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学教学论文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财政学教学论文，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2．新形势下财政学专业人才培养的变化要求。虽然不同的高校对财政学专业人才培养的目标定位有所差异，但不论应用型、研究型、复合型还是创新型等，均以培养适应社会需要的财政学专业人才作为一个共同的核心。随着我国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公共财政体制逐步确立，财政专业人才就业由过去的主要面向财政、税务、国有资产管理等“对口”部门，逐步转向服务各类社会中介、公检法、金融、企事业单位，不仅要求学生具有财政专业理论基础、知识结构，更强调对学生具有操作能力、创新能力、协作能力等应用能力。案例教学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被引入到财政学专业人才的培养过程中来，充分发挥其教学过程中调动学生参与的特性，锻炼学生处理实际问题的能力。

二财政学专业课程案例教学推广的必要性

1．高校教学改革的需要。目前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正处于一个大变革酝酿时期，多方面因素促使高等教育谋求改革、谋求出路。一是由上而下的高校转型顶层设计促使全国600多所高校面临转型发展;二是每年高校700多万的大学毕业生就业困难与各行各业难觅合适人才的矛盾不断凸显;三是高考生源减少带来的高校竞争加剧，危机意识增加。虽然千头万绪，但高校提升发展、中国高等教育质量提高的最终目标还是培养适合社会需要的人才，而人才的培养核心环节就是教学的过程，反思过去传统单一的讲授型教学模式所带来的弊端，案例教学作为引导学生主动学习的教学方式就成为各高校培养各类应用型专业人才过程中广泛运用的新模式。

2．案例教学能较好地契合财政学专业课程教学的特点。财政学专业课程多数具有较强的理论性和专业性，同时涉及到的学科也具有一定的政策性和应用性，要求学生在掌握基础理论及财政经济规律的基础上能够对复杂的财政现象有所识别、甚而对政策后果有所预判，把握好理论知识和经济实践的逻辑关系。此外，我国财政学专业课程基础理论基本上是引进西方国家财政理论，在解释我国财政现象和发展路径上有诸多不适应。现实中的财政问题也是综合式的，不是孤立的、概念式的，这就需要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但是依靠教师单方面讲授传送知识的教学方式，容易导致学生只背记知识不深入分析、只了解现象不明晰实质、只坐等灌输不主动思考、只单独学习不注重沟通的问题出现。案例教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针对财政专业课程的特点，通过教师先期从社会经济生活中选取典型的案例，从相关知识角度出发通过整理并根据教学需要完善教学内容，使学生置身于情景中，分析、讨论，在此过程中完成各种能力的培养。

3．促进学生由被动学习向主动学习转型的需要。案例教学是一种在自主学习理念下诞生的教学方式，它不仅能适应社会的不断发展、知识更新速度日新月异的趋势，破除传统的单纯地以知识教授和掌握为主的教学方式使学生沦为学习的被动接受者现象，而且可以将学生设置为学习的主体，围绕学习目标，主动向前追溯理论知识，向后拓展讨论、交流、分析、探索能力，充分调动自我掌控能力。在财政学专业课程中合理运用案例教学可以帮助学生树立明确的学习目标、理解运用学习内容，梳理学习思路，通过对实际问题进行介绍和分析，提高其对专业的认知和感悟水平，加深对财政理论的理解，通过参与课堂发言、小组讨论等方式提高学生的表达能力、思辨能力。

4．激发教师不断丰富教学经验、拓宽教学思路的需要。案例教学不仅将学生置于学习主动者的地位，对教师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课堂上的案例教学，不是简单地由学生发言、讨论占据主位，而是需要教师在其中起到关键、适宜的引导、拔高作用。这样，不仅要求教师有相当的对专业课程整体把握的力度、基础理论研究的深度、课题实践研究的广度、语言表达的准确度，而且对教师的组织能力、沟通能力、现场应变能力、学生反应响应能力等外部素质也提出了新要求。换句话说，教师既要自己做编剧又要做导演，适当的时候还要当好演员。因此，在案例教学模式中，需要教师不断地学习专业技能、授课技巧，增强社会实践，丰富教学经验，拓宽教学思路。

三财政学专业课程案例教学应用中应该重视的几个问题

1．对应用案例教学理解有所偏差的问题。据已有资料统计，案例教学在财政专业课程教学应用中有四种不同的类型:引导式、讨论式、作业式、综合式。其中，引导式、讨论式属于课堂案例教学，作业式和综合式属于课后案例教学。一般来说，引导式、讨论式、作业式要契合章节理论，综合式是在学生阶段学习完成后涉及各章理论应用的案例教学。引导式多用于教学内容导入、阐释;讨论式、作业式、综合式则多用于对教学内容的巩固和再认识。引导式多由教师展示、用于激发学生章节学习兴趣，少有涉及讨论、分析;讨论式、作业式、综合式需要学生主动参与，并且要求学生对基础知识、理论的掌握程度要逐个递增。受现有教学时间、教学场所、教师各自考核方式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财政学专业课程案例教学较多使用的是引导式，少数情况使用讨论式，作业式尤其是综合式使用相对较少。事实上，细观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的案例教学模式可以发现，后两者的案例教学模式才是其精髓，才可以更好地发挥其优势。

2．案例采集不足、可用性不强的问题。案例采集不足、可用性不强，是目前财政学专业课程案例教学法应用的一个重要障碍。其原因是:一是没有建立案例收集团队或者案例共享平台，基本是由课程教师单独采集，独自使用，不仅案例数量难以保证，而且案例使用效果也没有交流、沟通的渠道;二是契合课程基础知识和理论的经典案例不多，案例本土性、时效性、系统性不强;三是针对案例设计的提问不能较好地引导学生有深度地分析问题。

3．教师对案例教学把握和实施问题。教师虽然不再“满堂灌”进行授课，但不是完全放手让学生自行学习，案例教学对教师各项能力和教学经验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首先教师对整个教材的熟悉程度、把握程度决定了教师能否根据教学难点、重点展开案例教学;其次，案例教学不仅要求教师精心准备好契合教学内容的案例，还要根据学生特点组织学生分组、讨论、分析和控制整个教学过程，要研究案例涉及到的每一个知识点，做到得心应手，讲解起来深刻透彻;再次，在案例讨论结束后，教师还应该总结相关知识，点评、提升。此外，考核方式改革等也需要教师耗费更多的精力设计，才能达到较准确考量学生能力和知识掌握程度的要求。

