农地流转使得农业生产逐步规模化和现代化，农村金融需求主体也随之产生变化：由传统农户、个体工商户、乡镇企业等逐步向种养殖大户、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业龙头企业、农村专业合作组织、以及乡镇企业等规模化生产的现代农业转化。其中，种养殖大户、农村专业合作组织、农业龙头企业等将成为土地流转后农村金融需求的主流群体。另一方面，资金需求数额逐步增大。随着土地向种粮大户、专业合作组织等集中，资金、土地、技术等要素投入更加规模化，生产逐步朝机械化、产业化发展，农业生产行为和生产主体更组织化，资金的需求规模也随之增大。就单笔贷款而言，贷款金额比传统农户的需求大大增加，由早期的几千元的小额贷款无法满足规模化生产，贷款金额明显由小额分散向大额集中转变发展到上万元、十几万元不等。

2.金融需求的领域拓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拓宽了资金需求的领域和数量，产生了一系列金融需求。一是，为了更好地流转农地而必须提高土地的品质和招商吸引力所派生的资金信贷需求，如对农地进行总体规划、重整改良、综合治理、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等资金需求。其次，农地流转后规模化的生产的现代种养殖农业的资金信贷需求，如、农业机械设备、新型农业技术引进以及种籽、化肥、劳务等支出的流动资金需求；三是农地流出的农民离开土地从事其他行业生产或者进行二次创业所需要的间接信贷需求。

3.金融服务的需求种类增加如表1所示，随着农地经流转的扩大，农户对对金融服务产品的需求由传统的储蓄存取款、农业信贷、咨询等业务扩展到了资金结算、农地证券、保险、理财等方面的业务农村土地流转的发展催生了对农业投资、农地抵押贷款、政策性贷款、土地债券、土地信托投资、市场信息咨询、财务管理咨询、期货、票据兑现、清算等衍生性金融服务的需求。农村金融产品需求更加旺盛，农村金融市场与产品的创新领域变得更加宽泛，由传统的存贷、信用结算业务向理财、保险、融资融券等方面拓展，为金融机构提供服务的信息共享、评级、担保等社会中介业务需求也随此产生。此外，农地流转后，农业规模化、产业化的程度进一步提高，经营的风险由分散到趋于集中。土地流转前，农户进行小规模的生产，资金需求呈现出季节性和临时应急性特征，贷款期限较短，对资金的需求金额小而分散。土地流转后进行规模化经营，长期资金需求增加且相对集中，经营的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由分散向集中转变，控制的难度加大，由于农业生产本身抵御风险能力较低，对农业保险的需求越来越迫切。

(二)农地流转的财政和金融支持现状——供给角度

1.财政支持农地流转的主要措施。按照现有的政策，土地流转中国家对种粮农户进行的补贴仍然由流转前农户领取，作为流入方的土地承包者难以获得国家补贴,经营成本和负担并没有减少。为进一步发展农村产业，促进适度规模经营，推进农地承包经营权有序流转，近年来福建加大了财政支出力度，2011年度福建经济统计年鉴统计显示，2010年福建省财政支出中用于农林方面的支出16亿元占财政总支出169.5亿元的9.4%必上年度增长36.2%，2011年6月，福建省政府印发了《关于推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若干意见》在财政、税收、信贷、保险、规模经营用地等方面都给予政策扶持。龙岩市出台了《2008年大田农作物生产十条措施》，在龙岩地区的各个县（市、区）重点扶持3-5个300亩以上的连片规模经营示范点，并对各个示范点进行每百亩5000元的补助，并优先安排农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沙县财政拨出200万元专项资金，对农地流转之后从事种植业、养殖业、农副产品加工业的个人或企业（合作社）进行贷款贴息补助。目前，金融部门已向通过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实施的33个农业项目发放贷款，放贷金额3868.58万元，共计贴息183.6万元。