4．课时设置、考核方式等教学制度配套问题实际工作中，由于已有的教学管理制度和传统的教学方法相配套，从而牢牢束缚了案例教学方法的实施。其主要表现就是课时设计学时固定、时间固定、场所固定、考核方式固定等，不利于案例教学在课程教学中的灵活运用。众所周知，每门课程的教学课时在学生入学前就通过教学计划安排好，大学四年必需严格按照教学计划执行，不能充分考虑到这四年内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需求的变化而进行适当调整;上课时间和场所也是按已排好的课程表严格执行，教师如若更改要经过繁复的签字审批程序，并且受到考核制度限制不得多次更改，致使教学只能局限于课堂，教学是否完成也只论课堂是否到课;同时，对学生的考核方式限定过多，在教学计划中安排的考试课一般不得变更为考查课，而考试课以识记考核为主，不能配合案例教学反映学生的分析、沟通、合作、表达等能力。此外，教学计划过分强调教学的逻辑性和系统性，重点和非重点章节都要讲授完毕，导致教师无法在课时较少的课程中大胆取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费时较多”的案例教学的应用。

四规范构建财政学专业课程案例教学模式的对策和建议

1．完善案例教学教材编写体系。首先，要组建教学团队，编写针对性强、操作性强、时事性强的课程案例。由教学经验丰富的教师带队，组织团队成员按课程或者相近课程组成专门小组，将用过的经典案例、正在发生的典型事件、课题案例等堆积共享，再对案例进行拣择，严格设计案例讨论题目，并且做到一定年限部分更新一次;其次，搭建案例教学的沟通交流机制。除了编写规范案例教材期间的沟通外，对同一门课程还应建立不定期交流的平台，研究案例应用效果，学生反馈情况、学生考核方式、应对措施等;最后，要积极走出去，学习校外经验，寻求合作编写案例教材的机会，探索案例教学与培养应用型专门人才有机结合的模式。

2．创新与案例教学相配套的教学制度。通过改革与创新，逐步消除束缚案例教学方法开展的教学管理制度，尝试建立与案例教学配套教学管理制度。要想实现案例教学在财政学课程教学的合理运用，建议各高校采取三个配套措施:一是在课时有限的情况下，允许教师不严格执行教学计划，打破教材逻辑性、系统性的束缚，自由安排章节课时，留有足够的时间实施案例教学的讨论这一核心环节;二是将授课时间、地点交给教师灵活掌握，由现有的多层审批制改为简单的备案登记制;三是考核方式不只局限于卷面考试，应该建立课前、课中、课后考核点，建立信息获取、团队合作、交流辩论等综合能力考核体系。

篇2

北京获得2008年奥运会主办权。对于正在走向世界的中国，这无疑是一件期盼已久的盛事，也必将对整个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欢庆之余，如何利用我国有限的财力举办一届符合奥运精神的廉洁、公正和民主的奥运也是我们急需思考的问题。

一、北京奥运的财政支出预算分析

在申奥代表团的陈述中，在北京市政府发言人的谈话中，都明确提出了北京举办奥运在交通建设、环境治理、信息化发展和水电气热改造等方面存在大量的资金需求，七年总计1800亿元（见下表），平均每年250多亿元，相当于北京去年全年地方财政收入的73％。这样庞大的资金供给来自何处，如何运用？是申奥成功后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奥运预算支出由三部分组成。其一、直接用于奥运比赛场馆和服务配套设施的投入，共计160亿。我们必须考虑到，奥运会是最大规模的体育盛会，在以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北京都不会再举办奥运会，因此，在场馆建设中，应当尽可能避免比赛场馆及其配套设施，在完成30天的使用期之后的闲置或低使用率所造成的投资浪费，给财政背上沉重的负担。其二、为了改善举办奥运城市的环境。交通等基础设施而进行的投入，共计1350亿，这其中的总量和增量我们无从掌握。例如，为了改善北京市的环境，不仅需要在北京市进行环境治理工程，也需要在北京市周边地区，以及上游流域和沙尘暴源区进行相应的治理和投入，其支出具有不可预见性。这就为将来的财政预算的执行埋下了隐患。其三、举办奥运会的直接投入，共计290亿，包括开幕式、闭幕式，租用比赛场馆和配套服务设施，以及比赛期间的各种服务。如何呈现出富有新意的开幕式、闭幕式和提供高质量的服务，而不仅仅只是在高投入上下功夫，对于财力并不宽裕的我国来说更是急需思考的问题。如对于开幕式和闭幕式，关键在于有新意，突出我国的特色而不在于一定要多豪华。有必要在设计上多下工夫，而不是一味追求大投入。

二、申奥成功对我国财政管理的冲击

《北京申办报告》第五主题“财政”中的相关内容中指出，北京奥运会将得到中国政府和北京市政府的财力保证，这是中国政府和北京市政府的承诺。这些财政支持包括：①奥运会组委会如出现超支，将负责予以弥补；②在组委会的收入实现之前，将采取预支方式保证组委会的各项支出；③进行北京的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满足举办奥运会的需要；④进行奥运会所需体育场馆和设施的建设。毫无疑问，以上的声明充分表明了我国政府办好奥运的信心。但同时这些声明的落实也将给我国正常的经济发展和财政管理带来巨大的冲击。

首先，从预算的执行上分析。奥运会所蕴含的财政风险却不得不让人三思。历史的教训历历在目，加拿大的蒙特利尔是1976年第21届奥运会的主办城市。1970年该市决定申办时，市长德拉波（JeanDra－peau）曾宣称：“我们承诺在加拿大，在蒙特利尔，我们将向世界推出一个真正符合奥林匹克精神的，既简朴又有品位的奥运会。”最初的预算为1.25亿美元，这个预算后来完全失去控制。组委会大兴土木，在城北地区开辟奥林匹克中心，新建大型主体育场、游泳馆泥行车场、奥运村等，这些豪华的基础设备耗费了巨额财政资金。据魁北克政府估计，这届奥运会实际开支为24亿美元，有1.6亿美元将直接由蒙特利尔市纳税者交纳奥运特别税负担。其余的债务5.12亿美元由魁北克政府财政负担。一个“简朴”的奥运会最后变为吞食巨额资金的无底洞，成为加拿大经济的“陷阱”。如何防止北京奥运成为新的一个“蒙特利尔陷阱”，给我国的落后的预算管理提出了新的课题。

其次，从投资分析，申奥成功对我国财政管理的冲击至少存在于两个方面，一个是所谓的“虹吸效应”，即承办奥运的城市将别的地方的投资吸引过来，从而导致“堤外的损失”。对此，中国西部城市最为担心。在西部人士看来，政府刚刚提出开发大西部，近两年投资开始向西部倾斜，现在北京办奥运，投资1800亿，等于说马上就又来了一个东部大开发，大规模的投资建设（这意着资源的重新分配）和注意力的转移（这意味着关注的降低），对西部大开发会不会有影响？何以体现对西部的倾斜？如果东西部同时倾斜的话，政府有这么大的财力吗？如果东西部不能同时倾斜，那么很显然，奥运是“国际大事”，是“硬缺口”，其投资将首先得到保证，将置西部于何处？第二，奥运会通过直接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越大，在奥运投资周期结束时（通常是在奥运会闭幕之后），对主办城市和主办国的经济带来的冲击就越大。奥运投资的这一特性在国外被称作“低谷效应”。“低谷效应”曾经出现在许多主办奥运会的城市，上届奥运会东道主悉尼现在就处于“低谷效应”的压力之中。这样的“低谷效应”会不会也出现在未来的北京呢？这也是我们在奥运投资中必须注意的问题。

其三、从工程建设上分析，奥运会涉及近几百项大型工程，如体育场馆、道路等，留有的寻租机会和制度上的缝隙也相应增多。会有一些机会让拥有权力的人借此。腐败问题都是跟一定的公共工程和政府公共物品的采购相联系的，如果奥运会的公共工程项目成为导致腐败新记录产生的母体，将无疑是一种悲哀。对此，我们必须考虑当这么多公共工程、公共采购大量发生的时候，如何在政府采购制度上加以防范。

最后，从一些情况看，“兴奋劲”正在使一些人头脑发热，以为只要办好了奥运会，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或者以为只要为了办好奥运会，什么代价的付出都是值得的。现在经常听见有人说，奥运会要多算政治帐，少算经济帐。其实洛杉矶奥运会之后，那有不算经济帐的！就象我们过去曾经有过的那样，不算经济帐，光算政治帐，如果那样北京奥运会很可能成为中国新的不良资产的开始，奥运过后留下的是一堆烂摊子。想一想我们过去的不良资产，我们怎么能不对奥运产生的财政负担平添几分担心呢？

三、可行性对策思考

最关键的问题当然是“模式”的问题。奥运“模式”的选择犹如经济运行模式的选择，直接关系到奥运会的财政后果。要使奥运成为新的历史发展的起点而不是泡沫发展的最高点，关键就在于选择好奥运运作模式，而能够做到这些的唯一途径是采取市场经济的模式，决不能再采取过去那种计划经济的模式。

篇3

1.学前教育的准公共品属性。还有学者从学前教育服务属性的角度进一步证明了财政投入学前教育的合理性。大多数学者认为学前教育服务属于准公共品，如丁安睿（2009）从学前教育在消费上具有特殊性的角度分析了其属性特点。从直接消费上看，幼儿活动场所、玩具数量以及师资力量等教育资源都是有限的，每增加一名幼儿会使得每个幼儿能享受到的资源数量和服务质量有所下降，所以学前教育具有竞争性和排他性。从间接消费上看，学前教育又具有一定程度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这是由于良好的早期教育通过提高个人素质能间接地促进经济、文化的发展，推动社会进步，这种社会受益可以由全体社会成员无偿享受。学前教育所具有的准公共品的性质，决定了学前教育不能完全由市场提供，需要政府财政参与供给。2.学前教育领域的信息不对称和规模不经济。学前教育领域存在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也是学者们用来论述政府支持学前教育的一个理由。在学前教育领域，一方面，由于学前教育服务的特殊性，幼儿家长事前不能对园方提供的服务质量和价格进行全面的比较，而只能在与教师以及园方提供服务的互动过程中获得部分质量信息；另一方面，由于学前教育质量评价缺乏客观标准，幼儿家长在事后也往往难以对其服务质量进行验证。以上这些特点使得学前教育的供给方往往具有信息优势，园方有很强的动力进行虚假宣传，诱导和欺诈幼儿家长，导致其不能做出明智的选择（赵海利，2012）。崔世泉、袁连生和田志磊（2011）认为学前教育领域还存在信息不完全的问题。这种信息不完全表现在由于学前教育质量信息往往是不完备的，对于如何评价学前教育质量，家长和园方一样都缺乏全面的知识；家长和社会对学前教育的重要意义和投资价值很可能缺乏准确的了解，或者即使了解，但家长很短视。学前教育领域存在的信息不对称和不完全问题都会导致私人对学前教育投资不足，因此需要政府承担起建立健全学前教育市场信息披露制度的职责，以减少对市场的扭曲。除此之外，赵海利（2012）认为在一些偏远地区，学前教育生产过程还存在规模不经济而需要政府介入。因为如果儿童数量很少，达不到规模经济的最低要求，市场主导会导致垄断现象从而损害家长和儿童的利益。

（二）促进学前教育公平

1.机会公平。从公平的角度阐述财政支持学前教育理由的研究也很多。蔡迎旗、冯晓霞（2004）、赵海利（2012）基于机会公平的角度分析了政府支持学前教育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一方面区域间、城乡间、幼儿园间办园条件差异以及教师间的处境殊异等，最后都会影响到儿童的入园机会。目前我国东部地区的入园率明显高于中西部，农村孩子的受教育机会更是远不如城市孩子；另一方面儿童家庭背景及个人先天差异也会影响儿童的受教育机会。来自社会底层家庭，以及盲、聋、哑、弱或其他有各种身心缺陷的儿童，接受正常教育和特殊补偿教育的机会更加有限。由此，他们认为政府必须成为促进学前教育公平的主体，确保教育的起点公平。2.过程公平。除机会公平外，杨晓岚（2008）、彭云（2011）还指出学前教育应注重过程公平，实现学前教育公平，不仅要为每个学前儿童提供平等的受教育机会，同时还要根据每个个体的独特性为他们提供有所差别的教育内容和课程，对处境不利的儿童给予倾斜和补偿。根据不同儿童的个体差异施以与之相匹配的教育，这些公平上的要求是市场所无法做到的。因此，政府必须介入学前教育领域，承担起促进学前教育过程公平的重任，包括国家层面的立法推进和政府层面的经费保障等。3.结果公平。文竹（2011）进一步从学前教育结果公平的角度分析了政府在学前教育领域中应承担的责任。他认为，除机会公平和过程公平外，学前教育公平也应包括教育结果和质量公平。不同形式的学前教育机构在办学模式、目的和理念等方面都有所差别，民办幼儿园可能由于营利性过强而忽视教育质量，农村幼儿园可能由于师资力量等原因更容易采取“注入式”为主的教育方式，有严重“小学化”倾向。这些都会导致学前教育结果和质量上的不公平，需要政府通过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来正确引导。