2.金融机构支持农地流转的情况。福建省目前的农地金融供给主体包括农业发展银行、农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邮政储蓄银行及村镇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和小额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民间借贷等非正规金融机构。目前金融机构支持农村土地流转的措施主要是小额信贷,且基本沿袭流转前的信贷方式,最高额度为3~5万，部分地区2006年开始通过农村信用社发放了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截至2012年上半年，仅三明市明溪县累计发放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1017万元，涉及土地流转抵押面积8607亩，扶持171户农户和1家企业[2]另据福建银监局统计，截至2012年6月末，全省银行业（不含厦门）涉农贷款余额6502.1亿元，比年初增加719.94亿元，较去年同期多增126.39亿元。今年上半年累计发放春耕贷款146亿元，支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小城镇建设、水利建设、设施农业等贷款余额分别达到522.53亿元、231.05亿元、132.46亿元和35.4亿元。[3]获得农信社信贷支持的农户数达到298万户，新增惠农卡172.4万张、农户贷款20.4亿元、农户授信4.02万户。金融机构的资金支持力度和规模可谓不小，不过大部分贷款项目是用于农业企业经营的养殖业、经济作物种植等，真正直接用于支持农地流转的贷款比例很小，不超过5%。

农地流转金融支持存在的问题分析——供求失衡

1.农村信贷资金缺口大，不能满足农地流转的需求目前，吸收存款和发放贷款是农村金融市场中主要的金融业务。许多学者通过对二者的研究和比较来发现农地金融供求中的结构平衡性问题。存贷差是一定时期内金融机构存款余额与贷款余额的差额，农村金融市场的存贷差是农村地区使用外来资金或向外输出资金的绝对净值，也能反映了农村地区资金供求的平衡性。[4]从表2可见,在2000—2010年间，福建省农业信贷供给逐年递增供给规模不断壮大，但是相对于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福建省农业资金供给量还有很大缺口。存贷差额这一指标为负数，且差额逐年增加，增加比例也不断扩大，表明目前福建农业资金缺口量大,并从侧面反映出福建省地流转的金融支持力度不能满足土地流转发展的需要，支持农地流转的金融供给力度还有待进一步增强。

2.农村正规金融配置效率低，不能满足农地流转需求农村存贷比是金融机构把从农村地区吸纳的存款转化为农业贷款的比例，它反映了农村自有资金支持农村经济发展的状况，也能反映农村金融体系配置资源的效率。从表2可以看出农业存贷比例近十年来在5%～6%的低水平上徘徊最高不超过7%，从图3可以看出从2004年之后这个比例呈逐年下降的趋势。这也验证了现有的金融体系配置资源的效率低，不仅没有解决农地流转资金短缺、农户和农村企业融资难等问题，反而使农村金融市场上的稀缺要素“资金”大量流向非农产业和城市。农村资金逆流入城市的现象非常普遍，造成农地流转缺乏资金支持长期处于“贫血状态”。[6]据统计，农村中有金融需求的农户中仍有46%以上不能获得正规的贷款，于是转向非正规金融融如民间借贷，但民间借贷多处于灰色状态，潜在的金融风险较大，政府难以对其进行有效监管，,因而打压多于引导，在控制风险的同时也制约了非正规金融积极作用的发挥。

3.金融产品供给结构性失衡，不能满足农地流转的需求根据帕特里克的“需求追随型模式理论”(demand-following)，经济主体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产生的金融需求，催生了金融机构和金融服务和创新。本文第二部分对农地流转的金融需求分析表明，在农地流转背景下，农户的生产经营在原有农业生产领域将逐步向农副产品生产、农副产品加工、休闲农业等多个领域扩展，其对金融产品的需求量将不断增加，结构逐步多样化。然而，农地流转金融供给并未向需求跟进，从制度上看，农村金融供给的安排维持刚性农村金融业务逐渐萎缩。[5]很多商业银行的金融业务从农村金融市场撤退，开办涉农个人业务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只剩下邮政储蓄、农村信用社、银行农业银行3家，农地流转的信贷业务也很少，主要是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农户联保贷款，部分地区开展农地抵押贷款业务。这些贷款普遍存在期限短、额度低的特点，无法满足土地流转需求。虽然部分省市在试点地区进行金融创新，如抵押贷款，土地债券、土地银行，农地信托业务，但是碰到诸多制度的障碍难以推广施行。农地金融机构的单一性、农地金融服务品种的单一性很难满足农地流转的需求。农村金融特别是农地金融供求呈现出明显的总量与结构的双重失衡。