二、学前教育筹资责任的划分

学前教育筹资责任的划分也称为学前教育成本分担机制，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学前教育成本的含义及其核算，二是政府与市场各自分担学前教育成本的比例，三是就政府分担比例而言，各级政府间的财政支出责任划分。

（一）学前教育成本的含义及其核算

学前教育成本及其核算是学前教育成本分担机制的基础。教育成本的本质是为使受教育者接受教育服务而耗费的资源价值，从这一概念出发，学前教育成本包括因提供学前教育服务发生的直接成本和幼儿上学的机会成本。在幼儿上学的机会成本可忽略的条件下，赵海利（2011）认为需要政府与市场共同分担的学前教育成本，是指满足学前教育基本质量条件的必要成本。这样的成本应首先由中央政府确定全国学前教育的最低质量要求，各地区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居民偏好等确定各自的学前教育最低质量，但不能低于全国最低标准，然后对满足最低质量要求的成本进行核算。在对学前教育成本的核算问题上，现有研究大多把学前教育成本分类成具体项目。张咏（2003）、赵海利（2011）认为学前教育直接成本可分为经常性成本和基础建设成本，其中经常性成本指幼儿园维持日常运行的成本，又可细分为人员经费支出和公用经费支出。人员经费主要包括工资、福利、社会保障等，公用经费主要包括办公费、水电费、修缮费等；基础建设成本主要包括土地租金和固定资产折旧费。在具体核算成本时，应在这一分类基础上尽量细化。张曾莲（2012）以当前学前教育成本核算存在的问题为切入点，分析了当前成本核算存在的成本项目不完整、离退休人员工资福利是否计入人员成本、公办民办幼儿园具体成本项目存在不一致等问题及原因，指出应明确学前教育成本核算主体和对象、折旧问题、成本计算期、成本核算的具体项目等，在成本的具体核算过程中还提出了总体核算法和分级核算法。

（二）政府与市场各自分担学前教育成本的比例

在正确核算学前教育成本的前提下，需要进一步确定政府和市场在学前教育成本中各自应分担的比例。如前所述，学前教育属于准公共品，具有很强的正外部性，既不能由市场完全提供，也不能由政府包办。关于政府与市场在学前教育成本分担中的责任，学者们大都认为按照“谁受益，谁承担”的原则，政府、个人和社会都应成为学前教育成本的分担主体，且又以政府和个人为主要分担主体（郑益乐，2011；董淑超、刘磊，2013）。而关于学前教育成本分担比例的研究，学者们主要根据成本分担理论，从受益原则和支付能力原则两个方面展开。杨娟（2012），董淑超、刘磊（2013）等认为从学前教育中获得利益的主体都应承担一定的成本，并且获得的利益越多支付的成本就应该越大。因此个人投资收益的大小是确定学前教育收费的重要依据，而确定政府职责大小的关键就在于对学前教育外部收益的判断。但由于学前教育收益具有周期长和隐蔽性的特点，在目前对学前教育个人收益和外部收益等问题缺乏深入研究的情况下，在确定分担比例时更要注重支付能力原则（赵海利，2011）。虞永平（2007）考虑到政府的财政压力和家长的支付能力，认为将政府和家长对幼儿教育经费的分担比例确定在8∶2左右是合理的。鉴于不同家庭的支付能力不同，政府分担的成本不应该一视同仁，学前教育公共资源的投入应向弱势群体倾斜。对家庭经济条件较好，希望接受更高质量教育的家长收取更高的费用是合理的；对于确实存在经济困难的家长，免除部分费用也是必要的。朱永新（2008）从我国学前教育在公平方面的现状与目标的巨大差距出发，认为基于支付能力原则，政府分担的成本比例应更大，提出将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体系。

（三）各级政府间的财政支出责任划分

单纯就政府承担的学前教育筹资责任而言，还有必要弄清这个责任在不同级次政府之间的划分。学前教育投入应由哪级政府财政承担主要责任，学者们的意见并不一致。目前我国学前教育支出责任的事权主要集中在地方政府，尤其是乡（镇）政府一级。很多学者根据当前学前教育发展不均衡的现状，从体现国家意志、推动学前教育普及、实现教育公平等角度出发，认为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事权安排重心偏低。周永明，张建萍（2011）以宁波市江北区慈城镇为例，在探索改革学前教育成本分担机制方面，提出了由县（区）财政、乡（镇）财政、幼儿家庭三方共同分担，并强调了县（区）一级政府的财政投入责任，以彻底改变以往主要依靠财力相对薄弱的乡（镇）一级政府举办幼儿教育的疲软局面。柳倩（2011）通过分析不同国家各级政府在学前教育公共投入中的分工发现，总体而言，学前教育发展走在前列的国家，中央政府都承担了相对较多的投入责任。夏双辉（2012）也认为目前我国学前教育财政投入方面的诸多问题很大程度上源于中央及省级财政责任严重缺位。要促进学前教育均衡发展，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事权安排重心应适当上移，建立以中央为主、地方为辅的财政拨款体制。也有学者认为各级政府的分担比例不能一概而论。柏檀（2013）分析了当前学前教育的财权与事权不匹配造成的一系列后果，提出应针对东中西部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确定不同政府的责任分工。具体来说，对于园所建设经费，在西部地区可以主要由中央政府来负担，中部地区由省级政府承担主要责任，东部地区则由市、县级政府主要负责；对于人员工资，西部地区可以由省、市、县三级政府共同负担，中部地区由市、县、乡三级政府共同承担，东部地区则由县、乡两级政府共同承担；对于公用经费开支，西部地区可由县、乡两级政府共同负担，中部地区由乡（镇）政府承担主要责任，东部地区则由乡镇级政府完全负责。总之，经济越不发达的地区，学前教育的财政保障责任越应由较高层级的政府来负担。

三、学前教育财政投入对象、重点与方式

明确政府在学前教育领域中所需承担的责任后，还需要进一步探讨政府怎样提供这部分学前教育成本。现有研究主要是围绕政府投入对象、重点与方式三个方面展开的。因为不同的投入对象会影响政府投入方式的选择，不同的投入重点会影响学前教育的公平性，不同的投入方式也会影响政府的供给效率，因此选择合理的投入对象、重点与方式对于在操作层面上明确政府投入政策的总体思路，确保学前教育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学前教育财政投入对象

就投入对象而言，政府必须选择是将财政经费提供给学前教育服务的供给者—学前教育机构，还是学前教育服务的需求者—幼儿家庭。曾晓东、张丽娟（2007）认为政府在资助机构还是家庭之间的选择，关键在于两者的相对成本大小。由于学前教育服务的对象年龄较小，生师比要求非常低，对幼儿的看护属于劳动密集型服务，政府通过资助机构提供早期保育的成本较高；相反地通过提供家庭补贴带来的母亲从业率下降，从而造成的税收损失以及潜在的技术创新水平降低等真实成本也是非常大的。因此，两者之间的成本大小不能一概而论，政府在投入对象选择上并没有统一标准，而应该根据实际国情做出选择。李召存、姜勇、史亚军（2009）在比较国际范围内的学前教育公共经费投入特点时，发现与投入需求方导向相比，投入供给方导向能带来更稳定一致的学前教育质量和更高的学前教育入学率。这是因为投入教育机构可以让政府更有效的控制和管理学前教育的发展，而投入幼儿家庭往往对政府和学前教育机构的操作都是很耗费的，政府每年要专门审核申请津贴的家庭，学前教育机构也会出现招生数的极大波动。

（二）学前教育财政投入重点

明确政府财政投入重点也非常重要，因为财政性学前教育经费毕竟是有限的，只有明确投入重点才能确保其达到政府的政策目标。我国目前主要将财政资金投入给学前教育机构，但选择这种投入对象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是如何处理对民办学前教育机构的投入问题（李召存、姜勇、史亚军，2009）。目前在我国，财政性学前教育经费在幼儿园之间分配的特点是，公办幼儿园享有稳定可靠的财政投入，而民办幼儿园主要依靠自筹资金和收取学费维持其发展；城镇幼儿园得到重点资助，农村兴办的幼儿园很少得到财政补助，城乡学前教育投入的差距进一步扩大（蔡迎旗、冯晓霞，2006）。针对这一现状，学者们展开了大量的研究。任艳花、杨宁（2011）认为当前财政投入重点投入公办园，很难提高学前教育整体质量和学前教育经费的使用效率，而民办园作为对公办园供给不足的一种弥补，已经成为我国学前教育供给体制中的重要力量，政府应该拿出一部分专项资金支持民办幼儿园。尤其值得关注的是，目前农村的学前教育很少得到财政支持，大多数农村学前教育处于最低端、最简陋、最不规范的状态中，城乡幼儿接受学前教育机会严重不均。为促进学前教育公平，政府必须重点加大对农村地区幼儿园的财政支持，从经费投入、软硬件建设、教师队伍建设等多方面进行倾斜和照顾（文然然、王建，2011）。侯石安、张紫君（2012）也指出，在社会各方面急剧变革的背景下，如果政府不将投入重心转移到农村，不惠及广大民办园，其财政投资就会逐渐失去公共财政的应有之义。但政府支持民办园并不仅仅是投入的问题，在信息不完备的市场中，如果不能对学前教育服务进行有效的质量鉴别和监控，就可能诱使民办园追求利润最大化而降低服务质量。因此，还必须要求接受资助的私立学前教育机构接受民众监督或者让它们隶属于一个更大的非营利性机构（曾晓东、张丽娟，2007）。

（三）学前教育财政投入方式

李召存、姜勇、史亚军（2009）具体分析了学前教育财政经费供给方导向的投入方式和需求方导向的投入方式，前者包括现金投入、税收优惠、实物支助；后者包括家庭津贴、学费减免、税收优惠、幼儿教育券和带薪育儿假。通过比较国际学前教育公共经费的投入方式，他们认为并不存在一种最好的可以适合所有国家或地区的学前教育公共经费投入方式，各国对不同投入方式的选择应综合考虑其政治、经济、文化和保教体制的特殊性。蔡迎旗、冯晓霞（2008）则从政府财政投入公办幼儿园的方式入手，分析了传统的按编制拨款并以拨款形式重点投入教办园和少数机关园的财政投入方式的缺陷，参照国际学前教育市场的通用做法，结合国内各地改革经验，建议性地提出政府可以按编制拨款、设立专项拨款、改拨款为返还利润的投资、解除规制，实现与市场的对接等方式对公办幼儿园进行财政投入，以期提高有限的学前教育财政经费使用的公平与效率。庞丽娟、夏婧、韩小雨（2010）则借鉴香港学前教育财政投入方式的特点，对制定与完善大陆内地的学前教育财政投入方式提出了相关建议，包括建立稳定长效投入与灵活专项投入相结合的财政投入机制；在部分经济欠发达地区直接向家庭发放学前教育券；对学前教育机构的资助方式和额度与其质量评价相互联系。

四、学前教育政府投入效果

学前教育财政投入效果是对财政性学前教育经费的使用进行的评价，正确的评价有利于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健全和完善财政投入保障机制。如前所述，政府出于效率与公平的考虑介入学前教育领域，因而考察学前教育财政投入的效果也主要从这两方面入手。

（一）财政性学前教育经费使用效率

从财政性学前教育经费使用效率的角度看，现有研究大多认为目前的财政投入是缺乏效率的。张雪（2010）考察了1998年—2008年我国学前教育财政状况，并通过建立一个宏观教育机会模型分析了学前教育财政投入对幼儿入园率的影响。结果发现，在公办幼儿园所负责的学前教育领域中，政府承担的比例每提高1%，入园率反而会下降0.296%。他们认为这是因为当前财政几乎全部投入给城镇的少数公办园，导致这些公办幼儿园越办越好，最后发展成为豪华型幼儿园，随之收费也越来越高。能够进入此类幼儿园的幼儿大多来自处于社会优势阶层的家庭，公共财政所惠及的幼儿越来越少。毫无疑问，这种资源分配方式是无效率的，结果只能是浪费了本来就已经很稀缺的学前教育公共财政资金。田志磊等（2011）也认为当前的财政性学前教育经费是锦上添花，而不是雪中送炭，集中投向城市公办园的使用效率远远低于投向农村学前教育机构，更远远低于对家庭经济困难幼儿的入园补助。王水娟、柏檀（2012）选择江苏省51个县作为样本，利用数据包络分析法（DEA）研究了当前学前教育财政投入的效率。他们根据Pastor的方法确定学前教育财政投入与产出指标，最终选择财政补贴作为投入变量，选择在校幼儿数、师生比、生均固定资产总值、生均房屋建筑物总值和优质幼儿园占比作为产出变量。研究发现，无论从均值还是有效样本县比重看，学前教育财政投入效率整体都非常低。以各县的总体效率状况为例，效率得分的均值仅为0.17，达到效率的样本县仅为2个，占有效样本县的比重仅为4%。