4.农地金融相关制度缺乏，不能满足土地流转的需要我国农地流转金融支持体系中缺乏一系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使得农村金融市场的作用无法正常发挥并有效地缓解了农地流转的资金压力。首先，农地承包经营权抵押缺乏法律和制度的保障。随着农地的流转农业生产经营的规模逐渐扩大，对资金投入量随之增加,贷款逐步大额化，金融机构为了审慎经营对于大额贷款要求借款人必须提供相应的抵押或担保。在现行的法律框架下，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农户最大的资产却不能抵押。《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物权，是指权利人依法对特定的物享有直接支配和排他的权利，包括所有权、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可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属于物权中的用益物权，但目前的法律框架下，农民尚不能自主地处置其农地承包经营权，以承包经营权作为抵押物进行投资、融资等也缺乏法律依据，使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陷入尴尬的境地，也难以适应农地流转发展的现实需要。其次，缺乏健全的风险防范机制。随着经营规模的扩大，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将进一步加大需要有风险防范和补偿机制来控制风险。但目前农业保险的法律制度缺失，农业保险效能发挥欠佳，商业银行开展农地金融业务，其发放贷款的风险几乎全部由银行自行承担。农村风险防范和补偿机制尚不健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商业银行对农村金融放贷的积极性。最后，农村大部分地区尚未形成统一规范的农地流转市场。目前土地流转中心的运行机制不顺畅、机构不健全、流转信息不畅、流转中介组织少、缺乏农村土地价值评估机构和专业资质评估人员、抵押登记制度不完善等问题尚未解决。以上制度的缺陷严重挫伤了金融部门放贷的积极性，影响了农地流转金融服务的发展。

农地流转金融支持的思路与对策建议

（一）完善农村金融制度，加强农地流转的金融政策扶持

加大对农地流转的金融扶持力度，做好农地流转金融制度的顶层设计，是农地流转金融支持顺利开展并推广普及的一个重要前提。一方面要进一步加强农地流转的金融政策扶持，使惠农政策能在土地流转中发挥充分的作用。在土地流转的中切实保障农户利益，发挥好中央惠农政策对土地流转的引导作用，提高资金兑付效率，加强“补贴资金”管理，保证“补贴资金”及时兑付，让农民放心流转。另一方面要建立支农资金回流机制。首先，建立起专项基金用于支持农村发展。从国有商业银行在县域吸收的存款总额中提取一定的比例用于建立农村发展专项基金，对基金进行管理保证其保值和增值并确保资金用于农地流转和农业生产。其次，可以考虑扩央行支农再贷款的范围，单独对金融机构支农贷款的再融资设定较为宽松的条件并增大资金供给力度，确保支农资金能有效供给。最后，放宽对农村地区的金融管制，拓宽资金供给渠道。可以鼓励农业银行、邮政储蓄银行以及其他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等各类金融机构参与其中为农地流转提供信贷服务。此外，还可以进行民间金融参与农村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的探索。

（二）完善抵押担保和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为农地金融制度奠定基础

首先，赋予农地承包经营权抵押合法地位，从法律上承认农民拥有完整物权性质的农地承包经营权以保障农民对土地经营权的支配处置权，适当延长农民对土地承包经营的年限。其次，对农地承包经营权进行规范化管理。建议先明确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的条件和范围，再完善农地承包经营权的抵押价值评估和抵押登记制度，做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登记和证书颁发制度。建立以农地承包经营权抵押为基础的土地流转投融资体系。正确引导农村土地流转相关贷款业务的开展，促进土地流转市场发展。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弱化农地的社会保障功能。由于社会保障体系起到了“兜底”作用使农民无后顾之忧，即使农民参加农地使用权抵押后失去土地，也不会因此倾家荡产失去基本保障。在此基础上可以赋予农村金融机构变现的权力，使其有权根据贷款合同监督项目资金运行,到期偿还有困难的，可依法对土地使用权及地面的作物进行拍卖解决农地抵押权实现难的问题，提高金融机构贷款的积极性。

（三）改进农地金融服务，创新农地金融产品首先，根据农地流转的实际金融需求改进金融服务。金融机构根据农地流转的特点，依照流转各方的需求尤其是农业规模经营的发展特点和实际需求来提供信贷业务品种、扩大贷款额度、延长贷款期限、降低利率等，并探索新的综合循环授信模式[7]，以支持种粮大户发展多种经营的资金需求。同时，金融部门应以土地流转的金融需求为导向设计和创新农地金融产品、进行机构的设置以及开发中间业务，例如，可以尝试抵押、质押、地票、土地银行、农地信托、农地入股组建农民专业合作社等不同金融模式进行实践。此外，还可以借鉴农信社开展的小额贷款的经验，根据土地流转的需要推出农户联保、大额农户信用贷款、土地订单贷款、协议贷款等业务以解决农村土地流转后农民贷款额度不断提高而缺乏抵押物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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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后金融危机时期公允价值计量问题