（二）学前教育财政投入的公平性评价

政府对学前教育的投入是否有助于促进学前教育领域的公平也引起了很多学者的关注。随着政府对学前教育的日益重视，学前教育事业取得了一定的发展。刘红（2012）指出2009年全国学前三年毛入园率达到51％，是1980年的三倍多，学前教育普及程度大大提高，说明政府的大力支持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学前教育的机会公平。但是，大部分学者通过对财政投入结构和学前教育现状的具体分析，认为当前的财政投入并没有明显促进学前教育领域的公平，突出表现为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公民办之间的巨大差异。洪秀敏、罗丽（2012）认为当前重城镇、轻农村的财政投入特点加剧了城乡学前教育的不公平状况，集中表现在城乡学前教育发展起点不公平、过程不公平和结果不公平。农村幼儿不仅在受教育机会和年限上远不如城市幼儿，而且他们所接受的教育过程和质量更是无法与城市儿童相比。据测算，2010年城乡幼儿学前三年毛入园率的差距已经达到42个百分点，同时学前教育资源配置在城乡之间分配十分不均，无论是师资力量还是教学设施，农村都远远落后于城市。这又会进一步导致教育质量的巨大差别，农村更多地采取以“注入式”为主的教育方式，这种教育模式很可能使儿童不仅没有获得发展的机会，反而在上学之前便产生厌学倾向，在一定程度上更加剧了农村幼儿的不利处境。除城乡差异外，宋映泉（2010），田志磊、张雪（2011）还分析了我国不同区域间的学前教育不公平现状。由于目前我国学前教育的政府投入主体是地方政府，因此经济发达程度不同的地区对学前教育的财政投入水平差异巨大，学前教育发展状况也参差不齐。在经济落后、政府财力薄弱的中西部农村，不少乡镇、甚至一个县内的所有乡镇连一所公办幼儿园也没有。他们根据2008年各地常住幼儿人口数和在园幼儿数计算发现，浙江和上海的学前三年毛入园率都达到了107%，而和甘肃分别只有10%和35%。目前，我国学前教育公共经费的投入仍沿用计划经济体制下“投向公办”的方式，这种投入方式使民办幼儿园无法获得资助，其运营成本主要来自于学杂费，也就是由幼儿家庭来承担。民办学前教育的发展虽然对学前教育机会的增加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大部分民办园由于长期缺乏强有力的质量监管，营利性过强而对学前教育质量严重忽略，价高质次已成为大部分民办园的“通病”（张妮妮、张聪，2011；赵微，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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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是学校课程最重要和最直接的育人载体，课程改革的核心也就是教材改革。就九义新课程小学数学教材的试用情况来看，华东师大版、北师大版、人教版各有特色。相对而言，因各地多年沿用人教版教材，就对教材的传承性，教师的适应性等方面而言，有它自身独特的优势。仔细研读新版新课标义务教育实验教材，有如下几点创新特征。

一、新教材内容布置更趋科学合理

在此，不妨以人教版义务教育小学教科书数学第二册和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材数学下册目录作对比分析摘要：

九义教材内容编排摘要：

20以内的退位减法熟悉图形100以内数的读法和写法人民币的熟悉100以内的加法和减法（一）总复习。

新课标教材内容编排摘要：

位置200以内的退位减法图形的拼组100以内数的熟悉熟悉人民币100以内的加法和减法（一）熟悉时间找规律统计总复习。

其创新特征体现在摘要：教材更具有符合儿童学习数学的认知特征和数学知识本身发展规律的知识结构；在不降低要求的情况下，加强数、估计、统计、拼组图形，找规律等方面的创新意识培养内容；尽量反映数学知识的形成过程，数学方法在解决新问题中的功能；从低年级开始加大数学思想和方法渗透的力度；同时注重遵循儿童心理发展的年龄特征和规律，有目的、有步骤地进行智力开发和能力培养。

二、新教材内容呈现形式丰富多彩，设计活动引人入胜

新教材在内容呈现形式上，非常注重体现儿童的已有经验和喜好特征，提供了丰富的和儿童生活背景有关的素材。例如，一年级下册数学“位置”一节内容，通过一幅大桥彩图，桥面上奔跑的汽车和桥下航行的轮船，让学生熟悉“上、下”的位置关系；通过排队乘坐公共车熟悉“前、后”的位置关系；通过活动“摸右耳”、“抬左腿”、“端碗的手、拿笔的手”熟悉了“左、右”的位置关系，并通过街道上的行驶车辆路线熟悉位置关系在生活中的应用……。教材内容丰富多彩，这样的呈现学生乐学、易学；教师可以借助教材将数学理论课变成学生的活动课、体验课。这样的布置，相比前版教材（2000年版）小学数学第二册，直接呈现熟悉长方形、正方形（P23），学生有了更多、更丰富的数学语言预备，为今后学习长方体、正方体的六个面的位置关系熟悉，打下了良好的经验铺垫。

三、新教材扉页的导言首次具有了人本主义思想

人民教育出版社在新课程标准理念下编制的第十套小学数学教材，从前九套教材一直沿用的扉页“说明”到现在替换为“编者的话”，虽然只是一页内容的变化，但它体现出它的思想上、意识上的转变却是划时代、根本性的变革，读后让人耳目一新，其主要革新变化如下摘要：

（一）变指令性、政策性条文为，平等的指导性用语。如摘要：“说明”中的用语“要求……，必须……，力求……”，变为“编者的话”中的用语“给你们介绍……，我们一起……”体现了民主、平等和人文关怀。

（二）变“说明”中以教师教学为中心的指导用语，为“编者的话中”以学生学习活动为中心的协助介绍用语。

（三）改变以学科中心为导向的编著思想为以学生为中心的人本主义编著思想。

（四）改变以数学逻辑体系组织教学素材为以学生心理发展为基础组织教材。

为了让读者更深刻地心得这次变化的精髓，后面笔者附上前版扉页的“说明”和新版扉页的“编者的话”，以试读者。

四、新教材进一步强化了课程资源的选择性

新教材中提供了大量供学生自由阅读或活动的栏目，如小小商店一节，教师和学生就可以一起按教材图示的启示，自编自导一个购物活动，教室作商店、书桌作柜台、文具、玩具、食品作商品，让学生在活动中，心得加、减法，加强对人民的熟悉，教师可以充分利用教材资源，也可以自行开发利用本土资源。

另外还有不少供学生课外自选的家庭小实验，动脑筋活动，课外调查探究等栏目。同时，还提供多种不同的观点，要求学生“判定摘要：他们谁说的有理？”以激发学生的个性化思维和独特见解。

因为有了多样的选择性，对教师而言，新的教材呈现的例题，活动等就不是唯一的选择，也就给了教师充分发挥教育教学艺术，一展个性教学风采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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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陕西省职业技术教育学会2016年度教育科研规划课题（编号：SZJY-1608）

中图分类号：G353.1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7年2月14日

目前，我国高职院校的科研水平总体偏低。高职院校作为我国高等学校的组成部分，其主要功能还是体现在教学方面，就其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功能而言，与本科院校之间的差距还很大，尤其是科学研究方面。要提升高职院校的科学研究功能，就必须了解高职院校目前的科研现状。

陕财职院是一所全日制公办普通高等职业院校，坐落于陕西省咸阳市，创建于1960年4月，其前身为陕西省财政学校，先后更名为陕西省统计财经学校、陕西省财政会计学校、陕西省统计财金学校、陕西省财经学校等，1986年由西安迁建咸阳。2001年9月独立升格改制为陕西财经职业技术学院。2011年7月正式由陕西省财政厅划转陕西省教育厅管理。陕财职院秉承“博学、慎思、诚朴、笃行”的校训，坚持“质量立校、特色兴校、人才强校”的办学理念，立足陕西省，面向全国，依托会计行业，面向三大产业，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行业人才需求，为社会生产、建设、管理、服务一线培养了大批的高端技能型人才，形成了“团结、严谨、勤奋、奉献”的优良校风和“实训与理论相融并进、岗位与课堂有机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陕财职院以建设成为陕西财经领域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基地、陕西财税干部培训基地、陕西省会计人员继续教育基地、会计工作能力训练与认证基地、财经类高职学生就业创业培训基地，实现“省内一流，行业著名”为办学目标，根据区域经济及社会发展需要设置和调整专业，旨在形成具有鲜明财经特色的专业体系。

一、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为《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检索网址为http：///kns/brief/result.aspx？dbprefix=CJFQ；检索时间为2017年2月7日；检索方式为“高级检索”，控制检索条件为：作者单位“陕西财经职业技术学院”模糊匹配方式，发表时间从“2001年”到“2016年”，来源类别“全部期刊”，共检索到文献1，454篇，然后利用CNKI提供的“分组浏览”和“文献分类目录”功能进行统计分析。

二、统计结果及分析

（一）年度发文量统计与分析。发文量是衡量一个单位学术成果的重要指标，不仅能体现单位的科研水平，同时也能说明单位的学术氛围。表1为陕财职院2001～2016年发文量统计。其中升格初期，由于科研实力薄弱等原因，年发文量较少；2009年首次突破100篇。可以看出，自升格以来，陕财职院年度发文量虽有波动，但整体呈现增长趋势，科研总量在增加。（表1）

（二）学科分布统计与分析。一般情况下对论文的学科分布进行统计，所得数据能体现学校设置的各个学科（专业群）的学术水平及科研实力。截至2016年底，陕财职院作者发文量超过50篇的学科共有11个，具体如表2所示。陕财职院作者发文量最多的两个学科是企业经济、会计，发文量较多的学科有贸易经济、宏观经济管理与可持续发展、金融等，这与该校开设的主要专业吻合，也体现了该校的办学特色。其中，在企业经济学科203篇，占同期论文总数的13.96%，说明该校企业经济学科科研实力最强，财经特色较为鲜明。（表2）

（三）研究层次统计与分析。研究层次是指研究论文所属的领域。截至2016年底，陕财职院作者所属最多的五个领域如表3所示。可以看出，该校作者主要致力于社会科学方面的研究，说明陕财职院是一所以人文社科为主的高职院校。在以工科为主的省属高职院校群体中，陕财职院办学特色和专业特色较为鲜明。（表3）

（四）合作机构统计与分析。合作发文机构的数量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机构间的科研合作情况。科研合作对合作机构之间的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协作发展有很大帮助。截至2016年底，与陕财职院作者科研合作最为密切的机构如表4所示。可以看出，陕财职院地处咸阳，该校作者与民族学院（坐落于咸阳）、咸阳师范学院、陕西科技大学（以前也坐落于咸阳）合作比较密切，具有明显的地域性特点。（表4）

（五）基金资助统计与分析。基金论文是指由各类研究基金项目资助产出的论文，是衡量论文学术质量的一个重要指标，基金论文比是各类基金论文数占论文总数的比例。陕财职院作者科研论文标注的主要基金项目详见表5。截至2016年底，该校作者共有33篇产出论文标注了7种基金项目的资助，基金论文比为2.27%。这一比例在陕西省高职院校中属于低水平，主要是由于高职院校科研实力相对薄弱，较难获得高层次基金的支持。（表5）

（六）发文期刊统计与分析。期刊档次整体上反映了该期刊所的普遍水平。表6列出了陕财职院作者数最多的10种期刊。可以看出，在该校作者发文最多的10种期刊中，有《教育与职业》、《财会通讯》、《商场现代化》等期刊出现（或曾经出现）在北大版中文核心期刊目录中。但同时也可以看出，该校作者的其他主要期刊影响力不足，大部分论文质量尚待提高。（表6）

（七）论文关键词统计与分析。关键词频次越高，说明相关主题论文数量越多。表7列出了2001～2016年陕财职院作者发表期刊论文标注频次最高的10个关键词。可以看出，陕财职院作者使用频次最高的关键词是“高职院校”、“对策”、“问题”、“高校”、“教学改革”等，这说明陕财职院作者关心高职院校自身发展，关注教学改革，能够针对高职院校、教学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展开研究，提出对策。同时，高频关键词“电子商务”体现出来该校的专业特色。（表7）

三、结语

本文统计了陕财职院升格为高职院校以来到2016年底所发表的学术论文。统计显示，该校科研实力持续不断增强。该校作者主要致力于社会科学方面的研究，在企业经济、会计等学科的科研实力最强，财经特色较为鲜明。该校作者的科研合作具有地域倾向，发表的基金论文较少，的主要期刊影响力不足，论文质量尚待提升。该校作者科研工作聚焦于“高职院校”等与自身关系密切的问题，关注教学改革，能够针对高职院校、教学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展开研究，提出对策。