    公允价值是与市场最相关的计量属性,公允价值对金融工具而言是最相关的计量属性,而对衍生金融工具来说是唯一相关的计量属性。在此次危机中公允价值所遇到的最大问题是,在市场不活跃时,公允价值的确定问题。公允价值要做到公允其所依赖的市场必须是活跃的,以活跃的交易价格为最佳估计。而在金融危机出现的情形下,市场不活跃,有序交易难以确定,缺乏可观察的公平公正的市场报价这一经济背景之时,公允价值的这一优点将不复存在。问题是如何改进?FASB与IASB在危机后对公允价值准则提出了改进方案,FASB采取的措施是允许在不可能获得可观察的市场输入数据时,使用主体自身关于未来现金流量按适当风险折现的现值为公允价值,此种方法所确定的公允价值只是估价,缺乏可靠性且会给报表编制者留下巨大空间来操纵利润,对投资者产生不利。IASB为解决在市场不公允情况下公允价值的确定问题,采取的措施是:允许金融资产在极少数情况下(指金融危机下,难以估计公正可靠的公允价值)进行重分类,为交易而持有的非衍生金融资产与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可重分类,将非衍生金融资产从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类型中转出,且当金融资产满足贷款与应收账款的定义且未曾被指定为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时,只要主体有意愿且有能力持有该金融资产,便可重分类为贷款与应收账款。这种改进降低了公允价值变动对期间损益与权益的影响,使会计信息进一步接近真实。

    三、对后金融危机时期公允价值计量模式的思考

    会计计量模式的选择服务于会计目标,目前,占主导地位的会计目标是决策有用观。而这些人不仅仅关注企业过去和现在的经营业绩,而且关注企业未来的经营状况。也就是希望财务信息面向未来,这就使得信息的相关性成为重要的质量特征,排在可靠性之前。只要决策有用的会计目标仍然得到认可,公允价值会计的基础就难以削弱。事实上,现阶段没有比公允价值会计准则更好的替代性选择,暂停157号会计准则是实践的倒退,将会导致公允价值计量的不一致和混乱,回到历史成本计量将会给投资者带来更大的不确定性。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08年4月发表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中认为:采用公允价值会计准则仍然是未来的趋势,其中一个关键挑战,就是要改善公允价值会计准则的框架,以加强市场约束和促进金融稳定。要完善公允会计准则框架,可考虑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一)正确认识公允价值计量,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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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时期是香港金融业发展最快的时期。自律性监管变化灵活、监管成本低、监管强度松适应了当时香港经济发展状况,促进了香港金融业发展。

2“积极不干预”阶段(20世纪60年代末～90年代末)

60年代初香港第一次爆发了银行危机,香港政府意识到完全依靠银行内部自我的风险控制是不能完全有效的应对波及范围广、影响强度大的风险,开始着手制定香港银行业的监管法规,60年代末《银行业条例》颁布。在此之后,香港开始出现混业经营的萌芽,银行、证券以及保险业开始出现跨领域产品。产品创新日益活跃,监管对象日益多样化,金融风险日益增加,仅依靠行业内部的自律性监管己经不能满足市场发展的需要。香港政府开始制定一些法律、法规对金融业进行约束和管理,以求控制香港金融业的风险,实现稳定发展。在这30年间,香港先后成立香港金融管理局、证券监管委员会等官方机构对行业进行监管,关注各行业风险状况和业务水平。但这些监管机构没有像英国、新加坡等国家的监管机构对金融业进行过多的直接监管。证监会、金融管理局只是在其认为可能会出现大的危机的情况下,对所监管的领域进行指导和帮助,并协助处理一些纠纷。

这一时期香港的经济、金融运行状况比较良好,政府对整个金融业的运行抱的是积极不干预”的态度,“积极”的涵义是政府会采取积极的态度,根据当前形势的发展,权衡轻重,仔细考虑支持和反对采取干预行动的理据。

3“小政府、大市场”阶段(90年代末～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