主要参考文献：

[1]石伟平，唐林伟.我国高职院校科研总体水平偏低[N].中国教育报，201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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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3）36-0027-02

一、引言

社会保障作为一项正式制度发展不过一百多年的时间，但是发展的速度非常的快。究其原因，社会保障关系到每个国民的切身利益，已经成为现代社会重要的保障机制和社会和谐发展的促进机制[1]。社会保障制度发展的好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一个国家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发展和稳定，从这个意义上讲，高校从事《社会保障学》课程教学研究显得非常重要。从现有各类有关社会保障教学论文的文献来看，主要是从《社会保障学》课程的构成体系内容和教学方法两个角度来论述的，还没有从高校各个专业《社会保障学》课程教学的特性来论述的文献。基于对前期文献的回顾，以及本人多年的《社会保障学》课程教学经验和理解，本文从高校各类本科专业特性出发，来分析各类专业《社会保障学》课程教学的重点和异同，以期对高校各类本科专业的《社会保障学》课程教学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二、《社会保障学》课程体系及其各类本科专业开设状况

社会保障是国家通过立法，采取强制手段对国民收人进行分配和再分配形成社会消费基金，对基本生活发生困难的社会成员给予物质帮助，以保证社会安定的一系列有组织的措施、制度和事业[2]。随着社会保障在社会运行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愈见显现，《社会保障学》课程知识逐渐成为现代人知识结构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社会保障学是研究社会保障本质关系及其运动规律的科学，即研究以国家（社会）为主体对国民收人进行分配和再分配，以保障社会成员基本生活需要的特殊分配关系及其发展规律性[3]。就从现有的《社会保障学》教材来看，比较有代表性的教材是教育部推荐（面向21世纪）的教材、各个大学知名教授的编著教材及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出版的权威教材，其中：一是中国人民大学郑功成主编的《社会保障学》，该书是“高等学校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核心课程系列教材”的研究成果，由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出版。另一种教材是中国人民大学孙光德、董克用主编的《社会保障概论》，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2006年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张琪教授编著的《社会保障概论》，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7年李珍教授编写的《社会保障理论》，该书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由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出版。2010年，赵曼编著了《社会保障学》教材，该书是国家级精品课程教材，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这些教材在编写方面，基本上都遵循了社会保障学科的本质属性，也呈现出不同的地方。从这些教材的编写体系方面来看，《社会保障学》教材基本包括基础篇和制度篇两块内容，见表1。

目前我国的大学几乎都开设《社会保障学》，不仅把它作为社会学、社会工作、行政管理、劳动与社会保障、公共事业管理、劳动经济、公共经济、人力资源管理等专业的主干课程或专业基础课。金融学、财政学、经济学、法学等专业还把该课程纳入专业的选修课程，有些高校甚至而且把《社会保障学》纳入面向全体学生的通识教育课程体系。通过教育部最新颁布专业目录，开设《社会保障学》课程可以概况为以下几大类专业，见表2。

三、高校各类本科专业《社会保障学》课程教学体系的异同分析

我国高校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开设《社会保障学》课程的，最早出现于国内几所比较知名的大学。随着我国市场经济和高等教育改革的推进，国内高校纷纷开设《社会保障学》课程。与此同时，也带来《社会保障学》课程开设的困惑，这个困惑就是《社会保障学》教材与专业知识体系的差异性该如何解决。从表1中，我们知道现在我国出版的《社会保障学》教材体系内容表现出一致性，没有本质的差别。而从表2中，我们又知道很多不同的专业都需要社会保障学方面的知识，以完善各自专业的知识体系。专业的不同，导致各专业的培养目标和培养方案都存在较大的差别。《社会保障学》课程是公共管理类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尤其是劳动与社会保障本科专业，但是不同的公共管理类二级专业《社会保障学》课程安排应该有所区别。除了劳动与社会保障本科专业外，行政管理专业、公共事业管理专业、城市管理专业都把社会保障作为一种通识性课程安排的，后续没有相衔接的课程。但是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则有《社会保险》、《社会福利与社会救助》、《社会保障基金管理》和《外国社会保障制度概况》等后续课程，其中的《社会保障学》的有些内容与《外国社会保障制度概况》、《社会保障基金管理》、《社会福利与社会救助》、《社会保险》重复内容太多，各个老师的授课内容的重复性给学生带来很多的疑惑。因此，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的《社会保障学》课程应该更加注重社会保障理念和制度的介绍，加以案例的剖析。而其他公共管理二级专业则应比较全面的介绍社会保障制度和实践，也应突出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与实践。

《社会保障学》课程也是社会学类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社会保障学》课程知识对社会学专业和社会工作专业具有重要的作用。社会学是一个理论性较强的专业，因此，该专业的《社会保障学》课程应突出理论性，阐述社会保障制度的社会学和社会政策意义。社会工作专业是一个比较突出实践专业，社会工作的对象就是社会的弱势群体，因此该专业的《社会保障学》课程应该详细介绍社会救助部分的内容，也要详细介绍养老社会保险制度的内容。《社会保障学》课程是经济学类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经济学、财政学、税务学、金融学和保险学专业都开设《社会保障学》课程。在这几个专业中，相对而言，财政学、税务学、保险学专业更加需要《社会保障学》课程的支撑。因为，社会保障是国家财政支出的一部分，而商业保险也是一个国家社会保障体系的一部分。因此，这几个专业应该分别更加详细的介绍社会保障与财政、税务和保险的关系。经济学专业《社会保障学》课程应该更加从经济学角度分析社会保障的影响，金融学专业《社会保障学》课程则应该突出社会保障制度与金融体系的密切联系。

相对而言，工商管理类专业和法学类专业的《社会保障学》课程知识的地位不是那么重要。人力资源管理专业《社会保障学》课程知识应该侧重从企业的角度出发，说明企业社会保险缴费的重要性及其实践，企业员工福利计划对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性。法学专业《社会保障学》课程知识应该侧重社会保障法的发展历程、社会保障制度的公平性和社会保障政策的法制性。

四、总结

总之，《社会保障学》课程教学的改革和创新是一个系统的、动态的的过程，高校不同的本科专业《社会保障学》课程教学应该有所侧重，在专业的动态发展中而有所变革，不能千遍一律。我国社会保障事业的改革发展和完善，对现有的社会保障学知识教学带来了新挑战，为完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我国《社会保障学》课程教学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1]娜仁图雅.《社会保障学》课程建设的实践与改革[J].内蒙古财经学院学报（综合版），2008，（1）：29～31.